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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合作社入股协议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6 05:55:42

农业合作社入股协议篇1

甲方:秀山县农丰农业专业合作社

乙方:身份证号码:联系方式:

秀山县农丰农业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18年10月,作为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主要平台,本社坚持入社以村民自愿为原则,社员入社后可以就本社发展的单个或多个项目选择性入股,入股方式可以为:资金、土地、劳动力、扶贫资金配股、管理等多种方式。为规范本社经营活动,保护合作社成员权利,增加社员收入,促进本社健康发展。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达成以下协议:

一、入股项目

苗龙村2019年白芨种植。

二、入股方式

财政扶贫资金配股入股。

三、双方权利

甲方:负责合作社日常运行管理、项目实施,接收社员及上级有关单位监督。每年年底定期召开社员大会,按照入社协议向社员进行分红、听取社员对专业合作社运行的建议、商议合作社下一步发展方向。

乙方:有权对合作社运行情况、项目实施进度、财务管理等进行监督,按照协议上的利益分配机制参与分红。向专业合作社发表有利于合作社健康运行的意见建议。

四、利益分配

本项目采用“村集体+专业合作社+2018年未脱贫户+低保贫困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将财政投入的产业发展资金20万元按照1000元每股配股为200股,其中2018年未脱贫户7股、建卡低保户11股,村集体182股,收益后专业合作社提取总利润的10%作为运行管理费,甲乙双方再按照入股配股金额进行分红,建卡户只享受股金分红,对配股股金无处置权,收益后原始股金属村集体所有,纳入下一轮产业发展启动资金,若因不可抗拒因素导致项目亏损,专业合作社、社员均不享受配股分红,但18户入社建卡户可以享受财政投入资金5%的总量保底分红。

五、其他

本协议自签订之日生效,有效期至项目建设完成,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

农业合作社入股协议篇2

[关键词]土地流转;规模经营;股份合作;农民收入

doi:10.3969/j.issn.1673-0194.2016.21.103

[中图分类号]F301.2;F321.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194(2016)21-0196-04

0引言

土地是农民最大的财产,新时期农村土地流转正在火热进行,土地流转不仅在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中蕴藏着巨大的增收潜力,能带动农村进一步发展,而且能加快我国城市化进程。如何进一步完善和创新土地财产权制度,做好农村土地流转,已经成为了农业发展改革的重要课题。近年来,全国各地积极创新,引导农民土地承包经营入股流转,组建股份合作社,发展规模经营,形成了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经营的有效组织形式,激活了农民资产,保障了增加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1农村土地流转主要模式

1.1农户承包土地作股外租模式

这种土地流转模式是农户按土地面积计算股份入股组建合作社,合作社将入股的土地集中,组织对外发包或租赁,合作社获取的外租收益按农户入股股份进行分配。如诸暨市东和乡十里坪村800多农户将1140亩(注:1亩=666.7平方米,下同)承包土地作股组建了村土地股份合作社,合作社对全部入股土地做了统一规划和平整,然后租包给引进的专业大户,建立了规模化的粮食和蔬菜生产基地,村合作社每年获得的收益按土地股份返还给入社农户。通过农户承包土地内部入股、继而统一外租方式,将原来农户土地集体间接转发包经营改为入股农户股份合作经营,保证农户承包土地流转的长期性和稳定性,促进了农村土地的规模化经营。这种模式主要适用于农户已委托村集体组织流转土地并形成一定规模的村。

1.2村集体资产与农户承包土地股份合作模式

这种土地流转模式是村集体以资金入股、农户以承包土地入股组建股份合作社,合作社对入股土地统一规划并组织开发经营;农户土地作价入股或不作价设土地优先股,按土地基本流转价格保底分配收益,年终再根据合作社的经营效益分红。如绍兴柯桥区谢家坞村,由村集体出资600万元入股和村农户700亩承包土地折价400万元入股组建的土地股份合作社,集中土地统一开发建设现代四季鲜果园区,前几年建设时期农户按入股土地每年每亩可获得400元保底收益,果园开始产生盈利后,村集体与农户按股份“”比例分配红利,近年来农民每年可从每亩流转土地上获得近2000元收益。这种模式既能促进土地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农业、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又能促进农户承包土地流转的长期性和稳定性、不断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1.3农户土地作价入股,合作社对外参与经营模式

这种土地流转模式是以农户承包土地入股建立村土地股份合作社,合作社将入股土地作价折股后与农业龙头合作并参与企业经营,合作社获得的土地股权收益,按入股土地份额分配给农户。如新昌县儒岙镇圳塍村由农户1465亩土地入股组建的土地股份合作社,与绍兴市北云山粮油食品有限公司合作开发,从事山油茶、茶叶和高山蔬菜生产经营,并取得了50%的土地股份红利分配权,走出了一条“农户土地入股+土地股份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合作共赢、长期稳定、增效增收的现代高效农业之路。

2农村土地流转的具体做法

近年来,浙江各地在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前提下,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调节、农民自愿、依法有偿”的原则,积极探索土地委托流转这一模式推动农村土地向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经营大户流转,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规模化、集约化水平。主要做法是:

2.1建立土地流转服务平台

浙江各地不少县(市)已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农村土地流转服务平台,成立县(市)级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指导中心、各个乡镇(街道)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和村级土地流转服务站。乡镇、村按照各自职责,建立制度,落实专人负责土地流转供求登记、信息、合同鉴证、建立档案、纠纷调处等工作,实现了有机构、有人员、有办公场所、有设施保障。

2.2合理确定土地流转价格

稳定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制的基础上,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切实保障土地经营权流转权能,积极引导和推进土地经营权规范有序流转。健全和完善土地流转价格形成机制,鼓励采用稻谷等实物计价、货币结算相结合等方式确定流转价格,力求客观实际地动态反映流转土地价值。例如,长兴县乡镇土地流转服务中心根据地块的区域位置、基础设施、种植作物等提出土地流转指导价,提倡按稻谷实物折价的办法确定土地流转价格,一般按250~325千克/亩晚稻谷计量,按当年国家粮食收购保护价计价,对流转期限较长的,提倡采取分期支付流转款的方式,以消除因土地价格变动而带来的纠纷隐患。

2.3规范土地委托流转行为

一是提出流转申请。经营业主到乡镇(村)土地流转服务中心(站)提出流转申请,递交经营项目、法人身份证、地块要求、流转期限等材料。乡镇、村土地流转服务中心(站)对经营业主的资质和项目的可行性进行审核,较大规模的项目由县乡两级流转服务机构联审。二是网上信息。经审核后,乡镇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将有关信息在农村土地流转信息网上,根据流转要求选择合适地块,经营业主与村集体组织达成流转意向,再由村干部进村入户,与涉及的承包组达成流转意向。若跨村界的,由镇流转服务中心作为受托方牵头实施。三是签订委托协议。在双方达成流转意向后,由镇、村干部分工负责,以承包组为单位召开社员代表会议,征得涉及农户100%同意,形成书面委托流转决议,凡愿意流出土地的农户,与村经济合作社签订委托流转协议,协议内容包括地块名称、面积、四至界限,流转期限,流转价格与支付方式,双方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相关约定。以承包组为单位编制委托流转土地基本情况表,绘制委托流转土地四至界限平面图(到户),作为委托流转协议的附件,协议一式三份,户、组、村各持一份。四是签订流转合同。村经济合作社作为受托方与经营业主签订委托流转合同,合同内容事项与委托流转协议内容基本相同,但不能超越农户授权范围。五是合同鉴证。根据合同双方需要,可选择到乡镇土地流转服务中心鉴证,也可到公证单位进行鉴证,合同一式四份,经营业主、村、乡镇土地流转服务中心、鉴证单位各持一份。六是建立档案。乡镇、村严格按档案管理要求将所有文本资料建立台帐,报送县级农业部门,及时建档归档,做到有据可查。

2.4逐步建立农村土地交易市场

按照国务院要求,在确保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三条底线的前提下,探索建立“同权同价、流转顺畅、收益共享”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

2015年9月8日下午3时25分,德清县敲响浙江省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第一槌。在德清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举行的村级集体土地拍卖会上,该县洛舍镇砂村村20亩村级集体土地40年使用权,从957万元起拍,经多轮竞价,最终以1150万元的价格成功出让。依照德清县有关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实施方案,缴纳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后,砂村村集体可获得拍卖总价的68%,这笔资金作为集体资产,将列入集体公积公益金专户管理,由村监委监督,可用于对外投资、股份合作及购买政府性债券等,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据悉,按德清的实施方案,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除了可出让外,还可以租赁、作价出资(入股),最高使用年限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等同;在使用期限内,享有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同等的转让、出租、抵押权能。这项改革将全面激活农村土地市场,促使农民土地财产保障更有力、农村集体资产更壮大、产业结构更优化、基层治理更有效。

3农村土地流转模式主要成效

3.1有力地推进了农村土地规模经营

推行农户承包土地股份合作制,实现了农村土地入股流转、统一规划、集中连片、长期稳定、规模发展,扭转了以前农户自发、零星、分散、短期的流转状况。浙江省土地股份合作社建设较早的地区,农户土地入股时间大多超过十年,有的到二轮土地承包期末,同时已形成了一大批较大土地规模的现代农业主导产业基地或特色产业基地、园区。如绍兴市,目前农村耕地10亩以上规模经营的面积占农地总面积的比率达到70%,有力地推进了土地规模经营,提高了土地利用率、投入产出率和农产品优质率,成为稳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举措。

3.2有效地壮大了农业经营主体

通过建立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发展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培育壮大了一批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规模经营主体,它们是建设现代农业的微观基础。如绍兴市87家合作社共有规模经营主体693户,平均面积95亩,最大的户1200亩。越城区茅洋村的土地股份合作社,引进两家农业经营主体,一家是从事蔬菜生产的农业企业,已累计投入1000多万元,建成1000余亩的无公害大棚蔬菜种植基地;另一家是种植面积达210亩的种粮大户,累计投入400多万元,购建工厂化育秧、机耕、烘干等设备设施,成为一家集粮食生产与社会化服务于一体的家庭农场。这些农业经营主体,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步伐,促进农民增收致富,而且还是发展现代农业、构建美丽乡村的重要载体。

3.3极大地促进了农民增收和权益保障

农民承包土地入股流转,虽然土地使用权集中到了合作社,但其持有土地股权证可有效地保障农民所承包土地的财产权益,同时极大地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一方面土地入股流转后,通过合作社的集中规划、统一开发经营或土地连片出租等模式,能保证入股流转价格高于零散流转,据调查,总体流转收益比农户自行流转高出25%左右,加上土地入股的保底分红,提高了农民的土地流转收入。另一方面,通过实行土地规模经营,合作社需要吸纳当地部分剩余劳动力,促进了农民的劳务收入。据绍兴市2012年统计,农民从全市土地股份合作社中获得的劳务收入可达1400万元之多。

4流出土地农户权益的保障机制

4.1对流出农户实行阶段性资金补助

2008年以来浙江省不少县市,相继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若干意见》。如义乌市,市财政连续3年每年安排1000万元资金专项用于土地流转补助和奖励,对当年新增连片流转规模面积超过50亩、流转期限5年以上的土地,政府按实际流转面积给予流出户一次性资金补助并奖励所属乡镇、村;同时各乡镇也给予流出户100~200元/亩的配套补助。保证了土地流转农户的财产权益和人心稳定。

4.2对流出农户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浙江各地为使流出土地农户权益得到进一步的保障,纷纷出台政策给土地流转村(自然村)办理了养老保险。如义乌市2009年制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农民养老保险实施办法》规定,凡在义乌市范围内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面积大于60%且连片50亩以上、协议连续流转时间超过10年的行政村(或100人以上的自然村),其农户承包土地80%以上流转的,以个人为单位,一次性缴费每人8000元,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可按月享受每人每月170元养老金。至2013年11月底已参保146个村(自然村),累计投保22704人,已有16166人享受每月170元养老保险(其中财政每月发103.33元,个人账户所交每月返回66.7元)。从2013年1月1日起缴费每人调整为10000元,每月享受200元养老保险。

4.3对规模经营主体建立农业生产配套设施用地制度

浙江各地,相继出台了《农业规模经营配套设施建设的意见》,允许集中连片规模经营面积达到50亩以上、期限5年以上且签订规范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的农业规模经营主体,在不破坏耕作层的基础上,在其经营土地上建设为农业生产服务的非永久性配套设施,其建筑占地面积按不同产业控制在实际流转面积的1%以内。由农业局牵头会同国土、建设、综合行政执法对上报项目进行认定,并报市政府审批。

5结语

综上,浙江农村各地在农村土地流转的做法和经验,对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健康发展提出有益的探索,最大限度的发挥土地的财产价值,让农户分享土地流转和增值效益,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维护和保障农民权益。这必将进一步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推动农村经济跃上一个新台阶。

主要参考文献

农业合作社入股协议篇3

一、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省市财税工作会议精神,围绕促进科学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认真查找并切实解决机关效能和服务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进一步提升机关办事效能和服务水平,不断创优发展环境,建设发展型、公共型、调控型、精细型和效能型财政,全面提升财政发展质量,为促进科学发展、进位赶超、绿色崛起奠定坚实基础。

二、活动主体

全县财政系统发展提升年活动主体为:县财政局机关各股室(中心)、局二级单位、各乡镇(场)财政所及其全体财政干部职工。

三、工作机制

为保障发展提升年活动取得实效,推动开展发展提升年各项活动,按照省财政厅实施方案中的五项重点工作安排,为进一步强化工作责任,完善工作机制,保障活动成效,这五项重点工作分别设立工作组,明确对口股室牵头负责,落实该项工作的内外衔接、联络、协调、考核,以及督促该项工作在全县财政系统的组织、实施、监督等事项,相关股室(单位)积极协助。

四、重点工作

根据全县统一部署,结合财政实际,本次发展提升年的重点工作为:

(一)围绕推进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着力提升办事效能和服务水平。充分利用好我县经济发展专项资金,围绕我县重大项目建设和产业规划,采用贴息、补贴、奖励、风险补偿等财政手段,优先保障重大产业项目需要;支持有关部门不断拓宽招商引资领域和组织的重大招商引资活动;灵活运用财税政策,支持支柱产业和大中型企业加快发展;认真落实国家支持产业结构调整、节能减排、资源综合利用和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农业现代化发展等税收优惠政策,用好国家税收政策,支持重大产业项目规模发展、质量提升有新突破。此项工作由副局长李晓云牵头,推进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组负责(企业股牵头,经建股、预算股、条法股等股室配合)。

(二)围绕推进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着力提升办事效能和服务水平。结合国家产业结构调整要求,积极争取国家重点节能工程、新型能源产业、技术改造、自主创新产品、循环经济、淘汰落后产能等方面的财政专项资金,加大财政支持工业发展力度;加大财政支农投入,积极争取现代农业发展、小农水重点县建设、林业产业发展项目资金;围绕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继续实施以中低产田改造为主要内容的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大力支持农业优势主导产业发展,扶龙头、建基地、带农户,提升我县农业现代化水平和市场竞争力;支持担保公司加大对农业现代化龙头企业支持,促进银企合作,对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进行奖励;支持各项政策性农业保险,发挥财政保费补贴作用,提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此项工作由副局长杨庚远牵头,推进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组负责(农财股牵头,经建股、县预算外资金管理局、企业股、预算股等股室配合)。

(三)围绕推进城镇化建设,着力提升办事效能和服务水平。支持城市(镇)规划部门各项城镇化规划建设;加大制度创新,支持相关管理部门在城镇落户、社保、就医就学、居民创业投资等有利于产业发展,人口集聚各项举措,落实资金保障;积极争取城镇居民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资金,全力支持全县棚户区改造和保障性住房建设,努力实现中低收入者住房需求;进一步推进新农村基础设施、商贸流通和城镇化建设;提升城镇化服务水平,提高城乡义务教育、高职教育、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基础设施建设和能力培养建设水平;积极加快推进城镇环境保护,污水管网建设城镇环保建设各项投入。此项工作由维稳信息员、局党组成员罗晖牵头,推进城镇化建设组负责(经建股牵头,综合股、社保股、行财股、农财股、企业股、预算股等股室配合)。

(四)围绕推进社会各项事业,着力协调发展提升办事效能和服务水平。继续坚持公共财政“四个倾斜”和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可增长、可持续实施的原则,安排财政性资金,集中办好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事。对涉及民生工程各项政策,要加快资金拨付,确保足额到位;要加强督查,实施全过程跟踪落实,规范财经秩序,形成抓落实、重执行的体制机制,推行限时办结制、首问责任制、过错责任追究制等效能制度的落实,加强财政资金绩效管理,推进绩效评价,提高财政投入的实效性、安全性;及时协调解决民生工程中的新情况、新问题,调动各相关部门工作积极性,提高民生工程实效。此项工作由副局长李晓云牵头,推进社会事业协调发展组负责(预算股牵头,综合股、行财股、经建股、农财股、社保股、企业股、财监股等股室配合)。

(五)围绕创建最优发展环境,着力提升办事效能和服务水平。巩固全县财政系统机关效能年活动和创业服务年活动成果,创建优质高效的财政政务环境。积极推进财政票据电子化,进一步清理、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和行业协会、中介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的收费,改善行业服务水平;加快“金财工程”建设步伐,大力推进网上审批和电子监察,提高行政审批效率;进一步巩固全县财政行政审批成果,按照限时办结制要求,高效办理全县财政行政审批事项;大力倡导服务之风,践行“八项服务承诺”,创先争优,进一步提升干部综合素质,增强服务科学发展的能力和水平;进一步完善财政政务公开,高效沟通和办理人大代表建议、政协提案,加强与服务单位联系,解决各项财政政策执行中的问题,提高财政部门服务满意度;强化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做好廉能风险防控工作,把廉能管理开展情况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加大投诉处理和查处力度,及时纠正和严肃查处财政部门和财政干部职工行政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现象。此项工作由副局长胡爱秋牵头,创建最优发展环境组负责(秘书股牵头,财监股、综合股、条法股、县预算外资金管理局、信息中心等股室配合)。

五、工作步骤

活动分为学习动员、组织实施、总结考评三个阶段。

(一)学习动员(2013年1月4日-2013年2月28日)

1、成立县财政系统发展提升年活动领导小组,由局党组书记、局长任组长,其他局领导任副组长,各股室(单位)主要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牵头组织开展全县财政系统发展提升年活动,党组成员兼任办公室主任。办公室下设综合组、推进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组、推进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组、推进城镇化建设组、推进社会事业协调发展组、创建最优发展环境组共六个组,抽调精干人员参与工作。

2、召开全县财政系统发展提升年活动动员会议,组织学习全县财政创业服务年活动总结暨发展提升年活动动员会议精神,学习上级有关提升发展质量和水平方面的政策文件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对活动开展进行再动员,全面部署开展财政系统发展提升年活动。

3.各股室(单位)要结合工作实际,围绕五项重点工作,加大对财政支持政策的梳理、调研和拟定,将已出台和拟出台的各项政策汇总,于2013年3月底前报县厅发展提升年活动领导小组,抓紧形成《县财政局关于支持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提升有关政策的实施意见》,向社会公布,并加强督促落实。

(二)组织实施(2013年3月1日—2013年10月31日)

1.结合财政实际,制定开展发展提升年活动实施方案;由财政部门牵头的工作重点“围绕推进社会各项事业协调发展提升办事效能和服务水平”,要对目标任务进行细化分解,制定针对性强,操作性强的实施方案。

2.局机关各项重点工作任务由分管局领导牵头,五项重点工作组牵头股室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各配合股室主要负责同志也要亲自抓,通力配合,确保工作畅通衔接。各牵头股室要根据各项重点工作,会同配合股室制定出具有科学性、创新性和可操作性的各项重点工作具体实施方案,于3月底前报局发展提升年活动领导小组办。

3.要立足实际,上下联动,创新活动载体,多形式、多渠道推动活动开展,抓好各项重点工作任务落实,确保发展提升年活动取得明显成效。

(三)总结考评(2013年11月1日—2013年12月31日)

1.县财政局发展提升年活动领导小组将不定期对各级财政部门活动开展情况进行督促检查、指导落实。

2.以五项重点工作落实情况为主要内容,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制定科学的、量化的、便于操作的绩效考核工作方案,要严格进行绩效考核,并把考核结果作为干部业绩评定、奖励惩股、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之一。

3.局党组对工作开展较好的股室(单位),在年终考评中予以倾斜;对工作开展不力、造成重大影响的直接责任股室和直接责任人,取消该年度评优资格。

六、工作要求

发展提升年活动涉及面广,要求高,各股室(单位)要周密部署,精心组织,务求实效。

(一)加强领导,明确责任。要把开展发展提升年活动作为全县财政系统着力建设“发展型财政、公共型财政、调控型财政、精细型财政、效能型财政”的一项全局性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加强组织领导,做到主要领导亲自抓,领导小组组织协调,活动办公室具体实施,各股室(单位)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工作人员人人参与,坚决防止仅靠少数部门做和少数人参与的现象,切实做到思想到位、组织到位、措施到位,把发展提升年各项活动落到实股。

农业合作社入股协议篇4

一.构建农村合作社民主制度的必要性

农村合作社制度的实质就是民主制度,民主制度包括民主决策制度、民主管理制度以及民主监督制度。建立民主制度是近现代合作经济社的一个目标,也是现代合作制实践的一项制度安排。健全的民主制度有利于促进合作社的发展和深化合作社的改革。民主制度保证了合作社对内实现劳动解放和共同经营,体现在由多数人执掌权力并实行选举制、任期制、分权制的民主原则;对外能实现独立经营和自主管理,体现在可预防政府等部门施加行政干预。[1]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农村合作社的经营活动和健全的民主决策程序是紧密相联的。离开了民主参与和民主决策,将导致合作社的经营活动决策权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经营活动只代表少数人的利益。而合作社的建立目的是保证实现社员共同利益的需求,体现一种合作性,健全的民主决策制度能使社员的意愿得以充分表达,从而更好地实现社员的共同利.

(二)农村合作社的运营效率与健全的民主管理制度是紧密相联的。提高合作社运营的效率关键在于提高经营者积极性。根据权力和义务对等的原则,我们在赋予经营者对企业一定程度的控制权或管理权时,也同时要求其承担相应的义务。民主管理制度的建立促使经营者的权责明确,提高其主人翁意识,从而提高合作社运营效率。

(三)农村合作社运营规范化和健全民主监督制度是紧密相联的。民主监督制度不仅能促使合作社决策程序规范化,防止决策权滥用,而且能促使合作社经营活动有序化、规范化,从而保证合作社健康、稳定地发展。

总之,建立合作社民主制度,体现了合作社的个性,是建立新型农村合作社的需要。

二对中国农村合作社性质的认识

民主制度作为农村合作社的一项核心制度,健全和发展民主制度,首先要明确农村合作的性质,明确所谓的民主是在什么性质机制下的民主。

我国现有绝大多数的农村合作社是在坚持家庭承包承任制、坚持社员个人土地使用权和财产权基础上,按照自愿、互助、互利的原则,以独特的组织章程或协议建立起来的劳动者共同劳动的经济实体或企业法人。

随着我国集体合作企业经营机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目前主要演变为:合伙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合作企业这几种形式。但只有一些规模比较小的合作经济,通过理顺产权关系,改组为合伙企业,也只有少数规模大、效益好的合作经济比较适合改建为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对于大多数农村合作社来说,引进股份制,发展股份合作制企业是其最佳选择,也是目前我国农村合作社改革的主流方向,本文也是针对此类合作社作相关探讨。

中央颁发《关于推进和完善乡镇企业股份合作制的通知》将股份合作企业修订“两个以上劳动者或投资者,按照章程或协议,以资金、实物、技术、土地使用权等作为股份,自愿组织起来的,依法从事各种生产经营服务活动,实行民主管理,按劳分配和按股分配相结合,并留有公共积累的企业法人或经济实体。”由此可推知,股份合作制是股份制和合作制相结合的产物,其性质是介于协会和公司之间具有特殊性质的组织。

一方面,它具有社会团体的性质是一个合作集体,即具有合作性。但合作经济与集体经济又属于两种不同的经济范畴,理由在于:第一,集体经济的所有权单一,即集体所有;合作经济既存在集体所有,又允许个人所有。第二,集体经济只存在按劳分配;合作经济实行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方式。第三,集体经济往往是依行政制约和干预形成的,不遵从自愿原则;合作经济依据的是成员之间的协议。第四,集体经济的约束机制是自上而下的安排或设计,合作经济是自下而上的自然形成,排除了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

另一方面,它又具有经济组织的性质,是一个合作企业,即具有资本性。但合作经济与一般公司企业不同,这一点中国吸取外国合作社的思想,认为合作社作为劳动者联营企业,不以合作机构耗费资本赚取最大的利润为目的,但依靠共同经营来谋求社员共同利益,增加社员劳动收入。

三.我国现有农村合作社民主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近二十年来,各地正加强在原有的合作社基础上进行改革。但由于合作社在中国发展受扭曲,1956年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通过高级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合作社偏离事物原本的内涵的认识和行为,中国合作社被集体化,导致农民丧失了生产资料所有权、生产经营活动的自主权和收益分配权;另外,政府和国家对其横加干预,致使农村合作社性质发生变化,成为官办的商业组织。现有农村合作社是在传统合作社基础上改造成的,致使现有合作社仍残留着集体化思想和对政府的依赖性等特点。

(二)随着合作社的发展规模不断扩大,业务日趋复杂,经营管理不得不越来越多地借助于专业管理人员,直接造成管理权被掌握在少数管理人员的手中,引发合作社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由此产生诸多关系,如何协调合作社内部关系将直接影响到民主制度的完善。

(三)股份制和合作制是不同的两种制度,股份制是资本的联合,合作制是劳动联合。股份制更注重于社员个人的利益,合作制更侧重于合作社公共利益。股份制的引入,是否有利于合作社民主制度的发展以及我们合作社运行过程中应如何分配权力和权利,这些都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四.如何构建农村合作社的民主制度

笔者认为,构建新型农村合作社的民主制度的主导思想是:第一、为民主制度的构建创造客观条件,其主要从农村合作社发展外部环境的改善和内部体制的建设着手;第二、提高合作社内部成员积极性,其主要通过明晰合作社产权和合作社成员权责着手。

本文主要通过对影响农村合作社民主制度发展的外在因素和内在因素两方面来分析如何发展农村合作社经济民主制度。

(一)确定农村合作社独立的法律地位,独立的法律地位能使其自主表达意思,自主施行民事法律行为,这是保证民主制度实现的外因。上文分析过,实现这一目标,主要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合作社之间的关系。

1、处理好政府与合作社建立在非资产基础上的关系,即政府作为社会经济的管理者对合作社进行管理而形成的关系。处理好这一关系,政府必须从根本上转变职能,减少对合作社行政干预,依法确定政府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的主体地位,变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为合作社主导型的经济,变政府对合作社直接经营的职能为对合作社实行间接宏观调控的职能,使政府权力从管治型转向服务型,从命令型转向指导型。

政府主要扮演扶助合作社发展的角色:诸如协助合作社制定好合作社管理运作的制度;为合作社提供信息传递、技术指导等服务;落实优惠政策等等。

2、处理好政府与合作社建立在资产基础上的关系,即政府作为企业资产的拥有者而对企业实行的管理。

对合作社进行产权界定,产权界定就是确定农村合作社的资产的法律归属和所有权主体。产权界定必须遵循着: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的原则。

从宏观上看,根据我国农村合作社在早期发展中受政府直接控制,政府曾以拨款、投资等形式参与资助或鼓励合作社的发展,但从几十年来合作社上交的利税、还贷以及为政府承担的国家委托任务造成的很大政策性损失,不但还清政府拨付资金,还为政府积累大量资金,合作社除了受国家委托的特准储备金除外,己经基本没有国有资产了。合作社财产,是由社员集资和本身多年积累,所有权和使用权均应归属于社员集体所有。16

从微观上看,我国目前一些农村合作社仍然存在着国家股如南京模式,武汉改组模式等,[7]农村合作社是否有必要设置国家股,国家股的存在是否会影响民主制度的发展。笔者比较赞同原则上不设立国有股或国家股这一做法。设立国有股不利于调动内部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利于民主管理制度的建立,从而使决策、经营不善,影响企业效益提高,甚至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等。

但是针对一些关系到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国有经济必须支配地位,从而引导小型合作社发展。关于这一点我认为,政府在引导小型合作社可以借鉴公司法子公司和母公司模式。

就我国公司法而言,子公司一般是指母公司出资设立的被母公司控股的公司。一般来说母公司在子公司都拥有相当一部分股权,有很强的控制力,但是子公司本身仍具有独立的企业法人资格,依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政府可以用股份制的形式首先控制绝大部分的龙头企业,并以这些企业充当母公司,通过参股的形式,层层控股,建立股份的企业群体,从而达到国家对一行业或某一产品的产、供、销的统筹。各初级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政府所控制,但初级社属于独立的法人,具有独立民事行为能力和民事责任能力。与此同时,我们要适度控制政府的控股比例,一般来说,如果母公司控股比例达到50%以上,我们称为”绝对控股”;如果母公司控股比例在所有股东中最高但又不超过50%,我们称为”相对控股”。政府只有在初级社的控股比例不超过50%,甚到更低,才能更好地协调合作社的民主治理和国家控制之间的关系。通过上述的途径,能使国家对合作社经济的直接调控转向间接调控。

(二)构建农村合作社合理的内部机制,促进农村合作社民主化。

1、引入新的合作社经营理念,构建合理的合作社内部机构。

根据国外的一些成功的合作社组织模式如丹麦农业合作社,在一些有一定规模和效益的合作社,我们可效仿公司组织模式,根据决策、执行、监督三种职能分工设置原则,建立民主机制。[8]设立股东代表大会,作为合作社最高权力机构,决定合作社重大事件;设立董事会,作为合作社的执行机构,决定合作社生产经营重大问题;设立监事会,作为合作社生产经营的监督机构。那么如何平衡好所有权、经营权、监督权,处理好股东、经理人、职工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构建民主制度所要探讨的问题。

解决这些问题,可以引入西方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企业管理理念,该理论认为企业的目的不能仅限于股东利益最大化,而且应该考虑其他企业参与人的利益如职工、经理人),各利益相关人利益的最大化才是现代企业追求的目的。同时各利益相关者都应成为企业的所有者,职工、经理人投入的人力资本,其与股东共同承担剩余风险,若公司倒闭将意味着他们人力资源的损失。

该理论的优点在于,共同治理理念有助于保持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共同合作,激励其对企业利益的关注,减少员工的偷懒行为,提高各方积极性,充分发挥其作用,从而提高各利益相关者维护合作社和个人利益,有助于合作社民主化。

实现合作社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主要从以下几点着手:

(1)设计一定的治理制度来分配给利益相关者一定的企业控制权和促使职工形成财产,分配利润。实现这点,合作社较其他形式企业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合作社中的一些成员既是股东又是职工,比较容易实现企业所有者、经营者和职工共同治理的结构模式。

而针对那些非股东的职工,我们可以引入外国的职工股份期权计划,即企业与其职工或管理人员签订股份期权合同,在一定的期限到来后,在符合约定条件的情况下,公司按照预先确定的价格与方式向其管理人员或普通职工发行股份。_由于我国公司法奉行的是严格的法定资本制,所以目前该制度在我国实践中存在着障碍。但针对股份合作制企业这一新兴的企业制度,其更应体现一种合作性,尽可能使全体成员都拥有股份,提高各方积极性,实现利益相关者共同经营。所以,我建议股份合作经济应该大胆地引入该制度。

(2)提高职工在合作社内部的地位。现有的外国的一些企业为了维护职工的利益,设立职工代表大会,而在我国合作社内部没有建立职工代表大会的必要。首先,我国大多数合作社的规模不大,雇员不多,建立职代会意义不大;另外,合作社内部相当一部分职工本身就是股东,建立职代会,难以对这些成员定位。但不设立职代会如何维护非股东职工的权利呢?我认为,应该将非股东职工的权力分散到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中。股东会中除了有董事成员派代表参加外,非股东职工也应派代表参与,赋予其发言权和非涉及资产问题上的表决权,从而体现一种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经营理念。同理,我们可以通过在董事会中派职工代表和提高监事会中非股东职工代表的比例来实现职工的权利。

(3)我们还可以在合作社内部建立合理的评价机制、竞争机制、责任机制、奖励机制等。通过评价机制不仅要加强对合作社职工或管理者的监督管理,而且加强职工或管理者对企业的运营进行客观的评价;通过竞争机制不仅促使职工或管理者端正工作态度,而且加强职工或管理者之间互相监督;通过责任机制使职工或管理者权责明确,积极地维护个人和合作社的权益;通过奖励机制提高成员的积极性。总之,通过合理的机制来提高合作社成员的主人翁意识和积极性。

2、发展合作社的民主制度,要正确看待股份制。

股份合作制既体现了股份制的资本联合可容纳现代生产力的优点,又体现劳动联合抵制资本唯利是图及剥削方面的功能,将现代企业制度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管理科学等共性和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人地位等个性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从而促进了合作社的民主化管理。其主要体现于以两个方面:

第一、股份制有利于按照自愿、平等、互利原则协调好各所有者间的利益,使各所有者明确自己在合作社中所占有的物质利益的比例即资产所有权,利益享受同风险承担是紧密结合的,各所有权者在享有利益的同时,也相应承担一定风险责任;

第二、现在股份制比较推崇资产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根据权力和义务对等的原则,经营者在行使权力的同时,也要承担相应的义务。也正是由于风险和义务的存在,从而调动各方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为农村合作社民主化奠定基础。

3、建立合理的合作社民主决策制度。

随着股份制的引入,现行农村合作社具有股份制与合作制双重特性,股份制民主决策制度比较提倡一股一票制度,合作制民主决策制度比较提倡一人一票制度。那么股份合作制应如何取舍?学术界颇有分歧,第一种观点认为应当实行一人一票,但允许有例外。理由是,现代西方的一些合作社立法允许在一人一票制的基础上适当增加拥有较多社股的社员的投票权,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公平;第二种观点认为实行一人一票制为主、一人一票制为辅的决策方式,其认为在股份合作制中,职工即股东,因而决定企业事务应采取一人一票制,但考虑到投资者投入的差别,在决定企业重大事务时应采取一股一票的表决方式;第三种观点认为,应当实行在全员入股并限定持有股高低限度基础上的一股一票制,其认为一股一票制虽然在形式上直接引用股份制表决原则,但由于要求全员入股并相对均衡持股,因而,其一股一票制其实质就是一人一票制。

笔者认为上述几个观点,都存在缺陷。第一个观点,在理论上是合理的,但在实践中很不规范,不便于操作,造成现行合作社管理秩序紊乱;第二个观点也是不全面,因为现在企业管理制度中,随着合作社的规模扩大和经营复杂化,合作社不得不外聘管理人员和职工,所以职工不一定就是股东;第三个观点更是不合理,因为合作社的建立就是为了组织生产规模大小不一的分散生产的农户,如果片面地限定其持有股高低限度,使得一些农户剩余资金无法投资,一些农户无力投资,所以此规定是不合理的。

决定一人一票制还是一股一票制,应当考虑哪种表决制度更有利于平衡股东之间的利益。一人一票制更体现社员共同利益,一股一票制更体现社员个人利益。

股东会的决策一般都与其资产额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如果一项决策直接导致资产额变化,则用一股一票制;如果一项决策只导致资产结构、分布以及其他非直接涉及资产额的变化,则用一人一票制。这样能不仅有效地防止一些大股东控制公司运营活动,促进合作社民主制度的建立,而且能够较好地兼顾到股权差异。

社员入股的根本目的在于个人营利即获得可分配利润。可分配利润属于股东权益所对应的标的物中的一种。股东权益指的是股东对净资产所享有的权利,其所对应的标的物是指资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可分配利润。净资产额=资产额-负债额,资产额的变化将导致净资产额的变化,净资产额变化将导致股东权益标的物量的变化,从而影响到社员可分配利润额。因此,合作社的资产数量变化直接导致社员获得利润额。但根据现有合作社的按股分配原则,社员能够获得的利润额又取决于其个人所占有的股份数额。综上所述,如果一项决策直接涉及到资产额的变化则应该用一股一票制。诸如在对合作社增资和减资决议、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决议、企业的清算以及其他直接涉及到资产数量的决议。

农村合作社办社根本目的在于追求社员共同的利益。股东入股后,其出资作为合作社的资产用于整个合作社的运营,代表着全体社员的共同利益,体现互助互利的办社原则。合作社资产结构、分布及其他非直接涉及资产额的变化,是出于合作社运营的需要,更偏向体现合作性。由此可见,如果一项决策涉及合作社资产结构变化应该采用一人一票制。诸如对合作社的投资方向和经营方案决议;对公司合并、分立、变更公司形式等关于资产结构变化事项或如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决定有关董事与监事的报酬等事项的决议等非直接涉及资产数量变化的决议。

农业合作社入股协议篇5

农村金融:新农村建设的输血机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建设现代农业,而现代农业亟待稳定资金来源,应扭转资金从农村流向城市的“逆向选择”。农村金融问题一直是“两会”代表高度关注的问题,仅2006年以来,央行主办的人大建议议案和政协提案中,涉及农村金融改革和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工作的就有73件。

2007年1月份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已经为农村金融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多方面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农村的金融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加快建立健全适应“三农”特点的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体系,大力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但是,当前仍然存在一系列问题有待解决:如何继续扩大农村金融供给,如何协调民间融资与正规金融,如何继续完善城乡联结的金融服务体系。

此外,金融工作会议还明确“政策扶持原则”将是农村金融改革发展的重要原则,市场也在翘首期待这些在财政、税收、金融等方面的政策出台。(徐以升)

民生四大难点问题:医疗、教育、住房、就业

建设和谐社会,关键是解决最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的、与他们利益最攸关的、最迫切的问题。解决医疗、教育、住房、就业四大民生难题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有赖于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但眼下考验着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考验着政府转型的决心,考验着政府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的智慧。

新一轮医疗体制改革,焦点将集中在如何构建覆盖全社会的基础医疗保障体系;国家对公共医疗投入力度如何;如何解决“以药养医”的医疗机制以及药价虚高的医药流通体制改革问题,以改变医药行业“层层批发、层层加码”的现状。2007年,国家必将加大公共卫生体制改革力度。

今年全面实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将对我国农村亿万名适龄儿童享受义务教育产生质的影响;新《义务教育法》实施后,同一地域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导致的择校之风,将是今年教育部门解决的另一重点;同时高等教育发展速度、效益和改革也令政府重点关注。

在未来一年中,国家将会着力调整住房供应结构、严格控制高档房地产开发、重点发展普通商品房和经济适用房,并建立健全廉租房制度和住房租赁制度,切实解决老百姓的住房难问题。

同时,就业亦成为2007年民生关注的热点话题。社会经济格局的变化,使就业总量矛盾更加突出,结构性矛盾和区域性问题更加明显。为切实解决这些矛盾,2007年政府将把促进就业作为重要宏观调控目标。(季谭)

反腐:更高的期待和更大的决心

当下我国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这使得中国现阶段既是发展的机遇期,又是矛盾的凸显期。及时抓紧进行政治制度化建设,防止制度“被俘获”和经济建设成果走样,已成为现实的选择。

随着去年多名党政高官被查处,中央、地方一些主管部门的整顿,以及纪委书记产生机制的变革,中国反腐格局形成一个新的高度,新高度也内在促成未来反腐态势的明朗。中央的高调和态势的明朗也自然拉动了上下各层人士的高涨情绪,并形成了百姓更高的期待。这种期待将在今年两会得到集中释放。

而今年的反腐大动作中央也已宣布:在继续严查严办大案要案的同时,着力加大源头反腐力度。一是加强干部作风建设,倡导八种良好风气;二是积极筹建部级的预防腐败的专门机构,组建成立国家预防腐败局。这两个源头的努力在两会期间预计将会得到党和政府更多阐释和承诺。(孙荣飞)

公共财政:让每个公民都明白

从去年开始,财政部部长不再像以前那样用几个小时来宣读财政预算报告,而是在会议开幕之前就将厚厚的预算报告发给代表,并附上详细的解释说明,让代表们有充分的时间研读,为自己宝贵的一票负责。近几年,从中央到地方,预算报告都越来越厚、越来越详细,对一些专业名词的解释逐渐让财政预算报告摆脱了过去“外行看不懂,内行说不清”的尴尬境地。

而提高财政的公共性程度、增加财政向教育、卫生等公共领域的支出,一直是这几年人大代表全力呼吁的热点话题。在超过3.9万亿强大的财政收入数字面前,如何解决医疗、教育、住房和就业等民生四大领域中的问题迫在眉睫。此外,围绕着财政超收部分的规范使用、如何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预算安排计划、如何理清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和事权、如何化解地方债务危机等,都将是本次专题关注的内容。(陈黛)

社会保障:转折点上的沉吟

中国社保制度的建设,关系到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人口转变能否避免成为一次“人口海啸”式的震荡,关系到我们这两三代创造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广大劳动者能否避免“未富先老”,关系到能否实现中国人最古老的和谐社会愿景:人人老有所养。

从来没有哪一年像去年那样,社保成为全社会的中心话题。也从来没有像去年那样,党中央、国务院就劳动保障工作连续下发了8个重要文件。各地频发的社保案件让人们反省社保制度本身的同时,也促使着决策者们加快了完善它的步伐。

今年,政府致力于推动四项社保试点:做实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试点,逐步扩大失业保险基金支出范围试点,积极推进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试点,启动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试点。同时,还要建立健全社保基金监管制度,加大监管工作力度。

中国的社会保障正处于转折点上,处于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急迫问题为主向进一步完善制度、协调推进和建立长效机制转变,从主要面向城市和企业职工向面向城乡全体劳动者转变,从初步构建社会保障制度框架向健全、完善、充实社会保障体系转变的关键时期。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未富先老的国家来说,转变注定是艰难的,但只要去努力,就会有成效,哪怕这种成效是细小或是琐碎。我们看到,集体所有制企业下岗职工已经可以享受就业扶持,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和自由职业者业被纳入了社保覆盖范围,农民工的社保政策正在逐步实施等。(郭晋晖)

中国税改与中国纳税人

2006年是中国税法建设突飞猛进的一年: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的提高,高收入者的自行申报;纷纷扰扰地讨论了多年的两法合并有了实质进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草案)》将提交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表决。

制定统一的企业所得税法的必要性已经毋庸多谈。但草案中拟定的25%的税率是否最合适、企业所得税税前成本费用等之处的扣除办法和标准、如何整合现行税收优惠政策,如何实现新老企业过渡、对小型微利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应如何优惠等,都是需要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商榷的细节问题。

在财政收入和税收增幅连年超过GDp增幅的情况下,中国的税务水平再次成为焦点。对于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后,会对各地区的招商引资和企业的盈利产生什么影响等问题,本专题都将给予独到的分析。(陈黛)

资本市场:持续健康安全发展

资本市场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性转折期,决定着大国崛起之金融崛起。2006年股权分置改革、上市公司清欠、证券公司综合治理这证券市场三大主要攻坚任务基本完成或已有初效,证券市场已经基本成为我国实体经济增长的晴雨表,并相互联动,因此股指在去年补涨130%,成为全球股市第一涨幅。2006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杨蔚东、刘昌谋等提出针对股改的对策建议,要求使流通股股东与大股东之间平等协商、借机理顺国资管理体制等。去年,证监会建立了严格有效的股权分置改革监督机制,积极防范和严厉打击利用股权分置改革进行欺诈、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的违法犯罪行为。完善和加强流通股股东与非流通股股东在改革中的协商沟通机制。各股改上市公司的非流通股股东通过投资者座谈会、媒体说明会、网上路演、走访机构投资者、发放征求意见函等多种方式,与流通股股东充分沟通和协商,使改革方案的形成具有广泛的股东基础。(陆媛)

外汇储备体制改革:箭在弦上

2006年底我国外汇储备达10663亿美元,改革开放至今近30年时间里中国从一个外汇匮乏的国家跃升为世界头号外储大国。这一方面是中国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对外经济迅速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在“双顺差”推动下的外汇储备激增实际上反映了储蓄大于投资、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中的深层次问题,同时,激增的外储还加大了央行的对冲外操作成本,削弱了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

从2005年以来,对外汇储备的规模、管理和运用方式等问题的讨论不绝于耳。今年1月份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指出:“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加强外汇储备经营管理,积极探索和拓展外汇储备使用渠道和方式,采取综合措施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外汇储备体制改革箭在弦上,期待本届"两会"提供更清晰的改革建议和思路。(张)

环保、减排、节能:我们能增长多久?

中华环保联合会主席宋健刚刚在全球生态管理大会上作了一个报告,题目是《水,而不是石油是中国最珍贵的液体》,可以预见,水资源的话题,包括水污染治理、南水北调工程的水污染防治等话题,将是“两会”代表委员们最为关注的。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有关“乡村清洁”的话题也将引起代表委员们的重视。

随着全球变暖趋势的加剧,暖冬让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感受到气候变化的威胁。在“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政府第一次将“单位GDp能耗降低20%,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作为两项约束性“硬指标”列入发展目标。但年终盘点,节能、减排两大指标仍亮着红灯。

可以预见,在今年的“两会”上,绿色GDp、减排、节能降耗、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等话题将是“两会”代表、委员们意见和建议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章轲)

区域发展如何协调

中国的区域不均远比城乡二元对立更为麻烦。进入2007年的人们突然发现,全国经济恐怕呈现的是更复杂的四极分化的态势。北京、上海贵为发展极点,沿海地区仍可算作经济领头,已显落后的中部省份中还存在同西部一样更为落后的地区。

谁是中部发展龙头始终悬而未决,财税改革试点的争夺博弈依旧需静观,上海、北京上演的“双城记”,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之间的资源和人才争夺,中西部之间的暗自角力都会在"两会"中体现。

农业合作社入股协议篇6

特制定本意见。

一、“村改居”的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村委会,纳入“村改居”范围:

(一)本行政区域内集体土地全部被依法征收完毕;

(二)人均耕地面积不足0.3亩的行政村;

(三)市区“城中村”;

二、农业户口集体转居民户口问题

“村改居”后,要把办理农业户口集体转居民户口作为一项基础性、标志性的工作抓好。

(一)对符合“村改居”条件的村由所在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会同公安派出机构成立专门领导小组,抽调人员,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组织和落实,并承担订制门牌、换发户口薄、居民身份证,以及在开展工作中的经费问题。“村改居”批复后的村,由所在地公安派出机构集中办理。

(二)公安派出机构要集中力量对辖区所有人员进行一次全面的摸底,除核对户籍记载人员外,重点调查空挂户、下落不明、被捕或正接受刑罚而被注销户口的人员情况,以及违反计划生育所生未登记入户的人员情况。在摸底中如发现已死亡或被捕、正接受刑罚、出国定居、应征入伍但未注销户口的要及时予以注销,发现漏报的要及时办理复户。

(三)转户口工作要有步骤、分阶段。按照实际居住地登记户口的原则,在原村委会范围内取消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自理户口及其他类型的户口性质,实行城乡户口登记管理一体化,统一称为居民户口。

三、社区管理体制改革问题,

在村委会改为社区居委会,农业户口集体转居民户口以后,原村委会的建制和农村管理体制自然撤销,因此必须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设立社区居民委员会负责社区管理事务,并选举产生社区居委会成员。为了保证平稳过渡,对于原村委会成员的安置问题,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可结合实际,按以下办法进行:

(一)属“一村改一居”的,原村委会成员可以过渡为社区居委会成员,任期届满后换届。

(二)属合并或新设立的社区居委会,原则上要按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选举新一届社区居委会。

(三)对于因改制受社区居委会成员名额限制未被选为社区居委会成员的人员,可招聘为社区居委会专职工作者。

四、农村集体资产处置问题

“村改居”农村集体资产的处置必须坚持“促进集体经济发展、有利社区建设、管理,保障群众基本权益”的原则,逐步建立产权清晰、运作规范、利益协调的新型社区集体经济管理体制。

(一)清产核资。在“村改居”、处置集体财产时,必须按有关规定全面清查核实各种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界定权属,明确产权关系。清产核资应以每个集体经济组织为单位,以帐面、价值为基础,以产权归属为主要内容。原则上,集体所有的农业、工业、商业等用地一般应作价入股;改制后农业用地被转用或依法改变用途的,土地升值部分计入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的公积金。属于集体的各种债权计入资产,确实无法收回的债权要经村(居)民代表会议审议确认。属于原村委会的债务情况要认真核实,弄清楚各种负债的构成和真实性,提交村(居)民代表会审议确认。需要增设募集股或进行撤并的村组,可进行资产重估。

清产核资工作在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经营管理部门或相应的工作机构具体指导下进行。清产核资具体业务可委托具有执业资格的中介机构开展。社区要成立社区干部、居民代表组成的清产核资工作小组,协助做好清产核资工作。清产核资后,各社区要将结果报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经营管理部门或相应的工作机构审核,并经居民代表会议确认后公布。

(二)制订章程。“村改居”后设立股份合作经济组织,必须根据国家法律和有关政策,结合自身实际,制订完备的章程。章程应包括股份合作经济组织设立目的、性质、组织结构、股权配置和管理、分配制度等内容。各社区拟定的章程先由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及农经部门审核把关,再张榜公布、征询居民意见、提交居民或居民代表会议审议通过,并报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及农经部门备案。需要修改章程的,须经股东代表大会三分之二以上代表出席,一半以上出席股东代表通过后才能生效。

(三)界定股东资格。各村应根据实际,定出界定股东资格的截止时间,统计在册人员,并提前公布。股东资格应按照“依据法律、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原则,以村民的户籍、承包责任田,履行义务等实际情况为基本依据,以原参加集体分配的村民为基础进行界定。原户籍属本地的在读大中专学生、现役义务兵等应具有股东资格;在第二轮土地延包中已实施土地承包权固化的,可作为股东资格认定的依据。股东资格认定后,必须张榜’公布,经居民代表会议确定。对股东资格认定有异议的,由居民代表会议根据国家法律和有关政策讨论决定。

(四)设置股权。股份合作经济组织实质上是“村改居”后原经济的载体。应以清产核资确认的净资产为总股本金。总股本金可以划分为集体股和个人股。集体股与个人股的比例要视农村实际收入水平确定,集体股的比例以现行村的正常经费开支(包括治安、行政、教育和卫生等开支)、公共设施建设开支和社会保障开支等三方面的支出占总收入的比重来推算确定。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的股份收益分配,要坚持“效益决定分配、盈利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当年收益应先予弥补上年亏损,减除组织的管理费开支,提取公积金、公益金后,再按集体股和个人股的比例进行分配。集体股的收益主要用于社区行政管理费用、公共福利设施投入以及社区治安、环境卫生、文体活动、办学补贴、优抚补助等公益性支出。集体股所占的比例一般不低于改制前村组社区负担公共事务管理和公益事业开支占集体收益的比例。股份合作经济组织也可根据需要增设募集股,用于解决特定人员享受股份权益或募集发展资金等问题。个人股按经确定资格的股东人数分配后固化,可以继承。股东死亡后,其股份的继承按《继承法》办理;没有法定或指定继承人的,被继承人的股份划入集体股。今后新迁入和新出生的人口,可以通过股权继承或募集的方式成为新股东。

(五)建立组织架构。股份合作经济组织必须设置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架构,按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逐步完善其法人治理结构。股东代表大会是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的最高权利机构,股东代表按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章程规定的程序选举产生,可实行“一人一票”制;董事会由股东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是股东代表大会的常务决策机构和管理机构,必须执行股东代表大会的决议,并向股东代表大会和全体股东负责,接受股东代表大会的监督;监事会是由股东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监督机构。

(六)正确处理好“村改居”中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中的三个关系。

1、正确处理实行农村股份合作制与“村改居”的关系。实行农村股份合作制是农村集体经济深化改革的需要,原则上,实行“村改居”的地方必须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革,经济条件较好、土地较少的地方也可因地制宜、分期分批地逐步推行。

2、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改制后的股份合作经济仍属于集体经济,是发展城市经济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物质基础。要注意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任何组织和个人平调、侵占、哄抢、私分集体资产,造成集体资产流失。应科学合理地确定集体股的比例,当年的收益应先提取一定比例的公积金、公益金,在按集体股和个人股的比例进行分配。股份合作经济组织可将社区的社会事务管理与股份分红挂钩,促进各项管理工作的落实个人股不得用于抵押,不得抽资退股。对于个人股权的转让,可以采取分步走的办法进行适当管制,在未完全实行公司化运作之前,股权暂不允许转让,以保持集体经济的相对稳定。

3、正确处理股份合作经济组织与公司制的关系。由于股份合作经济组织在没有真正实行公司化运作、原农民尚未完全享受与城市居民相•同待遇前,可采用“股份合作经济联社”、“股份合作经济社”等名称的法人架构。待条件成熟后,再组建资产经营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工商登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村委会改社区居委会的,也可暂用XX社区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的名称。

(七)改革现行的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制度。“村改居”后,应根据社区居委会和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的不同性质采取不同的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制度。要理顺和规范社区居委会和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的财务收支管理体制,遵循政企分离的原则来进行财务和收支方面的管理。要进一步明确社区居委会和股份经济组织的收支范围:凡公共、公益性的开支要统一纳入社区财政的开支范围;生产经营和股份分红纳入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的开支范围。在财务管理上,社区股份合作经济组织要执行企业的会计制度,并建立和健全监事会管理制度,由社区居委会派出有财务知识的人员参加监事会,参与资产的营运与管理工作;社区居委会要执行行政事业单位的会计制度,并实行社区财政收支预决算管理制度,纳入社区公共财政管理的范畴。社区居委会和股份合作经济组织要自觉接受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和农经、财政、审计等职能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五、社区就业问题

“村改居”后,社区可根据实际需要配置劳动保障协理员,承担辖区内劳动保障工作,与区、街道劳动就业服务机构形成三级服务网络,开展劳动就业服务,包括失业登记、推荐就业、协助组织技能训练、开辟社区服务岗位安置就业等。并通过职业指导,引导“农转非”失业人员转变观念,促进就业,鼓励创业。

对社区劳动就业给予以下政策支持和补贴:

(一)失业人员方面。按照有关规定,对“村改居”过程有就业要求,符合劳动年龄(男16—60周岁、女16—50周岁)的“农转非”人员进行失业登记,发放《失业证》,并按城镇失业人员有关规定享受再就业扶持政策。同时,由劳动就业服务部门和劳动服务站提供免费职业介绍和一次免费职业技术岗位培训。

对下列就业有困难的人员进行重点扶持:1、男50周岁以上,女40周岁以上;2、夫妻双方同时失业的;3、单亲家庭需抚养子女的一方;4、正在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

(二)社区劳动服务站方面。劳动服务站的人员由社区居委会聘用和管理,业务上接受劳动部门指导,经费由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协调解决。

劳动服务站所辖区内人员开展免费推荐就业服务,成功推荐就业并促使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的,享受职业介绍补贴。

(三)社区居委会方面。社区居委会开辟社区公益岗位安置就业的,享受岗位补贴。

六、“村改居”居民的社会保障问题

关于“村改居”后社区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村改居”后,农民从原农业户口转为居民户口,按规定参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

符合“低保”条件且已失去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的居民列为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对象。

“村改居”后,社区居委会及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的工作人员应按照企事业职工管理的原则,在所在地的社会保障部门办理参加职工社会保险,享受相应的社会保险待遇。

七、“村改居”的过渡期限

为了实现“村改居”工作的平稳过渡,允许“村改居”后有五年的过渡时期,过渡期间原村委会的部分工作职能和权利义务可由新组建的社区居委会承担,居民仍按有关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等优惠政策执行。过渡期间计划生育、合作医疗等仍执行原农村政策。

“村改居”之前应征入伍且服役期未满的现役军人,保留入伍时优待金待遇,原资金支付渠道不变,服役期满后执行现行的城镇义务兵安置政策。

八、“村改居”后杜区盾委会的职数设置、办公经费问题

(一)人员职数设置。

1、社区居委会的人员职数设置。一是在政企分开的条件下,可设3—7人。要根据各社区居委会的地域面积、人口、经济总量、经济收入等不同情况,由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具体确定社区居委会的人员职数设置。二是在政企分开不完全的情况下,可设5—9人,要根据各社区居委会的地域面积、人口、经济总量、经济收入等不同情况,由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具体确定社区居委会的人员职数设置。

农业合作社入股协议篇7

早春三月,举世瞩目的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在我国社会发展刚刚步入第十一个五年规划这一新的历史时期,今年的两会代表对于我国社会发展、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带来了哪些建议和议案,尤其是对我国金融业改革与发展的意见建议,更为本刊读者所关注。为此,本期我们摘录了代表们的一些看法和建议,其中真知灼见处处可见。

新农村建设金融应有所作为

王洪章(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纪委书记):农村金融目前已具备了实现金融反哺“三农”的条件和实力,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据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在机构上统筹安排。进一步调整农业发展银行的职能,适度增加农村商业性金融服务的业务,逐步推广只贷不存的小型信贷组织。二是在金融资源上加大反哺农业的力度。明确县以下金融机构的服务对象和服务重点是“三农”;实现县以下金融机构贷款投向比例的80%以上用于“三农”;中央银行要通过掌握基础货币的优势支持农村金融机构加大支持农村发展的力度。把农村邮政储蓄机构吸存的一部分通过适当方式返还农村。三是加快金融创新,满足“三农”需要。农村金融机构要积极拓宽金融服务领域,创新信贷方式,增加金融产品。四是加大国家政策的支持力度。国家要在金融、财税和产业等政策导向上加大对“三农”的倾斜力度;各级政府要建立健全农业贷款损失准备金制,并对农村金融机构在税收上给予优惠。

白鹤祥(全国人大代表、人行南宁中支行长):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必须在新农村建设中有所作为。一是调整农业发展银行的职能,扩大其业务范围,充分发挥其在农村金融资源配置中的政策调控和市场引导作用。二是进一步深化农村信用社的改革,使其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金融生力军。三是鼓励在农村建立多种所有制形式的金融机构,加快邮政储蓄银行的组建步伐,大力发展农村小额信贷组织,创造一个各类金融机构公平竞争的环境。四是通过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的办法,引导商业银行支持新农村建设。五是建立健全农村的保险体系。六是尽快制定《县域金融促进法》,以法律的形式确保对新农村建设的各项金融支持措施能够落到实处。

秦池江(全国人大代表、中国金融学会副秘书长):应尽快制定《农业融资法》,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他说,引导金融机构把资金投向农业和农村,必须有一定的法律保障,把农业融资纳入法制轨道,依法规范融资行为,依法管理市场,依法保护融资人的权益。我们看到,金融立法明显滞后,与农业融资有关的金融机构立法难度更大。当前,不能停留在机构立法的争论之中,而应该首先规范农业融资中的许多行为,尽快制定《农业融资法》,依法引导、依法管理、依法监管。

朱玉辰(全国人大代表、大连商品交易所总经理)日前在十届人大四次会议递交的建议中说:“新农村建设应注重发挥期货市场功能!”朱玉辰认为,有效利用农产品期货市场的组织功能、导向作用和避险机制,对于充分利用市场手段、发挥市场效力、推动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他同时建议,有关部门应高度重视利用市场机制服务三农发展,把更好、更有效、更广泛地利用和发挥期货市场功能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对此,他提出了五点具体建议:一是加强对农民的市场知识培训,二是把期货信息作为信息服务的重要内容,三是发展期货订单推进粮食产业化经营,四是在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中着力推进期货市场发展,五是有效利用期货市场进行市场调控和农业支持。

政策性银行应进一步支持西部大开发

林国强(全国人大代表、广西南宁市市长):有关方面应逐步放松对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银行的贷款规模约束,以更好地发挥政策性银行的战略性作用,支持西部大开发。林国强说,当前,开发银行由于受贷款规模约束,支持西部更快更好发展的主动性也受到相应的制约。金融主管部门的规模管理方式应更灵活一些,以推动金融业更主动、更积极地投入到地方建设。银行信贷规模应当根据市场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进行调整平衡,不能完全受财政规模的约束,信贷规模管理应全面体现宏观发展政策。西部大开发是国家的长期战略,国家开发银行在信贷投向上真正体现了国家对西部省区发展的支持,目前国家开发银行信贷资产质量优良,更应充分发挥其支援西部开发的潜力。

纪尽善(全国人大代表、西南财经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西部大开发迫切需要资金的有力支持。因此,建议国家结合区域发展实施信贷倾斜政策,对各家金融机构特别是国家开发银行向西部地区的信贷投入,不计入总行信贷规模,特别是在西部、东北地区应该有单独的政策,可以通过规模单列,体现和加大国家对这些地区和项目的支持,以帮助西部地区创造更好的融资条件,促进东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

加快和完善金融立法步伐

马蔚华(全国人大代表、招商银行行长)向本次人代会递交了《关于制定金融控股公司法的议案》,建议分两个步骤建立和完善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制度,通过金融控股公司实现渐进式的金融综合化经营。议案建议,在当前情况下,可率先对商业银行设立银行控股公司予以准入和规范。

马蔚华认为,可以分两个步骤建立和完善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制度。第一步,在国务院的授权下,由人民银行牵头制定《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条例》,并充分征求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的意见,在全面整理现有涉及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相关立法的基础上,制定一部条例,报国务院批准后成为具有较高效力层次的行政法规。第二步,在条例实施一段时间后,总结经验,制定《金融控股公司法》,报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作为《公司法》的特别法,《金融控股公司法》应协调好与《公司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之间的关系。

秦池江(全国人大代表、中国金融学会副秘书长)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说:“我们的金融立法太弱了。首先表现在立法单一。我们现有的金融方面的法律就是《商业银行法》、《保险法》、《信托法》等几部法律。以《商业银行法》为例,就一个,而商业银行的类型很多,其类型、服务对象都不一样,都用一个《商业银行法》来管理,就像用一个学生守则管所有的学生,能行吗?”在指出我国金融立法薄弱的同时,秦池江还指出我国现行金融方面的法律存在冲突:“比如说《破产法》,是对银行资产保护相当不利的。按照它的规定,破产企业资产的处置先要安置职工,第二是税收,第三才是银行贷款。银行不能参加清产小组,对于企业破产没有多大的发言权,只能是你说多少是多少,能给多少是多少。有的企业破产前把资产转移出去,银行不知道,也不能追究,法律不保护。”

尽快改变储蓄利息税的现状

徐创风(全国政协委员、民建甘肃省主委)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说,“我国储蓄率在全世界排名第一,但过高的储蓄率会激化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加剧银行的系统性风险。”

徐创风说,居民储蓄长期过快增长必然抑制消费增长,造成消费需求不足。数据显示,近5年,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持续走低。储蓄率过高也加剧了银行的系统性风险。

梁燕君(全国政协委员、天津财经大学教授)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呼吁,我国储蓄存款的利息税亟待改革,必须尽快改变目前一成不变的20%税率,打破“一刀切”的做法,创造条件采取累进税率,与国际惯例接轨。

梁燕君说,不否认征收利息税可确保稳定的财政收入来源,但是,就我国目前征收利息税实际情况看,征收利息税至少有两大负面影响:一是我国按固定比例税率计征,没有按照纳税人的负担能力随着利息所得额的增加而提高税率,导致中低收入者的相对税收负担比高收入者重,既不能体现公平分配,也不能促进消费。二是由于我国税法尚不完善,存款大户有条件通过多种手段逃税避税,更加剧了税负的不公平。

梁燕君建议,我国现行利息税改革有五大模式值得参考:储蓄利息税与个人所得税合并纳税;降低起征税率,并严格实行累进税率;对低收入水平的储户免征利息税;创新免税储蓄品种;实行消费贷款利息贴补。

吴国华(全国政协委员、民建浙江省主委)在提案中建议取消利息税。他指出,加征利息税实际上并没有起到拉动消费、减轻金融机构存款压力过于庞大的作用,征收利息税对广大的低收入群体有失公平,因为在居民存款中有近80%的人是将省吃俭用下来的钱用于子女教育、治病、养老三大目的,这也是一般群众生存的基本需求,长期征收利息税会让他们的利益受损。

赵金城(全国政协委员、沈阳市政协主席)在提交的相关议案中也表示,这些低收入者手中的少量节余资金除参与储蓄外,别无其他投资方式,反而高收入者人群很少将现金长期存入银行,多数用于生产领域或商业方面投资,因而利息税也很难发挥税收调节收入的作用。

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证券市场

成思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接受《上海证券报》等四家媒体采访时说,要加强上市公司价值评估,协调好资金进入和扩容的节奏。建议从中小企业板块做起,稳步投放,观察反映,逐步推进。

成思危说,我国上市公司整体质量不高,直接导致了投资者投资意愿不足,信心不够。股市要健康发展,必须具备两个条件:有融资需求的好企业进入市场,有信心和意愿的投资者进行投资。股市一定要回归本色,成为有效投融资和适度投机的场所。另外,要让有良好盈利能力但是资本金不够充足的企业能在股市上吸收所需的资金,只有这样才能发挥股市在优化资源配置、扶优汰劣方面的作用。成思危说,要使股市成为有效的投融资场所,就必须使投资者总体上获得合理回报且上市公司要有足够的投资价值。

成思危说,政府应鼓励国内的投资者敢于冒风险支持自主创新,建立政府和投资者分担风险的机制。同时,要研究让国内投资者购买海外上市企业股权的途径。在这方面,政府的政策导向作用非常重要。像工行、中行这类大型企业,选择海外上市,对企业本身和国内市场来说都是现实合理的选择。

朱从玖(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说,发展债券市场要场内和场外并重,现阶段我国债券场内市场的建设同样重要,主要表现在:首先,场内市场可以采用包括集中撮合在内的多样化的交易机制,因此具有良好的价格发现功能;其次,场内市场具有更加多样化的参与者类型,市场覆盖面更广;第三,相对于场外市场,场内市场可以提供更加多样化的产品;第四,发达的债券场内市场可以更迅速地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信号传递到各经济主体,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效果和影响力。

王敏贤(全国政协港区委员):为了配合落实“十一五”规划,香港证券市场不能躺在成绩表上睡大觉,当局除完善监管制度、提供更多的专业服务等措施外,重点应加强对内地经济发展的研究,提出吸引内地企业来港上市的新策略。

王敏贤说,鉴于以往来港上市的内地企业多在沿海及中部富裕省份,而西部地区其实也有不少具有潜力的企业可以来港上市,有关当局应考虑加强在西部重点地区及企业的推广,配合西部发展。

王敏贤还提出另外两点看法:发挥商贸优势,协助内地把科技成果转化成商品;发展香港新工业,加强同内地的创新科技合作。

完善保险服务关注儿童健康

王(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保险行业协会会长):要发挥保险行业协会的能动性,拓宽保险服务领域。他说,行业协会制定自律规定,将明显减少信息不对称情况的发生,使所需相关信息的获取成本大大降低,而且执行成本相对较低。

王说,2006年是实施“十一五”规划的第一年,在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今年的主要任务有八个方面,其中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切实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以及加快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都需要保险业不断拓宽参与的广度和深度。

农业合作社入股协议篇8

关键词: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调查分析;对策措施

为进一步做好甘南州农牧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后续工作,服务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对接,笔者从年初至今,通过查阅资料、座谈交流、进村入户、实地查看等方式方法,先后深入合作市、临潭县、卓尼县、舟曲县、迭部县、碌曲县、玛曲县、夏河县8县市农区、半农半牧区、牧区的46个乡(镇)100多个村开展了村集体经济发展情况的调查。

一、基本情况

甘南州位于甘肃省南部,地域辽阔,地理结构比较复杂,气温差异大,自然条件严酷,经济社会发育程度较低,是以藏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区,属经济欠发达地区,有农业、半农半牧业、牧业等三种经济类型,辖有合作市、临潭县、卓尼县、舟曲县、迭部县、碌曲县、玛曲县、夏河县等8个县市99个乡镇(含4个街道办)662个村,2944个村民小组,总面积4.5万km2,有农牧户14.44万户,58.37万农牧业人口,2020年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129元。

二、工作成效

(一)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稳步推进

州、市(县)乡、村组织相互联动,采取举措,积极贯彻落实发展村集体经济政策法规,一是全州8个县市99个乡(镇)662个村集体组织均在地方银行备案、开设了账户;二是地方政府部门、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积极贯彻落实省、州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发展政策,给贫困村注入发展资金53273.42万元,完成资本积累。三是地方党委政府、脱贫攻坚办公室、农业农村部门着力指导村集体特别是贫困村积极贯彻落实村集体经济发展政策措施,通过村民议事方式方法,通过“三变”模式或寻找有效经济组织即龙头企业、合作社,与其签订投资入股协议,增加村集体收入。四是甘南州8个县市全面完成农牧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工作,据调查该州8个县市99个乡(镇)662个村共清理核实资金1.2亿元,资产64.41亿元,村集体资源性资产283.84万hm2,资产主要是国家政府投资形成的固定资产,如村办公房屋及辅助设施、电脑与复印机等办公设备、文化广场、路灯、运动器材、光伏发电、公共设施等固定资产,资产来源是公积公益金——政府拨款等形成资产。五是村集体财务实行“村财乡管”或委托第三方记账,能够按照《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规范核算记账。

(二)提前消除贫困村集体经济“空壳村”

甘南州各县市、乡(镇)党委政府,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及农业农村部门脱贫攻坚期间,不仅积极贯彻落实省、州全面消除贫困村村级集体经济“空壳村”的意见,并将此项工作列入了重要议事日程,采取举措。一是按照脱贫攻坚政策要求,对贫困村注入了发展资金,并建立了消除贫困村集体经济“空壳村”进度统计制度,实行周报月通报,促进消除贫困村集体经济“空壳村”工作进度;二是通过引进企业、寻找规范运行合作社等方式方法,并与其商定签订投资入股协议,按照约定兑现协议提前或按期分红;三是甘南州8县市309个贫困村中的210个“空壳村”均提前2018年全面完成消除贫困村“空壳村”任务。据目前调查统计,甘南州8个县市99个乡(镇)662个村集体经济稳步发展,2020年全州662个村集体经济总收入3040万元,村均收入4.59万元。其中309个脱贫村收入1847.02万元,村均收入5.98万元;353个非脱贫村收入1192.98万元,村均收入3.38万元。从收入结构分为收入在1万以下的村64个村,1万~2万元的68个村,2万~5万元的357个村,5万元以上的173个村。村集体经济收入来源主要是投资入股收益、光伏发电收益、经营性资产收益、房屋出租收益等。

三、经验做法

(一)高度重视,加强学习

甘南州、县市、乡(镇)三级党委政府在脱贫攻坚期对村级集体经济发展高度重视,列入了重要议事日程,全面安排部署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工作。甘南州各涉农部门及干部群众掀起了广泛学习宣传2015年省政府办公厅制定的《关于进一步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意见》(甘办发〔2015〕50号),2016年省发改、财政、农牧等部门相继出台的《关于借鉴贵州省六盘水市经验深入推进多种形式股份合作工作的指导意见》(甘农牧发〔2016〕167号)、《关于进一步推动项目建设切实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通知》(甘农牧发〔2016〕260号)和《关于开展扶持村级集体经济试点促进农村新业态发展的实施意见》,2017年省委省政府印发的《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甘发〔2017〕16号)和《关于推进农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指导意见》(甘发〔2017〕44号),2018年7月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面消除贫困村村级集体经济“空壳村”的意见》(甘政办发〔2018〕120号)等文件政策精神,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好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二)聚力贯彻,出台政策

甘南州各级党委、政府及涉农部门政治站位高,履职尽责,全力贯彻落实国家、省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政策法规。2016年州委州政府两办先后印发了《关于深入推进村务监督委员会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甘南办字〔2016〕19号)和《关于进一步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实施意见》(甘南办字〔2016〕21号);2017年州财政、州农牧部门联合下发了《甘南州农牧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暂行办法》(州财农字〔2017〕01号);2018年州委州政府出台《关于推进农牧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牧民变股东改革的实施意见》(甘南发〔2018〕6号)、州委州政府办公室印发《甘南州关于稳步推进农牧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甘南办字〔2018〕10号),州政府办公室印发了《甘南州关于全面消除贫困村村级集体经济“空壳村”工作方案》(州政办发〔2018〕123号),明确规定了消除贫困村村级集体经济“空壳村”工作的目标任务、重点工作和保障措施,各县市和州、县市农业农村部门积极贯彻落实。

(三)多方通力,稳步推进

消除贫困村集体经济“空壳村”是脱贫攻坚期贫困村脱贫退出的一项重要的工作任务,也是提升村组织两委执政能力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性工作。因此,甘南州各级涉农部门单位在地方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和安排部署下,积极发挥行业部门作用,尽职尽责,通力协作,全力指导,稳步推进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一是召开涉农部门、金融办等部门参加的联席会议,重点解决村集体在银行营业室开设银行账户难、村集体分红资金无法进账等问题。二是采取措施,通过实施项目、产业扶持等形式注入村集体发展资金,并有效指导村集体与效益企业、合作社等经济组织签订了入股投资协议,实现了村集体经济有稳定收入来源渠道,增加了村集体经济收入。三是农业农村部门通过招商引资方式方法,着力引进效益经济载体,本着“合作、共赢、共享、发展”理念,承接村集体投资入股或联姻村集体经济,夯实乡村振兴战略基础。四是政府部门积极监督签订协议的龙头企业、合作社按照约定如期或提前兑现协议比例分红,确保村集体经济保值增效。

(四)核查督导,打实基础

甘南州、县市党委政府部门,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特别是农业农村部门针对主导产业、村集体经济、合作社三项脱贫攻坚主责专责工作任务,多次组织人员赴基层核查督导这三项工作,确实有力推进了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工作。一是各乡(镇)、村组织能够严格按照《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规范核算记账,认真执行州财政、州农牧部门联合下发了的《甘南州农牧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暂行办法》(州财农字〔2017〕01号)规定,防止违纪违规现象发生。二是各村组织能够在上级组织及业务单位的指导下,按照《村民自治法》规定开展村集体事务工作。三是积极引导了村集体自觉走村民自治、法治、德治三结合治理路子,更好地服务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

四、存在的问题

一是学习宣传村集体经济政策法规广度和深度不够,法治意识、爱村如家意识淡薄。二是积累微、缺管理,发展公益事业难。农牧村集体经济发展管理弱,加之集体积累少,易出现杯水车薪情况。三是乡(镇)级无农经站,跟不上服务村集体发展需求。由于村集体经济管理制度不健全、村干部素养较低,思想不解放,缺乏开拓进取精神,一定程度上制约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同时也易发生村集体资产流失现象。四是村级经济社会发育程度低,部分村集体因交通等基础设施条件相对落后,影响村集体经济发展。五是部分基层干部和村民重视村集体积累不够,体制管理跟不上,导致对村集体收入分净拿完思想意识严重,限制了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壮大。

五、对策措施

农业合作社入股协议篇9

一、“花钱买机制”改革推动云南农村信用社发展进入新阶段

上一轮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以2003年6月国务院出台《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国发[2003]15号)为启动标志,云南省等21个省被第二批纳入改革试点范围。从2005年二季度开始,云南省129个县(市区)农村信用联社按照核定额度,共认购专项中央银行票据16亿元。同时,成立云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各县(市、区)组建以县联社为主体的统一法人等改革措施不断推进;大力开展增资扩股、理顺产权关系;清理农村信用社债务,给予税收优惠等支撑措施有效实施。到2007年年中,全省农村信用社经营状况大幅改善,专项央行票据的兑付条件日益成熟。从2007年三季度开始到2009年末,全省129个县(市)农村信用联社(含已改制的农村合作银行,下同)完成了专项票据兑付工作,共获得资金支持16.79亿元,其中含专项票据利息7948.2万元。

通过央行票据的发行兑付,云南省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信用社经营管理步入良性发展轨道。一是法人治理结构初步形成。各县(市)联社按照新的产权形式,逐步建立了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层(三会一层),完善了社员代表、理事、监事的产生办法及三会一层的议事规则,决策、执行和监督相互制衡的管理架构基本成型。二是股权结构优化,股本实力增强。云南省农村信用社采取“转、补、退”等多种方式积极稳妥地进行处置历史旧股金,吸收各类投资主体入股农村信用社。2010年以来,已将20.16亿元的资格股全部转化为投资股,股本金的质量和稳定性得到提高。2011年末,全省农村信用社股本金总额达到75.13亿元,比2006增长1.97倍,其中法人股金额占比22.65%、自然人股金额占比77.35%,股本结构不断优化。三是历史包袱得到化解,资产质量不断提高。专项票据资金置换了云南省农村信用社13.51亿元不良贷款和2.48亿元的历年挂账亏损。随着各项改革试点政策的实施,云南省农村信用社信贷资产风险进一步化解,资产质量不断提高。截至2011年末,全省农村信用社五级分类不良贷款余额61.13亿元,不良贷款率3.14%,比2006年下降5.03个百分点。四是资金实力稳步增强,抵御风险能力明显提升。2011年末,云南省农村信用社资产总额达到3704.55亿元,是2006年的2.8倍;资本充足率达到12.55%,比2006年增加3.1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达到152.7%,是2006年的7.6倍,自身抵御经营风险能力明显增强。五是业务规模迅速扩大,支农主力军作用突出。2011年末,云南省农村信用社各项存、贷款余额为3166.97亿和1946.52亿元,分别是2006年末的3.2倍和3.1倍,占全省金融机构各项存、贷款余额的34.19%和20.62%。2011年全省信用社实现净利润37.17亿元,比2006年增加了34.93亿元,盈利能力明显提升。农村信用社坚持服务“三农”导向,2011年末涉农贷款余额1402亿元,占全省金融机构涉农贷款总量的33.4%,农村金融主力军作用明显。

总体来看,专项央行票据的发行和兑付推动了农村信用社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农村信用社的现代企业治理框架在形式上已经形成。票据兑付帮助信用社消化了历史包袱,农村信用社发展进入快车道。

二、当前农村信用社改革发展中仍面临深层次问题

央行票据的发行兑付,虽然促进了农村信用社改革发展,但并未全部解决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人治理结构形式大于内容,信用社经营管理中存在内部人控制的倾向

目前,云南省农村信用社虽然建立了理事会(董事会)、监事会、社员代表大会和经营管理层的治理结构,但从运行效果看,相关机构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按照“三会一层”的制度设计,社员代表大会是信用联社的最高权力机构,但由于“社外”社员代表对金融工作不熟悉,特别是农村社员对企业管理非常陌生,参加社员大会过程中难以实施具体

决策行为。如师宗县农村信用社2011年股金约4287万元,股东314户,法人股东极少,仅2户,法人股东极少,股东整体能力素质有限,股东大会进行重大决策的功能很难发挥。而持有农村信用社股份的经营管理人员则熟悉具体的经营运转规则,在经营管理决策中的主导作用非常强,“三会一层”有演变为内部人控制的风险。同样,监事会缺乏对理事会、管理层行为的监督制衡手段,其相互约束和相互制衡的管理机制难以到位。因而,“三会一层”的架构在形式上符合了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要求,但社员大会、监事会实际作用发挥有限,经营管理层发挥着实际的主导作用。

(二)对信用社的行政干预越来越多,机构自主经营受到了一定制约

云南省农村信用社目前要接受省政府领导,以及当地人民银行、银监局的监督管理,还要接受省财政厅对各级农村信用社财务、经营管理情况和主要负责人薪酬制度等方面的检查,形成金融办、人行、银监和省财政厅“四龙治水”局面。由于管理机构过多,职能交叉、权责不清,客观上造成对农村信用社的检查过多,且标准不一,让农村信用社无所适从。过多的行政干预制约了信用社经营的自主性,信用社的业务开展日益以严格的内部考核及外部监管要求为中心,容易造成隐性不良贷款的不实反映,增加农村信用社经营风险。

(三)省联社行政管理职能愈加强化,削弱了县级联社法人治理的有效性

省联社是改革的产物,作为行业管理机构本应承担it系统建设、产品研发、清算结算等行业服务职能,但省联社对农村信用社的管理涵盖了各县联社(农村合作银行)主要领导的提名、内部改革方案、发展规划、年度目标、财务管理、资金调配、信贷规模切块等各个方面,其集权管理模式弱化了基层农信社的法人自主权,也导致经营管理层不重视对股东的责任,形成“重上级指标,轻内部管理,重对上级负责,轻对股东负责”的短期行为,不利于基层农村信用社的可持续发展,更难以保证股东利益目标的实现。

(四)对农村信用社进一步改革的定位不清,单纯追求组织形式升级的倾向明显

央票考核兑付的阶段性工作完成后,是坚持合作制还是搞彻底的股份制,是保持县级法人机构稳定还是组建大的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下一步改革方面不明确。省政府、省联社不断争取设立大一统的省级农村商业银行,银监部门力推农信联社转制为农村合作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顺利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后自身将难以享受较低的存款准备金、资本充足率等扶持政策,其转制的积极性并不高。并且,农村信用社在支持“三农”、民生方面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在其向农商行转制过程后,出于财务利润的考虑,原有的服务“三农”、民生类业务乃至机构可能面临较大幅度的调整,金融服务“三农”的力度有明显弱化的风险。

(五)不同地区行社发展两极化趋势明显,部分边远地区农村金融服务能力不足

一是少数民族地区行社经营状况较差。在全省农村信用社盈利能力明显改善的背景下,2011年,仍有怒江州泸水县等24个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信用社的资产利润率同比下降,且低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二是自然灾害的频发对部分地区农村信用社的资产质量造成较大影响。近几年来,云南省干旱、地震等自然灾害频发,在农村担保体系不健全、缺少有效的风险分散和保障机制的前提下,因灾形成的经济社会损失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农村信用社的资产质量。特别是边远民族地区,因农村基础设施薄弱,农业弱质性特征更为突出,当地农村信用社资产质量因灾受损程度较大。据统计,仅2010年,云南省农村信用社因旱灾形成的不良资产达23.2亿元。此外,一些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信用社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较为单一,可持续经营能力不足,很难满足这些地区日益增长的“三农”金融服务需求。

(六)扶持政策和监管政策协调性不足,支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发展的政策落实难

一是支农再贷款政策与存贷比控制的矛盾,银监部门在考核存贷比时将农信社利用再贷款发放的贷款计算在贷款总额中,按不超过75%进行控制,使得再贷款引导涉农贷款增长的效果大打折扣。二是地方法人贷款新增控制没有体现对“三农”的扶持,在总行确定的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公式中,参数设置没有体现对西部落后农业地区的差别。因而,尽管有进一步加大对

实体经济和“三农”发展支持力度的信贷政策导向,但由于信贷新增数的控制,传统农业地区的有信贷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如2011年曲靖市农信社全年已审批待发放的贷款需求近40亿,但全年新增贷款规模仅32.2亿元,供需矛盾突出。

三、进一步深化农信社改革的政策建议

经过上一轮改革,全国范围内农村信用社经营形势良好,整体实力和自我发展的能力明显增强,深入推进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针对当前体制机制方面的问题,农信社下一步的改革可以尝试“合作制——股份制——县级联社(合行)组建地市级区域农商行——省联社淡出行政管理职能——形成实力较强、自主经营的区域农商行体系”的路径,具体建议如下。

(一)关于产权制度,建议加快农村信用社股份制改造,进一步完善资本补充和流通机制

股份制改造的目标是还权于股东(社员),让资本真正拥有话语权、决定权。根据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的要求,应该鼓励农村信用社引进战略投资者和不同行业的法人股东,适当集中股份,优化股权结构,真正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核心作用;同时,优化股东代表大会的召开形式,提高自然人股东的参会比例,保障各类股东利益,形成以资本为纽带的有效约束,减少内部人控制的风险。通过股份制改造,为县级农信社(合行)合并形成区域性的农村商业银行打下基础。

(二)关于组织形式,建议因地制宜,以组建区域性农村商业银行为主进行农村信用社组织形式的再造

农村信用社组织形式的选择一定要与当地经济金融发展水平、农村信用社发展实际相适应,应该在充分尊重农信社自主选择的基础上,以市场为导向进行改造,可以多种模式并存。当前,应该大力鼓励城乡一体化水平高的地市整合各县级联社(和行),组建市级农村商业银行。其利有三:一是可以解决各县级联社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实现整体发展。二是可以增强农商行的规模和实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三是可以脱开省联社的行政干预。县联社组建市级农商行后,重大事项由董事会决定,日常监管由人民银行、银监部门负责,省联社的控制力将大大削弱。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县市,可以单独组建县市级农村商业银行;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的县域农村信用社,不鼓励其发展成为农村商业银行,重点是进行股份制改造,进一步强化县级信用联社法人主体地位,增强服务功能。

(三)关于管理体制,建议构建灵活审慎实用高效的新型农村信用社管理监督体系

首先是改革现行的省联社管理模式,淡化省联社行政职能,将其改造成为企业化的全省农村信用社行业服务组织,在it系统建设、产品研发、清算结算、员工培训、政策咨询等方面为辖内农合机构提供中后台服务。其次,加强人民银行对农信社的政策指导,加强和改进专项央行票据兑付后的监测管理工作,建议在推进农信社股份制改造的过程中,将央行票据资金支持金额计算成股份,由人民银行分支机构以出资人身份进行监督和政策指导,增强管理的效果。再次,实施差异化监管,把合规性监管和风险监管放在农信社监管的首位,考虑对落后地区执行相对宽松的监管指标,支持这部分农信社发展业务。人民银行、银监部门、地方政府、省联社要加强沟通协作,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发挥监督管理职能,构建职能明确、分工协调的新型农信社管理监督体系。

(四)关于扶持政策,建议努力打造多方联动,支持农村信用社协调发展的宽松政策环境

首先,要加大财政政策扶持力度。将针对农信社的企业所得税减半、营业税按3%征收等税费优惠政策执行期限延长至“十二五”期末,对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农信社实行免征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其次,协调解决支农再贷款政策与银监部门存贷比控制之间的矛盾,允许计算农信社存贷比时将农信社利用再贷款发放的贷款从总额中剔除;对贫穷落后地区,尤其是资金相对紧张且支农力度较大的农信社,按照经营规模、还款能力加大再贷款支持,并实施适度优惠的支农再贷款利率。第三,在货币政策的数量型工具上对农信社给予倾斜,对西部农业地区的农信社,在确定差别存款准备金动态调整的相关参数给予扶持,支持相关农信社扩大信贷投放。第四,继续实施对农信社增量涉农贷款的奖励和定向补贴政策,引导农信社扩大涉农贷款投放。第五,合理有序的安排对农信社优惠政策的退出,认真考虑灾后重建

农业合作社入股协议篇10

全区辖9镇5乡,79个村(含2个“村改居”),917个村民小组,农业人口13.1万。

2018年,我区32个村实施“三变”项目,今年全区14个乡镇79个村居“三变”改革全覆盖,79个村居入股农户14148(贫困户1602户)、入股土地36470亩、入股资金10985.7万元;村集体入股土地12373亩、入股资金4389.4万元,入股扶贫资金755万元;经营主体入股资金2883.4万元。42个村产生收益,入股收益合计1322.5万元,其中:村集体152.2万元;农户952.3万元(贫困户155.3万元);经营主体218万元。比如:甘棠社区集体投入山场260亩、资金69.7万元,占股51%,吸收村民股金83.3万元,占股49%,合作投资组建香榧专业合作社,预计盛果期年经济效益100万元。仙源镇弦歌村引进企业投资800万元,占股65%,村集体投入油茶林1070亩占股10%,吸收股民318人入股土地1070亩占股25%,合作投资组建油茶专业合作社,农户每年每亩保底分红120元(每三年递增15元),村集体每年每亩保底分红48元(每三年递增10元)。

二、工作情况

(一)强化组织领导,明确责任落实。成立了由区委书记任组长,区政府分管领导任副组长的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制定全区农村工作的重大政策,统筹协调全区农村改革发展重大问题。印发了《区推进农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改革工作的实施方案》等3项改革实施方案;确立了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任务范围和操作流程;明确了各成员单位、乡镇、村的职责;制定了工作路线图、时间表,细化责任分解,逐项跟踪问效,推进工作落实。区农委作为牵头单位成立了5个工作组和4个指导督查组。各乡镇均成立了农村工作领导小组,设立了办公室、指导督查组、政策解答组、工作宣传组等相应工作组。各村成立了改革工作小组和清产核资工作小组,有效保障了工作的落实。

(二)深入宣传动员,全面部署安排。区委区政府分别召开专门会议,对农村“三变”等3项改革工作进行了专题研究部署;2018年5月3日,召开了全区性工作动员暨业务培训会,专门邀请市级专家进行授课,印制了示范章程、股权证书等系列参考文本,大力提高经办人员业务水平;通过新闻媒体、工作简报、以及在乡镇、村居采用粘贴标语、悬挂横幅、显示屏播放以及印发宣传单等方式开展宣传,营造改革氛围。区、乡镇两级共张贴宣传标语500余条,累计培训600多人次,印发培训手册1000余份。

(三)加强沟通协调,强化各项保障。一是严格落实工作经费。两年区财政共安排90万元工作经费;二是全面支持清产核资。农业、林业、水利和国土等部门积极提供农村土地确权、林地确权成果和农村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最新数据,全面支持资源型资产清查;三是强化工作队伍。结合我区实际,各乡镇抽调农经和财政等单位人员组成农工办,农经、财政“双轮”推动农村“三变”等3项改革具体日常工作。做到事有人管、责有人负,确保改革任务顺利完成。

(四)建立工作联系,严抓质量控制。一是2018年5月份开展全区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月”活动,以2017年12月31日为资产清查登记时点,按照“清查、登记、核实、公示、确认、建立台账、审核备案、汇总上报、纳入平台”等9步操作流程进行清产核资。二是建立工作联系制度。按照“区联系到乡,乡联系到村”的要求,负责3项改革工作的每个经办人员都确定了联系点,每个乡镇、村居都安排了业务指导人员,按月报告联系点工作情况。三是建立清产核资信息周报制度。“清产核资月”活动期间,以乡镇为单位每周五报送1次清产核资工作进度表和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四是严抓质量控制。针对清产核资中遇到的问题,加强调查分析,做好释疑解惑,及时予以答复和解决,目前,先后协调解决林木资产盘盈、债权债务核销、相关帐目调整、资源性资产清查以及表格汇总等各类问题20多个。

三、工作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