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现实价值篇1
论文关键词：儒家 生态伦理 思想
0引言
人类经济的迅猛发展固然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和现在活着的人们的物质生活的改善，但也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不仅给人类的后代、也给地球上所有生命的未来埋下了目前还难于逆料的隐患。这不能不使人多方反省和思考，寻求对策和出路，包括重温古人悠久的生存智慧。
这里所说的“行为规范”是指人们对自然界除人以外的其他生命及万事万物能做些什么和不能做些什么，指在人对待非人的生命和存在的行为上有没有、以及有那些道德约束和限制，这些规范连同直接支持它们的思想和精神就构成了生态伦理的基本内容：“精神实质”则是指使人们遵守这些约束和限制的、属于终极信仰层面上的根本精神和信念。而另一方面，这种精神信仰又很可能不仅仅是支持人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的，同时也是支持人们对他人及社会的态度和行为的，即它可能同时也是一种全面的伦理学、人生哲学或者宗教信仰，是有关人的整个一生和所有生命的根本意义的精神信仰：“生态智慧”则是指与上述两者，尤其是与行为规范有关的思想、理论和观念以及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所做的充分认识和睿智选择。
1顺应自然、禁弛有秩的行为规范
古代儒家所主张的生态伦理行为规范可以简略地归纳为主要是一种“时禁”。作为一种关注人间社会的维持和人类的普遍生存、而不仅仅是个人修身养性的学说、古代儒家学说不是普遍地禁止或绝对地非议杀生——猎兽或伐树，而是认为人们有些时候可以做这些事，有些时候不可以做这些事。人的生存固然离不开自然物，人在自然界也居主体地位，但人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对它们做任何事情。在此的要义不是完全的禁欲，而是节制人类的欲望。《礼记》“祭义”记载说：曾子日：“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夫子日：“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又《孟子·梁惠王上》：“斧斤以日寸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我们可以注意这些话对时令的强调，以及将对待动植物的惜生。不随意杀生的“时禁”与儒家主要道德理念孝、恕、仁、天道紧密联系起来的趋向，意味着对自然的态度与对人的态度不可分离，广泛地惜生与爱人悯人一样同为儒家思想中的应有之义。”
这种“时禁”的另一面自然是“时弛”，但我们注意到，它所直接根据之“时”与其说是以人为中心，按人的需求来安排的，而毋宁说是按照大自然的节奏、万物生命的节律来安排的，亦即按四季来安排的。人固然也在这大自然之中，同样服从这同样的生命的节律，但是，人又毕竟通过文明的各种刨制有了一些超越自然制约的可能，人的需求和自然与其他生命的节律有了差距。
对这些“时禁”的规定，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些特点：第一，它们主要是一些禁令，是施加于人对自然的某些行为的禁令和限制，不包括诸如现代社会如何采取一种补充、矫正性正义的积极搭救，以及如挽救濒危物种的主动行为，也不包括与动物建立某种忠贞、信任关系的命令，它基本上是一些消极性的限制。第二，它虽对人的行为施加了某些限制，但限制的范围并不很大，并不是全面禁止，而主要是时禁：在春夏生长季节和动植物幼小时的禁令。这些措施在今天的环保工作者看来是相当弱式的，但也要考虑到古代社会也远没有今天这样的生态危机，那时的人还相当程度上自身就处在一种生态相对平衡的自然链条之中。第三，这些禁令看来不仅是对下的，也是对上的，不仅是对民众而言的，也是对君王而言的，甚至可以说，更主要地是约束君主。甚至提出了对君主的严重警告：如果他们做出了诸如坏巢破卵、大兴土木这样一些事情，几种假想的、代表各界的象征天下和平的吉祥动物(凤凰、蛟龙、麒麟、神龟)就不会出来，甚至各种自然灾害将频繁发生，生态的危机也将带来政治的危机。最后，我们可以设想，在儒家那里，在行为规范的方向上，除了人类之中的由父母、兄弟、夫妻、家族到朋友、邻人、乡人、国人、天下人这样一个推爱的圆圈，在人类之外，还有一个由动物、植物到自然山川这样一个由近及远的关怀圆圈，前一个圆圈又优先于后一个圆圈。
2“天人合一”、自然和谐的精神实质
儒家生态伦理的精神主要是一种“天人合一”、与自然和谐的精神，这种精神并非儒家所专有，而是古代中国人一种悠久的生活智慧和对宇宙和自身认识的凝结。《庄子·齐物论》中一段著名的话：“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同一。”就表明了人融自然从自我得道的一种精神境界。
儒家从大人、圣人，从人格的最高理想和最终境界来论述人与天地的合一。而从人性，从人生之初的善端来说，人与天地也是相通的。故孟子提出由人要由“尽心”、“知性”而“知天”，以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人只有如此，也才能称之为“人”，在此人是主动的，但却不是僭越的。一般在这样的场合，亦不专提“天”，而是说“天地”。单提“天”时有最高主宰，规律或命运的意思，而说“天地”则一般是指包容万物的大自然。董仲舒认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并提出一种“天人感应”的理论，宋儒进而把“天人合一”的思想发展出一套精致、全面的宇宙哲学和人生哲学系统。
鉴于当代生态哲学中的争论，我们如果问：古代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是以什么为中心是人类中心还是生态中心?从前面的叙述看，儒家行为规范方面是紧密联系人事或主要考虑人的利益的，乃至具有强烈的政治劝诫的意味：而其天人合一、生生不息的思想也并不是独立的宇宙哲学，它是与一种人生哲学联系在一起的，并以后者为重心的道德理性。
3天人同源、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
儒家思想的现实价值篇2
的儒学、法家、异同和价值观。
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既是政治变革的交汇点，也是思想文化发展的繁荣时期。李泽厚教授曾说：“秦汉思想的形成与统一帝国所要求的新的上层建筑有关”。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在任何时候，在全世界，社会发展都是李泽厚先生所说的。为了满足社会政治的需要，总会有相应的思想文化推动其发展。在这一历史交汇时期，积极的思想文化对维护封建统治、稳定社会秩序、繁荣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探索、维护和利用好儒学和法律，对当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也具有深远的意义。
。综合比较分析儒法思想的相似之处对新时期的社会具有深刻的借鉴价值。
首先，儒家思想和法律出现了春秋战国时期，周皇室衰弱，百家争鸣。儒家和法家作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两个派系脱颖而出，对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动荡的社会环境催生了文化和思想的繁荣。各派进行了辩论和反驳，有时相互交流和学习，并在批评和交流中发展。作为时展的领头羊，儒家思想和法国思想丰富了中国的哲学和社会思想，维护了中国的政治统治。
第二，儒家和法律致力于维护社会统治秩序。儒家和法家出生在同一个时代背景。他们的社会目的是发展自己的思想，扩大自己的流派，以便在百家争鸣中处于有利地位，共同为社会稳定和秩序贡献自己的才能。儒家崇尚崇德，崇尚仁政，法家崇尚严惩，崇尚法治，这些都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治理提供了方法论指导，为社会秩序的稳定和民生的发展提供了建议。
的第三，儒家思想和法律的当代价值和现实启示。儒家和法家的思想虽然有数千年的历史，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历史阶段，这两种思想对社会发展贡献了不同的思想理论价值，共同对社会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自春秋战国以来，各学派相互争鸣、相互发展，儒法思想内涵不断丰富，相互依存重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地位和价值，不断发展和完善其思想内容，以维护其统治。直到今天的社会，儒家和法家仍然具有深刻的时代价值。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挖掘这两种思想的精髓，为不同领域、不同行业提供方法论指导和现实意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尽管儒学与法国在社会背景、本质目的和时代价值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的基本思想和价值思维方式根本不同。儒家提倡德治和以德治国的理念，法家提倡法治和法治。他们的哲学思想和实现方式有很大差异。一些学者和专家从儒学与法律的社会整合立场出发，对新时期法治与以德治国理念的整合具有深刻的价值。
首先，儒家提倡德治和以德治国。自孔子创立以来，儒家思想以“仁”和“礼”宣传自己的思想，以崇尚美德宣传自己的思想。在孟子和、夏洛克·董仲舒等人的相继发展之后，儒家思想逐渐在社会中稳定下来，并在规范社会行为和维护中央集权方面发挥了作用。儒家思想倡导国王和大臣、父子、有序的社会状态，并倾向于通过礼仪和正义教育以及德治来实现其最高理想。儒家认为，提倡礼义、实行仁政的价值在于，对人的思想约束和统治是长期稳定的，而严惩和法律对人的影响只是暂时的，不能一劳永逸，因此不是长期的政策然而，儒家也恰如其分地遵守了“德主刑辅”的思想，这对改善统治秩序和安定团结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儒家思想相比，法家思想实质上主张严刑重法，以维护社会统治，并通过残酷的惩罚和严格的法治实施吓唬人民，从而使法家思想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实现其价值目标。除了严格的法律法规之外，法家们还非常重视君主的绝对权威。在韩非、商鞅的推行和改革下，这种思想逐渐使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家思想的发展也是由于儒家统治的弱点和弊端。法律本身是德治的衍生物。在社会统治方面，它弥补了以德治国的缺陷，在封建社会君主的绝对权威和统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儒家思想与法律的碰撞与融合。基于以上两点，儒家和法家有着不同的理念和具体的政治实现方式。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著书。其中，多数学者从儒法融合发展和时代价值的角度，提出了许多新的学术思想，以适应政治管理等领域的现实。为了适应社会形态的变化和政治文化的需要，儒法家也从自身改革和发展的角度积极融合和吸收各自的长处，以适应社会形态和规律的需要。在当今社会，法律和道德都受到重视。古代的儒家思想体系和法律，虽然有很多层次和内容其内容落后、迂腐，但其精神实质和价值目的对今天仍具有指导意义。做好思想的挖掘和整合，审视时代变迁的现实和矛盾，顺应思想文化潮流，整合儒法内在思想价值，促进社会发展。
。特别是儒法思想，在历史上，德治与法治交替登上历史舞台，最终发展成为相互融合、共同服从和服务于社会治理与法治的局面，表现出各学派对思想进步的强烈期待，突出儒法思想的精髓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作用。同时，在思想政治发展的过程中，儒法思想丰富和繁荣了中国的古代传统文化，为高山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对新时期社会的稳定和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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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现实价值篇3
[关键词]现代新儒家思潮；价值观；影响
随着科技的发展，全球化的深入，目前我国正处在全面转型时期。近年来，国内兴起了国学热，国外也兴办了许多孔子学院，谈到孔子，谈到儒家学说，我们并不陌生，它起源于古代，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起到过重要作用。现在，我们探讨与之相关的现代新儒家思潮，它诞生于上世纪20年代，至今已存在90多年，仍对我们产生影响。
一、概念界定
所谓思潮，1979年版的《辞海》中，对“思潮”的释义是：（1）某一历史时期内反映一定阶级或阶层的利益和要求的一种思想倾向；（2）涌现出来的思想感情，如思潮起伏[1]。
1987年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中，对“思潮”的释义是：社会思潮是反映特定环境中人们的某种利益并对社会生活有广泛影响的思想趋势或倾向。社会思潮有时表现为由一定理论形态的思想作主导，有时又表现为特定环境中人们的社会心理，是社会意识的综合表现形式[2]。
综合学界各种表述，笔者在查阅诸多著作的基础上，本文采用下述概念界定“社会思潮”――即社会思潮是经思想家倡导，以某种理论学说为主导或依据，在大众中持久流行、与时代和社会重大问题相关，并对社会生活有广泛影响的思想趋势或倾向[3]。
本文探讨现代新儒家思潮，要首先界定“现代新儒家”与“现代新儒学”两个概念，两者的关系类似于“儒家”与“儒学”之间的关系。最初“现代新儒家”与“现代新儒学”两个概念是混用的，指人物时多用“家”，指学派或学说时用“学”。致力于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学者方克立、李锦全认为“现代新儒学”就是“现代新儒家”的思想体系。事实上现代新儒学的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是不断丰富、完善的，它从狭义走向了广义，是具有一定特征、包含相应内容的“一切关于儒学的学问”，这些特征有：民族危机意识和文化自信心；以应对“双重困境”为己任；以儒家文化为本位；采纳中外众家之长；综合创造中华新文化。本文探讨的现代新儒家（思潮）属于广义的现代新儒学，即指：在20世纪20年代产生并延续至今的，坚持儒家文化本位，在此基础上来吸纳、融合西学，回应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实现现代化和全世界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如何解决人的异化这“双重困境”的挑战，以谋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乃至世界文化在现代条件下的出路的一种社会思潮[4]。从20世纪初开始，现代新儒学已有三代人薪火相传，先后经历了以梁漱溟、熊十力、金岳霖、冯友兰、张君劢、贺麟等为代表的第一代人物，以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等为代表的第二代人物的努力，并且在80年代开始了以杜维明、刘述先等为代表的第三代新儒家的发展历程[5]。
二、现代新儒家思潮对我国价值观的影响
目前，我国积极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要由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和坚持社会主义荣辱观组成。2012年11月，党的十报告首次以24个字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在社会层面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在个人层面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而现代新儒家思潮对国人的价值观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积极影响
从个人层面看。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国人大都信奉孔子“仁、义、礼、智、信”的论点以及中华传统美德，尊老爱幼、勤俭节约、百善孝为先等，在当下中国，弘扬中华文化，传统美德也在不断传承与发展。现代新儒家思潮坚持儒家文化本位，在我国五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儒家文化对人的影响与教化早已根深蒂固，在现代转型的今天，现代新儒家思潮用自己的主张影响和吸引着一大批人，很多人虽然并未意识到自己与现代新儒家有关，但实质上个人的所作所为都是儒家，现代新儒家思想的隐形表现主：在公交车上给老、弱、病、残、孕让座，在公共场合不吸烟，不喧哗，个人高涨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如此总总，在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前段时间发生在四川达州的三小孩扶七旬摔倒老人反被诬陷一事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诬陷行为让人唾弃，但值得欣慰的是，三小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以后遇到类似情况还是会做好事，帮助需要的人。窥一斑而知全豹，国人良好素质、美好品德的形成与传统儒家文化息息相关，这也是现代新儒家一直秉承的教化。
从社会层面看。我国社会，主流价值导向是好的。各个行业都有自己信奉的准则：医务行业致力于救死扶伤，坚守社会“生命”底线；教师群体坚持热爱学生、热爱教育，坚守社会道德底线；商业活动者坚守买卖公平，诚信无欺原则，……这些行为与个人素质也与社会环境导向有关，社会各群体倡导社会公德，在经济社会发生深刻变革，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条件下，社会大众用现代新儒家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一同抵制西方的自由主义、享乐主义、金钱崇拜主义等不良思潮的影响，经受住了考验，在日益多元化、多层次、多样性的价值观念格局中，形成与我国历史发展阶段相一致，与我国根本制度和要求相适应的主导全社会思想和行为的价值体系，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并作了相关界定。核心价值体系中就包含了现代新儒家的道德思想与主张。
从国家层面看。自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到十七大将其提到重要位置，再到十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终从国家层面将其定位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这是符合我国当下国情的高度凝练的提法。这个提法也是现代新儒家在实现现代化转型中的主张与期望。早期以熊十力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德性儒学，他们主张“内圣”开出“新外王”即攻克“内圣（明德、正心、诚意）之学”从而与西方科学、民主会通；之后，海外新儒学的集大成者牟宗三也主张由儒学以仁为中心的内圣，经过自我坎陷（即自我否定）的过程，援西（西方的民主科学法治）入儒，完成中国文化创新。如此看来，作为我国社会意识形态的价值观的形成，它是吸收传统文化精华，借鉴西方先进文化，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形成的，也可谓是现代新儒家思想某些方面的积淀与升华。
（二）消极影响
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现代新儒家思潮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上世纪90年代起，特别是所谓的“大陆新儒家”，他们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相对立，在意识形态领域制造混乱，被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利用，同时也影响了不少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与青少年。
从个人层面看。大部分人接触和了解的是传统的儒家文化，在现代新儒家思潮兴起之时，不可避免的使传统文化中的封建迷信糟粕也借机沉渣泛起，在群众中造成了不好的影响，特别是在偏远地区，表现明显，致使民众愚昧无知，阻碍了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传播。
从社会层面看。各种思潮涌动，容易引起民众思想上的混乱，致使西方的新自由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等不良思潮不断涌入，加之过度的崇儒造成的泛道德化，使得我国社会出现道德滑坡，信仰缺失，人情冷漠等一些怪象，导致不良社会风气蔓延，不利于现代文明社会的建设。这是现代新儒家兴起带来的负面影响。
三、小结
意识形态领域的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会去占领[6]。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发挥作用的只能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其余思潮就会见缝插针，就像现代新儒家思潮对国人价值观的影响，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但最终，我们必须认清现实国情，我国在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过程中，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已经找到了理论与实践上发展我国的正确途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有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才能更好的发展中国，也才能更好地吸收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实现现代新儒家的主张及其自身的发展，因此，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是必然的。只有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下去正确的看待现代新儒家思潮，才能开辟新儒家发展的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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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现实价值篇4
【关键词】儒家思想;党员;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悠久，它对我们当今的思维方式、行为活动起着决定性作用。儒家伦理中的一些优秀思想可以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所借鉴。因为它博大精深、丰富深刻，拥有多种可被借鉴的思想资源。当今时代，合理地借鉴儒家伦理思想中的精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强大学生党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一、儒家伦理思想在现代党员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
（一）从文化的承接性来看儒家伦理思想的价值
儒家伦理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不管当代人承认与否，“传下来并统治着你”的是其不移的文化本性。换言之，儒家伦理思想也必然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继承发展的现实生长点。党员思想政治教育根植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离不开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如果离开了中国本土的国情和人情，党员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就难以取得良好效果。
（二）从历史发展来看儒家伦理思想现实发展的可能性
儒家伦理思想历经政治、经济、文化的多次冲刷，造就了其极富应变和融合的理性品质。每次大的历史变迁，它都成了吐故纳新的大熔炉，也就是说儒家伦理思想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历史延伸点。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繁衍生息，而且有许多灿若星河的历史阶段，这足以说明中国儒家伦理思想具有强劲的生命力，决不全是某种虚妄颓废的思想文化。
（三）从现实性方面来看儒家伦理思想的价值
在现实中，将儒家文化融入管理学中取得成果的事例也屡见不鲜。李光耀先生在国际儒学联合会成立大会的致辞中说：“从治理新加坡的经验，特别是1959到1969年那段艰辛的日子，使我深深的相信，要不是新加坡大部分的人民都受过儒学价值观的熏陶，我们是无法克服那些困难和挫折的。”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海外华人企业家，也正是秉承了中华道德的优秀传统，成了当代华人仁富合一的道德典范。这些都说明中华道德的优秀传统在中国当代依然具有极强的历史渗透性和现实感召力。
二、儒家伦理思想中可供进行大学生党员思想政治教育借鉴的理论
（一）以人为本――儒家伦理思想的人本基点
儒家伦理思想肯定人的价值，注重人格尊严。孔子说“天地之行人为贵”，就是说在天地之间人的生命力是最为宝贵的，人是最有价值的。孟子有两句名言，一是“所欲有甚于生者”，意指我所要求的有比生命宝贵的，这就是人格尊严;二是“所欲有甚于死者”，意指我所厌恶的有比死亡更厉害的，这就是丧失人格。这两句话正是肯定人的价值和注重人格尊严的表现。这就是一方面强调大学生党员要学会自爱、自尊、自重，完善个人道德修养，实现大学生的人生价值;另一方面也要时时刻刻注意关心周围同学，也就是说尊重别人的人格。这是儒家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基点，高校党建工作者如果能理解认识这一理论，并实际上做到这一点，在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就能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这样也必然会增强党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二）国家、民族为重的思想――儒家伦理思想的整体主义理念
正因为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中强调整体主义理念，就形成了顾全大局、公而忘私、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的特有民族精神。历代传颂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贾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等至理名言，就是对这一民族精神的生动展现。儒家伦理思想中的为国家为民族的整体主义理念，也是党员教育所追求的目标。在个人主义至上的风气中，更应该提倡继承和发扬儒家文化中的一些优秀思想，这是历史发展的需要，也是现实的需要。
（三）重义贵和――儒家伦理思想的价值追求
儒家学者在义利之辩中都强调重义轻利。但是要使儒家价值观在大学生党员思想教育中得到贯彻落实，必须以“贵和”作为道德上的保证。贵和的道德价值取向特别强调在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发生矛盾时要采取恭敬、谦忍的态度，以群众利益至上的原则来协调好各种人际关系。在大学生党员群体中存在着入党动机不存、利益主义至上的倾向，导致党群关系紧张。在儒家伦理思想来看，和谐的社会就是理想的道德社会。当然，儒家伦理思想强调的“和”并不是无原则的调和，而是在“礼”即道德的制约下的亲和，或者说“和”是有差别的统一，不是无差别的同一，儒家伦理思想强调“和而不同”。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我们要继承下来，以指导现在的工作，使党员教育的实际效果不偏离它的价值追求。
（四）尊德重行――儒家伦理思想中的实践理性
儒家道德修养的目的并非个人的精神安逸和生命的恒久，而是以自己的善行德业造福于他人和社会。孔子的“仁者爱人”思想奠定了儒家学说人道主义精神的传统。爱人即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尊重人、关心人、视人如己。理论离不开实践，儒家伦理思想看到了这一点，党员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也一样注重实践性，这足以说明两者具有相通性，因而儒家伦理思想可以为大学生党员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借鉴。
三、儒家思想在大学生党员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积极作用
（一）强调集体主义，有利于激发爱国主义热情
纵观中国的发展史，每个时代都有其民族英雄及大文豪，在这些英雄及文豪当中，骨子里有着黎民百姓及万里河山的大气魄。也就是说，集体主义精神其自身便具有无形的凝聚力，儒家道德教育推崇的这种集体主义精神其实也是爱国主义精神的来源。现如今，我国改革开放已经三十余年，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今天，精神追求显得更为迫切，在该形势下，集体主义依然是不老的话题，而儒家思想作为集体主义得倡导者，使得我们在党员群体中推行该文化的同时，也能时刻强调集体主义，且有助于激发学生党员的爱国热情，从自身做起，以自身行动影响周边乃至更多的人。
（二）重视厚德载物，有利于构建和谐人际关系
儒家推崇仁爱原则，强调人和精神。另外，中国作为礼仪之邦，一贯重视“礼”的宣传与执行，礼尚往来同样是保持人际关系的重要美德。儒家的这种体现团结和谐的相处精神，其本质是儒家思想的人本主义精神，其作用则是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矛盾的指导准则。
（三）强调身体力行，有利于提升道德修养
在儒家思想这一完整体系当中，道德的教育、修养及实践其实是一个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过程。儒家思想强调在树立崇高理想、信念与道德人格的同时，最重要的就是实践。孔子曾提出“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省也”，后来明代学者王阳明又提出知行合一的实践性理论。他们都认为，一个人要最终走向成功，就必须要将道德的修养与实践结合起来。总之，知行合一，对于当今浮躁社会下的人来说，是应该时刻谨记于心的成功法宝，真正做到知行合一，不是单凭口号就可以了，一定要勇于行动、善于总结。
（四）强调积极向上，有利于正确认识吃苦耐劳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儒家思想更是积极倡导吃苦耐劳的精神。吃苦耐劳、顽强奋斗，不仅有利于塑造大学生党员自爱与自强的精神，还可以解决啃老的问题。因此，在党建中融入儒家教育，可以培养大学生党员自立自强，更加珍惜现有的生活中所拥有的一切，并担负起对父母和家庭的责任。
（五）追求精神境界，有利于正确把握儒家传统道德灵魂
将思想文化内化与自身的行为与思想当中，才是学习儒家思想的最终精神境界。在当今时代信仰与道德缺失现象屡见不鲜，儒家思想对有效改善这些现象也有着不可缺少的作用。近些年，不少学生党员过于注重对物欲的追求，忽视了自身道德素养的提高，道德水平日益下降。这就要求高校党建工作者要重视教育的成果，不能一味的追求利益的多少，摆正党建教育的真正目的，把品德教育放在首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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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现实价值篇5
从道德的理想主义的视角看儒家伦理，儒家伦理确实不仅具有着现代性的义涵、甚至具有永恒存在的价值。这是因为，其一，道德的理想主义乃是一种基于“道德心”的理想主义。之所以说基于道德心的理想主义具有现代性价值，就是因为“一切言论与行动，个人的，或社会的，如要成为有价值的或具有理想意义的，皆必须依据此原意的理想而成为有价值的，成为具有理想意义的。”［14］人的尊严与价值皆依托于他的一颗活泼泼的道德心－－一颗“生动活泼沭惕恻隐的仁心”。它是好善恶恶、为善去恶的根据。这对于任何时代、任何社会的人来说都是没有例外的。其二，道德的理想主义还是一种“理性的理想主义”。所谓理性的理想主义，不是指的与非理性相对而言的理性，也不是指的理论理性或逻辑理性，而指的是能够“抒发理性指导吾人之现实生活”的来自仁心而又超克习性的、具有自然去私为公、客观正义特点的普遍律则。［15］在此，理想主义与理性主义的相互对应性特点凸显无遗。无疑，这对于总是处在人－－己、义－－利关系结构的人类来讲，具有着指导人们处理人际关系与义利关系的作用。只要人类没有脱离这种关系结构，那么，道德理想主义具有的某种指导意义就不会淹没。其三，这种道德的理想主义，还是一种直指实践的理想主义。道德心既是形上的、又是形下的。它既是理论的、又是实践的，即它对于实践具有一种理论提升的状态。并且它既是实践的、又是理论的，即它对于理论具有一种透入实践的定位。因此，它将形上与形下、理论与实践有效地统一于尽伦尽性的践履仁的过程之中。［16］就此而言，道德理想主义意图将理论与实践统合起来，提供给人们一个完善的道德生活指南。这对于遭遇道德实践源自理论原则、还是源自实践需要的难题的人类社会来讲，也是具有某种明显的导引作用的。
正因为儒家伦理的道德理想主义具有定位道德、确认理性、导引实践的特点，因此，对于儒家伦理传统结构中的道德理想主义一面加以现代背景条件下的张扬，就具有相当的理据。这种张扬，可以从伦理学上寻找到的理由是，第一，人类伦理道德生活处境的相近性，决定了人类仍然必须在理想主义中为自己寻求前行的精神动力。而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乃是特别强调无条件制约的理想主义。它是具有某种神性意念的理想主义，但又不是神学的理想主义形态。因此，它可以避免宗教迷狂而刺激道德激情。如果从儒家伦理中剥出带有普适意义的道德精神动力，那对于人类社会需要的发展动力机制无疑是具有积极作用的。因此，儒家伦理中的道德理想主义是可以成为现代性的一种精神资源的。甚至是可以成为超越现代性的一种精神资源的。第二，迄今为止的人类的生活，终究是在处理人－－己、义－－利关系结构中获得人心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因此，在强调个人利益的先导性、物质生活的基础性的情况下，我们对于自己生活的本质构成必须的反省，已经到了一个非加以检点不可的地步。无疑，就是在西方背景中，这种反省也是为思想家们所重视的。［17］而我们对于这种物化先导的现代性的反省，以及对于人类社会的生活独特性的反省，也需要我们在中国情景里、现代性的疾速进展中，给予高度的重视。如果说我们还不能将儒家伦理中的道德理想主义具有的某种普适的约束物欲、控制利己的思想资源挖掘出来，至少，我们是可以将它作为引导我们以健全的心态对待现代性的一种思想资源。第三，自西方现代性成为世界范围的必然“选择”之后，现代性就徘徊在理性与非理性的精神圈套之中。无疑，这种徘徊，乃是一种现代性进展所必须的紧张。但是，这种紧张需要我们人类偿付的代价是高昂的。能否有一种替代性的思路，使得我们既可以将西方现代性道路的优势加以保持，又可以将这种紧张加以有效的化解，从而推动人类进入一个更为健全的发展境地呢？至少，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是可以提供一种思考路径的。
四、重构规范
自然，就是设定儒家伦理的道德理想主义蕴涵具有某种现代价值，也不等于说儒家道德理想主义具有不加重构，就足以在当下运用的价值现成性。这是两个问题。与此同时，儒家伦理另一思想螺旋－－伦理中心主义，对于现代中国来说还具有一种加大力度予以清理的需要。因此，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在现代性的背景条件下，既需要加以同时的注重，也需要加以各别的研究。那种在现代性背景条件中，对于儒家伦理的整体主义的提倡，是不符合儒家伦理的现代性处境的。相应地，那种分离主义的立场，即对于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的简单分割处理，对于儒家伦理的现代遭遇的改善，也并不见得就是有帮助的。
将话题切分为二来分析。就前者立场上，即整体主义的陈述来看，有两种观点是值得注意的。一是有论者在“亚洲价值”的名目下，以“亚洲奇迹”来支撑的儒家价值现代性论说。二是有论者在西方国家社群主义的理论名目下对于儒家价值的张扬。前一种论说曾经获得了较为广泛的支持。论者指出，儒家价值观所倡导的权威主义价值，对于维护社会政治的秩序，非常重要。它促成了亚洲人对于纪律的谨守、对于长上的尊崇、对于秩序的看重、对于集体的认同。而这种种价值取向，构成了亚洲之不同于欧洲发展的价值基础。1980年代所谓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奇迹，在他们看来，恰好证明了这种价值体系的优长性。［18］后一种论说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一种退让性的说法。它似乎无意为儒家伦理代表的亚洲价值观辩护。但是，在借重社群主义对于西方主流价值观－－自由主义的价值体系进行批判的基点上，以社群主义对于群体价值的重视这一与儒家伦理的基本主张相接近的思想观念类似，来为儒家伦理的现代性伸张。其实，这两种论说的支持理由都是不足的。前者对于儒家价值观的强调显然是取舍失重的。它没有注意到儒家价值观中存在促使个人道德发展的理想主义成分，而只是留意到儒家价值观中的社会政治控制的现实主义内容。它似乎是在张扬儒家的现代性，实际上是在损害儒家的现代性。它对于一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复杂导因不加考虑，将所谓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归结为儒家伦理的作用。表面上看，抬高了儒家对于现代社会的作用力度。其实将儒家伦理的现代命运与四小龙社会经济发展命运，完全捆绑在了一起。结果在1997年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它就无法再为儒家伦理寻找到支持现展的解释理由了。因此必然走向抛弃儒家价值的地步。［19］可见，将儒家伦理简单地作社会政治治理的处方来处理，其实就逃不出以儒家伦理的伦理中心主义来简单对待儒家伦理的偏执境地。这无疑是从张扬儒家伦理的动机出发而落个损害儒家伦理的结果。这是一种思维的吊诡。由此可见，从儒家伦理的直接的现代社会政治作用去处理儒家伦理的现代性问题，不是一个值得提倡的处理儒家伦理的思路－－不论处理者是思想家还是政治家。而来自后者，尤其需要警惕。而依据社群主义来为儒家伦理进行“现代”辩护，则因为没有注意到儒家强调的群体优先，乃是一种古典社会中对于血缘关系基础上的群体的强调，它具有一种显见的封闭性。而社群主义所讲的群体优先（不论是从家庭、还是从社区或国家角度），则是在现代政治理念与制度平台基础上讲?娜禾逵畔取6呤蔷哂幸恢植豢杀刃缘摹?/p> 就后者的立场－－即将儒家伦理的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完全切割开来对待的观点来看，［20］也不见得就能为儒家伦理的现代性处境提供一个更有利的结果。因为，这一审视儒家伦理的进路，就其历史研究的一方面来讲，它不足以彰显传统儒家统合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即统合个体心性儒学与社会政治儒学、统合个人道德修养与社会政治控制事务的思想特质。而就儒家伦理的现代性出路来讲，则不足以凸显它应对现代性挑战时，如何可以在保全自己思想欲求的前提条件下，构想一个足以应付挑战、甚至超越西方现代性设计的可欲前景。而且，如果将儒家伦理同时解决伦理问题与政治问题的思路中断了，那么，剩余下来的“儒家思想”，还能不能被称之为儒家，都还是值得怀疑的事情。从前一方面来分析，儒家伦理结构的双旋结构是不可分割的。因为，假如将前者看作是儒家伦理提供的一般价值规范的话，那么后者就是儒家提供的行为价值规范。两者融洽地存在于儒家的思想体系之中。虽然具有某种阐释的、或实践的紧张性，但是它们是支撑儒家伦理的双翼。两者围绕着儒家的内圣外王理念轴心，形成为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因此，这种站在儒家立场上处理儒家现代性境遇问题之作为一种策略进路，是有其可取之处的。但是，作为对待儒家伦理的现代性问题的战略考虑，则还是不足取法的思想进路。
必须要正视的是，儒家伦理的现代性处境是一种儒家伦理整体性处境的问题，而不是儒家伦理某一局部的处境问题。因此，要么整全地处理儒家伦理的现代性问题，要么完全存而不论，就成为我们正视儒家伦理问题的一个被迫的出路。这当然不是说我们还是只有徘徊在要么整全地抛弃儒家伦理，要么整全地捍卫儒家伦理的整体主义境地而不能超越。而是说我们必须同时着手处理儒家伦理的双重遗产，换言之，我们必须同时对于儒家伦理在古典社会的情景中曾经设计得非常周全的价值规范与行动规范加以重构，我们才可能将儒家伦理对于当代中国、乃至于当代世界的意义问题解释得清楚一些。为此我们必须尝试回答四个问题：
其一，我们今天为什么一定要处理儒家伦理的遗产问题？或则，我们今天为什么一定要花费巨大的工夫来重构儒家伦理？简单地讲，一方面是因为一个一般意义上的理由，即我们始终活在传统中，我们没有办法撇开传统而追寻现代。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们的现代处境与历史处境具有着某种一致性。因此，我们在认知现代性的问题意识上，是可以从传统中获得灵感的。再一方面，就是因为我们在解决同时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的伦理价值问题与社会政治问题的时候，儒家可以为我们提供经验抑或教训。
其二，今天重构儒家伦理的时代动力是什么？这也可以有三个简单的理由。一个理由是我们中国的现代性进程遭遇到了处理与传统的关系的重大问题。这是我们百年来无法回避的问题。另一个理由是，西方的现代性方案具有的优长性已经显示得较为充分了，现代性的重构已经能够需要在各个非西方文化传统中寻求灵感。再一个理由就是市场经济实践带出了多重问题，人己、义利关系问题日益显示出轴心问题的价值来，儒家对于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成为今天回答同样问题的必然参考。
其三，今天重构儒家伦理的理论取向是什么？这里亦有三个基点需要指出。一是，既然对于儒家伦理的反思定位在“重构”，因此，就不是以对于儒家既带政治权威、又带思想权威的既有地位的恢复。所以，二是，必须在确认现代性的正当性的基础上反省儒家伦理，而不是将儒家伦理预先放置到一个与现代性相对抗的位置上，将儒家伦理视为与传统共存亡、而与现代性不能共存亡的绝对对峙体系。进而，三是，将儒家伦理的双旋理论结构做适当的分切的基础上，需要将儒家伦理之为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的结构作为重建儒家伦理的反思前提。因此，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的或弱或强的现代性蕴涵，是必须予以同时的处理的问题。简单地处置任何一方，都是轻率的。
其四，今天重构儒家伦理的实践取向是什么？在接引现代性的背景条件下考虑儒家伦理反思的实践指向，当然不是指望儒家伦理直接提供给我们今天的伦理道德生活以现实可行规范。我们指望的是，这种反思可以为我们的伦理道德实践提供多一种参照。比如，在一个相对纵欲的社会氛围中，禁欲的取向是否就绝对错误？又比如，在一个个人优先的社会环境中，是否集体的价值导向就绝对是一个误区？还比如，在一个民主的社会政治空间里，是否精英的集中就必然丧失了它的一切合理性？这类似的质疑，或许不会使我们走向现代性的反面，但是起码可以使得在实践中对于我们的取向怀抱一种不无益处的警惕性。
当然这类问题的理论勾画总是苍白的。更为需要的，也许是现代道德实践对于这一理论勾画的判准。
注释：
［1］这里所说的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是从现代生物学描绘出的Dna双螺旋结构图形得到启发后的一个说法。“在Dna分子内，两条聚脱氧核糖核苷酸链在共同轴的周围缠绕在一起，这叫做双螺旋。”参见p·亨德莱主编：《生物学与人类未来》，第二章“分子生物学”。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6页。
［2］参见萧公权：《近代中国与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跋，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3］参见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第2、3章。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4］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强调，“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5］参见任剑涛：《作为现实摹本的传统－－儒家经典解释在中国现代性追寻中的处境》，台湾大学“近世儒家经典解释传统第九次研讨会”会议论文。待刊。
［6］这从陈独秀的“吾人最后之觉悟乃伦理的觉悟”上可以看出。
［7］这从现代新儒家的“中华文化的花果飘零与灵根自植”说可以证实。
［8］这可以从1980年代后期推出的电视政论片《河觞》的解说词可以得到印证。这部在当时引起极大轰动的片子，对于传统的绝不留情，对于西方文化的深情呼唤，一时被认定为反对儒家传统文化的典型。
［9］参见张君劢、徐复观、牟宗三、唐君毅《为中国文化告世界人士宣言书》中所列的几条足以解决世界文化困境的中国（儒家）文化的优长处方，就可以看出现代新儒家对此断定的信心。
［10］专门研究社会政治儒学的蒋庆就撰写了数篇以“政治儒学”为题的论文。见《公共论丛》之《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所载《政治儒学中的责任伦理资源》，以及《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中所载《再论政治儒学》两文。但是，肖滨认为，将儒学结构应当更为准确地区分为个体心性儒学与社会政治儒学。本文依从肖说。参见肖著：《传统中国与自由理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1］参见任剑涛：《伦理政治研究－－从早期儒学视角的理论透视》第二章、第六章。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2］参见同上第三章、第四章。
［13］参见郑家栋编：《道德理想主义的重建》（牟宗三文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以及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义》，（台湾）学生书局1980年版。
［14］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义》，第13页。
［15］参见同上16－－18页。
［16］参见上书中所收《理想主义的实践之函义》一文。
［17］比如社群主义者们对于现代性的检讨就是富有意义的。参见泰勒：《现代性之隐忧》，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另可见“第三条道路”的理论代表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
［18］参见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经济腾飞路1965－－2000》，外文出版社等2001年版。以及《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演讲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
儒家思想的现实价值篇6
（一）文化发展要与时俱进，文化传播要依靠精英力量
儒家思想作为正统思想在中国的专制社会中存在了几千年，在儒家思想的传播过程中，也曾存在很多的困难与挫折，但是儒家在历经了几千年之后仍然在现代社会深深影响着社会发展。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其发展过程中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也就是自我完善。儒家在整个专制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地结合每个时代的具体情况进行内容上的整改。从最早孔子提出“仁政”的儒家核心思想，历经孟子，荀子，最后在董仲舒提出的“新儒家”思想中确立了其正统地位，也使儒家思想最终深入人心。我们说儒家思想的传播首先要使统治者接受，所以儒家思想在不断地思想发展中根据各个时代的社会民生情况进行调整，从最初的“仁政爱民”，到之后的“君权神授”可以说都是直接与统治者的利益相关联的。除了统治者的接受，儒家思想还CentURY根据人民的具体情况进行其思想的改制，从“君舟民水”到之后的“天人感应”都切实的考虑到了人民的切实利益。在儒家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儒家思想紧紧围绕“仁”这一核心观点，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整。在不断自我完善中，儒家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奠定了其正统的思想地位。从儒家的发展中我们看到，要在国民教育中很好的贯彻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我们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社会的实际情况，根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具体要求，紧紧围绕几个基本点，不断地进行具体思想的落实。在思想成熟时，我们要利用社会中的权威人士，领导人士进行传播与发展，在儒家思想的传播中，一批核心领导人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等这些士大夫阶层进行了广泛的传播，他们通过讲学，游说，收门徒，编写书籍，开学堂等种种方式进行广泛的传播，从而使社会中的儒家信仰者不断地增加，在这种具有规模性传播方式的影响下，儒家思想得到了很好的传播。除了这种权威知识分子的传播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统治阶级的政策推行，在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确立之后，董仲舒得到了汉武帝的大力支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文化进入科考范围”这些政策的推广，使得儒家思想得以在社会中广泛传播。在现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中，我们要学习儒家，借助知识分子，权威人士以及国家政策的推行，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体系的推行，我们可以利用广大的网络媒介平台进行传播与宣传，并且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借助广大的权威人士知识分子阶层，以讲学为主要途径进行广泛的传播，逐步在传播中形成广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群体基础，并且利用国家机构出台相关政策来保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落实，从而在社会中形成广泛群体道德意识。
（二）文化传播应从日常生活层面入手
儒家思想注重从小事做起，从个体做起。“人则仁义”是儒家思想的生命价值基础，不仅是为人的基本价值标准，也是个体行为实践的价值准则，在儒家学者看来，“仁”是支撑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义”是人之所以存在的基本行为准则。这正如儒家所主张的：“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义者，宜也。”儒家学者之所以将仁义看得如此之重，是因为其理论的核心价值就在于：“仁者爱人”。一方面，儒家仁学的“爱人”思想把握了一个最基本的价值要素，在儒家看来，无爱人无所以构建起和谐社会，正如孔子所说：“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从最基础的爱人开始关注每个人的生存发展强调以礼待人，以利与人；不民意，不强民所为；勤政勤劳，不悔不怨。在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我们也要秉持最基本的以人为本，从每一个人的切实利益出发，关注于每一个人的价值观的发展。加强对个人的教育，从每一个人的精神层面提高上着手，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通过国民教育逐渐融入到整个社会，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从关注人这一基础出发，在儒家提出的“三纲五常”“仁义礼智”“孝道”“非义不居”这些日常小事上着手，进行具体的规定与详细的规范，儒家思想强调诚信，认为不讲诚信，一个人就不具有良好的品格，也就不能实现自身真正的发展，不能成为对社会和国家的有用之才。要想做到心中有仁，必须要诚实地对待自己和别人，必须在追求和谐的心境中，做到至诚至信、至真至善。只有这样，才能在现实中实现自我的飞跃。儒家思想弘扬孝道，认为“孝”产生于家庭血缘关系相连的生理和心理基础之上，孝是最真挚的情感，也是反映一个人道德修养的衡量标准。在儒家看来，做到孝道，才会心中有仁，这对于社会的安定、社会秩序的维护有着重要的作用。儒家十分强调道德的力量。“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道德不仅可以引导一个人不断完善自己，提高自身素质，而且还有助于促进一个国家的不断发展。儒家认为道德的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超越一切，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而且有助于节约社会资源，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儒家在这些小事上进行了各方面的规范，可以说事无巨细，在这种不断地积累过程中，逐步深入。俗话说：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我们要在国民教育中，从每一件小事出发，无论何时何地何事，都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到具体的事物中，要学习儒家思想，循序渐进，不断地进行积累与进步，从不断量变地积累中逐渐达到质变，在不断地进步中落实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
（三）价值判断需深入文化建设的内核
儒家思想的现实价值篇7
论文摘要:自孔子创立儒学开始，实践便成为其重要的思想内容之一。然在传统儒学中，实践往往被局限于道德范围之内。儒学要发展就必须对现实社会中存在的时代问题给予创造性的解决，而儒学实践理论这一概念将传统儒学的道德实践和现实时代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儒学实践理论是儒者以仁爱为内核对时代问题进行思考和理论创新的建构的哲学，即在儒学实践理论这个概念中，其主体是具备道德价值、强调个体的修为、拥有浓厚的历史文化意识、在道德价值观照下去审察历史和现实的哲学工作者和思想者，其理论的内核是仁爱，其中心内容是反思时代问题和理论创新，其本质是建构的理论哲学。
自孔子创立儒学开始，儒学就十分强调实践的观念。对此，梁启超深有感触地说过:“后人多谓知行合一只说是王阳明所首倡，其实阳明也不过是就孔子已有的发挥。孔子一生为人，处处是知行一贯，从他的言论上，也可以看得出来。他说‘学而不厌’，又说‘为之不厌’，可知‘学’即是‘为’，‘为’即是‘学’，盖以知识之扩大，在人努力的自为，……所以王阳明曰:‘知而不行，是谓不知。’”儒学的实践理论是讲究即知即行的，是体悟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但儒学这个实践理论更多强调的是在道德上的实践，使道德实践和生活融为一体。
儒学实践理论强调的道德理论实践构成了人之为人的重要的文化标准，但只有这样的规定并不能使儒学更好地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因为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需要在理论文化的建设上有自己独特而有效的理论。而缺乏相对独特而有效的理论是限制儒学发展的一个根本原因。换言之，如果儒学要在参与社会实践中成长发展，那么儒学的理论创新是必然要采取的行动之一。
现在很多人对儒学在当代的理论创新提出自己的看法，清华大学方朝晖老师曾经说过，要通过厘清知识和道德的关系，来探讨儒家道德传统与知识结合的可能方式。l而浙江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吴光老师对儒学理论也进行了新的探讨，他提出了“民主仁学”的概念，并对该概念的特征即道德理性、人文性、实用性和开放性进行了说明。山东大学颜炳是老师指出在现代文化的建构中既要充分发掘传统文化的自我转换或转型的潜能，重铸民族灵魂，又要引进西方文化的结构和格局，促使传统文化向现代方向转变。并主张儒学应当加强同当代社会的互动，以此使得儒学焕发生命力。复旦大学徐洪兴老师认为，儒学的伦理价值经过现代转换和诊释可以对防止现代的弊病有所贡献。
以上诸位老师对儒学的发展，各陈其见，积极对儒学的发展进行理论上的创造，是当代中国学界对儒学发展可能性的探求活动的缩影。换言之，儒学的当论创新是极具开放性的。在这种文化氛围下，笔者也希望能把自己的日常学习心得，以此种方式表达出来。
一个命题和理论的基础是概念，所以表达自己想法的基础当然离不开概念。而儒学中一个关键概念就是儒学实践理论。儒学实践理论概念是一个普遍的概念，是超越于特定时代和特定具体内容的一个抽象概念。因其抽象，所以对具体内涵的规定就少，该概念的开放性就较大，所以很适合对其进行必要的理论规定和演绎。
首先对这个儒学实践理论下一个定义:儒学实践理论是儒者以仁爱为内核对时代问题进行思考和理沦创新的建构的哲学。首先，儒学实践理论的主体是儒者;第二，儒学实践理论的内核是仁爱精神;第三，儒学实践理论的中心内容是对时代问题进行反思，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第四，儒学实践理论的本质是建构的理论哲学，是立足于传统和现代的对文化的抽象化把握和思考。
下面我们对儒学实践理论的几个内涵分别加以解析。
一、儒学实践理论的主体是儒者
儒学实践理论的主体是儒者，这里所谓的儒者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进行研究的哲学工作者和思想工作者。在中国独特的文化内涵下，所谓儒者是有其特定的文化含义的。首先，儒者是一个有道德价值的人。这是儒学自孔子以来十分强调的首要内容。儒学认为，道德价值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因，《论语·学而》中“学而时习之”的“学”，即“觉”也，是觉悟做人的道理，即道德价值。《大学》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自天子以至庶民，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孟子也提到仁义礼智四德是人性善的萌芽。这些都表明，道德价值是为人的根本原则。后世儒者从董仲舒的“正其义不谋其力，明其道不计其功”到朱熹的天理道德观念无不秉持了先儒的这一理念。其次，这里的儒者蕴涵着个体的意味，即强调的是个体儒者，这也是儒学重视个体的传统。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不欲”、“勿欲”、“欲立”、“欲达”都针对个人而言。《大学》中可以看到儒学的个体思想，“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事皆以修身为本。”这主要是针对个体而言的道德修养的过程，并指出这个道德修养是人人必须且能够做到的。
谈到儒者，还需要提到的一点就是儒者的历史意识。中国儒学很重视历史，孔子整理编订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即是对上古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而孔子及其后学都“祖述尧舜，文武”的文化倾向无疑鲜明地展示了儒者们深远的历史文化意识，尤其是自韩愈后创立的道统学说，其一脉相承的历史延续，在展示儒家发展的过程中也显示了儒者心目中的历史文化和责任意识。
在这里还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儒者的道德价值对其活动的意义，因为这是儒者必备的品质。道德在人的活动中起到了价值观照活动的作用。在这方面，以三苏为代表的宋代蜀学提出的“推阐理势’，观点明显，“圣人因时设教，而以利民为本”，“时”大致相当于“推阐理势”中的“势”，教则相当于其中的“理”。这里的“理”即儒学的道德义理，“势”则是指事异备变。这就是说，道德价值高于事实，以道德义理来观照社会事态的变化，采取合理的方法手段来适应社会的变化。“所以要用道德来指导规范人类社会的生活，恢复人之作为人的尊严，恢复人道的崇高”。
总而言之，作为儒学实践理论的主体的儒者需要具备道德价值，强调个体的修为，拥有浓厚的历史文化意识，并在道德价值的观照下，去审查历史和现实，这是作为一个儒者所必备的能力和素质。
二、儒学实践理论的内核是仁爱
早在儒学开创者孔子那里，仁的思想便已经成了最高的思想观念，而这个观念的核心就是仁爱。这个思想在孟子那里得到了证明和发展，应用在政治上就是孟子提出了仁政的思想。后世的儒学者无不以仁作为最高的价值，观照现实世界，以儒学的视野解决社会时代问题。儒学发展到宋明理学，儒学的仁爱精神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以北宋儒学为例。“站在中国历史的角度进行纵向比较，则可以认为北宋既是一个政治变革的时代，也是一个儒学复兴的时代。政治变革通过政府有组织有序地进行，是在儒学复兴的文化支持下自觉进行的政治调整……也正因为二者被历史现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政治变革引发了儒学复兴的问题意识，反过来，儒学复兴又影响了政治变革的方向性选择，所以，北宋儒学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政治哲学，它所代表的时代精神，是对文明秩序及其最高的体现形式—政治制度，进行理性的批判和重建。批判是追索文明秩序的合理性依据，所谓天道性命之理，即由此发畅;重建是探讨文明秩序、政治制度的合理模式，于是需要推阐王道，作为最高政治宪纲，从而将师古与用今结合起来，使现实政治朝着合理模式的方向调整。正是围绕批判与重建的时代课题，触发北宋儒者的思想激情，形成各种学派，构成一幅色彩斑斓的思想史画卷。”以仁爱为核心的儒学王道思想在北宋儒学者处成了宪纲原则，成为观照现实时代问题的道德价值标准。
儒学的仁爱是一种普遍的思想。首先，自儒学创立之初开始提出力行仁爱，绵延数千年而不中绝，这是历史的选择。而历史的选择则证明仁爱具有超时空性。其次，仁爱能满足人类内心精神需求。在人类交往中，人总是希望能够被尊重和关爱，这是人类共同的精神需求。当将仁爱思想付诸交往时，己之所欲，施之于人，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精神感受到的是幸福和满足。而这正是人类要追求的生活的意义。从这个角度上说，仁爱是普遍的，它实际内存于每个人的内心之中。
仁爱是儒学实践理论的内核。仁爱是普遍的道德价值，而普遍道德价值的意义就是对现实世界进行观照，以仁爱认识社会现实，以仁爱批判和改革现实，从而力图达到社会的和谐。从本质上来说，仁爱是儒学实践理论主体观照社会现实的依据和标准，儒学实践理论主体的其他方面的意识都以仁爱为中心而展开。
三、儒学实践理论的中心内容是反思时代问题和理论创新
(一)儒学实践理论的中心内容之一:反思时代问题
儒学实践理论的基本内容是反思时代问题。从儒学实践理论的含义来看，儒学实践理论具有积极参与社会的意识，积极参与社会的意识的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对时代问题的反思，换言之，反思时代问题构成了儒学实践理论的基本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儒学实践理论把握时代问题的基本方式是精神地把握时代问题。所谓精神地把握时代问题就是将时代问题转化为哲学问题加以思考，从而给时代问题的解决提供哲学理论上的支持。
以哲学的方式来理解时代问题的时候，很自然地就会涉及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哲学史和哲学的关系，因为时代问题背后牵动的是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的关系。如果将历史问题哲学化思考，那么必然涉及哲学史和哲学的关系。因此，反思时代问题时必然要讨论哲学史和哲学的关系问题。
哲学研究的是人类面对的一些最根本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内容和方法正是在哲学史，也就是他们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展开的。每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只有与以往的哲学不断地进行对话，才能进入这些问题并对它们作出自己的贡献。哲学基本问题总是浓缩着时代的问题，是人类对自己所面对的困境的智慧的思考，正因为如此，哲学家对哲学史的研究，从来都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恰恰是要以今度古，从哲学史中找出当下危机的根源，或探寻可能的解决与出路。之所以要以讲哲学史的方式阐述自己对时代问题的思考，原因有二:意识要追溯当下问题的深层原因，再就是试图在传统智慧中找到今天问题的出路或启示。
精神地把握时代问题，即把握时代问题的两个方面，首先要有历史感，从对历史的研究中探寻出当下时代问题的历史、哲学的根源;其次就是借鉴历史智慧来思考当下的时代问题。借鉴历史智慧并非将历史经验移植到当下，而是寻求解决当下时代问题的方法，即历史经验并不能完全能解决当下的时代问题，当下时代问题只能在历史方法的启发下，根据当下的时代条件进行创造性的思考和解决。
(二)儒学实践理论的中心内容之二:理论创新
儒学自古以来就不乏创新精神。孔子虽然继承了周代文化，但它并未毫无选择地保留，而是对周文化进行了损益，最重要的是他将周代以来的仁的概念加以哲学改造，由政治术语变为最高思想价值原则。创新的意识在孟子处也很强。孟子终身愿学孔子，孔子言“性相近”，而孟子言“性善”。孔子说:“齐桓公正而不橘”，“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微管仲，吾其披发左枉矣。”而孟子反其言:“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乎?”孔、孟之言显然相抵，但创新之处不言自明。儒学从汉至唐，经学绵延，而到宋明，学风顿变，自觉创新，儒学诸派兴起，由范仲淹、欧阳修为代表的庆历学术开始，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张载的关学、二程的洛学和苏轼为代表的蜀学竞相开展，直至后来的心学和理学的并举。从儒学发展的脉络来看，儒学不乏理论创新活动，只是后来由于外因的强烈介人而使得儒学的创新意识萎靡，理论创新陷入枯竭。但这只是暂时现象。当有适当社会环境时，儒学的理论创新就会重新生长。当代各路新儒家的种种努力都是这种理论创新的再现和发展。
儒学的理论创新是儒学实践理论的表现形式。儒学实践理论对时代问题的精神的把握，在面对时代问题的解决上往往表现出对创造性思维的需求。而在创造性思维方面，儒学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在历史文化上，儒学的理论创新传统可以给儒学实践理论创新提供文化的渊源和方法的启示。可以这样说，儒学实践理论的理论创新是以儒学的理论创新传统为文化基础的，是儒学传统理论创新在当今的展现和发展。
儒学实践理论不只在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更重要的是要在此基础上以理论创新对时代问题的创造性思考。这是儒学实践理论主体参与社会的积极意识的重要表现。
四、儒学实践理论的本质是建构的理论哲学
儒学实践理论在本质上是建构的理论哲学。所谓建构的理论哲学就是以抽象的理论思维对中国传统哲学中超越时代、超阶级和超历史的特殊的普遍抽象的概念和范畴进行反思、重构和演绎，即对具有普遍必然性的概念进行重新的构建和演绎。这是具有可能性的。首先，从方法论上来看，儒学实践理论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对这样抽象的概念具体化是合乎逻辑的，正如马克思认为的那样，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范畴相互间的推演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所谓抽象和具体，正如马克思所说，也就是内涵比较简单的范畴和包含它的比较复杂的范畴，也就是内涵比较片面的范畴和包含它的比较全面的范畴，也就是部分和包含部分的整体范畴:“具体之所以是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所以，我们对一个抽象概念进行规定，使其具体化，以使抽象的概念符合理论的需要。从理论上来看，儒学实践理论具有很强的现实可能性。在当代的中国，自民国初年后，中国文化便开始了新的发展历程，旧有的理论已经被打破，直至今天，中国在文化上尚没有完成文化的新建构，所以，在这种文化竞相争鸣的时代，提出自己的合理见解是十分有意义的，所以架构理论哲学是儒学实践理论的本质。
综合来看，儒学实践理论的各部分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仁爱是主体儒者的核心思想内核，是儒者内在的价值标准，而反思时代问题和理论创新则是儒者关注现实、改造现实的思想对象，在反思时代问题和理论创新的关系中，反思时代问题是理论创新的前提和基础，而理论创新则构成了对时代问题的反思和理论解答。
儒学实践理论的外延包含广泛，既包括古代先儒对儒学实践理论的创立和发展，又包括当今社会有儒学文化背景的学人对时代问题的反思和探索，从孔子损益三代文化创立仁学理论到当代新儒家的对时代问题的种种探索，绵延至今达数千年之久，其理论革新发展更是层出不穷。具体而言，儒学实践理论具体形式包括先秦儒家、汉唐经学、宋明清理学、民国初年新儒学等。
对于先秦儒家的实践理论，主要包括孔子、孟子和荀子实践理论创新。孔子积极学习和吸收夏商周三代文化，因其时代，择善而从，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实践理论体系;孟子对儒学实践理论亦有发展，以性善学说来为孔子的仁进行理论证明，并针对当时的政治，提出了仁政学说;荀子则在孔孟的实践理论基础土，提出了性恶学说—强调人后天向恶发展的可能性，为其礼法理论提供理论支持，同时他还根据战国时代人心纷乱的状况，一反孟子的崇王贱霸的方略，主张王霸并举，最终实践王道。
汉唐经学则是在汉代以后儒学实践理论的一种形式，经学与儒生所传儒学有密切关系，经学是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儒学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经学是以儒家经典作为注释和研究的对象，并结合各个时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提出一些新见解。可以说，离开了儒学，离开了儒家经典，便无经学。而儒学在汉代以降，主要是以经学的形式出现的，离开了经学，便谈不上儒学的流传和发展。儒学除以经学的形式外，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儒学的渗透和儒家思想的体现。
宋明清理学是两宋、明和清代主要的儒学实践理论，主要包括二程和朱熹的理学和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两个主要理论形式。他们针对各自的时代特点，对儒学实践理论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宋代佛道盛行而儒学式微，程朱积极吸收佛道思想创造性地诊释儒学经典，以创新的儒学理论力辟佛老，成为儒学理论发展的里程碑。陆王心学的发展是对程朱理学理论的反动。明代程朱学说笼罩士人，其教条化导致儒学思想失去活力，王阳明以致良知学说，使得思想解放蓬勃发展，是儒学实践理论的又一次发展。这两种思潮后对清代的影响深远。
民国初年出现的新儒家是在儒学遭受近代西学的冲击下进行的文化反思和创造活动，包括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等及其后学，如牟宗三、徐复观等人。他们积极继承传统儒学的精华，运用西方的学术思想来重新认识和发展儒学，并结合时代问题积极进行儒学的创建，如牟宗三在突出儒学个性之后，在民主和科学成为时代的主题后，积极努力，希望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开创出民主和科学。
儒学实践理论是一个开放的理论，它的内容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这是由儒学内在的动力—儒学仁爱原则下的对时代问题的反思的前提下进行的。儒学仁爱是一个普遍的原则，对不同时代具有观照作用，而这种观照必然要求对当下时代和社会问题进行反思，使得社会的发展符合时代要求，为时代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支持。由此可见，儒学实践理论必然是一个开放的理论。
五、儒学实践理论的意义
儒家思想的现实价值篇8
2016年第10期山东青年总第513期
思政论坛
基于思政视域下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初探
关键词：儒家文化；优秀传统文化；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民族优秀文化得以秉续传承的关键环节，是提升大学生政治思想水平和道德素质修养的重要途径，更是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在当前中国高等教育迅猛发展的形势下，不断审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从中挖掘有价值的文化思想体系，继承其先进思想，克服其负面影响，对推进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重要作用。
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状
关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从文化根源上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代表我国文化积淀、文明发展的成果，是中华文明的基础；从文化传承上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几千年来优秀人才的精神结晶，是一脉相承的文化体系；从文化影响来看，对引导青少年学生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理想信念，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于青年学生，尤其是当今大学生的成长成才有着十分重要的思想引领作用，对帮助和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实现人生目标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近年来，复杂多变的国内、国际局势给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新的挑战，社会转型、网络文化及西方思潮冲击等都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在形式上要敢于创新，在内容上要积极吸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养分，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教育性和实效性。
在2004年，中共中央颁布16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明确要求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要发挥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要对当代大学生深入进行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教育。
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强调要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2014年教育部关于印发《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的通知，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
因此，大力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将其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是国家人才培养、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梦的思想基础，也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价值基础，对大学生的日常管理，学生价值观的引导，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应扎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断从中吸取营养。这不仅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现实选择，也是传承优秀文化的重要途径。
思想政治教育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互推互进，不仅有利于改善大学生知识结构，丰富和提升当代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创新，进而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争取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更有利于思想教育工作者有效地借鉴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对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具有很大的实践意义。
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关系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博大精深，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面对高校大学生这一研究群体，置身于思想政治教育背景之下，正确界定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构建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的优秀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从思想文化层面加强对大学生的引导，从而达到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目的。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因评价标准、研究对象、理解的含混和分歧等，产生了诸多的观点分歧。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几千年的历史创造了丰富绚烂的文化体系。这些由前人创造、形成并一直对后人产生影响和作用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道德规范、行为方式和风俗习惯等，我们称之为传统文化[1]。但是由于经济基础、社会制度的不同，尤其是历史的局限性，中国传统文化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既有积极、进步、革新的一面，也有消极、保守、落后的一面。诚然，中国传统文化因其产生的经济基础、社会制度、学者思想家自身的阶级局限性等原因，并不完全适应于当今社会。但中国传统文化中仍然具有很多普世性的思想精髓，其合理精神超越时空的界限亘古长青，很多物质文化遗产依然具有很好的教育和实践意义，这部分具有现实意义的传统文化我们可以称之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浩如烟海，从广义上来说，它包含诸多物质遗产、风俗乡规以及各类文化学说。而从狭义方面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最核心的体系是儒家文化，即儒学。儒家思想中在当今社会依然有其生命力，可以和当代社会产生共鸣的部分，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首先，儒家文化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而进步，其作为统治阶级的御用工具，在整个封建社会的文化发展是一脉相承的。其次，儒学文化不断吸收其他各派学说的精髓，尤其是到封建社会后期儒释道三家合流，逐渐新城以儒家文化为主，佛道文化为辅的中华民族的文化体系。儒家文化承载、延续着个体对国家、民族文化的认同，成为国家民族发展根基与动力。这些都使儒家文化成为中国历史上传播最广，影响最深的思想体系。第三，儒家思想作为几千年来我国文人阶层阶层的主流文化体系，很多思想具有普世性的精髓，在当今社会依然有着独特的生命力。儒学与现代化的研究也是近年来学界的重要内容，儒家文化在现代社会的转型更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正能量的体现。
因此，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互推互进，也可以看做是儒家文化同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问题。一方面，儒家文化可以丰富思想教育的内容，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思想基础。一方面，大学生思想教育的发展和创新，不仅传承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更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组织保证。
三、思想政治教育背景下儒家文化的价值构建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是不可估量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价值构建，在一定程度上其实就是精神形态，或说理论形态，或说观念形态的文化的教化功能[2]。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看儒家文化的价值构建，找寻符合现代价值观的的思想精髓，使思想政治教育根植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从而对当今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指导和借鉴。
第一、推崇“仁爱”思想，树立正确三观
儒家思想的核心功能在于教化，从人的主观能动性来说，儒家认为人是有道德的。人之初，性本善。“仁”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象征，具体表现为仁爱、宽容、和谐，自强不息、奋发有为。
“仁”的基本含义就是“爱人”重视人的尊严和价值。孔子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克已复礼等都说明儒家文化在在人和人的相处中，更多的设身处地地为对方考虑[3]。当今思想政治教育将“仁爱”的思想融入到工作中去，以学生为学习的主体，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学校在思想引领的作用，将日常思想教育通过活动等方式渗透到被教育者的内心深处，启示他们要尊重自我、关心他人，维护集体利益，进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第二、以人为本，和谐发展，培养新型人才
《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和合是儒学对人的生存、意义及可能世界的思考活动[4]，是儒家文化核心的处世哲学，它是儒学所普遍认同的理念，并纵贯儒学演变的全过程。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一方面，要在人才培养方面，因材施教，以和谐发展的理念，正确引导学生走适合自己的道路，不轻易放弃任何一个同学。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不能一成不变，要在和谐的基础上，敢于学习教育观念、形式等应与时俱进，在学生为本的前提下，追求大学生的和谐发展，双管齐下，进而培养新型人才。
第三、诚实守信、言行一致，加强道德教育
诚实守信是儒家文化的传统美德，孔子指出：“与朋友交，言则有信。”、“信则人任焉。”诚信更是支撑人类社会正常运转的道德支柱，是一个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但是当今思想政治教育中，大学生的诚信缺失是急需解决的问题，严重影响大学生自身整体素质。因此，我们应该从儒家文化中吸取诚信、言行一致的传统伦理道德，把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中的倡导言行一致、恪守诚信的思想，贯穿在现代的道德教育中，使当前的道德教育更具有说服力，更能得到学生的认同和接受。
第四、忠孝节义、济世关怀，树立爱国意识
忠孝节义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忠、孝是中国古代社会基础性的道德价值观，与做人应坚守的“节”，与人类应遵循之行为标准“义”一起[5]，成为主流社会观念文化，由此所引申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都是重要的思想财富。当今社会，思想政治教育要关注大学生的社会意识和国家意识，要有明确的社会责任感，孝敬父母，言行符合社会的规则，不忘国家的命运与自己的发展，自觉将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符合社会的需要，为了整体利益而团结一心，为社会、为民族、为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
第五、自强不息、投身实践，促进成长成才
《易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精神是儒家文化的强大精神力量，自强不息所代表的儒学入世品格和刚健精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给当今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知与行的力量。当今大学生，通过积极的引导和鼓励，利用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抵腐朽思想的侵蚀，以思想引领行动，自强不息，融入社会、投身实践、在追求真知中不断探索新世界。
儒家文化，具有丰富的内在感染力和雄厚的思想根据，面对当今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诸多现状，我们可以吸取优秀传统文化的果实，在文化层面，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文化渗透，让更多的大学生增加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进而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在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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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杜维民.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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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现实价值篇9
【关键词】内圣外王个人修养方法借鉴意义
一、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渊源及特征
“内圣”是指人通过自身的心性修养所达到的一种高尚境界；“外王”是指人的心性修养的外在表现，即把人的主体修养推广到自身以外的社会领域。孔子所说的“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就是“内圣外王”之道,其中“修己”是“内圣”,“安百姓”是“外王”。“圣”是理想人格的最高境界,达到这一境界的人格就是“圣人”。而主体一旦达到仁、圣的精神境界,必然要释放出巨大的精神力量,见之于政治实践,成就“外王”事业。这种“外王”事业,以“博施济众”为极致,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将它树立为儒家的最高政治理想。“外王”实为“内圣”的延伸和展开,“内圣”与“外王”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其最高境界是合而为一的。
“内圣外王”是儒家思想体系最核心的价值理念。其实质是高度推崇道德人格对于个体生命价值的呈现，强调主体的道德人格是一切社会价值创造的终极源泉。按照儒家的正统观念，君子只有潜心于道德人格的修养磨练，将道德实践的经验内化到主体的心理结构之中，使主体逐步凝聚、积淀起一种强有力的道德精神力量，完成“内圣”的实践功夫，才谈得上人之为人的价值尊严，才谈得上通过社会实践，将自我内在的人格力量外化于世俗社会的价值创造之中，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宏大抱负。
儒家的“内圣外王”体现了个人与社会、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高度统一。儒家很重视人的社会本性。个人不脱离社会群体而生存,而要生存,就必须处理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正是建立在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基础上。这一理想人格乃是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它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自尊自爱与敬人爱人的统一。每个人都有得到他人尊敬爱戴的需求,在儒家看来,其前提是尊重和爱护别人。正如孟子所言:“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而敬人爱人又必须从自尊自爱做起,故荀子说:“仁者自爱”。第二,自我满足与满足社会的统一。孔子说:“夫人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立、己达是起点,立人、达人是归宿,满足自己也要满足他人才是仁者情怀。人的价值与社会的价值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人的个人价值只有转化为社会价值,才更有意义,社会价值的实现也就是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
二、儒家“内圣外王”思想对当代社会的积极影响
“内圣”即是进行道德修养，成就圣贤人格，“外王”则是从事道德实践以建功立业。加强道德修养，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养成高尚的道德人格是做人的根本，是建功立业的条件，也是一个人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之一。这种内圣外王的思想对中华民族的心理文化产生积极影响。
一方面，传统儒家文化的“内圣外王”人格体现成己成物的价值取向，可以克服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在“工具理性”猖獗的现代，现代人价值失落，人际关系冷漠，利己心膨胀，社会风气每况愈下，从而导致人们精神家园的丧失。针对这些弊端更需要弘扬传统文化的精髓，来调整与制约当今人们的心态。而且，这种修身养性、内圣外王的人格体现中国人自强不息的入世精神，它有助于克服现代人的消极悲观情绪。
另一方面，儒家“内圣外王”人格体现了自我满足与社会满足的统一。只有满足自己需要的同时，也能满足别人的需要，才是仁者胸怀。内圣外王的思想突出了人的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且把社会价值看得更为重要，这一价值取向可以矫正现代人过于自私自利的心理，对于现代人由于“精神空虚”、“人生意义失落”而引起的沮丧、神经衰弱和精神分裂症有很好的预防作用，对于提高现代人的道德心理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都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三、儒家“内圣外王”思想对当代人形成良好个人修养的借鉴意义
首先，儒家“内圣外王”思想主张人对人的承认、施予及肯定，通过爱人而达到社会和谐统一，避免对立与对抗，对当代人有重要影响。当前，很多人在市场经济和外来思潮的影响下，变得自私、思想狭隘，追求自我奋斗，信奉“人都是自私的”，通过对儒家仁爱思想的学习，使其与现代人道主义相结合，尊重人，信任人，爱护人，创立一个以爱换取爱、以信任换取信任的社会大环境，对缓解人际关系的紧张、遏制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无限膨胀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其次，儒家“内圣外王”思想有着重要的示范影响作用。“内圣外王”就是正己才能正人，修己才能修人。孔子就是以极高的道德修养和人格力量深深地征服了他的学生。人本身就是一个榜样，只有使自己成为典范，才有说服力，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必然会感染他人、教育他人，激发起他人内心的道德意识，进而使他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向往、学习、效法。在当代如果人人都注重培养良好的个人修养，就具备了榜样示范的作用，就会带动周围人相互学习，从而改善不良的社会风气。
最后，儒家“内圣外王”理想提倡忧患意识和献身精神。儒家人格的忧患意识表现出的是一种爱国情怀，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的责任感与捍卫民族尊严、维护祖国利益的崇高品德，具备了思想上的忧患意识，表现在行动上就是奉献精神。学习儒家理想人格的忧患意识和献身精神，使我们主动把自我与社会责任、义务联系起来，在国家和民族的强盛和危难之际，激发爱国情怀，培养他们处处以大局和国家民族为重，关心他人、爱护群体的高尚品质。
诚然,“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模式并非十全十美,而是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在道德理想上要求“内圣”与“外王”统一,而在现实生活中二者往往又是相互分离的。即“内圣”未必能够“外王”,“外王”也未必就是“内圣”。从总体上看,“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模式是以“内圣”为基点建构起来的,这就使其在理想人格的设计与塑造上往往过分强调心性修养和道德素质,而忽视人格中科学文化修养和科技素质。同时,它忽视或排斥劳动这一人格要素,这就决定了这一模式是不健全的。但不容否认,它在理想人格、价值取向、思维方式、伦理观念、审美情趣等精神文化方面使全民族逐渐认同、趋于一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精神。尤其是其中自强不息、积极有为、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以及“民胞物与”的仁爱精神、“天下一家”的博大精神,更是中华民族精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我们对于这一传统的理想人格模式应加以批判地吸收和改造,使其在培育和弘扬当代中华民族精神的过程中发挥其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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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孟轲.孟子[m].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
[3]田勤耘，罗家祥.“内圣外王”与民族精神的建构，2006.
儒家思想的现实价值篇10
【关键词】儒家思想；核心价值观；内在原因；意义
中国传统社会自汉代至清中叶，长期稳定地发展，且一直居于世界文明的领先地位，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从意识形态领域看，主要得益于其长期形成的一套相对稳定的核心价值观。它不仅在乱世成为拯救社会人心的精神支柱，而且在盛世成为一种信仰和追求。甚至融入到了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形成了这个民族特有的性格和思维方式。这对于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一
在中华民族核心价值体系中，汇集了先秦诸家思想的智慧，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共同形成了国民的精神核心。但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外部原因来看：其一，在于统治者的提倡。儒家学派自春秋时孔子创立，经战国时的百家争鸣，到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便开始实施。虽然此时的“儒术”已掺杂了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但仍是以儒家思想作为核心的。而到了宋代的科举考试，尤其自真宗以后，其内容由诗赋、策论转变为集中于儒学，立论必须依据儒家经典，诸子之书不合儒学的都不能采用。这种要求到明清时期更加严格。这使儒学被社会尤其是知识分子所接受和认同成为可能。其二在于学校教育。儒家学派的创立源自孔子的设坛讲学，广收弟子，有教无类。弟子三千，七十二贤人，并代代相传。而孟子也以这样的方式传播思想以求实现理想社会的美好图景。到汉代独尊儒术之后，学校教育不仅有私学而且设立了公学。汉武帝时期，朝廷置博士官，立太学。成帝时，太学弟子三千人，东汉后期太学生多达三万人。汉代经学教育为儒学的普及和传承建立了良好的基础，也为后代学校教育树立了典范。其三在于儒家典籍的编纂。自汉代开始编辑儒家典籍，至宋朝确定了“十三经”。这些典籍成为学校的教本和知识分子阅读的主要内容。其思想价值也就成为社会的核心价值。其四在于文学创作的推进和深入人心。汉代多数作家都受过经学教育，他们成为沟通文学和经学的重要媒介，形成了文学和经学的互相渗透。汉代散文中的经学之文、唐宋的古文运动，都是以儒学为核心或作为旗帜的。而文学创作观念也主要遵循儒家的文学观念。
总之，儒学之所以被统治者、被知识分子、被社会所重视，以它作为统治的工具、自我的道德修养、社会的行为准则的主要原因在于儒学本身。强制的思想渗透不可能是永久的，只有真正被人们所接受并愿意奉行始终的才是永恒的。而这源自其内在的精神魅力。
二
儒家思想自其产生之日起至今，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它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并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价值观念，代代传承，至今仍然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理和评判是非的标准。因此，我们回到最初孔子的学说来探究。虽然《论语》一书并非孔子亲著，而是由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所记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在体例和表达上并不统一，也不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从孔子的言行中，我们却能了解儒家文化之所以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原因。
1、儒家思想的明确性
儒家学说不但明确地提出了思想核心，而且提供了思想方法。
孔子的思想概括起来为“仁”和“礼”两个字，而这两者又相互关联。“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同时他又认为，没有“仁”，也就谈不上“礼”，所以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可见，他的思想是以“仁”为核心的。“孔子把‘仁’作为儒学的基本范畴，探讨人的价值。追求做一个完善的人，是孔子自始至终的理想。早期儒学也因此可称为‘人学’”[1]。
到了孟子，又将其发展为“仁政”思想，不仅完成了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更是将这一思想核心从个体的修为扩展到了统治者的作为。形成了上自统治者，下至老百姓的统一的核心价值。虽然统治者未必做得到，但也成为他们笼络民心的手段，毕竟这样的仁政理想是百姓所期待的。
“中庸之道”是其思想方法和处事原则。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又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孔子认为“中庸”是最高的道德标准。杨伯峻先生解释说：“中”，折中，无过，也无不及，调和；“庸”，平常。孔子以中庸二字，就表示其最高道德标准，其实就是折中的和平常的东西。而孔子思想核心的“仁”和“礼”都是以中庸的思想方法得到的。如杨朱的“为我”，极端主张自己本位说；墨子的“兼爱”，极端的主张牺牲自己，专门利他。而孔子主张“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执杨、墨两端求得中庸。又如道家极端反对法制，而法家极端崇拜法制。孔子从两者中间找到了礼制。又说“出于礼者入于刑”这是执道法两端求得中庸[2]。因为折中，故而不甚激烈，具有包容性；因为平常，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有利于推广和被广泛地接受。
理论的明确性，是使它成为核心价值观的基础。
2、儒家思想的具体性和可操作性
儒家的思想核心虽然是“仁”，但他没有将其作为抽象的概念，而是结合个体的人和现实的生活，将其具体化，具有可操作性。
“仁”的解释是多样的。究其实质，是教人如何相处，如何做人。于是儒家提出了“孝”“悌”“忠”“信”的道德要求。同时还给出了具体的做法，即“恕”的方法。
所谓“孝”是要对父母尽孝道，而父母也要慈爱孩子；“悌”是对兄弟姐妹尽悌道，兄长爱护弟妹，弟妹尊重兄长。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忠”是与人忠，同时忠于君王，而君王也要仁爱百姓。孔子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信”是守信用。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信”是立身之本。而这所有的要求都是相互的，因此它既符合人性，又符合平等的观念。从家庭出发，从人与人的关系出发，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所谓“恕”是实践的方法。“恕”即“推”，推己及人。“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依照这种方法，进一步便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继而孟子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孔子认为这种方法可以作为终生做人的方法。而梁启超认为，这是最简单而最高尚的道德。将心比心地去对待别人，而不是设立一个高标让大家去努力达到。只要你愿意，每个人都知道该如何做，而且每个人也都能做得到。
“仁”的实践不仅具体化，而且他从个体出发，从家庭出发，容易被人们所接受和认同。而“仁”是个体的修养。修养品格，是要与社会现实相关联的，要在此基础上实现人生之理想。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思想从小处立足，提出了远大的目标，既切实可行，又有前进的动力。因此，不仅可以为社会所接受和认同，而且能够促使人的行动。理论的具体性和可操作性是使它成为核心价值观的可能。
3、儒家思想的合理性
儒家思想之合理性，其一在于对生命个体的重视。社会是由每一个个人构成的，因此，每个人的修养都关乎社会的文明。因此，社会的好坏并不是取决于少数的一些人或阶层，而取决于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朱光潜曾说：“我坚信，中国社会闹得如此之糟，不完全是制度的问题，是大半由于人心太坏”[3]孔子讲道德注重“仁”字，仁就是问心的道德。宋儒注“仁”字说：“仁者心之德”，每一个人如果都能注重仁的修养，人心就会因此而净化。所以孔子的思想是针对每一个人而言的，要求每一个人都有最基本的道德修为。而对于社会的中坚力量，则要求养成君子品德。其二在于对人的社会属性的关注和理解。人是社会中人，因此，人既有其自然属性，又有其社会属性；故而有生理需求，更有精神的需求。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类的需求是分层次的，由低到高。他们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由此可见，自我实现的需求是最高层次的需求。春秋末期，孔子首创私学，以《诗》、《书》、《礼》、《乐》、《易》、《春秋》教授弟子。同时，孔子将济世救民的理念渗透在《六经》中，希冀以此教化学生，推动社会进步，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其实，这既是孔子自我实现的需求，同时也是社会所有人的一种心理需要。儒家以此为目的进行教化，是合乎人情人性的。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让有识之士都有参与社会、改变社会的理想。这样的教育，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具有极强的社会责任感，从而成为民族的支柱和脊梁。其三在于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悉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孔子一生周游列国，希望实现其政治理想，虽然终生落拓，但他从来没有颓丧过，安贫乐道，不改其志。既不注重物质之多寡，亦不在意人生之失意，始终以乐观之精神面对生命之种种。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样的思想形成了一种精神和人格，也因此才能做到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而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精神和价值观念，形成了这个民族的乐观精神和不可动摇的气节。
三、结语
儒家思想之所以几千年来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成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关键在于其理论的明确性、合理性、具体性和可行性。这也是现今我们架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应该是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的与时俱进，因此，研究儒家思想作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原因是很有必要的。
【参考文献】
[1]张岂之.中国思想史＼[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