基层法律意识篇1
一、基层公务员的法律意识，是其法律素质和依法行政能力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要素，也是依法治国的最基本条件。
从党的十三大提出建立公务员制度的问题；十四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到十五大依法治国方略的确定，经过公务员过渡培训，我国的公务员队伍已初步形成，十六大提出的“政治文明”中当然包括宪政、法治、民主之意，对公务员队伍建设的要求也就更高。
但从近几年行政执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我们清醒地看到这样一种现实：基层公务员的法律意识远远没有达到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要求。究其原因，本文认为有两个：一是客观原因。现在的基层公务员队伍的人员构成，有相当数量的人员是原基层党政干部经过渡培训而转过来的。虽然这些人的政治素质比较过硬，但由于我国的法治是在民主法制传统少，专制思想浓厚，且新中国成立后在较长一段时间不重视法制建设，这样的环境中开始起步的，因此这些人的工作经验中，就形成了政治的行政的方式占绝对优势，而少有依法办事习惯的状态。二是主观原因。现在的基层公务员在思想上没有或者说少有关于自己也是国家法律工作者的认识。关于公务员的法律地位，大多数公务员是在公务员过渡培训中了解到，自己的身份随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公务员制度的建立，由“干部”明确为公务员了。但由于公务员的初任、岗前培训时间较短，基层公务员工作任务重，而思想认识的转变是长期的过程，因此不少基层公务员在主观认识上，对公务员应具备什么样的法律意识并不明确。
我们知道，依法治国必须有一支健康的执法队伍，即要有健全的公务员体制和具有高素质的公务人员。基层公务员身处执法第一线，是国家机关（政府）与社会成员之间的桥梁。只有基层公务员具备了与其法律地位、职权相应的法律意识和依法行政的能力，才能使依法治国具备了最基本的条件，也才能使依法治国的核心──依法行政落到实处。可以说基层公务员法律意识水平的高低，不仅决定着其自身对法律的立法目的，具体内容的理解是否全面、深刻；而且影响到整个公务员队伍适用法律的能力与水平。相应地也会影响到法律的尊严，以及政府的形象。因此，基层公务员是否具备相应的法律意识，直接关系到我国依法行政的水平和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
二、基层公务员应具备的法律意识，是包括法律角色意识，法律服务意识和法律责任意识在内的法律意识系统，而不是几个法律观点的简单相加。
（一）基层公务员应树立公平待人的法律角色意识。
公务员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公民和公职人员双重身份。这就决定了基层公务员在社会生活中以不同身份出现时，应明确自身不同的法律角色。作为普通公民办私事时，基层公务员就应意识到自己与其他公民一样，法律地位平等，没有任何特权，而不能以职务身份办私事。作为公务员行使职权时，基层公务员应意识到自己执掌的公权，是人民依法赋予的，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的法律素质，秉公执法，而不能仅以普通群众的标准要求自己，滥用自由裁量权。法律角色意识要求基层公务员应明确自己的双重身份是以严格界定的法律关系为条件的。即在生活中办个人的事情时，大多数是在民事法律关系中，基层公务员只能是公民角色；而在行政执法行使国家权力过程中，基层公务员是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的组成部分，只能是公职身份。
由于我国有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加之新中国成立以后没有进行彻底的反封建特权，而实行了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因此在社会上存在着封建的官本位意识和封建等级特权思想。这些影响表现在基层公务员的思想意识中，就是不能正确对待国家权力的行使过程中，客观存在着的公共权力与私权利不对等的法律关系，而将这种公共权力与私权利的不对等，等同于封建的官本位条件下的不平等。在官本位意识和特权思想作怪下，一些公务员或是真的不懂，或是忘记了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公民，在成为公务员后，不执行公务时依然是普通公民，而将自己看成是“高于”普通公民的权贵。因此“替民做主”，“我为官你为民”，“我管你，你服从”等等具有明显封建色彩的，对普通公民不平等的法律角色意识充满一些公务员的头脑。与此同时，这些基层公务员对上级领导者（行政首长）则表现出“人身依附”，“对上级负责”，“仰仗领导”等等卑屈的态度，这也是一种法律角色意识不平等的表现。基层公务员应该认识到，国家公务员之间，只有社会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上级公务员也是中国公民，所有的公务员手中的权力都是符合人民公意的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因此作为执法第一线的基层公务员，若无“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法律角色意识，则不可能客观公正地对待上级领导者执掌的公权与自己行使的公权之间的法律关系，以及自己的公职身份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而表现出对上级领导者的“谦卑”，和对被管理相对人的“亢奋”。
本文认为，由于依法治国依法行政要求所有社会成员“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因此基层公务员的法律意识，首先就要树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法律角色意识。只有这样，基层公务员才能明确公务员与普通公民之间只有社会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地位高下之别；也才能明确，所有社会成员在法律人格上的平等，是公平待人，对上不卑，对下不亢的基础是公正执法的前提条件。
（二）基层公务员应当树立公正执法的法律服务意识。
我们不否认绝大多数基层公务员能够在行使国家权力时贯彻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但我们不能不看到在基层公务员思想观念中实际存在的，将行政管理行政执法当作“管老百姓”、“把持权力”的错误观念。因而一些公务员在执行公务时没有公正执法的法律服务意识，却滥用职权、吃拿卡要，甚至越权，失职，贪赃枉法，侵害被服务对象的合法权益还不以为然。当然更谈不到“严格执法，热情服务”。为了贯彻落实依法治国方略，严格依法行政，本文认为，基层公务员必须通过学习转变在行政观念上的落后认识，进而弄清现代行政的职能，树立法律服务意识。
从法律赋予行政权的职能角度看，行政权力的行使，不仅仅是公务员为了管理被管理者及社会财物，而消极地遵守法定职权和权限。公务员在行使行政权时不仅要明确和承担与权力相一致的法律责任，而且必须积极依法参与社会服务。因为现代行政的职能不是单一的管理（或行政命令），而是包括行政决策，协调，服务（或行政指挥，执行组织，监督）等等多种功能层次，多要素在内的职能体系。从现代行政法制的发展进程看，许多发达国家的行政法制观念，已由“行政统治”演进为“行政服务”意识。国家行政在经历了“最好的政府最少管理”的实践和认识之后，转变为当代的“最好的政府最多的服务”，并在此基础上提倡“服务行政”，“社会责任国家”。
我国的行政职能在依法治国的要求下，从理论上讲，应该体现社会主义人民民主的性质与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的一致性。然而要落实这一点，必须有基层公务员正确的认识为前提。即基层公务员的法律服务意识，建立在正确认识了现代行政的职能是以服务为主要功能的体系这一基础上。若身处执法第一线的基层公务员不明确现代行政的职能，要求公正执法，不树立公正执法的法律服务意识，不仅公平待人的法律角色意识成了空洞的口号，江总书记的“严格执法，热情服务”的要求难以达到，而且我国依法治国的行政职能无法落实，以依法行政为核心的依法治国方略也难以贯彻实施。
（三）基层公务员必须树立公开制约权力的法律责任意识。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尤其近十多年的普法教育，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普遍提高，许多人已经懂得享有权利就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及不履行义务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这就必然要求公务员的法律意识有相应的提高。但在一些公务员尤其基层公务员中，还不熟悉甚至不知道，行使权力同时必须承担法律责任，行政权力是权力（权利）与责任（义务）的统一体。
承担责任就意味这必然受到制约。但现实中，一些人（包括公务员）受“权大于法”，“等级特权”，“国家无责任”等专制思想影响很深。因此，常听到一些人因“买官卖官”、“有权不用过期作废”错误思想作祟，滥用公权，侵犯合法主体的权益等违法行为被揭露的案件，并由此引发的各类诉讼及赔偿责任。而这些人往往是在受到法律追究及制裁后才明白，行使公权力必须受到法律的制约和社会监督。当然其中也有人属于知法犯法，想钻法律的空子。无论那种情况，都说明这些人在进入公务员队伍时就没有作好勇于接受公开制约的思想准备，当然也没有树立承担法律责任的意识。
从世界法制史中我们了解到，宪法的产生是为了限制专制的王权，行政法的产生是为了限制专横的行政权。我国没有经历彻底的反封建过程，也没有形成限制国家权力的法制传统。新中国建立后，宪法、行政法的制定，都是从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权建设的角度，从民主政治制度的角度进行的。这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也是结束长期的战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和平建设所需要的。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中，我们没有及时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持续使用计划经济的中央集权方式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并沿袭了“国家无责任”原则。因此党政干部及社会上许多人思想观念上就形成了为人民掌权不受限制，不用承担责任的认识，也才会出现某些干部自诩为党组织的化身，某些政府官员的个人行为却以公职身份出现的情况。尤其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建设的步伐加快，社会中各利益团体的地位不断变化，执掌国家权力的一些人钻法律的空子，使国家无责任，国家机关权力过大，公职人员行使权力不受制约等等弊端逐渐暴露。由此引发的一些社会矛盾不仅数量不断增加，而且问题越来越突出，矛盾越来越尖锐，甚至威胁到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权建设和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这对我国制度建设和公职人员的思想观念转变都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新的要求。
改革开放后我国在法制建设上迈了几大步：
1982年制定的现行宪法对国家机关的权力给予明确的限定，并指出“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同时赋予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批评，建议，检举，申诉和控告等监督权。
1989年颁布1990年10月1日生效的行政诉讼法，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通过“以私诉公”即俗称“民告官”的诉讼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同时行使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权。
1993年公务员条例的实施；1995年1月1日国家赔偿法的生效，都使政权法制建设有了明显的进步。
尤其1997年的刑法（及四个修正案），对公职人员利用职权犯罪有了更为具体的规定，使我国曾长期存在的当权者没有法律制约的局面有了彻底改变。然而在法律制度形成以后，必须有具备相应素质的人来实施。因此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我们今天必须要求公务员树立，行使公权力就必然受到公开制约和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意识。因为82宪法颁布后，我们虽然有了关于制约国家权力的最高层次的法律规范，但由于当时的掌权者头脑中没有公开制约权力的法律责任意识，社会中也没有形成公开制约权力的有效机制，因此宪法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没能发挥出应有的强制作用。虽然随着改革的深入，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及刑法等的实施，我们在制度建设上已摒弃了“国家无责任”的做法，但许多公务员的思想观念并没有真正树立起与现代法治相符合的法律意识。只有公权力的行使者能够树立起相应的法律意识，自觉接受公开的社会监督和法律制约，公正执法才能落实，公平待人的实现才有保障，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才能转变为现实。
基层法律意识篇2
法律素养在基层党支部工作中的作用
基层党支部是党组织的神经末梢，党组织最基本的单元。推进基层依法执政落到实处，关键是要加强基层党员领导干部的法律素养，必须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企业的制度规章，严格依法办事、按章执行，这是新时期对党员领导干部的基本要求。法律素养在基层党支部工作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
法律素养是基层党员领导干部履职活动的重要内容。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指出：“坚持依法执政，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遵守法律，带头依法办事，不得违法行使权力，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法律经过严格的制度、修改程序，明确规定组织和群体的行为准则和法律后果，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强制执行，不能因领导的权力、看法而影响它的实施，不因人因事而异，尤其是基层党员领导干部要提高法律意识，充分认识到法律法规、企业制度是行为规范，更是日常履职活动中个人行为的约束和保护。
法律素养是加强基层党员队伍建设的迫切要求。目前基层党员干部队伍的法律素养存在的现象是：认识到知法学法的重要性，但相关法律知识储备不足，比如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在劳务用工、夜班加班安排等方面容易存在违规问题；法律意识有所提高，但公正观念略显落后，比如评选先优党员等方面，易产生私念，民主公开的坚定性打折扣。基层党员干部处在权力结构的下游，在权与法的冲突中，更容易放弃原则，易于屈服和妥协，提高基层党员干部队伍的法律素养势在必行。
法律素养是基层党员领导干部廉洁勤政的根本要求。基层党建工作是基础，一部分基层党员干部通过扎根基层锻炼走向更高的岗位，其在基层的党性、习惯、做法也随之而行，因此在基层期间廉政情况十分重要，影响长远，而抓廉政仅用“检查”“教育”是不够的，法治反腐才是有效的措施，这对基层党员干部的法律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
提高基层党员领导干部法律素养的基本途径
基层党员领导干部法律素养的提高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多方面坚持不懈地努力才能取得实效，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
加大法律教育的力度。提高法律素养，学法是基础。一要认真学习法律法规。基层党支部组织好党员学习相关法律知识，把法治能力作为党员干部讲政治的重要内容来实践，重点培养党员干部的法律信仰、法律意识，保持法律敏锐性，树立现代法制观念。二要把握基层普法教育的定位。深入分析基层法律应用范围，根据基层发展的形势和需要，与时俱进，不断探索普法教育的新模式。三要紧密联系实践。以解决思想和工作中存在的实际问题为出发点，在理论联系实际、指导实践上下功夫，坚持有法必依、守法必严，养成诚信合规、遵法守法的基层法律文化。
监督考察依法履职情况。基层党支部的监督考察十分重要。一要建立和完善对基层党员干部依法办事的监督机制。把基层党支部工作按制度纳入法治轨道，把诚实守信、公平公正、合法经营体现到生产、经营、服务各个环节，依靠制度体系来约束。二要加强组织考核。由组织部门建立相应基层党支部学法用法档案，对依法履职情况纳入目标考核，在考评选拔干部时，将具有法律素质、依法办事的能力作为任职的资格。三要做好群众走访调查，由纪检、人事等部门牵头，定期深入基层走访谈话，发放调查问卷，主动接受职工群众的来访和投诉，全方位、多角度考察依法履职情况，促使其自觉遵守党纪国法。
基层法律意识篇3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大精神，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贯彻全市司法行政系统党风廉政建设暨政风行风建设工作会议精神，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以“规范管理、诚信执业”为主题，增强执业为民意识，规范执业行为，强化执业监督，切实解决诚信缺乏等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进一步增强基层法律服务行业社会公信力，不断发展和谐的法律服务关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树立我市基层法律服务队伍的良好形象，为构建“和谐*”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二、目标任务
(一)基层法律服务行业诚信执业意识进一步增强。基层法律服务人员政治、业务素质和服务水平进一步提高，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意识显著增强。
(二)基层法律服务管理进一步规范。司法行政机关对基层
法律服务行政管理的各项制度有效落实，管理效能进一步提高，
管理越位、缺位、错位现象得到根本扭转；基层法律服务机构内部管理明显加强。
(三)基层法律服务人员执业行为进一步规范。基层法律服务自觉遵守法律和规章，违规违纪执业行为明显减少，严重违法违纪行为基本杜绝，人民群众对基层法律服务行业行风满意度进一步提高。
(四)基层法律服务执业环境进一步改善。基层法律服务工
作宣传力度不断加大，社会认知度和社会影响力明显提高；基层法律服务市场得到净化，更加规范有序。
三、主要内容
通过基层法律服务行风建设活动，有针对性地解决基层法律服务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
1．各级司法局基层法律服务管理部门重点解决：不依法履行基层行法律服务管理职能，管理越位、缺位、错位，特别是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问题；管理制度不健全或落实不到位的问题；办理执业证过程中乱收费，工作人员与基层法律服务人员之间存在不正当经济利益关系的问题。
2．基层法律服务所要重点解决：基层法律服务所内部管理不规范，违反统一收案、统一委派、统一收费及财务专人管理制度，收费项目不公开，不按标准收费的问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私自收案收费、冒用律师名义办案，超越业务范围、执业区域办案，压价收费、搞不正当竞争，办案中诚信缺失、服务不尽责的问题。
四、参加对象和范围
1．各县（市、区）司法局基层法律服务管理部门及工作人员；
2．全市基层法律服务所；
3．全市执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五、方法步骤
(一)动员部署阶段(*年4月1日一30目)
参加活动单位要制定基层法律服务行风建设活动实施方案，并做好动员部署工作，使广大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各级司法局基层法律服务管理部门及工作人员明确此次活动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重点内容和具体任务，切实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基层法律服务行风建设活动的部署和要求上来，坚定加强基层法律服务行风建设活动的决心，增强参加基层法律服务行风建设活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二)对照检查阶段(*年5月4日一31日)
参加活动单位要对照《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结合本方案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认真查摆自身管理工作和执业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三)征求意见阶段(*年6月1日一31目)
参加活动单位要敢于面对问题，接受群众的监督。通过设置意见箱、公布监督电话、发放征求意见表等方式，向基层法律服务对象、公、检、法及法律顾问单位就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在执业过程中遵守法律法规、执业纪律方面存在的问题征求意见。
(四)集中整改阶段(*年7月1日一10月31日)
对照检查阶段清理和查摆出来的问题，参加活动单位要认真进行汇总、分析，深刻剖析原因，制定出切实可行整改措施，逐一落实。要将解决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与建立行风建设长效机制结合起来，结合集中整改，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基层法律服务行风建设的各项规章制度，促进基层法律服务行政管理、执业行为的规范化。
(五)总结评比阶段(*年11月1目一25日)
各县（市、区）要对基层法律服务行风建设活动开展情况以及取得的成效进行认真总结，并于*年11月15日前书面报告市局。活动考核采取下管一级方式进行，在各县、市(区)考核的基础上，由市局组织考核组，结合上报行风建设工作总结，对各省辖市基层法律服务行风建设活动开展情况进行检查，检查结果列入本年度重点工作责任目标的一项考核内容；依据((*年*市基层法律服务所行风建设工作考核细则》(见附件)对全市基层法律服务所逐个进行考核打分，排出名次，并予以公布。对考核分数低、排名靠后的基层法律服务所，要作出相应处罚，责令限期整改。
六、要求
(一)统一思想，提高对开展基层法律服务行风建设活动重
要性的认识。近年来，全市广大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紧紧围绕当地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在服务经济建设，维护司法公正，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受到社会的好评。但是，也要清醒地看到，在基层法律服务行业不断发展的新形势下，我市基层法律服务行业仍然存在一些损害群众利益、不利于基层法律服务健康发展的突出问题。这些问题的发生，既损害了基层法律服务行业的整体声誉，又损害了整个司法行政队伍的形象，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因此，开展基层法律服务行业行风建设，提高基层法律服务行业队伍整体素质，充分发挥基层法律服务行业在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重要作用仍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全市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和各基层法律服务所对此要提高认识，统一思想，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推进基层法律服务行业行风建设，努力铸造一支“坚持信念、精通法律、维护正义、恪守诚信”的高素质的基层法律服务队伍，提高基层法律服务质量和社会效益，树立基层法律服务行业良好的社会形象。
(二)落实行风建设责任制。坚持市局统一领导，各县（市、区）基层法律服务管理部门各负其责的工作机制。按照“谁主管，谁负责”和“管行业必须管行风”的原则，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和指导，切实履行组织、领导、监督、检查的责任，坚持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各级司法行政机关一把手作为本地区基层法律服务行风建设的第一责任人，各基层法律服务所主任作为本所行风建设的第一责任人。实行责任追究，哪个环节工作不到位，哪个环节工作出现问题，就追究哪个环节责任人的责任，确保整个活动扎实有效开展。
(三)坚持两个“贯穿始终”。一是坚持把学习教育“贯穿
始终”。切实加强对基层法律服务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法制教
育、诚信教育、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教育，强化基层法律服务人员的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端正执业理念，增强他们的职业认同感、社会责任制，强化自律意识，牢固树立诚信为本、操守为重的观念，形成热情服务、诚实守信的行业风尚。二是坚持把加强投诉查处工作贯穿始终。要强化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的监督、畅通群众投诉渠道，认真受理对基层法律服务的投诉举报，不断完善基层法律服务投诉查处工作机制。对于有线索可查的投诉要一查到底，做到件件有调查、有结果、有交代；对于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违法违纪行为，要严肃做出处理，绝不姑息迁就。对于活动期间顶风违纪，或对群众投诉查处不力的单位和个人，给予从严处理。今年市局将依据省厅要求制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纪律、惩诫等方面的规定，进一步规范基层法律服务机构及执业人员的行为。
基层法律意识篇4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7.01.012
文章编号：1009-3729（2017）01-0092-05
2014年9月9日，在庆祝第30个教师节时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从战略高度来认识教师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来抓，满腔热情关心教师，改善教师待遇，关心教师健康，维护教师权益，使教师成为最受社会尊重的职业。”[1]李克强总理于2016年3月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也指出，要“加快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办学条件，深化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2]。这是党和国家对基层教育和教师职业高度重视的充分体现。贫困地区的脱贫致富、教育扶贫战略的实施，都离不开基层教师，即农村地区中小学教师队伍。因此，基层教师权益维护已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本文拟从维权教育视角分析基层教师维权问题，以增强基层教师的维权意识，促进基层师资队伍的良性发展，维护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一、基层教师维权与维权教育的内在联系
维权教育是通过培养基层教师的法律素养和维权意识，引导其运用合理、合法手段维护自身权益，从而维护基层地区的教学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宣传教育活动。积极发挥维权教育的社会功能和价值，可以提高基层教师运用法律维权的素养与能力，培养基层教师维权的法治意识与观念。维权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具有导向、保障、?_发、教育等功能，其在维护基层教师权益中有着重要地位和作用。基层教师维权是维权教育的具体实践，维权教育为基层教师维权提供了思想保障和重要方法。
1.基层教师维权是维权教育的具体体现
维权教育的目的是引导基层教师合法维权，将维权教育理论用于维权实践中。在维权教育实践中，基层教师是维权教育的主要对象。当代维权教育的首要目标是实现基层教师的自由、健康、全面发展，保障其合法权益。这是确立基层教师应有社会地位的政治基础，也是维权教育的实践要求。维权教育体现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人文精神，解决基层教师维权难的问题是人文精神的具体体现。
2.维权教育可为基层教师维权提供精神支持与方法辅导
首先，维权教育为基层教师维权提供重要思想保障。维权教育有利于帮助基层教师认清自身的社会地位，树立坚定的职业情感和政治立场，为其维权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持。同时，维权教育可以推动社会对其价值的认同，使其基本权益得到认可，促使公众认清基层教师维权的缘由和必要性，奠定基层教师维权的社会舆论基础。其次，维权教育可为基层教师维权提供方法辅导。比如，通过说理引导，强调基层教师享有权利的事实和权利遭受侵害的事实，讲清基层教师需要维权和如何维权的道理，从而规范和引导基层教师合法有效维权。
二、基层教师的权益现状及维权困境
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0年7月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就提高教师地位和待遇指出：“改善教师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依法保证教师平均工资水平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并逐步提高。”[3]但在现实中，教师尤其是基层贫困地区教师的生存环境并不理想。
1.基层教师的权益现状
基层教师合法权益的落实与保障，是提升其工作满意度、家庭和谐度的重要途径，也是提升基础教育质量的重要保障，但目前我国基层教师的权益现状问题较多。
其一，基层教师的法定工资难以及时足额发放。近年来，黑龙江、安徽、河南、云南等省份集中出现了“教师维权讨薪”事件，主要诉求是让政府返还克扣工资，绩效按月发放，同城同工同酬[4-5]。这反映了基层教师的工资难以及时、足额发放的问题相当普遍。工资发放缺乏保障，是我国基层教师长期面临的问题，这与教师“耻于谈薪”也不无关系。
其二，基层教师的法定福利难以落实。2015年《中国教育报》开展了主题为“教师的这些福利，你享受过吗？”的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教师应当享有的各项“法定福利”落地比例未超过其人数的50%，近50%的基层教师对住房、医疗等福利不了解，96%的教师希望提高工资水平。[6]经济欠发达地区和偏远地区的教师福利落实比例则更低，尤其是与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住房补贴、医疗保险、退休保障等。即使落实教师福利的地区，政府也是把福利放在该地的高级学校、重点学校、示范学校。具体到各个学校，也是根据教师的资历对福利待遇进行“论资排辈”，而非覆盖到所有基层教师。经调查，有些地区对国家法律明文规定的教师的寒暑假也予以剥夺，有些地区甚至出现基层教师福利被私吞的违规行为，基层教师的法定福利缺乏有效保障。
其三，基层教师的法定地位不高。基层教师的工资待遇情况，是其法定地位的最直接反映。近些年发生的系列事件充分说明基层教师的法定地位有待提升。例如，2014年年底，甘肃会宁县招聘录取189名警察，其中171人来自教师行业。[7]据相关人士调查，会宁县基层教师出现“离职潮”的主要原因是收入过低，不能满足正常的生活所需。再如，河北省任丘市的一位工作15年的基层教师每月发到手的工资约为2000元，月、季均没有奖金，也没有年终奖，仅能解决温饱。[8]这是基层教师工资待遇低的真实情况，它直接反映了地方政府对基层教师的法定地位缺乏认同。
2.基层教师的维权困境
基层教师的基本权利不被认同、未得到保障，其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受损，应有的政治地位被降低，进而导致其社会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基层教师依法维权面临着现实、心理两方面的困境[9]，具体体现在维权意识、维权困惑、维权渠道、制度保障四个维度。
其一，基层教师维权意识淡薄。基层学校主要分布在县及其所辖乡镇，是我国教育资源相对短缺的地方。基层教师的综合素养不高，基层教师接受教育培训的机会也较少，部分基层教师政治、法律素养不高，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维权意识比较薄弱。[10]
其二，基层教师维权存在思想困惑。基层教师不仅工作量大、工作强度高，而且工作环境也相对较差。在社会地位下降、人文关怀缺乏的情况下，基层教师已失去了教师本应有的尊严，不得不忍受社会异样的眼光，其维权过程中充满思想困惑。
其三，基层教师维权渠道受限。在基层地区，教师的诉求没有畅通的渠道可以传达出去，其维权也就存在所谓的“不合法性”，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学校工会组织未能发挥组织协调作用，基层教师的意见诉求无处倾诉；二是执法部门对教师维权问题没有制定相应的调解化解机制；三是没有充分利用微信、微博等新媒体投诉渠道，教师权益受损问题也未能引起政府、社会、学校的重视。
其四，基层教师维权制度有待完善。基层教师工资待遇缺乏相应的法律、制度、政策保障。如对教师讨薪事件，某地方政府竟回应称，基本工资之所以9年未涨，是因为没有新政策。尽管我国已经制定了《教育法》《教师法》等单项法律法规，对基层教师权益的维护具有一定的保障作用，但现有的教师权益保障体系仍存在不足，解决基层教师维权困境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健全，有待进一步完善。
三、维权教育视域下基层教师维权困境的应对策略
维权教育不仅是一种意识教育，也是一种能力教育，其对提升基层教师的维权素养和促进基层教师的有效维权有着重要作用。为此，需要合理运用理论引导、理念倡导、心理疏导等维权教育方式，解决基层教师维权时所面临的自身限制性因素。同时，还应积极引导社会公众尊重基层教师、关注基层教育，减少基层教师权益受损事件的发生。
1.塑造基层教师的理性人格，提高基层教师的维权意识
基层教师理性人格的塑造是维权教育的内核。基层教师的政治素养、生活态度、职业道德，是决定其理性人格的重要因素，影响其维权的方式和动机。权利意识可分为维权型权利意识、表达型权利意识和参与型权利意识三种，其中在参与型权利意识中，维权意识、表达意识与参与意识都比较强。[11]因此，应通过维权教育培育基层教师的参与型权利意识，塑造其理性人格，提高其维权意识。首先，基层教师应明确自身的权益与责任。基层教师应通过加强对政治、法律的学习，明确自身享有的权益和应尽的责任，以合法手段争取自己的权利，正确维护自己的利益。这是基层教师维权主体意识的体现，是提升基层教师维权意识和能力的重要路径，也是塑造基层教师理性人格的重要环节。其次，基层教师应提升自身的幸福意识。基层教师幸福意识的提升，是其理性人格塑造的内生性因素，也是提高其自身维权意识的根本。基层教师理性自觉和理性文化的塑造，可促使其理性人格的形成，进而形成其正确的维权意识、维权动机和维权方法。最后，基?咏淌τμ岣咦陨淼闹耙档赖滤匮?，以乐善好施之心对待学校的教学与管理，以理性的态度将师德风范融入维权实践之中，以促进基层教师正确维权意识的培育。
2.加强对教师的心理疏导，减少基层教师的思想困惑
要对基层教师及时实施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解决基层教师维权的思想困惑。具体可从以下两方面着手：第一，注重对基层教师进行心理疏导。工资不能及时发放和生存环境不理想等问题，会使部分基层教师不顾正常教学秩序，放下师道尊严，采取非法、暴力等极端手段进行维权。对此，应借助微信、QQ、微博等新媒体平台，对基层教师进行心理疏导，及时有效地破解基层教师的负面心理情绪。第二，应重视对基层教师的人文关怀。人文关怀，从广义上理解，是对人的需要、个性和价值的肯定，是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关注，是对人的尊严和幸福的重视。[12]对基层教师的人文关怀，应体现在最直接和最现实的工资、福利等待遇问题上，通过制定教学激励方案和提高教师授课课时费标准等方式，以有效缓解基层教师经济困境，提高基层教师的工资薪酬水平和生活幸福指数。
3.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拓宽基层教师维权渠道
基层教师维权诉求的有效表达，是基层教师维权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其维权目标的重要保障。因此，要聚集多方社会力量，不断拓宽基层教师维权诉求的表达渠道，增强基层教师维权诉求方式的合法性，提高基层教师维权诉求的有效性。这就要求：第一，要强化学校工会社会服务的职能。要积极发挥学校工会的组织协调作用，积极与政府部门、教育部门和学校相关部门进行沟通、协调，维护教师权益。同时，学校工会要勇于担当社会协调的角色，善于倾听基层教师的意见诉求，及时梳理整合基层教师的提议，并将其转达给有关部门，做好解决利益冲突的“搭桥人”。第二，要完善法律援助调解渠道。律师事务所等法律服务机构应积极为基层教师提供法律援助，帮助基层教师合法维权。此外，法律服务机构还应拓宽法律援助服务的范围，不仅为基层教师解决讨薪问题，还应帮其争取应有的其他福利待遇。第三，要合理利用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可利用传统媒体和微博、微信、QQ群等网络媒体渠道，对有关基层教师维权的问题进行报道，揭露侵害基层教师权益的违法行为，大胆曝光一些恶性侵权事件，壮大社会舆论监督声势。通过社会舆论，创造尊重基层教师权益和关注基层教育的社会环境，引起社会对基层教师维权问题的关注。同时，社会公众也可以通过媒体渠道，对学校教师聘任条例的制定和教师聘任合同的履行情况进行监督，实现基层教师有理有据维权。
基层法律意识篇5
随着基层法律服务所的脱钩改制，司法行政机关由微观管理转为宏观管理后，基层法律服务所自律管理显得尤为重要。那么，如何切实做好基层法律服务所自律管理工作，已成为摆在各级司法行政机关的新课题，迫切需要加以认真思考。一、基层法律服务所工作现状及原因去年基层法律服务所完成脱钩改制，经过近一年的运作，已成为“自愿组合、自我管理、共同出资、共担风险”的合伙制社会法律服务机构，构成了基层法律服务新的管理体制，注入了自愿组合新的用人机制，制定了基层法律服务新的管理制度，增强了基层法律服务从业人员竞争意识和进取意识，法律服务质量得到明显提高。但是，基层法律服务所改制后，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日益显现，有的所对自律管理不够重视，存在“重业务、轻管理、重分配、轻积累”的问题；有的所主任缺乏管理经验，法律服务从业人员整体意识弱化，难以形成整体合力；有的所自律管理意识不强，内部管理不规范等现象，就其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1、基层法律服务从业人员的思想波动较大。去年基层法律服务所改制不久，司法部在全国司法厅（局）长座谈会上，对基层法律服务又作了重新定位，加之去年未组织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资格考试，使部分基层法律服务人员对基层法律服务前景感到担心和失望，有的认为基层法律服务是特定时期产物，随着律师队伍的壮大要逐步萎缩消亡；有的认为基于目前国情和律师业发展壮大，基层法律服务在农村保留发展，创造条件后逐步向律师并轨；有的认为基层法律服务是作为律师制度的有益补充，也是基层法治的重要辅助力量，应规范长期稳定发展。这些想法使部分基层法律服务从业人员思想上产生波动情绪，影响了基层法律服务事业的健康发展。2、基层法律服务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从我县基层法律服务从业人员年龄结构来看，35岁以下的占基层法律服务从业人员总数的14％，36-45岁的占基层法律服务从业人员总数的69％，46岁以上的占基层法律服务从业人员总数的17％；从我县基层法律服务从业人员知识结构来看，法律大、中专毕业后从事基层法律服务占总数12％，高中或其他大、中专毕业后通过函授或自学法律大专从事基层法律服务的占总数88％，无论从年龄结构上，还是从知识结构上既影响了基层法律服务所的自律管理工作，也很难适应社会对基层法律服务的需求。3、基层法律服务所的管理机制还不够完善。基层法律服务所改制后，司法行政机关主要对基层法律服务实行指导和监督，将行政权利型的管理模式转变为服务型的管理模式，行业管理由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协会承担。但事实上基层法律服务所改制近一年时间，司法行政机关对基层法律服务的指导、监督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协会的行业管理关系至今不顺，职能不清，各自的工作机制还没健全，在基层法律服务所转轨时期，势必忽视对基层法律服务所自律管理工作。二、对基层法律服务所自律管理工作的思考及对策。1、增强对基层法律服务所自律管理工作紧迫性和重要性的认识。自律管理是基层法律服务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基层法律服务所的自律管理是管理工作的基础，是最重要的环节，既包括内部管理，又包括经营管理，即市场的调研和开发。随着我国加入wto，我国的法律服务市场进一步开放，法律服务的内容和方式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加之司法部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作了重新定位，明确基层法律服务的重点在基层、在社区，这就要求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和基层法律服务所的管理者充分认识自律管理工作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进一步解放思想，牢固树立基层法律服务的新理念，及早研究市场，了解市场对法律服务的新需求；切实把握市场，掌握基层法律服务市场的主动权，开拓基层法律服务新领域，促进基层法律服务事业的健康发展。2、建立健全基层法律服务所自律管理的工作机制。这一机制的建立，是加强基层法律服务所自律管理的前提条件，也是十分重要的环节。一是完善基层法律服务行业管理机制。在市级司法行政机关设立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协会的基础上，各区县下设基层法律工作者分会，以弥补区县局行业管理上的空白，由分会负责区县基层法律服务工作的日常管理，全面掌握基层法律服务从业人员的执业状况和思想动态，协调解决基层法律服务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促进基层法律服务事业的健康发展。二是完善基层法律服务所内部管理的各项制度。它至少要有健全的规章制度、明确的内部分工、团结的从业人员、顺畅的业务发展、保证的办案质量、规范的财务管理、齐全的档案卷宗、合理的收入分配、良好的纳税行为、自觉的自我约束等内容，涵盖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活动的每个层面、环节，是基层法律服务管理的基础。三是完善目标考核机制。目前，绝大多数基层法律服务所开展工作缺乏计划性，管理工作随意性大。因此，应倡导在基层法律服务所建立目标考核机制。年初要制定发展目标，围绕发展目标，给合伙人下达各自的工作要求，同时注重目标实施过程的管理，年底考核奖惩。这样既可做到工作有目标、有压力、有动力，又可促使合伙人除忙于自身业务外，也关心所里工作，对所里工作承担一部分责任。3、加大管理力度，提高自律水平。管理是一门学问，是一门专业。一是要提高管理者的素质。实践充分证明，业务好的法律服务工作者不一定能做好管理工作。同样，一个好法律服务工作者不一定是一个好主任（管理者）。从人的职业特性上分析，一位好法律服务工作者要求具备的个人素质与管理者要求具备的个人素质是不一样的，好法律服务工作者注重体现自我价值，敢为人先。而管理者更强调顾全大局，善于协调，注重人际关系。这就要求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和行业管理部门加大对基层法律服务所主任的培训力度，每年组织定期培训，定期检查考核，对成绩突出的给予表彰奖励，对不称职的建议重新选举产生，提高管理者的整体素质。二是管理工作要靠制度来规范。就目前的基层法律服务所现状来看，一个好的基层法律服务所往往有一位好的管理者，既是业务骨干，又是管理者，还要有奉献精神，这些我们不能要求大部分基层法律服务所的管理者都有上述才能和精神，也不能把基层法律服务事业的发展寄托在少数人身上。而随着社会对法律服务的需求，加之法律服务执业特点，个别人左右全所的格局势必会打破，关键还是要有一个好的管理机制，有切实可行的制度，使每一个人都受到制度的制约。三是要提高自律水平。事实证明，自律管理的好坏对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发展有着巨大作用。一个好的管理模式可以最大限度的发挥每位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效率，用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效益。经过我们对几个所比较，发现有的所单个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业务水平并不高，但由于全所自律管理模式好，有凝聚力，整个所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有的所整体素质并不差，出现各忙各的业务，谁也管不了谁，管理自然是一盘散沙。由此可见，自律管理工作对于个人来说可能显得并不重要，而对于整个基层法律服务所来说却是举足轻重。这就要求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和行业管理部门增强对基层法律服务所自律管理工作的意识，加大基层法律服务所自律管理工作力度，提高自律管理工作的质量和水平，使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工作上一个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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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法律意识篇6
关键词：党的建设；基层领导干部；法律素质；对策研究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经过三十年的普法教育，各级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有所提高，但领导干部自身的法律素质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特别是基层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更需要提升。因此，增强基层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提高依法执政能力已成为现实的迫切需要。
一、当前基层领导干法律素质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调研中发现，当前荣昌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状况总体上是好的。近年来，我区采取多种举措，努力建设一支高法律素质的干部队伍，为推进荣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调研中也发现，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目前荣昌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状况还不尽如人意，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1、当前基层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存在的问题
1）法律知识欠缺。一是基层领导干部对实体法的了解胜过程序法。如对《合同法》、《婚姻法》熟悉的分别为76％和84％，而对《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熟悉的分别为48％、42％、37％。二是有的基层领导干部对法律一知半解，对有些重要问题的理解存在偏差。以《宪法》为例，100%的被调查者都知道我国的权力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但对“公务员手中的权力是人民通过法律授予的”这一点，有43.5％的人不知道，有少数是持相反意见的。2）学习的主动性不强。基层领导干部普遍能意识到学法的重要性，在回答“您认为法律对您的工作重要吗”，选择“重要”的达到92.5％。但是，他们学法的积极性不强，尤其是学习的主动性不强。与上级的政策、指示的学习相比，基层领导干部对法律知识的学习仍然处于次要地位。不少基层领导干部是组织“要我学”我才学。3）法律信仰还未完全树立。受封建帝制思想的影响，有些领导干部存在“权力高于法律”的思想。现行体制中还存在“官大一级压死人”的现象，导致了处于权力结构末端的一些基层领导干部唯权是从，缺乏对法律认可和信赖。调查发现，有31%的人认为法律的权威不能大于最高领导人的权威，33.5%的人认为法律不管用。因此，部分基层领导干部热衷于拉关系，把自己的前程压在迎合上。在这种情况下，法律信仰如何树立？
2、基层领导干部理法律素质存在问题的原因
1）受历史因素的影响。受传统的法律文化观念的影响，权力至上的思想还存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内，个人崇拜恶性发展，人们对法律缺乏基本的信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加快了法治建设进程，但“人治”的消极影响还未完全清除，法律权威还没有真正树立起来。因此，法治文化传统的缺失是影响基层领导干部法律素质增强的重要历史原因。2）受客观环境的影响。部分基层领导干部法律意识不强，“权大于法”的现象还存在。调查发现，虽然50%以上的人认为“法大于权”，但是当被问到“如果红头文件与法律出现冲突时怎么办”，只有12％的人选择以法律为准。在这样的情形下，基层领导干部不会注重自身法律素质的提高，也不会在工作中约束自己。因此，法治环境的缺失是影响基层领导干部法律素质增强的重要环境因素。3）受主观因素影响。对领导干部而言，只有具备法律知识才能形成法律意识，才能按照法律行使自己的权力。然而，基层领导干部对法律知识的学习重视不够。有的人认为，学法是司法工作者的事，自己不是，可以不学法。还有的认为，发展经济才是重点，学不学法没关系。这种认识上的误区是影响基层领导干部法律素质提高的重要内因。
二、加强基层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对策与建议
1、加强对基层领导干部法律知识教育的力度
一是科学设置学习内容。荣昌党校要发挥干部教育主渠道、主阵地作用，科学地安排学习内容。培训中，突出《宪法》、依法执政理念、公共危机管理、党风廉政建设、法律实务和相关法律法规等知识，并充分结合荣昌实际，认真组织实施。二是建立学法制度。将法律知识学习纳入党委中心组学习的重要内容，使学法常态化。三是建立学法考核制度。将基层领导干部学法情况登记在案，针对不同岗位的工作特点，制定不同的考核办法。
2、大力培育基层领导干部的法律信仰
一是培育宪法和法律至上的理念。培育宪法意识和法治观念，要求领导干部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将自己的全部活动纳入法律允许的范围，使法律成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遵守的不可逾越的“雷池”。如果领导干部能做到这一点，法治政府才能建成，法治社会才会逐渐变为现实。二是树立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法律信仰。摒弃“人治”思想，让“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成为基层领导干部的信仰，这是实现法治的关键和根本所在。三是实现公正司法。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这种致命作用还表现在对法律信仰的破坏上。为此，必须制定相关制度并严格落实，才能确保基层领导干部公正司法的同时，在思想上树立起对法律的信仰。
3、建立健全提高基层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保障机制
一是进一步完善权力制衡机制。孟德斯鸠曾告诉我们，不受制约、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因此，要提高基层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必须加强对其手中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要建立权力运行的法制化机制，使得权力法定。同时，建立权力运行法律监督机制。对权力运行的过程和结果进行监测，并把监测结果记入个人档案，督促其科学运用权力。二是实行领导干部违法责任追究机制，严格贯彻违法必究的法治原则。对严重破坏法律制度的行为，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我们党提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伟大目标。
4、将法律素质作为基层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必要条件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干部重要内容，在相同条件下，优先提拔使用法治素养好，依法办事能力强的干部”。因此，我们应把法律素质作为基层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必要条件。调查显示，87．6％的被调查者认为“把法律素质作为选拔任命干部的必要条件”是解决基层领导干部法律知识欠缺的最佳路径。这表明，只有把干部考核任免与法律素质结合起来，才能从根本上促使其自觉地提高自身的法律素质。
5、进一步拓展基层领导干部参加法治实践的平台
参加法治实践，是提高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重要途径。实践中，基层领导干部可以通过公开政务、重大决策听证和多渠道化解矛盾等方式来砥砺自己的法治能力，提高法律素质。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参照公务员轮岗制度的要求，结合领导班子换届选举和日常调配，在不同性质单位之间搞好横向交流，使基层领导干部在工作实践中提高。通过这些做法，能让基层领导干部在不同的工作实践中提高法治能力和法律素质。
作者:陈永春单位:中共重庆市荣昌区委党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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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法律意识篇7
论文关键词农村基层法律援助
基层法律援助制度是一种对涉及讼诉案件的特殊对象或者经济条件比较困难的公民提供无偿法律帮助的法律保障制度，一般由政府通过设定特别机构或者社会志愿人员来实施。1我国的基层法律援助制度相对于法律系统内部的其他法规较为薄弱，法律援助制度建立、发展的进度都十分缓慢，在农村地区，基层组织的法律援助尤为匮乏。虽然农村地区拥有我国的大部分农业人口，受限于经济、政治等因素，农村地区的法律援助却一直没有得到落实和推进，对我国整体实力的平稳飞升、公民权益的广泛实现带来了巨大阻力。
一、我国农村基层组织法律援助现状与问题
（一）农村基层组织法律援助现状
我国法律本身存在许多不合理、不完善的体制缺陷，基层法律援助制度更是法律中较为薄弱的环节。由于我国国情具有特殊性，农村地区占据全国的大部分面积，农村居民为我国成分最多的人口，但整体的生活水平和法律建设与城镇相比却十分低下，严重制约着我国的整体发展。党和国家已经认识到了这一严峻问题，在第十七届三中全会中，党组织就提出，在农村的发展进程中，重要的不仅仅是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同样重要的还有保障农民权益、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2这就为农村地区建立法律援助制度提供了思想指导基础。
1994年，司法部正式提出了在我国建立法律援助制度，我国有部分城市开始了法律援助，并建立了相关的试点机构；1997年5月，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以及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正式成立3；2003，国务院出台并颁布了《法律援助条例》，成为目前我国基层法律援助工作开展的最明确的立法依据，其他法律条律散见于诉讼法及律师法中。
由于我国目前没有对基层法律援助进行统一、明确的立法规定，因此各级地市、农村地区执行不尽相同的法律援助模式，基本上，我国农村现阶段基层法律援助模式有四种：政府出资建立专门的法律援助机构，由专职律师提供法律援助；律师协会进行总管理，由当事人择取私人律师提供法律援助；国家设立救助中心，律师事务所轮流提供值班律师进行法律援助服务；律师事务所建立下设援助中心，提供法律援助。
（二）我国农村法律援助目前存在的问题
从体制上来讲，我国基层法律援助存在着根本性的先天缺陷，立法缺失让基层法律援助的后天发展缺乏了内驱动力，法律援助虽然在我国已经实施开展，但是并未真正走入、渗透进各基层、尤其是广大的农村偏远地区。基层法律援助的机构分布严重失衡，建设良好的法律援助机构集中存在于中、东部沿海和经济发达的市级以上地区，我国广大的西部地区及农村边远地区几乎没有任何基层法律援助机构。至2004年6月底，全国各地已建立政府法律援助机构2892个，其中县区级地方机构建成2486个，占应建数的87%。江苏、广东、伤害、山东等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法律援助机构已全部建立。4这些多数集中在沿海中东部发达地区市、县中的法律援助机构并没有国家编制部门的统一许可，没有专门的人事编制和人员编制，换句话说，我国目前所建立的基层法律援助机构是并不正规的自营机构，由司法局自行成立，没有统一的国家管理，地方法律援助机构的发展就面临着诸多困境。缺乏机构和人员编制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大部分法律援助机构的机构性质不明、工作人员队伍不稳定，有的法律援助机构为行政编制，有的为事业单位，员工素质水平和福利待遇上千差外别，影响到了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质量。2002年，我国的法律援助机构总体上增加了7%，但是机构中拥有律师资格的从业人员则反而减少。
有些地方虽然对法律援助机构进行机构编制，但人员和经费则没有具体规定，地方财政对法律援助机构的资金扶持力度也非常薄弱。《法律援助条例》在第三条中规定：“提供法律援助是政府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然而目前的状况是，除了少数经济发达的地市能够拨出财政资金扶持法律援助机构的运行，大多数县市并没有在财政预算为法律援助设立专门的财政资金拨出，更多的农村地区，政府财政预算能力有限，更不可能将法律援助纳入到财政资金的拨出中。
二、我国农村基层组织法律援助要解决的问题及要实现的价值内容
（一）实现法律正义、公平、人权价值的普及
法律援助制度是法律制度的子系统，该制度产生于西方，并经历了一个由律师自发得地为穷人提供免费服务的慈善和道义行为，到逐步演化为国家保障公民实现其合法权益的国家行为的过程。2法律援助在一个国家法律中所占的地位，在一个国家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真正体现了法律自身的价值意义。
我国基本国情是城乡二元对立的政治制度及社会生活的分化，与城市相比，农村居民在生活水平和法律保障上都处于弱势地位。大多数务农人口还没有走上小康水平的生活，在发生民事纠纷等法律问题时，大多没有经济能力承担法律费用。这种城乡经济客观存在的贫富差别让农村居民处于社会的弱势群体地位，这正是法律援助的基本对象。所谓人权，就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保证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够享有同等尊严和法律所规定的平等权益，农村贫困居民理应享有法律援助，以此实现法律自身所具有的人权价值。
法律本身是统治阶级制定的律法规则，是为了统治阶级所服务的社会规范。法律制定的过程和具体内容难免忽略了社会弱势群体、边缘群体的利益，从而妨害法律的公正严明、公平正义。法律援助制度的出现正是为了补充法律的这一漏洞，帮助法律在实施过程中体现出公平、正义价值。
（二）提高农民的基本法律意识
物质决定意识，农村匮乏的法律机构、法律体制决定了农村居民法律意识的普遍淡薄。农民在处理法律问题时没有树立起合法、守法的法律观念，农村的社会环境还残留着与现代社会不相符合的一些旧社会做法和风气。再加上国家对法律援助的宣传不到位，自从1994年法律援助的观念提出以来，除了在2003年制定了《法律援助条例》，国家至今没有其他法律动作，而宣传也止于经济发达的省市地区，没有深入到农村，没有在农民意识中建立起法律可以无偿援助弱者的观念。
法律援助深入农村基层组织的目的，是通过无偿的法律援助在思想意识落后、法律观念淡薄的农村地区慢慢建立起普遍的法律、法治观念，让农村地区人民的思想形态跟上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时数到普通农民尤其是农村贫困人口与政府间的沟通联络，在普遍建立的法律观念中最大可能的消除潜在的动荡因素，引导农村居民通过法律渠道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真正实现农村地区的精神文明水平增长。
三、推动我国农村基层组织法律援助向前发展的措施
我国农村地区幅员辽阔，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众多，法律援助面临着巨大的实施压力，也因如此，农村基层组织建立、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意义重大，任重道远。
（一）建立基层法律援助制度，扩大法律援助的渗透范围
与国外严明、完善的法律制度相比，我国律法中法律援助体系的建立显得异常迟缓。早在1424年，苏格兰就制定了向社会贫困人士提供无偿法律援助的一项法案；1945年，英格兰高等法院根据《最高法院章程》免除了诉讼案件中有经济困难的社会人员的诉讼费用，1949年制定了《法律援助和法律咨询法》，将法律援助制度规定为政府必须承担和履行的一项基本义务。诚然，我国自近代才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之路，法律基础与氛围与自古以来便崇法的西方国家有很大不同。我国应学习西方先进国家，国家立法部门尽快出台统一的《法律援助法》，从立法上规定法律援助的实施渠道、实施细则、实施方式等具体内容，法律援助是一项法律政策性、程序性、操作性非常强的工作，建立健全、统一的规章制度体系，对于规范和保障法律援助事业科学发展更具有全局性、根本性、战略性的重要意义，同时也是发展和完善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现实要求。5在立法基础之上，要扩大法律援助的范围，规定并细化法律援助的领域和对象，让法律援助在规范化、合法化、科学化的原则下有机有序的广泛展开，深入到农村各地的基层组织中。同时，要时刻关注农村的变化，法律援助的对象及范围要根据时代和变化进行及时调整、补充、更改，完善，以保证所有弱势群体都能够享受到法律援助，跟上时代和人民需求。
（二）建设基层法律援助机构，加强上下级机构和机构间的监督、协调与合作
农村地区受限于低下的经济发展水平、险恶的地理环境因素，交通、通讯都不发达，无形中阻碍了现代法律实施过程中所需要的客观环境因素。要将法律援助真正地深入到农村地区内部，必须在农村当地的基层组织中建立法律援助的分支机构，采用定点形式将法律援助“捆绑”在当地农村。在经济、环境不允许的农村山区或贫困地区，可以考虑将县区、乡镇法律援助机构鱼当地的法律监管机构合并，减轻法律行政工作的同时，扩大了法律机构的作用和智能。同时，要明确法律援助机构的职能、服务范围和上下级关系，协调法律援助机构间的沟通和职责分工，鼓励经济发达或有条件地区的法律援助机构向落后地区的机构提供法律指导、咨询等帮助服务，机构与机构间形成良好的合作互助关系；同时司法行政部门要加强对法律援助的管理力度，避免发生有人以权谋私、走后门从而剥夺了真正的弱势群体享有无偿法律援助的资格和权利。
（三）保障资金的筹集与投入力度
法律援助机构的建立完善和后续发展全部依靠政府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植力度。我国农村地区的居民普遍生活不富裕，在当地实现通过个人筹资建立基金式的法律援助机构几乎不可能实现。实际上，在社会上建立法律援助基金无形中会破坏法律援助本身的公平性，因为法律援助实施的本质目的，是协调统治阶级和弱势群体之间权利义务的不对等，是从上而下进行扶助的一种法律形式；法律援助中的一些对象，往往是刑事案件中罪大恶极的被告，社会公众在心理上未必能够接受为这样的援助对象进行筹资捐款。因此，若要保证农村基层组织中拥有固定数目、长期稳定发展的法律援助机构，必须、也只能由政府逐步将法律援助机构纳入财政预算中，保持法律援助机构长期运营的可能性。针对一些尤为贫困的农村基层政府，可以与其他经济发达地区的政府结成互帮互助对子，在法律援助机构之间形成联网式的配合，从而真正促进全国各地法律援助机构的均衡发展。
基层法律意识篇8
关键词：林区农民；法律意识；现状及对策
一、调查背景及情况
林农作为我国农民中的重要群体，作为林区建设和发展的主体力量，作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线实施者，其法律意识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和谐林区的实现，从而影响到法治社会、生态社会及和谐社会的实现。本次调查，就是关注林农这一特殊主体的法律意识现状问题，弥补林农法律意识现状的数据上的空白，从而提出相应的措施和建议。
调查地点的选择依据主要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程度，数据一方面能够比较清楚的展现基层林区普法的成效；另一方面，也反应了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下，林农法律意识的变化情况，因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
调查问卷的设计上按知法、懂法、守法、用法、护法的逻辑过程展开，分为对法律的基本认识、涉林法律问题、法律实施及普法几个板块，从而了解林农对法的认识、理解以及对法的信任信仰和追求的程度。
二、林农法律意识现状及特点
分析发现通过“四五”、“五五”普法，林农的法律意识有了较大提高；同时，“林改”在江西的深入推进，一方面让林农得到了经济上的实惠，另一方也在无形中为林农法律意识的增强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一)林农对现行法律知识及对法律的理性认识有了较大的提高，但认知情况呈现不平衡分布。
江西省林农对我国大部分现行法律的听闻率都超过半数，尤其是林业专门法如森林法和野生动物保护法都达到了80％以上，这充分说明林农更关心也更了解林业法律知识。更让我们欣喜的是林农能够对于某一部门法的认识更加清晰和具体，不再是简单地停留在“XX法”一个名词的认识上了。比如：约79.9％的林农表示了解或基本明白“宪法”一词的含义，还有村民表示“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的认识。林农的法律知识开始逐渐丰富和具体，为相关部门法在基层的有效运用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但同时，笔者也发现此次课题组对6村的调查中，男性受访者为74.6％，女性为25.4％；入户调查时，男性一般会主动接受调查和访谈，女性更多是回避的态度；同时，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调查对象的年龄主要集中在26-40这个年龄段，而且，林农受教育程度偏低，主要集中在初中(44.6％)及高中(22.3％)，这也说明，在法律知识掌握的分布上性别、年龄及文化程度上都有一定的不平衡性。
(二)林农的维权意识明显提高，但其法律意识中存在矛盾性。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丰富，但更重要的是人们对个人权利开始给予前所未有的重视，通过调查我们发现这一权利意识的觉醒同样发生在林农身上。对于“别人偷坎您的树木，您会怎么办?”的问题，仅有19人选择“忍了，邻里关系重要”，林农不再是息事宁人的态度，而是更多地选择“找村干部”和“向公安机关报案”；对于自己购买的林木种子出了质量问题57.2％的林农能够清楚的判断可以“向供种单位所要赔偿”，而不是单纯的等待有关部门的帮助，林农的维权意识开始具有的主动性。
但同时，笔者发现无论是从数据的分析过程还是从与林农的座谈中，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他们言语中和内心中的一种矛盾，能够明显体会到林农在对法律的态度上、信任程度上、价值判断上内心理性与现实实践的碰撞，往往是用对现实情况的迎合取代了其内心真正的判断。
(三)林农对新法的学习有较强的积极性，但实际操作环节中存在不确定性和模糊性。
对于林农看重的林地来说，针对集体林权改革中的林权证，有74.3％的人知道林权证是林地权利的凭证，高达91.1％的林农认为林权证重要。其实这不仅说明林农开始注意维护自己的权利了，也能说明对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新事物及其法律规定，林农也能逐渐学习、转变以适应社会的新发展，新需要。
但在林木采伐的问题上，笔者发现67.2％的林农知道林木采伐要到林业站办理采伐许可证，自己不能直接采伐；但对于林木采伐的管理部门林农仍然不能很清楚的区分，对于村干部、林业站和上级林业局有一定的混淆。
(四)普法方法的单一及基层文化建设落后对林农法律意识提高的制约。
从调查的情况来看林农了解法律知识的途径主要是电视、报刊和广播这种较为传统的方式；仅有50人通过互联网了解法律知识；同样在基层的普法工作中，由80％以上是由村委会组织的，主要形式是：入户宣讲和印发资料。尽管被访的六个村都开展了普法活动，但94.7％村民仍表示希望了解法律知识：也希望形式多样的普法活动，如组织集体学习、文艺演出等。这一方面体现了林农希望通过各种形式了解法律知识的愿望另一方面也体现基层普法工作与农村社会法治实践的“供需关系”并未建立起密切的联系，普法方法也较容易流于形式的现实情况。另外，基层文化设施较为落后，基层普法工作者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形式创新捉襟见肘；基层普法工作重复、繁重也是一个主要原因，有时不同部门负责相同内容的普法工作，各部门难以展现术业有专攻的优势。
三、
提高林农法律意识的建议与启示
林农法律意识在“林改”这个大的环境下，在国家普法的推动下在很多方面尤其是关于林权、林地法律方面有很多的闪光点，但也有一些需要加强和改进的地方，从而进一步强化普法效果，发挥现代法律意识对于相关林业政策的促进作用。
(一)针对林农法律意识的空白和盲点，应健全法律内容，规范执法方式。法律要获得林农的认可、接受和遵守，必须代表林农的利益和符合社会发展方向，因此，必须提高立法质量，切实保障林农的地位和合法权益，所有的农村法律制度都应直接或间接地确认和保护农民的权益。从执法角度来看，提高执法者的素质，完善执法监督机制，规范执法程序，杜绝徇私枉法、违法执法、滥用执法权等现象，通过正确的司法执法行为，引导林农树立法律意识是当务之急。
基层法律意识篇9
关键词：依法治军；基层部队；法治宣传教育
中图分类号：G726文献标识码：a
军无法不立，强军必先强法。厉行军事法治，严肃军纪军规，是治军带兵的铁律，也是建设强大人民军队的基本规律。在军事法律规范不断完善的同时，法治宣传教育也成为衔接军事法规和基层部队的重要枢纽。近年来部队各级对法治教育比较重视，但有些单位在指导思想、内容、主体、对象和方式方法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影响制约了法治教育功效。只有不断加强基层部队法治宣传教育，强化法治信仰和法治思维，提高基层官兵依法履职能力，才能有效推动依法治军在基层落地见效，推动治军方式转变落到实处。
一、新形势下加强基层部队法治宣传教育的必要性
党的十提出，全军要加大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力度，推动正规化建设向更高水平发展。主席要求全军官兵要牢记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强军之基，并明确指出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我们党建军治军的基本方略。同时，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七个五年规划》。军队作为国家的组成部分，应当走在全民普法的前列。在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时代条件下，加强基层部队法治宣传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一）有助于提高基层主官依法决策能力
军委主席强调指出：“在全军形成党委依法决策、机关依法指导、部队依法行动、官兵依法履职的良好局面。”党委依法决策是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具体表现，也是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重要环节。长期以来，我国军事法治建设取得了较为明显的进步，但与此同时，重人治、轻法治现象在基层部队当中比较突出。基层部队的管理者是决定基层部队具体行动措施的关键一环，一个基层部队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其决策者的决策方案。法律对其调整主体的规范作用可以将基层部队决策者的决策行为限定在一定的框架之内。因此，只有提高基层主官的依法决策能力，才能确保基层部队各项建设按照法治方式有序运转。
（二）有助于提高基层官兵依法履职能力
对于军队而言，服从命令、执行命令是最基本的任务，也是每一名官兵的天职。新形势下，依法治国全面推进，国家战略利益不断拓展，对部队建设和行动的法律保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提高基层官兵的依法履职能力，首先要坚持依法治军方针，强化基层官兵依法办事的意识和能力，确保部队高度集中统一和安全稳定，确保部队建设全面过硬，确保各项任务圆满完成。依法执行任务，是推进依法治军的最根本的单元，只有将法律法规融入官兵血脉，植根军队建设机体每个细胞，使之成为一种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才能真正推进依法治军的建设。法律对基层官兵的规范作用可以使其依照合理的方式、方案执行任务，帮助其按规范程序完成任务，防止因执行程序、方式的错误而引起不必要的损失。因此，推进基层法治教育，使基层官兵能够依法执行上级赋予的任务，是确保官兵高效完成各项任务的重要保障。
（三）有助于促进基层部队良好风气建设
当前，部队建设管理中还存在一些与实现强军目标不相适应的问题，例如，一些官兵对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和原则不明确、不会用；有的领导干部打仗意识弱化，主要精力没有放在战备训练上，甚至在军事训练和作战准备上弄虚作假；、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在一些单位和领导身上依然存在，正风肃纪任务依然严峻。当前部队建设管理存在的问题，有很大一部分都与法治信仰缺失、法规执行不严格有关。解决这些问题，归根结底还是要靠法治。加强法治教育，通过发挥法治的规范、教育、引导、强制和惩戒功能，牢固树立法治的权威，从根本上清除问题积弊，促进基层部队良好风气建设。
二、当前基层部队法治宣传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军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经过多年建设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有效提高了官兵法治素养和依法办事能力，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与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新的形势任务不相适应的问题，尤其是在基层部队，法治教育的对象、内容、形式已经难以满足新的时代要求，官兵的法治信仰和法治思维还未牢固树立，遵章守纪、依法办事的良好法治氛围还需要进一步培育和形成。
（一）教育体制上缺乏宏观指导和衡量标准
在我军的法律实践当中，由于长期以来受到“人”治思想的魍彻勰钣跋欤很难确立法律的权威地位。尤其是在基层部队当中，唯“领导”意识、唯“传统”意识屡见不鲜。不少基层官兵将“领导”的意志作为调整工作方法的重心，将“传统”的做事思维作为行事做事的准则。这也导致在我军多年来的法治实践中，“批示治军、电话治军”的现象屡禁不止，而诸多的军事法律规范和条例却被置于“真空”“摆设”的位置。由于不同基层部队的管理者对于法律的理解和法治的标准理解存在不同，各个基层部队在进行法律普及教育时也仅仅选择方便自身管理的条令条例进行普及，这使得普及教育本身在一定程度上缺乏规划性，并使得绝大多数基层部队很难达到新形势下依法治军所要求的标准。
（二）教育对象上存在“重兵轻官”“重基层轻机关”的现象
干部与战士角色不同、分工不同，需要了解和掌握的法律知识也不相同。随着我国立法不断完善，我国法律规范数量急剧增加。当下依法治军的大环境下，针对部队中不同主体的相关法律规范已经逐步建立起来。尤其是在任务、分工明确的基层部队当中，官与兵之间，承担不同任务的军官与军官、士兵与士兵之间，都由不同的法律法规所规范。如，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中第三章所规范的主体是士兵，而第四章所规范的主体是军官。由于有的部队法治教育由机关开展，领导机关因其所负责的工作的特殊性，难以抽出时间集中组织法治教育，久而久之，领导机关反而成为了法治教育的盲区，成为了普法教育不足、法律实施不到位的区域，业务部门抓法治教育时也仅仅是指导基层教育，而忽视了领导机关应起到的更重要的作用。
（三）法治宣传教育内容缺乏全面性和广泛性
在义务本位观念的影响下，目前许多部队法治教育仍仅以守法为目标，内部仅以针对管理制定的条令条例作为法律普及教育的主要内容。虽然这些条令条例具有相当重要的维持部队内部稳定的作用，但是，在依法治军的大形势下，部队的治理不仅需要维持基本的治安需求，更需要精准的法律规范调整当下部队所出现的新关系。当军人权利受到不法侵害时，若不知权利，不懂得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就很难落实我军当下积极推进改革强军的诸多制度。这些基本教育内容的缺失和滞后，不仅使得基层法治宣传教育的内容无法满足新形势下依法治军的需求，也使得法治宣传教育因为与主w关系的不匹配而导致法治宣传效率低下，而产生大量的资源浪费。
（四）法治宣传教育手段和方式落后单一
随着互联网技术、多媒体技术等新型信息传播方式的发展，信息的传播速度越来越快，传播量也越来越大。这样的先进技术原本可以帮助法律普及教育的发展，使法律普及教育更加精准、便捷，但是许多基层部队并没有将新型的媒体技术与法律教育相连接，传统的满堂灌式教育仍较为普遍。同时，由于基层部队管理者迫于上级检查的压力，也会采取宣传效果较好，但教育效果相对较差的法治挂图、展板等教育方式。这样的教育手段不但很难适应当前新形势下法律完善的速度，也会导致普及教育脱离基层官兵的现实生活，不光使基层官兵失去了解法律、学习法律的兴趣，更导致基层官兵难以真正认识到法律对于自身权利、义务的确定和维护作用。
三、提高基层部队法治宣传教育水平的对策建议
在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新形势下，基层部队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应当紧跟形势、锐意创新，加强宏观谋划指导，改进教育内容形式，拓展教育对象范围。通过广泛开展群众性遵法学法守法用法活动，让法律法规融入官兵血脉，植根军队建设肌体每个细胞，引导广大官兵把法治内化为政治信念和道德修养，外化为行为准则和自觉行动，形成浓厚的法治氛围，建设人人遵纪守法、处处依法办事的法治军营。
（一）在教育机制上加强顶层设计与宏观指导
健全的工作机制是法治教育得以顺利开展、切实发挥效能的重要制度保障。因此，要加强顶层设计与宏观指导，使基层部队军事法治宣传教育的实施、落实有一套完整的运行机制。军委关于依法治军的《决定》也明确提出，“全面推进部队法制教育训练”，要求“把法治教育训练纳入部队教育训练体系”。要加强部队法治教育，先要建立一套完整有效的教育机制，充实完善部队教育训练大纲，加强官兵法治基础教育训练。法律骨干是军事法治中重要的一环，加大法治骨干培训力度，提高军队法律人才的法律业务素质和组织指导能力，可以有效促进军事法治宣传教育的各个环节的落实，在部分法治人才队伍相对薄弱的地区和部队，应当充分利用地方司法机关和院校内的专业力量，丰富教育基础力量。同时，基层部队在进行法治教育时需要建立高效而扎实的运行机制，进而明确其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
（二）在教育对象上实现由重基层向基层、机关并重转变
法治精神要求法律的权威高于个人意志。现实中，军队领导干部掌握着其所管辖的部队的大部分决策权。如果一个基层部队的上级机关不能依法行使其权利，会直接破坏军事法治的成效。对军事法权威的破坏，部分源于领导机关，而非基层官兵本身。因此，在进行军事法治教育的过程中，重要一环是强化机关干部的军事法治观念。只有机关干部依法指导，才能有效形成依法运转的工作机制，保证基层建设正规有序，防止出现机关乱忙、基层忙乱的怪现象。在基层法治宣传教育中，必须实现从重基层、轻机关的片面教育向机关、基层并重转变，要突出机关干部这个重点，把法治理论纳入党委中心组学习计划，重点学习法治基本理论和履行岗位职责必备的法律知识，培育熟练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部队管理训练工作现实问题的能力，提高他们依法决策、依法指挥和管理的水平。
（三）在内容上着力强化法治教育的全面性和针对性
目前我国军事法治宣传在内容上应当注重两个方面。一是加强推进教育内容的全面性。军事法律体系的完善，是为了适应我军目前发展的任务和需求，因此，军事法律体系中的每一部分内容，都有其特定的含义和作用，要想在改革强军的大前提下确保稳定，就必须使每一个人的权利义务都处在法律框架之下。法治宣传应当注重实时拓宽自己的教育内容，尽可能全面地纳入所有与提高战斗力、促进军队改革有关的法律内容。二是教育内容对不同主体应当有针对性。我国部队任务繁重，不同官兵有着不同的任务，法律也赋予了其不同的权利义务内容。每一个基层官兵在法律规范中都有与自己相适应的一部分，而他们也仅仅需要在这一部分法律中知晓自己的权利义务，而不需要深入学习所有军事法律知识。在宣传教育的过程中，应当针对不同的官兵进行与其有关的法律内容的普及，既可以提高基层官兵对法律内容的兴趣，也能保证其所学内容的实用性。
（四）在方式上实现由灌输式向浸入式的转型
基层部队以往的法治宣传教育主要采取灌输式教育，以法律知识的普及为主，仅仅将教育内容停留在知晓、记忆的层面，而法治思维的培养和法律权威的确立，更多的是需要对法律内容的准确理解和应用，主要体现在法律在人们生活中内化为基本的行为准则。这也决定了军事法权威的教育输送应当立足军事生活实践，确立全面立体的“浸入式”教育模式。在军事法治宣传教育的过程中，应当让基层官兵在潜移默化中认识到法律在生活、工作中所体现的重要作用。在基层法治教育的方式上可以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新闻媒体等方式，让基层官兵在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案例当中，感受法律的权威，了解自身的权利及义务。同时，可以结合法律骨干开展部队法律问题咨询活动，让基层官兵结合自身所遇到的问题，通过法律实践活动，释疑解惑，明法遵法，进而促进基层部队积极健康的法律文化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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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法律意识篇10
在农村人口尚占绝对多数的中国，实现依法治国的目标，难点在农村，重点在广大的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农村依法治国进程取得一定成效，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村群众的法治素质有所提高，依法治理的环境获得改善。但是，与城市和经济发展速度相比较，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严重影响着农村市场经济的建立和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
1.农村法治的含义
农村法治是指在国家法与民间法良性互动的基础上，以实现村民自治为核心、以培育农民的民主、平等和自由理念为目标、以建立保障农民基本权利的公共机制为关键的政府推进与社会演进力量的有机统一。
2.农村法治的特征
2.1农村法治建立在国家法与民间法良性互动的基础之上所谓国家法，可以被一般地理解为由特定国家机构制定、颁布、采行和自上而下予以实施的法律。此外，国家法还兼指其所构成的法律制度和法律秩序。而民间法主要是指这样一种知识传统，它生于民间，出于习惯乃由乡民长期生活、劳作、交往和利益冲突中显现，因而具有自发性和丰富的地方色彩。对于农村的法治实践，既不应理解为是国家法律制度或秩序对农村非正式制度或秩序的简单“吞并”、“改造”和“挤压”，也不应理解为是农村非正式制度秩序的完全“自治”及对国家法律制度或秩序的分庭对抗与平起平坐，而应当理解为是两者在农村社会中的相互“分工”及“配合”，也就是说国家法与民间法要建立一种良性互动机制。
2.2农村法治的核心是实现村民自治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最薄弱环节。而村民自治的实行，充分体现了群众当家作主的巨大成就，初步确立了村级民主建设的原则和框架。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增加了基层工作的透明度，有力地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提高了农民的民主法治意识，为农村进一步改革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农村，实行村民自治的主要目标是通过人民群众自己的民主行为，即参与基层政权的活动，参加基层经济组织的决策、管理与监督，进行基层社会生活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以提高村民的民主意识和主人翁责任感，从而逐渐形成人民管理国家的必要的政治行为基础和社会心理环境，加快基层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民主化进程，从而使农村社会生活走向民主化、法治化的轨道。同时，村民自治的真正实现就成为了农村法治建设的核心内容。
2.3农村法治建设的过程应该是政府推进与社会演进两种方式的有机统一中国已经走上了一条与社会演进型法治相区别的政府推进型的法治道路。事实上，法治实践通常也被理解为：国家法律制度或秩序的不断向外扩张，特别是向广大农村地区及农村非正式制度或秩序的不断向内收缩的过程。但是在农村，当国家法律与中国民间社会传统的伦理、习惯和民众法治心理有较大差异时，法律实施的效果肯定是不尽如人意的。社会自己演进而来的“民间法”有着很深厚的民众认同基础，因而也具有了强大的实施力量。法律的力量根植于人们的社会经验之中，正是由于人们凭经验感觉到法律对自己来说是有益的，所以才能够用真心去支持和拥护法律。“民间法”是产生于中国本土社会的一种社会规范，它在社会所产生，同时又制约着社会成员的行为，由于产生在社会成员的社会实践中，它易于为其调整对象所接受，在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事实证明，当前的乡村法治是不成功的，乡村社会不认可超越他们需求的现代法律制度，农村法治建设走一条社会演进与政府推动相结合的道路才是现实的选择。
3.优化农村法治环境，加强农村法治建设
3.1新农村法治建设应全面贯彻法治原则基本法律原则是对法律精神和法律价值的确认和体现，对于一个法治系统的构建和运行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意义。在新农村法治建设过程中要恪守基本法律原则，保证农村法治建设的正确方向。根据新农村法治建设的目标定位和适用范围，按照法律原则的自身属性和要求，
3.2培育农民现代法律意识落后的法律意识与加强新农村法治建设的需要极不相称，要在农村全面实行法治，必须将现代法律意识的培养、法治精神的建立，作为农村法治工作的重要环节。
3.3完善和发展基层民主与自治制度目前，我国农村实行的村民自治制度，是对传统农村社会以宗族关系和伦理调整为中心的管理模式的一种变革。但由于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和农民自身素质的限制，村民自治还不健全、不规范，尤其是农村封建意识和宗族观念的消极影响还远远没有完全消除。因此，必须把依法推进村民自治作为新农村建设一项基础性工作，不断提高农村基层民主管理的层次和水平。要坚持以民为本，把保障和实现村民的民利落到实处，教育和引导村民增强参政议政的意识和能力；要完善各项制度，逐步实现农村基层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