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经济制度的意义篇1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范式
从经济学范式特征看，新制度经济学同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其价值观、分析框架和基本方法等“硬核”方面基本上是一致的。受主流经济学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采用一般均衡方法、个体理性分析方法、经典物理学与现代数学方法来研究经济问题，把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放在制度变迁的演化中，通过制度的供给需求来分析制度的演化。在研究对象(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和历史分析方法等具体分析方法方面，新制度经济学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相通之处。这样，就决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之间是既相互区别、对立，又相互联系、统一的关系。这就要求我们在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比较分析的基础上，继承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硬核”，借鉴与吸收新制度经济学的某些分析方法与研究成果，进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综合，进而构建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范式。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实质上是制度分析范式
经济学范式主要具有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指世界观，另一方面是指方法论。从世界观的意义上讲，经济学范式所表明的是经济学家们共同的基本信念和价值标准等。从方法论的意义上看，经济学范式是指被经济学家所共同接受、使用并作为交流思想的一套概念体系和分析方法。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特征来看，它是迄今为止最为科学的经济学范式。其内容包括四方面：一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本信念与价值观，二是以唯物辩证法为核心的科学方法与具体分析方法，三是以生产方式范畴为核心的概念体系，四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原理与具体结论。从其基本内容看，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本质上是制度经济理论，马克思采用的是制度分析方法，是较早地把制度纳入经济分析中的理论家。马克思明确地将生产方式及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定义为社会经济结构或经济基础，并将立足于经济基础之上的法律的、政治的及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视为真正的社会制度。因此，制度范畴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中包含着作为经济制度的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和作为上层建筑的与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制度体系两个层面。前者可以看作是一种仅限于经济关系领域内的狭义的制度，后者则可以被视为一种广义的制度。以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然涉及并从本质上剖析作为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固定化和规范化表现形态的一个社会的各种经济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的制度体系。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中，制度范畴的内涵就是社会形态的“生理学结构”，它包含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作为社会生产方式即生产的社会形式的财产制度与劳动制度，这是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二是作为生产关系主要内容的生产过程的管理制度与生产成果的分配制度，这是由社会基本经济制度所决定的派生制度。三是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法律等制度，这是由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所产生并决定的上层建筑。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制度”分为狭义的制度和广义的制度，狭义的制度是指经济制度，即财产制度与劳动制度、管理制度与分配制度，这是仅限于经济领域内的制度；广义的制度是指包括上层建筑在内的整个社会制度，即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这是存在于经济、政治领域的社会制度。马克思主义的制度结构细致缜密，涵盖并详细界定了各种制度内容，科学地揭示了它们之间内在的本质联系，以一种层层递进的结构探讨了各种因素之间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理论的突出特征和最大贡献就是它以生产方式、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形态的内部矛盾为根据阐明制度变迁的动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阐明了制度的“内核”与“外壳”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制度结构中，制度的“内核”是以一定物质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财产制度与劳动制度，制度的“外壳”是体现一定生产关系的管理制度与分配制度；在社会制度的总体结构中，制度的“内核”是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及相应的生产关系，制度的“外壳”是政治法律制度等社会上层建筑。从二者关系来看，制度的“内核”是基础和内容，制度的“外壳”是结果和形式，前者决定后者，后者反映与包含前者。制度的“内核”与“外壳”之间的矛盾作为制度体系的内在矛盾是制度发展变革的决定力量，当一定的制度的外壳能够容纳并适应其内核的发展时，它就能存在与发展：当一定的制度的外壳不能容纳与适应其内核的发展时，它就要被炸毁并被新制度的外壳所取代。马克思正是运用了“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框架论述了人类社会制度的历史更替，向我们展现了一幅社会制度变迁的浩大历史画面。马克思还具体地分析了生产方式发展引起社会制度变迁的机理：生产方式变化(物质生产方式变化——社会生产方式变化)——生产关系变化——上层建筑变化。诺思认为，马克思的分析力量在于强调了结构变迁和社会生产潜力与产权结构问的矛盾。这实际上是指马克思的物质生产方式与其社会形式之间相互作用的原理。因此，可以在某种意义上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为一种制度经济学，或一种关于社会制度分析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科学地确定了以社会制度为内容的研究对象，而且建立了以各种社会制度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范畴与概念体系；不仅具体分析了各种制度因素之间的唯物主义的辩证联系，而且科学地阐述了社会制度的矛盾运动过程及客观规律。今天，我们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就必须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传统，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范式的基础上吸收当代经济学的科学成果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成果，进行科学综合，实现理论创新，努力构建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范式。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制度分析范式应当现代化
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我们不仅要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范式而且必须适应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特征，吸收现代经济学发展的新成果，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构建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范式。首先，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方法，以生产方式理论为基本框架的马克思经典范式是迄今最为科学的经济学范式。同西方经济学相比，它无论在世界观方面还是在方法论方面都具有无可比拟的科学性，无论是对社会经济变革还是对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无可比拟的解释力与指导力。其次，我们之所以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的发展、创新、现代化，是因为当今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两类十分明显的“反常现象”：其一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中大量“反常现象”，其二是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发展中的大量“反常现象”。这两类“反常现象”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经典理论提出了挑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只有实现理论创新，才能对新的大量“反常现象”具有适应性，才能形成适应现代社会生产方式新特征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在信息化、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在马克思经典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指导下，科学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形式所发生的新变化，提出新观点，建立新理论，形成具有现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再次，20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以新制度经济学为代表的经济学迅速发展，形成了许多有价值的分析方法与研究成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充分吸收这些分析方法与研究成果，实现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形成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范式。最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界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方法与基本原理对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新特征和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新模式进行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并对其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解释，形成了引人关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成果，这为我们进一步进行科学探索，构建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奠定了必要的基础。目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经过创新发展已经取得一系列重大的理论成果，构建一个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性的理论框架，将已有的研究成果整合进来，是该范式今后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
从其自身发展趋势看，也需要同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新兴经济学门类进行科学综合。一般说来，经济学范式的运动表现为两种基本形态：一是纵向批判与继承，形成经济学史上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学革命；二是横向兼收并蓄，形成经济学史上一次又一次的大综合(胡进，2004)。西方经济学范式的发展是一个“建立——革命——综合——革命——综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的发展过程，不仅是一个纵向不断进行理论创新、自我扬弃过程，而且还是一个不断吸收其他学派的成果与方法的横向综合过程。从历史上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范式本身就是在广泛吸收当时经济学成果与方法的基础上形成的。构建现代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范式，应当而且必须充分吸收和广泛借鉴当代经济学的积极成果与科学方法。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根本特征是坚持“理性——个人主义——均衡”的分析框架和数学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有四个基本特征：一是以经验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实证分析方法。这种以经验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实证方法把经济学看成是以事实、感觉、经验为依据，具有客观性和规律性的科学。二是个体主义占主导的方法论原则与基本内容。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经济人”和“看不见的手”的假设，这是西方经济学中最基本的假设。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继承了个体主义的原则，并进一步强化了“经济人”假设，使它成为整个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三是坚持一般均衡分析方法。西方主流经济学以均衡分析为基本方法，因为“经济人理性”要求行为的一致、有序和可观测，而只有处于均衡状态的人的行为才是稳定的，具有可观测性或实证性，才能表现出“理性”。四是广泛应用数学方法作为主要分析手段，这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分析方法最显著的特征。总的来说，尽管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本身具有局限性并日益面临经济社会生活的挑战，但其实证分析方法、个体主义分析方法、一般均衡方法和数学方法有其一定的科学性和应用价值，因而是构建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应科学借鉴和利用的。如果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为构建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分析方法，那么西方经济学门类的发展则为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来源。20世纪以来，新制度学派、西方马克思学派、结构主义和演化经济学等学派广泛发展起来，其研究成果大量涌现。从总体上看，西方经济学各新流派的基本共性是在许多方面和很大程度上受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坚持“制度——历史——社会结构”的分析框架和多元主义的研究方法，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及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激烈批判。西方经济学新流派所提出的一些观点与主张，接近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成为构筑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大厦的重要理论来源。在现代西方经济学新流派中，新制度经济学是最值得注意和借鉴的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一是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来分析制度，或把新古典经济学的原理拓宽到制度领域里。新制度经济学所运用的分析方法很多是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方法。如，个人主义分析方法、“成本——收益”分析方法、“供给——需求”一般均衡方法及经典物理学和现代数学的方法，特别是引入实验室实验和计量经济学检验的方法。二是注重社会经济发展、经济实绩与制度创新、制度变迁的内在联系。三是在分析框架的确定上深受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及其理论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虽然在世界观和方法论方面存在许多重要区别，但二者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共性及相通之处。第一，在分析方法上，二者都注重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特别是动态的历史分析方法，因而这两种理论都具有历史感。“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第二，两种理论都重视意识形态在制度稳定与创新中的作用，都认为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变化滞后性。第三，在制度创新的动力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都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寻求制度变迁的动力和源泉。因此，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吸收与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特别是吸收和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与成果，进行科学综合，构建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范式，不仅必要，而且也可行。通过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一新的研究体系对西方经济学各流派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进行创造性的综合，不仅可以实现“优势互补”，而且还能在寻求融合的基础上带来重大的理论创新，进而构建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范式。
三、怎样构建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范式
从总体上说，构建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范式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分析框架来统一整个制度经济学理论，建立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崭新形式。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之所以能承担这一重要任务，是由于马克思制度经济学本身就是一个宏大的理论体系，它不仅具有涵盖或涉及各门社会科学研究内容的理论广度，更重要的是它具有运用独创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框架来解剖制度本质和制度变迁内在历史逻辑的理论深度。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之所以必须实现同新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因为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是一个宏大的制度经济学体系，它为我们勾画的是一个远距离、深层次、长镜头般的制度分析框架，揭示了制度的真正起源和制度变迁的真实过程。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分析框架可以用来解释人类社会制度变迁的规律及其基本趋势，这是一种长期的、历史的、动态的制度变迁观。但由特定的研究对象和历史任务所决定，对短时期内的具体制度变迁过程，这种研究就无法直接回答。马克思主义制度分析框架既缺乏对制度和制度变迁深入的微观分析，又未能采用现代分析技术对理论进行精细化的处理和数理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进行综合，某种程度上就是吸收与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构建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范式是一项宏大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发展与创新工程，需要科学设计、正确推进。从总体上说，这一工程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思路：一是构建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科学框架。首先，要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生产方式理论为基础，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分析框架，即从制度的角度来整理和构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制度分析框架：通过对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研究，来揭示一定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这一研究是本质层次的，它必然涉及并要求从本质上剖析一个社会的各种经济制度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体系，最终形成一个人类社会长期的、本质的整体制度分析的框架结构，以此作为一般制度分析范式的基础。其次，在马克思主义制度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吸收新制度经济学一些相关的分析方法与研究成果，构建一个综合的马克思主义制度分析的科学框架。二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科学框架来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经济结构的本质特征与具体形式，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过程及其客观规律，确立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提出信息化、全球化时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观点。三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科学框架来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经济结构的本质特征与具体形式，揭示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过程及客观规律，确立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提出市场化、全球化条件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观点。
具体说，进行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构建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范式应抓住以下三个主要环节：
(一)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宏观根本制度的研究基础上展开对微观各项具体制度的研究，实现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综合。总体而言，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属于宏观制度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是一个宏大的制度经济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试图解释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不同社会形态之间过渡的客观必然及其各种主客观条件，并从现存社会制度内在的矛盾推演出未来理想的社会形态。它既体现人类尊重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又体现人类理性构建能力和对美好社会制度的追求”。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作为社会经济结构的一定生产方式及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是社会的根本经济制度。新制度经济学所研究的制度，是微观的企业制度、产权制度等具体经济制度，这是社会根本经济制度的具体表现形式。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将这两方面内容结合起来，一是要在生产要素所有制、劳动制度、管理制度、分配制度与政治制度等根本制度分析的基础上研究产权制度、企业制度和国家制度等各种具体制度，即在分析社会形态内在结构的基础上分析人们的具体行为规则。二是要在分析各种法律、契约、政府和公司等正式制度的同时，研究各种意识形态、道德规范和风俗习惯等各种非正式制度。三是要在分析各种制度本身的基础上，分析各种制度的实施机制。这样，既可以从深层次上揭示制度的起源、本质和变迁的真实过程，又可以用更简洁、生动的语言和技术手段来分析社会经济制度的表现形式与运行方式，从而在本质经济学与表象经济学的统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
(二)在马克思制度整体主义方法论的基本框架下运用个体主义分析方法，实现研究方法的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总体分析框架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这是揭示制度起源、本质和真实演变过程的科学方法，显然这是一种整体方法论。“马克思的总体方法可以概括为总体性、社会性、制度性、历史性和阶级性五个基本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深刻地蕴涵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总体规定性、社会规定性、制度规定性、历史规定性和阶级规定性的理解”。同时，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还应采用个体方法论，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基于新古典经济学所采用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这是因为个体分析方法在细致描述和刻画制度形成和变迁特征方面，在运用数理模型来描述和分析具体的制度形成和制度变迁过程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个体方法论能容易地采用自然科学的研究工具和分析方法，从而使制度经济学能使用现代科学的语言和描述方式，对制度和制度变迁的总体过程进行更细致、更具体的描述，有助于我们从总体上更好地把握制度及其变迁的内在逻辑。因此，我们应在马克思制度整体主义方法论框架下运用个体主义方法论来补充与完善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
(三)在阐明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的基本前提下详细分析制度变迁的具体动力，实现基本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综合。在马克思看来，一个社会的生产力的扩张能力即物质生产方式的繁盛与生产的社会形式及其生产关系的适应能力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应当而且必须将社会制度的变迁历史唯物主义地置于“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框架来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则把制度的变迁表面地置于“成本——收益”和“供给——需求”框架来分析，认为制度变迁主体对制度变迁预期收益与预期成本的计较是制度变迁的动力。也认识到在人的动机背后决定人行为方式的客观力量。前者可称之为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后者可称之为制度变迁的具体动力。构建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就是要揭示与阐明制度变迁两种动力之间所存在的密切内在联系：当生产的物质发展要求生产的社会形式进行相应变革时，必定同时存在制度变迁的潜在收益，制度变迁主体会通过预期收益与预期成本比较来努力实现该种制度变迁的潜在收益。如果仅仅停留在制度变迁根本动力的分析上，我们将难以准确地理解和掌握制度形成的具体步骤、原因及制度变迁的具体方式和过程，更不能对制度形成和制度变迁进行数理模型描述和定量分析。只有在阐明制度变迁根本动力的基本前提下详细分析制度变迁的具体动力，并将这两种分析结合起来，才能全面揭示制度变迁的真实过程。
从总体上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的主要内容，既包括研究对象与分析方法的综合，也包括理论观点的科学综合。通过这些综合，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另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得到丰富、完善、发展与创新，形成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这一科学范式体系包括两大部分内容：一是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硬核”部分，如，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及以生产方式理论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制度分析框架，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方法论及以此为核心的矛盾分析方法、整体分析方法和历史分析方法等马克思主义制度分析的基本方法，以及关于制度变革的根本动力、基本主体和主要内容等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等。二是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保护层”部分。如，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综合分析方法：在马克思制度整体主义方法论的框架内运用个体主义分析方法；在马克思历史分析方法的基础上运用“成本——收益”的均衡分析方法；在马克思矛盾分析方法的前提下运用“谈判——合作”的博弈分析方法；在马克思逻辑分析方法的前提下运用“数理——模型”的数学分析方法。又如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新观点：制度变迁的动力是根本动力与具体动力综合作用的统一：制度变迁的范围是宏观制度变迁与微观制度变迁的统一；制度变迁过程是长期制度变革与短期制度调整的统一；制度变迁的主体是社会集团的集体力量与个人参与的统一，等等。
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是一种理论的创新和思想的深化，这种综合是经济学价值判断的综合和演变过程。它既是一种方法论的创新，理论研究内容与分析框架的拓展，又是一种关于制度经济学甚至整个经济学思想认识的深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框架和理论结构是科学的，它需要综合和补充的是不同制度经济学流派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新的研究成果，它需要的是自身理论框架的进一步拓展和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不同制度经济学流派的发展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供了营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种开放的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符合科学发展的正常模式。
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比较研究的基本结论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及西方经济学有重要区别。无论从世界观还是从方法论方面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迄今为止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因此，应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地位与指导作用。同时，应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纳入科学范式的轨道，努力实现其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构建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
(二)新制度经济学尽管在其阶级立场、价值观和基本方法等基本“硬核”方面是错误的，但其研究对象和具体分析方法与成果等方面有许多科学因素和积极意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具有对立性而且具有互补性、相通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科学综合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基本经济制度的意义篇2
【摘要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关键词】社会主义制度/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化
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问题是当代世界最为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由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是当代主流经济学面临的一个崭新问题（Grosfeld,1990）。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是一门比较成熟的关于市场运行和资源配置的学说，但从总体上来说，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并没有一套现成的“过渡”理论或“转轨”理论用来指导经济体制国家改革的重大实践。这意味着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对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而且这个实践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和贡献。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呢？按照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就是整个社会的共产（共同占有和共同生产）、整个社会的自由联合劳动、商品生产和竞争的消除、阶级的消灭等等。显然，这样的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形式是不能结合的。但是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的科学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而言的。而当代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说的由发达资本主义脱胎的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两种不同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正是基于当代实践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最高形态共产主义。就实践中的社会主义而言，我们的基本定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对我国现阶段社会性质的根本定位。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十三大报告做了科学的界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确切地说，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4］。一些学者在讨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中，总是把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的最高形态的特征同市场经济的要求联系在一起研究，如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仅仅归结为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这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公有制形式本身不等于社会主义，较低生产力水平意义上的按劳分配实际上必然导致平均分配。这样来理解社会主义实质上降低了社会主义的标准，模糊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所说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当代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另一种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这种基本制度本身就包含着私有制在内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多元的产权关系、包含着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存在的条件。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多元产权主体的存在提供了市场经济生成与发展的社会环境。
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藕合有其客观依据和历史必然性。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水平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得以共同存在的一个前提。从历史上看，商品经济的生成确实是同私有制联系在一起的，但在私有制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并没有演化为以市场为中心在社会范围的配置资源的市场经济，这说明市场经济的存在是以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水平为前提的，而分工越发达，单个私人资本容纳社会生产力的能力就越有限。社会分工与社会生产力这一矛盾的解决，一是通过建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度，实现生产资料占有、使用的社会化，二是通过生产要素组织方式的变革实现财产占有与运作的社会化来解决的。从社会制度的角度来看，我们选择了公有制度而西方国家则是通过选择了股份公司等企业组织形式来解决这一矛盾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没有消除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必然性，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因财产一定形式的社会化运作而使其经济体制演变为计划经济体制，因此笔者认为把市场经济区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不科学的。市场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手段，它直接联系的或调节的对象是生产要素或财产的组织单位——企业，而不是所有制制度。市场制度所要求的是采取什么样的生产要素或财产组织形式使企业既能适应财产社会化运作的要求，又能按照市场价格信号组织生产和经营的经济主体。历史上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法人产权独立于所有权，所有权与法人产权分离与制衡机制的创立，曾使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突破自身的局限，适应社会化生产要求，在社会范围内组织生产。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可以通过对公有制财产组织方式的创新和所有制社会结构的调整，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创造条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与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性质的相藕合，也与计划经济体制所造成的经济低效率直接相关。本来意义上的计划经济是以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前提的，全部社会生产都要有组织地进行，社会对全部劳动和资源都要有计划地配置和调节，商品也就随之自动消失了。从理论上来说，计划经济同科学社会主义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是相同的。从计划经济的现实来看，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实践中的计划经济，共同特点都是排斥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其运行机制是通过国家的统一计划和行政手段来调节，计划经济运行的基础是政治安排，而政治的本质是支配与强制，即国家对社会经济实行全面垄断和政府的超经济强制，因而是一种“统制经济”、“命令经济”，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单纯理解为一种配置资源的方式、方法和手段是不正确的。市场经济有三个最为基本的特征：私有财产制度、自由经济制度、市场配置资源。这与计划经济的基础和本质是根本对立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借以产生和存在的制度基础是完全不同的，不能奢望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改良出市场经济。事实上无论是理论意义上的计划经济还是实践意义上的“统制经济”都是同市场经济相根本对立的。如果不是这样来理解，那么就意味着不进行彻底的产权制度改革，就可以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种模煳认识是非常有害的。作为一种经济制度，真正的计划经济只有在市场经济的历史任务完成之后才会出现，而“统制经济”实际上是超越客观实际、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制度选择。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还有着一种与市场经济本质要求相适应的世界性背景和意义。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没有国界或地域限制的，市场经济的这种属性必然要求打破国家或地域的限制，从而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生产和经营，跨国公司的出现正是市场经济这种本质属性的外在表现。因此，世界经济国际化、一体化的趋势，无疑使中国经济隔离于世界市场的“经济鲁宾逊”式的设计最终归于梦想。世界需要中国，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侧面，如同一枚硬币有正反面一样，问题的另一面是：中国也需要世界。然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为主体是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企业，而不是政府。因此，我国高度集中体制下的传统的经济模式中，政府作为一个超级的“经济托拉斯”来与国外企业发生经济利益关系和竞争，不仅是不公平的，而且必然导致经济的X非效率。因此中国建立与世界上市场经济国家的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相接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便有了理论上的或概念上的依据。我们把对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置于国际大背景的坐标之中，就会看到市场经济体制也是我们在市场经济的总体氛围的条件下的现实选择。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们可以说，中国加入wto的实质是同市场经济制度接轨。
二、市场化及其标准
自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流，特别是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市场化改革就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和价值取向。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不少学者也对改革的市场化进程和改革的绩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于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基本判断，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我国已经进入由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时期。这就提出了一个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即市场化及其判断标准问题。
笔者认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至少需要研究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如何理解市场化；二是市场化有无标准；三是市场化的研究方法问题。
市场化是一个与市场经济直接相联系的范畴。国内学者和研究机构对市场化的理解是有一些分歧的。例如，国家计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课题组认为，市场化是指资源配置方式由政府行政配置向市场调节的转化，具体说，就是“取消或放松国家对商品生产要素供求数量及价格的管制”。而较早系统研究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学者陈宗胜教授认为，市场化进程是市场机制在一个经济中对资源配置发挥的作用持续地增大，对市场机制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增强的演变过程。市场机制包括供求、竞争、价格、风险、利益机制等，是市场化理论含义的延伸［3］。把市场经济看做是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作用持续地增大的过程这个定义非常符合新古典经济学的正统规范，但是忽略了市场经济中作为市场主体的人的博弈行为和博弈过程，见物不见人。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自从19世纪末新古典主义的创始人马歇尔等分析供给与需求以来，资源配置问题就成为经济分析的主流，但新古典经济学没有分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供给和需求背后恰恰是人作为市场主体的行为，因此现代经济学把市场过程更多地理解为市场主体的博弈行为和博弈过程。另外把市场化单纯理解为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会偏离市场化的本质。已如前述，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私有财产制度、自由经济制度、市场配置资源。把市场经济理解为市场机制调节配置资源的过程，是有一定的理论假设和前提的，那就是在一个完全竞争和市场化已经完成的经济中，在私有财产和经济自由已成为既定前提的条件下，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自然就是由市场配置资源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市场经济才被称为由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制度或经济形式。经济市场化就其本质来说，首先是经济主体的经济自由权利的确立、实施和得到有效保障的过程。经济自由权既包括个人的财产所有权，也包括劳动力的个人所有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市场化的实质就是经济自由化。市场主体在明确的产权关系和平等互利的条件下，自主从事交易活动，交易双方不仅能够从中获得利，而且还能够创造合作剩余，这样就使原来我们认为并不增加社会财富的交易活动具有了生产性，市场的激励和约束作用也因此凸现出来。
第二个问题，关于市场化有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问题，专家学者们也是有不同的观点。多数研究者认为市场化进程有绝对的标准。这种观点最有代表性的学者陈宗胜教授认为，要判断和评价体制改革是否达到目标，就必须对测度市场化程度的标准作出界定，尽管这是一个难以统一的复杂问题，但是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就不可能作出统一的结论。所以，他认为，应以100％作为完全的市场化的标准，以0％作为完全计划化的标准。其理由是由于各个市场经济国家中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是不同的，而且同一个国家对不同领域的干预、在不同时期的干预都不完全一致，所以，如果不是以100％来界定完全的市场化（尽管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市场化程度达到100％），而以某一个市场发达国家的市场化程度作为对比的基础或参照系，那么，不同国家的比较就失去统一的标准，同一个国家的不同领域或不同时期的比较也会发生困难。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市场化没有绝对的标准，只有相对意义［8］。持这种观点的专家学者认为，计算或测度市场化程度的绝对值不是一个科学的方法，也不能从绝对值的意义上去理解市场化程度。说一个国家的市场化达到一个百分数，会给人一个错觉，好像世界上存在一个100％市场化的国家，而这样的国家并不存在；即使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调控的手段、方式、程度等方面也不完全可比；特别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市场化的内涵也相应改变，所以，不存在一个静态不变的市场经济标准。因此，对市场化进程的绝对评价是无意义的，而只能进行不同地区之间进程快慢的相对比较，即以名次之类的顺序尺度进行衡量。
笔者认为，市场化不仅在性质上是可以定性的，市场化的过程在本质上可以看做是经济自由化的过程，而且在标准上也是可以界定的。也就是说市场化的含义是双重的，既包含过程，也是指一定的标准，严格来说它是指市场经济发育的一定程度而言的。从过程的角度来看，假设一个国家的市场化水平是从5％向10％过渡，我们就不能认为这个国家或地区是市场化了。这就意味着市场化不能单纯是指过程而言的。其次对于标准来说，它是从静态的角度对市场化的程度的一个限定，即规定了市场化的最低标准，比如说5％就不能说是市场化了。至于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经济交易越来越突破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范围而在全球范围组织经济活动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以及对不同地区之间的市场化程度只能进行相对比较等观点，并不能说明市场化本身是不能测定的，而只是说明市场化的测度的研究方法问题。
关于市场化程度的判断标准，一般认为，市场化程度在15％以下可称为非市场经济或坟墓经济，市场化程度在80％以上可称为成熟或标准的市场经济，市场化程度在60％—70％之间可称为准市场经济，市场化程度在40％—50％可称为转轨中经济，市场化程度在50％—60％左右可称之为接近准市场经济或转轨中经济。国内学者对我国目前市场化程度的判断尚有一些不同的判断，主要是有高、中、低三种估计，高位估计是65％，中位估计是55％—60％，低位估计是60％［7］。正是基于我国市场化程度已经基本达到或已经接近60％的判断，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五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指出：我们已经初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新世纪5—10年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时期。我认为关于我国市场化程度的判断基本上是比较准确的，国外的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也可以说明这一点，据世界遗产基金会与《华尔街日报》利用50多个经济指标对世界150个国家的经济自由化程度的评价结果，中国市场化程度大致相当于美国的50％，考虑到可存在的人为的偏差，中国经济市场化的程度估计至多达到美国的60％—65％，处于这样的水平，我们可以认为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对于十五期间，要在5—10年中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却有相当的难度。从西方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英国、美国和日本来看，英国大体上用了250年使英国成为标准的市场经济国家；美国用了100年左右的时间成为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我国封建制度几千年，计划经济30年，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一场深刻的长期的社会革命，对此，我们还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如生产要素市场化问题、市民社会的建构问题等等，对此我们应当有科学的判断和充分的思想准备。
市场化程度的研究和判断，需要建立科学的指标体系和研究方法。国内学者提出的有代表性的指标体系主要有：江晓薇、宋红旭［5］提出的测算指标是：（1）企业自主度：包括企业的14项自，即生产经营权、产品劳务定价权、产品销售权、物资采购权、进口权、投资决策权、税后利润分配权、资产处置权、联营兼并权、劳动用工权、人事管理权、工资资金分配权、内部机构设置权、拒绝摊派权；（2）市场国内开放度：包括农业生产、工业生产、物资流通、商业流通、价格调节、投资管理；（3）市场对外开放度：包括进口依存序、非关税壁垒，直接投资实际额；（4）宏观调控度：包括税收负担、政府补贴、贸易管理、社会消费、信贷管理；国家计委课题组［6］是从商品市场（包括生产环节和流通环节）的市场化和要素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和资金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入手进行测算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实际上就是国家已经放开、主要由市场进行调节量的那一部分占全部市场的比重。顾海兵［7］则是从要素市场化方面进行研究。他提出的测度指标包括：（1）劳动力市场化，包括农村劳动力市场、城镇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的户口管理体制及城镇、城乡的户口封闭体制；（2）资金市场化，包括资金市场的主体结构、资金结构、利率结构；（3）生产市场化，包括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产三产业；（4）价格市场化，包括重要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和公用事业价格、房地产价格、医疗价格。陈宗胜［3］认为，对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的测度，最好按经济体制自身的构成，即企业、政府、市场三方面展开分析。徐明华［8］则从8个方面进行了测算，这8个方面包括：（1）所有制结构：包括工业总产值中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非公有制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等5项具体指标；（2）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效率：包括GDp与政府消费之比、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等6项具体指标；（3）投资的市场化：包括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非公有经济投资的比重、基建投资中非国家预算内资金的比重等3项指标；（4）商品市场发育：包括出口总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商品销售额与工农业产值之比等3项指标；（5）要素市场发育：包括合同制职工占全部职工的比重、每万人职业介绍机构数等5项指标；（6）对外开放：包括外贸依存度和人均实际利用外资2项指标；（7）经济活动频度：包括每万人商业网点数、每万人工业企业单位数等3项指标；（8）人的观念：包括每万人个体户数、每万人私营企业投资者数等4项指标。笔者认为，运用不同的指标体系来探索研究市场化的程度判断本身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事实上每个指标体系都不能做到完全真实地反映市场化的程度，重要的也不是运用不同指标体系判断市场化程度的差异，而是对市场化进程的基本趋势的把握。就研究方法而言，笔者认为应当结合借鉴美国遗产基金会的研究方法，该基金会的经济学家首先把经济自由化定义为“对于政府在生产、分配、消费等方面管束的消除”。他们对经济自由化指数的测量也是针对政府对于经济所施加的束缚程度进行考察，因此这种考察的具体对象主要是政府的相关政策。这种考察是对影响经济自由化的“投入”方而不是“产出”方进行考察；该机构共设置50项变量或指标，采用分值测度的方法进行“打分”和评估。这种方法的实质是考察制度因素对经济自由化的影响及影响程度。当然影响一个和地区的市场化程度的差异还有人口素质、技术水平等多方面因素，可以考虑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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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经济制度的意义篇3
关键词：紧张意识形态价值目标国家治理
在《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紧张论析》（《求实》2012年第5期）一文中，笔者从社会属性、出身和地位三个方面论述了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紧张及这种紧张对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状态和发展趋势的影响。文章发表一年多以来，笔者继续深入思考，认为基本经济制度所规定的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之间在意识形态属性、价值目标和国家治理要求上的紧张同样存在，且与前文所论述的两者在社会属性、出身和地位上的紧张有着必然的联系。
意识形态属性上的紧张：社会主义与非社会主义
何谓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形态的本质是人们的社会价值观念体系，即由人们的社会地位、主要是经济地位及利益所决定的反映人们的社会价值取向和历史选择特征的思想体系”，“在有阶级的情况下，社会意识形态总是有阶级性的，总是一定阶级、阶层的意识形态或思想体系”。作为对无产阶级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及利益的直接反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在社会价值取向的多个层面颠覆了人类几千年的传统价值。表现在所有制上，就是明确规定公有制是资本主义替代社会的不二选择。之所以如此，其基本理据在于私有制是阶级剥削和阶级斗争的根源。当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宣布“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时，所蕴涵的另一个论题就是至今一切社会都是私有制的社会。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中，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被肯定为积极性的、推动历史前进的，但并没有对此绝对化（前述历史作用只限于阶级社会）。因为，人类社会最后一次阶级斗争将消灭一切私有制，“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阶级斗争带来的社会灾难和社会停滞不过是阵痛而已。之后，在公有制的条件下，通过奴役一部分人、牺牲一部分人的自由发展去满足另一部分人自由发展的社会将不再出现。可见，公有制一开始即作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存在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家的大脑及其经典著作当中。无产阶级作为社会历史的主体，一直被社会主义思想家赋予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这一思想体系的实践者角色。对无产阶级而言，其社会价值观念体系在它们的阶级意识本身被意识到之前，似已先验地存在。经过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公有制终被物化为活生生的经济生活现实并被制度化，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制度。前苏联如此，三大改造后的中国亦如此。1978年至今，我国现实经济生活发生了与社会主义经典思想家预设蓝图不一样的变化，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仍然强调“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并多次强调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将它与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直接等同。
从社会属性上看，非公有制经济属于社会存在的范畴。这已为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所论证。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尽管非公有制的观念是物质生产自然发展的客观结果，却还是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其继承人赋予非马克思主义和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标签。而且这种标签完全可以脱离其经济基础，似无根幽灵般漂浮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空间中。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经验证明，运用强大的无产阶级机器，在短短的时间内变私有制为公有制，不是一个艰难的任务。但所有制形式的改变易，观念的脱胎换骨难。尤其是所有制的改变并没有带来预期的社会效果，针对观念的改造、强化或固化就是必然。这就可以解释前苏联在农业集体化后，我国在1956年三大改造后，为什么政治运动还会此伏彼起。所有运用物质武器的运动根子上都是为了改造或涤除精神上的非社会主义成分。如果精神上的改造无法成功，甚至可以给予肉体的消灭。其简单的逻辑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但历史的吊诡是，“两个必然”被证明还只能是一个遥远的梦。激情之后，茫然之中，人们发掘出了“两个决不会”。在马克思写于100多年前的几十个字面前，人们终于冷静下来，对公有制的极端迷信终于降温，在意识上也承认了非公有制经济作为一种社会存在还有相当长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可是，意识上的承认只是对客观的无可奈何甚或屈从，绝非意识形态上的接受或认可。“把非公有制经济纳入到基本经济制度之中，是因为他们同作为主体的公有制经济一样，也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因此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容，而不是因为他们也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非公有制经济非社会主义性质的紧箍咒并没有解除。
公有制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与非公有制经济的非社会主义性质的截然二分共存于现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当中，并被写入宪法和。究其中因缘，却大相径庭。公有制经济在所有制形式上的社会主义性质是社会主义成为制度现实之前的先验式存在，社会主义成为现实后，先验式的理论变成了经济层面的社会现实。这是观念上层建筑通过政治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直接操作。非公有制经济非社会主义性质的被定位表面看是基于其所有制形式，其实更在于其分配的实质内容和结果。历史上，我们对公有制只追求形式，忽视其分配的结果和效果；对非公有制，我们因看到其分配的结果和内容，从而否定其形式。如此定性显然出于思维上的意识形态惯性。从理论上而言，定性不同的两种所有制共存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本身就还是一个带有浓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色彩的范畴，在这个范畴内，如何有效控制非公有制经济的负能量和反作用力，决定着基本经济制度本身的社会主义性质，并最终拷问国家和政权的性质。但在政策措施的实际操作层面，却存在与理论推演不一样的、诸多难以预测的因素和变化。这些年来沸沸扬扬的所谓“国退民进”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与民争利，因为从理论上讲，能代表人民利益的恰恰是国企，而不是民企。关键的问题是，在基本经济制度的框架内，对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性质上给予不同定性，无疑为公有制经济的进退提供了最可靠的制度保障和理论依据。而对非公有制经济而言，具体经营活动的弱势还不是它们心底深处的忧虑，真正的忧虑恐怕是来自意识形态上的“非我族类”的歧视和排斥。
价值关系上的紧张：制度根基与个体的经济私利
价值关系也称意义关系，是指现实的人同满足其某种需要的客体的属性之间的一种关系。在此意义上，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作为价值客体，其价值主体在理论上皆可推演为现实的人。但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语境中，尽管现实的人的哲学性没有被公开否定，却已被隐藏起来。哲学性被现实化为、凸显为政治性，现实性的人也被“人民”所替代。此后，在马克思主义的文本中，“人民”与阶级、国家、政党等一起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话语体系。无数个具体的现实人的需要最终被人民的集体需要替代，一个崭新的价值主体产生了。当私有制被论证为一切剥削和压迫的根源，被钉上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标签后，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及其理论家和领袖以一种不言而喻的逻辑选择了公有制作为人民满足自身需要的制度客体。如果说私有制被贴上剥削根源的标签，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生产实际情况进行理论上的逻辑论证得出的结果，表征的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那么公有制则仅是这个逻辑终点上的一个惊险的跳跃，落下来，就奠定了一种迥异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新制度的根基。以这个根基为根，在其上生长出整个社会制度和体制体系，反映和服务的都是人民的利益和需要。于是，一种新型的价值关系确立了。究其缘由，作出如此选择的逻辑并不复杂。一是私有制被否定后，只能选择公有制，因为历史和现实都无法给出第三种选择，如果不选择，理论也就失去了归宿，没有归宿的理论自然也就没有信仰者。二是经典理论的直接目的是消灭人对人的剥削，这是典型的意识形态命题和任务，蕴涵的另一层含义是，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首先在道义上天然胜过存在剥削和压迫的社会，而且也是人民能够接受和认同的社会。三是物质生产方面，整个社会将变成巨大的“辛迪加”。人民中的每一个分子将会积极发挥自己的国家主人翁精神，把自己主观上的积极性和体力、智力都发挥到淋漓尽致。这是国家和政权对人民道德素质的高度信赖。这一在理论上完美无缺的价值关系是否能变成真实的实践关系，实践已给出了回答。
“”结束，面对现实社会主义与理想社会主义的巨大落差，执政党领导人的痛感神经受到了剧烈的刺激，这样的刺激不是来自抽象理论的苍白或非难，而是来自一个个具体生命的悲凉和苦难。小岗村民为摆脱苦难的冒天下之大不韪，与党的领导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考上下结合，使社会主义首先在农村立于坚实的物质基础之上，而摆脱了虚无的理想化。从小岗村的经验被上升到国家的体制层面，到非公经济由公有制经济的补充被认可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再到修宪明确规定保护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承认了人的逐利性及人作为经济动物优先于政治动物的亘古定律；承认了市场是人们竟相逐利的合理场所，市场交换是迄今为止人们实现其经济利益最有效的手段；并且从上层建筑的层面给予非公经济以制度承认和法律保护。对人首先是经济人的社会属性的意识形态认同，以及为人的这种社会属性的实现提供制度和政策支持，使党的执政获得了新的合法性。我们甚至认为，中国能避免类似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那样的悲剧，正是“因为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生活一天天好起来，特别是最近十年。是真好，不是假好。对改革开放，人民是拥护的，人民看到中国是大有希望的”。“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由此可见，得益于30多年来非公有制经济对个体价值的实现，从而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低潮时期，中国最终确保了自身制度价值的稳定。
但一定时期内个体价值的总和对制度价值的确保不是一劳永逸的。这既在于个体的需要是变动不居的，使一定程度个体价值的实现对制度价值的正能量在边际效用上只能逐渐递减；也在于我们的改革还远未完成，诸多体制本身存在问题，不同程度地阻扰个体价值的进一步实现。所以，个体价值与制度价值的良性互动，依赖于体制的完善性、完善后的稳定性、僵化后的自我修补性。观照基本经济制度所规定的两种不同形式的所有制，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确立，其终极价值是确保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其旨归则为确保个体价值的实现。可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有制经济对个体价值的实现有何能直接感受到的作用呢？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公有制经济无法避免“公地悲剧”的出现，也就使个体价值消弭于无形之中。而今，公有制经济凭借独一无二的优势，不但避免了悲剧重演，而且成就了一幕又一幕的喜剧。问题的关键是，这一幕又一幕的喜剧如何去关怀个体价值的实现？如果“公地喜剧”不但无法促进个体价值的实现，反而使人们在个体价值的实现上存在被压制感、被剥夺感，这样的“公地喜剧”对制度价值实现的作用又该如何去回答？不能否认，一切制度价值的实现，最后都必须归依于公民个体价值的实现。当“公地喜剧”背离了公民个体价值的方向，其实现制度价值的初衷又焉能保证？
国家治理要求上的紧张：行政权力的固化、强化与弱化
公有制经济是行政理性自觉设计的结果。它因行政权力而生，也因行政权力而存、而荣。计划经济时代，公有制经济是行政权力的附属物，尽管是经济资源的生产者，但有限的经济资源也不是由自己支配。而由于信息的封闭、不畅通和激励的缺失导致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低，更使公有制经济成为行政权力的沉重包袱。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与其他市场主体相比，它继续享有其他市场主体所没有的行政支持优势或由行政权力衍生的其他优势，并将这种独一无二的优势在广阔的市场上兑换成巨大的经济利益。通过垄断资源和经营，公有制经济不仅实现了自身的“公地喜剧”，而且为行政权力的运行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经济支撑。行政权力和公有制经济实现了相互间政治、经济利益的互惠和互换。这种双赢的局面，使公有制经济对行政权力有着现实性的喜爱和依恋。加上与行政权力与生俱来的特殊关系，在国家治理层面，公有制经济对目前自身与行政权力的关系有着固化的特殊要求，即行政权力保证其在资源、能源、信息、经营等方面的特许权或独占权。可见，固化或强化行政权力不仅来自公有制经济诞生以来的惯性，也是巨大的经济利益使然。另一方面，公有制经济通过税收、利润等形式为行政权力提供巨量的财政收入，使行政权力固化、强化公有制经济现行状态的愿望也十分强烈。这种自产型的财政体制使行政权力能够不完全倚赖或不用过多倚赖公民税收就能正常运行，“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国家还是人民都容易形成一种自产国家独有的‘财政幻觉’，即‘国家养人民’”。从而弱化了行政权力对纳税人意见、要求和权利的重视与尊重，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公民意识的养成和公民社会的培育，延缓而不是促进了国家治理尤其是市场经济治理走向法治、善治的历史进程。
非公有制经济是市场自发发展的结果。非公有制经济与生俱来的逐利性决定了市场经济的本质必然是法治经济。缺乏法治，市场必将陷入无序，其表征就是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盛行，人人陷入自危境地，最终窒息社会发展的生机和活力。市场失序，不仅是市场的灾难，而且是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在内的全面性社会灾难。只有法治才能营造一个普遍范围的良好市场环境，它不仅约束微观市场行为主体的经济行为，而且对来自市场外的无理干预进行排斥和限制。法治经济，是市场经济形成以来，非公有制经济用以约束彼此和限制市场外行政力量干预市场的唯一有效武器。市场发育的程度与法治程度成正相关关系。因此，在国家治理层面，非公有制经济宏观上要求国家权力能供给良性的法制环境和治理环境，微观上要求国家权力对具体行政行为能施以有效的约束。这样的要求，一是来自对国家责任的认识；二是来自非公有制经济自身的纳税人意识。纳税人意识一旦形成，纳税人权利也必然苏醒。纳税人意识、权利与国家权力良性互动，才能催生真正的法治。两者的良性互动不能仅依靠国家权力对纳税人在法制、政策、方针层面的认可、保证和尊重，更依赖于纳税人对涉及自身利益的公共事务的知情、参与与决策介入，也就是纳税人社会主义民主意识的觉醒和民主习惯的养成。由其切身的经济利益所决定，由小及大，渐进地推动和实现国家治理的民主化、法治化，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非公有制经济力量的壮大，纳税人权利意识也已经逐步苏醒，理性的权利主张也开始通过各种途径提出，这股来自以非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权利主张潮流在推动国家治理走向法治化的进程中已经发挥了瞩目的作用，并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在国家治理层面的相异要求，正是我国现阶段进一步深化改革的焦点、难点。受益于行政权力，公有制经济在市场上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受损于行政权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空间、发展能力、发展资源无端受限。一益一损，决定了两种不同形式的所有制对行政权力的态度迥异，及对国家治理要求中民主与法治的走向、程度也有所不同，从而产生国家治理层面的紧张。但严格说来，这种紧张不会发展到使整个基本经济制度受到制度层面的质疑或否定。在制度层面，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制度成果，否定公有制，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正当性荡然无存。非公有制经济是1978年以来30多年改革开放积淀下来的宝贵成果，否定非公有制，当代中国改革开放有可能回到原点，甚至有可能从原点倒退回去，重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老路。因此，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道路上是一致的。两者在国家治理层面的紧张集中凸现于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和行政权力与市场的关系界定。对天然具有自我膨胀欲望的行政权力而言，能有效界定其与市场关系、规范其行为的只能是法治，而民主又是法治的前提。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在国家治理层面的紧张最后归结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的的完善程度，具体表现为公共决策过程中公民的角色、作用及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的角色、作用的法制规范和执行。
结论
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在意识形态属性上、价值目标上、国家治理要求上内在紧张的产生和形成，在认识论的层面，相互间有着严密的逻辑关系。由于意识形态属性的定位不同，基于意识形态之上的价值判断必然有所不同，从而致使以价值目标为导向的具体治理要求出现差异。对认识上逻辑关系的变化或中断，无法预先设定一个必然性的逻辑进程或历史进程。逻辑链条上任何一个环节的变化，都有可能导致认识上逻辑关系的变化、中断、甚至颠覆。意识形态层面的思想解放，价值目标上的重新判断，国家治理要求上的此消彼长，皆有可能使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整体性、结构性的内在紧张缓解或逐渐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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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经济制度的意义篇4
【关键词】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权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识码】a
基本经济制度是国家依据社会性质及基本国情，通过法律对社会经济秩序中生产资料归谁所有作出明确规定的经济制度，是最基本的关于生产关系的规定，即一个国家法律规定的所有制组成结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宪法》第六条明确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猿趾筒欢贤晟苹本经济制度，是国家长治久安、持续发展繁荣、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所在。
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过程就是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
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得出的空洞理论产物，而是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不断完善的过程。这一完善的过程呈现出两个最主要的特征：一是始终坚持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并不断更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二是对非公有制经济性质和作用的认识不断深入，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不断提高。这两个特征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那就是解放思想。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邓小平同志对于这个《决定》有着高度评价：“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是这么个评价。”“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邓小平同志之所以对这个《决定》有这么高的评价，原因就是解放了思想，开创了新的局面。
在我国所有制结构中，除了国有经济外，还有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经济、外国资本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所有制形式只能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发，而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不能照抄别国的模式，也不能从对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个别论断的教条式理解出发。在所有制问题上，我们有过沉痛的历史教训，总认为所有制的形式越公越好，因此出现了超越阶段的冒进问题，对生产力造成了严重破坏。
对于公有制而言，所有制与所有制的实现形式是有区别的，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我们所说的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份和集体成份。因此我们要积极探索包括股份制在内的各种公有制的可能实现形式。我们要解放思想，认识到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也不是以国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没有高低之分，混合所有制还将不断提高公有制的引导力，可以是更广泛的形式。
十以来，通过解放思想来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又有了新的进步。首先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成立后，深改组会议通过多项落实制度的文件，其中包括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方案》，第十六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意见》，都是解放思想带来的重大成果。尤其是2016年11月4日深改组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以下简称产权保护《意见》），引起社会极大反响，获得各界一致好评，对于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具有里程牌式的意义。
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首先使国家占主导的生产关系能够紧密地跟进生产力不断发展的步伐，促使生产关系能够时刻满足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进而使经济能够长期繁荣发展。其次，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确保了我们国家能够始终保证社会主义的正确发展方向，同时尽量避免开放型经济造成的负面效应，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最后，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能够为社会成员创造良好的预期，增强社会信心，使有恒产者更有恒心，有利于应对经济结构调整期，保持经济稳定发展。
保护产权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要求
著名经济学家科斯提出的科斯定理表明，“只要财产权是明确的，并且交易成本为零或者很小，那么，无论在开始时将财产权赋予谁，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都是有效率的，实现资源配置的帕雷托最优”。这实际上就是说，财产权越明确，交易费用越低，经济的发展就越通畅。而坚持基本经济制度的最大特质就是明确产权，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主要内容就是保护各类产权、依法保障权利的行使，就是降低交易费用。
在长期实践中，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对于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健康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基本经济制度作用的发挥面临着重大的挑战，在产权保护的领域尤为突出。对此，产权保护《意见》有着清晰的认识：“我国产权保护仍然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和问题：国有产权由于所有者和人关系不够清晰，存在内部人控制、关联交易等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利用公权力侵害私有产权、违法查封扣押冻结民营企业财产等现象时有发生；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侵权易发多发。”
产权保护《意见》指出：“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保护产权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要求。”实际上，产权保护本身就是基本经济制度的核心问题，基本经济制度概念的核心就是产权即所有权，以国家的最高大法《宪法》明确基本经济制度，就是为了保护产权。从最直观的角度来说，保护产权就是让国家的财产不受各种侵害，就是要使人民群众个人、家庭的财富不被侵犯，就是保护人民创新创业的积极性。如果产权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那么不仅法律的权威受到了伤害，而且我们设定基本经济制度的目标也就落空了。
2004年第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宪法修正案》（以下简称《修正案》），该《修正案》的一个重大内容是把原《宪法》的第十三条“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这次修改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保护范围由列举方式变成概括方式；二是增加了征收征用制度的规定。对比修改前后的内容可以看出，修改后的《宪法》加强了对私有财产和个人利益的保护。原《宪法》用列举的方法，规定了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等合法财产，却并未列举生产资料。而随着私营企业的发展，有产者越来越多，除劳动收入以外，还可以拥有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并获取收益。鉴于此，2004年的《宪法》修正不再采用列举的方法，而是直接规定保护范围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私有财产是一个概括性的概念，包括一个公民所有的一切具有财产价值的权利和利益，既包括生活资料，也包括生产资料，如厂房、设备、土地使用权、投资收益、各种无形资产等，这就明确地扩大了保护范围。
在这次《宪法》修正前，《刑法》《民法通则》中都有保护私有财产的条款，但《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如果在私有财产保护上表述得含糊不清，基本法、单行法表述得再清楚，就整个法律体系而言，私人财产仍然无从真正获得完整的法律地位。此次《修正案》明确提出“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是对私有财产权利的承认和尊重，大大提高了私人财产权的地位。此外，《修正案》对私有财产和个人利益的保护还体现在明确了征收征用的三个条件：第一是为了公共利益的目的；第二是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第三是必须予以补偿。这三个条件就是要约束政府的行为，如果没有这三个条件，个别地方政府可能会借口征收来侵占个人的财产、侵犯个人利益。
由此可知，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对于通过提高立法来提升产权保护的力度，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产权保护的状况。但是，徒法不足以自行。近年来，产权保护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没有解决民企的“原罪”问题，因为《宪法修正案》规定仅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一些腐败势力也利用这一点，侵害私有产权，导致违法查封扣押冻结民营企业财产等现象时有发生，还有比如地方政府不遵守招商过程中的承诺、协议这样的新问题。这些缺漏和新的侵害产权的方式，使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在降低交易成本、稳定社会预期上的作用大打折扣，对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作用的发挥造成了伤害。
为此，最新公布的产权保护《意见》就这些问题作出了专门的规定，其目的除了加强对国有产权的保护之外，就是要有效落实2004年《宪法修正案》保护产权的精神，稳定各类投资者的预期，规范并保障市场主体的生产经营行为，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产权保护《意见》就平等保护产权、妥善处理历史形成的产权案件、严格规范涉案财产处置的法律程序、审慎把握处理产权和经济纠纷的司法政策、完善政府守信践诺机制、完善财产征收征用制度、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等内容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促使相关法律法规的执行落实到位，防止走偏、侵害产权，这充分表明了党中央对这一关键问题的重视。
当前提出产权保护的重大意义
保护产权，要有制度性的安排，上升到制度层面后，就成为对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坚持和完善。《宪法》规定了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但是《宪法》作为最高大法，其特征是没有具体的执行和处罚性的条款，需要包括《民法》《刑法》以及各类诉讼程序法的具体落实和规范，同时还需要政策的补充和指引。有恒产者才有恒心。尤其是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面对人民币持续贬值、民间投资大幅度下滑这样的严峻挑战，必须让所有的市场主体感受到中央保护产权的决心，以法治化、制度化的方式推进产权保护，稳定社会预期，增强全社会的发展信心。因此，继2004年《宪法修正案》后又提出产权保护《意见》，能够进一步为创新创业提供良好的环境。只有为社会中一切合法财产提供切实有效的保护，才能坚定民营经济长期发展的信心，才能形成高效运作的市场竞争环境，才能最终为我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提供持久的动力源泉。
2016年3月，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民建、工商联界委员并参加联组讨论时指出：“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确立的一项大政方针，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护产权是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基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使社会财富大量积累，各类资本流动、重组、融合的频率不断提高。在这种背景下，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就必须有完善的产权制度作保障，使对公有和非公有产权同等保护的标准逐步完善，对执法司法行为进一步规范。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通过“摸着石头过河”并不断总结经验，进行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也使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逐步形成。许多民营企业家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成长壮大起来的。在国家制度本身不够完善、各种羁绊如影随形的情况下，不能苛求民营企业家们都出淤泥而不染，因此不能以“原罪”而侵害其产，必须严格遵循法不溯及既往、罪刑法定、在新旧法之间从旧兼从轻等原则，以发展眼光客观看待和依法妥善处理改革开放以来各类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经营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问题。
在创新创业如火如荼的互联网和工业智能时代，还要特别注意对知识产权这一特殊权利的保障。只有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才能促使科技进步；而只有颠覆性科技的出现，才能使劳动生产率有突破性的进展，继而使经济保持长时间的持续增长。与此同时，对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也是克服商业和资本垄断对创新危害的必要条件，因此有效保护知识产权也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应有之义。产权保护必须将知识产权纳入其中，产权保护《意见》明确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内容和路径，这是非常有远见的。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产权保护《意见》的出台，在内容和政策目标上都呼应了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的要求，在法律的架构层次上坚持和完善了《宪法》所规定的国家基本经济制度，进一步明确和保护了产权，极大地降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交易成本。可以相信，以这样系统、完整、清晰的法治方式来推动国家发展，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一定能够推动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作者为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原会长）
【参考文献】
基本经济制度的意义篇5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探寻
中图分类号：F01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7）11-0001-02
一般来说，经济理论是人们在长期的生活和实践中对社会运行机制的研究和制度总结，一个时代的经济理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的主要经济问题和经济制度，所以，经济理论对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20世纪末提出来的，主要反映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的运行制度以及发展规律，是对我国市场经济的总结和高度概括。因此，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对于正确把握国民经济的发展形势，促进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具有十分积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特征
长久以来，在国家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基本的市场经济理论对于完善和发展社会经济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国家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很多时候对于经济制度的理解都仅仅停留在表面意义之上，没有把握其实质上的真实意思，有时还会和其他经济制度混淆，这对于经济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1]。因此，正确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意义和本质特征，对于国家经济制度的完善和发展都是十分关键的。总体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具有科学合理的社会化发展目标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科技革命的推动，社会经济的整体水平较之前相比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信息技术的发展也对经济水平的提升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由于生产技术水平的提升，技术现代化趋势也变得越来越明显，随之而来的是社会分工的变化，与之前相比，当前的社会分工变得更加明确和细化[2]。另外，对于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来讲，跨部门甚至跨国家的合作变得越来越频繁，社会生产部门之间的联系也正在变得越来越密切。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就应该适应时代的发展，根据社会的发展形势及时做出反应，从而有利于社会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协调和发展，建立起一套科学完善的生产秩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对现代社会经济理论的高度概括和总结，也是在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经济制度，因此，设定科学合理的经济发展目标逐渐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特征之一。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一直处于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
在当前的发展趋势下，国内和国际形势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变化，经过漫长的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已经基本形成[3]。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定不变的经济制度也难以适应社会形式和经济形势的发展，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一直处于不断完善和发展之中。在经济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一般都是在继承和批判原有经济制度的基础上，根据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运用辩证主义的思想对原有经济制度进行不断的完善，从而使经济制度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4]。也就是说，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与当前的初级阶段相适应，由此可以预见，当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未来的社会制度经济理论一定会具有较大的差别，并且未来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是在当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础上完善和发展而来的。可以说，当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社会制度相适应的。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当前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
社会发展的整体形势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密切相关，作为上层建筑的基础，经济水平的发展对于社会的整体形势具有较为重要的影响[5]。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社会的整体发展情况，所以，要想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参考因素。从图1可以看出，进入到21世纪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明显提升，所以在经济理论的发展和完善过程中，应该在充分考虑我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对既有的经济理论做出适当的变通，从而使其适应当前我国经济形势的发展，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为了更好地为社会的发展和经济提升服务，使经济理论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是十分必要的。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
正如前文所述，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当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是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相适应的，在此情况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也可以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理论。总体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以公有制橹魈宓木济发展形式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发展实践中，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是其中十分重要的内容。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经济的主要形式之一，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说，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命脉，也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国有经济来说，在当前的经济发展形势下，公有资产在社会资产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公有制资产的发展情况也直接影响着市场经济的走向[6]。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也说明，公有制经济是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支配地位。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主要目的在于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优势，从而更好地体现和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体现其制度价值。在当前形势下，公有制经济既包括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经济，也包括混合所有制资产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在经济制度变革的不同阶段，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都是在不断完善和发展的。
（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形势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就是在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形式下，将多种形式的公有制经济和私营经济等一些非公有制经济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作用，形成优势互补、长期共存的发展局面，让各种不同的经济形式在各自不同领域l挥经济作用的同时，也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服务[7]。在此过程中，非公有制经济也包括私有制经济。在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下，私有制经济主要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以及外资经济等经济形式。虽然非公有制经济不具有公有制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也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脉，但是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缺少私有制经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不完整的。因此可以说，私有制经济也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在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在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经济理论，是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形势的高度概括和总结。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的探寻，对于总结以往经济发展经验，分析当前经济发展现状以及预测未来经济形势，都具有十分积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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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经济制度的意义篇6
2．组织经济关系，就是在具体组织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过程中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这类经济关系反映在经济运行、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它说明的是各种生产要素相结合的具体形式和特点，如劳动的分工、专业化和协作，企业的经营形式和管理方法，调节经济运行的计划手段和市场手段等。这类经济关系，一方面是适应生产一般的需要，因而往往可以存在于不同的社会制度之中，显示出超越社会经济关系的某种共性；另一方面，它又不能不受到社会经济关系的制约，因而必然要反映和体现社会经济关系的特点和要求，成为社会经济关系的具体实现形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生产关系（经济）是指在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上进行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以及在这些活动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反映社会经济关系的共性，生产资料所有制体现社会经济关系的特点和要求。
1．二者的区别：不同的社会经济关系是不同的社会经济形式在经济上的质的规定性，是不同社会经济形态根本区别之所在；组织经济关系的许多内容往往是不同社会经济形态所共有的，显示出它们之间的共同性。
2．二者的联系：社会经济关系和组织经济关系是密切联系的，两者是一种从属关系。社会经济关系反映的是社会制度本质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组织经济关系反映的是人们在具体的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相互关系。前者是决定性的，后者是从属性的，是前者的具体实现形式。
1．有助于我们从根本上理解“两个基本点”的内在统一性。“两个基本点”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四项基本原则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区别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从经济上来说，它体现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反映社会制度本质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即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等。我们的改革（开放也是改革）是改变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对象和内容是在具体的经济运行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所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是两个层次的问题，非但不矛盾，而且是互相促进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改革开放规定了正确的方向，是改革开放得以健康顺利发展的保证；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有助于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可见，分清生产关系两层次，有助于我们从根本上理解“两个基本点”之间的内在统一性。
基本经济制度的意义篇7
关键词：公正原则；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中图分类号：F019.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2）04-0003-07
这是一项有关经济制度的政治研究。“在世界上的任何一种政治制度下，政治学的大部分是经济学，经济学的大部分是政治学”［1］/，这一思想使研究者建立这样一种研究理念：对一种经济事实的政治研究，与对一种政治事实的经济研究同样重要。
制度经济学家认为：“现代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中心是产权制度和治理产权的获取或转让的规范体系”［2］/。转型中国，产权制度改革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根本推动力。重新界定所有权归属、变更产权制度，或者说一种产权结构转变为另一种产权结构，是一个难点。有效的产权制度由产权界定、产权流转和产权实施等部分有机构成。产权界定，特别是转型期初始产权界定
我们把转型期国家产权或集体产权转变为私人产权的过程称为初始产权界定，即个人最初从国家或集体手里获得的产权称为初始产权，而非历史意义上的产权起源。是否公平、稳定，直接关系到产权流转与产权实施的效率与安全。初始产权是如何被界定的？这是关乎转型中国产权改革成败的一个根本问题。而治理初始产权的获取或转让的规范体系如何形成并确立，多数研究仍集中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阐释与应用，而少有学者系统研究产权变化过程的政治逻辑。
本文以我国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经历了三次较大规模的调整：第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的“林业三定”阶段。第二次是20世纪90年代的集体林权主体多元化阶段。第三次是新世纪的集体林权改革阶段。中共中央国务院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建立现代林业体系，积极推进、深化和完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2003年启动试点改革，出台了《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中发［2003］9号）。在试点经验的基础上，2008年制定出台了《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中发［2008］10号），标志着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在全国的全面推广实施。这次改革被称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土地革命”，也被称之为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为经验分析对象，通过具体研究初始林权分配的公正原则，揭示当代中国经济政策内蕴的公平正义观，进而说明产权经济建构中的政治逻辑。
一、公正及公正原则
公正是人类社会具有永恒价值的基本理念，是现代人类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政治要求之一。公正关注的主题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由社会合作所产生的利益之划分的方式”［3］/。人们用公正原则来指导对宪法、法律和社会经济政策的制定和修改。
1.公正概念界定
公正是一个涉及各个领域较为复杂的综合性概念。日常生活中，人们通常将正义、公正、公平甚至平等视为同一序列的概念，并在同一意义上使用。这些概念间虽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但更多的是一种语用方面而不是实质上的差别。它们是作为人们评价一定行为、评判一定制度的标准或根据而使用并发挥其作用。学术领域，一些学者亦主张在有关宏观理念与观念的描述中，这些概念可以通用，都可用英文“justice”。但在微观行为准则设计与具体制度安排时，这些概念还是存在差别。一般认为，正义（常译为justice），是人类社会具有永恒价值的基本理念是指为人类社会发展所必需的、有助于增进公共利益的应然安排。它超越于既定的法律规则和其他一些制度规范，高于公平、公正和平等。一般用在比较庄严、重大的场合。公平、公正是指社会成员的权利和利益分配符合公认的、既定的标准，它们是正义的基本表现形式［4］/。公平（常译为fair）强调的是衡量标准的“同一个尺度”，用以防止社会对待中的双重（或多重）标准问题，具有工具价值。而公正（常译为impartiality）带有明显的“价值取向”，它侧重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并且强调这种价值取向的正当性［5］/。在公正具体化的过程中需要借助于公平这一有效的、可操作化的工具。平等（常译为equality）原有“衡平法”之意，是指权利和利益完全相同或相等的分配，是公平、公正从而也是正义的一种基本形式。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正义优先于公平、公正，公平、公正优先于平等［6］/。
笔者认为，公正是最一般的称谓，可以复合公平、正义，也可以代表正义、公平和平等。
在有关一些理论家的思想引用中，我们通常将公正与正义、公平、平等等概念通用，尊重原著及翻译。公正的社会性、整体性和借助公力实现的特点较为突出，它比正义更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比公平、平等更具有涵盖性与包容性。公正的这一特征，使其更易为现代社会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提供有力、有效及合理解释。在这里，公正强调一种规范价值，侧重于一个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具体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涉及的对象应当是公共利益，“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亚里士多德）。二是指作为第三方，对公共利益的安排应当具有合理性，表现为行为独立、不受干扰和不偏不倚。从整体而言，公正是以保证人的基本生存和发展权利，以及需要的满足为价值依据，包含一系列原则及相应规则，在一定社会结构和机制作用下呈现出来的社会状态、评价活动和理论体系。
2.分配公正
分配公正是公正的一种类型，它既包括社会中基本自由权利如何安排，也包括社会成员之间的社会经济利益关系如何调节。分配公正不仅是经济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而且是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核心内容。罗尔斯认为，正义的主题是社会基本结构，是指一种社会制度如何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以及对于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进行划分的合理方式。分配公正涉及权利、机会和福利等一切社会基本益品的分配。社会基本益品（primaryGoods），指的是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基本手段，包括基本自由、机会、权利、收入以及其他“自尊的社会基础”等。在经济领域，分配公正的实质是将各种公正原则应用于社会经济部门，来选择或者设计社会经济制度。社会经济制度或政策是社会用来分配机会、收入和财富的形式，体现社会分配的公正原则。
3.公正原则
公正的实现依赖于一定的原则及系列规则，即公正原则必须落实到社会制度上面，或者使公正原则体现为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经济政策。
罗尔斯在原初状态和无知之幕的假设前提下，提出了自由的平等原则及差别原则。罗尔斯主张，由于人的本性是“一种自由和平等的理性存在物［3］/”，因而平等地享有自由权利应是正义论的首要原则。差别原则是要求国家应对社会成员的社会经济差别予以调节，使之最大限度地善待最差者的地位，即“最大化地位最差者的利益”，也称为“最大最小化规则”（maximinRule）。在这两条原则中，自由原则是首要原则，差别原则建立在自由原则基础上。
与罗尔斯不同，诺齐克主张程序正义论，诺齐克注重个人权利。他用“持有”代替“分配”，阐释了其正义原则：持有的获取正义原则、持有的转让正义原则及矫正的正义原则，强调程序正义。他批判地分析了罗尔斯分配正义中的不公正，即违背程序正义。根据这种理论，诺齐克提出了“最弱意义上的国家”概念，强调国家“守夜人”的角色。
社群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沃尔泽则否认存在一种可以贯穿于各个领域的公正原则，而是以共同理解的社会意义为基础，从社群角度出发来阐释其公正思想。沃尔泽认为，作为社群的成员资格优先于正义，因为成员资格构造了所有其他分配性选择，而正义原则必须运用于所有现存的具有特定成员资格的世界，因此分配的正义与否都是与所分配的利益或产品的社会意义相关联的［7］/。
在我国，具有代表性的是马克思主义公正原则，即根据与生产方式的适应状况，主张社会主义阶段应“按劳分配”，共产主义阶段应“按需分配”。中国共产党立足于中国具体国情，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分配原则。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这一原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根本指导思想。
我国学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批判地吸收当代西方公正理论的基础上，基于中国社会制度发展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策实践的迫切需求，形成了大量较为系统、深刻的认识。王海明认为，公正最主要的内容是平等，进而提出并论证了平等总原则及其两个分原则。总原则是：每个人因为基本贡献(缔结社会)平等而应平等地享有基本权利，因为具体贡献不平等而应比例平等地享有非基本权利。并从总原则推导出三项具体原则：政治平等原则、经济平等原则和机会平等原则［8］/。
吴忠民则将公正原则归结为：基于基本权利的保证原则，基于事前的机会平等原则，基于事后的按贡献分配原则以及进行必要的一次分配后的再调剂原则（矫正原则）。并强调指出，公正的保证原则与调剂原则在层次上有着明显的差别。公正的保证原则是立足于确保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而公正的调剂原则是注重在相对较高层面上推动广大社会成员的进一步发展。调剂原则的实施是以保证原则的实施为前提条件，从时序上看是一前一后［9］/。
贾可卿在对罗尔斯及其批评者观点修正的基础上，概括出如下原则：一是由基本地位恒定化推导出平等原则；二是由有利地位最大化推导出贡献原则；三是由不利地位最小化推导出需要原则。这三个原则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一般而言，前者在逻辑和重要性上优先于后者［6］/。
国内外学者有关公正原则的研究已逐步被吸纳进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并转化为分配政策。指出，我们应“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10］/。在这里，提出的以“四个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观充分体现了包容开放、科学发展的公正观特征。
二、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内蕴分配公正理念
林权是对“森林、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统称，是以森林、林木、林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为内容的物权”［11］/林权作为一种具体的产权形态，它是森林、林木和林地的所有权、经营权、收益权和处分权的集合。其权利主体主要有国家、集体和私人。在我国,森林一般属国有，集体拥有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就我国目前所进行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而言，是指在保持集体林地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将林地的经营权、收益权和处分权以及林木所有权明晰为私人林权。初始林权分配
在此，初始林权分配应与初次分配概念相区分。所谓初次分配是指社会成员通过自己的劳动付出或生产要素的投入对于社会经济做出贡献之后而直接获得的、尚未经过诸如税收等项目扣除的“收益”。是指集体林权明晰为私人林权的过程。
公正是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根本出发点之一。解决集体经营和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林权制度改革不完善所造成的林地资源分配不公问题是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一个直接动因。林地资源分配不公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集体造林时期的“干部林”。农民种植了大量林木，投入大量劳动力，但在林地经营权、林木处置权和收益权上，却由村干部说了算，造成投资与收益严重的不对等状态，影响农民积极性。二是“林业三定”时期，由于工作不细，造成许多山林界址不清，经营承包责任制无法落实。加上后来又实行“谁造谁有”的政策，山林权属更加复杂，造林者许多投资不能回收收益，社会冲突不断。三是“大户林”。20世纪90年代，一些地方“一卖了之”、“一包了之”，一些集体山林被人为“归大户”。林地资源分配严重不均，影响了社会稳定［12］/。
针对历史遗留的不公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指出，“集体林权制度虽经数次变革，但产权不明晰、经营主体不落实、经营机制不灵活、利益分配不合理等问题仍普遍存在，制约了林业的发展。”
以下简称《意见》，本文引证凡是出自该《意见》，以后一律只在文后注明。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林业生产力，发展现代林业，增加农民收入，建设生态文明，应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由此形成的指导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基本原则内涵公正的基本理念：“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确保农民平等享有集体林地承包经营权；坚持统筹兼顾各方利益，确保农民得实惠、生态受保护；坚持尊重农民意愿，确保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坚持依法办事，确保改革规范有序”（《意见》）。这一基本原则是形成初始林权公正分配具体制度安排的直接依据。
公正原则是现代社会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的最为重要的依据。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作为一种经济政策，内蕴新时期执政党科学发展的公正价值观。
三、基于林农基本权利而确立的平等原则
对某种有价值的资源采用何种分配原则，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这种资源的属性。分配公正涉及权利、机会和福利等一切社会基本益品的分配。社会基本益品指的是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基本手段。对社会基本益品的分配应采取平等原则。平等是指权利和利益完全相同或相等的分配，是公平、公正的一种基本形式，是社会公正最主要的原则。
1.基于林农生存权的平均原则
在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集体林权既是一种利益，又是一种权利。作为权利，林权是一种财产权，是人权的一部分，属基本权利。基本权利应完全平等分配。“基本权利是每个人因其同样是缔结社会的一股东而应平等享有的权利；是每个人因其同样是结成人类社会的一个人而应平等享有的权利”［13］/。权利的平等分配，是社会公正的根本原则。
我国山区面积占国土面积的69%，拥有全国90%左右的林地资源。山区人口占全国的56%。山区是贫困人口聚集的林区，全国592个部级贫困县，有496个分布在山区［14］/。在我国现有的土地面积中，林地有43亿亩，相当于耕地面积的2.4倍。其中农村集体所有的林地约25.48亿亩，占全国林地面积的60.1%，涉及农民4亿多［15］/。可以说，在山林依赖性较强的地区，林地资源就是农民的生存来源。林权对现实中国的林农而言，既是一种利益，更是有关生存的基本权利。
基于这一事实及对中国基本国情的认知，《意见》明确强调“确保农民平等享有集体林地承包经营权”，力图“通过家庭承包方式
这一方式是借鉴中国30多年来农耕地分配的改革经验，以家庭为单位，依家庭人口数量平均分配耕地。这一平等规则，是中国这一农业人口大国进行大规模时，确保农村社会稳定的根本因素。落实到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确立农民作为林地承包经营权人的主体地位”。并针对具体实践操作中可能出现的特殊情况，进一步明确平等原则，“对不宜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的林地，依法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同意，可以通过均股、均利等其他方式落实产权。”这种分配原则通常直接表述为“均山、均权、均利”。这是一种平均分配，是平等的最高表现形式。这一政策内涵这样一种公正理念：林地是维护林农生存的基本来源，具有社会保障功能，基本权利的平等分配，是集体林权公正分配的首要原则。
2.基于社区成员资格确立的地位平等原则
明晰林权的主体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这一主体是指本集体经济组织内的所有成员。一般来说就是当地的村民，他们所生子女，自出生后自动取得该集体成员资格，也有通过婚姻、收养关系或者移民迁入本集体依法取得成员资格。通常以在册户籍为主要依据。成员资格一律平等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民族、种族、性别、年龄、职业、家庭出身、、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等理由，剥夺和非法限制成员平等享有的林地承包经营权［16］/。
林农的社区成员资格可视为乡村社区内的“公民身份”，这一身份是一种对乡村社区成员在乡村生活共同体内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理解，它通过法律确定的个人权利和责任而获得。在这里，林农的地位是一种平等的地位：“财产、收入和其他社会资源的分配都能得到平等对待”，“每个人都享有同等的自由和权利，包括人身保护的权利、政治参与的权利以及政治社群为其成员提供的各种服务”［17］/。这是基于林农社区成员资格而确立的地位平等原则。
社会学家将公正观归纳为两种：一种是“消除地位差异”的公正观。该观点认为社会分层结构本身就是不公正的，要实现公正就必须消除此种差异结构。另一种是“地位准入”的公正观，该观点认为分层结构本身的差异是难以消除的，公正是指人或人群进入到这些结构中的过程是公正的［18］/。“均权、均股、均利”这一平等观，是执政党基于林农生存的需要，根据林农地位恒定化确立的平等规则，突出了基本权利平等的保证原则与地位平等的事前原则，以保证实质公正的实现，既体现出执政党力图“消除地位差异”的公正观，也内涵“地位准入”的公正观。可以说这一规则是支配初始林权分配最基本的操作性规则，也是确保所有林农获得根本利益的关键。这一政策可以保证林业发展的基本成果惠及所有林农，内涵“平等”、“共享”的公正观，是新集体林权改革过程中维护林区社会稳定的根本因素。
四、基于和谐社会的政治目标而确立的“公平优先于效率”原则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林权只是解决了激励问题，而技术进步与规模效益则是现代林业经济增长的关键，更是中国现代林业发展新的增长点。而“均分林权”所带来的后果是林地资源细碎化，有悖于规模经济的发展规律。仔细研读政策我们会发现，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直接动因与目的并不完全一致，明晰产权解决的是激励问题，侧重于手段，其本质是“对农村重要生产资料再分配、内部利益再调整”［19］/；立足点在于调整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而目的在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林业生产力，发展现代林业，增加农民收入，建设生态文明”（《意见》）；核心在于发展生产力，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从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生产关系必须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状况这一规律来看，“均分林权”与生产力的规模化发展并未体现出一致性。因此，乡村利益的再分配与再调整所包含的公平与效率选择必然成为困扰林权改革的最大难题。“集体林地是实行规模经营（大户经营）还是实行分散经营（包山到户）”？如果我们不考虑这一选择背后隐含的执政党对集体林权制度安排的公平和效率的价值偏好，则是非常不现实的。
作为一种制度，公正原则具有可行性，必须与各种制度背景和文化传统协调一致。坚持公平与效率相统一是任何一场制度变革的基本原则，也是一个理想原则，但当公平与效率发生冲突时，一个现实、具体和整体的社会情境则是决定具体价值序列选择的根本依据。转型期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林业人口与林地间的紧张关系、尚未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以及剧烈的社会分层与严重的贫富分化而引致的转型社会的复杂性与不稳定性等特点，决定了目前林地的生存保障功能和社会稳定功能要优先于其效率功能。这正与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为打破“大锅饭”、破除平均主义的制度障碍及意识形态制约，确立“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价值观一样，都是现实的社会情境的反映。
因此，基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目标，立足于现实、具体和整体的社会情境，确立了“公平优先于效率”的公正规则。基于这一价值判断而形成的制度安排既包含执政党对于经济规律的基本认知，也内涵对中国国情的基本了解，更反映执政党现实的政治逻辑。“产权明晰重要，但更重要的指导产权安排的政治哲学”［20］/。
五、基于林业发展的经济规律而确立的市场公正交换原则
公平优先于效率的价值选择，是一种事前规则，要确保初始权利平等分配的结果，是平等的一种形式。但权利的平等分配最终要与经济效率的发展目标相协调，“分散到千家万户的小农户如何与大市场对接，如何实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提高林地的经营水平和产出率”［21］/是经济政策必然面临的社会经济现实。
市场制度是一个根本的价值取向。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验证明，中国特色市场经济道路的选择，大大促进了技术发展与资源的有效组合，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市场已成为提高经济资源可利用性和生产率的有力机制。同时，市场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对实现社会公正也有重要作用，可以促进自由、平等和秩序［1］/。弗里德曼指出，市场经济是公正的，因为每个人都是“按他和他所拥有的生产手段的产出”取酬［20］/。
［美］巴里・克拉克.政治经济学：比较的观点［m］.王询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211市场制度是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进程的一个根本取向，认为“培育林业发展的市场主体，发挥市场在林业生产要素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有利于发挥林业的生态、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种功能，满足社会对林业的多样化需求，促进现代林业发展”（《意见》）。
因此，明晰产权、承包到户的主体改革任务基本完成，只是迈开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第一步,围绕放活经营权、落实处置权、保障收益权，及时开展综合配套改革是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政策内涵的必要内容。为破除林业管理中落后的制度壁垒，消除行政垄断，使资源进行合理流动，保证投资者的利益，努力构建公正交换的市场秩序。《意见》明确强调要“加快林地、林木流转制度建设，建立健全产权交易平台，加强流转管理，依法规范流转，保障公平交易，防止农民失山失地。”通过产权流转努力解决林权初始分配引致的林地细碎化与林业资源集约化经营的矛盾。
将公平优先于效率的初始分配原则与相对自由的市场交换原则紧密衔接，努力构建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市场秩序，以实现经济效率的提升和林农收益的增长，这反映了执政党现实的政治价值选择背后尊重经济发展规律的支配逻辑。
六、基于合法性的基本理念而确立的程序正义原则
合法性（Legitimacy）是一个涉及多学科的复杂概念。现代意义的合法性与韦伯的合法性理论紧密相关。韦伯在阐释法理型权威时系统表达了合法性的两层含义：其一是合法律性，其二是建立在合法律性基础上的“同意”。
在我国，法从产生之初就与“正直”、“公平”之意相联系。公正一直是中国关于法的制定与运用的最经常的价值观念与价值评价标准。一些西方学者也把“公正”概念当作构成中国传统法律制度基础和法律实践的原则来考察。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一个涉及4亿多农民生存与发展的经济制度改革，如何将这场改革与公平、正义这一最重要、最经常的价值观念与价值评价标准联系起来，法律是一个必经途径，大众参与更是不可缺少的过程环节。此时，程序正义便显示出其独特的政治价值。程序正义被视为“看得见的正义”，“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
在英美流行的一句法律格言（Justicemustnotonlybedone，butmustbeseentobedone）。所谓“看得见的正义”，实质上就是指法律实践过程的公正，相对于实质结果而言的法律程序的正义。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坚持的基本原则之一是“要坚持依法办事和公开公平公正。做到改革的内容、程序、方法和结果公开，确保广大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真正实现村民自主决策、民主管理”（《意见》）。并对具体组织实施、方案制定、勘界发证、承包合同签订、林权证核发、林权纠纷调处、林权档案管理以及群众满意度等方面都制定了较为详细的考核指标，以确保程序正义的实施［22］/。
国家林业局副局长张建龙强调指出，改革要符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要求。通过林改，建立农民与山林长久的和谐关系，公开公平公正地调处村民之间、村民与村集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稳定社会，巩固基层政权，满足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的需求［23］/。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经由程序正义而呈现的合法性，深刻包含现代合法性的基本含义：一是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依法进行，具有合法律性；二是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经由民众的参与体现了“大众合意”之意志。获得“公意”的合法性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来源。特别是在现代，合法性是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哈贝马斯说：“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只有政治秩序才拥有着或丧失着合法性，只有它们才需要合法化”［24］/。
七、小结
“有一些经济政策,设计它们是为了减少那种既削弱对生产的刺激又损害经济效率的不平等的范围和数量。在这条路的许多岔口上,社会面临着选择:或是以效率为代价的稍多一点的平等,或是以平等为代价的稍多一点的效率。按照经济学家的习惯用语来说,也就是出现了平等与效率之间的抉择”［25］/。
生存理性与经济理性一直是困扰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国家人多地少的传统小农经济的一个难题。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Jean曾经指出，中国让尽可能多的农民都有一小块地用作生产粮食，这点与其说是一个经济问题，还不如说是一个政治问题［26］/。在一个超大规模国家的现代化转型中，寻求一种稳步的渐进性变迁方式，始终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执政党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之一，也逐步抽象为一种“模式”或“经验”，通常被称为“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
就现实世界而言，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前提，但经济发展只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社会作为一个有机体，经济、政治和文化始终处于不可分割的联系中。这一理念似乎众所周知。但是这一理念如果落实为指导实践的有效的、操作性的制度措施，意味着我们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实践操作中，程序正义如何转变为实质正义，抑或实质正义必须经由程序正义的实际过程，不仅需要制度设计者具备缜密的政治智慧、专业的知识结构和有效的组织安排，更需要对中国本土社会较为深刻的经验把握。
在这些经验中，我们不但需要“了解一个社会在经济上是否富有，而且还需要了解这个社会的资源怎样分配”［27］/
（美）凯斯・R・孙斯坦著.自由市场与社会正义［m］.金朝武等译.原书序.―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5。利益资源的制度分配方式反映一个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公正关注的主要内容。当代中国执政党始终以保证人的基本生存和发展权利以及需要的满足为价值依据，并形成指导实践的公正原则。这些公正原则体现在现实社会的经济政策制定、修改及实施过程中。
作为反映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科学，“不存在象纯粹经济学这种东西”，“脱离政治学的经济学是无用的”［1］/。
［美］巴里・克拉克.政治经济学：比较的观点［m］.王询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4这不仅仅是一种理念，更应该成为指导实践的现实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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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经济制度的意义篇8
[论文摘要]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制度伦理不否认“经济人”的普遍存在，在实践中积极构建符合正义的制度伦理，要求行为主体的行为统一和协调个人利益与制度伦理。
新制度经济学从整体上强调了制度的重要性，围绕着交易成本、制度等基本工具，构建了一个更加贴合实际的制度伦理世界。
一、作为分析工具的新制度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的“制度（institution）”概念从宽泛的视角为政治经济研究提供了全新的分析视角。作为其分析的基本工具，“制度”指的是支配人类行为和形成社会关系的一套规范、规则。旧制度经济学的代表康芒斯形象地指出“制度似乎可以比做一座建筑物，一种法律和规章的结构，正像房屋里的居住人那样，个人在这结构里面活动……”；制度就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人行动”。从个人行为的角度，集体行为对个人行为不仅仅像通常理解的那样是一种约束或控制，即告诉人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制度的深层次的意义也不仅在于集体行动是“一种对个人行动的解放，使其免受强迫、威胁、歧视、或者不公平的竞争……”更重要的是，“集体行动还不仅是对个体行动的抑制和解放……”，它还是“个体的意志的扩张，扩张到远远超过他自己微弱的行为所做到的范围”。制度涵义延伸为“集体行为抑制、解放和扩张个体行动”。[1)（p91-92)康芒斯的制度概念基本概括出了制度经济学的“制度”概念本质。借助“制度”，集体可以“抑制、解放和扩张个体行动”。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的产生，依赖于人们对破坏承诺与互相欺骗行为的妨碍财富增加的认识，依赖于人们消除过高交易成本的愿望。一旦交易为昂贵时，制度便至关重要，而交易的确很昂贵。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科斯提出并阐述了“交易成本”这一概念。所谓“交易成本”指人们各种交易行为过程中的成本付出，它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概念。由于资源具有稀缺性，所以交易成本普遍地存在于人们各种交易行为之中。这些成本在传统经济学理论中是被忽略不计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概念强调的是制度的规范人们的基本行为和降低交易成本作用。把降低交易成本作为制度的首要的、基本的功能。同时，制度还可以增加社会的利益。集体行动过程中会出现一些个人单独行动时不会存在的问题，比如“搭便车”、道德风险、欺骗、“磨洋工”等等问题；在缺少相应的制度规定的情况下，污染方的生产权（连同“污染权”）与被污染方的生存权（连同“享受好的生活环境的权利”）处于对立之中，此时，个人利益之间处于严重冲突中。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社会可以通过建立排他性产权制度，规定在环境问题上责、权、利关系，无权的一方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
新制度经济学并不否认“经济人”假说。在它看来，在“经济人”背后必定存在“有形的社会现实结构来调节以私利为目的的个人及其行为”[2)（p35)。这就是制度。一般来说，交易成本取决于交易因素和人的因素。制度的基本功能是降低交易成本。而且在成本大于收益的情况下，一个社会就更加需要通过伦理和道德的力量来克服“搭便车”问题以使社会得到稳定。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新制度经济学为克服以往伦理学研究的重点集中在个人道德行为，仅仅以个人的行为是否具有现实性作为关注的焦点的痼疾提供了全新的分析工具，开拓了研究的新范式。新制度经济学从整体上，从宏观上强调了制度（对“制度”有新的定义）的重要性。围绕着交易成本、制度等基本工具，新制度经济学构建了一个更加贴合实际的制度伦理世界。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新制度经济学从现实出发，不否认“经济人”的普遍存在，不否认由“经济人”所引致的交易成本的广泛存在。为进一步构建符合正义的制度伦理，努力探索个人利益与制度伦理统一与协调的可行路径奠定了基础。
二、个体伦理与制度伦理：比较分析
传统的伦理学研究范围长期局限于对个体行为道德性的探讨。从西方伦理思想史的发展来看，古代世界的人生观是朴素自然主义的，人性在文明社会生活中的完善是绝对的目标。基督教（早期基督教和中世纪基督教）的人生观是超自然主义，脱离文明，要求以自然人及其冲动的死亡达到一个新的、精神的人的诞生。近现代的人生伦理虽然不是如此首尾一贯，但是仍然自然主义的倾向占据着优势地位。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思想更是指向个体内在修养。个人之外的社会的根本制度、社会的具体体制和社会的观念安排等等社会现象都不是其关注的重点。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学者渐次关注了制度的伦理性征。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必须从个人行为道德性和制度的道德性双重角度考察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制度伦理”等诸如此类的伦理学术语，但是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过程中，常常综合资本家个体的剥削行为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大环境，既注意个体选择，又关注制度约束。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社会道德体系从根本上看是由资本主义根本制度决定的。马克思主义从资本家个体道德、资本主义社会道德观念、再到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德性等联系起来考虑。所以说，个体伦理与制度伦理之间具有一定的联系。因为有一些个体从制度安排中派生出来的。但是，个体伦理与制度伦理相比较而言同样具有一定的不同。首先，依附不同的客观主体。个体行为是个体伦理道德的载体。制度伦理所依附的客观主体是人们的社会。同时，作用范围、层次不同。个体伦理主要约束个人行为，着眼于当前眼下的考虑，有时仅仅针对一部分人（利益相关者）；超越个人的“制度”通过一系列的原则、观念、规则、准则、体制等规制着个体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对所有的人在自觉或不自觉之间都一视同仁地发挥着作用。所以，在制度的规约下，人们的社会体现出一定的稳定性。制度伦理从宏观上规约着人们的行为和道德选择，指出哪些个体的行为从制度上看应该是受到赞扬的，哪些是应该受到谴责的、惩处的。从以上的分析来看，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制度”分为宪法秩序、宪法安排和规范规则宏观、中观、微观等三个层面。所以，相应地，制度伦理又体现了整体性和层次性的统一。而且，处于各个社会阶层的人们由于生活环境、生活阅历、道德素养等体现的不同在制度框架内也会有不同的道德体验。第三，制度具有刚性特征。制度伦理一般体现在现实的物质体系、体制中，借助于各种手段、工具、方法等，具有刚性。相比较而言，个体对道德伦理价值观的体验则更多带有随机性，依靠的是道德认知、道德立法等。理性的道德个体到道德律令的自我立法者和自我实践者。
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主要是指稳定重复的观念习性，兼有无形的“制度”和有形的“组织”的意义。通过有形的组织或者实在的观念力量而发生作用。在社会中，维系社会整合的重要机制之一是人们的“共同意识”，即社会成员共享的道德价值观念。这种共同意识可以制约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冲突，协调人们之间的合作。这种制度形式建立的重要基础条件是建筑在人们可以共同接受的基本理念规范的基础之上。追溯制度的根源，应该是自然法则，是“公道”（正义）。“正义是各种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如同真理是思想体系中的首要美德一样。”[3)（p1)具体来说，制度是否符合正义应该体现在是否能够进一步整合个体，是否能够科学实现效果评价，是否能够实践中得到充分实行，促进制度的目标、过程和结果达到“至善”、正义的伦理要求。这是一个制度具有德性的基本要求。
三、制度伦理的现实意义：一点启示
怎样构建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好制度呢？制度伦理的构建涉及公共生活。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观点以及现实的政治实际，政治家、政府官员有时也是一种“经济人”，他们同样是个人利益的追求者，而不是公共利益的追求者。他们是凭借选票最大化来实现自我利益的，故其所提供的竞选方式总是设法向中间投票者意愿倾斜，以争取中间投票者[4]。而且，利益集团会通过投反对票和提供资金等手段对政府官员施加压力，以谋求对其有利的制度与方案。利益集团的活动常常可以左右税收负担的水平及分布、政府优惠政策的走向，并对制度形成产生重大影响。而倾向于某一利益集团的政策、制度在使这一利益集团增加收益的同时，使其他人的境况变坏[5]。上文曾经指出，传统的伦理学研究范围长期局限于对个体行为道德性的探讨。个人之外的社会的根本制度、社会的具体体制和社会的观念安排等等社会现象都不是其关注的重点。在现实中，要构建符合正义的制度伦理，努力探索个人利益与制度伦理统一与协调的可行路径，必须首先建立一套社会正义原则。“第一原则：每个人都拥有一种与其他人的类似自由相容的具有最广泛之基本自由的平等权利。第二原则：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以使（1）人们有理由期望它们对每一个都有利，（2）它们所附属的岗位和职务对所有人开放。”[3)（p56)从新制度经济学出发，具体来说，必须完善国家的制度和法制；培育先进文化和主体意识形态；提供有效的产权制度安排[6]。诺思指出，中国在改革过程中，必须“一是需要国有资产民营化；二是建立保护产权的有关规则和法律制度；三是建立独立的司法体系，有效解决合同中出现的各种纠纷，保障社会的稳定；四是建立有效合理的政治体制框架，保证产权方面实行法制”[7]。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制度伦理研究在实践中要求行为主体的行为努力统一和协调个人利益与制度伦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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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经济制度的意义篇9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都以制度为研究对象，它们之间存在着某些相似之处，但也存在着许多根本性的区别。研究两种理论的异同，在坚持马克思经济学的同时，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合理因素，对于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理论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理论体系比较
(一)逻辑起点和起始范畴
任何经济学理论体系都有其逻辑起点和相应的起始范畴或概念。
1《资本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资本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是商品理论，其起始范畴既不是资本，也不是产权，而是“商品”。当然，这个“商品”是资本主义的商品，不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过的商品。马克思认为，“商品”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一般的形式，“商品”范畴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一般的范畴，在其中包含了能够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矛盾的各种矛盾或矛盾的萌芽。
这一逻辑起点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演变顺序一致的。商品既是马克思资本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也是资本关系发展、演变的现实起点。资本并非一开始就表现为资本，它经过劳动力的购买并实现了货币的增殖，才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也是由商品所有权规律演变而来的。所以，商品关系是资本关系的历史演变的现实起点。
马克思分析了商品的二重性和决定商品二重性的劳动二重性，揭示了蕴涵在商品中的矛盾：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矛盾、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从而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而资本的一切矛盾，也在商品分析中得到初步的揭示。这些矛盾正是资本内在矛盾的胚芽，是资本矛盾最抽象和最一般的形式。
2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是对企业性质和存在原因的分析，“企业”是其起始范畴。
“企业”是一种组织，是市场经济中的主要的微观主体或经济细胞。正统微观经济学对企业的研究构成了其厂商理论，但它把企业视为一个既定的主体，一个既定的存在，一个与其他个体一样的追求利益最大化者来看待，它所分析的是企业如何运行以达到利润最大化。至于企业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如何?正统经济学没有回答。科斯的理论构建，则从探讨企业的本质及产生原因开始。
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是交易费用理论，“交易”是其对经济活动分析的基本单元，又是现实经济活动中最普遍、最一般的活动。科斯从企业分析开始切入，对企业本质、产生及规模变动原因的逻辑追问，直接引出了“交易费用”的存在，从而修正或否定了正统经济学的“零交易费用假设”，也开始了交易费用理论的构建。“交易费用”理论是整个制度经济学的基础，后面的分析都是围绕着各种各样的交易及其成本展开的。科斯认为，市场交易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优的或最有效的。因为市场交易本身是有代价的，即存在交易费用。然而，为什么不能把所有交易都纳入企业内部呢?因为企业内部交易也是有成本的。于是，在二者之间就有选择的必要，企业规模与市场交易就有一个边际均衡点。这样就进入了交易方式或交易规则的选择问题，也就是制度选择问题了。
科斯在分析“企业本质”、“企业存在及规模变动原因”等问题时，已经将“交易费用理论”的基本框架建立起来了，后继的其他产权经济学家无非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要么补充和完善交易费用理论，要么是将这一理论作为分析工具，运用到其他具体领域。
(二)核心范畴
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资本”与“剩余价值”。它们本质上是一个范畴。因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剩余价值体现的关系就是资本关系。而对“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分析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即对资本产权制度的分析。
产权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交易”与“交易费用”。不过，与“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关系不一样，“交易费用”并非是“交易”的本质，“交易”是人们从事的活动，“交易费用”是人们在活动中消耗的资源或代价。“交易费用”只是揭示了“交易”中有成本这一事实而已。
(三)理论主线
所谓理论主线是指贯穿一个理论体系的逻辑主线，它将各个理论构件或组成部分串成一个整体。
《资本论》的逻辑主线是对剩余价值或资本增殖的分析，剩余价值理论是贯穿整个体系的主线。整个《资本论》，从头到尾，都以剩余价值的分析为核心。从总体框架看，《资本论》第一卷研究资本如何增殖或剩余价值如何产生；第二卷研究剩余价值如何通过流通，使其增殖部分得以实现；第三卷研究剩余价值如何在不同的资本家阶层之间分配；第四卷研究剩余价值理论的发展史。其不同卷、篇、章、节中的具体理论，也都贯穿这一主线。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主线是产权的交易费用分析，交易费用理论贯穿在其理论体系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
两条主线各自在其理论体系中发生作用的方式或把理论构件联系起来的方式是有差异的。
剩余价值理论是作为马克思经济学一切理论构件的内核而存在的，它是任何一个理论组成部分的实质。例如，劳动价值论是为剩余价值理论奠基的，揭示商品价值的源泉，其真正目的和作用在于揭示剩余价值的源泉；对资本生产过程的考察，实际上是研究剩余价值生产的理论；对资本循环、周转，对资本再生产的分析，是为了研究剩余价值实现的规律；对利息、利润、地租等的分析，是研究剩余价值在资本家阶层分享的转化形式。
“交易费用”并非每个理论构件的实际内容，而是其中的方法或工具。用它分析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构建企业产权理论；分析制度变迁，构建制度变迁理论，等等。
(四)主要理论组成部分
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组成有两种划分意见：一是按《资本论》四卷的逻辑顺序，分成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剩余价值流通或实现理论、剩余价值分配或分割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史；另一种则超越四卷的先后顺序，将其划分为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再生产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理论、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理论等。两种划分都能成立，而且不矛盾。
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构件是松散的。“交易费用理论”是其核心部分。以交易费用理论作为工具分析的理论，包括：(1)企业性质理论；(2)企业产权结构理论；(3)制度变迁理论；(4)法律经济学等。
二、方法论比较
从整体上看，两种理论范式建立在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基础上，有着不同的分析方法、概念和理论逻辑。
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含义和内容一般概括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变化都是由客观规律决定的，具有必然性，最终的决定因素是生产力，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生产力发展状况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分配、交换关系的规律也不同。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和整体主义的分析方法。
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哲学基础是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三者合一，本质是自由地追求个人功利。它遵循的是古典主义的个体分析方法。这种方法认为，一切社会现象都应追索到它们的个人行为基础，都必须从个人的角度来分析阐发；个人的目的或偏好是经济学分析的出发点和基石，必须把个人的有目的性放在首位。因为，个人根据他们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动，个人的有目的性乃是一切社会行为的起因。
三、产权理论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与新制度经济学定义的产权有许多共同之处。(1)它们都认为产权是财产权，不是单一的权利，而是一系列权利的组合体；(2)它们都认为产权可以分解；(3)它们都认为产权是一种法权。尽管如此，通过比较，我们还会发现二者有许多不同之处。(一)产权的本质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的归属是所有制的本质规定，财产权利是所有制的法律形式，经济上的所有制关系决定法律上的财产权利。而诺斯则认为“产权的本质是一种排他性的权利”，是一种私有权。产权是其制度理论的核心范畴，并认为法权(产权)关系决定经济关系。
(二)产权的形成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所有制及所有权(产权)的形成与发展同社会生产力水平及变化相联系。而诺斯则认为“产权的出现是国家统治者的欲望与交换当事人努力降低交易费用的企图彼此合作的结果”。
(三)产权的功能
马克思经济学强调所有制对社会制度的性质以及社会公平的影响。而新制度经济学则强调产权的激励功能与效率功能。
四、制度变迁理论比较
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仍然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1)经济人是制度变迁理论的基点，只有个人才进行选择和行动，集体是无法选择和行动的；(2)与经济人相联系的成本一收益法是“标准经济学方法”，也是制度变迁理论的核心分析方法；(3)制度变迁取决于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平衡，是制度非均衡走向均衡的过程，是经济人在成本约束下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趋利过程；(4)国家拥有利用暴力“规定和强制实施所有权的地位”，它以提供“保护”和“公正”的服务换取统治者的收益，一旦制度创新会使统治者私人收益超过私人成本，制度调整就势必发生；(5)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它有利于克服搭便车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资源的非市场配置及降低社会经济运转的费用。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1)人类的生产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因此，人类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变迁，主要应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迁来解释；(2)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与激化，从而引起社会经济制度乃至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与革命；(3)人类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在社会经济关系中，主要体现在不同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或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决定了不同社会制度变革的性质、方式和程度；(4)制度变迁的主体是代表生产力的社会集团或阶级，阶级斗争在制度变迁中起着杠杆作用；(5)制度变迁的动力源泉在于现有的各种法权关系或社会制度不能适应潜在生产力的实现和发展，致使掌握新的生产力的社会集团为获取自己所能控制的、潜在的、新的收益而推动制度的变革；(6)由于社会基本矛盾和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矛盾的性质不同，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式是不同的；(7)尽管国家、社会意识形态对制度变迁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并且不同的民族文化差异会影响到制度变迁的模式与方式，但起决定性作用的仍是社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的差异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差别与制度变迁模式差别的客观根据与决定因素。
五、几点结论
1马克思经济学从人类社会历史变迁的宽广角度，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发展与灭亡的规律，着重分析资本与雇佣劳动、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对立，指明社会制度变迁的方向，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提供思想武器；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是在肯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研究如何修补、完善私有产权制度，以减少制度的磨擦，提高经济绩效。前者是宏观的、整体的、深刻的，对人类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变迁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后者是微观的、个体的、精细的，对调整企业、个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提高经济效益，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马克思经济学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引入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范畴，分析了人们在历史形成的生产方式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分析了由这种关系所决定的不同的利益集团或阶级，揭示这些集团和阶级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相互关系的变化，从而较好地解释了人类历史上重大社会制度的变动。
但由于它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矛盾、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上，而对资本家之间、资本家的企业与企业之间以及像个人的心理活动、行为选择等微观个体的行动特征的揭示，没有列入自己的分析框架内，或者没有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因而，它对基本经济制度相对稳定条件下的、日常的、微观的企业制度变迁缺少针对性较强的分析。
3新制度经济学以个体主义的分析方法来解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释制度变迁的原因与机制，强调个人理性与个人选择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把制度变迁归结为个人之间相互博弈与相互交易的结果；但它没有分析决定个人理性与个人选择的社会经济条件，以为个人可以随意地进行选择，这就难免陷入唯心主义泥坑，无法解释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因与实现条件。
不过，新制度经济学对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心理、行为特征及其对制度选择和制度变迁的影响的分析，对于在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相对稳定情况下的企业制度和产权结构的微调，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基本经济制度的意义篇10
〔关键词〕市场经济立宪主义立宪主义的实现
毋庸讳言，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已进入纵深发展的阶段，市场体制的运作毕竟是一次全面的制度实践，具有浓厚的工具主义色彩。因此，对经济现代化提供有力的价值内核无疑显得至为迫切。它关涉到市场经济的品质和社会效果，意义甚殊。本文旨在通过对传统儒家思想与立宪主义两种价值立场进行比较、评析。从而对我国市场经济价值取向的应然性选择作出判断。
一、立宪主义：价值与制度的聚合
立宪主义的概念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立宪主义的概念及其内核经历了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1立宪主义的概念及其内涵的界定是宪法学者一直存在争议的命题，其中涉及到宪法术语的使用和变迁问题。“宪法的基本用语概念与历史发展同时发生变化，其特征尤其在于它与宪法原理的变化具有同步性。也就是说，宪法原理随历史发展发生变化，而基本用语的概念又随着宪法原理的变化而变化。”2但是，就总体而言，有三点是能得到共识的，
首先，立宪主义决非是单纯的宪法和有关宪法制度的制定活动。从这个角度而言，立宪主义与立宪是有区别的。它不仅是一个静态的过程，还包括宪法的宣传、实施以及监督保障等动态过程。
其次，从内容上看，立宪主义要求宪法包涵人民自由权、财产权，安全权和社会权的确立，包括对政府权力的制衡原则等等。体现着实质正义。
最后，就立宪主义概念的内部结构而言，立宪主义不仅是一个设计精致规范严密的法律体系，更重要的是，它还应是一整套体现自由和制衡精神的价值体系和观念体系，是制度和价值的聚合。
考察立宪主义的演变历程，我们不难发现，近代立宪主义向现代立宪主义的转变是以1919年《魏玛宪法》为主要标志而逐步实现的。它是发轫于古希腊立宪概念的形式化、3经中世纪宗教理念渗透和近代立宪实践的演习而不断实质化的产物。可以说，立宪主义的价值内核是随社会生活的演进而日益丰富的。社会生活的发展史无疑是一部经济关系的演变史。立宪主义与经济活动之间存在着历史的先天的联系。诚如恩格斯所言，“如果说我们的法律的、哲学的和宗教的观念，都是在一定社会内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的或远或近的枝叶，那么，那些观念终究抵抗不住因这种经济关系的完全改变而产生的影响4。”恩格斯精辟地阐述了意识形态与经济形式的辨证关系，为我们研究立宪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框架。
现代立宪主义的日益完善无疑确立了以下几个原则。
1，自由的保障需要国家合理干预，这是古典自由主义对市场经济的滞后性和盲目性回应的结果，是立宪主义的重要内容。
2，人权的相对化以及社会权的凸现；其中社会权的强调是以魏玛宪法为肇始以法国宪法和意大利宪法为主要体现的。它的出现是现代立宪主义对市场经济的契约自由等原则的限制和纠正。
3，议会的充分重视；议会在一个立宪主义国度里是各种利益主体平等博弈的法制化场所，现代立宪主义对议会的强调体现了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的原则。-当然，现代立宪主义的诸原则的归纳完全是比较意义上的。它是对近代西方立宪理念中绝对自由权的反拨和重新审视的结果。严格说来，现代立宪主义是以自由主义理论为基本框架并植入民主主义学说的精髓而形成的一整套制度体系和价值体系。它包括宪政制度的设计、人权的保障、权力的制衡、宪政文化的培育及传播等等。是价值与制度的完美聚合。它不仅能通过立宪并以之为核心建立一整套内在统一的法律体系对市场经济进行有效规制，更重要的是，立宪主义还是一系列以自由和民主为基本内核的价值理念的载体，具有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传播与导引功能。而这一切对于培植契合现代市场理念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意义甚巨。因此，就功能主义的立场而言，立宪主义既是一个规范系统又是一个反馈和评价系统。而这双重功能是无法从儒家思想的现代诠释中获致的。更重要的是，`儒家思想是专制统治的产物，而并非如立宪主义那样内生于市场经济之中。倘剥离其政治体制的支持，它仅仅是“中国人的价值系统”5而已
二、市场经济；机制和观念的汇合
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是一个经济现代化的过程，经济现代化的内涵是多相的。它包括经济体制的现代化和由经济体制决定的经济观念的现代化。在我国传统的社会结构里具体表现为计划体制和官本位思想。而这些都是与市场经济的内在价值相冲突的。在当前，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已是举国上下的共识。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需要一个完善的自足的法律体系作为制度环境，而以宪法为核心建立的一系列法律制度正契合此要求。从这种意义上说，市场经济与立宪主义的结合使经济发展有了合宪性和结构性。但是，这并非市场经济的全部，任何外在形式的运行都需要内在的动力。市场机制亦不例外。它的发展无疑有着一系列的价值目标为支持。这些价值目标是由市场机制本身的内在规律决定的。如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地位的平等性和契约自由等等。立宪主义则通过立法的方式将这些规律制度化，并辅之以法制宣传将其内化到公民的行为模式中去。
我们说，市场机制运行的理想状态便是市场和政府间的均衡式和谐。市场经济有其自身的逻辑和价值。作为政府在采取何种管理模式的选择时对此不应忽视。市场经济的相对独立性与立宪主义的关系主要决定于以下因素，1，市场经济的自发性。2，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3，权力有可能滥用的原理。从经济与政治的衍生史来看，立宪主义无疑是最佳的选择模式。对于立宪主义的认识需要我们“不能仅仅看到宪政作为制度、程序等技术性设施的一面，而忽略其所蕴涵的价值及其道德基础6”。一般而言，市场经济的发展是立宪主义在以下方面有所作为。
首先，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需要多元的平等的利益主体。市场主体的独立地位的确立在我国这个缺乏自由传统的国度里意味着思想领域内的重大变革。因为独立的人的概念在以儒教传统为基本意识形态的社会结构中从未真正确立过。传统中的人囿于由婚姻和生育所结成的网状的社会格局里。这种格局“好象是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的波纹”7。使其丧失其独立人格。产权制度也是家长制的。无财产之独立便无人格之独立，立宪主义的任务就在于以法律的形式确立财产权及人格独立与自由的基准。世界各市场经济较为成熟的国家，其市场机制的日益完善无不伴随着宪政制度的确立及完善过程。并且这一过程无疑得助于一种适合于人格独立的新教伦理8。这种宗教改革的意义在于通过争取宗教自由和宗教宽容而使“良心自由和思想自由的现解”成为可能。而这一切是市场经济所必要的。
其次，市场经济需要无特权的市场主体和平等协商的交易品格。这意味着，一方面，当国家作为市场主体参与到经济活动中时，应遵守同样的市场规则而无法律外的特权。国家主义所产生的弊端则可以避免。另外，当国家作为市场的调控者和裁判者身份出现时，无论制定市场规则还是居中裁判，都应重视相对人的平等参与和平等保护，保持信息公开化。这要求立法和司法在一种能确保自由和民主的制度下运行。任何制度“都不是从属地为预先给予的集体或分配性共同利益提供利益的稳定化，它主要起到防止单方面的，即是说非正义倾向的作用9。”而立宪主义恰恰能提供这种制度。
首先，宪法对平等
权的配置为市场主体的人格独立提供根本法依据并使之落实到具体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去，平等观念必然会随着制度运作而深入人心。这已成为现代宪法的特征性事实。“权利法案规定了法律的平等保护原则，但是权利法案的观念远远超出了这些10。”赫尔穆特施泰因贝格对美国的《权利法案》的评价便可见一斑;
其次，立宪主义还是一种价值体系，这些基本的价值观都是西方人文传统与市场运作的产物。这些基本价值对于冲破传统文化中对平等权利观的种种思维壁垒是必须的。
最后市场经济是一种开放型经济。世界经济贸易一体化需要一定程度的经济互动和市场接轨。而这对于有闭关锁国传统的中国来说，与其是制度建构的问题，毋宁说是观念转变的问题，立宪主义无疑在这两方面都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我国现行宪法对改革开放的规定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国人观念的冲击，便可见一斑。
三、立宪主义、市场以及传统立场
无论从何种角度对我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进行审视，都不能自然的导引出立宪主义和市场理念。这当然是我国传统的生产方式决定的。因此,可以确切的说，立宪主义和市场理念倘单单从意识形态层面进行定性，无疑，它是西方文化（主要是宗教文化）在其具体生产方式和利益冲突中逻辑的产生的。有其哲学的、文化的、宗教的基础。是西方价值的载体。因此严格的说，立宪主义面临着一个民族化、本土化的移植问题。在此问题上，世界各国的宪法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三种模式：
1，全盘西化式。即不考虑立宪主义赖以生存的文化背景，与自己的传统文化进行决断式的背离。这在殖民地国家的制宪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2，全盘拒绝式。即：过分强调文化的相对性，对本国传统文化不作任何否定式评价。这在传统文化积淀非常深厚，且其政治制度的合法性也建立于其上的国家，表现得较为明显。
3，辨证吸收式。对本国文化进行反思性评价，以拿来主义的姿态吸收外来文化的合理性，从而实现两种文化的协调融合。这是大多数对立宪主义移植成功国家的普遍经验。对于立宪主义对文化碰撞采取何种途径，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传统是一个国家、社区或群体历史经验的总结，反映了该单位的生产方式和由此产生的人际关系状态。传统是如此重要，其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人们不可能完全将它忽略掉。11因此，该途径的选择倘脱离了具体的“语境”进行价值评价无疑犯了形而上的错误。其实，“各种制度并没有固定的优点，就它们本身而言，它们无所谓好坏。在特定时刻对一个民族有益的制度，对另一个民族也许是极为有害的。”12对待立宪主义的移植也应持此立场。
在我国这个传统文化极为深厚的国度里，先天的决定了只能选择第三种方案。即：对本国传统文化及其价值体系进行反思性审视，然后实现与西方立宪主义合理内核的顺利嫁接，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立宪主义。对于市场经济与传统定位的问题。笔者认为，作为一种交易规则的市场形式，在我国传统社会里是长期存在的。而且，在这些交易规则背后是以传统价值体系为支持的。如传统价值中的团体本位主义倾向重义轻利思想等。但是，市场经济不仅是一系列规则与机制的聚合，更重要的是，它包括一整套完整的符合立宪主义价值观的市场观念的聚合。这些是无法从传统文化中自然导出的。当然，某些传统价值观可能对市场主体的观念和行为模式产生影响。如传统的义利观等。13但是，从事物的实然性而言，“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其实只是一种人格理想，社会中只有少部分儒家知识分子奉行而已，在日常生活中起作用的，主要是常识理性，这种常识理性承认人民追求利益的合理性，始终在中国人经济生活中起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14然而，这些稍具市场特征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只是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产物，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倘不在宪政体制下进行现代诠释，是不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的。
四、市场经济：立宪主义实现的价值尺度
如果我们静心对西方立宪主义的产生及演进进行考察，不难发现，无论立宪主义制度建构过程还是价值嬗变过程都无可避免地贯穿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史之中。“政治、法律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目的的。”15这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反映。立宪主义作为法律制度和法律观念的集合体也不例外。
首先，立宪主义的实现，必须以市场经济为价值导向。立宪主义通过立宪的形式确立公民的独立人格和广泛的自由权利，并提供了政府制衡的范式。立宪的过程是一个观念传播与价值渗透的过程。对于孕育和确立有利于市场经济的精神有着重要意义。同时，市场经济的推进也促进了市场主体的独立意识和权利意识，对立宪主义的各项制度的运作与完善意义重大。如人大制度等等。立宪主义如果从立法层面考虑，它作为政府的一项权力活动，只能是“能与运行中的市场相容的活动”，否则，“这些活动必须统统排除掉。”16但总而言之，“没有国家的法律秩序，经济制度，尤其是现代经济制度是不可能存在的。”17有了宪政，对政治干预经济的权力作了严格的制度限制，给经济自由和财产权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保障。
其次，立宪主义的实现，必须以公民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觉醒为前提条件。在以义务本位和计划经济为显著特征的政治经济体制里，纵有立宪之名也无宪政之实，立宪主义是无法真正实现甚至无法立足的。其原因关键在于缺乏制宪和行宪的心理和意识基础，。历史表明，立宪主义是商业发达的政治产物。古希腊与古罗马诸共和国的政体的不断完善是完全建立在其商业繁荣的基础之上的。市场机制的运作使一些观念得以强化，如产权意识，平等交换意识和契约自由意识等等。我国市场经济的初步发展对现行宪法的挑战便可见一斑。（我国现行宪法的几次重大修改无不是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回应）。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没有商人阶级的形成、成长、壮大，及政治上的觉醒，也就没有清末的立宪运动”了18。公民在经济活动中不断强化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反映到制宪和行宪过程中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市场主体经济利益多元化，需要一个解决利益冲突和平等表达权利意志的法定场所，这无疑有利于议会制的建设。另一方面，市场主体的独立性必然要求宪法地位上的自主性，这对宪法在自由和人权上的保障提出更高的要求。另外，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有其自身发展规律的经济形态，需要在市场和国家之间划定界限。宪政作为市场与政府间的桥梁，它通过立宪的形式将国家管理经济的权力法制化，并以一些普遍的宪法原则把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界限以根本法的形式固定下来。
最后，随着世界经济、贸易一体化的进程加剧，市场经济体制面临着与世界接轨的趋势。这对立宪主义提出更高的要求。即：伴随着经济市场的国际化，宪法的某些内容或某些部分是否也存在与国际接轨的可能？我们知道，上层建筑是一定经济基础的反映，而经济基础从形式和内容可以分为经济体制和经济制度两部分，同样的道理，上层建筑也可分为政治体制与政治制度两部分，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虽然会引起政治体制的变革，但并不必然引起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变化，相反，它对于不断完善其相应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具有重要意义。19因此，随着市场经济的国际化，也必然要求在宪法的内容和体制上与世界各国宪法发生互动。比如，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对权力的制衡，对市场体制和市场规律的确认等等。这些无疑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也是立宪主义在价值和制度方面具有一定国际性和普遍性的重要体现。
五、结语及其评价
无疑，市场经济与立宪主义的关系是先天的孕育于
市场发展的历史之中的一种社会现象。市场经济无论其基本价值还是具体制度都与立宪主义内在契合。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其特征决定着立宪主义的发展程度和方向。这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重要体现。而且，立宪主义作为一种价值体系和制度体系的结合体，有着自己的独立价值观，并对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的某些先天缺陷进行纠正。正是由于市场经济和立宪主义的和谐发展，使得现代社会的具有一些任何历史时期所未有过的优越性，而这些恰恰正是我国市场经济和立宪主义发展的方向。
参考书目：
1参见韩大元著，《亚洲立宪主义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7页。
2参见（日）杉原泰雄著，渠涛等译《宪法的历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页。
3古希腊的宪法主要指国家结构的活动，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基本法概念，徒具形式意义。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2页。
5参见余英时著，《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45页。
6参见刘军宁著，《市场与宪政》，引自《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三联出版社，1995年版，第25页
7参见费孝通著，《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页。
8有关宗教理念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影响详见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的《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江苏人民出版社。
9参见（德）奥特弗利德˙赫费著，庞学铨等译，《政治的正义性》，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323页。
10参见（美）路易斯·亨金、阿尔伯特·J·罗森塔尔编，郑戈等译，《宪政与权利》，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60页。
11参见（美）希尔斯著，傅铿、吕乐译，《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6页。
12参见（法）勒庞著，冯克利译，《乌合之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页。
13有关儒家的义利观问题详见陈鹏生、反町滕夫主编，《儒家义利观与市场经济》，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
14参见何清涟著，《现代化的陷阱》，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203页。
1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集，第506页。
16参见（英）哈耶克著，杨玉生等译，《自由宪章》，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352页。
17参见（德）马克斯?韦伯著，张乃根译，《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