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差异的原因篇1
摘要：中西方文化存在根本性的差异。从天人关系看，中国文化重视“天人合一”，而西方文化主张“天人相分”。笔者认为，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最重要原因在于中国文化将思考聚焦于人，而西方文化将思考聚焦于天。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中走过了反复艰难的现代化进程。分析比较中西文化异同，对于中国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天人关系；西方；中国；文化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G0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6-0095-02
中西方文化千年来各自有其发展轨迹，近代以来，二者的对话艰难起步并渐有交融。中西方文化有着众多的不同之处，对比差异，寻找原因，对于当前中国文化的发展、乃至世界文化的发展都有重要意义。
一、从“天人关系”看中西文化差异
天人问题是中国文化中的重要问题之一，对“天人合一”的讨论千年来未有中断。但清末以降，由于对传统文化信心的丧失，学界少有论述“天人合一”问题的兴趣。直至世纪末，在传统文化升温的背景下，“天人合一”问题才越来越引起学者的关注。尤其在钱穆先生遗作《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的影响下［1］，对“天人合一”问题的讨论迅速升温，发展至今，几成研究传统文化不得不提“天人合一”观的局面。
对“天人合一”的重视，除传统文化升温的因素外，一方面缘于天人问题上中西方认识的截然不同，另一方面缘于当今世界面临的人与自然的深刻矛盾。学界对“天人合一”问题的讨论已颇为成熟［2］。下面，笔者也试对其阐述一二。
在人们眼中，“天”的含义是非常广泛的，可分为自然之天、主宰之天、义理之天等等；对人的思考则包括性命、道德、灵魂、肉体等多个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多论及义理与自然之天（在三代及后世如谶纬等也有主宰之天，但不占主流），于人则多涉及性命道德；而西方多论及自然与主宰之天，于人多涉及灵魂肉体。
中国传统论“天人关系”的观点很多，如荀子“天人相分”、“制天命而用之”，刘禹锡“天与人交相胜”等，但“天人关系”的主流始终是“天人合一”。简单说来，“天人合一”即是将天命与人生配合来讲，将天与人之道德匹配来看。钱穆先生在其遗作中指出“中国人是把天和人合起来看。中国人认为天命就表露在人生上，离开人生，也就无从来讲天命。离开天命，也就无从来讲人生。”如孔子“五十而知天命”之语（《论语·为政》），天命是人生的根据，是仁义礼智所出。董仲舒言“天人相类”，认为“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脏，副五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春秋繁露·人副天数》），将人的身体与天相比附，虽未语及人生道德，但实际是为其人事之“大一统”观点做铺垫。再如汤一介先生举王阳明例子，“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说：‘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中亦何相关？’先生说：‘你未见此花树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花不在你的心外。’”（《传习录》）了解“天人合一”观点便可知王阳明此处言自然之物的“花”必然与“人心”联系起来，也即在“天人合一”的范式中才能“明白”。
用西方的思维方式来看王阳明的此番言论，多半会评之为“心外无物”，实则是因为西方思维中“天人相分”思想一以贯之。如笛卡尔心物二元论，将世界分为物质与心灵两部分（参见《谈方法》《形而上学的沉思》），在哲学前提上便将天与人严格区分来思考。实际上，西方哲学起步时期便是天人二分的思想，如柏拉图用神话的方式提出的灵魂说，人的灵魂本存于理念中，后灵魂乘坐马车赶赴宙斯的宴会时马车翻倒，灵魂折断了翅膀，掉进了“人”的肉体中，因此人的追求便是要让灵魂的翅膀成长修复，脱离肉体回归理念。（参见《斐多罗》）柏拉图的思想中灵魂的存在直接与肉体没有关系，天人相分的传统显而易见。至近代西方在科学意识下将注意力转移到自然之天时，仍然守天人相分的观点而不自知，“征服自然”俨然将人独立于整个自然之外。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与西方“天人相分”思想确是中西文化极大不同之处，“天人合一”在当前对于解决环境问题、文明冲突等确有启发。但中西文化为什么会有“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的不同呢？
二、中西文化差异的原因新探
除“天人关系”的差异外，中西方文化在许多方面都大有不同，对此，陈独秀有“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西洋民族以法治、实力为本位，东洋民族以盛情虚文为本位”的概括。（《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载《青年杂志》1915年第1卷第4号）中西文化何以存在这样的差异呢？有的学者提出是中西方的地理环境的不同所致［3］，有的学者提出是中西方对人性的认识不同所致［4］。梁漱溟提出“意欲”的追求说，即西方传统追求“意欲”的满足，因此形成西方的文化风格；中国则追求“意欲”的自我调整，适可而止。（参见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笔者继续从天人之际考察，认为中西方文化的不同是因为中西方对天与人的行动落脚点不同。中国文化主流重视人而忽略天，西方文化主流重视天而忽视人。中国文化重视的是人的道德修养、人世的关系处理等，对于天虽然追求“天道”，但仅仅是一个追求，落脚点永远都在人。西方文化重视的是天，西方绝大多数的时间都在礼拜上帝、追求自然科学，虽然其中会涉及到人的内容，但西方人从不会专门思考人、思考人际。
详细一点论述。中国传统中，如《周易古经》（不包括《易传》部分的易古称《周易古经》）本为卜筮之书，虽然通过卜筮能够预测未来、获知天命，但《周易古经》并不受推崇，直至孔子赞易作《易传》将卜筮知天命的易引论至人世，言人之道德追求、言社会之结构、言人生之追求，《周易》才始受推崇直至成为“六经之首”、“大道之源”。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最终落脚点是在人事。再如孔子虽言“天命”，但纵观《论语》全书，孔子所言之事俱为道德、政治等，更有君子“不语怪力乱神”的论断（《论语·述而》）。再如两汉之际虽有谶纬大行其道，但每一谶无一不最终指向人事，无不为政治而出谶语。总结说来，即中国传统中虽然好言“天命”，追求“天命”，但在实际操作上，却明显专注于“人事”。
反观西方，虽然早早就有苏格拉底提出“认识你自己”的哲学命题，但却迟迟未有人对这一问题加以解决。漫长的时间里，西方社会将精力放在了“神”那里，对于人事则不必思考，因为“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圣经》诗37:23）主预备下了人的道路，所有的人事，包括人自己当然不需要再被思考。因此，早期西方人的精力都集中于“主宰之天”，即上帝处。虽然人文主义和启蒙运动中对人的思考有所增益，但西方文化主流仍然几乎越过对人事的关注迅速进入对自然领域的探究上，科学主义迅速兴起，并席卷整个世界。当然，西方社会在发展中也曾提出“征服自然”的口号，从自然中探求规律，为人类谋利，但因对人自身、对人际思考的贫乏，西方文化越来越暴露出弊端。要之，西方文化的主流一直强调对天的考察，而相对忽略对人的思考。
正是中西方对天人的关怀程度的差异，使中西方文化逐渐有了上文所述的不同。
三、余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
由于两者在文化上的根本差异，中西方在交流中的冲突自然不可避免。然而，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正是从学习西方文化开始的。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也正是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交融之路。
鸦片战争后，中国文化开始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林则徐、魏源等开风气之先，了解西方文化、学习西方文化，开始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进程。对于鸦片战争始的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笔者将其分为四大阶段：第一阶段为鸦片战争至新文化运动时期，是对西方文化的接纳时期；第二阶段为新文化运动至建国时期，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多进程尝试时期；第三阶段为建国至文革，是中国文化归入革命和传统的反现代化时期；第四阶段为文革后至今，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再起步时期。其中，第四阶段三十年又每十年为一小阶段。下文将简单论述各个阶段。
鸦片战争至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知识分子逐步认识、认可西方文化，并最终主张全盘西化。史学家对于近代这一段历史多以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新文化运动为代表，称为中国对西方学习的不断深入，近来这样的总结受到了质疑，但其对本段历史的揭示仍是准确的——鸦片战争至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对西方文化的接纳期。洋务派的知识分子如辜鸿铭能言多国语言，却以爱国之心与西人争文化优劣；戊戌变法时期如康有为能撰文批判圣人之文，却情愿侍奉帝王；新文化运动时期，主张完全西化，对西方文化显然完全认可，甚至主张汉字也要字母化，学习西方发展到了极端。
诚如上文所述，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客观上存在着较大差异，但西方文化又有传统与现代之分，传入到中国时期的西方文化，已经是现代性的文化了。也正是由于当时西方文化的现代性及其文化背后的整体实力，使得接受西方文化变得有其必然性。那么，现代与西方是否是等同的？现代化是否必须全盘西化？新文化运动取得了很大效果，但“矫枉过正”的主张并未得到更多认可，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们在中晚年时期也纷纷放弃其主张转而推崇传统文化。因而新文化运动至建国时期，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表现为多进程的尝试。马克思主义传入，有知识分子推崇其为现代化；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全盘西化主张自有人在；也有知识分子主张中西结合寻求文化新的出路；而尚有晚清遗民固执传统文化。这一时段的现代化，除中国到西化这一模式外，中国传统到现代这一问题也得到了思考。
建国到文革时期，因政治因素，西化的模式受到否定。而当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却多带有浓厚的中国传统的影子，因而中国脱离世界的前进却戏剧性演变成现代化的反动。文革后，中国重归现代化方向，文化现代化也重新起步，但短短的三十年却几次转向。八十年代，开放的中国茫然发现经过几十年的隔绝再次落后于世界大潮，全盘西化迅速走红。但因为政治等多方面原因，九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再次投入传统的怀抱。世纪之交，经过一百多年现代化的艰苦历程，知识分子对文化的现代化取得了突破性的认识。不再以中国或西方当做传统与现代的区分标准，转而在传统、现代、西方、中国四个维度中，在中与西、旧与新两个模式中寻找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出路。当前的中国文化现代化正处在重整上升期。
虽然当前中国文化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时期，但仍是要处理一百七十多年来实际面临的问题，即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中国旧文化与新时代、中国地域性文化与国际化等。钱穆先生《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提出“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贡献。以天人关系为例看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便要继承“天人合一”明天理、修德行等在当前时代仍有价值的因素，要放弃天人比附等不适合当前的文化因素，同时对于西方关注天的文化成果，如自然科学等也要进行借鉴吸收，唯有这样才能融合出未来贡献世界的中国文化。
参考文献：
\[1\]钱穆.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J\].中国文化,1991,(1).
\[2\]季羡林.“天人合一”方能拯救人类\[J\].哲学动态,1994,(2).
\[3\]张岱年.天人合一评议\[J\].社会科学战线,1998,(3).
\[4\]汤一介.读钱穆先生《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之贡献》\[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4).
\[5\](英)罗素著.西方哲学史\[m\].何兆武,李约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6\]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文化差异的原因篇2
翻译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即规定、描写和评价。规定性翻译研究关注“怎么译”的问题:将翻译定义为“用一种语言中对等的文本材料来代替另一种语言中的文本材料”[1],“把原语信息用接受语中最贴切最自然的对等语传递出来”[2],强调译文和原文“对等”或“等值”的文本关系。由于规定性翻译研究主要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只是关注了语言层面上的现象,而忽视了语言背后的社会文化背景,因此,翻译研究渐渐地走向了描写性研究。
描写性翻译研究关注“为什么译”的问题。其研究学者认为与其制定对翻译实践缺乏指导意义的规定,不如对以往的实践进行描写性研究。但是,描写性研究的结果表明:翻译不仅涉及语言、社会和文化,而且被译者、赞助人以及诗学和社会意识形态所影响,这种影响稍有不慎便会使翻译行为走向不同的极端。于是,这就涉及到了伦理的问题。
评价性翻译研究便是这样一种关注伦理的研究,它主要探讨“谁译”的人文价值。翻译中无时无处不存在差异,包括语言文字的差异、诗学的差异、文化的差异、时间的差异、地域国别的差异、性别的差异、作者与译者的差异、读者的差异、赞助人的差异、意识形态的差异和权力操纵的差异等等。对待这些差异,当前国内外学者们的态度比较明确,就是尊重差异,关注差异。[3]下面将主要讨论差异伦理与文学翻译中的异化。
二、文学翻译
文学翻译,顾名思义,就是对文学作品的翻译。由于文学作品本身形式复杂,包含的内容丰富多彩,因此使得文学翻译就不同于其它文本形式的翻译。
茅盾给文学翻译下的定义是:文学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享受。[4]苏联文艺学派代表人物加切奇拉泽的定义是:文学翻译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形式,在这里它同原作要表现生活现实这一功能相似。译者按照自己的世界观反映自己选择的内容和形式浑然一体地还原原作中的艺术真实。[4]
由上面的定义可以看出,人们在谈到文学翻译时,更多的都是强调文学翻译的艺术审美。笔者认为,文学翻译除了要传达语言层面上的思想内容外,还要传达语言背后所体现出来的文化。下面将主要从“尊重差异”的角度来探讨如何传递语言背后的文化。
三、差异伦理
伦理是指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与行为的秩序规范,伦理构成了一个民族或文明所蕴含的文化传统。翻译不是个人行为,不仅仅是从原文到译文之间的文句流通,它涉及各种主体间的交往,是一种社会行为。因此,翻译需要伦理规范来指导译者协调处理各种主体间的关系。法国当代翻译理论家、翻译家、哲学家安托瓦纳·贝尔曼(antoineBerman)于20世纪80年代最早提出了“翻译伦理”概念。他认为,“翻译的本质是开放、对话、杂交繁育、非中心化,它使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之间发生交往关系”,“翻译的任务是要产生协同增效作用,使语言得到丰富和发展,使错综复杂的文化空间得以拓展”[5]。翻译本质决定翻译伦理观,因此安托瓦纳·贝尔曼主张的翻译伦理观就是在目的语的语言和文化中“把‘他者’当作‘他者’来承认和接受”,尊重原作,也尊重原作中的语言和文化差异。
意大利裔美国翻译理论家韦努蒂认为翻译的伦理就是差异的伦理。他引用贝尔曼(Berman)的话说:“异化的翻译是道德的,因为异化是对文化他者的尊重,归化的翻译是不道德的,因为归化掩盖了原作的异质特征[6]。”
差异伦理就是要“尊重差异,关注差异”。所谓求异,也就是尊重他人文本中所描写的世界的完整性,尊重他人文本自身的价值。而实现这种伦理的翻译策略就是“异化”。下面仅从几个文学翻译的实例来说明如何通过“异化”的翻译策略来实现差异伦理的目标。
四、差异伦理与文学翻译的异化
语言和文化始终是翻译研究的两个重点。由于历史、地理环境以及意识形态的不同,导致了不同民族文化间的异质性。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因此,我们需要语言来体现文化的这种异质性。
文学作品最能集中体现各个民族的自有文化。它就像一部大百科全书,体现了文学作品背景下的科学、哲理、伦理、政治、法律、制度、民俗、教育、艺术、宗教。要真实地把原作展现给译语读者,就需要我们尊重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性,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下面仅从几个例子来探讨这个问题。
1.文化的真实重现
例1.这是七月下旬,合中国旧历的三伏,一年最热的时候。
译文:itwastowardtheendofJuly,equivalenttothe“san-fu”periodofthelunarcalendar-thehottestday.
上面这个例子是小说《围城》开篇对天气情况的描述,译者采用异化的方法,把“三伏”音译成了“San-fu”。对于这样的译法,有的读者可能会认为译者翻译水平不高,或者是翻译时偷懒,所以就直接音译了。其实不然,把“三伏”音译成“San-fu”,一方面,丰富了英语的词汇,英语中有很多是外来语,经过日积月累,便渐渐地成为了英语的一部分,现在我们已经能够在英语中找到许多音译的汉语词语,比如“toufu”“Gongfu”和“taiChi”等;另一方面,在文化上,“San-fu”这个陌生的词,会引起译语读者关注中国的地理文化。
例2.她以后每天早晨在菩萨面前点香的时候,替我默祈幸福。
译文:everymorningafterwardswhenmrs.SulitincenseinfrontoftheBodhisattva,shemadeasilentprayerformyhappiness.
这个例子同样来自于《围城》。译者用异化的方法把“菩萨”译作了“Bodhisattva”,而不是译作“God”。这样,可以使译语读者了解《围城》创作时大部分人的;另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即使过了一个世纪,当人们看到译本时,也还能了解到当时大部分中国人的信仰是佛教,有助于历史的考证。
2.语言表达风格的重现
例3.宝玉便拉他的手笑道:“好姐姐,你也理我理儿呢。”
译文1:Baoyutookherhand.“Dobenicetome,Sister!”hebegged.
译文2:Bao-yuseizedherhand:“Come,mydear!Youmusttakenoticeofmeifispeaktoyou!”
译文1是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及其夫人戴乃迭的译本。这个译文采用了异化的翻译方法,在英文环境里体现了一种中国式的人们日常谈话的口气。译文2是霍克斯的译本,他采用了归化的翻译方法,把这种中国式的谈话用地道的英文翻译了出来。这两个译本采用了完全对立的翻译方法,对比两个译本,我们可以发现,从传达原文意义这个方面来说,二者的效果是一样的;但是,从语言风格上,杨的译本能让译语读者感受到强烈的中国语言味,而霍克斯的译本对于时时处在英语环境的读者来说,他们丝毫感觉不到这种异域语言的氛围了。
例4.呀,小姐,你连累我也!哥儿,你先去,我便来也。
许译:Rosesays:alas!myyoungmistress,youhavecompromisedme.Goahead,myyoungmaster,andiwillcomeimmediately.
奚译:Crimsonspeaks:missy,you’vedraggedmeintoitnow.Brother,goonahead;i’llbethereshortly.
这段文字出自于《西厢记》。译文1是我国著名翻译家许渊冲的译本,译文2是美国汉学家奚如谷(StephenH.west)与荷兰籍汉学家伊维德(wiltL.idema)的译本。对比两个译本,译文1用了归化的翻译方法,这样就将剧本的场景设置在了英语国家的环境里;而译文2采用了异化的翻译方法,重现了原文的语境。毫无疑问,译文2更能使读者感受到译语语境的风采。
文化差异的原因篇3
关键词：日本事情教育；文化差异论；他者理解；文化文本
本文试在理论层面上从以下三个角度对日语教育中的异文化理解进行讨论。首先是在文化独自性的质疑声中，探讨文化类型化和文化差异论是否妥当的问题；其次是针对语言习得是文化习得的观点展开讨论；最后是从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观念出发，探讨文化文本与读者的关系问题。
一、日语教育中异文化理解的理论基础
1.文化固有性和文化差异论存在的问题。日本关于日本事情教育的研究，涉及了上世纪70、80年代日本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当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独自性持肯定态度的相关分析；传统的创造和虚构性；作为日本文化比照物的美国社会存在等等内容（小川.1996）。其中许多研究阐述了日本文化独自性观念的危害性和复杂性。日语教育不仅与日语、日本文化相关联，对语言、文化的本质，包括其形成进行历时性考察至关重要。若要对相关研究领域进行历时性和共时性考察，一定要涉及到已形成的文化和语言，这样作为非常不安定的文化就显得更加突出了。因此，对待语言文化不仅需要慎重处理，还要对把文化类型化来分析其差异性的做法的妥当性提出质疑。下面，对在异文化理解教育中经常用到的差异论问题，援引吉野（1997）和江原（1985）等人的观点，对其进行批判性分析。
随着关于文化差异知识的异文化间交际出版物的不断增加，让人们更加忽视了与外国人的共通性，留下了更深刻的文化差异印象。结果，“原来以消除异文化间交际障碍为目的出版物，不但没有达到预定目的，反而成为了一道文化屏障”（吉野.1997）。当日本人和外国人在交际中出现困难时，则容易将其归咎于文化，说外国人不理解日本人的思维方式等等。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虽不能说文化差异论的提出者、传播者、接受者均为民族主义者，但是可以说明“异文化间交际和文化民族主义是内外一体的关系”。因此，这就警示我们要时刻关注文化民族主义扩散的可能性。
理解差异的确有助于问题解决的观点或许过于片面化了，如果考虑到真正的共感是理解达成的基础，我们就不得不对运用差异作为材料来进行异文化理解的做法抱有疑问。作为文化类型化中间媒介的日语教师，应该事先意识到“因差异化而被类型化的文化将会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更加差异化了”。差别问题阻碍了理解的共生，“讨论差异无助于差别的消解”（吉野.1997）。日本著名社会学者江原由美子认为：差别是一种非对称性的东西（江原.1985），拘泥于文化差异的争论无助于差别的解决。
2.文化固有性和文化差异论对异文化理解的负面影响。在此，我们不是将差别看作是心理上的或是认同上的问题，而是强调把握其形式侧面的重要性，不要忽视了问题的本质部分。关于差别和差异，正是因为“被差别者”也同样被置于“差别”事实的面前，所以其情形是多样的，从而也说明“差别”不是以“差异”为根据的。在日本事情教育中我们有过这种经验：当我们和某个“被差异”集团的成员开始交往，后来发现对方是归属某个集团的一员，有时便会带有一种意外感。相反，当我们事先知道某人是属于某个集团的成员而继续和他交往，直到后来双方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同时注意到那人原来是属于怎样的集团的。差异和差别的理论存在于个体当中，正是讨论差异的要求导致了“差别”理论的产生。就是说，运用差别理论解决问题就如同解决“差别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存在“差异”认识一样于事无补。
差别是一种从本质上的排除行为。从差别者对被差别者毫不关注的日常经验来看，可以说差别的排除性是内附的一种东西。因为差别者将被差别者排除在外，所以也不想去考虑差别者带有何种差异。也就是说，差别是非对称的。所以对差异的指出及评价，反而可能会强化这种差异，从而说明使之差别化的论据是不成立的。因此，江原认为“差别就是让人们不要看到这种差别存在的一种装置”（江原.1985）。
非对称性的原因是由于差别者一方面设定范畴，将自己与被差别者的界限设定。一方是无目的的，而另一方带有目的性，所以，提示差别的责任由被差别者承担。然而，原先因差别者的范围划分而导致的被差别者的差别提示，就从这种装置出发而又回归到这个装置，成为了装置本身的一种行为。另一方被划定范围的人，当被问到“你是属于哪个范围”的时候，也是无法回答的。这就是说，被差别者被镶嵌在差别的构图之中。即便说：“不是将你差别开来，我们对谁都一样”，被差别者要从这个构图中脱身出来也并非易事，从而对自身感到愤怒，带有一种焦燥感。由此可以看出，所谓的“差别理论”不是对“差异”的实体性把握，或是如江原所说的感情、解放的印象之类的问题，而是“差别理论”形式上的论述，不过是种高明的自我记述的小把戏而已。差别不是差异的根据，如果按照希望者那样创造出差别理论的话，讨论差异就成为了差异的再生产。关于解放的印象，江原认为将“解放的印象”语言化是确实很重要的，但是，这种努力同样应该放在揭露“差别理论”的把戏和增强“反差别”的理论上去（江原.1985）。江原指出了“差别理论”的脆弱性。异文化理解和多文化主义就是文化容许、承认差异、谋求共生的行为。这种理解警示我们要以一种“与人为善”的方式与人交往，并需要反省、批判究竟是什么制造了这种差异？
关于差异，对以某个范畴而划分的n个个体或集体来讨论差异问题，是以特定的个人或集体自身的标准来将之范畴化的，因而会导致如下情况：一是恣意引入的范围界限标准模糊；二是无视个人之间、集体之间的活跃的交流交涉；三是从时空上以固定的模式来把握对象。由此看来，讨论差异是毫无意义的。不仅是毫无意义，而且讨论差异（范围化）就是重蹈差别论的覆辙。
以上，通过援引吉野（1997）和江原（1985）的观点对文化的固有性和差异论的观点进行批判，使我们认识到“异文化理解”本质上就是如何构建个体间关系的自他双方的相互理解问题。异文化理解的理论基础就是建立在对文化固有性和文化差异论的批判之上的。
二、对“语言习得即为文化习得”理论的质疑
在日语教育领域中，认为语言学习就是文化的学习的大有人在。一般认为：日语习得和日本文化习得难以分开。认为语言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观点，从日语、日本事情教育这种名称就能体现出来，也容易让人联想到前者是语言教育，后者则为文化教育。
如前所述，对日本文化带有独自性疑问的主张对日语的独自性也因同样的理论而存在异议。诸如日本文化是因与他文化的差异而产生的观点一样，日语也是因差异化而产生的。欲讨论日语习得即为文化习得的观点，最好先思考一下日语、日本文化独自性本身存在的疑问。
关于语言和文化是否关联这个问题，在日语教育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本文在此不予涉及。我们想讨论的是在认为两者相关联的前提下，探讨一下日语教育对日语教育研究的影响问题。
首先，与当前日语的普及程度相比，若剔除文化因素，日语是否有更广泛被使用的可能性？其次，研究者不对日语和日本文化的关联持有疑议，并以此为前提来观察语言现象时，如果认为那是与某种文化事象相关联而武断地做出结论，就容易犯让自己轻易下结论的毛病。
关于前者，以英语为例来说明一下就容易明白。英语是世界上相当广泛传播的一种语言，但却将其文化性看得很淡薄。也就是说，语言的普及与语言即文化这样的模式存在矛盾。关于后者，在日语研究中，根据不对日本文化论采取批判的态度，研究者采纳的文化中会不自觉地步入自己“客观”发现的的语言现象的后尘，并采用文化的概念，又让本应该加强分析的文化论成为讨论的依据。许多学者对此也提出了批判。
因此，不要在语言即文化的模式中自我完结，要将它们作为研究者自身的问题，置于个体的水平上来将这一切联系起来是很重要的。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对日本事情中文化的处理需要从将文化看作是集体性的观点转变为个体性的观点，转变为自己和他者之间的关系来把握。
三、朝向学习者中心观、文本观和教师观的异文化理解新转向
关于文化的议论中，终始于日本人论的文本批判对接受者、消费者的分析很缺乏。社会学者指出：区分文化论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是很重要的。要摆脱文化是总体性、综合性的观点，转向关注个体的受容方式，其中作为个体的文化消费观点也和日本事情中的文化观点的变化相关联。
将生产和消费分开指的是：在说明日本人论现象时，对总体论式的日本人论进行批判的研究者本身也会对自己拘泥于对总体论式的知性文化状况进行重新思考。也就是说，担当文化生产的知识分子、文化精英没有将一般的文化论消费群体考虑进去，只是凭自己周边的情况擅自联系，妄下结论，从而导致了诸多弊端。不过，我们也可以将这两者的关系比作是教育中的教材或教师和学习者的关系。文化论一旦作为文本引入到日语教育，消费者就是读者、听者等学习者。在文化学习中，从能动的听众、读者中心的观点出发，有观点认为唯有读者可以制约文本和读者的关系。从这两者的非对称性出发而夹在其中的“他者性”的关系不一定是处于优先的位置，相反，它需要学习者一方的同意且处于不得不从属于学习者任意选择的弱势地位（柄谷.1997）。
在日语教育中，也有论及阅读是如何进行的。站在上述立场之上，“阅读”就是把文本作为媒介，读者在心中书写另一个自我的文本。读者按照其任意的阅读方法，对阅读文本重新建构成自己的不同文本，是一种积极能动的相互对话行为。各种各样的学习者以文本为线索任意驰骋自己的想象，将文本作为引发新创造的契机来把握文本。这种将文化、文学的游戏性引入视野的文本观，要求教师与学习者的关系有一定的灵活性，或者说要向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课堂发展。
按照文化符号学的观点，对于同一文本不同学习者所表现的理解情况是各不相同的。学习者的文化认识常常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即使不能直接理解，也仍需要继续与文本的“对话”活动。从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观点来考虑的话，说到底是作为异文化的文本或教师和学习者之间的对话，这使我们又回到了要抛弃总体的、综合性的文化，转向为把文化作为个体的异文化，教师和学习者是相互对等的关系把握上了。
四、结语
本文在理论层面通过对日语教育中文化固有性和文化差异论的批判探讨了异文化理解的理论基础；围绕语言和文化的关联性对语言习得是文化习得的观点提出了质疑；通过对文化文本与读者的关系阐述探讨了日语教育中异文化理解的新转向。对“类型化日本文化的学习”进行了批判性论述。通过考察得出了如下结论：即文化学习终究是持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自他双方相互理解的问题。文章从开始就明确了日本事情要从类型化的总体性文化观转向作为个体问题的异文化理解，是对日本文化理解上的根本性修正。由文本是什么而引发的对学习者中心观的再思考也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总之，日语和日本事情教育要从自己诞生的土壤和文化的狭小文本中抽身出来，朝一种更具普遍性的方向发展。意识到这点将具有崭新的意义。由于我们不能对学习者寄予太多的期望，所以教师应该承担的使命更加重大。双语教育学者J・卡明哲认为：教育者自身是在一般的社会权力关系中定义和认同自己的作用的。作用定义这一概念的提出，主张教育者自觉、意识化的重要性。教育的成败最直接的因素在于教师，教师对自身认识的缺乏，必须引起关注。以上研究涉及了许多对学习者的讨论，但是对于教师，尤其是对教师内部相关的教育研究很是缺乏，我们意识到了这方面研究的重要意义，将在以后的课题中进一步加以探讨。
参考文献：
［1］小川贵士.『日本事情教育の一座としての日本人『iCU日本教育研究センタ要国际基督教大学日语研究教育中心，1996.
［2］吉野耕作.『文化ナショナリズムの社会学［m］.名古屋大学出版社，1997.
［3］江原由美子.『女性解放という思想［m］.劲草书房，1985.
文化差异的原因篇4
【关键词】中德；跨文化交际；非语言行为；文化；差异
一、前言
非语言行为是相对于语言行为的一个概念，指的是在一定交际环境中除语言因素以外，对输出者或接受者含有信息价值的其他因素，这些因素既可人为地生成，也可由环境造就。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加深和经济发展的全球化，中国和德国的交流越来越多，本文试从跨文化交际中的非语言行为角度，分析中德文化交际中的问题、原因及对策，以实现两国在政治、经济、民间等交往上增强跨文化交际的有效性。
二、中德跨文化交际中非语言行为的具体表现
由于语言的使用规则不同，常常在跨文化交际中无意识地使用一种语言的标准规范来解释描述另一种语言，导致交际的预期目标大打折扣。此时，在直接交际活动中利用好副语言、身势语言、身体距离等非语言行为就显得非常重要，具有重复、否定、替代、强调、调节的功能。接下来本文将根据非语言行为的四个表现类型来列举其在中德非语言行为上的文化差异。
首先是副语言的差异，指的是交际中的音量、音速与音调等能够表达交际者思想感情和态度的起语段（supraseg－mentals），还可以指用叹息、咳嗽、来传递某种信息的类语言行为。中国人在谈话中停顿被视为深思熟虑的表现，而德国人则对此深感别扭，说话很少停顿，通常会对中国人在交谈中的沉默、微笑、点头视为不重视。
其次是身势语的差异。指的是交际者过程中全身或部分身体的反射性或非反射性动作，这些身势语在交际过程中具有说明、情感表露、象征、适应性以及调节等功能。在德国同性之间手挽着手常被视为同性恋，而中国女性朋友之间常常手挽手走在一起以示她们之间关系亲昵；德国人谈话时非常注重目光接触以示坦率、自信和诚恳，中国人在谈话中则习惯于尽可能短地与说话对象进行目光接触以示尊重。
第三是体距上的差异。指的是在交际中的人际空间各方的身体距离。人们交谈时对体距好态度和双方关系的疏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不同的文化特征所决定的，在体距交往的性别、年龄、关系、文化四个因素中，文化因素和关系因素影响最大。中国人谈话时习惯接触谈话的另一方，德国人谈话时会保证自己的安全距离以示礼貌。中国人与德国人进行交谈时会习惯性地跟进对方，导致谈话会产生空间移动距离加大的结果，形成尴尬的局面。
三、中德跨文化交际中非语言行为的文化差异原因初探
中德非语言行为的不同反映的是两国文化上的深层差异，仔细剖析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中德民族不同的思维定式造成的不同的非语言行为。德国人的思维方式具有严谨性，善于思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具有明显的儒家思想中的现实性，重视直观的洞察、识别和判断。在非语言行为上的表现即是两国在时间的观念上的不同，德国人非常守时而且一般得在一周前预约，中国人在时间观念上就不及德国人这么严格，相对来说较为随意。
其次是中国人强调天人合一，人情味浓厚。“人和”即人际关系是最关键的一条，由此出现同性之间手拉手的情况就不足为怪。反之，德国人把个人感情和工作关系分得很开，喜欢和朋友保持一定的距离，处事的重心在于就事论事，这常被国人理解为他们显得冷漠和不近人情，这是造成交际障碍的第二个原因。
最后，应该是中德两国对于空间的重视程度不同造成的非语言行为文化差异。德国人视自己的空间为自我的延续，他们会利用一切方式来维护自己的私人空间，而中国人则喜欢分享自己的私人空间拉近彼此的距离来显示双方的关系接近。
四、如何应对中德跨文化交际中非语言行为的文化差异
第一，是应该把中德跨文化交际建立在互相了解双方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培养一种“跨文化交际意识”，了解中德双方的文化及非语言行为的差异，提高对这些差异的敏感性，并尝试接受对方的文化特征，入乡随俗互相尊重。
第二，是正确运用适当的交际策略，如德国人应该了解和学会中国人的含蓄性格特点和待人接物的方式，中国人也应学习和适应德国人的直接和有一定距离的交际方式。双方共同回避那些差异较大的地方，并作出相应的调整，将非语言行为交际控制在双方均可接受的范围内。
文化差异的原因篇5
关键词：英语文学;作品翻译;中西方文化;差异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逐步加快，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ism)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目前，英语已经逐渐成为了我国与国际其他国家之间进行外交活动的通用语言，因此，重视中西方文化差异，促进我国文化与英语文化的有效交流，已经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重要课题。在结合我国文化与英国文化的基础习惯之上，尊重我国文化与英国文化的习惯差异，使翻译作品能够做到二者兼顾，有利于我国与其他国家的跨文化交流，有助于我国文化在国际文化中的发展与进步。
一、英语文学作品翻译处理中西方文化差异的重要意义
随着我国与国际其他国家的往来密切，中西方文化的差异问题也越发突显，英语文学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部分，而正确处理中西方文化差异，能够让中国读者更深入体会到英语文学作品中的内涵。因此，在英语文学作品翻译中合理处理中西方文化差异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能够拉近中国读者与英语文学作品之间的距离，而且能够促进中国与各国文化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对于我国文化在国际文化中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此外，由于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独特的表达方式，因此，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要选择其对应的表达方式，才能更准确表达文学作品中的内涵。探析英语文学作品翻译中，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有效处理方式，使文学作品翻译不只针对英语单词，而是让中国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充分感受到英语文学的内涵与魅力。
二、英语文学作品翻译中处理中西方文化差异的策略
1.针对不同的文学体裁要合理处理中西方文化差异。首先，在对英语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翻译人员要根据该作品的体裁特点，选择不同的翻译技巧，从而结合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对作品进行透彻的分析，再进行翻译工作，以便对英语文学作品的不同体裁做出更准确的表达。其次，由于英语文学作品体裁多元化，例如：散文、小说、科技应用文以及诗歌等，其中散文、小说与诗歌这些文学体裁的文化元素具有多样性特点，能充分展示出作品的文学性与以艺术性。因此在翻译散文、小说或者诗歌的过程中，翻译人员要对该作品的作者以及创作背景进行深入了解，并分析其中的中西方文化差异，从而加深对作品内涵的感悟，再结合中国人语言与阅读的习惯，对英语文学的翻译技巧进行合理调整，以便在翻译时能将原文所表达的思想情感正确体现出来，便于中国读者正确领悟作者所表达的文章主旨，有利于提高英语文学作品翻译的艺术性与文学性。最后，英语文学作品中的科技应用文，与其他文学体裁相比更具有工具性的特点，而文化元素较少，因此，翻译人员在翻译过程中，要着重掌握翻译作品的核心内容，对专业用语或者专有名词必须保证翻译的准确性，可以采用直译的翻译手段，而对于其中的文化元素则不必过于考虑。2.从功能对等翻译理论方面入手，合理处理中西方文化差异。功能对等理论（Functionalequivalencetheory）源自于美国，其强调的翻译概念是：在翻译过程中不能仅局限于词汇含义上的对等，还要使翻译中整体文学作品的风格、体裁以及语义都要形成对等，从而更准确的表达文学作品中的深层文化。因此，翻译人员在翻译过程中，要以功能对等理论为基本原则，正确处理中西方的文化差异，以便让中国读者能够了解该文学作品中的深刻含义。例如：“thewaterthatbearstheboatisthesamethatswallowsitup.”如果按照直译，将会翻译为“载着小船的水和把它吞没的水是一样的。”，这很显然没有清楚表达这句话背后的深意，而如若翻译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则符合中国人的语言习惯，促使中国读者更直观的理解其内涵。3.正确解读异化与归化的翻译理论，合理处理中西方文化差异。异化与归化是一种翻译理论，源自于20世纪末的美国，由LawrenceVenuti所提出。其中，异化理论强调的是在翻译过程中，要以文学作品中源语言文化为最终目标；而归化的理论强调的是在翻译过程中，要以文学作品最终所翻译的语言文化为目标，这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概念。赞同异化理论的翻译人员认为，翻译的最终目的是促进文化交流，是使中国的读者能够领悟并接受英语文学作品中的文化，重点在于“接受”，而不需要读者去了解其中的内涵；赞同归化理论的翻译人员则认为，翻译作品应遵循“功能对等理论”，要在翻译过程中，充分考虑中西方的文化差异，从而使所翻译的作品能够符合中国读者的文化与语言习惯，让读者能够充分感知英语文学作品中的文化内涵，其重点在于“感知”，二者都有各自的道理与优势。对于异化理论而言，可以使翻译作品更符合原文的中心思想，更能尊重原文的语言文化；对于归化理论而言，则更注重文化的内涵能否被读者所理解。因此，翻译人员在翻译过程中要根据英语文学作品文章的主旨，合理使用归化或异化的翻译理论，从而达到最佳的翻译效果。例如：“HighbuildingsandlargemansionsarespringinguplikemushroomsinShenzhen.”译文应该为“高楼和高楼大厦在深圳雨后春笋般涌现。”如果按照异化的理论，将其直译为“高楼和高楼大厦在深圳犹如蘑菇般涌现。”这种表达方式很符合原文的主旨，却让中国读者难解其意，但如果根据归化理论，将其译为“雨后春笋”就能够很容易的被中国读者所理解，符合中国的文化习惯。
三、结语
总而言之，在英语文学作品翻译中合理处理中西方文化差异，对于跨文化交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翻译人员要提高自身的翻译水平，在翻译过程中，要深入理解原文的内涵，再结合中西方的文化差异，使英语文学作品既能保持其原有的文化底蕴，又能便于中国读者的理解与接受，有利于我国跨文化交流的发展与进步。
参考文献：
[1]谭颖.英语文学作品翻译中如何处理中西方文化差异[J].英语广场（下旬刊）,2014(2):36-37.
[2]郭晓斌.英语文学作品翻译中如何处理中西方文化差异[J].大观,2016(4):110-110.
[3]彭莹.基于中西方文化差异下的英语文学翻译[J].芒种,2015(24):103-104.
[4]刘果.论如何正确处理英语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J].广东科技,2014(14):203-203,205.
文化差异的原因篇6
【关键词】文化差异国际贸易制约对策
一、国家间的文化差异
文化差异是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制约因素，近年来从前些年的主要是中西文化差异扩大到与东方国家的差异。1871年，英国文化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提出了狭义文化的概念，即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由此可见文化范围之广，因而，文化的差异也是多方面的。
中国与西方的文化差异主要体现在有无法律精神的差异。罗素比较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后，认为西方文化的优势在于法制，中国文化在于合理的生活观念。他又说“中国是一切规则的例外。”美国著名学者罗伯特・考特在著作中讲的这个故事颇能说明西方的法律精神的根深蒂固。
“你老了，”年轻人说，“你的颚骨脆弱得连比牛油硬点儿的东西都咬不动。然而你竟然吃完了那只鹅，连骨头带嘴都吃掉了。请问，这怎么可能？”“我年轻时喜欢法律，”父亲说，“和我妻子辩论每一个案子；这给我的颚骨以强健的肌肉，使我能安然度过我的余生。”但中国文化的本质却是“和”，“中庸之道”内化成了中国的文化特征和中国人的性格特征。因而，近年来可以经常看到西方国家动用世贸规则向世贸组织中国，却罕见中国同样做。
中国与东方国家的文化差异则因东方国家的情况不同，呈现多样化的特点，比如与阿拉伯国家的宗教文化差异，有的国家存在妄自尊大的自卑文化心理也与我国和为贵的文化形成了冲突。
二、文化差异对国际贸易的制约
文化的差异影响着国际贸易的诸多方面。“在国际贸易中，许多有实力的公司在国际营销中失利，其主要原因不在于资本和技术，而是缺乏对当地文化的理解，忽视了文化差异对贸易与交往的影响。”因而，与目的国开展国际贸易首先要了解两国间的文化差异。文化差异对国际贸易的制约概括起来说，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文化因素大于地缘因素，使邻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受限。一般来说，邻国之间由于具有距离优势，可以更便利地开展国际贸易。其最明显的好处就是省却了大量的运费，并且交易的速度也快。这种情况，从古至今都十分普遍。比如，在中国历史上繁荣的宋朝与周边的辽金夏的贸易；再比如，当今世界上北美自由贸易区，美、加、墨三国之见的贸易。但文化的差异却可以抵消这种优势，使国际贸易的开展受限。比如，中俄两国有辽阔的边界线，两国之间经济的互补性也比较强，但在2012年1-9月，中国对俄出口仅为325.8亿美元，进口仅为336.0亿美元，两国间的贸易总额不足700亿美元，尚不及中国与澳大利亚两国间的贸易额。因而，俄罗斯的文化是欧洲的文化，这种文化与东方文化有着本质的区别。同样，中国与日本一衣带水，分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地位，但由于两国间存在着不少的文化隔阂，因而两国间的贸易总额还不及中国和东盟间的贸易总额。2012年1-9月间中国对东盟出口1447.0亿美元，进口1441.7亿美元，而对日本出口1125.1亿美元，进口1362.5亿美元，并且这种差距还有扩大的趋势。
第二，文化差异在国际贸易中造成了不必要的消费拒绝。比如月饼在我国是大众喜爱的美食，特别是在中秋节时销量非常旺盛。但在蒙古国，则没有消费月饼的习惯。我国即使再好的月饼也不可能在蒙古国畅销。原因就在于蒙古人的文化，相传古代蒙古人与汉人作战时，汉人通过月饼传递军事情报，从此以后蒙古人世代不再吃月饼。美国是世界上的粮食生产大国和猪肉生产大国，阿拉伯国家是世界重要的肉类消费地区，但美国的猪肉根本无法进入阿拉伯地区，原因就是穆斯林教规规定穆斯林不能吃猪肉。还有一个熟悉的例子是，在早些年间中国的白猫洗衣粉出口到英国，结果翻译出来的名称是wHiteCat，但这一用词在英语里有恶毒的女人的潜在意思，因而造成了销售不畅。更极端的例子是，美欧国家的奶粉外包装上印有孩子欢笑的脸庞，出口到非洲后，在一些地区人们认为这种奶粉是用小孩儿的头颅做的，不敢食用。
第三，文化差异引发规模空前的贸易摩擦和贸易战，大大地阻碍了国际贸易的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世纪贸易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国际贸易摩擦甚至贸易战频发。近十年来，不仅中美、中欧、中日存在贸易摩擦，日美欧等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也存在贸易战争。如2009年的贸易战，先是美国提出“限制（中国）美音像制品进口”，紧接着，美国、欧盟和墨西哥三方，就所谓“中国限制原材料出口”提出上诉，获wto立案；中国也不甘示弱，对于美国对华产轮胎采取的“特保案”提出成立专家组调查。真可谓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景象惊心动魄。这些摩擦和战争已经不再是口味、喜好、风俗等浅层次的文化差异，而是更深层次的制度、理念的文化差异而带来的全局性的冲突。比如，在我国传统的文化中一向注重节俭，政府也要节约用度，忌讳寅吃卯粮。因而，在我国改革开放后，对外贸易长期处于出超的状态，靠出口换外汇进行经济建设。而美国则是典型的消费文化，长期以来通过大肆发行美元，靠一种无度的美元扩张来促进本国的对外贸易。美联储于2008年9月启动了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2010年11月再度实施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2012年9月实行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2012年12月，美联储宣布了第四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由此，引发了以货币战为表现形式的国际贸易战。在美的大肆滥发的情况下，人民币面临不断的升值压力。美国制度化、长期、隐性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不断延续，人民币也将呈制度化、长期、隐性的升值状态，对我国出口将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这逼迫着我国采取一定的反制措施。
三、对策分析
不同国家间的文化差异带来的国际贸易限制也并非不可打破，一个世界多种声音早已取得了广泛的共识。国际贸易战争永远解决不了文化差异带来的贸易纠纷，从根本上还是要求同存异，可以采取以下具体对策。
第一，增进理解，调和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文化是社会现象和历史现象，文化的差异不可能短时间内解决。国际贸易战争更不能解决文化差异的问题。从大的方面来说只有对世界多元文化进行调和才是根本出路。在文化调和的过程中，达到某些方面的融合。罗素在《中西方文化的比较》中说：“我到中国，原本是为了教学。但是，我在这里待的时间越长，在向中国教学方面就想得越少，而在向他们学习方面就想得越多。在那些久居中国的欧洲人中间，我发现这样的态度并不罕见”，“那些智慧和审美的人，或者那些只享受生活的人，却能够在中国找到智慧、美感和人生乐趣，并乐于居住在重视这些的国度中，因为中国在这些方面要胜过烦躁、纷乱的西方。”罗素来到中国的1920年正是中国饱受西方列强侵略的年代，在西方人的眼里中国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国家、中国的文化也已经没落了。但罗素由于到了中国之后，亲身感受了中国的文化，而被中国文化所折服，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而，不同的文化通过增进理解而达到调和，进而和谐相处是可能的。这在历史上也有很多成功的先例，比如满汉文化。
第二，提高国际贸易参与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要注意语言这种载体所反映的一个民族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心理状态、社会习俗、是非标准等文化因素，有意识地提高我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国际贸易的参与者不仅仅懂得外语，他也应该是文化的集大成者，懂得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任何一种语言都是一种文化符号，传递深厚的文化内容。国际贸易参与者自身要懂得语言的文化深意，并把这种文化深意正确地传递给外界。国际贸易参与者要懂得不同文化的历史，只有懂得了文化的历史，才能更彻底地理解文化和它的独特之处。
比如，在中日文化产品进出口中，宋代的绘画作品非常昂贵。这不仅仅是存世的作品比较少的原因，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日本人的文化观。日本认为崖山之后再无中华，也就是公元1279年元朝彻底消灭南宋残余力量后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不复存在，因而宋代的绘画作品在日本国内被一些人看成是最后的中国文化的代表，所以才会非常昂贵。在日本南宋画家李迪的《红白芙蓉图》、梁楷的《雪景山水图》、李生的《潇湘卧游图卷》都被日本政府确定为国宝。
第三，在一定的国际组织支持下开展国际贸易。由文化差异带来的单边间的国际贸易的不协调有时候难以协调，此时寻求国际组织的支持却可以取得较好的效果。建国之初的新中国由于意识形态等文化因素的差异长期受到西方国家的封锁，对外开展国际贸易受到很大的制约。在此情况下，我国积极寻求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打通了与东欧的贸易关系，成为我国长期以来的主要贸易对象。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关系也是如此。东南亚国家文化差异很大，既有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越南、新加坡、泰国，也有与中国文化差异的国家马来西亚、文莱，还有的国家长期歧视华人，在此情况下中国通过与地区组织东盟开展对话，实现了与各国很好的国家贸易关系。2012年1-9月间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总额达到2888.7亿美元，超过了与日本、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国家的贸易额。
第四，开展转口贸易。在世界上，有很多地方是多种文化交汇、融合的地方。比如香港、澳门、新加坡、直布罗陀。在对有着较大文化差异的国家直接出口困难的情况下，通过转口贸易则可以间接地实现对目的国的出口。如香港，既跟祖国内地有着直接联系，同时也与西方有着良好的文化融合。因而，长期以来，香港是中国大陆重要的转口贸易基地。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的冷战时期，中国与西方的贸易主要就是通过香港中转实现的。如今，香港在这方面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011年1-12月，内地与香港贸易额为2835.2亿美元，同比上升23.0%，占内地对外贸易额的7.8%。其中，内地对香港出口为2680.3亿美元，同比上升22.8%。”另一个例子就是新加坡与东盟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新加坡每年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进口大量的商品，然后再出口到其他国家，充当了贸易中转站的角色。
总之，打破文化差异带来的国际贸易限制的方法是多样的，任何文化之间都不存在着完全的对立，有差异也会有共同点。只要存在问题，就存在解决问题的方法。今天的世界是一个互相依存的世界，文化差异对国际贸易限制是有限的，只要存在着经济互补的可能性，就必然要发生国际贸易。在此背景下，文化差异最多只是一个不和谐的小音符。国际贸易的主流还是求同存异、和谐共生，国家间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法和经济学[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51.
[2]吴秀兰.文化差异――国际贸易中跨文化交流的无形壁垒[J].商场现代化，2008（18）.
文化差异的原因篇7
关键词：大学非英语专业本科学生语用失误原因分析
语用失误在大学非英语专业学生的英语学习中是经常出现的情况，分析语用失误产生的原因可以帮助学生更有效的降低或避免语用失误。
一、客观原因
在非英语专业本科学生的英语学习中，造成语用失误的客观原因主要指由于中西方文化差异和价值观念的差异而导致语用失误。
有时由于中西方较大的文化背景差异和价值观的不同，中西方人的言语方式和言语习惯也有所不同，因此如果说话的双方缺乏对彼此社会文化和价值的理解，那么在交流中就可能产生语用失误，也就是说对话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不符合对方语言习惯的不恰当的言语行为。例如当一个美国人赞扬一个中国妇女的衣着时说“Youwearabeautifuldresstoday.”，中国妇女的回答往往是“itisonlyacommondress.”。这是因为在中国的教育中，人们把谦虚当做一种美德，如果有人赞扬我们，我们一定要谦虚的予以否认，但事实上，在英语中一句简单“thankyou.”便是最好最恰当的回答，而中国妇女的谦虚回答则会使美国人认为他的审美判断出了问题。可见，文化差异导致语言差异，如果予以忽视的话就会造成语用失误。
二、主观原因
（一）教师的原因
多数大学英语教师在自己英语教学中对语用教学不够重视，一些教师甚至自己对英语语用知识的了解也不够多，这必然影响到大学英语教学中的语用教学。也就是说，在课堂教学中忽视语用教学会导致学生在实际运用英语此外进行交流的时候产生语用失误。
此外，一些英语教师在教学中对文化背景知识的教学也不够重视，虽然许多教师已经意识到文化教学对语言教学的重要性，他们在分析教材课文的时候也确实引入了部分文化背景知识介绍，但在教学的数量和质量上还远远不够。居所周知，文化差异是导致语用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教师有必要在英语课堂教学中引入文化教学，尤其应注重讲解造成语言使用差异的中西方文化差异，更重要的是教师还要鼓励学生指导学生主动学习英美文化背景知识，以降低或避免在实际运用语言的过程中出现语用失误。
教师的行为往往是学生们学习的范例，教师准确恰当的语言表达、丰富的知识修养、高尚的道德品质等都将对学生的交际能力的培养产生微妙的影响。如果教师不注意自己的语言表达，在日常教学中放任自己语用失误，那么学生也会效仿，这样的错误也可能会一代代传承下去，造成较为严重的后果。可见，教师在培养学生的语用能力的同时，也必须严格要求自身，不断提高自己的语用能力。
（二）学生的原因
教师自身缺乏语用意识，在课堂教学中极少涉及语用知识，这必将导致学生语用知识的匮乏，多数非英语专业本科学生不了解语用学和语用方面的知识。而且，他们也极少关注文化学习，以及中西方文化差异。他们多数情况下把大部分的精力用于学习语言本身，而忽视了如何去运用所学的语言。可以说多数非英语专业本科学生在自己的英语学习过程中缺乏语用意识，忽略文化差异，这使学生在实际运用英语交流中会产生语用失误。
导致语用失误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学生在运用英语进行交流的过程中，错误的迁移了母语的用法，即由于汉语的干扰而导致了语用失误。在英语学习中，学生不可避免的把自己的母语知识带入到英语的习得中，但一些母语的语言习惯并不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这必将对其英语的学习产生负面影响，甚至起了阻碍作用。戴伟栋和张红玲（2000年）称这种由于母语的负迁移而导致的语用失误为文化迁移。根据他们的研究，文化迁移是由文化差异导致的，也就是说人们在跨文化交际或学习外语的过程中，会下意识的按照自己的文化模式和价值观念来行事，并指导自己的交际过程。母语的负迁移通常会造成语用失误，进而在交流中导致误解甚至引起交际中断。在英语学习中，我们会发现一些汉语词和英语词在意义和句法上有相同之处，但在语用功能上却有所不同。如果学生不注意这些差异，而还是把汉语的表达方式和习惯直接拿来应用到英语词汇的使用和表述中，那就必然会出现语用失误。
三、结语
当然，导致语用失误的因素有很多，例如学生在交流中的恐惧和焦急情绪，教师不恰当的教学等，这里只列出了一部分原因。我们还应努力不断地查找其它造成语用失误的原因，以帮助学生尽量避免语用失误，提高其运用语言的能力。
文化差异的原因篇8
一、东西方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翻译的影响
1.思维方式的差异
思维方式不同是产生东西方文化差异的主要原因。思维方式不同会导致语言使用习惯、语法结构等不同。英语的句法结构中，更加注重主、谓、宾的地位，而汉语中更加注重动词的地位以及句子的结构。这就像东西方人的价值观念不同一样，西方人追求自由，个性独立，而中国人则追求中庸，不做“出头鸟”；西方提倡个人英雄主义，他们认为个人在历史中发挥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寻求个体之间的差异，而中国认为个人在历史中发挥的力量是有限的，推动历史发展的是人民。英美文学翻译者要充分了解东西方文化思维方式的差异，才能翻译得更加恰当。
2.的差异
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国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家文化具有巨大的推动力和影响力。在东西方众多的文学作品中，如影随形，方面的词汇在西方文学作品中随处可见。东西方在上存在着巨大差异，中国人大多信奉佛教、道教，西方人则多信奉基督教与天主教，这在东西方国家所使用的语言词汇上有明显的体现，比如汉语中会出现“方丈”“和尚”等词语，而英语中则会出现“牧师”“修女”等词语。由此可见，英美文学翻译者应该充分了解东西方不同的文化，准确恰当地翻译。
3.东西方生活环境的差异
我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拥有多样的动植物种类。西方国家地理环境与我国地理环境既有相似又有不同，二者都有着独特的地理地貌，因而产生了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生活环境，能够对人类语言产生重要影响。地理环境是人类语言产生的物质基础，人类语言的产生有赖于地理环境，不同的生活环境创造了不同的人类语言。我国是文明古国，以发达的农业闻名，时至今日，我国仍然是享誉全球的农业大国。我国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这为农业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同时我国又是内陆国家，人民生活在陆地上，因此对土地十分热爱。而英国四面环海，所以英国人热爱大海，对大海有深厚的情感，拥有十分发达的海洋文化。
4.人文风俗的差异
东西方地理环境、发展途径、饮食习惯、思维方式等方面的不同，造成了人文风俗的巨大差异，主要体现在人们的社会交际上。我国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思想保守，行为守旧，重视人际交往中的礼仪，而西方国家受启蒙教育与多次思想解放运动影响，表达方式直接，行为方式开放，社交礼仪也较为开放。在英美文学翻译中，社交礼仪的表达通常是口语化表达，较容易理解。英美文学翻译者在翻译文学作品时，不能忽略人文风俗的差异，只有注意到这些细节，才能令翻译作品更加完整。
二、解决东西方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翻译影响的策略
1.了解西方《圣经》文化
众所周知，西方世界里希腊神话与《圣经》非常著名，西方文学作品中也普遍涉及，希腊神话与《圣经》对西方人的思想和意识形态影响深远，对文学作品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因此，英美文学翻译者要深入了解希腊神话与《圣经》，熟知其中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知识，这样才能在进行英美文学作品翻译时准确理解原作，翻译出文字背后的隐含意义以及原著作者的思想情感与创作意图。
2.重视东西方文化差异对翻译带来的影响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社会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翻译行业也不断快速更新。很多英美文学翻译者并不重视东西方文化差异在英美文学作品翻译中的体现，这样做是错误的。翻译工作的追求是使翻译文字无限接近原著文字，能否表达出原著作者的意思是评价翻译者水平的重要因素。但在翻译过程中，巨大的文化差异是汉英两种语言之间无法跨越的鸿沟，对于不了解另一国文化的读者，很难通过译者的直译文本理解某些内容。因此，英美文学翻译者要重视东西方文化差异对翻译带来的影响，平时要注重丰富自己对英美文学的知识储备，对英美文学作品的社会背景、社会文化、生活方式、文化风俗等多方面内容进行深入理解和体会，提升自己对英美文学作品的文化素养与感知能力，在英美文学翻译过程中，迅速处理关于文化差异的内容，提高翻译质量。
3.了解英语谚语、俚语的背景
文化差异的原因篇9
利用翻译中的动态对等概念，正确处理文化差异
在对英语文学的翻译过程中，所有的翻译行为都是将英文单词翻译成对应的中文词组，并保持整体含义一样，使英语文学作品能够全面的展示在中国读者面前，使中国读者能够有效理解英语文学作品的含义。但是由于英语与中文在许多领域都存在差异，特别是文化领域的差异更加明显，因此我们在翻译过程中，除了要对文化差异有充分的了解之外，还要学会利用动态对等概念正确处理文化差异。翻译中动态对等的概念主要是指在翻译过程中，要根据单个的英文单词或者英文词组，将其翻译成对应的中文。由于英语文化和汉语文化存在差异，导致了在具体单词翻译的过程中，如果按照英语单词的字面意思来翻译，不但无法理解原文的内容，还会造成错误。例如对于例句“众人拾柴火焰高”可译作”manyhandsmakelightwork”。之所以进行这样的翻译，主要是充分考虑到了英语语言习惯，这样翻译尊重了中英文化差异，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除此之外对于“胆小如鼠”的翻译，译作了“astimidasarabbit”，这里之所以出现了兔子代替了老鼠，主要是在英文习惯中认为兔子是温顺动物的代名词，这两个例子属于典型的中英文化差异处理出色的案例。对于“动态对等”概念来说，主要包含了四个方面的内容：1）在词汇方面要对等。2）在句子用法方面要对等。3）在翻译时候篇章要一一对应。4）文学体裁要保证一致。这四方面决定了英语文学翻译后的最终质量，因此我们必须要对动态对等理论有正确理解，并在翻译中保持英文和中文的文化内涵。1）词汇对等，主要是指在对英语文学翻译的时候，要对英语单词或词组进行逐个翻译，在词汇上与中文词汇对等，保持含义一致，保证翻译质量。2）句法对等，主要是指在对英语文学的句子翻译的时候，应保持句子的完整，并同意意译的方式，保证英语文学的句法能够与中文句法起到同样的作用。3）篇章对等，主要是指对英语文学的翻译，要保证翻译内容是按照篇章进行翻译的，保证文章的完整性，不能跨越篇章进行翻译，使文章变得混乱。4）文体对等，主要是指在翻译英语文学作品的时候，要保证翻译之后的文学体裁一致，诗歌就翻译成诗歌，散文就翻译成散文，小说就翻译成小说，科技应用文就一定要保证其科技性，避免文学体裁发生错误。
通过对异化和归化翻译理念的研究，正确处理文化差异
在英语文学的翻译中，异化的理念主要是指一种翻译理论，其理论核心是在翻译中以源语文化为最终的归宿。运用异化翻译理论最出色的要属于美国的翻译家劳伦斯.韦努蒂。对于异化翻译理论的理解，我们可以以此为例，例如在将《红楼梦》翻译成英文的时候，充分采用了异化理论，极大程度的保证了中文中的文化因素，像“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被翻译成了“truly,stormsgatherwithoutwarninginnature,andbadluckbefallsmenovernight.”在英语文学的翻译中，归化理论是与异化相反的一种翻译理论，归化的核心在于在翻译过程中，要以最终译文的文化特点为归宿，强调了考虑翻译目的文章的文化特征。应用了这一理论，虽然有时候对于原文发生了一些改变，但是在文章翻译之后，译文更具有可读性，对译文最后的文化是最大的尊重。所以，我们要正确利用异化和归化翻译理念，通过对二者展开深入的研究，达到正确处理文化差异的目的，使英语文学的翻译工作能够提高翻译质量，帮助读者更好的理解原文的精髓。
利用创造性叛逆的手段，正确处理文化差异
在对英语文学作品进行翻译的时候，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现实问题，即：我们是应该根据英语文章的单词和词组直接翻译，还是应该在英语作品的基础上，加入自己的理解和再创造呢？对于英语科技应用文的翻译来说，由于体裁的要求，基本不会出现再创造的问题，我们只需要在原有文章的基础上，保证单词和术语的准确性就可以。但是对于英语小说、诗歌和散文来讲，作品本身就是英文语言的再创造，里面蕴含了一定的思想和文化内涵。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如果仅仅对字面意思进行翻译和理解，不但无法向中文读者展示原作品的魅力，还会使翻译完的作品变得枯燥乏味，无法体现原作者的意境和文化氛围。正是由于这种现实的文化差异，导致了我们在英语文学作品的翻译过程中需要对原作品进行创造性的翻译，并体现一定的创新精神。通过英语文学翻译手法分析来看，创造性叛逆的手段是英语文学翻译的重要手段，其含义主要是指在对英语文学作品的翻译过程中，要在理解原文并保证单词和词组正确的基础上，加入翻译者的主观创造，使翻译之后的作品更加生动有趣，并且消除文化差异带来的影响，使作品能够保持英语原文的精髓。所以，正确利用创造性叛逆的手段，才能有效处理文化差异。
结束语
文化差异的原因篇10
文化差异是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制约因素，近年来从前些年的主要是中西文化差异扩大到与东方国家的差异。1871年，英国文化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提出了狭义文化的概念，即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由此可见文化范围之广，因而，文化的差异也是多方面的。
中国与西方的文化差异主要体现在有无法律精神的差异。罗素比较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后，认为西方文化的优势在于法制，中国文化在于合理的生活观念。他又说“中国是一切规则的例外。”美国著名学者罗伯特?考特在著作中讲的这个故事颇能说明西方的法律精神的根深蒂固。
“你老了，”年轻人说，“你的颚骨脆弱得连比牛油硬点儿的东西都咬不动。然而你竟然吃完了那只鹅，连骨头带嘴都吃掉了。请问，这怎么可能？”“我年轻时喜欢法律，”父亲说，“和我妻子辩论每一个案子；这给我的颚骨以强健的肌肉，使我能安然度过我的余生。”但中国文化的本质却是“和”，“中庸之道”内化成了中国的文化特征和中国人的性格特征。因而，近年来可以经常看到西方国家动用世贸规则向世贸组织起诉中国，却罕见中国同样做。
中国与东方国家的文化差异则因东方国家的情况不同，呈现多样化的特点，比如与阿拉伯国家的宗教文化差异，有的国家存在妄自尊大的自卑文化心理也与我国和为贵的文化形成了冲突。
二、文化差异对国际贸易的制约
文化的差异影响着国际贸易的诸多方面。“在国际贸易中，许多有实力的公司在国际营销中失利，其主要原因不在于资本和技术，而是缺乏对当地文化的理解，忽视了文化差异对贸易与交往的影响。”因而，与目的国开展国际贸易首先要了解两国间的文化差异。文化差异对国际贸易的制约概括起来说，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文化因素大于地缘因素，使邻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受限。一般来说，邻国之间由于具有距离优势，可以更便利地开展国际贸易。其最明显的好处就是省却了大量的运费，并且交易的速度也快。这种情况，从古至今都十分普遍。比如，在中国历史上繁荣的宋朝与周边的辽金夏的贸易；再比如，当今世界上北美自由贸易区，美、加、墨三国之见的贸易。但文化的差异却可以抵消这种优势，使国际贸易的开展受限。比如，中俄两国有辽阔的边界线，两国之间经济的互补性也比较强，但在2012年1-9月，中国对俄出口仅为325.8亿美元，进口仅为336.0亿美元，两国间的贸易总额不足700亿美元，尚不及中国与澳大利亚两国间的贸易额。因而，俄罗斯的文化是欧洲的文化，这种文化与东方文化有着本质的区别。同样，中国与日本一衣带水，分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地位，但由于两国间存在着不少的文化隔阂，因而两国间的贸易总额还不及中国和东盟间的贸易总额。2012年1-9月间中国对东盟出口1447.0亿美元，进口1441.7亿美元，而对日本出口1125.1亿美元，进口1362.5亿美元，并且这种差距还有扩大的趋势。
第二，文化差异在国际贸易中造成了不必要的消费拒绝。比如月饼在我国是大众喜爱的美食，特别是在中秋节时销量非常旺盛。但在蒙古国，则没有消费月饼的习惯。我国即使再好的月饼也不可能在蒙古国畅销。原因就在于蒙古人的文化，相传古代蒙古人与汉人作战时，汉人通过月饼传递军事情报，从此以后蒙古人世代不再吃月饼。美国是世界上的粮食生产大国和猪肉生产大国，阿拉伯国家是世界重要的肉类消费地区，但美国的猪肉根本无法进入阿拉伯地区，原因就是穆斯林教规规定穆斯林不能吃猪肉。还有一个熟悉的例子是，在早些年间中国的白猫洗衣粉出口到英国，结果翻译出来的名称是wHiteCat，但这一用词在英语里有恶毒的女人的潜在意思，因而造成了销售不畅。更极端的例子是，美欧国家的奶粉外包装上印有孩子欢笑的脸庞，出口到非洲后，在一些地区人们认为这种奶粉是用小孩儿的头颅做的，不敢食用。
第三，文化差异引发规模空前的贸易摩擦和贸易战，大大地阻碍了国际贸易的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世纪贸易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国际贸易摩擦甚至贸易战频发。近十年来，不仅中美、中欧、中日存在贸易摩擦，日美欧等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也存在贸易战争。如2009年的贸易战，先是美国提出“限制（中国）美音像制品进口”，紧接着，美国、欧盟和墨西哥三方，就所谓“中国限制原材料出口”提出上诉，获wto立案；中国也不甘示弱，对于美国对华产轮胎采取的“特保案”提出成立专家组调查。真可谓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景象惊心动魄。这些摩擦和战争已经不再是口味、喜好、风俗等浅层次的文化差异，而是更深层次的制度、理念的文化差异而带来的全局性的冲突。比如，在我国传统的文化中一向注重节俭，政府也要节约用度，忌讳寅吃卯粮。因而，在我国改革开放后，对外贸易长期处于出超的状态，靠出口换外汇进行经济建设。而美国则是典型的消费文化，长期以来通过大肆发行美元，靠一种无度的美元扩张来促进本国的对外贸易。美联储于2008年9月启动了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2010年11月再度实施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2012年9月实行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2012年12月，美联储宣布了第四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由此，引发了以货币战为表现形式的国际贸易战。在美的大肆滥发的情况下，人民币面临不断的升值压力。美国制度化、长期、隐性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不断延续，人民币也将呈制度化、长期、隐性的升值状态，对我国出口将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这逼迫着我国采取一定的反制措施。
三、对策分析
不同国家间的文化差异带来的国际贸易限制也并非不可打破，一个世界多种声音早已取得了广泛的共识。国际贸易战争永远解决不了文化差异带来的贸易纠纷，从根本上还是要求同存异，可以采取以下具体对策。
第一，增进理解，调和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文化是社会现象和历史现象，文化的差异不可能短时间内解决。国际贸易战争更不能解决文化差异的问题。从大的方面来说只有对世界多元文化进行调和才是根本出路。在文化调和的过程中，达到某些方面的融合。罗素在《中西方文化的比较》中说：“我到中国，原本是为了教学。但是，我在这里待的时间越长，在向中国教学方面就想得越少，而在向他们学习方面就想得越多。在那些久居中国的欧洲人中间，我发现这样的态度并不罕见”，“那些智慧和审美的人，或者那些只享受生活的人，却能够在中国找到智慧、美感和人生乐趣，并乐于居住在重视这些的国度中，因为中国在这些方面要胜过烦躁、纷乱的西方。”罗素来到中国的1920年正是中国饱受西方列强侵略的年代，在西方人的眼里中国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国家、中国的文化也已经没落了。但罗素由于到了中国之后，亲身感受了中国的文化，而被中国文化所折服，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而，不同的文化通过增进理解而达到调和，进而和谐相处是可能的。这在历史上也有很多成功的先例，比如满汉文化。
第二，提高国际贸易参与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要注意语言这种载体所反映的一个民族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心理状态、社会习俗、是非标准等文化因素，有意识地提高我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国际贸易的参与者不仅仅懂得外语，他也应该是文化的集大成者，懂得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任何一种语言都是一种文化符号，传递深厚的文化内容。国际贸易参与者自身要懂得语言的文化深意，并把这种文化深意正确地传递给外界。国际贸易参与者要懂得不同文化的历史，只有懂得了文化的历史，才能更彻底地理解文化和它的独特之处。
比如，在中日文化产品进出口中，宋代的绘画作品非常昂贵。这不仅仅是存世的作品比较少的原因，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日本人的文化观。日本认为崖山之后再无中华，也就是公元1279年元朝彻底消灭南宋残余力量后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不复存在，因而宋代的绘画作品在日本国内被一些人看成是最后的中国文化的代表，所以才会非常昂贵。在日本南宋画家李迪的《红白芙蓉图》、梁楷的《雪景山水图》、李生的《潇湘卧游图卷》都被日本政府确定为国宝。
第三，在一定的国际组织支持下开展国际贸易。由文化差异带来的单边间的国际贸易的不协调有时候难以协调，此时寻求国际组织的支持却可以取得较好的效果。建国之初的新中国由于意识形态等文化因素的差异长期受到西方国家的封锁，对外开展国际贸易受到很大的制约。在此情况下，我国积极寻求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打通了与东欧的贸易关系，成为我国长期以来的主要贸易对象。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关系也是如此。东南亚国家文化差异很大，既有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越南、新加坡、泰国，也有与中国文化差异的国家马来西亚、文莱，还有的国家长期歧视华人，在此情况下中国通过与地区组织东盟开展对话，实现了与各国很好的国家贸易关系。2012年1-9月间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总额达到2888.7亿美元，超过了与日本、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国家的贸易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