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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文学概念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5 17:08:29

汉语言文学概念篇1

关键词:英汉商务表达概念隐喻相似性差异性

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中国与世界各国间的商业活动更加频繁,商务英语和商务汉语在人们的沟通交流中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英汉商务表达对于人们正确传达和理解语义起到了关键作用。许多学者从传统语义学或转换―生成语言学来对比分析英汉语表达的异同,却往往忽视其认知范畴的研究。商务英语和商务汉语属于专门用途语言,其概念隐喻的出现频率很高,因此,从认知语义学角度探究和对比英汉商务表达中的概念隐喻,将有助于弄清不同文化背景下商务表达中概念隐喻的认知本质。

一、商务表达中的概念隐喻

隐喻在英汉两种语言中比较常见且应用范围较广。传统语言学,尤其是乔姆斯基的生成语言学认为语言是独立的模块和封闭的系统,而隐喻只是一种修辞格,是无法解释的特例现象。认知语言学则将语言视为人类众多认知能力中的一部分,将隐喻视为一种想象认知能力和认知思维方式。由于认知语言学在隐喻方面的理论优势,语言中,尤其是专门用途语言中的概念隐喻机制得到了很好的解释。Lakoff认为,概念隐喻就是将源域的部分特征映射到目的域,人们在理解目的域的基础上部分地理解了源域。商务英语和汉语是在科技英语和汉语的逐步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经济管理等门类的专门用途语言,其中包含有很多抽象难懂的专业术语和表达,隐喻正是将这些抽象概念映射到人们容易理解的事物上,从而将两者联系起来,前者因与后者产生联系而易于理解。与一般的隐喻相同,商务表达中的概念隐喻也主要分为以下三类:结构隐喻、方位隐喻和实体隐喻。(蓝纯,2005:122)结构隐喻是用一种概念的结构构建另一种概念,用描述一种概念的词汇描述另一种概念,用源域中人们比较熟悉的概念去类比目的域中抽象的概念。方位隐喻是利用空间方位而构建的隐喻概念,比如上下、前后,中心、边缘等空间概念映射到情绪、状态等抽象的概念上。实体隐喻是人们将抽象的和模糊的思想、感情、心理活动、事件、状态等无形概念作为具体的有形实体,以对其进行指称、归类、组合和识别等。(彭建武,2005:25-28)

二、英汉商务表达中概念隐喻的相似性

认知语义学的哲学基础是经验主义,概念隐喻在认知语义学范畴内是以人们的经验为基础的概念映射。在英语和汉语中,人们所表述的商务内容具有相同的经验基础,即人们在商务表达中会寻求相同的目的域与同一个源域相对应。这样的相似性在三种隐喻中都有所体现。

(一)结构隐喻

商务表达中的抽象概念很多,人们会倾向于用另一个熟悉的概念结构来类比所要表达的商务概念,而这样的类比在商务英语和商务汉语中有很多是相似的。比如,汉语中说“经济前景一片光明”,英语中则有“brighteconomicfuture”,在英汉两种表达中,经济前景是一个较为专业的词汇,为表达经济前景良好,英汉两种语言都选择使用形容光线的词汇,这主要基于英汉两种语言背景下人们的经验基础。认知语义学的经验观认为,意义来源于人们的感知体验,(王寅,2005:174)没有脱离于人们经验的意义存在,两种语言背景下的人们都把光线的状态,这一熟悉的概念作为目的域的状态来表达经济前景这一源域的状态,从而将人们对于光线的认知体验转换成能够表达经济前景如何的语言意义。再如,汉语中常说“商场就是战场”,英语中有相同的隐喻表达,如,tradewar,pricewar,marketingcampaign,launcheconomicattack,marketingisakeyweapon等(孔德明,2002:14),战争和战斗的概念是人们熟知的,其激烈程度和斗争的残酷也是可以体会的,英汉语在表达经济竞争状况时都采用了战争的概念作为喻体,使本体的语义得到充分的理解。类似的相同结构隐喻还有很多,如,在某行业中领先的经济体在英语中可以称为“bellwether”,就是脖子上挂着铃铛走在前面的公羊,汉语中也有同样的说法,称为“领头羊”;福利经济学中视时间为资源,认为timeismoney,对应汉语中的“时间就是金钱”;公共管理学中认为有freeride的现象,对应汉语中的“搭便车/搭顺风车”;营销学中有valuechain和industrychain的概念,对应汉语中的“价值链”和“产业链”的说法;企业合并在英语中可以表达为“inmarriage”,汉语中则可以称为“联姻”,等等,在这些商务表达中,英汉语不谋而合。

(二)方位隐喻

人们在描述事物,尤其是空间结构时,通常会采用方位词,而方位词在语言使用中通常能够凸显隐喻功能,因为语言中的许多隐喻都与人在一定空间中的身体体验有关(朱跃,2006:45),表示空间概念的方位词与人们对事物的体验联系在一起就出现了很多方位隐喻,从而实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表达效果,尤其是在表达商务含义时,其优势更为明显。例如,“ourbeliefisthatthestockhastankedtoomuch,andwillbottomoutsoon.省略/article/57320-overstock-to-bottom-out)一句中,bottom一词是表示底部的方位词,人们的经验认为底部是最低点,因此该隐喻很自然地用来喻指股市跌到最低点。汉语中也用类似的方位隐喻,如“你可以将之视为我们在行业谷底时的‘抄底行为’”(引自《21世纪经济报道》2007年9月15日《再造普洱茶》一文),谷底在人们的经验中是一个非常熟悉的方位,暗喻行业最为衰败时;“抄底”是人们的一个动作体验,是多见于股市中的一个方位隐喻,表示在股价最低点时买入,这里借用过来表示在行业最低靡时进入该行业,从而使得句义形象生动,易于理解。英汉商务表达中,除了顶部、底端的方位隐喻相同外,相同的上下、前后、里外的隐喻概念也是比较常见的。例如,“theslowdowntheyrecordwasnotcausedbythismonth’suptickintheeuro.”(引自《经济学家》杂志2004年11月16日“brutal,ineverysense”一文)一句中up这一表示向上的方位词被映射到欧元的价值状态上,表示欧元价值增加。汉语中亦有类似的隐喻表达,例如:“就东亚整体而言,中国无论在经济规模还是增长速度方面均仍居榜首,并带动东亚地区整体经济上扬”(引自《财经》网2007年12月13日综合报道)一句中“经济上扬”也是向上的方位隐喻。

(三)实体隐喻

将抽象的概念看作具体实物,有助于信息文本的传达及其接受者理解文本含义,英汉商务表达的实体隐喻也具有这样的特点。例如以下两句商务英语表达:theysuggestthateurope’sweakeningeconomiesarenotinagoodpositiontocopewithastrengtheningcurrency.theFrencheconomycrawledalongatanannualpaceofjust0.4%betweenJulyandSeptember.(均引自《经济学家杂志》2004年11月16日“brutal,ineverysense”一文),weakeningeconomy,tocopewith,crawl这些词语都表明,经济在这里已被视为一个实体的人,我们可以对经济进行指称和识别。汉语中也有此类实体隐喻,如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网2008年2月12日一文的标题为“欧洲经济康复期将更长”。康复期是指人在患病之后得以治愈、逐步恢复健康的一段时间,在这里,欧洲经济被赋予了人的特征,人们对于康复期的经验认知使这一标题产生了意义。其他相似的实体隐喻也有很多,如英语中“flowingassets”的概念和汉语中“记流水帐”的表达均把金钱和财产看作流动的实体;英语中“bull/bearmarket”和汉语中“牛市/熊市”均把股市看成相同的动物实体;英语中“enterintothemarket”和汉语中的“进入市场”都把市场看作一个有里外的、可以进入走出的实体容器。

三、英汉商务表达中概念隐喻的差异性

上文谈到由于英汉两种不同语言背景下,人们存在相同的经验基础,商务表达中的概念隐喻因而会趋向一致。但与此同时,英汉商务表达中不同的概念隐喻也比比皆是,这是由于隐喻是我们将经验概念范畴化的基本方法(张维鼎,2007:178),而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经验方式、思维方式、表达方式不尽相同,将隐喻概念范畴化的方式就存在一定的差异。例如,汉语中的结构隐喻形容一个大的经济体可以用巨龙,英语中则没有这样的结构隐喻,因为龙在英语文化中是邪恶的象征,英语中表示大型的物体可以用giant或megatron(汉语中译为巨无霸)。某些在汉语文化中熟悉的概念在英语文化中是根本不存在的,比如,“天安科技受让莲花股权本来已经尘埃落定,谁知半路杀出一个程咬金――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引自《21世纪经济报道》2006年7月11日《莲花味精mBo迷局玄机》一文)中“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带有浓厚的中国文化特色,意思是半路上出现的强劲对手,在英语中无法找出与之对应的语词。再如,汉语中表示企业领导者的隐喻可以用掌门人,即用武侠小说中的概念映射企业领导者,英语中的隐喻是无法与此达到一致的。英语方位隐喻中有“bottomline”的说法,在表达底线这一商务谈判用语时,英汉语隐喻一致,但在“boosttheircompanies’reputationsandbottomlines”中,bottomline意为收益,在汉语中没有与之相对应的隐喻表达。同样的,由于文化的差异,英汉语实体隐喻可能大相径庭,如商务汉语中表示具有竞争优势的新产品可以用杀手锏作为喻体,而英语中的喻体多为“weapon”,虽然目的域都是兵器,但语义范畴大不相同。再比如,英语中表示挣钱的工具、门路或诀窍用的是cashcow,而汉语中则为摇钱树,二者均是实体隐喻,但前者是动物实体隐喻,后者为植物实体隐喻。

结语

本项研究通过从认知语义学角度的对比分析,表明英汉商务表达中的概念隐喻在人们从事跨语言、跨文化的商务沟通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概念隐喻的认知意义在英汉商务表达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商务表达中的概念隐喻也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世界范围内经济交往的进一步深入变得更为丰富多彩。

参考文献:

[1]孔德明.从认知看经济语篇中的隐喻概念[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155(2):14.

[2]蓝纯.认知语言学与隐喻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122.

[3]彭建武.认知语言学研究[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5:25-28.

[4]王寅.认知语言学探索[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174.

汉语言文学概念篇2

关键词:概念隐喻汉语隐指愤怒词语概念隐喻

一、引言

隐喻是修辞手法中的一种,同时也是每一个语言学领域中必须关注的一个重点内容,是每一个哲学家以及语言学家争相研究的重点。认知心理学家认为,隐喻的具体表现就是在每一个人类的大脑中所存在的概念体系,是对隐喻思维进行认知的结果。它是建立在每一个人的大脑思维以上的,对人类已经掌握或者是储存在脑中的信息的本质以及规律进行一定的概念化以及一体化。

人类认知体系是一个隐喻性结构体系。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方法也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情感的表达作为人类认知系统中最直接的客观反映,是人类日常语言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众多语言学家对情感隐喻的研究表明,人类抽象情感的表达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人体感知基础上的隐喻表达。

人类情感是抽象的,很大程度上都是借助于隐喻来进行表达。“愤怒”是人的基本情感的一种,在日常语言中,除了直接的表达外,大部分是通过隐喻概念来表达。本文以汉语语言中的“愤怒”为研究对象,探寻出汉语文化中“愤怒”隐喻概念表达的特点,分析汉语系统中“愤怒”概念隐喻的特点,并尝试探寻其产生的原因,从而进一步地探讨“愤怒”情感隐喻的本质。

二、“愤怒”汉语隐喻概念的共性

汉语中“愤怒”的隐喻表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愤怒是火”

汉语中“愤怒是火”的概念隐喻有“发火”、“火气”、“火冒三丈”等隐喻表达方式。具体句子就比如:

他发火了。

他怒火中烧。

这件事让他火冒三丈。

他怎么那么大的火气?

(二)“愤怒是容器中的物质”

汉语中将“愤怒”看成是“容器中的物质”。“愤怒是人体容器里的热流体”是汉语中常见的“愤怒”情感概念隐喻认知模式。汉语中的“容器”不仅指个人身体还指人的各种身体器官,还指人的内部器官“肝”、“胸”、“脾”、“肚”等。如:“肺气炸了”、“七窍生烟”。具体的语句如:

愿佛主保佑他吧,她生气起来~~~

宋江见已经被达到了两个,心中的怒气难以平息~~~

(三)“愤怒是自然力”

“愤怒”是强烈的,无法预测并难以控制的情感。就如自然界中的沧海桑田,风雨雷电,四季交替等自然现象是人类无法预知和掌控的一样。因此表达“愤怒”隐喻概念就常会和一些自然现象有关,如天气的变坏会影响到人类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从而引起人心理的变化,心情由好变坏,引起愤怒和不满。在汉语中“愤怒是自然力”这个概念的隐喻有“大发雷霆”、“雷霆之怒”、“暴跳如雷”、“狂风怒号”等隐喻表达方式。具体的语句如:

只要有人对他质以批评,他一下子就暴跳如雷。

每当我问起母亲这件事情的时候,她就大发雷霆。

(四)“愤怒是人体部位的异常”

“愤怒”是一种消极的情绪,一旦爆发会引起人身体的反应变化,如情绪激动,体温上升,肤色变红,呼吸加速,身体颤动等现象。这些表象的变化直接反应出人内心情绪的波动情况。这种生理反应是汉语“愤怒”文化概念隐喻的基础。具体的语句如:

他气得火冒三丈,在原地直跺脚。

之间李逵听言,当时便大怒而起,双眼怒睁。

(五)“愤怒是负担”

在汉语中隐喻表达式里都把“愤怒”看成是有重量的物质,会给人带来负重感,“愤怒”感一旦消失,人身心就“轻松了”。汉语中经常会说“消消气”,“气消了心里就舒服了”等。

(六)“愤怒是极为危险的动物”

在汉语中,常常将愤怒与可怕的动物、野兽联系在一起,给人一种深深的恐惧感,同时也是因为对于动物本性的一种了解和解释。具体的语句如:

他发怒了,就像一只发了疯的公牛,到处乱撞。

三、“愤怒”英汉隐喻概念的差异

作为认知语言学中主要的哲学基础,经验现实主义这样认为,人类对自身的认知离不开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获得的经验以及离不开他们自身身体反馈的经验。隐喻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而产生的。对于现代人类而言,其本身对于情感方面的体验更多的来源是在于情感内容作用到了身体上而使得人类产生了一定的生理效应以及心理效应。

不同的国家以及民族之间所产生的概念隐喻系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以及相似性,但是我国特有的民族文化背景以及悠久的历史背景,使得汉语拥有极为独特的表达方式以及感情认知模式。

(一)汉语殊的“愤怒”情感概念隐喻

1.“愤怒是气”

“愤怒是气”是汉语中常见的“愤怒”情感概念隐喻认知模式。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认为“气”是普遍存在于世界的物质,是生命的本源,所以在汉语里有“运气”、“气数”、“暮气”等隐喻性词语,因此也就有了“愤怒是气”的情感概念隐喻认知模式,如“气冲斗牛”、“怒气冲冲”等。“气恨”则更一步体现了“愤怒是气”这一隐喻认知模式。在英语中就没有这样的表达。

2.“愤怒是人体内部器官的躁动”

汉语中,“愤怒”情感隐喻的表达总是和人体内部的器官相联系。在用“火”和“气”来隐喻“愤怒”这一情感时,汉语中使用了大量的人体器官尤其是内部器官的名字,如“大动肝火”、“气炸了肺”等。英语中则没有这样的隐喻表达,只是用“i’mabouttoexplode!”来间接说明生气的程度,也没有专指某个器官。

3.“愤怒是人体发生异常的表象”

“她睁大了眼睛,对我怒目而视。”

“牛小六怒容满面地对他说道:不行!”

在汉语中,“愤怒”的情绪表现出来的时候,因为压抑不住的情感,而使得人的身体做出一定的情绪反应,汉语中人类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可以作为表达“愤怒”的具体表象。

4.愤怒是危险的野兽

在希望学者的眼中,愤怒是动物发怒的时候本身的一种特征的表现,比如“咆哮(bellow)”,同样的,这些学者也将这些都在人类的身上进行了合理的反应,所以对西方人而言,愤怒在某些时候,也会“变身”成为“极具有危险性的动物”。

5.愤怒是一种负担

这一条隐喻与人类在发泄怒气的时候,身体所体验到的内容有关:因为身体内部的压力持续不断地增加,所以当人愤怒生气的时候,会始终觉得胸口发闷,所以就东方人看来,愤怒也是负担中的一种。

(二)汉语殊的“愤怒”情感概念隐喻误解

在汉语中,最容易让人误解的就是,汉语中是否存在“愤怒是斗争中的对手”的概念隐喻,经过笔者的研究分析,得出下面的结论:

许多人认为“愤怒是斗争中的对手”的概念隐喻非常广泛地存于汉语中。其实不然,在汉语里没有这样的隐喻表达,“以和为贵”是汉语文化中的一个精髓思想,“愤怒”不会被认为成是对手。只有在西方文化中,崇尚人凌驾于自然之上的观点,认为人有能力对自然进行改造和控制。作为消极情绪中的一种,愤怒在发生的过程中会对他人以及自己都造成一定程度上的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伤害,在人类的潜意识中,会与心中的愤怒情绪进行不间断的斗争,以期望实现对愤怒情绪的控制,并且在上面提及的价值观的影响下,西方人形容“愤怒”时就将其看成需要斗争的对手。

四、汉语中“愤怒”概念隐喻特点成因分析

经验现实主义认为,人类的认知不能脱离他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和身体体验。隐喻的产生同样也是如此。人类的情感体验基本上是来源于情感作用于身体而产生的生理效应和心理效应。因此不同的民族之间都存在自身的独特性的文化积累,在此基础上就会产生截然不同、独特的概念隐喻。

与此同时,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社会环境、、政治制度和历史背景等,在对待一件事物与另一事物之间的联想时就会有所不同。各民族的语言都有相当悠久的历史,它们承载了民族思维方式、传统文化、历史文学典籍及本地域的心理遗传特征等方面的内容,因而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认知模式和表达方式。

中国的传统的儒家文化和中医理论对中国人影响深远,中国传统哲学的“阴阳”说认为“气体”属阳,“流体”属阴,身体热度增加是人发怒时的重要表征,所以,汉语选择气体而非液体来隐喻“愤怒”就很容易理解了。

五、结束语

通过对汉语语言中表示“愤怒”的概念隐喻进行分析,发现汉语中表示“愤怒”的隐喻概念有很多:“愤怒是火”、“愤怒是容器中的物质”、“愤怒是自然力”、“愤怒是人体部位的异常”、“愤怒是负担”、“愤怒是危险的野兽”这些相同的隐喻表达式,可以说汉语对情感的认识和言语表达都是基于人类的生理特征和生活经历。

同时,不同民族的人们有着各自独特的历史传统、语言系统、文化背景和生存环境。特别是在汉语中,对“愤怒”情感概念的隐喻认知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古典哲学的影响。

因此,在对汉语“愤怒”情感概念隐喻进行分析时,必须了解使用汉语隐喻人们的心理结构、生活经历,同时也要注重中国独特的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的影响,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愤怒”情感隐喻的内涵。

参考文献

[1]王文斌.汉英隐喻习语iCm和CB的认知对比考察――以汉语的四字格隐喻习语为基点[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5).

[2]聂亚宁.从体验论看汉语“吃”的转喻和隐喻认知模式及其特点[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2(2).

[3]黄锦章.隐喻和隐喻能力在商务汉语国际教育中的重要作用[J].当代修辞学,2010(6).

[4]匡腊英.汉语言中时间的空间隐喻――论空间范畴概念对汉语时间表述的影响[J].湖南社会科学,2011(6).

[5]杨文全,程婧.隐喻认知与当代汉语词义变异的关联过程――以汉语流行词语的衍生和语义泛化为例[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8(6)

[6]邹旭林.在隐喻世界里诗意地栖居――论当代藏族汉语诗歌的审美属性[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4(3).

[7]张建丽.历史视角下情感隐喻的认知表征――以汉语“悲”情隐喻为例[J].新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3).

[8]康芬.英汉空间隐喻认知对比分析――英语Up/Down和汉语SHanG/Xia比对分析[D].2007.

[9]李群.以“心”为部首汉字的情感隐喻及转喻――认知个案研究[D].2006.

汉语言文学概念篇3

关键词:对外汉语;教材;课文

一、课文的针对性

赵金铭(1998)[1]先生在《论对外汉语教材评估》一文中指出,选材是教材编写中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选材必须注意两点:“一是选取真实的语言材料;二是选取受学习者欢迎的语言材料。”编者应对来自不同国家的汉语学习者的性别、年龄、职业、家庭、民族、文化背景、学习需求以及学习目的等各方面情况进行详细的调查与了解,才能针对他们的口味编写出受欢迎的成功的教材。

《汉语教程》属于来华留学生本科学历汉语教材,所选材料都与留学生在华的学习和生活有关。我们所研究的是针对英语国家的英文版。这套教材的生词量较大,语法点成体系,每篇文章容量很大,所以只适合汉语本科专业学生使用。《新概念汉语(初级本)》教材针对零起点的英语国家成人汉语学习者,课文内容有英语解释。课文短小,词汇简单,语法点不设专项讲解,难度较低,突出功能讲解和句型训练,课后有大量的交际型练习,趣味性强,可用于课堂组织活动;该教材对学生交际能力的培养针对性较强,也可以用做口语教材。

二、课文的实用性

实用性原则是对外汉语教材编写的一个重要原则。在对外汉语教学初级阶段,我们教学的主要目的应该是培养学生运用汉语进行交际的能力。交际能力指的是:①会表达自己的意向,能与他人建立联系;②懂得语言结构成分,并且能在各种不同的交际情景中使用这些成分;③掌握进行交际所必需的各种句式。[2]教材的实用性一般表现在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其一,课文内容的选择应该与学习者的实际需要相结合,帮助学习者掌握交际所要求的语言技能知识和语用规律;其二,教材的编排应该能够密切配合教师教学活动的开展,满足各种语言技能的培养训练的需要。

《汉语教程》教材从语法体系的高度,指导学习者掌握汉语的语言规律,每课后面的语法项目编排清晰,由易到难,循序渐进,重点阐释其语义和语用功能,教学生怎么运用语法去说,去写,去表达。功能项目按语法点编排的需求而定。练习以语法练习为主,结合交际性练习。《新概念汉语(初级本)》教材则每一课引进学习新的话题和情景,课后有重点句型总结,课后练习把所学的相关知识和技能内化为汉语交际能力,体现了听说法、翻译法、功能法和交际法在第二外语学习中的运用。比如《新概念汉语(初级本)》第1册每课涉及一项功能,内容包括自我介绍、家庭、用餐、电话、购物、问路、减肥、考试、恋爱等。第2册内容包括请假、打拳、养宠物、外貌、信件、看病、买水果、课堂、旅游、请客吃饭等,非常适合汉语初学者模仿课本所学内容,并运用于日常交际。

《新概念汉语(初级本)》每课教学对课文都有如下要求:跟读,听写,生词及句式学习、练习,翻译,有趣的语音练习,交际练习,真实交际活动。内容涵盖生词、句式、语法、交际,这些内容在课堂上可操作性较强,教师进行功能项目及交际训练非常方便,基本上满足了实用性原则。两套教材体现了不同的教学法思想,对提高汉语学习者的交际能力来说都很有效。

三、课文的趣味性

趣味性针对的主要是课文内容,即选材这一问题。课文内容及语言一定要有趣,从而更好地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和潜力。

《汉语教程》是通用型教材,内容视角比较宽泛。课文内容反映了现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情感生活”“旅游外出”“娱乐休闲”都是汉语学习者最感兴趣的话题。成语故事《滥竽充数》《自相矛盾》和历史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增加了课文的趣味性。相声生动活泼,《网络学校》《情商》内容新鲜有趣,富有时代性。

《新概念汉语(初级本)》语言自然、活泼、风趣、简洁。它的幽默体现出中国人的思想智慧。比如第三十四课中的“你是一边踢球一边预习的吗?”第四十九课中“我上周买了个随身听,他们只送了我一包餐巾纸。”无处不在的风趣幽默缓解了学习者的疲惫与紧张,营造了一种活泼快乐的气氛,彰显着汉语言文化的魅力。课文图文并茂,氛围轻松。由于图片具有直观性和想象性,学生可以边看图片,边用汉语表达所观察到的和所想象的事物,并开口进行口语训练。特别是在句型练习中,摆脱了写字填空形式,让学生根据图画自由表达,增加了教材的生动性和趣味性,大大提高了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和热情。这是本书最值得称赞的部分。语音练习包括儿歌,如《找朋友》《两只老虎》;还有绕口令、辨音辨调等,并配有英语翻译,融会了东西方文化,音意相差之大使人忍俊不禁,是本书最有趣的一部分。

四、课文内容

就题材内容来讲,两套教材都涉及了日常生活、教育学习、留学生生活这三种题材,它们都是与学生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两套教材均以日常生活类题材占主体。

由于学习者自身水平有限,初级阶段的课文题材类型不应该太多,题材内容尽量简单,难度上要由浅入深,而且要选取能够刺激汉语初学者学习兴趣的题材。

两套教材都涉及几种体裁,但比重最大的都是日常对话这种体裁。《汉语教程》以日常对话、记叙文为主,适当增加了说明文、议论文、应用文体(日记、新闻报道)和小说(寓言)。而《新概念汉语(初级本)》也主要以日常对话为主,极少量涉及记叙文、说明文、应用文体(书信、假条)。从难度上来讲,《汉语教程》比《新概念汉语(初级本)》文体种类多,难度要大。

就体裁类型来看,《汉语教程》前两册的体裁种类较单一;而《新概念汉语(初级本)》较《汉语教程》多一点应用文体,非常实用;而《汉语教程》第三册生词量较大,文体也增加了,避免了因体裁单一而使学习者在长期学习过程中感到的沉闷乏味。

中文文章体裁丰富,题材内容广泛,在教材编排允许的情况下,应该尽量增加各种体裁及题材的文章,可供学习者鉴赏。例如,可适当增加一些短小的现代诗歌、散文和古代的唐诗宋词、《三字经》《论语》《千字文》等,作为补充阅读材料。

在课文内容方面,我们考察了针对性、实用性和趣味性几个方面。针对性方面,《新概念汉语(初级本)》表现出了较强的区域针对性。而《汉语教程》作为通用型教材,这方面的针对性不强,但是它有几个不同语种的译本。实用性方面,《汉语教程》课文篇幅较长,语言较枯燥,缺乏生气,不如《新概念汉语(初级本)》简单新颖。趣味性方面,《新概念汉语(初级本)》课文轻松活泼,趣味性强于《汉语教程》。相比较之下,《汉语教程》比《新概念汉语(初级本)》内容要复杂,涵盖的信息要丰富,但需增补一些具有时代感的语言材料和素材,并加强学习者的课堂参与,侧重交际能力的培养。

参考文献:

汉语言文学概念篇4

关键词:字词区别

蒋礼鸿先生说:“讲训话,探求语源,如若不严格区分词和字的概念,就会在实践中产生若干难以解释的麻烦,或自陷于矛盾。”[1]因此,我们也认为,当代的汉语言文字研究者,首先要弄懂的一个问题是字和词不是同一个概念。要分清字和词,笔者认为应该先从各个具有权威性的工具书的注解着手,在此基础上分析二者的区别,最后得出结论。

一、什么是字

《说文解字》:“字,乳也。从子在宀下,子亦。”

《说文解字・序》:“仓颉之初作书也,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多也。”

《辞海》:“字”①乳也;②爱也;③养也;④表字也。

《新华字典》:“字”①文字,用来记录语言的符号;②字音;③字体;④书法作品;⑤根据人名中的字义另取的别名叫“字”,也叫“表字”,现在多称“号”。⑥字据,合同,契约;⑦旧时称女子出嫁。

《现代汉语词典》:“字”①文字;②字音;③字体;④书法作品;⑤字眼、词;⑥字据;⑦根据人名中的字义另取的别名叫“字”;⑧俗指电表、水表等指示的数量;⑨(书)许配。

由以上列举的解释可以看出,《说文解字》对“字”的理解是“文”是最初的字形,又有“字”的本意喂养孩子,可知,“字”是在“文”的基础上滋生出来的。《辞海》、《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等也大都有这个意思,它们所列举的字的含义也有很大的相似之处,根据本课题研究的需要,选取最接近要研究的那个“字”的含义,经过甄别,认为最为接近本课题研究的“字”的含义是:把“字”当成“文”或“文字”,是一种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可见,“字”是更偏向于一种文字学的概念。

二、什么是词

《说文解字》:“词,意内而言外也。”

《新华字典》:“词”①在句子里能自由运用的最小语言单位;②语言,特指有组织的语言、文字;③一种长短句押韵的文体。

《现代汉语词典》:“词”①说话或诗歌、文章、戏剧中的语句;②一种韵文形式;③语言里最小的、可以自由运用的单位。

由以上列举得知,《说文》把“词”解释为“意内而言外”,说明“词”是由形式和内容所构成的,形式就是指它的语音形式,声音是它的第一形式,首先作用于人耳;内容就是指它实际所表达的意义,也就是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所说的:任何语言符号是由“能指”和“所指”构成的,“能指”指语言的声音形象,“所指”指语言所反映的事物的概念。从《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等对“词”的解释也有其共同之处,其中最为接近本课题所理解的“词”的含义的则是《现代汉语词典》第三条的解释:“语言里最小的、可以自由运用的单位。”从这几句简单的论述当中可看出字和词是不同的概念,二者不能混淆;词是更偏向于语言学的概念。

三、字和词的区别

“字”和“词”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词是语言符号,字是语言符号的书写符号。在人们的日常交际中,词表现为听觉形式,字表现为视觉形式。虽然字和词不同,但二者之间也有着紧密的联系。

在人类的发展史上,先有语言而后才有文字,这是人类文明的共同历程。汉字也是这样,“有义而后有声,有声而后有形,造字之本也”。[2]这就是说,汉字在它产生之初,形体就附着音和义,是形、音、义的结合体。我们认识汉字的程序正好同汉字产生的程序相反,因形据音求义。段玉裁在《说文・叙》“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下注曰:“许君以为音生于义,义著于形。圣人之造字,有义以有音,有音以有形。学者之识字,必审形以知音,审音以知义。圣人造字,实自像形始。”[3]王筠在《说文释例》中也说:推古人在古代,也有“词”这个概念,只不过和我们今天所说的词不尽相同。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词”意内而言外也。清代学者段玉裁解释说:“有是意于内(内心),因有是言于外谓之词。”(引用同上),指的是虚词,古人称之为虚字或助字。我们今天所说的词是能够独立运用的语言的最小结构单位,不仅包括虚词,也包括所有的实词。

传统的小学(文字、音韵、训诂)关注研究字形、字音、字义,着眼于“字”,没有“词”,关于词的概念最早是由《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在研究汉语语法时从印欧语言中引进来的,某种程度上来说,语言是相通的,有其共同或相似之处,引进了“词”概念,就不得不提醒语言文字研究者在对其研究时,就有必要进行字和词的区分。当然,我们也不是为了利用“词”这一概念而不得不进行区分,这是因为汉字历史弥久,博大精深,在这漫长的历史发展演变中,很多字的字形发生着不断变化,出现了诸如联绵字、异体字、古今字、通假字、同形字、繁简字等现象,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利用“词”这一概念,就要分清楚字和词这一概念。

从传统语言文字的观点来看,字和词基本上是一致的。在古代汉语中,有些字就是词,或者说,古人在说字的时候就是指词,如“山、水、人、鸟、鱼、上、下、左、右”等。它们就是句子当中能够独立运用的最小语言单位。但是随着文明的不断开化,时代的不断进步,人们在语言的具体使用过程中所要表达的概念越来越多,词汇也越来越丰富,必然要创造更多的字。语言是丰富多变的,致使语言中概念很多而文字较少,这就要通过假借、转注等造字,比如说:古代汉语当中的第二人称代词,开始借用的是男女之“女”,后来又借用汝水之“汝”,并无自己的本字。伴随着汉字字形、词汇等方面的发展演变,促使通假字、同源字、古今字等出现,字和词的关系也就有分歧了,变得复杂化了。

从现代语言文字的观点来看,字是记录词的书写符号,是组成词的要素,而词是最小的能够独立运用的最小单位。它们有时并不一致,有时一个字对应一个词,有时一个字对应多个词,有时多个字对应一个词等。更通俗地来说,字是用眼睛看到的,它作用于视觉,词是用耳朵听到的,它作用于听觉。如“蟋蟀、葡萄、犹豫、彷徨”等联绵字,用笔记录下来就是一个个的字“蟋、蟀、葡、萄、犹、豫、彷、徨”,用眼睛能看到,也都认识这一个个的字,但如果用的口把这一个个字单独说出来时,我们并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只有把两个合适的字组合起来才能构成一个个词。可见,在世界的语言中,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其语言中一定有词的存在,但不一定有字的存在,因此,字和词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根据以上分析,最后笔者把字和词的区别简要归纳为以下三点:

(1)字和词所属领域不同。简言之,字是文字学研究的内容,属于文字学研究的领域。词是属于语言的,它的外部表现形式是语音,是属于语言学研究的领域。而文字学和语言学又不是截然分开的,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在研究中,二者研究的角度和方法有所不同,因此,有必要加以区分。

(2)字和词的表现方式不同。字是一种视觉形式,词是一种听觉形式。

(3)字和词的掌握途径不同。人们掌握词很容易,只要是能正常说话的人,一般不需要经过特别的学习就能掌握。字则不然,即使是一个最简单的汉字,也需要经过专门的学习才能掌握。

参考文献

[1]蒋礼鸿.读《同源字论》后记[a]//怀任斋文集[C].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1986.

[2]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429-

430.见“词”字条.

[3]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764.

[4]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

汉语言文学概念篇5

关键词:“人生”;概念隐喻;对比研究;系统性;文化

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0539(2012)06006805

西方传统修辞学认为,隐喻是一种用来装饰或修饰语言的修辞手段。现代隐喻研究认为,隐喻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从本质上来讲更是一种认知现象,它渗透于我们日常生活,是人们认识事物、建立抽象概念必不可少的工具和手段。这种认识上的转变大大拓宽了隐喻研究视角,也使我们日常生活的很多语言现象拥有了存在的理据性和合理性。

由于根植于不同的文化中,英汉隐喻也必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因此隐喻的英汉对比研究也颇受关注,研究内容主要为情感隐喻的英汉对比研究[1,2]、空间隐喻的英汉对比研究[3,4]、时间隐喻的英汉对比研究[5,6]等,但对于某一概念隐喻的跨文化对比研究并不多见,主要有林书武,他以英汉语料探讨了英汉语关于“愤怒”的概念隐喻的异同。本文拟以Lakoff&Johnson(1980)的概念隐喻理论为依据,对英汉语中“人生”的隐喻概念进行对比分析,旨在说明英汉两种语言中“人生”概念的构建既具有隐喻性和系统性等特征,同时又具有文化共同性和差异性特点,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运用隐喻提供指导。

一、概念隐喻理论简介

在认知语言学中,概念隐喻或叫认知隐喻指的是以另一事物来理解一事物或一个概念域,如以money来理解time(Youneedtobudgetyourtime)。Lakoff&Johnson认为,“隐喻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不但在语言中,而且在思想和行为中。我们思维和行动所依据的日常概念系统,其本质基本上是隐喻性的”[7]3。事实上,“我们的许多概念系统是由隐喻构建的”[7]14。

Lakoff&Johnson将概念隐喻分为三类:方位隐喻(orientationalmetaphor)、实体隐喻(ontologicalmetaphor)以及结构隐喻(Structuralmetaphor)[7]14-30。他们还区分概念隐喻和隐喻表达。概念隐喻是深层次的,往往是隐含的,一般不为人们所察觉;隐喻表达是概念隐喻在语言使用时的具体体现形式,它受概念隐喻的支配。这种隐喻性表达很宽泛,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隐喻,还包括明喻、类比、提喻、借代、拟人甚至是谚语等。

认知隐喻的运作机制是“跨域映射”(across-domainmapping),即从源域(sourcedomain)到目标域(targetdomain)的投射,一般来说,源域较具体,目标域较抽象,通过将具体的源域的意象图式结构映射到抽象的目标域上,从而达到理解抽象事物的目的。如LiFeiSaJoURneY是借助于“旅行”的相关知识来理解“人生”的。在Lakoff看来,概念隐喻中的映射就是一系列的实体对应关系(ontologicalcorrespondences),即目标域中的实体系统地对应于源域中的实体[8]20。这种映射不仅涉及语言,还涉及文化,因为“所有的规约性的概念隐喻都根植于我们的生活经验”[8]119。

二、英语“人生”的概念隐喻

概念隐喻体系是开放式的,是会随着人类的认知发展而不断增加的,同时有一些概念隐喻融入日常语言,成为语言固有的一部分,如timeiSmoneY是概念隐喻,但它也可以是一种隐喻表达,如我们也常说timeismoney,表示时间的珍贵。为了方便阐述,我们把“life”的概念隐喻大致分为常见概念隐喻和其他概念隐喻两类。其它概念隐喻主要包括一些新创的概念隐喻,后者常用来表达某种情感或感悟,具有新颖性和文学性。

(一)LiFeiSaJoURneY

在英语中,人的一生被看成是三次旅行:人的出生就意味着其结束了母体内的旅行,抵达了人世,这也是人生的第一次旅行;第二次人生旅行是指人生活在这个世上,而人死后,他们将开始他们的第三次旅行。出生和死亡都很短暂,因此人活在世上的过程是我们尤为关注的。因此,英语life可以理解成“人生”,即人的一生,包括出生、生活和死亡,着重指人生的第二次旅行,即我们活在世上的这段时间,因此本文中的英语life均可理解为对应于汉语的“人生”或“生活”。如:在概念隐喻LiFeiSaJoURneY中,journey是源域,life是目标域,是将“旅行”的范畴结构投射到抽象范畴“人生”或“生活”上,其中包括所激活的一系列的本体对应关系,如旅程-人生,旅行者-人,起点-出生,障碍-困难,十字路口-选择,目的-人生目标,终点-死亡等。其隐喻表达举例如下:Hegotaheadstartinlife.He’swithoutdirectioninhislife.i’mwhereiwanttobeinlife.i’matacrossroadsinmylife.He’llgoplacesinlife.He’sneverletanyonegetinhisway.He’sgonethroughalotinlife.[8]223

(二)LiFeiSaContaineR

这是一个实体隐喻,其中container(容器)是源域,是把抽象的“人生”或“生活”比作具体的“容器”,使抽象的事物具体化,便于我们理解。其相应的隐喻表达如下:

i’vehadafulllife.Lifeisemptyforhim.there’snotmuchleftforhiminlife.Herlifeiscrammedwithactivities.Getthemostoutoflife.Hislifecontainedagreatdealofsorrow.Liveyourlifetothefullest.[7]51

(三)LiFeiSawaR

对于重症患者,比如说癌症患者而言,这是一个非常贴切的隐喻。在此概念隐喻中,源域war激活的是一系列与战争有关的本体对应,如:敌人-癌症(或其它重症),指挥官-医生,战斗者-病人等,相应的隐喻表达如:ifeelasthoughahalf-trackhasrolledbackandforthacrossmystomachnonstopforseveraldays.theattackwassuccessful,althoughiamexpectingacounterattackanymomentfromallsides.notwithstanding,ihavesurroundedmyselfbybarbedwire,landmines,andseveralsquadsofinfantry,andwearereadytotakeonallcomers.[9]

(四)LiFeiSaGamBLinGGame

人生好多事情都难以预料,就如同游戏一样,你无法预测自己的输赢。LiFeiSaGamBLinGGame是将“游戏”的相关结构映射到概念“人生”上,用游戏中的相关词汇来谈论人生。其相应的隐喻表达如:i’lltakemychances.theoddsareagainstme.i’vegotanaceupmysleeve.He’sholdingalltheaces.it’satoss-up.ifyouplayyourcardsright,youcandoit.Hewonbig.He’sarealloser.[7]51

除了上文分析的四个概念隐喻外,life还有其它一些概念隐喻,如LiFeiSaRaCe,LiFeiSaDReam,LiFeiSaRiVeR,LiFeiSLiKeaBoat,LiFeiSaSonG,LiFeiSLiKeaBoXoFCHoCoLateS,LiFeiSaHiGHwaY,LiFeiSaRoLLeRCoaSteR,LiFeiSapRoCeSS等,这些隐喻大都是通过在谷歌输入“Lifeis”检索到的,这些隐喻从不同角度概念化“人生”或“生活”,各有侧重,如LiFeiSaSonG重在表现人生的美好,LiFeiSaRoLLeRCoaSteR则重在表达生活像坐过山车般刺激,而来自美国电影《阿甘正传》的LiFeiSLiKeaBoXoFCHoCoLateS则表达了人生的不确定性: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也不知道下一个吃到的是什么味道(我们无法预料生活中的酸甜苦辣)。

LiFeiSLiKeaBoat是一首英文歌的名字,其部分歌词可作为其隐喻表达:weareallrowingtheboatoffate/thewaveskeeponcomingandwecan’tescape/Butifweevergetlostonourway/thewaveswillguideyouthroughanotherday。LiFeiSaHiGHwaY也来自歌名,其歌词摘录如下:Life'slikearoadthatyoutravelon/Comeridewithmetothedistantshore/iwanttorideitallnightlong/ifyou'regoingmyway,iwanttodriveitallnightlong。

三、汉语“人生”的概念隐喻

因英语life对应于汉语的“人生”或“生活”,所以我们分别输入“人生是”和“生活是”,搜索到有关“人生”或“生活”的一些概念隐喻,其中有些是重复的,我们选其一,如“人生是一首歌”,或“生活是一首歌”。

汉语“人生”的概念隐喻似乎更丰富,但部分概念隐喻已融入了日常语言,成为我们语言的一部分了,如:人生是一次旅行、人生是一场赛跑、人生是一个舞台、人生是一场梦、人生是一场游戏,等等。描述“人生”的其他概念隐喻还有很多,诸如:人生是一条河流、人生是一本书、人生是一个过程、人生是一道风景、人生是一粒种、人生如秋,等等。有关“生活”的概念隐喻也不少,如:生活是一首歌、生活是一面镜子、生活是一团麻、生活如花、生活如音乐、生活是一杯酒、生活是一杯白开水,等等。

(一)人生是一次旅行

同英语一样,汉语也是通过“旅行”来概念化“人生”的,不同的是,这里的“人生”更确切地说是“生活”,对应于英文LiFe的第二次旅行,即人活在世上的这段时间。所以,尽管汉语中有“人生”和“生活”之说,但在此概念隐喻中,其实两者所指是一样的。其隐喻表达有:(1)人生毕竟是充满冒险的,你将永远不知道前方等待你的是荆棘小径或是宽阔大道。(2)人生的路上充满了无数个转折,有人选择欢笑,有人选择泪水。(3)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有很大一部分人奔着自己的现状生活笔直朝前走;有小部分人朝左或者右走,走上了其他的行程;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才为了自己最初的梦想,转过圈回过头来向后走。人生的十字路口,你选择怎样走?回头重新走,是需要多大的勇气?回头的路值得你这样做吗?人生的十字路口,我该怎么走?[1]1

(二)人生是一本书

该隐喻来自赵丽宏的散文《人生是什么》:“人生是一本怎样的书呢?有的人一生坎坷,历尽磨难,但他的人生之书却引人入胜,使人百读不厌;有的人飞黄腾达,青云有路,然而他的人生之书却字迹歪斜,不堪卒读;有的人一生平平淡淡,没有跌宕起伏,没有惊涛骇浪,然而他的人生之书却丰富细腻,犹如曲径通幽的花园;有的人一生叱咤风云,指点江山,在生活的舞台上演了一出又一出万人瞩目的悲喜剧,他们的人生之书却常常含糊不清,使读者不得要旨……

每一个人的人生之书都是不一样的,世界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本不同的人生之书,决不会有一本重复。这本书,你天天在写,你周围的人天天在读。只要生命在延续,这本书就要一页一页由你自己往下写,一页一页被世人往下读。

时光不可能倒流,人间也没有后悔药。经历过的事情,无法重复,更无法再来一次。你的人生之书既然已经打开,既然已经翻过去很多页,那么,且不要管翻过去的那些内容,注重即将翻开的新的页码吧。”[2]

该隐喻是以“书”来说“人生”,这一隐喻激活了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一系列对应,即隐喻映射,如:书的作者-生活中的人,书的内容-生活经历,读书-品人,写书-生活,翻过去的页码-经历过的事情,新的页码-新的生活等,散文作者在“书”和“人生”之间构筑出了两者的相似性,从而使我们通过“书”更好地理解了“人生”。

(三)生活如音乐

“年幼时,生活是儿歌。它勾勒出我们对未来的想象,那时的歌中有糖果、星星,在歌中,我们可以与超人做朋友,可以飞上天摘月亮,我们无不认为未来的世界就是如此。

青年时,生活是一首摇滚乐,总是轰轰烈烈地奏起,轰轰烈烈地走来,我们用完美的目光打量这世界,但无论如何,我们试图改造,将理想化为现实。

中年时,生活是一首交响乐,没有摇滚那么乱,没有单弦乐那般静谧,这一切,都源于那支小小的指挥棒。的确,生活中的指挥棒便是责任感,人们祈求做得更好,事业和家庭摆在天平两侧显得那么平稳。

老年时,生活是一首古乐。乐曲中,老人们将饱经沧桑的记忆慢慢沉淀,最难忘的是那悠长的旋律。这时才发现人生是酒,越陈越香;人生是一杯茶,越品越醇。”

该隐喻以不同的音乐形式来描述人生的不同阶段,构成了一系列的对应关系:儿歌-幼年生活,摇滚乐-青年生活,交响乐-中年生活,古乐-老年生活,贴切生动地体现了不同阶段的人的生活特点。

(四)生活是一杯酒

该隐喻以“酒”为源域,来概念化“生活”,主要是将酒的醇香和苦涩的双重特性映射到“生活”上,酒的甘醇使我们陶醉,酒的苦涩又使我们痛苦。我们的生活不仅有幸福、成功、欢乐,也有挫折、失败和痛苦,因此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态度就很重要。如:“生活是一杯酒。你认为她醇香可口,她就回报你愉悦。你觉得她酸涩难言,那么你就收获愁眉不展。”又如:“生活是一杯酒,越是年久越是香醇。要学会在生活的点滴里品味它的香味,但要注意酒香归酒香,陈年的老酒也是后劲十足的,一不小心就会醉了。”“生活是一杯酒,要自己去酿造,自己去经营。是酸,是甜也只有自己心里最清楚。无论你给它加了什么样的调味品,无论今日你有什么样的处境,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不要因为贪杯而误了大事,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时刻提醒自己,这样生活才会变成可口的五味品。”

以上只是选取了部分的“人生”或“生活”的概念隐喻进行阐述,其实,其他的相关隐喻也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构筑了“人生”这个概念,使我们对此抽象概念有了更全面深刻的理解。

四、“人生”概念隐喻的英汉对比

通过选取有代表性的英汉“人生”概念隐喻进行分析阐述,我们发现它们既存在着共性,也存在着差异性。

(一)共同点

英汉“人生”概念隐喻存在着共性,主要体现在两点:其一,英汉“人生”概念隐喻都呈系统性,都从不同角度构建了“人生”这个抽象概念,这些概念隐喻之间或蕴含或交叉或并列,都从不同层次、不同层面反映了“人生”的内涵,从而形成了各自庞大的概念网络系统,这也体现了语言的系统性。其二,英汉“人生”概念都是通过隐喻构建的,都是人类隐喻思维的结果。由于相同的生活体验使人们的认知思维模式具有了某种共性,所以我们能对相同的概念有着相似的理解,如英汉语都以“旅行(journey)”来构建“人生(life)”,这种隐喻思维的共性其实也体现了不同民族之间文化的共同性。

(二)不同点

由于人们所处的环境不同,人们对于世界的认知必定会受到其所在民族文化的影响,因此不同文化的概念隐喻系统之间也存在着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也可归纳为两点:首先,相同的概念隐喻之间存在着细微差别,如上文提到的英汉语都以“旅行(journey)”来构建“人生(life)”,但英语国家由于信仰的缘故,认为人死后是上天堂,即进入人生的另一阶段的旅行,而我们汉语则不同,所谓的“落叶归根”、“入土为安”均表明人死了就意味着人生的结束,所以尽管源域相同,但内涵却不尽相同。其次,由于不同民族看问题的视角不同,因此采用不同的源域来概念化目标域,因而产生了不同的概念隐喻,这也是人类隐喻思维受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差异性的结果。如LiFeiSaContaineR是构建life的主要概念隐喻之一,但在汉语中,尽管我们有诸如“生活美满”、“活得很充实”、“空虚的人生”等隐喻表达,但“人生是容器”这样的概念隐喻并不起主导作用。汉语中关于“人生”形形的概念隐喻很丰富,同样,这些概念隐喻中的大部分在英语中也找不到对应。可见,英汉“人生”概念隐喻的差异性不仅与文化因素有关,还与各自的语言特点密切相关。

五、结语

概念隐喻普遍存在于英汉两种语言中。通过对英汉“人生”概念隐喻的对比我们发现,“人生”概念隐喻既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和相似性,同时也具有差异性。这些概念隐喻都从不同角度构建了“人生”这个抽象概念,使我们能比较全面地理解其内涵。“人生”概念隐喻的跨文化对比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语言的系统性和文化性,对更好地理解和运用隐喻具有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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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吴静、王瑞东.空间隐喻的英汉对比研究[J].山东外语教学,2001,(3):8-12.

[5]周榕.时间隐喻表征的跨文化研究[J].现代外语,2000(1):5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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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Lakoff,G.&m.Johnson.metaphorweLiveBy[m].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0.

汉语言文学概念篇6

20世纪末期中国语言学领域的一些人头脑中出现两种比较悲观的认识:第一,汉字改革失败了;第二,确认汉语的词失败了。下面专门针对与第二认识相关的“词”和“字”的理论问题进行讨论。

一方面,词以及跟词有关的词性等问题在20世纪已经引起高度重视,[2]而且相应引起对词和语素(在汉语中一般用一个字记录一个语素)的明确区分的重视。[1]另一方面混淆词和字的人还不少。黄河清等写的一本书在中国内地出版用了术语“词、词典、词组、词义”等,可是在中国台湾重新出版的时候,出版者却违背作者的原意,把这些术语“翻译”成了“字、字典、字组、字义”等,语素“词”全部强行改换成“字”。[3]李赋宁说“以上借字大多数是名词”。[5]不仅语言实践中出现混淆词和字的现象,在语言理论中也出现这种现象。20世纪和21世纪交界时期新出版了两本语言学概论教材。第一本是徐通锵著作的《基础语言学教程》[12](以下简称《教程》)。第二本是胡明扬主编的《语言学概论》[3](以下简称《概论》)。《教程》是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教材系列中的教材,作者是北京大学教授。《概论》是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材,主编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它们都将对21世纪的语言理论的普及产生重要作用。

然而,它们在解决“词”和“字”这个语言理论问题上,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教程》作者完全抛弃自己与叶蜚声合作的《语言学纲要》[13]的有关观点,“冒险”超越公认的研究成果(《教程》序言第3页),否定汉语的基本单位是“词”的结论,而认为汉语的基本单位是“字”。

《概论》比较好地继承了“词是语言的基本单位”这个语言的普遍理论。但是,对于什么是“字”,以及“字”和“字母”、“词”到底是什么关系仍然没有清楚地进行论述。

“词”和“字”这个20世纪已经基本解决的语言问题,又被带到了21世纪,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因为“词”和“字”从表面上只是一个术语的区别,“实际上涉及到语言理论和研究方法”(《教程》第35页),甚至影响语言的发展。其中关于“字母”和“字”的问题是普通文字学中“最基本的问题”[10]。我们希望跟字和词有关的问题能够进一步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形成学术讨论的活跃气氛。正确认识它们,对语言及其文字的研究和应用也非常有意义。

2.《教程》中的“词”和“字”

《教程》认为英语那样的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是“词”和“句子”,而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是“字”。这是对汉语认识的一种倒退。

《教程》一方面认为英语的“word”翻译成汉语叫做“词”(《教程》第29页),另一方面又把英语的“i,sway,why,bye-bye”跟汉语的“爱,岁,外,拜拜”都当做由相近音素的构成的“字”(《教程》第29页)。这不是明显地把“词”换成了“字”的说法吗?

为了证明“字”在汉语中的基本地位,《教程》提出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的3个特点:现成性,离散性或者封闭性,心理现实性。这3个特点除了离散性或者封闭性,都是在强调“语言社团直觉的回答一般都是正确的”(《教程》第33页)这个“直觉”性质的观点。而且从“一个字一个字慢慢说”、“字正腔圆”、“你敢说一个‘不’字”等说法中,确认“字”是汉语的基本单位。(《教程》第33页)可是,我们也可以说“革命人民的字典中没有‘屈服’这个字”[15]。“屈服”明明是两个字,怎么是一个字?这不是又从直觉上否认了《教程》确认的“字”的存在?

其实直觉往往与科学可能产生矛盾。例如,直觉告诉我们:太阳跟着地球转动;火车窗户外面的风景在运动而火车没有运动。可是,这些都是跟事实相反的错误感觉。周有光用事实驳斥了语言类型决定文字类型的错误直觉,说明宗教等文化的传播决定语言选择文字类型。[16]这说明直觉不可靠。

《教程》认为英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有“词”和“句子”两种,句子是“最大的语法结构单位”,是“最小”的“表述单位”(《教程》第22页)。其实,句子不一定比词大,词不一定比语素大,例如“Home?”是一个句子,用一个词、一个语素充当。可见,句子、词、语素是性质不同,不是大小不同的语言结构单位。只有句组、词组、语素组才能分别与句子、词、语素构成必然的大小关系。

《教程》认为英语的句子虽然是临时组织的,但是句子中由主语和谓语两根柱子支撑的框架是现成的、封闭的。所以英语句子也是基本的结构单位。这会带来两个矛盾的问题:第一,汉语的句子为什么不是这样?第二,英语的词组为什么不是这样?

《教程》说英语的“语素,直到20世纪初期才引起语言学家的关注,至于一般的人只知道有词,而不知道有语素。”(《教程》第28页)其实,汉语中的“词”也是这个时期得到关注的。1907年章士钊《中等国文典》第1页说“一字可为一词,而一词不必为一字。”如果使用汉语的一般人不知道有词,就像《教程》第31页说的:“老百姓怎能有办法把词找出来!”,因而否认汉语存在词;那么使用英语的一般人不知道有语素,是否要否认英语存在语素呢?

强调英语的“词”是现成的,汉语的“字”是现成的。这正好说明两种语言在书写习惯上的不同。因为英语等语言普遍把词作为书写单位,不仅有字之间的排列距离,而且有更大的词的排列距离,而汉语的书写中只有字的排列距离。熟悉书面语的人各自习惯地加强了自己对“词”和“字”的注意,从而忽视了对其他单位的注意。

其实,无论是英语还是汉语,对于那些不懂得书面语,我们叫做文盲的人来说,他们恐怕既不知道什么是“词”,也不知道什么是“字”,他们只知道自己说的和听的话语。如果都按照一般人的直觉去认识语言,那还有什么语言科学呢?况且科学的普及可以改变一般人的直觉。我们不能让错误的直觉来改变科学。

《教程》拿“游泳”这样的特殊的离合词来否定汉语的“词”的存在。可是“什么”、“桌子”、“国家”等等,是不能够否定的。即使在英语中,“词”也是一个习惯认识问题,有些从词组变化来的词,首先在中间用短线条连接,然后才逐渐取消连接的线条。有些意义上是一个整体的熟语,因为是明显不同的词固定组合的,仍然分开成不同的词书写。

《教程》中说的“字”其实是文字单位“字”记录的语言单位,是汉语的书面语素。因为汉字是语素文字,汉字的“字”基本上记录语素的。可是,《教程》又否定自己认定的“字”是“语素”,说“字相当于印欧系语言的词,而不是语素”;因为语素不是声音和意义关联的基础,“无法与概念相联系”(《教程》第34页)。其实语素分成词语素和不成词语素。只有不成词语素才不跟概念发生直接联系。然而在现代汉语中的“字”记录的对象,在许多情况下属于这种不能能够单独做词用的语素。

可是,汉语的“字”不是有很多都是这样的不成词语素吗?例如“金子”这个词中的字“金”和“子”不是分别与概念发生联系的,为什么不叫做语素,而叫做与英语“词”相当的“字”?《教程》说“‘文字’这个字组有两个意思”(《教程》第370页)。那么“文字”中的“文”和“字”是合作表达一个概念,还是分工表示两个概念?

因此,《教程》认为汉语形成“1个字·1个音节·1个概念”的“结构格局”(《教程》第33页),这个结论不可靠,也不明白。第一,一个字记录的语言单位不一定对应一个概念。对应一个概念的字,只是适合汉语中的单音节单语素的词。单音节单语素的词在古代汉语中比较多,所以《教程》说“五言诗、七言诗、万言书中的‘言’说的都是字”(《教程》第33页)。第二,一个字记录的语言单位也不一定对应一个音节。例如“花儿”是两个字记录一个音节,“氵里”是一个字对应两个音节。第三,在没有文字以前的汉语中,没有字,也就没有“1个字”跟“1个音节·1个概念”的口语单位形成“结构格局”,除非一定把“语素”叫做“字”。第四,在“1个字·1个音节·1个概念”的“结构格局”中“字”,不知道到底是“文字”单位,还是“语言”单位。

《教程》一方面说汉语的“字”与英语的“词”相当,一方面在谈文字的时候又把英语的书面词形叫做“字”,说英语的“book”是“通过字母的拼合书写出来的字”,“英语的字属于文字范畴,语言学可以不研究”,汉语的字既是文字范畴单位,又是语言范畴的单位。(《教程》第372页)为什么要把不同性质的单位都叫做“字”?为什么不能把汉语的文字范畴的“字”和语言范畴的“字”用不同术语区分开来?好像都是为了照顾老百姓的直觉说法。

至于《教程》认为“浅”是形旁“水”和声旁“戋(小)”的意义交叉的结果(《教程》第105页),把字的结构当作词的结构的错误,我们在另外的文章中进行了详细分析。

3.《概论》中的“词”和“字”

《概论》跟《教程》有方向上的不同。但是,我们在肯定《概论》的方向的同时,也想指出它在字和词的关系上存在的一些不明确的地方,以便能够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彻底的认识。

《概论》虽然用了“字”这个术语,但是始终没有解释什么是“字”。而且《概论》试图回避用“字”这个术语,采用“字符”的术语来代替。于是,又陷入了“字符”一个术语涉及“字”和“部件”、“字组”3个概念的混淆中。

《概论》首先用“字符”表示文字中的最小又自由的基本单位“字”这个概念。它意识到汉语“字”和英语“字母”的相同性质。例如,“无论哪种语言,字(外语是字母,汉语中是汉字)是文字单位”。(《概论》第108页)即使采用“字符”术语,还是意识到了。例如“‘字符’也就是文字符号,是文字的最基本的单位”,例如“汉字的‘字’和拼音文字的字母”。(《概论》第242页)

用“文字符号”或者“字符”表示“字”的概念,可以避免对“字”的一些传统误解,但是又会带来几个问题:第一,为什么没有把语音中的音节叫做“语音符号”?符号属于语言,是形式和内容结合的实体单位。音乐上的音符也是形式和内容结合的视觉符号。而“文字”应该是书面语言符号的形式,如同口语符号的形式是“语音”,因为“书面语是用文字书写下来的语言”(《概论》第148页)。因此这里的“文字符号”实际上指“书面语言符号”。第二,“字符”虽然统一了“字”和“字母”的术语分离的现状,但是,与下面的“部件”、“字组”的含义又发生矛盾。

《概论》又用“字符”表示形体结构复杂的字内部的“部件”这个概念。它把“字符”跟语言单位的声音和意义的不同的直接联系分为“意符”、“音符”、“记号”。(《概论》第242页)这里的“字符”实际上是指不同的“部件”。然而,“部件”对于“字”,就像“声母、韵母”对于“音节”的关系。“部件”可以单独构成单纯的“字”,可以合作构成复合的“字”,如同语素可以构成单纯词和复合词。

《概论》把“单纯字”和“复合字”分别叫做“单纯字符”和“复合字符”,说“复合字符是由单纯字符组合而成的字符”(《概论》第244页)。这就好比说“复合词是由单纯词组合的词”。所以,“字符”有时指“部件”,有时指“字”。其实,应该说“复合字是由多于一个的部件构成的字”。

《概论》又用“字符”表示为了记录一定语言单位的需要用字组合起来的文字单位“字组”。它把英语的“sh”、德语的“sch”当做一个“复合字符”(《概论》第244页)。“sh”、“sch”应该是用“字组”记录一个音素,如同汉语用“花儿”一个字组记录一个音节,用“sky”一个字组记录英语的一个词。这跟前面说的“字母”和“字”的相同地位又造成矛盾,而且跟教材说的有人错误地把表音字中记录一个词的“字组”和表意字中记录一个语素的“字”等同起来(《概论》第248页),也发生矛盾。

语素文字不一定每个语素都用一个字记录,音素文字也不一定每个音素都用一个字记录,虽然它们在理论上在主体事实上分别是这样记录,但是不排除为了经济原则和特殊需要出现记录功能的例外。判断一个文字单位是不是独立的字,主要看书写中是否最小又自由[9],而不需要看是否一定单独对应一个语言单位。我们为什么不会把“花儿”当做一个“复合字符”?因为用来书写这个音节的视觉形式是明显的两个自由的文字单位。同样“sch”也是3个自由的视觉单位合作书写一个音素。

《概论》虽然在上面论述中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语言单位和文字单位。但是,它对于混淆文字和语言等关系的一些错误观点进行了明确的批评,是语言学概论教材中的一个巨大进步。例如,有人看到古代汉字一个字基本记录一个词,就以为现代汉字也是词文字;有人看到汉字记录的语素在语音形式上是一个音节,就说汉字也是音节文字;有人把通过语音表达意义的文字跟直接表达意义的图画等同起来,说汉字是怎么神奇[14]有人把记录英语词的“字母组合”,跟汉语的“字”等同,把英语文字的“字母”跟汉语文字的“部件”或者“笔画”等同;有人把文字的篇幅长短当做判断语言的繁琐和精练的标准;有人把汉语的“字”当做“词”,说汉语词汇贫乏;有人把汉语的“字”当做“语素”,说“字”构造“词”。这些观点,《概论》都进行了有力的批评(《概论》第246页,第249页)。

但是,《概论》说到,把现代汉语的词语跟书写它们的字等同起来,使人错误地觉得“汉语就那么三四千个单词。其实,《现代汉语常用字表》一共有3500个字,不等于3500个词。这就跟有人误认为西方语言只有26个‘字’一样荒唐。”(《概论》第249页)这就有些矛盾了。前面认为汉语的“字”跟英语的“字母”都是“字符”,可是这里又不把英语的26个字母当做26个“字”。如果既不能把字母当做笔画、部件,又不能把字母当做字,那么字母还有什么身份可以选择呢?

4.“词”和“字”的语言地位

汉语中有没有“词”?英语有没有“字”?人类语言中有没有普遍存在的“词”和“字”?有!20世纪以来的中国语言学者不仅进行了许多零散的理论探讨,而且产生《现代汉语词典》那样的实践性成果,把词意识引进了汉语教学,特别是对外汉语教学。彭泽润[6][7]、司玉英[10]等还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探讨。

有个人的名字用了一个由“王”和“敖”两个部件左右结构的罕见字,在报纸上可以临时创造这个字,在电子报纸上只能用两个字加引号写成“王敖”的方式来表示,到了银行办理储蓄业务,就无法在电脑中找到这个字。[11]

《概论》第244页说“……是分音节书写,还是分词书写,这些就是字符的书写规则”。《概论》这样把文字的书写规则分为“分音节书写”和“分词书写”两种方式,也是普通文字理论的巨大进步。这说明语言学概论教材已经开始更多地注意到:英语按照词书写口语的特点,跟汉语的书写不同。这是非常可喜的事情。尽管《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1985年公布10多年了,尽管英语一直按照词书写,然而,由于有些人把英语的书面“词”跟汉语的“字”错误地等同起来,所以一直对这种区别视而不见。

但是“分音节书写”正如把汉字当做音节文字是错误的一样,它没有从文字本身看问题,应该是“分字书写”。例如“花儿”是一个音节,分成两个字写,不能说是“分音节书写”。

任何文字必须首先分字书写,然后进一步决定是否分词书写。这样根据文字单位的书写距离可以分为“字距”和“词距”,从而形成人类文字书写语言的两种基本方式:“字式书写”(分字书写)和“词式书写”[8](分词书写)。像现代多数语言的书写一样,英语书写既有“字距”又有“词距”。汉语用拼音书写也是这样,国家因此制定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但是汉语用汉字书写到目前为止,除了标题、广告等特殊处理的需要,一般只有单纯的“字距”。把英语的词距错误地理解成汉语的字距,从而把英语的字组记录的书面词和汉语的字记录的书面语素错误地等同起来。这就是人们经常把英语的“字组”或者“书面词”,跟汉语的“字”或者“书面语素”等同起来的原因。

我们应该明确:“词”是最小又自由的形式和内容结合的静态备用的语言实体单位;“字”是最小又自由的视觉形式的备用的语言形式单位;“音节”是最小又自由的听觉形式的备用的语言形式单位。可以通过下面的语言结构图形更加系统的看到它们的相同特点和不同特点。平面之间有内容和形式上的区别,“字”属于视觉形式平面,词属于形式结合内容的实体平面。不同层次之间不是数量上的大小区别,而是在同一平面中性质不同的单位,“字”和“词”在层次关系上都是“最小又自由”的静态层次。“单位”是可以从形式上切分的,“特征”一从对比中发现的。因此,不能把“语义特征”当做最小的语义单位,正如不能把“语音特征”当做最小的语音单位。

参考文献

[1]程荣.《汉语辞书中词性标注引发的相关问题》[J].北京:《中国语文》,1999,(3).

[2]郭锐.《语文词典的词性标注问题》[J].北京:《中国语文》,1999,(2).

[3]胡明扬主编.《语言学概论》[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0.

[4]黄河清.《Dictionary和“字典”、“词典”、“辞典”》[J].香港:《语文建设通讯》,2001,(67).

[5]李赋宁.《英语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6]彭泽润.《字母和字是同级单位》[J].南宁:《阅读和写作》,1988,(3).

[7]彭泽润.《普通文字学中的“字”以及有关理论问题》[J].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1).

[8]彭泽润.《汉语拼音正词法和汉语的词式书写》[J].北京:《语文建设》,1998(2).

[9]彭泽润、李葆嘉主编.《语言理论》[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0.214.

[10]司玉英.《文字学理论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字母”与“字”的关系》[J].延边:《汉语学习》,2001,(4).

[11]王有卫.《汉字到了该定形的时候了》[J].香港:《语言建设通讯》,2001,(67):4.

[12]徐通锵.《基础语言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13]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

[14]袁晓园.《汉字的优点与语言文字理论》[a].《汉字问题学术讨论会论文集》[C].

北京:语文出版社,1988.272.

汉语言文学概念篇7

【关键词】汉语结构单位字

【基金项目】2013年天津工业大学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支持(项目编号:13138)。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089(2014)01-0022-02

1.关于“本位”的争议

1.1关于“字”“词”的争议

汉语中一个热门的话题是“字”和“词”的争论,第一个提出“字词之分”的是章士钊,他在1970年出版的《中等国文典》里第一次提出“词”的概念,后来成为汉语语法基础的。作者认为,关于“字本位”“词本位”争议的根源在于“字”和“词”的界线。汉语中,“词”并没有明确的定义,也很难给出明确的定义。

汉语中,本没有“词”这一概念。古代汉语中,字,就是后来所说的“词”;“词”,就是从前所说的“字”。二者是同一个东西。再者,汉语中字的数量可以统计,而词的数量无法统计。尽管在交际中以双音节的“词”为主,但仍是“个个汉字都表义”,所谓的“词”不过是“最小的固定单位”。

1.2关于“字本位”和“词本位”的争议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法国产生了以汉字为语素的“字本位”汉语教学法。以白乐桑、张朋朋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教学法的系统理论并编写出版了专门教材。

国内陆俭明(2011)对白乐桑(1989)提出的“字本位”教学法充分肯定,却对徐通锵提出的“汉语社团具有心理现实性的结构单位是字,而不是词”的说法进行证伪。彭润泽对“字本位”表示强烈反对,认为“不能回到汉语‘字’的蒙昧认识中”。

谈到“字词之争”学者们不约而同采取“字组”这一概念。徐通锵(1997)“字才是汉语言中有理据性的最小结构单位……它的生成机制是以核心字为基础…形成各级字组。二字是最基本的字组。”陈保亚(1999)认为用字本位系统研究汉语比词本位系统要简单,只需要用“字、字结、字组”三个范畴来说明语法问题。程雨民(2003)认为,汉语以语素为造句的基本单位,语素在七种基本手段的反复应用和语序框架的作用下逐级构成字组、短语、句子。杨自俭在其主编的《字本位理论与应用研究》中多次提到不同学者提倡运用“字组”这一概念处理“字”“词”的矛盾。

2.关于“语素”的争议

2.1关于有无“语素”的争议

“语素”出自美国描写语言学派。汉语研究中最早提出“语素”概念的是陈望道,曹伯韩(1947)、陆志伟(1956)先后提出并分析了“词素”的概念,吕叔湘(1958)、熙(1961)对“词素”、“语素”进行辨析,主张采用“语素”,认为大多数语素的形体就是一个汉字。

徐通锵却认为“汉语中不仅没有语素,连这个概念都没有”。而香港文字学家ann在其专著中把基本汉字看作morphemea,把不成字的基本部件看作morphemeB取得不小成果。

2.2关于“语素”的争议

国内接受“字本位”这一主张的学者们由于研究角度不同,关于“语素”单位的确定观点尚不完全一致。徐通锵在《语言论》中指出“如果说汉语中没有词但是有不同类型的词概念,那么汉语中不仅没有‘语素’而且连这种概念也没有”;潘文国在第一届“汉语独特性理论与教学国际研讨会”指出:是“语素”这个词的翻译造成了中外学者的误解,汉语的翻译是以morpheme取代了lexeme。江枫(2009)认为,非把字说成语素是不合适的,是迁就西方语言学的结果。可见,“字本位”的理论内部对于语素问题尚存在很大争议。本人认为,汉语中存在“语素”这一概念,汉语中的语素是字。根据普通语言学中,“语素”是表达意义的最小单位。在汉语中,能够表达意义的最小单位是“字”。这里的“字”不仅仅是一种书写符号,更是一种音义的结合体,是书写形式和意义形式的结合体。

3.关于汉英语言对应结构单位的争议

现代汉字结构的分析即对汉字现状的考察包括汉字的外部结构(构形法)和内部结构(造字法)的研究。(刘纶鑫,徐春阳)对于汉字外部结构(构形法)的考察,即从字形现状着眼,研究字形和字音、字义的关系,从而说明构型的理据,得出现代汉语字的构形类型。对于外部结构的考察包括笔画、部件、部首与偏旁。

汉语中,笔画是汉字构形的最小单位,而在英语中,构成word的最小单位是字母;汉语中的字是独立结构汉字(语素)或者是由汉字或者偏旁和部首(语素和语素变体构成),汉语中的偏旁或者独立结构汉字与英语语言中从word中分解出来的语素(morpheme)相对应;而汉语中所说的“词”也就是字组其实是与英语中的短语(phrase)相对应。即:

4.结论

现代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以复音形式为主,但是最基本的结构单位是字。当下,中央电视台等很多主流媒体都在举行“汉字听写大会”“汉字英雄”等节目,就是要重新树立汉字在汉语中的地位,让人们关注汉字的形体,重视汉字的地位。

参考文献:

[1]白乐桑.“汉语教材中的文、语领土之争――是合并还是自主?抑或分离?”.世界汉语教学.4(1996).

[2]曹伯韩,《国学常识》(2002年版),三联书店.(2002).

[3]陈保亚,《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4]程雨民,《汉语字基语法――语素层造句的理论和实践》,[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5]刘纶鑫,徐阳春,《现代汉语》,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6]陆俭明,我关于字本位的基本观点”.语言科学.3(2011).

[7]潘文国,“字与word的对应性”.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3(2001).

[8]徐通锵,《语言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9]徐通锵,《语言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汉语言文学概念篇8

关键词:谚语汉语谚语谚语社团

汉语谚语十分丰富,谚语的定义至少有八九种。据温端政(1985)所讲,谚语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谚语只包括以说明事理、传授知识和经验为目的的俗语。温端政在《汉语语汇学》(2005)中进一步把谚语定义为“非二二相乘的表述语”。其要点是:谚语是汉语语汇的组成部分;谚语是表述性的语言单位,这是谚语区别于歇后语和惯用语的主要特征;谚语是非二二相承的表述语,这是谚语区别于表述性成语的形式特征。本文中的谚语指狭义的谚语。

现代的谚语研究始于20世纪上半叶。按照温端政(2000)的观点,可分为四个时期。

一、20世纪初到新中国成立前的谚语研究

20世纪初到新中国成立前,谚语研究的代表人物有郭绍虞、薛诚之等。郭绍虞《谚语的研究》(1921)认为广义谚语太宽泛,首次主张把狭义谚语作为讨论对象。杜同力《关于谚语的报告和说明》(1925)涉及谚语的方方面面,但讨论的问题不够集中,也不够深刻。曹伯韩《谈谚语》、陈以德《从谚语的搜集整理谈到口头语的语汇》和王国栋《谚语的搜集和整理》从谚语的搜集整理中看到某些问题进行研究。王顺德《北夏农谚研究》从地方性谚语这一角度去研究农谚的意义、性质和功用。薛诚之《谚语的探讨》(1936)最先提出谚语是一种语言形式,属于民俗学的范畴。

这一时期的研究观注把谚语同其他容易混淆的语言形式,特别是格言、歇后语、歌谣等进行比较,指出其间的异同;另一个特点是注重口语调查,到人民群众中收集第一手的资料。但这时并未把谚语研究纳入语言学的研究范畴,影响了研究的科学水平。

二、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谚语研究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谚语研究的主要著作有马国凡《谚语的特点》(1960),杨欣安《成语与谚语的区别》(1961),《略论中国谚语》(1961)等。这时的谚语研究侧重于特点、分类和内容等方面,把谚语作为“熟语”的一种,自觉运用语言学的观点和方法进行研究。

三、新时期的谚语研究

新时期谚语研究进入鼎盛时期,研究范围广泛。主要著作有武占坤、马国凡《谚语》(1980)、王勤《谚语歇后语概论》(1980)、孙维张《汉语熟语学》(1989)和温端政《谚语》(2000)。在广度上,注重谚语的语用研究,包括谚语的社会功能、语用作用、修辞作用,以及规范化等方面的研究,展现了谚语研究的广阔领域。在深度上,对谚语的性质,除了多方面探讨其内容形式上的特点外,还注意探讨更有概括力的本质特点。另外,谚语语义研究开始受到学者们的重视。

此外郁福敏、郭珊莲《英汉习语对比》(1999)和蒋晶《英汉习语的文化观照与对比》(2000)从跨文化差异角度对汉、英谚语进行了对比研究。

四、新世纪的谚语研究

新世纪对汉语谚语本体的研究也在不断地深化和扩展。何学威、陈素萍《论谚语的形式美》(2003)论述了汉语谚语的精悍凝练美、均衡对称美、回环反复美、声律和谐美、多样统一美。罗圣豪《论汉语谚语》(2003)指出由于个人主义的兴起,西方谚语逐渐消亡,而汉语谚语能够经久不衰的原因;同时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对汉语谚语的历史与定义作了概述。沈怀兴《汉语谚语中意合法的运用》(2004)对几部谚语集子和谚语词典进行考察,发现汉语复句谚语中95%以上是用意合法创造的,并从汉语社会的文化特质、历史变化、汉民族语言习惯、汉语特点等角度分析了其原因。江源源《从系统功能角度解读汉语谚语》(2011)讨论了谚语在“表达概念功能、人际功能、语篇功能”三个方面的独特性。侯璞《谚语的语篇功能》(2012)提出“谚语语篇块”的概念,论述了谚语语篇块的信息结构、内部衔接、内部连贯、篇章分布及语用功能。

此时,谚语研究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广泛地运用对比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等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谚语,这些方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交叉运用,相互起作用的。

王德春《汉英谚语与文化》(2003)、李建欣《汉英谚语文化比较》(2012)对汉、英谚语的渊源、文化涵义、语言特点和社会功用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

苏研《中韩动物谚语的比较分析》(2003),卞小玢《以动物表意的汉日谚语比较研究》(2008),鲁杰《汉语和保加利亚语中的动物类谚语和俗语比较》(2009),于杨《对于有关动物的谚语的研究——以比喻表达为中心》(2011),李冰《概念隐喻视角下的汉英动物谚语对比》(2011),鲁畅、吕楠楠《中日动物谚语概念隐喻的比较》(2013),洪艺维《浅析汉泰谚语中动物比喻形象》(2013)对中外动物谚语的意义进行对比分析,并探讨了差异形成的原因。

荣楠楠《英汉谚语中的性别歧视》(2007)、乔伟《中韩女性谚语内容比较》(2008)、张丽娟《谚语中的性别表达的日中对照研究》(2008)、梁春凝《汉英谚语中性别偏见的对比研究》(2008)、孙贞敏《关于女性的中韩谚语比较研究》(2009)、蒋静《论中日传统谚语中的女性文化观》(2013)等对中外性别谚语进行了对比分析。

徐宇《含有数字的英汉谚语对比研究》(2001),许亚丽《英汉数字习语对比研究》(2002),夏雪、焦授松《通过数字谚语看中德文化异同》对中外数字谚语从形式和意义上进行了对比分析。除此之外,中外谚语的对比还涉及其他各方面,如:孙巧慧《从谚语看中日两国的宗教思想》(2012)、李明月《韩中饮食谚语对比研究》(2012)、于湘泳《中日谚语中的鬼形象比较》(2013),郑丽君《英汉谚语修辞对比杂谈》(2013),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在汉外谚语互译方面,赵爱莉《英汉谚语互译的跨文化研究》(2002),曹曦颖《动态对等在谚语翻译中的体现》(2002),赵铁军《汉语成语谚语汉译方法研究》(2006),黄娴《归化和异化:英汉谚语翻译的文化策略》(2006),井媛媛《规化异化翻译方法在谚语汉译中的应用》(2006),周晶《关联理论在英谚汉译中的应用》(2007),陈园园《试从功能对等视角探讨英谚的汉译》(2008),王腾腾、何大顺《跨文化视角下中英谚语的互译策略探讨》(2012),张芳、陈敏欣《英汉谚语的差异与翻译技巧概述》(2013),毛建《英汉谚语对比分析及其翻译策略》(2013)等探讨了英汉谚语的翻译方法和策略。

张辉《熟语及其理解的认知语义学研究》(2003),寇福明《汉英谚语对比研究》(2007)、《当代认知理论与谚语的认知观》(2008),汪少华《谚语·构架·认知》(2008)等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研究了谚语的认知特点和形成机制,重点分析了谚语理解的认知机制。蔡晓斌《汉语谚语意义构建的概念整合分析》(2007)、付平平《概念整合理论对谚语的解读》运用概念合成理论及概念整合网络模式从认知层面对谚语进行了分类。李静《谚语中隐喻和转喻的认知机制分析》(2010),冯宗样等《中英谚语中概念隐喻的认知特征分析》(2010),陈娜《汉语谚语的认知隐喻研究》(2012),寇福明、乔玲玲《英汉谚语的隐喻性特征研究》(2012)将谚语研究置于概念系统之中,探究谚语中隐喻和转喻的认知机制。

贺娅(2010)《中高级对外汉语教材俗谚语选编调查研究》对中、高级对外汉语教材中选编的俗语和谚语在语料选择、复现率、识别度、注释、练习设计等方面进行了调查分析,提出了一些编写建议。王振来《熟语的文化附加义》(2008),林安洪、姜诚《英汉谚语的差异及其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2009),赵现琦《对外汉语口语教学中谚语教学的重要作用》(2010)指出谚语教学的意义并提出了谚语教学应注意的问题。

纪玉华、吴建平(2008)《跨文化语境演讲中谚语引用之批评分析》对英、美领导人在跨文化语境中的演讲里的谚语引用的策略与动机进行了批评分析。郭文姣(2011)《熟悉度和语境对汉语谚语理解的影响:来自eRps的证据》通过eRp脑电实验,对语境和熟悉度对汉语谚语理解的影响进行了阐释。

纵观已有的谚语研究,笔者发现极少有人从谚语的社团性角度对谚语进行系统研究。所谓“语言社团”(speechcommunity),又译“言语共同体、语言集团、语言社区”,“是指在某种语言运用上持有某些共同社会准则的人们的集合体”。比如使用同一口令的部队就可以视为一个语言社团。谚语的社团性则是谚语运用所表现出来的社团性的特征,把使用同种类型谚语的人就可以视为一个谚语社团。武占坤、马国凡在《谚语》一书中从谚语的性质和作用角度将谚语分为八类:讽颂谚、规诫谚、事理谚、生产谚、天气谚、风土谚、常识谚和修辞谚。而根据谚语的文化含义可以分为四类:反映宗教思想的谚语,反映人文思想的谚语反映,道德观念的谚语,反映生活、生产经验的谚语。根据产生时间可以分为:古谚和今谚两类。由于分类标准不同,谚语的分类无疑也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可以看到,对谚语的划分,有的同一层次上使用了双重标准;有的角度一致,标准统一,但是过于简洁,失去了划分的意义。对汉语谚语社团性的研究,可以另辟蹊径,为划分谚语提供新的标准。

刘爱玲(2006)《禅籍谚语研究》,崔花云(2006)《论武术谚语》,李铁范、金陕军(2010)《汉语养生谚语论析》,钟恒、洪涛《汉语医卫谚语分类概说》(2010),张天柱《中国农业谚语的继承和应用》(2013)等对汉语中某一类特定领域的谚语进行了研究,推动了谚语社团性的研究。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汉语谚语十分丰富,这样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

参考文献:

[1]温端政.谚语[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祝畹瑾.社会语言学概论[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

汉语言文学概念篇9

关键词:香港社区词;区域词;研究

中图分类号:D66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7)17-0062-03

一、引言

1993年第四届国际汉语教学研讨会上田小琳教授提交了《现代汉语词汇研究和教学浅议》一文。该文是“以中国内地和香港的词语为例,分析政治词语和社会的密切关系,新经济词语如何成为后起之秀,一般生活词语怎样不断更新等,拓展了词语和社会密切关系的研究”。(《社区词》1996)紧接着她在当年12月的香港国际语文教育研讨会上,正式提出了“社区词”的概念。她指出:“有必要对香港社会流通的和社会背景关系密切的词语命名,提出‘社区词’这一新名称、新概念,并首次将它与文言词、方言词、外来词并列,成为一般通用词的构成成分。”她的这一重大理论研究成果随即引起学者们的巨大关注,如陈章太、于根元、周梅、周一农等。邵敬敏教授还在自己主编的《教好学好普通话资料集》(1998)和《现代汉语通论》(2001)教材之中纳入了“社区词”这一概念。在研究香港社区词的队伍中,主要有田小琳、汤志祥、赵青、孙银新等一批人。尤其以田小琳为主,她不仅是提出“社区词”这一概念的第一人,还是对其进行后续补充及完善并主编了《香港社区词词典》的重要人物。文章将分两大部分对在一些重要学术期刊上搜索到的有关香港社区词的文章进行香港社区词研究的综述:田小琳相关文章及其他研究香港社区词的主要作者的文章。

二、香港社区词的研究现状

1.关田小琳香港社区词研究的论文综述。“社区词”概念的雏形来自田女士参加1987、1989年第四届、第五届中国语言学会学术年会时提交的《香港流通的词和社会生活》和《香港词汇面面观》两篇文章。文章重点从社会语言学角度探讨香港本地词汇和社会的关系,并列举一系列能够反映香港地区特有事物、概念、思想的词。1993年12月,田小琳在《现代汉语词汇的特点》中首次正式提出的“社区词”这一概念。她所说的“社区”,指的是社会区域。由此可见她更多地是从文化背景和使用心理的角度Α吧缜词”进行定义。在她的概念里,“社区词”涵盖了中国大陆、港澳特区、台湾地区、东南亚华人社区等各自拥有的在本社区流通的汉语社区词。此后田小琳以一发不可收拾之势继续发表文章阐述有关“社区词”的观点,相关的理论也日趋成熟与完善。1996年她在《社区词》一文中,从社区词的内涵、“社区词”与方言词和新造词等的关系、社区词的定位、构词方式、不同社区的社区词情况及社区词之间的互相交流和吸收等几方面论述“社区词”的特点。此时社区词的概念已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但对社区词、方言词、外来词的划分仍不是特别清晰。紧接着她发表了《香港词汇初探》、《从社区词中的多音节词说起》等一系列文章。在2002年的《社区词与中文词汇规范之研究》中,通过列举香港社会特有词汇,她重点阐述“社区词”这一提法的来源与依据,说明香港社区词也可以作为现代汉语词汇来源之一,可以进入规范词汇。2004年的《香港社区词研究》中,她更是从社区词的定义、来源、构词特点及其与外来词、粤方言词的界限划分等多方面深化对社区词的研究,并提出香港社区词存在广义、狭义之分以及香港社区词和香港方言词、外来词的界限划分问题。她在《规范词语、社区词语、方言词语》(2007)一文中从流通范围、背景来源、构词成分等三个方面分析了规范词语、社区词语、和方言词语之间的异同,进一步指出社区词对丰富和完善规范词汇的重要性。社区词已经完全与方言词、外来词等并列。经过她对香港社区词多年的研究整理,终于发表了社区词的集成性研究成果――《香港社区词词典》(商务印书馆,2009)。可以说,社区词的研究达到了一个理论和实践很好结合的高度。

2.其他研究香港社区词的文章综述。张维耿也是最早对华人社区词汇进行研究的学者之一。如他在《不同华人社区词语差异浅论》(1988)这篇文章中,描述了不同华人社区有自己内部使用的口头语和书面语这一现状及其之间存在的差异。在我们能搜索到的十多篇有关香港社区词研究的论文中有两大类:一类是针对《香港社区词词典》做出相关评论性或研究的文章。如詹伯慧的《一部反映香港社区词的辞书》(2005);陈茜的《普通话水平测试与社区词――以为例》(2009);尹雪璐的《中的“香港社区源词”》(2010);宋小红的《社区词与“文化休克”的消除――评介》(2010)。另一类是从词汇本体研究的角度所写的文章。如程祥徽的《传意需要与港澳新词》(1996);杨必胜的《试论“港词北进”》(1998);周梅在《也来谈谈“社区词”》中(2004)进一步探讨了社区词概念的确定、共享、不同社区社区词的特点以及社区词和方言词、外来词、文言词等的关系;周一农在其《词汇的文化蕴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01月:135-136)中将田小琳所说的“社区词”的阐述内容与田女士对“社区词”的表述有异曲同工之妙。孙银新在他的《香港社区词与普通话词的对比研究》中,将香港社区词与普通话词之差异划分出三大类型:香港话有而普通话没有的词;普通话有而香港话没有的词;普通话和香港话里共有的词。分别从词的义项数量、词汇意义上比较香港话和普通话中词形相同的共有词在两大词汇系统中的异同,比较普通话和香港话中词形不同而词义相同的“对应词”在词形上的异同。研究表明“同中有异”和“异中有同”都是香港话和普通话两大词汇系统的词内在的本质特点。他的《造词法研究》则揭示了香港造词法的类型系统,进而比较其与现代汉语普通话造词法的异同。而造成这种不一致、不对应的原因在于:现代汉语词汇规范化,而香港社区词的产生更多地受到地域文化多元性的影响,使其词汇系统具有更大的包容性。他的研究使得香港社区词的特点更加突出。从社区词的界定、社区词的使用情况、各华语社区词汇比较研究、社区词与普通话词语的区别研究到社区词的造词法研究,学者们对社区词的研究不断深入和细致化,可谓成果斐然。

3.汤志祥的“区域词”与“社区词”。谈香港的社区词研究,必须要提到另一位同样在这方面取得较为系统理论成果的学者――深圳大学的汤志祥教授。汤志祥也于90年代开始关注到各华人社区词语的异同,如他于1995年发表的《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汉语词汇方面若干差异举例》,从共时差异上对各华人社区的词汇进行观察描写。1999年他同陈瑞端共同发表了《九十年代汉语词汇地域分布的定量研究》一文,文中提到的“单区域独用词语”这一概念就与田小琳的“狭义的社区词”的定义在外延上很接近了。2001年他在其著作《当代汉语词语的共时状况及其嬗变》提出“区域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观点。他的《论华语区域特有词语》(2005)一文对“区域词”概念有相对成熟的论述和分类。他将华语区域特有词划分为狭义的“华语区域特有词语”和广义的“华语区域特有词语”。狭义的“华语区域特有词语”,是指在某一特有区域内流行,代表该地区某一特有概念或特定事物的词;又将狭义的“华语区域特有词语”分成三小类:“各地华语的本土词语”、“各地华语的特指方言词语”、“各地华语的特用外语借词”。而广义的区域词则涵盖了除狭义区域词外其他所有不同说法的词语,如“华语异称词语”,“各地华语特用外语借词”。汤志祥将“区域词”的研究范围扩大到华语社区的“本土词语”、“特指方言词语”、“特用外语借词”。同时指出随着华语圈内的社会和文化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华语区内“区域特有词语”还会继续存在并不断产生新的词语。接着2008年他还有论文(《论“港澳词语”以及“澳门特有词语”》)对港澳区域词进行更细致的研究。汤志祥关于区域词的论述是着眼于词语使用地区的独立性,并将区域词归为汉语借用的来源。也就是说,汤志祥界定的区域词是有着严格界限的。他的华语区域词是华语区域特有词语的简称,是某一区域人们创造流通于该区域反映该区特有事物的词语。田小琳的“社区词”概念则更多地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界定,着眼于不同社会文化、制度背景等产生的词汇而称之为“社区词”。“社区词”和“区域词”都是对于各个华语使用区存在的不同的词汇的梳理和界定。鉴于词汇系统本身的复杂性,两位学者试图从不同角度对这种现象进行分析。

三、小结

香港社区词的研究从概念的提出到成为学界公认的一个独立概念并被收入相关教科书,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社区词的概念不仅得以确定,还取得了与外来词、方言~等并列的地位。《香港社区词词典》的出版更是推动了其研究的深入。文章主要从三方面梳理了有关香港社区词研究的概况:田小琳对社区词概念的提出、确立和后续研究;其他学者对香港社区词的研究文章;汤志祥提出的“区域词”概念及其研究成果,以及“社区词”和“区域词”这两个概念的异同情况。社区词的研究始于对香港社区词的研究,发展到如今对“港式中文”的研究,这一领域不断得到拓展和深入,不仅丰富了域内外华语的研究,加深了对现代汉语的了解,同时也带动了其他华人社区词的研究,如台湾社区词、澳门社区词、新加坡社区词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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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瑞端,汤志祥.九十年代汉语词汇地域分布的定量研究[J].语言文字应用,199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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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田小琳.由社区词谈现代汉语词汇的规范[J].语文建设,199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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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田小琳.规范词语、社区词语、方言词语[J].修辞学习,20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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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文学概念篇10

关键词概念隐喻体验哲学萨丕尔-沃尔夫假说

中图分类号:H0-06文献标识码:a

StudyontheSapir-whorfHypothesis

——Fromtheperspectiveofexperientialism

ZHaoGuiying,LiUXiaoshuang

(SchoolofForeignLanguageeducation,JilinUniversity,Changchun,Jilin130012)

abstractSince1990stherehasarisesanewinterpretationontheSapir-whorfHypothesis,supportingtheclaimthatlanguageinfluencesthought.whilethisarticleintendstogiveanegativesupport.BymakingacomparativestudyontheConceptualmetaphorbetweenenglishandChinese,itisfoundthatthereexistgreatsimilaritiesintheconceptualmetaphorizationbetweenthetwodistinctlanguages,whichisanalyzedfromtheperspectiveofexperientialism.itcanbeinferredthatdifferentlanguagesdonotleadtodifferentmetaphoricalthinking.

Keywordsconceptualmetaphor;experientialism;Sapir-whorfHypothesis

0前言

自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被提出后,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就一直受到学界热议,对“假说”的争议颇多。自上世纪90年代人们对“假说”进行了重新解读,提出了新的认识,进入了“新沃尔夫主义”时期。新的认识支持“假说”关于语言范畴影响思维范畴的理论,认为人们使用的语言不同,他们的概念框架也各不相同的,因此导致他们的思维模式亦不相同。本文持不同观点。通过对英汉“时间作为空间”概念隐喻、情感概念和事件结构概念隐喻等方面的研究揭示两种不同语言在此三种概念隐喻化方面是否存在相似性。如果存在,就可以推论出不同的语言并未影响不同的隐喻化思维。如果存在,那么产生这种共性的基础——概念隐喻的哲学基础又是什么?那么我们就可以从概念隐喻的哲学基础对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在一定程度上进行驳斥。

1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之纷争

语言是人类所特有的现象,它与人类思维息息相关。自古以来,语言与思维问题就是哲学界、语言学界、人类学界持久的话题,两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哲学家、语言学家议论的焦点。“萨丕尔—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Hypothesis)是继康德、洪堡特和博厄斯以来对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影响颇深的理论假说,集中体现了语言与思维的关系。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这一名称并不是由他们自己命名的,是由沃尔夫的学生霍耶尔(Hoijer1954)提出的。1956年,在约翰·卡罗尔(J.Carroll)编纂的名为《论语言、思维和现实》的沃尔夫文集的前言中,沃尔夫的语言-思维观被总结为语言相对论(linguisticrelativity)。可他却未对语言相对论明确定义,因而导致一些语言学概述类著作断章取义,将沃尔夫假说分为强式和弱式(Crystal1997;Kramsch1998)。前者认为语言决定思维;后者也叫作语言相对论,认为语言影响思维,即一种语言的结构会影响其使用者的习惯性思维,因此,使用不同语言,概念框架亦不相同,因此语言影响人们的思维模式。

自二十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许多语言学学者都对假说的强式版进行过批驳(Lenneberg1953;Berlin&kay1969;Leech1974;Brown1976;pinker1994),认为语言决定论太过绝对化。近年来,我国部分学者也针对“强式”版加以批驳(高一虹2000;潘文国、谭慧敏2005;张振江2007:)。①直到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早期,随着认知语言学及认知心理学的新发展,人们对“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进行了重新解读,提出了新的认识,进入了“新沃尔夫主义”(new-whorfism)时期(Levinson2003;evans&Green2006;陈佳2011;王颖冲2011)。②新认识对“假说”提出了支持观点,指出了批评者的批评存在瑕疵,例如,“假说”的强式版从未出现于whorf等人的原始文稿中(Lakoff1987;Lucy1992a;Casasanto2008)。Sapir-whorfHypothesis这个术语是HarryHoijer提出的,是对二位学者所表达的语言相对论复杂思想进行的概括指称;whorf也从未提出过语言决定思维的观点。因此,以往的批评者批评的强假设本身并不存在。新认识支持whorf关于语言层面影响思维层面的理论,认为人的概念框架会因使用的语言不同而各不相同,因此,他们的思维模式亦受到影响。基于“新沃尔夫主义”对“假说”的解读,既然强式版根本不存在,那么“假说”的核心就是“语言影响思维”这一观点,这也是该研究所要探讨的对象。如上所述,虽然大多数学者支持“假说”,本文仍不敢苟同。文章拟从概念隐喻的哲学基础即体验哲学这一认知角度重新审视该观点,通过证伪法在一定程度上对之加以驳斥。

2时间作为空间”概念隐喻和情感概念隐喻的对比研究

认知概念隐喻理论认为,隐喻的本质已超越了语言修辞层面,是人类的一种认知手段、思维方式。隐喻就是通过对事物间的相似性进行类比,以此借助一类事物来理解和感知另一类事物。③它普遍存在于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中。因此,指导我们日常思考和行动的概念系统,本质上是隐喻性的。④

在我们进行认知隐喻的过程中,我们借助相对熟悉的、具体的概念去理解那些相对陌生的、抽象的、概念。隐喻为我们理解抽象概念,进行抽象思维提供了有效途径。它是将始发域(sourcedomain)的框架映射到目标域(targetdomain)之上,而目标域的内部结构决定、限制源域中哪些结构被选择映射。这种选择映射基于人的动觉意象图式(kinestheticimageschema)(人在与外部世界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对于某种反复出现的事物之间的基本关系所形成的一种认知框架)。人们对复杂、抽象概念的认知和理解就是建立在此基础框架之上的。Lakoff和Johnson(1987)概括出多种意象图式,如:容器、上—下、前—后、中心—边缘、起点—路径—目标等等。从He’swritingaph.Dthesisandhe’snearlythere例中,我们可以看出,路径图示是如何使我们的身体经验从具体域隐喻化地延伸到抽象域中的,从而帮助我们进行推理和建构意义。因此,意象图式理论揭示了人的体验是如何通过隐喻得以表达的,是感性与理性的连接桥梁。⑤

从远古时代起,空间和时间就一直是许多哲学家和科学家注意的焦点。在人类的思想史上,空间概念和时间概念与“宇宙的基础紧密相连”。⑥尽管空间和时间是紧密联系的概念,但无论是人们对这两个概念的思维上还是在日常语言的反映上,二者似乎并不处于平等地位。事实表明,在儿童的语言发展过程中,他们都是先学会表达空间概念,后学会表时间概念的。因此可以推论出:在人类认知发展的连续体中,空间概念先于时间概念而形成。人们通常是通过空间概念来理解和表达时间概念的。这是人们一个普遍的认知过程。⑦这种普遍性可以从timepaSSinGiSmotion(“时间的经过是运动”)这一隐喻的语言表达中得到例证,如“Howtimeflies”,“thenewYeariscoming”,“theyearwentbyquickly”;汉语中我们也发现了类似的例子,如“将来”,“未来”,“光阴似箭”,“目前”,“去年”等等。“上”表示“较早”或“过去”,“下”表示“较晚”或“将来”,英语中的家谱图中“上”代表ascendant,“下”代表“descendant”。人类借助具体概念理解抽象概念这一普遍思维方式除了表现在时间的空间概念隐喻化上,还表现在情感概念隐喻和事件结构概念隐喻上,如:HappYisup(“高兴是上”),这一概念隐喻在英汉两种语言中都可以找到例证:“iamfeelingup”,“他很高兴”。HappYiSLiGHt(“Shebrightenedup”,“她笑逐颜开”);HappineSSiSaFLUiDinaContaineR(“Heisburstingwithjoy”,“他心中充满喜悦”)。再如事件结构概念隐喻,StateSaReLoCation(“状态是有边界的区域”)(“theyareinlove”,“他不幸落到这一步”),等等。通过以上英汉时空、情感、事件结构三方面概念隐喻的对比研究,我们注意到,尽管英汉分属两种不同的语言,但操该两种语言的人们却都用相同的空间概念来表征时间概念,用相同的具体概念来隐喻情感概念,用相同的具体概念来表征事件结构概念,这表明英汉两种不同语言在上述概念隐喻的三个方面存在巨大的相似性。

3英汉概念隐喻存在相似性的哲学基础——体验哲学

这种现象表明在抽象概念隐喻化的背后有某种共性的东西在支持着人的抽象思维,那就是概念隐喻的哲学基础——体验哲学(experientialism)。“体验主义”理论认为思维具有体现力(embodiment),⑧即人的概念系统的产生源于人们的身体经历。正是人们与周围世界相互作用得到的体验帮助人们在头脑中形成意象图式,因而形成相应的概念。因此概念隐喻的产生与人们的身体体验密切相关,身体体验为概念隐喻的产生提供了物理基础。所以时间的空间化隐喻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基于人们日常经历的空间“移动情景”(motion-situations)的体验。人们会自动地把在空间的移动情景与能让他们感知到的“移动”这一事件所需的时间联系起来。因此,就产生了各种深层次上的意象图式及基于之的各种时间空间化概念隐喻。

情感概念隐喻也是基于人们的日常体验的。例如,作为人类,我们拥有直立的身体,且通常是处于头朝上的姿势,这种姿势通常与积极的情感状态和健康的身体状况相伴,如,昂首挺胸总是与快乐、高兴等积极情感相联系;而垂头向下通常与精神萎靡和身体状况欠佳相联系。不论是操英语者还是操汉语者,他们都经历这样相同的身体体验,这些体验都是人类所共有的,使操英汉两种不同语言的人使用相同或相似的空间概念源域去构建和理解抽象的目标域的概念和特点,因此在构建和理解HappineSS(幸福)这一积极情感概念时,就产生了HappYiSUp(幸福是上)这一情感概念隐喻。其它的丰富多彩的情感概念隐喻的产生也是基于人们相应的身体和心理体验。

事件结构概念隐喻中,主要涉及的意象图示有容器意象图式(containerschema)和始源──路径──目的图式(source-path-goal)。如“状态即位置(theyareinlove),”“他们处于恋爱中”,“他们”的状态通过表达空间概念的介词in而得以理解,这一子映射即基于容器意象图式。再如“方法是道路”概念隐喻就基于始源──路径──目的意象图式。

身体体验为具体的源域概念及抽象的目标域概念的形成和理解提供了先决必要条件,那么具体概念和抽象概念是怎样建立起联系的呢?体验哲学认为,是人类特有的想象力把具体体验抽象概念化的。想象力的这种联系的功能是实现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跨域映射必不可少的心理条件。想象性思维也是间接可体现的。

4结语

英汉概念隐喻的对比研究表明,尽管英汉分属不同的语言,但这两种语言中都有借助相似或相同的具体概念来隐喻化表征抽象的时间、情感、事件的现象。这一现象可以从体验哲学的体验观得到解释:人类可体现的身体经验为概念隐喻的形成奠定了物理基础,为其实现提供了必要条件,而可体现的想象性思维又为其实现提供了充分条件。而这些人类所共有的特点使得即使是操不同语言的人也可以建构相同的概念隐喻,并且在此基础上创造出相应的语言表达式。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使用不同语言的人的概念框架并不是各不相同的,不同的语言并未影响相同的隐喻化思维的形成,因此并不是不同的语言影响了语言使用者的思维模式。至此,本文从概念隐喻的哲学基础——体验哲学的角度在一定程度上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提供了有力的否定佐证。

基金项目: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2B25)

注释

①②王颖冲.语言与思维关系再认识——沃尔夫《论语言、思维和现实》解读[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1.43(4):587;583.

③④Lakoff,G&m,Johnson.metaphorsweLiveBy[m].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0:5;3.

⑤赵文学,赵桂英.汉英时间作为空间隐喻的对比研究[J].学术论坛,2007(5):200.

⑥Keshavmurti.Spaceandtime[m].newDelhi,Sterlingpublishers,19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