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政策作用篇1
1921年后，苏俄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变为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为核心的“新经济政策”。这一政策转变的直接原因是为了渡过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从1918年春到1920年底，连续三年的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革命战争，苏维埃政权面临被颠覆的危险。苏俄面对内忧外患，实行了以余粮收集制为核心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集中全国的人、财、物力，击败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赢得了国内战争的胜利。“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特殊的时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战争使国民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加之1920年的欠收，饲料缺乏，牲畜死亡，经济的萧条导致广大工人农民生活异常艰苦。从1920年底到1921年初，苏俄农民的不满情绪日益明显，工人的不满情绪也在滋长，工农联盟面临分裂。针对当时的情况，以列宁为首的俄共采取了果断的战略转变，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向“新经济政策”。
这一政策转变的根本原因由是由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情。俄国十月革命创立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人面对的一个艰难课题。列宁深刻的认识到在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生产力十分落后，文化程度低，资本主义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的国家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力所不及的事情。正是俄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俄国向社会主义过度必须采取迁回的方式。列宁和俄共基于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深刻反思和对苏俄国情的正确把握，列宁和俄共提出有别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新经济政策”。
二、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内容
第一，在农业方面，用固定的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农民在纳税后，可以自由处置余粮。粮食税的税额比余粮收集制所征收的粮食少得多，这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刺激了播种面积的扩大。粮食税的实施，肯定了小农这种经济形式，并且最大限度地支持和鼓励小农独立经营，从而最终实现了工人与农民的巩同联盟。
第二，在工业方面，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由全面没收私人资本转为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涉及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厂矿企业仍归国有，由国家经营，中小企业和国家暂时无力兴办的企业，允许本国和外国的资本家经营，采取租让制、小业主合作制、租借制和国家组织代购代销几种形式。还允许部分地恢复小型私人企业。同时，列宁在国营经济的组织管理和领导体制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改造措施，比如要使商业问题成为领导整个国营经济的实际问题，即“采用商业原则”改造国营经济。具体方法有：企业实行经济核算、改变劳动报酬形式、国民经济产品从直接分配改为商品流转。
第三，在流通方面，利用市场、商品货币关系发展商业和自由贸易，由最初实行的产品交换转为允许自由贸易，实行按劳分配。
三、新经济政策的现实意义
第一，新经济政策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新经济政策”的基本思想是从苏俄的实际出发提出来的，它有效地指导了苏俄的社会主义建设，但其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却不仅仅局限于苏俄国，而是对所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二，正确认识国情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提。这是新经济政策给我们的一个重大启迪。列宁领导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正是基于对当时国情的正确认识。在对国情的认识上，我国走了曲折的道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我们对国情都没有认识清楚，以致搞“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其结果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共同贫穷。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对国情的认识逐渐清晰。十三大做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正确判断，十五大概括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九大特征，表明对国情的认识更加深刻。我国的国情就是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是基于这种对国情的正确认识，我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新经济政策作用篇2
法治国家应加强经济法与经济政策的协调配合，经济法的稳定性使其不可避免地具有时滞性，有时无法及时有效的应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经济生活，这不利于经济法作用的有效发挥，也容易引发对其权威性的质疑。由于经济法作为法律其自身的内在局限性使其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一系列问题，时滞性的局限性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这就需要与具有合理性的经济政策进行协调配合，经济法与经济政策各具自身的优势与缺陷，在调整社会经济生活中各自发挥不同的作用，将二者联合起来，取长补短进行优势互补，有助于使二者共同发挥作用，加强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整与管理
一、经济法与经济政策协调配合
“对经济关系的法律调整，在贯彻执行经济政策中起着重要作用”。[1]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经济法与经济政策都应反映并服务于经济基础，对经济基础产生能动作用。在一定意义上，经济法中的大量条款是经济政策法律化后的内容，而具有法律属性后的经济政策，其稳定性、规范性将得到进一步提高。
(一)经济政策引导经济立法
“经济法作为现代法，具有与传统法治理念不同的现代性，与政策的联系更为密切。”[2]其中，经济政策是经济立法的前提，经济法是经济政策的法律化，是对经济政策有效实施的法律保障[3]。加快形成有效的社会主义市场竞争机制，进一步建立健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系，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的战略决策，要求对我国经济以及全球经济发展形式能够及时做出制度回应，以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应对全球经济发展的风云变化。然而经济法对稳定性和权威性的要求，使其具有滞后性，往往无法及时应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经济，对某些新型社会经济关系也无法及时进行调整，使经济法对新型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整出现某些不适，无法满足现代社会对经济运行效率的要求。而经济政策具有的灵活性与适应性能够及时对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予以制度回应，并及时进行调整。通过经济法与经济政策的协调配合，有利于及时、有效地对社会经济关系进行调整，化解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保障经济运行效率。有鉴于此，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坚持协调发展、共享发展、开放发展的过程中更应重视经济政策的作用，对于具有较强稳定性、卓有成效的经济政策应该通过法定程序将其上升到法律层次，将其纳入经济法制度中。
以财政法与财政政策的关系为例，在经济金融化、全球化背景下，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政府运用财政政策调节经济的常规方式是“相机抉择”即政府根据当前的经济发展形势，采用不同的财政措施，利用国家财力有意识调节经济运行的手段[4]。为加强财政法的适应性以有效调整财政关系，财政法需要反映根据经济发展新形式制定的财政政策，因此需要将这些财政政策予以法律化。例如，根据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于财税体制改革问题的强调，尤其是对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重视，新《预算法》的亮点之处在于规定应实行全口径预算，如第4条规定“政府的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应当纳入预算”;第5条规定“预算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再如，新《预算法》更是首次对“预算公开”问题做出细致规定，第14条对公开的范围、主体、时限等提出明确要求，对转移支付、政府债务、机关运行经费等事项明确要求做出公开说明，并在第92条中对违反预算公开规范的法律责任做出规定。通过对预算法修改后呈现的亮点予以分析，在见证财政法体系日益完善进步的基础上，更应重视预算公开入法的长远意义。其有利于切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法治要求，保障公众知情权、监督权，有效预防政府失灵。
(二)经济政策弥补经济法的漏洞
从根本上讲，“单单稳定性与确定性并不足以为我们提供一个行之有效的、富有生命力的法律制度”[5]。经济法制定后需要保持稳定性，不可朝令夕改，否则有损法的权威性和可预测性。但是，对稳定性的要求也往往使其滞后于当前经济发展形势，无法及时对某些经济问题做出回应。经济法作为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其主要任务是监督、规范国家调整经济活动的行为，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面对千姿百态、变化万千的社会经济不可一成不变。由于各方面的原因，经济法不可避免地带有时滞性，需要灵活的经济政策予以配合，才能有效发挥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控作用。
经济政策对经济法漏洞的填补作用表现在：经济法不是万能的，单单一部经济法律规范不可能事无巨细的对所有的经济关系进行调控，更何况经济法本身的时滞性，也使其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经济面前表现出些许的无能为力，因此经济法不可避免地存在漏洞。在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如果出现了经济法没有规定的问题，或者有些问题经济法已无法对其进行有效调控，而此时相关经济政策却有与之相关的规定，那么可以考虑适用该项经济政策。一方面，进行经济立法或修法必须符合法定程序，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短时间内往往无法及时应对新兴问题完成立法或修法过程。即使进行立法或修法，经过层层严格的程序制定出的新法或修改后的经济法对于已经出现的问题也往往于事无补，这与现代社会对经济运行效率的要求背道而驰。正如萨维尼指出的，法律自制定公布之时起，即逐渐与时代脱节。即经过立法或修法后的经济法可能又与此前出现的问题不适，无法对其进行调控。另一方面，如果漠视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市场失灵”或“政府失败”问题置之不理，则经济法的权威性、强制性无从谈起，而且也会因为缺乏对社会经济的有效调控和对政府宏观调控权的有效规制，使社会经济陷入混乱，这必将对国家利益、社会利益造成极大损害。所以，如果相关经济政策与经济法的价值不相冲突，可以选择适用经济政策对社会经济进行调整，这符合经济法对公平与效率的追求。
新《预算法》对于一般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如规模偏小和资金分散等问题，在第16条、第38条、第52条等多个条款中对转移支付的设立原则、目标、预算编制方法、下达时限等事项做出具体规定。新《预算法》对专项转移支付制度做出重点规范，如强调要建立健全专项转移支付定期评估和退出机制，对于市场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事项不得设立专项转移支付等，有利于规制中央部门对地方事权的不适当干预，也有利于地方统筹安排预算。针对财政转移支付问题，我国尚未制定专门的财政转移支付法，转移支付的相关问题都在其他相关法律中予以规定。新《预算法》正式实施前，对有关转移支付尤其是专项转移支付的问题则可以根据有关转移支付的经济政策进行规定。
(三)法律化后的经济政策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和权威性
将具体国家政策予以法律化是使其获得强制执行和给予市场主体更大合理预期的重要方式[6]。经济政策虽具有灵活性、适应性，但由于其针对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具体问题进行规定，在稳定性方面无法与经济法同日而语。另外，由于经济政策的制定主体往往是政府，其权威性也不及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制定通过的经济法。为了保障在较长时期内具有稳定性的重要经济政策得到有效实施，需要经过法定程序将其纳入经济法范畴，使其更具规范性。同时，通过将经济政策法律化，有助于以法律的权威性、强制性保障经济政策的实施。
例如，对于财政政策而言，由于其具有灵活性、及时性和制定程序简易性等特征，在财政改革中，一般情况下是先出台政策，在财政政策实施一段时间后，再总结经验将可以纳入财政法范围的政策进行法律化，使其上升为法律。通过财政政策和财政法的相互配合，有效促进国家对经济的平衡协调，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财政政策的法律化，有助于以法律的规范性和强制性促进财政政策目标的贯彻落实。
二、如何增强经济法与经济政策的协调互动
为探索加强经济法与经济政策协调互动的有效方式，使二者在相互配合中发挥最佳的经济法实施效果。综合我国目前经济法与经济政策的实施现状与效果，以及未来社会经济的发展情况，可以探索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
(一)经济法及经济政策在制定过程中应坚持
1.经济政策的制定应遵循科学原则。首先，制定经济政策应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符合经济事实。根据当前以及未来经济发展的形式和趋势，目前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和国家未来的经济发展规划，制定符合客观经济发展形式的经济政策。如果漠视客观经济规律和经济事实，以政府的主观经济意志为基础制定的经济政策，其必然与社会客观经济现状不相适应，这种脱离客观经济规律的经济政策不应被经济法所吸纳。其次，经济政策应符合经济法律的规定。经济政策的制定主体、内容、执行主体、实施方式等应严格遵循经济法的规定，在相关领域已有比较完善的经济立法时，制定经济政策应在经济法的框架内进行，强调国家依照法律来实现对社会经济的调控。最后，注重民主决策。重视发挥经济决策机构的作用，使决策更具客观性、社会性与专门性。尊重市场规律，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为了防止市场失灵，经济法管理主体应根据经济法规定对社会经济活动予以有效监控。重视民主决策，协调个体权利与公共权利、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
2.经济政策的法律化。经济政策应在经济法的框架内，在经济法的制约下制定、实施。对于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经济政策应选择时机使其上升到法律层次，具有法律属性，增强经济政策的可信度，使其实施获得预期效果。在我国，由于经济政策主要由政府制定、实施，因此应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对经济行政法规的审查和监督，扩大人民代表大会立法对经济政策的规范作用。
(二)以财政法与财政政策协调互动的方式为视角，映射经济法与经济政策的互动
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经济法律制度的过程中，针对财税改革和财政转移支付等问题，发挥财政政策的积极作用对于上述问题的改革大有裨益。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加强经济法与经济政策的协调互动，有助于国家对经济活动的有效参与和监控调节。
1.财政法与财政政策应根据自身的作用和特点协调确定各自的调整范围。对于宪法、立法法确定必须由法律调整的财政关系，以及根据经济波动情况能够自动发挥稳定作用的财政工具，如税收、财政转移支付等应制定为法律。对于灵活性较大的相机抉择财政政策，宜采用政策手段，但是该操作程序，可以由法律规定，以保证财政政策的科学性与民主性[7]。
2.加强财政法与财政政策在制定过程中的沟通协调。由于财政法与财政政策的制定主体、程序及背景不同，二者在实施过程中难免存在内在矛盾，为了消弭财政法与财政政策之间的矛盾，实现二者的有效协调，在财政法和财政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应重视建立二者之间的沟通与协调机制，如预算法在制定过程中预算工委与财政部之间就预算编制、预算审查和批准、预算执行、预算调整等方面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协调，以提高财税预算等方面的立法和审查监督的实效。
3.了解、掌握财政法与财政政策的出台时期。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面对瞬息万变的经济发展情况，经济法不是万能的，不可能一一应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因此需要经济政策予以配合。实践中，由于经济政策具有灵活性、前瞻性，面对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当经济法对这方面的规定存在法律空白或漏洞，而修法又来不及时，采用灵活的经济政策来予以弥补不失为一条成功的经验。所以，一般情况下是先出台经济政策，待时机成熟时再以法律的形式予以规定。
4.注重财政法和财政政策的动态配合，消弭二者之间的摩擦。这一点主要是强调财政政策和财政法应在实施中加强配合。“财政政策的贯彻实施应有利于促进财政法的实施，树立财政法的权威;财政政策是财政法律的核心内容，在实施财政法的过程中，要注意财政政策因势变动的走向，在执法中运用财政法原则，使用法定自由裁量权缓解和消除与政策的矛盾，使财政政策和财政法律在动态中耦合，达到财政政策和财政法律实施的预期效果。”[8]
三、结语
经济法作为社会本位法，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调整市场经济运行的过程中愈加发挥重要作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对经济法制度不断予以完善，对于实施卓有成效的政策适时入法。同时，在此过程中，经济法应注重与经济政策的动态配合。经济政策具有较强的前瞻性、灵活性，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面对瞬息万变的经济发展状况，经济法不是万能的，不可能一一应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所有问题，因此经济政策既对经济立法起引导作用，又对经济法起补充作用。在瞬息万变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加强与经济政策的协调配合，有助于共同发挥对社会经济生活的调控、规范作用。
新经济政策作用篇3
关键词：财税金融区域经济影响
一、区域经济的概念和现状
1、区域经济的概念
区域经济是一种综合性的经济发展的地理概念。是在一定区域内经济发展的内部因素与外部条件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生产综合体。每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都受到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和技术经济政策等因素的制约。
2、区域经济的现状
从宏观角度来看，全国区域经济发展并不平衡。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报告显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速度呈现东部快于西部、西部快于中部、中部快于东北的态势，区域经济发展速度差距均有所扩大。基于这种状况，国家已出台多项政策，统筹各区域经济发展的平衡。
从单个区域角度来看，我国大多数区域内部产业结构正在发生变化，正在由从前的单一产业结构，变为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共同发展。促进了区域内部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效益的提高。然而，城乡经济差距、城市空间结构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生态可持续发展等仍然是区域经济面临的问题。
二、财政金融政策的作用
1、财政金融政策的作用
作为国家和各级政府对区域经济调节的重要手段，财税金融政策对经济发展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财政方面，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可以发挥中央财政资金引导和调动社会投资积极性的作用。税收方面，可以利用税收激励政策激励自主创新、引导消费、鼓励发展新业。金融政策方面，可以鼓励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支持，积极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基金。可见，完善和创新财税金融政策，对于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各区域应因地制宜，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发挥财税金融政策的积极作用，使经济达到平衡，稳定，不断发展的趋势。那么对于区域经济来说，财政金融政策具体有哪些影响呢？
三、财税金融政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好的财税金融政策，才能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一个城市或地区应本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找出本地区的特点和不足，对财税金融政策加以调整和贯彻。克服区级经济作为行政区经济一个层次在存在、发展中可能带来的消极一面。下面以山东龙口市为例，探究财税金融政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龙口市地处胶东半岛西北部，隶属于烟台市。经济实力在山东省县级市中排名第一，中国百强县排名第11名。
1、在财政政策方面
龙口政府发现如果不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发展的代价会越来越大，发展的空间会越来越小。为此，龙口市提出“依靠科技创新、实现工业再造”。财政政策转向对高新技术的投入，大力扶持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对科技创新的杠杆作用，围绕自主创新、专利申报等出台10多项鼓励扶持措施。近5年，龙口市累计完成技改投入358亿元，实施亿元以上技改项目60多个。目前，该市拥有高新技术产业企业100余家，其中省级高新技术企业57家，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8家。在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后，龙口市近年来多次获得“全国科技工作先进县（市）”、“全国科技进步示范市”等荣誉称号。
可见，财政政策对地区经济发展有着显著地影响，但龙口市的成功，一方面在于投资的力度很大，更重要的一方面在于选对了财政投入的方向。因此，在制定财政政策之前，要抓住本地区的优势，扬长避短，又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到投资的前景，以免造成财政损失。
3、税收政策方面
受金融危机影响，如今就业压力日渐增大。龙口市贯彻多项优惠政策促进自主创业，支持小型微利企业的发展，山东省国家税务局、山东省地方税务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龙口市也严格贯彻实施了该政策。此外，龙口市根据烟台市出台的《关于做好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工作的意见》，对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人员、军队退役人员、返乡农民工和残疾人员给予重点扶持。上述五类人员从事个体经营，经同级就业服务机构出具相关证明材料后，税务、工商等有关部门自首次注册登记之日起3年内，依法免收管理类、登记类和证照类等有关行政事业性收费，免除前置审批的各项费用。创业者符合相关条件，可按国家规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这样，不仅解决了就业问题，还为地区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创造了条件。
综上所述，税收政策的激励自主创新、引导消费、鼓励发展新业态的作用，在龙口市得以体现。然而重要的是，财政政策要审时度势，与时俱进。一项陈旧的税收政策，会导致经济的落后，社会问题的凸显。
3、金融政策方面
山东省龙口市组织市人社局、财政局、担保公司、商业银行等部门和单位召开小额担保贷款工作联席会议，对小额担保贷款政策作出了新的调整，进一步扩大了贷款申请人范围、提高了贷款金额、降低了贷款反担保条件。小额担保贷款政策覆盖面由城镇失业人员拓展至军队退役人员、被征地农民、残疾人、随军家属、高校毕业生和返乡农民工。明确经办金融机构可将人均最高贷款额度提高至10万元。符合条件的其他人员申请小额担保贷款并从事微利项目的，由市级财政给予50%的贴息。政策一出，贷款创业成为龙口市热潮。国民生产总值进一步提高。
由此可见，金融政策已经成为经济法展的杠杆，调节着经济的发展方向，同时也调节着财富创造的热情。
四、结语
总之，财税金融政策，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变换着姿态，调节着平衡，才能把握区域经济发展的趋势。政策的出台和废除离不开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和科学发展观思想的指导。这样才能发挥财税金融政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克服弊端。
参考文献：
[1]刘君德.中国转型期凸现的“行政区经济”现象分析[J].理论前沿，2004，（10）
[2]舒炼.关于加快区级经济发展若干问题的思考[J].长江论坛，2000，（6）
新经济政策作用篇4
关键词：民族地区大开发；区域经济合作；内生增长
1民族地区大开发面临的挑战
1.1政策方面的不足
1.1.1原则性过多，缺乏应有的约束力
在已经出台的民族地区大开发政策中，许多应该用数值指标做出的规定更多的是用文字表述，使之具有很大的操作弹性，缺乏政策应用的约束力。一些较为模糊的用语，作为总的政策框架，表明一种政策倾向是可以的，但负责实施政策的有关部门应该有一种量化的实施细则，做到心中有数。但实际上，在一些部门出台的政策文件中，原则性的表述仍然过多。
1.1.2优惠政策的效应降低
民族地区要形成对各种资本的吸引力，就需要构建“政策洼地”。诚然，在六年来国家已经陆续出台了一些向民族地区倾斜的优惠政策，这些政策对于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国家当年给予东部地区的很多优惠政策还在继续发挥作用，使得民族地区的“政策洼地”就很难形成。
1.2市场经济大环境的转变
1.2.1市场机制作用的逐步强化
首先是经济体制的新变化。中国经济体制经历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性改革。东南沿海是中国体制改革创新试点地区，经济体制均超前于全国阶段性改革的推进速度。因此体制性障碍约束均要小于其它地区。但到了民族地区大开发战略实施时，我国的经济体制已经进入了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市场经济体制最大的功效就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经济市场化的特征是要向能够产生更高报酬率的地区和部门流动，提高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律。
1.2.2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实践证明，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单纯走原有的高能源消耗、生态环境破坏的模式，是难以保持经济高速稳定和持续发展的。粗放式的扩大再生产向集约化、高效化、节约化的循环经济转变是大势所趋，这也是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此背景下，民族地区经济增长也必须走集约化、技术型、高附加植的增长方式，不能仅靠掠夺式的开发资源，一哄而上的项目来获得经济的发展。因此，在民族地区经济平均水平落后的情况下，将分散的民族地区各区域的资源、资产和技术进行有效的联合和合理的区域分工，通过借助整体的力量才能适应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2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新构思
2.1加快民族地区大开发相关政策立法
（1）国家应当通过法律法规规范和约束各个主体的行为。
以往我国区域经济政策多变或失效的原因很多，但其中最根本的一个原因，是政策立法工作落后。不论是党中央的原则性政策，还是国务院及其职能部门的具体政策，多数是以文件、规定、条例、意见等形式实施的，只有极少数部分要通过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后才能实施。所以，这样出台的区域经济政策的法律含义和强制的约束力就很低,作为地方政府和企业来说，既可执行，也可不执行，甚至变相执行。可见，政策的立法问题不解决，对民族地区大开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2）建立关于民族地区发展政策的根本法和特定法律。
可以考虑先从“《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开发促进法》、《民族地区投资法》、《民族地区生态保护法》”等民族地区开发的根本法和关于环境保护、土地使用的法律入手为当务之急。用这些基本的法律形式把国家实施民族地区大开发战略的总体方法、实施手段、各有关的责任主体、义务和利益等重要问题给予明确的界定，使这些政策措施更加规范并具有法律保障，有效地提高政策措施的实效性和操作性。
2.2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干预的有效性
2.2.1改善西部经济发展的硬环境
在政府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前提下，通过增加对民族地区硬环境的建设，改善民族地区的投资环境。如增加对民族地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铁路、公路、地铁和其他城市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电网、气网、水网、信息网建设；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坡改梯地、生态综合治理、长江、黄河防护林、主要江湖流水污染整治与大气污染治理等生态保护和环境整治工程建设；运用高新技术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技术进步；水资源开发；培育旅游优势产业；建立生态经济示范区；国家中草药地区基地建设；地区优势资源开发利用和发展科教产业等项目。
2.2.2注重软环境体系建设
第一，构筑良好的政策环境。政策是政府干预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和为公众提供服务的重要形式。政策的透明度和稳定的政策是政策效力的重要保证。因此，在民族地区政策环境的构建上政府应注意实现政策的公开性和透明化，以及政策在不同时间的连续性和不同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的协调性，充分发挥政策的极力约束效应。
第二，实现制度改革和创新。树立市场经济观念，科学界定政府职能，使政府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运行规则的制定者和仲裁者以及社会大众的服务者。以制度创新规范社会各个角色的行为，保证市场竞争的效率与公平，为社会提供基本的公共物品及信息服务，同时创造和维护公开、公平的经济环境。
2.3构筑民族地区经济圈，加强区域合作，实现协同发展
新经济政策作用篇5
关键词：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创新；区域政策
京津冀地区，指的就是北京市、天津市、以及河北省。当前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发展，北京和天津占有很大的优势。在当前的经济发展中，形成了以北京和天津为核心，以河北省为广阔区域的特殊经济带。区域协同发展，指的是发挥区域内各个经济成员的优势，通过彼此之间的相互合作、相互协调，共同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提高区域经济的实力。但是在京津冀地区，区域内各个经济主体之间的经济水平和产业结构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较大，相关产业之间的分工不合理，这也就造成了该区域内产业协同发展进展的并不顺利。
一、课题研究的背景及目的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样的一种形势之下，加强区域内产业的协同发展，对于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协同发展工作的顺利推进，离不开机制创新和区域政策的保障，只用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将机制创新和区域政策相结合，才能够更加稳步的推进京津冀产业结构的协同发展，从而取得更加巨大的经济发展。
机制创新和区域政策，是政府调控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研究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机制创新与区域政策，能够充分发挥机制创新与区域政策的保障作用，对于促进京津冀地区经济的发展，优化产业结构，发挥北京市的核心经济体的作用具有重大的意义。在2014年。在北京考察时，提出要推动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在2015年通过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规定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目标、指导思想、原则等内容，表明了国家对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视【1】。将机制创新与区域政策相结合，才能够使得京津冀区域的产业协同发展更加深化，加快京津冀区域经济的发展步伐，发挥出京津冀地区经济的最大潜力。
二、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与政策的概述
（一）机制创新的内涵与特点
“机制”一词，最早起源于希腊语，在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指的是机器的组成部分以及工作原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机制”一词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引申义。泛指一个工作系统的组织或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并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广泛应用。在经济发展中，机制指的是经过时间的检验，对于经济的发展能够起到促进性作用的发展方式和发展方法。机制创新，指的是为了更好地优化组织结构，提高经济效率，增强各区域的经济竞争力，从而对各种运行机制和管理机制进行创新的相关活动。
机制所具有的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在于它的制度性。机制创新是政府部门，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和运行管理所做出的制度性设计【2】。机制创新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作用就在于：首先，有灵活的应变能力。针对不断变化的市场，可以及时的做出反应，可以根据市场的变化做出适当的调整，其根本目的始终是为了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其次，能够激发出产业的发展动力。机制的创新，对于产业的发展，提出了相对可行的发展方式，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发挥产业的潜力。最后吗，能够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经济的发展，最根本的依靠在于人的操作性，机制的创新，对于经济的发展不断提出新的方式和方法，可以充分调动人员的积极性投入到经济建设中来。
京津冀系统发展的机制主要包括有互惠互利C制、合作共赢的机制、协同创新机制，产业协同发展机制，在区域经济的发展中，建立起更高水平的协调机制，以及分配机制，是整个机制创新最重要的工作。
（二）区域政策的内涵与特点
区域政策，指的是由政府指导，为了促进区域内经济的发展，合理的配置区域经济资源，从而实行的一些政策。区域政策，顾名思义它的实行范围一定是整个经济发展区域，相关的制度也只对区域内的经济发展起作用【3】。要实行区域政策前提在于区域经济在拥有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等各方面之间的差异化，经济发展不平衡，在这个基础之上在优势互补、协调发展、互惠互利的原则之下，政府制定出适宜当地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通过这些政策的实施，能够有效地解决区域内经济发展的资源分布不均，产业之间分工不明确、产业发展差距较大等问题。
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时期，区域政策所关注的内容也并不相同。纵观我国经济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在工业化发展的初级阶段，所关注的问题在于产业的布局，产业的发展应该具体落实到什么地方；在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经济的发展已经初步取得了一些成就，此时所关注的问题则转移到不同的地域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生了较大的差异，如何缩小这种差异，以及对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怎样来发展经济；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对于经济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区域政策的关注点在于如何能够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提高区域经济的竞争力【4】。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了解到区域政策的特点在于区域性、时效性和全面性。区域政策的实行，必须在一定的经济区域之内，而且具有特定的发展时期，同时能够系统全面的解决在特定的发展时期的相关问题。
区域政策采用的划分依据不同，有不同的分类。
根据区域政策的的作用，可以分为支持发展政策和限制发展政策；根据政策的干预方式可以分为直接干预政策和间接干预政策；根据层次可以划分为宏观区域政策和微观区域政策。有多重的划分标准，对于区域政策的划分也会有所不同。同一个区域政策，有可能既属于支持发展政策，还可以是宏观区域政策。
三、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机制创新与区域政策的基本状况
（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机制与政策的进展
对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机制与政策的研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在实行改革开放之时就已经展开。根据其发展，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在这个时期的发展，主要是对于京津唐这个区域的研究。结合当时对土地的相关规划，对于该区域发展的研究主要在于产业建立和产业分工方面。并针对具体的规划，提出了相关的政策措施【5】。
第二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了2010年左右，在这个时期，对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机制与政策的研究，首先在地域上进行了很大的扩充，已经包含了当前区域经济发展所涵盖的区域。在这个阶段，研究的主要内容在于要促进者三个区域之间的经济协同发展，缩小地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异，以及各项资源的共享。
第三个阶段，从2011年到现在。在地域上，已经扩展到这三个省市的所有区域。主要的研究内容也发生了转变。从之前的产业协同发展，转而更加强调产业结构调整，以及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等问题。
通过上述内容的分析，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机制与政策的研究，存在着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针对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不够细化，没有具体的执行细则；其次，相关政策的指导性不强，关键在于对于区域特征的研究不够深入，制定的政策没有针对性；最后，相关的发展机制和区域政策不能够很好的配合，对于协同发展所起到的作用有限【6】。
（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机制创新与区域政策的目标
京津冀区域内经济的协同发展，能够有效地缩小区域经济的发展差异，优化区域内的产业结构，促进整个区域内经济发展效率的提高。明确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机制创新与区域政策的目标，对于机制创新和区域政策的制定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促进社会公平。通过对下面表1的数据分析，京津冀三个省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无论是人民的收入水平，还是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三个省市的发展都存在很大的差距【7】。为了减小这种差距，要积极的发挥政府的职能，将协同发展的各种机制和区域政策相结合，从而促进区域内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对于公共事业有更大的关注和经济投入，从而促进社会公平的实现。
表12014年河北省各项指标发展状况
项目发展状况
人均财政收入北京的1/6，天津的1/5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北京的55%，天津的77%
农村人均纯收入北京的50%，天津的60%
城镇化率比北京低37.1%，比天津低33%
每千人口拥有的医疗床位北京的1/3，天津的2/3
平均受教育年限落后京津地区2-3年
第二，提高经济效率。它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机制创新与区域政策研究的最根本的目标。通过对于表2的数据分析，我们看到这三个省市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平衡，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机制创新和区域政策的实行，最重要的就是要促进区域内的产业优化，保证区域内经济的相互交流与合作，从而提高区域的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增长【8】。
表22014年京津冀三个省市的经济发展状况
项目/城市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
人均GDp99995元105231元39984元
三次产业增加值0.7%，21.4%，
77.9%1.3%，49.4%，49.3%11.7%，51.1%，37.2%
第三产业所占比重78%53.5%30.8%
全员劳动生产率32.43万元/人18.65万元/人7.07万元/人
第三，促进生态文明发展。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经济的发展，不仅要求经济的告诉发展，还要求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兼顾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由于之前的经济发展，资源的过度开采，对于自然环境造成了很大的破坏。要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一定要保护生态环境。不仅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通过机制创新和区域政策，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提出更加切实可行的制度保障，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改善京津冀区域的生态环境【9】。
（三）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机制创新与区域政策的导向
根据上文中论述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机制创新与区域政策的目标，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在机制上的创新以及区域政策的制定时，应该更加关注一下几个方面：
第一，产业结构调整和空间分布。具体分析这三个省市的产业分布特点，对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一定要站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发挥各自的产业优势，通过相互的合作和调整，弥补产业发展的不足和空间分布上的不合理【10】。北京市可以重点发展第三产业，着力提高知识经济、绿色经济和服务经济的发展，构建起精尖产业结构；天津市可以优化发展制造业以及金融业和其他的一些新兴产业；河北省要加强与北京和天津地区的交流与合作，建立商贸物流基地。通过优化产业结构，能够减小区域间经济的竞争，相互之间的联系呈现出合作的状态。机制创新与区域政策，应该围绕着产业结构调整而展开，创新产业协同发展机制，出台与之相应的保障政策。
第二，公共服务建设。河北省与北京、天津两个城市相比较，公共服务设施的差距巨大。公共服务建设就是为了实现三个省市的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公共服务的水平达到基本相同的程度。包括在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等各个方面。机制创新和区域政策的发展，有关注的就是首先就是要缩小三个省市的差异，通过增加对公共服务的投入得以实现；其次促进教育、医疗等资源的共享和合理分配；最后在管理上，要与时俱进，将互联网信息技术融入其中，对于三个区域间公共服务体系的一体化建立具有十分积极地作用【11】。
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环境保护是这个阶段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任务。在机制创新和区域政策方面，政府应该出台更加强制有效的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加大对于破坏环境的行为的惩治力度，在机制创新方面，建立起绿色循环经济的发展机制、生态环境的补偿机制等。通过机制创新与区域政策的双管齐下，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12】。
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机制创新和宏观区域政策
宏观区域政策，指的是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全面性和长久性的指导作用的经济政策。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机制创新和宏观区域政策主要包括：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机制和政策、公共服务建设的机制和政策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的机制与政策【13】。
第一种，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机制与政策。京津冀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在产业分布和产业发展上都有着很大的不平衡性，相互之间的合作能力较低。要对东区域产业协同发展，就要做好产业转移的对接工作。不仅要对三个区域的产业分布做好全面的规划，健全相关的疏导机制，强力推动相关转移和疏导政策的实施，还要对于三个省市的经济利益做到最大程度的保障。其次，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对于三个省市的产业转型和升级要做出合理的分配，利用好当地的优势产业。最后，加强三个省市的产业分工【14】。京津冀三个省市的产业分布逐步呈现出合理化的趋势，完成产业转移之后，一定要加强产业之间的相互合作，明确产业之间的分工，不同的产业之间相互配合，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从而促进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
第二种，公共服务建设的机制和政策。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可以有限的带动各地区经济的发展，提高人员的积极性。尤其是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合作和资源共享，对于推动公共服务建设有重要的作用。第一，要推动区域间教育的合作和资源共享。通过政府的积极引导，搭建起教育资源共享平台，加强区域间学校之间的交流，在课程内容上实现区域内统一化。第二，加强医疗卫生事业之间的相互合作。对于建立起医疗事业的联动机制，出台相关的配套措施。加大对于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促进区域内医疗卫生资源的共享。第三，推动区域社会服务的发展。建立起更加方便的保障体系，实现三个省市的医疗保险可以跨区结算，建立起新型的跨区养老模式等。通过这三个方面的相互配合，实现在公共服务方面的均等化【15】。
第三种，生态环境保护的机制与政策。在先进的经济发展中，生态环境的保护始终处在最关键的地位。首先，要全面落实生态保障机制，是推动生态经济区的关键一步。在生态保障中所采用的的生态补偿机制，要明确补偿的对象以及补偿的原则，还要建立起相关的保障政策，促进生态保障机制的顺利推进。其次，对于生态补偿的范围和标准，在政策上要做出具体的规范，包括对于生态服务系统和资源环境保护的激励与补偿。最后，对于生态补偿的模式，最常用的就是财政转移支付，它是最基本、也是最稳定的生态补偿模式。在经济的不断发展过程中，一定要积极地探索出新的更加合理的生态补偿模式【16】。
总结：
通过上述文章，对于京津冀系统发展的机制创新与区域政策的研究，我们发现机制创新和区域政策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机制创新促进了区域政策的不断发展，同时区域政策保证了创新机制的实现。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的协同发展，不能够一蹴而就，在发展过程中，一定要进行实际的调研和考察，通过对实际状况的分析，对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要促进京津冀地区产业的协同发展，需要三个省市的共同努力。在通过政府部门的引导，一定会取得更加显著的成效。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的良好态势，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经济建设坐车了巨大的贡献，同时对于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参考文献
[1]陈师波，王书华，叶小梅.京津冀城市群科技协同创新研究[J].中国科技论坛，2015（07），63-68.
[2]崔和瑞.经济及区域经济一体化可行性分析及发展对策[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06（05），76-78.
[3]樊杰.京津冀都市圈区域综合规划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11）；163-168
[4]樊杰.我给过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优化配置理论创新与“十三五”规划的应对策略[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6（04）；1-12.
[5]王贺，白庆华.我国三大都市圈发展研究[J].软科学.2008（05）；26-28.
[6]徐琴.从世界都市圈的发展经验谈中国的都市圈建设.[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2006（2）；56-59
[7]冯海波，王伟，万宝春.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河北省主要生态环境问题及对策[J].经济与管理，2015（05）；19-24.
[8]高树兰.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协同发展与财税政策支持与探讨[J].国土绿化.2016（06）；12-17.
[9]何树成.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取得横向生态补偿途径.[J].国土绿化.2016（4）；48-50
[10]刘新建.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几个概念与原则[J].燕山大学学报，2010（03）；128-131.
[11]陈晓水.京津冀产业发展功能定位与产业集群空间分布[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8（06）51-54.
[12]胡之光，陈勇军.经济技术市场一体化研究综述.[J].管理科学与工程.2016.（05）；92-102
[13]郑芳梅，方超，齐雄.北京市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J].区域经济，2009（40）48-50.
[14]李慧茹，杨丽辉.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保护：进展、效果和对策[J].河北大学学报.2016（01）；66-71.
新经济政策作用篇6
一、辩证地看等国际税收竞争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国家所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国政府在运用宏观政策管理经济的过程中，必须面对变化的社会、技术、经济等方面的约束条件。这些约束条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国际税收竞争，它的存在使得国家自主改革税收制度和运用税收政策的能力遇到新的挑战。国际税收竞争的一个直接效应就体现在对一国宏观税负水平的影响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世界税制改革普遍采取减税政策和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税收竞争趋势有直接的关系，国际财税理论界也加强了对国际税收竞争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因此，必须对国际税收竞争的这些影响深入加以分析。
一方面，国际税收竞争尤其是恶性税收竞争的目的在于吸引非居民税基，把生产要素与经济活动引向本国。优惠的税收措施将会影响跨国企业的投资决策和经营地点的选择，从而使富有流动性的资本、金融及其服务业从高税负国转移到低税负国。如果各国都竞相参与减税竞争而未受到任凭约束，流动性较强的经济活动将从各国税基中消失。进而，国际税收竞争会扭曲税负的分布，引发新的不公平。在现代社会中，税收不仅是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补偿，同时也是作为政府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财力。因此，在经济活动国际化的背景下，各国必须确保税收收入的相对稳定。如果不是通过减少财政支出来弥补上述税基受侵蚀造成的财政损失，则只有对流动性弱的生产要素及经济活动课以重税。显然，这种税收负担的转移降低了税收制度的公平性。
另一方面，利用包括减税在内的税收竞争手段参与国际竞争属于一国。一国有权自主地决定自己的课税安排，包括其税收优惠措施的设置。尤其是在全球资本市场已基本形成，各国货币政策运行受损的情况下，税收政策更是成为各国实现短期稳定和长期结构调整的重要工具。因而，主动减低税收负担参与国际税收竞争，以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同时防止本国资本外流，发展国内经济，也是提高一国国际竞争力的有力手段。研究发现，那些选择通过向其他企业和公民征收较少税收收入进行竞争的国家里，经济增长得更快，而选择由高税收筹集资金的大政府和更多服务的国家，其经济增长就要慢一些。可以说，国家之间合理的税收竞争已成为一国有效分配资源的可选择的重要手段之一。此外，适度国际税收竞争也将有利于税收中性原则的贯彻。通常认为，高税率、歧视性的课税范围和不规范的税制内容都将作用于经济，影响纳税人的决策和行为，从而破坏税收中性。而在税收竞争潮流的冲击下，各国纷纷实行了一系列扩大税基、降低税率的改革，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税收对经济活动包括对劳动、储蓄和投资的扭曲作用。如果基于全球视角，将全球视为一个共同市场，税率的降低带来的全球性税负减少从整体数量上削减了税收的额外负担，从而使资源配置在全球范围内得以优化，提高了国际经济效率；扭曲作用的削弱还源于税基的扩大。税基的扩大拓宽了税收政策工具调节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歧视性课税范围对纳税人经济行为的诱导作用。
因此，必须坚持对税收竞争进行客观、全面、辩证、发展的理解：税收竞争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下国际税收关系发展的一种必然现象，这是税收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一种表现形式；但过度的税收竞争将反而阻碍经济全球化进程。因而走“税收竞争----税收协调”之路是未来国际税收关系应取的趋向。简言之，坚持国际税收竞争的辩证观是考察宏观税负问题的重要也发点。
二、当前国际税收竞争新态势
当前国际税收竞争已出了不少新动向，而这与国际资本流动新特点与国际经济形势日趋严重这两方面密切相关。最近几年，国际资本流向最突出的特征是全球资本持续、大规模流入美国，导致美国金融市场长期繁荣，并为美国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但自2000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经济出现了许多变化。美国近年来持续的经济增长开始放缓，所谓“新经济”乐观氛围下带来的股票市场价格上扬开始了价值回归的过程，金融市场动荡不断。欧洲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各国自身经济结构上的深层次矛盾以及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有确定性而增长乏力。日本则由于“泡沫经济”的破灭而陷入长时期的衰退，对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来说，金融危机造成的阴影还未退去，出口乏力和内需不足依然严重。
在这种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国际资本市场也面临着新一轮的调整。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在谋求通过各种方式吸引国际资本，刺激国内投资和需要，拉动经济增长。而税收工具则成为各国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的重要组织部分。当前的世界经济正在引发新一轮的大规模减税运动。可以说，在经济全球化的现实背景下，税收竞争已成为提升一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环节。
就发达国家而言，其减税的主要目标是刺激国内市场消费和投资，振兴经济。美国国会于2001年第5月底通过了今后10年内减税1.35万亿美元的法案，其重点是削减个人所得税。在全部减税金融中，个人所得税占近65%。这一减税法案希望不仅能拉动消费而且将对技术创新和中小企业发展产生促进作用。加拿大在2000年的财政预算中制定了一个五年的税收计划，这项计划将减税580亿加元。其主要措施包括降低税率与其他减税的措施，期待在未来5年内使加拿大公司税率与西方主要工业国税率大体持平。法国在2000年9月开始在今后三年中采取一系列减税措施，减税总额估计高达1200亿法郎。减税涉及到个人所得税、公司税、汽车印花税、石油内部产品税以及社会保险分摊费等五个税种。德国在2000年5月通过了一揽子措施来降低个人所得税和公司税的方案，规定到2005年为止，每年削减450亿马克的税收，以此来促进德国的经济增长。而日本也于近期考虑采取包括减税在内的各种措施，以刺激低迷的股市和增强消费信心。
就新兴市场国家与地区而言，其减税主要是为了吸引外资流入，以解决金融危机过后经济重建过程中出现的资金供给的巨大制品和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大量资金的问题。东南来国家的减税和税收优惠的实施力度尤为强劲。印尼政府在2000年提出了以税收优惠为核心的新的外资政策。新加坡对生产和研究开发领域的设备投资采取了减税政策，较大幅度地降低了外资企业的税负。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政府吸引外资的新政策也基本上是围绕新一轮减税的竞争而展开的。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如巴西、匈牙利、俄罗斯等也纷纷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外商投资的减税和税收优惠政策。发巴西允许地方政府为吸引外资而制定自己的税收优惠政策，各州可根据实际情况向外资提供高于联邦政府确定的优惠政策等。
总而言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入和现代世界市场经济所固有的供求矛盾的加剧，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在进行新一轮的减税改革，一求吸引外资，二求刺激国内经济。这种减税运动客观上造成了国际税收竞争的加剧。这说明，在新的经济环境中，税收政策越来越成为政府对经济管理的重要工具。但必须注意的是，这种减税是和税制规范和优化结合在一起的。税收中性、收入公平分配以及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等多重原则之间的有效结合日益成为各国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过程中所致力实现的目标。
三、应对国际税收竞争和积极财政政策的持续性
研究当前国际税收竞争态势的现实意义是多重的，这不仅包括我们应积极应对国际税收竞争挑战，合理适度地运用税收竞争政策，也包括应加快税制改革与完善的步伐，合理地确定宏观税负水平。笔者在这里要说明的主要观点是，我们应结合国际税收竞争的新态势，从税收在我国积极财政政策运用中的内在作用和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国际财税背景这一新角度，来研究当前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问题。
什么是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性？不少学者都发表了很好的观点，在笔者看来，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至少可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这一政策在执行时效应的最大化，二是这一政策在执行时风险的最小化，三是这一政策的适时调整乃至转换。从总体上说，我国自1998年以来执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在这三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或已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并加以完善。其一，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是有目共睹的，从中国特定历史条件出发，以发债作为主要形式的积极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遏制通货紧缩趋势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这既表现在我们对这一政策实施妆对当时形势的准确判断，又表现在我倦该政府执行中对政策取向与政策组合的合理选择。其二，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风险控制，这几年的实践也已证明是成功的。中央对于这种带有阶段性、应急性特点的财政政策，已经明确指出并充分考虑到这一政策可能带来的财政风险，在发债空间的把握、国债项目建设质量的保证、抑制通货紧缩趋势与防范通货膨胀新苗头并重、短期财政政策运用与财政资源长期可供给性的协调等方面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绩。其三，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适时调整是一政策持续成功的重要方面，这几年成功的实践包括了对这一政策力度的控制、具体措施的选择、与稳健货币政策等相关政策的配合等。与此同时，我们对积极财政政策运用与长期财政平衡观的辩证关系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并逐步根据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形势来研究在一一历史条件下积极财政政策的转换问题。
在充分认识我国积极财政政策所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我们也应看到，从如何保持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性这一特定角度出发，特别是随着积极财政政策运用的外部环境因素的变化，现有的政策组合选择中仍存在一定的改进空间。许多学者已从不同角度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完善提出了不同的建议。笔者认为，作为一种完整的财税政策组合，积极财政政策必须充分考虑税收作用。只有充分发挥税收作用的积极财政政策，其可持续性才是完备的，因此应将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内在化于积极财政政策之中，并结合税收这一内在因素的外部环境变化来调整积极财政政策。应该说，税收在近年来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与宏观调控中已经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税收收入的稳定增长为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提供了财力支持，我们实行了鼓励投资与消费的一系列税收措施，出口退税体制的不断改进与运作也收到了良好的效应。与此同时，我们也认识并论证了在一定历史阶段上暂时不采用减税手段作为积极财政政策方式之一的客观性。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从税收角度来考虑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我们要充分注重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对积极财政政策进行调整的必要性，清醒认识以举债为主要手段的积极财政政策可能积聚的财政风险，认真探讨对宏观税负水平进行必要调整是否会有助于积极财政政策发挥最大效应。
具体说来，适时考虑运用一定减税方式来完善积极财政政策的组合，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前述国际税收竞争加剧带来的外在压力，这一环境变化要求我们要适当降低宏观税负水平。笔者认为，结合国际税收竞争的新态势进行税制改革和适度减税是保证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性的重要环节。其一，适当减税将有利于积极财政政策效应的更好发挥，税制设置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制度因素，一个良好、有效的减税方案可以增加企业的活力，从而在增加产出扩张经济的同时，使政府的财政收入取得动态的同步增长。其二，应将减税和规范税制的改革同步进行。针对我国当前现实，减税有可能在短期进一步加万里我国的财政困难，因此，必须深化税制改革，规范税制，加强征管，有效保证必要的税收收入。其三，考虑到国际税收竞争的压力，适当减税，参与合理的税收竞争可以使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相对有利地位，是我国在经济全球化下对经济进行宏观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减税、规范税制和扩大公共开支相互配合、同步实施的做法将会加强政策实施的有效性与可持续性，体现政策工具相机选择的稳定性，从而提高财政安全度，并达到在中长期有效发挥财政调控职能的作用。
在合理适度减税和规范税制改革的具体操作上，一是应减轻企业所得税负；二是加快将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的步伐；三是减免高新技术产业税收负担；四是适当降低消费税税率，鼓励汽车和住房等耐用品的消费；五是完善个人所得税制，扩大征收范围，实行分类和综合所得税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体系；六是在降低税率和取消个别税种的同时，适时开征一些新税种，加强税收对经济的调控职能。
参考文献：
1.“‘深化税制改革中的税收负担问题’理论研讨会发言摘要”，《税务研究》，2001年第4期。
2.“漂移的金山----国际资本流向新一轮调整透视”，《瞭望》，2001年第7月2日版。
3.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宏观部：“财政政策‘积极’的路还要走多远”，《财政与税务》，2000年第3期。
4.刘溶沧：“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论分析与政策评价”，《中国财政理论前沿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6月版。
5.安体富：“税收应在宏观调控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国税务报》，2000年第4期。
6.邓力平：“经济全球化、wto与我国税制改革”，《税务研究》，2000年第4期。
7.邓力平：“经济全球化、wto现代税收发展”，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8.邓力平：“经济热点都与税收有关”，《中国税务报》2000年3月20日。
9.邓力平：“当前研究税负问题应考虑的几个因素”，《福建税务》，2001年第3期。
10.邓力平陈涛：“当代西方国际税收竞争理论评述”，《亚太经济》，2001年第7期。
11.邓力平陈涛：“研究我国宏观税负的国际背景”，《亚太经济》，2001年第4期。
12.陈贺菁：“关于税收竞争的若干思考”，《税务研究》，2001年第2期。
新经济政策作用篇7
一、我国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的成功实践
党的十以来，面对国内外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特别是“三期叠加”特定时期的经济下行压力，党中央、国务院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不断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先后创新实施区间调控、定向调控、相机调控，适时适度预调微调，有效地稳定了市场信心和社会预期，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稳定运行和结构优化升级。
2013年，中央提出了“区间调控”的概念，要求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节奏，使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守住稳增长、保就业的“下限”，把握好防通胀的“上限”，在这样一个合理区间内，要着力调结构、促改革，推动经济转型升级。2014年，进一步提出要在坚持区间调控的基础上，注重实施“定向调控”，也就是在调控上不搞“大水漫灌”、不采取短期强刺激措施，而是抓住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更多依靠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的力量，有针对性地实施“喷灌”“滴灌”。一年多以来，先后实行向小微企业等定向减税和普遍性降费、扩大“营改增”试点、积极盘活存量资金等政策，同时积极采取定向降准、定向再贷款、非对称降息等措施，不断加大对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有效发挥了激活力、补短板、强实体的重要作用。今年以来，又提出要更加精准有效地实施“相机调控”，强调要做好政策储备和应对预案，把握好调控措施出台的时机和力度，不断提高相机抉择的水平。
从“区间调控”到“定向调控”再到“相机调控”灵活运用，集中体现了中央在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上的新探索新实践，促进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避免了大起大落，为“十三五”时期进一步提高宏观调控水平、促进经济行稳致远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应把握好的基本原则
“十三五”时期，新形势新任务对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提出了新要求。面对更加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对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明确提出，要更加注重扩大就业、稳定物价、调整结构、提高效益、防控风险、保护环境。为此，要重点把握好以下四个方面。
（一）坚持总量调节和定向施策并举
实施宏观调控要把握好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平衡点，既防止经济增速大幅波动，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又抓住时机加快转方式调结构。一方面，要保持经济总量基本平衡，把握好总供求关系的新变化，明确经济增长合理区间的上下限，加强区间调控、相机调控，加强政策预研储备，备好用好政策工具箱，当经济面临滑出合理区间的风险时，采取更大力度的稳增长措施，有效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另一方面，坚持在区间调控的基础上，注重实施定向调控、结构性调控，瞄准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特别是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统筹施策、精准发力，推动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努力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二）坚持短期和中长期结合
宏观调控要立足当前、兼顾长远，既要有利于解决当前面临的矛盾，也要为长远发展打好基础。一方面，宏观调控要增强针对性、有效性，通过预调微调，搞好需求管理，促使总需求与总供给基本平衡，熨平短期经济波动，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防范化解各种经济风险。另一方面，着眼于改善中长期供给能力，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培育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增长极、增长带，加快推动经济结构优化，不断提高要素产出效率，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提升经济潜在增长能力，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三）坚持国内和国际统筹
我国经济己经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国际投资贸易格局变化、世界资本流动、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主要经济体经济政策调整，都会不同程度传导、影响到国内经济运行。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宏观调控必须具备全球视野，统筹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更多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推动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完善。要加快形成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机制，主动加强与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协调和沟通，更加积极地参与多双边国际经济合作，提升国际话语权，推动国际宏观经济治理结构改革，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更加公正合理。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加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深入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拓展发展空间，为世界经济稳定复苏作出积极贡献。
（四）坚持改革和发展协调
经济平稳发展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前提和基础，全面深化改革又为经济持续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和活力。要把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努力实现多重目标、多项改革和多种政策联动协调平衡。一方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主动调控、稳中有为，通过经济稳定健康发展，为全面深化改革创造良好环境。另一方面，坚持问题导向，针对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推动有利于经济平稳发展的改革措施及早出台、加快落地，使改革更加有力地服务于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要通过改革创新引导宏观调控方式创新，以结构性改革破解结构性难题，着力实现经济中高速增长、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
三、“十三五”时期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的主要任务
《建议》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总结宏观调控实践经验，借鉴国外有益做法，从宏观调控实施依据、创新调控思路和工具、完善调控政策体系和运用大数据技术等方面入手，提出了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的重点任务。
（一）依据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目标和总供求格局实施宏观调控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体现了国家意志、人民愿望和对发展规律的把握，明确了国家发展战略目标和重点任务，是引导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纲领和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依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是贯彻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的年度工作安排，明确了年度发展目标和相应的宏观政策取向。要强化国家中长期规划的引导和约束作用，发挥好年度计划在落实规划上的关键作用，加强对政府公共预算安排、金融资本运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合理配置等领域的引导和综合协调，稳定和引导社会预期，促进总量平衡和结构调整，有效防范风险。
（二）进一步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政策工具
要依据不同阶段、不同情况和不同特点，与时俱进、探索创新，及时调整完善调控思路和政策工具，增强政策的现实针对性。“十三五”时期，要在保持政策基调总体稳定的前提下，在区间调控的基础上加大定向调控力度，实行相机调控、精准调控。把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作为宏观调控的基本要求和政策取向，充实和完善“三个工具箱”，当经济平稳运行时，加快推出一些促改革、调结构的政策措施；当经济出现波动时，预调微调的力度就要大一些；当经济出现下滑时，采取力度更大的稳增长措施。要坚持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并重，把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有机结合起来，大胆探索创新政策工具，盘活存量、用好增量，有保有压、有扶有控，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推动结构调整优化，提高经济质量效益。
（三）不断完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
《建议》强调要“完善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为主，产业政策、区域政策、投资政策、消费政策、价格政策协调配合的政策体系”。为落实好这一要求，一要加强重大问题研究和政策储备。围绕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深入开展重大问题研究，并逐步向战略构想、发展规划、政策思路、改革方案、重大工程等演化，形成政策储备。二要建立健全重大政策统筹协调机制。统筹协调重大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把握好政策的方向、力度、节奏和出台时机，避免政策效力过度叠加或相互抵消，形成调控合力。三要完善政策分析评估机制。对政策背景、力度、效果和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和量化测算，统筹进行政策特别是重大政策的综合评估和协调，增强宏观调控政策体系的有效性。
（四）运用大数据技术提高经济运行信息及时性和准确性
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必须加强对经济形势的监测预测预警，特别是要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潜在性问题，及时进行预研预判，这些都需要夯实宏观调控的信息基础。大数据时代的迅猛发展，对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提供了重要机遇，实时、海量的数据极大丰富了经济运行信息的来源。要建立健全政府大数据采集制度，加强电子政务建设，整合网络资源，实现互联互通。充分运用大数据技术，改进经济运行监测预测、风险预警和政策效应评估。加强政企合作，推动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大数据资源、产品和技术服务，为宏观调控提供支撑和保障。
（五）减少政府对价格的干预
政府价格管理要坚持把不该管的坚决放给市场，集中力量把该管的管住管好。“十三五”时期，要在保证公立医院良性运行、医保基金可承受、群众负担不增加的前提下，调放结合，积极稳妥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加快输配电价改革步伐，推动逐步放开上网电价和公益性以外的销售电价；实现成品油价格的完全市场化，逐步放开天然气气源和销售价格。同时，加大市场价格监管和反垄断执法力度，维护良好市场秩序。到2017年，竞争性领域和环节价格基本放开，到2020年，市场决定价格机制基本完善，科学、规范、透明的价格监管制度和反垄断执法体系基本成熟定型，价格调控机制基本健全。
新经济政策作用篇8
目前，发达国家已将药品的经济性作为与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同等重要的药品评价指标。众多发达国家的药品政策法规中均体现了对药品经济性的要求。然而，我国现行的药品政策中尚未体现对药品经济性的要求。如何应用药物经济学、将药品的经济性要求纳入我国药品政策中既是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也是与国际接轨的现实需要。
本文对我国在药品政策制定过程中应用药物经济学的现状及其原因、应用药物经济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进行分析与研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药品政策制定过程中如何及早应用药物经济学提出意见与建议。本文所研究的药品政策是指所有与药品相关的政策。
应用现状及其原因
药物经济学的研究起源于美国，率先应用于药品政策中的是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目前，世界上已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将药物经济学研究与评价的结论用于指导本国药品政策的制定，也即药物经济学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应用于越来越多的相关政策，发挥着日益广泛而深远的作用。
然而在我国，药物经济学研究不仅起步较晚，而且在研究的规范性及指导实践等方面远不及其他很多国家。仅在2001年7月17日国家计委印发的《化学药品单独定价申报评审指标体系（试行）》中将“药品单独定价水平的合理性”解释为：
（1）申请单独定价药品与对照药品的疗效价格比的合理性；
（2）企业应提供高质量申请单独定价药品所增加的成本与患者因使用该药品所增加的收益比的合理性中，看到药物经济学在药品政策中应用的些许痕迹，但这些痕迹也仅仅停留于字面，实践中并未得以实施。直到目前，药物经济学在有关的政策中一直尚未得到应用。造成如此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几方面：
1．对新兴学科缺乏快速认知和反应能力
药物经济学有着广泛的作用和重要的应用价值。越是在宏观层面应用，其应有的作用和效果越能得到发挥。然而，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已成功应用十几年、越来越多的国家也已经或正在日益广泛地应用药物经济学的今天，在我国的有关政策中却依然寻不到药物经济学的踪迹。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与之相关的部门对新兴学科缺乏敏锐的认知能力和快速反应能力，对其所能发挥的作用缺乏必要的认识。而这种快速认知能力和反应能力缺乏的更深层的原因，在于长期以来我国政府职能机构或部门缺乏应用最新科学、技术成果指导各项政策的制定的压力与动力，其结果势必严重影响新兴学科应有作用的发挥，最终导致我国在相应领域的落后。
2．对药物经济学应用于药品政策的必要性认识不够
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已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与高度重视，我国也不例外。然而，药品的经济性受关注和重视的程度却不尽相同。虽然，世界上已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关注、重视和应用药物经济学，但是我国有关部门对药品经济性的重视程度却迟迟没有应有的提升。甚至存在着疲于保证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无暇顾及药品的经济性的事实及相应的认识，也即存在只重安全性和有效性、轻视经济性的认识。认识不到位，政策上势必难以得到应有的体现。
3．政策理念偏重限制而疏于引导
政策至少应具有两大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是约束、限制与规范作用；一方面是引导、促进和推动的作用。
综观我国的药品政策不难发现，绝大多数政策基于对已发生问题的防范及对未来实践的规范。这表明我国的药品政策制定理念偏重于对实践的限制与规范而疏于面向未来的引导，从而使得药品政策更多地表现为被动防范，而缺少积极的引导。这种政策理念的弊端在时代进步、社会发展缓慢时期尚表现不明显，但在发展迅速的当今社会，无疑将造成所制定的政策相对滞后、缺乏应有的超前性、不能发挥应有的多方位作用的后果。
在这种政策理念下，药品政策的制定必然主要指向药品安全性、有效性方面的限制与约束，而对药品的经济性缺乏必要的重视与引导。
4．药物经济学本身的理论与方法有待成熟与完善
药物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应用学科，正处于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过程之中，其自身理论及方法尚不十分成熟，客观上需要人们在“用中学”，在用中发展之、完善之。我国的政策惯例倾向于采用成熟的、避开欠成熟的内容，在政策制定方面的总体基调依然表现为但求稳妥而不求开拓创新。在这种氛围下，药物经济学势必难以被应用于药品政策的制定过程中。
5．药品经济性的责任部门不明确
承担确保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职责的部门毫无疑问地是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但是承担确保药品经济性职责的部门却不明确。对此，目前主要存在不同观点：一种认为应属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另一种则认为应属于社会劳动保障部门或其他相关部门，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只负责药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药品经济性的责任部门不明确，势必导致有关的政策对药品的经济性缺乏必要的考虑和要求，进而导致药物经济学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应用。
对策与建议
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现在只有对新兴学科保持敏锐的认知能力和快速反应能力，才可能跟上时代前进的脚步；只有伴随新兴学科的发展而不断地将其理论应用于政策并指导实践，才能与时俱进地使现代科学与技术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只有在所制定的政策中体现出足够的引导成分，才能使政策发挥其应有的引领、促进和推动作用。药物经济学是处于发展、完善中的新兴学科，其最大的学科特点之一就是应用性强。对于这样的学科，客观上需要我们在“干中学”、在“用中学”，也即在对其具体的应用过程中不断地发展之、完善之，如果一味地等待其发展、完善之后再尝试应用，则势必既延缓了其发展、完善的进程，也极大地延缓了其发挥应有作用的时间。
鉴于以上对我国药品政策应用药物经济学的现状、原因及应用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的分析，笔者对如何促进药物经济学在我国药品政策中的应用提出以下建议：
1．明确责任部门，提出相应要求
相当长时期以来，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养成的对事物进行条块分割式的管理意识仍然存在，表现为对客观上需要多部门共同努力和分别负责的事物要么互相推委、谁也不想管理和负责，要么各不相让、只想独自管理而不进行必要的合作。其后果之一，必然是客观上需要多个部门责任部门分别负责和管理的新生事物无人问津、无人管理。
当今社会的飞速发展，新的科学、技术及新生事物会不断涌现，作为各级政府部门，除了已经明确的具体职责外，还必须承担起与时俱进的、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随时可能出现的应尽的新的职责，能够及时在自身职责范围内应用新科学、新技术以及负责管理与自身职责相关的新生事物，并与有关部门通力合作。只有明确了各级政府部门的这一职责，才能促使其对相关的新生事物、新兴学科、新技术等保持高度的关注与重视，其政策理念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其行为结果才可能真正保持与时俱进。
药品的经济性要求，体现在药品的研究开发、生产、流通及使用等全过程、多环节，但是最主要、最关键的环节在于新药评审和药品报销管理方面，因此，最主要的责任部门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及社会劳动与保障部门，应分别在新药评审、国家基本药物遴选及医疗保险报销药品的遴选等方面的政策中对药品的经济性提出具体要求和标准，以保证药物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
2．及早制订和颁布我国的药物经济学评价准则
不规范的药物经济学评价所得结论不足以作为制定药品政策的依据和参考，药物经济学评价准则是使药物经济学评价得以规范的基础和前提。药物经济学处于不断发展、完善过程之中，其评价准则也必然是随之不断发展、完善的，因此，建议及早制订和颁布符合我国国情，且为方向性的、较为粗略的、最为基本的、有利于自身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药物经济学评价准则。
3．找准切入点，逐步拓展应用面
参考国外的应用实践，考虑我国的具体情况，建议从药品报销环节和新药审批环节入手，开展、推动药物经济学在我国药品政策中的应用。具体而言，就是在原有可报销药品的遴选标准上增加药品经济性指标，对可报销药品进行重新遴选；在现行的审批新药的标准――安全性和有效性的基础上，增加对药品经济性方面的要求。
在上述两个主要环节的应用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取得较好效果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拓宽药物经济学的应用领域。
新经济政策作用篇9
关键词：量化宽松新兴经济体国际金融治理
中图分类号：D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13）02-0073-79
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体系中的重大事件。在新兴经济体崛起的大背景下，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治理过程中的合作如何？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是否在不断增强？这是本文要研究的问题。本文以发达经济体的量化宽松政策为线索，考察其对新兴经济体的影响，以及新兴经济体对量化宽松政策的应对。在此基础上，本文最后来探讨新兴经济体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真正作用。
一、金融危机下发达国家的集体性量化宽松政策
为应对经济危机，尽早摆脱经济衰退的阴影，实现国民经济的复苏与发展，发达经济体采取了各种政策措施。其中，量化宽松政策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内容，被美国、欧元区、英国以及日本等发达经济体普遍作为最为重要的政策选项而长期持续地大力推行。
美国是全球范围内量化宽松政策的最主要推行者。奥巴马2009年就任总统后，美联储先后实施了四轮量化宽松（Qe）政策。在2008年10月开始的第一轮Qe期间，美联储一共购买了1.725万亿美元资产。从2010年11月开始，美联储再次宣布实施第二轮量化宽松，决定至2011年6月底前购买6000亿美元美国国债。到2012年9月，由于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以及日益放缓的经济增长率，美联储宣布实施第三轮量化宽松。美联储没有明确第三轮量化宽松的总规模，仅表示每月将购买400亿美元的机构抵押贷款支持债券，直至实现美国的失业率降低到7%以下以及美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双重目标。仅仅3个月之后，美联储又宣布开启Qe4，每月除了继续购买400亿美元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外，还将额外购买约450亿美元长期国债。
自2010年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以来，欧洲央行也持续采取了量化宽松政策以防止欧元区经济形势的不断恶化。欧元区量化宽松政策的主要工具包括：1、启动长期再融资操作计划，以此向金融业提供了近万亿欧元的流动性；2、启动证券市场计划，直接购买超过2千亿欧元的欧元区债务；3、重新将政策基准利率调低至1%的历史最低水平；4、调低欧元区的法定准备金率至1%。
独立于欧洲央行之外，但和欧洲央行高度类似，英国央行也先后采取了数轮量化宽松政策。英国央行的第一轮量化宽松于2010年2月施行，当时英国央行购买了以英国国债为主的近2000亿英镑资产。其后，英国央行又推出了两轮量化放松，截止到2012年10月底，英国央行的量化宽松政策总规模达到了3250亿英镑。此外，英格兰货币政策委员会还宣布将主导利率保持在0.5%的历史最低水平，这一利率水平还将延续至2013年。
日本实际上是量化宽松政策的最早提出者和实施者。早在2001年3月，为应对国内持续的经济衰退，日本政府就实践了量化宽松政策，并将这一政策持续到2006年3月。2011年福岛大地震后，日本经济更加恶化，日本继续加码量化宽松。在2012年3月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上，日本央行宣布在当前55万亿日元资产购买规模的基础上追加10万亿日元用于购买长期政府债券。2012年9月和10月，日本央行连续两次宣布追加Qe规模，使得日本Qe总规模达到91万亿日元。在不断扩大的资产购买和信贷计划之外，日本还把基准利率长期维持在在0-0.1%不变。
发达经济体之所以要集体性地采取量化宽松政策，是因为量化宽松政策是这些经济体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最后可以依托的有力政策选项。虽然量化宽松政策没有取得最优政策效果，未能有效地帮助发达经济体强劲的经济复苏，但不容否认的是，其最低程度的政策目标，即在防止经济陷入衰退和避免经济进一步恶化等方面效果已经基本实现。在推出量化宽松政策数月后，美国的经济即走出了衰退，并且在2010年实现了2.4%的经济增长。欧元区、英国和日本在同年也分别取得了2%、1.8%和4.5%的经济增长率。如果没有不断推行的量化宽松政策，这些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很可能陷入通货紧缩的危险当中。
发达经济体之所以能够共同采取量化宽松政策，其重要原因在于它们的货币都是国际货币。事实上，imF的特别提款权主要是由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这四种货币构成。在imF的国际储备货币统计中，也不难发现这些经济体的货币程度不一的被其他国家作为重要储备货币。由于有了国际货币的身份，发达经济体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的诸多经济成本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被转嫁至其他国家，特别是本国货币还不是国际货币的新兴经济体身上。
二、量化宽松对新兴经济体的双重影响
发达经济体制定量化宽松政策的最初动因是为了缓解金融危机的冲击，刺激本国经济的增长。在全球经济相互依赖的背景下，特别是发达经济体对于全球经济仍有关键性影响的前提下，发达经济体旨在促进本国经济稳定以及推动本国经济发展的量化宽松政策理论上会给新兴经济体经济带来以下两方面的积极影响。其一，出口稳定。对外出口是拉动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之一，而目前新兴经济体的对外出口迄今依然高度依赖发达经济体市场。发达经济体通过量化宽松稳定了国内市场需求，将会因此稳定新兴经济体的对外出口。其二，外资引入。FDi（ForeignDirectinvestmen，对外直接投资）仍然是推动新兴经济体发展的重要因素，而新兴经济体吸收的FDi主要也是以来自于发达经济体的FDi为主，新兴经济体之间的投资仍然较少。正是基于这种逻辑，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曾公开表示，量化宽松政策“不仅有助于加强美国经济复苏，而且通过提振美国的支出和增长，也具有帮助支持全球经济的效果”。
但是，对发达经济体负责任的货币政策对新兴经济体未必是负责任的，对发达经济体有益的政策也并非必然会对新兴经济体有益。由于国内经济形势和国家经济结构的差异，量化宽松政策在给新兴经济体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现实经济挑战，甚至是政策风险，加剧了新兴经济体治理本国经济的困难，限制了新兴经济体制定各项经济政策的空间。
第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导致新兴经济体面临输入性通货膨胀的压力。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政策所创造出来的大量流动性无法在其内部被消化，必然外溢出至国际层面，并因此推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进而给新兴经济体带来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虽然2010年以来发达经济体处于经济困难当中，对国际大宗商品的消费减少，但同期国际市场上的农产品价格、能源产品价格以及金属矿产品价格总体上却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上升势头。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重要原因是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过剩。然而，同样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由于发达经济体的内部主要经济问题是通货紧缩，所以这一问题并不严重，但由于新兴经济体本已面临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因此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给新兴经济体带来了要严峻得多的经济挑战。
第二，“热钱”流动使得新兴经济体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的难度大为增加。在发达经济体普遍经济形势不佳的情况下，新兴经济体复苏相对较快，这对于国际投资者而言是一种吸引。同时，由于发达经济体的量化宽松政策使得国际市场上有着大量过剩的资金，这些资金也需要寻找投资机会。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之下，有大量“热钱”涌入新兴经济体。以亚太地区的新兴经济体为例，亚太新兴经济体在美国第一轮量化宽松期间每季度就新增16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在第二轮量化宽松期间，这些国家每季度新增18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些外汇储备中，大量是以“热钱”的方式存在。热钱的性质决定了其不会长期存在于新兴经济体内部，必然要通过快进快出的方式追求短期利润，这会给新兴经济体维护本国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的稳定带来问题。尤其是当大量“热钱”涌入到股票和房地产行业，并进行炒作的时候，会给新兴经济体国内的资产价格带来剧烈波动，引发严重金融问题。
第三，在发达经济体货币超发的情况下，新兴经济体拥有的发达国家债权缩水。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政策带来的流动性过剩现象，使得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总体上出现贬值趋势。由于美国、欧盟以及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均面临债务问题，是全球主要的债务国，而新兴经济体是债权国，因此发达经济体的货币贬值客观上使其债务负担减轻，同时导致新兴经济体所拥有的债权受损。特别作为世界第一大债务国的美国，量化宽松引发的美元贬值会给持有美元资产的投资者带来潜在的巨大损失。截止2012年11月底，在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当中，中国、巴西和俄罗斯分列第一、第四和第八位，总共持有超过15912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如此巨量的债权规模下，美元汇率的略微贬值都会给国债持有国带来巨大损失。更为重要的是，由于量化宽松所发行的大量美元在全球货币体系的存在，长期来看，会给美元汇率带来压力，使得美元贬值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
第四，量化宽松政策限制了新兴经济体货币政策的自主性，不但使得新兴经济体更多是依据发达经济体的利率水平和量化宽松政策的步骤来制定本国的货币政策，而且给新兴经济体带来了货币政策制定上的悖论。由于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普遍把本国利率压低在1%以下的极低水平，这使得已经步出复苏的新兴经济体无法通过提高利率水平来吸收过多的流动性，否则就会产生和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利差”效应，带来更多的“热钱”涌入，从而加大本国政府控制通货膨胀的困难。在这个意义上，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已经被发达经济体绑架，新兴经济体的利率只能在一定的利率范围内浮动。如果不进行政策创新的话，将会降低本国货币政策的效果。
三、新兴经济体的政策应对及其局限
总体而言，量化宽松政策为新兴经济体带来了金融危机以来金融领域的重大不确定性。虽然其影响尚没有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那样直接，但对新兴经济体也提出了持续的严重挑战。新兴经济体必须采取各种政策措施避免遭受量化宽松政策的负面影响，维护本国金融体系以及经济体系的稳定。新兴经济体针对量化宽松政策制定的政策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首先是货币政策。如前所述，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在量化宽松之下受到了较为严重的限制，但即便如此，货币政策仍然是新兴经济体应对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的最重要经济手段。新兴经济体必须通过以利率变动为关键的货币政策来抵御量化宽松政策的负面影响。当然，货币政策的空间在发达经济体的挤压之下，已经变得非常狭小，这更需要新兴经济体政府的技巧以及智慧，通过利率水平的合理变动来实现政策目标。值得注意的是，应对量化宽松绝非简单地提高利率。事实上，从2009年各发达经济体实施量化宽松政策至今，大多数新兴经济体的利率呈现出了降低，提高，然后又降低的趋势性变化。新兴经济体力图通过这种利率变化既实现经济增长，又能抑制通货膨胀，压缩“热钱”获利的空间。
其次为汇率政策。新兴经济体也利用本国政府所持有的巨额外汇储备积极购入美元等货币，通过防止汇率过度升值的方式来抵消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政策的负面影响。在主要发达经济体的量化宽松政策之下，新兴经济体面临本币升值的巨大压力。为缓解升值压力，新兴经济体普遍采取了稳定本币汇率的政策。在2009年至2010年期间，中国考虑到金融危机对本国经济的冲击，停止了进一步人民会汇率改革的步伐，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维持在6.8左右。巴西货币雷亚尔同样面临着严重的升值压力，这抑制了本国产品的对外出口。巴西政府采取各种措施来控制雷亚尔的汇率，减缓其升值的速度。俄罗斯也于2009年实施了卢布“平稳贬值”的汇率政策，希望通过汇率的贬值来实现经济稳定。
最后是资本管制措施。面对发达经济体的量化宽松，新兴经济体必须依靠资本管制这一措施筑起政策大坝，放缓资本账户开放步伐。很多已经开放资本账户的新兴经济体也在重新启用资本账户管制。总体上，虽然临时性的资本管制无法根本上阻止热钱的跨国境流动，但会通过减少新兴经济体国内与国外金融环境之间的联系以及限制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动，避免短期内大量“热钱”集中涌入或者流出新兴经济体的情况出现，从而为新兴经济体政府提供必要的缓冲时间。在量化宽松期间，泰国、土耳其、中国和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均采取了新一轮的资本控制浪潮。
虽然新兴经济体力图通过上述主要经济政策来妥善应对发达经济体的量化宽松政策，但是从已有的应对效果来看，这些政策由于受到内外因素的牵制，带有一定的局限性。
外部因素主要是发达经济体对新兴经济体若干经济政策的制约。这集中体现在汇率政策方面。美国对于主要新兴经济体试图通过稳定汇率来应对量化宽松的政策，均采取了施压态度。例如，进入2011年之后，美国明显加大了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施压，希望借此迫使中国政府进一步放松对人民币汇率的管理。事实上，政府导向的汇率贬值并不带有道德劣势，这是任何国家都可以采取，并且在历史上均采取过的政策，也是一个国家经济的重要表现。只是如今在发达国家的指责下，贬值性汇率政策被描述为一种不公平的竞争行为。
此外，发达经济体为推动经济发展所采取的其他经济政策，也干扰了新兴经济体为应对量化宽松所制定的政策效果。其一，产业政策。发达经济体在金融危机之后普遍制定了以再工业化为核心的制造业重振战略。这使得新兴经济体的制造业优势受到削弱，面临着来自于发达经济体制造业的激烈竞争，从长远看，也导致了新兴经济体产业升级困难加大。其二，贸易政策。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均重视出口在平衡本国经济以及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例如，美国奥巴马政府2009年明确提出了“五年内出口翻番”的贸易目标，力图到2014年使美国对外出口翻番。为了扩大本国出口，发达经济体还普遍对新兴经济体的产品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这些贸易保护主义部分抵消了新兴经济体通过出口来抵御量化宽松政策的努力。
就内部因素而言，新兴经济体在应对量化宽松的过程中突出暴露了国内金融业欠发达这一最大障碍。面对全球货币体系中的过多货币，且本国货币不是国际货币的情况，新兴经济体无法通过国内高度发达的资本市场和证券市场把外来游资吸收和锁定在本国的金融体系内部，最终只能更多地依靠负面效应可能更大的货币政策以及效果较为受限的汇率政策来加以应对。失去了国内金融市场调节这一重要工具，新兴经济体的应对政策既无法充分发挥效用，同时也带来了通货膨胀等经济政策风险。
四、新兴经济体与全球金融治理
金融危机之后，在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金融治理这一问题上，通常的情绪是较为乐观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在金融危机之下，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拥有更多的共同利益；发达经济体会更多地和新兴经济体进行政策协调，并通过取得共识的政策来实现共同利益；新兴经济体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作用上升，它们的参与保障了全球金融体系的公平性；反映新兴经济体崛起的G20提供了多边性的制度平台，能够有效地协调各主要经济体的金融政策关切。在很大程度上，它们分别暗合了全球金融治理中的四大关键要素：利益认知、政策取向、主体作用以及治理机制。但是，从量化宽松过程中发达经济体以及新兴经济体的实际表现来看，上述判断存在可疑之处。
从利益认知来看，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在量化宽松的政策后果上存在重大分歧。发达经济体主张，推行量化宽松政策是拉动经济复苏的有力尝试。由于该政策符合发达经济体的利益，因此也符合新兴经济体的利益。但是新兴经济体却认为量化宽松更多的是以发达经济体自身利益为根本导向，很难说真正照顾到了新兴经济体的利益。不仅如此，量化宽松在很大程度上是发达经济体的危机治理成本转嫁策略，发达经济体通过有意牺牲和损害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利益和金融利益来谋求自身利益的实现。因此，两者对于量化宽松的利益认识存在重大差异，对于利益的达成彼此冲突，很难说有着一致的利益。
从政策取向看，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间没有进行良好的政策协调，而是分别以自身经济最优化为起点，各自针锋相对地采取了一些单边政策。具体而言，发达经济体依靠量化宽松政策来解决本国经济问题，新兴经济体也试图通过包括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在内的一系列政策组合来抵御量化宽松政策的不利影响。这些政策从单个国家来看，似乎都能发挥效果，但从全球层面来看，由于政策制定缺乏有效的沟通，出现了相互抵消的结果，因此不利于主要经济体通过全球金融治理来实现共同利益。此外，不同的政策取向还引发了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争执。新兴经济体指责发达经济体的量化宽松政策损人利己，并试图以包括竞争性汇率政策在内的各项政策来对冲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的不利影响。新兴经济体的应对政策同样遭致了发达经济体的批评，认为后者不遵守相应的规则。总体上，量化宽松政策反映并且加深了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在货币政策以及其他宏观经济政策上的互不信任，给未来的国际金融治理带来了挑战。
在主体作用方面，新兴经济体已经大规模参与到国际金融体系的治理过程当中，这一点没有疑问。然而，主体的含义不仅体现在参与方面，更体现在治理过程中是不是发挥了主要的作用。从量化宽松的实施过程看，发达经济体在当前的国际金融体系中仍然占有主导地位，可以不必顾及新兴经济体的利益和感受，几乎不受约束地直接推出量化宽松政策，发行超量货币。尽管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实力已经显著提升，但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影响力仍然较为受限，无法影响或者塑造发达经济体执意制定的量化宽松政策，更多的是体现出被动应对的特征，因此只能承受量化宽松的不利政策后果。
在机制建设领域，量化宽松政策的推行也反映了目前仍无有效治理国际金融体系以及监督重大国际金融政策的全球性机制。量化宽松会对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以及各经济体的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被赋予国际金融体系监管作用的imF却未能对该政策进行事前预警、事中监测和事后控制，基本上处于不应有的缺席状态。被寄予厚望的G20同样如此，除了在若干次会议公报中呼吁发达经济体应制定审慎的货币政策之外，该机构未能提出具体的建议，遑论制定推行实际的措施。
结语
新经济政策作用篇10
4月30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所释放的信息，为市场判断提供了一个判断标尺。此次会议包括三方面的主要内容：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各界对此次会议做了不少解读，试图从中看到经济政策可能的变化和方向。笔者结合最新的经济形势，以及市场关注的问题，对未来的宏观形势分析如下：
首先，如何看待中国的经济形势和宏观风险？
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很关键，涉及到判断中国经济继续下行的压力有多大？会不会存在宏观风险？
会议认为，新的增长动力正在形成之中，外部需求收缩，内部多种矛盾聚合，经济运行走势分化，下行压力仍然较大。
从会议内容看，笔者认为中央对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提高了警惕，在复杂形势下，中央特别期盼有新的增长点“破茧而出”。中央并不认为当前宏观形势处在不能控制的风险之中。事实上，4月份的部分经济数据也显示出回暖迹象，侧面印证了此前我们乐观的宏观判断。
会议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对于未来的政策，强调要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加大定向调控力度，及时进行预调微调，高度重视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快改革开放步伐，保持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综合平衡，调动各方积极性，狠抓工作落实，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
其次，未来宏观政策的重点方向是什么？
针对国内外市场对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疑问，中央强调了“三个不变”：坚持国有企业改革方向没有变，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方针没有变，坚持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政策也没有变。
会议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把有质量、有效益的发展作为发展是硬道理战略思想的内在要求。在新常态下，各级领导干部领导经济工作要摆脱旧的路径依赖，掌握认识发展趋势和准确分析经济形势、营造良好市场环境、发现和使用经济人才、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新的本领。
这意味着，面对新的发展要求，抓好经济发展仍然是各级政府的最大要求。中央对各级官员的要求是，要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这里的“土”就是指经济，而“责”就是需要领导干部在其位谋其职，细化职责，在经济新常态下干出点成绩。
第三，财政与货币政策会如何变化？
在经济下行压力下，今后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否会重回“刺激”？现在看来这不太可能。
会议强调了几点：1.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增加公共支出，加大降税清费力度。2.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把握好度，注意疏通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传导的渠道。3.注重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认真选择好投资项目，做到有市场，有长期回报。4.要整体推进财税、金融、投融资体制改革，解决好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市政项目、实体产业部分资金循环不畅问题。同时要注重扩大消费需求，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会议还提到，“要盘活存量资产，建立房地产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长效机制不是短期刺激，中央并不想用刺激来救房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