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农村土地制度篇1
关键词：农村；；措施
中图分类号：F32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136（2012）11－0147－02
农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土地，农村经济制度中最基础性的制度是农村土地制度。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农村全部实行了土地家庭经营、集体所有的土地制度，农民依法获得土地承包使用权和经营权，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极大地发展和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但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三农问题”呈现的一些新问题，如土地分割碎化、土地产权主体模糊、土地流转混乱、土地粗放经营等，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再次被提到改革的前沿。探讨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其目的是为了寻求更加适合社会主义制度的总体情况，保障农民的发展权和生存权，加速城乡一体化进程，满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对土地的要求，促进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利用和合理配置。
1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遵循的原则
1.1立足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原则
目前我国农业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过渡阶段，农业经济受人为因素和自然条件的制约，具有显著的层次性和地域差异性。目前土地制度创新时机仍不完全具备，社会保障体系有待完善，农村总体经济水平较低，如果完全依照市场机制配置土地资源是不实际的。为此相比较来说，农业发展较快、经济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的农业土地制度改革步伐可以适当快一些，对于大多经济欠发达区域，土地制度改革的进行难度较高，土地产权制度的选择必然要考虑目前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充分考虑到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性和多层次性，不能脱离实际，否则容易造成盲目性改革，不利于土地制度改革的健康发展。
1.2土地资源配置市场化原则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性选择是土地资源配置市场化，是解决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深层次矛盾的必然选择，是与土地市场化和城市化相对接的系统体系，是农村人口变迁和农村城镇化的配套对策，是使农村隐性市场导向规范化和公开化的现实措施。只有实行土地资源市场化配置，实现土地产出效益的最大化，才能充分调动农民进一步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从而实现土地利用的高效化和集约化。因此土地资源配置市场化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创新的关键。
1.3土地可持续利用原则
土地是人们赖以发展和生存的重要资源，也是创造财富的基本源泉。土地利用既受自然条件的制约，又受经济、社会、技术条件的制约。土地资源的这种特征，决定了实现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必然性，要求土地使用者在土地制度改革的运作、土地利用方式的选择上均应以有利于保持土地资源的内在潜力、提高土地的生产能力、保护耕地的质量和数量为改革原则，在提高土地经济效益的同时，兼顾土地利用的持续性、协调性、发展性。这是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全面协调持续发展的关键。
2深化当前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主要路径
2.1完善农村土地法律法规体系
尽快修订完善农村土地相关法律法规，消除法律法规在农村土地制度规范上的矛盾，明确原有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权能等方面的模糊概念，并为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留下法律空间。同时可率先在国家改革试验区、经济特区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就农村土地使用权价值评估制度、市场定价机制、使用权流转机制，以及农村土地使用权抵押担保、出资、转让、入股等重大问题进行探讨，条件成熟后制定统一的土地法典，将城乡土地的产权功能、产权归属、使用权流转程序、权利义务等一同纳入法律。同时修订相关法律，逐步形成以宪法为原则、城乡土地法典为主体、相关法律法规有效衔接配套的土地法律法规体系。
2.2建立权能完整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
农村土地产权必须明晰化。现在农村土地实行国家所有制和群众集体所有制相结合的所有权制度，其中国家所有的农村土地一般交由集体经济组织经营，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包括村民集体所有、乡镇农民集体所有、村内两个以上农民集体所有等三种形式。进一步明确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可以由县级人民政府代表国家行使国家所有的农村土地所有权，建立村民联合经济组织，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主体应是村民联合经济组织。应将经济管理组织职能与村委会的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区分，简化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主体结构。
2.3建立农村土地产权流转市场
按照现在我国各类产权交易市场的方式，运用信息化的交易平台，遵循自愿、有偿、依法的原则，开展农村土地产权交易市场试点，逐步建立区域性和全国性的农村土地产权交易市场。可以先在县级范围内进行农村土地产权交易市场试点，取得经验后再全面推广。配套推动建立农村土地产权国家赎买制度，由国家按照脱离农村家庭所承包土地剩余承包年限和收益现值法评估的价值赎买。国家赎买的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优先用于解决人均承包耕地面积差距过大问题，剩余部分按照市场化原则租赁给农业产业化企业经营。逐步放开政策，允许城镇居民携带技术、资金到农村租用土地承包经营从事农业生产等经营活动，推动城乡统筹发展。
深化农村土地制度篇2
一、部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
主体缺位
2009年以来，根据中央要求，国土资源部、农业部牵头与相关职能部门共同相继开展了农村集体土地确权试点和推进工作，包括一个所有权、三个用益物权，即：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农户宅基地使用权、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一项要求力争2012年底完成，目前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发证率超过94.7%，已基本完成；二、三项要求加快推进；第四项要求在试点的基础上从2013年起五年内全部完成。从具体实施看，初步取得了明显成效，各地政策执行大体相近，但也存在差异，特别是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如果不统一规定，势必影响确权工作的整体推进，并带来不利影响。
农村集体土地确权是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的基础。我国《宪法》明确：“集体经济组织在遵守有关法律的前提下，有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物权法》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属于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2010年中央1号文件要求：“力争用三年时间把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证确认到每个具有所有权的农民集体经济组织。”
集体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究竟确认给谁，土地承包经营权由谁来发包管理，本来似乎显而易见、毋庸争议，但现在却成了众说纷纭的棘手事。由于认识上的模糊、政策上的摇摆、举措上的软弱和法律保障的缺乏，当“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解体后，农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呈日趋弱化或边缘化趋势。农经统计调查表明，全国建立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仅占40.5%。尽管目前一些地方集体经济组织不健全，但作为当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安身立命之本，农村集体资产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性质和产权关系是清楚的。就自然资源而言，目前全国96%的耕地、约70%的养殖水面、60%以上的林地和1/3以上的草原属农民集体所有。社区集体经济组织作为资产所有者和管理经营者，将包括土地等自然资源在内的集体资产发包或承包经营，是坚持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农业生产特点的现行制度安排、政策导向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
在所有权确权登记发证工作中，很多地区不愿意将所有权证书发放到村民小组（原生产队），除了经费、技术条件限制外，关键在于一些地区的村民小组虽客观存在，但已经没有组织机构、账户、公章等身份要素，性质难以确定，权利难以落实，有的只有一名村小组组长，难以作为经营管理集体土地的代表，也难以独立承担民事、经济责任。目前全国有46%的证书因村民小组主体缺位，而委托村委会或国土部门代为保管。一些村委会组织机构较为松散，相关制度不健全，存在滥用所有权证书侵害集体成员利益的隐患，很多农民对将所有权证书发放到村委会，由其保管、使用存在忧虑。
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的决定。由于我国绝大多数农村集体产权不清、成员范围不明，由村委会代行产权代表人职能，广大农民的产权意识和监督意识淡漠，不可避免地存在村干部在土地事项上、侵吞贪占等现象。国家局和农业部办统计表明，近年来以维护农村土地为重点的各类农民基本经济权益居首位，占总量的60%以上。土地征用、土地资源管理、集体资产管理、土地承包经营、农民负担问题上访的案件呈上升趋势。在全国数万起中，农民维权居首位，约占35%，其中土地问题占65%以上。
二、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的
新情况新问题
（一）深入推进确权工作难度更大。据初步估算，全国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应该发证2.6亿宗，约为全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发证宗数的40倍。特别是对“一户多宅”、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隐形流转（变相出卖）、违法占地、华侨宅基地确权等政策难以把握。
（二）对促进发展的作用尚未体现。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土地价值的不断提高，农民和集体经济组织不仅需要通过证书保护权益，更希望借助证书实现发展和增收的愿望。但是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实际上只享有占有、使用权，没有完全的收益、处置权，致使对发证的热情不高。对地方政府而言，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强化了对农民利益的保护，但可能会增加征用农民土地的难度，不利于地方经济增长，对这项工作有畏难情绪。
（三）农户承包经营面积证实不符。全国各地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普遍开展了延长土地承包期30年工作，但多数地方不同程度地普遍存在承包合同面积与实际耕种面积不符等问题，这既不符合物权保护的要求，也给维护农民土地权益、发展现代农业带来不利影响。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分别在四川省和辽宁省各选择1个村开展实地测量试点工作，相差最大的多出139.0%，最小也要多出5.6%。部分试点单位认为，无论增减都应当按照实际面积予以确认；部分试点单位认为，在确权登记时以合同面积为准，实测面积记录到登记簿，经过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可后，再进行变更登记。基层干部有两个担心：一是担心暴露本地土地承包管理的矛盾，把“睡着的孩子拍醒了”；二是担心确权后承包地面积差异较大，少地或者无地农民要求重新调地而影响和谐稳定，怕今后征收征用农户承包地麻烦。
（四）土地承包权利主体发生变化。一是地方开展撤并乡镇和村组工作，虽然土地承包法律规定承包合同不能因发包方的分立或者合并而变更或者解除，但在确权登记过程中需要完善或者重新签订承包合同时，因原发包方撤销，填写发包方信息时，因与原承包合同不一致而容易被人误解。特别是在城镇改造范围内的村组，村委会改制为社区，发包方消失，将严重影响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二是在组织二轮承包时，农村普遍采取按人分地、按户承包，现承包期限已经过半，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时权利人因种种原因发生了变化，有的户口注销或者迁出，如死亡、当兵入学、迁入城镇、出嫁等，有的添人进口，如新生儿、嫁入妇女（入赘男）等。从典型调查看，承包期过15年后平均有50%左右的农户户内人口发生了变动。三是在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权属时，明确到户已经成为试点地区的共识，但对承包方“共有人”如何登记看法不一。部分试点地区按照现有家庭人口进行登记，部分试点地区按照延包时点的权利人进行登记，也有试点县按照第一轮土地承包时人口进行登记。
（五）登记颁证后法律效力未体现。按照物权登记，表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效力合法有效，当承包地被依法征收征用时，应按照登记面积予以补偿。而现实中农户承包地面积无法严格平均，因补偿差异而导致不公，农民对此意见较大。部分地区对登记效力进行了有益探索，如成都市把确权登记面积作为发放耕保基金的依据，三亚市作为发放种粮补贴的依据，宁夏平罗县作为抵押贷款的依据。此外，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如何与“长久不变”政策、本轮承包期衔接问题，也须由国家统一做出政策规定。
三、农民承包土地确权的
着眼点应为何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已搞了三年试点，全面推开似乎水到渠成。然而究竟着眼点是什么，是“确户”、“确地”，还是“确股”、“确利”？我国人多地少、资源禀赋低下，当上世纪八十年代农村第一步改革，强调“公平”、“效率”的家庭承包经营制被推而广之后，虽然极大地激发了亿万农业生产者的积极热情，农业农村经济发生了令世人瞩目的深刻变化，但却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农村土地等自然资源过于分散化、细碎化经营的现实。全国2.29亿承包农户，户均耕地仅7.5亩，且分布在少则四五块、多则十几块、甚至二十多块比较零散的地块上，2012年户均年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支出刚过1000元，仅占农户总支出的3%，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推进水利化、机械化、标准化生产和土地整治、统防统治，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障碍。
推进路径已经很明确：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促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需要明确的是，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发生深刻变革的主要是农业管理体制和经营方式，由“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集体统一经营演变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宪法》），并没有改变所有制性质，换句话说，统一经营是集体经济（“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的简称），分散经营同样也是集体经济，改革后的分散经营没有让土地变为农民个人所有，仍然是社区内农民共同所有，农民所拥有的仅仅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对此，可能从上到下普遍有模糊认识。
因此，为了发展现代农业的长远大计，为了确保国家的食物安全，为了农村社会的长治久安，应当在强化农民家庭土地承包权、特别是承包经营财产性收益的同时，逐步淡化农民对土地的私人占有意识。倘若我们把着眼点过分强调放在“确户”、“确地”上，势必进一步强化农民对土地的个人占有欲，而不利于土地的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所以，要善于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可考虑允许具备条件的地方，参照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已经采取的“确权、确股、确利”方式，实现证实相符、权益统一，既可降低成本，也可减少矛盾；而不必强求一律重新“确地”，硬性要求划清四至、明确空间，更不要希冀通过此项工作一揽子解决遗留下来的所有土地矛盾。
四、探索促进土地适度规模
经营新方式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截至2013年11月，全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面积已超过总面积的四分之一，流转形式多样，经营效果各异。促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自愿、有序、稳定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决定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新型职业农民能否健康成长、终成正果的成败。关键是如何遏制有偿流转的土地非粮化、甚至非农化的趋势，在确保广大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财产性收益的前提下，大胆探索有利于长期稳定规模经营的途径和方式。
当下，各地发展家庭农场的势头很猛，但客观分析存在很大的不稳定性。我国与其他国家最大的不同是，土地等生产资料在农村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而不是私有制。家庭农场的发展是建立在农民自营承包地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流转的基础上，其不稳定性不仅仅是流转承包期较短、政策不到位，而是流转价格（租金）的快速飙升，已由前两年的二三百元迅速增加到千八百元，有的甚至高达两三千元。长久以往，不说种植粮食作物，就是种植经济作物也在效益锐减，乃至难以为继。应当因势利导，采取既积极稳妥引导、又不失理智促进的策略，特别要避免“泛家庭农场化”、盲目跟风“垒大户”和“指标政绩”的倾向；同时通过强力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避免新型家庭农场重复投入农机配套和生产设施等“小而全”、多闲置、不经济的窘境。
建议组织力量深入调查研究，客观分析农业各种经营主体、各种经营方式、各种盈利模式的实施利弊，科学制定整合资源、优化配置、扬长避短、分类指导的差异化政策措施。从江苏、浙江、广东、黑龙江等省的实践看，发展土地社区股份合作经营的农民（业）合作社，如采取“股份合作、专业承包、规范管理、盈余分配”等模式，具有稳定性强、受益面广、成功率高、影响力大等特点，是富有中国特色、统分结合、集约发展的较佳模式，亦是新时期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值得因地制宜逐步推广。
五、平稳推进农村土地确权的
对策建议
（一）加快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应完善集体土地所有权处置和收益权能，明确公共利益的范围，除公共利益可以征收集体土地外，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剥夺集体土地所有权。征收农民集体土地要及时足额补偿，保障农民集体收益权。依法赋予集体经济组织更大处分权，集体土地所有权可以通过交换和调整等方式处分。应细化集体土地用益物权种类、权能，对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内容、效力、期限和保护等予以明确规定，实现与国有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同等的法律地位。明确在坚持规划管控、用途管制前提下，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由本集体企业、农民个人取得，也可以由本集体以外的企业和个人取得。在严格限制“一户多宅”、保障本集体成员基本居住条件下，宅基地使用权可以出租、抵押、赠与，也可以依法有偿转让给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于历史形成“一户多宅”和超标准占地的，本集体经济组织可以收取有偿使用费和土地闲置费。
（二）强化土地确权登记成果应用。建议国务院尽快出台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指导意见，明确土地争议调处政策，完善土地权属争议调处机制，及时解决争议土地权利归属，明确对“一户多宅”、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隐形流转、违法占地、华侨宅基地确权等问题的处理政策。充分发挥土地权利证书的作用，融入土地征收、土地供应等相关管理环节，实现以图管地、凭证征地、凭证补偿、凭证供地、凭证用地，促进登记发证全覆盖，让亿万农民感到证书有用。以完善土地登记簿内容为基础，建设土地登记信息系统，实现网上实时动态监管查询，实时掌握土地产权变化情况，掌握土地抵押、转让信息，实现对土地二级市场的有效监管，加快建立和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
（三）健全土地确权相关配套管理。尽快编制覆盖国有和集体土地的统一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强化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管理，切实做到依法用地、保护耕地、维护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秩序。合理调节集体土地收益在国家、集体和农民之间公平分配，开展集体土地税费制度研究，明确覆盖城乡土地一体的土地流转、保有和增值的相关税费种类和标准，强化税费的征收和管理。逐步实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与城镇居民同等待遇，形成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
（四）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归属。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属于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家庭成员共有，参考承包农户户籍人口确认。一时难以确认的，经该农户同意，可以将承包地块登记确认到承包农户代表人。明确将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成果，作为发放农业补贴等惠农政策、落实产业扶持政策的依据，让农民真正感受到确权带来的好处。“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健全农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增强管理经营服务功能，对有效化解农村社会矛盾、创新农村社会管理意义重大。因而，加快农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立法进程，明确法人地位，明晰成员的组成结构和资格的取得、退出机制，是切实保障亿万农民基本经济权益的基础。
综上所述，开展农村集体土地确权工作，是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保障农民基本经济权益、维护整个社会和谐稳定的内在要求，是摸清集体财产家底、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制度基础，事关改革发展大局，事关基本经济制度，绝不应掉以轻心，应本着尊重农民创造、尊重农民意愿、尊重农民选择的基本原则，避免浮躁、慎重决策，稳步推进、务求实效。
深化农村土地制度篇3
经历5年的城乡一体化改革，成都在农村金融体制、土地制度等领域进行了大胆探索，为今天再度升温的农村改革提供了借鉴。
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2020年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机制基本建立的目标。对于城乡一体化，成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早在2003年，成都就率先启动了城乡一体化的实践探索。2007年6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成都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从“试验区”建设的实践看，成都在农村金融体制、农村土地制度等重要领域，已经进行了突破性的改革探索。
金融突破
针对农村金融抑制矛盾仍然突出的现实，成都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了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探索：
第一，进一步改革农村信用社。通过增资扩股行动，成都市农村信用社增强了借贷实力，改善了内部治理结构和管理机制。在进一步加快改革、转换机制基础上，扩大小额贷款和信用联保规模，加大信用社服务联网和业务拓展等创新力度，增强了对成都“三农”的金融服务功能。
第二，放宽农村金融市场准入。成都市从机构种类、资本限制等方面，大幅度放宽农村金融机构的准入政策。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一些运行机制灵活的新型金融机构开始成立，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创新活动得到了明确的政策支持。
第三，成立政策性投资公司。成都市政府先后出资成立了农业发展投资公司、小城镇建设投资公司等政策性投资(担保)公司，成都各区县也在陆续成立类似的公司与之对接。主要通过“打捆”使用财政支农资金和其他涉农资金，对“三农”给予贷款贴息、委托贷款、等多种方式的融资支持。
第四，逐步扩大农业保险试点。成都市充分利用中央财政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促使政策性农险支持范围由传统粮食作物扩大至优势特色产业。同时，还引进了农险经营较为成功的法国安盟保险公司，保险范围覆盖了农民家庭财产、牲畜养殖等基本生产生活资料、农民工和农村第三产业人员的医疗等方面。
土地创新
成都小规模、分散化的农户经营是现代农业发展面临的必须突破的制度困局，其改革探索主要包括如下四个方面：
首先，以土地整理项目为契机推动土地流转。成都市将土地整理项目与农村土地流转有机整合，以土地整理为契机来推进土地的大范围流转，满足农业项目对土地的规模化经营的需要。有的地方借此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虚拟为股份，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等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来统一管理和经营土地，从而实现农地的大规模流转。
其次，设立土地承包流转服务中心。为了解决农村土地承包流转中介机构空缺的问题，2006年3月14日，成都市农村土地承包流转服务中心正式挂牌成立，具体负责全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指导和服务工作。同时，在(市)县农业部门和乡镇政府设立土地承包流转服务中心，具体负责土地承包和土地流转监督管理，收集农村土地流转信息，指导农户和业主签订流转合同，加强土地承包和土地流转档案管理，监督土地流转合同的履行情况。
再者，制定优惠政策激励土地流转。按照产业布局规划，2005年起连续3年以上规模经营土地面积达l000亩以上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成都市政府给予一次性资金奖励。同时鼓励和扶持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开展土地规模经营。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从事种养业规模经营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可纳入农业综合开发项目优先支持。在土地规模经营中生产销售的农产品，按农民自产、自销、自用对待；兴办的经济实体，享受与民营企业同等的优惠政策。
最后，启动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规范的土地流转必须以明晰的产权制度为基础。由此，成都市从两个方面启动了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进程，一是对农户承包地和宅基地重新确权颁证，二是以此为基础建立农村产权交易中心，促进农村承包地和集体建设用地能够以市场需求为指向在更大范围规范流转。
除此之外，成都市在行政管理体制、城乡户籍制度和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等重要领域也进行了具有积极意义的改革探索。
未来探讨
在未来的统筹城乡“试验区”建设中，成都市还需要在更进一步深化改革。
第一、有别于深圳等“老特区”，成都城乡统筹试点难以依赖国家的资金倾斜和政策优惠，只能主要依靠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所以必须在先期改革探索基础上，针对重大瓶颈性问题深化改革。
第二、成都市已有的改革探索仍然主要集中在经济改革领域，而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主要表现为政府机构重组和职能转换方面，总体上还缺乏实质性突破。
深化农村土地制度篇4
关键词：土地流转；百度大数据；网络检索
中图分类号：F321
土地是最基本的农业要素，事关“三农”的根本。科学推进农村土地流转是促进现代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的必由之路，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战略具有深远意义。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为全面深化改革做出全局和战略部署的背景下，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土地在对于“三农”发展具有基础性支撑作用，承担多种职能，土地流转区域差距大，情况复杂，涉及面广、关联要素多，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需要凝聚人心、形成合力、激发活力。农村土地确权、新型城镇化、土地流转与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建设进入关键时期，受到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百度是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为研究网民网络搜索行为提供了权威数据来源。本文利用百度搜索指数、需求分布图考察网民，乃至整体社会公众对于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的主观关注、发展趋势与关注重点，为全面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提供大数据支撑。
一、重点关注农村土地政策法规
本部分主要分以下三个部分。
（一）农村土地政策检索的阶段性特征
从发展趋势来看，关键词“农村土地政策”的百度搜索指数①存在一定的较大的波动，经过2012年、2013年较高的时期，2014年逐渐下降（图1），其原因包括：一方面，2012年、2013年“十”、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也是党和国家领导集体交替的年份，在“三农”领域实行新的政策和部署，其中，作为基础的“农村土地政策”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另一方面，农业的相关管理部门加大了政策的宣传力度，互联网、手机等移动终端的普及使得农业政策信息推广更加便捷，社会公众对于农村土地政策的了解逐渐深入和充分，因此，2014年网络搜索指数整体呈现下降趋势。
从百度需求图谱②来看，“农村土地政策”网络检索的需求主要集中于确权、买卖、、征地、程序、土地纠纷调解赔偿等问题，对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村土地管理法等国家法律关注度较高。其中，确权、土地买卖、的网络关注程度上升较快，尤其土地确权的关注度环比上升最快，这是因为土地确权与权属关系的明晰化是、土地买卖、征地等问题顺利开展的基础，事关民众的长远根本利益，需要给予重复重视。
（二）土地确权的突发升温与持续关注
从搜索指数变动趋势来看，“土地确权”的网络关注度在2014年2月之后出现了快速上升。2013年中央1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用5年时间基本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妥善解决农户承包地块面积不准、四至不清等问题；加快推进征地制度改革，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确保被征地农民生活水平有提高、长远生计有保障等。然而，土地确权相关主体较多、权益关系复杂，是一项长期基础性工作。2014年1月，农业部《关于切实做好2014年农业农村经济工作的意见》，提出：抓紧抓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选择2个省开展整省试点，其他省份至少选择1个整县开展试点。土地确权工作是由局部试点向全面推广的渐进式推进，按照农业部政策要求，2014年只有两个试点省份，其他省份试点至少保持县级以上行政区划整体推进。
从百度需求图谱来看，“土地确权”网络检索的需求主要集中于意思、登记、发证、程序、实施方案等关键信息，表明公众对于土地确权具体涵义的了解还不够深入，对于土地权属信息的登记、权证的发放、土地确权的程序与具体实施的关注度较高，这些关键信息是农业主管部门宣传和普及土地确权工作的重点。应结合地区农户文化知识水平与人口外出情况，通过电视、报纸、广播、手机、网络等新闻媒体，以及黑板报、宣传小册子等新旧宣传手段扩大宣传，将土地确权涵义、确权程序、登记发证、实施方案等信息图形化、条理化、规范化，便于农户理解，得到农户监督，促进土地确权的顺利开展。在土地确权过程中，要注意保护残疾人、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的土地权益。虽然《农村土地承包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对农村妇女土地权益进行了立法保护，但是由于土地实行了“三十年不变”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土地承包政策，广大妇女儿童的权利没有得到基本的保障，此类问题不仅事关农村妇女儿童生存与发展，而且事关社会的稳定和谐与长远未来。中国残联2014年设立专项课题研究“残疾人土地权益保护问题”，全国妇联提出，抓住农村土地确权的机遇，推动将农村妇女的名字体现在权证上，使农村妇女与土地相关的各项财产权益真正落到实处。
（三）土地相关法律的关注点各有不同
从搜索指数变动趋势来看，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村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的网络关注程度由高到低，经历了不同的发展轨迹，其中，对于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关注波动比较剧烈，农村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保持相同的发展趋势，前者略高于后者，两者间差距有缩小趋势。整体来看，对于三种土地法律的网络关注度呈现下降趋势，2011年下半年至2012年初，关注程度较高，2013年至2014年出现了明显下降。
从百度需求图谱来看，对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的需求主要集中于劳动争议、劳动人事、适用范围、全文及司法解释等方面。2009年6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自2010年1月1日起施行。2011年8月至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对湖南、安徽等六省进行执法检查发现：随着国家各项支农惠农政策力度加大，一些原来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民，纷纷重新主张土地承包经营权；二轮土地承包后，人地矛盾愈加突出，土地纠纷逐年增多。目前调解仲裁体系建设尚不适应土地纠纷有所增多，建议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体系，并建议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出台在审判执行工作中适用调解仲裁法的司法解释，解决农村土地承包仲裁中的法律适用问题。2014年1月23日最高法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旨在统一、规范各级人民法院办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案件工作，确保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的贯彻落实。
从搜索指数变动趋势来看，“新型城镇化”、“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网络关注度经历了不同的发展趋势，2012年下半年之后，新型城镇化的理念逐渐酝酿，其网络关注度出现缓慢提高，2012年12月之后出现了显著提升，2013年全年及2014年以来，“新型城镇化”的网络关注度始终维持在较高的水平。“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网络关注度较低，直至2013年11月，才出现小幅提升，并稳定在一个特定的水平。“十”报告明确提出，发展农民专业合作和股份合作，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然而，对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网络关注并没有出现明显提升，直到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其网络关注度才出现一定提升，其原因在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涉及面广，关联制约要素多，是一个整体性宏观问题，具有长期性、系统性，需要全面深化改革破除各种政策阻碍、制度约束与体制藩篱。
从百度需求图谱来看，对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需求主要集中于信息、人才、科技、商贸、流通、品牌、资本等关键词，其中，对于信息的需求最为突出，可以借助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媒介，彻底变革农业要素的流动与整合模式，提高产业链各个环节的运行效率，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信息化支撑。其次，对于品牌、商贸流通、的需求比较突出，表明现代农业经营体系需要在下游环节注重产品质量与品牌建设，并与商贸流通环节的市场创新、营销创新、渠道创新相协同，才能获得竞争优势。最后，对于人才、科技、资本的需求比较强烈，主要集中于产业链的上游环节，表明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建设不仅需要农业大学培养高端人才，也需要职业学院培养专业技术人才，在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同时，更要加强科技支撑和保障体系建设，特别是在金融和保险方面的服务，只有激发科技、资本、人才三方面的活力，才能为农业生产经营的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和社会化提供持续动力。
三、现代农业经营主体与金融支持
本部分主要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哪个更受关注？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包括：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其中，前三者以农民自主经营为主，也是“十”报告、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央一号文件”倡导的现代农业经营主体。从搜索指数变动趋势来看，“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网络关注程度依次升高，“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关注程度比较接近，明显高于“种粮大户”的关注程度。“家庭农场”的网络关注度变动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低于“农民专业合作社”，2013年2月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提发展家庭农场之后，其网络关注度出现快速上升，并始终高于“农民专业合作社”，两者保持近乎同步的变化趋势。图13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搜索指数变动
从百度需求图谱来看，对于“家庭农场”的需求主要集中于认定、扶持政策、补贴、项目申请、规章制度、（具体）章程、注册登记等方面。总体来看，公众对于家庭农场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三方面：首先，是家庭农场的认定、注册、登记等方面的规则制度与具体细则；其次，是家庭农场的扶持政策，涉及财政补贴、贷款、金融服务等方面内容；最后，是家庭农场的管理制度、经营范围、区位选择等经营管理方面的问题。家庭农场最终将成为我国农业生产中的主要经营主体，其特点是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不雇工或在农忙季节少量雇工，农场收入是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且经营的土地比较稳定。这是家庭农场的三个基本特征。家庭农场不是自然地、自发地健康稳步发展，政府必须为家庭农场的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和环境。对家庭农场的支持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很多方面，如科技、资金、信息、管理、市场、基础设施等，尤其是土地制度改革和人才培训体系的建设。
（二）家庭农场的认定标准“令出多门”
从搜索指数变动趋势来看，“家庭农场模式”、“家庭农场认定标准”网络关注度均在2013年2月出现急剧上升，总体来看，对于“家庭农场认定标准”的关注度更高，表明社会公众对于发展家庭农场的热情很高，迫切需要促进实践的具体政策。关于家庭农场的认定，目前没有全国的统一标准。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司长张红宇指出，各地自然经济社会条件差别很大，很难提出一个在全国范围内普遍适用的具体面积标准。各地县级以上农业部门可以从当地实际出发，依据自然经济条件、农村劳动力转移、农业机械化水平等因素，确定本地家庭农场的规模标准。
基于网络文本挖掘汇总的省区及下辖市县的家庭农场官方认定标准见表1，网络没有检索到非对应省市县的官方认定标准见表2。文本检索发现三个情况：首先，部门协同存在障碍，家庭农场涉及农业、工商、财政、金融、保险等部门，但各地区标准的制定主要由农业、工商部门共同完成，或独立完成；其次，对家庭农场理解混乱，认定标准低、界定概念模糊等，大量原来的合作社、龙头企业，为了获得家庭农场的政策支持而“改头换面”，甚至出现工商资本"借壳上市"发展家庭农场的情况；最后，各地区经验不同，例如，东莞“家庭农场”将有质监标准；潍坊银行发放家庭农场贷款；湖北简化行政审批，符合五条件即可开办家庭农场；重庆市家庭农场认定标准出台，需满足七个条件；福建省分级建立家庭农场，既认定省级家庭农场，市县级也在其辖区认定家庭农场。吉林延边发展民族自治州的政策优势，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促进专业农场发展条例》纳入立法工作计划，通过立法给予专业农场更加充分的保障。
（三）土地流转金融：信托与股份制交相辉映
从2004年“土地流转”一词首次出现国务院的文件中以来，即《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各地都在积极探索土地流转经营新模式，其中，土地信托、土地股份制是较好的制度安排和金融服务模式。从搜索指数变动趋势来看，“土地流转信托”与“农村土地股份制改革”的网络关注变化差别较大，总体来看，前者高于后者，但2011年1月至2013年10月期间，“农村土地股份制改革”的网络关注程度高于“土地流转信托”，并在2011年11月出现峰值，其新闻事件是2011年11月21日《21世纪经济报道》刊登了《土地法修订拟力推农地入市小产权房合法化悬疑》，2011年11月25日《南方都市报》刊登了《鼓励农村土地股份制改革将掀新一轮？》。2013年10月之后，“土地流转信托”的网络关注程度快速上升，高于“农村土地股份制改革”，其原因是2013年10月，全国首个土地流转信托项目落户安徽宿州，2013年11月，北京信托在江苏无锡阳山推出“北京信托・土地信托之无锡桃园村项目”。随后，土地流转信托实践步伐加快，中信已分别在安徽宿州、山东青州、贵州开阳、安徽马鞍山以及湖北黄冈与河南济源成立了六单项目，北京信托在江苏无锡、镇江句容、北京密云以及安徽铜陵推进了四个土地流转信托项目。
关于“土地流转补贴政策”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网络关注度，前者高于后者，反映了农民土地流转更注重直接财政补贴，对于抵押贷款的金融支持方式重视不足。长期以来，《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担保法》等法律禁止农村土地进行抵押。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论述农村土地“三权分离”，提出，“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在落实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基础上，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允许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向金融机构抵押融资”。然而，农村土地“三权分离”还需要由“中央文件精神”上升到农村土地制度和产权法治建设层面，即承包地"三权分离"的法律修订，才能够依法保护农民土地权益，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大释放。
“三农”的发展有其客观规律和自然周期，需要长期的“耐心资本”。对于土地流转概念股，证券市场存在一定炒作因素，新闻监测显示：“土地流转概念股接过领涨大旗10股集体涨停（2013.09.03）”、“沪深两市震荡走低土地流转概念领跌（2013.11.08）”、“土地流转概念股重挫北大荒领跌（2013.11.12）”“土地流转概念再掀炒作潮相关概念股或腾飞（2014.8.19）”、“聚土地”发酵土地流转概念股飙升（2014.8.21）”。农业生产经营产业链条长，受自然因素制约较大，涉及群体受众面广，制约因素多，抗风险能力弱，土地信托、土地股份制、土地银行等土地金融模式有助于为农村土地流转与规模化经营引入长期的“耐心资本”，助力现代农业腾飞。
四、结论与启示
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动土地资源有序流转需要全面、综合、系统的评估。本报告整合多种权威数据资源，对土地流转的发展过程、结构特征与区域分布进行系统分析解读，对区域土地流转状况与关联要素进行综合评估与聚类分析。基于百度这一全球最大的中文检索引擎，对社会公众对于农村土地流转的关注与检索进行大数据监测，为土地流转提供舆情信息支持。本文实证发现：当前农村土地流转并不充分和顺畅，土地流转面积、参与农户比例均比较有限，放弃农地经营的农户比重较低，诸多因素与土地流转负相关，存在显著阻碍作用。
农村土地流转，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进入关键时期与攻坚阶段，这是一项涉及面广、关联要素多的系统工程，需要凝聚人心、整合资源、形成合力。启发于《道德经》“委则全、枉则直、洼则盈、蔽则新、少则得、多则惑”，土地流转的突破口不妨从欠发达地区入手。这些地区发展矛盾比较突出，对于规模化、集约化、科技化经营的需求更加迫切，阻力更小，两者的契合点与互补性更高，更容易凝聚共识，形成合力，土地流转会更加顺畅，更容易调动各方智慧，突破发展瓶颈，实现共赢。
注释：
①百度搜索指数是以网民在百度的搜索量为数据基础，以关键词为统计对象，科学分析并计算出各个关键词在百度网页搜索中搜索频次的加权和。
②百度需求分布图是针对特定关键词的相关检索词进行聚类分析而得的词云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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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农村土地制度篇5
[关键词]农村；；土地承包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09)10-0045-02
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在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收益权分离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独立财产权形态。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尤其是伴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和农民工队伍的壮大，我国农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面临着产权主体不明、土地调整频繁等新的挑战，需要在法理和实践上予以规范。
一、深化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确保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稳定
保护农民土地权益关键是赋予农民土地财产权，而现行农村土地承包权不稳定的根源就是土地产权问题。为此，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强化农民现有土地的长期使用权，并通过法律手段保证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给予农民用、养土地的激励，以克服短期化行为和粗放经营惯性，保障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把土地承包权永久地固定给广大农民，使农民的土地承包权成为一种包含使用权、转让权、继承权和抵押权的土地财产权。这种承包权越是因为“永久化”而固定为土地财产权，农民就越会珍惜自己的土地承包权。承包权越稳定，农户的收益就越高。因此，在现有制度框架内，要通过立法进一步弱化集体所有权，强化农户承包权，把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都给农户，农户成为实际的而不是名义上的土地主人。
确立土地财产权，具体地说，就是要实行农村耕地承包权物权化、长期化、商品化。物权化是指所有耕地按照一定标准承包给农户，取消“双田制”等一切村干部可以在短期内任意发包耕地的权力。土地承包权的物权化可以保障农民的权益不受土地所有权变动的影响，稳定农民的直接经营和交易预期，减少未来不确性因素对农民权益的影响。同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化会使农民在利用土地方面获得更大的自由度，有利于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这对于农民走出土地、摆脱贫穷、实现土地的规模经营、推动城市化进程将具有重要的意义。长期化是指耕地永久承包，承包权可以继承。商品化是指承包权可以买卖。在这个原则下，实行土地承包权的重新调整，除乡村道路等公用设施占地外，其他一切农地根据承包权划分给农户。实行这一改革的前提，必须真正实行农村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弱化村干部和乡镇以上政府处置村集体土地的权力，保证农民现有的土地权利不被侵犯。
二、深化土地流转制度改革。确保承包经营权的合法流转
农村土地流转包括土地归属关系的流转与土地利用关系的流转。土地归属关系的流转是土地所有权关系的转变。在我国，这只能单向性转变，即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转变为国家所有，其由土地征收制度来规范，不纳入土地流转机制。因此在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实为土地利用关系的流转。农业用地的流转即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则是重中之重。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规定，“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依法保障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这一规定实际上是针对现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存在的种种缺陷而言的。要想解决这些缺陷，就需要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研究了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有效形式，通过土地经营权长年转让、季节性转让、大户经营、企业化经营等多种形式，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土地流转最有效的方法应该是培育土地使用权市场，通过私人之间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自愿转让，来实现农户经营规模的扩大。对目前农民自发尝试的土地使用权流转方式。如反租倒包、土地有偿转包或转让、土地投资人股、土地信托服务、土地互换等，要允许试验并加以规范和引导。但需要注意的是，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设置了一条底线，即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这意味着只有在土地所有权性质不变的前提下，保持经营权和流转权的独立性，才能真正将土地流转起来，从资源转化为资本。取得规模效应、集约效应和市场效应。
通过深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改革，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一是可以扩大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公司等经营主体的土地经营规模，获取规模效益；二是可以减少土地撂荒，充分利用土地，提高土地生产率；三是可以为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解除后顾之忧，同时增加其收益。
然而，现有法律政策规定得十分笼统，对土地流转双方的权利义务、利益补偿、流转价格、纠纷处理、流转合同等方面还没有具体操作性的规定，因此也很难正确引导土地流转。现实中很大一部分流转是在口头约定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导致流转的期限不明确，交易双方权利义务不清晰。为此，需要完善法律制度，使农地流转真正实现市场化、规范化、正规化。
三、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完善土地补偿机制
新一轮是将目前城乡分割的二元土地所有制管理制度，转变为区分经营性、公益性用地的新的管理制度上来，对建立符合国情的、城乡一体化的土地管理制度，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这也决定了此次与以往“农村改农村，城市改城市，互不搭界”不同。新一轮是将城乡统筹起来进行总体安排，综合配套推进，是一次对现行土地管理制度的全方位改革和完善。改革范围涉及集体建设用地使用制度、征地制度、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土地市场体系建设、耕地保护制度等各个方面。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来说，改革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最关键的是完善征地补偿机制问题。
按照现行有关法律的规定，在一些大中城市相同区位的土地，法定的农地征收补偿标准仅为国有建设用地征收补偿标准的3％一6％。这种法律规定是显失公平的，也无法执行。城镇居民的财产在不断增值的同时，农民却不能分享土地增值和财富增长。由于历史原因，城乡差距本就悬殊。城乡分割的二元土地管理制度进一步拉大了这种差距。这种不平等也体现在拆迁补偿标准上。对城镇居民住房用地，是按房地产市场显化的土地市场价格进行补偿的，但对农户的宅基地和农村非农建设用地却按农地产值进行补偿。在农地转为国有建设用地的过程中，执行的补偿标准则更低。
《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完善征地补偿机制提出了新要求，即“依法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按照同地同价原则及时足额
给农村集体组织和农民合理补偿”，“对依法取得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必须通过统一有形的土地市场、以公开规范的方式转让土地使用权，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与国有土地享有平等权益。抓紧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配套政策，规范推进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这一突破性表述，实际告别了以往按土地所有制进行管理的老体制。以后凡是符合规划的经营性建设用地，无论是国有还是集体，均可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上交易。城乡土地有望由此实现“同地同权同价”。这同时意味着，今后村民集体也将成为建设用地的供地主体。随着部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进入市场，不必再经过国家征收，有助于降低土地的交易成本。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政府征地范围将缩小，补偿标准会大大提高，农民将获得更大收益，政府出让土地收入会减少。
上述改革核心就是要改变按照土地所有制对建设用地进行分割管理的制度，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使用管理制度。对经营性的集体建设用地和国有建设用地统一实行出让、转让使用管理制度，平等开放土地使用权市场；对公益性的集体建设用地和国有建设用地统一实行征收取得和划拨使用管理制度。在此基础上，对国有建设用地和集体建设用地在征收补偿、税费义务等方面实行平等待遇，实现对城乡居民土地财产权益的平等保护。以后仅按公益性和经营性区分，分别建立城乡统一的划拨土地使用权制度和出让土地使用权制度。
为了确保上述改革成功，必须完善征地法规，规范政府和企业征地行为，严格界定公益性和经营性建设用地。除公益事业外，政府不得以其他名义征用农民土地，进而从中获得高额土地差价收入，侵占农民土地利益。无论政府还是企业征地，都必须依法给农民合理的补偿，并做到就业、住房、保障等先行。非公益性项目，允许农民依法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开发经营。这不仅能切实保障农民的利益，而且有利于培育土地市场，促进城市化健康有序发展，有效遏制圈地风。
四、完善承包经营权法律制度，确保目标实现
深化农村土地制度篇6
农村土地问题始终是我国经济改革重点和难点问题，也是解决长期存在的"三农"的根本和核心问题。"征地"依然是目前解决农村建设用地问题的唯一合法途径。长期以来，科学合理确定征地补偿标准的始终是个难题，但从总体上看，是补偿标准偏低，难以满足被征地农村的意愿，不仅常常引发征地纠纷，被征地农民也很难分享土地征用带来的红利。我国的土地改革历经了多次重大利益调整，在给被征地农民带来利好的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总体而言：农村土地市场体系还不完善，依然处于自发状态，没有明确、规范和系统的土地市场建立和形成的法律制度；现在一些地区广泛推行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也没有统一而明确的法律依据；因此，各地均出现了建设用地部隐性流转和内部流转问题。突出表现在：农民的宅基地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流转，出现较大规模的小产权房非法建设问题。
我国有建设用地制度已经基本规范化和制度化，城市建设用地通过市场化途径解决已经有法可依，已经形成规范化的征用和管理程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需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地同价。”至此，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正式被政策确认。2015年1月，中办、国办联合印发了《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对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
根据《土地管理法》，从土地所有制形式看，土地归属全民所有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从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看，将土地分为农业生产用地、基本建设用地和未开发利用地。可以将集体所有的土地用作建设用地的情形主要是：一是乡镇企业生产经营用地；二是乡镇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用地；三是农村村民住宅用地（宅基地）。其中：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按照其用途可划分为两类：一是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二是农村集体非经营性建设用地。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包括商业与服务用地和工矿企业仓储用地，农村集体非经营性建设用地可分为：村镇公共设施建设用地、村镇公共建筑用地、兴建农业水利设施用地、村民住宅用地、村镇公路及交通运输用地、以及其他特殊用途建设用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化是指农村土地可以进入土地市场，可以按照市场交易规则进行市场化交易。农民承包土地，可以通过股份合作方式承包或转让，意味着国家把土地资源的配置真正交给了市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市场化并不等同于农村集体土地流转。现行的农村土地政策在一定程序上让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被侵犯，因此，由土地征用引发的各类矛盾凸显。解决问题的关键就是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平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可以和城市建设用地一样，进行市场化运作，按照同一规则进行出让、租赁、入股交易，实现上地这一特殊资源的特有价值。而“土地流转”仅仅是土地在农户与集体流转，更多的涉及土地承包经营。
二、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市场化的必要性分析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这是我国农村土地改革历经多年的探索，在市场化道路上迈出的一大步。通过完善各类要素市场，建立健全要素市场体系，着力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形成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是我国经济体体制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城乡统筹发展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效发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
（一）是推进现代市场体系的建设，完善包括土地市场在内的要素市场的必然要求
经过近四十年的市场经济制度的建设，我国的要素市场基本形成和不断完善，但作为要素市场的重要构成部分的土地市场还很不完善，长期的城乡分割，二元化结构造成城乡土地制度与土地管理不统一、不平衡，我国城市建设用地的市场化运作机制已经在全国实施，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基本被排斥在土地市场之外，一直沿用土地征用模式。农村土地市场不能形成，全国统一的城乡建设用地市场就难以形成。因此，实现“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的建设目标客观上应该以完善要素市场这前提，而要素市场的完善关键和难点是农村建设用地市场化的推进。
（二）是推动城乡统筹发展，有效打破城乡二元化结构，缩小城乡差距的必然要求
随着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拍卖制度、土地流转、征地留用地等土地制度改革的深入，城市建设用地市场逐步形成了以招、拍、挂为主要方式的土地有偿使用制度，这一制度的推行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国有土地使用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推进了建设用地市场的发展。但是，长期以来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受到法律、土地管理制度和城乡不均衡发展模式的影响，农村土地大量闲置，农村土地使用效率不高，农村土地应有的经济价值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我国实行的是城乡二元土地所有制，在逐步开放完善的国有建设用地市场中，城市各种用途的土地顺利进入市场，通过市场竞争达到了合理的配置，国有土地具有完整的土地财产权利。然而，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流转被严格限制，农村土地市场缺失，农民无法分享改革的成果，从土地获得应得的收益。土地这一经济发展要素的不平等严重制约了城乡统一发展。加快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市场化，实现与国有土地相同的权利，通过市场配置获得合理的收益，将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建立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市场，能够最大限度有提高农村土地的利用效率，有利于规范和高效利用有限的农村集体土地，可以有效增加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收入，从总体上实现国有土地资源城市和农村之间合理配置。
（三）是保障农民和农村集体稳定收益，充分实现农村集体土地财产权利的必然要求
征地制度下，地方政府和开发商获得巨大利益，作为形式土地所有者的集体组织及农民所得到的补偿偏低，失地农民更享受不到土地增值带来的收益。要真正改变这一现状，只有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引入市场化解决机制，与城市建设用地实行同权同价，才能真正让农村村集体及村民可以直接获得土地收益，才更能激活土地的真正价值，提高土地利用价值。
（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可以保障粮食安全，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改革土地制度，克服二元化土地管理结构的弊端，将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逐步与国有建设用地市场衔接起来，进行市场配置，发挥市场交易所带来的经济价值，对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都非常重要。过去，国家严格限制农用地的流转，实行占用耕地补偿制度，遵循“占多少，垦多少”的原则，这是为了保护耕地。但是政府从农转非的征地中不正当干预，获得巨大收益，造成土地收益流失，不利于国家对土地的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入市”，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可以解决农地流转隐形市场所出现的各种问题，使农地流转市场公开化、透明化，严格限定农用地“入市”的丰体，更有利于保护耕地，保障粮食安全，最终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化可行性
作为一种新的交易方式，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土地市场，可以实现在企业、事业单位、个人之间进行自由交易，打破多年来土地使用的征地方式。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不仅有国有建设用地市场多年交易经验与规则的借鉴，同样有政策的引领与指导，在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和加快城镇化进程中，加快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市场化进程，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是可行的。
（一）我国集体建设用地市场早已有之，建设用地市场化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我国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其实早就存在了，最早可以以为是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就存在了，当时，人民公社是“农、工、商、学、兵”五位一体的综合体，农村掀起了大办工业的热潮，农村办工业的土地是自发地通过市场形成，填补计划经济的空白。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于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并积累了农村集体的资金，使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大大增加，由此，农村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乡镇企业的开办，对土地的需求大大增加，乡镇企业开办所需要的土地当时在国家计划里面是没有的，因此，这部分土地只能通过市场来调剂使用。由此可见，农村集体建设用地通过市场进行调剂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已经客观存在，只是当时还没有土地市场这个概念。
（二）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市场化既有经验与规则的借鉴，也有政府政策的引领与指导，政策上具有可行性
我国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就现行的土地法规来看，直接进入市场交易好像合法性受到质疑，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可以在集体内部进行调整转让，先通过征地将其变为国有再转让使用权，其特征是统一征用，统一出让。
现行土地管理政策，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使用进行了各种限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化机制的形成。但是，在实践中许多地方政府，通过制定和完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储备和招、拍、挂制度，同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主动申请纳入土地储备，进行上市交易，改变过去被动征收农村集体土地的局面。这种做不违反现有的土地管理制度，有利于从根本上改变集体土地统一征地供应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完善目前的土地供应市场。
（三）国有建设用地市场体系一直在不断完善，所取得的成功经验，可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市场化借鉴，在技术上具有可行性
从国有建设用地市场的形成和运营来看，流转的城镇商业经营用地以招标、拍卖、挂牌为主要形式，“制度保证、政府调控、价格机制”构成了城市土地市场交易的基本框架。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化也有其实践基础。城镇化进程对经济的发展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产业升级，增加原有城市建设用地的增值空间，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产业转移的出现加快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化的脚步。产业转移不仅能实现城市建设用地的最大利用价值，也能为农村的工业起步提供帮助。
深化农村土地制度篇7
1．1国内研究现状
伴随着我国城乡统筹战略的提出和实施，建立包括土地市场和金融市场在内城乡统一的资源要素市场成为战略重点之一，关于土地和资金这两种生产要素在推进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及影响的研究开始受到众多学者的青睐。2009年以来，一些专家学者就农地流转的金融支持从多个角度进行了一些开创性研究。
1．1．1关于土地流转中的金融供求现状和意愿研究杨雄芽调查了江西丰城农村金融对土地流转的供给现状，提出加大农村金融对农地流转支持的建议［11］。罗进华分析了土地流转金融支持的必要性，认为目前我国农村金融在贷款数量、结构和制度设计方面不能满足农地流转日益增长的需要［12］。张瑞怀对四川省21个市州农村的土地流转金融需求情况进行专题调查后得出，流转地区农户对金融的需求随着土地流转的发展呈现：贷款对象由单个农户向规模业主转变；贷款方式由信用贷款向抵押担保类转变；贷款期限由短期周转变为中短期并存；金额由小份额分散转变为大份额集中；贷款风险控制难度加大，风险由分散向集中转变等新变化［13］。刘安琪认为，土地流转后出现的土地集中规模化耕作、产业战略转移、城乡一体化建设和城镇化建设都需要金融支持［14］。金融要素促进了农村经济的规模发展，同时，土地流转也为金融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张振中、张璐等认为，农地流转刺激了对包括贷款、资金结算、理财服务、金融咨询服务等业务在内的金融需求，土地流转需要增加资金量的供给和金融服务的创新［15］。中国人民银行达州市中心支行课题组以四川达州市为例，对农村土地流转的现状、特点及政策效应进行深入研究，从需求和供给角度，分析了现有农村土地流转中金融支持的问题，认为市场化的土地流转离不开金融的支持与参与，农村土地流转不仅需要农村金融总量的扩张，而且对金融产品的种类、期限和服务方式也提出新的要求［16］。
1．1．2关于金融支持农地流转的问题和困境研究张营州提出土地流转后，农村金融需求在需求主体、需求规模、需求用途和需求风险等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呈现出多样化、多层次、差异化的特征；而在满足农村金融需求方面，农村金融在组织体系、金融产品与金融服务以及相关配套政策等方面表现出了不适应性［17］。李尚蒲认为土地流转后农业新的经营方式对农村金融产品与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我国的农村金融正处于改革与深化的进程中，自身还存在许多制度性的障碍，如农村金融机构的利率管制、风险控制主体缺位、正规金融单一缺乏竞争机制组织僵化，而非正规金融发展又受其限制，农业保险制度缺位等难以适应需求方式的转变［18］。肖承发从制约“三农”发展的融资难问题入手，分析了土地流转的制约有：因素缺乏配套财政金融支持；土地流转的多样性与目前商业银行信贷体制硬约束之间的不适应［19］；中国人民银行曲靖市中心支行课题组农村土地经营权作为抵押品处置难度较大；土地流转后的贷款需求期限与银行贷款期限不适应；专业评估机构缺乏；信贷产品单一等［20］。
1．1．3关于支持农地流转的金融服务方式创新研究目前，为解决土地流转过程中的资金瓶颈，国内各地金融支持土地流转的服务模式出现了多种创新和探索。如2007年3月，河南省信阳罗山县信用社利用土地经营权作为质押进行贷款率先进行金融创新尝试；2007年福建三明明溪县农村信用联社为了满足农户规模化经营的资金需求，出台了《明溪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业务试点办法》，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业务。2008年，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挂牌，农村宅基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乡镇企业用地、农村公共设施和农村公益事业用地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经过复垦验收后以票据的形式通过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在全市范围内公开拍卖，为农地转化为资本创新了一种途径［21］。2009年成都浦江县成立担保公司统一为农地流转提供担保，如果土地经营公司跑路或者破产使转出地的农户土地收益受损，将会由担保公司给予一定的保障，这种对农地担保的金融创新能够有效化解农地流转的风险［22］。2009年3月，浙江省允许通过“农地入股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方式推进土地流转，这种方式既可以激活土地也可以为农民带来大量生产资本或生活资金［23］。同期还有些研究者提出了一些金融支持农地流转的创新方式：其一，郭步超等学者主张将农村土地证券化。基于对农地证券化的可行性研究朱玉林认为发行土地证券有助于解决土地流转的资金困难问题［24］。还有部分学者进一步对农地证券化的模式和具体方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为农地证券的具体操作提供了依据。其二，有些学者提出设立专门的农村土地流转金融机构。如崔慧霞主张在农村设立土地银行为农民提供土地担保、办理土地抵押贷款、“土地信托”等业务还可以在政府支持下发行土地债券［25］。其三，建立一个制度规范、体系完善的流转市场，保证抵押物处置、抵押权利的实现。林乐芬基于泰州市14个村土地流转情况调查的数据，提出了深化和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制度的政策建议［26］。王越子、杨雪提出抵押担保在一定程度上是防止农村信贷市场逆向选择，要着力推进制度创新，保证抵押物处置、抵押权利的实现［27］。
1．1．4关于金融支持农村土地流转的对策研究针对农地流转的金融支持问题研究者们从各个层面提出了诸多对策建议，主要围绕政策法规、加强对土地流转的金融支持的具体对策、金融服务配套措施等几方面展开：在完善政策法规方面，一是修改与完善农村土地流转法律制度赋予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权，允许农村地承包经营权依法进行流转和抵押。比如，丁关良提出修改《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物权法》等现行法律来完善农村土地流转法律制度和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流转的专项立法等建议［28］。二是要赋予农民对其所承包土地的完整的土地产权，实现“四权”统一即实现农民对所承包农村土地的所有权、经营权、收益权和处分权，只有这样农村土地流转的各种形式如出租、转让、抵押、质押、入股才能顺利进行。不少学者提出加强对土地流转的金融支持具体对策建议，主要观点：一是金融服务机构要创新信贷品种，推出适合农村土地流转需求的金融服务产品，如实施社区担保、政府担保、农户联保等多种新贷款担保方式，更好地满足土地流转对金融服务的需求［30］。二是增加对“三农”的信贷投入，建立有效的支农资金回流机制，规定商业银行从农村吸收的资金必须按照一定的比例用于农村或农业建设［31］。三是完善农地流转的金融服务体系，建立新型农村金融组织以满足土地流转对金融的需求，如大力发展社区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和小型金融担保公司［21］。四是建议政府加大财政资金投入来扶持农村土地流转，采取减免营业税、政府注资或补充涉农金融机构的资本金等措施来加大财政资金对农村土地流转的金融支持力度［32］。五是设立专门的农村土地金融机构，为农民提供各类土地金融服务业务，如土地担保、土地抵押贷款、土地流转信贷业务和“土地信托”等，开办“土地银行”在政府引导下发行土地债券等［25］。
1．2国内研究的特点和尚存的问题
经由上文分析可见，国内近年来关于农地流转方面的研究比较广泛，对于农地流转金融支持方面也进行了基础性和开创性的研究。目前研究取得的成果呈以下特点：一是金融支持农地流转的重要性得到了普遍认同。学者的理论模型研究均表明金融要素促进了农村经济的规模发展，同时，土地流转也为金融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各个省市的实证数据分析也证实了农地流转刺激了对包括对资金和各类金融业务在内的金融需求，土地流转需要增加资金量和金融服务的供给。二是农地流转的金融支持现实问题和困境得到了共同关注。学者们普遍认识到了当前农地流转的金融支持的供给与需求呈现数量与结构的双失衡的问题，以及农地资产流动性差、农地金融业务开展和创新缺乏法律的依据和配套制度的支撑等困境。三是农地流转的金融创新得到了高度重视；针对当前农地金融产品单一、金融体系僵化、金融配套服务措施薄弱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创新建议。如：探索新的农地经营抵押、担保方式，创新适合土地流转后农业发展需求的信贷产品，实行土地债券化，创新金融服务［33］；建立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大力发展社区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和小型金融担保公司；创新发展农地流转的政策性保险业务，来化解和分散土地流转形成的各种风险包括规模经营业主的风险和涉农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等。当前的研究在取得以上成果的同时仍然有些问题值得关注：第一，研究的视角主要集中在土地流转中的金融供求现状和意愿、金融服务土地流转面临的困境、金融服务土地流转的对策建议和土地流转中的金融创新等方面，研究视野有待于开拓。例如：金融支持农地流转的绩效进行评估；金融支持农地流转的运行机制研究和设计还未得到关注。第二，由于目前农地流转的金融支持及创新的实践尚处于试点阶段，所以关于农地金融研究所涉及的样本范围比较窄，大部分的研究基本上是以某个乡镇、试点单位典型案例或者是单独以某个乡镇的调查数据为样本进行分析，省级层面的分析一般也是建立在该省的某个地区或乡镇的数。第三，目前的研究和分析停留在简单描述和纯理论假设的层面，要么对农地流转及其金融支持情况进行调查做表象性的描述，要么进行纯理论的农地金融模式创新方面的假设和探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的研究尚需进一步开展。
2未来研究方向展望及建议
深化农村土地制度篇8
一、促进农地规模利用和集约经营应注意的“四个适应”
（一）与宜农土地区域分布程度相适应。根据“中国1：100万土地资源图”估算，我国宜农耕地类的毛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17.34%，主要分布在松嫩平原、三江平原、黄淮海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和四川盆地等地，这些区域土地的肥沃程度和平整程度较好，其中大部分地区已经进入或正进入现代农业的初级阶段，可进一步按照“集中”经营的方式。大力提高农业资本投入的比例和农业机械化水平，逐步建立起以信息化、生态化、多功能化和国际化为基本特征的高级现代农业体系。对于土地肥沃程度和平整程度较差的区域，例如西部地区（重庆、云南、贵州等），平地与缓坡地（坡度
（二）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程度相适应。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仅为1.4亩左右，远远低于世界其他国家的平均水平。极端小规模的农户经营，已成为制约我国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最显著瓶颈。为此，必须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将大量农民从分散、细碎的土地经营中解放出来。稳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加速进城务工农民“市民化”进程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必然路径。目前，广东、四川成都和重庆等地正在积极探索深化城乡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取得了一些有益的经验，在深入推进的过程中也面临着较大的难题。进城农民的“完全市民化”是一个长期过程，必须立足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在当地政府财政支出足以支付新增城镇人口社会福利的前提下，尊重转户农民自愿退出土地的选择权，分阶段、分步骤制定相关方案，促进一部分有条件“转户”农民向市民转化，同时加强“转户”农民进城的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社保等方面的配套社会福利制度建设，为有条件“转户”农民提供全方位的公共服务。
（三）与农业产业化需求程度相适应。构建现代农业体系是土地规模经营的目的。在优化农业生产经营区域布局、稳定发展基础产业、培育和壮大优势产业的前提下，各地正推动现代农业经营体制创新，以促进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中利用和流转。因现阶段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存在，农业用地转化为城镇建设用地将导致巨额的增值收益，必须警惕城镇资本进入农业可能出现的现象：个别企业可能以建设“设施农业”或“现代农业园区建设”为名，大规模圈占或租赁农村土地进行非农业经营活动，这不仅将侵占农民利益，更不利于耕地保护。因此，在加速现代农业进程的同时，必须高度警惕并杜绝这种农地规模流转中的“变相开发”倾向。确保农地规模利用和流转切实服务于“农”，确保其用地性质和用途不变。
（四）与农民集中居住程度相适应。农民退出分散、闲置的宅基地是促进农地规模化利用和集约化经营的必要前提。目前各地主要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和“地票”交易等方式对农民宅基地等农村建设用地进行整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少数地方片面追求增加城镇建设用地指标、擅自开展增减挂钩试点范围以及违背农民意愿强拆强建等问题。从实际情况来看，在经济较发达地区或靠近城市的农村，新建村房屋非法营建和商品化交易的倾向较为明显，而在经济欠发达或远离城市的农村，新建村房屋无人或很少有人居住，这造成了土地、资金和人力的巨大浪费。因此，在农地规模化利用必然要求农民“散居”向“聚居”这一空间居住形态变化的过程中，应同样注意“适应”原则：在农民自愿退出宅基地的前提下，科学规划新村建设，不得在城镇规划区外拆并村庄、建设大规模的农民集中居住区，不得强制农民搬迁和上楼居住，并严格农民新村建设的农民准入条件，坚决杜绝各种形式的“小产权房”开发。
二、促进农地规模利用和集约经营的建议
（一）实施现代农业产业规模用地功能分区规划，优化现代农业产业区域布局。一是按照今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的“稳定发展农业生产”思路，加强对产粮大县和现代农业建设示范区建设试点的支持，进一步从国家层面尽快研究和制定现代农业产业“适度”规模化经营的农业土地主体功能分区规划及实施方案，全面提高农业土地单元的产值，提升农产品的科技附加值，培育和壮大农业基础产业和优势产业。二是按照因地制宜和注重效益原则，对非主要粮食生产基地的农业用途土地，各地应尽快研究和制定现代农业产业集约化利用的相关规划和政策。在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前提下，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并以加强对农民自愿退出闲置、分散的宅基地的整理、复垦为契机，有效增加耕地面积。在注重生态保护的前提下，以大力支持发展多种形式的新型农民合作组织为核心，促进农业用地适度集约化经营，通过规划和建设特色农业产业体系，积极发展特色农产品深加工业；将发展乡村旅游产业与发展具有区域特色的生态农业或休闲农业有机结合起来，全面提高城乡居民参与农业经营互动的积极性。
（二）促进农民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进一步分离，建立健全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市场流通体系和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流转风险防控体系。一是因地制宜，以多种形式促进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相分离。在农业生产经营基础条件较好的区域，重点推进涉农企业公司化经营，积极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信托试点，将农民分散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量化为股权或收益权，形成农民自愿流转土地的激励机制；重点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继续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林权的抵押机制，促进发展特色农业所需农业用地向专业合作社、种养大户和家庭农场适度集中流转。二是建立统一、规范的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市场流通体系。进一步完善土地流转立法的程序和机制建设，使各类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透明化、市场化和公正化；研究制定分区域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基准价格体系，切实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三是建立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流转风险防控体系。坚持严格保护耕地的宗旨，防止农业掠夺式经营，设立耕地保护基金，完善基本农田保护制度，切实保障粮食安全；进一步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程序，完善流转契约，尽量减少流转纠纷；鼓励和引导城市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种养业，但同时必须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用途监察制度，坚决杜绝一切在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中流转和经营过程中土地用途发生改变的现象。
（三）深入推进农民市民化进程，引导农民自愿脱离农村“土地保障”。一是在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不断深化和完善户籍制度改革的工作制度。进一步完善考核基层政府推动转户的工作机制，制定提高转户工作针对性的分类转户政策，在尊重转户农民自愿的基础上，重点推进转户农民向小城镇转移。二是建立户籍制度改革中土地一财税联动机制，引导已转户自愿退出土地（承包地和宅基地）。第一，成立农村土地信托经营中心，将一部分农民退出承包地使用权的经济补偿折合为持续的资产收益权，为转户农民进入城镇生活、就业提供“启动的资本金”；第二，进一步深化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和“地票”交易的体制机制创新，确保自愿退出宅基地的农民能够享有合理的土地资本化增值收益；第三，将一部分农民退出土地的资本化增值收益留存当地，开设特别的财政账户，成立专门的转户农民公共服务保障基金，用于支付当地区（县）政府对新增城镇人口提供的各项公共福利及保障。总之，通过“户改-土地-财税”的联动机制，形成已转户农民在享受城镇户籍人口权益的同时自愿放弃农业户籍人口相关权益的制度激励。
深化农村土地制度篇9
关键词：金融危机农村经济发展土地流转科技农业
目前，美国次贷危机已演变成一场波及世界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正不断恶化着我国的外部经济环境，使我国经济增长放缓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审慎解决农村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充分考虑国际经济波动背景下的新特点，统筹安排农村经济的发展。基于此，本文认为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策略如下：
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
（一）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的紧迫性
目前，我国农村已初步形成了以合作金融为基础，商业金融、政策性金融分工、民间金融相互配合的农村金融体系。但是近年来，农村经济发生了很大变化，农村地区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分化：一是发达地区农村的城市化；二是部分发达地区和某些中部地区的农业产业化；三是大量中西部地区有竞争力的劳动力输出而保留少量劳动力在本乡本土从事农业；四是贫困地区的传统农业维持简单再生产。因此，必须根据目前农村经济现状采取不同的农村金融发展模式，把农村改革发展作为金融工作的重点，健全农村基础金融服务体系，创新农村金融体制，放宽农村金融准入政策，加快建立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相结合，资本充足、功能健全、服务完善、运行安全的农村金融体系。
（二）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的构想
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在我国农村地区提供金融服务的，主要是中国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邮政储蓄以及农村信用合作社等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各类金融机构都要积极支持农村改革发展。坚持农业银行为农服务的方向，强化职能、落实责任，稳定和发展农村服务网络；拓展农业发展银行支农领域，加大政策性金融对农业开发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信贷支持。扩大邮政储蓄银行涉农业务范围。改善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保持县（市）社法人地位稳定，发挥为农民服务的主力军作用。规范发展多种形式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和以服务农村为主的地区性中小银行；大力发展小额信贷并加强监管，鼓励发展适合农村特点和需要的各种微型金融服务，允许农村小型金融组织从金融机构融入资金，允许有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规范和引导民间借贷健康发展；加快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建立政府扶持、多方参与、市场运作的农村信贷担保机制，扩大农村有效担保物范围；发展农村保险事业，健全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加快建立农业再保险和巨灾风险分散机制；加强农产品期货市场建设，以此形成完善的现代农村金融制度。
推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且鼓励土地承包经营权合理流动
（一）大力发展规模农业
《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要“大规模实施土地整治，搞好规划、统筹安排、连片推进，加快中低产田改造，鼓励农民开展土壤改良，推广测土配方施肥和保护性耕作，提高耕地质量，大幅度增加高产稳产农田比重”。
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基础已具备。随着城镇化进程和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大量土地闲置。推动土地承包经营权合理流转，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已具备了客观基础。
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环境业已形成。我国农村目前已进入到社会化小农阶段，土地不再是其谋生的唯一手段。农民对土地权利的保有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土地的最后保障功能；二是土地权益补偿。在现阶段土地仅起社会保障功能的时候，用制度保障替换土地保障，用市民基本生存权益替换土地权益，使进城农民自愿流转、转让土地承包权，为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提供了机会。
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动力依然强劲。由于国家加大扶持力度，农民更愿意规模经营，尤其种粮大户扩大种植规模愿望强烈。此外，一些外出打工的青年农民仍然看好经营农业，具有返乡种田的积极性。农民已初步具有实现适度规模经营的内在动力。
（二）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
《决定》指出，“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具体而言：
第一，依法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是农村政策的基石。必须加强执法监督，对随意改变土地承包关系、强迫农民进行土地流转、随意变更土地承包合同、侵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的违法行为，要坚决依法纠正。在坚持土地承包关系长期不变和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要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积极探索建立“依法、自愿、有偿”的市场化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机制。虽然马克思研究的地租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的，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比，两者都属于市场经济范畴，所以马克思地租理论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仍有着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
在地租理论中，地租是由绝对地租与级差地租构成的。绝对地租是以土地所有权的垄断为前提而获得，是无条件交纳给土地的所有者。在现当前我国农村土地制度下，国家是土地所有权的最终占有者，因此，绝对地租最终必须上缴给国家，在现实中则由集体代收。级差地租是由级差地租Ⅰ和级差地租Ⅱ所构成。其中，级差地租Ⅰ是由于土地自身质量的好坏而决定的，即土地由于其肥瘦程度、距市场的远近及交通条件等自然条件而被划分为不同等级；在我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条件下，级差地租Ⅰ主要应归土地所有者即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级差地租ii是连续投资同一块土地而有不同劳动生产率所产生的超额利润而转化的地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农村土地所有制下，级差地租Ⅱ是由农民（承租方）自己获得。根据这一理论可知，若土地承包时间短，农民会掠夺式地开垦农地以维持简单再生产，继续农业的粗放型生产。
第二，加快土地流转，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土地通过合理的流转，可以改变目前土地经营分散的局面，使土地经营在一定范围内形成规模，有利于农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化经营，从而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目前，加快土地使用权流转的最有效方式是土地银行。简单来说，它的功能在于向存地农民支付“存地费”，再把土地“贷”给经营大户或企业以收取“贷地费”。
第三，健全对被征地农民公平合理的补偿机制。目前农民的最大希望是提高土地补偿的标准。因此，要加快改革土地征用制度，确保被征地农民得到公平合理的补偿和安置，生活水平不下降，就业有出路，长期生计有保障。
实施科技兴农战略《决定》指出，“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大力推进农业科技自主创新，加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不断促进农业技术集成化、劳动过程机械化、生产经营信息化”。要坚持科学技术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的根本方向，促进科技与经济和市场的有效结合，促进农业增长方式转变和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加大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力度，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农业科技体制。既积极推进改革，又充分考虑农业科技地域性、周期性、公益性的特点。一是优化专业结构；二是优化布局；三是扩大开放，更多地吸收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
围绕推进农村经济产业化，抓好科技成果转化工作。针对农业产业化对技术的需求，筛选一批先进适用的农业技术，适当引进，进行组装配套，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推广，并通过科技攻关计划、国家重大成果推广计划、星火计划，大力推进农村的科技进步。
切实加强农业科技推广和科技服务体系的建设。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导向作用，促进农业科技推广队伍多元化、推广形式多样化、运行机制市场化。在改革的基础上，完善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建立以政府为主导，农业科技工作者、农民、企业参与的农业科技队伍。
切实提高农业科技研究与开发能力。一是突出应用研究，解决严重制约农业持续发展的关键性、战略性技术难题；二是抓好基础研究与基础性工作，为农业科技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三是要加速农业高新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在农业中的应用，打造农业高技术队伍和企业集团。
加速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建立新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形成由研究开发、技术服务、科技管理和科技企业等部分组成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同时，对农业科技机构进行分类重组，建立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农业科技机构。
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决定》指出，“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科技创新为手段、质量效益为目标，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搞好产业布局规划，科学确定区域农业发展重点，形成优势突出和特色鲜明的产业带，引导加工、流通、储运设施建设向优势产区聚集”。合理规划区域农业经济布局应重点关注五大内容：一是加强特色农产品生产、储藏技术研发，着力解决关键技术，建立具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技术体系；二是建立特色农产品品种资源库，加大野生资源的驯化和品种创新，优先建设特色农产品种苗繁育基地，保障区域特色农产品的优质种苗供给；三是加快制定和完善特色农产品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建设和完善特色农产品质量监控和认证体系，选建一批特色农产品生产示范区；四是稳步发展特色农产品传统加工，突出加工产品的独特品质和风味，拓展精深加工，最大限度挖掘特色农产品的增值潜力；五是建立特色农产品营销网络和信息平台，在农业产品的市场化上下大功夫。
深化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目前应重点改善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切实加快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加强市场发展的规划，改善市场基础设施，扩大市场吸纳能力和辐射能力；加大市县级粮食专业市场的培育，优化政策环境，增加政府投入。重点解决基层和农民及生产者的信息联结，努力做到以需定产、以销定产。二是逐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创新农技推广体制，建立新型农技推广体系；按照服务主体多元化的思路进行改革和创新农技推广体系，坚持政府扶持与自我发展相结合，建立产权明晰、权责明确的管理制度；逐步放开农村服务市场，允许和鼓励社会力量创办农业技术服务机构。三是发展农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决定》勾画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方向，即“服务农民，进退自由，权利平等，管理民主”。发展农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要尊重农民的意愿和选择，不应拘泥于一种模式，更不能强迫农民接受某一种模式，比较稳妥的做法是因地制宜地采用多种形式。要进一步明确社区集体经济组织的功能定位，更好地发挥为家庭承包经营提供服务等职能，探索集体经济的多种实现形式，尽快把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发展成为引领亿万农民走向国内外市场的现代农业经营组织。
参考文献：
1.孙楠.农村金融机构结构与农村经济增长[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08（1）
深化农村土地制度篇10
[关键词]土地产权；流转制度；证券化
一、农村土地产权流转制度的缺陷
(一)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存在入市的缺陷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最大缺陷在于产权界定不清晰，土地产权关系模糊。农村土地产权入市的首要条件是产权清晰。产权清晰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财产的归属关系是清楚的，即财产归谁所有，谁是财产的所有者或谁拥有财产的所有权是明确的；二是在财产所有权主体明确的情况下，产权实现过程中不同权利主体之间的权、责、利关系是清楚的。明晰的产权关系是土地资源进入市场的前提。当前，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关系模糊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 所有权主体不清晰。虽然宪法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法律规定属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但这个“集体”太笼统，是指乡、村，还是村民小组，不够明确。《土地管理法》和《民法通则》虽然有较详细的规定，但由于政府拥有对乡镇政府、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的设置调整权，因此，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依然不明确。
2 产权中的“权责利”关系模糊，缺乏必要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例如，在土地承包合同中双方的权责不清，往往只有承包方的义务，而没有发包方的职责。对农户在使用土地中所造成的地力升降也没有明确奖惩办法。
(二)土地产权的配套制度缺乏
由于农村土地具备的生存和社会保障功能，在土地产权进入市场后，土地资源的利用取决于资本市场的配置，必然出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民社会保障两大问题，需要有相应的制度安排。在农村劳动力资源的使用上，由于农村劳动力缺乏技术基础，以及现行的户籍制度等障碍，导致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的艰巨，社会保障制度也仅仅在发达地区农村才出现。没有劳动力转移和农民社会保障的安排，农村土地产权难以“独木成林”。
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努力，各地都没有停止过，尤其在经济发达地区，如广东、上海等地，对农村劳动力入户城市正积极探索有效路径。但是，农民的社会保障，包括退休养老、医疗等保障，则需要政府以极大的勇气去承担。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需要政府、企业和农民各方面的努力。国家按市场经济的要求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时，应统筹考虑农村居民，解决他们离开土地的后顾之忧。可以考虑将“以工补农”的资金、土地征用安置费等，变为直接补贴农业生产和给予农民，转作为农民的社会保障基金，以更利于土地的流动和转让。
(三)土地产权的价值难以计量
曾担任世界粮食委员会主席的J.w.罗森不拉姆，收集了RichardBarrows的观点：在竞争市场上，生产资源在各种用途之间的竞争中如何分配，由价格决定。土地将通过市场交易得到最高的使用价值。也就是说，土地价值的准确数据应当是通过市场竞争来决定的，这是有效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必然结果，其他的方法可能低估或高估土地的价值。但我们也知道，靠市场来决定土地价值，就目前的农村而言，是不现实的。由于产权问题带来的流通和市场准入，使农村土地很难通过市场得到价值确定。鲍杰等从资产评估的角度出发，认为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土地所有权不能进入市场流通。土地使用者可以依法拥有和转让的是特定土地一定年限的使用权，也就是说，土地价值的计量更多的只是停留在使用权层面。
2005年关于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的出台，给土地使用权商品化指明了出路，但对所有权是否商品化，则存在种种疑虑。但正如实践往往是走在理论的前头，南方某海滨市主管着几十家国营农场的企业集团在刚跨入新世纪之际，为了防止土地资源的流失、改变财务状况及方便筹集资金，在当地一家会计师事务所的协助下，对所属土地评估为3亿元并据以进行会计处理。这是在没有将土地商品化的前提下的计量实践，显然是以土地所有权计量为目的的实践活动。无独有偶，2006年，广东韶赣高速公路建设拟尝试“农民土地入股”征地方式，由韶关市进行具体操作。我们既然知道高速公路的永久性性质，也就知道这将是涉及土地所有权计量的又一次实践活动。不难预计，土地价值的计量实践必定从使用权层面上升到所有权高度，完成对土地的整体计量。
(四)土地产权流转的工具没有配备
无论是农民私下的承包权流转交易，还是集体经济组织对使用产权的调整，或者政府对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的引导，都没有解决土地产权交易的媒介问题，因而很难体现出土地产权的价值。
二、农村土地产权证券化选择
(一)证券的功能
提供流动性是资本市场的基本功能，产权必须流动才能体现其价值。那么，在资本市场，或者资本产权市场，流转的工具，或者说媒介，就是证券了。证券是指各类记载并代表了一定权利的法律凭证，它用以证明持有人有权依其所持凭证记载的内容而取得应有的权益。从一般意义上来说，证券是指用以证明或设定权利所做成的书面凭证，它表明证券持有人或第三者有权取得该证券拥有的特定权益，或证明其曾经发生过的行为。证券作为资本和产权的运动载体，它具有以下两个基本功能。
第一，筹资功能，即为经济的发展筹措资本。通过证券筹措资本的范围很广，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层次和方面都可以利用证券来筹措资本。如企业通过发行证券来筹集资本，国家通过发行国债来筹措财政资金等。
第二，配置资本的功能，即通过证券的发行与交易，按利润最大化的要求对资本进行分配。资本是一种稀缺资源，如何有效地分配资本是经济运行的根本目的。证券的发行与交易起着自发地分配资本的作用。通过证券的发行，可以吸收社会上闲置的货币资本，使其重新进入经济系统的再生产过程而发挥效用。证券的交易是在价格的诱导下进行的，而价格的高低取决于证券的价值。证券的价值又取决于其所代表的资本的实际使用效益，所以，资本的使用效益越高，就越能从市场上筹集资本，使资本的流动服从于效益最大化的原则，最终实现资本的优化配置。
(二)农村土地产权证券化选择
正因为证券的上述特征和功能，它
成了资本市场不可替代的交易工具。产权市场具备资本市场的特性，也应当使用证券方式，以证券代表一定的土地产权。实施农村土地证券化后，在土地这种基本的经济资源和生产要素的有效合理配置的市场进程中，借助于有价证券这种虚拟资本形式来承载拥有土地经营权所产生的权益，并以此来获得未来预期的经济收益，将有利于真正实现土地使用权的自由流转。这种改革思路，就是在明确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家庭承包权、放活土地使用权的基础上，农户以土地经营权作价入股，按照自愿的原则组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股份合作企业。企业统一经营农民的土地，农民既可按股分红，又可在企业工作，按劳取酬。在股份的构成上，农民主要以土地经营权人股，也可以资金、技术、设备入股。在用人机制上，企业与农民实行双向选择，企业原则上优先招收土地股民。这是一种让农民变股民的农村改革新思路，这一思路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与现代农业的顺利对接，可以很好地解决目前我国农村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面临的突出问题。土地证券的持有者可以凭借其进入资本市场，行使资本投资和资本交易的职能。土地经营权流转借助土地的证券化的方式，能很好地实现土地流转市场化的目标。土地经营权证券化以后，土地经营权的价值被货币化，易于同其他生产要素(资本、技术)进行比较，突破了土地经营权无法进行价值和价格比较的限制。土地经营证券化以后可以降低土地流转中的交易费用，大大节约流转成本，熨平土地交易中所产生的冲击和波动，便于实现土地的顺利交接，可以使农业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逐步得到完善，同时还能分散风险，便于实现利益的合理分配。
三、农村土地证券化的建议
(一)继续推动和深化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
土地证券化的前提是土地产权明晰，我国应深化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使土地产权真正实现独立化、法律化、人格化、商品化。一是进一步明晰农村土地所有权代表。笔者认为，农村村民委员会作为这样的机构是比较合适的，也与现实情况比较吻合，当前重点是要加强村委会选举的监督，完善村委会运作制度。二是逐步推行农村土地家庭“永包制”。“永包制”强化了承包权的财产权利，有利于土地承包权真正实现物权化，既调动了农户对土地保值增值的积极性，又便于所有权主体对承包权进行调控。更为重要的是，家庭“永包制”将为土地使用权流转清除制度障碍，大幅度地降低土地流转成本。三是农村土地所有权逐步国有化。土地所有权由集体所有变为国家所有，不仅有利于统一城乡土地管理，更好地保护农民的承包权，而且还有利于土地资源的市场流动和优化配置。四是建立农村土地保障的替代机制。要推行土地证券化和土地市场化，就必须弱化承包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逐步在农村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五是精简乡镇政府。这有助于减少农村事务的管理成本，减少土地承载的负担，加速农村社会化进程。
(二)建立健全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市场
完善土地使用权流转机制。建立农村土地使用权市场是土地证券化的前提和基础，必须按照发展与规范并重的原则，建立一个开放、公平、高效、有序、有度、规范化的农村土地使用权市场。使用权市场可以按县、省、全国市场三级设置，县级交易市场为本县区域内的土地交易服务，省级交易市场为跨县的土地交易服务，全国市场则为跨省交易服务。为规范农村土地交易市场，必须做好以下工作。一是要健全土地使用权市场的法律法规。土地市场交易实际上是土地的产权权利的交易，这种交易一定要有法律、法规的规范和保障。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仍然不能适应农村土地市场发展的要求，必须加强立法，完善农村土地市场管理的法律体系，从法律上保障土地产权制度的建立和土地产权交易的正常运行。二是建立和规范土地使用权交易中介组织。土地使用交易是一项比较复杂的交易过程，必须建立相应的中介服务组织为之服务。建立土地使用权市场信息、咨询、预测和评估等服务系统，使服务专业化、社会化。
(三)建立健全农村土地证券化信用担保、信用评估体系
1 必须建立有效的信用担保体系。土地证券化一般都需要进行信用提升，信用提升可以有两个途径：内部信用提升和外部信用提升。在我国农村土地证券化中，相对于外部信用提升来说，内部信用提升可能是一条更可行的路子。内部信用提升一般是将全部农村土地证券分为优先级证券和次级证券两个层次，通过弱化一部分证券的信用，来增强另一部分证券的信用。外部信用提升是通过信用担保机构的担保来获得的。我国可以借鉴国外经验，建立政府农村土地信用担保机构为主、民间信用担保机构为辅的信用担保体系。
2 必须进一步健全信用评级制度。信用评估的意义在于可以有效降低农村土地证券交易成本和市场投资风险，对农村土地证券市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必须改变政府对证券市场的管理方式，证券的评级应该交给市场来完成，政府的任务是制定信用评估的管理法规，维护信用评估市场的秩序。其次，国际上已经形成比较规范的评估方法和标准，我们有必要借鉴国外信用评级业的发展经验，提高我国信用评估机构的业务水平和服务质量。
(四)建立和健全相关法规，为土地证券化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1 要修改相关的法规，消除土地证券化中的制度障碍。具体来说，应赋予商业银行的信托资产经营权，允许商业银行作为专门机构从事土地证券的发行、投资等业务；允许保险资金、养老基金、住房公积金等进入土地证券市场；《证券法》中应明确有关土地证券的地位，确保土地证券的合法性；税收制度要根据土地证券发行、流通的各个环节，明确相关的主要税种及税率，尽量合法化地减少税收成本，设计一个有利于证券化的税收环境。
2 着手研究和制定有关土地证券化的专业法规。在这方面，可以借鉴国外相对成熟的土地证券化立法经验，在试点的基础上，构建适合我国土地证券化的专业法规体系。此外，要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培育和完善金融市场，为土地证券化提供良好的金融市场环境。
注释：
①魏杰现代产权制度辨析[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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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黄小彪农村土地证券化：功能、障碍与对策分析[J]生产力研究，2005，(10)：45-4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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