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内核篇1
关键词企业管理文化建设儒家思想
一、企业文化建设主要内涵
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所倡导的，可以指导或者约束企业整体行为或员工行为，被全体员工所认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企业文化建设要按照人的不同需求，有序和谐的进行不同层次的管理，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组织行为与人的主体性的有机结合，最终通过满足不同人的不同需求，激发起积极性和创造性，构建起企业独特的核心竞争力优势。
二、儒家管理思想要义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而以孔孟为最主要代表的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最为深远、传承最为广泛。探究儒家管理思想，其主要特点是：以“人”为中心，关注现实人生和社会问题，尊重人的价值，倡导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修身养性的方式实现人生和社会价值。
（一）“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
儒家思想以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为重点研究对象，具有鲜明的人本主义特征，与现代管理学中“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多有契合。在孔子眼里，管理的本质就是关于人的学问，提出“泛爱众而亲仁”、“君子学道则爱人”等主张。《论语》中记载，孔子在听说马厩失火时，首先关心的是人的安危，只问“伤人乎”，而“不问马”。这样的例子在孔子言行中不胜枚举。儒家管理思想中“以人为本”的原则散发着平等自由的光辉，对现代企业文化管理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二）“中庸忠恕”的管理方法
儒家在管理方法上提出“人治”。对于如何“治人”，孔子主张“德治”、“为政以德”、“德主刑辅”，孟子也提出“以德服人”，均反对采取暴力手段。孔子指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裕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说，如果以强制和刑罚的力量去管理和禁止，员工只会口服心不服，只有以德行和礼仪教化的力量，才会得到员工真正的认同。建立在人人享有平等自由权利的基础上，孔子认为在管理上就要执中持平，秉持“中庸”之道，不偏不倚，中正平和。此外，孔子还提出“吾道，一以贯之，忠恕而已”的说法。孔子认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都是“恕”的内容，其核心见解就是凡事要推己及人，尊重别人，懂得换位思考，“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对自己严格要求，对别人宽宏大量。因此，企业管理者要采取相对柔性的管理方式，通过直达人心、人文关怀的方式营造企业良好的文化环境，取得员工的心理认同。
（三）“修己安人”的管理目标
“修己安人”是孔子管理思想的主要目标。“修己”是管理的前提与基础，“安人”则是管理的目的。孔子认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孟子也说“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强调通过完善个人道德修养，进而正面影响促进其他人，最终达到整体和谐发展。《大学》对此做了更完整的阐释：“古之欲明德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身”。从管理上说，在企业经营过程中，管理者尤其是高级管理者首先要对自己严格要求，从自我做起，只有管理好了自己，才能管理好别人，实现自我管理-家庭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管理的层层推进。“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通过这种方式，在企业内部树立道德典范，以身作则，才可以有效管理和激励员工，形成一种自我管理、自我反省、自我提升的文化氛围，建立一种和谐稳固的组织关系。
三、勘察设计企业文化建设的儒家思想内核
勘察设计企业属于智力密集型服务行业，行业内多是高新技术企业，职工多从事创新性脑力劳动，具有受教育程度高、思想活跃、创造性强等特点，在文化建设中，尤其要积极从儒家管理思想汲取有益营养，推进企业文化建设工作。具体来说，要以人本主义和人性化管理为指导原则，注重人文关怀，激发员工内在潜能，实现组织内外部和谐，推动个人与企业同成长、共进步，从而为业主提供更好的服务，为社会创造更大价值。
（一）打造人本文化
儒家管理思想蕴藏着人性平等自由的光辉，并深深影响着国人的思想和行动。勘察设计企业员工多是脑力劳动者，思维活跃，思想自由，富有激情，关注精神体验。企业管理者要认清规律，在文化建设中把人作为第一因素进行考虑，突出人文关怀，更多关注员工精神层面的个性化需求，以更好地调动员工积极性，正如孟子所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在管理方面，要认识到，管理人的行为只是表面的、浅层次的，只有管住人心才是最高境界的管理，企业经营管理的全过程都要贯彻“以人为中心”的思想。管理者要通过规范自身的行为，“道之以德”、“修己安人”，把正确的价值观念传递给组织成员头脑中去，使之内化为发自内心的自觉行为，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和文化环境。
（二）根植诚信文化
孔子特别看重“信”的作用，他指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r，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勘察设计企业有别于一般企业，其提供的主要是设计产品和服务，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要脱颖而出，占据有利竞争位置，必须建立起诚信合法经营的意识，与业主建立起信任关系，提供值得信赖的产品和服务。勘察设计行业对质量、安全、环境等要求较高，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生命财产损失，因此，尤其要注重质量文化，严格按照“三标体系”要求操作，在企业和员工中形成人人讲质量，事事讲诚信的浓郁的氛围，使提供的产品经得起检验。要以儒家管理思想为指引，加大传统文化道德教育和诚信教育，实施职业道德准则，主动培育职工高尚的职业道德。对于勘察设计企业员工来说，必须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心，敬业诚信的工作态度精神，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最终建立起“绿色、安全、经济、诚信”以及“终生责任”的文化理念。
（三）筑牢合作文化
勘察设计企业提供工程建设领域全过程服务，从工程前期规划咨询，到设计技术文件的完成，到最终的工程落地和投入使用，需要各专业、各单位良好沟通和通力合作，整个过程中的小差错，就可能造成“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严重后果。孔子有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必须倡导“团队意识”、“集体意识”和合作精神，不仅是内部员工间倾力合作，也要与业主，政府部门、相关利益方协同配合，共同完成产品和服务，为社会创造更大价值。要“守土有责”，在完成自己任务的同时，为别人创造必要条件，这也是孔子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精神。
总之，企业是由人组成的组织，企业的活动其实就是人的活动，企业的管理本质上也是人的管理，必须建立共同的信念。对于智力密集型的勘察设计企业来说，在文化建设中尤其要善于科学把握儒家思想内核，并有针对性地应用于企业文化建设中，打造古今结合、中西结合的特色企业文化，为企业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增长动力。
（作者单位为中国航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儒家思想的内核篇2
关键词：儒家文化高校党建应用价值
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随着社会的变迁，儒家学说在内容、形式和社会功能等方面都在发展。当今社会，儒家文化不断得到重视，并且焕发出新的活力。生活在中国传统文化氛围下的当代大学生从小就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对儒家文化的认同感比较高，在大学生党建和团建上发掘儒家文化的价值、意义，充分利用儒家文化资源，发挥其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促进高校党支部、团支部在制度建设、思想教育、党团服务、创新党建等方面的发展。
一、儒家文化对中国社会的价值
（一）儒家文化对中国中产党人的历史价值。
中国共产党与儒家文化始终是紧密连接的。首先儒家文化中存在大量的唯物论和辩证论，比如《论语・先进》记载：“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明确地否定了鬼神的存在，这是儒家唯物论的一个论证。《易经》中“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则坚持矛盾统一的辩证观点，讨论了两个事物的相对运动变化。等老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都曾受过儒家传统文化教育，在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这一哲学后重新审视儒家思想，辩证地看待儒家文化，然后站在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剖析中国现状研究中国革命，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道路。多数学者都承认儒家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到推动作用[1]。思想中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融合的产物。儒家文化中的德治思想对共产党人修养产生了积极的意义，几代中央领导集体都强调党员必须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所以儒家文化与中国共产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必将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
（二）儒家文化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用。
党的十报告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提升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很有意义，此后全国上下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讨论和实践活动，掀起了一股热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单从字面上看只是一个简单的词，要深入理解，需要深入分析研究其背后的意义。儒家文化能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鲜活的实例。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足中国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脱离文化传统，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借助传统文化。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高校的宣传学习中存在学习不够深入，缺乏实际案例，与现实脱钩等问题。利用大学普遍能接受的儒家文化能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三）儒家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意义。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的召开对为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及为谁培养人指明方向。其中就有说到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要求。立德树人是儒家文化的一个方面，儒家思想中的“仁爱”，“谦恭礼让”、“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思想就是立德的过程，通过批判地学习和弘扬儒家文化思想，根据时代的要求诠释，能够达到服务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的目的。儒家思想中胸怀天下、立志报国有利于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礼记・礼运》篇有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孔子之后孟子提出：“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表达了儒家贤哲“尚公去私”的奉献精神。这种精神对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产生过积o的影响，已经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魂”[2]。这种甘愿吃亏、乐于奉献、不求回报的精神应该被大力提倡，有利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儒家文化中还有很多此类与思想政治教育相联系的主题和内容，需要用现代人的眼光分析延伸，多途径引导教育，使大学生立德树人，做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人。
二、有利于党建的儒家文化要素
（一）儒家大公无私精神有利于塑造学生党员的人格。
一个人的人格品质是其内在的核心力量，是一切行为的源泉，因此大学生党员的人格塑造是党员队伍建设的重要环节。儒家文化有利于个体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高尚的审美观。儒家文化中天下为公、大公无私的精神对塑造大学生的人格发挥重要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相通的，儒家文化中修己达人和为人民服务更是高度相通。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儒家推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能帮助大学生党员领会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在个人品质上，儒家主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主张“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的积极主义，提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乐观主义，使学生党员勇于面对挫折，提高抗压和适应能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价值观，有利于当代大学生树立集体主义观念[3]。此外，合理的大学生人格塑造能够端正大学生的入党动机，增强其为人民服务的决心，形成积极乐观向上的品质。
（二）儒家“修齐治平”精神有利于树立学生党员的理想。
大学生党员是大学生中的先进集体，在群众中起到表率作用，是普通学生的学习榜样。因此，大学生党员必须树立远大的理想，并为广大学生树立良好榜样。儒家文化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有利于大学生党员远大理想的树立。这一思想将个人的发展与国家的兴衰结合、个人的修身与国家的发展相结合。大学生党员应当树立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有了这个理想才会从各个方面“修身”，时时刻刻严格要求自己，谨慎地遵守道德准则，始终保持良好的心态。只有这样才能一步步修正自我，完善自我。人的行为是社会的产物，整个社会的风气又是人的风气所形成的，一个人的行为和思想对社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孔子也强调“见贤思齐”的榜样学习作用，可见向别人学习的必要性。高校党员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他人的关注，良好的行为和思想会间接影响他人。青年大学生必须树立修齐治平的理想，跟着党的方针路线走。
（三）儒家和谐思想有利于促进党支部的和谐。
儒家和谐思想包含了人际和谐、社会和谐、生态和谐的思想，这一和谐思想同样能够促进党支部的和谐。将和谐思想运用到党支部建设中更能促进党支部快速有序地发展。《礼经・中庸》中所说的“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要求人们应自觉地把道德规范内化为发自内心的道德约束力。儒家和谐思想蕴藏着丰富的人文知识和人文精神，能丰厚党支部的文化底蕴，增强大学生党员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改善党支部中的不和谐现象。党支部成员遵守和谐的道德标准，融入党支部建设当中，自身发展和支部发展形成辩证统一的关系，能有效提高党支部的凝聚力。但是党支部的学生党员毕竟是一个完整的个体，个体与个体之间难免会发生某种摩擦，这些冲突和矛盾可以通过儒家“仁者爱人”、“以礼待人”的和谐思想化解。
（四）儒家创新精神有利于增强党支部的活力。
孔子提倡“吾日三省吾身”，学习他人优点，反省自身不足，提高自身德行。对于党支部的发展来说，一味地墨守成规是不够的。发展需要创新，这种创新不是简单地改变一切老的东西，追寻一切新潮的东西。强调每个党员要时刻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正确对待错误并真心改过，不重蹈覆辙。人就是在犯错误―正确认识错误―及时改正错误―自省自责―防止犯错误―提高修养的过程中成长的，以更好地适应社会，党支部也是如此，需要在不断继承创新中发展。每个党员还要对党支部提出合理的建议。去其他先进党支部学习，开展民主生活会、茶话会等，以轻松愉快的方式进行交流，形成良性的思想碰撞。开展内容充实、主题积极、形式活泼的党支部活动，让学生党员乐于参加政治活动，增强对党支部的归属感。
三、儒家文化促进党建的途径
（一）端正思想认识，重视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经历了封建社会的历程，或多或少存在封建思想，但它比封建社会有着更悠久的历史，内涵更加丰富。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我们必须认识到，儒家文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资源，对于当代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建立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高校党建工作中遇到的难点需要用全新的视角进行破解。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能为党建工作破题提供新的思路。高校党建工作者和思想教育者要用辩证的眼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儒家文化，形成符合党建工作内容、党建制度要求的教育材料，把儒家文化传承落到实处，使之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部门要认识到这一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并提供政策和财力的支持。总的看来端正思想、高度重视是儒家文化价值开发利用的前提。
（二）加强宣传教育，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发挥传统儒家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就必须让更多的人了解儒家文化，认识儒家文化。曾指出对儒家文化等优秀传统文化的宣传是必不可少的[4]。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儒家思想的导入同样离不开宣传，在高校的党建和团建中要不断融入这一思想，比如在各个班级团支部中召开儒家文化学习主题班会，在班会上进行讨论。发放与儒家文化相关的学习教辅资料。组织儒家文化学习知识竞赛，在学校的各大文艺晚会上融入儒家元素，创造更好的儒学环境，让大w生浸润在儒家文化的学习氛围中。在党支部建设的日常中，有意识地组织一两场儒家文化、儒家先进事迹的学习会。给青年团员、青年党员灌输“仁爱”、“和谐”、“自省”的思想，在学习中不断完善自我，形成良好的儒学学习氛围。
（三）积极推进实践，创新工作模式。
儒家文化若要在党建工作中发挥实效性就需要大胆实践，以高校辅导员为思政教育前沿的教育工作者，发挥高校学生教育管理者和引路人的作用。越来越多的辅导员担任党支部书记。辅导员首先要深入学习研究儒家文化，具体到党建工作中，对学生在学校的各项党建活动，积极引导参与，让他们感受到集体的温暖。辅导员要深入学习儒家思想，在党支部开展的学习活动、重大主题活动中加入儒家文化，学生“亲其师、信其道”，自然会受到儒家文化的积极熏陶。在党员发展的各个环节中，可以适当以儒家文化作为参看依据，在团员推优、积极分子考察、预备党员转正等环节中，学生有没有做到大公无私地为他人服务，有没有在学生中起到修身、立德的表率作用，以儒家内涵考量一个学生是否符合党员发展的要求。
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思想结构中的重要部分，对党的成立、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对高校党的思想建设也起到一定指导作用。高校要搞好党的思想建设，可以从儒家思想切入，用好这一武器，切实推进高校党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推动高校党的建设及教育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秦宁波.近十年来中共与儒家文化研究述评（1920～1949）[J].党史研究与教学，2016（1）：102-109.
[2]王祥云.儒家学说的主导精神对民族文化的影响[D].开封：开封大学，2007.
[3]刘和忠.孔子道德教育思想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儒家思想的内核篇3
【关键词】儒家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系策略【中图分类号】B03【文献标识码】a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我国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发展有着重要作用。从内容上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儒家文化有很多相似之处，而儒家文化又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分析儒家文化的精髓和糟粕，探讨如何基于儒家文化的精华来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
儒家文化为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文化导向和文化资源
儒家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展提供了文化导向。不同的民族拥有不同的思维模式，然而部分被人们长时间认可并且保留下来的思维方法即成为某种习惯，也就是本民族的思维模式。儒家文化在我国古代文化当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儒家文化特定的思维模式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至关重要。
首先是儒家文化的一体化统筹思维。一体化统筹思维对于儒家文化而言，最原始的表现就是系统化的思维模式，该模式主要依赖于寻求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似之处。从思维层面来看，在儒家文化的整个发展进程中，这种最原始的系统化的思维模式能够协助完成对系统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制度的构筑。从组成上来看，儒家所奉行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理念、以礼为中心的社会价值体系、诚信笃定的行事标准与风格，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体系。从国家角度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要强调的是“富强、和谐、文明、团结”；从社会角度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要体现的是“公正、平等、自由、法治”；从个人角度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奉行的是“爱国、诚信、友善、敬业”。因此，儒家文化与社会化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统一的思想和理念基础。
其次是不断创新思维。该思维模式在过去的儒家文化发展进程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其强调宇宙与社会都处在更迭不止的情形之中，世界万物都具有潜在的不稳定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前提是不断加强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且要有针对性地汲取我国先进文化文明成果，不断与社会进步相适应，并以此为依据，概括、总结、提炼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髓，充分表现出刚柔并济的强大宽容性以及合理化之的思想特色。
儒家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展提供了文化资源。当儒家文化被赋予了全新的时代内涵，又与中国特色、民族特色相融合时，儒家文化的思想精华被概括萃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便成了儒家文化最通俗易懂的当代表达。
儒家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定了精神目标。从过去到现在，时代的进步都是为了实现国富民强，和谐是其发展的最终目标。儒家文化作为过去时代所崇尚的最高价值观，其所谓的和谐主要强调了人与自身、自然、他人、时代之间的统一团结。然而要想实现时代的高度统一和谐，就要确保有强大的物质基础，国先富则民也强。荀子曾有云：“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姓。”古时之所以要让国家富强，主要是由于“民财足则君赋敛焉不穷”，虽有其局限性，但却让国富则民富的观念影响着每一个人。它所倡导的核心思想与儒家思想理念高度一致。
儒家文化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价值标准。儒家文化十分注重诚信，孔子认为诚信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基础，只有建立在诚信基础上的交往才能够做到真正的长久，由此也可以发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中强调的诚信思想在儒家文化当中也是有据可依的。
借鉴儒家文化，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儒学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脉相承。儒学是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植根于此并沿袭其优秀的思想加以发展的，应有针对性有选择性地弘扬儒家文化。同时，儒家文化中也有不少糟粕，在借鉴儒家文化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必须对其扬弃。
汲取儒家文化中的精华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先，传承与发扬儒家传统美德，提升公民道德水平。目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大的环境下有必要加强儒家文化的宣传，重视儒家文化中爱国、诚信、明理的传统美德，从而提升人民道德水平。诚信理念从古至今都极为重要，但在市场经济下，人们想要拥有越来越多的名利，成功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越来越低，诚信思想也在逐渐流失。孔子就将“诚信”视作做人最基本的条件，曾有言云：“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就现在的公民来说，诚信不仅仅在于每个个体的伦理道德水平，更是社会与时代要向前发展的必然要求。儒家文化主张的诚实守信，能够给当下失信现象频繁、背信弃义现象屡见不鲜的社会以强烈的警醒。此外，还有利于建立公民诚信思想，提升其道德伦理水平。
其次，学习儒学文化中“天下大同”的理想，建设和谐社会主义。儒家文化中“天下大同”的理想对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要从儒学思想中吸取营养，并发现其时代价值。现如今社会主义发展逐渐成熟，坚持儒家的大同思想显得格外重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要深化诚信教育，社会的和谐要依托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此外，学习儒家文化不断创新的理念，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儒家文化中不断创新思维给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明了方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动态的，必须根据时代的变化进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在目前取得的成就仅仅是暂时的，“三倡导”的提出也仅仅是短期的发展结果。时代在不断进步，经济在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也在逐渐趋于完善与成熟。总的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发展与进步是以实践为基础，以革新为目的，在完善中逐渐对其稳定性思维进行革新。
虽然儒家文化中有许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然而，必须指出的是，由于儒家文化发源于我国传统封建礼教的基础之上，其中许多方面依然是为了维护封建阶级的统治。因此，在学习和借鉴儒家文化时，必须有选择地对其糟粕的进行扬弃。例如：儒家文化中强调君臣关系，这显然与我们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强调“民主”的理念是不同的。另外，儒家思想中“非礼勿视、非礼勿言”等观念也不符合当前大众所认可的人民有言论自由等民主思想的理念。在民主社会中，只要不违反法律，人们有权利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情，有权利去了解、认知他们想知道的事情。只要不违反法律，人们的行动不应受到制约。然而，儒家文化的一些教条则规定人们的一举一动都必须符合皇室贵族制定的行为规范，不允许人们对于统治者有一丝一毫的质疑。显然，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不应融入这部分儒家文化的理念。因此，在运用传统儒家思想来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必须对其中许多不符合时代特征和现代社会理念的糟粕思想进行摒弃，从辩证的角度看待儒家文化。
总之，儒家文化为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文化资源和文化导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可以从儒家文化中找到理论基础和思想源泉。利用儒家文化来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我们应该汲取儒家文化中的精华，通过弘扬儒家传统美德，推动公民道德建设，通过彰显儒家大同思想，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儒家思想的内核篇4
〔关键词〕儒家思想室内设计美学理念
一、儒家思想的中庸之道与“天人合一”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是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求的核心。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儒家始终主张重视民生的发展，并且没有过度的强调个人的需求，而是强调以人为本的广泛受众的需求得到满足。“仁爱”是儒家学说的核心，更是我国历史民族建筑的室内设计中常常体现出的文化精髓。窥视中原地区的室内设计，往往和儒家思想存在着紧密的关联，不仅反映了人们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而且还传承了地域性的民俗风情和民族文化。相对于我国其他地区而言，儒家思想在中原地区对室内设计的影响颇深，并且设计思想主要源自于儒家的以下两大思想核心。
（一）中庸思想
根据汉语解释，“中”即合适，“庸”即适度的做事方式。所以中庸的儒家思想，强调的是适度的概念，平衡的理念，不骄不躁、不偏不倚、不走极端。在中原地区的室内设计中，中庸思想常常为人称道，因为其适度的保持了居室环境的平衡性，彰显了儒家思想“性本善”的观点。子谓《韶》中有云，“尽美矣，又尽善矣”，由此可见，儒家思想的中庸之道，是为了将善与美相融合，体现在室内设计中，就是功能和形式的融合，不过度的注重形式感，也不过度的注重功能性，保持两者的平衡、适度。例如在河南地区的一些现代室内设计中，常常会看到所谓简约主义风格，其最大的特色在于简单的形式，但是不过于简陋，恰到好处的装修，却充分体现了空间感和舒适性。任何一个空间环境中，人永远是主体，对于空间功能的合理使用，以及人在使用任何设施的方便性，恰恰体现了儒家的中庸思想。
（二）“天人合一”的儒家思想
儒家所强调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无论是在古代、近代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还是在现代山水景观理念和室内设计理念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始终存在。窥视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其实在中国民族思想的发展道路上，可谓是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而且包裹中国传统的神仙思想，佛家、道家与玄学，甚至是阴阳八卦、五行之哲理等古代美学和哲学思想，都体现着“天人合一”的思想精髓。文人墨客们，将天人合一的思想融于山水画中，期望通过山水画的呈现，来展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展现真正的天人合一理想境遇。现代室内设计师们则强调以巧夺天工的方式，再造人与自然的现代和谐之美。
在中原地区，儒家思想的“天人合一”之道对室内设计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三个层面：其一是内外环境与空间的和谐关系，在中原建筑中，不仅要呈现出室内和室外的和谐，更要注意室内各种装潢设计的和谐感；其二是将自然概念引入日常生活中，将门窗的采光和通风功能，纷纷纳入到室内设计细节当中；其三是崇尚“宛自天成”的境界，倾向于现代简约设计风格，要求以简洁的风格表达不简单的文化意境。
二、中原地区室内设计与儒家思想的关联性
在中原地区，儒家思想作为室内设计的一种文化理念，其不仅影响着室内设计的细节，同时也与室内设计存在着内在要素的关联性。客观而言，室内设计的核心是巧妙、妥善的处理人与环境的关系，而儒家思想恰恰也体现着人与自然的关系，所以两者的关联性在于，室内设计需要借助儒家思想，来辩证的对待人与空间的矛盾和关系，并妥善的处理。从专业性的角度而言，室内设计其实与人存在着自然的矛盾，如果不能够和谐的处理两者的关系，则容易导致人与环境的“不适”。追溯历史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现代室内设计在缺乏儒家思想的关联下，存在着对环境的破坏，引发了人与环境的矛盾，导致最终人在家居生活中得不到舒适的享受。所以在儒家思想与室内设计的关联性之下，必须要尊重人本思想，采取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彰显中原地区的文化精粹，并保持儒家的文化传统。
（一）儒家思想的等级理念
与儒家思想“仁”所对应的，正是儒家思想的“礼”。在漫长的中国封建历史社会发展进程中，儒家思想作为立国之本，长期以来的等级观念贯穿上下，体现了儒家思想的伦理道德理念和等级界限思想。在中原地区，可以看到很多中国古建筑、传统建筑，其室内设计的特点恰恰反映了儒家思想的等级理念。从色彩的选择，到内饰的精挑细选，再到各种图案元素的不同寓意，均体现着不同等级的艺术特色。色彩方面，早在中国古代，就有正色与间色之分，并将其对应身份的贵贱、尊卑。例如《论语》中写道，“恶紫之夺朱”，以礼的形式保持单色的纯正性。
现代化的室内设计中，也常常有主卧、客卧之分，虽然不能等同于儒家思想的等级理念，但是却彰显着主人与客人身份的不同。在很多家庭的室内设计装修风格上，就存在着这种主观的差异性。在审美色彩上，设计细节方面，一般以基础的单纯色彩为主，以装饰色彩为辅。
（二）儒家思想的人文意识
孔子哲学、儒家思想可谓是中国君子极为推崇的思想理念。《论语・雍也》：“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这是儒家思想对于自然景观和君子山水之情的表现，也是儒家思想中人文意识的呈现。所谓人文意识，即注重道德、关注人伦的文化意识。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传承中，儒家思想的人文意识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最高标准，所以在中原地区的室内设计中，人们也常常看到书房的特别装饰，例如文房四宝、雕刻工艺、书画挂屏、壁画匾额、铜镜钟鼎等等，既彰显了设计特色，也符合地域性的文化特征。
三、儒家思想在中原地区对室内设计的特色表达
客观而言，在我国三大教思想（儒教、道教、佛教）中，儒家思想一直被传承至今，且有着广泛的影响，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在艺术形式规范作用中，儒家思想都有着特色性的呈现。基于儒家思想在中原地区对室内设计的特色表达，让室内空间包含了善与道德的美感，不仅有着形式上的美感，同时还加入了传统的儒家美学精神，即高雅的格调、对称的布局、色彩的传统，以及文化内涵的自然流露。儒家思想为室内设计的特色表达提供了更多的选择空间，丰富了设计师的选择素材。
（一）内敛含蓄的空间特征
优雅而不失内敛，是儒家思想特有的审美情趣和道德观念。所以在中原地区，人们常常可以看到家居装饰的含蓄、不张扬，却十分的舒适宜人。从细节角度来看，中原地区的室内设计在室内空间的形状上，很少存在不规则的形状，大都呈现为有序列性、有规律性的空间形状，并且在线条方面，呈现着动静结合、虚实结合的精致表现手法；与此同时，儒家思想对于自然的美感，孔子有着自己独树一帜的看法，代表了儒家审美的特征。在儒家思想理念中，大自然与人处于相同的地位，人和自然有着紧密的联系，相互之间更应该有着情感的交流。所以在中原地区的室内设计中，往往不能忽视自然空间的审美意蕴，体现着内敛与含蓄，同时还有生机和朝气。
（二）丰富意蕴的装饰纹样
道德修养与伦理规范始终是儒家思想强调的核心，而这些思想核心在中原地区的室内设计中，往往成为了室内装饰图案的主要特征。例如很多室内设计的典型图案，其实都是儒家思想中传统文化寓意的装饰图案。例如儒家思想“天人合一”的装饰字样、“仁”的书画等，类似的装饰图案往往包含着儒家思想的意蕴之美，能够点缀人们生活中的温馨空间。之所以人们经常在中原地区看到偏中国风风格的装饰、偏中国式的装修风格，其实正是因为儒家思想对中原地区室内设计的影响，有传统文化魅力的呈现，也有传统艺术情结的表达。
四、儒家思想在中原地区对室内设计的美学影响
（一）中庸之美的影响
“中庸者，以中为用是也”，即强调为人处世的遵循中正之法则。室内设计空间，包括三大基本面，即地面、顶面以及墙面。所以在针对室内空间设计过程中，有关墙面、地面以及顶面的一切装饰元素，都需要设计师的合理把握与考量。从专业性的角度来说，三个基本面的室内空间视角效果呈现，关系着整个室内空间的视觉效果及风格走向。由此可见，不管是哪一种装饰元素的应用，都应该在整体空间、界面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设计探索。儒家思想在中原地区对室内设计的影响，从空间的角度而言，即体现适度的美感，保持整体的和谐之美，也需要兼顾多样性、丰富性、简约性与质朴性。结合现代审美理念，儒家思想的包容性更符合现代中原地区室内设计的审美价值取向，即让室内空间和居住者的内心可以保持平衡的状态，不走向极端、不催生矛盾，符合中庸之道。
不管是心理上还是生理上，人体自身存在着对色彩产生敏感反应的情况，现代人每时每刻其实都被色彩所包围、被色彩所影响，对于人们的精神变化、情绪波动，色彩都有着重要的作用，而且不管是在东西方，对于男人女人，都存在着这种明显的效果。由此可见，室内设计中色彩的合理运用与搭配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在儒家中庸之美的审美思想影响下，中原地区的室内设计往往需要遵循传统的整体美法则，仅仅利用简单的几种颜色，就能够使得整个空间彰显出最佳的美感，不是单调、充满情感，彰显现代舒适健康生活的本色。在家具陈设方面，中庸之美要化繁为简，同时又要满足现代人对居住空间的舒适性要求。简而言之，就是在功能性设计上避免繁琐，在空间性设计上保持人的身心舒畅，使景情相生，物界上升为精神境界。
（二）和谐之美的影响
“天人合一”的思想不仅仅是儒家思想的主要表现，同时也是中国文化的基本，彰显着中国哲学思想的本质。基于美学思想来探讨儒家思想所强调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理念，主要是将人作为审美的主体，然后将艺术、社会与自然作为审美对象，融合多种要素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其实也正是儒家思想的美学精神，它的核心思维模式与哲学基础是“天人合一”。当现代社会走入全球化的发展车轮中，当物质文明气息更加浓郁，人们的生活节奏不断加快，压力和竞争逐步加大，人类需要宁静的自然景观，更需要在室内设计中传递出人与自然的和谐精神理念，以此来安抚人们日益紧张的精神和浮躁的心情，美化人们的心灵，解放人们的精神，开启更加美好的发展方向。鉴赏中原地区的一些室内设计风格，其意境和心境的结合往往被人们众口称赞，是现代人所期望营造的那一种“舒适宜人、温馨可居”的意境空间，也是现代简约风格的心境空间。
在中原地区的室内设计中，基于儒家思想的美学理念，往往要更多的兼顾人与环境的关系，给予自然环境更多的关注度。在原材料的选择上，要倾向于无害、无污染、可循环的现代环保装饰材料，同时要秉承简约设计风格，倡导节约型的现代化生活方式。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原地区的室内设计需要强调家具在整体空间氛围中的画龙点睛之笔，不建议选择欧式家具的奢华风格，更强调简约的功能化表现。在整体的室内设计风格上，所选择的家具可以采取直线造型家具，不必加入过多的曲线设计，保持线条的流畅感，体现明快、简洁的效果。富有设计感、统一性的简约室内风格设计，值得设计师深思熟虑，因为在现代人工作、生活与学习等一系列的日常行为，其实都和家庭中的家具使用息息相关，所以如何保持功能性与空间感的和谐，保持审美情趣的和谐非常关键。
儒家思想的和谐审美观，还需要设计师在中原地区进行室内设计时，秉承“因地制宜、自然融合”的设计原则，要根据地域性气候特征、地理因素等不同的情况，选择针对性的材料。与此同时，还要延续本地的风俗文化，嫁接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桥梁，更多的将自然要素引入室内空间，借助空气、阳光与适应的生态环境设计风格，拉近人与自然的距离，并迎合现代设计理念中生态环保的需求。
在中原地区的室内设计中，儒家思想的影响显而易见，不管是儒家思想的“天人之一”，还是“中庸之道”、“仁”道，均在室内设计中有所体现。客观而言，儒家思想在我国的文化发展进程中，有着极其广泛的影响，对中式家装风格的影响也尤为明显，缔造了独具特色的中国风室内设计风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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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卫波.中国传统文化对室内设计的影响[J].大舞台，2014，05：89-90.
儒家思想的内核篇5
【关键词】“仁爱”思想；路径；现实价值
一、儒家文化概述
儒家文化起源于先秦，是以儒家、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学流派，是伴随着中国的历史脉络积累和流传下来的，至今对当代生活都具有深远影响的传统文化。它以物化和精神两种形式存在：物化方面包括经典文献、文化物品等客体形式，精神方面包括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性格特征审美趣味等形式。儒家文化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历史、政治、哲学、文学等诸多方面。它对中国的价值观念、心理结构、道德规范、人生理想、政治、哲学、宗教等的形成和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儒家文化对德育的影响也是颇为深刻的。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儒家，首先提出“仁”的思想，后来为历代儒家学者所接受并传承，自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的核心理念。自“五四”新文化运动起，被“打倒孔家店”的呼声所淹没，新中国建立以后，没有很好地挖掘它的当代价值。而今天反观历史，重新审视“仁”的意义，尤其是在高校德育中的价值是不应该被忽视的，如何利用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为当代高德育服务，是值得重视并深入研究的课题。
二、儒家“仁爱”思想与高校德育结合的路径
儒家伦理道德思想以“仁爱”为核心，以个体品德结构的知、情、意、行四个层面的培养为主线，强调情感育人的作用，有助于高校在实施教育的过程中侧重德育的文化内涵，强化大学生的主体意识与人格独立；树立大学生的礼制观念，优化其人际交往；塑造大学生的君子风范，培养其自律能力，实现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从而为实现我们的“中国梦”储备具有高尚品质的中坚力量。儒家“仁爱”思想与高校德育结合的方式主要表现为：
第一，引入儒家的教育理念，提高教育成效。儒家的教育思想突出表现为因材施教，同时不放弃任何一个学生。高校德育面对的是个性心理与心智发展程度千差万别的客体，更需要因材施教。重点是关注学生的情商、兴趣和个性，做到因人施教、因时施教、因地施教。也要注重儒家教育思想中的身教重于言传，教育主体要德才兼备，在具备专业的知识的基础上，完善自身的品德修养，以身作则，重视教育的示范作用，做到“慎独”与“内省”。还要做到教学相长，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教育主体不能局限与书本知识的汲取与传授，还要发现学生的优点与发展潜能，做到真正的教学相长。
第二，塑造“仁爱”的理想人格，实现教育目标。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重要内容就是对理想人格的塑造。追求真理和坚定人生目标是实现人生价值的主要内容，实现人生价值应以推崇人的道德品质为先，淡化物欲，以大体为重。在现代德育中，我们应继续弘扬爱国、爱民的思想，完善自我的同时，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当代大学生面对国内外多种价值思潮的影响与冲击，“仁爱”思想是培养大学生完善的人格与高尚的品格的思想基础。加大“仁爱”思想宣传教育与教育的融合力度，有利于教育目标的实现。教育大学生具有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气节和道德情操，使之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培养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
三、儒家“仁爱”思想对高校德育的现实价值
儒家“仁爱”思想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瑰宝，是智慧与文明的象征，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源泉。在当代大学生德育中，儒家“仁爱”思想对培养大学生的民族精神，坚定大学生的人生信仰，塑造大学生利他的价值观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一，有利于高校德育内容的完善。高校德育的目标是实现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与自我超越，因此大学生不仅要有丰富的科学知识，同时还要兼具良好的品格和高尚的道德。儒家“仁爱”思想为高校德育的内容注入了丰富的内涵，让大学生从情感养成角度达到对道德规范的理解与接受，从而更加严格的约束自己的言行。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高校德育不仅要在内容上顺应时代的潮流，还要完美的诠释儒家“仁爱”思想中的有益内容，才能完善高校德育的内容体系。比如，儒家“仁爱”思想提倡诚信教育，教育人们要言必信、行必果。因此，我们的教育内容可以扩展到大学生的信仰、信念、信心与信任等方面品质的培养，真正做到汲取儒家“仁爱”思想中的精髓。
第二，有利于高校德育工作的创新。儒家“仁爱”思想是高校德育工作创新的重要源泉与精神动力，高校德育以提高大学生的文化内涵、培养其完善的品格、促进其全面发展为工作重点，所有的教育工作都要以人为核心，而创新的关键在于对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对儒家“仁爱”思想的吸收与弘扬，并且进行理性的转化。当代高校德育工作理念的转换，工作的内容的充实，工作模式的构建，工作环境的塑造，都要做到以人为本，关注人的内在需求与精神渴望，因此高校德育工作要始终以儒家“仁爱”思想为指导才能实现教育工作的创新与教育理念的超越。
第三，提有利于教育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同志指出，推动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必须充分发挥广大教师的重要作用。因此要发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注重提高教师素质、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就高校德育过程本身而言，施教主体的人格品质与内在修养会深深影响大学生的个性心理与性格的养成。高校德育的施教主体不仅要传道授业解惑，更重要的是要让学生懂得人生的价值与人之为人的意义。因此，高校教师的道德修养不仅关乎个人发展与社会评价，更加会影响学生道德观念的形成。高校教师作为智慧的代表，理想人格的化身，其一言一行都影响着学生道德品质的养成与完善。儒家“仁爱”思想具体到教育工作者身上就是，作为教师要关心自己的学生，传授有益的人生哲学，体察学生的心灵，充分发挥施教主体对大学生的人生指引作用。
四、结论
高校德育不能缺少传统文化的推动，儒家“仁爱”思想中包含的哲学思想与人文底蕴为解决高校德育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撑与解决路径，即“仁爱与信任”。儒家“仁爱”思想与高校德育的融合将有利于完善大学生的知识结构，提升大学生的综合能力，促进中国高校德育工作的改革与创新，最终形成体系完善的高校德育模式。总而言之，儒家的“仁爱”等伦理思想对于中国现代高校德育内容的丰富、教育方法的完善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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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内核篇6
论文摘要:自孔子创立儒学开始，实践便成为其重要的思想内容之一。然在传统儒学中，实践往往被局限于道德范围之内。儒学要发展就必须对现实社会中存在的时代问题给予创造性的解决，而儒学实践理论这一概念将传统儒学的道德实践和现实时代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儒学实践理论是儒者以仁爱为内核对时代问题进行思考和理论创新的建构的哲学，即在儒学实践理论这个概念中，其主体是具备道德价值、强调个体的修为、拥有浓厚的历史文化意识、在道德价值观照下去审察历史和现实的哲学工作者和思想者，其理论的内核是仁爱，其中心内容是反思时代问题和理论创新，其本质是建构的理论哲学。
自孔子创立儒学开始，儒学就十分强调实践的观念。对此，梁启超深有感触地说过:“后人多谓知行合一只说是王阳明所首倡，其实阳明也不过是就孔子已有的发挥。孔子一生为人，处处是知行一贯，从他的言论上，也可以看得出来。他说‘学而不厌’，又说‘为之不厌’，可知‘学’即是‘为’，‘为’即是‘学’，盖以知识之扩大，在人努力的自为，……所以王阳明曰:‘知而不行，是谓不知。’”儒学的实践理论是讲究即知即行的，是体悟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但儒学这个实践理论更多强调的是在道德上的实践，使道德实践和生活融为一体。
儒学实践理论强调的道德理论实践构成了人之为人的重要的文化标准，但只有这样的规定并不能使儒学更好地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因为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需要在理论文化的建设上有自己独特而有效的理论。而缺乏相对独特而有效的理论是限制儒学发展的一个根本原因。换言之，如果儒学要在参与社会实践中成长发展，那么儒学的理论创新是必然要采取的行动之一。
现在很多人对儒学在当代的理论创新提出自己的看法，清华大学方朝晖老师曾经说过，要通过厘清知识和道德的关系，来探讨儒家道德传统与知识结合的可能方式。l而浙江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吴光老师对儒学理论也进行了新的探讨，他提出了“民主仁学”的概念，并对该概念的特征即道德理性、人文性、实用性和开放性进行了说明。山东大学颜炳是老师指出在现代文化的建构中既要充分发掘传统文化的自我转换或转型的潜能，重铸民族灵魂，又要引进西方文化的结构和格局，促使传统文化向现代方向转变。并主张儒学应当加强同当代社会的互动，以此使得儒学焕发生命力。复旦大学徐洪兴老师认为，儒学的伦理价值经过现代转换和诊释可以对防止现代的弊病有所贡献。
以上诸位老师对儒学的发展，各陈其见，积极对儒学的发展进行理论上的创造，是当代中国学界对儒学发展可能性的探求活动的缩影。换言之，儒学的当论创新是极具开放性的。在这种文化氛围下，笔者也希望能把自己的日常学习心得，以此种方式表达出来。
一个命题和理论的基础是概念，所以表达自己想法的基础当然离不开概念。而儒学中一个关键概念就是儒学实践理论。儒学实践理论概念是一个普遍的概念，是超越于特定时代和特定具体内容的一个抽象概念。因其抽象，所以对具体内涵的规定就少，该概念的开放性就较大，所以很适合对其进行必要的理论规定和演绎。
首先对这个儒学实践理论下一个定义:儒学实践理论是儒者以仁爱为内核对时代问题进行思考和理沦创新的建构的哲学。首先，儒学实践理论的主体是儒者;第二，儒学实践理论的内核是仁爱精神;第三，儒学实践理论的中心内容是对时代问题进行反思，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第四，儒学实践理论的本质是建构的理论哲学，是立足于传统和现代的对文化的抽象化把握和思考。
下面我们对儒学实践理论的几个内涵分别加以解析。
一、儒学实践理论的主体是儒者
儒学实践理论的主体是儒者，这里所谓的儒者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进行研究的哲学工作者和思想工作者。在中国独特的文化内涵下，所谓儒者是有其特定的文化含义的。首先，儒者是一个有道德价值的人。这是儒学自孔子以来十分强调的首要内容。儒学认为，道德价值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因，《论语·学而》中“学而时习之”的“学”，即“觉”也，是觉悟做人的道理，即道德价值。《大学》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自天子以至庶民，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孟子也提到仁义礼智四德是人性善的萌芽。这些都表明，道德价值是为人的根本原则。后世儒者从董仲舒的“正其义不谋其力，明其道不计其功”到朱熹的天理道德观念无不秉持了先儒的这一理念。其次，这里的儒者蕴涵着个体的意味，即强调的是个体儒者，这也是儒学重视个体的传统。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不欲”、“勿欲”、“欲立”、“欲达”都针对个人而言。《大学》中可以看到儒学的个体思想，“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事皆以修身为本。”这主要是针对个体而言的道德修养的过程，并指出这个道德修养是人人必须且能够做到的。
谈到儒者，还需要提到的一点就是儒者的历史意识。中国儒学很重视历史，孔子整理编订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即是对上古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而孔子及其后学都“祖述尧舜，文武”的文化倾向无疑鲜明地展示了儒者们深远的历史文化意识，尤其是自韩愈后创立的道统学说，其一脉相承的历史延续，在展示儒家发展的过程中也显示了儒者心目中的历史文化和责任意识。
在这里还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儒者的道德价值对其活动的意义，因为这是儒者必备的品质。道德在人的活动中起到了价值观照活动的作用。在这方面，以三苏为代表的宋代蜀学提出的“推阐理势’，观点明显，“圣人因时设教，而以利民为本”，“时”大致相当于“推阐理势”中的“势”，教则相当于其中的“理”。这里的“理”即儒学的道德义理，“势”则是指事异备变。这就是说，道德价值高于事实，以道德义理来观照社会事态的变化，采取合理的方法手段来适应社会的变化。“所以要用道德来指导规范人类社会的生活，恢复人之作为人的尊严，恢复人道的崇高”。
总而言之，作为儒学实践理论的主体的儒者需要具备道德价值，强调个体的修为，拥有浓厚的历史文化意识，并在道德价值的观照下，去审查历史和现实，这是作为一个儒者所必备的能力和素质。
二、儒学实践理论的内核是仁爱
早在儒学开创者孔子那里，仁的思想便已经成了最高的思想观念，而这个观念的核心就是仁爱。这个思想在孟子那里得到了证明和发展，应用在政治上就是孟子提出了仁政的思想。后世的儒学者无不以仁作为最高的价值，观照现实世界，以儒学的视野解决社会时代问题。儒学发展到宋明理学，儒学的仁爱精神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以北宋儒学为例。“站在中国历史的角度进行纵向比较，则可以认为北宋既是一个政治变革的时代，也是一个儒学复兴的时代。政治变革通过政府有组织有序地进行，是在儒学复兴的文化支持下自觉进行的政治调整……也正因为二者被历史现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政治变革引发了儒学复兴的问题意识，反过来，儒学复兴又影响了政治变革的方向性选择，所以，北宋儒学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政治哲学，它所代表的时代精神，是对文明秩序及其最高的体现形式—政治制度，进行理性的批判和重建。批判是追索文明秩序的合理性依据，所谓天道性命之理，即由此发畅;重建是探讨文明秩序、政治制度的合理模式，于是需要推阐王道，作为最高政治宪纲，从而将师古与用今结合起来，使现实政治朝着合理模式的方向调整。正是围绕批判与重建的时代课题，触发北宋儒者的思想激情，形成各种学派，构成一幅色彩斑斓的思想史画卷。”以仁爱为核心的儒学王道思想在北宋儒学者处成了宪纲原则，成为观照现实时代问题的道德价值标准。
儒学的仁爱是一种普遍的思想。首先，自儒学创立之初开始提出力行仁爱，绵延数千年而不中绝，这是历史的选择。而历史的选择则证明仁爱具有超时空性。其次，仁爱能满足人类内心精神需求。在人类交往中，人总是希望能够被尊重和关爱，这是人类共同的精神需求。当将仁爱思想付诸交往时，己之所欲，施之于人，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精神感受到的是幸福和满足。而这正是人类要追求的生活的意义。从这个角度上说，仁爱是普遍的，它实际内存于每个人的内心之中。
仁爱是儒学实践理论的内核。仁爱是普遍的道德价值，而普遍道德价值的意义就是对现实世界进行观照，以仁爱认识社会现实，以仁爱批判和改革现实，从而力图达到社会的和谐。从本质上来说，仁爱是儒学实践理论主体观照社会现实的依据和标准，儒学实践理论主体的其他方面的意识都以仁爱为中心而展开。
三、儒学实践理论的中心内容是反思时代问题和理论创新
(一)儒学实践理论的中心内容之一:反思时代问题
儒学实践理论的基本内容是反思时代问题。从儒学实践理论的含义来看，儒学实践理论具有积极参与社会的意识，积极参与社会的意识的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对时代问题的反思，换言之，反思时代问题构成了儒学实践理论的基本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儒学实践理论把握时代问题的基本方式是精神地把握时代问题。所谓精神地把握时代问题就是将时代问题转化为哲学问题加以思考，从而给时代问题的解决提供哲学理论上的支持。
以哲学的方式来理解时代问题的时候，很自然地就会涉及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哲学史和哲学的关系，因为时代问题背后牵动的是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的关系。如果将历史问题哲学化思考，那么必然涉及哲学史和哲学的关系。因此，反思时代问题时必然要讨论哲学史和哲学的关系问题。
哲学研究的是人类面对的一些最根本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内容和方法正是在哲学史，也就是他们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展开的。每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只有与以往的哲学不断地进行对话，才能进入这些问题并对它们作出自己的贡献。哲学基本问题总是浓缩着时代的问题，是人类对自己所面对的困境的智慧的思考，正因为如此，哲学家对哲学史的研究，从来都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恰恰是要以今度古，从哲学史中找出当下危机的根源，或探寻可能的解决与出路。之所以要以讲哲学史的方式阐述自己对时代问题的思考，原因有二:意识要追溯当下问题的深层原因，再就是试图在传统智慧中找到今天问题的出路或启示。
精神地把握时代问题，即把握时代问题的两个方面，首先要有历史感，从对历史的研究中探寻出当下时代问题的历史、哲学的根源;其次就是借鉴历史智慧来思考当下的时代问题。借鉴历史智慧并非将历史经验移植到当下，而是寻求解决当下时代问题的方法，即历史经验并不能完全能解决当下的时代问题，当下时代问题只能在历史方法的启发下，根据当下的时代条件进行创造性的思考和解决。
(二)儒学实践理论的中心内容之二:理论创新
儒学自古以来就不乏创新精神。孔子虽然继承了周代文化，但它并未毫无选择地保留，而是对周文化进行了损益，最重要的是他将周代以来的仁的概念加以哲学改造，由政治术语变为最高思想价值原则。创新的意识在孟子处也很强。孟子终身愿学孔子，孔子言“性相近”，而孟子言“性善”。孔子说:“齐桓公正而不橘”，“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微管仲，吾其披发左枉矣。”而孟子反其言:“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乎?”孔、孟之言显然相抵，但创新之处不言自明。儒学从汉至唐，经学绵延，而到宋明，学风顿变，自觉创新，儒学诸派兴起，由范仲淹、欧阳修为代表的庆历学术开始，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张载的关学、二程的洛学和苏轼为代表的蜀学竞相开展，直至后来的心学和理学的并举。从儒学发展的脉络来看，儒学不乏理论创新活动，只是后来由于外因的强烈介人而使得儒学的创新意识萎靡，理论创新陷入枯竭。但这只是暂时现象。当有适当社会环境时，儒学的理论创新就会重新生长。当代各路新儒家的种种努力都是这种理论创新的再现和发展。
儒学的理论创新是儒学实践理论的表现形式。儒学实践理论对时代问题的精神的把握，在面对时代问题的解决上往往表现出对创造性思维的需求。而在创造性思维方面，儒学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在历史文化上，儒学的理论创新传统可以给儒学实践理论创新提供文化的渊源和方法的启示。可以这样说，儒学实践理论的理论创新是以儒学的理论创新传统为文化基础的，是儒学传统理论创新在当今的展现和发展。
儒学实践理论不只在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更重要的是要在此基础上以理论创新对时代问题的创造性思考。这是儒学实践理论主体参与社会的积极意识的重要表现。
四、儒学实践理论的本质是建构的理论哲学
儒学实践理论在本质上是建构的理论哲学。所谓建构的理论哲学就是以抽象的理论思维对中国传统哲学中超越时代、超阶级和超历史的特殊的普遍抽象的概念和范畴进行反思、重构和演绎，即对具有普遍必然性的概念进行重新的构建和演绎。这是具有可能性的。首先，从方法论上来看，儒学实践理论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对这样抽象的概念具体化是合乎逻辑的，正如马克思认为的那样，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范畴相互间的推演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所谓抽象和具体，正如马克思所说，也就是内涵比较简单的范畴和包含它的比较复杂的范畴，也就是内涵比较片面的范畴和包含它的比较全面的范畴，也就是部分和包含部分的整体范畴:“具体之所以是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所以，我们对一个抽象概念进行规定，使其具体化，以使抽象的概念符合理论的需要。从理论上来看，儒学实践理论具有很强的现实可能性。在当代的中国，自民国初年后，中国文化便开始了新的发展历程，旧有的理论已经被打破，直至今天，中国在文化上尚没有完成文化的新建构，所以，在这种文化竞相争鸣的时代，提出自己的合理见解是十分有意义的，所以架构理论哲学是儒学实践理论的本质。
综合来看，儒学实践理论的各部分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仁爱是主体儒者的核心思想内核，是儒者内在的价值标准，而反思时代问题和理论创新则是儒者关注现实、改造现实的思想对象，在反思时代问题和理论创新的关系中，反思时代问题是理论创新的前提和基础，而理论创新则构成了对时代问题的反思和理论解答。
儒学实践理论的外延包含广泛，既包括古代先儒对儒学实践理论的创立和发展，又包括当今社会有儒学文化背景的学人对时代问题的反思和探索，从孔子损益三代文化创立仁学理论到当代新儒家的对时代问题的种种探索，绵延至今达数千年之久，其理论革新发展更是层出不穷。具体而言，儒学实践理论具体形式包括先秦儒家、汉唐经学、宋明清理学、民国初年新儒学等。
对于先秦儒家的实践理论，主要包括孔子、孟子和荀子实践理论创新。孔子积极学习和吸收夏商周三代文化，因其时代，择善而从，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实践理论体系;孟子对儒学实践理论亦有发展，以性善学说来为孔子的仁进行理论证明，并针对当时的政治，提出了仁政学说;荀子则在孔孟的实践理论基础土，提出了性恶学说—强调人后天向恶发展的可能性，为其礼法理论提供理论支持，同时他还根据战国时代人心纷乱的状况，一反孟子的崇王贱霸的方略，主张王霸并举，最终实践王道。
汉唐经学则是在汉代以后儒学实践理论的一种形式，经学与儒生所传儒学有密切关系，经学是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儒学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经学是以儒家经典作为注释和研究的对象，并结合各个时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提出一些新见解。可以说，离开了儒学，离开了儒家经典，便无经学。而儒学在汉代以降，主要是以经学的形式出现的，离开了经学，便谈不上儒学的流传和发展。儒学除以经学的形式外，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儒学的渗透和儒家思想的体现。
宋明清理学是两宋、明和清代主要的儒学实践理论，主要包括二程和朱熹的理学和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两个主要理论形式。他们针对各自的时代特点，对儒学实践理论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宋代佛道盛行而儒学式微，程朱积极吸收佛道思想创造性地诊释儒学经典，以创新的儒学理论力辟佛老，成为儒学理论发展的里程碑。陆王心学的发展是对程朱理学理论的反动。明代程朱学说笼罩士人，其教条化导致儒学思想失去活力，王阳明以致良知学说，使得思想解放蓬勃发展，是儒学实践理论的又一次发展。这两种思潮后对清代的影响深远。
民国初年出现的新儒家是在儒学遭受近代西学的冲击下进行的文化反思和创造活动，包括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等及其后学，如牟宗三、徐复观等人。他们积极继承传统儒学的精华，运用西方的学术思想来重新认识和发展儒学，并结合时代问题积极进行儒学的创建，如牟宗三在突出儒学个性之后，在民主和科学成为时代的主题后，积极努力，希望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开创出民主和科学。
儒学实践理论是一个开放的理论，它的内容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这是由儒学内在的动力—儒学仁爱原则下的对时代问题的反思的前提下进行的。儒学仁爱是一个普遍的原则，对不同时代具有观照作用，而这种观照必然要求对当下时代和社会问题进行反思，使得社会的发展符合时代要求，为时代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支持。由此可见，儒学实践理论必然是一个开放的理论。
五、儒学实践理论的意义
儒家思想的内核篇7
四书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又称四子书，为历代儒客学子研习之核心书经。四书增删注释包括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孟子、程子、朱熹等，其编撰时间间隔达一千八百年。宋元以后，《大学》《中庸》成为学校官定教科书和科举考试必读书，对古代教育产生极大的影响。蕴含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儒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其在中华思想史上产生深远影响。至今读来，仍不失其深刻的教育意义和启迪价值，堪称是源远流长的文化精华。
作为儒家学派经书的《四书》，不仅保存了儒家先哲的思想和智慧，也体现出早期儒学形成的嬗递轨迹。它蕴含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儒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其在中国思想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至今读来，仍不失其深刻的教育意义和启迪价值，堪称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精华。但《四书》中也存在着先人思想的的局限性。
（来源：文章屋网）
儒家思想的内核篇8
关键词：社会主义荣辱观；儒家思想；传统；发展
中图分类号：D6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6-0012-02
任何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既是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决定着社会意识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又有着该民族和国家深厚的文化根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之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大厦的基石。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同时它也使核心价值体系中其他三个部分的内容具体化，使人们的践行有了遵循。2006年同志将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内容概括为：“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绵延不绝，儒学文化中的价值观作为两千多年来中国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对当代中国的发展仍然具有相当深远的影响。以“八荣八耻”为具体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着眼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全局，面向中华民族的未来，紧扣当前社会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肥沃土壤中，它汲取了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荣辱观的精华，具有很强的民族性和时代性。
一、传统儒家思想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思想源泉
恩格斯说：“每个社会集团都有它自己的荣辱观。”[1]荣辱观是人们对荣誉和耻辱的根本看法和态度，受到一定社会的风尚、习俗和传统的影响。
中国古代就有着注重荣辱的传统。在中国道德史上，《书经？皋陶谟》中最早把人的美德概括为九项：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孔子以知、仁、勇为三达德，在此基础上提出孝、礼、悌、忠、恕、恭、宽、惠、温、良、俭、让、诚、信、慈、刚、毅、直、克己、中庸等二十多个道德条目，构建起了一个完整的道德规范体系。鉴于荣辱的重要性，他主张有针对性地进行道德教育，“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孟子以仁、义、礼、智为四基德，将它扩展为“五伦十教”，即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朋友存信。以管仲为代表的法家则提出了所谓的“四维七体”。“四维”是指礼、义、廉、耻。“七体”包括：教悌慈惠、恭敬患信、中正比宜、整齐樽诎、纤吝省用、敦蠓纯固、和协辑睦。董仲舒认为，在人伦关系中，君臣、父子、夫妻三种关系是最主要的，而这三种关系存在着天定的、永恒不变的主从关系：君为主、臣为从；父为主，子为从；夫为主，妻为从。亦即所谓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三纲。董仲舒以此确立了君权、父权、夫权的统治地位，把封建等级制度、政治秩序神圣化为宇宙的根本法则。董仲舒又认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则是处理君臣、父子、夫妻、上下尊卑关系的基本法则，治国者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在他看来，坚持五常之道，就能维持社会的稳定和人际关系的和谐。董仲舒之后，三纲五常、仁义礼智信就成为了不可撼动的金科玉律。这些德目经过时代的发展、过滤和检验，其中的合理性内涵被现代人继承了下来，并经过丰富和发展，拓展成为中华民族所广泛认同的十大规范：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知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
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涵盖了处理人与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思想要求和道德规范，鲜明地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坚持什么、反对社么、提倡什么、抵制什么，为全体社会成员辨别是非善恶、判断行为对错、确定价值取向提供了基本准则和规范，体现了社会主义道德的根本要求，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只有树立正确的荣辱观，社会才能形成良好的风气；只有分清是非荣辱，一个人才能形成正确的价值判断。
社会主义荣辱观中的每一项内容都可以从传统儒家文化中找到其思想渊源。
1.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
列宁曾经给爱国主义下过一个简短的定义：“爱国主义是由于千百年来各自的祖国彼此隔离而形成的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3]爱国主义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儒家道德体系中三纲之一的“君为臣纲”，即规范了国家和民众的关系，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人伦关系之一。儒家爱国主义教育思想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是忧患意识，即一种社会责任感、国家认同感。自古以来，心怀天下、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前仆后继，以天下为己任，将报效祖国的忧患之情付之于实际行动中：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岳飞的“精忠报国”，再到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汉青”，还有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等。
2.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而“仁”的主要内容就是“爱民”。孔子从“仁者爱人”的立场出发，认为对百姓不仅要“庶之”、“富之”而且还要“教之”，即不仅要平等对待、尊重包括奴隶平民在内的所有人，还要爱惜民力民生，不加重百姓的负担，最重要的是他还首创私学，提出了“有教无类”的先进思想，使平民百姓不仅可以接受教育，而且可以做官。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思想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民本思想的人。孟子的民本思想在政治、经济方面把民众放在了社会安危治乱的重要位置上，强调了民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儒家思想中的民本思想到这里就基本发展成熟了。
3.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
中华民族是一个重文化爱学习的民族，儒家传统思想中关于学习的阐述非常丰富。孔子第一次将“学”与“习”两个字连在一起使用，《论语》更是将对学习问题的讨论放在首篇首章，可见孔子是非常重视学习的。荀子一样十分关注学习活动，将自己的总结反思著成了《劝学》，较为系统地概括、总结了先秦儒家的学习思想。学习可以使一个人的素质得以改造和提高，随之其社会地位与政治素质也会发生变化，因此儒家圣贤们认为学习不是孤立的，而是与认识论、人性论、政治论、人生观密切相关的思想。
4.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
勤劳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朱子家训》以“修身”、“齐家”为宗旨，集儒家做人处世方法之大成，博大精深。其中“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等，明确提倡辛勤劳动，反对好逸恶劳。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的曾国藩就是一个勤俭的典范，他在给自己的弟弟和子女的家书中告诫他们“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在曾国藩看来，勤劳节俭才是兴旺的根本，而好逸恶劳就是失败的温床。
5.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
《论语》中有“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的说法，既是治国之道也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也是强调团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不能唯利是图，做些没有原则、损人利己的事情。
6.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
儒家思想重视诚信，《论语》中直接提及“信”字就有35次之多。首先儒家认为诚信是人自立于社会的一个根本性因素，是人最基本的道德，“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其次儒家认为诚信是为人处世、与人交际的基本原则。“与朋友交”必须“言而有信”，“信则人任焉”，诚信是个人赢得他人信赖的主要原因。最后儒家还认为诚信是一个人在修身、行事、治学等很多领域的基本道德规范。
7.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
“礼”和“礼治”是儒家思想的理论基础，以礼入法是封建社会中很长一段时间法律制定的基本原则。任何社会都有行为规范，孔子很早就强调，人要遵循规范，这样才能实现“礼乐文明”的社会理想。
8.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儒家虽然十分重视礼仪，但也反对形式主义的排场，而强调内心和感情都符合礼仪要求。孔子说“奢侈显得骄傲，节俭显得寒伧。与其骄傲，宁可寒伧。”奢侈浮华不仅会带来个人道德品质的沦丧还会给国家带来灭顶灾难。
二、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传统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社会主义荣辱观一方面继承了儒家传统思想中的合理内核，具有民族性、历史性的特点，另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突破了历史局限性，实现了对儒家传统思想的创新与发展。
因为文化本身具有传承性、延续性的特点，所以任何思想、文化的创新必须建立在继承的基础上，社会主义荣辱观也不例外。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是古代政治、经济、社会状况在社会意识形态中的凝结，很多内容已经成为民族心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现代人的思想意识。因此，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构建不能割断历史，必须把传统儒家思想作为其出发点和立足点。中国儒家文化本身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确实有着相当多的思想精华。
但儒家思想毕竟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闭的社会形态的产物，不可避免带有封建性、狭隘性的缺陷。因此，社会主义荣辱观在继承传统儒家思想的同时，必须有科学理论的指导，注入鲜明的社会主义特色。“在表现形式上，它突破了我国传统道德中主要以‘耻’来阐述荣辱观的局限，把‘荣’与‘耻’这两个古老的传统道德概念切实对应了起来；在具体内涵上，它突破了我国传统文化中把荣辱观仅仅作为道德范畴的局限，从社会主义价值观总体要求的高度，丰富和拓展了荣辱观的内涵和外延。同时，以荣辱观来确定社会道德的界限充满了中华道德文化传统智慧。”[4]
“八荣八耻”内涵丰富、标准明确，为大学生的成长成才提供了具体而明确的道德标杆，可以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谁赢得了青年，谁就赢得了未来”。培养当代大学生高尚的思想道德品质，其实就是在塑造中华民族未来的灵魂。正如同志指出，“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2]杨伯峻，译注.论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0.
儒家思想的内核篇9
内容提要：以往对于儒学史的研究大多是在时间一维的线性思维模式下展开的。无论是“三期说”，还是“四期说”，所强调的都是儒学义理间的“连续性”。笔者在此提出了“中断性”研究视角的概念，并且认为，儒学史是在“连续性”与“中断性”的相互纠葛下完成的。当然，以“中断性”为视角治儒学史并非意在否定“连续性”的研究，而是意在为儒学史研究提供一种立体性的多样化的研究视域。基于对儒学史的变化因子的分析，笔者认为，儒学史分别经历了三种形态：“实存道德描述形态”、“形上学形态”和“形上道德实践形态”；因此，现代新儒学既不是独立的新形态，也不是“接着宋明儒学讲”，而是“形上道德实践形态”的丰富和发展。这便是笔者所谓的儒学发展“三期说”。
关键词：中断性连续性儒学形态三期说
作者简介：程志华（1965-），男，河北武强县人，哲学博士，美国肯塔基大学哲学系交换博士生，现任河北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哲学和中西比较哲学。
一
回观整个人类的哲学发展历程便会发现，哲学史的形态更迭表现为这样一种现象：当旧有的哲学派别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问题解答”以后，就会遇到越来越多的“难题”，从解答不了到出现危机，旧有的理论必然像一件不合身的衣服一样被能够解答“难题”的新衣服换掉。这种新旧“衣服”更换的理论同样适用于有着绵长历史的儒学学说。就儒学来讲，其几千年迁延的历史就表现为这些新旧“衣服”间的不断更迭，即，从传统经学的诠释视角来看，新的原创性诠释对于旧有诠释的不断替代便构成了儒学的发展历史。固然，新旧诠释之间由于诠释对象的相同或相似使得新旧理论间表现出相当强的连续性。因此，以往的儒学史研究大多强调的是“连续性”，不论是牟宗三和杜维明的“三期说”，还是李泽厚的“四期说”[1]，拟或还是其他人的“五期说”[2]等，“对其自身来说，至少是把时间衔接和连贯的现象作为基本主题，按照发展的模式分析这些现象，进而描述话语的历史脉络。”[3]毋庸置疑，对连续性的强调是必要的，而且是合理的。因为正是内在的连续性才使得书写儒学历史成为可能。
然而，儒学史的连续性是相对的，它是在与差异性不断的相互“纠缠”下所形成的。因为如果没有儒学义理间的差异性，便无所谓儒学的变化和发展；或者说，正是新旧诠释义理间的这种差异性才构成了儒学的发展史。康德说：“人类完成其全部天职的历程，看来就是不停地中断”[4]，历史总会“遇到一个转折点”。[5]实际上，新旧理论的差异就表现为新旧理论义理之间的“中断”。既然差异表现为义理间的“中断”，因此，在治儒学史时，既然可以以“连续性”为视角去研究，当然也就可以以“中断性”为视角去研究。也就是说，在治儒学史时，我们可以摆脱“连续性”的“纠缠”，走出时间一维的线性思维模式，以“断裂、缺陷、缺口、实证性的崭新形式乃至突然的再分配”[6]为视角对儒学不同形态间的转换进行分析。至少，这在逻辑上是可能的。
然而，虽然以“中断性”为视角研究儒学史是可能的，但在展开相关研究之前需要说明两个问题：其一，以“中断性”为视角研究儒学史作为一个重要的维度，并非是对以“连续性”为视角的研究进行攻讦或否定，而是为了进入到更为立体和多样化的视域之中研究儒学史，从而清理儒学在“中断性”背景下的发展、变化和迁延理路。因此，虽入手处不同，但“中断性”视角与“连续性”视角一样，其目的都在于研究儒学发展的理路。其二，作为一种学术，儒学在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历史性的“遮蔽”：秦朝倚重法家语境下的“焚书坑儒”、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倚重佛学语境下的“灭儒”、新文化运动至“文革”期间倚重西方文化语境下的“打倒孔家店”。这三次“遮蔽”不可谓不大，其“中断性”表现不可谓不突出，但因为其均源自外在政治的干扰，而非儒学自身的学理所致，故不在本文所谓“中断性”探讨的范围之内。
以“中断性”为视角来回顾、研究儒学史是非常复杂的，不仅要着重研究“中断性”之关联的新旧理论间的变化因子，而且甚至还要涉及话语方式的变化。一般来讲，新旧理论的变化因子大致包括四个方面：
其一是核心论题的变化。对核心论题的反复论辩和基于核心论题的体系展开是一个哲学学说“安身立命”的根据，因此，新旧理论的“中断”首先意味着其核心论题的转向。就西方哲学来看，其核心论题曾经过几次大的转向：泰勒斯所开创的以探讨“万物始基”为核心论题的古希腊自然哲学在经历了一段时间之后，苏格拉底通过“认识你自己”的智慧训谕，开启了以追求“至善”为核心论题的伦理哲学形态。之后，笛卡尔借助“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搁置了经院哲学探讨“上帝本质”的核心论题，开创了以“知识来源”为核心论题的哲学学说。而维特根斯坦则根据“家族相似性”的游戏规则，把哲学的核心论题转向为意义活动的“语用研究”。显而易见，核心论题的变化是不同哲学学说以及同一哲学学说中不同派别更替的根据。
其二是概念的变化。实际上，哲学的核心论题的变化是通过概念的变化来承载的。当一种新的理论开始用来解释生活时，其原有的占统治地位的词语和话语方法也不再有用，于是必然代之以一套新的概念系统。美国当代哲学家理查德·罗蒂说过：“有趣味的哲学……是逐渐令人生厌的既定语汇和正在形成中的新的语汇（它模糊地应许伟大事物）之间的竞争。”[7]因此，“哲学是形成和发明的艺术，是制造概念的艺术。”[8]比如，殷周时期哲学思想中的核心论题是“天命”，承载这一论题的概念是“天”、“帝”、“道”等。后来孔子以“天下如何归仁”为核心论题构建起了儒学体系，而承载这一核心论题的概念是“仁”、“义”等。在宋明时期，儒学的核心论题出现了新的转向，其核心论题具体表现为对“理”与“心”等概念的形上建构。具体讲来，程朱理学的核心论题是“性即理”，其核心概念是“理”；而陆王心学的核心论题是“心即理”，其核心概念则是“心”。
其三是“实证性关系”的转换。所谓“实证性关系”是指哲学学说的实证的或实用的侧重面向。就儒学来讲，殷周时期的核心论题“天命”的实证面向是秉承“天道”而治，因而了解“天道”和顺应“天道”成了这个时期哲学思想的主导。但是，春秋战国以至后来的秦汉时期，战争纷起，民不聊生，寻求“天道”和顺从“天道”已变成死路一条，因此改造和提升道德人心就成了一种无奈的选择。这就是原始儒家探讨“仁”这一核心论题的实证和实用面向。在宋代，儒学以恢复道德规范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权威为责任，其实证的实用的侧重面向在于“理”所代表的普遍理性。到了明代，王阳明决心恢复程朱理学出于普遍理性的建构而取消的主体在道德建构中的责任感和主动精神，他建构起了以“心”为实体的心学本体论，其实证的实用的侧重面向变为了“心”所代表的主体性。
其四是诠释文本的变化。哲学的发展往往体现为对历史文本的解读尤其是通过对原典文本的哲学诠释而推陈出新的。因此，诠释文本的转换也是哲学发展的重要标志。就中国哲学来看，处于“轴心时代”的诸子百家即都有自己的诠释文本。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9]，“读《易》韦编三绝”[10]，他是在对以《周易》为代表的周礼乐文化进行诠释的基础上创立儒家学说的。之后，《庄子》以《老子》为诠释文本，《孟子》是《论语》的最好“注脚”，这是毋需多言的事实。在汉代，探究“天人之际”的儒者董仲舒所依据的诠释文本主要是《春秋公羊传》。再往后看，宋明理学的主要诠释文本是《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为主的《四书》。之后，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是元、明、清三朝的哲学教本，不论是赞成理学的儒者，还是反对理学的流派，都以朱熹的文本作为思想创新的“依傍”。
如果以“中断性”为视角，以上述四个方面的变化因子为依据来考量儒学古展史的话，我们可以看出儒学史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分期。这些分期以古代儒学几次大的“中断性”和继此而出现的儒学形态转换为依据，每一个分期反映着儒学史上的一种形态。
二
众所周知，商周的天命观念生化构成了中国上古世界观的基始，孔子承担周礼文化之命托所创制的儒学的直接依据就是这种天命观念。不过，孔子的重点是发现仁和倡导仁，而不是为仁寻找形上的根据。“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11]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我于老彭。”[12]孔子是以在实践层面寻求仁之落实为鹄的的，而非为现实层面的仁寻求超越的形上根据。在孔子之后，糅合了商周天命观念和孔子之仁学的“思孟一系”，即又是面向现实层面的一种美德伦理体系。荀子的儒学礼法体系和天道性命观念更侧重发展了孔子仁学的实际面向，构筑了原始儒学的社会哲学理论框架。“从前轴心时代到轴心时代，中国文化演进的突出特色是人文性和人间性，从而，它的理性更多地是人文的、实践的理性，其理性化主要是人文实践的理性化，这在春秋时代更为明显。”[13]此时之儒学重视的是人之作为一“活生生的实存而有”的存在，它所展示的是“生活世界”与“孝道的伦理观”。[14]之后，两汉、魏晋、隋唐诸代的儒学学说便都大致依此进路展开。
应该说，孟子与孔子的一个很大不同就在于孟子直接言性说天。《孟子?尽心上》指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的确是在有意为性善寻找终极原因，并将这个原因归结到了天。不过，孟子之心性论所表达的只是人伦道德的实存面向。或者说，孟子虽然为性善找到了形上根据，但这种形上根据只是生成论意义上的，而并非本体论意义上的。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中庸》“诚”的观念。《中庸》曾试图论证“诚”为天道的本质属性，并力图以此打通天道与性命之间的关系，为儒学的道德论确立一个哲学基础。但是，这种论证因缺乏必然性而具有独断的嫌疑，因为它并没有具体回答何以天道具有伦理属性的问题，因此它未在存在界与道德界建立必然联系。因此，从总体上看，先秦儒学在根本上是非玄思的，而是实存描述的；是非本体抽象的，而是道德实践的。“敬天命而远之”等言论是此旨的绝好反映。
而且，孔子所创制的儒学自一开始就越过宇宙本源问题，直接进入到经验世界讨论君臣之道和人伦关系。“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15]，“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16]“子不语怪力乱神”[17]等寥寥数语即圈定了一个此岸世界，同时也推开了一个彼岸世界，从而拒斥了超世的神圣世界和超越的终极关怀。在儒学，对人生和社会的顿悟以及对理想的向往等统统被纳入到了亲身实践和现实经验之中，用当下的伦理尺度去规限一切成为儒学的重要特征。“整个中国的轴心时代，如果从公元前800年算起，并不是因为认识到自身的局限而转向超越的无限存在，理性的发展不是向神话的诸神进行伦理的反抗，更未导致唯一神论的信仰。在中国的这一过程里，更多的似乎是认识到神与神性的局限性，而更多地趋向此世和‘人间性'，对于它们来说，与其说是‘超越的'突破，毋宁说是‘人文的'转向。”[18]正因为如此，黑格尔说：“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19]
可见，在先秦到隋唐间，儒学既不以本体论为追求，也拒绝了神圣世界与终极关怀，此时儒学所可选择的路径只有回到人生活的现实世界。梁启超曾说：“原来儒家开宗的孔子不大喜欢说什么‘性与天道'，只是想从日用行为极平实处陶养成理想的人格。”[20]而且，儒家学者认为，人异于万物之“几希”处只在于人所具有的道德属性。“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21]因此，儒学必须担负起探讨人的道德属性、表达人的道德理想、引导人过一种有德性生活的责任。此时之儒学既有孟子的“性善论”，认为人生而性善；亦有荀子的“性恶论”，认为人生而性恶。这是关于道德属性的探讨。关于道德理想，孔子认为人只有过一种有德性的生活才有意义，尧、舜、禹以及文、武、周公等就是这种道德理想的人格典范。与此相应，关于社会理想，无论是“小康社会”，还是“大同社会”，都奠基于德性生活的基础之上。至于引导人过有德性的生活并从而实现“小康”与“大同”的社会理想，自然就成为孔子所开创的儒学之天职了。
如果依据上述变化因子来考量的话，自先秦到隋唐时期的儒学其核心论题是“天下如何归仁”，其基本概念是“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等。在这些概念中，“仁”承载着儒学的核心意旨，它统摄并决定着其他概念。此时期之儒学的实证的实用的面向是通过对以“仁”为核心的上述概念的论证和对道德理想的设计来直接指导现实的道德践履。而且，在此时期儒学中，本体与工夫、性与情、理与欲、内圣与外王、人生与社会、义理与践履等命题还均处于潜存状态，因而是没有张力可言的。就诠释文本而言，周礼文化以及《论语》、《春秋》等是这一段时期儒者诠释的主要“依傍”。总的来看，自先秦至汉唐间的儒学以对实存道德的描述和对道德理想的设计为特征，这种特征的儒学，不妨可以称之为儒学之“实存道德描述形态”。
三
然而，在魏晋、尤其是隋唐时期，尤其在与佛、老的竞争中，儒学“实存道德描述形态”的理论局限日益暴露出来。当时，人们在儒学名教义理中不仅难以通过道德修为达至成贤成圣的目标，而且一当涉及有关个人安身立命等终极问题，人们不得不改换门庭，跑到佛、老那里去寻找精神寄托和理论依据。此种情形被形容为“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皆归释氏”。而且，当时还流行着一种“分工论”：“以儒治世”、“以道治身”和“以佛治心”。这就是说，儒家因为其理论解释力不足只能在经世外王领域“活动”，而有关个人身心性命的内圣和超越领域则应由佛、道二教来占领。正因为儒学对个人安身立命和终极关怀等问题缺乏理论解释力，佛教因此而攻讦儒学过于浅薄，称儒学是一种未经严密深刻论证、缺乏理论魅力因此根本不能与佛教相抗衡的“执迷”之说。佛教对于儒学的攻击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佛教攻击儒学在理论方面过于浅薄，认为儒学理论多为对道德实存形态的描述，缺乏本体论即形而上学的深度。二是佛教攻击儒学心性论方面的漏洞，认为儒学对心性论的论证不严密，且有诸多武断之论，因而缺乏理论魅力。
就儒学“实存道德描述形态”的实际情况看，应该说佛教的攻讦是准确而切中要害的。面对佛教的攻讦，儒学只有修正、完善自身的理论体系，增强自身学术的理论解释力，以重新参与到与佛、道的竞争中去。在敏锐地意识到佛教“身心性命”理论的魅力和其对儒学所构成的威胁后，出于巩固儒学地位的目的，宋明儒者终于从原始儒家“实存道德描述形态”中超越出来，在儒家本有的学术资源之上，勇敢地但却“偷梁换柱”式地开始汲取佛、道“身心性命”的思想精华，把儒学经世外王理论建立在形而上的心性基础之上，从而使得上（天理）下（人性）相通、内（主体心性）外（生活世界）合一。很明显，这是借助于佛、道而展开的一种儒学形而上学建构“运动”。历时性地看，宋明儒学的形而上学建构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程、朱等为代表的理学阶段，即常言的程朱理学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以陆、王为代表的心学阶段，即常言的陆王心学阶段。
就第一个阶段来看，程朱理学基本上是围绕着论证“理”的先天性、正当性和合理性展开的，而对“理”的建构又是通过诉诸于佛教心性论展开的。唐宋时期的著名理学家几乎都经历过出入于释、老而后归之于儒门的思想过程。理学的先驱周敦颐就曾在几座寺院中参学问道，之后他一变罕言性与天命之儒家传统，将天道伦理化，开创了儒学形上化的历程。继之，张载以“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二元说”为构架，进一步深化了儒学与佛教心性论的结合。之后，二程和朱熹继续通过对佛教心性论的诉求，最终建构起儒学以“理”为本体的道德本体论。从周敦颐经张载再至程、朱，其思想历程反映着“理”逐渐抽象化和本体化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完成对于儒学有着重要的意义：一则“理”本体的建构使得儒学作为道德哲学有了“合法性”基础；二则“理”本体的确立使儒学因有了本体论思想而变得“深刻”，不再受“浅薄”之攻讦。与“实存道德描述形态”的原始儒学相比，程朱理学之最大的不同在于建构起儒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因而使儒学具有了全新的学术形态。
然而，迨至明代，由程、朱所建构起的理学体系却日益显露出其局限性。借用牟宗三的概念，程朱理学只是一种“道德底形上学”（metaphysicofmorals），而非“道德的形上学”（moralmetaphysics）。“道德底形上学”与“道德的形上学”是两个含义不同的概念，“前者是关于‘道德'的一种形上学的研究，以形上地讨论道德本身之基本原理为主，其所研究的题材是道德，而不是‘形上学'本身，形上学是借用。后者则是以形上学本身为主（包含本体论和宇宙论），而从‘道德的进路'入，以由‘道德性当身'所见的本源（心性）渗透至宇宙之本源，此就是由道德而进至形上学了，但却是由‘道德的进路'入，故曰‘道德的形上学'。”[22]因此，在与佛、道竞争的过程中，程朱理学因局限于道德范阈并不足以完全抵制佛、老的冲击，因而日益显示出其理论解释的无力和卫道行为的无奈。而且，从程、朱所设计的理学模式来看，理学实践可以比作一次永远难及终点的“长途旅行”，而“旅行者”继续前行的动力则源于他们始终坚信目的地是可以到达的。
宋明儒学的第二个阶段是陆王心学。从逻辑上讲，陆王心学是继理学之后而生发的，它是对理学的一次反拨和救正。陆王心学大大地简化了“旅行者”达及终点的路程，为“旅行者”提供了一种既便捷又有效的途径。与程朱理学相比，陆王心学的心性论更为精细、简易和完善，其对主体性的强调使得心学、因而亦使得儒学的理论魅力大大提高。王阳明认为，本体即在人心中，人的本性“德性具足”，因而根本不需去外在寻求“天理”，只要反省内求，去欲望除昏蔽，在经历一番“擦拭”的工夫后，本性之纯善即可显露。与程朱理学不同的是，陆王心学不仅将程朱理学之“理”由身外移到了心内，更为重要的是，陆王心学将“心”本体改造成超拔于道德本体的“实体形上本体”，不仅为道德存在而且为万有的存在提供一个最终的依据，使得儒学由道德形上学进入到“实体形上学”的新形态，或者说，由“道德底形上学”进到“道德的形上学”。因此，陆王心学不但解决了道德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而且解决了儒学作为一般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从而亦解决了儒学“实存道德描述形态”下无法解决的“人道”与“天道”的统一性难题。
这样，从中唐韩愈发起复兴儒学的运动之后，经过宋明两个阶段的发展，儒学在明代中期终于建立起了一个熔儒、释、道三教思想于一炉，以儒家的纲常伦理为核心内容，以佛家和道家的哲学思辨为形上基础的庞大且严密的道学体系。就上述诠释的变化因子来看，此时期儒学的核心论题已由“天下如何归仁”具体化为“如何建立儒学的形上基础”，为儒学成为一种哲学寻求“合法性”的根据。相应地，其主要概念为“理”、“气”、“心”、“性”、“体”、“用”、“工夫”等，其中，“理”和“心”是其核心概念。但“理”和“心”这对概念的关系在理学与在心学并不相同：在理学，“理”决定着“心”；而在心学，“心”则决定着“理”。从实证的和实用的角度来看，“理”强调普遍理性的挺立，因而重视来自外在规范的约束；“心”强调主体性的挺立，因而重视主体内在的道德责任意识和自觉能动性。就诠释文本来看，这个时期的儒学以《四书》、《易传》等文本为阐释的主要“依傍”。总的来看，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虽是两种不同的问学路径，但均以建构儒学形上学为使命，故我们可以把宋明时期儒学称为儒学的“形上学形态”。
四
然而，宋明儒学在建构形上基础与完善理论体系的同时，由于学术的异化而边缘化了若干在儒学“实存道德描述形态”中本有的概念和义理，使得宋明儒学在理论上处于一种严重“失衡”状态。这种“失衡”从整体上表现为由原始儒学的“交融伦理”异化为宋明儒学的“慎独伦理”甚至“顺服伦理”。所谓“交融伦理”是指原始儒学作为一种实践性的存在样态，其所理解的宇宙是一个统一和谐的世界，其概念义理因处于潜存状态而未表现出张力与冲突。所谓“慎独伦理”或“顺服伦理”是指在帝皇专制政治的干预下，儒学的外王面向无法开出去，不得已只好返回来强化内圣，因此而落得个以追求“慎独”和“顺化”为旨的内倾、自闭倾向。这种倾向带来了儒学“形上学形态”中若干义理之间诸如阳明心学建构的“实体形上本体”与程朱理学的道德本体之间、情与性之间、本体与工夫之间、内圣与外王之间的张力。“慎独伦理”和“顺服伦理”成为明末清初儒学学者批判的对象，亦因此成为儒学创新的论题资源。
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下，以黄宗羲、王夫之和顾炎武为代表的明末清初儒者在批判继承儒学“形上学形态”的同时，建构起一种新的儒学形态。新的儒学形态体现出如下的理论特征：首先，化解了道德形上本体与“实体形上本体”之间的张力。在与佛、道竞争的过程中，儒学的道德形上本体明显捉襟见肘、力不从心。为了提高儒学的理论竞争力，陆王心学把“心体”建立在道德范阈之外，使之成为一个宇宙之精神本体。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心体”不仅对于道德有解释力，而且对于之外的领域也有了话语权。但是，由于“心体”超越了道德理性，道德理性对其失去了控制和调节能力，因此“心体”不仅可以导致与佛、道的沟通，而且亦可能为瓦解道德规范进而为情识而肆提供理论支持。这种情况引起了以黄宗羲为代表的诸学者的焦虑。黄宗羲通过“盈天地皆心”的理论建构和对阳明心学“四句教”的解读，把“心体”由“实体形上本体”拉回到道德范阈，使其再次担纲起道德本体的职责。就儒学的传统来讲，这种本体的直接变易无疑是化解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本体论张力的最有效方法。
其次，新的儒学形态还化解了天理与人欲（情与性）、本体与工夫之间的张力。我们知道，由程朱理学对道德理性的强调必可推出“存天理，灭人欲”和强调工夫的主张，而由陆王心学对个体性的强调则必可推出虚无化道德规范以及边缘化工夫的结论。就社会的现实功用来讲，这两种理论都有其偏颇之处。于是，在明末清初，围绕着天理与人欲、本体与工夫，儒学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旨归是在天理与人欲间、本体与工夫间寻求一种“平衡”之道。争论的最终结果是，黄宗羲在汲取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无情何以觅性”的情性统一论和“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的本体工夫统一论。黄宗羲的这些思想把普遍理性与个体性、心学本体与切实工夫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对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综合和超越。
最后，新的儒学形态还表现为内圣外王间张力的消解。在长期的帝皇专制政治下，原始儒学之内圣外王对列并举之模型被窄化甚至被“恶化”为单一的内圣之学。内外并举因而变为内倾、自闭，外王的事功事业开不出，几经反复反而演变为儒学的心性境界超越理论。这种理论模型与原始儒学内圣外王通透并举之义理精神相距甚远。黄宗羲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努力开拓和重构儒学外王之学：一种考虑是通过外王事业的开拓，恢复原始儒学“实存道德描述形态”下内圣外王对列并举之模型；另一种考虑是通过外王事业的开拓为陆王心学的主体精神施以某种限制。基于此，黄宗羲从考据训诂、提倡“绝学”、重构社会秩序三个方面来着手重建儒学的外王之学。迨至清朝初年，经过黄宗羲等儒者的共同努力，儒学恢复了对于经世之学、“绝学”和社会的关怀，原始儒学内圣外王对列并举之理论模型复现出来。
很明显，与宋明儒学“形上学形态”相比，明末清初的儒学是一种全新的哲学形态。这种新的哲学形态以对宋明儒学“形上学形态”和原始儒学“实存道德描述形态”两种形态的超拔与综合、即“扬弃”为特征，因此它可称为儒学“形上道德实践形态”。具体来讲，“形上道德实践形态”作为道德形上基础上的实践性学术，其核心论题是“儒学之‘仁道'如何实现”，其主要概念是“理”、“气”、“心”、“性”、本体与工夫和“经世致用”等。在实证的实用的面向上，“形上道德实践形态”表现为形上基础上的儒学整体性学术的“经世致用”。“形上道德实践形态”体现为一种对原始儒学高层次的复归，此时的儒者共同表现出向原始儒学寻求学术资源的倾向，故其诠释文本亦主要以儒学原典为主。
但是，非常不幸的是，这种新的儒学形态好景并不长，它作为一种学术并未获得充分的展开和完全的发展，儒学“形上道德实践形态”在清代中期即开始出现转向。这种转向不是出于儒学学术自身的原因，而是迫于外在的强力的政治干扰。正是因此，现代新儒家牟宗三忽略了儒学“形上道德实践形态”所代表的这个重大转向，认为儒学发展到刘宗周后已随明亡而俱亡。牟宗三把整个儒学分为另外三个阶段：以先秦孔孟荀到汉董仲舒为第一期；以宋代周、张、二程、朱熹至明王阳明、刘宗周为第二期；而以为现代新儒家直接上承宋明理学故为第三期儒学。因此，牟宗三认为自己是“接着宋明理学的路子讲”。但是，他的思想具有明显的儒学“形上道德实践形态”的特征，即在形上基础上的实践性：他汲取了康德的形上思想，建构起以“圆善”为核心的道德形上学，同时，他又极力主张从内圣中“开出新外王”，体现出极强的实践性。因此，接着“宋明理学路子讲”的并不是现代新儒家，而是明末清初以黄宗羲为代表的儒者；牟宗三等人所代表的现代新儒家所“接着讲”的不是宋明儒学，而是黄宗羲等人所开创的明末清初儒学；现代新儒家的思想不是宋明儒学“形上学形态”的丰富与展开，而是明末清初儒学“形上道德实践形态”的丰富和展开。
五
从以上对儒学史的回顾不难看出，儒学曾经经历的这三种形态各有其致思的核心论题，也都有其一套概念的“范式”以及其不同的实证的实用的学术面向，而且不同形态也表现在诠释文本的变化上。可以说，儒学的每一种形态都是由核心论题、概念、实证面向所构成的框架体系。就这三种形态之关系论，它们之间表现出明显的儒学义理间的“中断性”：宋明儒学与原始儒学表现为儒学“形上学形态”与儒学“实存道德描述形态”间的“中断性”；明末清初儒学与宋明儒学表现为儒学“形上道德实践形态”与儒学“形上学形态”间的“中断性”。这便是以“中断性”为视角对儒学发展史的阶段性反映。不过，在做此结论之时，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即，上述三种形态为儒学阶段性之差异，而非何者是儒学、何者不是儒学之问题。这一说明意在回应本文开始部分所提出的一个观点，即，“以‘中断性'为视角研究儒学史作为一个重要的维度，并非是对以连续性为视角的研究进行攻讦或否定，而是为了进入到更为立体和多样化的视域之中研究儒学史，从而清理儒学在‘中断性'背景下的发展、变化和迁延理路。”也就是说，以“中断性”为视角的研究与以“连续性”为视角的研究纵然可以具有相同的目的，但其各有不同的理论意义。这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
[1]李泽厚认为，儒学第一期是孔、孟、荀所代表的原始儒学，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是第二期，第三期是宋明理学，而现代新儒学的熊十力、冯友兰、牟宗三等人为第四期。
[2]成中英将儒学发展分为五个阶段：先秦儒学发展的原初阶段为第一阶段；从古典儒学到汉代儒学为第二阶段；宋明新儒家为第三阶段；清代为儒学发展的第四阶段；现代新儒家属于第五阶段。
[3]福柯.知识考古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212.
[4]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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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内核篇10
关键词：个人层面；儒家思想；关系
中图分类号：D6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3-0021-02
党的十报告在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问题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与我国五千年文化孕育的优秀的中华文明是一脉相承的。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因此我们要重视传统文化对现代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重视其理论渊源。笔者希望通过对两者思想的探析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更好发展。
一、忠君爱国
忠于国家和君主是我国古代文明特别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自夏朝开始就建立了统一的君主制国家。在君臣关系上，孔子曾提出“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可见其维护周王独尊的态度是坚决的。
1.要有民族责任感。在《礼记》中有：“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不辱，其下能养。”其意指：使亲人父母受到尊敬为大孝，能够赡养父母是最基本的孝和最基本的责任，仁义勇敢、舍生取义、冒死为国的人才能不辱没祖宗。这一标准被称为大义。这和我们今天提倡的道德标准是相一致的，将自己与国家的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关心并积极参与国家大事。因而我国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民族责任感，是有着其深厚的家国意识的。
2.要有忧患意识。忧患意识在儒家爱国思想中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最开始的忧患思想是个人的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最后上升为一种推孝为忠、精忠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是爱国思想的另一种表达。在倡导自强不息的精神中，儒家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体现了中国古代儒家的自强不息精神外延至社会形成的爱国主义精神。
爱国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支撑，它培育了中国人的是非观念，形成了具有正义感的民族。因此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更应该大力弘扬爱国精神，这有助于传承中国优秀道德传统，塑造和提升国民性格、精神、气质，增强民族凝聚力，对于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具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忠勤自强
儒家学说主要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因此对倡导和培养敬业精神十分重视。“忠勤自强”是其核心内容。
1.忠勤。“忠”指的是对自己的事业的热爱和忠诚；“勤”是指勤勉奋发、尽职尽责。韩愈在《韩昌黎集》中说的“业精于勤”体现的是外在的道德行为的践行。忠勤精神能够激励人们为事业殚精竭虑，这可以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2.自强。敬业的精神气质在自强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主要体现在内在修养和外在表现的一致上。每个人都应该充实自己的内在修养，再加上外在对事业的积极向上、努力拼搏、坚持不懈的态度才能事半功倍；如若不然，对事业的追求就成了浮语虚辞。在这方面儒家非常重视，并且把它看作事业有成的保证。这体现在荀子的“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荀子・劝学篇》）。意思是自强是永无止境的，只要持之以恒、不轻言放弃，就会取得最终的胜利。因此，在儒家看来必须培养“弘毅”的品德，进而加强主体的自强性。
3.奉献。奉献指的是为了社会、国家和群体能够更好地发展，倾其所能，鞠躬尽瘁。但就社会而言，主要还是靠每个社会成员自觉或不自觉地发扬奉献精神，才能保障社会的存在，促进社会的发展。《荀子・王制篇》中记载有这么一句话：“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意思就是说如果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充分发挥自身才智，就会使这个整体形成强大的合力，从而产生力量，战胜一切困难，并取得最终胜利。
敬业精神作为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文化资源之一，推动着社会的发展，促进着时代的进步。一个国家或民族如果没有这种精神是一件相当可怕的事情，因为这意味着他人和集体的利益无法得到保证，那么整个社会就会乱作一团，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受到阻碍，而这样的国家民族是没有希望可言的。
三、守言行诺
在儒家学说中，诚信是伦理道德中的一个重要范畴。《说文解字》中说：“诚，信也，从言成声。”“信，诚也，从人言。”@所表达的主要思想是诚实不欺、守言行诺。
1.诚信是立身之本。孔子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在孔子看来，要做一个说到做到、恪守信用的人。
2.诚信是交友之道。儒家学说把诚信作为朋友之间交往的基本道德准则。认为诚信待人是伦理道德的又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充分说明对朋友要讲诚信的重要性。孔子的弟子曾参，不仅主张对朋友要忠实守信，而且主张个人每天都要进行自我反省：“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因此，健康和谐的人际关系必然是建立在诚信基础上的。
3.诚信是立业之基。荀子认为“百工忠信而不■，则器用巧便而财不匮矣”。“百工”诚信，国家才能殷实富足。
4.诚信是治国之要。儒家认为，为政者治理国家、管理政务的关键之处就在于取信于民。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诚信是一个国家的核心思想，不仅为政者在治理国家的时候应该遵守，而且诚信还是国家道德标准之一，支配着国家运势。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诚信的国德就不可能有持久向上的国运。
四、仁者爱人
“仁者爱人”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它突出表现了中华传统美德中的友善。在儒家思想中，人际交往的准则、社会和谐的基础和定国安邦的前提条件非友善莫属。因此，儒家的友善思想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友善方面的培育与践行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就个人角度而言。孔子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喜欢的，不要强加在别人身上。孔子以“仁”的思想奠定了儒家基本价值取向，这充分表现了儒家友善观的核心是“仁爱”。由此可见，“仁爱”是儒家友善观的行为准则。
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最大差别就在于血缘关系的逐渐淡化，人们的活动范围拓展到更大的公共空间。然而，在当今社会人际交往中，个人修养的提升、人与人之间情感交流的增进、社会矛盾的缓和以及人际关系的优化等等都离不开友善价值观。
2.就社会角度而言。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孔子提倡的“和”实质是既要满足人们的需要，又必须适时制定制度和规范来约束人民。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往尊重主体的差异和个性，通过交流和沟通使得交际双方相互理解，从而实现人际和睦，最终达到社会和谐。由此可见，“和谐”是儒家友善观的价值目标。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经济的转型、法律制度的逐步完善和人们在学历和能力方面的差异，导致了我国贫富差距拉大，一部分人对富人、官员产生了逆反和仇视心理。友善可以让这些人理解国家政策，消除误解。由此可见，以善待人有助于消除不良社会风气、构建和谐社会。
3.就国家角度而言。孔子强调：“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用礼貌谦让的态度治理国家是不难的；反之就很难。“大同”就是人与人之间没有差异，国与国之间没有战争。由此可知，“大同”是儒家友善观的理想境界。
政府通过对友善价值观的准确把握能更好地治理国家。首先，政府要对民众友善。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政府应当从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协调并促进社会各方面发展，为民众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其次，政府要对生态友善。近年来，我国的经济虽然在快速增长，但是没有足够地重视对环境的保护，致使大自然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因此，政府应当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保护生态环境。最后，政府要有国际友善观念。众所周知，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我们应该本着友善的原则，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前提下，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保持友好的国际关系，从而为我国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最终实现国泰民安。
五、结语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脱离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本源，必须将之根植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保持两者在精神内涵、血脉上的一脉相承的紧密联系。儒家思想是传统文化的主干，通过挖掘使其丰富、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继承儒家思想，发挥其精神动力作用，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转化儒家思想，使其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开展教育、营造社会氛围、建设实验基地等方式，在社会上大力开展有利于传播、实践儒家思想的活动，将儒家思想内涵广泛地传播给社会大众，以取得人们的信任和支持，真正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实质，外化表现为自觉遵守社会行为规范和实践思想道德规范的多种行为，以此达到实现提高人们综合素质的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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