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安全治理篇1
一、构筑水生态治理与水安全保障体系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目标要求
指导思想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部署，紧紧围绕自治区“8337”发展思路，积极践行“大力兴水、全面节水、科学管水”的治水思路，立足我区区情、水情，针对水资源现状、水利工程建设情况及经济社会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科学规划、统筹兼顾、重点突出，建立和完善水生态治理与水安全保障工程体系，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保障水生态环境改善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基本原则是坚持人水和谐，科学发展。坚持民生优先，以人为本。坚持科学规划，统筹兼顾。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协同。
目标要求是加快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水资源条件与产业布局相匹配，提高水资源综合供给能力；全面实施自治区新增“四个千万亩”节水灌溉工程，加快推进灌区节水和黄河及其它流域的水权转换，大力调整用水结构；加大水资源节约保护力度，建立自治区、盟市、旗县三级“三条红线”控制体系，全面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大力发展民生水利，加快推进城乡安全饮水工程建设，加快实施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和中小河流治理，加快大江大河及主要支流防洪工程体系建设，提高城乡防洪抗旱减灾能力；统筹城乡区域发展，建设重点供水工程，着力改善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不断完善水利发展思路，管好资源权、放开建设权、搞活经营权，深化水利投资体制改革，建立健全水利投入稳定增长机制。
二、构筑水生态治理与水安全保障体系的重点建设内容
一要建设清洁能源、煤化工、新型产业基地供水保障工程体系。根据区域功能定位，结合当地水资源条件，围绕国家、自治区级工业园布局及其对水资源的需求，规划建设清洁能源、煤化工、新型产业基地供水保障工程体系。近期（2013-2017年，下同）重点建设阿拉善经济开发区供水工程、乌海经济开发区供水工程、鄂尔多斯市所属旗县供水工程、包头市所属工业园区供水工程等。该工程体系覆盖全区11个盟市43个工业园区，规划建设供水工程47处，到2017年供水能力达到23.5亿立方米，解决园区重点工业项目的用水问题。
二要建设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基地节水灌溉工程体系。以节水、增产、增粮和农牧业生产稳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全面实施自治区新增“四个千万亩”节水灌溉工程，建立以规划为统筹、项目为依托、部门相协调的政府资金整合机制，重点建设节水增粮行动、大型灌区节水改造、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等7类工程，规划节水灌溉面积达到5012万亩，新增灌溉节水能力19.47亿立方米，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0.55以上，新增粮食生产能力125亿斤。
三要建设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工程体系。根据区域、重点城市、河湖水生态环境状况和当前存在的水生态环境问题，结合已开展的生态治理项目和规划设计的生态环境综合治理项目，规划建设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工程体系。近期重点规划建设阿拉善盟乌兰布和沙漠沙产业水生态治理工程、正蓝旗元上都世界文化遗产水环境治理工程、海拉尔市伊敏河河道治理及生态恢复工程等水土保持生态建设项目。
四要建设城乡饮水安全保障工程体系。重点建设阿拉善盟巴彦浩特及沿线苏木镇饮水安全工程、呼和浩特市水安全保障与水生态治理工程等，新增供水能力4.22亿立方米，改善城镇385万人饮用水条件。建设农村牧区饮水安全工程，到“十二五”末解决256万农村牧区群众饮水安全问题。
五要建设县域经济供水保障工程体系。根据当前部分旗县已有的前期工作情况，结合当地水资源条件，近期重点规划建设8个盟市22个旗县22个重点供水工程项目，规划工程总供水能力4.1亿立方米。建成后预测实现工业增加值1300亿元，保证48.88万人口饮水，发展灌溉面积44.85万亩。其他旗县县域经济发展的供水保障工程，可采取现有水利工程等方式解决，或根据前期工作进展情况，对本规划进行适当调整。
六要建设区域经济发展水资源配置工程体系。围绕解决缺水地区水源问题和重点缺水项目的水量指标配置，在西部主要解决水指标问题，在东部主要解决水源问题。近期重点规划建设文得根水利枢纽及“引绰济辽”调水工程、西拉木伦河红山水库连通工程、辽西北供水工程通辽支线工程和水权转换节水改造工程，配置水量19.84亿立方米。
七要建设防汛抗旱减灾工程体系。围绕我区的主要江河、重点城市防洪减灾任务，结合现有规划和项目前期工作，近期重点规划建设黄河、嫩江干流防洪治理工程、主要支流治理工程、中小河流治理工程，呼和浩特市、包头市、赤峰市城市防洪工程，海勃湾水利枢纽工程和科泊尔海防洪滞蓄工程，病险水库水闸除险加固工程以及草原抗旱基本井工程。
通过以上七大工程体系建设，使全区防洪、灌溉、供水等水利基础设施得到极大的改善，水资源调蓄配置与供给保障能力进一步提高。全区节水灌溉面积达到5012万亩，新增灌溉节水能力19.47亿立方米，新增粮食生产能力125亿斤；促进水资源优化配置与高效利用，区域经济发展水资源供需矛盾得以缓解，新增供水能力32.98亿立方米，供水保障能力显著提高，城乡饮水安全得以保障；主要江河重点城市防洪能力显著提高，建设堤防及护岸工程5013公里，新增抗旱供水能力1.2亿立方米；重点区域生态环境、主要城市水生态环境得到改善。
三、构筑“8337”发展思路水生态治理与水安全保障体系的保障措施
一要强化规划指导。自治区水利厅负责编制自治区“8337”发展思路重点水生态治理与水安全保障工程相关规划，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后印发，指导全区“8337”发展思路重点水生态治理与水安全保障工程体系的实施。各地区要依据该规划，结合水利发展“十二五”规划、水资源综合规划、流域综合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和节水灌溉、饮水安全等专项规划，以及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与县域经济发展规划，进一步细化规划方案，制订年度实施计划。
二要加大政府投入。要加快建立水利投入稳定增长机制，积极争取中央对我区的水利建设投入，争取各级财政对水利投入的总量和增幅要有明显提高，大幅度增加地方财政水利专项资金。进一步落实水利建设基金筹集与使用政策，用足用好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提取10%用于农田水利建设政策。抓紧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的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建立健全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水土保持、建设项目占用水利设施和水域等补偿制度，确保补偿资金全部用于水利建设与管理。
三要吸引社会资金。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区发展非公经济的决策部署，按照7部委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水利改革发展金融服务的意见》，鼓励符合条件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通过直接、间接融资方式，拓宽水利投融资渠道，吸引社会资金参与水利建设。
四要严格水资源管理。严格实行用水总量控制，确保到2015年全区用水总量控制在199亿立方米、2020年控制在211.57亿立方米之内；加强用水效率控制红线管理，确保到2015年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比2010年下降27%、农业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0.501；加强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管理，确保2015年全区重要江河湖库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达到52%、2020年达到71%；建立水资源管理和考核制度，充分发挥水资源配置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等方面的基础性、导向性作用。
生态安全治理篇2
中国互联网三巨头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的崛起，标志着我国已全面进入信息时代。Bat时代的到来，一方面优化和改进了传统社会结构与秩序，另一方面也为实体特征与虚拟特征兼有的现代网络社会管理带来很多新的挑战，突出表现为人们往往更多关注互联网经济和商业的成功，却有意无意忽视了互联网生态系统在其它方面存在的失衡问题。这种网络生态失衡给现代政府治理带来了很大难题，一方面治理成本垫高，另一方面传统治理结构功能弱化，社会风险敞口增加。具体来讲，当前网络生态失衡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网络内在道德自律与外部舆论监管审查之间不平衡
网络空间不同于传统公共空间的地方在于它是虚拟空间，不直接受到传统物理秩序和实体道德的约束。互联网思维与传统社会的实体思维不一样，虚拟主体与现实主体也不一样，所以网络空间治理与实体社会空间治理也就不同。遗憾的是网络空间治理在当下还不是很成熟，以当前网络意识形态工作为例，网络空间监管者由于过分的强调意识形态安全，无形中会制约网络舆论空间的成长和成熟，也大大抑制了网络道德自律意识的崛起与养成。意识形态安全理应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最低目标，意识形态发展进步才是最高目标。当前存在以最低目标取代最高目标的工作思路和导向，最终结果必然是政府强势管制下的网络生态严重失衡。外部强制管理过多，网络自我治理和自我净化能力不足，以政治标准和政府管理标准（说到底是安全运行、风险管控标准）取代网络空间自主运行规律和网络社会理性，不仅会影响中国网络强国的发展目标，而且从长远来看会导致网络空间失真，最终抑制网络空间对实体政治和社会的监督、批评和引导功能，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民众与政治的有效互动、堆高了政治系统运行的潜在风险。
网络规模扩张与法律制度资源供给不平衡
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增速和规模都异常庞大，2014年中国网民已达到6.49亿人。就互联网经济而言，今年底就可突破1万亿人民币，如果再加上电子商务市场交易，预计2015年和互联网直接有关的经济规模总量将达到20亿元，占GDp总量的26%左右。和这么庞大的网络人口与经济规模监管需要相比，我们的法律和制度供给明显是短缺的。诸如网络安全、网络信息服务与管理、网络著作权保护、电子商务、个人信息保护、未成年人保护等领域的监管，要么出现法律空白，要么这些网络立法多是在互联网发展初期制定，存在及时性不够，针对性、系统性不强，规范层级较低等问题，亟须进行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积极开展立、改、废、释工作。
网络风险敞口与治理体系脆弱不平衡
与传统社会的风险相比较，网络时代国家的风险敞口要更大。现代国家安全观不仅包括线下安全，还包括线上的网络空间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渠道安全、数据安全、技术安全、应用安全、资本安全、内容安全等，不仅涉及网络安全防护的目标对象，也包括维护网络安全的手段途径。其中，政治安全是根本。正如所说：“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在互联网这个战场上，我们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与传统政治安全相比较，在网络空间，政治权威资源无法有效地移植到网络虚拟空间，主流被解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发生反转。民意透明性和真实性增加，不仅抑制了传统政治的操作空间，而且由于大众民主对精英民主的对冲，一定程度上也抑制了政治过程的效率和质量，削弱了治理的效能，增加了治理的难度。与网络空间的风险敞口相比，我们现有的治理体系还是非常脆弱的，不仅缺乏现代网络空间治理所需的多边、民主、透明、开放、合作等重要元素，而且就人类历史的政治经验积累来看，网络空间治理明显处在空白地带。
网络外延式扩张与内涵式发展不平衡
以Bat为例，中国最大的三个互联网巨头在过去这些年都在修建一条为各自企业专属经营的信息高速公路。以渠道优势和渠道垄断获得利润，是这三家企业共同的盈利模式。这就好比高速公路运营公司，只管收过路费，至于路上跑什么车，运什么货物，什么人驾驶等问题都与其无关。违反交通规则、发生事故、出现伤亡，甚至违规运输违禁物品危害公共安全等副产品，全部由社会和国家来买单。所以我们一定要注重网络生态建设的外延式扩张与内涵式发展的平衡，企业不仅要分享渠道垄断带来的红利，而且还要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分摊和承担外部治理成本。注重管理与维护结合，安全与发展结合，外部管理与内部自律结合，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结合。不能以企业盈利和成本控制为由，放弃相应的社会责任与维护责任，更不能因为渠道业务收费有利润，就放弃对内容和道德法律的履职调查，甚至饮鸩止渴，以牺牲网络生态安全与发展为代价换取企业发展。就网络生态的长远发展而言，我们不能再走过去那种“先污染、后治理”的落后模式，应该从现在起就把社会责任的道德基因植根于网络生态的内在气质中，真正树立“没有网络生态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网络生态发展就没有国家发展”的现代网络生态治理观。
网络经济功能与政治、社会、文化功能不平衡
生态安全治理篇3
关键词：意识形态安全;政治安全;新媒体;互联网思维;话语体系
中图分类号：D6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5）10-0005-06
“意识形态”这一概念虽然是由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哲学家德斯图・德・特拉西（Destuttdetracy）首先提出和使用的，但人们通常把马克思、恩格斯视为现代意识形态理论的奠基者，认为正是他们才真正确立了“意识形态”的现代语境。为了打破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民众的思想控制，马克思在其经典著作中对意识形态大多持否定和贬义的批判态度，认为“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有意识地但是以虚假意识完成的过程”①。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形态既是“虚假的意识”，但同时也是一种“观念的上层建筑”，是二者的统一体。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对以唯心史观为基础的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持否定态度，斥其具有虚假性和非科学性;另一方面，他们也认为意识形态“毕竟是人类史的一个方面”②，因而使意识形态概念又具有了中立性含义。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有科学与非科学之分，其虚假性并不是其概念本身的原初特性，它也注定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马克思、恩格斯在展开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同时，逐步构建起科学的意识形态理论体系。此后，人们对意识形态的研究都不能避开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已成为当下人们研究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参照系”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是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相对立的具有无产阶级鲜明阶级性的意识形态，也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以马克思及其后继者的基本理论为基础，中国共产党不断开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与实践的新境界，使意识形态逐渐从哲学上的一个理论问题演变为一个关乎国家政治安全与社会稳定、关乎民族的精神状态和价值观念的重大现实问题。
一、意识形态安全：实现政治安全的重要保障
1.意识形态安全是实现政治安全的思想前提
近年来，随着各类网络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国内外信息交流与传播的载体和模式发生了颠覆性的巨变，网络政治参与活动和信息传播内容的激增使国家政治安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基于对我国国家安全形势变化的判断，学界和国家领导高层都十分重视国家政治安全问题。同志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着重强调，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要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从学理层面上讲，政治安全的指涉对象通常为国家政治体系，具体是指国家政治体系不存在颠覆性威胁，具有较高政治合法性，并处于结构合理、功能配合、运转协调、变化有序的良好状态。政治安全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体现，主要包括政权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政治制度安全、政治秩序安全和执政安全等方面的内容。④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影响政治安全的内外因素很多。作为政治安全的核心要素之一，意识形态安全无疑具有十分突出的战略地位。意识形态安全一般是针对一个国家或地区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和政治意识形态而言的，它意味着这些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能够从容应对不同社会思潮的挑战，并保持价值观体系的稳定性和适应性。相对于政治安全体系中的其他要素而言，意识形态安全通常更为直接地面临外部政治环境的变化和多元价值观念的冲击。它是国家内政外交的精神防线，也是实现国家政治安全的思想前提。在网络新媒体环境下，信息传播渠道多元，各种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也愈趋激烈，只有不断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时代化和中国化，才能确保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受威胁，为政治安全的实现提供坚实的思想保障。
2.意识形态安全是促进政治安全的引导力量
意识形态是一国赖以建立的思想基础，是国家政权合法性的理论来源。在政治话语中，意识形态指的就是政治意识形态，其具有的强大渗透力既能瓦解他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也能抵御外来思想文化的渗透。如果国家的意识形态本身很脆弱，或者不为大多数民众所认同，或者虽然为大多数民众所认同，但社会中还存在其他的意识形态与其激烈竞争，那么，国家的政治根基就不是很牢靠。强烈的认同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整体的国家观念，并内在地形成了一个国家政治安全的民意基础。只有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普遍认同国家主流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念，确保其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才能实现意识形态安全。如果缺少广泛的社会认同基础，作为共同体的国家也难以实现长治久安。因此，意识形态安全是影响国家政治安全的先导因素，它在国家政治安全体系构建中享有优先地位。概而言之，作为表达社会发展规律和信仰追求的一套价值体系，主流意识形态不仅全面体现了执政党的政治信仰，而且还是执政党确立政治制度、制定大政方针的基本指导思想。在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遵循继承性、开放性和实践性的原则，不断加强理论创新，提升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导向力，并在与新自由主义等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的较量中保持优势，不仅有助于化解制度认同风险，增强政治制度的认同吸引力，还有利于提升执政党的凝聚力和号召力，进而巩固执政党的权威地位，实现执政安全。
3.意识形态安全能有效提升政治合法性基础
我国社会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和关键期。一般而言，成功的政治改革导引政治发展，并为政治稳定提供制度保证，但伴随政治改革而发生的社会转型、文化冲突和利益调整等也可能会给变革中的政治秩序带来各种风险和危机。历史上由于政治改革而带来的各种潜在的社会危机中，合法性危机是最为致命的，因为民众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对政权或政权代表的认同危机会导致整个政治体系的全面崩溃，从而直接威胁国家政治安全。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主要由意识形态合法性、程序合法性和有效性合法性构成。可以说，政治合法性的稳定程度直接取决于民众对这三大合法性基础的认同程度。⑤一般而言，意识形态是执政者与民众之间的一种共认的理念，认可与否是广大民众对执政者施政理念形成的价值判断，因而意识形态合法性是执政党巩固执政地位和实现有效执政的重要资源之一，也是实现意识形态安全的根本前提。而程序合法性则认为国家合法性的依据是一整套规则或程序，其中最重要的规则就是政权组织的法律或制度。有效性合法性则具体体现为政府绩效，它往往代表着国家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对社会需求的满足程度，也是政府获取民众认同最为直接的合法性资源。在社会治理实践中，地方政府往往对绩效合法性尤为偏好，时常动用大量行政资源谋求社会经济发展，通过获取良好的经济增长数据来追求执政绩效的实现。但经验和常识告诉我们，政绩合法性并不是永远靠得住的，高速增长的经济模式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政治权力并不能将有效性长期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上。虽然政绩的获得对于执政党具有特殊的重要作用，但如果把执政合法性完全建立在经济绩效上是很脆弱的。概而言之，一个政权的可持续性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政绩合法性，但从长远来看，程序合法性和意识形态合法性却显得更为重要。尤其是在经济新常态和依法治国大背景下，我国国家治理方式发生重大转变，着力推进意识形态合法性构建，确保意识形态安全，将对有效提升政治合法性基础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二、合法性与有效性：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
新媒体是以数字传播为核心的媒介形态。在我国，新媒体是比较通俗的说法，其更为严谨的表述是“数字化互动式新媒体”，目前主要是指基于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能实现信息实时交互传播的多媒体终端传播媒介（如手机媒体）。新媒体意味着技术的进步、传播语境的改变、传播话语权的解构和内容生产方的转变。其具有数字化、传播语境的“碎片化”、话语权的平民化、全民出版等特征。⑥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信息流通的低成本、及时快捷和多元主体交互性，使得人们表达不同利益诉求的通道更为顺畅，表达意愿也更为强烈。新媒体在信息传播方面的独特优势使执政党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和推行变得更为高效。与此同时，随着信息传播主体和信息控制权发生根本的变化，社会个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话语权，新媒体营造的去权威性、去中心化的信息传播生态对传统主流媒体的话语权威和共同体的维护形成了巨大挑战，使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双重困境。
1.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法性面临的挑战
第一，新媒体环境下社会公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认同呈下降趋势。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是培育公民政治认同、实现社会稳定的重要途径，主流意识形态所产生的凝聚力能够促进社会公众对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给予广泛的心理认同。单靠市场契约是无法维持现代社会的正常运行的，还必须有“契约背后的非契约因素”，即人们共同的价值观和认同感。这些共同的价值观和价值理论体系对于实现意识形态安全、建立和维持良好的社会公共秩序具有潜在的重要作用。但在新媒体传播环境下，开放的政治环境加速形成，信息传播的开放性特征促进了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交互发展，也直接加剧了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与冲突，如果这种冲突不能及时疏通和化解，则会削弱社会公众对主流意识形态高度认同的心理基础，从而对意识形态安全造成直接威胁。
第二，新媒体环境下主流意识形态的优势地位面临严峻挑战。在社会急剧变迁时期，往往是各种意识形态粉墨登场之时，也是各种意识形态斗争与较量最为激烈的时期。尤其是在网络新媒体环境下，西方各种意识形态的推广和渗透力度不断加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的竞争和挑战更加激烈。随着信息化步伐的快速推进，西方国家充分利用其先进的传播技术输出其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如果社会民众忽略国情民情的差异性，被西方国家的发达程度、价值体系和制度模式所吸引，将势必促进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成长，从而增加我们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成本和难度。在新媒体时代，特定的意识形态不可能一直处于不受任何威胁和挑战的真空状态，处于全球化浪潮中的开放的中国，必然要面临同质性非主导意识形态和异质性意识形态的挑战。在某种程度上，目前的中国社会就处于观念多元和意识形态多样化的状态，社会转型期往往是各种意识形态斗争与较量的关键时期，而新媒体环境下的信息传播则更是加剧了这一关键时期的观念冲突，从而使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优势地位不断遭遇挑战。如在《人民论坛》“2013年值得关注的十大思潮”年度调查中，“新自由主义”思潮位居值得关注的思潮首位，且连续四年位列十大思潮前五位。该思潮对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之深可见一斑。
第三，泛意识形态化思维容易导致意识形态安全的认知错位，增加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难度。当互联网信息传播技术解决了民意表达不畅和信息不对称等问题时，如果仍继续以传统惯性思维来识别意识形态安全的威胁因素，则容易导致意识形态安全的认知错位。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部门往往习惯于将网络传播环境下的意识形态化，将问题的严重性轻易上升到破坏意识形态安全的高度，在处理突发公共事件过程中随意动用政府强制力，这都将在无形中激化社会矛盾和冲突，加剧社会关系的紧张状态。这种泛意识形态化的处理方式，往往容易制造出大量假想敌，掩盖了真实的矛盾根源，延误了社会突出问题的解决。同时，频繁滥用政府强制力等不当的执法方式也容易给民众带来极大的不安全感。面对网络集体行动和因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引发的，地方政府如果首先想到的不是设法化解隐藏在冲突背后的各方利益诉求，而是习惯性地对事件超前定性，轻易将其上升到某种政治高度来看待的话，这种思维定式将在无形中凸显我国意识形态的僵化和自我封闭，而僵化是意识形态安全的致命伤。僵化的意识形态不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其导致的种种不良后果必然增加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难度。
2.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有效性面临的挑战
第一，新媒体环境下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技术迭代乏力。互联网技术自发端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一直占据绝对的优势，尤其是在全球网络化进程中，发达国家争先恐后、力度空前地实施着国家互联网战略。其目的除了谋求科技和经济发展之外，一个更重要的动机是利用先进的网络信息技术和资本市场上的巨大优势，通过网络传播工具将西方的意识形态传播到全世界，向他国进行政治兜售和文化兜售，以谋求自身政治利益的最大化。就技术层面而言，互联网作为全球性的信息系统，是不具有阶级性的。但它确实同时又可以为不同阶级、政党和国家宣传自身意识形态提供一个媒介，而且，“技术本身也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⑦。但反观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其技术手段却显得创新不足。互联网技术作为一种信息传播和沟通技术在我国蓬勃发展的近20年时间里，政府部门并没有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在信息传播方面的优势。新媒体在改善政府形象、推进意识形态认同方面的突出作用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与西方国家对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的重视程度相比，我国政府部门在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方面仍然囿于传统的方式，过于相信传统主流媒体的传播效果，漠视网络新媒体工具的传播力量，更谈不上实现新媒体传播技术的周期性迭代。托马斯・迈尔曾指出，“新兴媒体实际上已经成为政党的最大竞争对手，它们和政党争夺受众，争夺对社会主流意见的主宰权。政党的一些传统政治功能，如宣传功能、教育功能等，已在媒体的冲击下丧失殆尽”⑧。在新媒体环境下，如果不能实现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技术的更新，不重视传播过程的优化和传播效果的反馈，将无法有效应对网络社会对意识形态安全形成的威胁与挑战。
第二，新媒体环境下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模式僵化保守。互联网早已超越了单纯技术应用层面的价值，而演变成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数字技术革命正在缔造人类数字化生存的图景，而以信息资源的快速流动与群体共享为核心特征的网络新媒体正在重塑着社会的物质基础、精神结构和社会治理结构。作为一种新兴传播媒介，网络新媒体在促进公民媒介素养提升的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社会个体权利意识的觉醒。尤其是信息传播的即时性、非理性、群体极化和多元互动性等特征，使得新媒体环境下的互动式传播与传统媒体环境下的单向传播模式迥然不同。互动式传播重视传者和受者的内心体验和结果反馈，信息传播的传者不再是一副权威、严肃的形象，信息传播的受者也不再只是被动接受的角色，而是可以根据自身偏好随时主动地做出回应和互动，甚至可以自主设置特定议程表达观点。但显而易见的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和宣传仍然倚重于传统的单向传播模式。传统媒体传播模式是中国政治生活的一面镜子，之所以能常年保持其形式、内容不变，并保持其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力，这是由中国特定的国情所决定的。但这种模式由于不重视网络空间内生、自发秩序的重要作用，变得日渐僵化、保守和不受广大年轻网民的重视。
第三，新媒体环境下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达显得刻板、乏味。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较量，其实质就是一种话语权的较量。“现代意义上的话语权，其实质就是意识形态主导权”⑨，话语权的丧失意味着意识形态主导权的丧失，意味着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措施失效。互联网对政治话语的影响，最为明显的表现是在信息传播渠道的开放性上。网络新媒体的传播革命已经造成对官方话语权的冲击和分解。在传统媒体时代，只要掌握了传统主流媒体，就能牢牢掌握话语的主动权。党管媒体，保证了官方话语在传播平台、传播渠道、传播效率方面的先天优势，而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带来的传播革命正在挑战这种优势。在鲜活的、生动的、贴近群众心理的网络民间话语面前，官方话语和主流媒体话语的主导地位有被网络民间话语体系解构的风险。
三、意识形态安全的实现途径
网络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对人类的认知及交流的方式提出了全新的挑战，传统意识形态安全范式和传播机制已经逐渐不能应对互联网时代的挑战。面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在新媒体环境下遭遇的诸多困境，我们必须重视意识形态安全的人本关怀，即树立以人的安全为中心的人本安全观。要着力推进意识形态理论创新，提升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同时，要重塑适应新媒体传播生态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以有效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效果。借鉴互联网思维，寻求意识形态安全范式与话语传播的协同创新，是实现新媒体环境下意识形态安全的必然路径。
1.互联网思维：意识形态传播的思维变革
互联网思维是广泛联系对话沟通时代的新思维，与传统思维相比，其具有四个重要特征。第一，具有快速反应能力。互联网思维意味着对外部环境和公众意见始终保持灵敏，并具有较强的反应能力，能及时做出快速的决策行动。第二，具有创新精神。创新是互联网思维的精髓。互联网思维还意味着要具有开放性意识，能主动根据环境的变化及时创新观念，调整机制，更新模式。第三，追求个体体验和评价。在互联网时代，中心化和权威性的话语体系被打破，社会网络中处处是中心节点，社会个体成为供求关系中的主导者，一切产品、服务、理念都将围绕社会个体展开，个体参与感得到充分尊重。第四，具备社会化思维。互联网思维的本质即社会成员都处于一个巨大的社会网络之中，从社会关系链和传播链的角度来看，意味着要重视小微个体的力量，利用社会化媒体对观念、产品或服务进行口碑营销，达到协作共赢的效果。
新媒体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迫使我们改变传统的惯性思维，以顺应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新特征和新趋势。针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在新媒体环境下遭遇的种种困境，借用互联网经济活动中盛行的互联网思维来克服这些困境不失为一种思维创新。对于互联网思维这一网络文化领域炙手可热的开放性话题，金元浦教授对其给予了较高评价，“它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先导理念，是科技革命中范式转换的必然成果，它预示着一种更新的思维方式的酝酿与形成，将带给未来社会更为巨大的变革”⑩。当互联网思维上升为一种思维形态，将会对当今的意识形态传播实践提供一种全新的阐释。根据互联网思维带来的启示，新媒体环境下意识形态的传播主体必须具有开放性意识，能主动根据外界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传播的观念、机制和模式。同时，要重视社会个体的参与感，发动和感染一部分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到主流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过程中，形成传播合力，这将有效增进社会共识，促进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号召力的进一步提升。
2.人本安全转向：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价值追求
意识形态安全能否有效提升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与主流意识形态在思想领域的统摄和引领作用分不开，更与人民群众始终保持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高度认同和自觉践行密不可分。强调意识形态的人本关怀，向人本安全转向，是意识形态安全范式转换的核心，也应该成为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价值追求。
人本安全是一种针对传统安全观而提出的批判性概念，其主要关切点是人的安全问题，而不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安全。自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首倡人本安全这一概念以来，围绕这一理念的价值论争此起彼伏，难以达成广泛的共识。然而，无论何种范畴的争鸣，都只是反映了国际社会不同主体在安全内涵上的主观感知和价值判断上存在的种种差异，价值争论本身将推进人本安全理论的不断完善。依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安全需要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人本安全既是人类发展的前提保障，也是人类发展的最基本目标。从各国的治理实践来看，无论作为目的还是作为手段，人本安全都是人类发展进程中一个关乎政治、安全与发展的基本问题。因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社会关系的核心指向，作为社会活动主体的人的生存状态的优化以及人的自主自由发展，也是政治安全的最终评判标准。具体到意识形态领域，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社会联结机制的解体和缺失，社会原子化趋势愈加明显，社会个体与公共世界不断疏离，在这种情况下，重视原子化的社会个体的安全威胁和安全需要，也是意识形态安全的应有之义。意识形态安全为个人发展提供了思想保障，社会个体在一个对立的、混乱的价值体系和思想观念环境中不可能获得全面自由发展的机会。同时，人本安全是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目标，意识形态安全也需要每个社会个体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只有树立人本安全观，尊重社会个体的政治主体地位，维护社会个体的合法权益和安全需要，以提升社会个体的满意度为根本动力和价值目标，主流意识形态才可能被社会公众从心理上最大限度地认同和接纳，从而最终促进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和优化发展。
3.包容性调适：意识形态安全的优化路径
一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是该国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在各种地理、历史和文化因素的作用下，产生和形成的富有民族特色的精神要素的结合体，它是该国国家利益和价值取向的选择和体现，因此，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特殊性。但这种稳定性和特殊性决不意味着意识形态的僵化和自我封闭。意识形态作为观念上层建筑是与时俱进的，它不仅具有社会理想的应然性，而且还具有社会实践的实然性特征，需要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状态而不断调整内涵，即尊重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并吸收其中的先进要素，以不断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说服力。主流意识形态要想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就必须发挥批判精神，把理论创新放在突出位置，不断结合经济社会实践情况的需要，创新表现形态，保持意识形态的理论创新能力，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力、凝聚力和表现力。同时，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意识形态建设，探索新形势下理论宣传的规律，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新的社会实践。也就是说，只有在巩固基本价值理念的基础上保持适度的张力，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同时注意包容、吸纳其他社会思潮中的有益养分，避免意识形态走向封闭和僵化，才能在复杂的社会变迁中保持意识形态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并不断推进意识形态体系的创新发展。
4.话语体系创新：意识形态安全的有效保障
在中国的政治实践中，对话语的关注，其实归根结底是对话语权的关注，也就是对“话语”的传播力、控制力和影响力的关注。政治与话语有着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政治通过权力对话语实施密切的外部控制;同时，话语对政治也进行着全方位的渗透，话语构成了政治共同体的观念基础。
对信息资源的垄断和占有将造成话语权力的集中和垄断。但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随着数字技术和新媒体的普及运用，微博、微信、论坛、贴吧等网络空间造就了一个开放式的自媒体传播平台，在新的传播平台上，之前各种相互隔离的话语渠道被彻底打通。话语权不再是被政府和传统媒体垄断的稀缺资源，也没有任何一种政治力量能够完全禁止公民的话语权利，或者垄断全部的话语传播资源。传统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正面临着民间网络话语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消解，作为合法性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必须不断进行话语体系创新。在西方发达国家拥有制网权和网络话语霸权的客观形势下，我们必须构建符合自身发展的话语体系和网络话语权。既要树立适应全球网络化时代的意识形态安全观，也要坚持中国特色的对外话语体系;既要采取社会民众喜闻乐见的传播形式，摒弃那种居高临下的说教风格，也要合理运用符合受众心理需要的政治修辞方式，以适应网络话语体系和网络信息传播的需要，从而实现主流意识形态思想与趣味性的融合。只有不断适应新媒体环境下传播理念和传播技术发展的新要求，增强我国话语体系和价值观念的创造力和感召力，才能最终实现意识形态的安全。
生态安全治理篇4
关键词：生态文明；森林；有害生物；防控
生态文明是指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过程的同时，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良好生态所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林业方面所包括的有森林保护、土地利用、改善农耕、合理利用水资源、合理利用能源、物种保护、大气保护和人口控制等8个方面基本内容，它们无不与森林保护直接或间接相关。
林业一直是一个国民经济部门、大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林业已经“由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转变成为生态建设的主体”。森林是自然功能最完善、最强大的资源库、基因库、蓄水库、贮碳库、能源库，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生态因子，一片森林同时具有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特点，能够从根本上或一定程度上解决生态文明建设某些方面的问题，保护国家生态安全，维护生态运行，从而使得以森林为经营管理对象的林业成为联系生态和经济的纽带和关键。林业承担着培育、管护和发展森林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森林景观、森林文化遗产和提供多种森林产品的根本任务，肩负着优化生态环境、促进经济发展的双重使命。林业通过防治水土流失、保护生物多样性、防治沙漠化、抵御水旱灾害和调节气候等功能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和区域经济发展中已经并将继续发挥举足轻重的主体作用和间接作用。
1.林业有害生物防控的重要性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要求我们。全面加强森林资源保护管理。在努力增加森林资源数量、加快生态恢复的同时，切实严格保护和科学管理好森林资源，不断提高森林资源质量，优化森林生态系统结构，改善生态系统功能，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林业的多种需求。
当前，江宁区的森林资源受到松材线虫病等有害生物的破坏和威胁，这种状况不仅严重破坏森林资源，制约社会经济发展，也影响国土生态安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只有不断提高森林资源保护管理水平，保护管理好现有的森林并努力增加森林资源数量，提高森林资源质量，才能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必需的物质产品、生态产品，才能肩负起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经济发展、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使命。因此林业有害生物防控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承担着保护森林资源、维护生态安全、推进生态建设、促进生态文明的重任，是林业发展的重要保障力量。
1.1林业有害生物防控工作是保护森林资源、维护生态安全的保障
林业生物灾害是“不冒烟的森林火灾”，是林业发展、生态建设的大敌。南京市江宁区林业有害年均发生面积2000hm2左右，各种有害生物严重威胁着森林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安全。松材线虫病、竹蝗虫、杨树食叶害虫影响着占江宁区近1/3面积的松林安全；美国白蛾、杨树蛀干害虫、杨树食叶害虫及病害等破坏着杨树及其它阔叶林；经济林病虫害蚕食着山核桃、板栗、竹林等林分。特别是随着对外交往日益频繁和全球气候变暖，林业有害生物适生范围不断扩大，发生期提前，世代数增加，发生周期缩短，危害程度加剧，制约了生态建设步伐，成为影响生态建设的障碍。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全面遏制林业生物灾害严重发生的局面，是林检系统的重要使命。
1.2林业有害生物防控工作是社会和谐发展、提高健康水平的需要
食品安全是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问题。生活水平的提高必然对山野菜、竹笋、食用菌、木本食用油、林果、林下养殖动物等森林食品的供给提出更高要求。现今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方式、手段、技术等方面还比较落后，传统的农药防治还很普遍，无公害防治应用尚未被全面接受，与农药残留、水体污染等有关的森林食品安全及对周边农产品安全影响问题不可轻视。为此，我们必须转变防治理念，改进防治技术，提高无公害防治率，从源头上消除森林食品安全隐患，确保森林食品绿色、安全、无污染。
1.3林业有害生物防控工作是促进经济建设、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
目前，各国普遍采取了利用有害生物的传播危害特性设置贸易壁垒手段，一些涉及重要检疫性有害生物的产品进出口受到严格限制，江宁区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冲击。木质包装材料、人造板、木地板、木制家具、木制工艺品等林产品广泛应用，产量持续增长，物流迅速扩大，为林业有害生物扩散蔓延提供了载体，对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提出了严峻挑战。加强林业有害生物防控已成为应对国际技术性贸易壁垒，促进木制品流通，保障国际国内贸易持续增长，维护经济贸易安全，提高林农收入的迫切需要。
2.加强林业有害生物防控，巩固生态建设成果
①要强化宣传，动员全社会力量来预防控制林业有害生物，保护森林资源。②要强化防治，将松材线虫病等有害生物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③要强化检疫，严防松材线虫病、美国白蛾等外来有害生物的传播扩散蔓延。④要强化监测，林业有害生物一旦发生及时发现及时预警。⑤要强化科技推广，大力推广有害生物防治检疫的先进适用技术，提高防治检疫的技术水平。⑥要强化建设，建设好森林资源保护管理队伍和防治检疫基础设施。⑦要强化管理，不断探索有害生物防治检疫管理的新方法和新机制，提高森林资源保护管理水平。为保护森林健康、维护生态安全、建设生态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
3.林业有害生物防控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
3.1承担起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历史责任
面对无烟的“森林火灾”，必须警钟长鸣，果断行动，及时监测预警，加强检疫执法，遏制林业有害生物严重危害，尽最大努力保护好森林资源健康，保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绿色家园。
3.2承担起保护生态安全的历史责任
必须以巩固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等生态工程建设成果为重点，加强林业有害生物防控，保障中华民族母亲河长江流域的生态安全。
3.3承担起提供绿色森林食品的历史责任
大力发展绿色林业产业，为社会提供丰富的、安全的森林食品是林业的重要任务。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必须转变防治方式，更新防治技术，大力推进科学防治、生物防治、无公害防治，从源头上保证森林食品安全，有效保障广大公民的健康。
生态安全治理篇5
【关键词】动态自治网络安全管理
计算机技术的不断更新带动了网络的发展壮大，如今社会各行各业都和网络接轨，带来了信息通讯的极大便利，也带来了相当严重的安全隐患。利用计算机和网络实施犯罪的行为不断增多，给个人乃至集体都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在当前的网络安全管理体系下，只能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一些常见的网络防御问题，对一些有针对性的问题甚至攻击，还难以应对。本文所阐述的构建动态自治的网络安全管理体系，是一种可以满足了全网安全要求并且具有动态的可变化的特点的全新体系，可针对实际情况进行有效的应对，将网络信息进行集中管理，保证能够及时响应并处理安全管理事件。
1动态自治网络安全管理体系的定义
动态自治网络安全管理体系的实质就是构建一种动态的，能够灵活自主应对安全问题的网络。它之所以具有动态性是因为当该体系接入网络系统后，能够自动变为整个网络的一部分。它的安全管理系统是将处于同一个网络管理系统管理下的所有安全设备和节点集合起来统一管理。制定一致的策略以保证所有设备都能够遵循并实施。动态自治网络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的动态性是相对于整个网络来说的，而它的自治性体现在整个系统的设备和节点与网络安全管理系统相互联系并一起构成了一个可控的网络。
2构建动态自治的网络安全管理的必要性
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带动了计算机的普及应用和网络的更新换代，人们的观念也在随之不断变化。因此只是依靠一种单纯的静态网络安全管理系统，已经无法满足要求越来越苛刻的用户们了。从主观方面来说，人们需要一个更加完善的能够进行自治的动态网络安全管理体系，来帮助弥补操作系统的不足以及保护用户的隐私信息。从客观角度来说，目前的网络技术和计算机技术所打下的基础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适合建立起一种动态自治的网络安全管理构架。因此，动态自治的网络安全管理体系应运而生。这种体系与过去的传统网络安全管理系统相比，具有处理问题更加灵活、收集信息更加全面、相对于主操作系统更加独立的诸多特点。它还具有广泛应用性，能够很好地适用于多种不同类型的网络；它的实用价值极高，对于不同用户的各种要求都能达到最大限度的满足；同时它的安全性更有保障，因为它并不是依靠某个单一的软件或独立系统去进行整个网络的安全保障与日常维护。并且当网络安全出现问题时，它会立刻联合主操作电脑，共同实施防御策略。动态自治的网络安全管理体系要比平常的普通网络具有更多的优越性，比如它的动态性主动防御的能力；出现安全问题时，能够快速的调动整个网络的资源，表现出了非凡的联动性和积极的防御性。动态自治的网络安全管理体系还能对内部所得到的信息进行有针对性的分级分层次的保护，真正地实现了独立自主的网络安全体系，不再盲目依赖于任何一种单一的杀毒软件或系统防御。这也是它为何更能满足人们对于实现安全快速和绿色健康网络的要求的原因。
3影响网络安全管理的因素
（1）一些未经过授权的非法访问，有些甚至会冒充合法用户来进行不正当的访问。未经授权就是超越了自身权限，不正当地读取网络公共信息甚至是私人信息；冒充合法用户则是利用欺骗的手段来获取正当用户的使用权限，进而非法侵害用户自身及他人的权益，进而占用甚至抢夺更多的网络资源，这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
（2）有目的有计划地对一些数据进行删改甚至破坏，有时会未经系统统一就进行流量分析。删改和破坏数据是以蓄意破坏为目的，将所涉及到的信息进行随意修改和删除，会给用户造成极大的损失；流量分析则是在未经系统授权或者同意的情况下，自行分析观察网络的信息流，从中筛取有用的信息，进而非法获取利益。
（3）网络接入遭到拒绝和病毒木马的恶意侵入。当用户拥有正常访问权，却在访问时未能获取应有的信息资源，一般被称为网络接入遭到拒绝，是用户自己被网络拒绝服务；而病毒木马的恶意侵入是由于黑客的蓄意破坏，人为植入病毒或者木马程序，导致用户的私人信息泄密甚至丢失，整个计算机系统也会因中毒而无法正常工作。
4动态自治的网络安全管理架构
（1）要从全网全局的宏观角度出发考虑，对整个网络的安全状况进行详细正确的分析评估，进而对现有的网络资源进行有效地整合，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地实施网络安全防御措施。同时通过制定相对应的响应策略以使网络安全管理系统能够自动地完成对网络内一切设备资源的响应与安全问题的处理。
（2）要以高度的自治方式来保证网络的自主性和开放性，真正实现网络安全管理系统的自我完善。只有当网络系统具有很高的安全性时，才能有效保证任何接入网络的信息和资源都会受到切实的保护。
（3）对实施接入控制的策略进行详细有效的分类管理，既要保证所构建的网络安全管理体系具有自治性和动态性，又要实现全网络的扩展管理，能够保证最大限度地连接网络内的一切设备资源，同时通过管理接入控制的方式来确保网络安全的方法也为增加网络安全管理体系的动态性提供了必要的帮助。
5动态自治的网络安全管理体系的基本模型
建立动态自治的网络安全管理模型是为了保证所有接入网络的设备和资源的安全性，用户在接入网络的过程中，其信息和资源能够得到一定的安全保证。通过使用类似的系统模型，规避接入网络的过程中可能带来的风险，进一步确保整体网络的安全可靠性。常见的网络安全管理模型是一个动态的自治的网络，它是多种不同的网络产品的集合体，通过内部协议以相互协调，共同构成虚拟的网络环境。尽管内部成分复杂，但也要对其自身的安全策略和安全分析进行统一管理。同时，从全局宏观角度出发，为了使网络内的相关设备能够实现统一管理，统一配置，就要通过自治来使得网络按照既定的策略进行工作。自治还包括网络应急预案和紧急响应处理。经过以上的一系列的管理流程，对整个网络内的资源设备进行统一配置，最终使网络系统的安全性大大提高。然后在保证安全性的基础上，对网络内的安全设备和相关系统进行集中管理。这是为了在配置相关安全节点的参数时，能够使资源的利用率达到最大，同时也有利于网络自身的更新配置，以达到动态的管理模式。另外，网络中的应急响应流程应该具有一致性，它主要是指网络中的安全事故处理流程要与响应程序的流程一致，以保证处理问题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动态自治的网络安全管理体系模型还要满足以下三个方面的要求：
（1）网络体系要具备高度的扩展性，建立网络架构以保证能对各种安全资源进行统一的管理。要及时了解市场上最新的安全技术和设备，在建立时为其保留相应的接口。这样有利于网络自身的更新配置，进一步保证网络的实时性。
（2）网络体系应具有高度的可控性，建立网络架构不仅要对接入网络内的所有设备进行统一配置，同时还要具有信息收集和资源优化的能力。对于网络中安全设备在运行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的配置信息及安全信息等数据，要及时保存并进行分析。这样也有利于用户全面地掌握网络体系的安全状况。
（3）网络体系应拥有良好的操作性，保证网络在其应用的范围内，实现相关设备的安全维护和配置的综合管理。系统的动态自治安全管理模型可以分成状态监控、系统管理、策略管理等三个部分。其中策略管理以及系统管理主要是作为系统的支持部分，状态监控作为了应用系统的部分。
6总结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计算机的普及，互联网技术已经融入了千家万户。随之产生的网络安全和信息保护等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动态自治的网络安全管理体系作为一种新的网络安全管理技术，其动态自治的网络安全管理方式能够从全局角度出发，对整个网络进行分析和评估，有效地管理网络，将安全风险降低至最小，确保用户的信息和数据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动态自治的网络安全管理系统重点用于信息数据的处理，通过对动态控制机制的接入，安全策略重新的部署和响应，使系统有效地避免了更多的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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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安全治理篇6
一、立足队伍建设
全州生态安全警察机关工作中班子建设是核心、队伍建设是根本、也是永恒的主题，努力造就一支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法律、政治坚定、业务精通、纪律严密、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生态安全警察队伍，也是完成好党和人民赋予我们建设生态文明、维护生态安全这一神圣使命的思想基础和组织保障，竭力解决当前生态安全警察机关工作中存在各种不相适应问题的客观要求。坚持开展政治练兵、岗位练兵、体能练兵为内容的三大练兵活动，真正意义上实现做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学用结合，学以致用。要以“三项”建设和“三考”为平台，坚持用改革的举措解决队伍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把管理体制、组织机构，机制，制度等建设贯穿于队伍建设和业务工作的始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接受新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开创我州生态安全警察工作和队伍建设新局面，推动我州生态安全警察工作又好又快发展。
(一)打牢思想政治基础，做到令行禁止。在队伍的教育管理方面，牢固树立“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生态安全警察机关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要依照《人民警察法》、《人民警察内务管理条例》、“五条禁令”、“六条警规”的要求，内铲积弊、从严治警，要承担起抓队伍教育管理的责任。定期组织分析民警的思想状况，处理好队伍建设与业务工作的关系。在工作安排上，做到思想政治工作与业务工作同安排、同部署、同检查，做到业务工作与队伍建设两不误。各级政工干部要切实负起责任，针对民警的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和廉政建设情况，把思想政治工作做深、做细、做具体。要加强政工干部队伍建设，政工干部要注重自身学习、开阔视野、提高政治素养和理论水平，以丰富的知识和良好的作风、影响身边的同志，为广大民警树立榜样。在生态安全警察队伍内部，坚持以调动、激发广大民警的积极性、创造性为核心、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进一步关爱民警、从优待警，定期进行民警体检，对病情得到有效治疗。完善分配制度、任职、职业保障制度、协调解决民警的职级待遇和后顾之忧，争取民警在政治上有奔头、待遇上有看头，不断增强生态安全警察队伍的执行力、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
(二)、思想政治工作要讲究针对性、多样性、艺术性。做好民警思想政治工作要摸准民警的思想脉搏、有疾放失、对症下药。根据不同的特点不同的个性，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解决思想问题。要特别注意思想上不思进取、纪律散漫、见利妄为、晋升待遇上攀比、工作马虎了事的人，针对这类人的帮助教育使思想政治工作“关口前移”。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形式要多样化，通过报告会、演讲会、讨论会、交流谈心、对话沟通等形式，提升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在思想政治工作中要讲究艺术性，做到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开展立功创模活动，充分发挥先进典型事迹的宣传教育和示范作用，弘扬正气、鼓舞斗志、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深入扎实地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和法治理念的教育，营造思想政治工作的良好氛围。
(三)、注重教育培训，提高技战术能力。用科学发展观指导生态安全警察队伍的理论和工作实践。学习借鉴省内州、市在警察队伍建设方面的成功经验，加快我州生态安全警察队伍正规化建设步伐。强化教育训练、注重专业培训和技术人才的培养，教育训练要面对全州队伍的实际分层次施训。初级生态安全警察侧重基础理论、警务理念、警务技能，警务技术的训练。中高级生态安全警官侧重宏观政策、组织指挥和领导决策能力的培养，避免教育训练内容重复往返和重点不突出，针对性不强的陋习再次出现。增强民警的体能训练、定期进行体能达标测试、解决民警体能素质差，遇有实战说不过、追不上、打不赢的问题。
(四)、严把队伍的“入口、畅通出口”。生态安全警察机关是武装性质的国家行政处罚和刑事司法力量，是肩负保护生态环境安全的专业队伍。必须针对生态安全警察机关工作的特殊性挑选合格人员进入我们这支专业队伍。要按照《人民警察法》等有关规定，严格执行人民警察录用规定。对年龄、学历、专业、体能、思想品德认真把关，没有在专业学校接受严格教育训练的毕业生、除特殊专业外，不准招录到生态安全警察队伍里来。严格执行警察考录制度，坚持凡进必考。下决心清理不具备执法主体资格的人员，把不具备执法主体资格的人员从警察执法岗位上换下来，协调人事部门畅通“出口”、合理安排。
(五)、建立科学的考核用人机制。全州生态安全警察机关对民警、科所队长、公安局长等各级警务人员的绩效考核和能力测评要有一套科学、规范的办法，考核测试程序要体现公开、公平、公正、透明，并形成制度化。考核测试结果要与警察的晋升和薪酬挂钩，努力营造一个“能干事、想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竞争环境，真正建立起“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劣者汰”的新型用人机制。加强班子和队伍的廉政建设，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按《公安机关组织管理条例》，依照民主、择优的组织原则在各级党委、政府和组织、人事部门的关心支持下，把讲政治、识大体、顾大局、善团结、业务精、工作作风扎实、秉公执法、纪律严明、会做群众工作的优秀民警按组织程序选配到州，县生态安全警察局的领导岗位上来。根据领导干部下管一级的规定、实行领导干部下管一级，充分发挥集体领导的作用。
二、夯实基础工作
在维护生态安全工作中，基层生态安全警察机关是集防范、打击、服务等多种职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战斗实体，是整个生态安全警察工作的根基所在、县级生态安全警察机关要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锲而不舍地“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即“三基工程”建设)。紧紧抓住当前各级党委、政府重视生态安全警察工作的有利时机，积极工作、主动工作、创造性地工作，推动县局和派出所规范化建设再上新台阶。
(一)、解放思想、创新观念，科学发展。多年来的实践证明，我们这支队伍量少质弱在素质能力建设方面还存在一些不适应的问题，如何把握在维护生态环境安全工作方面“为与位”的关系，有效应对可能预料和难以预料的各种风险和挑战、积极探索新形势下生态安全警察工作的新思路、新举措。在战略取向上，要以构筑现代警务机制为目标，努力实现“六个转变”。一要顺应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的要求，强化对影响社会政治稳定危害生态环境安全突出问题的调研和掌控工作，实现可能引发的各种群体性矛盾纠纷和突发事件由事后处置向事前化解的转变;二是要及时了解掌握生态安全工作中不断发展变化的规律、特点，提高打击危害生态安全违法犯罪案件的攻坚克难能力，实现打击处理违法犯罪由粗放随意性向依法专业性的转变;三是要进一步落实“三情”、“四网”、“两管理”工作，顺应建设生态文明、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的要求，确定社会性、区域性维护生态安全的重点防控体系，实现防控体系由静态管理向动态管理的转变;四是树立人性化理念，顺应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要求，制定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生态环境安全行政管理办法。实现生态环境安全管理由单一的专业型向社会性、群众性参与转变;五是要顺应现代警务机制建设的要求，确保生态安全警察机关必需的现代警务保障，实现队伍建设和业务工作粗放型向科技优化型的转变;六是生态安全警察队伍要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正确处理开发与保护的关系、在执法活动中要向开发企业、开发商和广大人民群众宣传国家对生态资源保护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条例、禁令。引导开发企业、开发商、“法人”，遵守法律、法规和维护生态安全的相关规定。变单一的打击查处型为教育服务型的转变。
(二)、加强警务保障能力建设。要认真落实中办、国办《关于加强政法经费保障工作的意见》精神，州、县两级生态安全警察机关要积极主动地向当地党委、政府和财政部门做好汇报，参照地方行政公安经费保障标准、努力将生态安全警察机关经费保障纳入中央、省级和地方财政预算。积极配合上级森林公安机关做好重点项目建设，解决无房县局和派出所的业务办公用房和各项建设资金难以到位的问题，加快县局及派出所业务办公用房建设步伐。同时积极争取地方党委、政府对生态安全警察局、派出所基础设施建设工作的重视和支持，努力加大装备配备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实现县级生态安全警察局、派出所有独立办公用房，提高装备建设中的科技含量，派出所全部达到三级以上标准。
(三)、切实推进“三项”建设。一是加快推进信息化建设，提升科技水平。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犯罪与反犯罪的较量更多地体现在对科技手段的运用和对情报信息的掌握上。要高度重视情报信息系统建设，加强基础信息数据采集和数据库建设、及时掌握，研判重点区域，重点人员的动态信息。大力推进网上办公、网上办案、实现资源共享。二是加快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提升执法公信力。生态安全警察执法能力和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生态安全警察机关的执法权威和地位，积极协调地方行政公安、检察、法院等相关部门，进一步明确生态安全警察机关独立行使涉及危害生态安全违法犯罪案件的刑事侦查权和行政处罚权，坚持严打方针不动摇，对危害生态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要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加大对森林火灾案件的查处力度。三是构建和谐警民关系。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紧紧围绕“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总要求，以深化“大走访”活动为基础，进一步拓宽密切警民关系的新思路、新举措，推动和谐警民关系建设取得新进展。
三、践行“生态立州”
多年来××州森林公安机关认真履行法律赋予的神圣职责，为维护林区社会稳定，保护森林和野生动植物资源，捍卫国土生态资源安全工作中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担负起了守护一片绿色、维护一方平安的光荣使命，全州广大森林公安民警发扬不畏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乐于奉献、勇于拼搏的革命精神，恪尽职守、任劳任怨，夜以继日的开展工作。更名后的生态安全警察机关广大民警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认识到从今往后的工作职责再不是保护森林和野生动植物这个概念。职责、职能已经扩大到从陆地到大气这万事万物的保护上了!这就是“生态”。历史赋予了生态安全警察机关维护生态安全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使命，我们一定要不辱使命、迎难而上、勇挑重担，践行“生态立州”，全面维护我州生态环境安全。
(一)、践行“生态立州”的重要性。长期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和关心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党的十六大把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基本国策。指出：创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关系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中华民族生存发展。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保障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和人民赖以生存质量的基础。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方式，不能只顾眼前利益损害了长远利益。
生态安全治理篇7
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有学者指出，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建设，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必须提高四个能力，即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提高国家机关的履职能力、提高人民的管理和自治能力、提高依法治国能力。
专家们一致认为，国家治理最实质的问题，就是要解决制度现代化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是我党国家治理的上下篇。今后的研究要重视把国家安全、国家政治安全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紧密结合起来。
二、国家政治安全
1.关于意识形态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是政治安全的核心。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是国家政治安全的灵魂，对于培养国民政治认同感、维系社会控制力、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作用巨大。我们一要构建意识形态安全的文化基础，二要打牢意识形态安全的经济基础，三要夯实意识形态安全的阶级基础，四要构建意识形态安全的领导核心，五要提升意识形态安全的国际传播能力，六要营造意识形态安全的国际环境。
2.关于中国国家安全。有学者认为，伴随着全球性经济危机影响的持续深入，全球经济复苏的不平衡现象，以及国际格局有着革命性意义的转变，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着综合战略谋划不足、安全战略的地域部署上重点不突、军事力量对于国家利益的支撑作用发挥不够等挑战。因此，有专家指出，中国安全的主要目标是捍卫国家领土领海权益、维护国土完整、发展军事力量、维护和扩展国家战略利益的范围和空间。
3.关于中国政治安全。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核心，主要指国家政治体系处于结构合理、功能配合、运转协调、变化有序的良好状态，具体包括：国家安全、政权安全、执政党的执政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政治制度和公共政策有序渐进改善等，也包括社会政治秩序的大局安全。有专家强调，需要对政治安全分类，不同层次的政治安全采取分类治理，而不能以简单的方式“眉毛胡子一把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将其混为一谈，导致治理不当等问题。专家们一致认为，今后应加强政治安全的学理建构和实践研究。
三、法治中国建设
1.关于法国、新加坡等发达国家法治经验总结。有学者指出，法国建立的“双轨制”的政府间纵向关系体制克服了集权型政府间纵向关系体制的弊端为我国提供了经验与启示，还有学者认为新加坡建成法治社会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
2.关于依宪治国。学者们认为，依宪治国首先要树立宪法权威，其次是完善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宪法监督制度。学界提出了几种方案，一是着手建立宪法解释机制;二是在全国人大增设一个宪法监督委员会;三是设立宪法监督专门机关。
生态安全治理篇8
关键词地方政府跨区域生态治理补偿机制
当今社会，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快速推进，社会分工的纵深发展，同时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使得原来行政管理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现代社会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复杂，区域公共问题不断凸显，而这些问题单纯依靠任何一个政府部门或者政府单位去解决，都变得不切实际。这就要多个政府部门或者政府单位跨区域合作，形成一种新的管理理念和模式。于是区域治理的概念变应运而生。区域治理是指政府、非政府组织、私人部门、公民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为实现最大化区域公共利益，通过谈判、协商、伙伴关系等方式对区域公共事务进行集体行动的过程。[1]区域治理是作为补充政府管理和市场调节自身缺陷营运而生的一种管理方式。我国当代的区域治理，是治理理念或理论在国内不同区域公共管理中的具体运用，其实质上是一个以公共权力在政府间合理配置为主要内容的治理变迁过程。[2]
一、黄山市新安江流域生态治理的措施及成效
（一）背景
新安江发源于黄山市休宁县，是浙江省钱塘江源头，也是安徽省省内仅次于长江水系、淮河水系的第三大水系。新安江是浙江省最大的入境河流，黄山市三区四县以及宣城市绩溪县都是新安江流域安徽境内的流域的覆盖范围。浙江省千岛湖年均入库水量的60%以上来自新安江安徽段，新安江安徽段不仅是下游地区重要的战略水源地，还是华东地区坚强的纯天然的生态安全屏障，也是我国目前水质最好的河流之一。
由于当地工业、旅游、农业等的快速发展，以及农村面源污染的加剧，新安江生态保护成为摆在当地政府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2011年，国家财政部、环保部共同牵头启动为期三年的首轮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并于2012年正式实施，这也是全国首个跨省流域的生态补偿机制试点。黄山市作为试点工作的主要承担者，按照“保护第一、科学规划、城乡统筹、加快治理、永续利用、富裕百姓”的总体要求，全面启动实施新安江流域综合治理（见表1）。
（二）具体做法
截至2014年底，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首轮试点圆满完成，三年中，新安江流域总体水质为优，作为跨省界的街口断面水质三年连续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Ⅱ类标准，连续三年达到补偿条件。同时，浙江省千岛湖水质实现与上游来水同步改善，新安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工作也初步完成，为生态补偿的实施提供了理论、技术和实践支撑，也为进一步深化生态补偿试点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初步探索了一条上游地区强化保护意识、主动加大工作力度，下游地区立足本地实际、助力上游加快发展的互利共赢之路。
在新安江流域综合治理过程中，安徽省委、省政府调整了黄山市政府的考核体系，省相关部门也先后出台一系列具体措施，黄山市委、市政府也成立了相应的领导小组，以及专门负责日常工作的新安江流域生态建设保护局，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为流域生态保护提供政策保障，还建立了责任落实机制、综合治理机制、综合协调机制、跟踪督查机制、考核奖惩机制和竞争激励机制等各项保障机制，进一步推进试点工作的实施。
2015年6月，安徽省委、省政府启动了第二轮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工作。而在9月，国家印发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明确提出“继续推进新安江水环境补偿试点”，这也意味着试点工作已经纳入到中央顶层设计。
二、生态补偿机制创新：新安江流域生态治理的亮点
笔者认为，生态补偿就是建立在地方政府在跨区域生态治理中所产生的流域生态补偿基础之上，流域生态补偿是指以实现社会公正为目的，在流域内上下游各个地区之间展开的以直接支付生态补偿金为内容的行为，[3]主要是以生态补偿机制为基础，建立一整套地方政府在跨区域生态治理中所形成的“协商―治理―补偿―监督”良性的发展模式，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在跨区域生态治理当中，安徽创新性的设立了“协商―治理―补偿―监督”模式，当地政府按照“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在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工作实施过程中，积极发挥政府对生态环境保护的主导作用，逐渐建立了以“协商―治理―补偿―监督”为核心的生态补偿安徽新模式，有效地促进了我国地方政府在跨区域生态治理当中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更好的实现跨区域不同层级政府间在生态治理过程中的良性循环发展模式。
第一，创新机制，为生态补偿机制试点提供机制保障。由于我国政府实行条块分割的行政管理体制，不同层级地方政府间、同级别的地方政府间由于经济地位等的悬殊，纵向和横向都缺乏平等有效的沟通协商机制，尤其是跨行政区域的省级地方政府与市级地方政府间由于层级上的不平等，导致话语权的缺失。而全国首个跨省流域的生态补偿机制试点――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是由国家环保部、财政部牵头，安徽省和浙江省签订了明确补偿方式、补偿标准等重要内容的补偿协议。作为试点工作的主要承担者的地方政府，不论是在补偿协议签订之前、签订过程中，还是在整个流域生态治理和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工作实施中，黄山市政府可以直接与省政府乃至国家相关部门对接，在一定范围内理顺了与浙江省政府在平等协商、谈判的途径，也能够在一定较高程度上l挥地方政府在跨区域生态治理当中的主动性。
第二，制定相关政策，成立专门机构，为在协商基础上的治理提供政策和组织保障。国务院正式批复实施《千岛湖及新安江上游流域水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规划》，将新安江流域保护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这就为新安江流域的生态治理和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实施提供了战略支撑。同时，不论是安徽省政府还是试点主要承担者――黄山市政府都陆续制定出台了相关政策，为试点工作实施提供切实的政策保障。最后，黄山市政府设立了专门的机构，更好了推进了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工作的实施。据此可以看出，安徽省在跨区域生态治理当中，是在协商基础上，与各层级政府共同推进跨区域生态治理这项工作。
第三，明确补偿模式、补偿资金来源，为补偿提供基础保障。在推进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实施当中，在国家三部门的推动下，明确了补偿资金来源、补偿模式和考核标准。黄山市政府治理成效达到规定标准，就能够获得因实施跨区域生态治理放弃的发展机遇等带来的损失相对应的来自国家、安徽省政府及浙江省政府三方的生态补偿资金。与此同时，协议中也明确规定，由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补偿资金不论当地政府治理成效是否达标，但是只要实施了治理，都会拨付，因此补偿是基于协商、治理基础上的补偿。这也就说，补偿是基于地方政府在协商、治理的基础上才能获得，如果没有前期的协商制定协议，以及付诸实践的治理，生态补偿资金都将成为一纸空文。
第四，明确考核标准、补偿原则、补偿标准，为监督提供制度保障。从协议的主要内容，可以看出，监督在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工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协议中明确规定，如果治理效果不达标，安徽省政府将会赔偿浙江省政府相对应的生态补偿金，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国家、浙江省政府及安徽省政府对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实施主要承担者治理过程及治理成效的监督效果。同时，协议当中，明确了考核标准，并规定用做考核标准的水质数据由安徽省黄山市和浙江省淳安县相关部门联合监测得出。由此可见，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成功，只有协商、治理、补偿和监督四者有机融合统一，才能共同推进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工作的圆满成功，也为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新一轮的实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跨区域生态治理在中国越来越被更多的专家、学者及政府所重视，如何发挥地方政府在跨区域生态治理中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工作的实施过程中，安徽省政府创造性地建立了“协商―治理―补偿―监督”新模式，有利于地方政府在跨区域生态治理中长效机制的建立，为我国其他地方、更多领域的跨区域生态治理提供了贵的经验。
（作者单位为安徽工程大学人文学院）
[作者简介：汪娜，安徽工程大学人文学院mpa15级研究生。钱结苗，安徽工程大学人文学院mpa15级研究生。赵宏斌，安徽工程大学人文学院mpa导师。]
参考文献
[1]陈瑞莲，杨爱平.从区域公共管理到区域治理研究：历史的转型[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2）.
生态安全治理篇9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
一、我国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开展的必要性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了新时代。在经济全球化、科技和“互联网+”迅猛发展的形势下，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社会思潮的多元化及文化的多样化，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过去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之间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1]276。特别是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终结论、乌托邦终结论、历史终结论等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意识的潜滋暗长，还有“中国威胁论”等论调侵蚀着大学生的意识形态安全意识。如今的网络、自媒体和微媒体对大学生的影响尤其大，这就使非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较容易渗透大学生的思想意识中，还有西方的一些不良思想也会通过网络渠道传播给大学生，让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影响中国的大学生，因此，需要高度重视我国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
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及意识形态安全的概述
马克思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1]3”“人们迄今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观念。他们按照自己关于神、关于模范人等等观念来建立自己的关系。他们头脑的产物就统治他们。他们这些创造者就屈从于自己的创造物。[2]”这说明，社会意识形态产生是为了统治阶级统治被统治阶级的思想，这就提醒我们，要时刻让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性质的意识形态成为我们的主流思想。当然，我国理论界普遍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主体意识形态地位不受威胁的相对稳定状态[3]。因此，高校大学生的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就意味着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主流意识形态在高校教育中的主导地位不被动摇。
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下的我国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对策
回顾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方面曾出现过失误和教训，我们一定要引以为戒，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和教育一定要警钟长鸣，决不放松。在思想观念上，我们必须牢牢掌握好意识形态的领导权，重点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安全方面的教育，防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遭到重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扫清障碍。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增强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权和话语权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4]”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中，一方面，从社会意识形态来看，社会存在决定着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因此，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直坚持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根据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和建设的实际，以及新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实践，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从社会意识形态的阶级性角度看，意识形态与思想政治教育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可以说思想政治教育是意识形态的“题中之意”，脱离意识形态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无意义的。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对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来实现意识形态的传播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也应该要让本阶级的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要牢牢把握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掌握在手中……”[5]在高校大学生的意识形态安全教育中，通过各种手段，尤其是以思政理论课作为主渠道，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上，重点加强爱国主义及理想、信念教育，着重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渗透，深化相关法律知识的讲解和实践；在形势与政策课中，如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我们应在各个高校加深对马克思本人的再认识，重点讲解马克思的伟大思想，同时，也要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将新的理论和新的观点，以及主流思想，通过校园文化形成强大的正面宣传，让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在大学教育中进课本、进课堂、进头脑。
（二）坚持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行动指南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实践和时代的产物，是我国目前的主流意识形态。报告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今天，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最有价值的思想之一，是对高校大学生思想的正确意识形态的引领，高校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和意识形态教育的主阵地，一定要推动主流意识形态的建立和发展，这是时代赋予高校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高校的意识形态安全教育作为国家安全教育的一部分，承担着历史的重任，要认清形势，把握主流，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统领，作为高校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行动指南。
（三）坚定文化自信，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
文化和意识形态之间是既相对独立又互相促进的辩证统一关系。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也是党的精神旗帜。文化是意识形态的基础和前提，文化是人类经验生活的一般表现形式，意识形态是人类经验生活的特殊表现形式，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包含和被包含、一般和特殊的关系。文化和意识形态又互相促进的关系，意识形态可以赋予文化新的寓意，文化所内含的精神又可以促进意识形态的完善和发展。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进步的灵魂。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文化有着独特的魅力和价值体系。我们要在坚定文化自信的基础上构筑起中国精神，创造中国价值，凝聚中国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而奋斗。在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加深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中“爱国主义”一章的深度，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课中，不断渗透文化自觉和自信的理念，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时代风采。同时，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上百年时间里，革命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脊梁，在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中要加强对中国革命文化的宣传和弘扬，主要通过社会实践的方式，带领学生去革命圣地等相关红色文化实践基地去体验，应该大力传承和加以弘扬，让积极的、正能量的思想和智慧占领大学生意识形态的高地，让消极的、腐朽的、非主流的、不安全的意识形态被消灭在萌芽中。同时，要注意避免网络、自媒体、微媒体等共享媒体上消极的思想意识对大学生的侵蚀。大学生要加强文化自觉和自信，勇担责任，向世界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为建设文化强国而积聚正能量。
（四）抓住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利用好校园文化建设和网络的宣传力量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对大学生价值观培育的主渠道，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始终不变，不可放松，但在教育的理念和方式上要不断更新，创新教学方式，加强教学效果。要让思想政治理论课真正入脑、入心，需要持之以恒的不断创新，努力培养师资队伍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教学能力；高校领导也应该对意识形态安全教育方面有清醒的认识，重视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营造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为主体的校园文化环境；利用好网络对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助力作用，加大网络宣传力度，各高校应建立大学生感兴趣的思政理论课和实践课网络平台，利用课堂上的手机app软件，让网络教学成为课堂教学的辅助手段，在内容上要符合大学生的审美情趣，调动学生的参与意识，经常开展一些网上活动，如各种评选和投票，让网络与课堂教学和校园文化相映成趣、互动发展、互相补充。
生态安全治理篇10
一、指导思想
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和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区委、区政府工作要求，以环境安全为目标，严格日常监管，加强执法检查，强化企业主体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突发环境事件，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为服务服从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广州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四个出新出彩”发展大局提供环境安全保障。
二、工作目标
通过开展环境安全执法工作，促进全区环境风险源企事业单位环境安全主体责任进一步落实，将全区各类环境安全风险、隐患坚决控制在萌芽状态，切实保障我区环境安全和公众健康，维护社会稳定。
三、主要任务
深化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严格环境安全监管执法，严厉打击非法排污和破坏生态违法行为；加强环境安全建设，持续抓好重点行业（领域）环境安全专项整治；大力加强宣传教育，营造更加浓郁的环境安全氛围；着力加强安全基础工作，不断提高安全管理水平；努力构筑部门依法监管、企业全面负责、社会监督参与的环境安全工作格局。
四、组织领导
为确保生态环境安全与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工作有效落实，局成立生态环境安全领导小组。
组长：罗
副组长：廖、吕、黄、徐、赖、龙
成员：局各科室（部门）负责人，各镇生态环境保护中心、各街道生态环境保护与水务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开发区建环局市政环保组。
领导小组主要负责对接相应联系镇街，督促抽查工作落实开展情况，确保生态环境安全与安全生产督察、巡查、检查工作落实到位。
领导联系镇街分工：
党组书记、局长：罗，联系新塘镇生态环境保护中心。
党组成员、副局长：廖，联系仙村镇生态环境保护中心。
党组成员、副局长：吕，联系石滩镇生态环境保护中心。
党组成员、副局长：黄，联系开发区建环局市政环保组，永宁街、宁西街生态环境保护与水务综合服务中心。
党组成员、总工程师：徐，联系派潭镇、小楼镇、正果镇生态环境保护中心。
四级调研员：赖，联系朱村街生态环境保护与水务综合服务中心、中新镇生态环境保护中心。
四级调研员：龙，联系荔城街、增江街、荔湖街生态环境保护与水务综合服务中心。
五、检查范围、频次及任务分工
（一）检查范围。
全区环境风险源企事业单位。
（二）检查频次。
按照区分层级、分类监管的原则实施监督检查。重大环境风险源检查频次为1次/月，较大环境风险源检查频次为1次/季，一般环境风险源为1次/半年。
（三）任务分工。
按照分级监管原则明确分工，重大环境风险源和较大环境风险源日常监管由局执法大队负责，一般环境风险源日常监管由开发区建环局市政环保组、各镇生态环境保护中心、各街道生态环境保护与水务综合服务中心负责。
六、主要工作
（一）落实安全责任，全面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组织领导。
1.不断强化理论武装。组织观看《生命重于泰山--学习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专题电视片》、《广东省危险废物等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专题实施方案》等系列影片。深入学习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学习关于四川经久乡“3.30”森林火灾重要指示、2020年4月8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4月10日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精神，把关于安全生产、应急管理、防灾减灾等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纳入理论学习中心组内容，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坚守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推动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局办公室负责）
2.严格落实工作制度。局党组每季度召开一次会议研究部署安全生产工作。对照《广东省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实施细则》和广州市贯彻落实《措施》，局领导担起分管范围的安全生产工作领导责任。（局办公室牵头，局综合执法科配合）
（二）加强基础建设，提高环境安全监管能力。
1.做好安全生产宣传。按照区统一部署，配合做好环境安全新闻宣传工作。开展全国第二十个“安全生产月”活动宣传。继续做好新《固废法》《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年版）《广州市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工作指引》《广州市固废业务办理指引》等“送法上门”活动。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及消防工作进企业、进学校、进机关、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进公共场所等“七进”宣传活动。通过政府网和《珠江环境报》等开展环境安全公益宣传。（局办公室牵头，土壤与辐射管理科、综合执法科和镇街相关生态环境保护中心配合）
2.开展培训和应急演练。6-8月，组织环境应急业务综合培训和危险废物产生单位环境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培训；7-9月组织开展2021年度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四季度，组织重点产废单位开展2021年固体废物申报登记及广东省固体废物信息管理平台操作培训。局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组织消防等安全教育培训。（局办公室牵头，局水环境管理科、土壤与辐射管理科、综合执法科，环境监测站和各镇街相关生态环境保护中心配合）
（三）加强安全预防，防范重大环境风险问题。
1.落实“一线三排”工作措施。结合环境安全监管职责，制定落实“一线三排”工作措施。督促危险废物持证经营单位结合实际制定“一线三排”具体实施措施，建立“一线三排”工作台账，全面排查、科学排序、有效排除安全风险隐患。（局综合执法科负责）
2.推进“三年行动”专项整治。按照《广州市增城区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实施计划》部署，积极推进落实涉我局相关任务。牵头推进落实增城区危险废物等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加强与区发展改革局、科工商信局、公安分局、住建局、交通运输局、水务局、应急管理局、卫生健康委、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等9个区直单位沟通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确保年度整治任务顺利完成。完善报送机制，建立工作台帐，动态更新“一图两清单”。按区安委办要求，每月报送生态环境领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清单和危险废物等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工作“一图两清单”。（局土壤与辐射管理科、综合执法科分工负责）
3.开展化学品特别是涉危险化学品企业专项执法检查行动。以中新片区为重点，对全区化工企业进行全面排查整治，主要围绕五个方面：一是督促企业开展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确定风险级别；二是对环境安全隐患进行日常排查，确保管理规范；三是督促健全突发环境事件风险防控措施，确保预有准备。四是督促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开展演练。五是加强环境应急能力保障建设，特别是应急物资和设施完备可靠。通过全面排查整治，切实摸清化工行业环境安全管理底细，消除潜在风险隐患，促进行业规范管理、安全运营。抓好危险废物以及污泥、建筑废弃物等一般固体废物为重点，持续开展打击固体废物环境违法犯罪活动。督促危险废物经营单位认真落实各项危险废物管理制度，强化对危险废物贮存、处置存在重大安全风险场所、环节、部位的隐患排查，落实风险防控措施。开展汛期环境安全隐患排查、岁末年初安全大检查，消除环境安全隐患。（牵头科室：局综合执法科，配合科室（部门）：局办公室、土壤与辐射管理科，开发区建环局市政环保组、各相关镇街生态环境保护中心）
（四）开展乡镇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执法行动。
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要求，开展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清理整治。具体保护区名称、级别、区划范围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广州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区划规范优化方案的批复》（粤府函〔2020〕83号）核定，对全区饮用水水源地内环境违法问题，全部限期清理整治到位。（牵头部门：局综合执法科，配合科室：各相关镇街生态环境保护中心）
（五）开展企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工作。
坚决贯彻落实《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环发〔2015〕4号)、《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行业名录（指导性意见）》（粤环〔2018〕44号）相关要求，以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为主要抓手，进一步推动环境风险源企事业开展风险评估、隐患整治、预案编制、机制健全等工作，促进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推进环境安全监管全覆盖，保障环境安全。（牵头科室：局办公室，配合科室（部门）：局综合执法科，各相关镇街生态环境保护中心）
（六）开展汛期环境安全检查专项行动。
重点检查柯灯山水厂、新塘水厂及新和水厂一、二级水源保护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重点水库及其周边范围内污染源，重点环境风险源、生产使用化学品、电镀、危险化学品仓储、产生和处理处置危险废物、油库、油站、规模化养殖业等重点污染企业。对汛期环境安全检查中发现的环境污染隐患，现场责令立即整改，对不能立即完成整改的责令限期整改，对排查中发现的环境违法行为，依法立案查处，并作出行政处罚。对重大隐患问题要建立台账清单，定期跟踪督办，对整治不力或长期不能消除的重大隐患，实行重点督办，确保环境安全问题整治到位，避免发生环境安全事故。（牵头科室：局综合执法科，配合科室（部门）：局水环境管理科，开发区建环局市政环保组、各相关镇街生态环境保护中心）
(七)开展环境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
全面排查大型石油化工企业、电镀、火电、水泥、危险化学品仓储码头、危险废物处理处置企业、生产使用化学品企业、规模化养殖业，反复整改长期未能得到根治的重点环境风险隐患以及曾发生过突发环境事件的企事业单位。重点检查企事业单位落实《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隐患排查和治理工作指南（试行）》（以下简称“工作指南”）情况；环境风险防范和应急措施落实情况；应急资源调查和环境风险评估开展情况；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及其档案建立情况；环境应急预案编制、修订和备案情况；环境应急演练和培训情况；环境应急物资储备情况；属地管理责任落实等情况。（牵头科室：局综合执法科，配合科室（部门）：局办公室、土壤与辐射管理科，开发区建环局市政环保组、各相关镇街生态环境保护中心）
（八）做好日常工作，防止重大环境事件发生。
1.严格环境执法监督。制定《广州市生态环境局增城分局2021年度执法检查计划》。组织开展重点核技术利用单位执法检查。根据往年巡查要求，保持重点核技术利用单位巡查频次。结合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检查，督促持证经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工作要求。强化依法行政，加强执法检查，规范检查内容，完善检查标准，提高执法检查专业性、精准性、有效性，依法严厉处罚违法违规行为。（局综合执法科牵头，局土壤与辐射管理科配合）
2.严格环境应急值守。按月制定生态环境系统应急值班安排；严格落实领导带班和24小时专人值守备勤制度，重大节日、重要时段及恶劣天气期间，严格执行三级值班规定；继续实施执法和监测值班联动机制。组织值班抽查，做好督促提醒，持续传导压力，确保应急值守工作有序开展。及时妥善处理环境安全举报投诉，按规定开展应急救援、事故调查处理。（局办公室牵头，局综合执法科，环境监测站等科室分工负责）
3.完成其它工作事项。按要求参加区委、区政府、区安委（会）办重大活动、会议；完成区委、区政府决定事项（含落实区季度防范会议工作部署工作情况）以及区安委会（办）依职责交办的各项工作，向区安委会（办）报送相关工作材料。（局办公室牵头，局综合执法科配合）
七、工作要求
（一）提高政治站位。
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红线意识”，始终把以人为本、安全发展、执法为民，关爱生命、预防为主融入到具体工作中，加大对非法排污行为的打击力度，加强对企业环境安全管理工作指导和服务，坚决防范和化解重大生态环境风险，坚决守住环境安全底线。
（二）加大环境监督管理和执法力度。
各科室、各部门要突出隐患排查治理和事前预防，促进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对检查中发现的风险隐患，要加强督察督办，确保问题彻底解决，问题严重、现实威胁较大的，要坚决实施停产整治，切实防止事故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