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性篇1
一、比较方法的概念
究竟什么是比较方法，对于这一问题有着多种的解释和定义，目前国际范围内较为认同的定义是，比较方法，是对两个或二者以上的事物进行分析研究的过程，通过寻找比较个体之间的异同，来进行分析的研究方式。在自然科学的研究当中，比较法也常常被称作是归纳法，在具体的操作使用上，会将具有表面具有相似性的物体进行排列，来分析其之间的差异，然而，这样的方式并不是真正的比较方法。随着时代的发展，对于比较方法，也有了新的定义和运用，在新时期的比较方法中，更加注重对于不同文化和社会现状的异同进行比较，同时，比较也会分为共时性比较和历时性比较两大类。两种不同的比较方法，先后对不同事物之间的本质和历史变化规律进行了对比。在本文所进行的研究中，将会在社会科学的发展中进行运用，因而更加注重二者之间的结合，来分析社会发展的规律变化。
二、比较方法的作用
对于社会现象的因果关系而言，其往往较为隐蔽，难以直观的进行发现，因此需要通过比较的方式来进行考察。在社会科学的研究和发展中，比较方法得到了充分的应用和发展在众多社会科学家的著作当中，同样广泛使用了比较方法，可以说，比较方法是社会科学在进行定性研究当中的首选方法。在比较方法的使用当中，其涉及到了对不同社会角色之间的比较，还有对不同社会组织之间进行对比，通过进行对比分析，使得大众能够了解认清不同社会文化之间的差异和不同，如果没有比较方法的广泛运用，社会认识的高度和层次可能呈现出下滑的?B势，对于比较方法来说，其作用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用比较方法形成科学概念。在社会科学的早期发展阶段，人们通过利用自己对外界事物的发展认识，通过对不同的事物发展规律进行比较，得到事物之间的普遍结论，并对其进行总结和归纳，进而形成具有科学性的概念和解释，这也是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由来。借助于比较方法，能够采取归纳的方式，发现不同事物之间所存在的异同，这样的方式能够公众理清事物发展的规律，避免因认识不足而导致思维方式上存在的误区。在过去，由于缺乏系统性的研究和分析，对于比较方法并没有得到充分合理的运用，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渐渐在不同领域当中来进行归纳总结，借助于比较来得到相应的科学概念和结论。
其次，用比较方法形成因果关系。在早期的研究当中，人们认为归纳是一种人们通过对比寻求事物因果关系规律的方式，借助于这样的方式，能够揭示潜藏在事物之下的因果关系和变化规律。在过去的研究当中，由于研究不够科学，分析不够系统，对于归纳也无法科学合理的进行，久而久之，对于归纳的使用也渐渐从定性研究转向成为定量研究。然而，在后续的发展中，定量研究中采取归纳的方式往往会使得研究结果更为复杂，其结果更为的低效，归纳又再次转向定性研究。
最后，运用比较方法进行历史比较。在对历史进行分析的过程中，需要研究历史事件的发展规律和推动因素，因此必须采用比较方法来进行研究。借助于这样的方式，能够发现历史事件之间所存在的历史规律，进而能够通过历史贯通性来了解和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不同时期的历史事件之间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彼此之间存在一定的共同性，社会科学家从此方面入手有助于更为精确的掌握社会历史的发展必然规律，了解到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状态。
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性篇2
关键词：法律信仰；环境性因素；法学生
中图分类号：G64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5）03-0057-02
法科学生是未来的法律职业人，他们是否对法律心怀虔诚，不但对其自身的法律行为具有指引作用，也在全社会民众中起到示范和榜样作用。塑造并强化法科生坚定的法律信仰对我国法治社会构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法治不仅是一种治国方略，从精神层面上讲，它还是一种观念，一种意识，一种视法为社会最高权威的理念和文化。只有当这种观念与意识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信仰，并支配着社会主体的行动时，法治才能实现。法律信仰的形成并非朝夕可成，能够影响法科生法律信仰的除了法学教育本身外，还有多种社会性因素。探究这些因素并加以扬长避短也就成为培养大学生法律信仰所必须关注的领域。
一、社会法律文化对法律信仰的影响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现代法治既有促进作用，也存在不利于法律信仰培养的因素。几千年来为了更好地实现君主的独裁专制，传统法律文化中更多的是宗法等级制度和儒家伦理规范。一方面倡导“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等级礼法制度，特别是宣扬君主“言出法随”、“权制断于君则威”的思想，另一方面则对广大民众灌输“法即是刑”、“刑乃不祥之器”的观念。在此文化思想的浸淫下，社会上长期存在着崇尚权力、期盼清官和道德崇拜的思想。
1.尊奉权力而非法律。在礼法合一的中国传统社会，以礼入法是社会控制的基本模式。礼治强调森严的等级制度，不同等级的主体享有不同的权利，负担不同的义务。权力阶级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权，甚至可以因人设制，法外施恩；而民众以此为然，很少有抗争。所以整个社会中官本位思想、特权思想泛滥，判断是非曲直并没有确定的尺度，人们唯权是图。必然导致法律匍匐于权力之下，法律的尊严难以保全。
2.寄希望于贤者的人治而非法治。中国长期以来忽视规则的刚性和普适性作用，在使用规则的过程中常常会受到多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和干扰。在此情况下，以“包青天”、“海青天”为代表的一系列清官甚至明君就成为“人治典范”。“告御状”、“拦轿喊冤”等桥段深入人心。君主或官员的个人干预行为经常超越程序或实体的规则。时至今日，这种思想在现实中仍有所反映。法律的作用被忽视，正义被寄托于个人的道德修养和工作能力，使得人们更倾向于人治而不是法治，因而法律也就仅仅成为人治的一种工具。在这种思想氛围中，法律信仰也同样难以树立。
3.崇拜道德鄙薄法律。在我国，道德和法律之间的冲突长期存在。在矛盾冲突的过程中，可以说道德完胜法律。具体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是打着“大义”的旗号损害个体的合法权利，在二者发生冲突的时候用道德的标签压倒对个人合法权利的保护；其二是法律的公义难敌世俗的人情，往往为法律所保护的权利却受到世俗的敌视甚至扼杀。受这样的思想影响，人们处理冲突事件时首先考虑的是道德机理而非以法律为标尺。
二、客观社会环境对法律信仰的影响
1.社会思潮和民众认同度。法律信仰作为精神境界的一个层面必然植根于整个社会蔚然成风的法治思潮中以及民众普遍对法律的尊重和敬畏。在我国目前社会，除了受前文所述及的文化因素影响外，民众对于社会制度的正义性配置普遍存在疑虑。社会中多有各种对立法和执法嘲讽、否定的声音。“法律无用论”的思想观念也有一定的市场。这样的社会思想局面和民众的不认同必然会干扰法科学生法律信仰的建立。
2.市场经济效应。法律作为上层建筑中的一个表现层面，必然受到同时期社会经济基础的影响。马克思曾说：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是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因此，离开特定的经济关系而空谈法律信仰无异于空中楼阁。我国现在正处于市场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繁荣的经济发展催生了复杂的法律制度。比起简单的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中纷繁复杂的利益交错，更需要法律的保驾护航。特别是市场经济更快地实现了社会主体“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型。这个过程既打破了我国传统的身份不平等的桎梏，更确立了市民社会自治的基础。这个变化使得法律的权威渗透到普通社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法律必须被尊崇、契约必须得到信守，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但是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健全，市场化进程不高，市场结构不尽合理，市场要素配置尚不科学，而解决问题的手段尚不能做到依法办事，导致了不少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出现。这些客观情况都对法学生树立法律信仰起到了掣肘作用。
3.大众传媒和舆论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中日渐普及的互联网使得传媒和舆论宣讲的影响力几乎深入社会人群的各个角落，即使是仍处于象牙塔中的大学生也不能置身事外。传媒广泛化和舆论多元化本身并非不利的因素，相反还能提供多维度的视角，引起思想上的讨论并得到升华。但是，在校大学生普遍缺乏社会经验和理论知识，特别是个别无良的媒体不遵守职业道德，在对某一事件及相应社会舆论的描摹和传播的过程中罔顾事件真相，颠倒黑白、避重就轻，更有甚者，为博人眼球而弄虚作假。而普通民众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又会发出各种声音，又会裹挟和影响法科大学生价值体系的构建，进而干扰其树立正确的法律信仰。
三、社会法制因素对法律信仰的影响
1.法律多而认同度降低。随着依法治国和市场经济理念的推进，我国立法的进程不断加快，大量新的法律法规快速出台，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我国的法制体系。但是，这样频繁更迭产生的众多法律，非但普通民众无法掌握，即使是对将要成为法律职业人的法科学生来说也是难于消化的。树立法律信仰本来需要更多的人文底蕴来承载，现在的法学教育中学生和教师却不得不为了应对法律资格考试，把全部精力投入学习法律规范本身和磨炼应试技巧中。学生除了机械记忆法条和经典案例之外，来不及体味那种神圣的情感，对法律的真谛其实是陌生的，法律完全沦为未来谋生的工具，法律信仰如何能树立呢？
2.法律技术不够成熟导致法律的作用受限。我国的立法技术尚不够成熟，使得法律呈现在公众面前的面目模糊。有的法律条文过于简陋，只有原则而没有具体的执行方式，在实践过程中难于操作；有些法律术语粗糙模糊，在法律实践过程中往往导致对于词意本身的争执；有的法律跟社会实践完全脱节，仅仅是照搬其他国家的法律制度，不符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更有甚者，有的法律条文竟然与已有的其他法律条文相冲突，造成了自相矛盾的局面。由此而生的执法者随意解释法律、以部门规章代替法律、各部门之间各自为政、司法者以个人好恶任意裁量的情况比比皆是。这种法律实践结果的不可测性甚至不公正性又如何能让法律获得认同进而被信仰呢？
3.司法不公现象严重。法律信仰的最终确立，仰赖于司法对法律的忠诚维护，但目前司法体制的若干弊病动摇了公众的法律信仰。在我国司法实际中，执法者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贪污受贿、徇私枉法等不公现象大量存在。社会民众对法律公正性的期望值低。当人们对现有的制度怀疑并缺乏信心，不再接受现有的制度为合理合法时，便形成一种社会合法性的撤销。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培养法学生对法律的信仰更为不易。
四、改变不利因素的影响，构建法学生的法律信仰之路
1.培植法律信仰需要有正确的法律文化观。法科生应当有正确的法律文化观念。在学习法律史、法律思想史的过程中，应该抱有批判继承的理念，既要看到传统法律文化中“重大义”、“济苍生”的积极意义，更应该认清糟粕，勇于扬弃。还应该中西并重，多研究西方的法律史和思想史，客观看待“正义”、“自由”、“民主”、“人权”等内容。接受过系统科学的法律思维和技能训练的法学生应当以法律的理性看待道德和人情，在法律实践的过程中时刻保持公允的态度，遵守法定的程序，不能意气用事，更不能逾越法律的界限。
2.培植法律信仰需要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在市场经济的进程中，培养法科学生的法律信仰不可能脱离其所处的时代。因此培养学生的法律信仰必须正视在市场经济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正确引导学生面对市场配置中的失误和滞后，客观理性地看待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问题。发挥传媒正面的作用，疏导学生可能存在的负面情绪，也是法学教育对人本精神的重视，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增强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社会责任感。
3.完善法制体系，重塑法律权威。法律权威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也是重构法科学生法律信仰的重要前提。要使得法律被信仰、具有权威性，首先需要科学化的法律制度体系，立法者应该重视法律的质量而非追求“法律的膨胀”，应着力于制定符合法律基本属性，规范严谨、符合社会实际的法律体系。其次，法律信仰的生成离不开尊重法律、崇尚法律的整体社会环境。这就需要加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民众不但要有自身的权利意识还要有监督意识。特别是对于司法腐败问题要强化事前预防、事中监督、事后惩戒制度，最大限度地维护法律的尊严和威望。
卢梭说过，最重要的法律是铭刻在人们的心灵之上，唯其如此，才可以保持一个民族的精神。法学教育的意义就在于为法学生廓清迷雾，指示法律践行的方向，去伪存真，揭示法律的真谛，激发学生为法律献身的情怀和对法律矢志不渝的信仰。这是一个任重道远的过程。
参考文献：
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性篇3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和学科地位的提升，对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期望与要求越来越高。深人解读了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的研究状况，指出学科门类的交叉性，学科研究的引领性，研究质量的波动性构成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总体特征。阐释影响体育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研究的主要因素包括:人才队伍、实践研究、智慧层次、利益追求、学术环境。在此基础上提出以下应对方略:1.重视实践，从创新过程中探索学科的独立性;2.开阔视角，从学科发展中拓展理论的创新性;3.严格规范，从学风建设中追求成果的质量性;4.建设梯队，从培养机制中提升人才的层次性。研究认为，必须用科学的发展观指导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才能体现理论体系的科学性、体系性与实践性。
当前，体育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研究呈现研究视角广泛，研究方法新颖，研究成果剧增的兴盛的局面，但又呈现出研究对象、研究领域、研究成果的“混沌”状态。体育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研究如何走出这一“矛盾”阶段，对进一步深人理解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目标与内涵，构建体育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体系，充分发挥体育社会科学的功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分析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现状的基础上，简要阐释影响体育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研究的主要因素，并提出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对策。
1对我国现行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状况的解读
1.1学科门类的交叉性
体育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中各门学科通过加强多学科的渗透与融合，促进本学科发展，已成为社会科学学科发展的一种趋势。诸如:哲学与历史学与文化学与政治学*体育史学与奥林匹克学、教育学与教学论与课程论、学校体育学与竞技教育学、社会学与文化学与经济学与管理学、体育社会学、社会学与管理学与行政学体育管理学等等。运用多学科融合的优势互补，重视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从而加强学科间的整合。然而，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在多学科融合的过程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多门学科与相邻学科内容“重叠”的现状，缺乏学科体系性与独立性的问题，如《学校体育学》与《体育教学论》与《体育课程与教学论》与《体育教育学》等学科课程，都包涵着体育过程、体育教学目标、体育教学设计等内容。甚至在性质不同、名称不详的体育社会学科中存在内容体系雷同的问题。如:《体育经济学》与《体育产业学》、《体育市场营销学》等学科的内容都有相当比例的“重叠”。再如:《社会体育学》、《体育社会学》学科名称既相似又有区别，但就所涉及的内容同样存在“重叠”现象。这一现状反映在一定范围和特定条件下，多学科“融合”作用容易导致各门学科设置缺乏学科自身发展的结构牲与主体性，“有些研究有牵强附会，生搬硬套之嫌”。如果长期保持这种学科之间的“混沌”与“模糊”状态，便会影响到体育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发展与成熟。
1.2学科研究的引领性
作者查阅并粗略统计了2005—2008年被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的以“体育社会科学”、“奥运”、“社会体育”、“体育管理”、“体育心理”、“体育哲学”、“学校体育”、“体育伦理”、“体育美学”、“体育社会学”、“体育人文”为题名的部分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文献。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属于宏观理论研究的课题较少，尤其是缺乏高瞻远瞩的、整体性的、战略性的、规划性的、具有全局指导意义的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成果。体育学者们“似乎已经习惯了宏观研究是政府决策部门的事，学校只能进行微观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容易形成比较重视体育社会科学某一理论与实践的微观研究，最多只能上升到中观研究的空间，客观上反映出忽视体育社会科学宏观研究的倾向，以导致在一定程度上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引领”作用不够明显与突出，有待形成目标明确、方法科学、内容实际的理论体系，以指导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发展。
1.3研究质量的波动性
体育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成果数量剧增，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前“在很多情况下，无论对个人还是群体的研究成果的估价，用的都是数量语言叫。就高校而言，申报体育类硕士点与博士点、重点学科、各级研究基地等都应有核心期刊代表作、学术专著与各级科研项目数量上的要求。就个人而言，国内各高校对体育教师个人学术成果也有数量上的要求。上述要求虽然反映了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数量语言，“但这并未根本改变语言的数量特征”，更不能全面反映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质量。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数量在不断增加，但客观上也存在着研究成果质量不高的问题。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中属于一般描述性、简单整合的研究“文体”占有相当比例。能够运用哲学、系统科学、逻辑学、文化学等的理论与方法，从深层次与不同视角分析与研究体育社会科学发展基本规律的研究成果十分匾乏。追求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是体育社会科学发展水平的根本体现。如果单纯追求数量的增长，而忽视质量的提升，其结果只能是数量越多，质量越低，产生伪劣作品多的可能性就越大。
2影响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主要因素分析
2.1人才队伍
“研究质量是人才质量的标志和反映。体育社会科学研究质量的提高，关键是要有高水平的研究人才’。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人才队伍单从数量上看，应该说是比较庞大的，如大中小学体育教师中绝大多数是从事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但也应看到“精英”队伍建设存在很大的缺陷，主要表现为各级政府对体育社会科学人才培养不够重视，培养制度不完善;体育社会科学学科“领军”人物不多，许多具有“知名”头衔的“高级”人才的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不多，在国内影响力不大;硕士点、博士点培养机制的问题间接导致优秀体育研究人才不能脱颖而出;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存在近亲繁殖现象等等。反映出当前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人才队伍整体水平函待提升的现实。这种现象长期发展下去，将影响到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人才质量的提升，将影响到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水平。
2.2实践研究
关于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实践的问题，是关系到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是否具有科学性与研究价值的问题，目前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较大的误区。“所谓研究体育实践就是运动技术教学实践活动，就是在运动场上进行的各种身体练习活动。所谓研究体育实践，就是了解情况，收集一些事实资料而已。所谓体育实践研究，就是按照个人的主观意图让别人填写调查表”等等。上述对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实践的认知具有很大的局限。不可否认，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实践，涵盖上述实践活动，但就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对象、内容、组织、方法与手段而言，已经远远超过上述研究体育的实践活动。“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坚持真理的实践标准，要着力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要根据实践的需要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设，同时，更好地发挥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干扰，体育社会科学实践研究还未受到重视，“距离”主体的人甚远，只是在体育书本或相邻学科的教科书中寻找体育实践的“答案”，造成很多体育社会科学研究课题的深度与质量不高，普遍存在低水平重复的现象。
2.3智慧层次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水平必须依靠学者个体的哲学智慧的功底与科学思维能力，两者的有机结合，可以促使研究过程的“优化”，更加精确地反映研究结果与结论的可靠性、准确性。在体育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许多学者比较注重体育经验知识的运用，比较注重综合知识与交叉学科知识的运用，比较注重体育知识的“接受”与“整合”，因而在科学知识体系的框架下，出现了许多体育社会科学中的“体育十某某学”二“体育某某学”、“某某学十体育”二“某某体育学”，不断地重复进行己经确定了的知识体系重新组合。在某种程度上凸现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缺乏“反思”，缺乏由体育“客观事物”抽象出来的理论或“思想”。以至出现许多“形而上学”的体育社会科学理论观点，如“体育人文社会科学二体育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体育社会学=社区体育”、“竞技体育与学校体育是对立的关系”等等，反映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缺少哲学智慧的引导，习惯用知识范畴下的“线性”思维方式去理解我国体育社会科学发展中的许多复杂问题，容易受到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干扰。
2.4利益追求
所谓“利益追求”，反映到体育学术界，也就是为获取物质资料而进行的各种生存活动。这种生存活动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如职称评聘、人事分配、成果评奖、晋升导师、学科建设、学位评审、项目申报、工作调动、年终评优等，无不与科研成果的“数量”、“质量”有关。绝大多数的体育科研院所与高等院校对体育专家、学者和体育教师都有科研业绩要求，普遍实行数目量化管理。规定不同职称的论文篇数，发表“层次”，并将篇数“赋值”，发表篇数越多，论著字数越多，得分越高，奖金越多;“层次”越高，得分越高，奖金越多。“层次”不同，“赋值”不同，得分不同，获得的“利益”不同。学术界盛行的个人“利益”与本位“利益”的作用，助长了盲目追求数量与速度，轻视质量与效益的急功近利的、浮躁的学风，甚至导致学术腐败的产生。体育界学术腐败现象的滋生，与社会的整个学风和道德规范有着密切的联系，与个体在社会环境所处的地位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当前，社会对体育学术成果价值评价导向的功利性超越了实用性、教育性与社会性，而这种实质性的转变所产生的“效应”，在某种程度上对追求功利的少数的社会地位相对较高的学术个体与群体容易产生负面影响，甚至造成为了个人利益、小群体利益、本位利益，不惜败坏体育学风与学术道德的事件时有发生，严重污染了体育学术环境。
2.5学术环境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期望营造一种宽松、健康和谐的学术氛围，需要营造有利于学者主体作用发挥的环境。优化体育学术环境对广大的体育工作者努力从事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具有十会积极的意义。然而，缺乏健康学风的问题仍然是比较突出的问题，体育学术“垄断”现象比较普遍，例如各级体育课题申报中“行政”干扰所产生负作用的辐射，使得体育学术“行政化”的倾向占领上风。这种“行政化”的体育学术氛围所造成的结果，必然是体育学术规范体制功能的逐渐削弱，不利于优良“文风”与“学风”的塑造，长期下去，便容易产生体育学术腐败的土壤。再如体育学术评价中的非理性化倾向，“由于公正、认真的学术评价被人为地引入到复杂的人际关系领域，偏离了正常的学术评价的轨道”。再如学术霸权现象，“就几个人搞学术统治，他们的研究左右着整个学术领域，使其他人没有发展空间”。这种学术“垄断”现象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极大，严重挫伤了广大体育工作者从事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3促进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研究的具体方略
3.1重视实践，从创新过程中探索学科的独立性
3.1.1拓展体育社会科学实践领域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是一种特殊的实践活动，它与其它的实践活动之间具有一定的联系，“最终保证理论与社会互动的意义是实践”，通过设计、调查、模拟、体验、运动、测量、实验等实践活动形式，获得各种体育研究素材，并对各种体育社会现象进行分析、综合、归纳、判断、推理等研究。一方面要加强现有体育社会学科的实践活动，促进各学科深人发展，避免学科之间和个体学科内容的过多交叉与重复，逐步完善学科理论与实践的独立体系;另一方面进一步拓展体育社会科学的实践领域，如:国际体育、奥运经济、区域体育经济、体育文学、老龄社会体育、农村体育发展等。通过体育学科系统理论之间的互动，获得新的研究视角，促进体育学科理论的“生成”与创新，保持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具有独立性的特质。
3.1.2倡导体育社会科学实证研究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提并不是事实的本身，而是事实所蕴含的无法得到解释的问题。现实中对各种体育社会现象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思想方法、不同实践标准进行解释，很容易产生于体育事实本身相背离的或者相互矛盾的结论，这种研究由于主观意识性较强，人为的因素较多，其研究结果大都缺乏说服力。因此，需要把自然科学研究中常用多种实证研究方法，运用于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有关领域，通过脚踏实际的努力，获得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这对描述体育事实的真实性与精确性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体育社会科学中各门学科在加强实证研究的过程中，要主动获得符合完善自身理论体系的信息与技术，探索与促进某一学科理论体系的建立与发展。
3.1.3加强体育社会科学实验室建设
加强体育社会科学实验室建设，运用电子计算机、网络设计与交互、微缩与传真设备、录像与电视，建立具有文献复制、数据分析、体育技术、体育语言等功能的实验室。通过理性认识与实践探索把文字、声像、信息、数据处理成图形化、数据化，并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得出符合实际的、精确的和比较全面的结论。体育社会科学实验室建设是一项基础性、经济性和科学性很强的综合性工作，必须通过加强实验室的管理，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提高实验室的师资队伍质量，充分利用实验室现有资源，提高利用率，促进实践研究的深化，把体育社会科学实践研究提升到新的水平。
3.2开阔视角，从学科发展中拓展理论的创新性
3.2.1重视体育社会科学学科理论批判
体育社会科学学科发展研究应该重视对各门学科自身理论与知识体系的批判，因为体育社会科学学科理论并不是永恒不变的绝对真理，其理论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以及价值取向并非都是具有中立性的，容易受到人为的、主观的、利益的与权力的制约，容易受到社会体制、社会组织、社会文化、社会教育、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思想影响及其控制作用的约束。开展对体育社会科学学科理论的“他批判”与“自批判”，一方面有利于分辩体育社会科学学科理论与知识体系的真伪，阐明其本位功能;另一方面有利于对批判的理论进行检验与反思，促进体育社会科学学科理论的创新。
3.2.2定位体育社会科学实践理论导向
体育社会科学的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应以实践理论为导向，要用发展的、全局的、战略的眼光，分析体育领域中的各种问题。体育社会科学的实践理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理论内容，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社会科学指导作用的渗透，体育社会科学的实践理论处于不断变化与发展之中，形成语言层面的实践理论与指导现实过程的实践理论相结合的动态系统。确立以体育社会科学实践为视角的认识观，阐明体育社会科学实践活动是人的存在方式，并在此基础之上为个人与社会提供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与实践方法。只有在充分发挥宏观研究的导向作用与微观研究的具体作用的基础之上，才能为体育社会科学理论与知识体系的创新奠定坚实的实践理论基础。
3.2.3挖掘体育社会科学系统理论智慧
开发与利用体育社会科学系统理论智慧，进行体育社会科学知识资本扩张与智慧教育，为更有效地进行体育社会科学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奠定理论基础。体育社会科学的发展具有自身的理论体系，其科学性、指导性需要经过严密的、科学的逻辑推理和证明过程，才能形成有价值的、系统的、超越的、能动的理论体系。通过建立学科整合、体系构建、理论创新，促进体育社会科学系统理论的智慧进化与智慧更新。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应以正确的发展观、价值观、实践观为指导，站在宏观研究的角度，从微观人手研究体育社会科学系统理论的功能，正确认识体育社会科学的本质、规律与发展趋势。
3.3严格规范，从学风建设中追求成果的质量
3.3.1坚持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应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断推动学术进步。勇于学术创新，努力创造先进文化，积极弘扬科学精神、精神与民族精神。从学风建设上可以通过体育社会科学知识传递和积累的制度约束，展现个体与群体行为示范，鼓励体育学术创新。
3.3.2形成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个性特色
所谓个性特色就是和别人不相同的、具有自身独特性的、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从主体出发有个体研究、小群体研究、团队研究等多种形式，然而无论何种形式的研究，都应该形成自身的研究特色和特点。必须依靠自身的体育社会科学某一领域研究的相对优势，敢于探索别人未涉足研究的领域，生产具有个性特色的体育学术精品，凸现体育精品的学术地位，推动体育社会科学的发展研究向高层次方向转变。
3.3.3打造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学术精品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必须树立学术精品意识，通过体育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创新，打造一批精品，占领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沿，形成学科优势。“学术创新，可以打造学术精品;打造学术精品，又可以推动学术创新”。创新是学术精品的“灵魂”，要学会运用各种思维方式，潜心钻研，推陈出新，敢于超越，提出体育社会科学发展的新理论与新方法。只要把学术创新贯穿于研究的全过程之中，就可以出现《体育人文社会学概论》、《奥林匹克学》、《体育基本理论教程》等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精品。
3.4建设梯队，从培养机制中提升人才的层次性
3.4.1制定体育社会科学人才战略规划
体育社会科学“要牢固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充分发挥人才资源开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战略性、决定性作用。”要繁荣发展体育社会科学，就必须提升体育社会科学研究队伍的整体水平。各级体育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各级体育行政部门、社会体育机构要把体育社会科学人才培养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应该制定相应的人才战略规划，包括培养目标、培养数量、培养层次、培养梯队、培养机制、培养评价等。
3.4.2优化体育社会科学人才培养机制
从体育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需要出发，重视培养中青年优秀研究人才。通过体育社会学硕士点与博士点建设、体育社会学研究基地建设、体育社会学重点学科建设，形成合理的体育社会科学人才学术梯队，通过培养体育重点学科带头人、体育学术带头人、后备体育学术带头人、体育学术骨于、青年体育学术优秀人员，形成合理的体育社会科学人才梯队结构。注重体育社会科学人才培养机制的创新，优化人才资源配置;建立公平竞争机制;建立健全人才的管理制度;建立体育社会科学科研成果的评价体系;加强体育社会科学人才的档案建设。
3.4.3营造体育社会科学人才培养环境
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性篇4
论文摘要:近些年来，随着体育的快速发展，体育人文社会学科获得了重要的发展契机，其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目前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建设已经初具规模，但是还存在很多的问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
1、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性质及研究内容
1.1研究对象与性质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尚未明确地提出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学科体系、理论体系和研究内容。而这些问题对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健康发展和学科建设是尤为重要的。根据对目前国内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成果的总结，笔者认为，体育人文社会学是以体育现象及其发展规律以及本领域中的各种关系为研究对象的人文和社会学科的总称。它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角度来研究体育现象，涉及到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哲学，政治学，历史学，伦理学，美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并交叉形成体育社会学，体育经济学，体育管理学，体育法学，体育哲学，体育政治学，体育史学，体育伦理学，体育美学，运动心理学等等学科。所以体育人文社会学实际上是一类十分庞杂的旨在关注和考察体育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学科群，是由许多学科交叉组成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边缘学科群。而且随着社会和体育的进一步发展，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科研究内容还会有所增加和深人。
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性质既有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又有研究方法的研究。从宏观和整体上探讨体育社会现象和体育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用实践和理论手段开辟和探索体育运动的未知领域，解释和说明体育现象，预见其产生和发展变化，解释体育活动各种基本形态和规律，增进对体育的认识，为体育研究提供一般原理性的指导理论等属于基础理论的研究。对体育基础理论科学如何直接应用于体育活动实践，解释不同对象本身的特殊规律，为体育的各种活动提供多样的、实用的原理和方法的研究以及对体育改革与发展进行战略研究，为国家制定体育事业改革与发展的目标、任务、方针、政策和措施提供依据，则属于应用研究。而对于体育研究方法的探讨则属于研究方法的研究。
1.2研究内容
1.2.1体育概论体育概论从宏观上、整体上研究体育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其任务是论述关于体育这一社会文化现象的基本原理，解释体育与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关系，阐明体育的本质、特征、功能价值以及体育的目的、任务和实现体育任务的原则和途径。
1.2.2体育哲学研究体育哲学是以一定哲学观点研究体育实践与体育科学技术发展中带根本性的问题和矛盾运动的一般规律性以及有关体育运动的认识论与方法论问题的学科。主要研究内容有:关于体育哲学学科的主要内容问题;关于现代体育科学的体系结构问题;关于人体观、健康观的历史发展及对体育的意义问题;关于中国传统哲学与体育的研究;关于体育与价值体系的研究;关于现代社会大体育观的研究;关于体育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关于体育热点与难点问题的研究;关于哲学在体育史及中的应用方面的研究等。
1.2.3社会体育学研究社会体育学在我国习惯上被称为群众体育学，是随着体育运动实践的发展，尤其是以健身和娱乐为目的的群众性体育活动的蓬勃发展兴起而形成的一门新兴学科，它主要探讨各种群众性体育活动及其组织管理过程的规律。社会体育学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现代社会与社会体育的关系;身体锻炼的科学化研究;不同社会体育对象与群体的研究;不同社会体育领域特征的研究等。
1.2.4学校体育学研究学校体育学是研究学校体育现象、本质、规律及其管理的一门学科，它是兼有基础理论、并侧重指导全国各级各类普通学校体育工作的以应用为主的学科。其基本的研究内容可分为四个部分:(1)研究学校体育本质，包括产生与发展;与学校德育、智育的关系;与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的关系;学校体育内部各项工作的相互关系;学校体育的目的与任务等;(2)研究学校体育的构成与实施问题。包括体育课教学;课外体育锻炼;课余体育训练;运动竟赛以及校外体育;(3)研究学校体育管理与评价。包括系统整体管理与评价和各分项管理与评价。(4)研究学校体育条件。包括体育师资，场地，器材，设施，图书资料，经费以及校园内外的环境等。
1.2.5体育经济学研究体育经济学是运用经济学理论研究体育领域经济现象、经济活动及其规律的学科:它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研究体育与经济的关系及体育事业的经济性质;体育领域的经济活动和经济问题等。
1.2.6体育管理学研究体育管理学是研究体育管理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与体育经济学相比，它主要侧重探讨体育事业优化的、最佳的管理方式和方法，着重于对经济管理中具体问题的对策研究，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体育管理的基础理论研究;体育管理体制研究;竞技体育、学校体育及社会体育管理研究;体育产业的经营与管理研究;系统科学与体育的关系研究;体育发展战略研究等。
1.2.7体育法学研究体育法学是研究体育法律规范和体育法律现象以及他们的发展规律和运行机制的新兴学科。研究内容有:体育法学基本原理的研究:体育法一般理论的研究;体育法制定和实施的研究;体育各领域法规制度的研究;国内外体育法的研究等。
1.2.8体育社会学研究体育社会学是以社会学的理论和观点来研究体育这一社会现象，并试图以研究成果推进体育健康发展的一门应用理论学科，研究领域十分的广泛，从体育与各类社会现象之间的相互作用，到人们的体育价值观念、体育行为;从接近人类极限的竞技体育到儿童的游戏，几乎无所不包，主要内容是:关于体育社会问题的研究;体育文化的研究;体育社会化的研究及各种体育社会组织的研究等。
1.2.9体育史学研究体育史学以体育与运动的全部历史为其研究对象，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体育起源问题;古代体育的哲学和文化特征;各项体育运动史;奥林匹克史;体育思想观念的变迁;体育法制史;体育人物研究;体育考古学;体育史料与文献的研究等等。
1.2.10比较体育研究比较体育是对体育进行跨文化研究的社会学科。它研究的内容主要是世界各国的体育运动管理体制、学校体育、竞技体育、群众体育、体育师资和体育干部的培训、体育科学研究现状等。
1.2.11体育美学研究体育美学是揭示体育美的本质和规律的应用学科，其主要研究内容有:体育美学的学科性质;体育美的本质、特征、分类及形式;体育运动中的真善美;关于人体美、运动美的研究;关于体育美的创造和欣赏;关于体育运动中的审美教育等。
1.2.12体育伦理学研究体育伦理学以体育活动中的道德现象作为研究对象，是以研究体育道德产生、变化、发展规律的应用理论学科。研究主要包括:关于体育道德的本质、体育道德的作用及范畴的研究;关于体育道德教育的研究等。
1.2.13奥林匹克运动奥林匹克研究是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对奥林匹克运动进行研究的体育科学领域。主要研究:奥林匹克运动对现代社会的贡献;运动员的研究;社会环境中的体育运动;体育运动与传播媒介等。
1.2.14运动心理学运动心理学探讨体育运动的心理学基础，研究人在体育运动中心理活动的特点及其规律的一门科学。研究内容包括:人在体育运动中认识活动的特点和规律，情感和意志表现的特点和规律、以及人的个性差异与体育运动的关系;掌握运动知识、形成运动技能的心理规律;运动训练和竞赛过程的心理规律;以及运动竞赛和体育锻炼对人的身心的影响等规律。
2、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建设现状及存在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在各个体育院校陆续开展起来，开设了一些体育人文社会学课程并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比如体育社会学，体育管理学，体育经济学，体育法学，社会体育学，比较体育学等，而且，在这个时期，体育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机构也取得了一些成就，比如20世纪90年代在北京体育大学，天津体育学院，广州体育学院等专门的体育院校成立了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或研究所，与此同时，很多的综合大学的体育院系，比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体育学院也成立了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中心。2001年，国家体育总局审批了5所体育专业学校的体育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和1所非体育专业学校的体育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清华大学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3年，国家体育总局又批准北京大学、北京体育大学、上海大学和沈阳师范大学四所学校为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这些学术研究共同体的建立对于学科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目前国内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相关的学术期刊不仅有各个体育院校的学报的专栏，还有一些专门的刊物比如:《体育文化导刊》、《体育科学》、《体育与科学》、《中国体育科技》等等，为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研究和讨论的平台。
尽管目前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科研和学科的发展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从总体上看，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起步较晚，因此体育人文社会学科建设还很薄弱，存在许多不足，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不断完善和发展。在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中目前存在的问题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学科名称具有模糊性。体育人文社会学是体育人文学科和体育社会学科的总称，但是在名称上往往让人误以为是体育社会学与人文学科的交叉学科。这种学术概念名称的不规范，会在某种程度上引起学科体系划分上的不合理及学科地位定位上的一些混乱，不利于学科的发展和走向成熟。
2)理论研究不足，没有形成自己的比较完善理论体系。目前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重点是借助其他交叉学科的理论对体育现象进行应用性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而对本学科基础理论的研究没有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甚至近乎空白，在形成系统的理论所需要的科学积累上很不充分，对学科的发展极为不利。很多学科，包括体育社会学、体育管理学，体育经济学等比较受关注的学科，其研究，仍然处在简单地用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研究体育社会现象的初步阶段，而且在学科交叉结合上，有些研究有牵强附会、生搬硬套之嫌。
3)体育研究方法的研究非常薄弱。目前对于体育研究方法的研究比较少，体育社会科学还没有比较独立的成体系的研究方法，大多是借助别的学科的研究方法来进行研究，因此必须将普通的研究方法和体育社会现象的独特性相结合形成专门的成体系的体育研究方法。
4)体育人文社会学科属性混乱。按照现在的学科划分.有学者主张体育人文社会学科被分散在哲学类、社会学类、政治理论类、教育学类、经济学类、管理学类、伦理学类、美学类等不同的类别中。这种以知识源流为依据的划分方法，虽然可反映出分支学科与母体学科之间的衍生关系，但它忽视了交叉学科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而另一方面也有一部分的学者(主要集中在体育学术领域)主张，以体育人文及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学科都应属于体育人文社会学，到目前为止，体育人文社会学科的属性仍然没有一个定论。而学科属性的混乱会影响到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整体性的发展。
5)体育人文社会学科高素质研究队伍的缺乏是制约学科发展的关键因素。按照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理论体系与研究内容组建研究队伍，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队伍需要由以下几方面专业训练的研究者组成: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政治学、统计学、教育学、体育学等。体育人文社会学是交叉学科群，从某一个单一学科角度去研究体育学会受到学科局限，不能获得全面、系统地认识。完整理论的形成依赖于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然而目前在体育研究领域不管是哪一学科都普遍缺乏高素质的研究人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受到限制，在二级学科下面很少能进一步专业化，比如体育社会学，在学科的下面就没有再进一步划分出子学科，比如体育社会问题研究等。
6)学科设置有很大的随意性。有些学校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大多数课程是依据师资状况和学校、教师甚至学生的兴趣开设的，缺乏学科整体性和系统性规划，课程的变动性大，因此许多课程的教学和师资质量难以保证.也从而造成了学生知识体系的不完整。
3、思考与建议
针对以上问题，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科在今后的发展中，改革的基本对策为:
1)建立结构合理的组织机构，灵活应讨各方面的功能需要。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术机构，应建立起具有相对独立性、层次分明的教学、研究型的组织机构，且这些机构应具有一种既有普通人文、社会学科理论指导，又有参与体育实践调研活动资格的灵活体制，保证研究的稳定性和延续性。
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性篇5
一、社会科学评价动机的概念及内涵
动机是激励和维持人的行动,并将行动导向某一目标,以满足个体某种需要的内部动因,其产生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内在条件,即需要;二是外在条件,即刺激。从动机理论的角度来看,动机是行为性质和结果的首要决定因素。因此,社会科学评价动机也就是社会科学评价行为的性质和结果的首要决定因素。
社会科学评价主体以一定的评价动机为出发点和目标,对社会科学本身及其实践价值、创新程度、影响力度、社会效益等方面做的价值判断。马克思主义评价主体观认为:现实的人或由人形成的组织是社会科学评价的主体。而角色理论则认为:人的社会角色是人在一定社会背景中所处的地位或所起的作用,以及个体或团体在社会中扮演的社会角色,不同的社会角色决定着由个体或团体人形成的社会科学评价主体在对社会科学评价时的评价动机。
二、社会科学评价主体的角色分类浅析
作为社会科学评价的主体,是从自己所处的角色位置及视角出发,因想达到某种目的而产生相应的评价动机,而对社会科学中某一学科、成果和人才展开评价的活动。因而社会科学评价角色可分为以下几种:
1.管理者角色
社会科学管理者角色包含有政府社科管理部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学术组织等。政府社科管理部门是指各级政府从事社会科学管理的机构及部门,运用科学的管理知识与方法对社会科学实施管理。单位科研管理部门是组织和实施社会科学研究的专门管理机构,可分为高校社科处或科研处、各级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机构以及社会团体。这些部门有些属于官方、半官方或民间机构性质,但无论属何种性质,都是以社会科学研究为主题的管理机构。
2.学术共同体
就某一学科来说,有着共同学术研究目标、专门学术训练,以学术研究为职业、大体自治的学者组成的群众团体。即“一群志同道合的学者,遵守共同的道德规范,相互尊重、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推动学术的发展,从而形成的群体。按马克斯?韦伯的说法,学术共同体的成员,必须‘以学术为志业’,在这里,科学成为了一种存在方式,一种人生态度,甚至是一种精神境界”。学术共同体的评价对同一学科领域来说,具有一定的学术权威性。是为从事某一项社会科学研究而组成的一种临时性、松散型的学术组织,如从事某一项科研课题而成立的课题组、评审组和鉴定组等。
3.研究者角色
从社会科学研究者角色来看,可以分为个体和团体研究者。个体研究者是以个人为研究主体,通常是一些对社会科学有着很深造诣的学科专家、学者或科研爱好者。随着社会科学的进步与发展,其分类也越来越细,社会科学各大学科之间已经呈现出交叉与融合的局面,这种由个体单独进行研究已很少见了,更多的是以研究团队的形式、集合众人研究力量进行集体攻克,比如社会科学项目研究组、学科研究中心等等。
4.运用者角色
运用者是指运用社会科学知识、规律及成果,影响和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一般由个人、团体、部门和组织等构成。社会科学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比如教师通过运用教育科学的最新成果为提高教学质量服务;政府管理部门采纳有价值的社会科学成果调整国民经济计划与宏观决策。
5.受用者角色
社会科学受用者是指社会科学作用的对象或社会科学产生效果的享用者、承受者和直接感受者。如一个社会科学项目研究的成果或研究报告,可能会对政府的宏观决策产生影响,那么被政府采用而推动社会的发展,最明显的受用者就是社会大众。当然从社会科学受用者的概念和特征来看,政府决策部门和社会成员都充当着社会科学成果的受用者。如南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研制的“CSSCi”引文索引,被政府有关部门、社科管理机构、高校科研管理部门及科研工作者广泛认可并采用。
6.旁观者角色
由于每一项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运用所产生效果不同,在一定的社会区域或群体范围之内受影响,而在这个区域和范围以外的个体或群体就是旁观者。在社会科学成果运用评价时,往往是第三方或中介机构身份充当社会科学评价主体,由于这些旁观者与所要评价的客体之间没有利益相关,往往能够保持中立的评价观点、遵循社会科学知识和规律本身,能做出有效中肯的评价。
三、不同角色的社会科学评价动机探讨
社会科学评价动机是满足社会科学成果评奖与鉴定、项目评审与立项、人才与职称评定以及对科研业绩进行考核等需要的内部动因,社会科学评价主体的角色不同其评价动机是不同的。
1.管理者评价动机
社会科学管理者作为科学研究的主力军和评价主体,应根据本单位自身的性质、学科特点和定位,制定不同的社会科学评价标准和指标体系,其对客体评价的主要动机是:通过对客体的价值判断,让社会科学的学科研究、社会科学人才评选、社会科学成果推广应用能更好地推动社会科学的繁荣与发展。因评价主体各自角色背景不同,所起的作用与观察视角不同,因而在评价动机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别。
对社会科学管理部门的管理者其评价动机来说,首先,是要对社会科学发展的方向起导向作用,一般带有较为明显的阶级利益属性。比如对制定国家政策法律评价其合不合理时,出发点必定会首先考虑是否有利于其管理者利益的保护;其次,在对社会科学人才评价时,把是否具备相应的社会科学研究能力、获得一定影响力的社科成果作为人才评价的标准,其出发点就是发现、挖掘社会科学专门人才,为政府管理部门发展社会科学服务;最后,是要使社会科学能够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作为管理者兼评价者的双重身份,其动机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阶级利益背景,但如何满足社会发展进步的出发点是绝不能缺少的。
科研机构评价社会科学的动机是社会科学固有属性与社会属性并重。首先,通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申报、审核、结题鉴定,以及制定修改科研管理制度等方式,来实现对社会科学研究的管理;其次,以挖掘和发现社会科学研究人才为目的的评价,比如为评选各级“优秀社科专家”、“121人才”等活动而制定的评价制度、标准及奖励政策等;再次,以建言献策为评价目的,广泛征集社会公众对国家重大改革政策与方案出台的听证调研;最后,通过评价的导向、激励和诊断功能推动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目的。
2.学术共同体评价动机
学术共同体的评价是国际通行的同行评议的一种新表述,“由于同一领域或相近领域的研究者熟知该领域的学科发展概况和学术思想,并且遵循的是同一套研究范式,因此他们比外行人更清楚某人或某成果在学术上所达到的高度以及应用前景”。学术共同体评价社会科学的动机是以社会科学固有属性为基础,兼顾其社会属性,通过评价诊断功能发现研究中的具体问题,通过评价的激励功能促使研究人员朝预定的目标努力,通过评价的导向功能使研究者明确研究的价值,从而达到推动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有序、有效进行的目的。不同的研究领域存在着不同的学术共同体,而一个发展成熟、有一定影响力的学术共同体,都有成熟的思想理论和学术阵地,比如办了内部或公开出版的报刊、期刊等。学术共同体内部成员大多是一些学有所长的学科专家,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研究、追求、探索学术问题。“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其成员彼此间是存在交流、合作和依赖的关系,通过参与学术共同体的活动,能得到某种物质或精神上的满足的”。
3.研究者评价动机
研究者的评价动机是以社会科学固有属性为主,并结合其社会属性。首先,是要有利于选择社会科学研究方向,以社科课题研究为例,研究者的首要任务就是通过文献的阅读、社会调查等方式实现社会科学研究的现象解析、问题剖析、需求分析,进而选择研究方向和主题;其次,是要有利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正确开展,社会科学研究的过程是一个在失败中寻找成功,在错误中寻找正确的螺旋前进过程,在这个可能不断产生错误研究结果,不断出现研究方向偏差的过程中,需要评价的诊断、导向功能来保证研究的正确开展并保持正确的研究方向;最后,是要符合社会科学发展内在规律、符合社会发展规律、适合于推广应用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社会科学研究者研究的现象是社会现象,要解决的问题是社会问题,因而研究者的评价目的就是要保证所得出的研究成果符合社会科学本身,满足社会发展规律,实现推动社会进步的要求,否则社会科学研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4.运用者评价动机
运用者评价的动机主要是通过评价,发现运用社会科学知识和成果认识和改造社会过程中知识、方法、过程和效果方面的利弊。因而评价首先是要有利于发现社会科学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包括知识是否存在缺陷、方法是否存在无效、过程是否存在不当,效果是否存在欠佳等等;其次是要有利于提高社会科学的可操作性和应用性,尽管相比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可操作性不是那么明显,然而社会科学在运用的过程中,依然不缺乏可操作性的需求,比如经济学中的经济调节方法,教育学中的教学模式、教学方法,管理学中的组织程序等等。同时,社会科学最终的目的是要应用到社会中指导社会的管理、发展和进步;最后是要有利于推动社会科学的进步和发展,社会科学运用的知识、方法、过程等本身也是社会科学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社会科学运用者的评价,达到发现并改进社会科学运用过程中的问题和不足,促进社会科学更加完善的目的。
5.受用者评价动机
受用者评价的动机主要是通过他们评价、判断社会科学及其成果的运用是否能够有效地满足受用者的需求,以此来推动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因而评价首先是要有利于社会管理者、研究者、运用者获取社会需求,受用者所反映的问题就是最直接的社会需求,受用者越广泛,社会需求就越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也就越具有研究解决的必要;其次是要有利于引导和推动社会科学朝着能够满足受用者需求的方向发展,社会科学存在的实践意义就是在于能够满足受用者的需求,而受用者的需求一般来讲也就是社会科学发展的方向;再次是要有利于选择正确合适的社会科学成果面向正确合适的对象进行运用,任何社会科学及其成果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社会科学及其成果只有面向合适的对象运用时才能发挥其最大效用性,而一般的参考标准就是受用者的需求及评价;最后是要有利于判断社会科学及其成果的价值,形成更普遍意义上的社会科学成果。社会科学成果的价值由对社会科学受用者的效用性来体现,对受用者有益、有效的作用效果越大,社会科学及其成果价值就越大,而受用者作用的范围越广,则社会科学成果越具有普遍意义。
6.旁观者评价动机
旁观者一般由属于社会科学系统组成以外、不受社会科学系统影响的第三方人员或群体组成,旁观者的形成取决于社会科学及其研究、运用所作用的范围,由于其中立者的身份,与评价的主体和客体之间没有核心的利益关系,因而其评价动机和评价结果更具有客观性。旁观者一般是受社会科学研究系统里的角色主体邀请而开展评价活动,因而其评价动机根据邀请对象要求的不同而有所侧重和不同。总的来说旁观者的评价动机是协助或帮助邀请者更加客观地对社会科学本身、社会科学运用于社会管理、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等内容进行评价,并通过评价以更加客观的立场去发现、研究、解决社会科学本身及其应用过程中的问题,挖掘社会科学人才进行社会科学研究及社会管理,判断社会科学知识及其成果的价值,推广社会科学知识及其成果的应用,提高社会科学及其成果应用的效用性、引导社会科学及其研究的发展方向,推动社会科学的进步和发展等。
由于对社会科学观察的视角、视野及所处的角色不同,受用者和旁观者的评价能反映一定的民意,研究者和运用者的评价能反映一定的水平,管理者和学术共同体的评价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学术性。只有将多主体的评价相结合,才可以相互印证、相互补充和相互完善,形成全面、公正、准确的评价结果。假若由政府机构来垄断社科评价,极容易导致过度“行政化”而产生学术腐败,这不利于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因此,社会科学评价活动能否具有公信力,必须制定一套科学的评价机制,接受社会舆论的监督和批评,以防范评价主体在评价活动中道德出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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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性篇6
【关键词】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
【正文】
传统的科学哲学主要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研究科学的，并且取得了累累硕果。但是，仅仅从这个角度来研究科学显然是不够的。科学也是一种社会系统或社会体制，并且科学知识本身同社会条件也的确存在着某种联系，因此，还需要对科学进行社会学的研究。近些年来，随着元科学研究的不断进展，人们越来越发现传统的科学哲学的定位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以致想要在原有的基础上作深入研究，感到困难重重。而另一方面，由于科学社会学与科学哲学相比起步较晚，加上其独特的研究视角和诱人的应用前景，使得科学社会学研究正方兴未艾。尤其是随着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大有从科学哲学走向科学社会学的趋势。本文对元科学研究的这一发展趋向作了评析，认为：（1）传统的科学哲学的定位最突出的局限性之一，在于难以将社会历史的观点贯彻到底；（2）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克服科学哲学的这种局限性，从而促进其深入发展，而且也为整个元科学的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3）科学社会学（特别是科学知识社会学）也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并不能取代科学哲学对科学内容本身作深层的研究。
一、传统的科学哲学的定位及其局限性
尽管关于什么是科学哲学这个问题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但是，一般说来，人们基本上还是倾向于将传统的科学哲学定位于作为一级学科的哲学下面的一门二级学科。更确切地说，科学哲学的研究范围基本上局限在认识论或方法论的领域内，并且把它所研究的认识论或方法论几乎等同于“科学的逻辑”。这在约翰·洛西所写的《科学哲学历史导论》一书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他将《科学哲学历史导论》写成了“科学方法观点发展的历史概要”。在他看来，科学哲学主要探索下列问题：（1）哪些特征把科学研究与其他类型的研究区分开？（2）科学家在研究自然时应遵循哪些程序？（3）正确的科学解释必须满足哪些条件？（4）科学定律和原理的认识地位是什么？因此，科学哲学要比科学本身的实践站得更高：科学从事的是对事实进行解释，而科学哲学的主题是研究各门科学的程序和结构以及科学解释的逻辑。（［1］，p.2）值得注意的是，约翰·洛西将逻辑实证主义和波普学派及其以前的科学哲学看作是“正统的”科学哲学，而将库恩、拉卡托斯、劳丹、费耶阿本德等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看作是“非正统的”科学哲学。
约翰·洛西所谓的“正统的”科学哲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静态地、非历史地研究科学。似乎科学存在着一种超历史的结构或方法论规则，而科学哲学可以站在科学之上，运用超历史的元科学概念，揭示科学的程序、结构或科学解释的逻辑。二是主张对科学进行纯粹的理性重建，完全排除各种非理性因素。他们将科学认识论或方法论加以高度逻辑化和形式化，从而将逻辑理性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对各种非理性因素的考虑则到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三是纯粹局限在认识论范围内研究科学，完全忽视了社会学的因素，似乎科学只是个别科学家从事的工作，而不是一项集体的或社会的事业。
应当肯定，传统的科学哲学关于科学理论结构的分析，关于科学方法的合理重建以及对若干元科学概念的逻辑分析等等，对于推进和深化科学认识论乃至整个哲学的研究，无疑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尤其是由于他们对于分析、还原和逻辑方法的强调和运用，使得科学哲学几乎成了一门与科学研究相类似的相当严格和精密的学科。他们发起的“科学的哲学”运动尽管后来遭到失败，但的确曾经将科学哲学带进了最辉煌的时期，并且深刻地影响着哲学的发展。因此，从历史的观点看，传统的科学哲学如此定位是有积极意义的，无论是对于推进哲学还是科学研究来说，也许都是必要的并且是不可逾越的。
然而，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越来越发现传统的科学哲学定位的局限性和偏颇性；首先，虽然科学哲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科学，但是它本身却应当属于人文学科。因此，它与其它人文学科一样，若是按照传统的科学哲学家的理想，完全排除社会、历史和心理等因素，纯粹用逻辑和理性将科学哲学建构成类似物理学那样的精密学科，显然是不可能的。其次，仅仅从静态的、理性的和认识的角度来研究科学，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这种角度严重地忽视了科学在本质上是社会的这一重要特征：科学家在科学活动中往往并非单独地从事研究，而是需要在某个科学共同体中从事研究；科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公共）性的事业，其中个人的行为要受到社会目标和规范的强烈影响；还有任何基础性的科学研究往往不能脱离社会对技术上的要求等等。
如何克服传统的科学哲学的局限性和偏颇性，将认识因素和社会因素密切地联系起来，更进一步说，如何将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有机地联系起来，在这方面，应当说，托马斯·库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库恩提出的两个著名的概念，即范式概念和科学共同体概念，可以说既是科学哲学又是科学社会学的重要概念。库恩认为，科学哲学的主要问题是解释科学的动态过程，并且首先要弄清楚科学究竟是怎样发展的。在他看来，这种“解释归根到底必然是心理学或社会学的。就是说，必须描述一种价值体系，一种意识形态，同时也必须分析传递和加强这个体系的体制。知道科学家重视什么，我们才有希望了解他们将承担些什么问题，在发生冲突的特殊条件下又将选择什么理论。”（［2］，p.286）由此可见，尽管库恩对科学进步的解释带有严重的相对主义色彩，但是，库恩对于纠正传统的科学哲学片面强调“科学的逻辑”的定位，沟通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科学史和科学心理学的联系，开辟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相结合的研究思路，其贡献是巨大的。
自库恩提出科学革命的理论以后，科学哲学逐渐经历了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的转变。历史主义者们大大超越了传统的科学哲学作为“科学的逻辑”的定位，更多地关注科学的实际发展，试图建立历史的模型，因而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历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领域。他们主张一种与逻辑主义完全不同的方法论，即历史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在本质上是辩证的，要比逻辑主义者所主张的“科学的逻辑”宽阔得多。
然而，尽管历史主义者竭力倡导一种历史方法论，但从整体上来说，他们的哲学仍然没有摆脱分析哲学的基本框架，逻辑主义的色彩依然很浓。也就是说，历史主义者最终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科学哲学的定位并克服其局限性，将社会历史的观点贯彻到底。于是，科学哲学依然困难重重。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关于科学进步的问题。本来，如果真正从这社会历史的观点看，科学进步是不言而喻的。因为首先，社会生产力在不断提高，人们可以利用越来越先进的物质手段从事科学；其次，人们可利用的知识和信息也在不断地丰富和增长；还有，每个时代每个社会的人的智力水平和文化素质也在不断地提高和发展。但是，要想按照原有的科学哲学的定位，在分析哲学的框架内，用纯粹逻辑的观点来解决，科学进步问题却变得极为艰难。正是由于这个缘故，科学哲学家们至今还难以摆脱这样一种两难困境：要么坚持某种超越历史的普遍有效的科学进步标准来说明科学的进步性；要么接受库恩的观点即范式之间是不可通约的，因而否认了科学的进步性。由此可见，要使科学哲学摆脱这种困境，就应当真正突破原有的定位和框架，进一步开拓视野，积极吸取其他元科学研究成果，特别是科学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使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等学科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推动科学哲学乃至整个元科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二、科学社会学的新视野
科学社会学与科学哲学对科学的研究视角有所不同。它们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科学哲学主要地将科学看作是一种认识，往往使用认识论的范畴（如“理论”、“因果性”、“实验”、“假说”等等），对科学侧重于进行方法论或认识论以及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的研究。然而，以默顿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在本质上将科学看作是一种社会体制，将科学的发展过程看作是科学在社会中逐渐体制化的过程。于是，科学社会学往往使用社会学的范畴（如“体制”、“规范”、“分层”、“权威”等等），对科学重点进行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和社会环境等方面的研究。具体地说，科学社会学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为元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第一，与其他社会体制（例如政府、教育等）一样，科学也是一种社会体制。“科学可以被朴素地表达成由许多科学家个人组成的共同体：他们观察自然界，互相讨论他们的发现并且把结果记录在档案中”，“在可能达到的最广泛的范围里，致力于建立观点的合理的一致性。”（［3］，pp.17—18）科学作为一个社会系统，它的正常运行是通过许多公共的或社会的形式来实现的。例如，“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公共机构，如大学里的科系、学术社团及科学杂志，它们致力于各种各样的公共活动，象科学教育，发表科学论文，对有争议的科学问题展开辩论，或者对于著名的发现授予正式的奖赏。在更抽象的形式上，我们注意到了公共性影响，如教育课程的设置、研究传统及研究纲领。每一个科学家都被要求去扮演各种各样的公共角色，如研究生、研究管理人员或知名科学权威，并且受到公共行为规范的制约，如‘普遍性’或‘无私利性’等。”（［3］，p.13）科学社会学（至少是“内部的”科学社会学）将这些公共建制、活动、影响、角色、规范等等看作是“科学的基本要素”，强调“如果不去探求科学家在他们的科学研究过程中，彼此是如何发生联系的，那么就无法理解科学理论的地位，无法理解这些理论当初是怎样被设想出来的。”（［3］，p.13）这就是所谓“内部的”科学社会学的基本思想和出发点。概括地讲，“内部的”科学社会学，按照齐曼的观点，是以科学发现为背景，研究的是科学这种社会体制的内部结构、社会关系及其运行规律。
显然，将科学看作是一种社会体制的研究纲领大大拓展了元科学的研究：首先，拓展了科学哲学和认识论的研究。尽管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也已经触及到用社会历史的观点来看科学，但是，科学哲学在这方面的研究仅仅是纲要性的，并且可以想象在科学哲学的定位和框架下面是很难能将社会历史的观点贯彻到底的，充其量只是在大量历史案例中去寻找科学发展的逻辑。相比之下，科学社会学不仅使这方面的研究成为可能，而且切切实实地推进了这方面研究。例如，科学哲学中提到的“范式”、“科学共同体”等等概念，在科学社会学那里已经不再是一种智力抽象，而转变成为切实的研究对象。至于科学哲学中非常突出的“客观性”、“真理性”和“合理性”等问题，科学社会学则用社会学的术语重新加以阐述。约翰·齐曼甚至提出了“社会学的认识论”的概念。在他看来，“社会学的观点不仅阐明了科学的‘方法’；它也说明了科学认识论的基本问题。”（［3］，p.159）他指出，“代替强调科学的认识方面的哲学透视，也许我们从一开始就应该采取社会学的观点。”（［3］，p.149）这些话可能有些夸张，但是，对科学内部作社会学的研究对于科学哲学来说至少是一种补充和拓展。
其次，开辟了许多关于元科学的新的研究课题及其研究方法。例如，关于科学共同体的研究，关于无形学院的研究，关于科学交流体系的研究，关于科学奖励制度的研究，关于科学家行为模式的研究，关于科学中的社会分层的研究，关于社会中的科学家的角色研究和关于科学评价的体制化研究等等，所有这些课题的研究，对于理解科学内部实际的社会运作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二，更重要的是将科学这种社会体制放到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来探讨，深入研究科学、技术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科学对社会的影响，社会对科学的控制以及科学发展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后果等等。科学社会学并不仅仅局限于从“内部”考察科学，相反，它更强调科学“这种社会建制植根于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完成一定的社会功能，并且和其他体制一样，和法律、宗教、政治权力等等联系在一起。”（［13］，p.163）因此，一方面，科学能够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科学通过技术以巨大的力量导致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生巨大的变化。当然，科学的发展既能强有力地推动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进步，同时也有可能由于不恰当的应用而给社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另一方面，科学又受到社会的巨大影响、制约或控制。从经济的角度看，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对技术上的需求，社会可以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影响、制约或控制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方向；从政治的角度看，国家和政府需要借助科学技术来实现其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外交的目的；从文化的角度看，任何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无法脱离它们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并受到这种文化环境的制约。作用于科学的巨大的社会力量，不仅可以将科学技术看作是一种工具，使它服从于各种社会需要，而且也可以从根本上改变科学的体制及其自身的活动方式。当然，社会对科学的影响、制约或控制也会有双重效应：一是促进科学技术健康发展，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二是也有可能破坏科学、技术和社会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从而给科学与社会带来负面影响。
毫无疑问，将科学这种社会体制放到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来考察，深入研究科学、技术和社会三者之间的社会互动关系，对于元科学研究来说，带有革命性的变化。它的意义在于：
首先，突破了传统的元科学研究的思维框架。一般说来，传统的元科学研究（包括科学哲学、科学心理学、科学史、甚至“内部的”科学社会学）基本上都局限在科学本身的活动范围内进行研究。这种研究方式的缺陷在于，它忽视了十分重要的社会因素，那就是科学正在改变着整个社会，与此同时，社会也在改变着科学。用约翰·齐曼的话来说，“作用于科学的巨大的社会力量，正在使科学自身内部的活动方式变得面目全非，并且这种力量正在向着科学哲学与心理学的核心渗透：而人们常常不能认识到这种情况。”（［3］，p.11）也就是说，如果切断科学与整个社会的联系，即将社会对科学的影响忽略不计，而单纯地研究科学本身，则多少带有某种程度的盲目性。
其次，为多角度全方位地研究科学提供了可能性，传统的元科学研究只是从“内部”研究科学，其视野显然是极为有限的，充其量只是将科学看作一种学术活动，而科学的目的是“为科学而科学”。但是，仅仅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科学是远远不够的。的确，科学是一种条理化的知识体系；它采用了独特的方法；它具有独特的社会结构；它是具有特殊研究才能的人们做出的发现。然而，它更是一种与整个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体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体制；它是一种实现各种社会目标的手段和工具；“它需要物质设备；它是教育的主题；它是文化的资源；它需要被管理；它是人类事务中重要的因素。我们的科学‘模型’，必须把这些相互差异、有时是相互矛盾的方面联系起来，并且统一在一起。”（［3］，p.7）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将科学、技术和社会三者联系起来加以综合研究，才有可能。
再次，开辟了元科学研究从理论走向现实的更广阔的道路。由于对科学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因素的忽视，一般说来，传统的元科学研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理论脱离现实的倾向，它们所建立的各种科学模型充其量只是科学作为学术活动的模型，离科学作为社会体制的现实情况有很大距离。相比之下，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关系的研究更着重于关注科学的社会现实：究竟科学实际上是如何通过技术影响社会的？社会又是如何实际地影响、制约或控制科学技术的发展的？作为一种社会体制的科学在现实社会中的现状是什么？它将如何发展？科学对于现实社会的影响又是什么？有什么正面或负面影响？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对策促进科学、技术与社会三者之间良性互动，既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又推动整个社会的全面进步？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科学社会学的理论问题，也是它所应当解决的现实问题。可以说，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为着重运作的关于科学技术的政策性研究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三、科学知识社会学能否取代科学哲学
很明显，将科学作为一种社会体制来研究的科学社会学同将科学作为一种认识活动来研究的科学哲学两者不仅不是冲突的，而且起着相互补充的作用。然而，本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兴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却对科学哲学提出了严重的挑战。这种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学科定位同原有的科学社会学大为不同，它脱离了以默顿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传统，并不是从社会体制这个角度来研究科学，而是强调要对科学知识本身进行考察，直接研究科学知识的内容与社会因素的关系。这便形成了科学知识社会学与科学哲学两者之间的互相竞争关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爱丁堡学派代表人物提出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蕴含着这样一种倾向，那就是科学知识社会学能够而且应当取代科学哲学，来研究和解释科学知识的内容和性质。这项“强纲领”指出，科学知识本身并不存在绝对的或超验的特性，也不存在诸如合理性、有效性、真理性或客观性这样的特殊本质。所有知识，不管是经验科学中的知识还是数学中的知识，都应当彻底地被当作社会学的研究材料来处理。（［5］，p.3）这无疑是在宣告以研究科学合理性、有效性、真理性或客观性为内容的科学哲学应当终结，关于科学知识的一切应当让位于科学知识社会学来研究。我们认为，这种见解不仅是相当偏颇的，而且也是难以经得起推敲的。
首先，科学知识社会学对科学知识所作的研究充其量只是一个侧面，它根本无法代替科学哲学对科学知识本身作正面的认识论的研究。我们不妨可以看一看戴维·布卢尔在他的《知识和社会建构》一书中对“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的阐述。布卢尔说：“社会学家所关注的知识，包括科学知识，纯粹是作为一种自然现象来看待的。”（［5］，p.5）他认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应当遵循以下四条原则：①知识社会学是研究原因的，即关注那些导致信念或知识状态形成的条件。当然，除了社会原因以外，还存在着其它类型的原因，它们与社会原因一起促使信念形成；②知识社会学公平同等地对待真和假、合理或不合理、成功或失败。这些对立的双方都需要得到解释；③知识社会学的解释风格是对称的。例如，用同样类型的原因来解释正确的信念和不正确的信念；④知识社会学是反身性的，从原则上说，它的解释模式应当适用于社会学本身，否则社会学将是对它自己的理论的反驳。布卢尔将原因、公平、对称和反身性这四条原则称之为是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的定义。（［5］，p.7）由此可见，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是科学知识与社会环境条件以及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并且主要研究的是产生科学知识的社会原因或社会条件。也就是说，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重点并不是科学知识本身。它甚至根本不关心科学知识的真或假、合理或不合理、成功或不成功等等这样一些对科学知识来说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而只是采取一种自然主义的立场，将所有科学知识都一味地同等地看作为“结果”；它将研究重点放到了科学知识的外部，放在社会条件或原因上面，即侧重于研究是什么样的外部的社会条件或原因导致什么样的科学知识的产生。当然，科学知识社会学从这种角度来研究科学知识不能说没有新意，也许是颇有意义的，但是，应当承认这种角度仅仅只是从一个侧面来研究科学知识，而且过多地强调这个侧面显然是不可取的，因为其一，正如约翰·齐曼所批评指出的，“固执的社会学家可能大大地过高估计了社会利益的影响和其它科学以外的考虑”，从而“鼓励从在科学中起片面作用的一系列因素出发的研究，并使之合法化，因而得出非常可疑的结论”；（［3］，p.155）其二，它大大低估甚至否定了科学知识本身发展的内在逻辑等认识因素，而事实上这也是科学知识产生的先决条件之一。毫无疑问，离开了人的认识，社会因素的作用再大，科学知识也无从产生。
其次，科学知识社会学本身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困难和局限性。劳丹认为，“任何认识社会学的解释至少必须给出存在于某个思想家Y的某种信念X与Y的社会状况Z之间的因果关系。（如果社会学的解释具有‘科学的’意义的话）这就要求助于一条普遍的定律，此定律表明，处于Z类状况之中的所有（或大多数的）信仰者都会采取X类信念”。（［6］，p.217）但是，在劳丹看来，尽管作了几十年的研究工作，当代科学知识社会学其解释还是“过于粗糙，远远达不到起码的确切性要求。”（［6］，p.218）除了象劳丹这样的科学哲学家以外，还有象科学社会学家默顿和对知识社会学最有建树的社会学家之一卡尔·曼海姆都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前景表示怀疑。默顿认为，“特定的发现和发明属于内部科学史的范围，并且大量地独立于非纯科学的因素。”（［6］，p.220）而曼海姆则断定说：“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历史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内在的因素。”（［6］，p.220）一般说来，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困难及其局限性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社会条件对科学知识的产生和发展的影响往往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也就是说，在特定的社会条件和特定的科学发现或发明之间不一定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其二，社会条件对科学知识的产生和发展的影响往往从宏观上讲比较说得通，而从微观上分析比较困难。例如，我们可以从当时的工场手工业时期的经济和技术上的需要来说明为什么在近代自然科学的各学科中，发展较快、成熟较早的是经典力学。但是，我们很难说明经典力学中的每一个定律的社会根源是什么。其三，科学知识社会学也许比较适合于那些原始的或经验性很强的科学知识，但很难研究近现代那些理论性或逻辑性较强的科学知识。因为前者离社会现实比较近，或许同社会条件有某种直接的关系；而后者离社会现实比较远并且已经高度数学化。更进一步说，科学知识社会学在科学知识可以用理性解释的范围内似乎没有多大的用武之地。劳丹甚至明确指出，科学知识社会学只能限定“在不合理性假定的框架之内工作”，才有“广阔的天地。”（［6］，p.222）当然，劳丹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范围的限定未免有些绝对，但是，他的确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科学知识社会学所固有的局限性。
最后，用科学知识社会学来代替科学哲学的后果也是不可取的。显然，用科学知识社会学代替科学哲学至少有两个严重的后果：其一，使得对科学知识的研究趋于平面化和表面化。因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将科学知识仅仅看作是一种自然现象，所以，他们不希望、也不可能对科学知识作比“自然现象”更深层次的研究。他们将科学的合理性、有效性、真理性或客观性问题搁置一边的结果是，将科学知识等同于文学知识、道德知识、宗教知识或别的什么知识，使得科学知识完全失去其自身的有别于其它文化知识的特点。这样一来，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在否定科学哲学研究的同时，实质上也否定了他们自己所作的研究，因为既然科学知识同其它别的文化知识没有什么根本区别，那么，科学知识社会学本身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其二，进一步为认识论和文化的相对主义敞开大门。事实上，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并不是拒斥所有的哲学观点。确切地讲，他们认为，默顿学派的局限与不足就是与实证主义哲学的联系，而他们的目的就是在新的哲学观点的支配下，为科学社会学转向科学知识内容的研究作出贡献；并且认为他们的研究可以论证这些新的哲学观点。（［7］，p.228）而这些所谓的新的哲学观点最主要的倾向之一，那就是认识论和文化的相对主义。正如布卢尔所明确承认的，“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依赖于一种相对主义。它采取了可以称之为‘方法论的相对主义’的立场。这种立场体现在早先提出的对称性和反身性两条原则之中。所有的信念（不管它们得到如何评价）都将以同样普遍的方式予以解释。”（［5］，p.158）反之，若要用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结论来论证哲学观点，那么势必强化相对主义的观点：首先，科学哲学中所探讨的“客观性”和“真理性”的概念，在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看来，其真实的含义只不过是“主体间性”，即“许多人的意见一致”。这就是认识论的相对主义观点。其次，正如齐曼指出的，“知识社会学原则的严格应用看来必将导致这样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科学仅仅是在理智领域中许多相互竞争的世界图像当中的一种，而且它并不优越于一个社会团体能够赞同的任何其它的系统方案，例如，赞德人的著名的巫术信念。”（［4］，pp.119—120）这就是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由此可见，如果说费耶阿本德从科学史的个别案例研究中得出认识论和文化相对主义的结论，从而宣告科学哲学的终结的话，那么，这些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则试图以更一般的经验研究来强化费耶阿本德的观点。可是，他们竟没有想到，科学哲学的终结同样也意味着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终结！
【参考文献】
〔1〕约翰·洛西：《科学哲学历史导论》，邱仁宗等译，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年。
〔2〕托马斯·S·库恩：《必要的张力》，纪树立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
〔3〕约翰·齐曼：《元科学导论》，刘＠①jùn＠①jùn等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4〕JohnZiman,ReliableKnowle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8.
〔5〕DavidBloor,KnowledgeandSocialLmagery,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91.
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性篇7
论文摘要：本文运用文献资料、专家访谈等方法，从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框架结构四个方面来分析国内《体育社会学》的研究特点。结果表明:关于“《体育社会学》的学科性质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及研究对象是体育社会现象”的观点已达成一致。
本文以1990年徐隆瑞、梁向阳的《体育社会学》(下文简称1990版),1999年顾渊彦主编的《体育社会学》(下文简称1999版)、卢元镇主编的《体育社会学》(下文简称2003版)为研究对象，从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框架结构四个方面来探讨其学科内容和体系;同时在比较国外相关研究及参阅国内同类文章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中的优势和存在的不足。
1、研究方法
1.1文献资料法:查阅(体育社会学》专著和教材近10部，并通过计算机检索相关文章数篇，这为本文的进一步分析莫定了资料基础。
1.2专家访谈法:对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领域中的10余名教授进行访谈，访谈包括《体育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及研究内容等。
2、研究结果与分析
2.1学科性质。关于(体育社会学》的学科性质，我们来比较三个版本的观点。1990版认为，“体育社会学是一门新兴的社会学分支学科”;2003版认为，“其学科性质是社会学下的一门应用社会学，具有综合研究的性质，具体来说，体育社会学是介于体育科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它既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又是体育科学中的一门基础学科。"1999版的观点是“体育社会学是在社会学的理论基础上产生的。”综上可看出，《体育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一门分支学科，这一说法得到一致的认可。
就国内有关《体育社会学》学科性质的相关文章及资料显示，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观点:①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②是体育科学的一门基础学科;③既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又是体育科学的一门基础学科。
由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关于《体育社会学》学科性质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它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而关于它与体育科学的关系是分支，还是基础，还存在一定的差异，著名学者卢元镇先生认为《体育社会学》是体育科学的基础学科。
2.2研究对象。关于《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有不同的观点。1990版认为“体育社会学是从社会学的理论出发，研究体育的社会性或社会过程的学科，或者说，体育社会学是研究体育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学科。”此处的社会过程和社会性不仅表现在体育活动系统内部，而且还体现在体育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及社会总体的关系上。1999版引用《中国体育社会学》中的观点，认为体育社会学是一门把体育这种文化现象作为一个不断变化的整体，具体可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2003版《体育社会学》中清晰地阐述:“体育社会现象，是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对象。”
综上可以看出，研究者对《体育社会学》研究对象的不同观点，与其对学科性质的不同看法有密切关系。对不同学科性质的看法，决定了不同研究对象的观点。
2.3研究内容。我们对3个版本《体育社会学》研究内容进行了比较分析。在1990版、2003版本中清楚的介绍了研究内容，其中有3个共性的方面，①体育的社会结构、特点及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其中包括整个体育结构及其组织形式的研究;体育与社会现象(包括经济、政治、宗教、教育、文化等)之间的关系等。②体育社会学的理论和体育社会问题。这既包括创建体育社会学理论体系，也包括解决体育中的具体社会问题。研究者通常是把两者结合起来研究，促进理论和实践的双向和谐发展。③不同体育形态的研究(大众体育、学校体育、竞技体育)。据目前的资料来看，对大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的研究较多。大众体育包括大众体育的群体与组织、闲暇与体育、生活方式与体育、影响大众参与体育活动的因素、各种群体的体育等等方面。
由于近来关于社会化的定性研究已经为理解社会体育界和体育参与提供新的、很有洞察力的见解，所以对社会化问题的研究也很关键。体育运动与社会分层的研究，包含的内容也较多，如体育运动中的阶层差异是什么、不同项目之间是否存在活动者的阶层差别及其程度如何等。
西方有关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内容，与我国有相似的地方，同时也存在一些时空及文化差异。随着进一步广泛的交流和发展，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内容将更加具有多元化、包容性和普适性。
2.4框架结构。3个版本《体育社会学》分别有13、15,20章组成，呈逐渐增加的趋势。我们对其章节的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体育社会学》有一些共同之处: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体育社会学学科发展及性质，体育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体育与人的社会化，体育群体与体育组织。随着10多年的社会及体育学科发展，《体育社会学》自身也不断增加新的内容，社区体育、妇女体育、老年人体育、残疾人体育及体育社会问题逐渐受到研究者关注，被纳人到《体育社会学》体系中来。
应该来说，《体育社会学》的框架结构是在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的基础上受其指导而建构形成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学科自身也不断的增加新质，特别是与社会密切相关的体育现象和问题领域。此外，《体育社会学》的框架结构也受特定社会环境、社会制度及不同文化土壤的影响和制约，这一切就决定了《体育社会学》目前的多元化发展。但从相关研究来看，我们仍可发现其中的类似内容，如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体育社会学学科发展及性质、体育的社会问题等方面。
3、结论与建议
3.1本文通过比较国内3版本(体育社会学》，一方面反映了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找出有关学科发展中的相同及相异观点。
3.2(体育社会学》属于社会学的分支学科的学科性质受到了国内外的一致认可。它与体育科学的关系目前仍存在一些不一致的看法。
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性篇8
论文摘要：本文运用文献资料、专家访谈等方法，从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框架结构四个方面来分析国内《体育社会学》的研究特点。结果表明:关于“《体育社会学》的学科性质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及研究对象是体育社会现象”的观点已达成一致。
本文以1990年徐隆瑞、梁向阳的《体育社会学》(下文简称1990版)，1999年顾渊彦主编的《体育社会学》(下文简称1999版)、卢元镇主编的《体育社会学》(下文简称2003版)为研究对象，从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框架结构四个方面来探讨其学科内容和体系;同时在比较国外相关研究及参阅国内同类文章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中的优势和存在的不足。
1、研究方法
1.1文献资料法:查阅(体育社会学》专著和教材近10部，并通过计算机检索相关文章数篇，这为本文的进一步分析莫定了资料基础。
1.2专家访谈法:对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领域中的10余名教授进行访谈，访谈包括《体育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及研究内容等。
2、研究结果与分析
2.1学科性质。关于(体育社会学》的学科性质，我们来比较三个版本的观点。1990版认为，“体育社会学是一门新兴的社会学分支学科”;2003版认为，“其学科性质是社会学下的一门应用社会学，具有综合研究的性质，具体来说，体育社会学是介于体育科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它既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又是体育科学中的一门基础学科。"1999版的观点是“体育社会学是在社会学的理论基础上产生的。”综上可看出，《体育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一门分支学科，这一说法得到一致的认可。
就国内有关《体育社会学》学科性质的相关文章及资料显示，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观点:①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②是体育科学的一门基础学科;③既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又是体育科学的一门基础学科。
由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关于《体育社会学》学科性质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它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而关于它与体育科学的关系是分支，还是基础，还存在一定的差异，著名学者卢元镇先生认为《体育社会学》是体育科学的基础学科。
2.2研究对象。关于《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有不同的观点。1990版认为“体育社会学是从社会学的理论出发，研究体育的社会性或社会过程的学科，或者说，体育社会学是研究体育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学科。”此处的社会过程和社会性不仅表现在体育活动系统内部，而且还体现在体育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及社会总体的关系上。1999版引用《中国体育社会学》中的观点，认为体育社会学是一门把体育这种文化现象作为一个不断变化的整体，具体可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2003版《体育社会学》中清晰地阐述:“体育社会现象，是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对象。”综上可以看出，研究者对《体育社会学》研究对象的不同观点，与其对学科性质的不同看法有密切关系。对不同学科性质的看法，决定了不同研究对象的观点。
2.3研究内容。我们对3个版本《体育社会学》研究内容进行了比较分析。在1990版、2003版本中清楚的介绍了研究内容，其中有3个共性的方面，①体育的社会结构、特点及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其中包括整个体育结构及其组织形式的研究;体育与社会现象(包括经济、政治、宗教、教育、文化等)之间的关系等。②体育社会学的理论和体育社会问题。这既包括创建体育社会学理论体系，也包括解决体育中的具体社会问题。研究者通常是把两者结合起来研究，促进理论和实践的双向和谐发展。③不同体育形态的研究(大众体育、学校体育、竞技体育)。据目前的资料来看，对大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的研究较多。大众体育包括大众体育的群体与组织、闲暇与体育、生活方式与体育、影响大众参与体育活动的因素、各种群体的体育等等方面。
由于近来关于社会化的定性研究已经为理解社会体育界和体育参与提供新的、很有洞察力的见解，所以对社会化问题的研究也很关键。体育运动与社会分层的研究，包含的内容也较多，如体育运动中的阶层差异是什么、不同项目之间是否存在活动者的阶层差别及其程度如何等。
西方有关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内容，与我国有相似的地方，同时也存在一些时空及文化差异。随着进一步广泛的交流和发展，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内容将更加具有多元化、包容性和普适性。
2.4框架结构。3个版本《体育社会学》分别有13、15，20章组成，呈逐渐增加的趋势。我们对其章节的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体育社会学》有一些共同之处: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体育社会学学科发展及性质，体育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体育与人的社会化，体育群体与体育组织。随着10多年的社会及体育学科发展，《体育社会学》自身也不断增加新的内容，社区体育、妇女体育、老年人体育、残疾人体育及体育社会问题逐渐受到研究者关注，被纳人到《体育社会学》体系中来。
应该来说，《体育社会学》的框架结构是在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的基础上受其指导而建构形成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学科自身也不断的增加新质，特别是与社会密切相关的体育现象和问题领域。此外，《体育社会学》的框架结构也受特定社会环境、社会制度及不同文化土壤的影响和制约，这一切就决定了《体育社会学》目前的多元化发展。但从相关研究来看，我们仍可发现其中的类似内容，如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体育社会学学科发展及性质、体育的社会问题等方面。
3、结论与建议
3.1本文通过比较国内3版本(体育社会学》，一方面反映了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找出有关学科发展中的相同及相异观点。
3.2(体育社会学》属于社会学的分支学科的学科性质受到了国内外的一致认可。它与体育科学的关系目前仍存在一些不一致的看法。
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性篇9
一、近现代社会科学的形成与分化
科学技术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整体化（古代）到专业化（近现代）再回到整体化（当代）的发展过程。近代各门实验科学在分化出来以前，是以自然哲学这一整体化的形式存在于哲学的母体之中的；而近现代各门经验社会科学在分化出来以前，则以道德哲学或人文知识的方式存在于哲学的母体之中。可以说，在文艺复兴以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其研究与教学事业是整体化的。
自文艺复兴开始，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各门实验自然科学纷纷从自然哲学的母体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领域。从16世纪开始，人文社会研究也试图以某种方式获得经验确证，从而发展出系统的世俗知识，即开始了社会研究的科学化的努力。但是，近代的经典科学观的一个基本前提是笛卡儿的二元论，即物质与意识、人与自然、物理世界与社会及精神世界的分离。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这两种文化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分界。这一点我们可以从1663年托马斯·胡克为英国皇家学会草拟的章程宗旨中得到清楚的证明。胡克写道：皇家学会要“通过实验手段增进关于自然万物的知识，完善一切手工工艺、制造方法和机械技术，改进各种机器和发明”，学会“无涉于神学、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语法学、修辞学或逻辑学。”
到了上一个世纪之交（18世纪末—19世纪初），各门实验自然科学以及数学已经成熟，并且占据了人类知识领域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自然科学家并不把人文社会知识当作科学，而社会科学家则以自然科学为榜样，为社会知识的科学化（科学的客观性、可证实性、定量化、形式化和精确化等）而努力。
进入19世纪，随着西方工业化、城市化、大学改革和经验研究的成长，社会科学知识的产生逐步变成一种相对自主的、由自己特殊的程序或方法所指导的活动，并逐步建立在系统的经验数据的基础上。在19世纪，社会科学作为了解和控制日益复杂的社会的手段成长起来，先是以统计学和人口统计学的形式，后以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形式确立起来。这一时期社会科学新的且最重要的东西，是理解社会及其问题的程序或方法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即想象的、神秘的、天启的东西让位给科学。这反映了经验的、定量的以及形式化科学方法的成长。这种方法论上的变化，并不仅仅是经验科学发展对经验主义认识论原则的承诺，以及社会研究模仿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研究方式的结果，而且也是人类社会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必然结果。因为社会科学的最终目标是社会问题的解决，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劳动分工的细化带来了更复杂的社会问题及管理问题，国家或政府需要更多、更精确可靠的知识和信息来制定与执行政策、管理社会。因此，新方法的应用不只是为了获得关于社会的客观知识或科学真理，更重要的是统治者要利用这种知识来控制和管理社会。此外，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美大学的复兴与改造也是近现代社会科学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经过改造的大学成为知识创造的主要场所，神学院或被取消，或缩小为一个系；医学院和法学院仍有其重要地位，但局限于特定的专业或职业训练；哲学学院以及分离出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各系科成了知识产生的主要场所。
19世纪50年代到本世纪20年代（有的学者界定为1850—1914年间），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学科（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先后形成了现代社会科学独立的研究框架，并加以制度化，尤其是在大学扎了根。这种进程主要发生在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和美国，因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西方社会科学的大部分经典也就是在这些国家出现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在16世纪后半期到19世纪上半期，人文社会研究没有涉及现代社会科学的主题。相反，有不少现代社会科的核心问题，如国家与法、政治制度、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国际关系、权力问题等已得到了相当充分的研究，人们不仅能在早些时候的马基雅维利、布丹、格老秀斯、配第、重农主义者和启蒙学者的著作中，而且能在19世纪上半期的托克维尔、赫尔德、基佐、费希特、马尔萨斯、李嘉图等人的著作中看到大量的社会科学主题的论述，只不过这些论述很少是在我们今天所说的特定的学科框架中来进行的。
还是让我们简要地叙述一下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学科是如何形成的吧。据说史学是一门在西方最早制度化的社会科学（在我国，人们更多地把史学当作人文科学看待，在西方也有不少学者反对把史学列入社会科学领域之中）。实际上，史学是人类知识最古老的分支之一，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各文明发祥地，遗留下大量的历史典籍，它们所记载的多是民族或国家的过去、尤其是帝王将相的生平活动。19世纪后半期所形成的新史学之所以被看作社会科学，就在于它遵循经验科学的传统或要求，提出用历史的事实来说明理论，或者说从历史事件或现象中概括、归纳出说明历史过程及其内在联系的理论，并用这些事件或事实来检验这种理论。新史学要求经验理论说明各种历史现象的相互关系以及历史过程的规律性，反对旧史学的那种讲述故事的研究方式。
经济学是另一个出现较早的社会科学学科。尽管“经济学”这一名称是19世纪才出现的，但是，经济研究及经济理论在近代成就卓著。在16—18世纪已经出现了政治经济学、统计学、财政学和国家学这样一些学科名称；重农主义、重商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都是现代经济学诞生之前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应该说，这一时期出现的经济研究与政治研究是密不可分的，“政治经济学”、“国家学”、“财政学”这些名称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现代经济学的出现，使政治经济学这种政治与经济的整合研究逐步消失。因为经济学家强调经济行为反映的是个体行为，而不是各种制度，进而又假定了自由放任或自由主义原则；经济学的普遍化假定使经济研究直接面向现实，因而经济史研究被挤到了角落的位置（后面我们将看到，在当代社会科学的整体化发展趋势中，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史的研究复活了）。
社会学的兴起几乎与经济学同步。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拉尔夫·H·特讷在《寻求认同的美国社会学》（载于《当代美国社会科学》）一文中认为，社会学之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想法出现于动荡的19世纪中叶的欧洲。当时，传统的社会在一片革命、反革命和国际战争嘈杂纷乱中瓦解；作为对现实的反应，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提出社会学应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人类社会的相互关系，并提出采用现有科学的实证方法；而另一些学者（包括赫伯特·斯宾塞、乔格·齐美尔、埃米尔·杜克海姆、卡尔·马克思和卡尔·曼海姆等）则奠定了现代社会学的基础。他们与孔德一样，力图将不带偏见的学术性理想，与解决时代主要社会问题的原则这一目的相结合。（注：参看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不过孔德所提倡的社会学与今天的社会学不同，它是一门实证的、综合的、统一的社会科学，是各学科的皇后（社会学在19世纪后半期发展起来之后，如何看待它的研究对象及其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关系，一直是有争论的问题；到了当代，主流观点主张它落脚于市民社会或狭义社会问题，即与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相对的社会问题的研究）
政治学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个正式学科，比经济学和社会学要晚一些（据说迟缓出现的一个原因是法学院不愿放弃对国家及政治领域的垄断）。它的兴起也许可以将哥伦比亚大学设立政治学院（1880年）作为标志。在此之前，政治学的研究已具备了坚实的基础。近代民族国家的生成是政治研究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美国政治学家、行政学家D·沃尔多在《政治学的发展》一文中曾这样来描述近代政治研究的进展：近代政治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范畴，即建立国家体系；改变与改善国家体系；寻求毁灭或超越国家体系。第一个范畴以马基雅弗利、布丹、霍布斯为代表；第二个范畴以洛克、边沁、密尔为代表；第三个范畴以马克思、巴枯宁及克鲁泡特金为代表。此外，孟德斯鸠、托克维尔等人也有重要的影响。（注：参看Fredi.Greenstein，nelsonw.polsby主编：《政治学：范围与理论》，台湾幼狮文化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15－20页。）这一时期政治研究的中心主题是国家、主权、权力、法律及历史。在二战后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兴起以前，政治学的研究重心是政治哲学尤其是国家理论，它直接继承了古希腊至近、现代欧洲的政治研究遗产。政治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出现，一方面促进了经济学的成长，另一方面却加速了政治经济学的衰落。因为在人们看来，国家（政治）和市场（经济）是按照不同的逻辑运转的，必须对两者加以分别的研究（“国家学”在19世纪中后期的德国是一个兴旺发达的学科，它往往被人们当作现代政治学前身或近现代政治学的德国版本。实际上它并不是“纯”政治学研究，而是包含了当代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理学和经济史等方面的研究，相当于当时英法流行的“政治经济学”）。
人类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独立学科，其形成有独特性。按照华勒斯坦在《开放社会科学》一书中的说法，现代世界体系的建立涉及欧洲人与世界其他民族的相遇以及对这些民族的征服。在欧洲人眼里，有两类截然不同的民族和社会结构。落后民族生活在相对较小的群体中，没有文字与大范围的文教，技术、军事、经济落后，用来描述这些民族的一般术语是“部落”（tribcs）、“种群”等等。对这些民族的研究构成一个新学科领域，即人类学。它主要从探险、旅游和殖民地机构官员的活动开始，随后在大学里作为一个学科而被制度化，不过它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分支是隔绝的。尽管人类学家也研究人类的普遍自然史，但其更多地研究特定的民族，成为人种学家（西方各国人类学研究的重心与其所征服的国家或地区密切相关，英国人类学的重点是东非和南非；法国的重点是西非，美国的重点是美洲印第安人和关岛）。在西方尤其英美的大学中，人类学早已成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领域。与研究落后民族的人类学相对，在近现代西方，曾流行一门对其他高级文明国尤其是中国、印度和伊斯兰世界的研究学科，即东方学。在近代，这些地区衰落，相继成为西方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东方研究原本发端于教会，最初是作为福音传道的辅助手段而获得存在，后来逐步世俗化，并在大学中制度化而成为一个社会研究领域。
此外，还有几个在现代没有被当作社会科学主要学科的领域：（1）法学。法律现象显然是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法学无疑应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基本分支。然而在现代，法学没有被人们当作社会科学学科看待，原因在于：一方面，在近现代社会科学形成与分化以前，大学早就设有法学院，且势力强大，其任务是培养职业法官或律师；另一方面，法律条文太规范化了，缺乏经验研究的根基，其规则也不是科学的规则，背景过于个别或特殊化，因而受到注重经验研究、探求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家们的怀疑。（2）地理学。19世纪末期，地理学首先在德国的大学中得到重建，获得新生。它实际上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领域：人文地理属于社会科学；自然地理属于自然科学。（3）心理学。它本来是哲学尤其是认识论的组成部分，较早从哲学母体中分离出来，并在近现代以新学科的形式出现。它主要被人们当作自然科学及医学的一个分支（实验心理学尤其如此）；只有社会心理学才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在社会研究中幸存下来。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已形成独立研究框架或范式的社会科学各主要学科继续发展。社会科学家们继续对这些学科领域进行界定，为本学科“划界”，确定本学科的研究对象及范围，说明它与相邻学科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差别）。同时，社会科学学科的制度化建设进一步得到加强。所谓的学科制度化建设，是指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的学术团体、专业杂志、书籍出版、基金资助渠道、教育培训、职业化以及图书馆新收藏目录的确定等方面的建设，其中尤以大学的教学发展（专业、系、所、学院的设置）为要。19世纪后半期所开始的社会科学学科的制度化历程大概是：首先是各主要的社会科学学科在大学里站稳脚跟——先设立讲座或教席职位，进而成立系、所或学院，开设系列专业课程，授予专业学位，学生获得职业资格；伴随着教学制度化的是学科研究的制度化——成立地区性或全国性的学会，定期或不定期地召开专题研讨会，出版发行专业期刊与书籍，获得各种基金来源的资助，图书馆对本学科领域论著收藏的制度化等。
总之，从1850—1945年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中，社会科学的各个研究领域逐渐从道德哲学以及人文社会知识的总体中分离出来，有的学科成熟了，成为当代社会科学的主要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有的边缘化了（如史学、地理学和心理学）；有的则衰落了（如国家学、东方学等）。这近百年的社会科学建立学科的过程可以说是一个不断减少学科数量、以便能划分成若干学科门类以及彼此严格“划界”的过程，最后只剩下今天我们所熟知、并在世界被广泛承认的若干学科门类——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也许还有史学和法学以及社会心理学）等。于是，人类的科学知识形成了这样一个三分格局；在一端是数学和各门实验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另一端则是人文科学尤其是哲学、文学、艺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是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社会科学之所以获得这种中介地位，是因为它们具有如下几个基本的特征：第一，它们的目标是获得制约人类行为或某一社会生活领域的一般法则或规律性；第二，力图把握各种必须当作个案来加以研究的现象（而非个别事实）；第三，强调必须将人类社会的现实分割成若干不同的部分来分别加以研究；第四，主张采取科学方法及程序，为科学的客观性和严格性而努力；第五，偏爱通过系统的研究方法获得证据，以控制条件下的观察，而不以普通的文献资料为主。
二、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
如果说，二战以前社会科学的形成与分化的一般趋势是各个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逐渐形成自身的学术框架，并严格与其他学科划界且学科数量不断减少的话，那么，二战后则是相反的趋势占上风，即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学科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的出现和不断加强。
按照华勒斯坦在《开放社会科学》中的说法，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科学的学科系统的分化形成了三条明确的分界线：（1）对现代文明世界的研究（史学和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与对非现代世界的研究（人类学、东方学）之间的分界线；（2）在对现代世界的研究方面，过去（史学）与现在（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这三门研究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学科）之间存在着一条分界线；（3）在探求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内部，对市场的研究（经济学）、对国家的研究（政治学）与对市民社会的研究（社会学）之间的分界线。二战后，由于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社会经济（生产力）的发展、人口增长、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社会问题的日益复杂化、大学的扩展以及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大量增加等因素的推动，这三条分界线面临严峻的挑战。
尽管战后社会科学的学科分化仍在继续，但新学科、新知识系统分支以及新思潮，更多地是以学科的交叉融合的方式出现的，社会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不断加强。尤其是60、70年代，跨学科交叉研究得到了迅速发展。在西方特别是美国，各种跨学科研究机构纷纷成立，跨学科的研究文献大大增加，并涌现大量的交叉、横断和边缘性学科。在这个时期，美国的各大学纷纷成立跨学科研究中心，兴起跨学科研究，各种不同的组织机构尤其是各种基金会也都热心支持跨学科研究。因此，60、70年代被人们称为“跨学科研究的时代”。进入80年代，跨学科交叉研究蓬勃发展，社会科学以及科学技术的杂交整体化趋势更加强劲，传统的各社会科学学科的边界日益模糊，难以清晰界定。80年代以后，跨学科交叉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跨学科研究体制的国际化：1980年“跨学科研究国际协会”成立，到1986年已召开了四次国际大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6年召开了首次跨学科会议，主题是“科学与知识的边界”，1991年12月在巴黎召开第二次会议，主题是：“科学的传统——面向21世纪的跨学科展望”（会后发表了《巴黎宣言》）。
顺便说，我国在80年代初兴起了一个“交叉科学热”。1985年5月，在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钱三强和钱伟长的倡议下，召开了全国的交叉科学讨论会。钱三强在会上提出了“迎接交叉科学的新时代”的激动人心的口号，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本世纪末到下个世纪初将是一个交叉科学的时代”（注：钱三强：《迎接交叉科学的时代》，载《光明日报》1985年5月17日。）；钱学森也认为，“交叉科学是一个非常有前途、非常广阔而又重要的科学领域，开始时可能不被人所理解，或者有人不赞成，但终究会兴旺起来”（注：钱学森：《交叉科学：理论与研究展望》，载《光明日报》1985年5月17日。）。
所谓的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研究（或多学科研究、超学科研究），按照G·伯杰在《跨学科：大学的教学和科研问题》中的说法，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学科之间的紧密或明显的相互作用，包括从简单的交换学术思想，直到全面交流全部学术观点、方法、程序、认识、术语以及各种资料。也有人认为，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研究是对于典型学科之间的问题的研究。这种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的研究方式，导致了传统的社会科学各学科的融合和重组，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综合性知识分支，推动了当代社会科学的杂交、整体化趋势的形成与发展。
二战后，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学科尤其是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越来越多地采用了科学方法尤其是定量分析方法及数学模型，结果它们研究问题的途径、方法论以及问题切入点的各自的独特性被削弱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式的局限性日益暴露而引起各学科学者的批判。尽管从组织方式上看，这些社会科学主要学科之间仍然存在很大差别，但研究的主题与方法日益重合。“这些学科多方面的重合产生出双重的后果：一方面，无论是依据研究的对象还是依据处理数据的方法，要想为这几门学科找到明确的分界线都越来越困难；另一方面，由于可接受的研究对象有了范围上的扩大，每一门学科也变得越来越不纯粹了。这样便导致了对这些学科的统一性和学术前提的合法性的不容忽视的内在质疑，而在以前，每一学科正是借此而为自身的独立存在权利进行辩护的。”（注：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0页。）战后特别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后，出现了一大批跨学科交叉研究的综合性新学科领域，其中涉及面较广、较成熟、且有相当影响力的新学科，有未来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管理科学、区域研究、文化研究、现代化与发展研究等领域。兹举几例：
（1）未来研究。这是一个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兴起的一个典型的跨学科、综合性领域，以对事物的未来进行研究和预测为主题，开展研究未来的各种活动，有自己的跨学科体系和分支，涉及经济、社会、科技、军事和全球问题等领域，特别是在粮食和人口、资源及能源、城市和交通运输、自动化、信息化、空间开发、教育、环境、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全球问题的研究等方面，成就卓著。未来研究通常包括未来学、预测学和分布在各个领域的跨学科分支（如社会预测学、经济预测学、军事未来学、人口预测学）所组成的学科领域。跨学科性是未来研究的最根本的特征，甚至可以说，没有跨学科性，便没有现代的未来研究。这种跨学科的特征，在研究内容、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上都得到充分的体现：它涉及的课题及研究内容大多是总体的、复杂的、多系统的问题；它的研究以问题为核心，需要依靠跨学科、多学科的专家智慧来解决；从研究方法及分析技术体系看，它基本上采用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注：参看金吾伦主编：《跨学科研究引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307－308页。）
（2）政策科学（政策分析或政策研究）（注：关于政策科学领域的详细情况，可以参看陈振明：《政策科学的研究纲领》（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是政策科学还是政策分析》（载《政治学研究》1996年第4期）、《美国政策科学的形成、发展及最新趋势》（载《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11期）等论文，以及作者主编的《政策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这是二战后开始出现，60年代末、70年代初异军突起的又一个跨学科综合性的新研究领域。它的诞生，是由社会科学家与科技专家联合、致力于解决人类面临的日益复杂问题的需要所推动。政策科学不是现有的某一社会科学学科的更新，而是一个全新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具有综合、交叉的特点。它的产生和发展需要以大量的知识和分析为基础，几乎迄今为止人类所创造的科学知识和方法都可以运用于政策研究之中。政策科学正是在吸收其他学科尤其是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统计学、运筹学、系统分析以及哲学和数学等学科的知识和方法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戴维·伊斯顿在载于《当代美国社会科学》的《美国的政治学：过去和现在》一文中这样描述政策分析或政策科学发展：“在研究解决〔环境污染、种族的和社会的和性别的平等、战争〕这些紧迫的社会问题的过程中，这个时期〔即60年代末、70年代初〕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结合，对知识的应用投入了巨大的力量。我们在迅速和广泛发展的所谓政策分析运动中，亲眼看到这一点。不夸张地说，数百个学会建立起来了，不仅是为了理解政策的形成和贯彻方式，而且为了系统阐述帮助解决目前所有紧迫的社会问题的政策选择……。这样，政策研究重新唤醒了早些时候各门社会科学一体化的希望，至少在知识的应用上如此。”（注：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3页。）
（3）区域研究（或地区研究）。这也是一个跨学科或多学科的研究领域，二战前已经出现，二战后迅速发展，起先出现在美国，随后扩展到西欧各国、日本、澳大利亚以及世界其他地方。区域研究的对象、范围是“区域”——即被假定在文化、历史和语言等方面具有某种一致性的地区；研究者来自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以及人文科学的各学科，也有少量自然科学家，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某个地区的历史与现状、政治、经济、文化及科技等方面。区域研究是美国大学的科研及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几乎所有研究性的大学都设有各种区域研究所（中心），主要涉及的“地区”有：东亚（中国或日本）、东南亚、南亚、欧洲（或西欧）、苏联（俄罗斯）、东欧、中欧、拉美、中东、非洲等。区域研究所（或中心）的人员大多来自于其他学科，也有少量的专职研究人员及职员。这个领域之所以首先在西方尤其在美国兴起，有其政治原因及动机。随着战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发挥领导作用的加强，需要了解世界其他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及历史，需要对某一地区有“专门知识”的专家，为政府制定及执行相关政策（尤其是外交和国防方面的政策）服务。区域研究的目的正是要培养这一类专家。
那么，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实现的？或者说，其杂交化及整体化的方式是什么？应该说，途径或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有研究方法的移植、模仿和渗透；研究主题或对象领域的交叉、重合或融合；概念、假定和理论的相互借用等方式。
首先，方法论的成熟程度及独特性是一个学科“范式”或“研究纲领”中最基本的构成因素之一。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和整体化趋势，首先是通过方法论上的移植、模仿和渗透来实现的。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这几个以探求普遍规律为目标的社会科学主要学科，从一开始就以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为榜样，继承经验自然科学的传统，追求知识的客观性、可证实性以及解释和预言。在其形成和发展历程中，各个社会科学学科普遍地应用自然科学及数学的方法，如观察、实验、归纳、类比、概括、模型化等；随着战后科技革命的展开以及科学方法论的进展，各门社会科学学科纷纷借助于系统分析、控制论、运筹学、数理统计、计算机模拟、博弈论等当代科学方法论及分析技术。而且，各门社会科学在模仿、移植或利用自然科学和数学的一般方法论及分析技术的过程中，也相互学习和相互借鉴，一旦一种新方法被某门社会科学所应用并取得成功，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就会跟上仿效。根据美国学者p·戴辛在《社会科学的发现模式》（1971）一书中的说法，社会科学的方法可以归纳为四类，即实验法、调查法、参与观察法和形式化方法。实验法最早被心理学家所采用，后广泛应用于社会心理学，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后来也普遍采用这种方法；调查法是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经济学（尤其是市场研究）共同使用的方法；形式化方法最初产生于经济学，后来被广泛地运用社会学、政治学和心理学（经济学在这方面对许多社会科学产生了示范效应）；参与观察最初来自于人类学，目前在社会学、政治学、组织理论等领域中有大量的运用。自然科学和数学方法的应用以及各社会学学科方法的相互借鉴，一方面使社会科学学科的科学化、形式化的程度日益增强，另一方面使它们各自方法论和切入问题角度的独特性削弱，学科的差距缩小，逐步靠拢或趋同。
其次，研究主题、对象范围的交叉、重合或融合。社会科学的基本功能是社会问题的解决，当代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学者日益关注当代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的解决，逐步由以学科为方向，转移到以问题为方向的研究途径或知识产生方法。这在客观上推动了各学科的研究主题或对象范围的交叉、重合或融合。早在50年代，社会学就将“政治社会学”和“经济社会学”列为它的两个重要的、常规的分支领域；政治学家日益将它的研究范围扩展到国家、政府、政党这些正式的政治体制之外，把原来属于社会学研究主题的非正式组织或体制及过程，如利益团体（压力集团）、社区、抗议运动等纳入自己的视野，并日益关注经济过程及其与政治过程的相互作用。当代经济学家也同样关注经济与政治的整合研究，这导致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衰落了的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复兴，即所谓“新政治经济学”的出现及其在经济理论研究中地位的日渐显赫。用经济学的假设、理论和方法（“经济学途径”）来研究传统的政治学主题（国家、政府、阶级、利益团体及权力关系等），在当代是一种时髦的做法，在这方面，当代西方经济学思潮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及新制度学派是典型。此外，当代经济学家也十分注重经济史的研究，日益介入传统史学的领域，现在，经济史研究已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领域。这种研究主题、对象范围的交叉、重合或融合，进一步使当代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越来越不纯粹，学科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状况：“对历史的关注并不是那群被称为历史学家的人的专利，而是所有社会科学家的义务。对社会学方法的运用也不是那群被称为社会学家的人的专利，而是所有社会科学家的义务。同样，经济学问题也不只是经济学家才有权研究。事实上，经济问题对一切社会科学分析都是极其重要的。我们也没有绝对的把握说，专业历史学家对历史解释、社会学家对社会问题、经济学家对经济波动就一定比其他社会科学家知道得多。”（注：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06页。）
第三，概念、理论的相互借用。这是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及杂交化、整体化的又一途径或方式。概念的提出、应用和传播是一个学科概念发展的三个基本阶段，概念在各学科的交叉、杂交中起着中介或桥梁的联系作用。列宁说过，概念或范畴是人类认识之网的“网结”。每个学科的新概念都有可能对其他学科的发展产生影响，因为人们可以借助这些新概念来观察世界，进一步加深或拓展对因果关系的认识。曾有学者作过统计研究，认为在社会科学的各学科中，政治学引进、借鉴其他学科概念的数量最多，从其他学科那里借用的概念分别是：社会学概念22种；人类学和经济学的概念各12种，心理学和法学概念各9种，新闻学概念5种，生物学、数学、社会心理学、统计学和神学概念各2－3种；“纯”政治学概念只有9种。有一种说法，认为30年代政治学开始借用一部分法学理论；50年代吸收社会学、史学理论以及少量哲学理论；70年代引进领域扩展到心理学及数学理论；80年代以后日益转向经济学理论。D·e·梅亨利在《比较政治学研究生核心课程的调查总结及分析》（1988）一文中对美国32所大学所设立的比较政治学专业研究生课程进行了归纳和分析，整理出一份核心课程表，共21门课，其中有15门课属于交叉研究或杂交领域，包括发展研究（发展经济学）、政治文化（政治人类学）、精英理论（政治社会学）、依附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团体理论（社会学分支）、功能主义（比较人类学）、系统论（生物学）、阶级理论（社会分层）等。而按照拉尔夫·H·特讷在《寻求认同的美国社会学》一文中的说法，社会学在其发展历程中（尤其是50年代以前），与人类学关系密切，社会学家往往吸收人类学的经验，借用人类学的概念，早期社会学家从人类学那里借用了“文化”概念，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从人类学的结构功能主义借用“结构－功能”概念；随着70、80年代对功能主义的反叛及一股上升的社会结构解释文化的趋势的出现，社会学日益转向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从这些学科中借用概念、理论及模式。对社会结构兴趣的加深，使社会学家的注意力重新引向长期被忽视的政治学的“权力”与“冲突”概念，这两个概念成为60年代及随后突起的政治社会学的中心议题。与此同时，社会学家频繁地转向经济学，以寻找组织和个人决策模式，70、80年代，这种模式在社会学中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扩散，以至于“合理性”、“自利”一类的概念在社会学中也流行开来。（注：参看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8页。）
理论的相互借用，也促使了社会科学各学科的交叉、融合。根据m·因特里加托在《行为科学间的相互依赖》中对社会科学理论相互借用方面的分析，经济学把竞争理论、结构模式、效益理论和决策理论分别输出给政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分别把政治学的组织理论、权力理论以及权力均衡论引入各自的学科之中；社会学的科层制理论、社会体系论和混沌学说，分别被经济学、政治学和心理学所吸收。每一学科为解决本学科的问题及促进本学科的发展而引进、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
三、评价与启示
综上所述，从二战结束到今天，在经历了半个世纪孕育之后，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整体化的趋势已清晰可辨。正如华勒斯坦等人所说：“多学科的发展趋势业已十分明朗，不管人们对此怎样评价，它对学科的组织形式所产生的后果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在1850年至1945年期间，用以给社会科学知识活动归类的名称一直都在不断地减少，最后只剩下寥寥几个公认的学科名称。然而，1945年以后却出现了一个反向的曲线运动，新名称层出不穷，并且都获得了适当的制度化基础：大学里新的研究规划甚至新建的系，新的学术团体，新创办的期刊，以及图书馆制定的新的分类目录。”（注：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1页。）
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中的这种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整体化基本趋势出现，其积极作用就在于：第一，它融合了不同学科的“范式”（尤其是研究方法及程序、研究主题、基本假定、概念、理论等），加强了各学科之间的交流，打破了以往专业化垄断现象，拓展了研究范围及研究主题，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或转换了研究视角，形成大量交叉性、综合性、横断性和边缘性的新学科，极大地增加了社会科学的知识内容。
第二，它用“以问题为中心”的新知识产生途径（方式），取代旧的“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产生途径（方式）。传统的社会科学，各学科所采用的基本上是一种“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产生途径，它们彼此划界，严格限定研究的范围，在本身的学术框架内活动，并产生关于界定为本学科问题研究的知识。当代社会科学创造了“以问题为中心”的知识产生途径，它从各学科不同的侧面或视角展开对同一问题的研究，从而促进了社会科学不同领域学者的交流与合作，大大拓展或加深了对相关问题的了解。
第三，与这种“以问题为中心”的知识产生途径密切联系，当代社会科学知识的实践性、应用性或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大大增强。尽管传统的社会科学各学科也宣称要解决社会问题，但是，它们所追求的是可以证实的经验理论，基本上属于学术研究，而不以帮助政府提出解决实际社会问题的政策方案为己任。当代社会科学仍然遵循科学的传统，为社会知识的客观性而努力，但它更关注当代人类以及各国或地区所面临的复杂社会问题的解决，为社会知识的日益增加的应用性而奋斗，它把端正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视为天职。
第四，推动了大学以及思想库的社会科学的教学、研究与应用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学科的制度化或社会建制，本身就是当代社会科学跨学科交叉研究及整体化趋势的一个重要内容，随着各种交叉、综合性新学科的出现，西方各主要大学及时调整社会科学的教学与研究体制，创建从事这些新学科领域的教学与研究的系、所、学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各种跨学科研究中心或研究所的创立、以及注重知识应用的思想库的兴起，对于打破传统的社会科学各系、所、学院的僵化体制以及彼此之间的封闭、分割状态，形成灵活的体制，对于加强各学科知识和人员的交流，增加社会科学知识对解决社会问题的应用，增强其生机活力，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然而必须指出，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在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整体化过程中，仍存在不少问题，或者说遇到了一些障碍。一是整体化与专业化的关系问题。当代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界限已经模糊，学科分类已难以做到清晰。但是迄今为止，社会科学内容的专业分工仍然存在，社会科学教学、研究及应用的体制，仍然以传统的学科分割作为基础（按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设立系、所或学院，仍然是大学最基本的社会科学教学与研究的建制）。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种以传统学科为基础的专业分工将继续存在。学科的确可以起到锻炼头脑、疏导学术能量以及便于知识的归类的作用。因此，如何处理整体化与专业化的关系，就成为21世纪西方乃至全球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
二是同行专家的评价与认可问题。由于大量的交叉性、综合性、横断性、边缘性学科的出现，使得从事这些领域研究的学者尤其是先驱者的学术成就的承认，成为问题。按照以往的传统，研究成果只能在本学科的专业刊物上发表，其他方面的成果不论多么优秀，只要在其他刊物上发表，往往被视为异端，不被当作本学科、专业的成果。美国学者J·科尔和S·科尔在《科学界的社会分层》（1972）一书中曾指出，科学家的专业身份与科学成果的认可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马太效应”，不能达到一视同仁的“普遍主义”原则。这就抑制了人们从事跨学科交叉研究方面的热情与积极性，妨碍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的迅速发展。
三是跨学科交叉研究中不同学科的交流问题。这是跨学科交叉研究中深层次的方法论基础问题。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认为，相互竞争或对立的科学理论之间是不可通约的，不同学科共同体所使用的语言也是不可翻译的。既然如此，在跨学科交叉研究中，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如何做到充分完全的交流，各学科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如何真正得以融合贯通，就成了一个值得深思的方法论基础问题。
对于跨学科交叉研究中遇到的这些问题，国外学者做了不少研究。他们认为，在学科与跨学科研究之间，形成某些难以解决的“悖论”。美国学者J·t·克莱因在《跨学科的历史、理论和实践》中指出：学科的局限，与跨学科研究为打破这种局限，必然出现“悖论”；法国学者J·p·雷斯韦伯在《跨学科方法》一书中认为，跨学科方法反对学科的垄断，打破了科学的传统的统一体系，动摇了以分化为主旨的科学体系，但同时又在进行新的分化，跨学科研究出现了一种悖论。
如何解决跨学科研究中遇到的这些问题？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召开的第二次国际跨学科会议所发表的《巴黎宣言》提出了这样的思路：跨学科研究并不寻求建立科学与传统之间的结合，而是探求使两者相互作用的方法，使两者在高度差异的基础上统一；日益显著的专业化趋势已把科学与文化分离了，跨学科性在承认专业化价值的同时，力求通过重新创立文化的统一和重新发现生活的内在意义而超越这一价值。的确，面对社会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不断加强、而传统的学科专业分工依然起作用这两者并存的局面，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承认专业分工的差别的基础上，注重跨学科交叉研究，加速各学科的融合与统一。
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及整体化趋势，对于当前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尤其是社会科学的教学与研究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迪意义。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社会科学领域（包括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研究与教学得到了恢复与发展，学术研究、学科建设和理论应用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与国外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加强，我国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教学日益与发达国家同步、接轨；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及整体化也在逐步成长壮大，涌现出大量交叉、综合、边缘、横断学科，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管理科学、未来研究、政策分析、区域研究等已成为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生力军。
但是，毋须讳言，我国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教学中一直存在着一些障碍性的因素，妨碍或制约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教学的进一步发展与突破。这些问题或障碍主要有：一是体制僵化、臃肿、缺乏活力。各系、所、学院（研究院）一直沿用传统的社会科学的专业分工设置，这些研究与教学单位彼此分割，相互封闭，自成一统，没有足够的联系沟通的机制与渠道；二是社会科学的学科、专业的划分过细、过杂，学科专业设置老化，教学内容也相对陈旧；各学科之间没有充分的交流与融合，跟不上当代社会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发展的步伐；三是社会科学研究及教学，与社会实践、社会需要脱节，不少社会科学工作者仍然习惯于在大学或研究所的“象牙塔”做“纯”学术研究，不愿意、或无力从事现实社会问题的研究与解决；而另一方面，政府、企业和社会仍然不懂得充分利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来为决策与管理服务，学界与政界、企业界及社会之间，并未真正形成中介或桥梁。
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性篇10
论文关键词：建构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经验研究
科学的本质常被看成是能够产生不受环境制约且不断增进其真理涵容量的知识。科学被看成是这样一种事业，正是基于对科学本质的如此理解，人们特别是社会学家长期以来形成一种观念：即认为科学的内容，比如新的科学思想和重要的科学发现等，从根本上说是由自然界决定的，而不是受社会影响的。这种观念从根本上抹煞了科学的社会性。
科学到底有没有社会性?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社会性?这一涉及到知识的元理论的问题(meta—theroticaldroblem)，即包括科学知识在内的人类知识究竟是怎样形成的问题，对于所有追求和传播知识的人来说，恐怕是一个必须要认真和仔细思考，并要做出回答的问题。而把科学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对元理论问题进行审视和研究已成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学术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就是科学知识的建构主义的产生。
一、建构主义产生的背景
所谓建构主义，按照其代表人物克诺尔一谢廷娜的说法是指这样一种立场“它把现实的总体看成是装配而成的，现实的齐一性是异质的，现实的光滑外表包裹着一种内在结构，对建构主义来说，不存在最初的，未加掩饰的事实。”建构主义认为科学知识本质是社会建构的，而不是被发现的，即认为科学知识是建构性的，而非描述性的。
1、建构主义产生的思想渊源
早在1935年弗立克(lfeck)(波兰奇才，细菌学家，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就指出，科学事实是历史背景的产物并反映着一定的思想风格，往前还可追溯到“文化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舍勒，他认为全部知识的内容甚至全部知识的客观有效性是由社会利益支配的思想所决定的，并且获得知识的思想“形式”也必然由社会结构共同决定。再往前卡尔·马克思提出的著名论断：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即所有知识都是由社会决定的，马克思甚至认为自然科学知识也是由社会目标所决定的。所有这些思想，都闪耀着建构主义的火花。
2、建构主义产生的外部原因
在建构主义产生之前出现许多社会学新理论和新方法，象符号互动论、人类学方法论、社会现象学等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这些被称为微观社会学的研究结果对宏观研究方法提出了挑战，一方面它们从社会秩序的规范解释向认识秩序转化，把兴趣转向语言应用和认知过程，它们放下有关社会“结构”“整合”等信条，转而研究具体的社会实践，规范不再被看作是铁板一块的系统而是看作具体的沟通和互动，社会秩序不是控制个人愿望把社会联合起来的东西，而是许多人意愿的联合，另一方面是从方法论上集体、个人主义向情境主义的转化，在方法论上不仅要首先关心成员的认知过程，意义的解释程序，而且要优先地分析小的社会情境，主张从社会情境的互动即人与人在特殊背景中的相互作用来分析知识的社会形成。
3、建构主义产生的直接原因
我们知道布鲁尔为代表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声称社会原因是首要的和决定性的，科学家的思想受社会信念、社会地位或其所在的团体的影响，为此还提出了“强纲领”的四个信条即因果性、公正性、对称性和反身性，主张“科学地研究科学知识的性质”，但由于这种强纲领割裂了科学与理性的道路，因而无法回答在什么时候，社会因素是怎样进入知识客体之中的，而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批判，正是对这一宏观研究进路的不满和反抗导致了建构主义的产生，正如夏平在这一新的发展阶段开始时说的“仅仅断言科学知识与社会秩序有关或说它不是自主的，已不再有趣了，我们现在必须专注于如何准确地将科学文化处理为社会的产物”，建构主义的产生使经验研究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的工作重点。
二、建构主义的研究方法
社会学家平齐认为实验室研究、科学争论研究、科学家话语文本研究这些经验研究都集中在科学知识在更加广大的社会范围内的建构过程上，即认为科学知识能够、实际上已显示出其构成完全是社会性的，平齐把这些验研究称为社会建构主义方法论。
1、实验室研究
上一世纪七十年代末发展起来的一个经验研究场点，在这方面影响最大的当推拉都尔和伍尔加，这种研究方法侧重于对科学工作的实际场所进行直接的观察、研究，这是一个借助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就象人类学家考察原始部落一样，因为科学家从事研究的实验室好象土著人居住的深山丛林，通常起到保护其生活方式不被外人“窥视”的作用，社会学家借助于不介入的客观观察立场，不带先入之见地深入科学活动的“现场”，这无疑为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开辟了透视科学“黑箱”的一个新途径，其优点在于允许直接观察科学家日常实践的微观互动过程，探究科学事实和文本产品是如何在特定范畴内生产出来的，拉都尔在观察实验室工作之后得出实验室的全部活动成果是产生论文，实验室中产生的科学事实只不过是全体实验人员努力构造的产物，实验室科学家并不是在探究事物本身，而是审查由技术员、操作仪器、设备产生的所谓“文学铭写”标记，实验室就如一个工厂，事实在一条流水线上被生产，有些事实被制造出来，而有些事实未被制造出来。该方法的实质就是运用富于观察性、纪实性和灵活性的采访方法和技巧进入科学家当中作出“情景定义”和“选择行动路线”的过程，并解释在这些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克诺尔一谢廷娜曾特别撰文说明“实验室研究”的重要性。她认为，将研究聚集于实验室，允许研究者在仪器和符号实践的更宽阔的情境内考察实验活动，从而将包括知识生产的整个活动范围推向了前台。
2、争论研究
该方法是英国科学知识社会学家最早介入并作了广泛发掘的一个研究场点，科林斯认为，科学争论之所以作为一个受到青睐的研究场点，是由于它较容易揭示科学的社会性质以及科学研究实际上是如何形成的，与“现成的”科学不同，“争论的”科学打开了科学的黑箱子，扰乱了科学的常规实践，在发生科学争论的情况下，争论各方会发现那些理所当然的规则因新的发现而自然而然地受到质疑，它们不再能产生无疑义的结果，因而，通过争论中的科学家的眼睛来看世界，研究者可以亲眼目睹“制造中的科学”。拉都尔在其著作《科学在行动》中对把争论作为研究对象作了说明。他指出：我们研究中的科学是行动中的科学而非亦已形成的科学，因而我们要么在事实和仪器黑箱化之前抓住它们，要么跟踪科学中的争论重新打开它们。再者为了确实科学家声称的“知识”的客观性抑或主观性，我们并未给定陈述的内部属性，只能通过寻求掌握事实或仪器的使用者们的陈述的变化。这样科学争论可以使研究者观察到科学活动的一种临界状态，这在其他时刻通常是看不到的，这种状态不是也无须研究者有意安排，而是科学家自己通过辩论弄清主张的接受与拒斥，促使自然信念的真理状态处于批评状态进而通过争论的“结束机制”得到科学知识的一致性解释。
3、科学家的文本、话语研究
社会学家马尔凯认为事实上科学家的言谈举止变化是非常大的，对同一件事不仅不同的科学家的说明不一样，同一个科学家的话语也会因说话的场合不同而变化，甚至还会因分析者的介入而发生改变，因此，如何对待科学家的言谈便是科学知识社会学中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这一研究与旧科学社会学不同，它不再把科学家的交流语言看成是一种转达信息的中性媒介，或仅仅是社会交往由之发生的一个通道，而是把构成科学相互作用的言说行动本身作为分析焦点，从中揭示出隐含在这些话语中的科学知识的社会性质，上文提到实验室研究其全部活动成果是产生论文，而在论文的产生过程中，科学家显然要通过修辞手段，文字表达技巧、社会性辩论技巧以试图使人们相信它的有效性，齐曼称之为“这是一种决不意味着科学家们是说谎者和伪君子的一种虔诚的‘欺骗”’。科林斯认为应该对文本的观点、事实的形成过程加以考察，才可能客观地展示它们是如何被定位的，为此他把科学家的文本分为两类，一类是科学家之间的会话、信函和对科学家的访谈记录，另一类是正式出版的论文，他更看重前一类中发生的事情，所谓真情流露于不经意之中，只有这类非正式文本和话语，才能显现出话语在被纳入研究论文的正式格式之前的真实风貌。马尔凯在他称之为“言读分析法”方法中给出了研究思路：通过分析比较科学家就某项研究正式发表的论文与直接访问科学家关于该研究的谈话记录，从而较真实地说明科学家工作的实际情形，了解科学发现或者说科学构造的社会学特征。
笔者认为以上三个研究场点应该与研究者的特定目标相联系，并且要根据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的不同各有侧重，不可把它们看成是各自独立和分离的研究方法。例如实验室研究就不适于考察共识形成的过程，科学争论研究关注于科学共同体之内的研究群体，难以直接有效地考察可能对共识形成产生作用的外部因素，文本和话语分析则孤立于科学活动的其他部分，而难以说明科学事实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实际上科学家的实践工作是一个整体，在考虑一个研究场点时要兼顾别的研究场点，研究者才能多角度、多方位地去考察科学知识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因素，从而作出科学的建构。
三、建构主义形成的对科学知识的几个观点
建构主义的总纲领认为科学知识是由社会建构的，由此形成以下观点：
1、科学知识是人工制造的产物
科学并不是客观过程的描述，仅从自然界的形态来说明科学信念的产生是不完备的，因为科学所揭示和表达的在自然界中并一定不能找相应的客体，也就是说科学知识是人工事实。谢廷娜认为：在实验室里我们找不到描述主义所看重的事实和现实，“实验室所表现的是尽可能排斥自然而不是包含自然于其中”，“科学知识产生包括选择性、科学操作是决策负荷的”。她把科学产品看成制造过程的结果，制造过程与产品的获得息息相关。这就是说，在实验室中，所有的活动都是有选择、有目的、有计划地被事先安排好的，科学活动就是按照事先的安排进行选择决定最终导致科学产品的出现。
2、科学知识是磋商的结果
磋商即指科学家之间的互动，这一互动不仅超越了实验室，而且延伸到外面的社会关系之中，这些互动包括科学家之间的，科学家与外面科学家之间的，还有科学家与外面的非科学机构及角色之间的，例如需要资金的支持与财政部门的磋商，这些都会影响科学研究的选择，科学家之间的磋商包括对科学结论的修改与浓缩，实质上是围绕着包含修辞手法、语言技巧、科学家威信以及其它符号资源在内的说服与被说服的过程，正如谢廷娜认为的：“体现在科学产物中的选择是和在一定时间、空间中发生的磋商的社会过程相联系的，而不是由个人所做的逻辑的决定。”
3、科学与其它社会文化一样，并非具有更多的真理性
这个观点较激进。柯林斯认为“自然世界对科学知识的建构只起很少或根本不起作用”，“在语言、概念、社会行为之外没有什么可以影响这些论点的结果。”科学知识的产生是不同利益个人、利益团体之间互动的过程，通过相互争论、相互磋商、彼此说服达成一致，科学没有任何特权，在认识论上科学并不优于其它任何信念或知}只体系，并不比社会科学具有更多的真理性，布鲁尔声称“如果社会学不能贯穿始终地用于解释科学知识，这种社会学将是平庸的，所有的科学，无论是文化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是知识社会学研究的合法领域”，这就告诉我们科学文化与其他文化一样是现代文化的一部分。
四、建构主义的评述
建构主义作为一种研究纲领还是有值得称赞的地方，建构论者在考察社会知识是如何得来时，认为科学活动是被各种因素促动、制约和构造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它的具体研究方法扩展和加深了我们对科学的理解，实验室研究中，研究者直接接触对科学活动具体操作、描述和说明的科学家，从对日常生活言谈和论述文本的分析可以得出一些有意义的和实质性的结论，从而打破了当代社会最有权威、最神秘的科学知识的秘密，把科学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子系统来考虑，扩展了社会学的研究领域，更重要的是摆正了科学与社会的正确位置。建构主义还为哲学上的认识论研究带来了新问题，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