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篇1
伦理学属于哲学的一个范畴，是一门关于道德的科学。又称道德学、道德哲学。在西方，伦理学这一概念源出希腊文，本意是“本质”、“人格”，也与“风俗”、“习惯”的意思相联系。道德现象是伦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中西方的伦理学在道德现象的研究上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表现在中西方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本文就以伦理学为切入点浅析西方伦理学和中国儒家思想伦理之间的矛盾。
中西方伦理学的核心
西方伦理学起源于古代希腊，在西欧和北美演变和发展的各种学说、道德观点和理论体系的总称。西方伦理学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西方古代伦理学强调个人利益、个人价值、理性。中世纪重视强调上帝意志、仁爱、禁欲和神学他律；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重新返回对个人价值的准求，追求个人自由。西方伦理学发展到现代其核心是对个人主义的一种推崇。
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根基，几千年来影响着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儒家伦理从先秦孔子的仁与礼，孟子的性善论，到西汉董仲舒的天人合一，一直到宋明的程朱理学。总体上来看儒家伦理强调人从属于自然，从属于国家、社会与家庭。因而儒家文化历来推崇个人牺牲自己维护家庭和集体利益的道德准则，所以说儒家思想伦理的核心是集体主义思想。
中西方伦理学的矛盾表现
家庭关系。西方伦理的家庭关系强调家庭成员的平等，自由。父母不会过多的干涉子女的个人生活，特别是个人的隐私。而儒家的思想伦理则截然不同，儒家伦理强调长有尊卑。父子、母子、子女之间都有严格的道德规范。在西方家庭子女通常直呼父母和长辈的姓名，这在儒家文化中是不可思议，是对长辈的一种严重不尊重。《弟子规》中说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否则便是反了，大逆不道。而在西方伦理中却没有这么严格的规定，家庭事务通常由成员集体商议，子女并不一定要绝对的服从父母。在教育子女的方法上，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中国家庭，父母可以严厉教训子女甚至是体罚。在电影“刮痧中”爷爷打了孙子的屁股，爸爸说打你是为了你好，这正是儒家伦理思想的一种特有表现，所谓“打是亲，骂是爱”，“棒下出孝子”。这种思想对于受西方伦理影响的西方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打骂怎么可能是一种爱的体现呢。
朋友关系。中西方在朋友关系上都认同互相帮助的价值观，但是仍然有很多区别。中国伦理对朋友的要求有时候甚至超过了法律。儒家伦理中必须对朋友绝对的忠诚，即使朋友的要求过分，对于中国人而言，往往都难以拒绝。电影“刮痧”中，主人公希望自己的美国朋友在法庭上作伪证替自己说话，而朋友确没有。这在主人公看来是一种出卖自己的行为，认为既然是朋友就应该去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作为深受西方伦理影响的美国朋友看来，法律精神更为重要，朋友关系并不意味着可以踩踏法律。
师生关系。西方社会的师生关系更为开放和平等，在课堂上学生可以随时提问，甚至将脚放在课桌上都被允许，课堂气氛非常自由。儒家伦理影响下的师生关系确截然相反，儒家伦理历来强调“天地君亲师”，“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思想，把老师的地位推崇到很高的高度，老师和学生之间具有严格的尊卑关系。西方的课堂师生之间互动频繁，老师善于启发学生自学。而深受儒家思想的课堂，老师高高的站在讲台之上去给学生灌输知识。这种表现跟儒家历来对老师赋予是传书、授道、解惑的职责是分不开的。而西方在自由精神的影响下历来强调个人价值的发挥和实现。
个人与集体的关系。西方伦理强调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个人主义是西方文明在历史的沉淀积攒的一种文化。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西方社会更加推崇个人价值的实现，因而西方人更加重视民主与法制，人们善于通过法律途径去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儒家思想却不同，儒家思想更加强调集体主义。集体主义是儒家伦理的核心。儒家思想认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从属于一个集体，国家、民族、宗室、家庭。我们人都应该自觉去维护集体的利益，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合理利益。这种舍己利他的精神一直被儒家思想伦理所推崇。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儒家思想伦理历来强调个人父母、宗长、统治者的无条件服从。因为这些人被看做是家庭、宗族和国家利益的代表。
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篇2
摘要：纵观中国历史文化思想，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都是其中的精髓和核心，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通过最原始的形成和其自身的发展，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它不仅为古代中国社会创造了和谐稳定，也对当代社会发展提供了优秀的思想基础。
关键词：儒家；道德；主体性
纵观中国历史文化思想，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都是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思想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核心。就现今看来，儒家的道德主体性思想也已经渗入到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从而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所以，对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研究，将能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完善自己的人格和生活。
一、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的涵义
要研究儒家的道德主体性思想，首先我们应该搞清楚到底什么是道德主体性。道德主体性是指从道德理性层面提升、尊崇、高扬人的主体自觉与意义，并对人的本性、本质的探索。那么从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就是在儒家思想中以道德为基础的人的自主、主动、能动、自由、有目的地活动的地位和特性
二、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的形成及发展
（1）春秋战国时期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学说，孔子可以说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他提出了“仁”的思想核心，成为了以后儒家道德思想的核心，也是道德的最终目标。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思想学说都是以道德为基础的条件下，去提高人主体性的地位，提出人的道德主体能动性的重要性。可以说，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在这一时期正逐渐形成，步入正轨。
（2）汉代时期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
汉代时期，儒家思想达到了顶峰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是这一时期儒家学说发展的真实写照，这一思想的提出，使得整个儒家学说一跃成为主流学说，而这一思想的提出者董仲舒也成为这一时期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他把诸子百家中道家、法家和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糅合到儒家思想中，加以改造，形成了新的儒学体系，为儒家的伦理学说奠定了基础。董仲舒种种思想的提出从某些方面来说是把儒家思想发扬光大，进一步的加精，使之成为正统。但是在我看来，他却忽略了人的主体能动性，把人的主体能动性都归结为天命的思想，而且把道德的作用，大部分发挥在了加强中央集权的地方，使道德成为了君主统治一切的工具。所以说，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在这一时期其实只是一种隐藏在权力背后的工具。
（3）宋明时期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
在汉代以后，由于道教和佛教的兴起，打破了儒学的“正主”地位，所以到了北宋时期，儒家学者展开了复兴儒学、抨击佛道的活动，同时又融合佛道思想来解释儒家义理，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理学”。这其中以程颢、程颐兄弟和南宋朱熹成为最为突出，他们认为天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万物只有一个天理，主张先有理而后有物，“理”是世界的本原。可是，通过了解我们就可以看出，宋明理学是典型的唯心主义思想，他的思想是和实践脱节的，所以这一时期的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虽然为道德的主体性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内在思想材料，但是其终究是精神层面的东西，并没有达到实质性的发展。
（4）明清时期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
明清时期，由于社会的大发展，人们思想进步，西方文化思想的入侵，儒家的思想学说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学者认为应该有更符合时代变化的思想学说来提升人们的思想，所以对传统儒学批判的声音此起彼伏。许多开明进步的学者站在客观的立场，在传统儒学思想的基础上添加了更多符合时代的东西，比如顾炎武提倡经世致用，要求我们到实践中求真知。王夫之的唯物思想，改变了宋明理学以唯心主义为主要观点的思想。从这一时期看来，在道德主体方面，更多的体现的是对以往思想的检讨，思考，找到了一个适合儒家思想更合理发展的新途径。所以明清时期的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的主要特征就是求新，是舍弃不合理迎接新发展的转折时期，为以后的思想发展更符合社会和个人找到了新的方向。
三、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的地位
在儒家伦理学说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其道德主体性思想应该都算是处在核心的领袖者地位，其道德主体性思想也相应地发挥着自己的功能，积极地推进正确的、合理的儒家伦理思想。在儒家伦理学说创始阶段，其道德主体性思想便也随之出现，因为作为以“仁”为核心思想的儒家传统伦理思想，是道德主体性思想的最佳体现，也是道德主体性思想的根本来源，我们可以说儒家伦理学说的出现，使道德这一社会意识形态找到了一个更加合理，更加合适的存在，于是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的产生是必要的，必须的。就儒家伦理学说而言，我认为最主要的思想目的其实就是对人思想的提升和帮助，使之成为一个成功的人，但是什么是一个成功的人，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有善心，有良知的人，也就是一个有道德的人，而道德主体性思想就是达到这一切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道德主体性思想，儒家的伦理学思想可以说不会有这么大的发展。所以，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在儒家伦理学说中的地位是不可取代的，至关重要的存在。
四、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1）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通过对人的本性的探索，提出人的本性是善的，应该使这种善的本性成为一种道德自觉性。这种道德自觉性在现代社会中，使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合理融洽，为社会更好的实施道德教育，社会安定团结，维护国家统一，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良好的保障。
（2）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通过对人格的完善，使生活在现代社会中人们明白，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人们在道德主体性思想的强化下，越来越好的去完善自己的人格魅力，从而使个人意识到自己的道德责任，使个人在现在社会中的发展更加完备。
不管历史如何的变化，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都会在这一长河中保存着优秀的传统思想并合理的变化发展，稳定地发挥着自身作用。
参考文献：
[1]张岱年.中国伦理思想研究[m].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
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篇3
论文摘要:“和谐”的人文情怀和伦理追求在儒家伦理思想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儒家伦理所蕴含的和谐思想在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自身的和谐方面都有所体现。在古代，这一思想体系对于培育和塑造中华民族精神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今天，儒家关于“和谐”的伦理意蕴对于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同样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价值。
每一个民族和国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都会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伦理思想与文化传统。五千年来，中华民族以其独特的辩证思维和哲理智慧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伦理思想文化。其中，追求和倡导“和谐”便是中国古代伦理思想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毋庸置疑，对于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内容并且一直占据主导和支配地位的儒家思想来说，无论是从它所阐述的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抑或是从它所追求的个人内在修养，还是从它所倡导的人际交往伦理上来看，都无不渗透着“和谐”思想。因而，“和谐”的人文情怀和伦理追求成为儒家伦理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古代，这一伦理思想对于培育和塑造中华民族精神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今天，儒家伦理思想的这种追求和实现“和谐”的伦理意蕴对于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同样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价值。
儒家伦理所蕴含的和谐思想可以从4个方面来审视，即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自身的和谐。www.lw881.com
一、人与人的和谐
人与人的和谐即是在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交往和谐。实现人与人之间在日常生活交往中的和谐无疑是儒家伦理思想最重要的方面。儒家伦理思想的智慧首先在于它把人看作是处于社会联系中的人，从人与人的不同中求同，从对立中求统一。
儒家“人和”思想由来已久，它把“和”视为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准则。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也是儒家伦理思想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基本精神。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儒家文化重视建立融通的人际交往及和谐的人际关系，提倡成己及人、宽和处世等贵和尚中的和谐友爱精神。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把“仁”作为自己哲学的核心范畴，“‘仁’学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也是他的伦理学说的根本。在《论语》中，谈到‘仁’的有58章，‘仁’字出现105个”。“仁”的本意就是指人与人之的相互关系，因而儒家的“仁学”就是一种处理人际关系的学说。儒家把“仁”解释为“爱人”，孟子说:“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阐明了对他人的关爱与尊重的意义，其目的是为了实现人际和谐。对于以“仁”为核心处理人际关系，孔子提出了两条基本原则，一条是“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最基本的要求，即是说不能把自己的要求强加于人，更不能把不希望加之于自己的要求加之于别人;另一条是“忠”，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进一步要求，即是说要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还要求发挥人的善性，要“善群”、“利群”、“乐群”，也就是要成己及人。从“忠恕之道”出发，儒家伦理思想又进一步提出了需要协调的5种人际关系，即父子关系、君臣关系、夫妇关系、长幼关系等，即所谓“五伦”，强调要以仁、义、礼、智、信、宽、勇、忠、恕、孝等伦理规范来实现人际关系和谐。儒家正是以“忠恕”之道为途径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从而实现人际和谐的。
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交往会愈加频繁，人际关系也更加重要，要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就必须借助于良好的人际关系。然而，在现代社会，伴随着人们个性化意识的觉醒和对物质利益的过度追求趋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显现出冷漠和淡化的境况。人际关系的冷漠、甚至某种程度的紧张，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个人的全面发展，破坏了自身存在的人际交往生态，破坏了社会的和谐。而儒家强调“和”、“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成己及人的思想，倡导仁爱、谅解和宽容，这对于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形成良性互动的和谐人际关系、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氛围非常有益。因此，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宝贵财富，这些思想并不因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而失去生命力和合理性，其内涵与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所追求的新型人际关系有着一致之处。
二、人与社会的和谐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是社会活动的实践者，因而在“人和”基础上形成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标志。儒家伦理思想认为人是一种“群”的存在，个人总是生活在群体之中，个人的命运与群体息息相关，只有群体才能够保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也只有把个体融入群体之中，才能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以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正是基于此，许多学者曾指出，儒家伦理思想实质上是一种社会本位的整体或群体主义思想。
从一定意义上看，公平正义构成个体与社会间关系的核心价值。如何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则是保持人与社会和谐的关键。儒家关于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思想，主旨就是在“民为邦本”的基础上形成“公平正义”的社会结构与体制，其主要思想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儒家伦理思想认为社会和谐的前提是实现政治和谐，即统治者要创造一个公平正义的政治环境。儒家认为社会的稳定运行，在于统治者实行“王道”，即“保民而王”，行王道的核心在实施“仁政”。“仁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德政”，即“修德为政”和“以德治国”，提倡“以德服人”的王道，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孔子有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汉代贾谊则认为:“故君能为善，则吏必能为善矣。吏能为善，则民必能为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失之者吏也;故民之善者，吏之功也。故吏之不善也，失之者君也;故吏之善者，君之功也。”二是以民为本，即“民为邦本”的重民尊民亲民爱民思想。如荀子认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孟子进一步指出:“民为贵，社租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为天子…...“。仁政”的这两方面思想是联系在一起的。
其次，儒家伦理思想将社会利益和谐作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主要内容，核心在于“均贫富”。孟子认为“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意思就是必须让百姓拥有固定的收入才能使社会变得稳定和谐。在财富分配方面，儒家强调“均”。孔子说:“有国有家者，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儒家反对“富者地连吁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两极分化现象，认为这是社会动荡的根源;社会公平正义的主要表现是社会“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即生产活动要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社会生活要老有所终、皆有所养。这是一幅人无后顾之忧、安居乐业的和谐社会生活图景。
儒家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实现人与社会和谐的社会伦理思想，把构建和睦和谐的人与社会关系、公平正义的社会政治环境，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作为社会协调的价值尺度。这些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无疑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当然，在借鉴的同时，仍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儒家伦理思想的历史局限性，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封建性的因素，比如强调统治者对人民大众施行“仁政”，这仍然是站在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上的。现代民主社会在吸收儒家这方面的思想时，应当进行现代转换，使其融入符合时展要求的现代价值观。比如公民权利义务观、政府的服务意识。因为在现代社会，政府、官员与公民不是臣与民、官与民的关系，而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政府要为公民利益服务，而公民也应该为社会尽责。
三、人与自然的和谐
儒家认为人生活在天、地之间，因而天、地、人之间就存在着相生相克的关系，并由此提出了以“天人合一”为核心思想的和谐生态伦理思想。
首先，儒家关于天、地、人之间辩证关系的观点反映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朴素认识。例如，儒家关于“天地生万物”及“仁民爱物”、“物我相亲”的观点就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儒家在强调自然对人类影响的同时，提出了人也可以利用自然、影响自然。孟子就认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署不入口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意思是，人只要充分地利用自然条件，做到与自然和谐相处，人类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可见，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社会和谐必不可少的环节，也是通往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
其次，在儒家的伦理思想中，“天人合一”是其重要的一个命题。儒家早期的思想家虽没有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概念，但不能说他们没有这种思想。张岱年先生就认为:“孟子没有直接提出‘天人合一’观念，但他的‘性夭同一’的观点是宋明理学中‘天人合一’思想的主要渊源。”董仲舒认为:“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并提出“天人感应”的理论。张载则明确提出:“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朱熹也认为:“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于天地，即生此人，则又在天矣。”王阳明说:“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虽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内涵和旨意上远远超过人与自然的关系范畴而指向人与世界关系的精神层面，但它本身所蕴涵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追求却是不言而喻的。可以说，“天人合一”、与自然和谐的精神构成了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哲学基础。
在人类认识的发展史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经历了绝对人类中心论、相对人类中心论等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到动物解放一权利论、生物中心论、生态中心论等非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不断转换。虽然这其中也出现了对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统一关系的论证和认识，但却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人类中心主义或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某种倾向，总是逃脱不了人与自然、人与世界关系的对立认识。在近代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受其影响，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思想都影响着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
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内涵。儒家人文精神中“天时、地利、人和”、“天人合一”以及民胞物与、尽物之性的生态伦理观念里所闪现出的哲理与智慧为我们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提供了廓清思维的烛照之光。它不仅有助于消解西方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中的二元对立思想，而且还为我们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和谐统一提供了一种思维方式、一种实践方法。儒家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的伦理思想给予我们的启示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生存与发展最基本的关系。一方面，人是具有主体精神的，可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去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另一方面，在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同时，不能违背自然固有的发展规律，应该注意保护和尊重自然，最终就可以做到“天人合德”、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了。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必须摒弃那种将人与自然绝然对立起来的思维模式，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辩证思维，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途径。
四、人自身的和谐
注重修身在中国的传统伦理思想中居于重要的地位。儒家伦理思想非常重视人的身心和谐与个体的人格完善，并把它作为实现社会、人、自然三者和谐统一的基本途径，它也是儒家“和谐”伦理价值观的基础。“如何培养‘仁且智’的理想人格，是孔子伦理思想所要解决的又一个重要问题。对此，孔子根据自己长期的教学实践总结出一套道德修养即所谓‘修己’的理论与方法”。儒家一直强调要通过正心、诚意、修身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而达到身心和谐。孔子认为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有精神生活，特别是在于人有道德。孔子以“仁爱”为中心，推演出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把培养具有高尚道德、完善人格的人作为根本，认为这是社会稳定和谐的根基。
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篇4
党的十八大报告鲜明地提出：“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战略目标，认为“在新历史时期的战略布局和战略部署中，最核心的要求就是我们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在不久前刚刚结束的两会上，文化成为炙手可热的关注点，“文化走出去”“加大文化投入比例”“设立全民阅读节”“保护文化遗产地”……这些提案议案代表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委员们对文化强国的殷切期盼。
我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这些是历史先贤留给我们的瑰宝，值得我们珍惜和继承。儒家伦理道德思想作为其中最为璀璨的明珠，是全中华民族共同的骄傲和财富。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我想这“特色”要从弘扬传统文化来体现。因此，我们在今天探讨儒家伦理道德的传承是有积极意义的。
由孔子创建的儒家文化，并不像西方哲学家所说的只是一种道德形而上，而是集哲学、宗教、道德、政治、经济、教育、法律于一身的、系统化的思想体系，是整个人类在农业文明时期所形成的最为发达的学说体系，更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它曾经为我国古代社会的进步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儒家文化受到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文化的冲击，儒家文化的先进性渐弱，在与异文化的碰撞下，以官僚资本主义的形式存活下来，成为社会前进的绊脚石，因此，在以“五四”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和李大钊领导了对儒家文化的批判运动，然因历史原因不了了之。直至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以后，官僚资本文化（儒家文化的新形式）仍然有强大的影响力，依然在阻碍社会的进步。到了近阶段随着“和谐社会”“弘扬传统文化”等社会发展目标的提出，随着“百家讲坛”的火爆，儒家思想方有了复兴之势。
今天，我们要以什么样的态度来谈儒家伦理道德的传承呢？
一、“尚礼”“明德”“仁爱”“至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评价古代圣贤的标准
儒家思想还倡导“人以群分”，其中的“群”字充分体现了儒家文化的阶级性，也就是说“尚礼”“明德”“仁爱”“至善”本文由收集整理的对象是在社会中拥有相同利益的阶级群体。这是儒家思想的鲜明特征之一，它将人群划分成一个个圈子，在这样的圈子里，不知不觉中就积淀了过多的、历史的腐朽。这些毫无疑问将要制约国家的创新与社会的发展。
因此，对于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我们从批判的角度来继承，
从发展的角度来创新。就说这个“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人平等，那么，“群”应该泛指广大人民群众，“尚礼”“明德”“仁爱”“至善”的对象应该是全体人民。在社会主义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需要那些曾经带给我们国家和民族兴旺繁荣的传统文化，我们更加迫切要“重新发现”“重新认识”，让传统文化、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焕发新的生机。
二、充分挖掘伦理道德智慧，丰富公民道德教育与和谐文化资源
中华民族的复兴必将伴随着民族文化的繁荣与兴盛，而当代和谐文化建设和公民道德教育，就必须充分挖掘伦理道德智慧与和谐文化资源。
儒家思想指导公民的道德教化与社会的和谐需要“互动”。儒家伦理以人为本，认为道德是人与人互动的产物。孟子认为，人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这“四心”，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仁、义、礼、智“四德”，这就为每个人的道德成长与社会道德规范之间搭建起心灵的桥梁，使道德教化成为可能，也为中华后世道德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国际儒联顾问徐惟诚教授强调研究道德环境，他认为人的道德行为受不断变化着的环境所制约，在没有“熟人”的环境里，不道德行为更容易发生。
孔子还认为，“吾道一以贯之”，什么是孔子的“道”呢，中国伦理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陈瑛教授就此给出了新的解读，他认为孔子主要用“仁义”之道或“忠恕”之道来成己、成人、成物，这“仁义”“忠恕”就是孔子的“道”。今天，我们仍可以借鉴“一以贯之”之道，在思维方式上，要善于把握和发展“一”，用“一以贯之”的思想来落实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也就是说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全过程；在内容上当前讲“仁”就是要以人为本，全面发展而“成己”，益于社会而“成人”，处理好与自然的关系而“成物”。
以上仅是儒家伦理道德智慧中的“冰山一角”，充分挖掘伦理道德智慧，对丰富我们今天的公民道德教育与和谐文化资源有着积极的意义。
三、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近代以来，囿于现代与传统对立的思维偏见，国人对传统文化否定多于肯定，很多人将近代中国的落后全部归因于祖先，把责任推到传统文化的传承者身上。岂不知，中华文化曾支撑中华民族领先世界达千年之久。直到党的十七大报告上提出了“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主张弘扬传统文化，这才给了传统文化复兴以政治保障。
弘扬传统文化，首先要认同传统文化，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领悟儒家核心价值追求。国际儒联编辑出版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的钱逊教授曾经就“儒家价值追求与共有精神家园建
设”这一问题提出看法，他认为无论是共同理想、民族精神，还是核心价值体系和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每一样都要扎根于儒家伦理的沃土，都需要研究儒家核心价值——仁、义。
我们具体来看：1.儒家主张“仁以为己任”“居仁由义”，以仁和义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2.儒家主张“志于道”，将精神生活放在首位；3.儒家主张“修己以安百姓”，将个体放在群体之中；④儒家主张“养浩然之气”，具备“大丈夫”精神，由此构成民族精神的基础。不仅如此，若能将儒家的核心价值体现在日常生活中，那就是“见义勇为”，它的最高境界毫无疑问是“舍己救人”“成仁取
义”。这些在利益至上，仿佛一切都可以明码标价的今天，无疑是我们最缺乏也最需要的。认同传统文化，学习和研究传统文化，发扬传统文化，已经成为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最重要途径。
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篇5
儒家科技伦理思想及其现代借鉴
孟子的平等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论儒家仁爱思想中的伦理情怀
浅议耻感自我教育的目标指向
基于公共性的廉政伦理探究
论“敬畏生命”的生态启沃
先秦儒家生态伦理观的现代启示
科学技术的生态伦理关怀意蕴
制度建设与道德建设何者为重
文化传播体现核心价值观的必要性
西方道德与幸福一致观念的伦理学分析
前期维特根斯坦伦理价值思想初探
道家思想对构建现代生态伦理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与基督宗教对话之探析
当代社会发展中的生态困境及制度对策
社会转型中的道德自我困境及其公民伦理构思
老子的伦理思想是自然主义伦理学吗
大学生电影节与三维结构的大学生中国梦
素食主义:一种保护生态环境的饮食伦理
用生态文明建设推进美丽中国的实现
现代化视野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多维审视
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生态道德重塑问题
生态伦理与政府生态治理变革
论区域生态文明共享的生态正义问题
生态文明视野下的现代生态村居建设
伦理视阈下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哈贝马斯社会整合理论批判与反思
论“天人合一”传统理念及当代应用
儒家自然道德思想与当代生态文明发展
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生态伦理意蕴
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思想及其当代意蕴
当代美国公共行政美德伦理的复兴与实践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欲望形而上学的超越
康德自由伦理观与马克思自由伦理观比较
协商民主论要——鉴于政治合法性的逻辑思辩
社会正义的边界审视:来自女权主义的批判与反思
传统诚信观念的现代重构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先秦时期天人关系说中的生态伦理意蕴及当代价值
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哲学思考
开放与超越:论胡塞尔“生活世界”的开放性意义
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及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从“权利”到“责任”——生态伦理建构核心转换研究
哲学走向荒野——论自然价值与生态伦理的关系
西方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发展的生态愿景——超越发展的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矛盾求解
现代政治的人性预设——以苏格兰启蒙政治思想为中心的探讨
转型期中国人的精神困惑初探——兼谈中国精神的培育和弘扬
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篇6
(一)以“天人合一”为基础的“中”“和”精神。以“天人合一”为基础的“中”“和”精神是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之一。“天人合一”的思想最早由庄子提出，是中国人对天地最初的基本的思维，该思想认为人与天不是处于在主体与对象的关系，而是一个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这一思想后经董仲舒进一步继承后发展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并由此构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成为了儒家、道家和佛教的的重要观点。
(二)以“仁”“礼”为内核的伦理精神。孔子创建了以“礼”“仁”、“中庸”为内核的伦理思想体系，为儒家伦理道德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基础。其中，“仁”的思想的提出是孔子对中国伦理学最突出的贡献之一，是中国古代伦理学由自发走向自觉的标志。仁”以爱人的道德意识和道德情感为根基，“仁者爱人”，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思想根源逐渐演变为社会的伦理原理与道德情感。同时，孔子对“礼”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提出了“克己复礼”的观点，后来时期的荀子也很重视“礼”的观点，认为礼是节制人的欲望的最好办法。后来的儒家思想继承发展了先贤的观点，主张用礼来调节人的，成为了儒家核心思想之一。
(三)以“修身”为根本的道德精神。儒家思想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修身是一切的根本所在。从儒学思想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来看，儒学的精华在做人这方面体现的尤为重要。《论语》在学做人方面蕴含着很精髓的思想，其中提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要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的根本是在修身，而且从天子到庶人，所有人都要以修身为本，这就是儒学的根本精神。要成为一个君子，就必须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儒学把希望寄托于人的价值的提升，而人的提升要靠自身修养的提升来实行，而不是靠一套规则的束缚来实现。
(四)推己及人的思维方式。在中国传统的道德思想中，推人及己是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则。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不少思想家对推人及己的观点进行了论述，其中《论语》中就记录着很多关于孔子推人及己的观点，“其怒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都是该观点的体现。孔子认为如果一个人的行为能够合符规范，一个社会或国家就能够长治久安。后来的墨家的“兼爱”思想也体现了推己及人的思维方式。后世的儒学家在前人的基础上将这一思想发扬光大形成了儒家处理伦理关系的重要原则之一。这种推己及人的伦理原则及其思维方式，在当今核心价值观的建构过程中，也仍有重要意义。
二、核心价值观与现代文化精神
(一)现代文化的含义。通常意义上提到的现代文化是指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不断建构和发展的优秀文化。这种现代文化传统，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吸收西方文化精神而建构和发展起来的。
(二)现代文化精神的主要内容
1、现代科学精神。现代科学精神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所提倡的现代文化精神之一。中国古代曾经有着灿烂繁荣的科学文化，形成了举世瞩目的中国传统的科学精神，但是随着中国闭关锁国的政策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崛起，中国渐渐在世界科学的发展进程中落后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我们开始逐渐接受西方先进思想，形成了“科学技术就是第一生产力”的现代科学思想。而在现在我们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键时刻，必然要求我们弘扬现代科学精神，树立科技决定今天，科技决定明天，教育决定后天，文化决定永远的科学观点。
2、现代民主精神。现代民主精神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所提倡的现代文化精神的另一个方面。中国古代的优秀思想中有着悠久的民本思想，但长期的封建社会的统治，使得中国长期与民主无缘。“五四”运动以后，被引进的西方民主观点逐渐在中国生根发芽，中国完成了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的阶段的更替，后来到当代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最终形成现代民主精神。当今培育和践行“民主、自由、平等”的核心价值观，也要求我们必须弘扬现代民主精神。
3、现代法治精神。现代法治精神的含义在于一是要求建立健全法律制度;二是要依据法律法规治理国家(依法治国);三是公民自觉知法、守法;四是法治目标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公民自由、平等的民利，文明、和谐的社会秩序。当今我国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我们逐步形成和强化“依法治国”理念。
三、结束语
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篇7
关键词：东亚现代化；文化东亚研究；伦理；价值；意识；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G1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7-0184-05
20世纪的东亚开始全面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四小龙”、“五小虎”和中国的崛起与发展引起了人们对“东亚奇迹”的关注，而争论的焦点在于“东亚现代化模式是否存在”?“亚洲价值观的意义如何”?等等。20世纪90年代末的“东亚危机”又引起了更多的争论与思考。危机中，东亚模式否定声音增强，东亚文化的普世价值更不值一提，但东亚国家和地区的迅速复苏又使“肯定声音”超过了“否定声音”，因而，对“东亚现代化模式”的理性研究和历史研究开始占主导，这一趋势有利于“东亚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探讨的进一步深入。无论从历史还是地缘上来说，东亚是一个整体性的文化区域，亚洲价值观外延过大，但东亚价值观是成立的，东亚意识与内聚力也是存在的。具体来说，从东亚伦理与东亚价值、东亚价值与东亚意识、东亚意识与东亚认同、东亚价值观与东亚现代性以及东亚文化与现代化来全面研究东亚文化与东亚现代性。如何建立东亚的主体性和主体意识，东亚价值观与东亚普适性，这些主题都是东亚现代性之功能与意义。
一、东亚伦理与东亚价值
价值观即是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又是文化的核心内容。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问题，它是人们在进行行为选择时的最基本的动力，是文化规范性的集中体现。伦理与价值是第一层次的。
共同体精神与秩序精神是东亚伦理和东亚价值的共同指向。共同体精神是中国和东亚儒家的重要价值维度，体现了儒家的精神指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达到的集团主义精神和“天下”观念。儒家强调道德修养，重视统治者的“德治”。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的内容强调了“国家主义”。所谓“三纲”，是“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意思是：统治者要把移风易俗、提高社会的道德水平作为施政的首要目标，并且要使社会的道德风俗不断地趋于美好境地。所谓“八条目”，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是儒家治理国家的系统方法论原则。对于儒家来说，终极的社会理想是实现“天下太平”，而要达到天下太平，又必须以治理好国家为前提：要治理好国家，又必须先把家治理好才行；而要能把家治理好，则必须从修身即自我修养做起。“天下意识”塑造着儒家的“共同体精神”。共同体精神来自于儒家的奉公精神与秩序精神，具体内容为“家族主义”与“公益意识”。“现代家族主义”是共同体精神的第一层次，但是儒家共同体精神不仅仅如此，第二层次为“公益意识”，而“奉公精神”是儒家共同体精神的核心内容。
家族主义是儒教秩序的核心，表现为一种集体主义的伦理秩序。而现代家族主义是在东亚现代化过程中“家族文化与现代集体主义文化”的关系。中国、韩国和日本的集团主义文化形态根源于儒家文化传统，但是不能停留在传统性阶段，而要文化变革，形成现代性的内涵和外延。“儒家的家族本位思想与家族伦理秩序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转换为推动家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契机”。现代家族主义不应该是集权性的和重农业主义的，而是一种经过更新的“家族共同体”观念。现代家族主义应该体现东亚儒教秩序的积极意义。
公益意识和奉公精神是儒家传统资源的核心思想。“公益”即国家利益，既是“利”，又是“义”，以“公益”将“义”与“利”统一起来。传统儒家经济伦理强调“义”，忽视“利”，而现代儒家经济伦理应该是强调“利己”与“利他”原则的和谐统一。儒家奉公观念形成了日本的“家族利润主义”的经济伦理就是这一成功内容，旧的贱商的儒家“利义”观转化为有利于现代工商业发展的伦理观。儒家“公益意识”的建立是家族主义的延伸，也是国家主义的体现。“西方资本主义是以个人主义为特征的市场竞争体制，这是在西方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古典资本主义。个人主义作为西方资本主义精神的体现就是新教伦理的体现。长期以来被视为私人资本主义的天经地义。东亚的这种家族团队主义的资本主义较之西方的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具有明显的人治色彩、温情主义和劳资关系和谐的优点”，而“奉公观念”形成了东亚式的“家族利润主义”的经济伦理与敬业精神。
传统性的东亚儒家共同体精神是为血缘性的东亚社会结构所服务的，它是重农的、农业的、农民的、自然经济的，是封建专制集权的精神工具，是落后的。但是家庭、家族、国家与天下的观念是可以现代转化的。儒家现代化只能来自于自身的传统社会，传统文化的自身更新、改造而使儒家世界的现代社会建立过程中不能一味强调“模仿”西方，而是利用传统资源来确立和发展儒家世界的现代化，形成自身文化的现代化。
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篇8
关键词：儒家学说经济伦理市场经济义利关系
一、儒家经济伦理的基本内涵
（一）儒家经济伦理的基本内涵
首先，儒家经济伦理建立在性善论的基础之上。在儒家看来，对社会、对国家和对经济的管理，归根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在对待人的态度上，把人作为获得经济财富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从而尊重个人的创造力和自主能动性。
其次，“义”与“利”的关系问题是儒家经济伦理的核心问题。儒家义利观包含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道德和经济的关系问题。在这一方面，儒家提倡“见利思义”，主张把义放在首要地位考虑。二是公利和私利即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问题。在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儒家强调群体利益的至上性，个人利益应服从群体利益。儒家经济伦理并未将义与利绝对对立起来，而是一直在探求实现二者的和谐统一。
最后，儒家经济伦理以实现富国强民为其终极目标。儒家思想本质上就是为了维护封建等级秩序而存在的，客观上也对国家经济发展、社会人际和谐产生了积极影响。儒家倡导经世济民的富国强民的经济论，认识到君主和百姓是相辅相成的，只有以民为本，对君主言行加以限制，才能最终实现国泰民安。
二、儒家经济伦理的现代转化
（一）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这三十几年中，我国的经济发展迅速，取得了许多值得骄傲的成绩。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实行市场经济并不断推进其完善的过程中，也经历了很多的风雨和波折。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集中体现为经济建设和道德建设之间的矛盾。而它又具体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弃义求利，重利轻义的观念盛行。市场经济实行以来，特别是在中国加入了wto以后，当今社会上一直充斥着西方资产阶级腐蚀思想的侵蚀，对物质利益的过度追求，或把市场经济原则扩大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导致了道德领域评价标准的迷失，表现为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伦理观的盛行，以及、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的层出不穷。
第二，诚信缺失。诚信原则不仅仅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对于国民精神重塑具有重要意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中，诚信原则更是市场得以健康有序运行的保障和灵魂。而现代社会经济活动中，为了狭隘的眼前利益，不讲诚信，夸大事实，欺骗糊弄消费者的情况屡禁不止。
第三，分配制度不合理，两级分化现象严重。虽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平均主义同竞争精神相悖，但是，即使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崇尚竞争精神，也需要以公平竞争和社会分配的公正作为调节器。市场经济的繁荣离不开公正分配制度的保障。
（二）儒家经济伦理对现代市场经济的借鉴意义
首先，儒家经济伦理将义与利的关系问题作为其首要关注的核心问题。儒家经济伦理始终将国家和群体利益放在首位，个人利益必须服从群体利益。我们必须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来调节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个人利益必须同整体利益、长远利益相一致。
其次，儒家注重诚实守信的交换伦理。诚信要求人们诚心实意，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诚信是交换活动中体现等价交换原则、维护交换秩序、降低交换成本的根本条件，它代表了交换双方彼此利益的相互承认和尊重，每个人只有尊重、承认他人的利益，自己的利益才能得到尊重和满足。
再次，儒家提倡先公后己的分配伦理，在利益分配问题上，儒家强调群体的利益，主张对家庭、家族以及社会利益之外的个人利益加以限制，儒家强调整体利益的至上性，要求个人利益服从、服务于整体利益，但并不否认正当的个人利益。
三、儒家经济伦理现代转型的建议
（一）制度创新
儒家经济伦理的现代转型需要有创新的制度来保障。经济伦理源于特定的经济活动以及在经济活动中形成的经济关系，而在特定时代的经济关系基础上产生的不仅仅是经济伦理，还有政治社会伦理以及文化体系、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制度在维系特定时代经济伦理的稳定性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因此，一种经济思想体系、经济精神(包括经济伦理体系和精神)的发展必然伴随着制度的改革，但制度的改革并不必然地为传统伦理的现代转型创造条件。这取决于新的制度是否具备包容传统与创新的功能。儒家经济伦理是在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关系基础上产生的，而建立在同一经济基础之上的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法律制度，是维系儒家伦理(包括经济伦理)的主要工具。两千多年来，儒家经济伦理与传统政治法律制度已耦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儒家经济伦理的现代转型意味着需要新的制度、新的体制来为它提供生长的环境和空间。
（二）建立新时代的规范经济行为的市场规则
近代社会在对市场经济的建构中，资本的出现，不仅排斥了聚敛财富的宗法特权，而且孕育了规则理性和创造精神。这既是近代市场经济的物质基础，又是其道德基础。这种规范经济行为的市场规则，是通过新的伦理精神和法律制度，把个人的自利纳入对他人的利益和公共的利益有益的轨道，并以此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的贫困问题。因此，近代市场经济离开了培育其道德和价值观念的伦理精神就不可能繁荣。近代伦理扮演着许多正当而必不可少的角色，它最终要鼓励人们自我约束，遵守秩序，关心公利和富有人道精神。
儒家义利观和伦理思想对于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不可否认，传统的儒家思想中存在不少迂腐、愚昧和狭隘落后的观念，但我们更应该看到它其中蕴涵的合理的、进步的理念。对待传统儒家思想，我们应该以辩证扬弃的观点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儒家思想需要以它的精华和灵魂运用和指导于现代市场经济。同样的，市场经济体制具有调节资源配置、强化竞争意识及提升劳动者自主性、创新性等诸多优点，但它同时也会因缺乏法律和制度调控而带来自我调控的盲目性和滞后性。市场经济需要儒家传统义利观的净化和荡涤。我们需要制定出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延续儒家优良传统特色的原则和规范，实现儒家经济伦理的现代价值，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篇9
关键词：仁学；伦理内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中图分类号：B8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605-（2011）04-0042-0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是重大的实践问题。儒家仁学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最主要的传统价值资源，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都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借鉴和现实意义。
一、儒家仁学的伦理内涵
“仁”是儒家的核心理念，也是儒家的核心价值观，具有丰富的伦理内涵。儒家仁学的伦理内涵主要有：以人为本的伦理精神，恭、宽、信、敏、惠及孝悌的道德规范，基于“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博爱和“忠恕之道”的道德境界，“省刑薄赋”、“制民之产”及“尊王道反霸道”的仁德政治取向，“为仁由己”、“能近取譬”及“克己复礼”的仁德实践途径，等等。
“仁”的基本内涵是“爱人”。《论语》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又记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孔子的马棚失火，孔子从朝廷回来后，关心的是伤人与否而不问马。可见，在孔子的心目中，人是第一位的。孟子云：“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理学大师朱熹说：“仁者，爱之理，心之德。”（《论语集注•学而》）“爱之理”是以理言仁，就天而言；“心之德”是以心言仁，就人而言。朱熹将“心之德”和“爱之理”规定为仁的基本内容，体现了天理与人心合一的理想境界。至近代，谭嗣同、孙中山则用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解释“仁”，从而使得儒家“仁学”获得近代资产阶级人本主义精神的特质。有学者指出：“‘仁’是孔子学说中最根本、最具普遍意义的道德范畴，是具有核心地位与主导作用的道德范畴，因而是根本之道。”“儒家以‘仁’为根本之道的理论主张，突出了‘以人为本’的儒学特质。”［1］“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性，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
从道德修养的主体看，恭、宽、信、敏、惠等五种品德是实现仁德的具体行为规范要求。《论语》记载：“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者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孔子把“恭、宽、信、敏、惠”视为君子人格的内在品格，主张通过践行恭、宽、信、敏、惠等道德规范引导主体进行道德修养，调节人际关系，从而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儒家的仁爱不仅要爱自己的父兄，而且要爱天下所有的人。孔子曰：“子弟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因此，所谓的孝悌或仁是一种在世界中普遍化的亲情。由此，便形成了“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观念。孔子便把以孝为核心的家庭伦理规范与其他社会伦理规范结合起来，使宗法家族的道德沿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路径，转化为一种社会公德。可见，“仁”集社会、家庭与国家伦理规范于一体，其目的在于建构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与和谐的社会秩序。
与此同时，儒家从“仁者爱人”的基本立场出发，提出了“仁”的不同道德境界。一方面，“仁”的最高道德境界是基于“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博爱。《论语》记载：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忧病诸！”（《论语•雍也》）孟子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万物。”（《孟子•尽心上》）他将“仁”逐步推展开来，由“亲亲”而“仁民”，再到“爱物”。北宋张载在《西铭》中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命题，则进一步拓展儒家仁爱的内涵，即不仅爱人类，而且爱宇宙的万物，体现爱的博大情怀。另一方面，“仁”的一般道德境界是“忠恕之道”。从积极方面来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自己有某种需求，推想他人也有某种需求，即所谓“忠”。从消极方面来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自己所不愿意的，不要强加给他人，即所谓“恕”。理学大师朱熹《论语集注》释“忠恕”云：“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忠恕之道就是人们常说的将心比己、推己及人，体现一种互助互爱的精神。
“仁”既是一个道德概念，也是一个政治概念。儒家仁德落实到政治层面，就是实行所谓的“仁政”。孔子首先提出“为政以德”的治国之道，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认为“德治”优于“法治”，“德治”是治国的根本之道。孟子则明确提出了“仁政”主张，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故先王行“不忍人之政”（《孟子•公孙丑上》），即实行仁政。孟子的仁政学说主要有：其一，“省刑薄赋”。孟子说：“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孟子•梁惠王上》）其二，“制民之产”。孟子说：“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其三，“尊王道反霸道”。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极力提倡“王道”，反对“霸道”。孟子的“仁政”的思想对后世统治者治国理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孔子不仅提出“仁”的道德境界，还提出实践仁德的基本途径。孔子一贯主张“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从政》）。孔子还认为，君子实行“仁”需要立志，“苟志于仁，无恶也”（《论语•里仁》）。孔子还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具体而言，实行仁德的方法途径或实践路径主要有：首先，“为仁由己”。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就是说，实践仁德完全在于自己，而不能凭借别人。其次，“能近取譬”。实践“仁德”关键在于自己的主观努力，而主观努力最切近的方法就是“能近取譬”。“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仁之方”即为实践仁德的方法途径。最后，“克己复礼”。礼是道德的标准，仁是道德的属性，只有具备仁的品质，才不会作出违背礼的事情；只有遵循礼仪制度或社会规范，才能实现仁。故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
二、儒家仁学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的现实意义
儒家仁学的合理因素或民主性精华仍然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其中所蕴涵的人本精神、道德规范、道德境界、仁政主张及为仁之方等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具有方法论借鉴和现实价值。
1.儒家仁学与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党的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在政治价值层面上的体现。以人为本就是以人为主体，以人为目的，以人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具体包含：“第一，相对于仅把人当作客体而言，它把人当作主体，强调人在社会历史中的主体作用，即发展依靠人”；“第二，相对于仅把人当作手段而言，它把人当作目的，强调不断满足人的合理需求，尊重人的合法权益，充分发挥人的能力，即发展为了人”；“第三，相对于人本理念的缺失而言，它把人看作一切事物的最高尺度，要求在分析和解决问题时，既坚持历史的尺度，也坚持人的尺度，即尊重人”［2］。当然，儒家人本思想的主体“人”无疑是封建社会的“臣民”或者“子民”，而社会主义人本思想的主体“人”则是广大人民群众。儒家的“人本”价值理念只是古代思想家的一种美好的理论构想，在封建君主集权社会里几乎就没有应用到政治实践中去。尽管儒家人本思想与社会主义人本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并不能否认两者的文化渊源关系，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是对儒家仁学所蕴涵的“以人为本”价值理念的批判性继承与历史性超越。
以人为本既是科学发展观的价值取向，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从价值层面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就是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与认同，促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全面协调发展，从而最终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有学者指出：“儒家以‘仁’为根本之道的理论主张，突出了‘以人为本’的儒学特质。坚持以人为本，就必须承认人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就必须承认人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宰权，就必须承认统治者的权力来自于人民。”［1］总之，儒家仁学所蕴涵的“以人为本”价值理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直接的、不可或缺的可资利用的传统价值资源。
2.儒家仁学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在道德价值层面固有的内涵。中国传统道德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为主要内容，中国封建社会的道德体系是以儒家的“仁”为道德基点整合而成的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道德规范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构建则是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五爱”为基本要求、以公民道德基本规范为着力，点整合并推动社会主义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从“应然”到“实然”的现实转变。以儒家仁为核心的封建道德体系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是封建宗法制度的道德注脚；而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伦理反映。为人民服务作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核心，是社会主义道德区别和优越于其他社会形态道德的显著标志。可见，两者存在着显著的异质冲突，但两者的异质冲突并没有隔断它们在文化渊源上的联系。
为人民服务是对儒家“仁”的继承与升华。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家罗国杰指出：“在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从古到今贯串着一条‘仁’的主线。发展到今天，它已经升华为我国道德建设的核心‘为人民服务’。”［3］1022所谓为人民服务就是强调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就是要自觉地维护人民的利益，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儒家仁所蕴涵的“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和“忠恕之道”的伦理意蕴和道德境界，显然也是为人民服务的题中应有之意。因此，有学者指出：“所谓‘仁爱’在封建的宗法社会里不可能真正实现，甚至还会蜕变成少数统治者装饰自己和欺骗人民的工具，只有‘为人民服务’才能使‘仁’落到实处，使‘仁爱’得到升华，否则它只能被沉埋在封建的历史垃圾堆里，成为昨日的黄花。”［4］社会主义荣辱观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是民族传统美德、革命传统道德和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是社会主义时期道德建设的新指针。总之，儒家仁学所涵盖的道德范畴与所体现的伦理道德精神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可资利用的传统道德资源。
3.儒家仁学与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在精神价值层面上的一项紧迫任务。自20世纪中叶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强，人类在不断增加物质财富的同时，却发现自己所生存的社会面临着不断加剧的精神匮乏危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刻变化，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深刻的变化。面对深刻的社会转型，在多种价值观和多元文化的冲击下，社会生活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伦理秩序混乱、人生意义的失落和精神信仰的危机，工具理性急剧膨胀而价值理性则日益式微。一些人的理性与价值追求迷失，出现了心灵和精神的困惑不安。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一个人需要精神安顿，一个民族需要共有的精神家园。因此，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是时代的迫切需要。总书记在党的十七报告中指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无疑，以儒学为主干的传统文化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的底蕴。
儒家仁学的主要精神和价值取向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道德依据，是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道，也是民族文化认同之根基和中华伦理共识之基础。有学者指出：“儒家仁学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对于克服片面发展工具理性、唯科学主义盛行所造成的人生意义的失落和危机，自有补偏救弊之功。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中，儒家仁学无疑能够提供丰富的滋养。”［5］也有学者指出：“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仁’在儒家思想中之所以能够呈现‘精神性’的内涵，发挥精神支柱和精神家园的终极性作用，恰恰就是由于它自身具有一种独特的伦理意蕴，不仅构成了区分和评判道德善恶的根本标准，而且还能够在一般性的意义上代表人的高尚道德品质。”［6］儒家仁学理论在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已经积淀和转化为一种比较稳定的心理结构和民族性格，具有适应于不同时代的相对独立的功能和作用。可见，儒家仁学乃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也是中华民族的“安身立命”之道，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不可或缺的传统价值资源。
4.儒家仁学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质上就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人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的主体。“‘仁’作为一个完整的人而言，即：在礼仪角色和人际关系中体现出来的，后天所获得的感性的、美学的、道德的和宗教的意识。正是人的‘自我领域’，即重要人际关系的总和，使人成为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人。”［7］因此，儒家仁学思想在于对人类自身的自觉反思和自我提升，它提出了处理群己、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道德准则，为建构当代和谐社会提供了理论基础。儒家仁道价值，包括“自然价值原则、德性价值原则、个性价值原则和自由价值原则”，“仁道价值是合理处置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关系的基础，德性原则对于确立良好的社会秩序、社会风尚，贯彻社会主义荣辱观是至关重要的，个性原则可以解决当前人的个性自由和社会理想之间的冲突，实现民族精神的振兴和时代精神创新，自由原则则是提升社会价值，实现社会共同理想的前提”［8］。可见，儒家仁道价值所涵盖的价值原则与和谐社会的最高价值准则相通，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提供了方法路径和价值导向。
当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家罗国杰指出：“儒家伦理的‘仁者爱人’思想，已经是一种早期人本主义的思想萌芽。……正是从‘爱人’出发，儒家强调‘和为贵’，要严以责己、宽以待人，要不念旧恶、以直报怨。”［3］613忠恕之道，从方法论意义来说，就是运用“推己及人”、“将心比心”的态度协调自己与他人、社会的关系。因此，儒家仁学蕴涵着“和谐”的伦理思想。美籍华人杜维明教授运用训诂学解读“仁”，把“仁”理解为“人”和“二”的结合，即众人或者多人的含义，或称人际和谐的含义。因此，有学者指出：“‘仁’的基本含义是人际之间的和谐。”［9］儒家仁学思想的逻辑是一个不断从个体向社会、自然扩充过程。如《中庸》云：“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由此，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扩充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即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从广义上讲，儒家的“仁爱”由“亲亲”到“仁民”再到“爱物”，是一个逐步推展的过程。其中，不仅有人类之爱，也有宇宙之爱；不仅体现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而且蕴涵人与自然的和谐。
参考文献：
［1］吴光.重塑儒学核心价值观――“一道五德”论纲［J］.哲学研究，2010（6）.
［2］韩庆祥.以人为本与当代中国发展［J］.中共中央党校报告选，2010（94-95）.
［3］罗国杰.罗国杰文集：下［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4］唐凯麟，曹刚.重释传统――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评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19.
［5］吴立群.儒家仁学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J］.船山学刊，2008（3）.
［6］香港浸会大学宗教及哲学系.当代儒家与精神性［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97.
［7］安乐哲，罗思文.《论语》的哲学诠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48-49.
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篇10
关键词：儒家生态伦理；旅游文化；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59文献标识码：a
中国旅游业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展至今已有将近40年时间，但旅游业的发展并不够完善，仍然面临着困难的局面；而儒家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主张博爱和尊重自然的核心与现代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不谋而合，对于协调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维护生态平衡具有重要意义。
一、儒家传统文化的生态思想
在人与自然的长期交往中，人类的生态伦理思想开始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其核心内容就是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儒家文化从先秦时期开始，提出了“珍爱生命、仁爱万物”、“敬畏生命”、“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尊重自然规律”等生态思想，对于现在社会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平仍具有显著的指导意义。要使得儒家传统文化与现代旅游可持续发展相协调适应，必须全面把握儒家文化生态价值体系，正确分析儒家代表思想阐述的生态价值理念。
（一）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生态思想
1、孔子的代表性生态伦理观“知命-畏天”的生态伦理观念。据《论语》和《史记》中记载，儒家文化创始人孔子提出“五十而知天命”，这里的“天命”指的就是自然规律。“知天命”就是对自然规律的了解与掌握，把“知命-畏天”看作是君子应有的美德，强调贤明的君子要遵循天地自然变化的“宁俭勿奢”的生态消费观。孔子主张“宁俭勿奢”。节俭也是君子应有的美德，提倡节俭、反对铺张浪费。
2、孟子对生态伦理思想的丰富与发展。“天人合一”生态道德思想通常都以孟子为倡导者，但其实根源还在于孔子，这一观点是孟子对孔子“天命”观的继承与改造。他的“天人合一”思想讲的是人与义理之天的合一，主张以仁爱的态度对待大自然，同时也肯定万物存在的价值，而人类应该主动去热爱大自然。古代人对于人与大自然关系的深刻认识，促使我们现代人文明旅游意识的提高。“适时而动”的生态伦理原则。孟子认为手段和工具固然也是必不可少的手段，但条件和环境却是客观存在着的，不可超越的。
（二）现代化视角下的儒家生态伦理思想
1、传统的儒家思想核心是“以人为本”，都承认“天人合一”，表达一种万物和谐相处的氛围。儒家的天人合一又不同于道家与佛家，它既承认天地规律存在的客观性，又充分尊重和重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提倡“有为”就是人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有所作为。因此，儒家的“天人合一”是人类认识自身与自然的关系的深刻观点，也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哲学基础。珍惜生命，保护自然的价值观念。儒家认为天地是万物之母，认为“爱物”的落脚点就是对大自然的保护。当今社会，资源环境负担日益加重的同时，需要我们践行合理的生态价值观念，实现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威胁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发展。
2、儒家文化与旅游主客体以及旅游媒介的耦合性。旅游业是一种综合性产业，它所指的不是单纯的旅游产业，不仅包含了经济的部分，还涉及到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当旅游资源在追求经济效益的驱使下逐渐转变为旅游资本，旅游经营者借助于现代化的产业模式和高科技工具和手段，将旅游资源分类，按照旅游者旅游需求分类进行批量生产，打造出闻名于世的旅游产品。旅游主体与儒家生态思想：《论语》中有说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就是说君子有广泛的文化知识并且以礼来约束自己，也就可以不离经叛道。旅游客体与儒家生态思想：旅游客体是存在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中的，对旅游者有吸引力的事物或者说现象。旅游活动以对旅游客体的观赏、游玩为主要目的。然而，由于管理不科学，利益的驱使使得在旅游资源在开发过程中遭到严重破坏。因此，为了保证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坚持在开发中保护，最大限度地降低旅游资源开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这一理念与儒家的“仁”、“中庸”思想不谋而合。
儒家的中庸有两层道理，一是自我约束不可逾越规矩；二是不过度。“致中和”不是趋向平庸，平庸指的是经过充分思考后做出的正确分析和判断，并不是不思考、不作为。中庸指的是中道不偏不倚，既不过分贪婪，也不过分拘谨，做该做的，做能做的，知进退明取舍，而不是任性而为。
3、旅游媒介与儒家生态思想。《论语》有说：“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就是不主观臆测，不绝对肯定，不固执己见，不以自我为中心。同样，在进行旅游活动的过程中，对于旅游经营者和管理者来说，要想满足旅游者的要求，就必须做到这四点。
二、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对现代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意义
生态伦理思想是在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实践中逐渐产生的，其实质是以生态哲学的视角研究人与自然关系得出的一种理论概括，体现着人们对待大自然的基本态度和道德倾向，同时也是人们制定基本的生态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的重要原则。因而人类要转变近代以来征服自然的传统观念，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就需要从传统儒家生态伦理思想中汲取宝贵的思想资源。儒家生态伦理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是我国先秦儒学家们“天人合一”生态伦理观念的鲜明特色，这些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对于我国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启示是多方面的。
（一）尊重自然规律，遵循生态原则。在传统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注重“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就是说君子的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来源于天地自然的浩然正气。因此，孟子认为世界万物都有能够被人类认识和利用客观规律，人类改造自然，要以遵循自然规律为前提。开展旅游业同样也是这样，没有了这一前提，不仅旅游业发展要受到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将受到相当大的威胁。人类处在现实社会中，就要对自然界万物承受的痛苦负责，对遭到严重破坏而恶化的环境负责，重视并遵循生态规律，践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准则。儒家主张“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和“量入为出”，在资源的开发利用上，儒家思想强调要取用有度，物尽其用。合理开发旅游资源，应该以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为基准，以可持续旅游为目的。
（二）树立正确生态观。我国历史悠久，具有优秀的传统文化。先秦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是生态道德教育的基础。如果单纯因为自身利益破坏其他物种生长发育，就会使得自然界生物之间的平衡遭到破坏，因此人类必须将自身道德意识扩展到整个自然界，反思以往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丢弃以人为中心的传统思想观念，重新认识自然，确立人与自然万物共生共存的生命观，提高维护生物的多样性责任意识，保护我们共同的生存环境――大自然。
现代社会，旅游业开始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应加强生态观念教育，树立保护旅游资源与环境的道德观念，防止对旅游资源和环境的污染，抓住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通过科学的手段及工具加强自然生态伦理学的宣传，使得各个方面的人员都能学习和了解生态知识，提高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意识，自觉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和避免对自然生态环境和地方社会文化造成消极影响，推动旅游资源的永续利用，自觉以正确的生态道德准则来对待旅游资源。
（三）合理开发利用旅游资源。“取之有度，物尽其用”是传统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潮流和核心，是促进现代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哲学基础，同时也是解决现代旅游业资源短缺及破坏、资源利用不合理的有效对策。资源的衰竭不仅证明了儒家资源节约思想，也给人类敲响了警钟：资源是有限的，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充分珍惜自然资源，对于生态旅游学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作用。儒家生态伦理强调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要求人们提高节约意识，合理利用自然资源，适度消费。
科学规范、健康有序的旅游市场是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要想使旅游业达到扩大开放、拉动内需、调整经济结构的能力，需要以传统儒家思想作理念，以“仁”、“义”为目标，以文化作为带动旅游业发展的核心，重视儒家文化与旅游文化的相关性，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提高旅游品质。
主要参考文献：
[1]吴生怡，余志荣，高群.儒家文化与我国旅游业的发展[n].福建大学学报，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