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合作社入股协议篇1
为深化__县农村信用社改革，切实转换经营机制，增强服务“三农”功能，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国发15号)、《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银监会3号令)和《__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__省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皖政19号)精神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__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简称“__联社”)拟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造，组建____农村合作银行(以下简称“__农村合作银行”)。现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为贯彻《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的意见》(66号)精神，按照银监会3号令的要求，对__联社进行规范的股份合作制改造，改制成产权明晰、治理结构健全、符合现代企业制度、适应当地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新型金融企业。
二、总体思路
拟筹建机构法定名称：____农村合作银行
拟筹建机构英文名称：____ruralcooperativebank
拟筹建机构法定地址：__省__县__路759号
拟筹建机构注册资本：__农村合作银行采用平价方式，拟募集股份10000万股，每股票面金额为人民币1元，共计人民币10000万元。
拟筹建机构设立方式：以发起方式设立，由发起人认购__农村合作银行募集的全部股份。其发起人以原__联社的社员为基础，并吸收辖内农户、农村工商户、企业法人和其它经济组织参加。
筹建目标：建立产权明晰、股权结构合理的企业组织形式；建立健全决策、执行、监督相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内部控制、激励约束有效的组织结构、经营管理机制；立足“三农”，提升支农服务水平，支农贷款占当年新增贷款的70％以上；完善服务功能，拓宽服务领域，增强发展后劲，确立市场化、集约化经营思路，提高综合实力和竞争能力。
三、组织领导
为确保__农村合作银行筹建工作的顺利开展，县政府成立由县长任组长，常务副县长任常务副组长，分管副县长任副组长，县政府办、县法院、县检察院、县监察、县公安、县财政、县审计、县地税、县国税、县工商、县国土、县建设、县人行、县银县监办、县联社等部门主要领导为成员的筹建工作协调小组，联社理事长兼任协调小组办公室主任，为组建工作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筹建工作协调小组下设不良资产审查核销、拖欠贷款清收、优质资产置换、产权认定四个工作小组。
筹建工作协调小组负责__农村合作银行筹建协调工作的组织领导，组织召开创立大会暨首届股东代表大会，并根据__农村合作银行董事、监事选举办法，在广泛征求有关方面意见后，向股东代表大会推荐__农村合作银行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候选人等。
四、股份募集
__农村合作银行按照股权结构多样化、投资主体多元化的要求，构建新的产权关系。
(一)__农村合作银行的股本划分为等额股份，每股金额为人民币1元。__农村合作银行实行同股同权，同股同利。股东按持有股份的数额行使表决权。
(二)股本金募集。__农村合作银行筹建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专门成立募股小组，负责实施《__农村合作银行股本募集方案》。本着入股自愿、风险共担、服务优惠、利益共享和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采取发起方式募集股本金。凡法人、自然人在认可__农村合作银行章程条件下均可入股，募集重点对象为农民、农村工商户、企业法人和其它经济组织。入股股东应符合《关于向金融机构投资入股暂行规定》(银发1994186号)和《关于规范向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入股若干意见》(银监发23号)的要求。原__联社社员有优先认购__农村合作银行股份的权利。
(三)妥善处理原有股金。在资产评估的基础上，对__联社原社员股金进行确认，并在自愿的前提下按实际净资产的每股净值转为__农村合作银行股本金；对坚持要求退股的原社员，在净资产量化后允许其退股；对达不到入股起点金额的社员，要补齐到入股起点金额后转为农村合作银行的股本金；对暂时达不到入股起点金额、无法确认身份的股金，先行打包作为资格股专户管理，不行使表决权，待股东身份落实后按1：1的比例予以清退。
(四)股权设置与股本结构。按照银监会3号令的要求，根据对__联社历年来经营效益的分析，以及今后的发展预测，为确保组建后符合银监部门的监管要求，使资本充足率在任何时点都保持8％以上的水平，拟在现有股金的基础上开展增资扩股工作，使注册资本达10000万元人民币。
1、根据资本金来源和归属设置自然人股和法人股。
2、单个法人及关联企业股东持股总额不得超过总股本的10％，即最高为人民币1000万元，持股超过5％的，应报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审批。
3、单个自然人股东(包括内部职工)持股比例不得超过总股本的2％，即最高为人民币200万元。内部职工股持股总额不得超过总股本的20％，即最高为人民币万元。
(五)募集股本金的时间安排。待银监会批复筹建申请后30日内，全面完成本次股本金的募集工作。
五、法人治理框架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银监会3号令的要求，__农村合作银行建立并逐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设立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营管理层。
(一)股东代表由股东选举产生，股东代表大会是__农村合作银行的权力机构，拟设股东代表53人。
(二)董事会为经营决策机构，对股东代表大会负责。拟设成员9人，其中内部职工董事3人，外部董事6人(含独立董事1人)。董事会设董事长1人，董事长为法定代表人。董事会下设风险管理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依照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及章程的规定履行职责。
(三)监事会由职工代表出任的内部监事和股东代表大会选举的外部监事组成，拟设成员5人，其中内部职工监事3人，外部监事2人，监事会设监事长1人。
(四)经营管理层人员配备方案为：行长1人，副行长2人。在适当时期积极向社会公开招聘引进合格的高级管理人员。行长由董事长提名，经董事会通过，报经滁州市银监部门核准任职资格后由董事会聘任，并根据董事会授权组织开展全行的经营管理活动。副行长人选由行长提名，经董事会通过，报经滁州市银监部门核准任职资格后由董事会聘任。
通过建立科学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形成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经营管理者之间的制衡机制，制定《股东代表、董事、监事选举办法》、《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等制度，形成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运作机制。
六、内设机构和从业人员配置
根据__农村合作银行组织机构和经营管理的要求，本着精简效能的原则，合理安排内部职能部门、各分支机构以及相应的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总部拟设置市场营销部、风险管理部、审计稽核部、人力资源部、财会电脑部、监察保卫部、合规管理部、办公室、总行营业部9个职能部门。内部职能部门设置经理1名，从业人员1至25人。分支机构拟设26个支行，12个分理处。支行设行长1名，副行长1名，从业人员根据业务量大小设5至25人。分理处设主任1名，从业人员4至6人。
七、建立健全管理制度
为确保__农村合作银行组建后能够按公司治理的要求正常运转，充分行使对各分支机构的管理、指导、协调和服务职能，按照“制度先行、内控优先”的原则，筹建工作协调小组在批准筹建期间，制定下列主要管理制度和发展规划：
(一)__农村合作银行章程(草案)；
(二)__农村合作银行民主管理制度，包括股东代表大会和董事会的选举办法、决策程序、议事规则；监事会的选举办法、监督机制、议事规则等；
(三)__农村合作银行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工作职责及独立董事制度；
(四)__农村合作银行经营方针和三年业务发展规划以及支持“三农”发展和明确今后三年农业贷款比例的意见；
(五)__农村合作银行信贷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办法、人事劳资管理办法、综合业务系统管理办法、审计稽核管理办法、合规政策、安全保卫管理办法等。同时，__农村合作银行正式开业后，按照《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要求，对现(来源：文秘站）__联社各项管理办法、规章制度进行清理、规范，完善内控体系。
八、筹建工作步骤
(一)准备阶段
1、充分依靠__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动员各方力量，形成共识，合力推进，为做好筹建工作打下良好基础。经银行业监管部门同意，并在其具体指导协调下，在县各职能部门的支持和配合下，为解决筹建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具体问题做好先期调研、论证、测算和分析等准备工作。
2、成立____农村合作银行筹建工作协调小组。召开宣传动员大会，学习有关组建农村合作银行的政策文件，筹建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制定具体的筹建工作方案，落实责任人，取得__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和__县人民政府同意组建____农村合作银行的批文等。
3、召开__联社社员代表大会。一是通过__联社改制为农村合作银行、委托筹建工作协调小组负责实施《____农村合作银行筹建工作方案》、《清产核资方案》以及《征集发起人说明书》等决议。二是通过净资产分配方案、新设立的__农村合作银行承继__联社债权债务、清产核资基准日至开业期间经营成果的处置意见以及在__联社职工股金再量化的基础上，按照自愿原则转为__农村合作银行股本金等决议。
4、开展清产核资和净资产分配等工作。组织实施《清产核资方案》，明确清产核资工作程序、工作重点及工作要求等；聘请符合审计评估资质条件的会计师事务所，对__联社进行清产核资，出具清产核资及整体资产评估报告、净资产确认书等；筹建工作协调小组、__联社、中介机构三方按整体资产评估结果确认净资产；筹建工作协调小组提出净资产分配方案；申请银监部门对清产核资工作进行验收，并根据验收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形成整改报告等；中介机构按整改后的情况出具最终清产核资报告及净资产确认书；筹建工作协调小组出具净资产分配报告。
5、征集发起人。__农村合作银行筹建工作协调小组根据清产核资结果，起草征集发起人说明书，进行募股预约登记，对发起人进行资格审查，确定拟认购股份数量，并组织签订发起人协议。此项工作拟于《净资产确认书》签订后一周内完成。
6、向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拟设银行名称预先核准。
7、上述各项准备工作完成后，起草《____农村合作银行可行性研究报告》，12月初，由筹建工作协调小组正式向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关于筹建____农村合作银行的请示》。
(二)筹建阶段
在获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____农村合作银行筹建申请后，即进入筹建阶段。
1、落实股金认购方案，完成股份募集和验资工作。此项工作拟于批准筹建后的1个月内完成。
2、制订分支机构的设置和清理整顿方案。对现有机构资源进行整合，确定拟设支行、分理处的数量和位置，形成全面的机构设置方案并实施。此项工作拟于批准筹建后1个月内完成。
3、筹建工作协调小组就高管人员以及独立董事人选任职资格与银监部门沟通。
4、进行企业形象设计(cis)。包括凭证印制、印章牌匾更换、标识行徽制作、经营理念确定、发展规划制定等。此项工作拟于批准筹建后1个月内完成。
5、选举股东代表，原则上按照股本结构选出股东代表。召开创立大会暨首届股东代表大会。一是审议通过__农村合作银行筹建工作报告、章程、本行议事规则和基本管理制度等；二是选举产生董事、独立董事、股东监事，并由律师出具见证书。
6、召开首届董事会，审议分支机构、部门设置方案。根据《农村合作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和《____农村合作银行章程》，选聘董事长和正、副行长等高级管理人员；审议通过本行各项基本管理制度、内部控制制度和风险管理办法。此项工作拟于批准筹建后1个月内完成。
7、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职工监事；非职工监事由股东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召开监事会，审议监事会议事规则，选举监事长。
8、申报高管人员任职资格。对拟任高管人员进行离任审计，收集拟任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相关资料。
9、筹建工作完成后，报请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进行验收。针对验收中发现的问题和提出的整改意见，及时全面整改，并将整改结果报告有关部门。
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或其派出机构对筹建工作验收整改情况复查合格后，即上报开业申请书，同时上报以下材料：
(1)筹建工作协调小组对拟任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进行审核的请示；
(2)章程草案；
(3)法定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证明；
(4)拟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相关材料；
(5)监事会成员名单一览表及简历；
(6)从业人员基本情况；
(7)职能部门设置、职责及主要负责人名单；
(8)法人机构总部营业场所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证明材料；
(9)公安、消防部门对法人机构总部营业场所出具的安全、消防设施合格证明；
(10)创立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相关决议；
(11)律师出具的见证书；
(12)公司治理和主要管理制度，内容包括“三会”议事规则、董事会及监事会下设专业委员会议事规则、财务、人力资源、信贷、审计、安全保卫等管理办法；
(13)组织结构图；
(14)分支机构名录及主要负责人名单；
(15)经营方针和计划，包括未来3年的业务发展计划、财务发展计划及风险管理计划；
(16)已经开办外汇、银行卡业务的有关批准文件的复印件；收整改情况复查合格后，即上报开业申请书，同时上报以下材料：
(18)申请人的联系人、联系电话、传真电话、电子邮件、通讯地址(邮编)；
(19)银监会规定的其它文件、资料。
(三)开业阶段
接到同意开业的批复和拟任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核准文件后，即进行以下工作：
1、持新取得的《金融许可证》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领取新的营业执照。
农民合作社入股协议篇2
一、城乡一体化面临的主要法律与政策问题
农民个体生态补偿程序保障匮乏。在对苏州相关地区走访中发现，虽然苏州市已出台《苏州市生态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明确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可以获得生态补偿。但如何使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直接获得补偿却无程序规定，这为截留、挪用补偿资金留下了空间。尽管《条例》规定：“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将拨付给村（居）民委员会的生态补偿资金在到账后十五日内转拨，不得截留、挪用、滞留。”但资金到达村民委员会后，属于应当拨付给村民的资金何时拨付，法无规定。程序规范缺失，使村民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有力保障。
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运行法规支撑缺失。目前，苏州市有各类农村合作经济组织4535家，持股农户的比例高达96%，但在发展进程中，一些法律难题使农民增收长效机制难以建立。如《江苏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虽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开拓性挖掘，但实践中农村合作经济组织除农民专业合作社外，社区股份合作社、土地股份合作社、富民（股份）合作社、劳务合作社在工商登记、财政扶持、税收优惠等方面都缺乏相应的政策支持。尤其在加工、流通、服务等领域增值税抵扣、营业税减免、所得税税率均无优惠。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向社区股份合作社移交资产时，仍需缴纳营业税、契税、企业所得税，且新型合作组织物业设施的出租收入无法享受5%的综合征收率。这些限制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影响了农民收入的增长和组织化程度的提高。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有效管理不足。一是土地承包管理基础有待加强。目前土地确权工作尚未完成，乡镇农经队伍相对薄弱，不能适应蓬勃发展的土地流转势头。二是职业农民培育有待提升。当前苏州有农业专业大户15041个，经营土地面积120.6万亩。这些大户中，45岁以上的占总数的80%左右，原有经验结构与较高年龄使这一人群缺乏现代农业科技和经营管理知识。三是政策支持力度有待提高。近年来土地流转费用面临刚性增长的压力，如不能控制在合理区间内，会影响适度规模经营的健康发展。虽然在市县（区）两级都建立了财政专项资金，但在扶持力度、补贴标准、享受范围上，结构性不够合理，不平衡问题较为突出。
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法律制度完善度不足。一是社会保障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在城和乡，灵活就业人员、被征地农民等不同对象差异较大，尤其是被征地农民在不同阶段形成的社会保障政策的适用存在多样化和不一致现象。二是养老年龄段被征地农民待遇标准的绝对值明显较低。如在苏州，2004年征地保养金仅为每人每月220元。此后虽每年在上年基础上有所增长，但因基数偏低，至2014年调整为每人每月750元。结合地区经济水平看，这一绝对数据仍处于较低平。三是尚有大量养老年龄被征地农民因不同阶段征地保障政策制度不同，现仍由区级自行发放征地保养待遇，而未纳入市区“一体化系统”管理。
二、解决城乡一体化法律和政策难题的对策建议
完善生态文明法规内容。一是建议深化调查研究，边试边改。如在《条例》施行一段时间后，应跟踪调查施行效果，了解人民群众满意程度；拓展调查面，调研工作向集体组织成员倾斜，广泛听取呼声。随后应适时修正相关条款，注重对农民个体权利的保护。二是明确生态补偿对象，限定补偿期限。建议规定村（居）委会应当向受补偿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拨付补偿金的具体期限，否则视为截留、滞留，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增强职能部门司法实践培训。据调查，实践中职能部门对相关法规条例理解的不足，是造成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在多个方面缺乏相应政策支持状况的原因之一。建议由政府牵头组织有关职能部门培训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精神，详细讲解《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和《江苏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统一认识，注重落实。同时建议省政府可适时向省人大常委会提出议案，启动《江苏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修订程序，在不违反上位法的前提下，以列举法的形式再添加一些新型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使之具体明确，有法可依。
完善土地承包权流转管理体系。一是夯实土地管理基础。根据法律和中央的有关规定，农村土地确权工作应该在坚持稳定完善、依法规范、因地制宜和民主协商四项原则的基础上完成。建议以下两种模式较为适宜：第一确权确股不确地。已将土地流转给村集体并建立土地股份合作社的，由于农民已将土地经营承包权折算为股权，收益主要依靠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分红，失去颁发土地确权证书的基础，应当颁发股权证书，不再颁发土地确权证书。第二确权确地。仍由农民自己种植或自由流转给其他农业户经营的土地，没有争议或争议较小的土地，颁发土地确权证书，切实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至于土地已流转给村集体但并未建立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应当慎用确权确股不确地的政策，据2015年中央一号文“总体上要确地到户，从严掌握确权确股不确地的范围”的精神，建议尽可能的实行第二种模式。二是加强现代化职业农民培育。适时出台侧重于农民职业教育的政府规章，可从地级市的层面上先行先试，亦可从省级层面做起，各市根据具体市情制定配套规章，为法律法规的修正积累经验。三是适当提高政策支持力度。对土地流转的财政扶持可适当拓宽范围，加大力度。同时建议拓展财政扶持范围，逐步加强对农业基础设施尤其是水利设施的扶持力度，通过政策调节，促进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
强化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法律政策制度建设。一是建议实施统一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将新农保制度、城镇老年居民补贴制度等统一纳入居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框架之中的基础上，加快建设社会保障统筹衔接更加顺畅、保障层次更加多元、覆盖人群更加广泛、体制机制更加科学、管理服务更加高效、长期发展更加持续、与经济社会发展更加协调的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地方法规和政策制度。二是建议养老补助金应参考农民人均纯收入、城乡低保标准等综合因素，按照各类养老保障对象待遇保持合理梯度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养老年龄段被征地农民养老补助金标准的正常调整机制，使被征地农民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三是将市区被征地农民纳入一体化系统管理，开发专有模块，统一待遇结算及发放，由原区级社保中心操作，所需资金从原渠道列支，强化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的财政兜底机制，从根本上解决此类人员纳入社会化管理问题，实现同人同城同库。
农民合作社入股协议篇3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建议和对策
中图分类号：DF413.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2）06-0328-02
0引言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中心任务就是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如何才能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呢？根据历史经验和中外农民发展的成功实践，只有把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和发展农民自己的经济合作组织，极大限度地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才是解决农民增收问题最有效的途径。因此，本文在借鉴国内外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了今后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健康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1国内外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情况
1.1国外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概况国外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经过近两个世纪的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在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保护农民利益，加速农产品流通，打破垄断和提高竞争水平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作用。随着各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合作经济组织日益显现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经有关专家归纳，国外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主要分农场主合作组织、专业性合作组织和社区性合作组织三大类。比如以美国、加拿大、巴西为代表的属农场主合作组织，这是国外早期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主要形式；以德国、法国为代表的属专业性合作组织，这类合作组织的专业性很强；以日本、以色列为代表的属社区性合作组织。为适应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许多社区合作组织不断进行组织创新，开始合并、重组、改良，并且引入企业化经营机制，出现了社区合作组织向专业合作组织过渡的发展趋势。目前，世界农民合作经济以市场型占主导地位，美、日、法、德等发达国家和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属于这种类型。市场合作经济目前在各国经济中已发展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经济力量，并在国际上享有一定的地位，具有一定的影响。
纵观国外农民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的产生发展，使我们认识到，农业、农村、农民需要合作组织，建立合作经济组织是农业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制度保障。目前，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研究和借鉴国外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做法和经验，对促进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健康、快速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
1.2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情况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农村改革整体进入了以市场为取向的新时期，进入90年代中后期，农业农村经济运行又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21世纪初，党中央、国务院又把“三农”问题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首要问题来抓。面对新情况、新形势，引导和帮助农民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目标，已成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关心的大事。通过我国一些城市的实践探索表明，大力培育与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等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
1.2.1我国农民专业组织类型在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名称是多样的，有的叫农民专业协会，有的叫专业合作社，还有的叫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合作协会等等。根据目前我国各地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状况，它们大体分为三种类型：
①专业合作社。这种类型的合作经济组织一般制度比较健全、管理比较规范，与农民利益联系紧密，从事专业生产的农民平等持股、自我服务、民主管理、入股有息、利润返还。②服务协会型。服务协会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又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农业服务协会，另一种是专业协会。农业服务协会为农户提供综合性系列化服务，如生产资料、技术、信息和销售等方面的服务。专业协会主要是从事专项农产品生产、销售、加工的农民按照自愿和互惠互利的原则，以农产品和技术为纽带组建的社团性合作组织，为会员提前、产中和产后服务。专业协会具体又分两种形式，技术协会和专业合作协会。③股份合作型。实行市场经济以后，不少农民将手中的积蓄联合起来，在一、二、三产业的广阔领域办经济实体。这种通过资金和劳动的合作形成的经济实体，人们称它为股份合作制经济。由一些先富起来或有积累的农户，以入股的方式联合经营，也有的实行劳动联合与资本联合相结合，其显著特点是民主管理，风险共担，按股分配。
1.2.2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典型案例在实践中，我国各地因地制宜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有学者将其中较为典型的归纳为五种组织模式：①邯郸模式，特点是“官民结合”，即由政府及有关涉农的技术经济部门选派少量骨干，与农民一起共同组织“农业服务协会”。②莱阳模式，特点是根据农业生产发展及农产品加工出口企业的需要，组织农民建立专业合作社。③宁津模式，特点是在培育农民组建比较规范的专业合作社上实行两步走的步骤，即：先以“农民合作协会”形式组织起来，作为初级阶段；经过一定时期的发展，再建立比较规范的专业合作社。④安岳模式，特点是以一种农产品为纽带，成立股份合作制的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实现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⑤江山模式，特点是农民联合起来办专业合作社，再由若干合作社联合起来办“龙头”加工企业，形成“农户+合作社+公司”的格局。
上述5种模式都是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出发而探索发展起来的，各有特色，也都各自取得了良好效果。
2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农民合作社入股协议篇4
一、2020年1-9月份主要工作情况及成效
1、劳动监察股受理投诉、举报案件处理情况。加强日常巡查监督，及时纠正违法违规现象，努力做好清理工资拖欠工作。截止目前，共检查用人单位130家，协调处理案件878件，其中包含市长热线190件，举报投诉类362件，来电投诉314起，上级督办案8起，县信访局转办件4起，共涉及农民工2100余人，涉案金额为1900余万元。劳动保障监察举报投诉案件结案率和拖欠农民工工资举报投诉案件结案率均达到98%以上。
2、劳动监察股推进农民工工资支付监管平台建设及监管工作情况。截止9月底我县已全部完成监管平台基础建设工作，同时对在建工程项目充分发挥了有效监督作用。切实做到了工程造价在400万以上的在建工程项目全部纳入农民工工资支付监管平台管理，实现了实名制管理、分账制管理完成进度两个100%。
3、劳动监察股加强农民工工资支付日常监管工作情况。未雨绸缪、方能防患于未然。对于未纳入平台管理的项目，我局成立工作专班，联合各成员单位加大督查检查力度，职责分工明确，认真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切实发挥好部门牵头作用，负责好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的组织协调、管理指导和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的监督检查。
重点工作的具体落实举措
1、把握劳动保障监察领域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重点，积极推进工资支付监管平台有效监管。8月14日至9月初，我局联合住建、交通、水务、农商行等部门多次召开项目联合检查督导会议，会议着重强调要重点加强工资支付监管平台的风险预警有效管控。截止9月底劳动监察股联合住建、交通、水务等部门对平台工程项目进行了多次联合检查督导，成效显著。
2、加强部门协调配合，联合执法维护群众劳动权益。为深入贯彻执行菏泽市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领导小组转发的省人社厅印发的《劳动社保领域信访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实施办法》鲁人社字{2020}107号文件的通知要求，结合当前我县当前欠薪问题的严峻形势。我局党组迅速召开了局领导班子会议，进行了认真研究部署，研究决定成立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专班。针对600余件欠薪问题线索，在向上级领导汇报后，于9月22日召开了全县人社重点工作调度会，会议中周广东县长着重强调了农民工欠薪问题的严重性，要求全体成员单位提高认真，迅速行动。会后，我局对案件线索进行了认真梳理排查，同时坚持“属地管理”、“谁主管、谁负责”原则，把600余件欠薪重点线索按属地管理、行业内监管的原则分配到各镇（街）、农民工工资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手中，进一步加强了协同监管机制。
3、充分利用公众平台，加大普法宣传力度。通过网站、微信公众号、人民广场条幅宣传等多种形式，重点宣传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的法律法规，引导用人单位依法履行责任，引导农民工通过理性合法的途径解决工资拖欠问题。
农民合作社入股协议篇5
内容提要: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合作社的法律性质，理论界尚存物权流转说和债权流转说的争议。由于物权流转说无法保证入股农户基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社会保障权和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最大化，实践中大多数规范性文件以债权流转说为立法基础。但是，债权流转说却面临着法人财产独立、虚假出资等传统商法理论的诘问。因此，需要对债权流转说进行修正和补充，即明确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额不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仅计作分享利润和净资产、承担损失的依据”。这样不仅可以协调物权流转说与债权流转说的冲突，为农地入股农民专业合作社具体法律制度的设计奠定基础，而且还有助于正确认识合作社的产权性质，丰富并完善合作社社员的责任形态。
法律性质的准确定位是具体法律制度设计的前提和基础。从互动发展的理论研究和立法实践的双重维度梳理家庭承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法律性质之争议与迷失，并给予合理的定位，必要的修正、补充和解析，不仅可以为克服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立法迷失和制度缺陷“对症下药”，而且可以为正确理解合作社的产权性质、完善合作社的责任形态“问诊把脉”。
一、土地入股法律性质的理论争议：主要学术观点的检索
（一）物权流转说：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交换价值的支配
物权流转说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与转让、互换、抵押一样，为发生物权变动后果的流转”，[1]“对于作为人社的土地使用权（承包经营权），在入社后原来的土地使用权人就不再享有土地使用权，而由合作社享有土地使用权”[2]128“农民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其实质便意味着农民丧失了其土地承包经营权，该项用益物权实际上被让渡给了公司，成为公司可以占有、支配和收益的财产权利”。[3]股份化的本质就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是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交换价值的支配，入股使物权性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由原承包人转移给公司或合作社，成为法人的独立财产和责任财产。
持此说或反对债权流转说的理由主要有：(1)法人享有独立财产权。“无论以何种形式出资，其财产权必须转移到公司名下，使公司对这些财产享有全部法人财产权，其中主要包括但不限于财产所有权，而股东则只能享有对其相应出资或股份的股权。”[4]即只有出资的财产发生物权变动，合作社法人才能取得独立于出资人的有处分权的法人财产，并以此作为责任财产或破产财产独立承担责任。(2)避免虚假出资或抽逃出资。“以具有实物形态的非货币财产出资入股公司的，出资入股的标的必须是所有权、用益物权等绝对权，并且必须实际转移相应的物权，以实物财产租赁的形式入股公司不符合公司法的要求，否则构成虚假出资”。[5]即使入股时将出资财产转移给企业法人不构成虚假出资，而企业法人终止或合作社社员退社时取回入股的土地，又不能以其他财产承担合作社的亏损，也必然构成抽逃出资。(3)维护物权的支配性。物权是支配性权利，既然《物权法》已经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定位为用益物权，那么土地承包经营权权利人就应当以发生物权变动的方式自由处分；否则，就是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属性的否定或限制。
（二）债权流转说：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使用价值的支配
债权流转说主张，“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股和出租一样，是设定债权的流转方式”；[6]“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分离出一种直接经营土地的权利（如农地经营权），同时使农地经营权自由流动，便可实现土地直接利用权的商品化”，[7]109即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实质是农户保留承包权，仅以经营权入股。“将农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与融资担保在民法物权改革思路中对交换价值的支配转换到对使用价值的支配”，[8]使入股农民在保留物权性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前提下，仅以支配土地承包经营权使用价值的债权性土地使用权入股。
持此说或反对物权流转说的主要理由是：(1)避免农民失地失去土地的社会保障。《农村土地承包法》（草案二次审议稿）第37条，曾规定承包方可以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入股进行股份制经营。但考虑到“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涉及到入股成立的公司破产后，农户可能失去承包经营的土地，需要进一步研究。因此，法律委员会建议不做规定”。[9]“更何况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土地在农民生活保障方面仍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7]109(2)让农民名正言顺地享有入股土地的增值收益。以支配土地承包经营权使用价值的土地使用权入股，“入股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仍然是社员（原承包农户）的财产而不是合作社法人的独立财产。因此，农地入股的社员不仅是农地增值收益的当然权利人，而且还有权请求适时调高出资额、提高盈余分配比例”，[8]由此可以给予以土地入股的农民倾斜性保护，促进农民基于土地的财产性收入的最大化和实质公平正义的实现。(3)可以促进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合作社的自愿选择。在皖北调研时，镇政府官员曾告诉笔者：“农民特别是50岁以上的长者对土地有着特殊的深厚情感，他们宁愿出租土地（承包经营权）100年，也不愿意转让或者被征用”。所以，以支配土地承包经营权使用价值的债权性使用权入股，比支配交换价值的物权性使用权入股，更能维系农民与土地的情感，更容易获得农民的支持，从而减少改革的阻力。
（三）对物权流转说与债权流转说的评析
物权流转说坚持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私权属性，主张彻底物权化。尽管物权流转说的主张者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所承载的公共利益并非视而不见，但是其开出的三个“药方”对于“三农问题”的解决或和谐社会的构建疗效甚微。“药方”一，尽快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以弥合农民入股的失地风险。“药方”二，“应参照转让条件设定以家庭承包方式产生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条件，要求入股农户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固定的非农收入来源”。[5]但问题是，如果等到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比较完善或者等到农户有稳定的非农收入再允许土地入股，岂不坐失良机，不能最大程度地增加农民收入，而贻误改革进程？“药方”三，“由出资的原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予以购回，原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不愿意或无力购回的，则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其他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购回”。[10]如此一来，且不问是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出资额购回，还是以购回时的市场价值购回，恐怕最大的缺陷恰恰是无力购回的贫困户面临更大的失地风险，难免“雪上加霜”，无助于实质公平正义的实现与和谐社会的构建，与立法初衷背道而驰。法是客观反映不同利益并协调利益冲突的工具。然而，物权流转说在协调土地承包经营权中的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冲突时却顾此失彼，缺乏对现实的解释力和指导力。
债权流转说虽然可以让农户分享土地增值，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维护并强化农民基于土地的社会保障权，有利于实质公平正义与和谐的整体利益的实现，但是却面临着传统商法中法人财产独立、虚假出资或抽逃出资的诘问，以及仅以承包地的经营权入股的社员如何承担责任的质疑—是以货币和其他财产置换土地出资，还是允许合作社以“承租”或“转租”的方式将入股土地剩余入股期限内的使用价值予以变现呢？而且“允许合作社以‘承租’或‘转租’的方式将入股土地剩余入股期限内的使用价值予以变现”这种选择的存在，不仅说明上述债权流转说不必然导致入股土地因合作社终止而当然退回，还对合作社债权人和以其他财产出资的社员都极为不公平。例如，如果土地入股的社员退社或者合作社终止时，土地入股的期限刚好届满，且合作社经营亏损，按照这种选择岂不意味着土地入股的社员可以取回入股土地或完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而无须对合作社的债权人承担任何责任？结果势必导致以其他财产出资的社员为土地入股的社员承担垫付责任，或者影响债权人债权的实现。
二、土地入股法律性质的立法迷失：不同规范
性文件的梳理
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法律性质的理论争议，揭示了理论研究的不足，直接影响了制度供给的效率和质量，造成了全国性法律法规的缺位、地方性规范文件的分歧。而全国性法律法规的缺位和地方性规范文件的分歧，又反映了立法的迷失和制度的缺陷。
（一）全国性法律法规的缺位
《物权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均没有家庭承包地入股法律性质的专门规定，但是都给出了禁止支配交换价值的农地抵押的理由—“如果允许农民用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抵押，则当债权到期，债务人又无力履行债务，从而实现抵押权时，会使农民丧失土地，势必重演历史上农村两极分化，出现大批无地少地农民的社会问题”，[11]显而易见，《物权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应当不会支持可能导致农民失地的物权流转说。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条例》亦无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直接规定。但是，能否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4条第2款“农民专业合作社对由成员出资、公积金……享有占有、使用和处分的权利，并以上述财产对债务承担责任”的规定，理所当然地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采纳了物权流转说呢？当然不能。毕竟，土地入股不同于一般的财产出资，否则2007年重庆的“土地新政”就不会引起全国的轰动，就不会被认为是土地的第三次革命。重庆市、浙江省也没有必要分别出台《关于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注册登记有关问题的通知》（简称《入股合作社的通知》）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出资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暂行办法》。江苏省2010年1月1日施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和安徽省2010年10月1日起施行的《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办法》更没有必要单独设置土地入股的专门条款。与全国性法律法规关于土地入股法律性质规定的缺位形成较大反差的是，农业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16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依法采取转包、出租、入股方式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部分或者全部流转的，承包方与发包方的承包关系不变，双方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不变”，第19条规定：“承包方之间可以自愿将承包土地入股发展农业合作生产，但股份合作解散时入股土地应当退回原承包农户”。很明显，这些规定都是直接以土地入股的债权流转说为立法基础的。
（二）地方性规范文件的分歧
除湖南、北京2010年施行的《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办法》以外，江苏、黑龙江、辽宁、山东、安徽2010年施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或《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办法》以及重庆、浙江、天津2009年颁布的规范性文件，均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规定。与全国性规范文件基本反对物权流转说不同，地方性规范文件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法律性质的界定则存在较大的分歧。通过比较、分析，可以将地方性规范文件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性质的界定，大致归为以下模式：
1、可以推定为物权流转说的山东、浙江模式。山东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和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办法》均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与实物、知识产权一样的非货币财产出资。而2009年浙江省和天津市工商局与农业厅联合公布的同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出资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暂行办法》则清楚地规定：“章程和出资清单应明确记载成员出资总额中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出资的数额与比例”，即土地出资应当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成为合作社法人的独立财产。同时，山东、辽宁、浙江和天津的上述文件又都没有类似于“合作社终止时，应当将入股土地退回原承包农户”的规定。因此，根据习惯性思维逻辑可以推定其采纳了物权流转说。
2、由物权流转说转向债权流转说的重庆模式。2007年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布《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设立公司注册登记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的，应当选择注册资本分期到位的方式申请公司登记，在登记前应当完善财产权转移手续；以所分配的利润或者其他货币、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置换其已出资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登记机关应予支持”，这明显体现了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交换价值的支配，表明入股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成为公司的法人财产，契合了物权流转说。然而，2009年重庆市农业委员会和重庆市工商局联合的《入股合作社的通知》却删掉了上述规定，也没有明确要求土地出资额必须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重庆市《入股合作社的通知》只规定：“章程和出资清单中应明确记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入股的数额和比例”。）只是规定“合作社终止时，应当将入股土地退回原承包农户”。似乎重庆市的立法实践开始转向支配土地承包经营权使用价值的债权流转说。
3、直接反映债权流转说的江苏、黑龙江模式。江苏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规定：“农民可以以承包地的经营权作为主要出资方式，设立相应的农民专业合作社”，黑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规定：“农民可以用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预期收益作价出资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而无论是以承包地的经营权出资还是以承包地的收益权（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预期收益）出资，都只是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使用价值的支配，入股农民仍然保留支配交换价值的承包权，契合了债权流转说。
4、无法准确判断物权流转说还是债权流转说的安徽模式。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办法》第11条只规定：“农民可以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不得损害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益”，却没有“将入股土地退回原承包农户”的规定，也不能辨别土地出资额是否与实物、知识产权出资一样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因此，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合作社是否发生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变动，无法准确判定。
（三）立法实践的制度性缺陷
无论是全国性法律法规的缺位还是地方性规范文件的分歧或探索，都可谓是立法迷失的反映。而立法迷失又造成了制度性缺陷。例如，采纳物权流转说的山东、浙江模式，使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额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人股土地成为合作社的法人财产，必然导致入股农民难以享受土地增值收益，而合作社破产时又会失地失去生活保障，与土地入股增进、保护农民利益的初衷不符；而采纳债权流转说的江苏、黑龙江模式以及农业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又难以合理解释物权流转说对债权流转说的诘问和质疑，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额是否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退回或取回承包地的社员如何对合作社的债权人承担责任”等关键问题也没有做出任何规定。毕竟，如果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额不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必然面临着传统商法法人财产独立、“虚假出资”的诘问；如果计入，不仅会导致物权流转说与债权流转说界限不清，而且会因为入股土地退回原承包农户而被疑为“入股土地只能成为合作社的法人财产却不能作为合作社破产财产，背离法人以自己的财产独立承担责任的本质属性”。
三、土地入股法律性质之定位与解析：对债权流转说质疑的反驳
从理论上看，债权流转说既能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市场化又能避免农民失地，可以在保障农民增收的同时提高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兼顾效率与公平。从实践中看，债权流转说也得到了一定的采信。但问题是，沿着“债权流转说”指明的方向以土地承包的经营权或收益权入股，“物权流转说”质疑“债权流转说”的理由，能否成立？债权流转说是否真的违反传统商法的基本原理？其实，只要辨析或纠正“物权流转说”的一些误解，只要对债权流转说进行必要的修正和补充—“借鉴法国劳务出资的规制措施，使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额不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仅计作分享利润和净资产、承担损失的依据”，[12]就可以协调物权流转说与债权流转说的冲突，化解传统商法理论对债权流转说的诘问和质疑，为农地入股农民专业合作社具体法律制度的设计奠定基础。因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额不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不仅表明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性质是债权性流转而非物权性流转，而且可以为社员退回入股土地并享受土地增值收益提供名正言顺的法理根据；“仅计作分享利润和净资产、承担损失的依据”不仅体现了权利义务一致原则，而且可以避免利益协调中的顾此失彼，即不是“允许合作社以‘承租’或‘转租’的方式将入股土地剩余入股期限内的使用价值予以变现”，而是由土地入股的社员以现金或其他财产在土地出资额内承担亏损，避免对合作社债权人和以其他财产出资的社员都极为不公平的现象发生。
（一）“出资行为发生物权变动”之辩
有人认为“出资行为是物权行为，出资行为这一物权行为是导致物权变动的原因之一”。[13]其实，该主张应是针对一般情况而言，不能绝对化片面理解。因为：(1)“在大多数国家的合作社法中都规定社员可以将一些动产的所有权投入合作社，也可以将其具有债权性质的使用权投入合作社”。[2]143(2)劳务具有专属性，与作为其载体的人身不可分离，以劳务出资不可能发生物权变动，但仍有些国家允许劳务出资。如《美国示范公司法》第6.21节e款规定“在劳务提供完毕之前，公司可以将股票暂存他处或限制该股票的转让，直至劳务提供完毕”；[14]1982年修改的《法国民法典》第1843-2条第2款规定，“以技艺形式的出资不计入公司资本的构成。但此种出资计作有权参加分享利润和净资产，并承担损失的股份”。[15]。显然，在特殊情况下，出资行为并不发生物权变动。允许不发生物权变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合作社，“主要是遵循合作社的基本原则，即‘入社自由’，鼓励更多人到合作社中来，在出资方式上灵活多样，会使成员摆脱疑虑，特别是合作社初创时期，人们对合作社的经营原则、活动宗旨、发展前景不甚了解的情况下，这一规定有非常积极的意义”。[2]143
（二）“法人财产独立与法人地位”之辩
其一，有学者针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额不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仅计作分享利润和净资产、承担损失的依据”的观点提出，“既然《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确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财产由成员出资等构成，那么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额不计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出资总额的观点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其二，农民专业合作社具有法人资格，根据法人制度原理，法人的独立财产是法人拥有的、独立于其创立人或成员的财产；拥有独立的财产也是法人区别于其他经济组织的主要根据之一。若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额不计入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的财产，那么，这样的‘法人’还是法人吗？”[10]经过仔细分析，这样的质疑是不能成立的。
首先，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12条“农民专业合作社章程应当载明下列事项：……（六）成员的出资方式、出资额”的规定，社员可以在不违法的情况下自由约定出资方式、出资数额，包括出资额是否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而只有约定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的社员出资才能构成合作社的责任财产。这样的理解既遵循了合作社的“入社自由原则”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12条赋予的章程自治，又不违反《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4条第2款“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财产由成员出资等构成”之规定。否则，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必须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并成为合作社当然责任财产，那么合作社终止或社员退社时，还能退回入股土地吗？凭什么退回？毕竟按照上述学者的逻辑，无论是农业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19条“入股土地应当退回原承包农户”的规定，还是入股土地由“出资的原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予以购回”，都违反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4条第2款“社员出资应作为合作社责任财产”的规定。
其次，《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没有最低出资总额的限制，只要社员除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以外还有其他财产出资，都不会影响合作社拥有独立的法人财产，更不会影响其法人的成立。何况有学者已经指出，“法人与股东的有限责任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德国合作社法赋予了合作社的法人地位，但也允许章程约定社员是承担有限责任还是保证责任、无限责任”。[2]21-24。也就是说，如果出资人的出资成为法人的独立财产，是出资人承担有限责任的前提的话，那么其出资（如人股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计入合作社的出资总额不能成为合作社法人的独立财产，该出资人（土地入股者）就应当承担保证责任或者无限责任；而无论社员承担保证责任还是无限责任都不应当影响合作社的法人地位。但是，考虑到土地入股者责任的可预测性及其人社的积极性，我国应当采取保证责任为宜—土地入股者对合作社的亏损在退回土地的出资额内承担保证责任。
（三）“出资不实”或“抽逃出资”之辩
正如《公司法》中的注册资本一样，合作社在登记机关登记并公示的出资总额可以视为出资财产转化为法人财产的标志。如果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使用权或经营权出资，并将出资额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而当合作社终止或社员退社时又可以取回土地承包经营权，合作社不能享有该入股土地承包经营权处分性的支配权，其法人财产很可能“缩水”，的确难逃“出资不实”或“抽逃出资”之嫌。但是，如果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额不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仅计作分享利润和净资产、承担损失的依据”明确立法，那么入股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就无须也不可能成为合作社的法人财产，当“入股土地退回原承包户”时，也就谈不上“虚假出资”，更谈不上“抽逃出资”。相反会因为土地入股者在土地出资额内承担保证责任而增加合作社法人的偿债能力。毕竟，法人的独立人格并不拒绝他人为其承担责任。
（四）“违反物权支配性”之辩
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用益物权当然具有物权的支配性，既可以支配其使用价值也可以支配其交换价值。但是，“我国农村土地从来就具有社会保障的功能，承包土地权利也从来不是一种单纯的财产权利；仅以民法上界定过的民事权利为参照，而忽视土地承包经营权设计时赋予农村土地的社会功能和价值，将其生硬地纳入现行民法框架的研究，这是不恰当的”。[16]如果仅仅支配其使用价值就可以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入股方式有效流转—不仅能发挥其社会保障功能又能使土地承包权人享有土地增值收益，促进农民权益的最大化，为什么非要冒着失地风险将农地入股的法律性质界定为支配交换价值的物权性流转呢？毕竟，“法律关系应当从它们所植根于的物质的生活状况加以解释”，[17]103而不能仅仅追求法律自身逻辑的完美演绎。法律应当在准确揭示土地承包经营权中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及其冲突的基础上，基于分配正义和良好社会秩序的实现，作出取舍和协调。因为“每个社会秩序都面临着分配权利、限定权利范围、使一些权利与其他（可能相抵触的）权利相协调的任务。‘共同福利’或‘共同利益’这一术语是一个不无用处的工具，它意味着在分配和行使个人权利时决不可以超越的外部界限，否则全体国民就会蒙受严重损害。在个人权利和社会福利之间创设一种适当的平衡，乃是有关正义的主要考虑之一”。[17]324。否则，正如“古往今来的自然法传统都倾向的这样一种立场，即一个完全丧失或基本丧失正义的规范制度不配被称为‘法律’”，[17]332起码不是良法。
四、结束语：土地入股法律性质之辩的启示
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所承载的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及其所引发的土地入股法律性质的理论争议，现行规范性文件是以物权流转说还是以债权流转说作为立法基础的迷失，以及“土地出资额不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仅计作分享赢余和净资产、分担亏损的依据”对债权流转说的修正和补充，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启示：(1)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法律性质的物权流转说与债权流转说之争，实际上分别体现了两种不同的思路：一是从权利性质、法律结构进行内部的法律规范分析，二是从政治、社会、伦理等方面进行外部的法律政策分析。但是考虑到：“物权制度设计方面的研究不是一种纯法学的研究，可能涉及到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特别是它涉及到敏感的政治问题。目前，物权法研究侧重于物权制度规范的研究，对于制度设计方面的研究还不够，且研究仍然是纯法律规范分析，而从政治目标、从中国国情分析设计者较少。这是我国物权法研究长期滞后于改革开放实践，物权法研究没有什么创新的重要原因之一”。[18]显而易见，债权流转说比物权流转说更有现实性和解释力。(2)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股法律制度的设计，应当秉承“以农民权益最大化为核心内容的整体利益协调发展”的立法理念，恪守“支配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使用价值而非交换价值”的立法原则，兼顾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中的私益与公益、效率与安全。(3)应当突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社员有限责任的单一责任形态，使“社员出资方式（是否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合作社产权性质—社员责任形式”协调一致，即以现金、实物等财产出资，出资额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出资的财产发生物权变动并成为合作社独立的法人财产，社员以出资的财产承担有限责任；而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出资额不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入股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发生物权变动，不能成为合作社独立的法人财产，土地入股的社员对合作社的亏损在土地出资额内承担保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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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合作社入股协议篇6
1、专业合作组织的覆盖面小，其作用未得到应有的发挥
专业合作组织最早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迄今已有20多年的历史，但目前发展仍不尽如人意。从全国规模看，专业合作组织的覆盖面很小。中国科协是最早推动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发展的单位。按照中国科协统计，2002年底，参加各种专业技术协会的人数为659万，仅占全国农户的3．1％。中国供销合作总社是较早在本系统内按照合作社原则组建专业合作社的单位。据供销社统计，2002年底，参加供销社系统所组建的专业合作社的人数为530万，仅占农户的2．5％。农业部是指导和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行政部门。据农业部门的统计，全国目前有各类专业合作组织14万个，入社社员1120万户，也不过占全国农户的5％。
从各省区发展规模看，一些省区的专业合作组织几乎是空白。即使在专业合作组织得到充分发展的省区，专业合作组织的覆盖面也不是很大。例如，在供销社系统创办专业合作社的模范省河北，参加专业社的农户也只有13％。专业合作组织只在某些地区，在特殊的环境下，才会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例如，农产品出口比较发达，或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
2、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很不规范
服务于农民的社会化服务组织多种多样，专业合作组织只是其中的一种方式，此外还有各类涉农公司、职能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农民有权利选择合作社，也有权利不选择合作社，而选择其他组织形式。但是，作为选择之一的合作社，必然有区别于其他组织形式的运作规则，而目前中国农村合作组织发展很不规范。
以专业协会为例，专业协会内涵上的“宽泛”令人惊异。从几个农民之间进行不定期的技术和经验交流，到为数千甚至上万个会员提供技术、信息、购销服务；从农民自己组建的较为规范的合作社企业，到有众多政府职能部门、各类企业加盟的社会化服务组织的联合，都可以在“专业协会”这个称谓中找到自己的归属。换言之，上述各种各样的组织都可以以“专业协会”这一称谓而存在，都可以以“专业协会”这一名义与各界打交道。这样，若为专业协会下个定义，或加以限定，实属不易，若对其展开分析则更是艰难。国内尚难统一，更谈不上国际之间的对话了。
再以合作社这一组织形式为例。尽管许多国家都对合作社做了本国式的定义，包括最权威的国际合作社联盟也经常对合作社的定义进行修改，但判断标准基本达成共识，即合作社是由成员所有并为成员服务的企业。它不是针对贫者的慈善机构，也不是服务大众的公益组织，而是由一定范围内的人们为了满足共同的需要而组建的企业。既然是企业，就要以企业的规则去运作。而我国许多专业合作组织本身并不是个企业，有的甚至连起码的活动场所都没有，更不具备企业经营所需要的一定的资产。而在许多国家，合作社企业在登记注册时就要对其资产进行严格的审查，以保证其成立后的稳定，对成员具有一定的凝聚力。相对而言，供销社系统组建的专业社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企业形态，但是许多专业社与基层社共用一个企业法人，专业社仍然缺乏独立的法人地位。还有一些被称作专业合作社的组织，虽然是由成员入股组建的企业，但是以所有从事同行业生产的农民为交易对象，成员与非成员并无区别。显然这类组织成立的目的并不是主要为成员服务，而是以追求盈利为目的的、以股份制为导向的企业。
3、专业合作组织缺乏相关立法和政策支持
缺乏合作社立法及相关法规，既影响专业合作组织的充分发展，也影响专业合作组织的规范化发展，因此，在此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提了出来。这里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缺乏合作组织立法，合作组织就缺乏法律地位，由此导致合作组织难以独立的法人身份与各方主体进行交易，影响其活动的正常开展，其合法权益也难以得到保障。二是缺乏有关合作组织的法规，合作组织就缺乏赖以遵循的统一规则，这就为各式各样所谓的“合作组织”的存在提供了土壤，合作组织也就难以做到规范化发展。
二、推进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对策建议
鉴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存在的上述问题，建议有关部门在推进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创造更多的生存空间
新兴产业的崛起可以为新制度的酝酿和培植提供契机。我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要按照国际统一贸易规则行事。为此，应该适时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按照国际市场需要安排农业生产，发展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产业。而在新兴产业发展的同时，各种新型组织也将不断介入农村。在各种各样的组织形式中，合作组织必将以其与农民最为亲和的优势吸引越来越多的农民。
2、利用既有组织资源进行嫁接改造，使合作组织有个较高的起点
纵观国际农业的发展历程，凡是农业发达国家都有强大的合作社组织体系和遍布全国的销售网络。相当数量的农产品是经过合作社的销售网络抵达国内外消费者，这是经过上百年风雨的洗礼而最终形成的。而在其发展初期，所面临的环境是很艰巨的。工农业生产体系尚不完善，基础设施也很落后，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在其发展历程中，有无数合作社产生，又有无数合作社消亡。只有那些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合作社才最终生存下来，经过不断发展，才足以与今天的大工商资本相抗衡。目前，国际合作社发展环境已今非昔比。
在中国，经过建国几十年的发展，我国已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农业生产流通体系，如农村已经形成粮食部门和供销社两大国合商业体系，尽管由于种种欠缺两者均处于改革之中。我们已经有了很高的起点，无需一切从零开始。我们完全可以利用既有的组织基础和物质基础，在更高的起点，选择更快捷、更“经济”的发展之路，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成效。比如我们可以利用现代大工业的优势吸收农民入股，组建具有较高起点的合作组织，如山东著名的莱阳龙大集团和宏达果蔬加工合作社；也可以对原有组织形式如供销社进行改造，通过广泛吸收农民股份，回归合作制；也可以利用原有组织的资源进行资产整合、重组，与农民联合兴办专业合作组织。例如，供销社系统和粮食部门等通过剥离闲置资产，吸收农民入股组建专业合作社。
通过利用现代大工业的制度优势和原有制度的组织遗产而组建的合作组织，无论从人员素质、营销网络、产品结构，还是厂房、设施等，起点一般都比较高。不足之处是，由于受认识程度和经济条件所限，农民股份所占比重较低，不足以与原有组织平等对话。但是，随着农民对这种组织形式认识程度的提高，以及农村经济条件的好转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特别是这种组织形式自身的成功运作，将会有更多的农民加入到这一组织之中。随着农民股份的大幅度增长，甚至超过原有组织，农民与原有组织平等对话也就成为可能。目前，在许多供销社系统组建的专业合作社中，农民股金已经超过供销社。农民股金增长的过程也是农民力量壮大的过程。版权所有
农民合作社入股协议篇7
内容提要: 在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股份合作制企业，但是国家没有对这类特殊的企业专门立法，故在审理该类企业的纠纷时，司法实务中适用的法律依据也不统一。以一个股份合作制企业股份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为例，结合对合作社这一特殊企业类型的比较，可以对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属性和法律适用等问题加以深入辫析。
一、问题的提出
某企业是由集体企业改制设立而成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其章程明确规定：“企业是以职工出资100%，构成企业法人财产；股东10人，分别为陆某、杨某、吴某、苏某以及其他几位股东：其中陆某出资60万元、占20%，是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杨某出资20万元、占6. 67%，吴某出资40万元、占13. 33%，苏某等其他人均出资20万元、各占6. 67%。企业设立后，股东所持股份不得退股，但职工股东调出、辞职、除名、退休、死亡时，可以在职工应持股份的最高和最低限额比例内，由企业内部转让；股东在转让其股份时，企业股东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受让权，但股份转让比例数额受《上海市股份合作制企业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第9条、第21条、第22条和第23条规定的限制。”后杨某、吴某和苏某等人因退休、离职等原因离开企业，不再具有股东身份，其所持有的股份应当转让给其他股东，因此陆某先后与该三人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受让了其持有的全部股份，但上述股份转让行为均未在工商管理部门进行变更登记。2010年，该企业召开股东会，经决议解除了陆某的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的职务，其与企业的劳动关系于2010年12月底终止。现陆某请求确认其与杨某、吴某和苏某签订的三份《股权转让协议》有效。其他股东则表示对陆某与杨某、吴某和苏某三位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事宜都不知晓，而且认为其股权转让行为违反了章程中关于最高持股限额的规定，应当是无效的。[1]
由于我国并未专门制定关于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法律，本案主要存在以下三个有争议的问题：第一，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法律性质及应当适用的法律；第二，该企业章程中关于股东持股限额的规定是否合法和有效；第三，受让股东与转让股东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是否因违反企业章程而无效。
二、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性质及适用法律依据问题分析
违反股份合作制企业章程的股份转让协议的法律效力问题，首先涉及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属性、适用的法律依据这两个基本的法律事实，而这也是前述案例中争议的主要问题。
（一）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法律属性
股份合作制企业既不是股份制企业，也不是合伙企业，与一般的合作制企业也不同，是在实践中产生并不断发展完善的新型的企业组织形式。因此，对于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法律属性，我国学术界历来存在着一些分歧，主要有以下两种不同的观点。
有学者认为，股份合作制是一种独立的企业形态或经济组织形式，它是吸取了股份制和合作制的各自优点、优势，克服其各自弱点、弊端而形成一种独特的新型的企业产权制度。[2]因此，现实中的各种股份合作制，无论是用经典的股份制理论，还是用经典的合作制理论，都无法给出一个圆满的解释，它们确实包含有股份制的一些内涵，同时也包含有合作制的一些内涵，是一种具有独立组织目标、组织功能和形态特点的经济组织形式。
有学者则认为，股份合作企业不能成为一种规范的企业制度，是走向规范的股份制或规范的合作制之前的一种过渡形式。他们认为，股份合作企业不是一种同一类型的企业，因为从其产权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和内部分配结构等方面分析，它包含有多种不同类型的企业，有合伙企业、合作制企业、有限责任公司，[3]但是每一种类型又都不规范，股份合作企业中有一部分将来会逐步走向规范的合作经济组织，而另一部分，也完全有可能走向规范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公司。[4]
笔者认为，从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法人特征、机构组成和财产组织形式分析，它是一种兼具合作制与股份制两种特征的企业组织形式。股份合作制企业大多数是以股份制经济为主，吸收某些合作制因素，少数以合作制为主，吸收某些股份制因素，而两者均在某种程度上保留着集体经济所有制的因素，这种结构表现了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合作社向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过渡的特征。[5]因此，股份合作制企业兼具人合与资合的特征，是一种新类型的企业，它既具有公司法意义上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资合特征，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封闭性。
首先，从股份合作制企业的产生看，这个类型的企业具有合作社的某些特征。股份合作制企业是从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组织”发展而来的，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的正式出现是基于中央1985年的“ 1号文件”即1985年1月1日根据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基本精神，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的《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该政策第八项提出：“按照自愿互利原则和商品经济要求，积极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制，各种合作经济组织都应当拟订简明的章程，合作经济组织是群众自愿组成的，规章制度也要由群众民主制订；认为怎么办好就怎么订，愿意实行多久就实行多久，只要不违背国家的政策，法令，任何人都不得干涉。”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在我国民间基本上都被简称为合作社，合作社是在互助合作的基础上，通过共同经营的方法谋取社员经济利益和生活改善的社团法人。合作社是与公司并列但不相同的组织形式，合作社是社团法人，具有互助合作性；与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相比，合作社的组织形式较灵活，是人合性与资合性的结合。[6]
此后，我国很多中小型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也借鉴了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的经验，进行了股份合作制的改革。1993年，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就正式提出了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概念：国家要为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创造条件，对各类企业一视同仁，现有城镇集体企业，也要理顺产权关系，区别不同情况可改组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或合伙企业，有条件的也可以组建为有限责任公司；少数规模大、效益好的，也可以组建为股份有限公司或企业集团，一般小型国有企业，有的可以实行承包经营、租赁经营，有的可以改组为股份合作制，也可以出售给集体或个人。
然而，股份合作制企业虽然具备合作社的某些特征，但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合作社。因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是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其目的是要改革国有的和集体的企业，以适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作为一种新类型的企业组织，股份合作制企业在组织形式上，是劳动联合与资本联合的统一。这类企业的特征是以劳动合作为基础，职工共同劳动、共同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资本合作采取了股份的形式，是职工共同为劳动合作提供的条件，职工既是劳动者又是企业出资人，在利润分配上是按劳分红和按股分红的统一。正如1997年由当时的国家体改委公布的《关于发展城市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第3条所述：“股份合作制企业既不是股份制企业也不是合伙企业，与一般的合作制企业也不同，是在实践中产生并不断发展得新型的企业组织形式。”
我国合作社主要表现为各种类型的农业合作社、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供销合作社和农村信用合作社。[7]但是从现行的立法来看，仅有2007年7月1日颁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以下简称《农民合作社法》）明确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概念与类型，规定了其所有制性质，而股份合作制企业、供销合作社和农村信用合作社等都没有相应的法律予以明确规定，其依据多是党中央、国务院的关于各类指导性意见，如《指导意见》。
其次，股份合作制企业具备现代企业制度的法人属性。《指导意见》明确指出：“股份合作制企业是独立法人，以企业全部资产承担民事责任，主要由本企业职工个人出资，出资人以出资额为限对企业的债务承担责任。”因此，股份合作制企业是我国市场经济中存在的各类企业的一个组织形式。1997年由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布实施的糟行办嘟第3条也明确规定：“本办法所称的股份合作制企业，是指以企业职工出资为主或者全部由企业职工出资构成企业法人财产，合作劳动，民主管理，按劳分配和按股分红相结合的企业法人。”股份合作制企业是法人，这也是其区别于原先合作社的关键之处，因为原先我国各类合作社中的供销合作社、信用合作社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并不都是法人。
（二）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法律适用——参照适用公司法的基本原理
股份合作制成为城市许多中小企业改制的重要形式，目前己经具有了相当的规模。但是关于这种类型的企业，立法者却一直没有制定相关的法律，在国家立法层面，除了《指导意见》外，并无其他可以适用的法律、法规。
《指导意见》在第20条规定：“城市及县属国有小企业和集体企业可以按照本意见的精神，实行股份合作制。各地应在不违背股份合作制基本特征的前提下，参照国家现行有关规定，结合企业的实际，制定有关配套政策，采取措施积极解决企业改制中遇到的问题，促进股份合作制企业健康发展。”因此，为规范和保护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改制和发展，各地都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制定地方性的法规，如1997年由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布实施的《暂行办法》，1999年由北京市人民政府颁布实施的《北京市城镇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办法》等。
但是，就法律位级而言，《指导意见》仅是一个部门规章，而且规定得比较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和适用性。而地方性的法规不仅没有普遍的适用效力，而且也欠缺实务操作性。法院在解决很多涉及股份合作制企业的问题和纠纷时难以寻找到合适的法律依据。由此，司法裁判中出现了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法规缺位的问题，而大量存在着的股份合作制企业中的纠纷必须得到解决，这不仅关系到企业的存续和纠纷的化解，更与广大职工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
2003年国务院《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中针对农村信用社的改革，明确提出“构建新的产权关系，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按照股权结构多样化、投资主体多元化原则，根据不同地区情况，分别进行不同产权形式的试点。有条件的地区可以进行股份制改造；暂不具备条件的地区，可以比照股份制的原则和做法，实行股份合作制；股份制改造有困难而又适合搞合作制的，也可以进一步完善合作制。”由此可见，我国还是比较重视股份合作制这一类型的企业形式的。
农村信用社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承担着重要的融资功能，但《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只是宏观性的改革意见，在实务中没有可操作性，因此我国缺乏一部统一的股份合作制企业法，这无疑阻碍了农信社等企业的发展。我国《立法法》第8条第8款明确规定了法律保留事项包括“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因此，农村信用合作社制度作为我国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基本制度之一，是应当专门进行立法的，由此更加突出了我国亟待制定类似《农民合作社法》的《股份合作制企业法》的必要性。
从比较法的角度而言，即使在一些市场化和法治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也存在着类似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合作社的法律。如德国立法者历来比较重视合作社这一类型企业的作用，早在1871年，德国立法者就制定了合作社法——《产业及经济合作社法》（genossenschaftsrecht）。德国后来正是依据这个法律，于1895年设立了德国中央合作银行，并成立了德国合作社协会。德国的合作社法较好地支持了其工商业和农业的发展。[8]
我国一些地方都在立法权限范围内对股份合作制企业作出了某些规定，但是这些规范性文件的操作性不强，而且效力层级也比较低，难以有效地解决涉及该类企业的各种纠纷问题。由于存在法律缺位的问题，法官在审理此类案件时，要么将股份合作制企业视为与有限责任公司类似的企业以直接适用《公司法》，要么依据《指导意见》、本地的法规和企业章程进行裁决，难以形成逻辑严密、说理充分、适用法律依据准确的裁决。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特征与性质进行辨析，特别是与类似的企业—合作社进行比较，以明确股份合作制企业所应当适用的法律依据。
综合上文对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属性以及与合作社的比较，股份合作制企业兼具人合与资合的特征，是一种新类型的企业，它既具有公司法意义上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资合特征，但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封闭性。股份合作制企业是独立的法人，但并不是《公司法》概念上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合作制企业可以通过改制成为这两类公司，从而可以直接适用《公司法》等法律，但其在改制之前不能直接适用《公司法》，只能适用直接规范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指导意见》和地方性法规如《暂行办法》。
因此，笔者认为，审理涉及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纠纷时，首先需要准确把握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法律属性，然后结合个案的具体情况，灵活运用自由裁量权，以寻找应当适用的法律与国家政策依据，从而达到平衡各方利益、化解纠纷的目的。就本案而言，因其涉及的是股份合作制企业股份转让协议违反企业章程是否有效的问题，还可适用《合同法》和《民法通则》等一般法律，即应在相应法律缺位的情形下处理好实然法和应然法的准则问题。
从法的解释论角度分析，虽然股份合作制企业有别于公司法所规定的公司形式，但是股份合作制企业毕竟具有股份制的内涵，具有公司法意义上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资合特征，其市场化运作方式也与公司具有一定的同质性。司法裁判本身是法官对实然法的理解、判断与适用的过程，某些案件的裁判在适用法律时产生认知差异在所难免，而这也是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外在表现之一，但前提是法官能够准确认识和判断个案的法律事实与实然法则的同一对应关系。因此就前述案例而言，对于《指导意见》和《暂行办法》中未作规定的问题，虽然不能直接适用《公司》，但是可参照适用公司法的基本原理。
三、股份合作制企业章程的合法性与股份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分析
前述案例中作为股份转让人的杨某、吴某和苏某因调离或者退休先后离开了企业，其与陆某（股份受让人）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并不违反法规和企业章程，应当是有效的，但其效力应受企业章程的制约，也就是说，该股份转让协议是否有效应当看其是否符合企业章程的规定，但前提是该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章程及具体条款应当是合法的、有效的。
（一）股份合作制企业章程及其条款有效性的衡量标准
对于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章程，《指导意见》第7条明确规定：“股份合作制企业必须制定章程，章程经出资人同意、职工股东大会批准，对出资人、职工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总经理等具有约束力。”《暂行办法》第5条也规定：“设立股份合作制企业，必须依照本办法制定企业章程，企业章程对企业、股东和非股东在职职工具有约束力。”
同时，依据公司法基本原理，股份合作制公司章程就是关于企业的组织、内部关系和开展企业业务活动的基本规则和依据，是以书面形式固定下来的对全体股东有约束力的自治规则。由于立法背景等因素的影响，学者对公司章程的性质的理解也有所不同，目前主要有以下两种学说：契约说和自治说。
契约说是英美法系对公司章程的传统定性，该说认为公司章程本质上具有契约的属性。[9]公司章程作为最重要的合同，是股东之间在平等协商基础上就设立和管理公司的权利义务达成一致的文件，是股东自由意志的体现。[10]契约说符合19世纪自由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私法自治原则的具体体现。在企业自由运作的原则下，权利的取得和义务的承担都普遍取决于个人的自由意志，即当事人可以自由选择契约的内容、方式、成立及契约相对方。该说充分体现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精神，符合当时社会背景下公司发展的需要。[11]
自治规则说是大陆法系对公司章程的理解，如德国学者认为章程是发起人或股东为了实现共同的目的而根据立法者赋予的“公司自治立法权”而制订的，规定企业组织和其活动的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不但是股东或发起人合意的结果，而且能够对企业内部各种主体进行约束与规范，是一种具有类似于法律的稳定性与强制性的自治规则。[12]我国学者也普遍认为公司章程是公司所必须具备的、由发起人制订的，并对公司、股东、公司经营管理人员具有约束力的调整公司内部组织关系和经营关系的自治规则。[13]
综上，无论是依据契约说还是依据自治规则说，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章程都是发起人或股东设立企业的合意；公司章程的合意属性应为国家任意法指导下的公司内部自治私法。[14]企业章程只要不存在违反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对内部的所有企业成员都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在这个意义上，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章程也应当是具有企业自治性的规则，对企业股东和管理人员等成员的行为具有普遍的适用效力。
因此，笔者认为，判断或者衡量股份合作制企业股份转让协议的有效性判断标准首先应当看该协议是否违反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其次应当看该协议是否违反股份合作制企业章程的规定。
（二）与法律、法规有冲突的股份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
我国《合同法》第8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这里强调的是合同对当事人的拘束力。而合同生效却有不同的条件，《合同法》对此虽未作出明确的规定，但其第52条具体规定了合同无效的五种情形：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强制性规定可以分为管理性规范（也有学者称其为取缔性规范）和效力性规范。效力性规范是指法律法规明确规定违反该规范将导致合同无效或不成立，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是相对于任意性规定而言的，是要求行为人必须从事一定行为或禁止人们从事一定行为的规定，它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法律条文中多以“必须”、“应当”、“不得”、“禁止”等字样予以表述。强制性规定往往涉及的是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市场秩序等，且多出现在公法中。但民商法中也存在着强制性规定，如民法中“不得双方、不得擅自处分他人之物”的规定。
依据现代法治理念，当事人意思自治、合同自由的原则已深入人心，司法裁判从宽认定合同效力的态势也十分明显。例如，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的《合同法司法解释（二）》对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情形作了限缩解释，即将“强制性规定”解释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排除了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这种注重保护私权的积极态度，是民商事审判观念的重要进步，也符合社会生活的发展方向。
德国法院一般认为单纯违反秩序性规范不会导致行为无效的后果。如德国为了保护劳动者的休息权，专门制定有《商店关门法》（schluss gesetz），该法禁止商店在特定的日期和时间进行营业活动（如法定假日、晚上6点30分后等）。如果有商家违反了该禁止性的规范而与顾客达成交易协议，显然此行为违反了法律上的禁止性规范，而且也违背了立法的目的。但德国司法实务认为，如果坚持认为违反法律禁令的买卖行为无效，那么会产生顾客和营业员相互返还的后果，这样会更加延长营业员的工作时间，与《商店关门法》禁令的宗旨正好背道而驰。因此，德国法院对此类违反禁令的法律行为并不是否认其效力，而是通过追究违法者公法上的责任来实现禁止性规范的立法目的。[15]
另外，德国司法实务认为，即使民事法律行为违反了禁止性规范，导致立法目的无法实现，也并不是一概认为该法律行为全部无效，而是区分具体情况使之部分无效。[16]如德国《经济刑法》（wirtschaftsstrafgesetz）对于价格管制方面有许多禁止性的规范。该法第5条规定房屋租金不得超过同地区同类房屋正常租金的20%，该规定的立法目的是规范房屋租赁市场，限制过高的租金，以保护承租人的利益，是一个维护经济秩序的规范。假如有双方当事人签订了租金超过该管制范围的租赁合同，那么该合同就违反了《经济刑法》第5条而可能无效。对此，德国司法实务认为，与其使之全部无效，浪费交易成本，不如许可其在法律许可的限度内有效，因为如果认定该租赁合同无效，则对承租人是明显不利的，他将不得不马上退还房屋，导致更多的问题。德国法院在处理类案件时，通常是认定合同超过法定租金范围的部分无效。[17]
笔者认为，股份转让协议通常只有违反了效力性规范，才会影响到该协议的效力。若当事人的行为只是违反了强制性规定中的管理性规范，该行为在私法上的效力不应受到影响，即并不必然导致协议的无效，因为违反管理性规定有时被允许并可以补正，当然，这并不排除违法当事人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
（三）与企业章程有冲突的股份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
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的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在公司自治理念的指导下，赋予公司最大程度的自治权，体现这种自治权的载体就是法律允许公司章程可以在法定事项以外，根据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和公司治理结构的需要设定公司的相关经营和治理要素。
公司章程实质是一种低于法律秩序的次级秩序。[18]公司章程之所以具有自治规则的特征，主要取决于章程由企业依法自行制定、自己执行并约束内部人员，而无须国家强制力的保证。[19]股份合作制企业具有人合性和封闭性的特征，其章程当然是企业的自治性规则，法律应当尊重企业的自治权，只要其章程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就应当具有优先的适用效力。即使从法律价值的角度去判断，遵守这样的章程也是符合法律精神的。
前述案例中，该股份合作制企业在章程中对于股份受让的最高限额作了明确的规定，其约定的事项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未与《指导意见》和《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相抵触，企业股东对此均应悟守。作为股份受让人的陆某在该企业成立时认缴的股份份额己达章程规定的最高持股限额，如其再受让杨某、吴某、苏某转让的股份，则将会超过章程对于股东最高持股比例的限制。虽然陆某是该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其持股比例可以超过该最高限额，但是在程序上必须经过股东大会的同意。
而前述案例的当事人均是职工股东，对章程的内容应当知晓，却在明知章程对股份转让存在限制的情况下，仍然达成股份转让协议，显然违反了章程的规定，也损害了其他股东受让股份的权利，因为该协议虽然不具有《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几种无效情形，但是却违反了其章程关于股东最高持股比例限额的规定。
然而，违反企业章程的股份转让协议是否当然无效，还应当经过正当性的证成，即在以违反企业章程为由而对合同的效力进行认定时，应当遵循必要、适当和比例性的原则，并提供相应的论证，以证明其判断结果的可接受性和可批判性。如果该章程条款的某些规定只是为了企业管理的需要，而不是基于当事人之间利益调整的目的，就难以将其作为认定协议无效的依据，应当赋予当事人补正的机会，即可以认定该协议部分无效、可撤销或者许可当事人予以事后的弥补，使之符合章程的规定。
国家权力对私法领域的干预应当有一个限度和程序的问题，而我国传统司法实务在对法律行为效力的认定上尚欠缺这些意识，普遍在没有充分法律论证的前提下就将违反强制性规定的契约一律认为无效，采纳的是一种“违反=无效”的简单判断模式。[20]因此笔者认为，如果不加以严谨的论证，认为股份转让协议一旦违反企业章程的规定就是无效的，则很可能损害市场交易的安全、增加交易的成本，还可能引发当事人以此为借口逃避合同义务的市场道德危机等问题。
注释:
[1]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2009）宝民二（商）初字第1085号，（2010）沪中二民四（商）终字第918号。
[2]严闻广：《股份合作制也是一种现代企业制度》，《经济学动态》1994年第5期；黄少安：《从家庭承包制的土地经营权到股份合作制的“准土地股份”》，《经济研究》1995年第7期；孔径源：《农村股份合作经济及其制度剖析》，《经济研究》1995年第3期。
[3]董辅礽：《“股份合作企业”不能成为一种规范的企业制度》，《管理世界》1994年第2期。
[4]马洪：《关于农村的股份合作制问题》，《人民日报》1993年10月29日；董辅礽：《“股份合作企业”不能成为一种规范的企业制度》，《管理世界》1994年第2期。
[5]朱守银：《杜润生谈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的产生与发展》，《经济学消息报》1994年4月8日。
[6]应瑞瑶、何军：《中国农业合作社立法若干理论问题研究》，《农业经济问题》2002年第7期。
[7]张俊浩：《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4-175页。
[8]ulmer/schaefer，gesellschaft buergerlichen rechts and partnerschaftsgesellschaft，5. aufl.，s.70ff.：windbichler，gesellschaftsrecht，22. aufl.，s. 55ff.
[9]胡国威：《美国公司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52-153页。
[10]bruce welling，corporate law in canada-the governing principles，butterworths toronto 1984，p.35.；张民安：《公司契约理论》，《现代法学》2003年第2期。
[11]温世扬、廖焕国：《公司章程与意思自治》，载王保树主编：《商事法论集》第6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12]wiedermann/frey，gesellschaftsrecht，7. aufl.，s. 156ff.；windbichler，gesellschaftsrecht，22. aufl.，s. 55ff. ，247ff.；柯芳枝：《公司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8页。
[13]石少侠：《公司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4页：王存：《公司章程的修改》，《法学杂志》1995年第6期；赵旭东主编：《公司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51页；范健、蒋大兴：《公司法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6-217页。
[14]陈伟忠、吴磊磊：《我国公司章程的合意属性：契约、宪章还是自治法——基于2006-2009年a股的公司董事会权限条款的经验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15]rgz，60，273； karl larenz，allgemeiner teil des buergerlichen rechts，2004，s. 727；staudinger/sack，kommentar zum buergerlichen gesetzbuch，13. aufl.，§134 rn. 104，229.
[16]staudinger/sack，kommentar zum buergerlichen gesetzbuch，13. aufl.，§134 rn. 27.：medicus，allgemeiner teil des bgb，8. aufl. 2002，rn. 729.
[17]bghz，89，316，319，bgh，njw 1989，2471，muenchener kommentar zum buergerlichen gesetzbuch，4.aufl.，2003，§134 rn 107；staudinger/sack，kommentar zum buergerlichen gesetzbuch，13. aufl.，§134 rn 97.
[18]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5页。
农民合作社入股协议篇8
关键词：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调查分析；对策措施
为进一步做好甘南州农牧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后续工作，服务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对接，笔者从年初至今，通过查阅资料、座谈交流、进村入户、实地查看等方式方法，先后深入合作市、临潭县、卓尼县、舟曲县、迭部县、碌曲县、玛曲县、夏河县8县市农区、半农半牧区、牧区的46个乡（镇）100多个村开展了村集体经济发展情况的调查。
一、基本情况
甘南州位于甘肃省南部，地域辽阔，地理结构比较复杂，气温差异大，自然条件严酷，经济社会发育程度较低，是以藏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区，属经济欠发达地区，有农业、半农半牧业、牧业等三种经济类型，辖有合作市、临潭县、卓尼县、舟曲县、迭部县、碌曲县、玛曲县、夏河县等8个县市99个乡镇（含4个街道办）662个村，2944个村民小组，总面积4.5万km2，有农牧户14.44万户，58.37万农牧业人口，2020年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129元。
二、工作成效
（一）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稳步推进
州、市（县）乡、村组织相互联动，采取举措，积极贯彻落实发展村集体经济政策法规，一是全州8个县市99个乡（镇）662个村集体组织均在地方银行备案、开设了账户；二是地方政府部门、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积极贯彻落实省、州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发展政策，给贫困村注入发展资金53273.42万元，完成资本积累。三是地方党委政府、脱贫攻坚办公室、农业农村部门着力指导村集体特别是贫困村积极贯彻落实村集体经济发展政策措施，通过村民议事方式方法，通过“三变”模式或寻找有效经济组织即龙头企业、合作社，与其签订投资入股协议，增加村集体收入。四是甘南州8个县市全面完成农牧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工作，据调查该州8个县市99个乡（镇）662个村共清理核实资金1.2亿元，资产64.41亿元，村集体资源性资产283.84万hm2，资产主要是国家政府投资形成的固定资产，如村办公房屋及辅助设施、电脑与复印机等办公设备、文化广场、路灯、运动器材、光伏发电、公共设施等固定资产，资产来源是公积公益金——政府拨款等形成资产。五是村集体财务实行“村财乡管”或委托第三方记账，能够按照《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规范核算记账。
（二）提前消除贫困村集体经济“空壳村”
甘南州各县市、乡（镇）党委政府，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及农业农村部门脱贫攻坚期间，不仅积极贯彻落实省、州全面消除贫困村村级集体经济“空壳村”的意见，并将此项工作列入了重要议事日程，采取举措。一是按照脱贫攻坚政策要求，对贫困村注入了发展资金，并建立了消除贫困村集体经济“空壳村”进度统计制度，实行周报月通报，促进消除贫困村集体经济“空壳村”工作进度；二是通过引进企业、寻找规范运行合作社等方式方法，并与其商定签订投资入股协议，按照约定兑现协议提前或按期分红；三是甘南州8县市309个贫困村中的210个“空壳村”均提前2018年全面完成消除贫困村“空壳村”任务。据目前调查统计，甘南州8个县市99个乡（镇）662个村集体经济稳步发展，2020年全州662个村集体经济总收入3040万元，村均收入4.59万元。其中309个脱贫村收入1847.02万元，村均收入5.98万元；353个非脱贫村收入1192.98万元，村均收入3.38万元。从收入结构分为收入在1万以下的村64个村，1万～2万元的68个村，2万～5万元的357个村，5万元以上的173个村。村集体经济收入来源主要是投资入股收益、光伏发电收益、经营性资产收益、房屋出租收益等。
三、经验做法
（一）高度重视，加强学习
甘南州、县市、乡（镇）三级党委政府在脱贫攻坚期对村级集体经济发展高度重视，列入了重要议事日程，全面安排部署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工作。甘南州各涉农部门及干部群众掀起了广泛学习宣传2015年省政府办公厅制定的《关于进一步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意见》（甘办发〔2015〕50号），2016年省发改、财政、农牧等部门相继出台的《关于借鉴贵州省六盘水市经验深入推进多种形式股份合作工作的指导意见》（甘农牧发〔2016〕167号）、《关于进一步推动项目建设切实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通知》（甘农牧发〔2016〕260号）和《关于开展扶持村级集体经济试点促进农村新业态发展的实施意见》，2017年省委省政府印发的《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甘发〔2017〕16号）和《关于推进农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指导意见》（甘发〔2017〕44号），2018年7月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面消除贫困村村级集体经济“空壳村”的意见》（甘政办发〔2018〕120号）等文件政策精神，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好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二）聚力贯彻，出台政策
甘南州各级党委、政府及涉农部门政治站位高，履职尽责，全力贯彻落实国家、省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政策法规。2016年州委州政府两办先后印发了《关于深入推进村务监督委员会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甘南办字〔2016〕19号）和《关于进一步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实施意见》（甘南办字〔2016〕21号）；2017年州财政、州农牧部门联合下发了《甘南州农牧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暂行办法》（州财农字〔2017〕01号）；2018年州委州政府出台《关于推进农牧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牧民变股东改革的实施意见》（甘南发〔2018〕6号）、州委州政府办公室印发《甘南州关于稳步推进农牧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甘南办字〔2018〕10号），州政府办公室印发了《甘南州关于全面消除贫困村村级集体经济“空壳村”工作方案》（州政办发〔2018〕123号），明确规定了消除贫困村村级集体经济“空壳村”工作的目标任务、重点工作和保障措施，各县市和州、县市农业农村部门积极贯彻落实。
（三）多方通力，稳步推进
消除贫困村集体经济“空壳村”是脱贫攻坚期贫困村脱贫退出的一项重要的工作任务，也是提升村组织两委执政能力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性工作。因此，甘南州各级涉农部门单位在地方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和安排部署下，积极发挥行业部门作用，尽职尽责，通力协作，全力指导，稳步推进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一是召开涉农部门、金融办等部门参加的联席会议，重点解决村集体在银行营业室开设银行账户难、村集体分红资金无法进账等问题。二是采取措施，通过实施项目、产业扶持等形式注入村集体发展资金，并有效指导村集体与效益企业、合作社等经济组织签订了入股投资协议，实现了村集体经济有稳定收入来源渠道，增加了村集体经济收入。三是农业农村部门通过招商引资方式方法，着力引进效益经济载体，本着“合作、共赢、共享、发展”理念，承接村集体投资入股或联姻村集体经济，夯实乡村振兴战略基础。四是政府部门积极监督签订协议的龙头企业、合作社按照约定如期或提前兑现协议比例分红，确保村集体经济保值增效。
（四）核查督导，打实基础
甘南州、县市党委政府部门，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特别是农业农村部门针对主导产业、村集体经济、合作社三项脱贫攻坚主责专责工作任务，多次组织人员赴基层核查督导这三项工作，确实有力推进了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工作。一是各乡（镇）、村组织能够严格按照《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规范核算记账，认真执行州财政、州农牧部门联合下发了的《甘南州农牧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暂行办法》（州财农字〔2017〕01号）规定，防止违纪违规现象发生。二是各村组织能够在上级组织及业务单位的指导下，按照《村民自治法》规定开展村集体事务工作。三是积极引导了村集体自觉走村民自治、法治、德治三结合治理路子，更好地服务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
四、存在的问题
一是学习宣传村集体经济政策法规广度和深度不够，法治意识、爱村如家意识淡薄。二是积累微、缺管理，发展公益事业难。农牧村集体经济发展管理弱，加之集体积累少，易出现杯水车薪情况。三是乡（镇）级无农经站，跟不上服务村集体发展需求。由于村集体经济管理制度不健全、村干部素养较低，思想不解放，缺乏开拓进取精神，一定程度上制约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同时也易发生村集体资产流失现象。四是村级经济社会发育程度低，部分村集体因交通等基础设施条件相对落后，影响村集体经济发展。五是部分基层干部和村民重视村集体积累不够，体制管理跟不上，导致对村集体收入分净拿完思想意识严重，限制了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壮大。
五、对策措施
农民合作社入股协议篇9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实行了土地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但我国农业就总体而言仍然严重滞后，劳动生产率低、商品率低、效益低、竞争力弱，根本原因是分散经营，规模小，户均耕地不到半公顷，相当于美国、加拿大每个农场的耕地经营规模几百、上千公顷是极其微小的［1］。现代农业是规模化、专业化、商品化的农业，关键要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因此，要提高一国农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就必须推进大批量生产、标准化生产，提高产品质量，创产品品牌，就必须发展规模经营。要发展规模经营，首先必须适当集中土地，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鉴于我国国情，不能搞土地私有化，通过土地买卖向大户集中，发展私人农场；也不能通过租赁向大户集中，发展欧美流行的租赁经营农场，因农户只能得到微薄的租金，会严重损害农民的权益，也不能发展产、加、销某一环节的合作性组织，因这种组织难以改制提升为现代农业企业，不利于农业现代化的迅速发展［2］。因此只能立足我国国情，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保障农民权益，促进农村和谐，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引导农民联合自主办企业，农户以承包土地使用权租金入股，建立农业生产股份有限公司，长期集体租赁经营，根据不同地形和资源情况发展规模经营、集约经营，实行农民办企业，管企业，当老板，维护农民权益，建立新型集体农庄，推进中国特色现代农业，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改革开放以来对我国农村、农业改革发展的战略部署，也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必由之路，抓紧由点到面全面实施，具有战略意义。
2.创新体制机制，再创农业辉煌
2.1实现农业体制机制创新。农民联合办企业，农户以承包土地使用权租金入股，长期集体租赁经营，发展规模经营，能彻底解放生产力，是土地流转方式创新。
农民办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农民管企业，当老板，维护农民权益，是农民自主经营管理创新。
农民入股后，农户劳动力可以自行安排，既可以出外务工，也可以在自办企业就业，既有务工工资收入，也有入股按资分配收入，能增加农民收入，是收入分配来源创新。
2.2创新体制机制的重大意义。
2.2.1促进农业全面协调可持续性发展。新型集体农庄的建立发展，能有效解决千家万户农民进入市场，能盘活、激活农村土地使用权等大量资本，初步匡算，仅全国耕地保有量流转可激活资本18．6万亿元，有利于流转集中土地，发展规模经营，采用先进科技，实现生产专业化、机械化，保持农业生态平衡，提高综合生产能力和经济效益，促进农业全面协调可持续性发展。
2.2.2大幅度增加农民收入，使农民富起来。新模式的建立，农户劳动力可以自行外出务工，也可以在自办农庄就业，获得一份工资；有条件的企业，农庄的员工还可以参加企业盈利分红；特别是以土地使用权租金入股，能在入股时一次以股票形式拿到多年的租金，并能在每年年终按股分得股利，并且随着土地的开发、科学利用，农业股票将迅速上涨，农业资产增值，农户可以加倍受益，使农民富起来。
2.2.3维护农民权益。农户联合自主办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行企业法人所有制，政企分开，产权明晰，管理科学，能维护农民权益。
2.2.4迅速扩大内需，应对金融危机。农民自主办企业，农民工回乡创业就业，既能增加农民收入，又能对农村、农业加大投入，平整土地，兴修农田、水利设施，增添设备，能迅速扩大内需，有利应对金融危机。
3.具体实施办法及有关政策、规定和建议
3.1设立股份公司的程序、操作办法。总的应按公司法有关政策规定执行。建议省县(市)抽调有关部门人员建立农业改革发展辅导小组和农业资产评估小组。辅导农民学习科学发展观以及有关文件，宣讲有关政策、规定和实施办法，辅导同一地点农民自愿联合建立股份公司，以5人以上做为公司发起人，并承担公司筹办事务，制订公司章程，公司与农户签订租约，经省县资产评估小组评估资产，确定股权，发起人认购其法定应认购的最低股份额，原法定最低股份额为500万元，建议经济条件较差的山区、丘陵区降低为200万元，包括土地作价折股在内，报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召开股东大会，依法选举建立董事会、监事会、公司法人代表，董事会聘任公司经理，召开成立大会。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司还须具备法定相关条件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核准才能发行股票［3］，建议农业企业改由省核准。
3.2建立农业股份公司有关政策、规定。农户除以承包土地租金入股外，也可以用货币、实物以及工业非专利技术作价入股，建议可以吸收城乡投资大户、科技、管理人才用货币、以及实物、工业非专利技术作价以自然人身份入股。农户承包土地入股后，不得改变农业用途。
建议股票中的土地股与非土地股分开，土地股需注明土地股字样，股票可以转让，但土地股只能依法在公司内部转让，也可以遗赠后代。建议新吸收的农户可以接收依法转让的土地股。
土地承包到期，可以依法自动延伸，须重新签订租约。在后续期不愿意以土地继续入股的，只能依法转让。
3.3企业模式、生产经营模式的选择。农业企业是科学、技术、管理的载体，农业产业化、现代化，首先必须企业化。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需要，也是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和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股份有限公司具有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管理科学等特点，当是农业企业制度的最佳选择。农业生产经营模式的选择也是农业改革发展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我国人多地少，山地、丘陵多，平原少，因此生产经营模式选择必须根据各地区资源禀赋和社会经济基础不同有所区别［4］：在平原地区，企业规模可以大一点，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主要目标发展规模经营，实行专业化、机械化生产，也要提高产品质量，创产品品牌；在山区、丘陵区，通过土地流转，适当集中土地后，以提高土地产出率为主要目标，实行规模经营、集约经营，通过改良农作物品种，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平整土地，采取增加肥料和农药使用等措施，根据市场需要，定单生产名、优、特农产品，发展各种专业场、园、大棚生产，提高综合生产能力和经济效益。
3.4土地租金的评估和租金现值的计算。租金评估，建议原则上宜粗不宜细，只分水田、旱地、草地、林地、水面，同一地点不分等级，大中城市周边地区土地，因含有级差地租，应适当高一点，租金一般按原承包面积计算，能反映平等即可。租金水平评估，在企业与农户协商和市场租价的基础上，由县(市)农业等部门组织的评估小组评估确定。
入股租金现值的计算：现值是将未来的资金按照一定的利率折算到现期的价值。因此以多年的租金计算为股金入股，就必须按照现行的利率折算为现期的价值，这样才能正确计算不同时期的财务收支。因此入股租金的现值应按以下公式计算［5］。
a表示年租金额，n表示租赁年数，i表示银行一年期利率，pvan表示现值。
租金现值计算公式为：
pvan=a1(1+i)+a1(1+i)2+a1(1+i)3+……a1(1+i)n
或pvan=a×现值系数(见附表现值系数％)
因此，简单计算方法，只需将年租金额与表上有关利率、年数的现值系数相乘，即可求得现值。
举例：某户耕地1亩，评估确定年租金为500元，银行一年期利率为3％，租期20年，试计算租金现值?
查年金现值系数表竖栏20年，横栏利率3％，现值系数为14．88％
则现值=500×14．88％=7440元。
租赁年数的计算：1984年中央明确规定15年承包给农户，1993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再延长30年，承包期共45年，具体承包到户有早晚不同，如果你地区是1984年承包到户的，到今年已承包25年，还余下20年，租金按20年计算。
3.5改革发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的解决办法和建议。农业改革发展要完成二个战略性、历史性转变，一是彻底改造传统农业，二是加快转变农业生产方式，自然会遇到困难和问题。
3.5.1组织、管理、技术人才问题。我国具有数千年农耕文明，农民老一辈有丰富的农耕技能，新一代有较高的文化，又有多年闯荡市场的经历，学习了新的知识和技能，回乡创业，自主办企业，管企业，当老板，一定能办好、管好，但面对新的情况和问题，在组织、管理、技术人才方面还存在一亏、二低的问题，需要各级政府采取有力措施帮助解决，建议：一是奖励大专院校毕业生到农村就业；二是大专院校举办农业急需人才的培训班。
3.5.2农业改革发展所需资金问题。农业发展规模经营，需要流转集中土地，添置设备，购买生产资料，平整土地，兴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充实必要的管理、技术人员，需要大量资金，虽然最大一项土地使用权租金已由股东以租金入股提供，不需支付现金，农户也还可以提供一部分现金和实物入股，但还是有差距的，而且在目前自然灾害仍然不可能完全抗拒的情况下，风险支出仍然很大，因此建议除保持原有优农惠农政策继续执行外，需政府加大力度对农业的支持，建议对新建农业企业发放长期优惠贷款，利息由财政补贴。摘要：农户联合办企业，建立农村土地流转新模式，以承包土地使用权租金入股，按承包期剩余年限出租，发展规模经营，建立新型集体农庄，实现农民办企业，管企业，当老板，推进中国特色现代农业。
关键词：土地流转新模式土地使用权租金入股新型集体农庄中国特色现代农业
参考文献
［1］郑有贵.中国经济发展论坛，农业经营模式和制度创新，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246
［2］中国经济改革30年农村经济卷.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99~100
［3］公司法一本通，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71.105.107
农民合作社入股协议篇10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问题；发展；建议
中图分类号：F3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374（2013）03-0074-03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带动农户进入市场的基本主体，是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新型实体，是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有效载体。农民专业合作社能让分散经营的农民拧成一股绳，“抱团”应对农产品“卖难”市场风险。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按照积极发展、逐步规范、强化扶持、提升素质的要求，加大力度、加快步伐发展农民合作社，切实提高引领带动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可见，农民合作社已引起中央的高度关注。文章通过指出广西农民合作社的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提出加快推进农民合作社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
1广西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现状
2011年底，广西农民专业合作社有9889个，合作社实有成员近40万人，成员户均纯收入约2.4万元。合作社围绕各地主导产业或特色产品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涵盖粮食、水果、蔬菜、食用菌、桑蚕、茶叶、药材、花卉、养殖、农机等行业的种、养、销售及信息技术服务。以农民为主体的专业合作组织在广西发展现代农业方面显现出旺盛的生命力，有力地推动了广西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目前广西涌现了一大批葡萄村、香蕉村、香葱村、养鸡村、养鱼村等。比如容县黎村环黎土鸡养殖专业合作社，不仅带动本地土鸡养殖，覆盖黎村镇全部村委，还辐射周边三四个乡镇，2011年该合作社交易额达9.5亿元，带动运输、饲料等收入2亿多元，合作社带领农户“抱团”闯市场，极大提高了市场竞争力。又如恭城瑶族自治县银殿山水果农民专业合作社，建立水果出口基地，统一定点采购农资、进行标准化生产、统一销售水果，水果销售量由2007年的3000t增加到2011年的2.4万t，年销售额由450万元提高到1920万元。合作社还让不少农民成了科技能手，通过举办培训班，邀请专家、技术人员进行指导和培训，使农民掌握农产品生产技术规程和质量标准。如柳江县鲁比葡萄专业合作社与广西农科院合作推广种植双季葡萄，发展种植面积266.67hm2，每667m2收入超过1万元；全州县天福联妇女葡萄专业合作社通过示范基地，向成员推广种植红地球、南玉等良种66.7hm2，每667m2产值突破1.5万元。
2广西农民专业合作社存在问题及困难
虽然近年广西农民专业合作社得到长足发展，但与其他省相比，广西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水平仅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存在以下问题和困难。
2.1组织制度不健全
广西农民专业合作社起步晚，大部分合作社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组织机构尚不健全，难以实现农民合作社的“民办、民管、民受益”原则。调查中发现大多数合作组织没有任何资产，内部管理制度不健全，有的第3期彭忠平：推进农民合作社健康发展迫在眉睫没有章程，有的没有活动场所。大多数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制度仅仅停留在“应付”注册登记上，流于形式，合作社章程不是按法律规定和结合自身实际，经全体社员讨论出来的，而是照搬照抄示范章程，没有实质性内容。合作组织缺乏高知识层次的领头人，重大决策未能体现“一人一票”原则。有些合作社组织章程制度不少，但实际上贯彻实施到位效果差，可操作性不强。
2.2合作社缺乏凝聚力和生命力
合作社与社员关系松散，没有利益联结，有些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盈余返还机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在决算后的可分配盈余中，大多数是按照股本金分红，而未考虑到社员与合作社的交易量，使得认购股份较少的社员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对销售合作社产品量多，贡献大的社员的利益也没有体现出来。或者只停留在帮助农户销售产品收取手续费的层面上，农民从合作中享受到的实惠有限。又由于长期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影响，农民长期形成的封闭、守旧、安于现状的小农意识，养成了分散经营的习惯，导致农民合作意识淡薄，参与热情不高，致使合作社缺乏凝聚力和生命力。
2.3政策支持力度不够
我国现行体制下，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等各类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受到各种政策的制约。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生产要素的自由组合，对农村各类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不利。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很难得到政府、政策和资金支持。广西区政府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扶持力度相对较小，未出台过鼓励、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政策文件。一些地方领导干部不清楚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概念，认为是农民自已的事，把合作经济组织等同于集体经济组织和单纯的企业对待，政府不宜多管，放任自流，没有起到组织引导的作用。
由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制度不健全、合作社缺乏凝聚力和生命力、政府政策支持力度不够致使一些合作组织最终名存实亡，为此，笔者认为推进农民合作社健康发展迫在眉睫。
3推进广西农民合作社健康发展的建议
3.1加强组织领导
要贯彻落实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把发展农民合作社作为建设现代农业、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一项重要措施，政府要为农民合作组织提供更多政策支持。建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厅牵头，会同民政部门、农口部门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指导全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工作。建议自治区政府出台《关于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政策意见》。各地成立相应的领导小组，结合本地实际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力争在财政、税收、金融、用地等方面有新的突破，积极引导涉农项目与合作社有效对接，扩大农村土地整理、农业综合开发、农田水利建设、农技推广等涉农项目由合作社承担的规模。
3.2加大宣传力度
各地要结合“法律进乡村”活动，广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等法规政策，充分发挥电视、广播、报纸等新闻媒体的作用，向农民宣传普及合作社知识。注意发挥典型示范作用，让一批办得好、比较规范的合作社，如横县花茶协会、全州县才湾镇天福联妇女葡萄协会、临桂县会仙蔬菜协会等进行现身说法。每年择优选择一批示范作用明显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协会，从资金、项目、信贷、保险、质量认证、品牌建设等方面予以扶持。
3.3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要有计划地培养、培训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财务管理人员和生产、营销人员。鼓励科研人员、农技推广人员、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人员到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任职、兼职或担任技术顾问。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签订劳动合同，参加各类社会保险，并在专业技术资格评定中，给予适当倾斜。鼓励聘用期满后的大学生村官到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就业工作。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所属人才服务机构或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要为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就业的大学生免费提供保管人事档案、办理集体户口、挂靠党团组织关系等服务。
3.4优化金融信贷服务
3.4.1农民专业合作社信用等级系统可按照三方协议持续经营。有不良信用记录的合作社，给予警告并适当降低贷款额度，对于不良信用的合作社给予警告并降低信用等级，增加额外贷款利息，借款到期经警告不还的，信用等级大额降低，拒不归还的可至人民法院解决。
3.4.2建立和完善农业风险准备金制度一是政府投入；二是农民投保。一旦出现风险，农民专业合作社和银行根据实际情况按比例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如正常经营风险，可申请延期归还，重大不可抵抗灾害由全体成员分摊风险，合作社恶意不还款，将其信用等级大额降低，合作社已经提取的风险准备金账户冻结等。
3.4.3加大金融政策的扶持力度广西作为落后的西部地区，人民银行广西分行要加强与地方政府的沟通联系，加强“窗口指导”，引导农村金融机构以加大“三农”信贷支持为切入点，制定有差别的信贷政策，保护和支持贫困落后地区发展特色农业产业，放宽农业贷款限制，将直接或间接服务于“三农”经济的所有行业都纳入农业贷款范畴，享受农业贷款政策。
3.5加强监督检查
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加强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贯彻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建议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工作领导小组对我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进行一次大普查。对于由农村大户牵头成立的合作社，要在产权结构上对其参股份额进行限制，或者通过鼓励其他成员增加股份的办法稀释大户的股份。特别要注意在合作社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后，一定要把规范化建设放在突出的位置，要更加注重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质量，使其成为真正的“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3.6创新发展模式
3.6.1专业合作社之间的联合合作的模式在产权清晰的基础上，根据共同需要，引导不同行业、不同区域的专业合作社进行联合与合作。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可引导同一产业的专业合作社、加工企业、贸易企业组成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或行业协会，统一协调产业发展。以此克服多品争雄，互相贬低、产品内耗严重的局面。
3.6.2专业合作社与龙头企业之间的联合合作模式可通过价格联动机制及企业对农业生产的扶持，协调企业与合作组织之间的利益分配，降低合作双方因农产品价格波动而面临的诚信危机，促进二者结为更加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同时要鼓励社员之间建立联保小组，成员之间统一种养、统一防灾、统一培训、统一销售、统一贷款，并建立相互监督的机制，促使小组成员之间形成质量自律、互相监督的良好风气。
参考文献：
[1]秦岭.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研究综述[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5）：94―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