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篇1
关键：创新型国家、人才、教育制度
当今世界已经步入了信息化时代，信息技术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极大地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科技文化竞争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谁在知识和科技创新方面占优势,谁就能够掌握发展的主动权,世界各国纷纷把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国家战略。2005年党中央提出,要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
提升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我国政府根据国际竞争态势和我国具体国情而做出的重大科技战略选择。那么,大学作为国家创新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创新型国家建设的过程中就应该得到合理的定位。构建一个具有开放性、科研型和创新性的大学体制就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必要举措，是促进创新性国家发展的主要动力。
一、教育在创新性国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当前国际竞争归根结底是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的竞争。为在竞争中赢得主动,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国家综合国力和核心竞争力,建立国家创新体系,走创新型国家之路,成为许多国家政府共同的政策选择。在新的国际竞争格局中,发达国家主要利用自身的技术和资本优势占据领先地位,特别是通过技术控制市场和资源,形成了对世界市场特别是高技术市场的高度垄断。发展中国家要想在这种国际性的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只有不断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扩大比较优势,才有可能实现经济社会的跨步发展,否则将会被世界的发展步伐所拖累,远远的落后与世界其他国家，甚至被边缘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事业获得了快速发展,并在某些科技领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科技发展的水平还处于原始状态,原始创新和系统集成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源、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投入的驱动,经济的发展主要是一种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缺乏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科技供给能力不足是制约我国科技创新的主要因素。”因此,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环境、新任务和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只能走创新主导的发展道路,通过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实现科技的大发展,实现发展的新突破。所以，通过自主创新增强国家实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我国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去的竞争优势的必然道路选择。
创新型国家的建设必须依赖于合理的国家创新体系。其中，政府、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是国家创新体系的主要载体，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前,在国家创新体系中虽然明确了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但由于体制制约和技术进步等原因,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还比较薄弱,在这种背景下,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担当起科技自主创新的重任。知识经济的本质是创新，现代大学新的发展任务和科技战略需求已经将我国大学历史地推向科技自主创新的“前台”,创新型国家呼唤创新型大学,而创新型大学需要政府制定合理的大学体制和推行大学科技政策加以支撑。
二、我国大学体制的现实状况
目前我国的教育体制存在着严重的弊端，教育的发展并没有促进经济发展效率的提高和社会生产方式的转变，我国仍然处在一种粗放型的经济发展阶段，经济的发展过度地消耗着社会和自然资源，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造成我国经济发展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教育体制、自然资源状况、社会环境和国际环境等方面的因数都影响着我国创新型国家的建设。但是沿袭了几千年之久的传统教育却是影响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因素，我国的现代教育仍然受着传统教育的很大影响，传统的教育观念束缚着我国教育的创新发展，束缚着教育线上的广大人员的思想解放。目前，我国的教育思想主要集中于对学生的理论灌输上，教育中只看重学生的成绩表现和注重对学生个人知识的积累，在教育中并没有很好的发挥受教育人员的广泛兴趣爱好和发散的创新思维，发展创新教育的发展战略。所以很多从这种教育体制中走进社会的人员，在社会生活中并不能很好的发展创造型思想。另外，我国的大学教育还存在严重的体制问题，就是对大学的行政干预，在我国现有的教育制度中领导大学建设发展的核心是政府，大学成为了政治制度中的一部分，受制于政治因素的影响很大，这在很大程度上牵制了创新型大学的建设和发展。政治行为对大学干预的另外一个重要影响是，政治的干预严重的制约了大学自由思想的发展，大学的教育成为了政府或者政党宣传意识形态，控制社会思想的一种重要工具，大学的自由之风不能形成，所以大学的创新思想就受到了政治制度的严重挤压，创新型的大学建设的思想空间被政治形态占用。所以，要促进我国创新型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就要对我国的教育体制和观念进行合理的梳理，并在教育制度上进行改革和创新发展。
三、创新型国家的建设发展路径探索
教育是创新型国家的建设的重要支撑，教育的创新发展能够促进国家的创新发展，一个国家教育思想创新程度在很大范围内影响着国家的发展状态和发展空间。而，目前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瓶颈之一就是教育观念和体制的落后，甚至可以说我国的教育制度和观念是阻碍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主要原因。因此，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战略目标实现就不能离开对教育制度和观念的改革，而，对教育的改革应该集中于教育制度和观念的更新，还有就是改革大学的科技创新政策。
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过程中,人们对大学的期待以及功能定位不同,政府关于大学的科技政策导向也不相同;由于各国资源禀赋、制度基础、文化环境等方面的差异,大学科技政策在不同的国家以及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自然有所区别。在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过程中显现的大学科技政策问题,涉及大学科技改革与发展的许多方面。有的是属于世界各国大学科技发展中的共性问题,反映了大学科技发展的共同规律和普遍现象;有的则是由我国大学科技的体制、基础、文化传统等实际情况所决定的特殊问题,反映了我国大学科技发展的特殊矛盾。当前,我国大学科技自主创新能力薄弱、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科技资源分散与重复设置等问题,归根结底源于大学科技发展存在政策,是在政府新的科技战略格局中大学科技政策的缺失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因此，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中队大学的科技政策进行改革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的。
综合现达国家创新思想的建设，可以看出，目前，很多发达国家创新型思想的建设就是把对大学的科技政策规划到国家整体科技战略规划之中,并通过具体政策鼓励大学科技创新活动。从根本上来说,大学对科技发展的重要性是由大学的本质特点决定的,源于大学的学科、人才、信息、国际交流等优势,同时也离不开政府的科技政策导向和制度支撑。美国之所以能在三十年的时间建成世界一流的大学的体系就是得益把美国的大学规划进国家整体的科技战略之中。当前,我国大学科技政策存在的问题的实质,就是政府对大学科技政策的供给不足与大学科技活动无序运行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学科技实力的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相适应,大学科技政策也经过了多次变革和调整,但由于计划体制的“惯性”和对大学自主活动空间的限制,在政策的结构和安排上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与集权管理模式相适应的科技活动管理模式。在市场经济以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面对知识经济时代旺盛的科技创新需求,面对创新型国家建设进程中新的科技战略要求,现有的大学科技政策显得越来越被动和无能为力。因此，必须及时改革我国大学的科技政策，进一步促进创新型国家的发展。
随着我国以市场机制为导向的科技政策的转型,大学科技的供应模式开始受到冲击,科技需求的主体也渐趋多元化,除了政府之外,还陆续出现了一些需要加强自身竞争力的企业和其它类型的机构。因此,原来政府指令性的、封闭的科技供应模式要逐渐向自主性的、开放的科技需求模式转变。这种模式以社会和市场的需求为导向,大学与企业以项目为核心开展合作,建立产学研基地或高科技园区。其中,关键是要解决好大学与政府、企业、市场之间的责权关系,建立有利于调动大学科技创新积极性的体制和机制。改变原来政府控制教育的制度体系，放松政府对大学的管制，政府应该对大学进行适度管理，还大学一个思想自由发展的空间和环境。大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科技发展不可避免地引入效率标准,效率和责任之间的制约机制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才能解决,以保证大学科技活动的方向、功能、效益、质量等方面协调发展。现实中的关键问题是转变政府管理大学科技活动的方式,主要运用政策调节大学科技创新活动。第一,通过立法加强对大学科技发展的宏观调控。从美国大学科技扩展的历程可以看出,政府立法和相关政策支持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二,通过经费调节大学科技活动。政府有权通过财政拨款、税收政策等调节大学科技经费,鼓励市场和企业与大学合作研发项目。特别是要改革行政性拨款和内部资源分配模式,采用竞争申请和合同管理的方式,以提高科技经费使用效率,保障政府科技发展目标的实现。第三,通过信息和质量管理引导和规范大学科技活动。政府可以通过科研项目规划调节和引导大学科研方向;通过评估、检查等途径监督科技活动运行状况,通过改革项目管理和经费管理方式保证大学科技活动的质量和效益。
创新型国家建设在教育中需要改革的另外一方面就是对教育制度和观念的改革。总书记明确指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关键在人才,尤其是创新型科技人才。”培养创新型人才,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对高校的迫切要求,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许多高校对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如何培养创新型人才的研究不多,缺少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意识、方法和环境,科研和教学活动结合不够,培养模式陈旧。为了培养创新型人才,必须转变教育观念,加速教学改革。
教育观念上，我国目前的教育基本上是以继承为中心的传统观念,以知识观作为理论基础,认为知识是对经验、事实、规则等的认识,而这种认识的真理性是绝对的、唯一的、静止的、甚至是终极的。因而在教学中强调的是对知识的记忆、模仿和重复性的练习,这种传统教育观念反映在教育教学的各个方面。简单地说就是以继承教育为我国现阶段教育的中心观念。”继承教育观念的最大特征,是认为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传授知识,教师是注入知识的注射器,学生是吸纳知识的容器,于是知识越多越好就成为一种成规。不要认为知识越多越好,而应该服从于应用,要与自己驾驭知识的能力相匹配,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时,他的物理知识并不多。在以现代科学技术为主导的知识经济时代,创新已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标志。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大都注重学生的独力思考,鼓励大学生具有批判性思维,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重复所谓的标准答案。教育具有开发创造精神和窒息创造精神双重力,对此高校教育必须作出抉择，适时进行教育观念的改革，使之能够很好的服务于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
对教育观念进行改革的同时，还必须对我国的教育中的教学方式进行改革。在教学方面的改革主要集中与一下几个方面。(1)重视培养和发展学生的个性。我们的教育应该在普遍发展学生各种智能的基础上,着重发展其个性、特长,每个学生都可以成为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2)探求培养创新能力的教学方法。不在只注重对学生的知识灌输方法，而是更多的培养学生对事物和问题的观察、思考、索能力，在教育中注重对学生的逻辑分析能力的培养。(3)把研究引入教学过程。教学的方式、方法应当从过去的书本知识传授转移到以探索为基础的教学上来,使学生成为探索者。开展研讨式学习,激发其学习积极性,养成科学探索精神。加强实践教学。学校要引导大学生走出校门,进入社会实际,开展教学实践,并把实践中提出的具体问题带回课堂研究,使实践教学不仅成为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方式,而且成为提高创新能力的手段。（4）开辟第二课堂。国内外的经验证明,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自主组织和参与的第二课堂活动,是培养创新人才必不可少的形式。第二课堂包括科技、文体、社团、调研、试验等活动,要让社会成为培养学生能力的大课堂。（5）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激发创新意识。时代要求培养创新型人才,动、静态的校园文化建设也必须紧跟时代,创造符合时代要求的校园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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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篇2
还原科技奖励初衷
充分发挥国家科技奖励的导向作用。科技奖励承担着重要的政策导向功能，国家科技奖励更是如此。一方面，科技奖励应为国家的科技发展政策服务，以国家重点和优先发展的科技领域为指向，在奖项设置、奖励力度等方面有所侧重，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另一方面，科技奖励应引导科研工作者立足于科研活动本身，而不是以获奖为目的。但是，目前设奖过多过滥，且存在着严重的派生待遇现象，人为地把科技奖励与其他利益挂钩，使其承载了许多不必要的附加功能，导致不少科研人员热衷于追求奖项，以获奖作为科研活动的主要目标，使科技奖励的导向功能出现严重错位。因此，要对科技奖励制度进行大胆改革，还原科技奖励的初衷。
充分发挥国家科技奖励的激励作用。所谓奖励，就是以“奖”达到“激励”的目的，激励正是科技奖励最本质的功能。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获奖人员的直接激励。奖励表明了获奖科研人员的劳动成果得到了国家、社会以及同行的肯定，从而获得成就感和自豪感；二是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科技奖励的关键不在于有多少人获奖，而在于奖励本身能够对广大科技人员和普通民众产生多大的激励和示范作用。一般说来，奖励也适用经济学中边际效应递减原理，获奖人数越少，奖励层次越高，奖励力度越大，奖励的激励作用也就越强，示范作用也就越突出。在这个意义上，目前我国科技奖励应牢牢把握这一点，按照少而精的原则控制奖项和获奖人数，最大限度地发挥奖励的激励和示范作用。
完善奖项设置坚持奖励原则
设立国家社会科学政府奖。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范畴、概念、观念和方法等方面相互借鉴、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许多重大现实问题的解决需要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通力协作。在推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犹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在我国自然科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的同时，社会科学研究也获得了全面的发展和繁荣。年，全国社会科学五大研究系统从事社会科学教研活动的人员达32万以上，其中专职研究人员在3万人以上，每年都推出大批高质量的科研成果，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然而，在国家层面科学奖励工作中，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等重要的精神没有得到体现，国家有关社会科学奖励的政策设想一直没有落实。目前，国家在自然科学领域设立了国家最高科学奖、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和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等五大政府奖，但在社会科学领域，至今未设立部级政府奖，出现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奖励严重失衡的现象，这不利于科学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在这方面，诺贝尔奖设置经济学奖、文学奖的做法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因此，应尽快考虑设立国家社会科学政府奖，以促进我国社会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与繁荣。
坚持奖项设立的公益原则。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在科技奖励问题上，政府与市场也应该发挥不同的作用。一般而言，国家科技奖励应强化获奖成果的公益性取向，主要面向非市场领域的、具有公共产品特性的基础性研究。奖励的重点应放在那些难以通过市场承认和肯定的科技成果上。直接面向市场领域的科技活动，其本质是市场经营活动的一部分，其成败不完全取决于技术因素，对它们的评价，市场才最具有发言权。因此，对这类科技活动的激励，应充分发挥市场的导向作用，更多地采用知识产权制度或社会、企业奖励的形式实现。但从近些年国家科技奖励状况看，对这一原则有所偏离，具有商业价值的技术类和应用类科技成果占获奖项目的比重较大。在某种意义上，这是用行政权威去评价市场领域的科技成果，是行政中心主义对市场的不恰当干预，是对通行游戏规则的一种冲击。因此，应该大力调整奖励结构和奖励重点，加强对社会公益性科技成果的奖励，以鼓励和促进我国的基础理论研究。
注重奖励向个人倾斜。国家科技奖励应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落实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思想，把对优秀人才的奖励放在首位。而目前国家科技奖励中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和科技进步奖基本都属于项目奖，在评审中更多地注重成果和项目，突出的是科研团队。这一方面使得获奖人员众多，弱化了奖励的激励功能。据统计，每年仅全国省级科技进步奖就有约三万人受奖。另一方面，形成了获奖搭车现象，助长了学术不端行为，不利于充分发挥科技人员个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此，要不断进行科技奖励制度改革，调整国家科技奖励的推荐、评审、授奖方式，拓宽对优秀科技人才的奖励渠道和方式，突出人物奖，更多地把优秀科技人才作为推荐、评审、授奖的直接对象，充分发挥科技奖励的激励功能。
加强评审的公正性
科技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篇3
电网智能化安防监控技术是当下社会建设最为重要的发展方向，对于电力建设始终是发展社会经济提升国家建设的重要手段。通过不断的改进现今社会科学技术的进步，加速对电网智能化安防监控技术的探究，不仅能够完善当今社会科技发展的需求，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加速科技进步来不断的完善电网智能化安防监控技术的深入发展，这样是我们国家社会建设的重要保障。为了能够将电网智能化安防监控技术广泛的应用到社会生活中，我们需要通过不断的创新和完善社会科技的进步，通过科技的力量来加速社会经济的发展，这样是当下社会经济稳步发展的重要保障。
【关键词】电网智能化安防监控技术技术的探究和发展
1前言
在当今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我们需要不断的完善科技创新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各种影响。对于日常生活我们需要更加努力的改进科技，从而提高人们对日常生活水平的不断要求。在我们的生活中，关于对电的使用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对电网智能化安防监控技术的深入研究将会是当下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改善的重要途径。为了能够不断的加速人们对日常生活水平的要求，社会经济和社会科技都在不断的通过改进来完善当下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电网智能化安防监控技术的发展，这不仅仅意味着电力发展给人们生活带来的改变，更重要的是通过科技创新的手段来加速社会经济事业的发展前景和方向。
2电网智能化技术的发展前景
对于电网智能化科技的发展，我们需要清楚的认识到当下社会科技发展对其的重大影响。电网智能化安防监控技术是在社会科技的不断创新中稳步前行的一项重要前提，我们通过不断的创新科技，改进对电网智能技术的要求，完善安防监控技术的科技力量，从而加速电网智能化安防监控技术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这不仅是电力在社会生活的发展方向，更是我们国家社会经济建设的发展前景。对于电网智能化技术的发展，我们需要通过不同的手段来实现电网智能化技术发展的手段。首先，对于电网智能化技术我们需要通过合理性的手段对其进行发展。关于电网智能化技术发展的合理性手段，我们需要通过不断的加速对电网科技的合理性改进和完善，通过合理的方式对电网智能化技术进行不断的创新。加速电网智能化发展的方向和前景，将合理性的电网智能化技术充分的应用的社会经济建设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来，这将是电网智能化技术发展的合理性在整个社会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体现。其次，对于电网智能化技术我们还需要通过合目的性的手段进行开展。关于电网智能化技术发展的合目的性手段，我们需要通过对电网智能化技术在整个电网程序中的不断运用加以体现，这不仅要求每一位对电网智能化技术的工作人员认知熟识的掌握电网智能化技术的合目的性原理，更重要的是要将电网智能化技术充分的运用到社会经济建设中，充分的发挥出电网智能化技术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合目的性的作用，通过社会经济建设的改进和发展，不断的改进当下电力建设在整个社会建设中的前景。对于我们国家电网智能化技术的发展前景，我们不得不加速对科技的创新，以此来提升我们国家社会经济的稳步发展。
为了发展电网智能化安防监控技术的不断创新改进，我们需要不断的完善国家社会经济建设在整个社会事业中的作用。通过不断的发展科技来推进社会进步，加速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的完善电网智能化安防监控技术的创新。这将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方向和战略。纵观全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我们能够清醒的认识到科技给社会经济带来的重要进步。只有不断的发展科技，加速科技创新在整个社会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对于我们国家的社会经济建设才能不断的完善，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才能更加健全。我们国家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将是我们国家长久以来始终坚持的方向。所以加速科技创新的发展，提速科技给整个社会经济产业的影响，将是现今社会发展的重要方略。为了能够不断的完善科技创新，研发科技成果，给社会经济以稳定的发展空间，我们需要不断的加速电网智能化安防监控技术的改进，力求将电网智能化安防监控技术手段充分的运用到社会经济发展中，以此来加速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稳步提升。对于社会经济建设我们最能把控的就是科技创新给社会经济带来的稳步提升，这将是我们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最终方向和最有利的目标。为了能够不间断的创新当下科技的发展，稳步现今社会经济的前进方向，我们需要始终将电网智能化安防监控技术的创新和发展作为社会经济建设的重中之重，将科技的进步推向社会经济发展中来，以此来加速我国科技在社会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改善科技创新中的不足，推动社会科技的稳步发展。
3电网智能化安防的监控技术的创新
科技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篇4
科学技术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第一要素，是当今世界影响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重要力量，“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不http://关心、不利用、不干预、不管理和不控制技术，不或多或少给予科技投入”［1］。政府运用财政支出手段支持科学技术的发展，进而带动和引导整个国家的科技投入，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选择。财政科技支出的规模如何确定、结构怎样安排，在不同国家、不同发展时期都有显著的不同，本文拟对我国目前财政科技支出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对策加以阐述。
一、我国财政科技支出规模分析
近年来我国财政科技支出规模具有不断上升的趋势。国家财政科技支出在2004年首次突破1000亿元，2009年突破3000亿元，2010年突破4000亿元，绝对数量的增长速度十分惊人。但从相对数量来看，国家财政科技拨款占gdp的比例近年来呈逐步上升的态势，基本上都维持在07%—09%之间，2010年突破了1%。按照国际惯例，用政府科技投入占gdp的比重来判断一国的科技创新力。政府科技投入占gdp的比重不足1%的国家，可判断为缺乏创新能力的国家；在1%—2%之间的国家，是在科技创新上小有作为的国家；大于2%的国家，其科技创新能力可能会比较强。尽管单一的数据不能说明全部问题，但是从数据上判断，我国在2009年之前还属于“缺乏科技创新能力”的国家，2010年刚刚摆脱这种状况，这与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是不相符的。从我国财政科技支出规模可见，国家还需要进一步加大财政科技投入力度，加快财政科技支出的增长速度，使国家财政科技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和gdp的比重逐步提升。
表1近年我国财政科技支出规模表年份20032004200520062007200820092010国家财政科技支出（亿元）944610953133491688521135258183224941144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069069073080085086096103与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例（%）383384393418425412425458注：2006年以前年度财政科技支出包括科技三项费、科学事业费、科研基建费和其他科研事业费；2007年政府收支分类体系改革后，财政科技支出包括“科学技术”科目下支出和其他功能支出中用于科学技术的支出；前后年度财政科技支出涵盖范围基本一致。
资料来源：http://wwwstsorgcn/zlhb/2009/hb11htm#1。
科技活动的核心是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活动。r&d经费的投入强度和投入规模是衡量一国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r&d经费与财政科技支出概念尽管不同，但是对r&d经费水平的分析，也可对一国财政科技支出的总体水平略见一斑。
通过表1可以看出，我国r&d投入的总体规模不断上升。2010年，我国r&d经费支出是2003年的459倍，绝大多数年份都是以20%以上的速度在增长，是世界上r&d经费增速最高的国家之一。2007年，我国r&d经费占世界r&d经费总额的48%，与英国、法国等发达的国家水平接近（见图1所示）。同时，r&d投入强度也在稳步增长。20世纪90年代，我国r&d/gdp增长缓慢，1999年以后这一比值开始稳步提高，2007年达到149%，远高于俄罗斯（112%，2007年）、印度（061%，2005年）、巴西（111%，2007年）、南非（092%，2005年）、阿根廷（051%，2007年）等发展中大国，稳居发展中国家首位。
表1近年我国r&d经费情况年份20032004200520062007200820092010r&d经费（亿元）153960196630245000300310371020461600580210706260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113123134142149154170171比上年增长（%）19602770246022602350244025702170资料来源：《科技统计资料汇编》，http://wwwstsorgcn/zlhbhtm。
图1oecd成员国及9个非成员国家（地区）r&d经费总额的比例分布（2007年）表2对2007年部分国家和组织近年来r&d经费的投入情况进行了比较，除中国之外，还涵盖了新兴经济体韩国、俄罗斯，科技最发达的国家日本、美国和德国，以及经合组织（oecd）。我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较，r&d经费总量较少，占gdp的比重也偏低。2007年，我国的r&d经费总额仅为美国的132%，为日本的323%。r&d经费占gdp的比重方面，我国2007年仅达149%，接近2004年世界平均水平（16%）［2］。相对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而言，我国的r&d经费投入强度有待更大的提高。表22007年部分国家和组织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情况国家或组织中国美国日本德国俄罗斯韩国oecdr&d经费（亿美元）48770368800150790842301451033680—r&d经费增长速度（%）150030035026013201380380r&d经费/gdp（%）149268339253112347229注：（1）德国r&d经费/gdp、
转贴于http://
r&d经费增长速度为2006年数据；（2）r&d经费增长速度为按可比价格计算。
资料来源：oecd：mainscienceandtechnology2009-1。
二、我国财政科技支出结构分析
1科技支出按执行部门结构分析
我国政府r&d支出主要投向于研究机构和高校，2007年，我国政府r&d资金共9135亿元，研究机构支出5929亿元，占6491%，投向高校1777亿元，占1945%。这与其他发达国家政府研发http://投入的重点是相同的，主要投向都是政府研究机构和大学。2008年美国联邦政府r&d支出主要投向政府研究机构，占4025%，其次是大学和产业界，最后是非营利机构。而且，从发达国家的情况看，投向产业界的资金呈下降趋势，而投向大学的资金增速最快，这与政府投入向基础研究倾斜，而大学是基础研究的主要执行者有关。虽然我国政府科技支出的执行部门结构与发达国家基本类似，但由于我国政府r&d支出绝对量远远小于发达国家，2008年美国联邦政府r&d支出为10367亿美元，而我国2007年政府r&d支出仅为9135亿元人民币。因此，我们更应当把有限的政府资金更多地使用在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上，发挥财政资金的最大效益。
图22007年我国政府r&d资金执行部门图图32008年美国联邦政府r&d支出执行部门图
2科技支出按活动类型结构分析
r&d经费支出按照活动类型，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在经费的分配上，三者间存在着一个客观的最佳比例。2009年我国r&d经费支出按活动类型的分类结构如表3所示，三者的比例分别为470%、1260%和8270%，从表4的各国对比情况可以看出，我国r&d经费中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的投入比例都是最低的，在基础研究上与投入比例最高的意大利相差24%。可见我国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领域的投入严重不足。尤其是基础研究，它的公共产品属性最强，私人不愿介入，政府资金应主要投向这种领域。我国政府的r&d资金绝大部分投向高校和研究机构，但从表3可以看出，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都未将基础研究作为其r&d活动投入的重点，而企业自身的基础研究投入更是寥寥无几。可见，财政资金没有投向最需要的领域，没有发挥最大的效益。
表32009年我国r&d经费支出活动类型分类结构单位：%投向部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研究机构111035205370高等学校311053401550企业0102009790总体合计（%）47012608270资料来源：http://wwwstsorgcn/sjkl/kjtjdt/data2010。
表42009年部分国家r&d经费按活动类型分类支出情况单位：%国家中国美国法国意大利日本韩国俄罗斯基础研究470174025102870122015701880应用研究1260223039204470226019901940试验发展8270603035702660652064406180资料来源：中国科技部：oecd《研究与发展统计2010》。
3科技支出按地区结构分析
表5列示了2008年我国各地区财政科技拨款额及其与地方财政支出总额的比例。从表5中可以看出，我国各地区之间财政科技支出水平差异是很大的。地方财政科技拨款绝对额最高的广东是西藏的近46倍。各地科技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比重的差距也不小，最高的北京为573%，而最低的西藏只有076%。r&d投入强度与财政科技支出水平相关性很强，说明财政科技支出对于拉动全社会r&d投入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从表5中可以看出，地方财政科技投入绝对额及其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较高的地区大多为东部地区省份，而绝对额和比例都较低的省份多集中于西部地区，中部省份基本处于中游，这与我国地域之间的经济综合水平差距是基本一致的。
三、我国财政科技支出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建议以上对我国财政科技支出规模和结构的分析，可以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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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财政科技支出虽然在绝对量上增长迅速，但是相对量增长不足，财政科技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不高且增长缓慢，同时财政科技支出占gdp比重较低，这与我国建立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和未来经济发展不相符合。二是r&d经费支出中政府支出所占比例仅为25%左右，相对于经济发展
通过观察还可以得出，r&d投入强度与地区科技进步水平、地方财政科技拨款占地方财政支出比重之间存在近似线性相关的关系，将三者的地区排序显示在图4中，可见三条曲线的走向趋势是基本吻合的，只有少数省份存在一定的差异。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会形成经济实力强的地区财政科技投入力度大，r&d投入强度高，从而科技进步水平快，促使经济实力更强，财政对科技的支持更大；经济实力弱的地区财政科技投入力度小，r&d投入强度低，导致科技进步水平慢，造成经济实力更弱，财政对科技的支持度更小，这样的循环体导致“马太效应”的产生。
表52008年我国各地区财政支持科技事业力度差距地区地方财政
科技拨款
（亿元）地方财
政支出
（亿元）科技拨款占地方
财政支出r&d投入强度
（r&d/gdp）综合科技
进步水平比重（%）排序比重（%）排序指数排序北京112191959295731525179121天津2865867723305245372923河北21671881671152406722399919山西17641315021341509019399820内蒙古15361454571062704427386221辽宁49022153432287141756156吉林13411180121142508220442613黑龙江20091542301301810414442314上海120272593924642259278582江苏91523247492826192558495浙江86792208583933160655477安徽23781647131441211113377224福建256311377222580941849659江西11141210070922909717365827山东57132704662119140951548河南30442281611331606623373725湖北23061650281401413110486811湖南26591765221511010115407517广东132523778573514141862954广西16211297111252004626330530海南450357971261902331366326四川15131016011491111812417715重庆25822948830883012811470212贵州12991053791232105724342628云南17671470241202205425341629西藏29380660763103130244631陕西1714142852120232094495310甘肃947968430982810016380523青海397363601092604128384222宁夏433324611331706921406218新疆14841059361401303829410816资料来源：各地区综合科技进步水平指数来源于科技部发展计划司：《科技统计报告》总第439期。其余数据来源于中国主要科技指标数据库。
图42008年各地区财http://政支持科技事业力度、r&d投入强度与科技进步水平相关性对比阶段而言，当前我国r&d经费来源中政府资金所占的比重是比较低的。政府的推动和引导是全社会r&d支出增长有利动因。三是由于基础研究是技术创新的源泉，也是公共产品属性最强的科技支出。目前发达国家基础研究经费占r&d经费支出大多为20%左右，而我国长期保持在5%左右，这对科技的长期发展不利。四是我国各地区之间在财政科技投入上，无论是绝对量还是相对量都存在很大差距，在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因素越来越发挥显著作用的今天，这种区域差异的局面急需改善。针对我国财政科技支出存在的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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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大财政科技支出力度，建立财政科技支出与经济增长的联动机制
一个国家科技发展水平及科技实力的提高与科技支出规模密切相关。我国要朝着科技创新型方向发展，就必须加大财政科技支出投入，提升科技支出的总体规模。在发达国家，比如科技强国美国、日本，以及法国、意大利等，政府科技投入很大，推动了具有较强公共产品属性的基础研究的发展，从而使国家科技实力显著提高。可见，加大财政科技经费投入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前提保障，我国也不能例外。
各级政府财政应建立科技支出与经济增长相联动的机制，保持财政科技支出与经常性财政收入和经常性财政支出相挂钩，应当根据国家《科技进步法》的规定，使财政科技支出的年增长幅度高于同期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还要把国家财政科技支出与gdp和国家财政总支出相关联，纳入政府预算支出目标考核体系，实现财政科技支出的自然联动增长。
2优化财政科技支出结构，加强基础研究投入
任何一个国家无限扩大财政科技支出规模都是不可能的。由于政府财力所限，单纯依赖政府预算支出提升科技支出规模，其现实意义不大。可以根据本国国情及现实条件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以及科技支出内部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来缓解资金不足的困难。
从财政科技支出的活动类型上看，基础研究是技术创新的源泉，是一个国家科技进步、经济繁荣、社会发展的潜力和基础，政府应当在科技支出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另外，根据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规定，政府对基础性研究的补贴不在限制之列。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该规定，合理加大政府对于基础性研究的投入，解决公共产品私人投入不足的问题，引导和带动社会力量提高对基础性研究的关注，为建设创新性国家的战略目标奠定坚实基础。对于共性技术，政府也应给予相当的重视，特别是涉及国家核心竞争力和国防安全的技术，是国家长期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外国政府特别是发达国家政府均将其列为政府资助的重点。我国财政应加大对基础性和公益性科研项目的经费投入，对产业支柱领域和未来发展关键领域的，具有前瞻性、超前性的产业共性技术予以支持。这样有助于帮助本国企业获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有技术，依靠政府政策工具对企业给予指导和支持。
从财政科技支出的地区结构看，加大对中西部落后地区的科技投入，对于促进落后地区科技水平发展，促进创新能力提高，进而推动经济发展，缩小地区差距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中央财政可以加大对科技落后地区的科技专项经费转移支付力度，缓解地方财政压力。而地方财政应在加大财政支出的前提下，调整支出结构，尽可能将财政资金投入科技和教育事业上，为经济长远发展夯实基础。
3丰富财政科技支出形式，多渠道筹集社会科技投入
科技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篇5
[摘要]科技计划作为政府科技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形成与发展虽然因各国的科技体制、发展历程、发展水平不同而存在着差异，但都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单一到体系化，从无序到规范化、制度化的发展阶段。分析和掌握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科技计划管理的特点，将为我国制定和管理科技计划提供有益的启示。本文对发达国家科技计划特点进行分析，并对比分析了我国科技计划存在的一些问题，最后结合国外科技计划管理的启示提出了改进建议。
[关键词]科技计划；科技计划管理；改进建议
一、国外科技计划的特点
国外的科技计划一般实施决策、管理、咨询与评价相互分离的计划运行模式，即由政府各部门进行科技计划的决策，由各部门委托下属科研机构进行项目的管理，社会相关组织共同参与计划项目的咨询和评价。
科技计划的制定在许多国家已形成较为规范的程序，并有相应的咨询审议机构。在美国，每个领域、部门、科研机构都有十分详尽的计划，科技研究和发展计划的编制通常采用兰德公司上世纪60年代提出的规划、计划和预算一体化的编制方法；在日本，科学技术会议以回答总理大臣咨询的方式提出科技发展大纲，各科技主管部门采用向科学技术会议或本部门技术会议咨询的方式，制定出本部门的重大科技发展计划，一些依法设立的审议会、委员会等机构持续开展科学技术调查与技术预测、分析与评价，为科技计划的制定提供依据。
发达国家一般都有不同层次的制定和实施科技研究开发计划的机构。在日本，以研究开发为主要目标的计划，由政府直接管理，或委托部门技术会议、国立科研机构管理；以技术应用和再开发为主要目标的计划，主要委托有关民间机构管理。在美国，一些跨部门的计划一般由国家科技委员会成立由国家科技顾问牵头、合作各方首脑联合组成的高级领导小组制定政策，并进行协调；高级领导小组下设计划工作小组，负责制定计划、预算、执行计划和具体的协调工作。
在科技计划具体实施过程中，项目管理呈现多样化，依据计划项目的领域、性质不同，由相应的部门与机构，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对于基础研究计划和基础性的应用研究计划，一般采取专家管理模式；对于涉及经济发展的技术开发计划，多采用部门与专家相结合或部门、专家与产业界结合的管理模式。例如：美国的“人类基因研究计划”和日本的“创造性科学技术推进计划”属基础研究开发计划，采用的是专家管理模式；韩国的G7计划属技术开发计划，其管理模式则是部门和专家相结合。
在资助模式方面，基础性研究计划主要依靠政府投入，如日本脑科学研究计划。高技术计划多采取政府匹配资金的模式，如美国先进技术计划项目政府资助低于项目研发总投资的50％；日本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划各项目中政府拨款仅占40％；英国大型战略计划一般也采用政府、学术界和企业合作方式，政府与企业各自承担50％。再有，刺激民间科研投资的积极性。是国外高技术产业计划的一大特点。政府所采取与企业分担经费的办法，既有利于国家的发展，又使企业自身获益。
在执行模式方面，不同性质项目选择不同执行机构。基础研究类项目主要由政府部门下属实验室和高校执行；而技术开发与推广类项目，多通过有关部门与企业签订合同来委托公司承担，或由政府实验室与公司签订合作研究开发协议来共同承担。
在计划评价方面，各国一般都有专职机构负责计划的审议与评价，以美国为例，国会审议办公室负责人负责计划的审计；白宫管理与预算局和国会评价办公室负责计划项目的可行性评价；各执行机构负责年度项目的自评价。评价方法同样因为计划项目性质的不同而各异。例如，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应用研究项目有严格的验收程序；而政府对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计划评价方式则相对简单，基本上不搞定量评估，而采取模糊定性的方式，以专家判断其是否“成功”为标准。
通过对各国科技计划决策、管理、咨询和评价等分析，国外科技计划具有如下特点：
1.国家科技计划都是专项领域计划，战略目标突出。在美国，每个计划又可分为若干专项子计划，每个子计划有明确的领域、目标技术或目标产品。这既保证了计划边界清晰，减少了计划之间的重复和交叉，又确保了计划实施效果与目标的高度统一。综合性战略计划不是单纯的项目计划，而是以项目为主，兼有基地建设、人才培养、技术推广、信息网络建设和相关政策法规制定与实施的有机整体。
2.国家科技计划一般通过立法或制度化方式确立，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和阶段性。而且关于科技有关的立法，包括科技发展战略的拟订与修订，都集中在国家这一层面上，当然，地方也可以制定一些促进地方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的政策法规。
3.计划以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为总目标。计划充分反映了本阶段经济与科技发展的状况，是政府为实现国家目标进行干预的有效手段，是构建国家和区域创新体系的有利措施和方法。计划内容成体系，大部分以国家优先领域专项计划实施，计划内容包括研究开发、基地建设、人才培养、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等。
4.计划项目根据目标、性质、对象不同，采取不同的管理模式。对于基础研究计划和基础性的应用研究计划，一般采取专家管理模式；对于涉及经济发展的技术开发计划，多采用部门与专家相结合，或部门、专家与产业界相结合的管理模式。计划的决策、实施、管理、评价之间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机制。
5.计划中政府投资的份额，依计划性质设定。体现国家意志，关系到国家安全和长远发展的重大前瞻性、公益性基础类研究计划，以政府投资为主；与产业、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的高新技术、前沿技术和核心技术的研究开发和推广类计划，以政府引导资金的方式，刺激社会资金的广泛投入。
6.研究开发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基本相同或相似。即由独立的研究机构(包括国立科研机构)、大学、企业、社会化的科技中介机构等组成，而且，分工较为明确，一般来说，大学的科研机构以基础研究为主，独立科研机构以应用研究为主，企业科研机构以技术开发和技术推广为主，社会科技中介机构则主要从事技术服务和技术咨询活动，以促进技术的转移。
二、我国科技计划的不足
1.科技投入低，特别是对应用基础研究。科技投入严重不足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据统计，2003年至2005年，我国的R&D经费投入占GDp的比重分别为1.13％、1.23％、1.33％。而2005年，美国为2.6％，日本为3.1％。科技投入低是影响科技计划实施和实施效果的重要因素，据“八五”科技攻关计划的抽样调查，在未完成的项目中，有28％左右停滞或拖期的项目是由于经费不足而引起的，在未应用的成果中，有33％的成果也是由于经费不足所造成的。
2.缺乏整体战略和目标。我国有一些科技计划缺乏围绕某一个产业进行研究发展的战略思路。现有的科技计划大多是通过“自下向上”的机制制定的，即由基层科学家根据自己的知识和特长提出重要题目，再汇总、平衡，特别是各区域的地方科技计划。这种做法缺乏战略目标，缺乏前瞻性研究，缺乏科技规划的指导。各个计划之间缺乏集成，重点不突出。
3.条块分割，设置存在交叉，没有形成整体效应和规模效应。现有的科技计划体系中，部分国家科技计划与省市科技计划重合，缺乏总体的指导思想和设计框架，各个计划之间交叉重复，计划内部重视单个项目，忽略了发展战略、配套政策、能力和体系建设等关联行动，使得现有的科技计划体系缺乏整体性和规模性。
4.地方科技计划制定缺乏地方特色。长期以来，我国地方科技计划或者是国家科技计划体系的翻版缩影，或者是较少地依据本地区的资源、科技能力和科技需求来考虑本地区的独有特点以确定地方科技计划体系，地方科技计划缺乏明确的地区发展目标定位。随着社会的发展，全国各行政区域的经济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特色性和差异性，专精于某一产业形成产业群的区域往往能表现出其显著的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但作为支撑经济发展，提升产业结构的科技却经常没有表现出其应有的区域差异和特色，区域系统不完善。相反，从计划的设置、项目经费的投入到科技计划的管理很多是相同的，缺乏针对区域经济特色和差异的科技服务体系。
5.计划目标、重点多年一贯制，难以跟上实际需要和时代需求，影响计划实施效果。许多科技计划出台时，由于种种原因，出台时间仓促，比较重视当时的需求和目标，但随着经济、社会对科技发展的需求不断深入，原有计划目标重点任务没有及时调整，影响了科技计划的实际效果和作用，也影响了政府配置社会资源的实效。
6.科技计划含基地建设，但未与人才、优先资助领域相结合。科技大部分以国家优先领域专项计划实施，计划内容包括研究开发、基地建设、人才培养、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等。在5项与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相关的科技计划中，其中2项与基地建设相关，即重点实验室和大科学工程。其余不论是指令性还是指导性计划，大都采取单一的项目资助模式，如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的项目中，也不匹配设备设施费。
与一些国家计划相比，我国科技计划在人才培养和教育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远远不够，如目前的研究生教育经费由国家教育部统管，不论从投入数量还是投入方式上，都远远不能满足需求，严重影响培养研究生的质量。研究生始终是科研中最宝贵的人才资源之一，许多非常重要的研究工作都出现在博士论文中，而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却基本没有参与这方面的工作。
7.“产学研”研究开发机制未真正形成，企业无法成为创新主体。我国现行的科技计划基本没有考虑到构建有利于企业、公共研究机构、大学之间研究与开发合作的制度及其环境，而只是通过项目方式给企业以过高的R&D补贴。企业本身的R&D投资不足，这可按照国际通行的衡量标准，即企业R&D支出占GDp的比重比较，如在1988年只占o.32％，不及同期的oeCD成员国平均水平的25％。科技计划在资助阶段上主要集中于科技成果的商品化，这就导致了企业R&D缺乏激励机制，是企业不能成为技术创新主体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我国科技计划管理进一步改进的措施
1.加大科技投入，加速形成多元投入体系。“十五”期间科技活动经费虽然一直呈现上升的趋势，但是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相比较还远远不够，科技活动经费(R&D)占GDp的比重呈下降趋势。企业R＆D投入虽然已经占到R&D投入的一半以上，已经成为了创新的主体，但是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同时企业R＆D投入到创新性科研行为的数量相对较少，严重阻碍了产业的发展后劲。科研经费由多家管理，造成资金使用效率不高，难以形成合力。今后这一局面应该得到改善。
坚持多渠道、多元化的科技投入体系，动员各级、各部门、各方面的力量，建立起以企业为科技投入主体、以政府财政投入为引导、多种投入方式并存的科技投入体系，同时提高科技资金的使用效率，发挥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巨大作用。
2.加强科技管理，提高科技管理能力。“十五”期间科技体制已经经历了比较大的变化，但还需加强管理，提高科技管理人员的素质，提高科技立项、成果评定和科技奖励工作的透明度，提高办事效率，促进科技系统行风建设。科技项目实施的管理力度有待加强，资金使用效率有待提高。基础设施建设尚待完善，重点实验室、中试基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科技文献资源中心、科技成果转化平台还难以满足科技发展的需求。加强科技体制改革,完善科技管理体系，提高科技工作的规范化水平，提高科技工作的效率，促进科技管理工作人员的素质水平的提高。全面落实“人才、专利、标准”三大战略，推进重大科技专项工作。完善科技评价体系，提高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是当务之急。
3.规划、集成科技计划项目，加强国家和区域创新系统建设。首先，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强社会公益科学的研究和基础科学研究，重视产业共性技术的研究工作，为产业发展和科研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充足的技术储备和人才培养。其次，加强科技中介建设，为技术转化搭建一个交流通畅的平台，同时加强整个交流平台的管理工作，提高买卖双方的彼此信任度，从而达到交易顺畅、降低交易成本的目的。加强大型科技设施、科学数据和科技文献库、自然科技资源库、交互网络科技中心建设，以及重点实验室、中试基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科技文献资源中心、科技成果转化等平台建设，为区域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创新环境，为创新体系建设做好谋划。
科技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篇6
关键词农业科技创新
1农业科技创新的战略意义
1.1农业科技创新是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的需要
进入21世纪初，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科学技术发展突飞猛进，科技实力的竞争成为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竞争的核心，农业科学技术已成为推动世界各国农业发展的强大动力，以农业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为特征的新的科技革命浪潮正在世界各国全面兴起。在这场新的农业科技浪潮中，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近年来都在制定实施新的农业科技发展战略，改革农业科技体制与运行机制，加大农业科研投入，加快农业科技创新步伐，抢占农业科技发展的制高点。这既对我国农业科技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更提供了迎头赶上新的农业科技革命、实现农业科技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性机遇。
当前我国正处于加入wto后的过渡期，农业面临的国际竞争更加激烈，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不仅使国内市场国际化，而且使国内农业国际化。在世界农产品和贸易方面，对高科技含量和高附加值的农产品的需求比重会提高，对农产品卫生和质量标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加快农业科技创新、提高农业的科技含量，是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根本措施。
1.2农业科技创新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求我国农业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现代农业的典型特征是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和安全，这些都依赖于农业科技的不断创新和支撑，农业科技创新与应用已成为增强农业生产能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和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的关键因素。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为解决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仍然处于艰难的爬坡阶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离不开现代农业科技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农业科技创新是解决我国农业问题的根本出路，只有加快农业科技进步与创新，才能提高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推动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的调整，提高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促进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保证我国的经济安全。
2我国农业科技创新存在的问题
2.1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
据有关专家介绍，我国农业科技创新水平在大多数领域仍落后于发达国家10～15年，从而严重地阻碍了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近几年，我国农业科技对农业生产的贡献率已经提高到了45%，但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发达国家农业科技对农业生产的贡献率都在75%以上，德国、法国、英国等甚至达到90%，以色列也达到了90%以上，世界农业的快速发展主要是得益于农业科技的重大突破和农业科技的创新。我国农业科研成果转化率也比较低，据资料显示，2000年以来，我国每年取得科技成果6000多个，但转化率不足50%，真正形成规模的不到20%，而发达国家农业科研成果转化率已经达到80%以上。科研成果与农业需求的脱节，造成了我国农业科技创新滞后。现在，新一轮农业科技革命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兴起，生物技术、基因重组技术和信息技术开始应用于农业科研生产领域，但是对于高新技术的研究和开发，我国目前还只是刚刚起步，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
2.2农业科技创新投入严重不足
农业科技具有很强的公益性和社会效益，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非常重视对农业科研的投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用于农业科研的投资与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为1%以上，而我国仅为0.17%～0.27%。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统计数字来看，我国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远远小于农业GDp的比重，如全国农业支出/财政支出1991～1995年为9.486，1996～2000年为8.758，2001～2002年为7.71；而农业GDp/总GDp1991～1995年为21.38；1996～2000年为18.42；2001～2002年为15.80，这说明国家在财政上对农业发展重视不够。特别是政府对农业科技创新的投资强度增长缓慢，总量不足。在1988～1999年间，我国农业科研政府投资强度平均增长率为-2.47%，投资强度平均为0.193%，1997年后有所增加，2002年达到0.339%，但2003年有下降到0.312%，还不到1981～1985年期间世界平均水平0.76%的一半，也明显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0.35%。近几年，国家对科技投入的力度有所加大，但由于现有科技经费归不同部门掌握，条块分割严重，配置比例不合理，难以集成使用；仪器设备重复购置，档次不高，浪费严重；重点实验室开发度低，难以共享。由于农业科技投入严重不足，导致农业科技创新基础条件薄弱，至2003年底全国农业科研机构设备总值仅17.35亿元，全国农业科研机构基建投资实际完成额仅为5.55亿元，比2002年减少0.4%。
2.3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匮乏
农业科技创新高层次人才总量不足，流失严重。目前，全国农业科研机构具有大学以上学历的人员3万人，仅占职工总数的1/3；具有硕士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员仅占农业科技人员总数的3%，比全国平均水平低8.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人才流失严重，2003年全国农业科研机构减少人员4806人，是新增人员的1.7倍，除了离退休人员外，人才流失占较大比例。据有关统计资料，我国平均2000多个农业劳动力中才有一名农业技术推广人员，而发达国家平均不足400人就有1名。缺乏农业科技尖端人才和学科带头人，导致高新技术研究乏力；缺乏市场意识强、管理水平高、开拓能力大的开发型人才，导致农业科技产业化发展滞后。
2.4农业科技体制不完善
我国传统的农业科技体制宏观管理条块分割、组织布局分散、研发层次重叠、管理效率底下、学科设置陈旧、专业单一、跨专业综合性的项目较少、研发方向与市场需求脱节，运行机制、分配机制、激励机制僵化落后，传统的农业科技体制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我国农业转型的现实需要。农业科研工作的最终目的是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科研方向应当反映当前和今后经济发展的需求。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受到科技体制和运行机制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农业科研与经济发展未能紧密结合，农业科技与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脱节状况比较严重。这反映了在农产品短缺时期建立的科技体制和运行机制难以适应农业市场化、国际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形势和需要。
3我国农业科技创新的对策
3.1大幅度增加农业科技创新投入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大幅度增加对农业科研的投入，加快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多元化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形成稳定的增长机制。国家的科技投入要不断提高用于农业科研的比重，有关重大科技项目和攻关计划要较大幅度增加农业科研投资规模，尽快使我国农业科研投资强度提高到1%，力争到2010年左右达到1.5%左右的世界平均水平，到2020年左右达到2%，使农业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发展相协调。
政府在加大科技投入的同时，要改善农业科技创新的投资环境，通过体制改革深化和政策引导，逐步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全社会、多渠道的科技投入新体系，引导工商资本、民间资本和外资流向农业高技术产业，发展农业科技创新风险投资，把政府资金投向技术集成度高、市场前景广阔、经济效益巨大的重大项目。
3.2加快构建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
建立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应当是一个系统全面的创新体系，主要任务是加强农业科学研究，强化农业技术推广与服务，推广农业科技成果产业化，培养造就高素质的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因此，要坚持以人才使用为本，以技术创新为核心，以科技推广为纽带，以服务“三农”为最终目的。
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分为国家和区域两级体系，通过协调两级体系的关系，形成层次分明、结构优化、分工明确、有机衔接的适应现代农业科技发展需要的新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是国家农业科技核心竞争力的基础，以知识创新为主体，以原始创新为重点，着重解决全局性、基础性、战略性农业科技创新问题；区域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是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国家体系的层次性，以技术创新为主体，重大关键技术系统集成为重点，着重解决区域性、地方性农业科技创新问题。提升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就是要增强农业基础研究和高新技术原始创新能力，提高农业重大关键技术集成创新能力，强化优势农产品及其产业发展的科技转化应用能力。在创新模式的选择上，应确立自主创新与引进技术相结合，高新技术与常规技术相结合，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技术开发相结合的农业科技创新模式。
3.3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
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一是需要聚集和培养一批站在国际农业科技前沿、推动重大科技创新的战略科学家、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和创新骨干力量，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精干高效的科技创新核心团队；二是实施人才目标管理，建立激励和约束相结合的竞争协作机制，营造有利于人才成长的氛围，提高农业科技创新单位和团队的整体绩效；三是要实施人才结构管理，建立合理的首席专家和高层次人才梯队结构，稳定农业科技创新队伍；四是实施人才增量管理，建立高质量的教育培训体系和开发型的人才流动机制，增加农业科技创新人力资源总量，构建农业科技创新人才高地。
3.4进一步深化农业科技创新体制改革
在农产品由短缺到结构性过剩、农业生产从数量型到数量质量型、从面对国内市场到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转型时期，应及时调整和改革农业科技体制和运行机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需要逐步完善农业科技自主创新机制，建立首席科学家负责制、建设跨区域、跨学科、跨专业的创新团队，积极探索以任务分工为基础，权益合理分配和资源信息共享为核心，项目为纽带的协作攻关机制；要建立人员能进能出、职称能上能下，有利于各类人才脱颖而出、施展才能的选人机制；重在社会评价和业内认可的人才评价机制；体现岗位绩效，促进人才资源合理流动以及适应分级分类管理的收入分配机制；鼓励科技人员大胆创新、创业和深入农村第一线的激励机制。要加快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和建设，积极探索对公益性职能与经营性服务实行分类管理的办法，完善农技推广的社会化服务机制，鼓励各类农科教机构和社会力量参与多元化的农技推广服务。
参考文献
1翟虎渠.大力加强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建设[J].求是，2005（6）
科技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篇7
创新是人类发展永恒的主题，是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我国促进科技创新的税收政策起步于1978年，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完善，目前已经形成包括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等多个税种，涵盖投入、产出等多个环节，涉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和科技部等多个部门的政策支持体系。为了系统梳理我国科技税收政策的演变历程，本文按照我国经济发展时期国家宏观政策和科技政策的重点，结合税制改革把我国科技税收政策划分为几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1978～1993年，实施促进科技进步战略
197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元年，中共中央召开科学技术大会明确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通过了《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这是新时期我国科技政策和产业发展的开端（梁正，2017）。当时科技政策的重点是强化科技地位，通过技术引进，实现对国外先进科技的跟踪模仿，促进科技进步。配合国家战略，我国进行了两次大的税制调整：一次是建立了包括《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在内的涉外税制，利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企业；另一次是通过两步“利改税”明确国企和国家的分配关系，发挥税收调节经济的作用。这一时期，科技税收政策主要以引进外资、引进先进技术为目的。国家通过设立经济特区和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对外资企业和引进先进技术企业实施所得税和流转税优惠，以及对企业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给予关税优惠等来实现科技进步。
（二）第二阶段：1994～2005年，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1995年，中共中央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随着科技战略的调整，科技政策也从单纯技术引进和技术模仿转到强化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方向。与此同时，我国进行了大规模的税制改革，建立了增值税、营业税并存的流转税制度。这一时期，科技税收政策的目的是鼓励技术研发和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高国家经济实力。国家通过对重点支持的计算机软件产业、集成电路产业实施所得税和流转税优惠，以及对企业的技术研发、技术转让给予税收优惠来实现科教兴国。
（三）第三阶段：2006～2011年，实施自主创新战略
2006年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提出走自主创新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科技战略。科技政策的重点转向全面支持自主创新的轨道。2008年，我国进行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改革，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制，有效降低了内资企业税负，这有利于内资企业从事自主科技创新。这一时期，国家除了对企业自主研发给予税收支持和对高新技术企业给予所得税率优惠以外，税收优惠政策的范围也扩展到了风险投资企业和科技企业孵化器和大学科技园，通过多主体、多环节的税收优惠来实现国家科技跨越式发展。
（四）第四阶段：2012年至今，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2016年，国务院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2030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的“三步走”战略目标。科技政策的重点是实现科技创新强国。2012年，我国率先对交通运输、现代服务业进行营改增试点，历经四年完成营改增，目前已经形成增值税覆盖全行业的流转税制度。科技税收政策的重点是鼓励万众创新，强化科技创新体系。这一时期，国家继续实施对高新技术产业的税收优惠，与此同时，增加对创新成果商业化、中小科技企业以及对创新人才的税收优惠，通过对科技创新全过程的税收优惠来实现科技创新强国。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看到，科技税收政策和国家发展战略密切相关，国家发展战略的每一次调整必然伴随着税收制度和税收优惠的深刻变革。为了顺利实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我国科技税收政策适时调整成为必然。
二、创新驱动战略下科技税收政策现状分析
当前，我国的科技税收政策已经覆盖现行主要税种，对国家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起到了积极作用，政策效果有目共睹。但是，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科技税收政策受旧有思维影响仍存在诸多问题。
（一）分散化的科技税收政策降低创新效力
我国科技税收政策主要是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科技部、海关总署以及发展改革委等部门以单独或联合的方式制定的。这些科技税收政策散落在行政规章和政策性文件中。由于政出多头，缺乏统一协调的政策体系，当前科技税收政策呈现分散化和碎片化的特点，降低了政策实施效力。此外，由于各部门职责定位不同，政策之间不可避免存在着衔接不畅、交叉重叠甚至互相冲突的问题。当前，为应对经济增长压力，我国增加了短期化或临时性的科技税收政策，这些政策有助于刺激企业增加创新投入，但从长期看，这些短期的科技税收政策不利于激发企业持续创新的积极性。
（二）科技税收政策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协调性不足
首先，特惠性税收优惠政策抑制科技创新。长期以来，我国科技政策主要是通过政府选择特定产业，有针对性地进行政策支持，来实现科技赶超。这样的模式导致我国科技创新政策具有浓厚的政府干预色彩（王波等，2018）。当国家处于要素和投资驱动时期，政府根据技术先进国家经验，选择特定产业或企业给予支持，对实现科技赶超具有积极作用。但是，当国家处于创新驱动战略阶段，科技创新已经由技术引进、技术追赶转向科技引领和科技带动，企业由技术应用主体转向技术创造主体，科技税收政策也需要及时作出调整。因为在创新驱动发展阶段，国家的科技发展以引领和带动为主，科技创新已经没有可资借鉴和模仿的对象。加之，科技创新具有的不确定性特点，任何一国的政府都很难对科技创新的方向和产业进行预测，通过选择特定产业进行税收支持的方式会锁死科技创新的方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日本政府对科技创新方向判断上的失误导致高科技产业整体落后的教训值得我们警惕。其次，促进各创新主体协同发展的税收政策缺失。创新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政府、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和社会中介机构，各主体之间相互配合、相互协同才能实现融合发展。近年来，我国对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和创新平台制定了相应的税收支持政策，但是没有对各创新主体之间深度融合、协同创新出台税收支持政策。这造成高校和科研机构更关注科学研究，忽视与企业互动；企业更关注生产和市场开发，忽视科技创新研发等问题。协同创新政策的缺失导致创新主体注重自身发展，不注重合作，产学研协同发展的聚集效应很难形成，抑制了科技创新的整体活力。
（三）增值税税制设置不利于高科技产业的创新
我国增值税制度建立于1994年，经过营改增，增值税已经覆盖所有行业，这对确保增值税抵扣链条的完整性、避免企业重复征税起到了积极作用。增值税是对生产经营中的增值额征税，由于不允许抵扣人力资本的进项税，增值税相当于对劳动报酬和利润所得征税。高科技企业处于产业链高端，人力资本投入高，可抵扣进项税较少，产品附加值又高，“双高”的结果必然增加其增值税税负。虽然理论上企业的增值税税负可以转嫁，但是企业最终能否转嫁还取决于市场供需和市场结构等多种因素。在经济不景气和企业市场话语权较少时，增值税税负很难转嫁，更多是由企业自行负担，这无疑制约其对科技创新的投入。我国的增值税采用留抵税额方式，即当企业进项税大于销项税时，未抵扣完的进项税额不能当期退税只能留待下期抵扣，这种方式导致企业的进项税额无法及时得到抵扣。初创期高科技企业由于前期投入较大，又暂时没有销售收入，会形成大量留抵税额，这必然占用企业生产资金，进而制约企业发展和创新。
（四）科技税收政策驱动创新的优惠方式有待完善
首先，税收优惠的形式有待调整。税收优惠是国际上促进科技创新的常用政策手段，对弥补市场失灵、降低投资风险和补贴投资收益具有不可替代作用。从当前实施的税收优惠形式看，我国更偏重减免税、降低税率等直接优惠形式，对加计扣除、加速折旧等间接优惠形式使用不足。直接优惠是对生产经营中获利企业的奖励，属于一种事后激励，没有考虑科技创新的前期投入和风险，很难激发企业持续创新的积极性。间接优惠是直接对企业的特定行为进行奖励，属于事前激励，既能体现对初创期企业的扶持，又能避免企业科技研发中的短期投机行为，因此，间接优惠更能发挥税收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包健，2017）。其次，税收优惠的环节存在结构性失衡。从税收优惠的环节看，我国多集中在生产经营环节，对前期风险投资和后期成果转化环节的税收优惠较少。前期的风险投资对初创期企业至关重要，风险资金的投入能有效支持企业因为资金短缺而无法持续的科技创新活动。后期成果转化环节的税收优惠不足，将影响企业创新成果市场化的预期收益，最终制约国家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再次，对人力资本的税收优惠明显不足。人才是科技发展和技术进步的核心要素，创新驱动本质上是人才驱动。现行的科技税收政策一直延续要素驱动和资本驱动方式下的优惠模式，即将优惠政策的重点放到土地、资源、资本等要素上，对人力资本的税收优惠明显不足。目前，我国依然缺乏对科技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税收优惠，如对人员教育和培训费用不能据实扣除，不允许企业对科技创新人员的引进费用在所得税前扣除。此外，对科研技术人才期权税收优惠的范围和力度仍待加强。这些政策的不足直接影响科技人才创新的积极性。
三、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对科技税收政策的建议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为了更好促进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应从以下方面优化我国科技税收政策。
（一）建立统一稳定的科技税收政策体系
科技税收政策的实施需要多部门协同合作，必须从国家战略层面，依据《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和《“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制定更具整体性、协调一致的科技税收政策体系，发挥税收对科技创新的引导作用。同时，必须提高科技税收政策的立法层次和稳定性，确保其有较高的法律效力，避免政策短期化所引致的企业投机行为。
（二）实行普惠性科技税收政策
波特（michaele.porter）在《国家竞争优势》中将经济发展分为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四个阶段，认为处于创新驱动发展阶段的国家，其政府不可能再掌握或控制既有和新发展产业的动向，政府需要从直接干预产业政策，转向间接创造更好的生产要素和改善需求质量。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政府应逐步取消对特定产业、区域和企业的差别性税收政策，制定普惠性税收政策，以消除制度障碍，营造公平的税收环境。
（三）加大支持产学研合作创新的科技税收政策
当国家处于创新驱动发展阶段，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第一动力。政策制定上除了应注重发挥各创新主体自身作用以外，更重要的是注重发挥创新主体之间相互联系、协同创新的集群效应。为此，我国需要加大对产学研合作创新的税收政策支持，对企业与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合作研发给予更多的税收优惠，对高校和科研院所对企业的科技服务、科技转让或科技投资给予税收优惠，从而盘活科研成果，推动科技创新的产业化。
（四）深化税制改革促进科技创新
近期，应逐步推进增值税制度改革。增值税产生于二十世纪传统工业社会，它是为了适应规模化大生产而设置的。增值税对降低企业成本、促进经济发展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是在新时代，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逐步减少，人力资本投资逐步增加，依靠无形资产创造价值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增值税存在的环境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对增值税制度进行改革必须提上议事日程。为此，建议将对装备制造等行业退还增值税留抵税额的改革全面推广到所有行业，尽快把增值税留抵税额改为增值税退税方式。此外，应继续适当降低增值税税率，减少合并增值税税率，以降低企业创新成本。
科技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篇8
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自19世纪的后25年以来，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了两种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一是国家干预活动增加了，这种干预活动是要保障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二是科学研究和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密切，这使得科学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而“国家‘通过’干预对经济发展过程所作的持续性调整，是从抵御放任自流的资本主义的、危害制度的功能失调中产生的。”国家与政府对科技活动的干涉，也正是从体现政治主体的功能、维持社会秩序的需要中产生的。
1、现代科研活动需要国家与政府发挥作用，才能有效地协调，增强效率
科学建制化形成之初而在国家政治干预之前，科技活动最突出的问题是缺乏组织协调，效率低下。当时，不仅各个研究实验室的效率不高和组织不完善，更严重的是不同的科学研究机构之间和各地科研工作者个人之间普遍缺乏协调。事实上，科技活动的全面组织工作及各部分之间的联系一直处于相当低的原始水平，远不能适应当时科技活动巨大发展的需要。科技活动处于混乱状态。当时唯一担当组织作用的是17世纪初期发展起来的科学学会，但它只是业余科学家自愿结合的协会，每个会员对自己的活动享有完全自由，只是为了相互启发及学术交流才聚合在一起。这种“由富裕悠闲的绅士们自愿组成协会的办法不再能满足现代科学组织的需要了。一切国家的科学工作者很少大学、政府或企业的雇员”。作为人类社会公共利益代表者及管理者的国家与政府必须介入和组织，才能结束科技活动的混乱局面，整体上协调全社会的科技工作，提高科技活动的效益。
2、大科学时代，只有政府有计划地干预，才能有效促进科学与社会的共同发展
首先，大科学需要巨额科研经费，只有政治主体才能有效地调配。现代科技活动规模巨大，如回旋加速器的研制、航天工程、海洋开发、极地考察、消除爱滋病等活动，即使有利可图，一般个人或企业都难以承担，只有借助政府的投入和支持。而且，各国为了追求科技投入的最大效益，都在不断加强对科学研究的宏观调控和管理，甚至把基础研究都纳入国家目标。科研经费的配置再不可能仅靠“看不见的手”，只有政府才能有效组织调节。
第二，市场经济体制下，科技发展也靠政府介入和推动。市场体制是促进科技发展的一种有效的模式，但市场主导的科技活动也存在固有缺陷，需要政府恰当地介入。市场导向讲究内部成本利益分析，追求利润最大化。但现代生活日益增多的公共物品及相关科技活动排斥这种局部个体的利益规律。某些道路、通讯等公共设施，甚至军事设备以及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都可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但都不可能完全由市场途径完成。许多重点社会工程及尖端武器的研究等都不是计较成本利润效益的。同时，市场运行本身需要政府的干预控制及国家法律的保护和规范。如各国政府都制定了有关保证科技投入、科技合同执行、专利和知识产权、反不正当竞争和技术监督等政令法规。
第三，国家与政府对科技的干预还具有国家政治的意义。按西方学者n.j.维格的说法，这些意义大体有四个方面：（1）为了国家军事防卫；（2）为了国家政治权力和国家尊严；（3）为了国际经济竞争；（4）为了促进国民的健康和安全，保护自然环境。
第四，当代重大科技成就既是政府力量推动的结果，也反映出政治干预的必要。“两弹一星”“信息高速公路”“人类基因组计划”等当代科技的巨大工程及其成就，主要是靠政府直接推动的结果。尽管面对信息科技的高度发展，西方再度兴起力图消除政府干预的分权运动和新自由主义思潮，但仍有很多西方学者对此持批判态度。
3、科技发展孕育的巨大问题和负面作用，迫切要求政府干涉、控制和规范
在现代科技高度发展的同时，出现强烈的“异化”现象，贫富两极分化、生态环境危机、灭绝性战争的威胁等，在很大程度上被归结为科技的负面作用，以至“科学对于我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变成了一种‘社会问题’，就像贫困和少年犯罪一样，人们想要‘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就提出了以一种新的方式对科学进行社会控制的问题”。而控制这类问题的有效力量只能是国家与政府等政治主体。
现代技术产生正反两面的外部效应，对人类健康和环境发生巨大危害。社会需要作出判定：哪些技术需要控制，在多大程度上控制它们，怎样控制它们。而n.j.维格和m.e.克莱福特认为：“可接受的社会风险或‘多少安全才能够安全？’的界定，本质上是一种政治问题”。新基因科技革命也必须在它所提出的道德、社会和政治问题的限制下适当发展。某种程度上核武器是有可能得到控制的，而生物技术不可能受到控制。“人们不能控制dna的流动，它到处都是。由于技术不能完全禁止，因此重要的是讨论并决定各种技术中哪些允许盛行，哪些应该通过政府法令或社会及政治压力加以限制”。
此外，对于日益严重的科研越轨行为，仅靠科技共同体内部的自我控制机制已难以奏效。必然需要非正式以至正式的外部社会控制，即政府机构的有效介入。比如，美国公共卫生局成立了研究廉政办公室；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组建了一个科学侦探室；美国国会还专门成立了由12人组成的“研究廉政委员会”，成为防范科研中越轨行为的联邦机构。
二、政府对科技活动的计划干涉政府对科技活动的干涉是通过一系列科技政策和法规体现的。实施科技政策的主要方式是对科技活动进行规划或计划。这里的“规划”或“计划”具有相近的意义，是指导、组织和规范科技活动的具体方案。它比通常讲的意义更广。按照巴伯的说法，进行科技计划的基本目标是：对科技活动进行控制，使科学的有利影响最大化，使其可能造成的损害最小。科学能被“规划”或“计划”吗？这是首先要明确的一个问题。贝尔纳和巴伯分别在20世纪30年代末的《科学的社会功能》和50年代初的《科学与社会秩序》中，都专门对此作为一个重要问题加以讨论。
贝尔纳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中，深入分析了科研活动中应有的规划关系，明确指出，不仅可以而且应当制订科学规划，从而确立发展科学的战略。乍看起来，科学发展的战略问题似乎是无法解决的，科学就是发现未知，在本质上是无法预测的。贝尔纳认为这种观点过于绝对；实际上，除非在某种程度上对科学工作加以规划，科学工作就无法进展；虽然我们的确不知道自己可能发现些什么，我们首先应该知道到哪里去找寻；某些短期规划一直是科学研究所固有的，长期规划则含蓄地体现在科研人员的培训中。贝尔纳进一步指出，科学规划第一个要求是灵活性，要分析科学发展中的受阻地点，适时有所侧重地全线推进，扩大科学战线。他还对科学理论的更新修正以及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平衡等问题提出了较具体的规划方法。
巴伯在《科学与社会秩序》中着重分析了美国政府科学中的“规划”情况。二战后的几年里，美国政府里集中了大约3万名来自物理学、生物学、农业科学、工程科学的专家，其研究涉及面广泛，总统理事会的报告说，“联邦政府规划从根本上说允许探索每一门科学学科和子学科”。但巴伯推测，当时政府研究的最大部分是应用研究，也有部分基础研究。其中，农业科学、医学、军事科学的研究是美国政府科学中规划发展的重点，而这些规划或计划对于美国的科学成就和财富增长带来了巨大价值。
巴伯还对科学规划或计划的涵义和内容作了相当明确的阐述。
第一，当科学的“计划”指通常意义时，即完全由自己确定特定的目标并且尽最大可能设计方法以实现目标，这种科学计划就不存在多少冲突，就会非常成功。它的实施基于科学之特殊本性；但是科学中的“计划”有时想使或认为只有“应用科学”才是合法的，“纯科学”将遭到背弃。
第二，当“计划”包括科学目标问题时，就有可能有更多的冲突。“纯科学”和“应用科学”都有各自的目标，两者都必要，都具有社会合法性；但是科学中的“计划”有时想使或认为只有“应用科学”才是合法的，“纯科学”将遭到背弃。
第三，当科学“计划”目标存在冲突时，社会就须以某种切合实际的方式，使稀缺的科学社会资源在两个目标之间按比例配置。然而计划者对这个比例就不是轻易“可以觉察到的”，要做出“纯科学”与“应用科学”各是多少的选择时易发生冲突。由于可替代社会目标的竞争是社会生活的基本特征，科学应该寻求使其自身目的的相对实现最大化，获取自己应有的资源配置。
第四，“计划的另一种含义是指预言科学发现之进程的能力。尽管波拉尼等人反对靠计划预测科学来分配资源，而贝尔纳认为某种程度的短期计划在科学研究中一直是内在固有的。就连原苏联科学院主席瓦维洛夫也说：“对‘不可预料的’科学成果和发现进行预见是不可能的，但是所有真正的科学必须包括很大比例的有根据的预期和先见之明。”他举例说，对于原子核结构的知识，允许很大程度的自信去部署很多年的工作。
第五，“计划”最后的一个含义表示适宜的科学社会组织。科学中有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有些在形式上是高度正式和科层化的，有些则突出表现为非正式。
我们应当赞成政府对科技活动的计划干涉，应在上述范畴内展开。事实上，现代国家与政府对科技活动的计划干预都有一定的弹性；既有直接的投资、法规等介入，也有间接的调节导向。
当前，世界各国科技规划呈现日益强化的态势，近年来各种科技规划或计划纷呈，而且新出现的重大科技规划呈现出政府干预的新特点：
一是各国纷纷出台新的科技规划或计划，突出国家目标，提高产业的国家竞争力。科技战略规划是国家意志在科技方面的集中体现，也是国家对科技进行干涉的最具效率的方式。考察一下近年来国际上出台的科技战略规划就可以发现，其中大部分涉及与国家整体利益密切相关的重要科技领域，或涉及国家竞争力的提高，如经济主导产业、国家安全、健康与环境保护、基础性或战略性研究等，都与科技的国家目标直接相关。
二是围绕国家目标确定优先发展领域。综观国际上重大科技战略规划和科学技术发展趋势，信息、先进制造、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人类健康、能源、新材料、空间、环境保护、教育培训以及其他一些创新性和战略性的科学研究，是国际科技战略规划研究的“热点”和提高综合国力及科技竞争力的重大优先领域。
三是强调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形成整体优势。20世纪末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各国政治主体认识到，要从根本上摆脱经济危机，恢复经济活力，就必须从发展科技入手，建立和完善适应新时期发展需要的国家创新体系，于是以创新为主旨的科技政策或计划纷纷出台。
三、政府干涉科技活动的限度政府对科技干涉的范围与科技自由活动空间的关系，被一些人比喻为子女与父母之间的相互关系。子女的成长需要父母的资助和引导，甚至监督，但子女有自己的思想和个性，父母不能过度干涉子女的言行，以免造成对子女的伤害。类似地，国家和政府为科技活动提供资金和良好环境，并进行一定的计划组织，但如果越过了积极干预的应有空间，必然给科技活动带来危害。因此，政府干预科技应当是有限干预。这就是说，政府介入科技活动，应当是立足于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宏观全局需要，根据财政能力和科技主体的能力，有选择、有侧重、有限度地进行；并且，对这部分活动的组织管理，也不能采取单一的高度集权的直接管理模式，应根据效益原则和具体领域的固有特点而灵活多样。同时，政府对科技的干预以确保科技内在的自主性为限制和前提，维护各类科技主体的活力。这就是说，一方面，在科研探索领域，即使是国家经费支持的项目除了不要的审计监督、机制创立等外部干预外，在科学内部问题上必须保持充分的自觉自治；另一方面，对无需国家经费支持或市场竞争更有效率的科技活动，政府干预更应仅限于从宏观上创立动力和约束机制，整体上以市场调节。
科技计划本身固有的局限，必然指向政府干涉之外应有的科技活动空间。从社会发展角度来看，科技发展计划的制定是一个不断探索的学习过程。计划目标的实现取决于多种因素，计划本身不能消除科学研究所固有的不确定性。由于经济成本压力，科技计划常指向可预计或看得见的发展，存在着牺牲将来、换取眼前收益的危险；过分强调实用，可能会限制在某一特定的路线而放弃其他有前景的发展方向。这些表明，在对科技活动的政府干涉之外，适当保留应有的空间。
由于科技发展是一个永远脱离不了社会氛围的过程。在科技的计划干涉之外，应有社会上众多小的发现和发明。占压倒多数的科学创新，都是极富想象力的结合，在新颖性方面也只有很小的进展。巴伯指出：“小的科学发现基本上以与大的科学发现同样的方式产生，在某种意义上，小的科学发现并不更次要，因为他们是一类科学元素，必要被归并到大发现之中去，大创新和小创新必然紧密联系在一起。”
巴伯非常强调社会中自由产生的小发现和发明对于科技发展的重要意义。他认为，一个发明的新颖程度通常显得比实际的要大，因为它包含来自文化遗产的构成前提条件。对于非专家等外行来说，发明只是成熟的创造物，所有缓慢的发展与进化过程都被目前的有用性与成功所掩盖。然而，发明与发现的本质就在于先前已有的科学元素的积累，这种积累可能形成一定程度的新颖性发现，但如果考虑过去的遗产，这种新颖性或许就是相当小的。
科技的自主性是政府干涉之外科技活动空间存在的又一依据。科学知识及其方法体系在任何时刻都是相对结构化的。这一结构并不是完全自动的演变，它还受政治等社会其他部分的影响。科技知识体系有其相对自主性，自主性与社会影响同时作用，产生了多种发现。
科技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篇9
高校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总体定位与中长期目标
高校的科技创新工作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知识、技术和人才支持。国家科技中长期规划纲要和高校科技中长期发展纲要，明确了高校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总体定位。在此基础上也进一步明确了高校科技发展的中长期目标。
高校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总体定位。高校是我国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主要基地，是我国基础研究和高技术领域原始创新的主力军，是解决国民经济重大科技问题、实现技术转移、成果转化的生力军。因此，高校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在国家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科技服务、军民融合科技创新和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2010年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目标。推动高校的科技体制改革，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基本建立定位明确、层次清晰、充满活力的科技创新体系，建立自由探索式研究、战略高技术研究和有组织重大科研相结合的高校科技创新体系，建成一批国际知名的研究型大学和高水平研究基地；建设一批高水平的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基地，充分发挥行业特色学校的学科优势，集中力量解决一批行业关键共性技术，提升各类高校社会服务能力，形成高校全方位多层次面向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新格局，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和人才支撑。
2020年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目标。全面提高、协调发展，建成一批世界一流水平的学科、基地和若干所世界一流水平的研究型大学，涌现一批世界一流水平的人才和创新成果，在基础研究和战略高技术的若干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成为国家知识创新体系的主体和国家技术创新体系的生力军，形成高校全面支撑和服务于国家整体发展与建设的新局面。高校成为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源泉。
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
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是“科学定位、分类指导、自主创新、交叉集成、引领未来、促进发展”。其中科学定位、分类指导是前提，自主创新、交叉会聚是核心，引领未来、促进发展是目的。
科学定位。在宏观战略层面上要明确高校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定位与作用，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科技中长期发展纲要的精神，更好地发挥国家知识创新体系的主力军，国家技术创新体系、科技服务体系、军民融合科技创新体系和区域创新体系的生力军等作用。同时要明确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是高校的三大功能，科学研究是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要手段和环节，科技创新能力和社会服务水平是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分类指导。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高校具有不同的目标，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发挥各自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政策导向，使不同高校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发挥自身优势与特色、实现有序竞争和共同发展，不断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和社会服务水平。国家通过制定普通高校分类标准，对高校进行分类管理。将我国普通高校划分为研究型、博士型、硕士型、学士型和专科型五大类。将研究型大学定位为国家知识创新体系的主体。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高校应该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在探索科技前沿与满足社会需求之间进行权衡和优化，实现错位发展。
自主创新。高校是原始性知识创新的重要力量，原创性研究往往孕育着科学技术质的变化和发展，是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基础和科技竞争力的源泉，也是一个民族对人类文明进步做出贡献的重要体现。高校应切实加强基础研究和前沿高技术研究，大力支持科学家的自由探索和在国家需求与科学前沿紧密结合的基础研究领域开展创新性研究，积极抢占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前沿高技术制高点。争取更多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在关键领域掌握更多的自主知识产权，在科学前沿和战略高技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交叉集成。发挥高校多学科综合优势和特色，建立具有高度灵活性和适应性的交叉学科研究基地，支持交叉学科研究项目和群体，促进学科间相互渗透和交叉，培育新的学科生长点，增强原始创新和集成能力。实施学科交叉会聚、综合集成的研发战略，克服资源分散、缺乏有效配置的弱点，促进跨学科集成、多学科合作和新学科开创，推动跨校跨系统的联合、协作，催生一批充满生命力的学科生长点，占领世界科学前沿。面向国内外吸引、会聚一批著名学者和专家，逐渐形成一批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创新团队，成为我国攀登科技高峰和解决重大科技问题的国家队。
引领未来。高校要引领科学技术发展的未来，高校是知识创新的主体，主要从事原始性知识创新，知识创新的成果是国家创新体系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由于科学理论越来越走在技术和生产的前面，为技术和生产发展引领新的道路。高校要顺应当代科学技术的特点，不断为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指出新方向、开辟新领域。高校应当前瞻未来发展和长远利益，在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研究若干领域超前部署，不断探索新的发展方向，提高持续科技创新能力，使科学技术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
促进发展。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周期越来越短，科学与技术泾渭分明的传统界限已日趋模糊，科技竞争的焦点不断前移，使高校与经济建设主战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高校要着力突破重大关键技术、共性技术，支撑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提升传统产业和发展新兴产业做出应有的贡献。坚持走产学研合作的道路，建立多种模式的产学研联盟，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同发展，加大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服务的力度，提高科技创新能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面临的突出问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推进现代化提供保障。
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主要内涵
贯彻“科学定位、分类指导、自主创新、交叉集成、引领未来、促进发展”的指导思想。高校要重点建设六种科技创新能力。
引领未来科技发展方向的能力。高校是知识创新的源泉，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科学研究最重要的力量，是原始性创新成果的重要来源，是培养高素质创新性人才的主要基地。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对各国未来能否在日趋激烈的全球科技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要通过加大基础研究的投入，重新整合国家基础研究的资源，优化基础研究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培养、引进、稳定一大批基础研究的杰出人才，使高校的基础研究水平有重大突破。通过重点建设一批以原始性知识创新为科研基本使命的研究型大学，通过建设各种模式的交叉学科研究基地和项目，争取在重大科学研究领域取得突破，引领未来科技发展的方向。
解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能力。高校要围绕国家战略目标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科技问题，加强学科交叉和技术集成，重点开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战略高技术研究，为提高国家自主科技创新能力做出贡献。将自由探索基础上产生的可能具有重大潜在应用价值的研究课题，以及具有重要应用前景的跨学科研究等纳入高校创新规划，加快原始性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有效地将高校科技工作与经济建设紧密结合。高校充分发挥其人才学科环境优势，利用其智力集成、创新思维，针对国家、地方、社会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分析，提出对策，成为国家政府公共管理、制定内政外交政策的智囊团和思想库。
培养杰出创新型人才的能力。高校要建立能够满足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的人才培养体系，要力争培养和汇聚一批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学科带头人、一大批具有科技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的青年学术骨干，重点培养和造就一批具有战略眼光、能够把握世界科技发展趋势和国家战略需求、具有卓越领导才能、善于组织大规模科技创新活动和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具有崇高道德风尚和人格魅力、能够团结大批科技人才共同奋斗的战略科学家。高校要支持一批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创新团队，加速培养造就一大批青年拔尖创新人才，提高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的科技创新能力。
培育创新文化的能力。高校要通过树立以人为本的科技进步观，树立开放协作的竞争观，树立正确的风险意识，克服浮躁情绪和急功近利的价值取向，构建和倡导创新文化的价值体系，通过建立有利于创新的评价体系，培育激发创新活力的制度文化。通过形成布局合理的人才结构，建立协调有效的激励机制，建设开放流动的工作平台，完善科研道德约束机制，确立创新机构的组织规范和文化风格。形成勇于创新、敢为人先的氛围，提倡开展平等的学术争论，保障不同学术观点的公开发表和充分讨论；扩大研究工作的交流与合作，克服人为的学术壁垒，减少重复研究；大力推动不同学科、不同学术思想、不同学派间的交流。
增强国际合作的能力。高校要通过对科技创新、经济社会发展、高质量人才培养的贡献，不断提升国际学术声誉。积极参与国际科技计划和国际学术组织，努力扩大国际合作，广泛利用全球资源。加强基础研究和高技术前沿研究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提高我国在国际科学界的地位；要支持我国科学家在重要国际学术组织中担任领导职务。通过设立国际科技合作重点项目计划，鼓励和支持我国科学家参加全球或区域性的多边科技合作计划；争取和支持在中国设立更多的国际性学术刊物和学术组织，鼓励中国科学家在国际学术机构中任职，加速提高我国国际学术地位；鼓励与国外研究机构合作建立网络实验室，形成与国际接轨的研究基地。大力促进我国高校与国际高水平大学和研究机构建立实质性合作。最终我们要建成若干所能够与世界著名大学平等合作交流的世界一流大学。
推动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能力。区域创新体系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基础。高校的科技创新活动要与区域经济发展紧密结合，要深化高校校区、科技园区和社区“三区联动”的内涵，在政府主导下，积极探索产学研合作机制，促进产学研联盟的形成。研究型大学既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也要成为所在区域的科技研发中心、自主创新的示范中心和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培训中心，要与所在区域的产业集群，尤其是支柱产业形成互动。地方性高校要成为地区科技创新的生力军，尤其是一部分科研工作颇有特色的学校，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大力开展科学技术的研发、推广和应用工作，成为推动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力量。
加快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的政策建议
加强科教整合，逐步实施科教合一的举国体制
加强高水平独立科研院所与研究型大学的合作，积极推进教育部与科技部的深度合作乃至合并，充分发挥有限科教资源的效益，确保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以若干所名牌研究型大学的现有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为基础，有选择地逐步将一批高水平科研机构并入研究型大学或有选择地将高水平科研院所整合成立研究型大学，组建一批能够瞄准国家战略目标和世界科技前沿、致力于战略科技领域重大攻关和前沿基础研究、代表国家最高水平的部级创新基地。国家各部门（如农林、国防、卫生等部级创新基地）要整合科研资源，使重大科技攻关和前沿基础研究项目与研究型大学紧密结合，以最高水平、最大效益、最快速度的科技创新成果服务国家战略目标。
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重建高校科研事业费制度
高度重视源头创新的重要作用，到2020年，使基础研究经费占R&D经费的比例提高到10%。发挥高校在源头创新中的核心地位，对高校科研经费的资助采取重点扶持与择优资助，逐步从中央财政中单列高校科学事业经费，保证高校有持续稳定的科研投入，稳定一支精干的、潜心学术的专职研究队伍，切实提高高校的原始性科技创新能力。高校科学事业费主要用于支持建设一批国际一流的研究中心，使研究中心逐步实行部分财政预算拨款，通过提供基本的人员经费和交叉学科支持经费，保证研究中心持续的国际竞争力。
聚焦交叉学科，实现原始性创新的重大突破
建议国家设立交叉学科研究与人才培养协调机构“促进交叉学科研究与人才培养委员会”，提出促进交叉学科研究与人才培养的战略规划，制定交叉学科研究与人才培养的激励政策。建立和完善交叉学科研究与人才培养的资助体系，在国家各类项目和计划中单列交叉学科研究项目部或交叉学科大类，对交叉学科进行重点支持。实施交叉学科专项计划，支持设立一批跨国、跨部门、跨行业、跨高校、跨院系的交叉学科研究基地。更新教育理念，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在研究型大学建立一批交叉学科人才培养基地。改革制约交叉学科发展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建立有利于交叉学科发展的学术支撑体系。
明确不同类型高校的功能定位，实行分类指导
进一步优化高等教育结构，构建功能明确、相互联系、高效运行的高等教育体系。通过高等教育中介组织制定我国高校分类指标体系，明确不同类型和层次的高校在整个高校体系中的相对位置，促进各高校理性地确定发展目标和特色化发展方向，促进高校的有序竞争和共同发展。加强研究型大学的原始性科技创新能力建设，服务国家战略目标。加强行业性高校的科技创新能力建设，使其成为解决行业共性关键技术的生力军。加强地方高校的建设，通过省部共建的方式，提高地方高校的科技创新能力，使其成为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力量。
继续实施重点建设政策，建设一批研究型大学
集中有效资源重点支持一批基础较好的研究型大学，尽快缩小与世界著名研究型大学的差距。到2020年，将若干所名牌研究型大学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建立以世界著名研究型大学为主要参照的研究型大学评估体系。下决心改善研究型大学教师学缘结构，提高有海外名校博士学位教师的比例，加强教师国际学术对话能力。可首先在“985工程”和“211工程”重点建设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中，率先打破沿袭多年的“近亲繁殖”的习俗，加快引进海外名校教师的步伐，特别强调高引用等原创性研究能力强的教师引进，重点改善这一层次高校的教师学缘结构，创造人员交叉、学科交叉的基本条件。
改革人才培养体制机制，加强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
加强创新人才培养的系统规划，深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改革，真正落实“建设创新型国家，关键在人才，尤其在创新型科技人才”的思想。聚焦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借鉴国外创新型国家的经验，对高等教育体制和学位授予制度进行改革，到2020年，使高校成为唯一的学位授予机构，并立法进行保障。鼓励科研机构与高校合作培养人才，充分利用高校的优质高教资源，避免造成各机构间的不良竞争和重复性建设，优化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的环境。
完善科技评价制度，营造有利于产生创新思想的制度文化
以科技评价制度为突破口，推动科技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加强顶层设计，建立面向全国高校的科技评价机构，统筹考虑各类高校科技评估。建立合理的评价机制，保证对高校科研进行公开、公平、公正的评价。逐步建立基于效率的科技拨款新机制，引导高校关注科技创新活动的投入产出效率，使有限的科技创新资源发挥更大的效益。针对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高校和不同性质的科技活动，构建不同的评估体系和评估指标，如对基础研究评估要采用国际认可的标准，逐步建立规范的国际同行评议机制，应用开发研究更加注重效益评估等。遵循科学研究的基本规律，营造科学民主的学术氛围，宽容失败的学术环境，从根本上杜绝浮躁心理，营造有利于创新思想、创新人才、创新成果的制度文化。
优化高校区域分布，发挥高校对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
国家应从宏观战略上把高校的区域布局和区域经济发展紧密联系起来，重视高校分布和规划，进一步优化高校的区域分布；减小省会城市的高等教育规模，促进地级区域的高校发展；扩展研究型大学的数量和区域，发挥对区域经济的促进作用。通过中央与地方共建、地方独立建设、地方高校与国内外名校合作办学等多种方式建设区域性研究型大学，提高地方高校人才培养质量和科技创新能力，更好地服务于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充分发挥高校在技术创新中的源头作用，进一步加强产学研合作，组建产学研战略联盟。推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提高自主技术科技创新能力。
建立多样化的人才队伍组织模式，加强创新团队建设
高校应通过组织创新和管理创新，顶层设计和自发组织相结合，建立多样化的人才队伍组织模式和科学合理的激励和约束机制；适应自由探索研究，以及组织重大科学研究和重大工程技术攻关的需要。根据国家的战略需求，尤其是结合国家的科技中长期发展规划，改变资源的分散状况，遵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以领军人才为核心，以平台建设为基础，从战略角度制定全国高校科技创新团队的发展规划，设计出科学合理的科技创新团队宏观布局。在高校内部构建学术与行政管理相协同的运行机制，通过制定科学合理、分类明晰的评价体系，进行科技团队的分类评价。在创新团队内部，建立灵活、合理的选人、用人机制，实施多层次、多目标的系统管理。
科技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篇10
关键词科技革命国际关系演变
科技革命是科学技术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发生的根本性的革命性的质的突破和飞跃。它不仅对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二战结束以后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尤其深刻而广泛，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一方面导致了两极格局的终结与多极化的出现和传统的国家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另一方面对南北关系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同时还促使人类战争观念不断发生转变，和平与发展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
1近代科技革命与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
恩格斯曾经指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近代人类发展的进程中出现的历次科技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证明了这一点。近代以来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人类社会经历了两次科技革命，每一次都深刻地影响了国际关系的发展。
第一次科技革命是18世纪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工业大革命，这场革命造成了纺织工业、冶金工业、机械工业、造船业以及航海交通的大发展，在极大地推动了当时欧洲各国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使人类社会从手工工场时代跃入机器大工业时代。这次科技革命不仅使一直以来处于欧洲文明边缘的小岛国——英国因为最早开始了这场革命而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且导致了现代国际关系的萌芽。在第一次科技革命之前，虽然15世纪、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使世界各大洲之间开始发生交往，但这种联系是不经常的、片面的，因而不存在现代意义的国际关系。工业革命后，随着天文学、地理学的发展，航海事业达到空前规模，各大洲内部和各大洲之间开始了经常性的、较为密切的联系，全球性的国际关系才开始逐渐形成。
第二次科技革命开始于19世纪后期开始，以电力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为标志，它引起了电灯、电话、电报和电动机的出现，以及钢铁工业、汽车工业、航空业和铁路、公路交通、化学工业等的迅速发展。使人类社会从蒸汽时代跨入电气时代，并最终促使了现代国际关系的形成。国际关系的发展从此具有了明显的全球性、整体性，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世界上发生的各种事件的影响。而每个国家，特别是一些主要国家发生的重大事件，也会对全球国际关系产生各种影响，特别是由于国家实力的不平衡发展。几个在经济、军事实力方面对其它国家具有压倒优势的强国，在国际事务中常常起着主导的作用，并相互争夺世界霸权。而在这次科学革命中处于领先地位的是德国和美国，英法紧随其后。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与经济发展不平衡，新兴国家要重新瓜分殖民地，争夺世界霸权。最终在20世纪上半叶爆发了两次世界性的大战。先后建立了凡尔赛体系和雅尔塔体系，并在雅尔塔体系的基础上确立了战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相互争霸的两极格局。两次大战的发生以及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就是科技革命造成各国综合国力对比的变化。
近代国际关系发展演变的历史清楚地说明，伴随着科学技术中心在世界范围内的转移，国际关系格局也总是发生着相应的变化。19世纪英国称霸世界，20世纪上半叶德国对英国霸权的挑战，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都是与这些国家在当时世界科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密切相关的。
2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
近代的两次科技革命以及它们引起的产业革命延续时间长达上百年，它们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往往被其他方面的影响所掩饰，因而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近代科学技术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虽然深刻，但表现却并不是非常明显，这影响了对于科学技术因素的重视程度。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迅速发展的新技术革命是以原子能、计算机、特别是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技术和空间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这次科技革命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与前两次相比不仅更加直接和明显，而且更加深刻和广泛。
(1)导致了国际关系格局的转换，美苏两极格局最终解体，世界正朝多极化方向发展。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归根结底是力量对比的变化，科技革命引起一些国家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革命性增长，从而导致国际关系的根本性变化。
在历史的长河中，军事实力长期是国际较量制高点。大国都倾力于军事领域，追求着由军事强国而成为世界强国的目标。然而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现代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使科技力在国力中逐步取代军事力成为国际较量的一个制高点。在新的形势下，苏联与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科技、经济实力的差距逐渐拉大，并最终解体，由此导致两极格局的终结。与此同时，现代科技革命兴起不仅使日本、西欧等西方发达国家缩短了与美国的差距。而且，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综合国力也在近二十年来急剧上升，这些国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而推动着国际关系格局朝多极化方向发展。
(2)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使传统的国家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国家是国家固有的区别于其他社会集团的最重要属性，表现为一国对内的最高统治权和对外的独立自。正是由于这一根本属性，国家才能在国际关系中发挥最重要的作用，也才能成为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行为主体。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具有不可分割、不可转让、不可共享的特性。然而，随着现代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传统意义上的国家观念正日渐受到挑战和侵蚀。特别是人造卫星、宇宙飞船和电子技术等的发展，克服了自然地理因素的限制进行信息的自由传递，使每个国家在严格意义上讲已经没有了秘密。此外，地理上边界的重要性也被国际分工、国际市场体系和科学技术在国际间的转移和流动而极大地削弱了，因而给每个国家维护自己的带来了威胁并产生了一些新问题。
因此，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已经使国家拥有绝对的是完全不可能的了。当所有的国家都在声明它们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一个本质上互相依存的世界的运转和管理所需要的协定，正在慢慢地侵犯着它们的。而在未来越来越开放的国际社会，国家的部分削弱和部分让渡已成为发展的大趋势。传统意义的国家概念也必须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变化。
(3)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对南北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20世纪中期开始兴起的新技术革命与近代的科技革命相比有两个较为突出的特点：一是耗资大。新研究项目的开展，新产品的开发，实验设备的配置等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二是需要很高的综合科研销售系统，这就涉及到很多方面，如：全面、系统、发达的基础科学，齐备的科技人才，先进的制造工艺和技术，一流的实验条件，发达的信息网络和完善的产品推广销售系统等条件，这样才能保证处于领先地位的新产品能够迅速研制、开发、利用并销售出去。
新技术革命所具有的这两个新特点使绝大多数科研活动只有发达国家才有能力进行，致使世界科技活动的80%以上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发展中国家所占的比重不到20%。而在年人均科研经费、科研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科技人员的数量等方面，发展中国家都远远落后与发达国家。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南北科技差距将进一步拉大，而其引起的后果将是贫者越贫，富者越富。发达国家凭借其先进的技术，以低价进口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加工成技术含量高的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则因其的落后而不得不向发达国家出口廉价的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以换取外汇，再从发达国家高价进口制成品。这种不平等贸易使本已十分巨大的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南北矛盾也会因此而不断深化甚至还可能激化。
(4)新技术革命的发展还促使人类战争观念不断发生转变，使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在人类历史上，尽管曾发生过大小数千万次的战争，但由于受到技术条件的限制，其作战能力、打击力、杀伤力、破坏力都远不能与今天相比。今天，现代科技革命的发展、大量新型武器的产生，战争的领域向上扩展到了“无高不可攀”的境地，向下则可潜入到海底深处。山障、路障等在高科技武器的作用下，失去了昔日的威风。在英阿马岛之战中，英国的空军急速开赴远在1．3万km之外的马岛进行空战；在海湾战争中，美国的空军远涉重洋，长途飞行3200km，进行大规模空袭。在海湾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凭借着夜战装备上的绝对优势，使夜战场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单向透明”的战场，多国部队主要的作战行动大都放在夜间进行，取得了良好的作战效果。核武器的出现及其所具有的巨大杀伤力和破坏力更是使现代战争没有真正的胜利者。在现代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的今天，全世界处于一种一按电钮就可以在一瞬间全部毁灭的状况之中。过去认为交战国必有一方胜利，一方失败，而战胜国从胜利中所得的利益一定比付出的多的想法，已不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势，为历史所淘汰了。也就是说，人类的战争观念已经发生转变。在当今时代依靠科技优势，通过和平手段来追求、实现国家目标，已有了可能。制约世界战争的和平因素正在增长。正是这种观念的转变使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主旋律。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60年以来世界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处于总体和平状态的重要原因。
3结论
总而言之，新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不仅推动了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对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有着重大的影响，而且对国际关系的发展和演变产生着更为深刻而广泛的影响。21世纪是科技竞争更加激烈的时代，哪个国家在科学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就会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的地位，也就会在未来的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中处于主导地位。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