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政策的实施篇1
关键词：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状况；必要性；改革创新方向
中图分类号：F81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1-000-01
一、积极财政政策概述
（一）积极财政政策的含义和特点
积极财政政策也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它其实就是指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增长缓慢、需求严重不足，在各项资源条件充分许可的情况下，国家相关政府管理部门所实施的一种阶段性或者暂时性的扩张型政策。通常情况下，积极财政政策会呈现出这样的几个特点：阶段性、定向性和复合性。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与意义
通常情况下，积极财政政策所具有的现实作用主要包括有以下这样的几点：第一、它有助于调节优化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结构，提高经济发展效益。第二、它有助于扩大商品销售额和提高居民商品购买量。第三、它有助于提高社会经济发展中各个发展主体的积极性，从而更好地推动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繁荣。
二、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现状分析
谈到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概况，主要可以表现为以下这样的几点：第一，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是在1998年开始启动制定和实施的，发展至今已经有了二十多年。第二，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要点主要有扩大我国内需，提高城市农村消费者大众的经济收入；优化公共投资结构；结构性减税政策；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以及调节经济结构等等。第三，在当前，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发展趋势是进行变革创新，也就是转换模式类型。
三、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必要性
（一）它是我国政府进行经济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体制下，国家政府对于经济发展的监管，主要是通过实施各种经济政策来进行宏观调理的。积极财政政策就是其中一类不可或缺、有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它的实施对于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
（二）它是特定经济环境下经济发展的必然客观要求
从积极财政政策的基本含义中可以看出来，它是在社会经济增长缓慢的环境背景下予以实施的一类财政政策。这也就是说，在一个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个特定状态时的必然政策选择。
（三）它有助于提高我国人民生活质量水平
一个国家人民的生活质量水平的高低主要是由这个家政策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大众的各种收入水平所影响和决定的。只有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极高，民众消费者收入水平增强，才可以有更多的可自由支配收入进行购物消费，改善生活，进而能够实现扩大内需和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而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正是可以提高民众收入，扩大内需。所以说，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对于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水平是非常必要和有用的。
（四）它有助于提高国家政府的社会地位形象
通过前面相关文字的阐述介绍，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国家政府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可以使广大的民众都得到直接巨大的实惠利益，明显地体现出国家政府对于民生的关系和重视，对于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努力奋斗。这样一来，就可以在民众心中大大地提高国家政府的社会地位形象，从而加强对政府的信任感和支持度。
四、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改革创新方向
（一）加强实施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方面的财政政策
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过程中的第一个改革创新方向就是要积极加强实施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方面的财政政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也经济基础或者说物质基础的重要性。所以，要想扩大内需，刺激市场经济的快速增长，就必须要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从而增强他们的消费购买能力，进而最终才能够实现扩大内需的目的。
（二）进行国债投资模式的改革和创新
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过程中的第二个改革创新方向就是要进行国债投资模式的改革和创新。这个主要是指在以全球经济一体化为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潮流的现代社会中，要求我国的国债投资必须要走向多元化发展的道路，即公共投资项目和非公共投资项目都要发展，只是一定要根据社会的实际状况衡量好二者的结构分布。这样的话就可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强政府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成效。
（三）加强金融政策的配合支持
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过程中的第三个改革创新方向就是要加强金融政策的配合支持。这个主要是指在国家倡导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大环境之下，我国的各个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也要积极地制定和实施有关国家民生方面的积极金融政策，比如方便有助于居民消费者购房购车甚至购买其他消费品的金融优惠政策。这样一来，就可以与国家其他方面财政政策结合运用来实现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最终目的。
（四）提高科学合理制定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能力水平
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过程中的第四个改革创新方向就是要提高科学合理制定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能力水平。这个主要是指国家的相关政府管理部门在制定和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一定要多加学习与提升与之有关的知识技能，，只有这样，才能够通过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来推动经济的发展。
总而言之，我国的相关政府管理部门一定要从实际状况出发，以相关的先进知识技能为理论武装，来进行积极财政政策的科学运用，以此来实现增强居民消费者的购买能力，进而实现扩大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发展目标。
参考文献：
[1]孙淑杰.关于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存在的问题和对策研究[J].黑龙江科技信息，2009，9：43-46.
[2]舒展.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问题[J].合作经济与科技，2005，8：15-18.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篇2
摘要：种植业产业化实施农业保险模式进行管理，提高了农业种植产业发展的经济保障，为促进我国农村农业发展的科学化管理提供专业化管理模式，优化农业种植管理的产业分配结构，本文从种植业专业化的实际情况着手，对农业保险模式进行探究，推进现代新农村农业种植与管理的科学性发展。
关键词：种植业产业化；政策性；农业保险模式
中图分类号：F842.66文献标识码：aDoi：10.11974/nyyjs.20170230219
农业种植的经济收益是农村经济收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农村经济结构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我国实施社会主义新农村科学化发展，实现新农村的种植产业专业化管理，包括技术管理专业化和种植理念专业化，启动农业保险模式，给予农业种植的保障，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科学发展。
1种植业产业化政策性农业保险模式的实施现状
种植业产业化政策性农业保险模式是我国实施社会主义新农村农业管理的新途径，农业种植保险模式的实施与管理，在新农村建设中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我国农村农业的发展趋势呈现经济发展水平增长状态，但种植业产业化政策性农业保险模式在局部实施中依旧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部分农村的管理者对国家实施农村保险制度的实施理念认识上存在偏差，保险模式的运行管理体制与农村建设的实际情况存在偏差[1]。一些政策性农业保险模式的运行中，制度和运行管理模式上存在着偏差，使政策性农业保险模式在实际中运行的效果受到影响，不利于政策性农业保险模式的实施。
2种植业产业化政策性农业保险模式的优化发展
2.1保险模式的灵活应用
在实际应用中，应加速实现种植业产业化政策性农业保险模式的灵活应用。相关人员对保险模式体制的政策进行深入解读，提高社会资源应用与管理平台的综合性应用，使种植业产业化政策性农业保险模式在新农村整体农业种植可能存在的种植风险进行合理规避，例如：农村水稻种植，基于水稻种植的技术指导，并给予水稻种植农户一定的农业种植补偿，对促进种植业产业化政策性农业保险模式之中的农村农业发展中的科学应用提供了可靠地实施环境。
2.2保险模式的基本管理体制逐步完善
种植业产业化政策性农业保险模式作为一种新型农村经济官管理模式，在我国农村农业种植中的应用还处于初级阶段，为进一步优化种植业产业化政策性农业保险模式的实施情况，社会中要加强对种植业产业化政策性农业保险模式实际政策扶植的管理制度的逐步完善，例如：对农村农业中，实施农业保险的种植面积与保险金额之间的比例实施层次化管理，加强种植业产业化政策性农业保险模式在实际实施中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实现种植业产业化政策性农业保险模式的法律管理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对农村实施种植业产业化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管理法律结构体系进一步细化。
2.3保险模式社会整体发展的融合
实现种植业产业化政策性农业保险模式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结构中的科学应用，促m种植业产业化政策性农业保险模式的实施与社会主义整体发展相融合。引导新农村保险模式的应用作为新农村农作物的销售融入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由竞争中，例如：政府为了发挥保险模式爱农村种植业中的的作用，采用某农村地区引进新收割技术，实现了该地区农村农作物收割与销售自动化管理，提高农村农作物引入到市场中的销售价值，进一步完善农村种植业管理专业化水平，推进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创新发展与完善。
2.4保险模式运行模式不断完善
实施种植业产业化政策性农业保险模式的优化发展，使保险运行模式不断完善，充分发挥农村农业种植中的基本资源优势，结合我国政府给予的农业发展政策，实现种植资源的综合应用。如：实现农村农业种植技术中积极发展林下经济模式，充分应用农村广阔的土地资源，实行现代农村种植发展中合理应用政府给予的技术和经济支持，引导农民在农业种植中经济发展水平的科学性规划；充分应用社会资源，进一步开拓新农村种植业的销售市场，应用国家基于农村种植业发展的政策优势，吸引更多的社会力量推进农村农业发展商业化。例如：积极开展社会企业与农村农民签订商品供应合同，进一步拓展农村种植产品的后期销售模式专业化发展，为推进种植业产业化政策性农业保险模式的进一步深入实施提供发展新空间。
3结论
实施农业保险模式，是推进新农村农业种植专业化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政策性农业保险模式的实施情况进行分析，并提出优化措施，引导农村农业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相适应，促进新农村的建设发展。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篇3
关键词：振兴东北
区域性
积极财税政策
一、实施振兴东北的区域性积极财税政策的可行性
由于我国地域辽阔，经济发展水平无法保持同步，所以在经济政策的战略选择上，应采取整体与区域既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又讲求实效、彼此有别的政策取向。
（一）区域性积极财税政策与宏观的积极财税政策比较
1.实施范围不同。区域性积极财税政策仅实施于需要拉动经济增长的特别区域，如东北老工业基地。而我国以往的积极财税政策则是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虽然也有优先发展某一区域的特点，但更加注重的是优先发展某一行业领域，如基本建设领域。
2.理论依据不同。由于区域性积极财税政策是一种财政支持政策，其主要作用在于提供公共物品和协调整个宏观经济的发展，因此，它的理论依据是公共物品理论。公共物品理论认为满足公共需要有两个系统：一是市场，二是政府。市场提供私人物品满足私人需要，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满足公共需要。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一个现实障碍之一就是长期以来公共物品的缺乏。在东北地区实施积极的财税支持政策用以满足公共物品的供给，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前提之一。
我国以往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并不完全是财政支持政策。虽然在实施近7年中，它顺应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并对这两个区域进行财政支持，但是它实施的初衷却是为了克服通货紧缩，刺激有效需求。因此，以往的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论基础是有效需求理论。有效需求理论认为如果经济正处于严重的萧条时期，应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即采取“减收增支”的办法，减收就是减税，增支就是增加政府开支和增加社会福利的办法。我国以往实施的积极财税政策主要是通过增发国债、扩大政府开支来刺激经济，而没有大规模地实施减税政策，因而还不能严格认为是扩张性财税政策，只能谓之积极的财税政策。
（二）在东北实施积极财税政策的可行性
1.政策连续性的要求。到目前为止，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仅2年。国家推出的两批振兴东北的项目刚刚起步，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的改革也只是初见成效，如果不能继续对东北地区采取财政政策倾斜，可能造成的后果是：（1）在建项目无法顺利完工，造成“半拉子”工程；（2）振兴东北整体战略的搁浅。这将使东北老工业基地不能得到振兴，而且国家前期投资也将付之东流。因此，从政策的连续性考虑，还应该在东北地区继续实施积极的财税政策。
2.贯彻“有保有控”方针的需要。我国宏观财政政策的转变是向中性财政政策的转变，其基本的政策含义是认为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变化之后，现阶段还不宜采取“全面紧缩”的调控方法，既不能“不转弯”，又不能“急转弯”，而应当在稳健把握之下着力协调，在调减扩张力度中区别对待，把握“有保有控”的原则。政府资金使用的重点，应集中于国家发展规划确立的战略发展目标和农林水利、生态保护与国土整治、西部开发与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重点项目。
3.发展经验和现实财力的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实施了沿海发展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积累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财税宏观调控的宝贵经验。东南沿海地区在20年间成为中国经济的“隆起”地带，西部地区GDp增长速度也明显加快。在实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过程中，国债投资、一般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财政贴息、税收优惠等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财税政策工具的使用日臻成熟。所有这些都是我国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采取积极财税政策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此外，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税收收入的超额增长也为振兴东北，实施区域性积极财税政策提供了可供操作的现实财力空间。
4.消费型增值税制度的示范效应良好。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固定资产更新财力不足问题，是制约经济振兴的关键问题之一。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试点的实行，一方面为试点的八大行业的固定资产更新补充了资金；另一方面还对全国有示范作用，而且在吸引区域外资金流向方面起到了良好的导向与示范作用。
二、区域性积极财税政策的制度安排
为了有效地实现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在实施区域性积极财税政策时应有所侧重，点面结合。“点”即政策支持的行业领域：“面”即政策支持的地区区域。
（一）扩大财税政策的支持范围
1.应加大对资源型城市的政策支持力度。从东北地区的实际情况看，主要分为四种类型：一是综合性工业城市，如沈阳、哈尔滨、长春等工业城市；二是煤矿、石油城市，如阜新、鸡西、大庆等资源型城市；三是森工林区，如伊春及其他林业局等；四是农村地区。前两类主要是工业城市，后两类主要是农林地区。从国家财政支持的区域来看，近2年来对东北地区的财税政策支持主要倾斜在上述的前两个区域，即综合性工业城市和资源型城市，其中以综合性工业城市享受到的优惠最多。资源型城市则由于资源禀赋原因，直到21世纪初还承担着国家计划任务，一直处于为国家；宏观经济发展作贡献的地位。据统计仅黑龙江省自1952年以来，由于初级资源品的低价调出与工业制成品的高价调入，形成的价差贡献多达7000亿元，而国家对该省的预算内投资不足其贡献额度的1／4.又因其；③产业进入壁垒较高，非国有经济进入难度较大，要实现资源型城市的振兴，国家财税政策方面的支持至关重要。
2.应重视对基础产业的政策支持。国家对东北农村地区的支持主要是使用财税政策，即减免农业税；对东北林区的财政支持主要是继续落实天然林保护工程资金。然而，这些政策和资金对森工林区和农村地区的支持作用远未达到“振兴”的目的。对于今后财税政策支持区域的把握，我们认为应该向森工林区和农村地区做进一步的倾斜。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是全面的振兴，不能片面地理解为对传统工业城市的振兴。前期支持工业城市的财税政策有利于迅速拉动东北的经济增长，但要使经济向深度发展，财税政策必须惠及森工林区和农村地区，当然也包括资源型城市。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篇4
关键词:公共财政体制 积极财政政策 原则
我国公共财政理论的发展演变
(一)计划经济下的公共财政理论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指导,借鉴苏联财政管理模式,并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实践,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理论,即“国家分配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分配论”以财政活动满足国家职能需要作为理论研究的起点,通过透过财政的现象抽象出财政的本质,认为财政的本质是“以国家(或政府)为主体的分配关系”,基本属性是公平性和利益集团性(或阶级性)。这一认识不仅正确揭示了财政的本质、主体、目的,并且搞清了财政分配与其他分配形式的制约关系,这具备了独特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了“国家分配论”狭窄化的倾向,它片面强调财政分配的独立性、强制性、无偿性、服务性,其代表形式就是计划经济时期出现的无所不包的“大一统财政”,由此其局限性也逐步为人们所认识。
(二)市场经济下的公共财政理论
1992年,随着经济改革的逐步推进,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我国财政学界开始注重对源于西方的“公共财政论”的认识与辨析。在保留“国家分配论”原有理论精髓的基础上,国内学者吸收了大量市场经济的内容,对自身的研究方法、理论观点与政策主张等进行了修正、补充和完善,我国财政理论研究与西方财政理论在相同的经济基础之上出现了融合,对以市场经济为背景的“公共财政论”的认识得到清晰化和具体化。
1998年12月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我国建立公共财政基本框架的思路及相关原则,包括以下四个要点:一是调节市场资源配置;二是保证公共支出;三是促进公平分配;四是做好宏观调控和转移支付工作。其后,各个方面对公共财政的讨论得以全面展开,并最终将其明确写入了中央全会的文件和国家发展规划。从1998年提出建立公共财政框架,到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要求“健全公共财政体制”,再到十七大提出“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逐步成为党、政府和广大人民的共识。
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践
财政政策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扩张性财政政策,又称积极财政政策,是国家通过财政分配活动刺激和增加社会总需求的一种政策行为。
(一)1998-2004年的积极财政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强调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面对1997年突如其来的亚洲金融危机,党中央、国务院于1998年果断决定实施积极财政政策,通过增发国债等手段筹集资金,1998-2004年我国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9100亿元,用于交通通讯、农林水利和生态保护、城市设施等基础建设。实践证明,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对于遏制通货紧缩趋势,拉动内需,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随着短期政策的长期化,积极财政政策的负面效应也逐步显现出来:连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中央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有所扩大,财政风险也相应加大;主要依靠增发国债扩大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对民间投资和消费产生了明显的挤出效应;经济增长形成对财政政策的依赖,政策退出受到相关利益部门的制约,积极财政政策难以淡出;基础设施建设的持续投入,并没有明显改善居民的消费能力,无法在投资与消费之间建立起有效的传导桥梁,后期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进作用呈现出递减趋势。
(二)2008年以来的积极财政政策
2008年下半年,新一轮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内愈演愈烈,经济增长放缓甚至衰退,我国政府再次实施积极财政政策。2008年我国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以上,经济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科学发展、均衡发展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重要的政策取向。所以此次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除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外,更加突出了民生、“三农”以及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等方面的支出,投资范围更宽,力度更大,更注重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向结构调整倾斜。民生支出是指与人民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性安居工程、文化等方面支出的汇总。据200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数据,2009年安排的民生支出达到7284.63亿元,教育、医疗、社保等投入将间接拉动消费增长;为稳固农业基础地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2009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方面的支出安排合计7161.4亿元。
我国1998年开始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主要通过发行国债来筹集财政资金,形式较为单一。时隔十年,我国财政政策工具更加丰富,运用的政策工具包括:扩大公共投资和实行结构性减税,减轻企业和居民税收负担,扩大企业投资,增强居民消费能力。
积极财政政策淡出的条件
在我国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积极财政政策作为反危机的特殊手段,是一种短期宏观调控政策,从中、长期来说,应当坚持财政收支基本平衡的原则,并逐步缩小财政赤字,因此积极财政政策早晚要淡出或退出。危机后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应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一)经济发展进入平稳增长轨道
2009年,在四万亿投资计划的拉动下,我国gdp总量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7%,实现年初制定的“保八”目标。但是,我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拉动的局面并没有改变,部分行业的过度投资甚至带来了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问题;随着中央和地方大规模投资计划的完成,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出现回落,而社会投资比重偏低、民间投资活力不高成为投资可持续增长的瓶颈;信贷过度投放加大了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风险;总体上消费需求有所回升,但主要靠的是政策拉动,四万亿投资偏重于基础设施建设,使得投资和消费没有形成有效对接,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消费增长无以为继,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因此,我国经济复苏的基础并不稳固,经济稳定还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二)对外贸易发展稳定
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外需空间急剧缩小,2月份外贸进出口总额跌至谷底,3月份开始出现连续环比增长,10月进口值年内首次实现月度正增长,11月进出口总值月度指标也首次实现年内正增长,但总起来讲,全年贸易顺差同比下降34.2%;2010年一季度我国贸易顺差降幅近80%,而3月份出现月逆差72.4亿美元,这是自2004年5月以来我国首次出现月贸易逆差。长期以来,对外出口在我国经济增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最近两年的对外贸易数据也说明我国的外需情况还不稳定,加上人民币升值压力越来越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我国出口复苏之路并不平坦。
(三)财政的承受能力
发行国债筹集资金是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手段之一,但财政赤字规模的不断扩大也会积累很高的财政风险。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实施了积极财政政策,财政赤字率曾一度从1997年的不足1%提高至2002年的2.6%,赤字规模最高扩增突破3000亿元。但随后我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财政收入连年大幅增长,2007年财政赤字率只有0.8%,2008年更是一路下滑至0.6%。按照国际惯例,3%是财政赤字率的警戒线,即使2009年在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下我国财政赤字率也不足2.9%,所以目前的财政风险还是可控的,是我国综合国力可以承受的,而且还留有一定的继续操作空间。
2008年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以来,我国经济已经初步企稳向好,但经济在总体上复苏的基础并不牢固,我国仍处于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关键时期,要让我国经济真正回暖、站稳并最终走出危机,保持积极财政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至关重要,积极财政政策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我们需要以公共财政为导向,加快财政体制和财政政策改革,稳固经济基础,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公共财政体制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原则
(一)既要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又要推动经济结构优化
实践证明,积极财政政策作为一种反危机政策,在经济衰退时期能有效促进经济复苏。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现阶段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保持经济快速健康稳定发展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在此基础上不断壮大财政实力,为完善公共财政体制提供坚实的财力保证。同时,要把总量扩张与结构调整有机结合起来,有效应对资源和环境约束,实现粗放型发展向集约型发展转变,将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作为保增长的主攻方向,增强发展后劲,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水平,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二)既要统筹兼顾,又要突出重点
公共财政体制的完善是一项系统性工程,积极财政政策实施要谋篇布局,统筹兼顾,以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重点,协调发挥财政的收入分配、资源配置和经济稳定职能。同时,适应财政调控方向的变化,重点加大“三农”、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引导企业注重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逐步突破传统的、偏重于经济建设的供给模式,向以公共服务和宏观调控为主要内容的新模式转换。
(三)既要增加政府投资支出,又要引导社会参与
我国公共事业发展起点低、底子薄,要改善民生就要持续不断的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改善民生,加快社会建设,既要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也要积极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政府财力是有限的,因此非完全公共产品的投入没有必要完全依赖财政资金,一定程度上应允许甚至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投资管理,只要政府政策得当,特别是赋予社会资本应有的获利机会,少量政府投入便可以调动起大量民间投资,有效提高投资效率,降低运营成本,逐步建立起合理的基础设施投资管理模式,为经济长期增长和社会协调发展奠定牢靠坚实的基础。
(四)既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又要加强监督管理
我国公共财政体制建立的时间不长,还有诸多不完善之处,针对体制机制中存在的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问题,应通过改革创新,完善体制机制,建立健全保障民生的长效机制:进一步推进财税制度改革,加强财政收支管理;继续优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结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强财政透明度,建立起财政体制的外部监督体系,形成人大、审计、媒体和社会公众的多层次、多方位的监管,为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提供制度保障。
参考文献:
1.张平.中西方财政理论的比较研究[j].江苏商论,2009(3)
2.朱志刚.深化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的关键[n].人民日报,2008.8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篇5
一、结构性减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
起源于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本轮国际金融危机，以及随后出现的欧洲部分国家债务危机，不仅揭示了完全由“看不见的手”决定的分配并不都是社会最需要的分配，而且暴露了一些发达国家长期通过负债维持个人消费或政府开支的增长模式已经无力继续成为激活经济复苏的引擎。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也形成了倒逼机制。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抓住世界经济步入新的上升周期的有利时机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取得了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的长足进步。同时，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的逐步变化，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也面临着加快转变的迫切需要。
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投资、消费、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协调，偏高的投资率、偏低的消费率、偏大的贸易顺差对经济增长形成的拉动效应不可持续。长期通过耗用大量能源资源等生产要素换取的经济总量扩张，在我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强，各类约束性矛盾日趋突出的状态下无法延续。缺乏核心竞争力和技术创新推动，以低水平产业重复生产为主要特征的畸形产业结构难以为继。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协调和社会群体收入差距不合理的状况，无论是对构建和谐社会还是实现共同富裕都不相适应。因此，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在深层次上是对传统的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
为了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中央明确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总体要求，即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向依靠一、二、三次产业协同带动转变，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围绕这一总体要求，需要在体制机制和利益导向上形成相应的制度性安排，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实质性突破。
税收是政府筹集财政收入、调控经济、调节分配的重要手段。由于社会可供分配的资源有限，税收实际上是把企业和个人掌握的部分资源依法转为政府支配。我国目前是实行复合税制，征收的税种可以分为货物劳务类、所得类、财产类和行为类。其中，货物劳务类和所得类税收约占全部税收收入的90%。这些不同种类的税收在筹集财政收入的同时，也影响着企业和个人的投资与消费、收入与财富分配，以及生产和交易等行为。通过科学运用调整税基或税率、设置征收标准等税制要素，制定实施减税政策，将原由政府掌握的资源转由企业和个人支配，可以在预算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下，改善供给和需求结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二、我国结构性减税政策的取向
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有四年时间。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倍受巨额政府赤字困扰，在财政政策上穷尽思忖削减政府开支或增加税收相比，我国政府在合理控制赤字总规模的同时，不间断地实施了大规模结构性减税政策。相对于具有普惠意义的全面减税而言，结构性减税是有选择的税收优惠。2008年以来，通过采用直接优惠（包括税收减免、降低税率等）和间接优惠（诸如投资抵免、加计扣除、减计收入、允许计提风险准备等）方式实施的减税措施累计已有70多项，涉及十几个税种，每年减税规模达数千亿元。主要减税措施的政策取向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着力扩大消费需求。进一步扩大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是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基础。为增加居民收入，减轻中低收入者税收负担，提高居民消费能力，从2008年10月起，对储蓄存款利息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在2008年3月提高工资薪金所得费用减除标准的基础上，从2011年9月1日开始实施新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当年第四季度因减税相应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约500亿元，全国有900多万个体工商户税负下降；2012年开始降低包括居民日用品在内的700多种商品进口关税，对219个品种蔬菜免征批发和零售环节增值税。这些措施为提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二，积极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国际竞争力的战略重点。2009年以来，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增值税转型改革，已累计减少税收5000多亿元，有力地促进了企业投资和技术进步；2008年对企业的国债利息收入等免征企业所得税，2008年9月对证券交易印花税实行单边征收，2009年对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给予营业税等优惠，支持金融保险业和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从2009年开始对21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实行企业所得税、营业税等优惠政策，支持技术先进型服务业发展；从2009年起实施促进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文化产业、动漫产业等发展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税收优惠政策，支持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事业发展；今年进行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也属于一项力度较大的减税措施，有利于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
第三，切实推动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充分发挥科技支撑作用，对调整经济结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决定性意义。从2008年开始实施新企业所得税法，对企业研发费用实行加计扣除，对国家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鼓励技术开发和自主创新；2008年以来，为支持科技企业孵化器和大学科技园建设，实施有关营业税、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等优惠政策；2011年，为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实施增值税等优惠政策。2008年至2011年，每年为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减免税收均有数百亿元。
第四，有效推进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促进形成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是实现经济社会长期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从2008年起，我国先后调整和完善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等税收政策，对国内企业为生产大型环保和资源综合利用等设备而进口关键零部件和原材料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企业购置用于环境保护、节能节水等专用设备的投资额可抵免部分企业所得税，目前已累计减免相关税收1000多亿元。
第五，大力支持区域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问题，关系经济繁荣、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和国家安全。2010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实施新一轮为期十年的促进西部大开发税收政策，对设在西部地区的鼓励类产业企业减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符合国家扶持条件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等所得可享受企业所得税“三免三减半”优惠。继续实施或新出台支持特殊困难地区、民族边疆地区等区域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2011年在海南进行离境退税和离岛免税政策试点。
第六，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这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的重点之一。按照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的要求，2008年以来，国家相继延长促进就业再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限，出台鼓励就业创业的税收扶持政策，并将大学生、农民工、城镇就业困难群体等作为扶持的重点，其中下岗再就业人员和残疾人员等享受的税收减免已有几百亿元。为支持解决群众住房问题，2008年以来先后对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公租房建设和运营实施房产税、土地增值税、契税、印花税等税收优惠政策。
第七，全面促进小型微型企业发展。小型微型企业是提供新增就业岗位的主要渠道，也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2009年国家出台对小型微利企业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金融企业对中小企业贷款损失专项准备金准予所得税前扣除等税收政策；2010年出台对符合条件的农村金融机构金融保险收入减按3%征收营业税等政策；2011年又出台促进小型微型企业发展、提高个体工商户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等税收优惠政策。
上述结构性减税政策，体现了多税种并用、多环节共促、影响范围广的特点，今年仍然继续实施。税务部门要不折不扣地将各项减税政策落到实处。需要指出的是，增值税和所得税是减税规模最大的税种，构成了减税的主体，对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改善供求关系，优化产业结构，保障和改善民生起到了积极作用。各项减税政策的具体效应，还有待通过对翔实的数据测算分析后，做出定量评估，进而不断积累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的经验。
三、未来实施结构性减税的主要方向
按照中央关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各项要求，“十二五”期间继续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应进一步突出重点，与深化税制改革统筹协调，与其他调控手段相互配合，逐步建立健全管理监督机制，妥善处理好提高市场效率、促进社会公平与保持经济稳定之间的关系。
第一，实施结构性减税要力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强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是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减税政策的安排应着力促进扩大内需和调整结构，突出体现积极支持实体经济自主创新和小型微型企业发展、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支持促进就业和提高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
第二，实施结构性减税要结合深化税制改革形成长期制度安排。按照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税收体制机制的要求，在深化税制改革进程中，可以考虑将一些有利于转方式、调结构、惠民生的税收政策作为长期制度安排。国家“十二五”规划确定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全面改革资源税、开征环境保护税等税制改革措施，将更加凸显减税政策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激励、引导作用。
第三，实施结构性减税要与其他调控手段相互配合。税收不是无所不能的调控工具，在稳定经济、调整结构、调节分配方面，各税种所起的作用亦不尽相同。在实践中，运用预算和货币政策等调控工具可能会对减税政策的实施产生挤出效应。为了顺利实现减税政策的预期目标，不仅要正确认识税种的特点和税负归宿问题，也需要预算、货币等政策工具巧妙配合，努力提高调控的一致性和精确性。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篇6
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为“十一五”时期调整财政政策提供了新的契机和空间
我国经济持续保持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进入新世纪后，将在头20年内，集中力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然后再经过30年的努力，即在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第三步战略目标。在这种态势下，回顾我国财政政策的选择，尤其是1998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至少有三点值得总结：
一是政府为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审时度势地采取增发国债、建设国债投资项目、引导社会投资扩大的积极财政政策，进而拉动消费需求，对经济进行反周期调节，是非常适宜的。1998―2003年间，我国6年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8000亿元，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每年拉动GDp增长1．5到2个百分点。据财政部测算，1元的国债投资可以拉动10元的社会投资。积极财政政策对拉动内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弥补了政府投资资金来源的不足，建成了一大批多年想做而没有能力做的大型水利、交通骨干网等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为今后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了条件。可以说，积极财政政策发挥了历史性作用，功不可没。
二是积极财政政策并没有有效地解决经济结构失衡问题。首先，由于长期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使积累投资占GDp的比重过高，消费比重下降，消费需求的增长受到影响，对GDp增长率的贡献下降。2003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比消费品零售额增长速度高了17．6个百分点。投资率上升到43％，相当于1993年经济严重过热时的水平（当时是净进口占了较大比重），而消费率还不足57％（略有净出口），下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失衡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程度。其次是加工工业与基础工业、基础设施的结构失衡。包括积极财政政策在内的以刺激投资为主线的政策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某些地区和某些领域的投资过度扩张和加工工业的高速增长，导致了与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结构矛盾，电、煤、铁矿石、柴油、运输等方面出现了紧张状态，形成了一定的瓶颈制约。最后，积极财政政策的社会收入分配效应并不明显。目前我国城市居民收入是农民当年可支配现金收入的5倍多，考虑到社会福利等因素，城乡之间真实的差距大约为6：1。而在贫富差距方面，20％的最富人群占有财富达55％，最贫人群的财富占有比重则进一步下降。这样巨大而且继续拉大的差距，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无疑具有阻碍作用。
三是伴随积极财政政策而来的政府公共风险在加大。财政赤字占GDp比重1998―2003年分别为1．2％、2．2％、2．9％、2．7％、3．0％（3％为欧盟的赤字警戒线）和2．9％，根据财政部的预算报告，2004年赤字率将明显降低，预计为2．5％，国家预算余额占GDp的比重（债务负担率）也将在20％左右。表面上看，我国的债务负担并不很重。但如果考虑到政府需承担的各种债务（显形的和隐性的，直接的和或有的），如我国1998年由中央财政为补充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而发行的2700亿元特别国债，累计到2003年中央财政出口欠退税3300多亿元，加上各级政府欠发的工资、粮食系统亏损挂账、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等金融机构亏空、养老基金空账等，政府承担的公共债务负担相当庞大。据有关研究报告显示，公共债务的不确定性在加大，财政风险处于一种发散状态，实际公共债务负担率超过60％。因而，根据财政经济发展的新变化，调整积极财政政策似乎已是必然的选择。
现时理论界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出路，有“维持不变论”、“淡出论”、“后积极财政政策论”、“有弹性的主动调节的财政政策论”等等，它们的一个共同点是积极财政政策仍可继续一段时间，然后再逐步调整，但不轻言用何种有效的财政政策来取代积极财政政策。实际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的提出，正是调整财政政策的最佳时机，因为财政政策目标，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政府大目标的实现。考虑到政策的时滞性因素，即政策的选择、制定、实施、反馈有一个过程，充满了时间向后推移的特点，尤其需要不失时机地抓住新的契机，推进财政政策的调整和完善，否则很难适应和消化经济增长中释放出来的生产能力，政策的时滞性带来的负面影响将更加严重。
应该说，调整财政政策的空间是前所未有地扩大了。首先，涵盖面拓宽。它含经济、政治、文化和人的发展于一体，要求政府和财政更有效地为全体人民提供大体均等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其次，活动领域扩大。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都有赖于政府和财政的引导、推动和参予。再次，发展讲求均衡。面对缩小城乡差别、地区差别、工农差别等，离不开财政政策的协调。而经济与社会之间、人口与环境之间、能源利用及可持续发展之间，更需在均衡中求得发展。最后，改革开放力度继续加大。例如，我国推行科教兴国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战略等，都为财政政策调整拓展了新的空间。
二、“十一五”期间财政政策将面对的重大结构性问题
“十一五”期间，我国财政政策将面对一系列的热点、焦点和难点问题，这些问题说到底都与结构有关。具体表现在：
1、怎样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做大做好蛋糕？所谓经济稳定增长，实际上就是确保产业投资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投资与消费结构等要均衡协调的增长，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中之重。目前，我国经济运行态势总体良好，某些部门和行业的投资领域过热成为最突出的问题。按照弗列明―蒙代尔模型，在开放经济中实行固定汇率体制，货币政策对抑制投资增长没有作用，财政政策对抑制投资增长作用最大。不过，由于如前所述的财政政策的时滞性，这一结构问题的真正解决必然会在“十一五”这段时期。
2、“三农”问题对财政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怎样使中央一号文件在财政政策上落到实处？
3、依照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要求，公共财政收支结构如何优化、调得切合实际？使政策发挥整体增量效应、局部放大效应、空间辐射效应、缓解周期波动效应、四两拨千斤效应等。
4、如何看待财政显性、隐性赤字？中央、地方财政赤字、或有债务、县乡村三级欠账等，在机制、制度、政策上如何治理？
5、如何对社会保障在城市、农村通过财政政策进行重建？对弱势群体在政策上如何体现？对个人收入分配制度怎样动手术？对公共卫生和公共教育制度如何调整？
6、如何加大对非公有所有制经济的政策支持力度，加大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
三、转变思路，推进财政政策进行战略性调整
按照党的十六大所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六个更加”要求，作为立足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公共财政政策的调整或选择，有必要围绕它，转变思路，从总体上把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前进方向、发展目标，从财政上予以保障；深刻认识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的关系，现有的生产力布局、二元经济结构带来的问题，从而更好地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财政政策承担着调节社会供需总量、优化经济结构、公平社会分配、稳定经济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任。只有充分运用包括财政政策在内的各项政策，引导其健康发展，才能逐步得到缓解，取得历史性突破。为此，抓住财政政策的五大转变是必不可少的：
1、政策的立足点，从以扩张性为主转到以结构性为主方面来。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有时限的，不能没有尽头。笔者之所以提出从积极财政政策向结构性财政政策转移，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一是在经济增长快速发展的现实条件下，供给结构不合理已成为重大障碍。应把政策重点由原来的刺激社会需求为主，转向经济结构、财政结构优化和合理化方面来，促进供给结构优化和提升需求结构相结合，从而充分发挥财政分配结构的内在潜能，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保持总供需大体均衡。二是用高新技术开发新兴产业和改造传统产业，是改善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必由之路，也是未来进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制高点。结构出速度、结构出财源、结构出效益，这是包括财政分配结构在内的各类结构优化、合理化实践所一再证明了的。因而运用结构性为主的财政政策，是增强综合国力、紧跟世界经济结构升级换代的趋势、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内在要求。三是由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调整，城乡差别的缩小，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利益的协调难度较大，从中长期来说，不是一般的扩张或紧缩政策所能全面覆盖和适应得了的。如果再考虑到全球结构性调整的快速发展，实施结构性为主的财政政策，有利于从中央到地方，根据各自的实际，采取针对产业、产品、就业、分配等结构的优化和合理化，有层次地实施政策倾斜，增强中央统一领导下的政策的灵活性、适应性和时效性，提高政策的协调、均衡和抗波动的能力。四是政策的时滞性也不可忽视。当社会供需变化及其一系列发展的要求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时，调整和完善政策必须与时俱进。
2、政策的着力点，从以加大国债投资为主转向税收、支出等结构的合理化方面来，即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同时，整合国债投资和预算内基本建设资金，并按照“五个统筹”对财政资源配置提出的新要求，大力调整其使用方向和结构，逐步减少对一般竞争性和经营性领域的直接投资，增加用于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方面的投入，大力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建立和完善规范的公共收入制度，在提高财政政策效率的同时，引导财政分配的效应最大化。
3、政策的中心，从以刺激需求为主转为改善供给结构与扩大需求相结合，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对供需总量和结构的双重调节作用。
4政策的目标，从短期政策目标为主（扩大有效需求）转向以中长期政策目标为主，即调整结构、完善制度、治标与治本相结合方面来。
5、政策的实施，从以行政干预为主转向依法监管，更好地体现财政政策的公共服务性、公平公正性、利益调控性。
鉴于前述财政政策的时滞性因素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因而需要从战略的层面，早日研究和制定符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求的结构性财政政策。
四、实施结构性财政政策的若干选择
放眼世界，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曾实施结构性财政政策。经过10多年的结构调整，美国内需增长势头强劲，创新动力大为增强。如今，其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已成为最具竞争力和倍增效益的产业。英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实施调整税收结构，刺激投资增长；实施注重效率的公共支出政策；大力扶持高新技术产业等，均取得了成效。当然，我国国情不同，运用结构性财政政策的条件和影响因素也不一样，但其经验仍可借鉴。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主要是为市场配置资源和提高效率创造条件，为社会提供必要的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为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发展增强物质保障条件，因而实施结构性财政政策可供选择的内容如下：
1、合理重组国债结构、税收结构、非税收入结构，统筹启动政府经济建设投资结构、支持农业现代化投入的资金结构、社会保障支出结构、政权建设支出结构、财政后备体系结构等的优化组合，形成结构性为主的公共财政收入政策、公共支出政策，向产业结构升级、技术结构优化、就业结构合理、收入分配结构协调等倾斜，为改善供给和需求结构，促进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各项事业的大发展，创造具有活力的政策环境。
2、纠正城乡基础设施、公益设施等原来长期存在的不合理倾斜和政策扭曲，加大对城乡相关的投入力度，从结构上体现政策的适度倾斜，改变城乡生产、生活、生存、生态等方面的落后局面，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3、合理分配收入结构，既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从现在的18．5％提高到20％―25％的水平，又要确保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使城镇居民收入有明显的提高。为此，深化收入分配政策的结构性改革，在农村重新调整“取”、“予”关系，实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对农业税、粮食补贴、粮食风险基金、农村公共医疗、教育、基础等条件上的支持，应出台一整套讲求实效的可行性方案。在城市通过收入再分配政策的结构性调整，重视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提高他们的购买力水平；加大对低收入阶层和贫困地区的收入转移支付力度；提高职工工资和社会保障水平，改善居民收支预期，以提升居民消费倾向；运用税收等多种形式调节过高收入等，从而为缩小城乡差距、工农差距、地区差距提供结构性的支撑，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
4、扩大就业，推进农村城镇化，以结构性财政政策为其拓展通道。这包括运用税收减免优惠政策、财政补贴政策、财政贴息政策、财政担保政策、发行特种债券政策等，促进民营中小企业上档次、上水平；大力发展服务业，加大职业培训（主要是农民工的培训），拓宽第三产业的就业空间；完善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构造公共服务体系；发展小城镇，使农民变成市民，加快农村城镇化步伐等。
5、强化财政宏观调控的目标，综合运用财政、税收、国债、投资、补贴等经济杠杆，实施结构性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相互协调配合，有效地发挥调控资源配置的效率、收入公平分配的效率，创建成熟的市场竞争环境。
6、对建立高新技术产业、民营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外出办厂投资等，应在统一领导下，分行政区，由省市分别选择实施，中央给予支持，补充地方不足。一句话，通过优化结构、因地制宜创新财政、税收、债务、投融资等体制改革，引导外资和国内资本参与区域经济开发，创新科技进步，形成财政经济良性循环的成长机制，构建符合要求的创新的制度环境。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篇7
1环境经济政策的作用
环境经济政策体系是由相互联系的税费、信贷、价格等经济激励政策构成的，旨在调整利益相关者的环境行为，实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政策组合，通常实施的环境经济政策中，如环境税费力图实现环境资源合理使用，排污权交易政策力图通过产权制度安排达到稀缺性环境资源的优化配置。环境经济政策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措施，积极利用市场机制，在转变发展方式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以重点流域水污染综合整治、总量减排为重点，加大城市污水处理厂和电厂脱硫设施建设，集中有限资金优先安排纳入规划项目的建设资金，加大了城市环保基础设施、流域综合治理、生态保护、环境监管能力建设等项目的投入力度，加大了规划项目投资倾向性，推动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
2环境经济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长期以来环境管理以行政强制手段为主，经济手段相对滞后，部分经济政策面临制度，如目前还没有全面实施排污交易、生态补偿等政策，导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不能尽快恢复治理，主要污染物污染治理成本难以下降，严重影响污染减排目标的实现。许多环境经济政策所起的作用仍较有限，在节能减排中不能充分发挥效用，尤其是管理体制对经济政策的执行影响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流域水污染防治的管理体制目前仍然面临行政区之间、部门之间条块分割的局面，频繁出现的上下游之间的纠纷，顽固的地方保护主义，缺乏统一协调的行动，以及现场执法的强制性差等问题使经济政策在流域水污染防治上举步维艰。环境经济政策的协调和执行能力比较薄弱，市县级政府在执行政策时普遍存在资金不足、人员缺乏、信息失真、技术手段落后等问题，使得已有的经济政策也无法得到有效执行，常常出现环保监测不到位、执法能力不足的现象，缺乏有效执行环境经济政策所具备的条件和能力。
3完善环境经济政策的途径
3.1完善环境税费政策
进一步完善排污收费等现有经济政策，由于排污收费是迄今我国环境政策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一项环境经济政策，但在实施过程中，排污收费标准远远小于污染治理设施建设与运行经费，企业宁愿直接缴纳排污费而不愿意建设污染防治设施，因此需要根据新时期经济发展状况、环境污染形势和污染物总量减排的需求，在充分分析行业、企业污染防治技术和企业经济发展状况、经济承受能力，加大对超标排污企业的排污费征收力度，因地制宜地提高排污收费标准，引导企业自觉进行污染治理，同时对通过产业升级改造治理污染的企业给予资金支持，规范畜禽养殖业排污费征收政策。
严格控制水资源总量优化水资源配置，需要完善鼓励使用再生水的相关政策，以补偿成本和合理收益为原则，科学核定再生水供水成本，结合再生水的水质和用途，与自来水价格保持适当差价，引导工业、洗车、市政设施、城市绿化及电力等行业使用再生水，推进实施节能节水等环境友好型产品使用的补贴政策。
重新核定污水处理厂建设与运行成本，及时调整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结合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逐步推行不同区域、流域的污水处理费征收方式。按照补偿生活垃圾收集、运输和处理成本，合理划分财政补偿与收费补偿范围和界限，区分居民和非居民等不同群体合理确定垃圾处置收费标准，改革垃圾处置收费方式，探索将垃圾处理费与水费合并收取，提高收缴率，降低收费成本。加大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差别电价及差别水价实施力度，完善火电厂烟气脱硫脱硝电价政策，完善可再生能源发电和垃圾焚烧发电厂优先上网和补贴政策。
3.2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政策
建立健全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是运用经济手段促进重点流域上下游之间产业布局更加科学合理，不断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途径。我国在认真学习借鉴国内外有效做法，系统总结各地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已经积极开展制定生态补偿机制的各项工作，未来一段时期应加快开展生态环境补偿政策出台所需的关键技术研究，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受益谁补偿、谁排污谁付费”的原则，制定出适用于各省省情的生态补偿政策及对策措施，努力解决补偿范围不明确、补偿标准不科学、补偿模式比较单一、资金来源缺乏、政策法规体系建设滞后等问题。加快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机制试点，可在重点领域开展跨市县水质生态环境补偿试点研究，探索建立生态补偿标准体系，以及生态补偿的资金来源、补偿渠道、补偿方式和保障体系，为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提供方法和经验。开展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补偿试点研究，对生态功能区应加强生态保护建设造成的利益损失开展补偿试点，制定符合生态补偿理念的区域政策体系，结合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
3.3制定绿色税收、信贷、贸易等政策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篇8
1988年的经济过热与通货膨胀以及随后1989年和1990年国民经济的低速增长，使决策部门认识到，必须改变过去那种“一松就热、一紧就冷”的传统做法，做到既要为经济过热降温，也要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速度，防止经济运行中的大起大落现象再次发生。于是，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路，中央适时提出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对过热的经济实施恰如其分的宏观调控，实现“高增长、低通胀”的新的经济发展态势。1998年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财政宏观调控与启动经济增长》的署名文章，提出转变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转向扩大财政举债规模和财政支出，增长投资，刺激消费，扩大出口，以此促进国民经济增长。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面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中国政府审时度势，主动应对，灵活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经济调控手段，对经济发展中的波动进行了有效的宏观调控，极大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总的来说，1994年以来的中国财政政策在政策取向上，以1998年下半年为分水岭，前后分别择机实施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充分显示中国政府驾驭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日渐成熟。
一、“适度从紧”财政政策：实现经济增长“软着陆”
（一）宏观经济背景。
1．从1993年开始中国经济出现过热现象。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时，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重要思想。以此为契机，我国开始进入新一轮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一举扭转了1989年和1990年经济低速增长的态势，国民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1992年开始的新一轮经济增长，在取得巨大的社会经济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
虽然国内生产总值（按可比价格，以下同）的增长速度1992年和1993年分别为14．2％和13．5％，改变了1989年和1990年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不利局面，但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不容忽视的现象，即开始出现经济过热的苗头。突出表现在：从1992年起，作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主要因素的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1992年至1993年增速分别为42．6％和58．6％，大大超过以往的增长速度。投资需求带动了消费需求，当时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的双膨胀，加剧了商品供给的短缺状况，造成1993年至1994年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分别上升了13．2％和21．7％，产生了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增长过快带来的经济过热与严重的通货膨胀，成为社会经济稳定的巨大隐患。
2．中央针对经济过热适时提出“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尽管1994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为12．6％，略低于1993年的增长速度，但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却成为自改革开放以来最高的一年，通货膨胀严重。为此，当时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抑制通货膨胀摆在了该时期经济工作的首位。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多次出现经济过热现象，为了给经济过热降温，受当时宏观调控经验不足的局限，往往采取“紧缩到底”的政策手段，使经济由过热一下子陷入过冷。这种热与冷的转换，好像是快速行驶中的急刹车，经济过热是消除了，但又面临着如何启动经济的问题。热与冷的骤然交替，造成剧烈的经济波动，对国民经济运行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1988年的经济过热与通货膨胀以及随后1989年和1990年国民经济的低速增长，使决策部门认识到，必须改变过去那种“一松就热、一紧就冷”的传统做法，做到既要为经济过热降温，也要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速度，防止经济运行中的大起大落现象再次发生。于是，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路，中央适时提出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对过热的经济实施恰如其分的宏观调控，实现“高增长、低通胀”的新的经济发展态势。
（二）“适度从紧”财政政策的内涵。
1．目标。
（1）遏制通货膨胀是首要目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适度的物价稳定是社会经济活动赖以存在的基础，是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主要标志。但是，我国1993年和1994年的高通货膨胀率，不仅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顶峰，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这么高的通货膨胀率，对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无论是对国家、企业，还是对城乡居民个人都具有颇大的危害性，这已为世界各国的实践所验证。在经济体制转轨阶段，通货膨胀的压力是客观存在的，但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不可避免地就会破坏正常的经济秩序，最终导致经济增长的下降或停滞，因此遏制恶性通货膨胀便成了当时的当务之急。
（2）保持国民经济适度增长是另一重要目标。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国虽然对遏制通货膨胀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代价常常是随之而来的国民经济在低谷中运行。实践证明，这种经济过热中的“急刹车”做法，同样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
1988年，为了抑制严重的通货膨胀，我国在财政政策上采取了严厉的紧缩措施，通货膨胀率虽然是明显降了下来，但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国民经济连续两年萎靡不振，致使1989年和199o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仅为4．1％和3．8％。改革开放以来，保持国民经济的适度增长一直是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核心内容，是实现我国经济腾飞的必要条件，遏制通货膨胀不能以牺牲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为代价。
鉴于此，在实现遏制通货膨胀的同时，还必须保持国民经济的适度增长，这是“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的另一重要目标。
2．政策主要内容。为了抑制经济过热，1993年下半年，中央果断地出台了针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等的一揽子宏观调控措施，核心是采取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并与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相配合。在财政政策方面，控制支出规模，压缩财政赤字，把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从1993年和1994年的24．l％与24．8％压缩至1995年的17．8％、1996年的16．3％和1997年的16．3％；对财政信用周转金进行清理整顿，减少财政信用资金对生产企业的投入。此外，1994年还实施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税制改革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提高财政收入的“两个比重”，为中央实施宏观经济调控提供财力保证，把与速度和规模直接相联系的消费税和增值税的75％作为中央的固定收入，把与经济效益水平直接相关的所得税等作为地方的固定收入，以此限制地方对增长速度的片面追求。
3．政策特点。
（1）着眼点是经济增长的“软着陆”。“适度从紧”意味着在实施财政政策进行宏观调控中，要恰如其分地掌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在消除经济剧烈波动的同时，又保持住经济的平稳增长，即实现经济运行中的“软着陆”。“软着陆”是对经济运行状态的形象比喻，从经济意义上讲，它是指国民经济的运行在经过了一段过度扩张后，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下，平稳地回落到适度的增长区间。而“适度的增长区间”，则是指经济增长的实现与社会物力、财力等的承受力相适应，脱离了客观社会经济承受能力的过快或过慢增长都不是适度的表现。因此，“适度从紧”是为了防止宏观经济调控中的紧缩力度过大，使经济增长受到损害，不利于改革的深化。
（2）总量从紧，结构调整。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历次大的经济波动，几乎都是源于投资膨胀而引发的总需求膨胀。由于当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在初步建立中，短缺经济的影响犹在，由投资膨胀引发的总需求膨胀在短时期内难以明显得到释放，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实施总量适度从紧的宏观财政政策是必要的。值得指出的是，财政政策坚持总量上的从紧，并不意味着财政支出绝对量的减少，而是相对压缩。在这里，相对压缩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相对于上年，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下降，例如1995年至1998年的财政支出增长速度都低于了1993年和1994年的财政支出增长速度；二是指相对于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下降，例如从1995年到1997年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都低于了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吸取了以前经济过热时采取全面紧缩导致经济跌入低谷的教训，在总量从紧的大前提下，进行适时的结构调整，做到“紧中有活”，避免“一刀切”。对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对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基础设施，比如公路。铁路、农田基本建设和水利设施、环境保护项目等，对具有市场效益的企业，适当地加大公共资金投入，进行重点扶持；而对“泡沫经济”部分，对低水平重复建设部分，对单纯外延型扩张和低效益甚至无效益的部分则从紧。通过“紧中有活”的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为以后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
（3）与“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搭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两大政策工具，两者一般都搭配运用。1993年的经济过热，使中央意识到必须通过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两种宏观调控工具，给经济过热降温，遏制严重的通货膨胀。一般来说，在经济过热时，把好货币与信贷两个闸门，对于降低总需求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以投资需求过度膨胀为标志的经济过热，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运用提供了舞台。因此，“适度从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从以下三个方面发挥作用：第一，严格控制财政支出，特别是工资性支出和社会集团消费，通过调整支出结构、合理安排支出，把财政支出的增长势头控制住；第二，严格控制信用总量，合理调整信贷资金投向，严格控制固定资产贷款，严禁用流动资金搞固定资产投资；第三，在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同时，加大投资结构调整力度，重点是严控新形式项目、加大企业技改力度，投资资金用于保投产、保收尾、保国家重点等等。总的来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运用，成功地使经济过热降温，遏制了高通货膨胀。
（三）实施效果。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篇9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面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中国政府审时度势，主动应对，灵活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经济调控手段，对经济发展中的波动进行了有效的宏观调控，极大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总的来说，1994年以来的中国财政政策在政策取向上，以1998年下半年为分水岭，前后分别择机实施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充分显示中国政府驾驭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日渐成熟。
（一）宏观经济背景。
1．从1993年开始中国经济出现过热现象。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时，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重要思想。以此为契机，我国开始进入新一轮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一举扭转了1989年和1990年经济低速增长的态势，国民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1992年开始的新一轮经济增长，在取得巨大的社会经济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
虽然国内生产总值（按可比价格，以下同）的增长速度1992年和1993年分别为14．2％和13．5％，改变了1989年和1990年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不利局面，但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不容忽视的现象，即开始出现经济过热的苗头。突出表现在：从1992年起，作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主要因素的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1992年至1993年增速分别为42．6％和58．6％，大大超过以往的增长速度。投资需求带动了消费需求，当时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的双膨胀，加剧了商品供给的短缺状况，造成1993年至1994年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分别上升了13．2％和21．7％，产生了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增长过快带来的经济过热与严重的通货膨胀，成为社会经济稳定的巨大隐患。
2．中央针对经济过热适时提出“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尽管1994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为12．6％，略低于1993年的增长速度，但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却成为自改革开放以来最高的一年，通货膨胀严重。为此，当时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抑制通货膨胀摆在了该时期经济工作的首位。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多次出现经济过热现象，为了给经济过热降温，受当时宏观调控经验不足的局限，往往采取“紧缩到底”的政策手段，使经济由过热一下子陷入过冷。这种热与冷的转换，好像是快速行驶中的急刹车，经济过热是消除了，但又面临着如何启动经济的问题。热与冷的骤然交替，造成剧烈的经济波动，对国民经济运行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1988年的经济过热与通货膨胀以及随后1989年和1990年国民经济的低速增长，使决策部门认识到，必须改变过去那种“一松就热、一紧就冷”的传统做法，做到既要为经济过热降温，也要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速度，防止经济运行中的大起大落现象再次发生。于是，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路，中央适时提出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对过热的经济实施恰如其分的宏观调控，实现“高增长、低通胀”的新的经济发展态势。
（二）“适度从紧”财政政策的内涵。
1．目标。
（1）遏制通货膨胀是首要目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适度的物价稳定是社会经济活动赖以存在的基础，是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主要标志。但是，我国1993年和1994年的高通货膨胀率，不仅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顶峰，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这么高的通货膨胀率，对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无论是对国家、企业，还是对城乡居民个人都具有颇大的危害性，这已为世界各国的实践所验证。在经济体制转轨阶段，通货膨胀的压力是客观存在的，但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不可避免地就会破坏正常的经济秩序，最终导致经济增长的下降或停滞，因此遏制恶性通货膨胀便成了当时的当务之急。
（2）保持国民经济适度增长是另一重要目标。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国虽然对遏制通货膨胀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代价常常是随之而来的国民经济在低谷中运行。实践证明，这种经济过热中的“急刹车”做法，同样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
1988年，为了抑制严重的通货膨胀，我国在财政政策上采取了严厉的紧缩措施，通货膨胀率虽然是明显降了下来，但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国民经济连续两年萎靡不振，致使1989年和199o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仅为4．1％和3．8％。改革开放以来，保持国民经济的适度增长一直是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核心内容，是实现我国经济腾飞的必要条件，遏制通货膨胀不能以牺牲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为代价。鉴于此，在实现遏制通货膨胀的同时，还必须保持国民经济的适度增长，这是“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的另一重要目标。
2．政策主要内容。为了抑制经济过热，1993年下半年，中央果断地出台了针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等的一揽子宏观调控措施，核心是采取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并与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相配合。在财政政策方面，控制支出规模，压缩财政赤字，把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从1993年和1994年的24．l％与24．8％压缩至1995年的17．8％、1996年的16．3％和1997年的16．3％；对财政信用周转金进行清理整顿，减少财政信用资金对生产企业的投入。此外，1994年还实施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税制改革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提高财政收入的“两个比重”，为中央实施宏观经济调控提供财力保证，把与速度和规模直接相联系的消费税和增值税的75％作为中央的固定收入，把与经济效益水平直接相关的所得税等作为地方的固定收入，以此限制地方对增长速度的片面追求。
3．政策特点。
（1）着眼点是经济增长的“软着陆”。“适度从紧”意味着在实施财政政策进行宏观调控中，要恰如其分地掌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在消除经济剧烈波动的同时，又保持住经济的平稳增长，即实现经济运行中的“软着陆”。“软着陆”是对经济运行状态的形象比喻，从经济意义上讲，它是指国民经济的运行在经过了一段过度扩张后，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下，平稳地回落到适度的增长区间。而“适度的增长区间”，则是指经济增长的实现与社会物力、财力等的承受力相适应，脱离了客观社会经济承受能力的过快或过慢增长都不是适度的表现。因此，“适度从紧”是为了防止宏观经济调控中的紧缩力度过大，使经济增长受到损害，不利于改革的深化。
（2）总量从紧，结构调整。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历次大的经济波动，几乎都是源于投资膨胀而引发的总需求膨胀。由于当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在初步建立中，短缺经济的影响犹在，由投资膨胀引发的总需求膨胀在短时期内难以明显得到释放，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实施总量适度从紧的宏观财政政策是必要的。值得指出的是，财政政策坚持总量上的从紧，并不意味着财政支出绝对量的减少，而是相对压缩。在这里，相对压缩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相对于上年，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下降，例如1995年至1998年的财政支出增长速度都低于了1993年和1994年的财政支出增长速度；二是指相对于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下降，例如从1995年到1997年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都低于了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吸取了以前经济过热时采取全面紧缩导致经济跌入低谷的教训，在总量从紧的大前提下，进行适时的结构调整，做到“紧中有活”，避免“一刀切”。对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对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基础设施，比如公路。铁路、农田基本建设和水利设施、环境保护项目等，对具有市场效益的企业，适当地加大公共资金投入，进行重点扶持；而对“泡沫经济”部分，对低水平重复建设部分，对单纯外延型扩张和低效益甚至无效益的部分则从紧。通过“紧中有活”的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为以后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
（3）与“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搭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两大政策工具，两者一般都搭配运用。1993年的经济过热，使中央意识到必须通过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两种宏观调控工具，给经济过热降温，遏制严重的通货膨胀。一般来说，在经济过热时，把好货币与信贷两个闸门，对于降低总需求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以投资需求过度膨胀为标志的经济过热，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运用提供了舞台。因此，“适度从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从以下三个方面发挥作用：第一，严格控制财政支出，特别是工资性支出和社会集团消费，通过调整支出结构、合理安排支出，把财政支出的增长势头控制住；第二，严格控制信用总量，合理调整信贷资金投向，严格控制固定资产贷款，严禁用流动资金搞固定资产投资；第三，在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同时，加大投资结构调整力度，重点是严控新形式项目、加大企业技改力度，投资资金用于保投产、保收尾、保国家重点等等。总的来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运用，成功地使经济过热降温，遏制了高通货膨胀。:
（三）实施效果。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篇10
[关键词] 财政政策；中国
财政政策是通过税收和公共支出等手段来实现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等宏观经济目标的长期和短期财政战略，是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根据财政政策在调节国民经济总量方面的功能可将财政政策划分为扩张性政策、紧缩性政策和中性政策。
一个国家在一定经济发展阶段实施何种财政政策，要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相机抉择。宏观经济运行千姿百态，但概括起来讲，也就是三种类型。一种类型是社会总供给大于社会总需求，即“通货紧缩”，表现为物价总水平下降。应对通货紧缩局面，应该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第二种类型是社会总供给小于社会总需求，即“通货膨胀”，表现为物价上涨。这种情况下，应该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第三种类型就是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基本平衡，但在结构上有矛盾，冷热并存，发展不均衡。此时应采取稳健财政政策，即在总量上不做太大的动作，但在结构上有保有压，加强薄弱环节，压缩过热行业的投资。
我国自1998年以来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其实质就是一种扩张性财政政策。2005年根据我国国情和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发展，从实际出发，我国实施了稳健的财政政策，现就两种财政政策的实施背景、作用综述如下。
一、积极财政政策
1、实施背景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直接导致了国际市场需求萎缩，进而演变为全球经济衰退．造成世界经济普遍性的生产过剩和通货紧缩。作为亚洲国家最大贸易伙伴，亚洲金融危机无疑对我国经济运行产生重大冲击。从当时国内经济情况看，物价水平持续下跌，经济增长速度回落，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出现不足，居民收入增长放慢、失业压力增大；同时，国际市场需求低迷导致了我国出口不振．大大降低了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这些都充分说明我国经济进入了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的发展阶段。面对这种从未出现过的极其复杂的经济形势，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及时果断地做出了实施以增发国债、扩大内需、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刺激消费、扩大出口为主要内容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措施包括：一是发行长期建设国债，带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二是调整税收政策，刺激需求增长。三是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改善居民消费心理预期。四是规范收费制度，减轻社会负担，推动扩大消费。五是支持国民经济战略性调整，促进国有企业改革和产业结构优化。
2、积极作用
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近七年的时间里．在促进经济增长、调节供求关系和克服通货滞胀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1）促进经济平稳发展。大规模的国债投资不仅有效遏制了经济增速下滑的局面，而且抑制了通货紧缩。1998－2004年间，国债建设资金年均拉动经济增长为1．5个百分点－2个百分点，gdp年均增长8.56％，物价水平总体稳定。
（2）优化经济结构。积极财政政策着眼于短期需求管理和长期供给管理有机的结合，在加强基础设施的同时，通过国债资金的直接投入、税收政策等措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改造传统产业，支持一些符合产业结构发展方向的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的技术改造，推动了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
（3）增加就业。七年来，国债资金支持的一大批新项目及其配套项目的建设共增加就业岗位700万－1000万个，对拉动相关产业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刺激作用。
（4）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通过对中西部地区进行倾斜性财政资金安排，进行了诸如西电东送、青藏铁路、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六小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建设，改善了这些地区的投资经营环境，加快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步伐，使东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格局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总之，作为一项反周期宏观政策，积极财政政策基本上是恰当的，它对中国经济社会相对平衡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3、负面效应
但积极财政政策毕竟是宏观“反周期”操作，是适用于经济低迷阶段的一种政策。从2002年下半年起，我国经济开始逐步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2003年国民经济终于走过由相对低迷向稳定高涨的拐点，gdp增长速度跃为9％以上。此时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主要是部分行业和地区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倾向有所加剧，货币信贷增长偏快，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制约越来越明显，并带来煤、电、油、运和原材料的供应紧张局面。
二、稳健财政政策
1、实施背景
2003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开始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经济增长进入新一轮周期的上升阶段。一是经济增长接近潜在水平。2003年gdp增长9.3％ ，2004年增长9.5％，部分行业瓶颈约束或资源约束的出现，表明gdp增幅已接近潜在产出水平。二是物价趋于上升。2003年居民消费价格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分别上涨1.2％和0.1％，2004年则分别上涨3.9％和2.8％。三是失业率升势趋缓。2003年全国城镇就业增加859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3％；2004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员98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比上年下降0.1％个百分点。四是出现局部投资过热。2003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比消费品零售额增长速度高了17.6％个百分点。当年投资率上升到42.3％，比2002年增加了3.1个百分点，接近于1993年经济严重过热时的水平(当时投资率为43．5%)。为此，国家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货币手段(如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提高利率等)和行政手段等，以逐步控制经济局部过热的迹象。虽然2004年5～6月在宏观调控影响下，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明显下降，但在2004年7～10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又出现明显的反弹迹象，增长率分别为31.4％ 、26.3％ 、27.9％ 、26.4％。在国民经济已发生经济周期阶段转换和出现局部过热的形势下，如果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将不利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和减轻通货膨胀压力。
同时，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问题也凸现出来。一是经济增长方式与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更加尖锐。目前中国石油、天然气、煤炭、铁矿石、铜和铝等重要矿产资源人均储量分别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11％、4.5%、79% 、42%、18%和7.3％，特别是2003年中国gdp占世界的4％，但消耗占世界的比重：石油为7.4％ ，原煤为31％ ，铁矿石为30％，钢铁为27％，氧化铝为25％，水泥为40％，说明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已成为宏观调控的一项紧迫任务。二是国内经济和社会结构性矛盾也比较突出。投资占gdp的比重过高，消费需求对gdp增长率的贡献下降。此外，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在扩大。
近年来财政收入虽然大幅增长，但由于中国转型期财政支付改革成本不断增加，支持经济发展的任务十分繁重，以及加强宏观调控的需要，因而伴随积极财政政策而来的公共风险也在加大，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增长很快。
由此可见，积极财政政策已完成其历史使命，财政政策的调整、转型势在必行。
2、可行性
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有它的可行性。表现在：
（1）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带动了投资、信贷增长偏快，结构性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势必影响到宏观经济的发展，如果继续实施这一政策，不仅不利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而且易于形成逆向调节；不仅不利于减缓通货膨胀的趋势，而且易于加剧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程度，加大经济健康运行的风险和阻力，对此，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已不合时宜，应当适时转向。
（2）从规避风险的迫切性看，也需要加快调整现行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主要是通过政府大量发行国债进行基础建设投资而实现的，一方面使得经济的增长过份依赖于国债的发行，另一方面，也使得国债的规模越来越大，到目前为止，仅长期建设国债累计额就达到了9100亿元之巨，而且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偏高，经济中积累了大量的或有负债，增加了财政运行的压力。
（3）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使得我国经济已基本上走出通货紧缩期，进入新一轮的上升期，经济自主增长的能力明显增强，社会上已有大量的资金在涌动，人们的投资意识在逐渐增强，足以缓和由于政府减少投资而带来的对经济的波动。
3、目标
财政政策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手段，其目标的确定必须服务服从于国民经济宏观的总体要求。稳健的财政政策要服从服务于改革发展大局和中央宏观调控大局，宏观上既要防止通货膨胀苗头的继续扩大，又要防止通货紧缩趋势的重新出现；既要坚决控制投资需求膨胀，又要努力扩大消费需求；既要对投资过热的行业降温，又要着力支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因此，稳健的财政政策必将有助于防止经济大起大落，控制通货膨胀．保持经济平稳增长。
4、主要内容
稳健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概括起来，就是四句话，十六个字：控制赤字、推进改革、调整结构、增收节支。
（1）控制赤字，就是适当减少中央财政赤字，但又不明显缩小，松紧适度，重在传递调控导向信号，既防止通货膨胀苗头的继续扩大，又防止通货紧缩趋势的重新出现，体现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巩固和发展宏观调控成果的要求。
（2）推进改革，就是转变主要依靠国债项目资金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按照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的原则，在继续安排部分国债项目投资，整合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保证一定中央财政投资规模的基础上，适当调减国债项目资金规模，腾出更多财力，用于支持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为市场主体和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公平和相对宽松的财税环境，建立有利于经济自主增长和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体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
（3）)调整结构，就是在对总量不做大的调整和压缩的基础上，进一步按照科学发展观和公共财政的要求，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和国债项目资金投向结构，区别对待、有保有压、有促有控，对与经济有关的、直接用于一般竞争性领域等的“越位”投入，要退出来、压下来；对属于公共财政范畴的，涉及到财政“缺位或不到位”的，如需要加强的农业、就业和社会保障、环境和筹”和调整经济结构的要求。
（4）增收节支，一方面，在总体不增税负或略减税负的基础上，通过严格依法征税，堵塞各种漏洞，把该收的收上来，确保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应收尽收本身就是宏观调控。另一方面，严格按预算控制支出特别是控制一般性支出的增长，在切实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上花大力气，下大功夫，体现配合宏观调控和建立节约型社会的要求。
总之，根据我国国情和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发展，从实际出发，中央确定了财政政策的取向，做出了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以代替积极的财政政策，这是一种客观的、必然的、符合现实的科学选择。
三、展望
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期，是中国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阶段。“十一五”时期中国经济仍将处在高位运行态势。在这种情况下，不宜实施以扩张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但经济结构性矛盾的解决，特别是加快农业、能源交通、教育科技、消费服务业、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发展，还需要保持一定的财政政策力度，尤其是财政面临支持各项改革、支付改革成本的压力较大。因此，也不宜实施全面紧缩的财政政策。因而“十一五”时期特别是前期应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为了达到良好的效果，应用注意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公共卫生体系、义务教育制度。
2、运用税收手段对企业科技创新、环保、循环经济等项目加大税收扶植力度；对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低层次重复建设等项目的企业进行重税。
3、放开针对限制民间资本进入的领域，积极鼓励民间资本进行高科技、环保、旅游等的投资。
4、及时推出物业税、加大地方政府的经济实用房的规模，切实控制房地产的投机，减轻居民的支出压力，稳定社会，提高其他领域的消费。
5、进一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完善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稳定粮食最低收购政策、坚决控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继续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6、转变城市居民就业观念、通过培训、发展第三产业、继续引导民资、吸引外资投资实业，努力降低失业人口率，创造和谐的社会生活环境。
参考文献
1、刘海涛，冯海燕.积极到稳健财政策的转型分析.中国林业企业，2005，72（5）：37－39
2、金人庆.关于财政政策的几个问题.维普资讯http//，2－12
3、苏明，陈少强.中国当前的财政政策及趋势.上海经济研究，2005，9：1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