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的基本要素篇1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竞争；分割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劳动力资源配置
市场经济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为基础的经济运行方式，其核心是通过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使社会有限的资源、特别是劳动力资源配置到效率或效益最高的部门或领域。市场机制之所以能够对劳动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是由于各种市场经济规律综合作用下而形成的自发调节资源合理分配的机理。这种机理突出表现在市场信号（市场供求与市场价格）能够正确地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并在市场竞争机制作用下，诱导资源由供给过剩向供给不足、由效益低向效益高的部门或领域流动。由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使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以最有效的方式得到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与重新配置，是以市场信号为导向，以市场竞争为动力，以劳动力流动为条件。唯有不息的流动才能不断地配置劳动力要素于社会生产率最高或劳动力边际产出最大的部门或领域。因此，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之一。
同其他社会形态的市场经济一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其配置对象不仅仅是生产资料，还包括其他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要素。在诸生产要素中，劳动力要素居于首要地位，如果其他生产要素是由市场配置的，唯独劳动力这个活的、能动的要素，是由行政计划配置的，企业一定活不了，国民经济也一定活不了。如果把劳动力要素排除在市场机制配置之外，这种市场经济就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迄今为止，不管是哪一个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都没有把劳动力排除在市场机制作用范围之外，世界上就根本不存在没有劳动力市场的市场经济。又要搞市场经济，又不承认存在着劳动力市场，这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劳动力市场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是与传统经济体制下行政计划配置劳动力资源方式相对而言的。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同其他资源一样，是伴随着政府的计划而确定的，而政府的计划又是跟着政府的决策转，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和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所依赖的客观经济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市场对劳动力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作为弥补市场失灵的政府计划和决策，不但不能破坏这个基础，还必须服从于市场的健康运行，有利于市场配置基础作用的有效发挥。只有用市场机制配置劳动力资源，才能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
所谓劳动力市场，概括地说，就是劳动力供求之间在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上达成一系列合约的总和。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是完全出于自愿而进行的劳动力交换活动，反映了以劳动力交换合约为基础的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只有当这种关系成为一种普遍而非单个偶然的社会现象时，才成为劳动力市场。就其结果而言，社会上大量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过程，同时就是劳动力资源在各种用途之间的分配过程。只不过这种分配是通过劳动力交换并由价格引导而自发实现的。可见，劳动力市场的基本功能乃是配置劳动力资源。进一步说，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形式上是劳动力供求双方一系列自由的劳动力交换活动，但这种交换活动实际完成的却是劳动力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
二、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运作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经济早期雇佣工人起源的研究，撇开了对劳动力资源的分配功能，劳动力市场反映的是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这一交换关系，这一交换关系是与雇佣工人的形成联系在一起，并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的产物。马克思的分析表明，现代雇佣工人的前身是受土地束缚的农民，农民之所以成为雇佣工人，必须具备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农民与土地等生产资料相分离而变得一无所有，转让劳动力使用权是唯一的谋生手段；二是农民摆脱封建宗法关系的束缚和人身依附而成为自由人，从而拥有对自己劳动力自由的转让权。马克思的上述分析，显然是从劳动力供给这个侧面阐述了早期劳动力市场形成的历史条件，但对于劳动力市场分配劳动力资源的功能，以及劳动力市场实际运作过程中劳动力供求双方交易的行为规律及行为基础并未深入探讨。
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形式上是劳动力供求双方一系列自由的交易活动，但这些交易活动实际完成的却是劳动力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劳动力买卖当事人的行为及动机怎样，构成了劳动力市场运作最基本的规定。劳动力市场运作对劳动力供求双方行为及动机的基本的规定是：一、劳动力供给者只有通过劳动力的出售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因此，他必须是一个具有理性行为的自由人。所谓“理性行为”，即劳动力的供给者具有追求收入和福利最大化的动机。正是这种动机支配着劳动力供给者的行为。所谓“自由人”，即劳动力供给者对其劳动力具有自由的转让权，没有任何形式的人身依附关系，也不存在任何超经济的强制。因为，对于商品交换来说，除了它自己的性质所决定的交换者双方以契约形式表现的权利关系以外，不应带有任何形式的强制关系。货币所有者能够在市场上找到劳动力，只是因为劳动力的所有者愿意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售。而劳动力要成为商品，首先必须是劳动力的所有者是自己人身的自由所有者，能够支配自己的劳动力。其次是劳动力需求者必须是独立自主的经济人。所谓“经济人”乃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经营动机，这个动机决定着厂商对劳动力的需求。显而易见，只有劳动力供求双方作为“理性的自由人”和“独立的经济人”的身份出现时，才能发生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的自由交易活动，而正是这些活动本身构成了井然有序的劳动力市场的实际运作。
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运作的基本特征是：
（1）市场主体地位明确，通过双向选择实现就业。劳动者作为就业主体，具有支配自身劳动力的权利，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和市场价格的信号，选择用人单位；用人单位作为用人主体，具有按照生产经营需要和工作岗位特点选择必要数量、相应素质劳动力的权利。这就是劳动者的择业自主权和用人单位的用人自主权。这种双向选择权利的充分贯彻，需要有一个统一、开放的市场，不仅要消除所有制、职工身份的界限，还要冲破城乡隔离、地区封锁的格局。劳动力必须能够自由地在各个部门、地区和企业之间流动，不存在任何行政规定和人身依附性而阻碍这种自由流动。劳动力的供给方能否自主决定劳动力使用权转让或是否为自由人这一劳动力市场的基本规定之一，是由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来体现和印证，而劳动力的现实流动则是实现劳动力资源在各部门、各地区、各企业优化配置的充分条件，没有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调节资源分配的劳动力市场就失去了生命。（2）是价值规律、供求关系调节着劳动力的流动。劳动力供求双方的行为都接受价格信号（工资率）的引导，这一信号引导或调节着劳动力资源在社会各种用途之间的分配。在劳动力市场上，价值规律的作用，是通过收入分配反映出来的，劳动者主要是根据劳动力价格信号来决定就业或转业；用人单位则主要根据社会平均劳动力价格信号及经营情况调节分配和用人数量。在一定时期内，需要就业的劳动者或多或少，用人单位需要的用人数量也各有不同，这种供求关系也直接影响着收入分配的变化。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共同决定着劳动力的配置和组合，推动着劳动者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的合理流动。显而易见，价格（即工资率）作为劳动力需求与供给之间的一种比例，既是反映现有劳动力在各部门、各企业供求状况的显示信号，同时又给出了引导劳动力供求状况，以及进一步调整的指示信号；不仅引导劳动力供求行为调整，而且同时也受劳动力供求状况的左右，由劳动力供求双方利益的共同平衡点来决定工资率的水平或具体位置。因此，任何单个劳动力供给者和需求者都以这个社会决定的工资率为前提，按照各自利益最大化原则决定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数量。如果说，在劳动力市场上有谁来主持劳动力资源分配和保证劳动力供求双方行为必须按照市场规则行事的话，那么，它决不是具体的人或者人格的代表（如政府），而是劳动力的价格即工资率这只“看不见的手”和劳动力供给之间、劳动力需求之间以及劳动力供求之间的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竞争的规律会为劳动力供求双方恪守劳动力合约并在合约范围内行事强制地开辟道路。利益驱动和自由竞争是劳动力市场调节劳动力资源分配至高无上的权威，是劳动力市场的灵魂。
从目前中国劳动力资源配置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弊端来考察，也大都可以从排斥市场机制和市场化程度低中找到根源，这些问题同样有待于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来解决。因此，提出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确认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方式，不仅是理论探索的必然，也是中国劳动就业体制改革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转换，如何适应整个经济体制市场取向改革客观要求的必然选择。
劳动力市场的基本要素篇2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述评启示
国外文献综述与启示
（一）刘易斯无限供给劳动力转移模型
刘易斯模型是在“零值劳动力”、“工资不变”和“资本家剩余”三个基本假设的基础上阐述了二元经济的发展过程：欠发达经济中存在两个部门：一个是以传统生产方法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很低、收入仅够维持生计的传统部门；另外一个是以现代化方法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超过传统部门的城市工业部门；传统部门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劳动力供给的弹性是无限的，因此工业部门只要支付略高于农村维持生计收入水平的工资，就会获得无限的劳动力供应；二元经济的发展表现为一个现代部门不断扩张和传统部门逐渐缩小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通过收入分配向利润倾斜所导致的现代部门迅速的资本积累以及现代工业部门从传统部门吸收劳力和经济剩余来实现的。
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的开创性在于不是停留在对二元经济结构的描述层面，而是由这种落后状态推论出一种发展模式，提出了一整套内容广泛的对内对外经济改革建议。然而，在刘易斯的观点中忽视了农业自身的发展在二元经济中的作用，所以，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为发展中国家指出了一条工业化的道路，加速了农村劳动力要素从农村向城市的单向流动，但是，当与转移来的农村劳动力要素相结合的城市资本供给出现告急，或者说，城市资本聚集的速度小于劳动力要素向城市转移的速度时，就会产生像我国的“农民工边缘化”现象。
（二）费景汉-拉尼斯模型
针对刘易斯模型的缺陷，费景汉与拉尼斯提出了二元经济发展的三阶段模型（JohnC.H.Fei，1964）。此模型假设由于制度性原因，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是固定的，在此基础上将经济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品接近于零（农业部门劳动力转移的机会成本很小），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由于存在“零值劳动力”，因此农业产出水平不会因为劳动力的减少而下降，劳动力的转移不会受到阻碍。
第二阶段，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品大于零，但低于“制度工资”水平，农业部门存在“隐蔽失业”，在此阶段，如果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那么随着劳动力的转移，农业产出水平将会下降，因而可能发生粮食短缺，并引起粮食价格上涨和工业部门工资水平上升，最终引起经济增长和劳动力转移过程缓减甚至停滞。因此，费景汉与拉尼斯认为需要保持农业生产率的同步提高，以此来增加农业剩余和释放农业劳动力。
第三阶段，当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上升到“制度工资”的水平，就意味着整个经济——包括劳动力的配置——完全商品化了，经济发展将由二元的劳力剩余型经济转化为一元的资本主义经济。在这一阶段，由于农业生产实现了资本化，因此工业部门要想通过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扩大再生产就必须在劳动力市场上与农业部门展开竞争，而竞争的前提条件是必须使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大于或等于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水平，结果，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也将加速增长。
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在农村劳动力要素转移的过程中，虽然考虑到了这种劳动力要素从农村向城市单向流动时，会引起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品的变化，从而促进了劳动力要素供需机制的形成，避免了刘易斯模型所带来的这种局面：劳动力要素有足够的动力流动，却不能充分地和资本结合。换言之，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可以让劳动力要素随着资本聚集的速度流动（必要的时候还可能出现劳动力要素回流的现象，我国沿海一带的“民工荒”或多或少地可以反映这一点），从而让劳动力要素更加充分地和资本结合。但是此模型有一个很强的潜在假定：即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要素已经和土地要素及资本要素充分结合了。这一点和我国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合，例如，邓晰隆的研究成果测度出我国2003～2006年度农村生产要素综合市场化程度平均为23.87％（邓晰隆，2007），这足以证明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在解决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局限性。
（三）托达罗的“预期收入”模型
托达罗认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决策是根据“预期收入”最大化目标做出的，这种决策主要依据城乡实际工资差距与农村劳动力在城市能够找到就业岗位的概率。由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根据预期的城乡收入差距而不是根据实际城乡收入差距作出的，因此尽管城市也存在大量失业，农村人口仍然源源不断地涌入城市，造成了城市劳动力市场严重失衡，使失业问题更加严重（托达罗，1999/1997）。由此，托达罗认为，按照刘易斯模型采取资本向现代工业部门倾斜的工业化战略并不能够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相反应当扩大农村中的就业机会，鼓励农村的综合开发，以缩小城乡就业之间的不平衡，从而缓解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
从此模型中可以发现：实际上农村劳动力要素市场和城市劳动力要素市场存在着巨大差异，两种市场的不兼容导致严重的农民工问题，这一点与我国户籍制度限制下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是相吻合的。但是，托达罗的“预期收入”模型所提出的“扩大农村中的就业机会，鼓励农村的综合开发”等构想在我国的实际操作中是需要以例如“户籍制度、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农地承包制度”等关键问题的解决为基础的。
国内文献综述与启示
国内学者对农村劳动力要素的研究较多地结合了我国的实际情况，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规模不断扩张，城市化水平滞后和城乡工资差距不断扩大，以及沿海出现民工荒的现象出发，首先考察了我国城乡政策制定中特殊的制度背景。我国有关城乡劳动力流动的政策一直是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进行限制和管理的政策，而这些都体现了有关城乡劳动力流动政策的城市倾向性，是在城市居民出于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影响政府决策的机制下形成的（蔡等，2004）。农民工进城打工，首先遭遇的就是就业歧视或就业权利不平等。农民工不仅被剥夺了成为城市国有企事业和行政单位正式职工的资格，而且还从制度上被排斥在城市部分就业岗位之外，这使得农民工只能进入城市的“第二劳动力市场”（蒋国保，2005），即便如此，当城市政府面临解决城市下岗工人再就业压力的时候，这些农民工还面临着随时被解雇的命运（余红等，2006）。正所谓“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事的是城市剩余的工作”，这是现在城乡劳动力市场的突出问题——劳动力市场分割。
对于这种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张文龙等从技术和经济性质的层面进行了界定，认为：工资合约的不同性质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最主要标志，把具有平均主义或相对平均主义基本特征的所有合约总称为体制内劳动力市场，把具有工资——劳动边际产品对应的基本特征的所有合约总称为体制外劳动力市场。不同工资合约的性质有所差别，可以称之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张文龙等，2005）。在这种制度性分割下，农村劳动力要以低工资水平和低劳动权益保障为代价，才能赢得在非国有部门就业的竞争优势。由此王德文等认为导致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因素主要有：户籍以及由户籍制度引发的养老、医疗、住房、子女教育等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分割；有限的城市就业总量；劳动力市场不完善的法制建设和对非国有部门劳工保障监督的缺失。
在深入探讨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过程中，陈钊、陆铭则认为：城乡分割政策的更为根本的制度因素是城市单方面拥有城乡政策的决策权。人口多而资本少的历史条件是导致城乡分割的重要背景。也正因此，随着城市发展中资本的不断积累，城市的生产活动开始对农村劳动力产生需求，于是城市所制订的城乡政策就逐渐在农村劳动力流入的控制上有所松动。这种政策转变是城市从自身利益出发的决策结果，它提高了城市居民的福利水平。然而，进城民工在为提高城市人口福利水平做出贡献的时候，却同时承受着来自于城市的歧视，这种歧视也成为导致城乡分割政策形成的原因之一；相反，城乡之间长期沉淀下来的收入水平、文化背景以及生活质量等方面的感知差异程度，决定了农民工所感知的最佳城市规模大于城市居民所感知的最佳城市规模的程度。
当农民工迁往城市的数量超过城市居民感知的最佳规模时，城市居民就会感到拥挤，代表城市居民利益的城市政府就会设置各种“政策门槛”排斥农民工的继续进入，这种感知差异也是导致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政策形成的重要原因（邓晰隆，2008）。所以，要实现从城乡分割到城乡融合的转变，除了随着城市的资本积累而不断地增加农村向城市的移民外，更为根本的是必须改变城市单方面地制订有利于自身的政策这一现状。
国内学者的研究大都从我国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的现实出发，分别对我国城乡二元分割的劳动力市场进行描述性研究和制度性分析研究，理论成果丰富，对策建议也具体，但这些研究更多地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概念狭义地局限在农村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而笔者认为，劳动力要素的流动应该体现出三个方面，劳动力要素从农村流向城市，劳动力要素从城市流向农村，劳动力要素在农村与农村之间流动。从研究现状来看，国内学者更加注重对第一种情况的研究。
结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国外的研究成果尽管不能直接所用，但它们为我们理性思考当前农村劳动力要素转移提供了规范的研究方法和基本思路，尤其是托达罗的“预期收入”模型对作者的启发甚大。国内学者的研究恰好弥补了国外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经典理论对我国城乡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现实了解的不足。但是，如果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概念狭义地局限在农村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那么笔者认为现有的研究成果已经将“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解决推到了最优求解的极端，但这种结果仍然不能使我们满意，虽然将农地私有化的农地产权人格化改革不可能实现，但是将农地承包权赋予“继承性”是可以尝试的。这些思路将会为我们在“农村劳动力要素在农村与农村之间流动”的领域做出贡献性研究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刘易斯.二元经济论[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2.费景汉，拉尼斯.劳力剩余经济的发展[m].华夏出版社，1989
3.托达罗.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4.宋洪远.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问题分析[a].载兆详（主编）.转轨中国审视社会公正和平等[C].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5.蔡昉等.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学[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劳动力市场的基本要素篇3
关键词：要素替代弹性；要素价格扭曲；资本深化；劳动收入份额
文章编号：2095-5960（2017）01-0001-13
中图分类号：F063.2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初次收入分配向资本倾斜，劳动收入占比重逐年下降的趋势非常明显（李杨和殷剑锋，2007；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李稻葵、刘霖林和王红领，2009；张车伟和张士斌，2010；Karabarbounis和neiman，2014）[1][2][3][4][5]。劳动收入份额不断下降不仅进一步扩大了社会贫富差距，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也会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影响，如使投资规模不断攀升以及消费需求低靡等，最终将影响到我国经济的未来发展模式。这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学者们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的原因进行了大量而深入的研究，其主要观点大体可以分为如下几种：
第一，GDp中劳动收入份额演变的U型规律所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趋势呈现U型规律，我国初次收入分配中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趋势是基本符合这一规律的（李稻葵、刘霖林和王红领，2009；罗长远和张军，2009）[3][6]。也就是说，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经阶段。
第二，技术进步。将偏向型技术进步视为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因素是理解发达国家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代表性视角（Bentolina和Saint-paul，2003；Guscina，2006；罗长远，2011）[7][8][9]。我国的一些学者也将劳动收入份额变动与偏向型技术进步联系起来。罗长远（2009）[10]
、黄先海和徐圣（2009）[11]以及张车伟和张士斌（2010）[4]等认为，劳动节约型的技术进步是造成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刘丽和任保平（2008）[12]、戴天仕和徐现祥（2010）[13]、陈宇峰、贵斌威和陈启清（2013）[14]以及王燕和陈欢（2015）[15]等的研究发现，中国的技术进步大体上是偏向资本的，因而降低了劳动收入报酬份额。杨俊和邵汉华（2009）[16]的研究发现，我国具有资本增强属性的技术进步和过快的资本深化，偏离了现阶段我国要素禀赋结构，显著降低了我国劳动报酬份额。姚慧泽和石磊（2014）[17]认为，在新古典分配的框架下，要素密集度差异扩大会导致要素替代弹性变大，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更为容易，这降低了我国的劳动收入份额。
第三，经济结构。经济结构变化也是西方学者解释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一个视角（Solow，1958；Kravis，1959）[18][19]。在我国，经济结构因素（产业结构、要素市场结构、产品市场结构、所有制结构和经济治理结构）也被视为引起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重要因素。具体的研究有：产业结构演变（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罗长远和张军，2009；李稻葵、刘霖林和王红领，2009；钱晓烨和迟巍，2011；吴振华，2015）[2][6][3][20][21]；劳动力在部门间转移存在阻力（李稻葵、刘霖林和王红领，2009）[3]；要素市场分割加剧资源错配程度（王宋涛、温思美和朱腾腾，2016）[22]；要素比价扭曲（李文溥和李静，2011）[23]；劳动力无限供给（龚刚和杨光，2010）[24]；国有富余人员进入劳动力市场对工资形成的打压（陆铭和蒋仕卿，2007）[25]；产品市场垄断加剧和国有部门改制引起的劳动力市场环境改变（白重恩、钱震杰和武康平，2008）[26]；民营化（罗长远和张军，2009；常进雄和枫，2011）[6][9][27]；地区间经济增长竞赛强化了资本的要价能力（罗长远和张军，2009）[9]。
当然，除以上述主要观点外，学术界关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原因的观点还有很多。例如，全球价值链（张少军，2014）[28]；FDi（邵敏和黄玖立，2010；唐东波，2011；钟世川，2015）[29][30][31]；国际贸易（余淼杰和梁中华，2014；钟世川，2015）[32][31]；国际生产分割的上升（蒋为和黄玖立，2014）[33]；经济发展水平（罗长远和张军，2009；常进雄和枫，2011）[9][27]；政府财政支出（罗长远和张军，2009）[9]等等。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并没有形成共识。实际上，无论原因是什么，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会最终体现在对要素价格和要素数量的影响上。因此，本文将劳动收入份额与我国现实中存在的要素价格扭曲和资本深化特征联系起来，以解释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现象。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我国要素市场上存在的要素价格相对扭曲导致了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其作用途径是：要素价格相对扭曲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资本深化劳动份额下降。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给出了劳动收入份额与要素价格扭曲之间关系的一个简单理论分析框架，第三部分实证分析劳动收入份额和要素价格相对扭曲之间的关系，第四部分对要素价格相对扭曲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机理进行了深入探讨，第五部分是结论以及政策建议。
=1）是根据张军、吴桂英和张吉鹏（2004）[39]以及各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所用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各省统计年鉴。
运用上述数据，我们对（5）式进行回归，结果见表1（括号内为t统计量）。同时，我们也运用估计结果计算了不同时期的要素替代弹性参数，结果见表2。
显然，上述研究结果与现有的很多研究成果相吻合。王宋涛和温思美（2015）[40]认为，虽然学术界对我国要素替代弹性的大小尚存在争议，但总体而言，更多研究认为中国的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大于1。例如，张明海（2002）[37]、袁富华和李义学（2009）[41]、陈晓玲和连玉君（2012）[42]、张月玲和叶阿忠（2014）[43]以及王宋涛、魏下海、涂斌和余玲铮（2012）[44]等。
2.我国的要素价格相对扭曲程度
在我国，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产品的市场化已基本完成，但是要素的市场化却严重滞后。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各级政府出于对经济发展和政策干预目的，仍然保持着对各种关键要素资源的配置、管制权和定价权（蒋含明，2013）[45]，导致要素市场价格与机会成本产生偏差或背离，即要素价格扭曲。
关于要素价格扭曲程度的度量，根据上文理论分析可知，除了可以通过现实的利率/工资率比率（r/w）来观察外，还可以从要素价格扭曲的定义出发，通过比较要素的边际产出和现实中的要素价格，直接测度要素价格的扭曲程度。根据上文的实证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的要素替代弹性σ大约等于1，由理论分析可知，在这种情况下要素价格扭曲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不会很大。因此，我们的研究主要关注20世纪90年代后要素替代弹性σ>1的情形。
下面，根据DisK=mpK/r、DisL=mpL/w以及DisKL=DisKDisL=mpK/rmpL/w，我们将测度我国1990―2013年资本和劳动两种要素价格绝对扭曲程度以及资本-劳动价格相对扭曲程度。在测算资本和劳动的边际产出mpK=Y/K1+[（1-α）/α]（K/L）ρ和mpL=Y/L1+[α/（1-α）]（K/L）-ρ时，除了需要产出Y、资本K和劳动L的数据之外（见表3），还需要对要素替代弹性参数ρ以及资本密集系数α进行赋值。根据上述估计结果，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ρ值大约在-032―-027之间，其均值大约在-03左右，这符合大多数学者认为σ在1―2之间的结论。因此，取ρ为-03。同样，根据上述估计结果，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α值大约在057―088之间，均值大约在073左右，因此，取α为073。然后，根据以上公测算我国要素价格扭曲程度的数值，如表3所示。其中，测算资本和劳动的边际产出以及要素价格扭曲程度时所用的各年产出、资本和劳动力的数据为上文实证研究中各省数据的加总；利率和工资中1990―2011年的数据来自于王宁和史晋川（2015）[46]，2012―2013年的数据是根据其方法测算。
表3中的结果显示，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的价格绝对扭曲都呈现出负向扭曲（DisK=mpK/r>1和DisL=mpL/w>1），但比较两种生产要素价格绝对扭曲程度后发现，资本要素的价格扭曲更为严重（王希，2012；陈彦斌、马啸和刘哲希，2015；王宁和史晋川，2015）[47][48][46]，即资本-劳动价格相对扭曲值大1（DisKL=DisKDisL=mpK/rmpL/w>1）。
其原因在于：从理论上讲，政府既可以干预劳动的价格，也可以干预资本的价格，但是，由于劳动力资源的所有权属于劳动者本身，劳动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效用判断进行流动，这就决定了劳动是一种相对富有弹性的生产要素，如果通过行政手段强制性给劳动者定一个低于均衡价格的工资，势必引起劳动力资源的流动，也会引起劳动者的抵制而不具备可行性。因此，国家对要素价格干预的着力点主要就落在资本要素上（黎精明和郜进兴，2010）[49]。干预的结果是，不仅使我国资本要素价格一直处于低估的状态，管制利率水平处于市场均衡的利率水平之下（李程，2015）[50]，其中1980―2010年中国的一年期实际贷款利率平均只有2%，远低于理论上应达到7%的实际贷款利率水平（陈彦斌、陈小亮和陈伟泽，2014）[51]，而且，人为压低资本使用成本形成了资本相对劳动更加便宜的价格扭曲格局，导致我国利率/工资率比率呈现出不断降低的趋势（见表3）。
3.既定要素替代弹性下劳动收入份额与要素价格相对扭曲之间关系的推测和观察
根据理论分析和上述研究的结果，
我们推测，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我国要素替代弹性大于1的情况下，人为压低资本与劳动的相对价格，将降低劳动收入份额。这符合理论分析中的第一种情形。
下面，我们将分别用DisKL和r/w作为衡量要素价格相对扭曲程度的指标，来观察劳动收入份额与要素价格相对扭曲之间的关系。利用表3中的数据，我们画出了1990―2013年我国的DisKL以及r/w与劳动收入份额的散点图和散点拟合线，如图1和图2所示。通过图1和图2可以发现，劳动收入份额与资本-劳动价格相对扭曲值成反方向变动的关系，而与利率/工资率比率成同方向变动的关系。这个观察结果与上述推测相吻合。
当然，上述劳动收入份额与要素价格相对扭曲之间的关系仅仅是一种推测和直观观察，这种关系是否真的存在，还需要进一步的检验。
（二）劳动收入份额与要素价格相对扭曲之间关系的计量分析
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除了受要素价格相对扭曲的影响外，学者们认为还有很多因素也会影响劳动收入份额，例如，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民营化、政府财政支出以及全球化等（罗长远和张军，2009；常进雄和枫，2011）[6][9][27]。因此，本部分的实证研究也将对上述因素予以考虑。因此，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至此，我们通过要素价格相对扭曲对技术进步要素偏向的影响，打通了要素价格相对扭曲至资本深化以及劳动收入份额的传导途径，构建了一个包含要素价格相对扭曲、技术进步偏向、要素投入结构变化（资本深化）以及劳动收入份额之间关系的分析框架，为我国要素价格相对扭曲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现实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即，要素价格相对扭曲（人为压低利率/工资率比率）诱使我国各经济部门倾向选择资本密集型生产技术，导致资本深化，进而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其传导路径如图6所示。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首先从CeS生产函数出发分析了劳动收入份额与要素价格扭曲之间的关系。理论分析表明，要素价格扭曲是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因素，但其影响效果依赖于要素替代弹性的大小。其次，基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要素替代弹性以及要素价格相对扭曲的研究，推测和观察了要素价格相对扭曲（人为压低利率/工资率比率）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作用。更严格的计量分析也显示，劳动收入份额与资本-劳动价格相对扭曲值成反方向变动的关系，与利率/工资率比率成同方向变动的关系，即要素价格相对扭曲（人为压低利率/工资率比率）降低了我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再次，探讨了要素价格相对扭曲（人为压低利率/工资率比率）降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传导途径：要素价格相对扭曲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资本深化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上述分析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正常的资本深化使劳动收入份额呈下降趋势符合U型变动规律，但在要素替代弹性大于1的情况下，由于要素价格扭曲引致的过度资本深化以及劳动收入份额过快下降，必须予以矫正。而要矫正要素价格扭曲，就必须加快要素市场的市场化改革。
首先，要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要改革金融资源的配置方式，让市场在资本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利率市场化是金融市场化过程的关键。要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完善主要由市场供求决定利率的机制，使得利率的水平及其风险结构、期限结构由资本供求双方在市场上通过反复交易的竞争来决定，让资本价格充分反应资本实际供求状况。同时，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减少政府对金融机构的控制以及对金融市场的干预，特别是改变政府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在投融资市场上的差异性对待，减少对国有经济部门的低利率贷款、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减少对非国有经济部门的歧视性待遇，促进各类市场主体的平等投融资，从而矫正资本使用价格人为压低而造成的要素市场扭曲，使资本价格向合理的区间回归。
其次，应推进劳动力市场改革。要加快劳动力市场改革，消除区域、行业和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推动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特别是使政府部门、事业单位以及不同所有制企业面对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改变政府部门、事业单位以及国有经济部门的劳动力价格高于市场均衡价格的现象，矫正劳动力市场价格的扭曲。
总之，必须加快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由市场决定要素价格，诱导各经济主体根据市场均衡价格调整其要素使用方式和技术进步路径，遵循比较优势合理配置资本/劳动比率，改变初次收入分配中倾向于资本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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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市场的基本要素篇4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竞争；分割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劳动力资源配置
市场经济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为基础的经济运行方式，其核心是通过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使社会有限的资源、特别是劳动力资源配置到效率或效益最高的部门或领域。市场机制之所以能够对劳动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是由于各种市场经济规律综合作用下而形成的自发调节资源合理分配的机理。这种机理突出表现在市场信号（市场供求与市场价格）能够正确地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并在市场竞争机制作用下，诱导资源由供给过剩向供给不足、由效益低向效益高的部门或领域流动。由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使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以最有效的方式得到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与重新配置，是以市场信号为导向，以市场竞争为动力，以劳动力流动为条件。唯有不息的流动才能不断地配置劳动力要素于社会生产率最高或劳动力边际产出最大的部门或领域。因此，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之一。
同其他社会形态的市场经济一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其配置对象不仅仅是生产资料，还包括其他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要素。在诸生产要素中，劳动力要素居于首要地位，如果其他生产要素是由市场配置的，唯独劳动力这个活的、能动的要素，是由行政计划配置的，企业一定活不了，国民经济也一定活不了。如果把劳动力要素排除在市场机制配置之外，这种市场经济就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迄今为止，不管是哪一个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都没有把劳动力排除在市场机制作用范围之外，世界上就根本不存在没有劳动力市场的市场经济。又要搞市场经济，又不承认存在着劳动力市场，这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劳动力市场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是与传统经济体制下行政计划配置劳动力资源方式相对而言的。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同其他资源一样，是伴随着政府的计划而确定的，而政府的计划又是跟着政府的决策转，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和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所依赖的客观经济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市场对劳动力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作为弥补市场失灵的政府计划和决策，不但不能破坏这个基础，还必须服从于市场的健康运行，有利于市场配置基础作用的有效发挥。只有用市场机制配置劳动力资源，才能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
所谓劳动力市场，概括地说，就是劳动力供求之间在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上达成一系列合约的总和。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是完全出于自愿而进行的劳动力交换活动，反映了以劳动力交换合约为基础的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只有当这种关系成为一种普遍而非单个偶然的社会现象时，才成为劳动力市场。就其结果而言，社会上大量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过程，同时就是劳动力资源在各种用途之间的分配过程。只不过这种分配是通过劳动力交换并由价格引导而自发实现的。可见，劳动力市场的基本功能乃是配置劳动力资源。进一步说，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形式上是劳动力供求双方一系列自由的劳动力交换活动，但这种交换活动实际完成的却是劳动力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
二、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运作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经济早期雇佣工人起源的研究，撇开了对劳动力资源的分配功能，劳动力市场反映的是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这一交换关系，这一交换关系是与雇佣工人的形成联系在一起，并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的产物。马克思的分析表明，现代雇佣工人的前身是受土地束缚的农民，农民之所以成为雇佣工人，必须具备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农民与土地等生产资料相分离而变得一无所有，转让劳动力使用权是唯一的谋生手段；二是农民摆脱封建宗法关系的束缚和人身依附而成为自由人，从而拥有对自己劳动力自由的转让权。马克思的上述分析，显然是从劳动力供给这个侧面阐述了早期劳动力市场形成的历史条件，但对于劳动力市场分配劳动力资源的功能，以及劳动力市场实际运作过程中劳动力供求双方交易的行为规律及行为基础并未深入探讨。
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形式上是劳动力供求双方一系列自由的交易活动，但这些交易活动实际完成的却是劳动力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劳动力买卖当事人的行为及动机怎样，构成了劳动力市场运作最基本的规定。劳动力市场运作对劳动力供求双方行为及动机的基本的规定是：一、劳动力供给者只有通过劳动力的出售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因此，他必须是一个具有理的自由人。所谓“理”，即劳动力的供给者具有追求收入和福利最大化的动机。正是这种动机支配着劳动力供给者的行为。所谓“自由人”，即劳动力供给者对其劳动力具有自由的转让权，没有任何形式的人身依附关系，也不存在任何超经济的强制。因为，对于商品交换来说，除了它自己的性质所决定的交换者双方以契约形式表现的权利关系以外，不应带有任何形式的强制关系。货币所有者能够在市场上找到劳动力，只是因为劳动力的所有者愿意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售。而劳动力要成为商品，首先必须是劳动力的所有者是自己人身的自由所有者，能够支配自己的劳动力。其次是劳动力需求者必须是独立自主的经济人。所谓“经济人”乃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经营动机，这个动机决定着厂商对劳动力的需求。显而易见，只有劳动力供求双方作为“理性的自由人”和“独立的经济人”的身份出现时，才能发生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的自由交易活动，而正是这些活动本身构成了井然有序的劳动力市场的实际运作。
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运作的基本特征是：
（1）市场主体地位明确，通过双向选择实现就业。劳动者作为就业主体，具有支配自身劳动力的权利，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和市场价格的信号，选择用人单位；用人单位作为用人主体，具有按照生产经营需要和工作岗位特点选择必要数量、相应素质劳动力的权利。这就是劳动者的择业自和用人单位的用人自。这种双向选择权利的充分贯彻，需要有一个统一、开放的市场，不仅要消除所有制、职工身份的界限，还要冲破城乡隔离、地区封锁的格局。劳动力必须能够自由地在各个部门、地区和企业之间流动，不存在任何行政规定和人身依附性而阻碍这种自由流动。劳动力的供给方能否自主决定劳动力使用权转让或是否为自由人这一劳动力市场的基本规定之一，是由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来体现和印证，而劳动力的现实流动则是实现劳动力资源在各部门、各地区、各企业优化配置的充分条件，没有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调节资源分配的劳动力市场就失去了生命。（2）是价值规律、供求关系调节着劳动力的流动。劳动力供求双方的行为都接受价格信号（工资率）的引导，这一信号引导或调节着劳动力资源在社会各种用途之间的分配。在劳动力市场上，价值规律的作用，是通过收入分配反映出来的，劳动者主要是根据劳动力价格信号来决定就业或转业；用人单位则主要根据社会平均劳动力价格信号及经营情况调节分配和用人数量。在一定时期内，需要就业的劳动者或多或少，用人单位需要的用人数量也各有不同，这种供求关系也直接影响着收入分配的变化。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共同决定着劳动力的配置和组合，推动着劳动者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的合理流动。显而易见，价格（即工资率）作为劳动力需求与供给之间的一种比例，既是反映现有劳动力在各部门、各企业供求状况的显示信号，同时又给出了引导劳动力供求状况，以及进一步调整的指示信号；不仅引导劳动力供求行为调整，而且同时也受劳动力供求状况的左右，由劳动力供求双方利益的共同平衡点来决定工资率的水平或具置。因此，任何单个劳动力供给者和需求者都以这个社会决定的工资率为前提，按照各自利益最大化原则决定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数量。如果说，在劳动力市场上有谁来主持劳动力资源分配和保证劳动力供求双方行为必须按照市场规则行事的话，那么，它决不是具体的人或者人格的代表（如政府），而是劳动力的价格即工资率这只“看不见的手”和劳动力供给之间、劳动力需求之间以及劳动力供求之间的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竞争的规律会为劳动力供求双方恪守劳动力合约并在合约范围内行事强制地开辟道路。利益驱动和自由竞争是劳动力市场调节劳动力资源分配至高无上的权威，是劳动力市场的灵魂。
从目前中国劳动力资源配置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弊端来考察，也大都可以从排斥市场机制和市场化程度低中找到根源，这些问题同样有待于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来解决。因此，提出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确认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方式，不仅是理论探索的必然，也是中国劳动就业体制改革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转换，如何适应整个经济体制市场取向改革客观要求的必然选择。
三、现实经济运行中的劳动力市场分割
理论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在部门间、行业间、区域间的配置，表现为市场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通过自由交换而自动平衡的结果。这种纯粹由市场力量决定的劳动力在部门间、行业间、区域间的流动，形成竞争性劳动力市场。在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作为流动行为主体的劳动力供给者（即流动者）具有完全支配自身劳动力的权力，即劳动者作为流动行为主体，对于其是否流动，以及怎样流动，具有完全决定权。对于流动者即劳动者来说，流动行为是否发生，主要取决于流动的机会成本与预期收益的差数。当然，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和程度，还要受经济结构变动因素的制约。正是经济结构的变动，直接导致劳动力在部门间、行业间、区域间的流动。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或者说，现实的劳动力市场竞争是不充分的，存在着形形的劳动力转移障碍，以及由此引起的劳动报酬上的显著差别。西方经济学家把它称为劳动力市场歧视。劳动力市场歧视，指的是在所有经济因素方面都相同的个人之间的报酬差别。这些劳动者具有同等的生产能力，但由于某些社会性、制度性因素的作用，从而引起劳动报酬或待遇上的悬殊差别。对这种现象的研究，旨在确定歧视对报酬差别的影响的重要程度，并由此引出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新概念。
同等劳动不能获得同等报酬，由此引起的劳动报酬上的显著差别，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具体表现。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是把这种被分割了的劳动力市场，看成是同一个劳动者由于从事不同种类的工作，因而领取不同的劳动报酬。换句话说，这些劳动者之所以领取较低的劳动报酬，并不是因为其劳动素质低，而是由于他们无法进入可以领取较高劳动报酬的那部分劳动力市场，失去了在其中谋职的机会。出现劳动者素质和劳动报酬不相对称的情况，即同工不同酬。
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首先表现为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所形成的城乡就业隔离政策，不仅是行政上的隔离，同时又是体制上的隔离，即不允许农村劳动力自由进入城市就业。在城乡两种就业体制的差别性还没有完全消除的情况下，彻底启动城乡之间长期隔离的劳动力市场闸门，即建立全方位开放的统一劳动力市场，其风险性是不可忽视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特别是80年代中后期以来，政府对农民的自由流动和就业选择权利的有条件认可，城市对农村劳动力进入的行政控制逐步放松，以及城乡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收入差距，使得流向城市寻找就业机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呈日益增长的趋势（目前已突破1亿人）。但是，至今还不可能形成稳定的、制度化的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市化机制，城市劳动力市场还没有条件对农村实行全方位开放，农村劳动者和城市劳动者还不可能真正享受平等竞争的权利。在相当程度上还存在城市劳动力市场和农村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状况。由于城市的开放性劳动力市场尚未确立以及政府对城市劳动者就业采取不同于农村劳动者的特殊保护制度，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市场性流动方式进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还无法同城市劳动力一样，进入同等待遇的职业领域并获得制度性工资。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大多从业于劳动强度大的、劳动条件差的非技术性行业，领取比城市劳动者相对低得多的劳动报酬。这种对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就业限制和歧视，在短时间内还难以消除。它使我国劳动力市场规模难以通过无障碍流动而迅速扩大，也不可能使劳动力在市场竞争中获得平均价格。
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集中反映在城乡居民收入的差别上。改革初期由传统体制遗留下来的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是相当大的，城镇居民的人均生活费收入与农村居民的人均生活费收入或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的比率（简称城乡收入比率）高达2．37。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农村地区展开后，城乡收入比率开始下降，到1983年达到1．70这一最低点。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从1984年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又开始拉大，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速率有所加快，1992年开始超过1978年的差距，1994年进一步扩大到2．86，此后虽然有所缩小，但1999年仍然达到2．65。
劳动力市场分割，也表现在行业之间同工不同酬的劳动报酬的差别上。即在行业之间，也没有形成统一开放的竞争型劳动力市场。1998年，我国最高行业的平均工资为10633元，最低行业的平均工资为4528元，相差6105元，极值比2．35。我国垄断行业高工资、高福利状况的存在，说明城镇内部不同行业的劳动力市场仍然处于相互分割的状态，缺乏必要的竞争性和流动性。垄断行业在缺乏适当约束机制的条件下，将垄断收益大量地分配给职工个人，形成这些行业不合理的高收入，如金融保险业、城市供应业、邮电通信业和房地产等行业。这既是市场化不够、市场机制不健全的结果，也是国家对这些企业监督管理不力的结果。
劳动力市场分割，还表现在地区间居民个人收入差别上。改革开放以来，由于选择渐进式道路，东部地区率先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较快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从而使得东西部的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拉开了距离。1949－1978年，以现价计算，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东西部之比为7．08：7．52。西部地区高于东部地区0．44个百分点。到1978年东西部年人均收入差距缩小到200元左右。而1979－1995年的17年间，我国经济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速度为12．8％，西部增长速度为8．7％。东部地区高出西部地区4．1个百分点。使一度缩小的地区差距又呈拉大之势。在近几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中，东部地区占65％以上，西部地区仅占15％左右。在全国人均创造国内生产总值中，东部地区超过平均数4成以上，西部地区只有平均数的一半左右。农民收入的地区差距也进一步拉大。1978年东西部农民人均收入不相上下，1998年东部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3600元，比西部高出3倍。东西部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从1989年的1．01∶1，上升到1997年的1．40∶1，绝对收入差距则从西部高于东部的11元变为东部高于西部1793元。不同地区居民个人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与不同地区之间劳动力缺乏流动性和开放性有关，市场不能通过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来平衡区域间的工资水平差异以及相应的收入差异。归根到底，在于东西部地区间还存在着劳动力市场分割。
在过去的20年里，越来越多不拘泥于传统理论的经济学家，对劳动力市场的运作方式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并试图构建新的范式。很多人放弃了居于主流地位的劳动力市场竞争式分析法，转而强调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属性，强调制度性、社会性因素对劳动力流动、劳动者就业以及劳动报酬的重要影响，这种理论就被冠之以劳动力市场分割学派，并被确认为劳动经济学的前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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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市场的基本要素篇5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竞争；分割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劳动力资源配置
市场经济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为基础的经济运行方式，其核心是通过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使社会有限的资源、特别是劳动力资源配置到效率或效益最高的部门或领域。市场机制之所以能够对劳动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是由于各种市场经济规律综合作用下而形成的自发调节资源合理分配的机理。这种机理突出表现在市场信号（市场供求与市场价格）能够正确地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并在市场竞争机制作用下，诱导资源由供给过剩向供给不足、由效益低向效益高的部门或领域流动。由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使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以最有效的方式得到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与重新配置，是以市场信号为导向，以市场竞争为动力，以劳动力流动为条件。唯有不息的流动才能不断地配置劳动力要素于社会生产率最高或劳动力边际产出最大的部门或领域。因此，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之一。
同其他社会形态的市场经济一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其配置对象不仅仅是生产资料，还包括其他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要素。在诸生产要素中，劳动力要素居于首要地位，如果其他生产要素是由市场配置的，唯独劳动力这个活的、能动的要素，是由行政计划配置的，企业一定活不了，国民经济也一定活不了。如果把劳动力要素排除在市场机制配置之外，这种市场经济就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迄今为止，不管是哪一个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都没有把劳动力排除在市场机制作用范围之外，世界上就根本不存在没有劳动力市场的市场经济。又要搞市场经济，又不承认存在着劳动力市场，这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劳动力市场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是与传统经济体制下行政计划配置劳动力资源方式相对而言的。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同其他资源一样，是伴随着政府的计划而确定的，而政府的计划又是跟着政府的决策转，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和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所依赖的客观经济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市场对劳动力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作为弥补市场失灵的政府计划和决策，不但不能破坏这个基础，还必须服从于市场的健康运行，有利于市场配置基础作用的有效发挥。只有用市场机制配置劳动力资源，才能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
所谓劳动力市场，概括地说，就是劳动力供求之间在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上达成一系列合约的总和。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是完全出于自愿而进行的劳动力交换活动，反映了以劳动力交换合约为基础的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只有当这种关系成为一种普遍而非单个偶然的社会现象时，才成为劳动力市场。就其结果而言，社会上大量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过程，同时就是劳动力资源在各种用途之间的分配过程。只不过这种分配是通过劳动力交换并由价格引导而自发实现的。可见，劳动力市场的基本功能乃是配置劳动力资源。进一步说，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形式上是劳动力供求双方一系列自由的劳动力交换活动，但这种交换活动实际完成的却是劳动力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
二、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运作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经济早期雇佣工人起源的研究，撇开了对劳动力资源的分配功能，劳动力市场反映的是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这一交换关系，这一交换关系是与雇佣工人的形成联系在一起，并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的产物。马克思的分析表明，现代雇佣工人的前身是受土地束缚的农民，农民之所以成为雇佣工人，必须具备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农民与土地等生产资料相分离而变得一无所有，转让劳动力使用权是唯一的谋生手段；二是农民摆脱封建宗法关系的束缚和人身依附而成为自由人，从而拥有对自己劳动力自由的转让权。马克思的上述分析，显然是从劳动力供给这个侧面阐述了早期劳动力市场形成的历史条件，但对于劳动力市场分配劳动力资源的功能，以及劳动力市场实际运作过程中劳动力供求双方交易的行为规律及行为基础并未深入探讨。
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形式上是劳动力供求双方一系列自由的交易活动，但这些交易活动实际完成的却是劳动力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劳动力买卖当事人的行为及动机怎样，构成了劳动力市场运作最基本的规定。劳动力市场运作对劳动力供求双方行为及动机的基本的规定是：一、劳动力供给者只有通过劳动力的出售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因此，他必须是一个具有理的自由人。所谓“理”，即劳动力的供给者具有追求收入和福利最大化的动机。正是这种动机支配着劳动力供给者的行为。所谓“自由人”，即劳动力供给者对其劳动力具有自由的转让权，没有任何形式的人身依附关系，也不存在任何超经济的强制。因为，对于商品交换来说，除了它自己的性质所决定的交换者双方以契约形式表现的权利关系以外，不应带有任何形式的强制关系。货币所有者能够在市场上找到劳动力，只是因为劳动力的所有者愿意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售。而劳动力要成为商品，首先必须是劳动力的所有者是自己人身的自由所有者，能够支配自己的劳动力。其次是劳动力需求者必须是独立自主的经济人。所谓“经济人”乃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经营动机，这个动机决定着厂商对劳动力的需求。显而易见，只有劳动力供求双方作为“理性的自由人”和“独立的经济人”的身份出现时，才能发生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的自由交易活动，而正是这些活动本身构成了井然有序的劳动力市场的实际运作。
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运作的基本特征是：
（1）市场主体地位明确，通过双向选择实现就业。劳动者作为就业主体，具有支配自身劳动力的权利，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和市场价格的信号，选择用人单位；用人单位作为用人主体，具有按照生产经营需要和工作岗位特点选择必要数量、相应素质劳动力的权利。这就是劳动者的择业自和用人单位的用人自。这种双向选择权利的充分贯彻，需要有一个统一、开放的市场，不仅要消除所有制、职工身份的界限，还要冲破城乡隔离、地区封锁的格局。劳动力必须能够自由地在各个部门、地区和企业之间流动，不存在任何行政规定和人身依附性而阻碍这种自由流动。劳动力的供给方能否自主决定劳动力使用权转让或是否为自由人这一劳动力市场的基本规定之一，是由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来体现和印证，而劳动力的现实流动则是实现劳动力资源在各部门、各地区、各企业优化配置的充分条件，没有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调节资源分配的劳动力市场就失去了生命。（2）是价值规律、供求关系调节着劳动力的流动。劳动力供求双方的行为都接受价格信号（工资率）的引导，这一信号引导或调节着劳动力资源在社会各种用途之间的分配。在劳动力市场上，价值规律的作用，是通过收入分配反映出来的，劳动者主要是根据劳动力价格信号来决定就业或转业；用人单位则主要根据社会平均劳动力价格信号及经营情况调节分配和用人数量。在一定时期内，需要就业的劳动者或多或少，用人单位需要的用人数量也各有不同，这种供求关系也直接影响着收入分配的变化。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共同决定着劳动力的配置和组合，推动着劳动者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的合理流动。显而易见，价格（即工资率）作为劳动力需求与供给之间的一种比例，既是反映现有劳动力在各部门、各企业供求状况的显示信号，同时又给出了引导劳动力供求状况，以及进一步调整的指示信号；不仅引导劳动力供求行为调整，而且同时也受劳动力供求状况的左右，由劳动力供求双方利益的共同平衡点来决定工资率的水平或具置。因此，任何单个劳动力供给者和需求者都以这个社会决定的工资率为前提，按照各自利益最大化原则决定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数量。如果说，在劳动力市场上有谁来主持劳动力资源分配和保证劳动力供求双方行为必须按照市场规则行事的话，那么，它决不是具体的人或者人格的代表（如政府），而是劳动力的价格即工资率这只“看不见的手”和劳动力供给之间、劳动力需求之间以及劳动力供求之间的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竞争的规律会为劳动力供求双方恪守劳动力合约并在合约范围内行事强制地?俚缆贰＠媲妥杂删赫抢投κ谐〉鹘诶投ψ试捶峙渲粮呶奚系娜ㄍ抢投κ谐〉牧榛辍?/p>
从目前中国劳动力资源配置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弊端来考察，也大都可以从排斥市场机制和市场化程度低中找到根源，这些问题同样有待于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来解决。因此，提出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确认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方式，不仅是理论探索的必然，也是中国劳动就业体制改革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转换，如何适应整个经济体制市场取向改革客观要求的必然选择。
三、现实经济运行中的劳动力市场分割
理论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在部门间、行业间、区域间的配置，表现为市场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通过自由交换而自动平衡的结果。这种纯粹由市场力量决定的劳动力在部门间、行业间、区域间的流动，形成竞争性劳动力市场。在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作为流动行为主体的劳动力供给者（即流动者）具有完全支配自身劳动力的权力，即劳动者作为流动行为主体，对于其是否流动，以及怎样流动，具有完全决定权。对于流动者即劳动者来说，流动行为是否发生，主要取决于流动的机会成本与预期收益的差数。当然，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和程度，还要受经济结构变动因素的制约。正是经济结构的变动，直接导致劳动力在部门间、行业间、区域间的流动。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或者说，现实的劳动力市场竞争是不充分的，存在着形形的劳动力转移障碍，以及由此引起的劳动报酬上的显著差别。西方经济学家把它称为劳动力市场歧视。劳动力市场歧视，指的是在所有经济因素方面都相同的个人之间的报酬差别。这些劳动者具有同等的生产能力，但由于某些社会性、制度性因素的作用，从而引起劳动报酬或待遇上的悬殊差别。对这种现象的研究，旨在确定歧视对报酬差别的影响的重要程度，并由此引出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新概念。
同等劳动不能获得同等报酬，由此引起的劳动报酬上的显著差别，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具体表现。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是把这种被分割了的劳动力市场，看成是同一个劳动者由于从事不同种类的工作，因而领取不同的劳动报酬。换句话说，这些劳动者之所以领取较低的劳动报酬，并不是因为其劳动素质低，而是由于他们无法进入可以领取较高劳动报酬的那部分劳动力市场，失去了在其中谋职的机会。出现劳动者素质和劳动报酬不相对称的情况，即同工不同酬。
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首先表现为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所形成的城乡就业隔离政策，不仅是行政上的隔离，同时又是体制上的隔离，即不允许农村劳动力自由进入城市就业。在城乡两种就业体制的差别性还没有完全消除的情况下，彻底启动城乡之间长期隔离的劳动力市场闸门，即建立全方位开放的统一劳动力市场，其风险性是不可忽视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特别是80年代中后期以来，政府对农民的自由流动和就业选择权利的有条件认可，城市对农村劳动力进入的行政控制逐步放松，以及城乡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收入差距，使得流向城市寻找就业机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呈日益增长的趋势（目前已突破1亿人）。但是，至今还不可能形成稳定的、制度化的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市化机制，城市劳动力市场还没有条件对农村实行全方位开放，农村劳动者和城市劳动者还不可能真正享受平等竞争的权利。在相当程度上还存在城市劳动力市场和农村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状况。由于城市的开放性劳动力市场尚未确立以及政府对城市劳动者就业采取不同于农村劳动者的特殊保护制度，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市场性流动方式进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还无法同城市劳动力一样，进入同等待遇的职业领域并获得制度性工资。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大多从业于劳动强度大的、劳动条件差的非技术性行业，领取比城市劳动者相对低得多的劳动报酬。这种对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就业限制和歧视，在短时间内还难以消除。它使我国劳动力市场规模难以通过无障碍流动而迅速扩大，也不可能使劳动力在市场竞争中获得平均价格。
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集中反映在城乡居民收入的差别上。改革初期由传统体制遗留下来的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是相当大的，城镇居民的人均生活费收入与农村居民的人均生活费收入或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的比率（简称城乡收入比率）高达2．37。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农村地区展开后，城乡收入比率开始下降，到1983年达到1．70这一最低点。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从1984年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又开始拉大，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速率有所加快，1992年开始超过1978年的差距，1994年进一步扩大到2．86，此后虽然有所缩小，但1999年仍然达到2．65。
劳动力市场分割，也表现在行业之间同工不同酬的劳动报酬的差别上。即在行业之间，也没有形成统一开放的竞争型劳动力市场。1998年，我国最高行业的平均工资为10633元，最低行业的平均工资为4528元，相差6105元，极值比2．35。我国垄断行业高工资、高福利状况的存在，说明城镇内部不同行业的劳动力市场仍然处于相互分割的状态，缺乏必要的竞争性和流动性。垄断行业在缺乏适当约束机制的条件下，将垄断收益大量地分配给职工个人，形成这些行业不合理的高收入，如金融保险业、城市供应业、邮电通信业和房地产等行业。这既是市场化不够、市场机制不健全的结果，也是国家对这些企业监督管理不力的结果。
劳动力市场分割，还表现在地区间居民个人收入差别上。改革开放以来，由于选择渐进式道路，东部地区率先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较快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从而使得东西部的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拉开了距离。1949－1978年，以现价计算，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东西部之比为7．08：7．52。西部地区高于东部地区0．44个百分点。到1978年东西部年人均收入差距缩小到200元左右。而1979－1995年的17年间，我国经济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速度为12．8％，西部增长速度为8．7％。东部地区高出西部地区4．1个百分点。使一度缩小的地区差距又呈拉大之势。在近几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中，东部地区占65％以上，西部地区仅占15％左右。在全国人均创造国内生产总值中，东部地区超过平均数4成以上，西部地区只有平均数的一半左右。农民收入的地区差距也进一步拉大。1978年东西部农民人均收入不相上下，1998年东部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3600元，比西部高出3倍。东西部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从1989年的1．01∶1，上升到1997年的1．40∶1，绝对收入差距则从西部高于东部的11元变为东部高于西部1793元。不同地区居民个人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与不同地区之间劳动力缺乏流动性和开放性有关，市场不能通过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来平衡区域间的工资水平差异以及相应的收入差异。归根到底，在于东西部地区间还存在着劳动力市场分割。
在过去的20年里，越来越多不拘泥于传统理论的经济学家，对劳动力市场的运作方式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并试图构建新的范式。很多人放弃了居于主流地位的劳动力市场竞争式分析法，转而强调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属性，强调制度性、社会性因素对劳动力流动、劳动者就业以及劳动报酬的重要影响，这种理论就被冠之以劳动力市场分割学派，并被确认为劳动经济学的前沿问题。
参考文献：
1科斯．契约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劳动力市场的基本要素篇6
1、我国劳动力供求状况表现为()。
a、就业增长率较低B、不同产业就业增长率差别显著
C、就业增长率弹性较低D、国有企业就业增长率低于民营企业
e、就业增长率弹性较大
2、影响我国劳动力供求的因素有()。
a、人口B、经济因素C、制度因素
D、经济质量与经济结构e、劳动力供求体制
3、影响劳动力供求的经济因素有()。
a、劳动力与资本比率B、工资C、劳动的边际产品
D、劳动力供求体制e、人口的数量与质量
4、劳动力市场作为一种特殊市场，它的运行体系包括()。
a、劳动力市场主体B、劳动力市场的运行规律
C、劳动力市场规则D、劳动力市场的服务体系
e、劳动力流动趋势
5、为了保证劳动力市场的正常运行，必须建立劳动力市场的服务体系，劳动力市场的服务体系包括()。
a、职业介绍B、信息服务C、职业培训
D、失业保险e、咨询服务
6、根据劳动力市场的运行原则，我们把劳动力市场分为()。
a、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B、非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
C、二元的劳动力市场D、资源约束型劳动力市场
e、需求约束型劳动力市场
7、根据劳动力市场主体地位的不同，我们可将劳动力市场分为()。
a、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B、非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
C、需求约束型劳动力市场D、资源约束型劳动力市场
e、二元劳动力市场
8、影响劳动力市场的社会性要素包括()。
a、家庭背景B、阶层C、文化
D、歧视e、习惯
9、导致劳动力市场歧视的因素有()。
a、种族B、性别C、原有国籍
D、宗教信仰e、身体障碍
10、劳动力流动()。
a、是社会生产过程中技术基础不断变革的客观要求
B、有利于劳动者地位的提高
C、能够使人力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
D、有利于劳动者自由选择职业和单位
e、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11、劳动力流动既有社会原因，又有个人原因，就个人方面主要包括()。
a、知识B、人事制度C、经济福利
D、技巧e、社会关系
12、影响劳动力流动的社会因素包括()。
a、人事制度B、户籍制度C、福利制度
D、社会分工e、经济福利差异
13、非经济因素对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影响正确的表述为()。
a、劳动力的流动率随年龄增加而降低
B、技术水平越高的劳动力，流动率越低
C、受教育程度越高，劳动力流动可能性越大
D、交通距离越短，劳动力流动可能性越大
e、专业技术人员在特别的需求和较高的待遇下也具有强烈的流动愿望
14、影响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因素有()。
a、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B、产业与技术选择
C、农业比较利益水平与人口城市化水平
D、土地资源利用状况与农村人力资本状况
e、户籍管理制度和交通状况
15、()被认为是现代人力资源理论创始人。
a、马歇尔B、李斯特C、欧·费雪
D、舒尔茨e、贝克尔
16、关于人力资本正确的说法()。
a、人力资本是一种特殊的劳动力资本，表现为人的智力和体能
B、人力资本是投资转化而来的，没有一定的费用投资不可能形成人力资本
C、人力资本的使用可以实现经济价值增殖
D、知识资本是对人力资本的拓展
e、人力资本是由劳动力资本转化而来，它们是不同的范畴
17、关于人力资本不正确的说法()。
a、人力资本是由劳动力资本转化而来的
B、人力资本和劳动力资本是同一范畴
C、人力资本是凝结在人体中的能使价值增殖的知识、体力和技能的总和
D、人力资本是对知识资本的拓展
18、美国学者斯图尔特提出了知识资本的HSC结构，指出知识资本的价值体现在()三者之中。
a、劳动力资本B、人力资本C、结构资本
D、物质资本e、顾客资本
19、根据能力来划分，人力资本理论把人力资本划分为()。
a、一般型人力资本B、技能型人力资本
C、管理型人力资本D、企业家型人力资本
e、体力型人力资本
20、人力资本的形成需要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有效的投资主体包括()。
a、家庭B、个人C、企业
D、政府e、国际有关基金组织
参考答案：
1、aBCD2、aBC3、aBC4、aBCD
5、aBCDe6、aB7、CD8、aBCDe
9、aBCDe10、aBCDe11、aDe12、aBCDe
劳动力市场的基本要素篇7
一、逻辑主线：农业机械化———雇佣关系———土地流转
农业生产既是农作物利用阳光、降水等条件的自然生长过程，也是劳动者运用生产资料作用于土地的社会生产过程。生产资料（如种子、化肥、农药、机械等）、劳动力、土地是农业生产的主要投入要素。现有家庭经营模式下，种子、化肥、农药、机械等生产资料从市场上用货币购买，可以统一表示为资本；劳动力由作为产品索取主体的家庭成员提供；土地由集体所有，通过承包，家庭获取了土地的自主经营权。因此，从生产要素角度出发，我国传统农业可以向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土地密集型方向演进，推广农业机械化、发展劳动力市场和土地市场是其演进的可行性路径。
1．农业机械化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我国二、三产业对劳动力需求急剧增加，种子、化肥、农药、机械等生产资料的供给能力大大增强。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相对价格变化引起了农业生产要素结构的调整，如劳动力流出，资本流入。农业生产要素的密集度也发生变化，如劳动密集度下降，资本密集度上升。农业机械化实质上是用资本代替劳动力，将农业的劳动力密集型属性改造成资本密集型属性。然而，我国尚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中后期，工业对能源和机械需求量大，煤炭、石油、铁矿石等长期处于供不应求状态，价格偏高；制造机械、使用机械和维修机械的工用劳动本身也处于一种短缺状态。农用劳动与工用劳动的价格差是劳动力流出的内在动力，而劳动力的机会成本则随着可流动性下降而递减，农村中不可流动劳动力的机会成本几乎为零。农业机械化带来的资本排挤劳动力，必然导致农村中不可流动的劳动力失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同时，农业各个生产环节依次继起而非并列，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生产周期长且各环节使用不同的生产资料，将导致农用机械投资总量大、使用频率低，生产成本难以得到有效分摊。我国的农产品市场已接近饱和状态，大规模投资带来的产量增量将打破市场原有的均衡，进一步拉低农产品价格。现有资源禀赋下，我国农业机械化实质上是以稀缺的资本要素代替丰裕的劳动力要素来生产已经相对过剩的农产品，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同时必然进一步降低其经济效益。可见，现阶段我国农业机械化难以大面积推广，传统家庭生产模式仍将是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
2．劳动力市场：雇佣关系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农民拥有劳动力供给主体和产品索取主体双重身份，承担着生产和监督双重职能。农业生产所得减去生产资料购置成本后的净收益，是对农民双重身份的统一回报。作为劳动力供给主体，农民承担劳动力供给的全部成本，作为剩余索取主体，农民获得劳动供给的全部收益。因此，家庭生产模式为劳动力供给提供了自动激励机制。然而，在农村劳动力市场的雇佣关系中，产品索取权归雇佣者所有，被雇佣者仅仅作为劳动力供给主体而存在。没有产品索取权的激励，被雇佣者往往滋生机会主义倾向，劳动力供给扭曲性地减少。尽管劳动力供给扭曲性减少会受到雇佣者监督努力的制约，但是雇佣者的监督努力并不是无成本行为，而是在其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处达到均衡。被雇佣者的“偷懒行为”在监督努力的作用范围之外依然存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生产决策必须在现场做出，否则信息不足。然而，农业活动的劳动空间范围广、劳动强度大，被雇佣者偷懒的动机十分强烈；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也难以程序化，监督十分困难。同时，农业生产具有季节性，对劳动力需求往往集中于某一时段，需求的时际波动大；生产环节之间的时间间隔长，各个环节对农用劳动力的需求呈现离散状态。农村现有劳动力的可流动性差，难以跨区域流动。因此，农村劳动力市场具有明显的区域性，雇佣关系也只能以零工、散工方式出现。监督困难、偷懒行为和劳动力的时际离散需求大大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市场效率。3．土地市场：土地流转土地流转，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指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以一定的条件将土地经营权转让给其他
农户或经济组织。流转后的土地，仍然只能用于农业生产，不能用作房地产开发等其他用途；农民依法享有土地流转权益，如租金、股份分红等。土地流转后，相当于实行“三权分离”，经营权归受让方，承包权还是归承包农户，所有权也还是属于集体。我国人多地少，耕地面积有限，流转后的土地仍然用于农业生产，有助于保证农用耕地的数量和质量，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家庭是基本的生产和生活单位。土地的流转，进一步强化了家庭作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天然优势：农业生产的产品索取权对家庭所有成员提供充分激励，可以有效抑制机会主义和偷懒行为。土地流转代替劳动力雇佣，一方面，通过保留索取权的自动激励机制，避免了雇佣关系带来的监督成本和劳动力供给的扭曲性减少；另一方面，土地由弱生产能力家庭向强生产能力家庭的转移，重新实现了土地和劳动力之间的合理匹配。土地流转有效激活了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农民可以在转让土地要素和出售农产品之间做出选择，农用劳动力不足的家庭，从自给自足的角度出发，通过转出土地，实现横向生产规模的收缩和纵向销售环节的退出，变传统的出售产品为转出土地，从而有效防止“农产品卖难”问题；转入土地的家庭则以市场为导向，通过横向生产规模的扩张和纵向销售环节的延伸，实现农业经营的规模经济。细碎化土地的有效集中，一方面，可以实现更大范围内生产活动的协调，避免农活之间的“负外部性”；另一方面，也可以减少行为个体对公共资源（如水资源）的“攫租行为”，实现公共资源的合理利用。土地流转，有助于充分发挥土地的生产资料和社会保障双重功能，实现转出方和转入方的互利共赢，因而是一种典型的帕累托改进。
二、基本结论
劳动力市场的基本要素篇8
【关键词】人力资源劳动力市场存在问题影响关系
完善措施
一、劳动力市场基本理论概述简介
劳动力市场，又称劳动市场、劳工市场、职业市场、就业市场、求职市场、招聘市场、人力市场等，是指劳工供求的市场。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由市场来配置劳动力资源和调节劳动力供求关系的运行机制。劳动力市场在整个市场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动力市场在我国市场体系中是一个处于中心地位的独立完整的市场。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体系已基本发育成型，并呈现良性运转的态势。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仍然有许多方面还不够完善，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劳动力市场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1.市场发育和建设滞后，制度障碍依然存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可让渡的只是它的使用权，其所有权仍然归个人所有。但长期以来，由于在劳动力的商品属性认识上的模糊，使得在生产资料、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作为商品进入市场并得到较快发展的情况下，在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建设方面却顾虑重重，导致包括建筑劳动力市场在内的社会劳动力市场建设明显滞后于其他要素市场。再者，由于计划体制下形成的传统户籍、用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等障碍，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所有制之间仍存在壁垒，劳动力价格的杠杆的作用得不到有效发挥，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市场化配置。因此，尽管建筑劳动力用工分配制度改革起步较早，但其市场化进程仍滞后于其他要素市场。
2.法规不健全，宏观调控作用发挥不够
尽管我国《劳动法》早已颁布实施，但劳动力及其市场运行的配套法规仍不健全。从需求方面看，地区、部门封锁仍然存在，城镇和农村间劳动力就业机会仍不平等。从供给方面看，劳动力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充分保障，除部分地区外，符合行业特点和市场建设需要的培训基地化、输出建制化的建筑劳动力资源开发体系尚未形成，相当多的地方劳动力仍处于盲目发展和无序流动状态。在宏观调控方面，由于法律法规尚不健全。加上传统行政管理思维的惯性，政府宏观调控的定位与尺度就难以准确把握，往往是行政干预和具体介入多，而宏观、间接的调控少，难以与市场调节形成有机的互补作用。
3.中介服务机构建设薄弱，市场交易不规范
有形劳动力市场（交易场所）是建筑劳动力供求公开、公正、公平交易的载体，社会中介服务体系是为供求双方提供信息、职业培训等社会化服务的媒介，但二者的发展均滞后于市场的需要。目前我国已建立建筑劳动力力专业市场或建筑劳务分包市场的城市为数很少，建筑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渠道不畅，不正当工程劳务分包交易和非法用工等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制约。在社会中介服务方面，能够为劳动力供需双方提供信息、职介、职业培训、组织输出流动等服务的合法中介机构不足，信息采集传递方式单一，服务质量和效率不高。尤其是绝大多数来自农村的建筑劳动者未列入社会保障对象，其养老、失业、工伤、医疗等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
三、对建立和谐劳动关系的影响分析
1.供求失衡导致的强资本、弱劳工状况
由于我国目前的劳动力市场是典型的总量上供给大于需求的买方市场，买方约束型的劳动力市场使企业雇主处于主导、控制的地位。在缔结劳动契约时，劳动者之间过分的就业竞争压力，使劳动者不得不在劳动条件、报酬、福利等方面降低自己的要求，削弱以至损害自己的某些劳动权利，以换取被企业选择就业的机会。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的平等地位在进入企业伊始就被大大地削弱了，而且，劳动者的这种弱势状态还会延续到以后的劳动关系中。由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失衡带来的劳动关系中普遍存在的强资本、弱劳工状况是我国和谐劳动关系建立中所碰到的许多问题的根源。
2.工会对和谐劳动关系的建立形成约束
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工会作为劳动者为维护自身利益研究方向：劳动经济学。而自主结合的组织，其根本宗旨在于代表和维护劳动者的权益。正是这一宗旨推动了工会成为现代劳动关系体制的基本构成要素，在协调劳动关系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国的工会还不能够充分发挥出其在劳动力市场中应有的代表和维护劳动者权益的功能，这就大大削弱了工会在协调劳动关系中的作用。如果没有工会的制度均衡作用，劳动关系冲突就非常可能处于自发的、非理性的、破坏性的状态，其后果就是劳动关系的不稳定和劳动关系的恶化。这种状况肯定不利于和谐劳动关系的建立。所以，工会角色的不到位会对和谐劳动关系的建立形成约束。
3.市场秩序不规范致使劳动争议频繁发生
由于相关法律制度欠缺及执法不严，在劳动力市场的实际运行中不规范和无序现象仍比较严重，劳动争议频繁发生。比如：劳动合同、集体合同签订不规范或拒签；阻挠职工组建工会；压低或拖欠职工（包括农民工）工资；不缴纳或拖欠社会保险费；随意延长工时；不重视劳动保护和生产安全；随意解雇职；劳动合同的短期化；滥用劳务工；等等。在劳动力市场秩序还不是非常规范的情况下，一方面是大量的用人单位不遵守劳动法，另一方面劳动者的法律意识又比以前有所提高，因此，我国劳动争议案件的数量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四、完善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对策与措施
1.进一步完善工资机制
完善工资机制，使工资由劳动力市场供求决定。确保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力“价格信号”正常发挥作用。利用劳动力市场上“工资率”的调节功能，对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力供需进行灵活的调节，是解决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低下问题的关键所在。首先应当按照“市场机制决定，企业自主分配，国家监督调控”的新的工资运作目标模式的要求，继续加大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工资改革力度，逐步实现完全的工资市场化。其次，要树立“大工资”观念，改善、优化职工的收入结构，合理使用工资、社会保险、职工福利三项基金，改变“低工资，多补贴，泛福利”的格局。最后，要逐步建立劳动收入市场化机制。
2.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
有关“农民工”劳动关系问题的根源是劳动力的市场分隔。所以，要想彻底解决有关“农民工”劳动关系问题，就要彻底打破劳动力的市场分隔。因此，目前我国劳动力流动的最大障碍可能还是户籍制度。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乡分隔的户籍管理制度，已经不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对于劳动力资源进行优化配置的要求，是产生劳动力市场分隔、劳动力就业歧视等弊病的重要根源，直接影响了劳动力市场高效、公平、公正的良性运行秩序的建立，成为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一个重要制度因素。为了促进劳动力在全国范围的自由流.动，真正体现劳动者和企业作为劳动力市场的主体地位，政府必须加大力度改革户籍管理制度，把择业权和用人权真正还给劳动者和企业。
3.改善劳动力市场秩序
通过加强劳动力市场立法、严格劳动力市场执法以完善劳动力市场秩序，保护劳动者和企业双方的合法权益，使侵权行为得到应有的惩处，可以促进劳动关系的建立、运行和处理规范化。在加强劳动力市场立法方面的举措有：建立和完善平等的劳动法律制度：包括建立反就业歧视的法律制度、建立和完善平等劳动合同制度、建立劳动者待遇公平分配制度；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责任制度：包括强化政府责任、强化用人单位责任，完善劳动争议解决制度：包括建立和完善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和完善劳动仲裁和诉讼制度。通过劳动管理机构和群众自我维护权利两方面的力量，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政府要切实承担起维护市场秩序的责任。
4.建立完善的失业保险制度
一是扩大失业保险金的覆盖范围和功能。将失业保险范围由国有企业扩大到城镇多种所有制的全部职工，将失业保险的功能由目前以救助为主，逐步扩大到对失业人员的救助与就业和再就业服务两种功能。二是改革失业保险金的筹集渠道和方法，尽快落实国家已确定的保险金收缴比例和办法。逐步将失业保险由收费改为收取失业保险税，通过税收一个渠道征收。三是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规范各种收费行为。把目前单独设立的各项有关的基金同失业保险金捆起来统一使用，使其与职业介绍、专业训练和生产自救等促进就业和再就业的服务措施更好地结合起来，取消其他各项不规范的基金和收费制度。
【参考文献】
劳动力市场的基本要素篇9
关键词：人力资源；产业结构升级；政策建议
1目前我国人力资源状况不能适应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
1.1人力资源的素质和结构难以适应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
（1）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有着丰富的人力资源，但我国人力资源素质差，人力资源的资本化程度低。①人口素质低。②人力资本短缺，尤其专业技术人员、高层次人才比重低、层次低。由于教育滞后,一直未能将巨大的人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现有的人力资本,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大国而言仍是非常薄弱的,而且与欧美发达国家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还有相当差距。
（2）我国人力资源结构的不合理，突出地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学历教育过度与技术工人尤其是高技能员工严重短缺并存。通过连续几年的规模扩张，我国高等教育获得了快速发展，大学生人数也快速增加。由于我国还处于工业化的中期，产业结构主要以加工业和制造业为主体，对大学毕业生的吸收有限，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高等教育的迅猛扩张，使我国高等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教育过度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高校毕业生就业率偏低。如近几年我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仅为70％左右。②单位用人上大材小用，高中生能干的活由大学生干，而本科生能干的活由硕士生和博士生干，造成所谓的高能低就。③人们普遍追求高学历，希望通过获取更高的学历后能找到一个理想的工作。据教育部的统计，2005年报考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的人数为117.2万人，2006年达127万人，研究生报考人数持续增长。
正是由于我国人力资源整体素质不高、结构不够合理，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缓慢，不仅高新技术产业由于缺乏高素质的人才难以发展起来，而且许多传统产业也因为缺乏高素质人才而技术进步缓慢。
1.2人力资源在三大产业间配置不均衡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人力资源的素质低下,导致三大产业升级动力不足。
（1）在我国农村,由于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却很低，高层次人力资本奇缺，导致长期以来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农业现代化进程缓慢,农业的规模化经营难以展开,农产品的附加值过低。由于其素质低下一方面致使劳动力转移困难;另一方面导致收入水平低进而影响到整个产业结构的升级。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也因缺乏第一产业的稳固基础而受到限制。
（2）对于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的我国来说，第二产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我们不仅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而且还要强化对传统产业的结构调整和升级。但我国第二产业人力资本水平尽管比第一产业高，但较之第三产业则明显偏低。这种人力资本的配置状况，导致我国当前某些支柱产业，产业技术水平低下，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性能低于国际先进水平，也导致很多企业技术改造主要依靠进口致使工业结构不能由高加工化阶段向技术集约化阶段快速转变，产业结构的升级受到人力资本的严重制约。
（3）第三产业的结构优化目标是,在第三产业结构中,传统服务业的比重下降,新兴服务业的比重上升;劳动密集型服务业比重下降,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比重上升。从第三产业内部人力资本分布情况看，大多集中于党政部门、文教卫部门、广播电影电视业，而从事信息通讯，科技开发，金融保险，社会服务等行业的人才严重不足，则会使产业结构升级缺乏长远发展的深层动力。从事新兴服务业的就业人员增多,从而第三产业的产出比重也会相应提高,可以促进第三产业优化升级。
1.3人力资源利用效率不高制约我国产业结构升级
就外因看，人力资源在实际应用中利用效率是否高效，首先取决于体现为人力资源的技术知识类型与含量是否适合于经济社会的需要；其次则取决于能否将人力资源配置到适当的地方，实现所谓的“人尽其才”。从产业结构升级的角度来考察，我国人力资源的利用效率也是不高的。我国人力资源不仅在投资结构上与当前产业结构存在较大偏差，存在较为严重的人力资源结构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而且在产业间的配置也存在较为严重的不合理，人力资源的利用效率从宏观上存在低效率的情况，仅2005年一年，我国就有2500万人因没能“尽其才”而无端消耗。从微观角度，也即从人力资源在企业层面的使用看，我国人力资源的利用效率也是较低的。正是由于中国人力资本的低效率使用，进一步限制了我国人力资源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中作用的发挥。
2调整人力资源，促推产业结构的升级
目前，我国人力资源无论是素质、结构、还是利用上，都难以适应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因此，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政策来提高人力资源素质，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2.1产业结构升级教育为本
劳动力是产业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产业机构演进的一般规律是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要求劳动者配备相应的劳动技能和素质，产业升级的过程伴随着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即体力劳动向脑力劳动转变。新兴产业只有在获得了充足的、具备相应素质的劳动力之后，新技术才能最广泛的得到有效应用，进而实现产业升级。我国劳动力整体水平低下、高素质人才严重短缺是我国技术创新水平低的根本原因，严重阻碍了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尤其是科技人员的比例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企业普遍缺少经验丰富、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技术人才。因此，为有效的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必须增加人力资本的投资，具体而言，要重视素质教育，发展基础和各种职业技术教育，通过完善就业培训——在职培训和离职培训，使衰退产业的劳动者及时掌握新的技能，顺利过渡到新兴产业中。
（1）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目前教育体制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本该由政府管理干预的基础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投资不足，而下放给地方和微观主体“多渠道”筹资办学，而本该由社会各界和家庭个人进行多元投资、自主办学的职业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却因政府部门垄断控制而供给不足。改革的战略方针是．在建立“政府间接调控教育运行、学校面向市场自主办学”的基本体制框架下．政府紧紧抓住义务教育，基础教育等关键环节，对非义务教育则面向市场化开展多主体竞争、多元化办学，实现整个教育制度创新和变革。目前改革的最主要任务是：使政府功能主要是抓义务教育，基础教育、非义务教育的关键领域(如师范、农林)以及支撑国家创新体系的重点大学等，职业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应采取合作、股份、联办等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新格局办学．但国家可以采取间接手段、政策措施予以引导和支持。政府要加大对初等教育的投入，特别是农村的初等教育和农村职业技术教育．要把开发农村人力资源作为政府投资的重点。
（2）推行素质教育．加强继续教育，培养创新人才。素质教育则是指以全面提高人的素质为目的的教育。素质教育不仅重视对知识的掌握，而且更为强调能力的培养；不仅重视身体素质的培养，而且更为强调良好的思想、心理素质的形成。当前我国教育方式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应注意扭转当前我国教育中存在的那种过于偏重专业知识传授的片面做法，高度重视知识的广度。培养创新能力，重视良好的思想素质和心理素质的形成。培养出不仅具有深厚宽广的知识，而且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具有开拓进取、奋发向上的精神特质的人才。（3）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我国是人口大国，也是工农业生产和制造业大国。要使我国从制造业大国变成强国．必须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职业技术培训。发展职业教是当前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的迫切需要，目前我国每年城镇新增劳动力、下岗失业人员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共有4500万人左右。为此，要坚持失业、转岗人员培训制度．实施“农村转移人口教育培训工程”。
（4）调整高等教育结构，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我国人力资本结构难以适应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其原因在于高等教育结构的不合理。要发挥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必须调整不合理的高等教育结构，构建教育结构调整的自动机制。调整高等教育的专业结构，人力资本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相协调，关键在于高等教育的专业设置要合理。目前我国高校毕业生中，面向第三产业的达60%以上，面向第二产业的不足35%，而面向第一产业的则不足5%，这样的专业结构显然不能适应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因此必须调整我国高等教育的专业结构。首先，应拓宽专业口径，培养适应性强的复合型人才。其次，大力发展应用型学科专业。最后，适应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那些新兴专业要优先发展。当前高新技术产业已成为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带动器，高等教育的专业结构要主动适应这一要求。
2.2建立人力资源产业配置的市场机制
当前我国人力资源配置失衡以及利用效率不高的一个体制性原因是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因此，要充分发挥人力资源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就要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要立足于提高人力资源的配置效率，建立基本统一、规范的劳动力市场体系，完善政府对劳动就业的管理手段和相应的法律规章，进一步深化改革劳动人事和户籍管理制度，要大力培育多层次的劳动力市场。由于人力资本具有层次性，不同层次的人力资本具有不同的特质，因此完全可以构建不同层次的人力资本市场。当前，可在已有的劳动力市场基础上，大力发展一般型人力资本市场（主要为一般劳动者交易服务），专业化人力资本市场（主要为大中专毕业生，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劳动者交易服务），以及企业家人力资本市场（主要为企业家、经理等高层次人力资本交易服务）。针对当前我国人力资本市场中存在的问题，加强人力资本市场建设，促进市场主体到位，大力发展市场中介组织，转变政府职能，发挥政府在人力资本市场中的积极作用，完善关于人力资本市场的政策法规，强化市场监管，整顿市场秩序，创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引导人力资本合理流动，推动人力资本市场机制的形成。
劳动力市场的基本要素篇10
深化了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和劳动价值的理论，揭示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特点和基本矛盾。现在，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时所面对的和研究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我们应该结合新的实际，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研究和认识。
首先，根据当代劳动的新特点，拓宽了劳动范畴的内涵和外延。
生产性劳动应从物质生产领域拓展到服务领域。随着科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在21世纪的今天，金融、保险等服务业的发展突飞猛进，并成为国民经济运行的枢纽;有效的政策服务日益受到重视，并对经济发展起着越来越大推进作用;知识经济曙光初现，创新浪潮遍及全球;以知识创新为特征的新经济，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工作和生活方式。这不仅丰富和发展了劳动价值论，使劳动价值论更加具有普遍意义，而且也为第三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科技劳动与管理劳动等具有创新性质的高级脑力劳动。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劳动的形态不断地发生变化。不仅要求我们深入理解马克思本人对科技劳动与管理劳动的有关论述，而且还必须结合变化了的客观实际，深入认识和分析，更多地表现为对客观事物本质的探索与研究。同样，当代的管理劳动也不再仅仅表现为对生产的管理、监督与指挥，它包括了计划、组织、经营、控制、创新、承担风险等活动的全过程。
其次，科学把握“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二个不同范畴，为促进生产要素平等参与收入分配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价值创造是价值分配的基础，价值创造的核心是说明价值的源泉，它规定了价值分配的对象及数量界限。但价值创造并不是具体分配制度的理论依据。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结合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分配关系，科学地说明了价值被创造出来以后又是如何在各要素所有者之间进行分配的，揭示了劳动收入、资本收入、土地收入的真正来源。
事实上马克思一直把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核心的生产关系看作是分配关系的决定因素。根据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我国现阶段的分配制度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所决定的。按要素分配不是由于生产要素是价值创造的源泉，而是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所有权，要素收入实质上是生产要素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
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所以会凭借着对生产要素的所有权获得要素收入，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非劳动生产要素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一是非劳动生产要素作为劳动的客体，是活劳动创造价值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二是非劳动生产要素作为创造使用源泉之一，通过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而间接影响的价值量的变化。第二，是由生产要素的稀缺性所决定的。要素所有者依据要素的所有权获得要素收入是资源稀缺条件下，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按要素分配是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实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对稀缺资源的竞争性使用，不仅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同时也为按要素分配提供了客观标准。
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
从坚持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性质出发，提出了“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其中，在对公有制内涵的认识上，突破了传统的以单纯量的比例来衡量的误区，确立了质、量统一的定性观;对公有制“主体地位”、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作出了更为科学的界定，有助于人们确立“不求其纯，但求其佳”的新观念。
从我国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进一步突破了“一大、二公、三纯”的误区，提出了“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确立了“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合法地位，实现了由“对立论”、“补充论”、“共同发展论”向“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转变。
在公有制实现形式上，突破了把所有制实现形式视为社会制度属性的误区，根据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理论，提出了“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种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从而使公有制经济以新的、多种形式发展成为可能。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分配理论
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显然有较大的距离，由于它不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生产力极其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基础上的。所以，我国现阶段不仅存在着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而且还存在着其他公有制形式;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不仅存在而且要大力发展，这就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按劳分配，与马克思原来设想的按劳分配模式，有很大的不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没有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而是从变化了的条件出发，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分配理论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确立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市场经济基本要求在分配制度上的体现。有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就有什么样的分配关系。由于我国现阶段实行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在分配上要实行以按劳分配以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确立了“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努力形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分配机制，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造福于社会。
提出了“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在收入分配调节中，坚持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
坚持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要通过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用先富带动后富，逐步形成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占少数、中等收入者占多数，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分配格局。
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经济理论
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设想，社会主义社会商品货币关系将不复存在。长期以来，由于一直未能突破这一理论认识上的局限，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由此形成了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的传统观念。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党的十四大则进一步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明确了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从而突破了长期以来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健全市场体系，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等方面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
深化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健全市场体系的必要性和途径的认识。市场体系是市场经济运行的载体，是市场机制得以发挥作用的舞台。健全和完善市场体系要以建立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为目标，推进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发展产权、土地、劳动力和技术等市场，创造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的环境，深化流通体制改革，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从而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