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政策的基本目标篇1
关键词：形势与政策；形势与政策课；形势政策教育；形势政策教育规格要求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2）05-0039-04
在今年“7·23”重要讲话中科学分析了当前我国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深刻阐述了事关党和国家全局的若干重大问题，深刻回答了党和国家未来发展趋势和一系列政策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党的十召开之后迫切需要在高校学生中加强形势政策教育，以便把青年学生的思想行为统一到党的重大思想理论和决策部署上来。那么，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目标和任务是什么？高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目标和任务，如何在形势政策教育过程中进一步具体化，转化为培养大学生的政策水平和政治素质的基本规格要求或具体规格要求？这是目前学界没有具体探讨的问题。一些从事形势与政策课程教育教学的教师认为，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程是一门特殊的课程，“要建构起适合这门课程特点的考查模式，必须科学地回答好‘考什么’和‘怎么考’这两个问题。”如果培养大学生的政策水平和政治素质的基本或具体规格要求不明确，就不知道考核什么。这既是高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中面临的现实难题，也是一个具有重要学术探讨价值的课题。因此，本文在此加以初步探讨。
一、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目标和任务
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目标和任务是什么？学界对此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有的学者认为：“‘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根本目标在于通过对形势的分析、政策的讲解、事件原因的剖析等，教育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形势观与政策观，帮助大学生增强对形势与政策的分析理解能力，正确认识国内国际形势，全面准确地理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激发他们的爱国主义热情，增强其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社会责任感，使其自觉地珍惜和维护国家稳定的大局，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也有的学者认为，这是高校开设“形势与政策”课的“主要目的”。还有的学者认为，“高等学校形势与政策教育的目标包括三个层面，即以知识教育为基础、以能力培养为中心、以价值观实践为目的。”也有的学者将高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目的区分为形势教育的目的和政策教育的目的。他们认为：“形势教育是以帮助人们了解国内外形势和党的任务，提高其思想自觉性为目的的教育活动；政策教育是以学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教育内容的活动。”在上述看法中，学界的意见分歧还较大，还没有区分高校学生“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目标与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目标；没有区分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根本目标和具体目标；对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目标的层次性和目的性也还需要具体探讨。
在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目标体系中有长期目标、中期目标和近期目标；有高层次目标、中间层次目标和较低层次目标；有总目标和分目标。高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根本目标具有总体性、长期性和高层次性的特点，在高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的全过程中发挥根本的导向作用、凝聚作用、激励作用和纠偏作用。所谓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根本目标是指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教育实践中贯穿于高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全过程和各个方面的长期的、高层次的总目标。只有确立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根本目标，才能凝聚和调动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体系中的各种积极因素，纠正偏离轨道的形势政策教育教学行为，为高校对学生实施形势政策教育教学活动提供正确的政治方向。因此，确立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根本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
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根本目标必须反映国际形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以及学生的发展需求，并经受各种客观条件的制约和检验。因此，确立高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根本目标的依据主要有：其一，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其二，学生政治素质发展的现状和需求。其三，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历史实践的依据。其四，制约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实施的现实条件。因此，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根本目标就是帮助高校学生树立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方向，使高校学生具有一定的政治和形势的认知能力和价值判断能力，遵守政治法律规范、塑造良好的政治道德、树立崇高的政治理想，增强自觉抵制错误社会思潮和腐朽思想侵蚀的能力，通过提高政治素质和政策水平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调动学生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进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里，根据党和国家关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相互促进的目标要求，简而言之，高校学生的形势政策教育的根本目标就是根据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和学生成长成才的需要，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所谓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具体目标是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根本目标的具体化，是指根据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根本目标指向，结合大学生政治素质发展的差异和个体特点，所确立的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近期的、较低一个层次的目标，具有个体针对性、短期性和具体性的特点。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具体目标又是普遍性与差异性、共性和个性的统一。从我国高等学校各级各类各专业学生的普遍性和共性要求来看，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具体目标是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形势观与政策观，提高学生的形势判断能力，促进学生对于党和国家政策的认知和认同，提高学生的政治思想素质，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引导学生积极地投身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事业中。其中前四个方面主要是将社会对于形势和政策的一些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通过形势与政策课传授给学生，使学生将这些内容内化为个人的意识和动机，属于内化阶段；后一方面则是促使学生将个体的意识和动机转化为良好的行动和习惯，属于外化阶段。
从理论上看，探讨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任务，必须明确党和国家所处的历史方位以及高校学生世界观与政治观、形势观与政策观发展的特点和面临的突出问题，按照大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目标来确定。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长期任务或根本任务是教育者要从高校学生认识形势和认同政策的特点和规律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政治观、形势观和政策观及其方法论原则，针对高校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和面临的现实问题，帮助高校学生认清国际国内形势，明确党和国家的任务，教育和引导学生全面准确地理解党和国家的路线、纲领、方针和政策，促进学生确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心和社会责任感，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发学习，健康成长。这是贯穿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过程的长期任务，是教育者开展形势政策教育的长期职责，也是大学生学习形势与政策的需求，是大学生接受形势政策教育的责任。当前，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首要任务是用党的十精神武装青年学生的头脑，即在青年学生中系统地、全面地、深入地开展党的十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正确判断和党的十所确立的大政方针政策的教育教学，将学生的思想行为统一到党的十所确定的思想理论和决策部署上来。
二、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基本规格要求的含义和依据
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目标（包括根本目标和具体目标）要具有可操作性和可考评性，必须进一步把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目标内容细化为基本的或具体的规格。因此，所谓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基本规格要求是指高等学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教学的具体培养要求，是根据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目标和任务的导向，对学生在形势判断能力和政策水平以及政治素质方面所要达到的培养规格要求。
在教育学中，各级各类学校、各专业的具体培养要求，是“在教育总目标指导下，根据各级各类学校、各专业所担负的任务和学生年龄、文化知识水平而提出。”在高等教育中，各个专业都有培养目标和规格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中的各门课程也制定教育教学要求。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高校学生形势与政策课程教育教学既对教师开展形势政策教育教学提出基本要求，也对学生学习形势与政策课程提出基本要求。这些规定为研究和制定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培养规格要求提供了基本依据。例如，1988年5月24日，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发的《意见》中，规定教师要服从形势与政策课程性质、任务规定的基本要求。“要从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需要和现实问题出发，不片面追求内容上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而要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选定教学内容，注重针对性和现实性，“力求通过回答问题使学生掌握分析、认识形势与政策的正确立场、观点、方法。”这个《意见》对学生的考核要求是：“主要考核学生对形势的认识和对政策的理解。”这是新时期对学生明确提出的规格要求。此后，国家教育委员会于1996年10月颁发的《意见》中，对教师教学的基本要求是：“教学要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的根本原则，密切结合省（市、区）情、国情和国内外大事，充分运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丰富生动的实践，回答学生普遍关心的问题。在教学中要突出马克思主义形势观教育，引导学生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形势，从总体上把握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局。”而对学生的考核要求是：“与学生德育考评相结合，主要考核学生对形势的认识和对政策的理解。”[11]这里，对教师和学生均提出了教育教学的规格要求。2004年1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教育部颁发的《通知》中，对教师进一步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这就是说，不仅要求教师在实施教育教学过程中要“紧密结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际，针对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和思想特点，帮助学生认清国内外形势，教育和引导学生全面准确地理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而且要求教师加强教育教学的研究，“重点研究马克思主义形势观和政策观等基本理论、基本观点，研究学生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密切关注国内外大事，及时准确把握动态，不断增强教育教学的敏锐性和时效性。”[12]而对学生学习形势与政策的考核要求仍然是：“要充分考虑到本课特点，主要考核学生对国内外形势的认识和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13]这里，党组织职能部门和政府部门对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所提出的基本要求已经非常明确。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组织和政府部门对形势政策教育者即教师的基本要求比对学生学习形势政策的基本要求要高。学生学习形势政策的基本规格要求二十多年来一直定位在对形势的认识能力和对政策的理解能力。而对形势政策教育者即教师的基本要求是：不仅要有对形势的正确判断力和对政策的理解能力，而且要系统研究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形势观和政策观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不仅要熟练掌握党和政府对形势的判断结论，熟练掌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体系，而且要善于研究和把握教育教学对象——学生形势观和政策观形成和发展变化的特点和规律，增强教育教学的敏锐性和针对性。
三、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基本规格要求的层次递进性
根据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目标和任务的阐述，以及对改革开放新时期高校实施形势与政策课程教育教学的经验，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具体规格要求是：教师要帮助学生在掌握形势与政策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的基础上，努力促进学生掌握认识形势和理解政策的正确立场、观点和方法，而掌握认识形势和理解政策的正确立场、观点和方法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形势观和政策观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的掌握。这是对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形势政策知识和能力方面的基本要求。在此基础上，还有进一步的、也是更为重要的基本要求就是正确认识形势，理解和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是考核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政治素质和政策水平在政治方向、政治行为方面的基本要求。同时，对教育者的要求高于对受教育者的要求。见图1：高校形势政策教育的规格要求内容示意图和图2：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规格要求之政策水平上升示意图。下面对此进行具体阐述。
其一，政治知识要求：掌握形势与政策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高校学生的形势政策教育在形势政策知识方面的基本规格要求是教师要帮助学生掌握形势与政策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这些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包括形势的内涵、特征和类型，形势的基本理论；政策的实质、特点和功能，政策体系和政策过程的基本理论；形势与政策的辩证关系原理。这是对学生的基本培养规格要求。对教师而言，还必须掌握形势教育和政策教育的辩证关系，形势政策教育的内涵和实质、地位和作用，形势政策教育的层次结构。教师还要掌握形势政策教育的特点、意义和历史发展等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教育主体和教育客体掌握形势与政策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是提高其政治能力、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的前提和基础。因此，从对形势政策课程教师的培训要求和对学生考核的规格要求来看，首先必须考核教师和学生在有关形势与政策等政治知识方面的认知广度、深度和运用程度。这里对教师的要求高于对学生的要求。
其二，政治能力要求：掌握认识形势和理解政策的正确立场、观点和方法。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在政治能力方面的规格要求是掌握认识形势和理解政策的正确立场、观点和方法，其别是要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政治观、形势观和政策观。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政治观、形势观和政策观是认识形势和理解政策的正确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集中体现，是保证教师和学生提高形势政策能力和政治能力的指南。其中，正确的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中国工人阶级的立场、中国人民的立场。此外，还要站在中华民族及其国家的立场上认识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
其三，政治方向和政治行为要求：正确认识形势，理解和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在政治方向和政治行为方面的规格要求是在正确认识国际国内形势以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具体形势的基础上，理解和拥护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其中，又区分为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纲领和方针，其中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包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和谐社会以及生态文明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方面的主要方针。这个层次是属于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层次。教师和学生必须首先掌握或熟练掌握。另一个比较具体的层次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具体政策体系，包括经济政策、政治政策、文化政策、社会政策、科技教育政策、国防政策和外交政策等。这些具体政策对学生而言，要求在了解和理解的基础上还要在行动上认同并贯彻执行。对教师而言，不仅要求比较熟悉，而且要求在形势政策教育教学过程中能够联系实际加以灵活运用。所谓拥护党的路线、纲领、方针和政策，就是要求学生和教师对中国共产党的路线、纲领、方针和政策产生认知认同、理性认同、情感认同、行为认同，也就是在实践中坚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信念。
综上所述，高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基本培养规格要求是包括了政治知识、政治能力、政治方向和政治行为方面的综合性要求，是对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目标和任务的具体化，是确立高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内容结构的依据，也是培养教师和考核学生的基本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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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政策的基本目标篇2
【关键词】基层政府社会政策执行力对策
近年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我国制定了一系列惠及民生的社会政策，从免除农业税到实行种粮直补和购置农机具补贴；从义务教育到师范生免费教育；从农村合作医疗到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险城乡统筹制度；从经济适用房到租房补贴和保障性住房，等等。这些社会政策的制定和落实不仅有利于当前的民生建设，又有利于社会的长远发展。然而，基层政府在这些社会政策的执行和落实上往往不尽如人意。特别是近年来，社会政策实践中出现的各种重大问题愈来愈多地属于政策执行范畴，或者说这些问题与政策执行不力紧密相关。因此，基层政府社会政策执行力不足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社会政策与社会政策执行力的现状
我们这里所关注的“社会政策”，主要是指与民生紧密相连的各种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政策，包括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提出的面向全民的“六有”目标，即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和贫有所助[1]。所谓执行力，就是为了完成某项任务而表现出来的各种能力的总和。社会政策执行力是指政策执行主体在准确理解各项社会政策的基础上，通过各种政策资源的集中调控和使用，有效地执行社会政策的能力和效力。其本质就是政策执行主体将制定好的社会政策转化为现实的过程中，所发挥出来的内在能力和力量。众所周知，社会政策的制定并不等于社会问题的解决，要彻底解决问题，则有赖于有效的社会政策执行。正如马克思所说：“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2]可见，只有通过有效的政策执行，才能保证社会政策目标的实现，才能有效检验社会政策的成效。就目前而言，社会政策的执行主体主要是指基层政府，因而，如何提高基层政府社会政策执行力，是目前基层政府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基层政府社会政策执行力在逐年提高，以天津为例，天津已制定了200多项惠及民生的社会政策，涉及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就业、住房、人口、婚姻与家庭、公民福利、社会救济等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比如，形成了“三种住房、三种补贴”的住房保障政策体系，为41万户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提供了住房保障。66个“城中村”改造全面启动，已完成20个。连续3年出台增加群众收入的政策措施，使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分别增长14%和10.4%。实施保企稳就业、创业带就业、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等一系列就业政策，使得天津市新增就业186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稳定在3.6%。就业困难群体得到有效帮扶，1018户三类困难企业56万职工得到妥善安置。增加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形成了“低保特困救助、优惠政策、社会救济”的救助体系，建立了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与困难群众生活补贴联动机制，优抚对象抚恤补助、城乡低保、特困救助、农村五保供养标准都有新的提高。实施惠及广大农民的农村“三区”联动发展战略，等等[3]。这些社会政策的执行和实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可以看出，这些社会政策的执行十分得力，也可以说，天津市基层政府社会政策执行状况有了质的飞跃。
然而，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在肯定基层政府社会政策执行力不断提升的同时，我们也必须充分和清醒地认识到社会政策执行过程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政策执行缺乏规范；政策执行手段单一；执行程序复杂；执行有法不依；执行人员素质有待提高，等等。其主要表现形式为：社会政策的机械执行、拒绝执行、部分执行、歪曲执行、象征执行、替代执行以及选择执行等。这些我们统称之为“社会政策执行力不足”。社会政策执行力不足这一现象还普遍存在。近年来，由于社会政策执行力不足而引发的社会问题很多，如钉子户事件、华南虎事件等，这些事件都涉及到了社会政策执行的问题[4]。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类矛盾集中凸显，社会政策执行力不足的情况也越来越明显。如教育乱收费、房价居高不下、食品安全等方面的问题，不论是已有的法律法规，还是新制定的政策措施，都能切中问题的要害，但实施效果却不能令人满意，可以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基层政府执行力不够。因此，我们着重从基层政府执行力的角度，分析基层政府社会政策执行不足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基层政府社会政策执行力不足的原因分析
造成社会政策执行不足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我们这里主要从基层政府的角度去分析，因为基层政府是各项社会政策执行的关键环节，可以说，任何一项社会政策在制定出来以后，最终要靠基层去执行和落实。在社会政策执行过程中，基层政府对政策的理解程度、执行态度、执行方式等因素都会影响社会政策的有效执行。因此，我们主要从以上三个方面分析基层政府社会政策执行力不足的原因。
（一）基层政府在社会政策理解上存在偏差
基层政府往往只是社会政策的执行者，而不是社会政策的制定者，因此，他们对社会政策的理解程度对于社会政策的执行至关重要。一般而言，基层政府只有正确把握了社会政策的内容和精神实质，才能准确地执行社会政策。从总体上看，基层政府能够认真学习并较好较好地理解社会政策的内容，但仍然存在理解上的一些偏差。具体表现在：一是在政策目标、政策原则、政策措施等基本要素理解上的偏差。这种偏差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往往会造成社会政策目标的变形。比如，在城中村建设中所出现的强拆迁、偷拆迁等不良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某些基层政府对拆迁政策缺乏准确的理解而导致的。二是在社会政策长远目标和政策的长远价值上存在缺陷。如果基层政府对社会政策的长远价值、功能和作用没有充分的认知，势必会带来社会政策执行工作中的简单化、短期化、功利化等非理智倾向。三是在理解和执行社会政策上往往凭经验、想当然，缺少联系实际的精神。这种主观片面的理解和执行政策，会使得执行不能正确地体现决策的意图。比如，在农村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中，都存在产业雷同，缺少规模经济等问题，就其原因，在于基层政府在执行相关政策时，机械地照搬、照抄，不能结合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实施政策，结果，没有取得经济效益，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政策成效也不理想。
（二）基层政府在社会政策认同上存在障碍
任何一项社会政策一经法律程序作出并付诸实施，基层政府就要积极配合，无条件执行。这就是所谓社会政策上的认同。这种认同也可以理解为基层政府对社会政策执行的一种态度。实践证明，基层政府只有对社会政策的目标指向、遵循原则和内容规定认可和赞同时，才能以积极的姿态去执行。否则，就会采取马虎、不合作的消极态度来对待政策执行，从而出现政策执行的拖延和效率低下的情况。从实际情况看，基层政府对现有的社会政策基本上都能认同，但在一些利益分配上还不达到高度认同的状况。这里的利益分配主要涉及两大方面，一是与当地政府整体或局部利益相关时，比如，国家三令五申保护农民工权益，但很多地方仍然存在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国家号召“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并投入大量资金，但仍有污染严重的项目存在；二是与执行主体个人利益相关时，比如，在农村推行的“费改税”政策主要依靠乡、镇政府工作人员执行，而“费改税”政策执行的结果，势必堵塞乡、镇政府乱收费，乱罚款的漏洞，甚至使许多乡、镇政府财政收入减少，政策执行人员直接利益受损[5]。这种政策执行与其自身利益的相关度，使政策执行人员在执行国家政策时态度和行动上比较消极。可见，基层政府作为社会政策的有效执行者，不可避免地有着自身利益追求和行为倾向的。这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仍然存在的原因之一。
（三）基层政府在社会政策执行方式上存在问题
社会政策能否顺利地实施，不仅与基层政府对社会政策的理解和认同程度有关，还与基层政府所采用的执行手段、执行方法和沟通方式有关。正如美国政策科学家安德森所言，“为了使某项政策有效，需要的不仅仅是广泛的权威和用以支付实施代价的拨款，良好的控制和政策实施技术也是必不可少的”[6]。目前基层政府在社会政策执行方式上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执行手段强调刚性。一些基层政府执行主体在执行社会政策过程中习惯于强制、命令式的方式，采用粗暴野蛮的手段。如在进行旧城改造、房屋拆迁的过程中的强制拆迁事件，城管与摊贩之间的抢、砸事件等，这些政策执行上的偏差和扭曲，不仅加剧了当地政府与群众的矛盾与冲突，也大大降低了政府的执行效力。二是，执行方法缺乏灵活性。一些执行人员的执行处于一种被动式，使得政府执行效率低下。对有关任务的执行方法简单机械、缺乏灵活性和创造性。如一些基层政府部门习惯于“陀螺式”的执行方式，往往是布置多、落实少，使得基层政府执行效率低下。三是，沟通协调不当。社会政策执行往往会涉及到不同的执行组织、执行人员和政策执行对象，这就要求基层政府必须使各级组织部门和机关有机配合，相互沟通和协调，保证执行活动的同步与协调。但在具体的政策实践中，由于一些执行主体之间缺乏完备的信息沟通和协调给政策的顺利执行带来很多阻力。例如，政府为了妥善解决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保障，从政策上对下岗职工给予了一系列优惠条件，但在现实中这些优惠政策往往得不到有效的贯彻和落实。经调查发现，导致这方面问题的主要原因就是各地方政府与其职能部门、各职能部门与其职能人员之间存在着不沟通、不传达、不配合的情况[7]。
三、改善基层政府社会政策执行力的措施
基于基层政府对社会政策的理解和认同程度以及政策执行方式上存在的不足，我们主要应从提高社会政策的理解力、宣传力和创新力三个方面来探讨改善基层政府社会政策执行力的措施。
（一）提高基层政府社会政策理解力
能否正确理解社会政策的指导思想、原则、对象、内容是提升基层政府社会政策执行力的重要前提。这就要求基层政府在社会政策执行上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全面透彻地了解社会政策。任何一项社会政策都有其特定的目标、内容、功能、价值、适用范围和实施条件，当一项社会政策制定和颁布后，基层政府只有真正地了解社会政策的目标和内容，知晓社会政策的功能与价值，领会社会政策的精神实质，明确社会政策的作用界限，掌握社会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础与现实依据，弄清社会政策与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才能保证社会政策准确无误的执行。二是要因地制宜的理解社会政策。一项社会政策的制定往往是从全局出发的，不能针对各个地区的情况都作出详细的规划。因此，这就需要各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对有关社会政策进行必要的加工和再决策，使各项具体实施的政策既与上级政策在目标上保持一致，又能适合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只有这样，才能使各项社会政策发挥其最大的效用。
（二）提高基层政府的社会政策宣传力
提高基层政府社会政策宣传力是实现社会政策目标的有力保障。这是因为，任何一项政策从制定到执行的过程不仅需要集思广益，充分利用民智民意，还要进行相应的宣讲和传播，“通过各种形式宣传社会政策，可以在更广泛的范围使政策执行主体和政策目标充分认识到所推行的社会政策与他们自身利益之间的紧密关系，使他们自觉自愿地、积极地接受和执行政策，从而为社会政策地有效执行奠定坚实的基础。”[8]同时，加强社会政策的宣传还可以为基层政府构建广泛的社会监控系统，对政策执行者进行公众舆论监督。因此，要提高基层政府的社会政策宣传力。采用的宣传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组成宣讲团，对政策对象进行政策知识的宣讲，并进行必要的交流互动；也可以利用多种媒体进行宣传如报纸、杂志、网络、微博等；还可以充分利用一些智囊机构组织研讨活动，等等。这不仅有利于社会政策的顺利执行，也有利于提高基层社会政策执行者对社会政策有更深入的了解。
（三）提高基层政府社会政策创新力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同样，创新也是提升基层政府社会政策执行力的重要途径。这就要求基层政府在执行过程中，要善于创新，善于根据实际变通政策的执行方式，使社会政策的目标能够快速、准确、高质地完成。为此，我们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提高基层政府社会政策创新力：一是社会政策执行手段要创新。社会政策的执行离不开一定的执行手段，执行手段的恰当与否直接关系到基层政府社会政策执行的成效。我们要改变过去单纯的行政手段，强调综合运用行政、经济、法律、教育等手段来调整基层政府社会政策执行活动中各种不同利益之间的关系。同时，要注重强调思想教育的重要性，采取以柔为主，刚柔并进的执行方式，强化当地政府与群众的关系，提高基层政府的执行力。二是社会政策执行方法要创新。社会政策执行过程中，要在遵循社会政策执行的原则性基础上，增加一些灵活性。比如，可以根据不同时间，不同对象，不同地点，不同环境变通政策，以高效的执行力实现社会政策的战略目标。三是沟通方式要创新。这里的沟通既包括社会政策执行部门或执行组织之间的沟通，也包括社会政策执行主体和执行对象之间的沟通。为了使沟通效果更好，我们可以考虑建立必要的社会政策科学监控与效果效益评价机制，选择合适的评价主体和科学的评价标准，运用具体的评价技术和方法，对社会政策执行做出公正合理的评价。这样既可以对社会政策执行过程中不同阶段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适时做出调整，还能为今后的社会政策执行和执行提供参考和借鉴。
此外，基层政府还要通过系统化学习，强化自身的综合素质，提高自身对社会政策的认同度，强化职业道德和思想政治觉悟，从而保证社会政策的有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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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政策的基本目标篇3
【关键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政策路径
十确立了到二0二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其中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是这一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是中央在近年来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加大的基础上，针对我国社会事业发展提出的更高目标要求，必将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加强社会建设的重要着力点。
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的政策内涵
公共服务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征，由此决定了政府在公共服务提供方面的责任。但是在政策层面，受财力等诸多因素的约束，政府不可能对所有类别的公共服务和各类公共服务的所有项目实现同等力度的保障，这就需要区分出轻重缓急，选择某些处于基础地位的公共服务项目加以保障。因此，根据社会需求的特点将基本公共服务与一般公共服务进行区分成为必要。这种区分突显了基本公共服务的两个核心特征：（1）回应公众的基础性需求。基本公共服务指的是对社会公众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基础作用的服务，所满足的是一定经济社会条件下公众基本的社会公共需要，关系到个人的最基本的生存权与发展权。为此，（2）政府要承担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主导责任。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的基本职责之一，在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诸多领域中，相对而言，一般公共服务或非基本公共服务，在提供方式上可以灵活多样，甚至可以交给市场和社会，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以满足多层次、个性化的需求。但对于基本公共服务，政府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要发挥重要的保障作用。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促进公平正义，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1]也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制度的核心理念。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所要解决的是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基本公共服务发展不平衡破坏了我国地区、城乡及人群之间在公共服务领域的机会平等，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则使得相对弱势的社会人群失去了基本的生存与发展条件。因此，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体现了机会平等和差别原则的结合，实质是一种全面覆盖基础上的“底线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具体政策目标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界定：一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向所有居民覆盖。广覆盖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核心目标，通过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基本公共服务由覆盖局部地区、部分人群向实现服务的全面覆盖转变，使不同区域、不同人群平等地享有公共服务的机会。二是建立基本公共服务的底线标准。为基本公共服务建立底线标准，有利于确保人人都享有能保障其基本生存与发展条件的公共服务。其中的政策重点是解决社会弱势人群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问题。
在实践中，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和标准确定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最明显的制约因素是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所能够提供的财政资源，同时，地区间社会经济发展所形成的历史性差异和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及其变化等，都决定了当前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依然处于起步阶段，基本公共服务的发展不平衡、服务保障的标准较低等问题依然存在。为了顺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十提出到二0二0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的政策部署，意味着我国必须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和水平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体制制度的完善而逐步发展。
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面临的现实挑战
一是日益扩大的公共服务供应规模对政府财政承受能力的挑战。目前公共服务整体水平与公众需求仍然存在差距，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数量与质量仍然落后于公众的现实需求。在当前的金融危机对政府的财政收入形成负面影响的背景下，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将极大地考验政府的财政承受能力。
二是流动人口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对流入地政府公共服务体系吸纳能力的挑战。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流动人口的数量在过去十年里大幅增加，大陆31个省份人口中，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增加了116，995，327人，增长81.03%。[2]流动人口促进了人口流入地区的经济发展，满足了其对劳动力的需求，让流动人口共享流入地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既是流动人口应有的权利，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但考虑到目前很多城市的公共服务体系都主要是根据户籍人口的服务需求进行规划和设施建设，一旦将非户籍人口纳入服务体系，对流入地的公共服务体系的吸纳能力将构成严重的挑战。
三是政府公共财政支出规模的增长对政府公共服务提供效率的挑战。随着政府支出规模的增大，政府公共服务提供的效率问题会成为日益突出的矛盾。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本质上是一种资源配置的过程，既要关注社会公平，也要解决效率问题。公共服务提供的效率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配置效率，二是生产效率（X-效率）。其中配置效率要求在公共服务提供的决策过程中，通过资源的合理配置来提供出“最优的”公共服务产品数量组合。X-效率则要求政府在公共服务的生产过程中，采用最好的方法和最有效的技术以最低成本提供公共服务。由于目前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尚不到位，政府的职能与结构对公共服务的配置效率与生产效率的提高形成了一定的制约，在这一背景下，政府支出的大规模增长存在较大的效率风险。
四是居民不断增长的公共参与需求对公共服务政策回应能力的挑战。“公共服务不是一个经济思维的产物，而是一个政治思维的产物”，[3]在这个意义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的政策目标就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为社会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而且还意味着要将提供公共服务作为促进公众参与和扩大公民权利的重要途径。公共参与可以使公共服务的资源配置能够更好地回应公众的服务需求，从而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更加符合群众的利益。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的公共参与意愿不断提升，参与主体趋向多元化，参与领域不断扩大，总体来看，公共参与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着迅速的发展。相对而言，现有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的改革滞后于公共参与的发展，在回应能力上有所不足。如果公共服务政策的制定不能有效地回应社会的利益诉求，利益相对受损的社会群体对公共服务政策就会产生抵触，严重的可能会造成公众与公众之间，以及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对立，威胁社会的和谐稳定。
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的政策路径
十报告继续强调了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同时将“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作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铺设了具体路径。
（一）以“政府主导”为原则推动政府职能实现根本转变
公共服务是政府的基本职责，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核心领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总体实现必须以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为基础，强化政府对基本公共服务的保障，充分发挥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提供中的主导作用。一是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国家标准的制定。《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确定了44类80个基本公共服务项目，并按照服务对象、保障标准、支出责任、覆盖水平等四个方面提出了“十二五”时期每一项基本公共服务的国家基本标准。但是，这个标准是短期且相对笼统的，可以在这个标准的基础上，对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的目标进一步形成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国家标准。二是进一步优化政府财政支出结构，逐步健全财政资金在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长效机制。在财力保障方面，当前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基层政府财力与公共服务的事权不匹配，这已经成为制约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体制机制障碍。因此，按照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科学配置各级政府的财力和合理界定各级政府的公共服务事权，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的重要制度保障。三是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问责机制，在政府和干部的政绩考核中增加基本公共服务绩效考核的权重。
（二）以“覆盖城乡”为基础实现公共服务在城乡、区域与人群间的均等化
首先要以建立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作为解决基本公共服务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切入点，切实改变农村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水平不高的现状，在根本上破除基本公共服务的城乡二元结构，不断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形成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新格局。其次，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立足于解决基本公共服务发展在区域之间的不平衡状况，保持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范围和标准基本一致。为此，必须发挥财政转移支付在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中的作用，逐步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特别是均衡性转移支付的规模和比例，加大对贫困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保障这些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并形成长效机制。
（三）以“可持续”为制度理念促进公平与效率的平衡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既要发挥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提供中的兜底作用，也应当对政府能力的有限性有充分的认识，通过深化行政管理体制与社会体制改革，进一步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推动基本公共服务提供主体和提供方式多元化，不断提高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一是要探索建立基本公共服务的多元供给机制。打破公共服务主要依靠政府单一主体来提供的传统模式，通过在公共服务提供中引入市场机制，将政府与市场的优势进行整合，促进政府从关注政策执行的投入和过程转向更多地关注政府执行的结果。二是充分发挥发挥各类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中的作用。通过大力培育与发展社会组织，进一步深化事业单位改革，全面提高各类社会组织承载公共服务职能的能力，充分调动社会资源解决公共服务供给不足问题。三是强化社会公众在公共服务中的参与。要充分保障公民对公共服务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以政府信息公开和反馈为基础，完善公共服务需求表达机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公众质量评价机制，促进公众在公共服务提供中的高质量、深层次参与，不断增强公共服务政策回应性，降低公共服务偏离公众需求的政策风险。
参考文献：
[1][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1.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
社会政策的基本目标篇4
关键词：卫生政策；健康权利；社会公正；伦理思考
中图分类号：R-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6）10-0050-03
在现代社会，健康是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重要标志。健康权利作为人的生存发展的一项基本权利，普遍受到各国法律的保护。1946年的《世界卫生组织法》规定：享有最高而能获致之健康标准，为人人基本权利之一，不因种族、宗教、政治信仰、经济和社会状况不同而分等级。1977年的世界卫生组织大会提出“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卫生发展目标，强调了卫生资源的分配不能以社会公众的购买力高低作为唯一标准，而应在社会公众中公正分配卫生资源，这是对人人享有卫生保健权利的承认和维护。由此可见，健康权利是满足人类基本需求和生活质量必不可少的权利。[1]272人们关注的是健康，也即健康保健。怎样去衡量和完善健康状况，用什么样的伦理价值观去指导建立在这些标准之上的卫生政策，既是一个法律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伦理问题。
一、卫生政策、人的健康权利及其伦理价值之间的辩证关系
1.卫生政策是人们维护健康权利公正性诉求的现实前提。依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健康是一种完全享有身心健康和社会福祉的状态，并非仅仅没有身体上的病痛。健康不仅与个体生命息息相关，而且对一个社会的进步而言同样具有重要价值。因而，作为维护人类健康的一切生命活动在任何时代、任何时候都不容忽视。卫生政策是促进和保障大众健康的行动指南，也是满足大众对健康权利公正性诉求的现实前提。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医疗保健卫生活动中技术含量的大大提高以及市场化的消极影响，医疗保健费用在全球范围内大幅攀升，医疗卫生资源的稀缺与人们的购买力不均矛盾日益扩大，卫生资源的分配不公与人们对卫生资源需求的公正性诉求之间的矛盾愈发凸显。在这种背景下，道德目标成为卫生政策制定的重要出发点和归宿。卫生政策的伦理维度需要在各种伦理价值观之间和其它各种价值观之间做出重大选择。[2]对
于卫生政策、伦理学和人的价值之间的相互关系，医生兼哲学家埃得蒙・彼莱格利诺作了如下描述：―个国家或社会的卫生政策即对其医学知识和资源的社会使用所进行的控制与优选策略。确定这一策略时，人的价值用来作为选择目标、主次和途径的指南与标准，而伦理学则作为卫生政策和人的价值之间的桥梁，它衡量着卫生政策的实施方案在道德上的可行性，以期寻求妥善解决选择方案过程中必然遇到的价值观念分歧。因此，卫生政策最终反映了―个国家或民族的基本信念，这些信念维持着这一社会的完整与一致。一个社会就是通过卫生政策中方案的选择来制约和规避高科技发展对人的健康诉求及其伦理价值观念的强大冲击。
卫生政策在现阶段的根本任务就是对医疗保健资源分配进行政府干预：利用有限的资源促进和维持每个人的健康，达到社会公正的基本道德要求。美国著名医学社会学家威廉姆・柯克赫姆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医疗保健的公正成为问题的时候，国家的目标应该是将医疗保健确定为一种权利。”[3]承认健康权利，就意味着当个人的卫生医疗信仰不能得到满足时，政府有责任提供；健康权利的界限决定着政府在多大范围中、在哪些层次上对医疗保健资源分配进行干预。[1]272医疗保健资源的有限性和人们对理想健康状态需求的无限性之间矛盾的调和使得人们健康权利诉求成为卫生政策的价值指向。卫生政策依据社会公正和健康权利的要求进行伦理选择，是增进和满足人们健康权利公正性诉求的现实基础。
2.伦理价值是卫生政策维护增进人们健康权利的目标和归宿。卫生政策作为一种弥补市场资源调节不足的制度性安排，更多地体现为追求社会公平和正义，承担和履行社会责任等。由于医疗卫生保健服务消费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而由重病造成的沉重医疗费用是人人都可能遭遇的现实风险，因此，通过建立一定的医疗保障制度以筹集医疗资金，应对疾病带来的无法预测的风险，就成了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全的特殊需要，并由此引起医疗服务市场结构的变化。[4]卫生政策的价值目标，就是要使有限的卫生资源公平地服务于人的健康需求，如此其必然会以一定的伦理思想为依据。因此，在制定和执行卫生政策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借鉴西方的伦理思想和某些共同认可的伦理原则，为卫生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伦理依据，使卫生政策尽可能兼顾大众对健康利益的公正性诉求，使卫生资源分配、卫生保健服务在复杂的多种利益关系中实现合理的调节和平衡。卫生政策中的伦理思想体现的是对伦理原则的目标性选择，其背后隐含着的是更深层的人文关怀的终极目标追求。
伦理学根植于一定社会的文化、哲学或宗教信念之中，是一个社会衡量是非、善恶的根本道德尺度。因此，每一社会在形成卫生政策时，不可避免地涉及并孕育着一些伦理道德问题。[2]伦理学对于卫生政策的意义在于，保证卫生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不背离大众的健康权利诉求。卫生政策是卫生资源、价值目标和伦理原则三者的有机统一。如果缺少伦理学的分析与审视，卫生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就可能会偏离大众对健康权利最根本的价值追求。
二、卫生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伦理偏差审视
社会政策的基本目标篇5
关键词：公共政策；评估标准；以人为本
中图分类号：D6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03-0041-02
1研究背景
伴随着春节的来到，春运大潮又向人们涌来，一张小小的车票再次牵动了中国13亿民众的心，“买票难、买票贵”这个老大难的问题又一次被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火车票作为一种垄断性的稀缺资源，一直沿袭限时限量的发售模式，多少年来，无论媒体曝光也好，民众提议也好，铁道部对此始终不作任何回应。
2008年，对于大多数房地产商而言，这个冬天来的有点早。伴随着全球经济的衰退和我国房地产最新政策的推行，房价大幅缩水，老百姓持币观望，开发商惶恐不安，房市岌岌可危。面对如此窘境，如何对当前的房地产政策进行评估并制定下一步政策，成为了我国政府面临的重要问题。
近年来，我国各个城市都在进行着轰轰烈烈的“大建设”，然而这个大建设却通常分三步走。最初制定方案时考虑不全面，不得已又重来一遍。试问最初对公共设施改造政策进行评估时，为何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
包括上述问题在内的各种社会问题的出现，若究其深层原因，不难发现公共政策评估的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偏颇，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公共政策评估的标准进行深层次的研究。
2传统公共政策评估标准及存在的问题
政策评估就是评估主体依据一定的评估标准，按照相关的评估程序，就政策过程的各个不同阶段、不同环节，包括政策产出和政策影响进行一定的评价，以判断政策结果满足需要的活动。政策评估活动实质上是一种价值判断，要进行价值判断，非有价值尺度不可，这个价值尺度就是评估标准。传统政策评估标准包括了生产力标准、效益标准、效率标准、公正标准和政策回应度。长久以来，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所有制结构、分配结构、产业结构的变化，社会利益结构开始转型，利益主体多元化显现。政府根据社会客观规律和不同利益主体需求，在对政策评估时往往更偏向于生产力标准，提倡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可以肯定地说，效率、公平作为我国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是符合我国现实国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但是，由于政府的有限理性以及各个利益主体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使公共政策实施的结果并不能保证完全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均衡。
此外，由于我国传统的政策评估体系在目标、方法和结果上都存在着一定的不科学性和人为操作性，例如：不考虑政策目标达成情况，只要政策制定与执行者的行为动机和出发点被认可，则该项政策就会被肯定；同样，不论政策执行时采用何种办法，只要效果良好就对其予以认可；此外，只要政策的实施过程符合程序规定，无论效果好坏，均认为政策是良好可行的。因而，改革政策便成了“双刃剑”——往往是伴随着某项改革政策的出台，部分人受惠，而另一部分人则受损，如下岗分流、减员增效等等。随着改革的深入，长期积累下来的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凸显出来，伴随着公平与效率失衡的，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失衡，城乡与区域的失衡，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失衡。
提高经济效率，保证社会公平，其最终目的在于关心人、解放人、尊重人、不断满足人的全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过于追求效率而忽视公平，无法体现公关政策以人为本的制定与评估标准。如何使绝大多数人享受改革的成果，如何保证人的基本权利和利益需求，如何有效保护弱者的利益，如何有效调动多数人改革的积极性、创造性，如何有效解决收入差距扩大、区域经济发展失衡问题？这就必然涉及到公共政策的核心价值与评估标准是否能够坚持以人为本。
3公共政策评估的人本标准
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涵盖了“效率”、“公平”、“公正”、“发展”等元素，但是归根结底，其核心价值应该是“以人为本”，是实现公民主体利益的最大化。以人为本不同于以物为本，不同于以官为本，不同于以阶级为本，不同于以民为本。
3.1人本与物本、官本、阶级本、民本的区别
（1）以物为本。人本都通常是相对于物本而提出来的，当前的物本思想片面的、不科学的认为：发展就是经济的快速运行，就是GDp的高速增长，它忽视甚至损害了人民群众的需要和利益。这种发展观“见物不见人”，其实质是一种“以物为本”的思想。
（2）以官为本。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地主阶级官本位思想直到今天仍然在部分人的思想和行为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一切都以上级为本、以官为本。上级的吩咐，无论正确与否，通通照办，将老百姓的福利、权利践踏于脚下，就是以官为本的真实写照。
（3）以阶级为本。在阶级斗争的年代，共产党的方针就是：个人不能为本，个人必须以自己的阶级属性加入一个组织，以一个群体为本，如果一个人不是党员，就是社会主义公民，就是阶级斗争的局中人。人类社会的生产关系存在着阶级属性，但是生产力是没有阶级性的。如今若仍然过分强调人群中阶级的对立，是不正确。
（4）以民为本。在中国历史上，“人”和“民”有时通用，人本也即民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就是中国儒家政治哲学的集中表述。但在当代，作为一种哲学价值观，人本和民本又是不同的，因为民是相对于官而言的。
（5）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所讲的“人”，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全体社会成员。所以，以人为本中的“人”，包括了受我国法律保护的一切社会成员。二是指人民，人民是“人”的主体和核心。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人民始终是以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者为主体、在利益一致基础上形成的最大的人群共同体。因此，我们应该从“人人”和“人民”两个层面去理解以人为本的真实含义。
3.2公共政策评估的人本标准
（1）公共政策要将人作为出发点和最终目的。为了更好地满足人的物质、精神和政治生活的需要，才有必要制订和执行公共政策。任何公共政策都必须把尊重人民群众的意愿、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维护人民群众的权利作为根本前提，以是否实现增进人民的福祉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为根本的价值尺度。
（2）公共政策要突出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公共政策的制定不仅要以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为基础，更要调动人民群众参与公共政策的积极性，让人民群众对公共政策有知情权和建议权，并成为评价公共政策的最终权威。
（3）公共政策要赋予每个社会成员平等受教育的权利，为每个社会成员提供充分发展的空间，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生活和工作环境。
（4）公共政策要充分体现人文关怀。公共政策不能见物不见人，要充分理解人的情感、尊重人的价值、捍卫人的尊严，为人民群众创造精神愉快、社会和谐的人文环境。
4公共政策评估中人本标准的体现
4.1改变传统公共政策理念
改变公共政策理念，把人的全面发展放在公共政策的首要地位。一切公共政策都必须以人为主体、以人为动力、以人为中心、以人为目的。要破除把人作为发展手段的陈腐观念，不能片面强调人民的义务、责任和奉献，而应该以实现人民的权利、利益和价值为中心，一切践踏人民基本权利、损害人民根本利益、妨碍人民实现理想的政策，都是不能容忍的。
4.2正确认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人民群众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是公共政策的主体，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和方式更有利于实现正确的政策目标，要经过人民群众的充分讨论，有的还要经过人民公议或者公决。政府必须改变单方面随意决定政策手段和方式的习惯。当然，人民群众也是政策的客体，但决不是被动的政策对象。公共政策必须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人格尊严和愿望，逐步减少行政强制手段，充分发挥诱导、劝说、道德教化等人性化的工具，切不可任意扩大政府的强制权力而剥夺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
4.3树立全新的公共政策目标体系
树立全新公共政策目标体系，要把本末倒置的公共政策目标重新排序。就要求我们：
（1）明确公共政策的最终价值目标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政策的制定要充分考虑满足人的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需要、满足人的长远发展需要、满足后代人的发展需要。以牺牲人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为代价的公共政策是不能容许的。
（2）建立以人为本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体系。改变片面追求经济指标和经济增长速度的核算体系，必须使经济增长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3）改革领导干部政绩评估考核体系，矫正经济增长“一俊遮百丑”的片面考核办法，端正领导干部的政绩观。以是否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人协调和谐发展，是否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是否有利于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发展环境为评价政绩的基本依据。
4.4改革公共政策运行机制
（1）正确确立公共政策目标。政府应该按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要求，把有关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的问题优先确定为公共政策目标，把保障全体社会成员的生存需要摆在公共政策问题的首位。要逐步提高保证人的发展需要在公共政策问题中的地位。
（2）建立开放的政策制定体系。要保证政策制定主体在政策问题界定、信息收集和意见征集等方面沟通渠道的畅通，鼓励各方面的利益主体包括地方、部门政府、政府官员和公众等从各个方面提出不同的意见要求。不断拓宽公共政策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渠道，改变少数政治精英垄断政策议程的不合理状况，最大限度地保证人民群众的参政权。广泛建立政策听证制度，完善民意调查体系。
（3）搭建公众监督平台。人民有权知道、监督、参与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信息与公共项目；也有权评价、监督、了解执行公共项目的各级管理者。因此，政府考核机制应当搭建一个公众参与的平台，人大、政协、司法、媒体、人民团体等作为这个平台的主要支柱，将成为人民群众表达自己要求和呼声的民主渠道。
参考文献
［1］徐家良.政府评价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
社会政策的基本目标篇6
关键词:以人为本,公共政策,价值取向
改革之初,为了抓住机遇促进发展,我国公共政策采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这一政策取向打破了“大锅饭”、“平均主义”的僵死局面,调动了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促使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同时也使得自然生态矛盾突出,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极不谐调。这些冲突和矛盾是公共政策在社会全面改革和转型过程中的价值偏颇的集中体现。面对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公共政策的人本价值取向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第一次把以人为本提升到了公共政策核心价值的地位,明确了我国公共政策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我国公共政策人本取向的理论与现实依据
第一,“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概括,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和精髓。马克思主义哲学蕴含着丰富的人本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中,人是世界之“本”,认为人是世界的本质和终极本质;人是价值之“本”,认为人是世界上最有价值意义的生命存在;人是历史之“本”,认为历史是人的活动史,人是历史的主体,人类创造并主导着历史。
第二,以人为本的公共政策价值理念,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同心协心、共同奋斗,我国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目标的第一、第二步,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其实,这种小康只解决了人民的物质层面的需求,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不平衡的小康。而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仅仅满足了人民的物质方面的要求,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以人为本的公共政策,在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同时,又要以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为目的,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才能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
第三,以人为本的公共政策价值取向,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科学发展观把以人为本置于首位,强调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强调把满足人的全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公共政策的终极目标。这就要求我国的公共政策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追求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愿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第四,公共政策秉持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我国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谐社会的内涵就是要让社会各成员、群体、阶层、集团之间的关系融洽、协调,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相互帮助,气氛良好。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这一过渡和变革时期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取向多极化、利益差别显性化、利益矛盾尖锐化。在这样一个不稳定的特定状态下,如何有效整合社会各成员、各阶层、各利益群体、各地区之间的利益关系,实现社会和谐,关键在于我国公共政策秉持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
“以物为中心”的公共政策的弊端
第一,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目前,无论从人均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城乡劳动生产率、工农技术装备水平等经济差距看,还是从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差距看,我国城乡差距都很大,并且呈现出继续扩大的趋势。衡量城乡差距是否适度的标尺,通常是基尼系数。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国城镇居民基尼系数和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均在波动中呈现扩大的趋势。1990年,我国农村居民基尼系数为0.31,城镇居民基尼系数为0.23;到2002年,我国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上升到0.365,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为0.32,从中可以看出扩大的趋势是十分明显的。
第二,地区差距不断扩大。我国实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实现了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就,但由于自然禀赋、历史基础、区位条件、政策取向等种种差异,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仍然是不平衡的,地区差距不断扩大。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带间的差距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速度的差距在不断扩大;东中西部地区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也明显扩大;东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差距也在拉大。
第三,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失衡。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与市场机制作用的强化,社会公众的利益正在分化,有些人成为市场化的正收益者,有些人则成为市场化的负收益者。因此市场机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实现资源配置的效率最优,但无法矫正由自身引起的不同利益群体利益失衡,具体表现为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利益失衡。在现实中,强势利益群体已经结成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团体,有能力利用各种资源,以各种形式诉求自身利益,影响公共政策制定。有些强势利益集团在某些地方政府决策中甚至会影响政府,使得政府决策向强势利益集团偏向。但另一方面,弱势群体自身既没有资源,也没有能力利用资源,缺少有效途径和渠道来诉求利益,他们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往往被边缘化。弱势群体本来在市场机制过程中利益已经受损,而其利益诉求在某些公共政策过程中又不能得到反映,因此社会利益格局愈发失衡。
人本思想在公共政策中的具体应用
(一)建立“以人为本”的公共政策决策机制
公共决策要坚持以人为本就要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健全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笔者认为要做到以下几方面:首先,决策目标人性化。决策目标人性化就是决策目标不仅要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而且也要满足人民的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等各种需求,切实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必须把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的利益作为公共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使人民不断获得经济、政治、文化利益,为人民群众造福。
其次,决策程序民主化。决策程序民主化,是公共决策以人为本的关键之所在。所谓决策程序民主化,就是在整个决策过程中充分发扬民主,调动全体决策参与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正确决策。无数的事实证明,凡是坚持以人为本,按民主集中制进行的决策,决策方案一般来讲是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即使有了缺点或错误也比较容易发现和纠正;而凡是搞家长制、“一言堂”、个人专断所作出的决策,由于没有决策的民主化,决策的原材料不足,信息不够,决策过程简单,缺乏科学可靠的依据,主观随意性大,根本谈不上科学,决策失误就在所难免。
再次,决策主体群众化。长期以来,我国公共决策一直实行“精英”决策模式,公共决策由少数人操纵,而普通人民群众被拒之门外。这种不民主的决策作风,必然导致决策失误。所以,公
共决策必须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决策中的主观主义、唯意志论、独断专行的作风;才能真正反映人民的意志。笔者强调人民群众是决策的主体,并不是否定领导者在决策中的重要作用,其在决策中的“拍板定案”的作用是其他任何人都不能替代的。我们只是想通过强调人民群众在决策中的主体地位,使领导者在深入了解民情、广泛集中民智的基础上作出的公共决策能充分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
(二)构建“以人为本”为核心价值的公共政策制定模式
这就意味着制定任何公共政策时,都必须把尊重人民群众的意愿、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维护人民群众的权利作为根本前提。
首先,公共政策的制定要彰显公共利益取向。公共政策作为对社会利益的权威性分配,集中反映了社会利益,从而决定了公共政策必须反映大多数人的利益才能使其具有合法性。因而,许多学者都将公共政策的目标导向定位于公共利益的实现,认为公共利益是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和逻辑起点,是公共政策的本质与归属、出发点和最终目的。“对于公共政策应该与公共利益还是私人利益保持一致这个问题,绝大多数人将选择公共利益。”坚持公共利益取向,就是制定公共政策必须反映、综合、表达绝大多数人们的利益,满足绝大多数人们的利益需要,必须从维护和谋取人民的利益出发。只有符合人民利益的政策,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和接受,才能调动人民群众执行政策的热情,才能维护社会稳定,才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其次,探索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方法和渠道。“以人为本”的公共政策将更加重视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充分尊重人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在民主基础上通过充分讨论来完成政策制定过程。随着公民社会的发展,公民的独立自主意识、政治参与意识以及政治民主化的要求不断增强。一方面,探索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方法,如政府组织中加入公民代表、公民训练、基层意见搜集法、听证制度和网上公开征求民意等;另一方面,探索公民影响公共政策制定的渠道,如利用政府门户网站、个别接触、舆论扩散、集体推动、游说工作等政策参与渠道。
(三)以人为本的公共政策应弘扬公平原则
公平是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公共政策是实现公平的媒介、手段。公平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代内公平,即当代人之间的公平,它要求消除不同阶层之层、不同地域之间在机会选择和成果占有上差别悬殊和两极分化现象,尤其把消除贫困作为优先考虑的问题。二是代际公平,即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公平。代际公平强调,人类赖于生存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所以,当代人不要为自己的发展和需要而掠夺式地使用资源,从而损害后代人发展和需要的条件,要给世世代代以公平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权利。因此,这就要求政府在利用公共政策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要在其目标取向上做到:以横向的代内公平,促进经济社会现实的发展;以纵向的代际公平保障经济社会未来不间断的发展。公共政策要以立体公平为目标,促进和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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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政策的基本目标篇7
(一)公益性或非公益性社会事业的含义
按照公共管理理论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和市场分工的一般解释,以企业为主体的“私人部门”主要通过市场机制提供私人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其价值目标是效率,在运作机制上主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市场成为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者和提供者;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部门”主要提供社会公众需要的物品和服务,其价值目标是社会公平,在产品和服务的提供上主要以政府为主。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性质的不同,决定了政府在决策目标以及政策定位方面的差异。
在社会事业领域,既有部分社会事业具有公共产品的明显特点,即获得产品的非竞争性和消费的非排他性,也有部分社会事业表现出私人产品的市场性特征。为分类研究不同特性社会事业的最佳生产和提供方式,国内外有关研究机构和操作部门,以“社会事业提供的服务是否以公益性为主”作为基本标准,将社会事业大体区分为两类,即公益性社会事业和非公益性社会事业。所谓公益性社会事业,是指政府依照法律法规为实现社会全体成员基本社会权利、满足其基本社会需求,向全体居民提供基本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社会事业;所谓非公益性社会事业,是指在政府的指导下,可以由市场配置资源,由市场主体通过自主经营提供个,满足居民多样化需求的社会事业。
由于公益性和非公益性社会事业具体范围的划分受社会发展水平、政治价值目标等多种因素影响,因此,其具体内容具有随环境动态调整的特性。对公益性或非公益性社会事业范围的划分,既要参照普遍标准,又要考虑具体的发展要求。
(二)区分公益性和非公益性社会事业的主要意义
1、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水平
突出公益性社会事业的基础地位,将发展公益性社会事业作为政府的主要责任,有利于合理界定政府职责和市场作用,明确政府履行公共服务的范围,防止政府职能“越位”、“错位”和“缺位”,确保政府集中力量和资源提供基本、公益,优先解决好广大人民群众的“三最”问题。
2、有利于调动社会力量,激发社会事业发展活力
利用非公益性社会事业的经营性特点,积极吸引社会力量参与社会事业的发展,有助于改变社会事业投入主要依靠政府的局面,创新社会事业服务的组织方式和运行机制,提高社会事业的运行效率,提高社会事业的服务能力,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3、有利于分类提供服务,满足人民群众的多样化需求
通过明确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责,以政府为主提供公益性社会事业服务,有助于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公益性需求;通过社会力量和市场机制,可以提供多层次的社会化服务,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样化的需求。
4、有利于分类制定政策,创新社会事业发展机制
实行社会事业的分类推进和分类管理,有利于政府根据公益性和非公益性社会事业的不同特点,分类制定配套政策,建立符合不同类型事业特点的发展机制,提高社会事业的发展水平。
二、对上海市推进公益性和非公益性社会事业改革和发展的思路建议
综合考察国内外社会事业改革和发展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当前社会事业改革和发展出现了新趋势:即政府根据公共管理和社会治理的需要,不断优化划分公益性和非公益性事业范围,按照政府优先保障公益、推动社会提供私人及个性化服务的思路,逐步建立起了分工明确、政府和市场相互补充的社会事业分类发展机制;在公益方面,为进一步提高政府提供服务的效率,政府将大部分公益过程(环节)委托给市场,实现公益性社会事业服务过程(环节)的社会化。
综合分析当前国内外社会事业改革的趋势以及实践探索,其中以下几方面值得借鉴:第一,按照社会事业服务性质,实现政府与市场职能的合理分工,实施分类组织和分类改革应该是今后社会事业发展的主要方向;第二,涉及公众基本利益的社会事业,必须由政府负责举办,但是举办的方式和过程应该进行优化和完善;第三,根据社会事业的非公益性特点,社会事业服务的社会化改革应进一步加快步伐;第四,鼓励民间力量参与社会事业的发展必须得到有力的政策保证。
(一)基本思路
借鉴国内外社会事业分类改革以及社会事业服务社会化的经验,根据上海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科学划分公益性和非公益性社会事业的领域和类别,合理界定政府和市场的功能,优先确保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分类制定公益性和非公益性社会事业发展的政策体系,进一步深化社会事业单位的分类改革,着力推进社会事业服务职能的“管办分离”,创新社会事业的管理体制,转变社会事业的发展模式,同时积极利用市场机制吸引社会力量参与社会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激发社会事业的发展活力,促进社会事业又好又快地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二)基本原则
1、坚持总体设计和分步推进相结合的原则
把握社会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律,在对上海市公益性和非公益性社会事业分类改革进行总体考虑的基础上,按照先易后难、确保重点的思路,分别明确近、远期改革发展目标,分步实施,确保改革工作稳步推进。
2、坚持公益性优先和兼顾多样性需要的原则
聚焦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公益性需求放在首位,通过多种途径优先加以确保,着重解决广大人民群众反映突出的“三最”问题;同时要适应日益明显的多样化需求,通过多元化的主体以市场化的方式提供多层次服务。
3、坚持政府推动和市场运作相结合的原则
对公益性社会事业,坚持以政府为主导,以公共财政为保障,确保基本公益性社会事业的均衡发展;同时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会事业的发展和改革,积极支持引入市场化机制进行合理有序的竞争,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
(三)主要任务
1、科学划分公益性和非公益性范围
结合上海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按照是否满足当前人民群众基本和普遍需要的一般标准,明晰公益性社会事业的内容,按照是否具有经营条件的原则,确定非公益性社会事业的经营范围。
2、合理界定政府和市场的职能
明确今后市、区政府的首要职能是提供具有明显和普遍社会效益的公益,其次是引导和鼓励非公益性社会事业的规范发展,利用社会力量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多样化需求;市场的职能在于建立高效的资源配置方式,直接提供具有经营特性的产品和服务。
3、积极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
根据事业单位的功能和特点,对事业单位进行分类改革。将行使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逐步转为行政类机构,将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逐步转为企业,对从事公益活动的事业单位,根据服务性质的不同,以人事、收入分配制度为重点,形成“以任务定职能”和“以事定费”为主的约束激励机制。
4、深化完善公共部门的“管办分离”
分离政府部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职能和直接举办事业单位的职能,探索组建教育、文化、卫生、体育、民政事业系统统一管理公益事业的单位或机构,在条件成熟的领域探索建立国有资产运营管理公司,实现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和行政管理职能相分离。强化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健全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初步建立公益目标明确、投入机制合理、监管制度完善、治理结构规范、微观运行高效的事业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5、科学设计社会事业政策体系
在科学划分公益性社会事业和非公益性社会事业范围、分清政府和市场职责的前提下,按照督促政府确保基本公益性社会事业服务、市场提供高端和个性化服务的思路,在政府综合统筹的基础上,分别制定确保基本公益性社会事业服务和引导规范、鼓励扶持非公益性社会事业发展的两类政策体系,实现公益性社会事业和非公益性社会事业的分类改革和发展。
6、逐步建立多元化的运行机制
对于公益性事业中必须由政府负责的纯公益,建立政府直接负责投入、生产以及组织协调的运行机制;对于部分可以运用市场化手段进行生产的准公益,要逐步建立由政府负责但生产过程社会化的运行机制;对于具有利益平衡特性的非公益性社会事业,要建立完全依托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通过社会力量提供服务。
三、对上海市完善公益性和非公益性社会事业政策体系的建议
推进公益性和非公益性社会事业改革和发展的关键在于政策。要形成相对完善的公益性和非公益性社会事业改革和发展政策体系。具体建议如下:
(一)合理界定公益性和非公益性社会事业的范围
在当前历史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基础上,可按照以下标准做好公益性和非公益性社会事业范围的划分:服务内容是否满足群众的基本需求;服务对象是否覆盖社会主要需求群体;服务过程是否具有盈利性特征;福利后果是否具备明显的社会效益。
(二)明确公益性和非公益性社会事业分类发展的政策目标
1、近期目标
优先确保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到位,着重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公益性需求,切实解决好基础教育、社区卫生、群众体育和社区养老以及群众文化活动等“三最”问题,实现社会事业资源的均衡布局和广大人民群众均等地享受社会事业发展成果的目标。以文化体制改革为突破口,着重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分类发展的体制机制。同时在体育、老年事业等领域形成利用市场机制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多样化需求的基本格局。
2、远期目标
在不断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责任和优化政府提供公益方式的基础上,按照公益性和非公益性社会事业的特性,逐步形成社会事业分类发展的机制。对于以政府为主推进发展的社会公益性事业,要完善以政府公共财政为支撑的政策体系;对于可以提供有偿服务、满足个性化需要的非公益性社会事业,要建立包括准入机制、规划引导、规范管理等在内的政策体系,形成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社会事业发展的新格局。
(三)创新公益性和非公益性社会事业分类发展的体制机制
完善公益性和经营社会事业分类发展的政策体系,关键是要创新公益性和非公益性社会事业分类发展的体制机制。参照国内外社会事业分类发展的经验,我们认为上海市要完善公益性和非公益性社会事业分类发展的政策体系,至少要从管理体制、投入机制、运行机制和监管机制等方面进行分类设计,具体如下:
(四)完善保障公益性和非公益性社会事业发展的政策内容
1、规划引导政策
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和部门发展基本公益性社会事业的责任,建立优先确保公益性社会事业发展的思路、专项规划以及实施办法;根据公益性和非公益性社会事业的划分,明确界定社会力量参与非公益性社会事业改革和发展的领域和业务范围以及参与强度,形成鼓励和吸引社会力量投入的经营业务目录,引导社会力量的有序进入。
2、准入条件政策
鼓励各类社会力量进入法律法规未禁止的社会事业领域,并实行公平统一的准入条件,对于涉及资格资质审核等行政性前置审批的社会公益性事项,要建立统一的审批和监管制度,公开管理程序,实行透明化、规范化管理;对于具备同等条件的社会公益事业举办者,在财政税收、土地使用、房屋租金、劳动用工、社会保障、政府采购、价格收费等政策方面一律享受同等待遇;对涉及公共财政资助和支持的社会公益性项目,要实行公开招投标、委托经营管理等制度,确保社会力量公平参与社会事业的发展。
3、财政支持政策
建立政府对公益性社会事业投入的长效机制,进一步加大对基本公益性社会事业的财政投入力度,建立公共卫生、义务教育等基本公益性事业的财政保障机制;对可实现市场配置资源的非公益性事业,对其可量化的公共服务事项,可以建立由财政按项目进行资助的扶持政策;对于业务主管部门有考核要求的社会服务组织,可以建立由财政根据项目内容及考核目标核定资助经费的办法,实现业绩与收入的挂钩。
4、土地优惠政策
坚持优先支持基本公益性社会事业的原则。对建设基本公益性社会事业用地需要,要继续实行国有土地无偿划拨的方式;对具有公益特性的非公益性社会事业可根据情况采取协议出让、政府补贴等方式确保其土地供应;对完全市场化的社会事业,严格按照非公益性项目土地出让的方式供应土地,但可给予优先考虑。
5、价格收费政策
对义务教育要坚持以政府投入为主,实现免费服务;对高中教育、中等职业教育、成人高等教育、民办高等教育,采取服务成本加合理回报的定价策略,同时可考虑由政府给予适当补贴;对医疗服务价格继续坚持“总量控制,结构调整”原则,对环境卫生、学校卫生、疾病防控等公共卫生服务投入由政府负责提供;对由非营利性和盈利性医疗机构提供的非基本医疗服务,应逐步放开放宽收费政策,建立由消费承担服务收费的政策;对养老机构实行分类管理,实行分级分类收费政策,但要对困难群体进行倾斜,由政府对其基本服务收费进行托底。
6、政府购买政策
逐步扩大政府购买公益服务的范围,通过招投标等方式确定政府购买服务的价格;改革和完善政府直接举办社会公益活动的方式,建立委托社会组织承办社会公益活动的机制,提高举办社会公益活动的效率;对需要政府为主举办的公益性文艺演出、展会展览、体育赛事等相关社会活动,可建立由社会组织经营承办的“委托―”机制,并建立契约化的运作管理模式,通过资金支持和委托管理,引导和鼓励社会组织在政府和市场之间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7、收入分配政策
社会政策的基本目标篇8
关键词：和谐社会；公共政策；公共服务；公共利益
abstract:
torealizethegreatgoalofbuildingaharmonioussocialistsocietyproposedbytheChinesegovernmentatthenewage，itishighlyrecommendedtoreconsiderandreorganizetheideaofvalueinpublicpolicy，theimportantmeansfortheimplementationofthestrategicgoal.Specifically，publicpolicymustbehumanoriented，andmustembodytheessentialvalueofsocialjustice，highlightitsnatureofpublicity，andstrengthenitscareforthedisadvantagedgroups.
Keywords:aharmonioussociety;publicpolicy;publicservice;publicinterest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政府在新形势下提出的宏伟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就必须对落实其战略目标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公共政策的价值理念进行重新的梳理和整合。面对和谐社会这一目标，公共政策只有在理念上确立了以人为本的伦理精神，彰显了社会正义的基本价值，突出了其公共性的本质特征，强化了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才能正确地引领和有效地推动我国公共政策的不断创新，从而全面地推进和谐社会理念在各领域、各层面有效地实施和落实。
一、公共政策应确立以人为本的伦理精神
人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为了人，以最广大人民的福祉为依归是社会发展的目的和意义所在，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把满足、改善、提高广大人民物质文化需要放在首位，体现了社会建设发展的民本思想和对人的终极关怀。选择以人为中心的政治文化观和以人为本的伦理基础，是对社会建设发展本意和发展规律的遵从，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本质的要求，更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最高原则、最高准绳和不懈奋斗的目标。
和谐社会是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中各子系统协调发展的社会。公共政策作为政府管理社会的主要方式、主要工具，引导、塑造、控制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模式和速度，对和谐社会的建设影响巨大。在公共政策规划设计的理念上，需要突出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摈弃落后于时展要求的发展理性，把以人为本作为公共政策的伦理基础。秉持以人为本精神，超越传统过时的发展模式，根据社会发展现阶段的特点和社会发展进程的规律，转变过去把人作为发展的手段，较少关注社会发展成果对人的意义，忽视人的生活质量和素质的提高，片面追求经济指标和经济发展速度，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忽视社会综合效益，重经济发展项目轻人文社会发展项目等等做法，回归到经济社会发展为了人的初衷上来，把以人为本放在社会发展的核心位置上，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及其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放在第一位，为和谐社会建设奠定人本伦理的政策基石。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创新上，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消除社会发展体制性障碍要求出发，积极构建社会发展政策，通过设计出台、贯彻以人为本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提高人类应对社会发展的困境，有助于缓解发展过程中人类面对的巨大压力，使经济、社会处于积极合理协调发展的状态，创造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发展的政策环境。具体来说，就是既注意经济目标的制定、执行和实现，更关注社会发展目标的制定、执行与实现，改变社会政策滞后的状况，为社会事业发展提供政策保障，普遍提高人民群众特别是低收入人群的社会保障水平。要转变过去偏向经济的发展思路和投资政策，改变政策制定、执行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经济效益和公共财政投资偏向经济建设，社会保障投资比重较小，忽视社会全面发展，忽视社会保障、救助、福利系统建设的做法，恰当处理投资与积累的关系，推行相对均衡的发展政策和投资政策，把生产性投资的财政政策转变为公共服务性财政政策，改变大量资金用在政府直接投资、改善投资环境和行政支出上的现状，通过政策调整公共支出的范围，不断扩大公共服务的范围，将财政支出的重点转向公共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公共安全和公共基础设施方面，把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作为我国新时期公共政策的基本目标、基本内容和根本依据，为和谐社会建设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在政绩评价指标上，要调整政绩评价的指标体系，走出政绩评价偏重经济指标的误区，把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作为政绩考核的首要指标，引导地方政府转变以往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热衷大搞政绩工程，重视经济建设，轻视公共服务的做法，为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政策保证。
二、公共政策应彰显社会正义的基本价值
社会正义是当代民主政治建设的核心概念，体现在公共政策上，就是其公平、公正、民主、公开的精神内核，社会正义是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公共政策是实现社会正义的媒介、手段。
公平、公正是每个社会成员拥有的基本权利，所有社会成员在人格、权利和机会等方面相互平等，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享有同样的权利和机会。这是社会存在的自然法则，也是现代社会行为的基本准则。公平、公正又是现代政府对社会公民的庄严承诺，现代政府的合法性基于其对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的承诺。政府以建立公平、公正秩序这种特有的方式维护社会正义，是国家政治结构存在的理由，也是社会关系能够始终保持健康有序的前提条件。公平性、公正性理所当然应成为现代政府公共政策的价值选择，公民享有社会公平并被公正地对待，是和谐社会应具有的基本的社会面貌。社会公平状况不好，贫富两极分化，人们就会感到受到不公正对待，就会引起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社会就不可能和谐。因此说，公平、公正是社会和谐的基石，不解决社会公平、公正问题，就难以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解决社会利益分配不公的矛盾，是和谐社会建设无法回避的现实。公共政策本身是对社会价值的分配，公共政策制定、执行、调整过程是协调社会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的过程，公共政策对各利益主体的引导、规范、调控、分配的功能，使得公共政策对社会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有效而权威，公共政策对社会价值的分配公平、公正，使其具有合理性。应充分运用政策手段为社会提供一种不断解决矛盾和化解冲突的机制。公平、公正是公共政策调节权利与义务、贡献与报酬的基本准则，公共政策过程必须始终贯彻公平、公正的理念与原则，在内容上做到实质公正，即内容科学、合理；在形式上做到程序公正，即公共政策的议程建构、规划设计、执行评估等环节按照科学客观的原则和法定的程序开展。解决社会公平、公正问题，要建立抑制独占利益的平衡机制和权利、机会、规则、分配公平的社会公平、公正保障政策体系，特别应注重从起点实现社会公平，使具有同样能力的人拥有同样的生活机遇，让社会成员公平、公正地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建全化解社会矛盾的政策机制，营造公平、公正的和谐发展的政策环境，需要构筑社会公平的制度基础，从体制上使政策公平、公正原则制度化，用制度来维护社会公正、保持社会稳定、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公共政策本质上存在个人偏好与集体选择的制度安排和公共利益少数人决断的公共悖论，这在理论上对公共政策过程的民主公开提出了要求。一些政策的制定过多地掺杂了部门利益并存在强势集团左右政策的倾向，因此在实践上也使公共政策民主、公开就变得十分重要。公共政策过程的民主与公开，有助于提高政策的权威乃至政府的公信力，有助于协调社会利益、化解社会矛盾和公平、公正价值的实现。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要广泛听取社会各阶层的意见，并建立一套完整的利益表达机制，使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得到合理、充分的表达。要特别重视弱势群体的话语权，注意采纳弱势群体的政策要求，仔细分辨强势群体的政策要求;要公开政策制定、执行、调整的有关信息，重大公共政策的决策必须保证利益相关者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评议权，使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置于公众监督之下;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大决策听证制度等政策参与机制，开拓更多的社会公众参与公共政策的渠道，吸纳社会各个阶层人员有效地参与政策过程。一个政策过程民主公开、政府运作透明诚信的社会将趋于更加和谐、更有凝聚力。
公平不是平均主义，要辨证地认识把握社会正义。公平是在保证公民基本权利，承认差别条件下的公平，在地位平等、机会平等前提下恰如其分的差别。公平、公正有时必须以合理的差异形式来表现。因为，公平、公正是“相对的历史的空间的”概念，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条件的制约。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把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作为“公平正义”的两个原则，这在今天仍然有其现实意义。“绝对的公平、公正在任何社会形态下都不存在”，“绝对的平均是以形式的公正掩盖实质的不公正”，真正的公平公正既承认权利平等，又允许差异存在，公平、公正的社会是一个有差别的社会。收入差距过大，分配程序、规则不公固然会导致效率下降甚至影响社会稳定，但绝对公平会削弱人的积极性，会使社会缺乏活力，也影响和谐社会建设。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调整要综合考虑受益公平、支出公平和横向公平、纵向公平，既承认权利平等又允许差异存在，既保证社会公平又体现利益差别。因此，构建和谐社会不是消灭差别，而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本质的前提下辨证地处理好公平与差别的关系，统筹安排、协调全社会经济社会发展布局和资金投入，把差距控制在恰当的范围内，保证公民起点、机会的公平，而不是结果的均等，实现城乡、地域、不同阶层之间的和谐共生和谐发展。
三、公共政策应突出其公共性的本质特征
从契约论的宪政逻辑看，政府的权利源于人民权利的让渡，政府的合法性基于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取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取利益是现代政府公共管理的天然职能或公共性职能。现代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更多地体现在协调社会发展的公共服务上，体现在为社会协调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包括政策环境上，公共性是政府公共管理的本质特征和表现形式，政府要将为最广大人民服务的公共精神贯彻到整个行政活动中。
从公共政策的公共性本质特征看，“公共政策来源于解决政策问题，政策问题来源于社会问题，而社会问题是涉及到大多数人的利益、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公共政策要解决的是大多数人所面临的问题”，公共政策本质上是关涉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公共性的问题。因此，大多数人的利益实现问题应成为公共政策的核心问题，公共政策过程必须始终把为最大多数人民谋利益放在首位，明确体现最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原则。离开了公共性的公共政策，就可能演变成特殊阶层、利益集团或者个人谋取私利的工具，这于社会和谐建设目标是不相容的。
从公共政策作为政府公共服务和增进公共利益的手段看，公共政策是社会利益的集中反映，这也决定了公共政策必须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应该成为政府公共政策的基础”(杰里米边沁)。在经济结构、社会阶层、利益集团多元化的社会转型时期建设和谐社会，公共政策要努力实现为最大多数人民谋利益的目标和宗旨，坚持公共政策的公共性，按照公共利益和公共服务的要求，保证最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进入政策议程，以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政策设计、实施的出发点和终点，通过公共政策创设必要的制度和规则，协调整合多元复杂的利益冲突，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提供政策基础。
从政策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过程看，其过程实质上是融合社会各阶层关系、社会利益博弈均衡的过程。在制定公共政策过程中，始终以大多数人的利益需求为政策的着眼点和落脚点，时刻关注大多数人的利益需求的实现和维护，有利于社会大局的稳定与和谐。公共政策是公众的政策，应最大限度地满足多数人利益，兼顾保护少数人的利益，对利益集团、个人私利的索取要在政策上加以限定，不能让其逾越社会公正的边界，因为，不对个人利益做出约束是不正义的。在一个和谐的社会里，集团、个人利益的获取是有规则、有边界、有理性的，既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也受公共政策的调控。公共政策应充分发挥利益协调的功能，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绝不能忽视大多数人的利益甚至牺牲大多数人利益而满足迎合少数私利集团和个人的利益。否则，公共政策将丧失公共性，社会也难以和谐。
四、公共政策应强化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
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期，我国的社会组织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阶层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分化。社会利益差距拉大，使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摩擦、利益冲突增多；社会矛盾尖锐，使社会风险加大而直接影响着和谐社会的建设。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要更多地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体现社会关怀伦理，这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道德要求。一方面经济结构调整导致社会结构、社会利益分配发生重大变化，财富分配、接受教育、医疗保障、失业保障、退休保障不平等，使一部分人沦落为社会弱势群体，他们是改革政策的利益受损者，理应得到国家政策的补偿与关怀。另一方面弱势群体远离社会权力中心，较少有机会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很难在媒体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无法真正有效地影响公共政策过程，很难维护和争取自己的利益，其利益往往被忽视，而强势群体在公共政策过程中有很强的影响力，甚至操纵着政策过程。因此要特别重视弱势群体的话语权，注意采纳弱势群体的政策诉求，使弱势群体的利益要求有进入政策议程的途径并成为政策议程，要仔细分辨强势群体的政策要求，作出符合大局的恰如其分的考虑。弱势群体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很难迅速摆脱困境，政府要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对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予以关注和补偿，可通过运用税收和转移支付政策进行一次分配，可调节收入在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之间的分配关系来逐步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还可通过社会保险、社会救济政策和手段保护弱势群体，尽可能使受益面扩大，以逐步缩小利益差距、填平社会鸿沟，让社会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从而增强公共政策的合法性，维持社会稳定，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政府要通过公共政策加大对社会利益结构调整的力度，特别注意为弱者提供发展的机会与条件，让其通过努力改变生存状况，提高生活水平，建立有利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利益结构、利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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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政策的基本目标篇9
一、社会发展宏观调控的内涵
“宏观调控”又称“宏观经济调控”，最初使用于经济管理语境，我国宏观调控结合了宏观调节与控制两个含义，并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逐渐成为宏观经济运行管理的主要形式。
由经济领域产生出来的含义及其相关形式能否自然地移植到社会领域，以形成“社会发展宏观调控”的含义及其形式?基于理论与实际的分析，同时类比于宏观经济调控，我们尝试性地给出一个描述式定义：所谓社会发展宏观调控，系指社会管理主体以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为目的，为预防和控制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因素出现而采取的一系列的社会、行政、经济、法律、道义等相机管理行为。
二、社会发展宏观调控外延
从理论上看，社会发展的内容随着社会发展内涵的演变而演变，有时代性；同时也由于理论的不同，有不同的分类方法。当前社会发展宏观调控范围，是从管理工作层面和解决社会问题层面进行划分的。社会发展的核心是人的发展，按照人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的生存、发展和安全是三个递进的层面。每个层面按照社会管理工作的需要又包含若干社会领域的行业。生存层面上，是为居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外部环境条件以及特殊人群基本保障的领域和部门，包括人口与计划生育、卫生、民政、社会保障、就业、环境保护、弱势群体保护；发展层面上，是为经济发展提供精神支持、人力保障以及提高生活质量的领域和部门，包括教育、文化(广播电影电视、新闻出版、文物)、体育；安全层面上，是为维护基本社会秩序、保持社会稳定的领域和部门，包括公安、司法、检察等。
从实践上看，当前我国社会发展宏观调控的范围也即调控客体主要包括：
人口与计划生育。人口是影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是人口大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的成败，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与人口质量，始终是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和可持续发展重大战略的重大问题，也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性问题。
医疗卫生。从国际管理经验看，在医疗方面，公共政策的重点是关注基本医疗体制建设，公共卫生方面的重点则是疾病预防控制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民政和社区。家庭与社会和国家之间，最重要的联系环节是“社区”，社区建设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近年来，社区建设经历了一个人们从不熟悉到熟悉、从一般重视到高度重视、从点到面全面铺开的过程。
社会保障。社会保障是由政府实施的公共福利事业，基本内容是保障居民的生存权。国际经验表明，通过实施社会保障，可以缩小社会成员贫富差距，防止社会成员陷入贫困，构筑社会公共安全网。
就业。妥善解决就业和再就业问题，对于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环境保护。近代工业革命使人与自然环境关系发生巨大变化。人类活动正在改变地球的生态系统，环境问题也逐渐从地区性问题发展成波及世界各国的全球性问题。
妇女儿童、残疾人、老年人保护。社会中妇女、儿童、残疾人、老年人等脆弱群体，在社会中的地位与生活状态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加强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是各级政府和各类社会组织的责任，需要通过社会发展领域各行业的发展规划，落实对妇女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平等权利，加强未成年人保护，推进残疾人参与社会生活，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保证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教育。教育是培育人力资源的基本手段，是一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体系、教育规模和教育水平对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根据国外经济学家的测算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12--33％。
文化。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可以创造生产力、提高竞争力、增强吸引力、形成凝聚力，事关立国之本、治国之道、兴国之路。依据功能定位，文化领域可分成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体育。包括大众体育和竞技体育。体育不仅有利于全面提高人的综合素质，体育产业也正日渐成为国民经济新的经济增长点。竞技体育还是一个国家总体实力的象征。
公安、检察、法院、司法等。社会发展的第三层面是维持基本社会秩序，保持社会稳定，包括公安、检察、法院、司法等社会稳定机制的建设。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社会发展宏观调控的范同或者外延不是静态的认定。当社会发展实践表明，一些原本并不重要或被人忽视的领域日益成为重要的或必须加以调控的领域时，宏观调控部门应将其纳入到调控范围内。动态地跟踪和掌控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并适时加以必要的调控，本身也是社会发展宏观调控题中应有之意。
三、社会发展宏观调控体系
(一)社会发展战略与规划
社会发展战略与规划之所以在社会发展宏观调控中居于重要的位置，是由其所具备的功能所决定的。主要体现为：
它是各项社会发展宏观调控的行动纲领――社会发展宏观调控活动十分广泛，每个社会活动领域都有自身的管理问题。要把分散的各个具体的社会管理行动统一协调起来，必须上升到战略规划层面，这就使得社会发展战略与规划必然具有社会管理行动纲领的功能。
它是采取社会发展宏观调控措施的重要依据――各项社会发展宏观调控手段措施如社会计划、社会政策和社会立法等的提出和实施都是为了稳定社会，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所有这些手段措施提出的依据，可能多种多样，但社会发展战略与规划是其十分重要的依据。只有通过周密的战略部署，社会发展宏观调控手段措施才能有条不紊、各司其职。
它是政府社会管理行动的公开宣言――当今世界，当人们越来越重视社会发展的必要性和关心社会发展问题的时候，通过制定一项周密的社会发展战略与规划，可以起到面向大众和国际国内展示社会发展成就，表明政府推进社会发展的意图和政策，鼓励社会各界从事并参与社会发展活动的积极作用。
随着人们对社会发展与社会管理重要性的认识不断强化，定期制定并执行社会发展战略与规划将会成为整个国家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经济发展战略与规划。
按照管理理论，构成发展战略的基本要素有指导思想、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阶段、战略布局和战略
措施等六个要素：
1、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
通常体现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相互关系的协调和适应、把社会活动的社会效益发挥放在第一位。上世纪90年代原国家计委社会发展司曾经组织草拟了《1996―2010年全国社会发展纲要》(未正式)，提出了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即坚持以提高民族素质为中心，坚持经济与社会的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坚持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同时并进，坚持以深化改革和开放促进社会发展，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逐步增加对社会发展的投入。
2、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
一般应包括：主要社会活动的重要目标、上述所选目标的定量、战略总目标与战略分目标的关系。
3、社会发展的战略重点
战略重点的选择标准包括发展过程中遇到重大障碍的环节、发展带动作用明显的领域和全国关注的社会活动等。方法上一般对社会活动各个行业做出序列划分，然后确定重点，但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做出选择，没有不变的重点或永恒的标准。
4、社会发展的战略阶段
战略考虑的是较长时期的发展问题，因此要有时间上的考虑与安排。社会发展只有经过分阶段的设想及安排，才能保证战略目标的最终实现。分阶段的意义，就在于它实际上就是发展战略的落实和实施过程。根据我国国情，在15年内的全国社会发展纲要中实际上就有“九五”、“十五”、“十一五”三个计划时期。但在实际社会管理工作中，依据近细远粗的惯例，采取的是滚动式计划方法。
5、社会发展的战略布局
战略在空间上需要有规划布局安排。这一方面是因为空间布局是始终客观存在的事实，另一方面更是由于我国是一个国土辽阔而区域之间差异较大的大国。由于历史积淀下来的原因，客观上形成了东部、中部、西部以及东北部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状态。如果没有不同空间发展的战略部署和安排，将会从根本上和在长期内扩大区域之间不同的发展差异，并引发深层次矛盾与冲突。
6、社会发展的战略措施
战略措施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依据长期的战略设想而持之以恒的政策手段。在我国，实施长期的人口计划生育政策、推行环境保护政策，既是社会政策的组成部分，更是国家战略的基本措施。短期的宏观调控因为要应付随时发生的问题而伺机调整变动，但是宏观调控所依循的基本措施，还是战略与规划所设定的基本之道、根本之策。
(二)社会发展宏观调控目标与手段
社会发展宏观调控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特别是处于转型时期，有效地运用以政府为主体的强有力的干预，将经济发展的成果及时、公正地转化为民众共享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努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实现以提高人类自身素质和生活质量为中心的发展，是社会发展宏观调控所面临的重大课题和艰巨任务。
目前根据社会发展实际管理经验，对社会发展宏观调控的目标可有以下设定：
一是调控社会发展总体水平，使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在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同时，通过必要的政策措施和合理分配国民收入用于社会发展的投入水平，保证各项社会事业以合理的速度和规模获得同步的发展。
二是调控社会事业各行业的发展，使之与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要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不能超越经济承受能力，并且要成为经济发展的促进要素和社会稳定的保障条件。
三是调控社会发展各行业之间的协调关系，使其增强内在的相互联系，相互促进。
四是调控社会发展中区域间的平衡发展和合理布局，使社会的发展更为公平和公正。社会发展宏观调控中采取的手段主要包括：社会发展规划与计划、社会资金投入、社会立法、社会政策、社会预测与监测、社会劝告等，由此也即构成了社会发展宏观调控的理论体系。
1、社会发展规划与计划
社会发展规划与计划是社会发展战略与规划的具体延伸，作为手段的规划与计划着重关注的是社会计划及其管理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社会计划是逐步从经济计划中独立出来的，它一般以社会关系和社会过程为计划对象，这个特点决定了社会计划与经济计划有联系也有区别。
所谓社会计划体系，是指各种社会活动计划所形成的有机整体。这些社会活动计划从不同角度可以有不同的划分，但是最基本最常用的计划划分是根据计划期限分成年度、中期与长期计划，以及根据管理行业分成人口、教育、文化、卫生等部门计划。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重视社会计划尤其是专项规划工作，相继制定了针对特定社会问题的若干计划。
目前我国社会计划管理的主要形式是选择、确定和落实社会计划指标，指标管理成为社会计划管理的主要内容。一般说来，社会计划指标分为数量指标和质量指标、实物指标和价值指标、指令性指标和指导性指标、核算指标和考核指标等，由这些指标形成社会计划指标体系。
2、社会资金投入
所谓社会资金投入，是指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对社会活动的人力及物质投入和支付。从管理上讲，它分成社会事业经常性经费开支和社会事业基本建设投资两个方面。社会资金投入中的建设投入部分最终形成社会资产，即各种社会设施和设备。社会资金与资产的性质比较复杂，可以从生产性与非生产性、消费性与非消费性、公益性与非公益性、福利性与非福利性等多重属性来加以理解。
目前，如何建立积极、稳定、有效的资金筹集和保障机制，是社会事业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产品与服务特性及其对筹资机制的要求，为社会事业筹资机制选择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以此为基础，我们要努力构造形成保障社会事业全面健康持续发展的筹资机制；形成使社会事业总体发展以及薄弱环节都能够获得又好又快发展机会的筹资机制；形成普遍性、大众性社会服务和特殊性、个性化社会服务均能获得发展的筹资机制；形成政府、企业、金融机构和自愿组织共同参与、分工协作、各司其职的筹资机制；形成政府政策措施到位、市场体系及功能完善的筹资机制；形成不同筹资渠道和方式有效分工与组合的筹资机制。
如何用好、用活来之不易的社会资金，也是重要的改革内容。过去仅仅将社会资金作为非生产性(纯消费)、纯公益性、纯福利性投入，存在片面性。根据国际经验，社会资金的使用完全可以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完全可以获得短期效益和长期效益的统一，因此要积极探索社会资金使用的创新机制。
3、社会立法
社会立法最初是指保护处于经济劣势状况下的群体生活安全所进行的社会安全立法，如救贫法、社会救助法、社会保险法、工会法、工厂法等，
主要着眼于解决已经出现的社会问题。以后逐步发展，将预防社会问题的立法也包括在社会立法范围内，如亲属法、婚姻法、优生保健法、环境卫生法、职业训练法、居民住宅条例及其它一切有关社会福利的法律法规都归入社会立法的范围。这实际上扩大了社会立法的范围，一般称之为广义的社会立法。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社会立法已经初具规模，对促进社会发展和保障社会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社会立法尚未形成完整体系，有些方面还不健全，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还有相当的差距。主要表现在：法律体系不健全，某些方面欠缺、甚至存在空白；某些方面的立法层次较低，影响了相关制度的建立和正常运行；某些法律的立法主旨比较陈旧，不仅影响了法律效力的发挥，也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
4、社会政策
社会政策是社会发展宏观调控的另一个重要的管理手段。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强调计划管理，尽管存在一定形式的政策管理，但其作用十分有限。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政策管理日益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与计划管理手段相比，社会政策是政府对社会活动更加灵活的干预形式。
社会政策管理行为表现在：政府及其代行机构(政策主体)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为基础，通过设定一定的社会发展目标(政策目标)，并采取一系列干预措施(政策手段)来实现政策目标的过程。所以说，政策主体、政策目标和政策手段，构成了社会政策的三大要素。社会政策干预的对象是社会活动，它是社会发展宏观调控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相对应，两者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现实中也存在着统一协调的基础。一方面，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相互协调的最重要保证是两者主体的统一性；另一方面，从具体目标来看，经济政策目标和社会政策的终极目标都是为了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都是为了提高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和福利水平。同时，两者的管理对象也存在一定的相互交叉现象，社会政策的干预会产生经济政策效果，经济政策的干预会产生社会政策的效果。在现实中完全可以利用这一特点来协调经济政策手段和经济政策手段的作用方向。
5、社会监测与预测
社会监测是对近期社会发展过程中重大社会现象、突发社会事件、严重社会问题的跟踪与评价，并依据监测结论做出政策建议。社会监测为社会预测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基础。社会预测是指对未来社会现象、过程、事件的可能性的科学判断，即专门研究和分析人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一旦发生变动时可能出现的行为和结果，并据以制定可供选择的各种应付方案。
社会预测不是主观臆测，而是以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为基础，因此，制定的应付方案一般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可行性。由于社会监测与预测彼此并不能严格区分，所以在实际的社会发展宏观调控行动中是相互重叠的。
社会监测与预测内容十分广泛，现时主要集中在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问题和社会生活诸方面。目前常用的社会监测与预测方法有外推法、类推法、单位分析法、综合分析法和交叉影响分析法等20几种。
社会监测与预测的过程包括，分析大量的信息；分析监测与预测对象的经济基础和社会背景；确定监测与预测工作涉及范围并选择相应的方法；应用一系列调查研究的科学方法，并尽可能采用现代化统计手段和技术设备来研究社会现象，探寻社会发展过程的规律，以便监测与预测社会现象的发生，并做出相应对策。
6、社会规劝
社会规劝一般是指调控主体利用舆论媒体和各种影响关系，对调控对象进行游说、劝诫、训诫等等说服性活动。由于社会发展中利益多样化产生出来的意识多样性，使得以社会规劝方式进行调控越来越成为重要的调控方式和手段。
社会规劝在进行宏观调控中具有重要意义。第一，社会规劝本质上是以理服人，以情动人，特别适合于对社会事件中的人群的管理。比起其他强迫性方法来，它可以从人的心理内部达到宏观调控的目的。第二，社会规劝体现的是对话及民主协商的精神，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管理主体通过开展对话和民主协商说服管理客体是常用的方式。第三，社会规劝也体现了在求同存异的过程中逐步凝练社会意识形成社会共识的目的。尤其当各个社会主体利益发生冲撞、各执一辞时，社会规劝可以发挥在求同存异基础上形成社会基本共识的作用。
(三)社会发展宏观调控体制
所谓社会发展宏观调控体制，是指社会调控主体根据一定的调控目标，确保调控任务的完成而采取的制度化措施的总称，包括确定的规章制度、行为规范以及设置的调控组织机构等等。体制的核心在决策和组织，从本质意义上说涉及两对重大关系的明确及其调整：
其一，社会调控的主体与客体关系。我国社会调控主体主要在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说到底就是中央说话要算数的问题。社会调控客体是社会成员及其社会组织，它们之间由此结成错综复杂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但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很重视和开发非政府组织在实现宏观调控目标过程中的有益作用。
社会政策的基本目标篇10
关键词：和谐社会财政政策目标关系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未来五年内构建和谐社会的具体要求，其中提出：“要把扩大就业摆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千方百计的增加就业。”如何利用财政政策，在稳定经济的同时，促进就业实现社会稳定，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一个条件，是一个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财政作为调节社会分配关系、促进公正与公平的物质基础和重要政策工具，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1]财政收入的增加为和谐社会提供了财力保障，财政政策转型创造了良好契机，新一轮税制改革为经济进一步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因此，本文着重探讨建设和谐社会为财政政策的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财政政策与和谐社会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公共财政提供了基本的经济环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我国公共财政提出了基本的政策目标。政府公共管理与服务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保证，而公共财政则是政府公共管理与服务实现的基本方式。
本部分主要讨论公共财政与和谐社会的关系，这是由经济体制转轨与发展模式转型所决定的。当转轨进入中后期，进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后，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由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转向各个方面的和谐发展，财政需要为这种和谐发展配置资源、参与调控。
（一）财政财策的一般目标
财政政策的一般目标旨在为经济发展和稳定增长服务，为公平分配和提高效率服务。财政政策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也是履行政府职能的基本工具。首届诺奖得主丁伯根在其《经济与政策：原理与设计》一书中指出：政策目标的设定取决于政策目的，财政政策目的可分为直接目的和最终目的。
（1）财政政策目标的设定要有利于社会和谐
虽说财政政策的直接目的是稳定经济，但最终目的还是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构建一个和谐社会。按照德国经济学家哈德斯的观点：对于处于经济目标之上的社会总目标来说。经济稳定只具有工具性含义，它只是实现社会总目标的阶段性目标。[2]
（2）财政政策目标的设定要有利于经济稳定
政府政策的目标只有设定在可调整目标上，政策的调控作用才能发挥，经济也才能稳定。[3]在一个政策工具只能实现一个目标的情况下，为了达到更好的稳定效果，就应依据不同政策工具的特性进行政策分工，一般常用财政政策增加就业，用货币政策稳定物价。
（二）和谐社会的内涵与财政政策
总书记2005年2月19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更加明确地把我国社会现代化建设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讲话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是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内涵和特征的准确概括。
“和谐社会”包括社会关系的和谐及人与自然的和谐两个方面，但主要是指社会关系的和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包括建设的目标、任务和构想，又包括相应的执政党的执政能力、社会治理方略和社会运行机制。
和谐财政政策，是指能够支撑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发展，而财政体系自身又能够和谐循环的财政方针、准则和措施。和谐财政政策要求既能够满足当前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又不至于损害社会经济长远发展和财政自身的和谐循环，从而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
和谐财政政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是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也就是不断消除不和谐因素的过程。当前社会中仍然存在着很多不和谐因素，如就业形势严峻、各阶层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医疗和公共卫生制度不完善以及人与自然发展的不和谐等。财政政策对于消除这些不和谐因素和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和谐社会建设作为财政政策目标的理论依据与现实重要性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包括建设的目标、任务和构想，又包括相应的执政党的执政能力、社会治理方略和社会运行机制。财政是政府一切活动的物质基础，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和谐社会与公共财政都不是恒久不变的，无论是它们的形式还是它们的内容都应随着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它们自身存在着向前发展的力量。而相互之间的作用可以产生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效果。
从和谐社会的角度来说，由于得到来自于公共财政充分的物质供给和受到公共财政稳定的机制制衡，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将得到加速，和谐社会的质量将得到提高。从公共财政的角度来说，由于受到来自和谐社会的目标约束和路径约束，公共财政的发展目的更加明确，公共财政资源运用更加有效率。“和谐的财政政策”将成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推动力量。
二、和谐社会与公共财政建设的相互关系
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完善政府对社会所提供的公共管理和服务，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而这也正是我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基本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4]
（一）构建和谐社会是公共财政的基本目标
第一，人与人的和谐。公共财政的目标是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公共财政活动可以填补由人的活动所造成的本人和他人需要满足的缺失，所以，人与人的和谐可以通过社会公共需要的满足而实现，符合公共财政的目标。
第二，人与社会的和谐。人是社会活动和社会实践的主体。因此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和目的。社会应当为人创造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包括公平的竞争环境)，全面提高人的素质，这样人的发展就能带动社会的健康发展，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同样，人的社会需求与社会公共需要的交集符合公共财政的目标。
第三，构建和谐社会与公共财政总体一致性。构建和谐社会与公共财政总体一致性的载体是综合性的社会公共需要。社会公共需要的内容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发展而逐步发展变化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体现了现阶段中国最广泛的公共需要。因此，通过公共需要这一载体，实现了和谐社会与公共财政最基本的联系，今后的公共财政活动应力求实现其目标，那就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二）和谐社会要求以民主政治作为其基本的政治制度环境
政治制度决定了财政制度，所以民主政治要求有相应的公共财政制度，或者说公共财政制度是民主政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民主政治要有效运作，必须有相应完善的公共财政制度作为支撑，比如要有分权制衡的财政体制和规范的分税制度。财政制度也是有效限制政府权力，从而推进民主政治发展的支点之一。
（三）构建和谐社会与活力的市场经济
公共财政的要义在于维护市场经济的自由经营与自由创新，公共财政只提供市场失灵所引起的如外部性、公共产品、垄断和公平问题的解决。公共财政要求区分政府应该做的事和不应该做的事，区分政府的职责与私人的职责，其目的就在于充分发挥私人部门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因此，公共财政必然与和谐社会建立生动活泼的市场经济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
（四）公共财政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物质基础
和谐社会是一个广泛、综合、有机、系统的范畴，不仅强调经济的根本发展。也强调社会转型、民主化进程的提高和文明层次的提升，是包含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和人民生活等各个方面在内的综合体系。立足于和谐社会的六大特征。这一综合体系可以分解成为三个统一体，即民主和法治的统一、活力和秩序的统一、多元与公正的统一。由于公共财政因受到和谐社会这一最广泛公共需要的日标约束，从而受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的约束，力求为它们打造坚实的物质基础，也即公共财政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
（五）公共财政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手段
第一，公共财政的导向与调节作用。公共财政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能够有效发挥导向作用与调节作用，在引导经济主体在正确轨道上活动的同时纠正某些已偏离正确轨道的行为，这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是非常有利的制衡机制，决定了公共财政可以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手段。
第二，公共财政的政策体系。通过实施公共财政政策可以完善市场机制、调控宏观经济稳定运行、发展社会事业并提高社会福利，为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与政策环境，而这些恰好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和谐社会需要借助于公共财政政策所发挥的整体效应来实现其“和谐”的内涵，因此，公共财政的政策体系决定了公共财政可以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手段。
（六）构建和谐社会与公共财政相互发展
和谐社会与公共财政都不是恒久不变的，无论是它们的形式还是它们的内容都应随着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它们自身存在着向前发展的力量。而相互之间的作用可以产生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效果。
和谐社会和公共财政都处于动态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二者之间存在着前述种种密切的联系，因此它们并非各自独立发展，而是在自身发展中不断影响对方，相互促进地不断向前发展。
三、我国和谐社会建设面临的问题
（一）就业问题
我国每年新增劳动力和现有失业人员总数达2400万，在目前经济增长速度和就业弹性的约束下，每年新增的就业岗位仅900万个左右，劳动力供求矛盾十分突出。
一类是农民。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农业人口需向城市流动和向非农领域转移，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转移所带来的就业压力十分巨大。全国约有4000万的农民失地，失地的农民会导致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这种转移将减少农业就业的机会上千万个。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引起了党中央的极大重视，同时也造成了就业问题的原因之一。一类是学生。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一直是摆在教育工作者面前的重要问题，大批的高中毕业生继续受教育的机会流失而走向社会，高校扩招后的毕业生几百万，从而造成了大学生就业难不是一个短期可以解决的问题。一类是城镇居民。随着城镇新增劳动力，目前的下岗失业人员也不断在增加，每年需要就业的人员达到2400万，所以由于岗位的紧缺造成了城镇劳动力找工作的缺口增大。
（二）环境与资源问题
我国对资源不仅利用率低、过度消耗惊人，而且对资源的破坏严重，乱采、乱伐、乱排放，给资源和生态造成的破坏是毁灭性的。沙尘、洪涝、干旱、地震、蝗虫等各种自然灾害的破坏，由于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4%。资源是一个国家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一个国家构建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没有资源这个物质基础作保障，构建和谐社会只会是个空谈。所以，要把资源问题的紧缺和环境问题联系起来考虑，这个是建设和谐社会所面临的紧迫问题，也是关系到以后子孙的首要问题。
（三）社会分配不公
收入不平等、贫富差距过大，是目前我国社会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据中国社科院2005年社会蓝皮书报告，2004年中国基尼系数超过0.465，2005年逼近0.47。2003年城镇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是上海，达到14867.49元，浙江为13179.53元，广东为12380.43元，而最低的为宁夏6530.48元，贵州6569.23元，甘肃6657.24元。也就是说，最高收入地区的城镇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与最低收入地区的城镇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已扩大到2.28倍。这组数据说明，中国的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
（四）城乡差别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一个与构建和谐社会与新农村建设紧密相关的基础性问题。中国的城乡发展不平衡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均衡发展的重要因素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的关注。其中城乡差别包括城乡居民收入、城乡教育差距、城乡医疗差距、城乡消费差距、就业差距和政府公共投入差距。在农民的纯收入外，有一部分是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支出，如果扣除这个部分，这个城乡差距又会明显增大了。所以，城乡居民收入经历了一个先缩小后扩大、在缩小再扩大的过程。近年来，虽然国家采取了多种惠农的措施，城乡收入比例依然在3.21：1。因此，建设和谐社会中，怎样减少城乡差距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五）生产安全问题
随着企业深化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为了参与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部分企业只注重短期行为，“重生产轻安全”，导致企业出现的管理涣散，忽视安全生产，事故隐患不断增多，事故频繁的现象。不仅造成人员的伤亡和财产的重大损失，而且不利于社会的稳定。改革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而安全生产是促进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不能忽视这种问题，要及早防微杜渐。
四、如何科学利用财政政策促进和谐社会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财政政策的选择应该体现广大人民的利益，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只有充分利用好财政政策这个杠杆才能把和谐社会的建设抬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一）财政政策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措施
（1）建设法治政府与依法理财
为了构建和谐社会，财政部门要将依法理财思想贯穿到生财、聚财、用财的全过程。一方面要继续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建立科学合理的预算编制和执行制度，取消制度外政府收支活动，建立统一完整的公共财政预算，增强财政收支的透明度和规范性；另一方面要完善财政决策机制。规范财政重大决策的规划和程序，完善和细化财政预决算报告制度，推进财政政务公开，扩大社会公众对财政管理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2）解决社会矛盾为公共财政的职责所在
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5]实现社会公平必须注重弱势群体与其他社会成员间形成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机制。因此，财政在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缓解或消除社会矛盾方面肩负着重大责任时应当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在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基础上，加大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力度，通过不断完善公共财政体制，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3）发展作为第一要务
财政要在和谐社会构建中发挥职能作用，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始终把服务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在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同时，不断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科学界定财政支出范围，突出公共财政的公共性特征，切实把公共财政的支出重点转移到诸如国家安全和政权建设、生态环保及社会保障等社会公共需要的方面去。
（4）对于财政政策的改革
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也就是不断消除不和谐因素的过程。当前社会中仍然存在着很多不和谐因素，如就业形势严峻、各阶层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医疗和公共卫生制度不完善以及人与自然发展的不和谐等。财政政策对于消除这些不和谐因素和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6]
构建和谐社会的税收体系，应借鉴外国经验，贯彻国际上通用的国民待遇原则，公平地对待农民、城市居民和外商，建立城乡统一的税制。
构建和谐社会税收体系要提高个人所得税、财产税在税收收入中的比重，通过税收调节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7]首先，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加强税收执法力度。建立根据收入水平的增长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征收基线的制度。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改变目前所得税征收与家庭消费脱钩的状况，建立普遍的个人所得税年度申报制度。增加税务征收力量，提高税务管理和监督的技术水平，加强对偷税、逃税、避税行为高发领域的监管力度。其次，征收特别消费税。改革现行消费税，适当扩大税基，将一些高档消费品纳人消费税征收范围。对购置豪华住宅、名牌轿车等高消费征收特别消费税，政府应当积极推进调节收入的社会第三次分配，进一步动用社会力量促进社会和谐、高效发展。
（二）对具体问题的财政措施
（1）“三农问题”及财政政策调控
对于“三农”问题，我们需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建设；继续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建立有效的财政支农机制；逐步将农村公共卫生和医疗救助、社会保障、基础教育等纳入公共财政的覆盖范围；认真落实中央关于财政预算内教育、卫生、文化等方面新增支出主要用于农村的政策，增加国债资金用于农村投资的规模；城市政府也要切实把对进城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子女教育、劳动保障及其他服务和管理经费纳入正常的财政预算；支持农产品反倾销应诉，及时解决外国对我国倾销问题。
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和及时调整财政支农政策。一方面要采取“存量调整”和“增量投入”的方式。继续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改善农民。逐步实现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和缩小城乡差距；另一方面要优化财政支农资金投向。从支持粮食增产向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集中财力重点解决农村教育、医疗和困难救助等基础社会事业发展滞后问题，逐步提高农村公共服务能力，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2）构建收入分配的和谐
收入不平等、贫富差距过大，是目前我国社会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据中国社科院2005年社会蓝皮书报告，2004年中国基尼系数超过0.465，2005年逼近0.47。
调节收入分配是财政政策的一项重要职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自身不能解决收入公平分配问题，政府就必须通过财政手段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和贫富差距，防止出现两极分化。在财政支出上，应通过转移支付方式把一部分高收入地区、行业和群体的所得税收入转移给低收入地区、行业和人群。通过改革和完善个人所得税制，解决工薪阶层的一部分生活费用被纳入征税范围，而高收入群体的税负相对较轻而产生的累退性的弊端。因此应通过个人所得税改革，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模式，适当提高免征额，强化税收征管，逐步提高个人所得税在税收收入中的比重，更好地体现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促进公平的作用。同时，完善财产税制度，适时开征遗产税与赠与税。从财政角度来看必须加大财政资金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3）就业问题
社会稳定是社会和谐的重要特征。[8]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稳定局面。目前社会中，就业、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下岗和失业现象的出现、教育产品提供的不平衡、医疗卫生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等都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现实和潜在因素。
因此，税收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必须与就业政策结合起来，把扩大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在财政支出政策上，应加大对教育事业的投入力度，大力发展基础教育，增加高学历人群占总人口的比例，提高我国的整体劳动力素质，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充分利用我国人力资源潜力巨大的优势。
（4）社会保障问题
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必须逐步提高中央和地方财政对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完善城市和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职工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障制度改革。政府是社会保障的主体，在税收政策上应建立健全社会保障税体系，为社会保障建立稳定规范的筹资机制。
财政应及时调整政策的着力点，把加大社会保障资金投入和完善政策实施方式结合起来，逐步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财政政策支持体系。从实际出发，既要逐步扩大保障的覆盖面，又要合理确定保障水平，实现社会保障的可持续性。
四、总结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社会和谐的物质基础，社会的公平、稳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只有建立在生产力极大发展、物质财富相对充裕和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有了保障的基础上的和谐才是真正的和谐。从根本上说，社会发展不仅是经济发展的目的，也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如果没有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不仅经济发展最终难以持续，社会难以和谐，政权也难以巩固。
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要求国家财政在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提供资金的过程中，按公平正义的原则配置财政权益，调节干群之间、居民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利益关系，促进经济结构与人与人的利益关系的协调发展。[9]也就是说，财政不只是在经济上发挥调控作用，重视宏观经济效益，更要重视社会福利的配置、民生的改善。真正做到以民为本，为全体人民谋福利，维护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和谐。
最后综合各种信息，从我国现实考虑，那就是总结一点：我国的财政政策目标急需从经济增长调整到充分就业上来，如此既是经济稳定的要求，也是社会和谐的呼唤，切不可怠慢。政府只有在充分利用财政政策实现充分就业之后，才可真正的实现经济稳定，才可切实的构建出一个和谐社会。
同时，从财政改革的前景来看，和谐社会财政的构建，还要求公共部始终坚持以民为本的理念和提高执政能力、协调能力、自我完善的能力和化解矛盾的能力。
【参考文献】：
[1]喻廷才健全公共财政体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n]日报，2005—4—30
[2]海茵茨-笛特?哈德斯：《市场经济与经济理论》，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
[3]劳埃德?雷诺兹：《宏观经济学——分析和政策》，商务印书馆1994年
[4]邓子基公共财政与和谐社会[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6):41—47
[5]财会研究编辑部构建和谐社会财政应肩负的使命财会研究,2005(6)
[6]马海涛构建和谐社会的财政政策[J]广西财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1—7
[7]谢旭人发挥税收职能作用，促进和谐社会建设[n]人民日报，2005—0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