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含义篇1
政治学科在高考中难度可以说是算的一号人物的，不过只要经过合理系统的学习，坚持不懈的研究期中所蕴含的规律，再结合政治所特有的特点，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高考政治必修一复习问题清单汇总，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第一单元
商品的含义?基本属性?如何判断一物品是否是商品?
使用价值和价值分别指什么?两者的关系如何?
货币的含义?本质?职能?
货币的流通规律及公式?
纸币的产生?含义?优点?职能?供应规律?购买力?
通货膨胀的含义?实质?表现?原因?危害?治理措施?
通货紧缩的含义?实质?表现?原因?危害?治理措施?
结算方式?结算的常用工具?
信用卡的含义?本质?种类?作用?优点?职能?
支票的含义?本质?种类?职能?
外汇的含义?汇率的含义?汇率与币值的关系?
人民币升(贬)值的影响?
保持人民币币值基本稳定的意义?
替代品和互补品分别指什么?
影响价格变动的因素?具体如何表现?
价格变动的影响?具体如何表现?
商品价值量由什么决定?
价值规律的基本内容及表现形式?
影响消费水平的因素?
如何提高消费水平?
恩格尔系数?
基尼系数?
消费类型?
消费心理?
如何树立正确的消费观?
第二单元
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各自表现在哪些方面?
如何处理生产与消费的关系?
社会再生产的四个环节及关系?
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原因?意义?措施?
公有制经济的含义?范围?地位?
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体现?增强公有制主体地位的措施?
国有经济的含义?地位?作用?发展措施?
集体经济的含义?形式?作用?发展措施?
什么是民营经济?发展民营经济有何意义?当前民营经济的发展面临哪些主要困难?如何发展民营经济?
非公有制经济有哪些?地位?意义?发展措施?
什么是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义?
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原因?意义?要求?
企业是什么?公司是什么?两者的是什么关系?
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主要区别?
公司的组织机构?
企业经营的直接目的是什么?
企业成功经营的措施?
企业兼并指什么?有什么意义?
企业破产指什么?有什么意义?
就业的意义?如何促进就业?
如何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
常见的四种投资理财方式是什么?各自的特点?风险排序?收益排序?
如何区分股票和债券?
商业银行的性质?主要业务?
利率变动对经济生活的影响?
第三单元
我国现阶段的分配制度?原因?
按劳分配的性质?存在范围?地位?原因?意义?实现形式?
按个体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分配的存在范围?实现形式?
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存在范围?实现形式?意义?
收入分配公平的含义?原因?措施?
“同步增长，同步提高”指什么?
什么是初次分配?什么是再分配?如何区分?
效率指什么?公平指什么?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什么?如何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财政的含义?本质?
财政收入的含义?形式?
影响财政收入的因素?
财政支出的含义?形式?
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的关系有哪几种情况?如何正确看待财政盈余、财政赤字?
财政的作用?
财政政策有几种?各种财政政策的具体适用情况和对策各是什么?
我国当前实行什么样的财政政策?
如何区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什么是税收?实质是什么?
税收的三特征分别是什么?关系如何?
我国税收的种类分别是指哪几种?增值税属于哪一类?
增值税的征税对象?作用?“营改增”的意义?
个人所得税的征税对象?作用?计算方法?
纳税人、负税人分别指什么?
为什么要依法纳税?怎样更好的依法纳税?
常见的四种违反税法的行为?如何区分偷税与骗税?
第四单元
为什么要配置资源?资源配置的两种基本手段分别是什么?
什么是市场经济?
市场配置资源主要解决哪几个问题?
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市场机制)是什么?实质是什么?
市场配置资源的优点有哪些?
市场配置资源的缺点有哪些?为了弥补市场的缺点应该怎么办?
为什么要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措施有哪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有哪些?其中基本标志和根本目标分别是指什么?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哪些优越性?
为什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实行科学的宏观调控?
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是什么?
我国宏观调控的手段有哪些?
我国宏观调控的经济手段主要采取哪些措施?
我国宏观调控的法律手段主要采取哪些措施?
我国宏观调控的行政手段主要采取哪些措施?
怎样更好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哪些主要的历史性变革?
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如何理解这一矛盾?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什么?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是指什么?
新时代两步走战略安排是指什么?
新发展理念是什么?各个理念分别解决什么问题?如何坚持?
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容?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措施?
什么是经济全球化?表现?载体?实质?影响?我国的应对态度?
wto的性质?基本原则?最重要原则?
我国如何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
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含义篇2
「关键词责任/经济法上的责任/公共责任/财务责任/债的演化
一、作为法律规范核心的责任
法律的首要功能是一种责任的分配。责任的分配、演化经历了一个从统一到分化，再从分化走向复合的过程，同样，这个过程也是一个责任逐步从制裁、义务中分化、独立的过程。
近代法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等同于权利，法律和权利的概念，在许多语言中，尤其是在法律的发源地中，两者是相同的。在康德提出法律是“权利的科学”之后，近代法学围绕着这一命题而构造法学大厦（注：近代资本主义法学作为康德的道德科学的延伸，参见weinrib，ernest J.，the idea of private Law，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 press，1995.）。权利作为道德形而上学的必然产物，构成了法律规范的核心[1].然而，权利为核心的法律依赖于共同的社会价值，而在社会价值多元化、主体多元化以及社会经济运动面前，社会道德却难以适应这种社会基础和社会结构的变化。
综观20世纪的法律思潮，从利益法学和社会法学发展到纯粹法律分析，就是一个对道德形而上学的扬弃过程。进而，新自由主义法学和批判法律运动的争论（注：关于法律批判运动和自由主义的争论，参见andrew altman，Critical Legal Studies：a Liberal Critiqu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将法律经济学和法律社会学推上了历史舞台。这一过程，就是一个从权利至上发展到责任至上的进化历程。毫无疑问，这一过程在几乎所有的法律部门中都表现出来。合同法开始注重赔偿责任，而不是拘泥于相对性，并且法学日益关注“关系性契约”；侵权法中出现了以社会利益作为评价指标的“汉德公式”，并进一步扩展了其应用的范围[2]，出现了基于效率分析的“过错责任的第三次勃兴”；公司法中的信息、激励、治理构成了法律研究的主题，汉斯曼教授则进一步指出，股东导向的公司治理模式日益成为主流，并将终结公司法的进化历史[3]，这不是价值观念竞争而是效率竞争的结果。法律开始注重个别性调整，扬弃程序正义而更执著于实质正义（注：实质正义在某种意义上说，和效率是一回事。参见史际春、邓峰：《经济法总论》，156页，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更加注重法官的合理自由裁量权的尺度，而不是片面地强调法律规范对法官的约束。
责任成为法律规范的核心，并将社会整体性利益作为终极的判断标准，从而解决了传统法律体系作为道德律令和道德形而上学的价值观判断问题。这是一个社会评价客观化、效率化的过程。
从根本上讲，法律责任是和社会政策、立法目标相联系的。责任来源于角色、职权、因果关系、道义或者正义、精神状态、能力及法律规定。责任强调应为性，是义务和制裁之间的桥梁。从英美法中的不同责任概念，诸如obligation，duty，liability和responsibility等等，可以看出，其界定更侧重于责任的来源。
责任显然是现代法律部门的核心概念之一，它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加以理解。
1.责任是和自由裁量权相对的概念。“法律责任有三个特征：国家的强制、过错行为的确定和对违法者的消极后果。责任由法律规范确定，法律规定包括确定责任的规范的贯彻执行，由国家的强制力予以保证”[4]（p148）。因而，当违反义务的时候，则应当通过确定责任的大小、范围、形式来加以法律制裁；或者是采用经济激励的方式。因而，这一过程必然是与法官或者执法者的自由裁量权紧密相关的。
近代法律体系中，强调权利本位，责任的概念并不突出，这和排斥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将法律等同于科学思想是紧密相关的。而现代法强调法官的自主性和能动性，责任的重要性由此得以凸现。
2.责任是比义务更为广泛的概念。责任更强调角色、职位、能力、具体情形下的判断、主观状态等与主体相联系的具体内容。换言之，不同的认识状态、不同的能力、不同的角色、不同的具体情形，违反义务可能是相同的，但是责任并不相同。现代公司制度中的董事责任，对董事的能力、地位、角色等加以综合性的考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同样，“有限责任”并不否定债权人的权利和债务人的义务，而只是责任承担范围的限制。
3.责任更强调社会性，包括社会危害性，甚至相同行为因为地点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责任，比如入室强奸和公开强奸，显然其社会危害性不同，责任也不同。在经济法上更是如此，同样实施垄断行为，必然要考虑社会危害性的不同。进一步说，从义务控制转向责任控制，体现了对法律后果的重视和社会性的增强。这是许多法律部门强调个别性调整的基础。
4.责任是和诉讼、证据、侦查紧密相关的。不仅仅是与诉权相联系，责任的确定过程也是对事实与结果进行判断的过程，其中必然要考虑因果关系（必然因果、偶然因果），考虑证明责任的分配。因而，责任也是实体性规则与程序性规则的结合部。
5.责任进一步涉及法律理念中的对人的假定和标准确定问题。在规则确定、权利义务明确的情况下；法官和执法者在作出裁判的时候，往往演化成确定标准和对主体的认识问题。法律的根本性假定——理性人、良家父、社会人——突出出来，在行为性质的认定上也越来越多地依赖于专业化标准、行业性标准。这两个方向均指向社会，也代表了法律的社会化趋势。
二、责任与债：向财产责任转换的现代责任
责任是联结义务与制裁之间的桥梁。如果有人违反了法定义务（这种义务可以来源于法律、合同或者社会关系），导致了一种应为性，这种应为性属于责任的范畴，经过法律（司法和执法机关）来加以裁判和衡量（强调法官的裁量权、对事实的再现能力和对环境的适用性），来确定承担法律责任的大小和形式，从而导致法律制裁和法律救济。法律责任首先表示一种因违反法律上的义务而形成的责任关系，即主体a对主体B的责任关系；其次才表示一种责任方式，如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等责任方式。（注：参见张文显：《法理学》，143页，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凯尔森：《法和国家的一般理论》，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凯尔森还对奥斯汀没有区分义务和责任提出了批评。）
民法的债，实际上就是现代法学上的责任的形式化，不过，后者的含义更为广泛和积极。（注：许多学者已经认识到了这一问题，比如，“这里所说的责任不是指由于违法而必须承担的法律后果，不是指已有特定含义的‘法律责任’，有的称之为‘消极意义上的责任’，这里所说的责任是指‘积极意义上的责任’，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应予尽责完成的义务”。见潘静成、刘文华主编：《中国经济法教程》，6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梁慧星：《民法总则》，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对法律责任的重视，体现了现代法上的能动性和对个人权利的关怀[1]（p471-472），也体现了现代法理学试图统一各个部门法中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责任含义的努力。（注：例如，有学者指出了应当重构责任这一概念，从而将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等统一起来，并且指出，传统法学上划分法律部门的两个依据：社会关系和法律制裁，后者是不科学的。参见李颂银：《从法律责任角度重新认识法学基本理论问题八议》，载《现代法学》，1999（5）。）
然而，由于私法上将债独立于责任，造成了一种错误的认识，即责任等同于义务和制裁，例如“责任为违反法律义务的当事人所应承受的法律后果，亦即法律规定对违反义务人的制裁措施……法律责任总是通过一定的国家机关来执行的，不受当事人意志的影响”[5]，并由此出发，指出只有民事、刑事和行政责任，进一步用来判断法律部门的划分。这可以说是一种部门法对法律基本概念的“隧道视野”。
私法上的这种对责任的错误认识，是和传统法律体系相关的。公法和私法划分清晰的法律体系，隐含着私法自治的命题，学者们试图对国家的权力加以限制，对法官（执法者）的能动判断加以限制。剔除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剔除了法律的能动性，剔除了角色、能力等要素，自然，责任只能被理解为一种法律后果。
在现代法上，责任和债并无区别。一些具有现念的法学家们已经看到了这一点。林诚二教授在分析了债、责任、诉权、请求权等概念之后，精辟地指出“债务之本质在于责任，亦即债务系为责任所包含，债务为肉、责任为皮，去之皮，肉不存，是故，在债权法之认定下，有债务必有责任，无责任之债务，系一种空洞之概念……有无责任固为现代债权法认定债务之先提条件，但亦可认为系债权之本质……责任固系债务履行之担保，亦系债权之本质，但亦可说系债权与诉权间之桥梁”。[6]
传统民法学之所以将债和责任区分开来，除了排除法官能动性之外，也满足了对分类严明的形而上的哲学化需要，债总是特定的主体之间的关系，从而区别于作为对世权的物权。因此，责任在民法中进一步体现为请求权，责任和请求权这两个词语不过是出于主体角度不同而已。无论是物权还是债权，都要通过请求权加以实现，而“请求权是最重要的权利之一，是相对权的典范……要求他人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7]，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债的概念来区分责任的不同不过是一种学说上的偏好，而绝不是必须的。侵权之债和合同之债，几乎不存在除了这种请求权的特定性之外的什么联系，但尽管物权是一种对世权，一旦其遭到侵犯，同样会产生特定化的请求权。换言之，权利可能是对世权的，但责任则是特定的。
换一个角度来看，作为“给付”的债，其实质也不在于是否产生作为或者不作为的义务，而是在于“债的标的应当给债权人带来利益；而且，根据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这种利益应当是可以用钱款计算的”。[8]“由于社会进步，基督教教义之传播及公权力之日臻完备，对债务人直接强制，使其屈服于债权人之意思及实力之因素，渐次消逝，当为给付之伦理因素，渐次增强，历经长期之发展，终于演变成为纯粹财产责任”[9]，“债权逐步实现了非人格化”[10].这种财产性责任的增强，表现之一就是损害赔偿责任逐步成为最主要的责任形式。而民法作为调整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部门，“财产要素”同样也不能表明债权的独特性所在，只有当合同关系超出民法范畴的时候，这一特征才具有相应的意义。
不过，从历史的角度而言，债的概念的提出，对现代法学的发展至关重要。债的应为性而不是法定性，体现了私法自治的精神，表明了当事人之间缔造的权利义务关系，可以自然地消灭而获得法律的承认。随着人的平等化和商业行为的泛化，债的提出对民事法律行为概念的独立做出了贡献。债的概念进一步确立了现代法上的责任概念的基础。在现代民法中，债的概念没有独立的必要，这是因为其积极内容已经被责任所吸收，而向更为灵活、机动的英美法的借鉴，更加推动了这一概念的衰落。这正是我国《民法通则》中不再区分侵权之债、合同之债，而是将民事责任独立的意义所在。那些批评这一做法的学者，不过是抱着对传统法学的迷恋情绪和借以抒发崇古的幽幽之情而已。
当债的概念越来越失去意义，被更为广泛的、能动的责任概念所替代的时候，合同的本质就在悄悄地发生变化。经济合同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产生的。[11]
三、公共责任与财务责任的融合：accountability
如果仅仅将法律责任理解为义务或者制裁，那么，按照大陆法系的理解，法律责任就只能是民事、刑事和行政三种。在这种概念化的意义上，经济责任自然是不存在的。
然而，现实的发展并非如此，不仅仅是在苏联社会主义时期提出了经济责任的概念（尽管这一经济责任的含义仍然是从财产责任的角度而言的），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也延续了这一传统（尽管许多学者认为这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即便是在英美国家，伴随着新公共管理的出现，也出现了新的责任概念：accountability，answerability.其中，accountability的概念更是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热点。
准确地翻译accountability的概念，必须考察其来源和发展，以及其所使用的意义和所涉及的法律制度。
accountability使用的广泛性，主要有三个来源：（1）最初的起源显然是会计责任，即强调责任的经济性、可计算性；（2）从行政责任发展而来；（3）国有企业的责任，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英国在20世纪60年表了政府白皮书，其中就使用了Financial andeconomic obligation的概念。随着私有化的产生，逐步使得责任进入了公共领域，从而导致了accountability的形成。
accountability在会计学中被翻译成“受托责任”。在英文中，先后有三个词表示与受托责任大致相同的含义，它们是custodianship、stewardship、accountability.葛家澍教授分析了这三个概念。[12]（p76）最早使用的词应当是custodianship，如美国会计学会在1966年的《基本会计理论说明书》中，使用这一术语表示会计信息系统的目标。这一概念的最初含义是表示中世纪庄园的管家责任或指宗教术语（非常有意思的是，中世纪庄园制度也是法律上的法人制度的来源之一，看来似乎自从法人存在的时候，或者说组织关系存在的时候，或者说存在监督—所有制的时候，就存在这种责任关系）；后来转而采用stewardship，最完整的含义是管家（资源的直接管理者）对“主人”（资源的所有者）所承担的，有效管理主人所托付资源的责任。在这一概念上发展出accountagbility，并取代了stewardship.除了前面的含义之外，accountability还增加了一层意思：资源的受托者负有对资源的委托者的解释、说明其活动及结果的义务。
沃尔克（Harry i.wolk）和特尼（michael G.tearney）在分析会计目标的时候，将accountability作为首要目标，认为这一概念更注重竞争群体和收入、财富的主张权利中的平等。[13]
对受托责任最为经典的表述，是著名会计学家井尻雄士（Yuji ijiri）提出的。他指出，“受托责任的关系可因宪法、法律、合同、组织的规则、风俗习惯甚至口头合约而产生。一个公司对其股东、债权人、雇员、客户、政府或有关联的公众承担受托责任。在一个公司内部，一个部门的负责人对分部经理负有受托责任，而部门经理对更高一层的负责人也承担受托责任。就这一意义而言，说我们今天的社会是构建在一个巨大的受托责任网络上，毫不过分”[12]（p77-78）。
从accountability的会计学含义来看，它显然是和组织关系、两权分离、委托一关系相联系的，毫无疑问，这一概念的外延也体现了“组织关系与财产关系相融合”的发展趋势。并且，这一责任主要是内部层级组织关系，也考虑对外部关系的负责，与说明、解释等信息上的义务是紧密融合的。
如果说会计学上的这一含义是在私人组织中使用的，那么，近年来公共管理的发展则导致了这一责任在公共领域的扩展，并促使两个领域融合起来。
新公共管理的出现，导致了对新的责任的要求，在公用事业市场化、国有企业市场化，乃至于政府管理向第三部门转移的国际性浪潮下，公共权力的行使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获得公共管理职能的企业、公司、中介组织等机构的目标变得多元化，从而引起了公司法中公共责任和法人制度的变化，公司的商业和社会伦理在发生变化[14]；另一方面，公共管理中效率日益成为主导型的目标。这两个方面导致了公共责任和私人责任两个领域的融合，而贯穿其中的则是对效率的诉求。英国的新公共管理与一系列的激励是紧密相连的，比如，下一步行动机构的创造、部长管理信息系统、财务管理激励、市民章程、开放政府激励、市场测试等。其组成包括：更多地强调“受控的授权”、在特定现金限制内的“物有所值”、更强烈的消费者或者顾客导向、商业计划规划和正式合同中的协议、分权化的成本中心、富含业绩目标和业绩相关的薪酬、中央人事管理的废弃以及同级结构。新公共管理，既有拥护者，也有批评者，但是无论其是好是坏，其广泛推行已经提升了对公共行政的传统教条的挑战。
accountability首先是伴随公共管理的发展，对行政责任的扩充。因此，有学者将其翻译为“公共责任”，并总结说，“就其内容来说，公共责任有三层意思：在行为实施之前，公共责任是一种职责（responsibility），负责任意味着具有高度的职责感和义务感——行为主体在行使权力之前就明确形成权力所追求的公共目标；在行为实施的过程中，公共责任表现为主动述职或自觉接受监督（answerability），‘受外界评判机构的控制并向其汇报、解释、说明原因、反映情况、承担义务和提供账目’；在行为实施之后，公共责任是一种评判并对不当行为承担责任（liability）——撤销或纠正错误的行为和决策，惩罚造成失误的决策者和错误行为的执行者，并对所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15]并进一步指出，公共责任可以划分为法律责任、政治责任、行政责任、职业责任和道德责任。
然而，将这一概念翻译成公共责任显然忽视了两个重要特性：
1.主体的多元性。随着政府商事合同的大规模涌现，accountability不仅仅适用于政府机关和政府机构，也延伸到了合同相对方：自愿组织、机关等，甚至中间利益团体，比如英国慈善协会。[16]
凯特尔指出，“不断增长的公—私联系，包括与非营利部门的社会服务之间的实体联系，导致了部门之间界限的混乱，并且导致进一步区分公共责任和私人责任的困难”[17]（p13）；并且进一步指出，“传统的公共行政领域，基本的参与者是选举官员、行政管理者和市民，合同相对方变成了第四者”。他还引用了约翰斯顿的社会服务网络中的责任[17]（p175-176），如图1所示。
附图{D413n901.Bmp}
资料来源：John johnston，public Servants and private Contractors：managingthe mixed Delivery System，Canadian public administration，Vol.29，winter，1986.550.
2.在经济合同中，accountability是合同双方共有的特性。经济性、财务性、可计算性、这是经济合同、新公共管理的核心理念，进一步造成了经济管理和行政管理的区分。[18]
随着财务性、可计算性、公共性、复合性等特性的凸现，accountability已经超出了行政责任的概念。在公司制度、政府商事合同乃至其他的商事行为、政府公共管理、基础设施提供等各个制度中，不仅强调传统责任中的“可归责性”、“可追究性”、“说明性”，而且更是和会计责任中财产责任日益融合的过程。这些公共性和私人性领域的融合，以及公共性责任和财产责任的融合，正是经济法始终强调的“组织关系和财产关系的融合”下的责任方式。
四、经济法上的责任之特性和制度要求
经济法律责任的独特性是由经济法的特性决定的，正是“公私混合性”才导致了经济法律责任的特殊性。经济责任的含义在于：
1.角色责任。“经济法律责任包含各负其责，各尽其责，这种责任既包括管理经济的责任，也包括协作经济的责任，同时还包括生产和经营管理方面的责任等”[19].
2.能力责任。这是和职位、角色、资格、判断能力等相适应的责任。比如英国公司法对不同的董事责任的认定的不同，以及前文所述的对职业资格的认定等。
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含义篇3
[关键词]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新民主主义文化 时代性 民族性 大众性
[中图分类号]B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2)01－0098－04
如何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为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提供文化保证，是现实中人们普遍关注的突出问题，是摆在党和人民面前的非常重要的任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当然继续和发展，当此重要历史时刻，回顾《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文化建设的经典论述，重温凝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中华民族的伟大智慧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创造，会有很大的启示。
一、关于文化本质的真理性认识
关于文化的本质，众说纷纭，据统计，有关文化的各种定义至少有二百多种。那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又是如何解释和把握文化的呢?
说：“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综合这方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是基于唯物史观来考察文化本质的。
第一，文化观首先是一个历史观问题。文化是人类特有的现象，如何解释文化首先是个怎样解释人类历史的问题。通观《新民主主义论》全篇，正是基于唯物史观的原则和方法，依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理，来解释文化的本质和运行规律的。社会运动发展的基础是物质的、经济的，因而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不是原生的，而是派生的，它是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同时，又“影响和作用于”政治和经济，而且这种影响和作用是“伟大”的、巨大的。社会是具体的历史的，特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对应着特定的文化，社会存在变化了，经济基础变化了，文化也自然随其变化而变化。显然，有什么样的社会历史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化观。
第二，文化有其历史主体。文化既是解释性的，也是功能性的，更是价值性的，从《新民主主义论》的多处论述，可以得出这个判断。文化的把握，其意旨不仅在于解释文化是什么，而且在于说明文化做什么。研究文化问题，必须高度重视文化对经济、政治乃至整个社会巨大“影响和作用”的体认和开掘。而文化除了具有工具理性外，还具有价值理性。文化是有其历史主体的。说：“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因而明确了文化归属的基本主体，确认了文化的价值属性。
二、凝聚在新民主主义文化论中的“一真三性”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基于文化本质的真理性认识，来把握新民主主义文化即新民主主义先进文化(称之为新文化)。他说：“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旧文化的根据；而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根据。”总括的论述，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本质的“真理”即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就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符合当下时代社会发展根本方向、承当历史任务即反映并服务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政治，适应人民大众需求的文化。就其具体内容而言，若突出历史任务，则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如果强调路径和价值指向，就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那么，推进先进文化建设，需要遵循哪些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原则呢?《新民主主义论》中的相关论述，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重要启示。
首先是时代性。说：“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新时代的文化，它来源于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服务于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与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同兴共进。新民主主义文化反映并服务于民族、国家发展大局和社会进步大势，反映并服务于反帝反封、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反映并服务于经济革命、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根本要求。
同时，遵循时代性的要求，新民主主义文化在与国家、民族和社会时代步伐合拍的同时，也与整个人类社会时代脉搏共跳。因此，说：“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但是，对于外国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如此，立于时代前沿，批判吸收人类一切有益的文化成果，在把握时代的脉搏中推进先进文化建设，为人类文化的发展作出独特的历史性贡献。
其次是民族性。文化是纵横交错的。先进文化当然是以当时的先进经济和先进政治为社会依据的，但它与先前阶段的文化又存在着历史联系。如何在这种历史联系中推进先进文化建设呢?说：“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正是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饱含社会进步要求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才能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深深扎根于包括解放区、国统区和敌占区在内的人民大众心中。
民族性作为一种必然性的要求，不仅渊源于文化流变的纵向联系，而且植根于文化存在的横向区别，因此强调，“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新民主主义文化，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鲜明旗帜，在当时的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中独树一帜，使中华民族的文化个性在新的时代得以保持和发扬光大，为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弃旧图新提供了强有力的文化保证。所以，推进先进文化，一方面是一种历史过程，是保持民族性的继承中创新、创新中发展的历史过程，另一方面还是一种保持和发展文化民族个性的社会行动，是在文化的横向交流中保持和发展文化民族个性的社会行动。
最后是大众性。在论述包括文化建设在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一系列问题中，为代表的中
国共产党人对人民大众倾注了巨大的历史体认和社会关切。当时的先进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不仅为了人民大众，而且要为人民大众所用。说：“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可见革命的文化运动对于革命的实践运动具有何等的重要性。而这种文化运动和实践运动，都是群众的。”人民大众是一个历史概念，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涵。抗日战争时期的人民大众包括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等各革命阶级。人民大众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基本价值主体，新民主主义文化引领、服务人民大众并为人民大众所用，促进人民大众体认经济上翻身、政治上做主、思想上解放，引导和推动包括解放区、国统区和敌占区在内的人民大众投入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的历史大潮中，“革命的理论”引导了“革命的运动”。因此，推进先进文化，最基本的就是推进先进文化适应人民大众需求，并为人民大众所用。
深入研究《新民主主义论》关于文化建设论述中隐含的上述“三性”，可以发现文化活动的“三重主体”。“大众性”，内含的人民大众主体，此为文化活动的核心主体；“民族性”内含的是民族主体，这是文化活动的中层主体；“时代性”内含的是社会和人类主体，此乃文化活动的主体。“三重主体”以大众主体为核心，民族主体以其“壳层”结构，紧紧包裹保护核心主体，成为人类民族间文化竞争、合作的基本单元，而社会和人类主体为核心主体提供滋养。“三重主体”显现了人类文化活动最基本的主体结构、运行机制，与其相联系的“三性”，显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具有普遍性、普适性。
三、创造性运用“一真三性”。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一个真理”一脉相承，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符合当今时代社会发展根本方向、承当历史任务即反映并服务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适应人民大众需求的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本质体现，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一个真理”的“灵魂”，就是基于唯物史观、群众史观，基于与大经济观、大政治观相匹配的大文化观，做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大文章，做好这篇由“时代性”、“民族性”、“大众性”三个部分构成的大文章。
第一，体现时代性，在全球视野中创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形式。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体现的时代性主要是，源于、服务于和建设于党和国家当今经济政治社会发展大局，实现文化与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历史性对接与融合，广泛吸取人类优秀文化成果，宣传推广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光大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增强我们在人类文化繁荣发展中的贡献力。
其一，紧扣发展这一时代主题“做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仅要源于和服务于党和国家当今经济政治社会发展大局，而且要建设于党和国家经济政治社会发展大局。当今时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以及和谐社会的关系空前密切、相互交融，因此，我们要发挥历史的主动性，自觉创新跨文化、经济、社会的文化业态，实现文化与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历史性对接与融合，强化引领和推进效力，不失时机地把握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战略机遇，准确得当地占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战略方位，卓有成效地构建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战略优势。
其二，立足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需求，面向世界广采博取，创新文化交流形式。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指引下，广泛吸取全世界各个民族有益的文化元素、文化形式尤其文化活动支持形式为我所用。譬如借鉴世界通行的支持文化活动的制度性、技术性、市场化经验，创新满足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需求具有时代气息的文化生产和创作形式。主动立于时代前沿，创新文化交流形式，包容与抵制结合，竞争与竞合并用。宣传推广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光大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保持和增强国人的文化自信，为世界提供补偏救弊的价值资源，增强我们在人类文化繁荣发展中的贡献力。
第二，保持民族性，在创新中凝聚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保持的民族性主要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体系性创新中，继承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元素、文化形式，继承民俗文化和上层文化的精华；在世界民族文化交流、融合中保持民族性，持续强化民族自信、民族自强。
其一，以立足创新的继承保持文化的民族性。在精神心理层面，民族更需要文化的纽带来维系。实践和历史已经证明，适应并统领中国现代社会的文化体系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因此，民族性的保持，必然也必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体系性创新过程中的，民族文化元素、民族文化形式的保持，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如此，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更是如此。民为本，创新中的民族文化继承，不仅要着眼传统上层文化的精华，更要注意传统民俗文化的精华。
其二，在世界民族文化交流中保持民族性。民族主体，对内保护大众核心主体，对外与其他民族、国家合作与竞争。因此，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推进，世界文化交流的开展，必须大力促进民族的振兴，必须有力诠释中华民族振兴的历史合理性。有人说，中华民族文化积淀深厚，历史包袱重，只有超越民族性才能创新。此种看法值得商榷。超越民族性，确切含义是什么?是扬弃，还是放弃，甚或是别的什么?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必须旗帜鲜明地保持民族性，在创新中凝聚中国特色，持续强化民族自信、民族自强。
第三，突出大众性，占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传播的制高点。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突出的大众性主要是，以人为本，持续满足人民大众根本的、长远的与表层的、切近的精神文化需求，有效引导人民大众心怀远大理想和不平衡中求发展的利益欲求，持续增强中华民族在全球大众文化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我们应该像当年搞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一样，创造性运用“大众性”原则，站在历史的高度，瞄准核心主体，牢牢抓住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这条主线不放，建设浩浩荡荡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大军，真正使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占领文化传播、发挥作用的制高点。
其一，占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制高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满足的是人民大众根本和长远的精神文化需求，它应当是大文化，而不应当是一些人所说的专属精英阶层的“亚文化”。要大张旗鼓地、理直气壮地传播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武装全国人民，有效引导人民大众心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远大理想，教育人民大众正确实现不平衡中求发展的利益欲求。在全社会大力张扬光大与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相联系的自强不息的个体精神，克服包括“腐败心理”、傍权傍钱的“傍傍族心理”在内的落后社会心理。
其二，占领大众文化制高点。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所区别，大众文化满足的主要是人民大众表层的、切近的精神文化需求。但是，大众文化并不是有人说的“纯娱乐”文化，大众文化同样应内含一定的思想，尽管思想具有不同的层次。大众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当然要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推动文化产业来实现。但不可忽视的是，要着力促进大众浅层娱乐需求与深层核心价值追求之间“过渡带”需求的生成和发展，培育严肃文化与娱乐文化之间的“过渡带”文化，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弹性而有效地占领大众文化制高点。
其三，占领全媒体文化制高点。全媒体文化是传统媒体和新型媒体相互融合、共同发挥作用的文化，其特点是“细众化”、“个性化”和“便捷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要全面发挥“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功能，就必须主动针对全媒体文化的特点，自觉占领世界大众文化时代高地，集中力量打造有全球影响力的文化项目，持续增强中华民族在全球大众文化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同时，注意强化薄弱环节，在实体文化中适度强化文化产业，在全媒体文化中适度强化文化事业。
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含义篇4
在现代汉语中，“体制”一词的含义，一是指组织制度，二是指国家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的机构设置、管理权限、工作部署的制度，如国家体制、企业体制。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体制和体系这两个概念的一般规定性都是指相互联系的多种要素的有机整体，人们有时把它们作为同一语来使用，有时又区别开来使用。区别使用时，体系一般指客体要素，如商品、价格等，体制则是指主体要素的集合，如经济体制、价格体制等。因此，体制一词有制度、体系、组织等含义。
有关“体制”的概念，还涉及到与“制度”概念的关系，韦森在《难得糊涂的经济学家》一书中，对“制度、体制与制序”这三个概念进行了解析，认为三个概念分别对应的英文单词是regime,system和institution，三个概念具有不同的含义。
在西方比较经济学界，regime和system这两个词是通用的，即制度与体制是通用的。
System对应的日语词汇是“システム”，日文原义是“方法、体系、组织”。如果把“システム”译成中文，有很多词汇的含义和它接近，如组织，制度；体系，系统；方式，方法。这说明，“システム”一词有着多重含义。
英文中的institution，在新制度经济学中译为“制度”。但是，中文里的“制度”与英文单词institution含义并不是完全重合的，institution一词的基本涵义是制度，另外一种含义则是组织机构。韦森认为，可以用“制序”一词对应institution。
二、流通体制
与对“体制”这一概念的含义的不同理解相关联，理论界对“流通体制”的概念也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诠释。
在日本，“流通システム”一词早已通用，一般来说，“流通システム”是把流通机构作为系统把握而产生的概念，是许多流通机构组成的商品流通系统。战后至今，很多学者是以这个视点来研究流通的，成果也相当显著。如岩泽考雄认为，商品流通的运行是通过流通系统（システム）来完成的，流通系统的基本成员是流通机构。流通系统的构成状态通过流通构造和流通渠道的状况来体现。现实中，流通系统即交易流通系统，是由厂商、批发业者、零售业者等流通机构构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提出流通系统应该分为交易流通系统和物流系统，通常所研究的是商流系统。又如田岛义博认为，流通システム是实现商品流通的社会性构造，其构成要素有流通构造、流通行动、流通制度等。他将流通システム并不看成是单纯的流通机构的集合体，而是这三个方面的有机结合。流通构造是指从事商品流通的流通机构间的各种关系的总体。包括分工关系、竞争关系以及协作关系三种。日本流通システム的大变化，流通机构“关系的变化”是具体的内容之一，必须分析环境的变化引发的流通机构的关系变化。流通构造也可分为规模构造、业种构造、地域构造、批发商与零售商的分工关系的垂直构造。流通行动分为流通活动以及功能方面和商业惯例方面的活动。流通制度是由与流通有关的法律和行政制度构成的制度结构。流通制度是流通体制的组成部分，在流通体制内部，也是流通构造和流通行动的决定、影响因素。流通体制处在外部环境因素影响之中。
在我国，“流通システム”的中译词主要有“流通系统”、“流通体系”、“流通体制”。关于流通体制的含义和范畴，还处在探索中，并无共识性的界定。笔者所见观点如下：
第一，将流通部门称为“流通体制”。生野重夫认为，从产业界的观点看，流通部门是一种产业，但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各行各业或各个产业都只是一种社会体制，所以应该将流通部门称为“流通体制”。流通体制分为商业和物流两大部门。
第二，把流通体制称为流通系统。孙明贵在《九十年代西方流通体制的新变化》一文中指出，1994年以后，eCR系统的建立标志着新型流通体制的框架基本形成。eCR系统是为了给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利益，从提高商品供应的效率入手，生产商、批发商、零售商之间利用现代技术和方法建立起来的一种相互协作的新型流通体制。
第三，商品流通体制指社会商品流通体系、结构、制度等的总和。商品流通体制主要包括商业经营体制和商业管理体制两大类。商业经营体制包括商品流通渠道体系、所有制结构、购销形式、经营形式和经营方法等。商业管理体制是国家在商业经济领域组织、领导和调节中央、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经济关系的管理制度及其与此相对应的管理形式。
综合以上学者的观点，笔者阐述对流通体制的研究范畴作如下理解和表述：流通体制包括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两个方面，微观层面的内容包括商品流通组织结构、商品流通渠道体系、交易惯例等，微观层面的主体是流通机构；宏观层面的内容主要是流通管理体制，包括流通管理机构体系和流通管理制度，其中，最主要是流通管理制度，宏观层面的主体是政府流通管理机构。
参考文献：
[1]韦森:《难得糊涂的经济学家》.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4页
[2]《国语大辞典》.小学1991年版，第2236页
[3]史群:《新编日语外来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558页
[4](日)岩泽考雄:《取引流通システムと争政策》.白桃房1998年版
[5](日)田博：《革期の流通――新代への略的》.日本新社1991年版
[6](日)生野重夫:《日本市场经济与流通》.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7页
[7]孙明贵:《九十年代西方流通体制的新变化》.外国经济与管理，1996年第11期
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含义篇5
一、概念与含义，含义更重要
法律规范有着独特的概念和表达方式。作为体现了法律外在现象和内在精神的法律概念，常以逻辑严密而著称于世。但是，仅仅只注重概念而不探究概念所蕴含的深义，极有可能导致概念误用，造成许多不必要的纠纷，此尤以经济法学研究最为典型。具体而言：（1）由于多词一义，以致不同学说的分歧仅表现为用词争议的热闹，而在含义上则多相同或近似。譬如，在表述、界定国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时，各家各派的用词令人应接不暇，如“调节”、“调控”、“协调”、“干预”、“规制”、“管制”等，各学说都声称上述关键词之间差别表明了政府对经济生活干预程度与具体作用方式的不同，进而影响到整个学说体系的构建。其实，上述概念均是字面不同，各学说所阐释的含义却大同小异，皆反映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对于经济生活进行某种程度控制的概念。（注：参见杨紫烜主编：《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28页。）（2）由于一词多义，以致学者们在未界定同含义的情况下发生多余的争论。关于“经营权”属性之争就是如此。依据《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第2条第2款的规定，经营权是指企业对国家授予其经营管理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和依法处分的权利。这显然属于物权，民法学者多持此观点。依据《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第2章所规定的十多项经营权内容，经营权是指企业依法自主地组织和支配人力、财力、物力、技术等生产要素，从事产、购、销等生产经营活动的权利。（注：王全兴等：《企业法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7-58页。）这显然不能归属于物权，经济法学者多持此观点。如果对这两种观点的含义及其依据进行说明，就根本用不着就经营权是否属于物权而争论不休了。（3）经济立法中有的概念来源于经济学，由于对这种概念在经济学中的含义未能了解清楚，就用法学固有原理和思路来阐释，必然会给法的制定和适用带来麻烦。例如“经营权”是传统法学中不曾有而来自经济学的概念，关于经营权的上述第二种观点与经济学原理相符，它突破了上述第一种观点的传统民法物权思路，其客体外延比第一种观点要宽，内容亦比第一种观点丰富，同企业经营的实践吻合。而立法者在未弄清经营权的经济学含义的情况下把经营权概念借入立法并按传统民法的物权定义模式来对经营权进行立法解释，但又不得不按经营权的经济学理解来规定经营权内容，以致造成立法中的明显矛盾和法适用上的模糊不清。此例给人的启示是：法律和法学如果要引进经济学的某个概念，就更要同时引进该概念的经济学含义；法律和法学对该概念的释义虽然可以在对该概念的经济学含义进行加工的基础上形成，但不能背离该概念的经济学含义。如果我们只重视概念引进而轻视含义引进，甚至用与经济学含义不同的传统法律或法学含义来解释从经济学中引进的概念，势必造成有害后果。又如，“产权”在被法学研究者们直接援用时，并未将其法律化，因此，它给物权法乃至经济法的研究和实践造成了新的混乱。我国现行立法中采用的产权概念来源于产权经济学理论，由科斯、阿尔钦等西方经济学家所创造，是一个既可用来泛指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无形财产权甚至债权等财产权，又可以用来特指某种财产权（如所有权）的概念，使用在不同场合则含义不尽相同。（注：常修泽等：《产权交易-理论与运作》，经济日报出版1995年版，第1-8页。）然而，法学甚至立法对“产权”这种含义不具有确定性的概念的完全借用并滥用，难免使人对“产权”的真实含义产生疑问：产权到底是什么，是所有权，用益权，抑或使用权？是否能借助于已有的传统法律概念对其进行对应翻译？至今学理上并无明确统一的认识。但在不同学科背景下使用而法学家们没有阐释清楚的产权概念却可以直接进入立法，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用语，那么实践中的混乱就可想而知了。
法学其他学科也有重概念轻含义的现象。例如，使用频率很高的“法制”一词，本来已有公认的两种含义：一种含义中有法制以民主为基础，强调法律至上和法律权威，包括立法、执法和法律监督，要求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核心是依法办事等要点；另一种含义即法律和制度。（注：《法学词典》，法律出版社1980年版，第455页；1984年增订版，第602页。《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4-115页。）但官方和法学界的共识是，现代中国的“法制”应当在前一种含义上使用而不应当在后一种含义上使用。
可是，近几年“法治”一词成为时髦，以致有人认为应当用“法治”取代“法制”。其理由是，“法制”是指法律和制度，而“法治”含义是“……”（即重述“法制”的前一种含义），所以更科学。如此看来，“法制”的盛行换成了“法治”的时髦，但含义依旧。如此学问，实在没有多大意思。
二、观点与论证，论证更重要
纵观近20年来的中国经济法学，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奇特现象：每当国家出台一个重大的经济决策，经济法学界就会诞生一批“流派”繁多的观点，但是这些观点往往缺乏实证分析，缺乏由论证而来的可信度与说服力。时过境迁，留待这些观点的只是为历史所湮没的命运。可以说，观点与论证之间是互相依存的辩证关系，没有观点的论证只是一盘散沙，而没有
论证的观点却是空中楼阁，徒有虚表。经济法学欲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首先必须重视、加强论证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论证比观点更为重要。强调论证重要，更要强调论证方法的适当和科学。就通常为法学惯用的案件论证方法而言，某个作为论据的案件是否具有或具有多大程度的代表性与权威性是存在疑问的。如果运用经济学、社会学的方法，对作为论据的这种案件进行调查、统计，分析这种案件出现的概率有多高，就会有更强的说服力。如果仅仅用某一、两个特殊案件来论证似乎失之片面的观点，的确难以令人信服。我国统一《合同法》制定历经数年，数易其稿，力图把握世界范围内合同法发展的最新趋势，如把合同书面形式扩及到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但是究竟如何运用“无纸化”的电子手段缔结合同，却缺乏论证与说明，恐怕也难以为实践所认同。
法学论证还存在一种法条论证的倾向。有些学者言必称国外，援用某国某一、两个法条来引证自己的观点，根本不去考虑制定该法条的历史背景如何以及该法条制定后的实效如何，盲目借鉴。现在还有一种重视法律比较研究的倾向，这当然是有利于法律和法学发展的。但是，只是进行不同国家的法条比较，而不比较法条产生的背景和原因，也不比较法条适用的效果，即只进行纯法条比较，那就意义甚微。
三、定性与设计，设计更重要
在法学研究中，所谓定性，即对某种现象、事实、制度、概念确定其法律或法学属性，并据此进行归类分析；所谓设计，即基于一定需要、针对一定问题，依据原理和经验，设计出作为法律对策的制度。定性和设计，既是法学研究的方法，也是法学研究的任务。就理论法学而言，更多、更重要的是定性；而就应用法学而言，而更多、更重要的应当是设计，特别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背景的经济法学，更要以制度设计为主要使命。可是，缘于大陆法系固有的思维方式和法律传统，我国学者总是习惯于、热衷于定性研究。当在理论和实践中出现某种新现象或新概念时，学者们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对其定性，而不是如何对其进行制度设计，这也可能是“姓资姓社”的争论遗风。例如，我国《公司法》中出现“法人财产权”后，立即在民商法学界和经济法学界引发了对“法人财产权”定性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属于所有权；另一种观点认为属于经营权；还一种观点认为既非所有权也非经营权，而是一种独特的产权，三中观点都有许多长篇大论来表述其理由，但至今未有共识。（注：赵中孚等：《1996年民商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刘文华等：《1996年经济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法学家》1997年第1期。雷兴虎等：《论股东的股权与公司的法人财产权》，《法学评论》1997年第2期。）更有甚者，似乎不把法人财产权归属于所有权，企业改革就不可能成功，公司制度就不可能完善。殊不知，国外法学界并没有关于公司产权定性的大讨论，国外公司法中也未规定公司产权是否属于所有权，但国外公司法并未因此而不完善，国外公司也并未因此而影响效益。可见，与其把精力和笔墨集中用于讨论法人财产权的属性，倒不如把智慧和时间倾注于研究法人财产权的具体内容、边界和结构以及在股东和公司各机构之间的配置，研究完善和落实法人财产权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公司运行规则。我国企业改革急需的是既符合市场经济基本要求又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公司制度设计，而不是给法人财产权定性。其实，各个法律概念都是一定法律制度的概括表述，只有将各个法律概念置于一定法律制度之中才可能正确理解其内涵。例如，企业经营权是《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所规定的概念，法人财产权是《公司法》所规定的概念，如果将企业经营权、法人财产权分别与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制度、公司制度联系起来理解，就用不着为法人财产权定性而多费口舌。既然法律概念以法律制度为依托，我们在研究新的法律概念时，就不应当急于定性，而应当着重制度设计。
法学界对于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现象，有的定性为经济法（称“经济法说”），有的则定性为经济行政法（称“行政法说”），两种观点至今还在争论。持“经济法说”的学者早就根据这种定性将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制度设计为由市场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或者由市场规制法、宏观调控法和国有资产法所构成的制度框架。（注：张守文、于雷：《市场经济与新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这种具有新意的制度设计完全可以说是经济法学对我国经济法制建设所作的一种理论贡献。而近年来，持“行政法”说的学者在批评将国家干预经济定性为经济法是如何错误的同时，却也将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制度设计为由市场规制法、宏观调控法和国有资产法所构成的制度框架。（注：王克稳：《行政法视野中心的“经济法”》，《中国法学》1999年第4版。）如此这般，至少可作三点评论：（1）“经济法说”的制度设计肯定是正确的，不然“行政法说”不会照般“经济法说”的制度设计。（2）既然“经济法说”的制度设计是正确的，那么作为该制度设计之依据的定性就未必错误。（3）即使“行政法说”的定性是正确的，但依据这种定性未能作出新的制度设计，就使得这种定性的价值大为降低。或者说，“行政法说”由于未就国家干预经济作出不同于“经济法说”的制度设计，其对“经济法说”的批评就显得多余。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定性虽然制约设计，但定性是为了设计。
四、分化与综合，综合更重要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合中有分，分中有合。”这也可用来描述法律体系的演进历程。在古代，诸法合体，法学内无法律部门划分之说。在近、现代，诸法分立，且独立法律部门呈增多趋势，但英美法系国家没有象大陆法系国家那样进行法律部门划分。即使盛行法律部门划分的国家，立法和执法的许多实践，并未受法律部门划分之拘束，立法者主要是出于实现特定立法目的之需要制定法律条文，执法者主要是出于处理特定案件之需要适用法律条文，而不注重于该法律条文属于哪
个法律部门。上述现象至少表明了下述几点：（1）法律体系的结构，只是法学的一种理论分析框架，而不是立法的实然状况。就像经济学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影子价格”、“瓦尔拉均衡”、“完全竞争”等一样，法律体系的部门法结构仅是一种理论模型，而不是理论模型所反映的实在本身。学者们之所以将法律划分为若干部门，往往是出于研究的需要，对法律进行分类研究，以探求法律整体的内部分工与合作格局以及各类法律的特殊规律，从而形成一定的理论分析框架。因而，基于法学研究的不同需要，就会有不同的法律体系结构。法律部门划分虽然对立法有影响，但立法者在立法时首先考虑的不是法律部门划分，更不是一定要遵循某种法律体系结构，而是为了实现所立之法的任务而选择所需要的各种法律规范。所以，法律体系的不同结构（如民商法是否分立、经济法是否独立）之间，不存在谁对谁错之区分，能满足研究的特定需要即可。（2）新的法律部门的出现，同是分化和综合的结果。例如，商法的独立，一方面是原民法中以市场为对象的法律规范与以家庭为对象的法律规范的分化；另一方面是市场定领域和私法规范与公法规范、一般规范与特殊规范的综合。又如，劳动法的独立，一方面是劳资关系规范与其他民法规范的分化；另一方面是劳资关系领域私法规范与公法规范、协调法规范与基准法规范、实体法规范与程序法规范的综合。再如，经济法的独立，一方面是民法现代化过程中意思自治限制规范与意思自治规范的分化，行政法现代化过程中政府经济行为规范与政府非经济行为规范的分化；另一方面是市场主体意思自治限制规范与政府经济行为规范和非政府社会公共干预规范的综合。从这些实例可见，无论是私法公法化，还是公法私法化，都是分化和综合并存的法律体系重组过程。（3）法律部门划分的目的，不是分化而是综合。在诸法分立过程中，将有同类主题或同类职能的法律规范相对集中，形成内容一定有机结构的法律部门，？尽管这有利于充分实现法律的特定主题或特定职能，但目的不在于构建独立法律部门本身，而在于优化法律体系的结构，重组法律部门的相互关系，综合实现法律整体的各种主题和各种职能。简言之，综合需要以分化为条件，分化是为了更好地综合；分化必要与否和适当与否，关键看分化是否更有利于综合。
在经济法学研究中，强调对综合的重视，比民法学和行政法学显得更有必要。这是因为经济法的综合性尤为浓厚，只有遵循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综合，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综合，市场主体与政府和社会中间层主体（注：社会中间层主体，是指独立存在于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为政府干预市场和市场主体之间相互联系起中介作用的主体，如工商业者团体、消费者团体、劳动者团体、国有资产投资机构、商业银行、政策银行、资产评估机构、交易中介机构、质量检验机构等。）综合，经济与社会和生态综合，安全目标与发展目标综合，市场规制与宏观调控综合，私法公法化与公法私法化综合的思路，才可能对经济法的诸多理论问题有完整和全面的认识。例如，在研究经济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的关系，以及经济法体系中不同经济法律制度的关系时，不能只着眼于研究它们的区别，更重要的是研究它们的联系，特别是它们之间相容、互补和配合的方式和过程。
五、总体与结构，结构更重要
传统民法以抽象的平等人格假设为基础，视一切民事主体为“匀质人”，淡化现实生活中主体经济地位和力量的差别，从而构建出一套完整的法律调整模式与调整方法。立足于市场秩序守护者地位，民法视野中的政府（国家）与社会生活泾渭分明，强调的仅是为具有理性认知能力的民事主体提供一个完备的法律制度背景，并未突出对民事关系中某些属性的特别调节，亦没有对某类主体给予特别的关注。可以说，以总体为着眼点的研究方法在传统民法学中最为突出。随着现代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化、多元化和多维化，传统民法亦面临着现代化的问题。单纯以总体为着眼点的研究方法，愈来愈不能适应变动不居的现实需要。而着重于结构的研究方法已在民法学研究中初见端倪，如民法如何实现从形式正义向实质正义的转变，如何保证个案公平等命题就较为典型。
但是晚近发展起来、具有“后现代法”特征的经济法学，自诞生之初即以结构为着眼点的研究方法为主。由于经济法是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之法，要实现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的有效结合，政府必须考虑市场的不同时空因素和不同供需状况，分别对不同领域、不同环节、不同企业予以不同力度、不同方式的干预，即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的结合不只是总体上结合，而更是结合性结合。所以，结构性分析对于经济法学比对民法学更为重要。例如，“本位”问题。总体而论，法律本位的变迁是与经济形态发展的过程相适应的：由前资本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使人类由义务本位时代进入权利本位时代；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使人类由权利本位时代进入社会责任本位时代。但是具体到法律各部门各领域时，则不可一概而论。如民法无论是在何种社会类型中，基本上都是以权利为本位，“权利”是其底蕴所在；作为束权法的行政法是以义务为本位；而经济法则以社会责任为本位。同样的，经济法要注重总体之下各结构层面所呈现出的多样化特征，注重对于某些社会弱势群体的特殊关怀与保护。例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者是权利本位，对经营者则是义务本位；《产品质量法》对消费者和用户是权利本位，对生产商和销售商则是义务本位；《劳动法》对劳动者是权利本位；对用人单位则是义务本位；同样是《公司法》的保护对象，对大股东是义务本位，对中小股东则是权利本位；同样为竞争法的有机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侧重于保护名牌企业或大型企业的利益，而《反垄断法》则偏重保护中小企业或新入市企业的利益。又如，我国在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时，总体上奉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但对于不同法律部门或同一法律部门内不同制度来说，二者关系可能有所不同。民商法较之经济法，前者更倾向于效率；社会法较之民商法和经济法，前者更倾向于公平。在税法中，社会保障税、累进所得税、遗产税、奢侈商品消费税、居民蓄储利息税等显然是公平优先，而其他税种则多是效率优先；在劳动法中，工资分配坚持效率优先，社会保险分配则坚持公平优先；在市场规制法中，竞争法是公平和效率并重，产品质量法是效率优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则是公平优先。因此，只有既注重总体又更注重总体之中的结构，注重共性同时更注重个性的把握，才能改变以往研究中静态且过于笼统的分析模式和方法，使经济法学研究不断趋于深化，不断迈向新阶段。
六、个体与整体，整体更重要
如果说民法以维护个体利益为要旨，经济法则是对它的反动。民法因立足于私人经济生活而以个体为单位，即以社会有机体的基本单元-个体作为它的出发点和归宿，以分别存在的个体作为支架而建立其体系。它有利于保证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实现，以调动个人的积极和创造性。在民法学者看来，个人利益是社会利益的基础，只要充分保证个人利益最大化实现就可以促成社会利益最大化。同民法着眼于保护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个体利益本位思想相反，经济法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本位，即以社会整体为法律的始点与终点，着重于以社会
整体利益为导向，协调个体利益的矛盾与冲突，实现利益均衡，促进社会共同价值目标。在经济法学者看来，社会利益是个人利益的有机构成体，个体利益增加并不意味着整体利益也相应增加，只有站在共同利益之上，才能协调各层次利益关系，而个人利益至上必然破坏利益的均衡与和谐。因此，以整体利益至上作为价值取向与制度设计的基点，是经济法区别于传统民法的特质所在。（注：何文龙：《经济法理念简论》，《法商研究》1998年第3期。）法律各部门对于主体的认识与假设就反映了个体利益向整体利益的发展过程。立法史昭示，传统民法以个体利益为出发点，以经济人为其主体假设。按照经济人假设，每一主体都能通过成本-收益比较或依趋利避害原则，对其面临的一切机会和目标以及实现目标之手段进行优化选择。由此，经济人所追求的唯一目标是自身利益最大化，即民商法鼓励经济人仅为自己利益而奔忙，不需承担任何社会责任。历史进入现代，经济法作为对民法的超越和弥补而诞生，其是以社会人假设为哲学基础的法律，亦即强调社会整体利益的法律。法律由承认经济人转变为要求社会人，是以整体利益为基础所作出的现实选择。经济法并不是不关心个体利益，而是试图限制、禁止与整体利益冲突的个体利益，鼓励、支持与整体利益一致的个体利益，以追求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协调。
同理，经济法对个体自由与整体和谐的态度也是如此。为了整体和谐，即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协调、经济与社会的协调、经济与自然的协调，就需要限制部分市场主体的自由，而不是任意的自由。
七、平面与立体、立体更重要
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化、多元化、多维化，使得作为新兴学科的经济法学有可能超越传统法学的平面思维，尝试从多角度立体分析社会现实问题。这方面，经济学研究提供了生动的范例。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界关于市场与计划关系的学说推陈出新，层出不穷。由最初的“板块说”-认为市场与计划各有其作用领域且互不兼融，发展到“渗透说”-认为计划与市场能够互相包容和配合，随后又出现了“层次说”-认为市场调节是基础性调节而计划调节则是高层次的调节，二者都覆盖全社会。（注：《经济研究》编辑部：《建国以来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争鸣》（1949-1984）（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479-482页；厉以宁：《国民经济管理学》，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7-60页。）可以说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由平面到立体层层不断演进，认识亦不断趋于深化。相较之下，法学的研究方法却一直停留在平面分析的水平，其最集中的反映即是经济法的调整对象问题。此问题一直是经济法理论研究中争议的焦点，特别是集中在经济法应否调整部分横向经济关系的问题上。以往盛行的“大经济法”观点与后来得势的“大民法”观点之间以及现今经济法学界多种观点之间，尽管观点对立，但思维方法上是一致的，即在同一个平面上给经济法与民法分界，亦即归民法调整者就不能归经济法调整，反之亦然。这与经济学界丢弃了的关于计划与市场的“板块”之争如出一辙。其实，调整对象之争至今之所以未能定论，咎在平面分析法之弊。如果换用立体分析法，依据经济学界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层次说”，经济法应否调整横向经济关系之争就会迎刃而解。因为市场调节和国家干预的作用范围都覆盖全社会，横向经济关系由于受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的作用而呈现出双重属性，民法和经济法都只是分别就横向经济关系的某种属性进行规范，民法调整横向经济关系并不排斥经济法也调整横向经济关系。（注：王全兴、张宏森主编：《中国经济法原理》，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7页、第10页；王全兴：《关于制定〈经济法典〉的若干问题的探讨》，1990年中国经济法规体系研讨会交流论文。）正是由于民法遵循市场调节的要求调节横向经济关系，经济法遵循国家干预的要求调整横向经济关系，才使得横向经济关系得到全方位的法律调整。所以，运用立体思维来研究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的结合、民法与经济法的结合，就用不着对民法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争论得你死我活。
同理，立体分析方法对于解决实践问题亦很有帮助。例如，时下我国经济运行最伤脑筋的问题为内需不足，“扩大内需”即成为各学科学者所着力解决的任务。经济法学者用立体分析的眼光来看，制约国内需求的因素是多元和多方位的，内需扩大有赖于各项制度的共同作用，至少应当从以下几种角度来思考：一是从市场主体法的角度来思考。例如，通过确立非国有市场主体的地位，进行淡化所有制的企业立法，就会促进非国有资本的投资；通过完善企业经营机制和治理结构的制度设计，增强企业适应市场和技术创新的能力，就会提高供给质量和优化供给结构。二是从市场规制法的角度来思考。例如，通过规制不正当竞争和限制竞争行为，营造公平交易的环境，重构诚实信用的秩序，就可以解决当前信用不足乃至信用危机的问题；通过打击假冒伪劣，加强产品质量监督，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就可以提高消费者的消费积极性。三是从宏观调控法的角度来思考。例如，通过完善产业政策和财政、税收、金融、国有资产投资等经济杠杆的运用规则，实现宏观调控的规范化，就有助于解决市场供需矛盾。四是从社会保障法的角度来思考。例如，通过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形成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就不仅可以提高消费水平，而且可以提高消费者的社会保障预期而调动消费欲望。总之，针对内需不足的问题，应当同时从上述几个方面采取综合性、全方位的法律对策，而不应当只从宏观调控方面来思考。
八、法律与经济，经济更重要
与其他法律部门相比较，体现了“法律对经济关系的翻译”的经济法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经济学原理，以致经济法学界将二者关系形象地概括为“三分法律、七分经济”，这就揭示出经济学在经济法学中的本原地位。特别是当今经济立法的理由大多在于经济学，甚至经济学的概念和论断直接为经济立法所吸收。当今社会分工日益精细的同时，不同学科也正在走向交叉、融合，形成了此中有彼、彼中有此的局面，片面的知识和方法已不可能给予现实满意的解释。因此，在经济法学的研究中重视经济因素，符合20世纪以来社会科学各学科相互渗透的潮流。强调经济因素对经济法学的重要性，应注意以下两方面的问题：
1.经济法学在贴近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的同时，应坚持自己的独立品性。长期以来，我国经济法学总是将研究重点放在对经济政策和方针的解释上，放在对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新现象的解释上，这种研究方法反映了经济法学贴近生活、解释实践的特征。但是当其一旦走向极端，就会背离法学应有的严谨科学态度，显得有些急功近利，缺乏法学本身应有的主动性和独立性，亦缺乏自身独有的品性。经济法学研究应当具有前瞻性，应当着意探求经济运行的普遍性和规律性，而不能跟在并不如意的现实立法背后，进行简单的反映和注释，更不能把现实中一些本不合理、正有待改革加以解决的现象，当作普遍规律而上升为理论，否则经济法学有沦为纯“政策注释学”的危险。正是由于上述原则，经济法学界许多理论观点、学说和主张处于短命、易变的状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各学派对于经济法的概念和调整对象的认识变化过程。
经济需要由法律来规范，但并
非所有经济现象都有必要或可以由法律来规范。一般说来，需要用法律手段解决的经济问题，是常态性问题而非短暂性、临时性问题，是由常见性原因、深层次原因而非偶然性原因、浅层次原因引起的问题。经济法学只应当研究需要用法律手段解决的经济问题，并依据以这类经济问题为对象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提出法律对策。经济学则不同，无论何种经济问题，也无论其由何种原因引起的，都有必要进行研究并依据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建议。经济学研究经济现象，主要是分析其原因和机理，描述其过程和后果；经济法学研究经济现象，则主要是针对其利弊、原因和过程进行制度设计并寻求如何将其设计的制度法律化。
2.合理借鉴法律经济学分析方法。借助于精确的数学公式、数学模型等量化分析优势，经济学日益向相关社会科学渗透、扩张，显露出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倾向”。法律经济学即是法学与经济学相互融合的产物。法律经济学者主张运用经济学的观点，特别是微观经济学的观点，分析和评价法律制度及其功能和效果，朝着实现经济效益的目标设计和选择法律制度。其核心思想是：“效益”-以价值最大化方式分配和使用资源为其宗旨。所有的法律活动即立法、执法、司法和全部法律制度都是以有效地利用资源、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财富为目的。因此，视界的开拓、方法的创新必然促进整个法学的变革和重构。在传统法学看来，秩序、正义、公平是法律追求的基本价值，法律的任务就在于创设或维护一种正义的社会秩序。法律经济学则认为，法律应该有利于经济效益最大化，所谓“正义”就是效益，效益是法学的基本原则。这样以社会财富最大化为基础，整个法学概念体系完全可以用经济学原理来解释，也为不同的法律领域提供了一种传统法律所缺乏的一致性。诚然，法律经济学的适用有失之片面和过于强调效益的不足和瑕疵，但作为一种“范式”的革命，其对整个法学的影响是至为深远的。作为与经济学更有亲缘性的经济法学，当然能更好地借鉴、使用法律经济学分析方法。就我国现阶段法律经济学的研究状况而言，似乎有两点值得注意：（1）不宜过分提高效益目标的地位。作为法律制定和实施主体的国家虽然越来越重视经济，但毕竟不是经济人，或者说经济人不是其主要角色，于是在国家的政策目标和法律的价值目标中，公平正义和安全稳定不能不摆在首位。所以，强调法律的效益目标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把效益目标置于法律的整个价值目标体系中来思考。再者，效益目标对法律影响主要有立法和执法两个环节。效益目标对立法的影响表现在制定法律时就充分考虑法律的效益后果，亦即法律实施的成本和收益；效益目标对执法的影响只宜限于执法者有自由裁量权的场合，公正执法和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执法的最高原则，执法者追求效益目标时不得超越此原则，这也是近些年来执法过程中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等借口考虑效益目标而执法不严不公的现象盛行的深刻教训。可见，效益目标对法律的影响应当以影响立法为重点。（2）法律的经济分析应当以来源于我国实践的数据资料进行量化分析。在分析某项法律制度时，如果只是列出其成本和效益的构成因素，而不运用经过调查、统计所得到的数据资料对各项构成因素的数量和比例以及各成本因素与各收益因素之间的函数关系，那就不是经济学的实证分析；如果虽然进行了量化分析，但所依据的只是外国的数据资料，那其结论对我国仅有参考意义，而不宜用来说明我国法律的成本和效益。在有的法律经济学论著中，虽然画出了反映一定函数关系的图像，但未注明其数据和图像的来源（是我国的还是外国的，是自己第一手取得的还是授引他人的），（注：陈正云：《刑罚效益成本资源有效配置论》，《现代法学》1998年第4期；吕忠梅、刘大洪：《经济法的法学与法经济学分析》，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年，第237-238页；周林彬：《法律经济学论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02-403页、第441-442页。）那就不可能有说服力。应当承认，在我国现阶段，学者们要想获得法律成本和效益的数据，还相当于“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就限制了法律经济学的作用和地位。
九、当代与后代，后代更重要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是硬道理。面临着赶超型发展目标，这就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发展中国家处理当展、公平和效率与代际发展、公平和效率之间关系的特殊规则。在此背景下的经济法，不仅要保障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而且要规范政府经济行为的行使方式与限度，使政府行为及其所控制的市场行为对后代的负面影响得以限缩，做到当代的发展不损害后代的发展，当代的利益不损害后代的利益。这种使命随着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确立更加显现和紧迫。市场机制和与之对应的民法，一般只能作用于当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故对于可持续发展来说，有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缺陷，这就需要由可能以可持续发展为价值取向的国家干预和相应的经济法来弥补。所以，考虑、顾及和保护后代利益，对经济法来说更为重要。
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不同于传统发展模式的全新发展模式，使人们摆脱了传统发展思想的束缚，从更高、更全面的角度看待人类的发展史与文明史，构成了对传统发展模式的挑战，代表了一次全方位的社会变革。实践表明，由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采用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已引起了社会、经济生活一系列显著变化。例如，经济体制和生产组织形式的变化，宏观调控方式和市场规制方式的变化，等等。事实上，可持续发展目标已经内化为经济法的目标价值取向，给整个经济法的立法和实施带来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1）可持续发展对经济法理论的影响。经济立法应当将可持续发展目标内化为目标价值取向，在法律制定、实施的全过程中始终贯穿此价值目标。传统的经济立法、经济政策只注意到现时利益的调节与分配，只调整当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没有深入到人类利益的基础和人类代际关系的领域，以致行为短期化倾向严重，因此，可持续发展需要实现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的利益均衡，正确处理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2）可持续发展对经济立法、经济法实施的影响。历史经验证明，人类过去实行的许多非持续性政策，正是导致今天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制定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法律、经济政策，就是要将环境、生态、人力资源等与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的问题纳入经济立法之中，改善管理体制度，有效地使用经济手段与其他鼓励措施，将经济发展导入可持续发展方向。在此背景下，可持续发展需要从新的角度、更大的范围、更长远的未来利益来考虑经济立法的价值取向、决策的重点和实施手段、政策后果的评价以及政府行为的作用方式等等。
十、全球化与本土化，本土化更重要
全球化是人类自诞生以来的趋势，是一个渐进的历史发展过程，它强调世界大同，与国际接轨，引进国外技术、制度和观念等。本土化则强调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大同、接轨、引进都应当符合国情。发展中国家面对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在不回避和主动迎接挑战的同时，更应当重视从本国国情出发来作出因应的对策。知识界在努力认识、把握全球化思潮的同时，又或多或少有些丧失自我的倾向。于法学研究而言，全球化趋势与中国国情和现实之间的关系愈发紧张，如何借鉴、移植国外立法例并使之与本土法律资源、本国经济发展相协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不同的部门法对于全球化或本土化的需求程度是不一致的。一般说来，不同国家的民商法之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与移植，而不同国家的经济法之间可借鉴和移植的程度则很小。这是因为，民法与市场机制相对应，与日常交易规则密切相关，而市场机制、日常交易规则在各国都基本相同，所以，不同国家的民商法往往反映了人类生活的共同基本准则，易于借鉴和移植，从而同大于异，甚至在民商法某些领域已经出现统一实体法的趋势；经济法与国家干预对应，是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规范，而国家干预主要是针对市场供求状况实施的，市场供求状况具有多样性和多变性，这决定了在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不同时期其国家干预的体
制、目标、方式等往往不同，所以，不同国家的经济法之间往往难于借鉴和移植，从而异大于同。（注：王全兴：《立基本土资源建造中国经济法学大厦》，《中外法学》1998年第3期。）总而言之，经济法中的诸多理念与制度，都具有特定的时空维度和典型的本土色彩。无论建立在不同经济社会制度上的政府，抑或不同发育程度和供求状况的市场，还是政府干预市场的不同方法与力度，都表明经济法的内容难以趋向统一。例如，中国经济法自身的逻辑起点和独特发展历程，政府经济行为的运作与规范，竞争立法模式的选择和对经济性垄断、行政性垄断规制等命题莫不反映出经济法的国情差异。因此，现代的、作为一种制度规范的经济法不宜靠移植、借鉴得以创立，而应当从我国的本土资源中演化创造出来，更加注重对本国国情的研究。现今灌输的全球化内容其实大量的是西方国家的价值观、经济和政治制度模式-因为只有在同一既定模式下，发达国家才能充分利用自己的经济、政治优势强行输出自己的价值观，获取更大化的利益。我国要赶超发达国家，只能基于本国国情创造出有利于自己的制度。归根结底，最具有民族性和本土化特质的法律，也最具有全球性和国际化色彩。全球化研究最终是为解决本国问题服务的。现时出现的“全球本土化”一词，是耐人寻味的。经济法在全球化的趋势中，应立足于对我国政府与市场的研究，探索政府对市场运行有效和适度的干预方式，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和健康发展。
十一、传统与现代，现代更重要
作为知识的积累和传递，我们理当学习、继承传统的学说和知识。但是，我们也一定要考虑到前人理论的实际语境与制度背景，不能刻舟求剑。现代社会有与传统社会显著区别的特性，其本身发展也可谓是日新月异，经济法应当充分考虑现代的实情。尤其是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出现，它必将改变整个世界的发展趋势，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必将带来人类社会的深刻变革，推动经济和社会运行的重新整合，给法律的内容、调整方法以及整个法制的运作机制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中国经济法学应当把握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特别是把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和知识经济的思潮纳入经济法学研究的视野之中，更加关注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趋势及其对经济法的影响与要求，着重研究国家如何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法律对策。例如，竞争方式与社会经济形态密切相关。农业经济时代竞争的决定因素为土地，工业经济时代竞争的决定因素为资本，而知识经济时代竞争的决定因素为知识。竞争方式从有形资产向无形资产的变迁即昭示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历史差别，这种差别则必须为法律所认识、包含。又如，劳动关系在早期被纳入到民法的调整范围之中，但实践证明，由民法调整劳动关系已不足以保护处于弱者地位的劳动者，并且导致社会劳动力资源的萎缩和阶级斗争的激化，于是，就出现了突破私法自治原则、体现国家干预、以保护劳动者为主旨的劳动法，并脱离民法而成为独立法律部门。时至今日，仍有学者食古不化，意图让劳动关系回归到民法体系之中。（注：在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草案）过程中，曾出现把劳动合同纳入《合同法》体系的主张。）此种思维方法即是忽视劳动关系的特殊性，仍停留在劳动关系属于民事关系的旧有观念上。再如，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以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相结合的现代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而不是以自由主义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近代市场经济。所以，我们在对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法学思考时，应应当着重从现代经济学中汲收理论营养，而不必崇拜传统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还如，在设计我国现代法律体系的框架时，许多学者一直把法律体系的传统框架即“六法全书”框架（注：依台湾三民书局1981年印行的《最新六法全书》，“六法”指宪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法。）奉为样板。如果按此法律框架及其理论依据来思考，经济法当然无立足之地。殊不知，从古代、近代到现代，法律赖以存在的经济和社会基础，法治化的程度，以及法律调整的方式和技术，都在变动，法律体系的框架当然会随之重构，并且呈现由混沌到清晰、由简单到复杂的进化趋势。“六法全书”框架是近代法的框架，而经济法是现代法，（注：关于近代法、现代法的界定，参见张守文：《经济法的时空维度描述》，《法商研究》1998年第6期。）在“六法全书”框架中当然无法理解经济法的独立地位。然而用“六法全书”框架来概括近代法尽管是适当的，但用“六法全书”框架来硬套现代法则不合时宜，因为现代已出现了许多近代不曾有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法律现象。现代法框架是以近代法框架为基础的法律框架重组，经济法就是这种法律框架重组的产物。所以，只有把经济法置于现代法框架中，才可以理解经济法的生成和地位。
十二、借鉴与原创，原创更重要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社会科学意图与世界学术规范相接轨。在早期“补课”任务大体完成之后，目前似乎只有两种人还保持着较为高昂的创造力：一种是外语功底深厚的人，这些人可以越过翻译界直接追踪世界学术最新动态，有话语方面的进口权；另一种是对现实各种动向具有高度敏感性的人，他们能够直接从生存经验和社会实践中汲取思想能量，对现实作出创造性学术回应。上述两种人似乎代表了学术研究中借鉴与原创的两个方向。两者相比，原创更具有重要意义。同样的，中国经济法学要求研究者根据内在的本土资源，以批评的态度，独到的眼光，精密的思维，提出特殊而具体的重大原创性问题，并谋求得到正确的答案。例如，中国经济法的知识内容源于两方面：高度计划体制下的前苏联经济法学说，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上的西方经济法学说。但是经济法学者在接受上述两方面知识来源的时候，未能重视结合我国实践进行原创性的开拓工作。近几年来，经济法学界普遍认为：市场缺陷是现代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之一；政府缺陷之有效克服，是现代经济法发展中面临的一个重要的、亟待解决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由此推论出经济法的使命在于弥补“双重缺陷”。（注：廖华、姚欣：《双重缺陷与经济法的双重使命》，《法商研究》1999年增刊。）但是，在特定的语境、制度背景下得出的结论并不一定适合现实国情。借用“双重缺陷”及其弥补的分析框架来给经济法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定位，这当然有意义。但不应当只转述西方经济学中关于“双重缺陷”及其弥补的理论，而应当着力分析我国的“双重缺陷”有何特点，弥补“双重缺陷”的对策有何特殊性。这样的研究才有原创性。
又如，许多学者在其经济法著作中都把经济法律关系理论作为经济法总论的主要内容，但都不够成功，给人的感觉是对民事法律关系理论的直接套用。虽然应当承认，民事法律关系理论的分析框架，即民事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主体、客体、内容）和民事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消灭及其法律事实以及相配套的民事法律责任，是一套成熟的分析框架，但这只适宜于像民事法律关系那样内在结构较为简单的法律关系，而对于内在结构复杂、多样的经济法律关系来说，则显得不适应，以致用这种分析框架来描述经济法律关系，往往给人以呆板和形式化的印象，对制度设计帮助不大，并且对经济法学分论各章不便适用，即使适用也没有多大意义。这就需要寻求经济
法学的新型分析框架。笔者认为，经济法总论的分析框架应当在总结、抽象、归纳经济法分论各章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形成，即是说，应当原创而不是借鉴。完全可以说，经济法总论的独特分析框架形成之日，也就是经济法学走向成熟之时。
十三、静态与动态，动态更重要
法律作为一定时空条件下的行为规则的固定，具有稳定性，因而有必要对法律及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仅限于一定时空进行研究；但是，法律相对于活生生的社会现实总是显得僵化，甚至难免于滞后，这就需要将法律置于动态过程中进行阐释和分析，弥补静态法律条文与动态社会现实之间的差距。
比较而言，大陆法系由于以法典化为其重要特征，故与静态研究更吻合；而英美法系以非法典化、判例法为其重要特征，故与动态研究更适宜，曾有学者将判例比喻为珊瑚生长，由几世纪审判记录的缓慢沉积演化而成，凝聚着人类的无穷智慧。相对于具有更多立法者人为设计色彩的静态成文法，判例法具有坚韧的柔弱性，更能适应现实需要，更具有理性的力量，保证了英美法系独特的创造性与开放性。正因为如此，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交融，对于法学研究来说，使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相得益彰。而我国法学界受大陆法影响深于受英美法影响，这在民商法领域更明显。令人高兴的是，这些年来我国法学界出现了对判例法重新审视乃至肯定的呼吁，司法界也出现了运用判例指导司法实践的迹象。这实际上反映了对动态性的追求。
不同的法律部门，由于其开放程度不同，对静态研究和动态研究的需求就会不一样。例如，刑法与其他部门法相比较，是一个相对封闭的部门法，我国新刑法取消旧刑法的类推制度而实行罪刑法定主义以后，封闭性更甚。一方面，按罪刑法定主义的本来要求，适宜静态研究，对动态研究多有限制；另一方面，为了克服刑法由于取消类推制度而对罪刑难免遗漏的缺陷，需要运用解释（尤其是扩张性解释）来增强刑法的适应性，这就必定强调动态研究的地位，但由于动态研究受到罪刑法定主义的桎梏而难以施展手脚。
又如，民法相对于经济法来说，亦是如此。就这两个法律部门相比较，无论是基本原理，还是基本制度和法律体系，民法都比经济法成熟，正因为成熟而强化了自身的封闭性，传统私法原则的不可逾越，传统私法体系的不可重组，就加剧了民法现代化的艰难。尽管出现了民法社会化的迹象，但无论如何社会化，其程度是极为有限的。如果社会化程度强烈，则为传统私法原则所不容忍，只得冲出民法体系而另立门户，劳动法从民法中独立出来就是如此。换言之，传统私法原则只能容忍一定程度社会化的民法规范保留在其体系之中。所以，民法学一直承受着动态研究与静态研究相矛盾，动态研究需求与抑制相冲突的痛苦。
经济法作为一个新兴法律部门，其开放程度远大于其他法律部门，这是因为：与经济法对应的国家干预较之与民法对应的市场调节机制，具有多变性，并且，经济法并未形成一种成熟的固定体系。所以经济法学比其他法学学科更需要动态研究。例如，现代条件下的国家干预已不再是按照单一模式和既定原则运作的调节方式，国家干预的目标、方式、类型、力度趋向多元化。只有重视动态研究，才可能把握经济立法的发展趋向。又例如，在反垄断法中，并存着结构规制和行为规制两种基本手段，但在不同时期，这两种手段的相对地位是不一样的，只有重视动态研究，才可能正确制定我国的反垄断策略和提高反垄断法的规制效果。再如，宏观调控手段的组合并没有固定的模式，或者财政为主金融为辅，或者金融为主财政为辅，或者财政金融并重，往往因时而异。只有重视动态研究，才可能针对市场变化适时作出宏观调控的法律对策。
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含义篇6
一、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实质上是政治学说的挑战
说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就是政治学说的挑战，包含着两层含义。首先，政治学理论落后于现实发展的需要，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其次，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持续推进，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受到国际因素的制约日益明显，然而，国内的政治学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和矛盾，其实质则恰恰是我们的理论远远落后于国际社会的政治学发展。那么，当今我们的政治学理论的困境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1.缺乏解释力。当代中国的政治学理论，无论从体系和内容上，还是从它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上讲，都还称不上是一门较为成熟的学科。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现有的政治学理论对现实的社会运动缺乏足够的解释力。
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首先来源于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也就是说理论研究不能脱离政治现实这个客观的“事实”。在当代社会，不能对社会的进步发展作出应有贡献的学科，都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对政治学理论而言，注重对政治现实的客观规律的科学研究是首要的要求，在这一前提下，我们才能探索并创造出一种符合社会需要、与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相适应的政治理论来。然而，当今中国的政治学理论之所以对现实缺乏应有的解释力，正是由于我们脱离了具体的政治现实，从而构筑的政治理论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
这种理论脱离实际的一个方面的表现是以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来裁剪中国的现实。自政治学研究恢复以来，中国的政治学开创者们首先是从介绍和引进西方的政治学体系来建构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的。由于理论体系和理论观点的移植存在着一个历史文化土壤的问题，建立在西方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现代政治学理论体系，在解释历史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中国社会的政治现象时，其科学性和解释力是令人怀疑的。不过，这种现象在政治学的初创时期是难以避免的。然而，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至今尚停留在恢复初期的水平上，以不断出现的西方新的政治学理论流派和理论观点来简单地比附中国变化中的现实，甚至以此来衡量我们是否达到了种种所谓的标准。比如所谓的新权威主义、市民社会、世俗化理论等等，根据这些理论观点作出的有关分析实际上不是对“中国社会”而是对“西方社会”的分析，因为像市民社会、文化的世俗化等西方意义上的问题在中国并不存在；即使存在一些与西方社会看起来相似的问题，我们的理论并没有作出与中国的实际相符合的分析。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的这一现象在经济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中同样存在，反映了我们理论研究的一种普遍现象。
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理论脱离实际的另一个主要表现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一做法与上述做法一样削弱了它对社会和政治现实的解释力。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创建和发展始终是与研究者们整理和梳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联系在一起的，尽管这一整理和梳理工作中注解的成分多于创见的成分。然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原理来系统地、具体地分析中国社会政治的研究，则还没有出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研究还停留在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阶段上，致使我们的政治实践经常出现一些看似马克思主义的，实则非马克思主义的现象，给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比如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两个基本的理论命题及其关系不是搞得很清楚，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之所以在注重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的同时却始终树立不起科学的政治大局观，其原因就在这里。政治学的理论与现实相脱离的这两个具体表现，阻碍了我们对现实中的敏感问题进行科学的研究，政治发展的一系列问题，比如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创新问题、发展过程中的基本正义问题、产权变革过程中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等，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还没能作出科学的研究和回答，而现有的政治理论在这些方面显然是缺乏解释力的。
2.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不能结合。缺乏解释力的再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在理论上很好地统一起来，致使政治学理论研究即使结合着现实政治也只能游离于真正的现实之外。
在政治理论中，对于政治现实的事实判断和依据政治事实对人的意义作出价值判断是不同的，但由于政治本来就是事实和价值的统一，而不可能做到像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那样的“价值祛除”，因此，政治理论还必须同时实现这两种不同的判断的统一和结合。尽管政治事实作为一种客观的现实具有可解释、可预测、可检验性等特点，而价值判断则缺乏可资检验的公共准则，但是，如果不对政治事实的价值作出分析，政治理论所描述的就只是物理事实而不是政治事实。在我国当今的政治学理论中，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并没有实现很好的结合。理论研究并没有从政治“是什么”的事实判断中推演出现实政治“应该如何”的价值判断来。一方面，政治学更多地注重于描述政治现象和政治事实“是什么”的问题，而且即使是这种描述也不是很客观和科学的，但对于政治价值和利益，则没有形成独立的判断，这样，政治学没能提出有益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真知灼见；另一方面，政治学在对政治事实进行价值判断的时候，面对变化中的利益和价值的纠纷不能形成新的机制准则，至多是描述已有的政治价值，从而割裂了政治价值的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统一。上述两方面的割裂在政治学所回避的敏感的现实问题中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
事实和价值在政治理论中不能有机地统一起来，是与现当代政治学的方法论更新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也是方法论上的悖论。这种割裂或悖论，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早已出现了，而且直到现在，从传统的方法论到行为主义方法论和后行为主义方法论的发展，都没法克服这种悖论。由于我们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步西方政治学之后尘”的，因此在介绍、引进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从而构筑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时，的确也很难克服这一悖论。问题是要使我们的政治理论具有解释力，具有为现实的政治服务的功能，在介绍和引进西方政治学理论体系及其方法论的时候就应该注意避免“引进”这种悖论，这一点我们是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3.概念不清。“政治”这一政治学的基本概念的界定是实现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相统一的前提。虽然一说起政治，似乎每个人都明白大概是什么东西，而要给它下一个能得到公认的确切定义，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政治学对政治“是什么”的问题一直没有能够形成共识，这使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很好地结合起来，也就是不能使政治学形成为一门科学。在当代中国，我们对政治的理解往往是不很清晰的，毛泽东指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而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人却相信经济是统帅，政治只是一张“空头支票”，而政治学界对政治概念的探讨也是浅尝辄止。
在这里，限于篇幅，我们没有必要对几千年来众说纷纭的政治含义进行系统的分析，我们想说明，如果对政治的概念不能有一个相对一致的定义，不单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完善是不可能的，而且政治学作为一门基础性和实践性的学科，它也不能对社会的现实和变化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我们认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基本方法论出发，政治的含义一般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加以理解。狭义的政治概念是就政治活动自身的特点和方式而言的，这类政治定义均指出政治是与经济活动、文化活动、家庭和社会活动等不同的一种独特的人类社会现象。虽然自古以来人们对政治的理解不尽相同，但通常都把政治与公共的权力、权威、控制、统治联系在一起，从而使政治与其他社会现象区别开来。与狭义的政治概念不同，广义政治概念是把政治看作与各种社会现象相联系的，涵盖经济、社会、军事、科技等一切事务而且又高于这些事务的事物，是统率全局的东西。这与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学是最高学术颇有神似之处，只是亚氏是就学问的问题而言，而狭义政治观与广义政治观的区分主要是就社会现实生活而言的。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众多的政治观如总体政治说、关系政治说、功能政治说、管理政治说、经济政治说、道德政治说等基本属于广义的政治概念。就广义的政治而言，它就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获得权力、分享权力、支配权力和使用权力的问题，而是有着更重要的目的和更基本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既从狭义上、也从广义上使用政治概念。就狭义而言，马克思主义指出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政治的核心是国家政权；就广义而言，马克思主义又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是统帅、灵魂和大局。例如，列宁曾提出“经济方面的政治”、“国家建设的政治”等等，以区别于“阶级斗争”的政治，很明显，前者是广义政治，后者是狭义政治。从本质上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总的来说主要是一种广义的政治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与西方学者政治观的一个重要差别。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从政治与经济、社会、文化等联系的角度来理解政治和界定政治的，而不像一些西方学者那样把政治看作是一种孤立现象。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的论述作为一般的政治定义不是抽象的普遍，而是包含着特殊内容的丰富性的普遍。就政治与经济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与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就政治与社会结构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分化是一个基本的政治现象，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而任何政治斗争也是阶级斗争；就政治与军事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有时要诉诸战争或暴力的手段，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就政治与文化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因而也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就政治与科技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必须与政治上层建筑发生联系。总之，政治一经诞生，就位于社会生活的核心，联系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亦即从广义上说，政治是一个社会大系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纳入政治的领域。正因为如此，政治才是统帅、是大局。
尽管狭义的政治与广义的政治对于把握政治的内涵都是必不可少的，但相对而言，在社会主义时期，广义的政治观具有更重要的价值。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都十分善于从广义上把握政治的内容。邓小平同志所以是一个杰出的战略家和政治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正是由于他从来不是仅仅从狭义的政治看政治，从单纯的经济看经济，而是首先从政治的高度看经济问题，从经济的角度看政治问题，因此才能得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的结论。
对政治的概念作出恰当的界定，还需要以政治的内涵为线索，找出政治现象的范围，并对这些范围加以研究，我们可以把政治的这一领域称为政治的外延。政治的外延构成了政治上层建筑的全部内容，包含十分广泛而又多样的领域，它包括政治体系、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和政治决策四个基本层面。这四个层面的外延构成了政治的丰富体系，了解政治、理解政治，尤其是实践中具体的政治运作过程，如果不是从这四个基本的层面把政治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审视，或者仅仅从这四个层面的某一个层面来审视，那么政治的理论和现实都将有可能误入歧途。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出现的很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都与“政治”这一概念是什么没有搞清楚有关，在这一点上，政治学理论应该承担起主要的责任。
二、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机遇
尽管政治学的发展存在着很大的困境，但与此同时，政治学的发展也有着很多的机遇，也许，挑战和困境本身就是政治学可得以发展的一个条件。
理论变革往往是社会变革的先导，但客观上需要把社会变革及其实践上升为一种系统的理论体系时，社会变革就成为理论变革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就是理论发展的机遇。就政治学理论而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学的恢复发展过程看，我们发现，第一，在每次重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变革之前或之际，都必然发生某种重大的理论争论。比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争论、“十三大”之前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等等。第二，每次政治理论的发展，既适应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同时也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制约。这样，迄今为止的政治理论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例如政治理论的发展只是局限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缺乏整体协调，使政治学理论不成体系；同时，由于方法论的问题以及政治环境的制约和影响，政治学理论很难对政治现实作出真正科学的分析。
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为政治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同时也给政治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而且还是个政治发展的问题。它要求社会能够协调发展，也要求政治学从整体上有一个系统的研究，因此，政治理论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分析政治对市场经济建设的作用这一点上，而应该从更加宽广的范围来研究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1.从现实政治的层面看，对于政治概念的阐明就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毋庸讳言，我们对于政治的理论研究总的来说未能赶上时代赋予它的要求，现实政治总是走在理论研究的前面，而理论研究常常落在时展的后面。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我们在社会政治领域出现了很多新问题、新变化、新趋向，这就赋予政治以鲜活的内容和意义，同时也等待政治学作出回答和探讨。比如，为什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仍要强调讲政治？为什么经济发展了，腐败现象也增多了，这是不是一个必然现象？为什么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常常出现“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这与政治问题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还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通过深入的研究来回答，而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就要弄清政治的内涵和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的问题对于政治研究既是一个挑战，又是一个机遇。如果政治学能回答这些问题，它就能够获得生机和发展。如果我们不能回答伟大的时代和活生生的现实所提出的问题，而是照本宣科，因循守旧，那么政治学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2.当代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政治与经济交互作用的过程，即使有的人想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也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由于政治与经济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使两者水乳交融，虽然从学理上可以把政治与经济作出区分并分别加以论述，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政治与经济往往是难解难分的。无论你承认不承认、看到没看到政治与经济的交互作用，事实上是政治离不开经济，经济也离不开政治；政治之中有经济，经济之中也有政治。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经济工作和经济领域就更加包含着政治问题，因为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经济建设本身就具有社会主义的政治性质。例如，怎样发展经济，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还是搞私有化？分配中要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依靠谁来发展经济？工人阶级还是不是国有企业的主人？近些年来，国有资产流失惊人，如何有效地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这些问题，既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反过来说，政治或政府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经济性的，如由政府所承担和进行的税收、能源保护、交通运输、社会保障、公共设施建设、经济的宠观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等等。如果硬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以为经济问题就是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就是政治问题，这些是纯粹的经济事务，那些是单纯的政治事务，就不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而且可以说连一般的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常识都没有，因而也不可能正确分析和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
3.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并不是抽象的、空洞的东西，而是以一定的经济条件为基础，具有特定的经济内容。经济问题聚集到一定程度，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就必然转化为政治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原理对于分析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例如，通货膨胀、贫富差距、分配不公等本来只是经济问题，但如果发展到较为严重的程度，就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了，而会变成政治问题。这一点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加以充分的注意。同样，经济成分的变化、私有经济的发展，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要反映到政治领域中来。当然，“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虽说明了政治的经济根源，但并不意味着随便什么经济问题都具有政治的含义。一般的经济问题通常并不构成政治问题，甚至围绕经济问题所展开的某些利益冲突也不一定属于政治的范畴。政治理论必须研究，在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中，政治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和作用，在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应该如何发挥政治的统帅作用。
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含义篇7
【关键词】中国话语核心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基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概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今中国创造性最强、认同度最高、影响力最大的话语，是打造中国话语体系的原点。当代中国的主流话语体系，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原点，应该从什么地方集中突破与提升，才能融通中、西、马话语资源，构建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话语体系？用列宁的话来说：“概念是人脑的最高产物”，“概念的形成及其运用，已经包含着关于世界客观联系的规律性的看法、见解、意识。”①语词是话语言说的基本单元，概念以语词的形式相对稳定地凝结了话语的本质规定性，话语体系不外是概念（语词）之间通过判断形成命题（语句），又经过推理得出结论（语段）。
在成熟的话语体系中，概念是不变项，命题、结论等表述方式是概念的组合项。可以说，概念是在中、西、马之间进行跨文化旅行的话语使者，中、西、马之间的话语对接是通过概念完成的。西、马之间语词可以直接对译，不存在概念转换问题，但和汉语无法直接对译，几乎等于概念再造。这种语言张力不仅没有阻碍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反而成为中、西、马融汇的源头活水。中国人不是另造新概念，而是在翻译过程中，利用拼义文字使语词贯通中国历史和现实语境，赋予新含义使之成为中国话语的概念基础。通过词素组义是语词、概念得以流行的绝妙方式，事实上，西方拼音文字词素组义的空间有限，其容纳知识爆炸的基本方式是另造新单词，现代英语基本单词量已逾百万。汉字自甲骨文以来数千年没间断，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语义，三千到四千个常用字，可以自由组合新词汇新概念，无限量地容纳新鲜经验，同时又贯通历史智慧。
17世纪西学东渐以来，中国出现了上千个新词汇，其中有上百个变成了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分析性概念，诸如“国家”、“科学”、“经济”、“实践”、“价值”、“发展”、“生产力”等，现在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广泛使用，成为其中的核心概念。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鲜经验涌现的话语表述，如“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生态文明”、“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大多是由这些分析性概念组合而来，当然还转用了一些西方和中国古典词汇。概念是话语的基石，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就是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概念之间的相互界定和组合，立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丰富的现实经验，提炼科学、准确、包容的“时代精神―中国表述”、“群众智慧―中国表述”。
方向：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国化
历史上每次外部思想文化输入，都伴随着一场话语变革。在中、西、马的对接转换中，传统的经学话语体系不合适，纯粹的西方话语体系不能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承认西学科学性而又批判现代西方社会经验存在的理论，改造并沿用了西方社会科学的主要概念，同时又使这些概念有可能容纳东方本土经验。概念不仅包含了静态的语词结构，更体现为动态的语用实践。列宁指出：“只有当概念成为在实践意义上的‘自为存在’的时候，人的概念才能‘最终地’抓住、把握、通晓认识的这个客观真理。”②
运用马克思主义原典概念认识中国社会的客观真理，必须使之容纳中国的实践经验，从而能够走出书本，在实践意义上“自为”地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概念的产生并非移花接木，而是投桃报李，以取之中国的语言元素，把马克思主义的原典概念具体化，形成中国化的概念、范畴，这些概念、范畴已经包含着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和理解，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和范畴系统，组成了一个话语体系，这个话语体系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成熟、最巧妙、最恒久的载体。可见，在实践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国化，是打造中国话语体系的必由之路。
由于中西方“话语逆差”，很多分析性概念存在对西方的“话语顺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解释力不足，改革开放以来的许多争论和疑惑，都跟一些概念的话语含义模糊有关。因此，打造中国话语体系最实质性的工作，就是沿着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国化的具体路径，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话语转换的规律和机制，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概念“哪里来、怎么来、哪里用、怎么用”，通过正本清源，结合时代特征和实践经验说文解字，对其话语含义做出时代化大众化的界定。
路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过去一般把思想路线看作哲学上的认识路线，现在看来是远远不够的，认识路线大家都有，但全世界先后出现过一百多个共产党，只有中国共产党形成和提出了自己的思想路线。在恢复实事求是优良传统过程中，邓小平同志把思想路线系统化、有序化、操作化了，“十二大”通过的把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归结为三个步骤：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同志在中央党校“5・16”讲话中，进一步阐发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步骤和方法，这些步骤和方法，环节不能减少，次序不能颠倒，组成一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路径。沿着这条路径，我们实际上摸着原典概念的石头过河，这其中有的石头被打磨成中国话语体系的基石，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表现为“社会”、“人民”、“民主”、“劳动”、“生产力”、“公有制”等许多社会主义的传统概念，以及一度被抛出社会主义范畴的原典概念，如“市场”、“资本”、“价值”、“竞争”、“生态”等，重新定义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过程。打造中国话语体系，就要沿循思想路线，考察这些概念容纳中国新鲜经验发生的意义再生产，从中科学地提炼和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概念，运用概念进行判断、推理，形成“中国表述”的语句、语段。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掌握话语权不是直接从概念到概念，打造话语体系的第一个步骤是从实际出发，方法是从调查研究中探明概念的经验来源，把概念纳入中国语境。1983年春邓小平同志苏南调研，发现不吃计划饭的社队企业反而比国营企业效益好，由此得出了一条重要经验：“看来，市场经济很重要。”③经验只能借鉴不能照搬，第二个步骤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方法就是从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典型经验做出的科学决策中，发现概念的实践基础。苏南调研一年半后，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执行一揽子新的经济政策，邓小平同志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④“市场”作为经济学概念，可不可以进入社会主义范畴，留待实践检验。第三个步骤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方法是归纳政策执行中反复出现的结果，这种规律性即是最终凝结在概念中的客观真理。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政策八年后，同志总结出规律：“实践表明，市场作用发挥比较充分的地方，经济活力就比较强，发展态势也比较好。”⑤这一规律揭示了“市场”与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在联系，“市场”概念成为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表述的基石，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
结语
理论体系、价值体系都要由特定的话语体系承载并发生作用，打造中国话语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基本形式。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汉语言文字迸发出鲜活的生命力，通过文字拼义容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鲜经验，把马克思主义原典概念转变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概念。以这些核心概念为基石，打造中国话语体系，就要沿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考察核心概念的意义再生产，运用这些概念进行判断、推理，形成“时代精神―中国表述”、“群众创造―中国表述”的语句、语段。同时，以核心概念为桥梁和中介，实现学术话语和官方话语的概念兼容，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的概念对接，对人民群众丰富多彩的话语创造进行意义再生产，努力使消极话语转化成积极话语，粗俗话语转化成高雅话语，反面话语转化成正面话语，从而把非主流话语纳入到主流话语系统当中。
【作者为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中共中央编译局博士后、广西高校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工程人选、广西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区域实践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系教育部专项任务项目“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国化研究”和广西高等教育教改工程项目“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话语创新与研究”的部分研究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11JD710032、2013JGB115】
【注释】
①②《列宁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39～149页，第181页。
③④《邓小平思想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249页，第297页。
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含义篇8
关键词演化经济学；稳态经济；循环经济
中图分类号F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04(2007)03-0020-04
在以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经济分析所依赖的经济学理论中，由庇古开创的外部性和社会福利分析、由哈丁提出的公地悲剧引发的环境产权讨论一直是两个最主要的分析进路，而演化经济学的稳态经济理论则从一开始就以异端的形式出现并一直被视为不成熟的、悲观的异端思想而逐步为主流经济学边缘化。从本质上说，前两者的基础仍是新古典的，关注的是作为稀缺资源的环境如何才能在竞争中得到有效率的使用这类问题，但稳态经济理论所立足的基础是资源绝对稀缺、而不是相对于人的愿望的稀缺，它要求的是自然社会的一体性分析，而不是基于自然社会二分法的狭隘经济学分析。在循环经济从一种学术理念和一般实践转化为国家战略的过程中，稳态经济观的许多观点非常具有启发性。
1基于物质能量解释的稳态经济――演化经济学的生态观
正如演化经济学的旗手性人物霍奇逊所宣称的那样，“演化经济学在理论发展和政策建议上反对忽视生态和环境问题的流行趋势。”[1]这种将生态包容入经济研究的倾向是由演化经济学“累积因果”的方法论决定的，在追求因果解释的持久追究过程中，原因和结果上的每一个链条都不存在终点，原则上对于科学研究的范围没有限制，因此，演化分析必须关心社会和自然领域之间的交互作用，搬除在社会和自然界之间隔绝性的分析边界。因为“所有社会经济体制都嵌入到了自然环境之中，并依赖于它，相应地，人们不得不考虑社会经济体制和生态系统之间的交互作用，考虑污染和生态退化等类似的效应”。[1]
[KG(*25]演化经济学的生态思想代表人物包括肯尼思・e・博尔丁、赫尔曼・e・戴利和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根等经济学家，20世纪70年代初，环境恶化、能源危机和核能源使用等一系列问题所引发的讨论产生了一批环境生态经济学的经典文献，如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根的《熵定律和经济问题》――以低熵稀缺解释人类经济活动的最终约束，肯尼思・e・博尔丁的《即将到来的宇宙飞船地球经济学》――提出了“衡量经济成功的基本标准根本不是生产和消费，而是自然、广度、质量和资本存量的复杂性”的著名论断，赫尔曼・e・戴利的《走向稳态经济》――提出了一个基于伦理学、物理学、生物学和经济学的人类手段―目的序列，从而强调了人类为何必须从属于环境约束的综合解释，以及艾伦・尼斯的物质平衡模型――从微观经济学角度对环境有限性问题进行的解释。这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法反驳了宏观经济学追求无限增长的错误倾向和人们头脑中固有的技术万能理念，强调人类必须也只能追求的终极模式――稳态经济。
在戴利等人看来，环境生态问题是人类必须面临和解决的终极性问题，而主流经济学无法为环境生态问题提供适当的分析工具或开拓新的理论进路，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第一，主流经济学的稀缺性假设指的是一种自然资源相对于人类的无限欲望所表现出来的稀少性和不足，而不是就自然资源本身所具有的物理属性所表现出来的稀少性和不足，因而稀缺性只具有相对有限的含义，并不隐含资源有枯竭的前景暗示，主流经济学关心的只是如果世界仅存在最后一个单位的资源，市场机制能否将其配置到最有效率的用途上。第二，主流经济学关注的是价值而非物质，因而规模在主流经济学体系中不具备物质―能量的含义，生态系统不是一个包含经济系统的自然矩阵，而仅仅是包罗万象的经济中的另一部门。这样的理论前提实质上已经蕴涵了与真正的环境主义者不同的价值取向，因而主流经济学至多只能引起人们对环境污染的关注，但不能解决生产和消费价值取向以及宏观经济政策问题，增长的技术神话隐含着对人类前景的漠视，戴利写道，“化学从炼金术中发展而来，占星术孵化了天文学，政治经济学这个道德的科学却堕落为政治经济的不道德游戏”[2]。鉴于传统经济学的这种局限性，探寻新的思想范式成为真正的环境主义者不可回避的任务，从一开始，戴利等人就意识到问题的真正解决必须要赋予经济学新的价值观念，为此须在更大的学科视野中寻找新的解决途径。
热力学第二定律成为这种探求的出发点。罗根等人反复强调，物质和能量不仅仅是不灭的，也是不可逆的，一旦低熵转换为高熵，这一过程就不可逆转，人类既不可能创造物质和能量，也不可能无限制地取得它们，低熵稀缺是人类经济系统面临的真正约束。在纯物理的意义上，经济过程仅仅是把有价值的自然资源（低熵）转换为废弃物（高熵）的过程，因此不能将经济活动看作是完全封闭系统中的生产和消费的钟摆运动，而必须视为一个利用低熵产出高熵的过程，效率的本质是低熵使用的效率。在《熵定律与经济问题》这篇论文中，罗根强调，所有的经济系统都是一个大生态上相互依赖的生物物理系统的子系统，这个系统存在一系列所有经济系统都必须服从的约束；反过来，从熵的利用角度讲，一切生态系统也是经济系统，如何可持续地利用低熵，是所有生物尤其是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必须对待的问题。这种约束的存在使我们必须视经济过程为单方向的不可逆过程，只有钱可以在一个部门和另一部门间循环，而能量和物质则不可能以原有的规模循环，无限的生产和消费实质上就是不断地将低熵无可逆转地转换为高熵，其最终的后果是毁灭性的。
针对太阳能、核能以及被寄予厚望的再生回收技术的前景，演化经济学家也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在他们看来，有两个方面的因素决定了我们无法对这些技术保持乐观甚至倚重它们而放肆：第一，绝对没有一种技术可以生产出附加的可利用能量或者物质，人类不可能非法制造熵。第二，地球上的东西是个能库，而太阳能是能流，一代人不能改变将来任何一代人所享有的太阳辐射能份额，但上一代人消耗资源的多少将影响后代享有的份额。在这两个前提下，即使再完美的技术都要面对着这样的结局，我们要用物质去获取能量和利用能量并以此去消耗更多的物质，不能回收利用的能量和不能百分百回收的物质只可能给人类造成废热污染，最终整个生态系统就会被不可逆转地破坏，由于生命过程和气候现象都是由温度调节的，其后果必然是灾难性的。
2逆潮流的政策含义――稳态经济观被边缘化的原因
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如何衡量和评价经济社会的发展轨道呢？戴利等人认为，当我们将经济视为自然的子系统时，评价的体系就超越了以人的物质需要为核心的狭义经济学，而进入了以物理学、技术、经济学和伦理学交织的体系。如果以手段和目的来勾画人类生存发展的序列，这个序列的基础就是低熵的物质能量，它是最终手段，在此之上的则是中间手段，即由技术决定的物质存量，如人造物品和劳动力，再上一级的则属于目的层，包括中间目的如舒适、健康和教育以及属于信仰解释的最终目的。基于热力学第二定律，中间手段的进一步积累不仅不能服务于终极目的，而且会转化为一种危害[2]。而主流经济学恰好就是处在中间层的，它排除了两个终极，既不考虑最终的物质能量约束，也不考虑人的精神关怀，只考虑在技术和资本条件下物质存量与人的满足问题，在排斥第一个终极手段即低熵约束时，它也必然地排斥了最终目的。在考虑终极目的和终极的手段约束时，人类就必须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由于生态净化能力有限、可获得资源无限或者资源短缺生态净化能力有限，都不能维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那么只有稳态经济，一个人口和商品库存维持在恒定水平物质和能量的流通率最小的经济才能够持续存在。稳态经济代表了两个系统之间的平衡，第一个系统是物质财富系统，第二个系统是人的系统，这两个系统不会自我恒定，只有保持两者都处于一个低的流通率时，可持续的稳态才会出现。对于人口系统，低流通率意味着低生育和低死亡即高的生命期望值，对于财富系统，低流通率意味着商品的耐用性更好以及花费在生产上的时间更少，而获得更多的休闲时间。
按照稳态经济观的这种思想，人类社会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巨大的物质和能量转化链条中的一个环节。科学及其技术就像是这个链条的马达，它的进步，只是使链条运转得更快，而不能改变链条本身。由于物质不灭，由于能量守恒，由于低熵稀缺，劳动只能是把物质从一种形态，转化成另一种形态，而不能无中生有，凭空创造。在古典经济学的无限地球时代，这种约束还未充分显示，但随着有限地球时代的来临，这种约束使科学主义那种技术无限的信念难以立足了。但否认技术至上，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否认了以进步为核心的整个西方文化。因此，尽管自20世纪中期以来，环境问题已引起了广泛关注，但在物质主义和科学主义至上理念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稳态经济观一直被边缘化。
结合全球化背景，我们更容易理解为什么稳态经济观难以成为一个主流的、被广为宣传和推崇的理论。按照稳态经济观，整个经济的链条同时也是物质和能源的转化链条，人虽然在链条之中获得物质享受，却不能否定人生活在包含链条终端产物的环境中这一现实。现代化如同巨大的热机，它连接着物资和能源转化链条的两端，一端是低熵状态的森林、矿藏和天然水体，一端是高熵状态的垃圾。现代化程度越高，热机的功率越大，制造垃圾的能力越强。国别和地区差异首先是在链条位置上的差异，上游的国家和地区不但优先享用下游的低熵资源，还向下游排放高熵垃圾。古典经济学为我们描述的是：交换，你和我都将更好。而戴利们要表达的是：交换什么？低熵交换高熵吗？谁是下游？上游国家不会将稳态经济观作为政策指导，因为它们需要用高熵去换取低熵，下游国家也不会将稳态经济观作为政策指导，因为它们需要用低熵去换取收入。
由此，稳态经济观隐含的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都是颠覆性的。这种颠覆性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从稳态经济出发，生产和消费的物资流必须最小化而不是最大化，经济的核心概念是财富，而不是收入和消费，在物质形态的财富恒定时，经济增长必须是非物质的商品，即服务和休闲，商品密集型的活动如消费应该让位于时间密集型的活动，人类的时间不应该像现在这样具有极高的机会成本。对于必要的生产和消费，他们主张生产耐用的和可再生的，耐用的含义不同于传统经济学上的耐用消费品，它主要指一切耗用低熵生产出的产品应尽可能地使用较长的时间再作为高熵物质回到循环利用体系中去，从而尽可能地减少对能源和物质的消费，“耐用性不仅仅意味着一件特定的物品能够使用多长时间，其含义还包括商品废弃之后其作为同种或者其他商品的原材料回收利用的效率”。[2］这样的思想无疑是商品经济社会里的叛逆，它主张的不是消费需求而是要控制它。第二，针对传统发展模式导致的危机，戴利汲取了西方古典经济学家关于静态经济的思想，提出了稳态经济理论和建立宏观环境经济学的主张，认为人类应该停止传统的经济增长，加强国家共同体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控制。在物质主义盛行的当今时代，这种不合潮流的学术主张和政策建议与深信科学技术力量的西方进步论文化是完全不兼容的。著名的经济学家索罗和罗默都曾质疑和批评戴利的学说,认为他是一个释放“资源稀缺幽灵”的杞人忧天者[3]。其理论充满了不切实际的妄想，缺乏足够的科学性。尽管说出了皇帝衣服的真相，戴利等人却一直被视为经济学界的一个奥德塞式的人物[3]。
在经济思想史上，马克思也表达过类似于稳态经济观的这种忧虑。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深刻揭露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和人关系的同时，也分析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不同的是，马克思是在制度批判和社会变革这一语境中来关注生态问题的，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劳动过程既体现人和自然的物质交换，也体现人和人的社会关系。考察物质与人的自然关系就不能脱离人和人的社会关系，反之亦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的统一，也是一个自然与人以及人和人关系变化的过程，劳动过程反映人和自然的关系；价值增值过程则体现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的体现。资本追逐利润的过程不仅加深和拓宽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物质交换进程的速度和广度，也深刻地影响到人和人的社会关系以及人类的生存状况。一俟人类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劳动这种连接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转换方式就被资本所雇用并从属于资本追逐利润的动机，提高利润率、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和攫取更多剩余价值的动机驱使资本家主宰了更多的自然物并摧毁了劳动者的自由。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获得飞速发展的同时，也意味着生产这种人和自然的物质交换手段在它的两极产生了不同的后果，在自然与人的关系一极，它表现为环境恶化与资源耗竭等问题，在人与人的关系一极，它则表现为贫富分化、劳动者生存和生产条件恶化以及社会的两极对立等问题，这两极所产生的问题在根源上是同一的，即资本无限地追求利润的逻辑。
历史的进程表明，马克思这种深层的制度分析是具有前瞻性的，在稳态经济观出现20多年之后，我们看到的是，发达国家的污染工业、依赖自然物质的制造业在世界范围内的转移以及他们对能源更加奢侈的消耗。日本学者宫本宪一指出，“对社会的一般生产手段实现优先，对社会的共同消费手段实行节约，对社会共同消费手段的节约可以让社会总资本的利润或者社会效益上升，对资本而言是一种减少资本浪费的方法。”[4]联系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分工体系，结合马克思的论述来重读演化经济学的稳态经济观，令人深思我们无法保持乐观。
3循环经济――可以从稳态经济观中借鉴什么
近年来，循环经济成为我国政府和理论界共同关注的焦点，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可持续发展问题是关系到中国经济社会能否长期稳定和谐发展的根本性命题之一，其意义不言而喻。
循环经济理论和稳态经济理论有很多相似点，但并不完全相同。在目的上，循环经济和稳态经济都符合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两个基本要求――代内关怀和代际关怀。它们都关注即每一代人内部的公平，即代内关怀，也关注各代人之间的社会公正，即代际关怀。无论稳态经济观，还是循环经济理论，都要求人们在使用能量和物质时必须符合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要求，这种要求基于一种对人是一种与其他物种分享生态栖息地的物种这一属性的深刻认识。在理念上，循环经济和稳态经济都倡导与环境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注重降低经济活动对资源环境的过度使用及对人类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从而使人类经济社会的循环与自然循环更好地融合起来。在手段上，两者都看到了控制“流量”的重要性，例如，循环经济的减量化和再利用原则，前者旨在减少进入生产和消费流程的物质量，后者旨在是延长产品和服务的时间强度，这和稳态经济观的低流通率和耐用消费主张是完全一致的。
两者的区别在于，虽然两者都主张社会―经济―自然的一体化分析，但从根本上说，稳态经济观认为经济系统隶属于环境巨系统，他们借助现代物理学的进展，用热力学定律对这一问题进行物质能量的诠释，主张经济学超越传统的生产和消费问题，转化为生物物理能量的循环效率问题上来。而循环经济理论从根本上说还是把经济与自然视为同一系统的不同子系统，追求的是资源生产率，这超越了传统经济学那种视自然为经济的子系统和要素库的看法，但和稳态经济观的视角明显不同。这一差异导致两者在实际操作中的政策主张也不同，稳态经济观强调人口和资本系统的低流通率，要求在物质规模一定的前提下最大化人类福利，并且不拘泥于单纯的物质流通计算，而要算能量账；而循环经济实际上是要求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其特征是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所有的物质和能源要能在这个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和持久的利用，以把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这种观念对熵转换中的能量问题并不重视，它要求的是，上游企业的废弃物成为下游企业的原材料，最终生产出对环境无污染的有用物来，并强调整个链条的低排放性。
如果用稳态经济观去审视当前的循环经济政策，首要的问题是，整个链条的生产消耗了多少物质和能量？比如，在一些处理电子垃圾的产业中，高熵状态的垃圾的确被处理为低熵状态的物质重新进入了流通环节，按照循环经济，重要的是这个过程有多少废弃物排放？而按照稳态经济观，首先要算这一过程消耗了多少能量和物质（比如水、电）以及造成了多大的人体伤害。稳态经济观的信条始终是：人类不可能非法制造熵。对于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源并不富裕的中国，在发展循环经济的过程中，不仅要算物质的回收利用账，更要算能量账和低熵物质的成本账，这或许是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稳态经济观对我们有价值的启示之一。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霍奇逊等.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现代文选：关键性概念[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HodgsonGm.amodernReaderininstitutionalandevolutionaryeconomics：Keyconcept,edwardelgarpublishingLimited,2004.]
[2］赫尔曼・e・戴利等，珍惜地球――经济学、生态学、伦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DalyHe.Valuingtheearth：economicsecologyethics,massachusettsinstituteoftechnology,1993.]
[3］ZacharyGpascal.aGreeneconomistwarnsGrowthmayBeoverstated[J].wallStreetJournal,1996,(6).
[4］宫本宪一.环境经济学[m].北京：三联书店，2004．[Kenichimiyamoto,environmentaleconomics,SDXJointpublishingCompany，Beijing,2004.]
RereadingSteadystate:thinkingofCirculareconomy
XiapinYanGHutao2
（1.economics&managementSchoolofwuhan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2,China；2.economicsSchoolof
ZhongnanUniversityofeconomicsandLaw,wuhanHubei430060,China）
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含义篇9
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形式。它从大众文化与政治之间的辩证关系出发，通过对当达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消费社会的大众文化的肯定与分析，来寻求适合当代社会的政治形式。通过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批判与继承，英国文化研究在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正如著名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者佩里•安德森所说，20世纪50年代以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开始更为强调文化因素的作用。对文化因素的重视，一方面体现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与英国文化研究之间的相通性，另一方面体现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对英国文化研究的影响。同时，英国文化研究的某些观点与立场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关键词］
人类解放；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上层建筑；文化领导权
英国文化研究是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绝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领域。在分析英国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关系之前，有必要对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作简要说明。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它主要具有以下特征：第一，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形式。它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主要是靠英国文化研究和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来推动的，而这两个学科都不同程度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实现了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唯物史观原理与方法的继承。与此同时，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力求同许多其它国内外理论资源进行对话与融合，在此过程中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改造。第二，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一方面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方法表示认可，但另一方面又不认同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态度。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者从大众文化与政治之间的辩证关系出发，通过对当达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消费社会的大众文化的正面分析，来寻求适合当代社会的政治发展形式。第三，主体与结构的关系是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极大地影响着其发展轨迹。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最初肯定工人阶级主体的能动性，导致了文化主义范式的出现。后来，一些研究者开始肯定结构的重要作用，并将结构主义与人道主义联系起来分析社会和文化问题，形成了结构主义范式。随后，他们发现葛兰西霸权理论同时承认主体的能动性和结构的制约作用，弥补了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范式的缺陷，因此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借助葛兰西霸权理论实现了对文化主义范式和结构主义范式的超越。第四，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有一条明确的发展主线，即大众文化与政治的辩证关系研究。尽管由于社会主体的转变，理论背景的变化及英国政治、社会形势的变化，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对象从最初的工人阶级文化转变到后来的亚文化最终又转到多元文化上来，但从本质上说，这三种文化都属于大众文化。而不论从研究者本身的政治经历和立场来说，还是从研究者对大众文化与政治关系进行阐述的角度来看，大众文化与政治之间的辩证关系贯穿于整个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从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以上特征可以看出，文化在其整个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英国文化研究正是通过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批判与继承，推动了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因此，对英国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之间关系的阐释，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英国文化研究，而且对于深入理解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甚至全面认识马克思主义都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将从人类解放的价值观和唯物主义文化观两方面来阐述二者之间的关系。
1人类解放的价值观
马克思在对人类历史和现实进行深入分析，对人类生存状态进行深入考察的基础上，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是政治和经济方面，从而使其文化观具有了政治意蕴，也赋予了文化观以人类解放的维度。这种观点与思路为后来的英国文化研究者所继承。
1.1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中的人类解放维度
马克思说过，造就高度文明的人，就是“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1］在他看来，文化的意义和目的就在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而在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的目标根本无法实现，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人变成了雇佣劳动者，并为外物所控制，成为了异化的人。［2］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文化的解放才会真正实现。因此，尽管马克思非常重视文化问题，但他认识到，在异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文化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是无法发展的。因此，研究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是文化发展和人类解放的先决条件。这种批判视角和人类解放的立场为后来的理论家开辟了文化研究的新思路。
1.2英国文化研究中的人类解放维度
沿着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思路，英国文化研究对大众文化进行了重点分析和研究，并由此体现了其政治立场。
1.2.1从定义上来说，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者追求的最高目标是人类解放。在他们看来，大众文化是“文化内和文化间的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可以得以建立的领域之一”。［3］也就是说，大众文化是从属阶级反对统治阶级的场所，社会主义可以借助大众文化确立起来。由此可见，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者研究大众文化，其最终目的是为了社会主义的确立，为了人类的解放。
1.2.2从研究对象、研究主题来看，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内在蕴含着人类解放的价值观。虽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象有所变化，但其蕴含的总目标是一致的。在其形成初期，研究者研究的是工人阶级文化，其主要目的是使工人阶级认识到自身的状况，从而发挥潜能抵抗霸权。在发展阶段，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开始了对亚文化的研究，分析并肯定了亚文化的激进性，并希望大众认识到自身的利益和潜能，从而抵抗统治性霸权。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尽管研究者对以种族和性别为代表的多元文化进行研究，但这些研究主要是基于对各种统治和压迫形式进行文化批判，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人类的自由和解放。因此总的来说，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同马克思主义具有共同的价值追求。
2唯物主义文化观
如前所述，虽然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不同发展阶段，不同阶段的研究对象也有所区别，但其初衷是批判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并基本都声称以唯物史观为基础。这种研究在文化领域的集大成者即是雷蒙德•威廉斯。他最大的贡献之一便是提出了文化唯物主义理论，他明确指出：“历史唯物主义注重对文学和艺术作社会和政治分析，把它们视为各种各类社会活动与物质生产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文学艺术的发展与变化始终与历史进程相适应，这就是我所要阐明的文化唯物主义立场。”［4］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的立场从根本上与历史唯物主义是一致的。从理论内容上来说，文化唯物主义主要从三个方面实现了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继承与发展。
2.1“文化”的含义
“文化”的含义问题是国内外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本身非常复杂。鉴于本文的主题，笔者在此主要从文化与社会的角度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
2.1.1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由于当时社会环境以及研究旨趣的需要，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即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专门论述文化问题的专著，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不重视文化问题。恰恰相反，他们对“文化”问题的关注贯穿于他们的研究始终，并且他们对此有着非常明确的观点与立场。从文化与社会的关系层面来说，“文化”主要具有两方面的特征。一方面，尽管文化是一种上层建筑，具有自己相对独立的价值和意义，具有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意义，但文化形式和文化实践都要以生产方式为基础，而且受物质和历史条件的制约。也就是说，文化具有物质性、社会性和历史性。但另一方面，文化发展与现实社会的发展之间有着非常复杂的关系。关于这一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都有不少经典表述，《<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那段表述自不用说。即便直到晚年，恩格斯也没有放弃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他明确指出，一方面，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学科的发展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但另一方面，这些学科不仅相互作用，而且它们还对经济基础产生影响。在以经济为基础的前提之下，所有的这些学科要素都在相互作用着。［5］推而广之，社会各因素之间都存在着广泛而复杂的联系，文化和政治等其它因素一起，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相互作用，而这些因素在最终意义上又要受到经济状况的制约。同人类解放的价值观一样，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文化与社会关系的论述同样对后来的文化研究者产生了重要启示，当然对作为英国文化研究代表人物的威廉斯也不会例外。
2.1.2威廉斯对文化的界定。毫无疑问，威廉斯在英国文化研究史上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他在不同论著中对文化有过不同的界定，但有一个基本立足点，那就是“文化活动是物质生产形式”。［6］在《文化与社会》中，他通过梳理英国文化观念史，指出文化的四方面含义，其中最后一方面就是“物质、知识与精神构成的整个生活方式”。［7］在《漫长的革命》一书中，威廉斯提出了“文化”的三重定义，即“理想的”、“文献式的”和“社会的”定义。所谓“社会的”定义是指，文化是对某种特定生活方式的描述，不仅表述艺术和学问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也表现机制与日常行为的意义和价值。［8］类似这样的一些描述与上述恩格斯对于文化与社会各因素之间关系的描述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基于“文化活动是物质生产形式”的立场，威廉斯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模式进行了反思。他承认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模式的合理性，也承认这一模式对文化理论的重要贡献。［9］只是在他看来，现在人们对这一模式的理解是机械化的，也是为马克思所反对的，它缺乏对物质生产与政治和文化制度之间的关系，以及物质活动与意识之间的关系的认识。［10］基于此，威廉斯给出了自己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模式的理解。
2.2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模式
威廉斯认真分析了马克思思想中“上层建筑”最初的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现实生产关系的法律形式和政治形式，第二层含义是指特定阶级的世界观的意识形式，第三层含义是指人们在全部活动中意识到基本的经济冲突，并对这种冲突进行克服的过程。［11］但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过程中，“上层建筑”的这三层含义变得日益狭隘，主要用来指涉制度机构、各种意识形式、政治和文化实践等范畴。这样做的结果是，“基础”的含义也日益狭隘化，转变成了我们耳熟能详的几个词句：第一，人的现实的社会存在；第二，对应于物质生产力发展阶段的现实的生产关系；第三，生产力发展的特定阶段的生产方式。［12］而这些“基础”概念以及由此而来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模式的理解并不符合马克思的本意。马克思曾经列举了希腊艺术、莎士比亚戏剧艺术以及现代艺术的例子来证明物质生产的发展和艺术生产之间的不平衡关系。［13］在威廉斯看来，马克思主张从总体性的角度来理解和阐释“决定”、“基础”、“上层建筑”等范畴。也正是基于这种分析，威廉斯指出：所谓的“决定”，是指由各种界限和压力构成的复杂的、相互关联的过程；经济基础以及文化实践具有动态与辨证性；上层建筑不是独立的观念体系，而是现实的总体社会过程的重要元素；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应作为一个整体被考察。以这些观点为基础，威廉斯看到了葛兰西霸权概念的重要意义。因为这一概念正好表明了文化的生产性和能动性，因此通过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模式的批判性分析和对葛兰西霸权理论的借鉴，威廉斯提出了三种文化形式的划分。
2.3文化领导权
关于文化和思想领域的领导权问题，马克思曾表达过这样的看法，即在经济和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也试图将自己的文化思想变成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从而将自己的文化合法化。［14］只是，由于当时的社会形势和革命工作的需要，马克思关于文化领导权的思想并没有充分展开。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可以说延续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
2.3.1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在葛兰西看来，市民社会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基础，资产阶级实现霸权，主要不是以暴力等为手段，而主要是通过文学艺术和传媒等文化形态将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等元素渗透到人民大众当中，并尽可能使社会和大众普遍接受和认同这些元素。这就是所谓的文化霸权，这是现今资产阶级统治赖以存在的基础之一。因此，无产阶级要资产阶级，就必须争夺文化霸权，从而建立自己的文化领地，最终获得解放。
2.3.2威廉斯的“霸权”及“三种文化形式”概念。受葛兰西影响，威廉斯给出了自己对霸权概念的理解。霸权总是存在于深处，广泛地渗透于社会中，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意识。它不是简单的压迫和强制，其内部结构总是处于不断的更新、再造和调整的过程，不断地与对立的社会集团及其价值观念进行谈判、调停，尽可能地将对方的利益接纳到自身体系之中，以维护其统治地位。因此，霸权是一种“文化”，是一种在生活中对特定阶级的统治和服从的文化。［15］在此基础上，威廉斯提出了“统治性文化”、“残余文化”和“新兴文化”这三种文化形式。统治性文化是居主导地位的意义和价值体系，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统治性文化的主体掌握着文化霸权。但统治性文化有可能逐渐丧失霸权地位而成为残余文化。残余文化是在过去形成但至今依然活跃于文化过程中的因素。统治性文化为了自身的利益，必须吸取残余文化中对其有益的成分，去除其不利成分。但残余文化中也有些东西与统治性文化是对立的，它们有时候会对统治性文化构成巨大挑战，甚至消解文化霸权。新兴文化是新实践、新意义和新经验。与对残余文化采取的手段一样，当新兴文化出现，统治性文化就试图吸收其有益成分。由于新兴文化主要是与新阶级的出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统治性文化和新兴文化之间往往存在激烈对抗。在这种激烈对抗之后，新兴文化也有可能逐渐转变成为统治性文化，继而受到新的威胁和挑战。［16］这样，三种文化形式之间的争夺文化霸权的斗争不断循环往复，并始终存在于文化和社会发展进程中，体现了文化发展与文化生产的能动性与复杂性，并成为社会发展的推动力。总体来看，英国文化研究实现了对经典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价值观的继承，并主要从文化的含义、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模式的解读以及文化领导权这三个理论层面实现了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继承与发展。
3英国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
英国文化研究不仅深化了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同时对现实社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启发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
3.1文化与社会
如前所述，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论证了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这既是对唯物史观的继承，也是其总体性思想与方法的体现。这种论证对于我们理解某些社会问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上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17］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18］这些言论告诉我们，社会是一个统一体，各个要素之间存在着非常复杂的关系，但在所有这些要素当中，经济居于首要的和根本的地位。因此文化研究和文化发展应考虑现实的社会历史状况尤其是经济状况，也就是说，既要注重文化建设，同时也要以文化建设来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这一观点正是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在论述文化与社会的关系时所强调的观点，因此可以说具有较大的启发性。
3.2普通人的文化
英国文化研究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前提下研究文化问题，致力于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文化的研究，将文化引向日常生活。著名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者汤普森认为，人类活动逃脱不了某些客观规律和某些决定性因素的制约，但这并不代表人就不能对历史产生推动作用。他通过球赛的比喻，说明历史上的男男女女仍然是自己历史的主人。［19］这种对普通人的生活和文化的关注，正是我们现今中国政治和文化建设中正在采取的方针政策。我国一向坚持文化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原则，主张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当今中国社会，大众文化建设已经成为了时代主题之一。一些艺术工作者深入生活实际，关注当下普通人民的生存状态，创作出了很多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秀作品。《中国梦365个故事》等纪录片，就是建立在对普通人的励志故事进行记录的基础之上创作出来的。这些作品源于普通人的生活，更能激励普通人，同时又能为社会发展提供正能量。从这个角度来说，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研究立场与中国文化建设的立场是基本一致的，也因此，英国文化研究理论对于理解中国当下社会文化问题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作者：李凤丹单位：华东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7，732.
［2］［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5，98-100.
［3］斯图亚特•霍尔.解构“大众”笔记［a］.陆扬，选编.大众文化研究［m］.上海：三联书店，2001.51-57.
［7］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m］.吴松江，张文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18-19.
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含义篇10
【关键词】经济法；价值；社会效益
经济法作为以社会整体利益为追求的社会法，它所追求的应该是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提高。而经济效益追求的只是单纯的在经济活动中所获取的经济利益；社会效益则是在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前提下，追求社会的整体效益，其中的社会效益包括政治、人文和生态环境等各个方面，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的社会效益才能被经济法所追求。本文以社会效益在经济法中的集中体现探究经济法的价值。
一、社会效益在经济法价值中的集中体现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也就是处于效率经济的阶段，我国在这一阶段所确立的经济法应该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产物。由此，很多学者开始研究“如果效率是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那么经济效益是否就是经法的价值取向。”这里所说的经济效益是社会总体的经济效率，主要包括劳动生产效率、经营效率、资源利用效率和利润效率等方面，因此，经济法中的效益主要是指经济量的增长和经济质的增长的总效益。其中经济质的增长就是指经济指标不断增长的同时，同经济效益相对应的社会效益也在快速增长。经济质的增长就是经济量的增长发展到一阶段衍伸出来的一种社会效益，当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一同存在时，就有专家称“经济法的效率观不应该仅仅表现在经济效益上，而是应该表现在涉及范围更加广泛和深刻的社会效率上。这种社会效益不仅包含了获取经济利益相对的最大化，也包含了通过国家干预的宏观经济成果、长远经济发展目标和利益、利于人民群众的社会福利以及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优化等社会效益的相对最大化。”由此，我们可以明确看出，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之间关系就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社会效益涉及的范围较广泛，其中包含了经济效益。从传统、当前和未来的角度来看，经济法所追求的价值，应该能够为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快速发展保驾护航，而不能仅仅将经济效益作为价值追求的目标，涉及范围更为全面的社会效益才应该作为经济法价值追求之根本。社会效益之所以能够成为经济法的价值追求目标，一方面是因为社会效益得到更多的价值追求是一种在传统上的延续传承，也是一种境界上的升华；另一方面是因为经济效益从某种程度上说只是一种财富创造的衡量指标，简单地说，追求最大的经济效益就是获得最多的财富，而社会效益则除了最求较大的经济效益，还涉及到社会中的无形财富的获得，这种无形财富的收益不仅包括一些现实的收益，还包括一些隐性的收益。
二、社会效益应作为经济法的根本价值追求
（1）从社会角度分析社会效益作为经济法的价值追求。从经济法产生之日起，就已经将社会作为最大利益的享受主体而存在，因此具有浓厚的社会性。社会整体的利益从字里行间我们就可以看出，它所追求的不是单一体的利益，也不是追求整个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而是将个人利益和整个国家利益有效结合起来，进行必要的综合。从社会角度思考经济法的追求利益就是追求社会整体利益，即综合利益，其中综合利益的对象包括多方面，多种经济利益进行交互融合，相互促进，才可以作为经济法所追求的社会整体利益。（2）从实质公正角度分析社会效益作为经济法的价值追求。经济法作为法律的一种，所追求的根本目的就是实现社会正义和公平，即公正。公正一词，从古至今在学术上很难给其下一个令所有人都满意的定义。经济法作为反思现代法律特点和缺陷的产物，随着现代法律的逐渐完善，经济法也在不断的完善。现代法律形式虽然在不断追求完善之中，但是民商法作为形式公正法律依然存在，这种法律的存在从实质上来看，对社会的整体利益无法起到推进作用，因此，现代经济法基本上是以实质公正作为经济法的主要依据。现代经济法作为一种新型的法律类型，从微观的角度分析，可以起到保护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的作用，从利益分配的角度分析，可以起到对弱势群体进行扶持的作用。这不仅可以有效解决现实社会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也可以促进社会整体效益的扩大和增加，充分迎合了经济法所追求的社会效益目标。
经济法作为现代法律之一，所维护的是社会整体的利益，而不是单一体的利益。从社会的角度来看，经济法追求的社会效益是以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追求的是经济效益和其他社会要素的综合效益的发展。从实质公正的角度思考，社会效益仍然是经济法的价值追求，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李永成.论社会整体利益的经济法调整[J].经济法学家.200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