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篇1
近年来，我国经济逐渐由原来的持续高速增长转变为目前的中高速增长，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面临的全新经济发展形势，也是未来城镇化长期发展必须应对的新环境。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过渡到中高速增长阶段对城镇化意味着什么？在经济中高速增长阶段对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内涵有什么要求？新型城镇化对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还有哪些改革红利可以释放？走好新型城镇化道路需要处理哪些重大关系？等等，需要我们认真研究。
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过渡到中高速增长阶段对城镇化意味着什么？
国际金融危机后，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的最显著特征就是开始由过去长达三十多年接近10%的经济高速增长转为7%以上、7.5%左右的中高速增长阶段。由于发展基数越来越大，维持过去那样的高速增长已不现实。从需求条件看，靠大规模的政府主导型投资以保持经济增长速度的方式不再具有可持续性，我国经济高增长过分依赖政府高强度投资的负面效果日益明显，投资效率下降，投资和消费比例失衡，产能过剩严重，长期下去不可能持续。而外需受到国际需求市场需求低迷的影响，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从供给条件看，随着以劳动力短缺和工资持续提高为特征的“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以及以人口抚养比不再降低为表现的“人口红利”的消失，再加上技术、管理等其他要素供给不足和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增强，经济潜在增长率也不断下降。此外，多年积累的诸多矛盾和问题，如产能过剩、环境污染严重等，也对经济高速增长形成制约。特别是我国已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将面临转型陷阱、拉美陷阱、福利陷阱、城市化陷阱、资产泡沫陷阱、金融陷阱、捧杀陷阱等复杂问题。在中等收入阶段保持中高速增长，不仅需要形成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匹配的高品质制度体系，而且需要摆脱增长机制锁定，寻找增长与跨越的内在驱动。因此，在中高速增长阶段，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相互交织，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相互影响，使经济社会环境日趋复杂化，从而对城镇化提出了新的要求，表现出以下特点：
一是经济增长换挡调速，经济下行压力较大，需要城镇化释放需求和创造供给的能量。在增长速度换挡阶段，由于市场需求和供给因素的变化需要一定的时间，经济在一定时期内具有发展惯性，往往高时愈高、低时愈低，因此高速增长阶段重点要防止经济过热、增速冲破上限，而增速放缓时重点要防止经济失去活力、增速跌破下限，这就需要加强宏观调控，使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范围内。而且，在增长速度换挡阶段，依靠国家大规模投资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由投资拉动向需求拉动转变尚需时日，对外贸易状况短期内也难有根本好转，因此国家宏观调控难度增加，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迫切需要对经济的需求面和供给面进行深度调整，寻找、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空间，增强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城镇化既能释放需求，也能创造供给，如果能够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就可能有效担负起时代的重任。
二是经济结构问题突出，转型升级迫在眉睫，需要城镇化推动重大结构性问题的解决。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以后，我国目前经济结构性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善，转型升级压力依然较大。从内需结构看，经济增长对政府投资、外贸出口的依赖程度依然较高，居民消费、投资所占比重严重偏低，通过刺激居民消费和民间投资带动经济增长还有较长的路要走；从三次产业比重看，二产独大、三产比重偏低，2011年底我国三产比重约为43.3%，不仅远低于高收入国家74.3%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中等收入国家55.6%的平均水平；从收入分配结构看，我国劳动报酬所占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比重不及40%，而世界通常比重是劳动报酬所占国民收入的三分之二，贫富差距依然较大。
三是资源环境压力增大，生态保护要求强烈，需要城镇化与生态文明耦合推进。近年来我国资源和环境约束压力显著增大，是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发展方式以及体制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国虽然地大物博但人口众多，许多重要资源、矿产人均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经济发展受到的资源环境约束相对较大，三十多年比较粗放的发展方式也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破坏，而体制机制的不顺和制度的缺失也导致了唯GDp主义的盛行，不少地方发展经济是以浪费资源和牺牲环境做代价的。一些城市“十面霾伏”、“水漫金山”、“垃圾围城”，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迫切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城镇化与生态文明深度耦合，处理好城镇化发展和资源环境的关系。
四是“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尚存，保障和改善民生任务繁重，要求城镇化发展中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没有变。伴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城务工，但长期以来，不少城市更多的是购买他们的劳动力，仅仅把他们看成是劳动者，而不是城市里平等的一员。如果城镇化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甚至导致更多不公平，城镇化就失去意义，也不可能持续。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努力保障和改善民生，需要在城镇化的发展中，更加注重以人为本。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以后，城乡社会矛盾、社会问题依然存在，而且在某些领域矛盾还比较尖锐、迫切需要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在城镇化进程中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五是国际关系深度调整，亟需扩大迂回空间，城镇化应当成为我们手中的大牌。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进入新一轮调整转型期，发达国家提出了再工业化的口号，纷纷制定优惠政策将先进制造业留在国内，同时贸易保护主义也重新抬头，并试图通过ttip和tpp绕过wto建立国际贸易新规则，国际政治经济关系面临深度调整。我国科技投入、创新能力不足，科技进步贡献率40%，与发达国家70%水平还有很大差距；产业发展水平较低，大量出口产品都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少数高端产品出口受到打压，与发达国家竞争处于明显劣势；与此同时，我国劳动力成本提高、汇率上升，后起发展中国家以较低的成本和价格参与国际分工，我国在一些传统领域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这种“前堵后追”局面使我国拓展国际市场的空间缩小。为了增强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我们要打好城镇化这张牌，增大回旋余地。
在经济中高速增长阶段对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内涵有什么要求？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城镇化的发展，为经济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明显改善作出了重大贡献，推动人民生活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动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飞跃，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这一点要充分肯定。但是，以往的城镇化为了服务于经济快速发展，将注意力集中在土地开发利用上，在为经济提供发展空间、为地方政府提供财政收入的同时，对普通居民的利益保障、对生态环境保护重视不够，也存在着“见地不见人”、半城镇化、被城镇化、贵族化城镇化、“式”城镇化等诸多问题，也受到了社会舆论的不少批评。在我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以后，增速放缓使城镇化发展中的矛盾更加凸显出来，特别是强制拆迁、环境污染、农民工权益、棚户区、零就业家庭等问题饱受诟病，并成为引发社会矛盾和的重要根源，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公平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对社会不公问题反映越来越强烈，迫切需要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新型城镇化道路是不同于过去的城镇化道路，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健康城镇化道路。这里讲的中国特色，主要有三点：其一，中国是具有13亿人口的大国，要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应该说是世界上最难的一件事情。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实现城镇化，在人类发展史上没有先例。其二，中国是一个城乡二元比较严重的国家，如何破解城乡二元，是我们中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我们要有耐心和定力。城镇化目标正确、方向对头，有利于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到2020年，要解决约1亿进城常住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约1亿人口的城镇棚区和城中村改造，约1亿人口在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其三，工业化、城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这三件事情一个也不能少，属于同步进行、叠加进行，这个难度也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难度要大得多，与先行现代化国家的历程不一样。走出一条新路，而且世界经济和生态环境也将从中受益。我们理解，所说的中国特色，更多的是要考虑中国这三个特殊的国情，在考虑这个国情的基础上推进我们新型城镇化建设。我们推测，如果到2050年，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基本保持在平稳线上，城镇化历史任务能够真正稳妥完成，就是了不起的世界级水平的成就。
那么，什么是新型城镇化？简言之是以人为核心、以质量为关键、以改革为动力。如果再具体一些怎样讲？以往我也做过归纳，曾提出过四条和六条，根据中央城镇化会议的精神，我重新归纳为七条，就是走以人为本、四化同步、城乡互动、科学布局、绿色低碳、传承文化、体制创新的道路。
第一，新型城镇化，是坚持以人为本，体现公平共享、包容发展的城镇化。要合理引导人口流动，重点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提高农民工融入城镇的素质和能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和执政理念的集中体现，也是城镇化科学发展的根本保证。以往的城镇化，一些地方热衷于“盖高楼”、“造新城”，对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存在着见物不见人的倾向。而一些地方因城镇建设和管理滞后，“城市病”已经显现，影响了城镇居民工作和生活质量。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就是要努力破解城乡二元体制和城镇内部的二元结构，使城乡居民共享发展成果，过上更加美好幸福的生活。
第二，新型城镇化，是坚持四化同步，体现产业支撑、就业优先的城镇化。城镇化要有产业支撑，要促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信息化和城镇化深度融合、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有了四化并举，产业（包括金融和技术）发展起来了，城镇就能够集聚人气，有了吸纳就业的能力，实现产城人三方面的融合，并能够向智慧城市前进。没有产业支撑的城镇化，难以提供就业岗位，就是“唱空城计”，就会出现“空城”或“鬼城”。一些发达国家和东亚国家，较好地协调了四化同步，实现了现代化。而一些拉美国家由于四化不协调，就业问题突出，城市里出现了大量贫民窟，现代化进程严重受阻。在城镇化发展中，我们要补上服务业的短板。服务业是城镇就业最大的容纳器，多为中小微企业，有的甚至是夫妻店，铺天盖地，潜力很大，要大力扶持，加快发展。
第三，新型城镇化，是坚持城乡互动，体现以城带乡、工农互惠的城镇化。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的主要障碍，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推动新型城镇化要与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要严防死守耕地红线，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要探索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加快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土地经营权流转、集中、规模经营，要与城镇化进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相适应，鼓励发展、大力扶持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主体。要探索农民变市民，进城不离乡，“就地就近”城镇化的路子。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健全体制机制，不断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城镇化进程、共同分享城镇化成果。
第四，新型城镇化，是坚持科学布局，体现因地制宜、协调有序的城镇化。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对城镇化总体布局做了安排，提出“两横三纵”的城市化战略格局，要一张蓝图干到底。要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发展基础和潜力，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东中西地区因地制宜、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优化城镇化空间布局和城镇规模结构。目前，我国人口过度向少数特大城市集中，城市过度向东部集中的势头越来越明显，造成大城市规模过大、小城市规模太小、地区差距日益扩大，城市布局不够合理。这不仅产生大量的经济问题，而且带来严重的社会、政治和生态问题。由于中西部地区城市发育明显不足，这导致了人口长距离大规模流动、资源大跨度调运，极大增加了经济社会运行和发展的成本，不仅不利于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也不利于维护民族团结、保障国家安全。要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的基础上，在中西部和东北有条件的地区，依靠市场力量和国家规划引导，逐步发展形成若干城市群，成为带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第五，新型城镇化，是坚持绿色低碳，体现承载力强、和谐宜居的城镇化。要根据城镇人口增长趋势和资源环境变化态势，着力提高城市综合承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将生态文明融入城镇化全过程。当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随着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及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张，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倍受考验，高投入、高排放、高污染的路子不能再走下去了，必须坚持绿色低碳发展。要按照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总体要求，形成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合理结构。减少工业用地，适当增加生活用地特别是居住用地，切实保护耕地、园地、菜地等农业空间，划定生态红线。科学设置开发强度，尽快把每个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开发边界划定，把城市放在大自然中，把绿水青山保留给城市居民。
第六，新型城镇化，是坚持传承文化，体现历史文脉、民族特色的城镇化。城市建设水平是城市生命力所在，也是城市的软实力。城镇建设，要实事求是确定城市定位，科学规划和务实行动，既不能闭门造车，也不能邯郸学步，避免走弯路；要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要融入让群众生活更舒适的理念，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要融入现代元素，更要保护和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体现民族文化的自信；要加强建筑质量管理制度建设，把文化和文明体现在有生命力的建筑中。在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中，既要提升和传播城镇文明，也要保护和尊重乡村文明，要注意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
第七，新型城镇化，是坚持体制创新，体现两手结合、改革配套的城镇化。要更加重视市场规律，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两手结合，两手都硬。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也是城镇化健康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实践证明，成功的城镇化，既是市场调节、自然发展的过程，又是政府调控、规划引导的结果。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许多问题都与市场和政府两只手的作用没有发挥好、没有协调好密切相关。虽然市场存在着外部性等缺陷，但总体上看，我国过去曾经走过由政府包办、排斥市场作用、忽视民间力量的城镇化道路，政府过分干预是造成市场信号扭曲、不能正常发挥作用的主要因素。同时，政府越位与缺位并存还影响了政府作用的发挥，不该管的管了，该管的却没有管好。今后，一方面要坚持微观交给市场，充分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另一方面还要充分认识到我国城镇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具有复杂性、长期性和艰巨性，又要更好发挥政府在创造制度环境、编制发展规划、土地用途管理、建设基础设施、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治理等方面的职能。
新型城镇化对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有哪些红利释放？
在经济中高速增长阶段，中国将面临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是如何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二是如何发掘和用好新的增长点。2012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2.57%，距离65-70%的城镇化率还有很大的空间。考虑到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5.29%，城镇化的发展空间更大。而且，我国城镇化地区差距也很大。从三大地区看，2011年东部地区城镇化水平为61.07%，中部为46.99%，西部为42.99%，东部比中部高14.08个百分点，比西部高18.08个百分点。从各省份看，城镇化水平最高的上海市与最低的贵州之间相差58个百分点。这说明城镇化在增加供给、刺激需求、推动经济社会变革等方面还有很大的作用空间，能够在较长时期推动经济中高速增长，保障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首先，新型城镇化是经济运行稳定在合理区间的重要保证。中高速增长阶段，我们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克服经济增长的下行惯性，同时避免在刺激经济时引起物价的大幅上涨，就需要充分利用城镇化自身具有的巨量市场需求、供给能力，使其成为经济发展的“调控阀”，保证国民经济维持一个合理、稳定、较快的发展速度。城镇化将产生巨量的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需求，改变农民原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带来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和民间投资、消费的蓬勃发展；城镇化将大量农民转变成市民，有利于增加劳动力市场供给、促进耕地和建设用地有序流转，对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深入发展大有裨益。一言以蔽之，城镇化巨大的内需空间和强大的要素供给能力增强了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是经济增长率、就业水平等不滑出“下限”、物价涨幅等不超出“上限”的重要保证。
其次，新型城镇化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推动力。在中高速增长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最重要任务就是，在保证经济总量持续增加的同时，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城镇化是我国内需最大潜力之所在，搞好城镇化有利于减轻经济增长对出口、投资的依赖，城镇化的聚集效应也有利于普通居民服务业及科技、金融、信息、物流、文化等新兴产业的发展；新科技革命背景下的城镇化能够为科技创新的产生和应用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为我国在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中占据主动位置提供了良好条件；城镇化通过人口非农化、社会保障体系和财政转移支付措施，可以为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地区差距等突出问题的解决提供契机；另外城镇化通过人口聚集实现资源能源的集约利用和生产生活废弃物的集中处理，能够切实减轻经济社会发展对环境资源造成的破坏。
第三，新型城镇化是推动改革释放红利的重要突破口。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宏观调控是必要的，但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最关键的还是要靠体制机制的完善，靠改革红利的充分释放。在中高速增长阶段，各种深层次矛盾逐渐显现出来，目前社会利益格局基本形成，利益主体日趋多元化，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要形成共识推进改革并非易事。而城镇化过程中的农民工市民化、棚户区改造、城市环境质量等问题，社会比较关注，认识也比较统一，可以先行一步，通过城镇化的一系列配套措施推动改革，为收入分配、土地制度、财税体制、投融资体制、行政体制等整体配套改革的全面推进创造有力的条件。
第四，新型城镇化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平台。将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是城镇化的起点而非终点，城镇化建设过程是解决好城乡居民生产生活、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全过程。新型城镇化建设要求实现城镇化和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各地在实际推动过程中也将产城融合、耕地和建设用地有序流转作为城镇化发展的基本条件，这有利于保障城乡就业这一“民生之本”；新型城镇化将农民工市民化和棚户区改造作为城镇化推进的重点工作，有利于改变农民工和棚户区居民居住条件差、家庭收入少、保障水平低的现状，改善底层群众的生产生活状况；城镇化需要加强城市交通、地下管网、废弃物处理等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加大对城市水源、空气质量的检测和保护力度，这有利于改善居民生活条件，克服城镇化粗放式发展带来的各种弊端。
第五，新型城镇化为赢得国际合作主动权提供了战略迂回空间。“入世”使中国享受了十年扩大开放带来的红利，但目前这种红利正在逐渐消失，劳动力原材料成本上升、新兴市场崛起、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歧视性贸易摩擦增多等诸多因素叠加给我国对外贸易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城镇化将立足点放在内需上，可以有效减轻外贸增长乏力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和个别国家对我国和平发展的遏制；城镇化的集聚效应和绿色低碳发展方向能够有效减少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的消耗，降低我国对外资源能源依赖程度，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我国城镇化搞得好，能够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为国外的产品、资金、技术等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这为我国赢得国际交往的主动权和国际话语权提供广阔的战略迂回空间。
推进新型城镇化需要正确处理的重大关系有哪些？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一个自然历史和经济社会发展过程，推进城镇化要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遵循规律，因势利导，使城镇化成为一个顺势而为、水到渠成的发展过程。推进新型城镇化，需要正确处理若干重大关系，这里重点讨论三个问题：
（一）正确处理速度与质量的关系。
按照美国城市地理学家诺瑟姆揭示的城市化发展三发展阶段论，我国在30%～70%之间都将处于城镇化加速阶段，这是城镇化发展的规律。根据城市病发展的四阶段论，城市化率在50%～70%是城市病的发作阶段，城镇化是不健康的。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了51.27%，应该说进入了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和城市病发作阶段的叠加期。从中国城镇化过程的特征看，在中国城镇化刚刚进入快速发展和城市病发作阶段的叠加期，虽然还没有出现诸如拉美和印度那样严重的“城市病”，但也存在诸如“半城镇化”、“隐性城镇化”、“被城镇化”、“过度城镇化”和一定程度上的“病态城镇化”等现象和问题，而且各种问题和矛盾日渐积聚、突出。此外，由于缺乏有效措施和调控机制，在城镇化宏观整体布局上，还存在着大城市过度集聚、小城镇发展无序，地区发展失衡、城市之间的关系不协调等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未雨绸缪、及早诊治，势必演化为日益严重和难以治疗的“城市病”，甚至陷于“拉美陷阱”，严重影响中国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因此，在城镇化进入快速发展周期和城市病显性化和发作阶段的叠加期，城镇化面临的主要问题已经不是速度太慢的问题，而是城镇化质量方面存在缺陷，我们必须以提高城镇化质量为关键，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否则，城镇化就走不下去。从当前的情况看，需要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积极促进农民工市民化，逐步解决半城镇化问题。要按照因地制宜，分步推进，存量优先，带动增量的原则，坚持两手抓，一手推动户籍制度改革，一手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二是要以人为本，妥善解决城市病问题。要提供与城镇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宜的的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优先解决城镇人口的就业、安居、教育、医疗、交通等问题，提高城镇居民生活质量。三是要转变城镇发展模式，提升城镇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要加强城乡不同类别的空间管制，大力推进低碳生态城市建设，促进城镇集约紧凑发展；围绕提升城镇发展软实力，加快城镇服务功能建设和综合管理，提高城镇管理服务水平。四是要建立城镇化发展评价体系，确保城镇化健康发展。科学制定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将城镇化质量纳入政绩考核、重大事项督查范围。
（二）正确处理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关系。
城镇化既意味着农业剩余人口由农业和农村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也意味着土地由农业、农村用途向工业、城镇用途转变，是农业剩余人口市民化（人口城镇化）和农地非农化（土地城镇化）的统一。由于城乡二元制度的存在，农业剩余人口市民化被分割为农民非农化和农民工市民化两个过程。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改革的成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速，极大地推动了农民非农化和农地非农化，但由于城乡二元制度的阻碍，农民工市民化速度却异常缓慢。2000-2012年间，城镇化率始终落后非农化率14-15个百分点；如果仅仅考虑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落后农民非农化率的差距就更大了（2012年为31个百分点）。土地城镇化（或农地非农化）的速度也大大快于人口城镇化的速度。2000-2011年间，城镇建成区面积增长67.8%，其中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长了94.3%，但同期城镇人口只增长了52.7%。如何协调农民非农化、农民工市民化与土地非农化的关系，需要处理好以下三个关系：一是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与农民工市民化挂钩。二是实行征地和农民工市民化挂钩。三是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当然，对于其他就业能力较差、不能稳定就业的农民工，政府也应尽可能的做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并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劳动技能和就业能力，积极为其落户创造条件。
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篇2
关键词：新中国60年；经济发展绩效；基本经验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1007―5194(2009)05―0085―06
从新中国建立到现在的60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刚建国时的贫困落后到60年后的今天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四位，总体国力迅速增强。从解放初期工业十分落后的农业国发展到今天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总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达到42.9％，三次产业的结构逐步趋于合理化。6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年均达到8.o％，这样的高速度和长时期的经济增长在历史同期处于世界前列。但是，60年来经济增长平均维持高速度的情况下，在不同时期还是存在一些波动和挫折。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因此，在探索中出现问题和挫折时难免的。我们只能在探索的实践中，不断地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并将这些经验教训升华为理论，用以指导下一步的实践。这种总结和升华工作，会使更多地更全面地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可以使我们在以后的发展中少走弯路。
在新中国60年经济发展速度很快的情况下绩效如何，需要用具体的指标进行衡量。本文对经济发展绩效的考察用四个指标：经济发展质量、经济结构的变化、国民经济发展的效益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
纵观新中国60年的经济发展，可以看出其过程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以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为标准，将1949-2009年的经济增长分为三个阶段：1949―1956年经济恢复时期、1957―1978年计划经济时期和1979―2009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本文用分阶段的方式对中国经济绩效从纵向的历史比较和横向的国际比较进行分析，用两套指标体系进行论证，一套是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上关于中国的数据资料，另一套用安格斯・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和《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一书中的数据资料。
一、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和波动性
(一)新中国60年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GDp和人均GDp增长率比较
1.用中国统计年鉴上的数据对三个阶段的GDp和人均GDp的增长速度进行比较
第一阶段是1949―1956年。这一阶段又可分为两个小阶段。1949―1952年是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这一时期的统计数据为国民收入，以1949年为基期，这3年的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为19.3％；以1952年为基期，1953―1956年期间GDp年均增长率为10.3％。
第二阶段1957―1978年是计划经济时期，若以1956年为基期，以可比价格计算这一时期22年GDp年均增长率为4.05％，明显低于第一个发展阶段的水平。
第三阶段是1979-2009年，这个阶段最明显的变化是经济快速增长。若以1978年为基期，扣除价格因素这30年GDp年均增长率9.76％。中国是这个时期世界上GDp增长最快的国家。
新中国60年经济增长的平均速度是很快的，均值的中位线在10％，年增长率围绕10％波动，增长的总趋势呈上升状态，而且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增长的表现明显好于1978年之前的表现。
2.用麦迪森估计数据计算的三个阶段GDp和人均GDp增长速度比较
根据麦迪森对中国经济的估计，以1952年为基期，则1952―1956年GDp年均增长率为5.78％；以i956年为基期，则由1956年到1978年22年的GDp年均增长率为4.14％；以1978年为基期，1978―2003年这25年GDp年均增长率为7.85％，低于根据中国官方统计年鉴数据的计算结果，但是，无论从哪个结果来看，在第三阶段即1978年以后中国都是这个时期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
(二)新中国60年经济增长速度与世界上其他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比较
1.麦迪森对中国和世界其它国家经济增长的比较。
麦迪森的数据表明中国计划经济所处的时期，正是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1950―1973年西欧国家合计人均GDp增长率为4.08％，前苏联为3.36％，亚洲合计(不包括日本)为2.92％，世界平均增长率为2.93％，中国为2.86％，中国的人均GDp增长速度要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即不管从横向还是从纵向比较，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不能令人满意。而在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不论是从GDp还是人均GDp的增长率上看都是世界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
(三)国民经济发展的波动性
1.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计算的中国GDp和人均GDp增长速度的变化情况。
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能明显地反映经济发展的波动性，我们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上的数据，计算出1949―2007年中国GDp和人均CDp的增长率，在图形上表现其波动性
第一阶段1949―1956年。1949年到1952年属于经济恢复时期，经济发展波动是难以避免的，并且增长速度的起伏都在正常范围之内；1953―1956年阶段，经济增长速度总体上看虽然平稳性不是很强，但却是在较高位上运行。
第二阶段1956―1978。这个阶段经济在决策失误和政治动乱中大起大落。建国60年经济发展中最明显的波动性发生在这个阶段，最高值是中的1958年GDp和人均GDp比上年增长21.3％和18.3％，最低值是1961年的负增长达到27.3％和26.6％，从1958年到1961年经济增长的波动差值达到48.6％。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经济增长最高的年份，最低的年份，负增长的年份，都出现在这个时期。
第三个阶段1979―2008。这_阶段总体上看经济增长速度高、波动性小。经过1984年经济的过热，增长速度达到15.2％的高峰和.1990年的3.8％的较低速度以外，其他年份的经济增长速度都在10％左右，在这样的高位保持了18年的增长态势，使得中国经济总量大幅度提高，到2005年GDp总量跃居世界第四。
2.利用麦迪森的数据计算中国的GDp和人均GDp的增长速度，也用图形表示其波动性。
从麦迪森的估计数据计算得到的图形可以看出，中国GDp的年增长波动性更大，没有利用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得到的结果平稳性好，但是，波动幅度小一些，总体年经济增长速度较低一些，阶段性特征不明显，除了1957―1968年这一阶段外，其他阶段的波动大致相同。麦迪森的数据显示，在中国60年发展过程中有5个年份为负增长，分别为1960、1961、1967、1968、1976，比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少一年，即1962年，但是这一年虽不是负增长，但是增长率只有0.4％。另一个较大的差别是1998年，麦迪森的估计增长率是o.3％，而中国统计局的数据计算结果为7.8％，差别将近30倍。
二、经济结构的变化
经济增长的长期过程，也是产业结构转换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经济的长期和稳定增长必然伴随产业结构的转换，因此，在新中国60年经济增长过程中，产业结构也在发生变化。
(一)一、二、三产业占GDp比例的变化
1.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对中国三大产业结构变化的比较分析。
建国初期，中国的经济结构处于很低的发展阶段，1949年，国民收入中农业、工业和建筑业、运输业和商业的构成为68.4：12.9：18.7，第一产业占绝对主导地位，二三产业的发展严重滞后；到1952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的构成为51：21：28，到1956年变为43：27：30，第二产业有较快速度的发展，但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仍然较小。
从1957年开始实行的计划经济阶段，我国采用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国家重点投资工业部门，经过22年的发展，到1978年三大产业之间的结构比例变为28：48：24，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第二产业份额的提高几乎完全是由于工业份额的提高带来的，工业份额从1956年占GDp比重的21.9％提高到1978年的44.4％，而第二产业的另一部门建筑业占GDp的比重却由1956年的5.4％下降为1978年的3.8％，一直处于下降和徘徊状态；从建国到1978年第一产业即农业虽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一直处于下降趋势或徘徊状态，由1952年的50.5％除下降到1978年的28.1％，中间经过调整期时期时比重有所回升，基本上是下降趋势。
第三产业的比重从1949年到“一五”时期结束处在缓慢上升过程中，但此后，在第二产业比重进一步上升时第三产业比重不但没有上升，反而呈现下降趋势，可以看出，一直到1978年，第二产业呈现挤压一、三产业的趋势，而第三产业的比重更是明显的降低，1978年比1957年下降了6.3％，直到1982年才恢复到1952年的水平，占GDp的比重为28％。
1978年底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发生了质的变化，体现出了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作用，资源的比较优势得到逐步实现。在我国的国民经济结构上的表现是，首先在农业领域的改革使农业领域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充分发挥，农业生产效率得到很大提高，1979年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由1978年的27.9％上升到31.0％，当年的三大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为31.0：47.1：21.9。由于农业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制度效应让我国的农业保持了将近10年的高速增长，第一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一直稳定在30％左右。以后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进行，经济结构不断得到优化，明显的表现在第二产业在比重稳定的基础上内部结构不断调整，第三产业比重的较快上升，在三大产业中增长速度一直保持最快，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在的比例逐年提高，到2008年达到40.1％。
2.根据麦迪森估计的数据对l中国三大产业结构变化的比较。
1952年中国农业、工业、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例为60：10：30，直到1978年中国三次产业在GDp中的比例为34：37：30，第一产业的比重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第三产业比重又远远低于其他国家。发达国家第一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很小，德国在2006年已经突破1.o％，达到0.9％，同时，第三产业的比重持续提高，一般都在60％以上。这首先和中国的农业生产率低下、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有关，另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城乡分割的制度体系人为地抑制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使中国的城市化远远滞后于经济增长水平。比较来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很明确，提高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加快农业劳动力向第三产业的转移速度。
(二)城乡结构的变化
1.中国统计年鉴关于中国城镇化水平变化的统计。
1949―1957年是中国城市化稳步发展的阶段。这个时期国家经济建设取得较大的进展。经济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城市化程度的稳步提高。到1957年城镇人口比1949年的5765万人增加了4184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49年的lo.6％提高到15.4％。1958―1960年城市化的特点，是城市发展失控，脱离了基本经济国情，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由15.4％上升到19.7％。在1961―1978年这一阶段，特点是城市化长期停滞不前，并间歇性地发生逆转。1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1960年为19.7％，1978年仅为17.9％，下降了1.8个百分点。1978年，中国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从1949年的10.6％提高到19.7％，此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和产业结构的逐步优化，我国城市化的速度也在加快，城镇人口的比重增加很快，1989年为26.2％，1997年为31.9％.2005年43％.2008年45.7％。
可以明显地看出我国城市化的阶段性，1949―1956年是稳定增长阶段，1957―1960年是反常的加速增长阶段，1961―1978年则是长期的停滞阶段，1979年以后是较快增长阶段。
(2)城市化速度的国际比较从上述数据资料可以看出：(1)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在1995年之前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1995年之后有较快发展，但是仍无法与经济增长水平相适应。(2)城市化水平是与经济增长速度和结构紧密相连的，在中国的表现比较特殊，中国在城市化水平滞后的情况下，使经济取得了快速增长，但是，城市化滞后所带来的内需不足对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并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突破形成瓶颈约束。
三、国民经济效益分析
分析国民经济的总体效益，我们选取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指标来反映劳动效率，以国民生产总值积累效果来反映积累或投资的效果。
(一)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我们采用国内生产总值作为产出量，并以1952年为基期的增长指数加以调整，以剔除产出量中的物耗和价格上涨的影响。劳动者采用全社会劳动者人数，反映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变动的情况。
可以看出：首先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稳定性差，并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周期大致同步。其次，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劳动者人数增加不完全相关。如“一五”时期和1963―1965年，在劳动者增加的同时，劳动生产率得到较大提高；而“二五”时期劳动者增加速度不快，劳动生产率却大幅度下降。最后，劳动生产率增加的速度总体上看是很慢的，特别是从1958年一1978年的21年间，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速度只有2.8％。
从1979年开始，在劳动者数量较快增加的基础上，劳动生产率有了很大的提高，表现为增长幅度大，增长速度较稳定，30年的改革开放时期，若以1978年为基期，1979-2008年从业者人数年增长速度为2.2％，低于计划经济时期2.5％的增长速度，而年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9.2％，远远高于计划经济时期2.8％的年均劳动生产率。总体来看，1979―2008年中国国民经济效率较高，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在这一阶段保持了较快稳定增长。
(二)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国际比较
从2008年世界统计年鉴的资料，比较中国与日本、韩国、巴基斯坦、美国、巴西、法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联邦和英国的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在1990年之前，中国的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在比较国的范围内是最低的，为590美元／人，是比较组中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次低的巴基斯坦的43％，而在比较组中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最高的意大利是中国的90倍。直到2006年，经过20多年的快速解决发展，中国的全社会劳动生产率仍然很低，在比较组中只是超过了巴基斯坦，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最高美国为92270美元／人，是中国的26倍。不过仍然可以比较看出，1990年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在加快，与世界水平的差距在缩小，只是庞大的人口基数使得我国的按人口平均的各项指标都比较低。
四、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
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主要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在1949年到1956年这一阶段，人民生活水平比起建国之前提高很快，改善明显。1957―1978年这一阶段由于我国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型战略，为了推行这一战略，积累率水平提高很多，以积累发展工业的资金。同时必然带来消费率的降低，这22年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一直在为解决温饱问题而努力。改革开放至今的30年，人民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实现了从温饱到小康的飞跃。我们从以居民消费水平的变化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变化两个指标来衡量中国建国60年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
(一)居民消费水平的增长速度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速度
除了1963―1965年这一短短的经济恢复时期以外，从建国到1978年中国居民消费水平的增长速度都是很慢的，若以1956年为基期，1957―1978年居民消费水平的年均增长率只有1.8％，远远低于1979-2008年7.6％的年均增长速度。
建国前30年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很慢，1953―1978年25年的时间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只增加2.2％；改革开放以后居民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1978―2008年均增长7.6％。
(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变化
基尼系数是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o.3表示比较平均；0.3-o.4表示相对合理；o.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
从基尼系数比较来看，中国处于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警戒线”以上，分配的不平均程度远远高于发达的日本、法国、德国，甚至高于美国的水平。
在较低的人均收入水平上，分配的不平均对居民的消费影响很大。消费倾向高的低收入阶层有消费欲望却没有消费能力，消费倾向低的高收入阶层有消费能力而没有欲望，因此，使得改革开放以后内需不足一直困扰我国经济的发展。另外，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容易引起社会的不稳定，影响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五、结论与启示
新中国60年的发展成绩显著，经济快速增长，特别是建国初期中国经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得到迅速恢复，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很快。计划经济时期的22年给我国带来的更多是教训，由于政治影响和政策的多变性，工业生产大起大落，农业生产增长速度很慢，致使人民生活水平二十二年几乎没有提高。改革开放以后经济迅速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国家的总体实力不断增强。我国所实行的渐进式改革在启动的初期避免了社会经济中大的动荡，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使经济迅速发展，但是，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也存在一些问题。
1.经济增长的波动性较强，对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
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经济增长缓慢，人均GDp增长速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这段时间世界范围内的新技术革命对生产力的提高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许多国家和地区利用这一契机实现了经济腾飞。但是，中国却错失这一良机，由于没有市场机制对企业形成利润约束，中国企业没有利用新技术提高生产率的敏感性，没有赢利意识。计划经济效率的低下使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道路，而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问题。发生在美国并很快波及到世界上很多国家的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使人们看到了市场机制运行中所存在的巨大风险，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应该在制度和规则的制定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减少市场失灵发生的几率，从而使得经济增长具有可持续性和稳定性，减少经济中的波动性。
2.城镇化滞后、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出口造成了很大的不利影响，进而对中国实现GDp增长的既定目标带来了威胁。这一方面是世界经济大环境造成的，另外也对中国经济增长过多依赖出口，特别是对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依赖模式提出了挑战。长期以来国内消费不能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很大的拉动作用，使得在改革开放以来刺激消费和拉动内需成为政府的经常工作，但是往往成效不是很大。根本的原因在于我国城镇化的滞后发展以及城乡收入差距过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使得到目前还占人口近60％的农村人口消费能力弱。调整分配结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高我国的内需水平，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是巨大的。
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篇3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在增长速度换挡期，即由前些年9%以上的高增长，换挡到7%-8%的中速增长阶段。要搞清楚中国经济增长换挡期是怎么来的，首先就必须搞清楚2001年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哪三个发展阶段？2009年-2010年支撑中国经济9%以上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是什么？2012年-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换挡的原因是什么？接下来才能搞清楚经济增长速度换挡之后将面临哪些可能的风险挑战，如何防范和化解这些风险挑战将是摆在中国未来5-10年的重大课题。
2001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
2001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可以划分三个阶段，即2001年-2007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增长加速期、2008年-2011年国际金融危机救市期、2012年-2014年救市之后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
第一阶段，就是2001年-2007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经济增长加速期。中国经济增长不断加速的主要原因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红利。一方面推动中国出口迅速增长，另一方面推动外资大规模进入。期间2006年和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进一步加速的原因，还有中国股市一波波澜壮阔的大牛市，牛市阶段，企业发股票增加，刺激和增加投资，股民账面财富增加，刺激和增加消费。
第二阶段，就是2008年-2011年国际金融危机救市期。2008年下半年，美国次贷危机引爆了一场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世界各国纷纷采取措施，刺激和稳定经济增长。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政府在这期间推出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我国依靠一系列刺激政策，经济迅速企稳回升，保持了中国经济9%-10%的高速增长。
第三阶段，就是2012年-2014年金融危机救市之后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中国经济经历前期刺激政策的因素明显减弱，经济增长开始明显减缓，进入到7%-8%的中速增长阶段，中国进入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
2009年-2010年支撑中国经济9%以上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
2009年-2010年在政府4万亿元刺激政策带动下，基础领域和房地产领域投资迅猛增加，带动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高速增长。200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2.46万亿元，比2008年增加5.23万亿元，接近2003年全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56万亿元，比2008年增长30.4%，是过去十几年增长速度最高的年份。2010年、2011年固定资产投资依然维持了23.8%、23.6%的高增长。201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31万亿元，已经比2008年17万亿元高出14万亿元。
2009年-2010年，我国房地产行业迅速企稳回升，支撑了我国经济高增长。2009年房地产的销售面积9.37亿平方米，比2008年6.21亿平方米增长了50.9%，2010年销售面积又比2009年增长了10.1%。房地产对经济的贡献，2009年大约拉动GDp增长率4.7%，2010年拉动GDp增长率1.8个百分点。房地产支撑了地方政府50%-80%的财力开支，也带动了50多个行业的发展，成为我国经济迅速企稳的主导力量。
在2009年、2010年，汽车行业迅猛增长，也是支撑我们国家经济迅速企稳回升的重要力量。2009年，中国全年生产汽车1379.10万辆，同比增长48.3%，销售汽车1364.48万辆，同比增长46.2%。2010年，我国汽车产销分别达到1826.47万辆和1806.19万辆，同比分别增长32.44%和32.37%。应该说这两年汽车产销量迅猛增长，使中国一下子跃居世界汽车产销量第一大国，它直接拉动60多个行业，有力地支撑了中国经济迅速企稳。
2009年人民银行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银行货币供应和信贷投放过大。2009年m2货币总量达到61.2万亿元，新增货币13.7万亿元，增长率高达28.8%，是2000年以后增长速度最高的年份。2010年m2货币总量达到72.6万亿元，新增货币11.4万亿元，增长率18.6%。2009年和2010年新增货币m2是25万亿元，相当于1949年-2004年累计的货币供应总量。
2009年贷款余额达到42.6万亿元，新增贷款9.6万亿元，增长率高达33%，相当于正常年份新增贷款的2-3倍。2010年贷款余额达到50.9万亿元，新增贷款8.4万亿元，增长率高达19.6%，相当于正常年份新增贷款的2-3倍。仅2009年和2010年新增贷款18万亿元，超过2004年全部贷款余额17.8万亿元。
2012年-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的成因
房地产市场进入振荡下行阶段。伴随房地产市场调控和保障房大规模建设，房地产供求关系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房地产市场进入振荡下行阶段，2014年房地产的竣工面积、销售面积、销售额分别为107459万平方米、120649万平方米、76292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5.9%、下降7.6%、下降6.3%，出现了明显的下行趋势，房地产对经济的拉动力在减退。
政府债务平台扩大投资被控制。由于2009年-2010年，我们地方债务平台新增了接近6万亿元的新增贷款，使地方政府债务大增，最近几年国家开始对地方债务平台进行控制，地方政府通过过度融资举债增加投资的这个因素，也呈现减弱趋势。
政府振兴产业规划的政策减弱。比如2009年我们国家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之后，很快出现了产能过剩。后来，国家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以后，太阳能产业过剩，还有风电设备过剩等等，大量产业出现产能过剩的挑战。所以，这些振兴产业的政策，对经济拉动力在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也在减退。
政府刺激消费对经济拉动减弱。2009年和2010年，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消费的政策。这些政策短期内是有效的，但长期是无效的，比如政府鼓励购买汽车消费，2009年汽车产销量增长了46%-48%，2010年产销量增长了32%，但是到2011年，汽车产量只增长了o.8%，销量增长2.5%，2012年汽车产销量增长4.6%和4.3%，2014年汽车产销量增长7.3%和6.9%。
政府货币刺激政策的力量减弱。2009年到2010年，我们的货币增量非常大，贷款的增量也非常大，但是2011年-2014年，我国对货币进行了有效的控制，货币的新增货币量和新增贷款量增长率逐步回归到正常的水平，2014年货币供应量和贷款增长分别为13.3%和12.2%，也是2008年以来最低的。这样货币对经济的刺激力量也在减退。
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后出口减弱。我国进出口在经历2009年下降13.9%之后，伴随世界经济企稳，2010年和2011年进出口出现恢复性高增长，分别达到34.7%和22.5%。而到2012年、2013年进出口增长回落到6.2%、7.6%，2014年进出口仅增长3.4%。
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2年中国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比2011年减少了345万人。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16周岁以上至60周岁以下（不含60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91583万人，比上年末减少371万人。表明从2012年开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进a.t降阶段，人口红利正在消失。这也成为经济增长速度换挡的另一个因素。
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篇4
【关键词】经济周期熊彼特经济周期理论周期性波动
一、熊彼特经济周期理论概述
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理论，也被称之为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它主要包括四个要点：“创新”的定义；“纯模式”；四个阶段循环的形成；多种周期的由来。此外，熊彼特的“长波技术论”也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指导意义。本文将对上述熊彼特经济周期理论的四个基本要点进行逐一介绍与分析。
1、“创新”的定义
创新理论贯穿于熊彼特宏观经济理论和微观经济理论的全部构架中。他用创新来解释社会的发展，把创新作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他从创新理论出发，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景问题。同时用“企业家的创新是周期地出现的”来解释经济周期，论证了经济的周期波动根源于创新。创新理论认为，经济周期是创新所引起的旧均衡的破坏和向新均衡的过渡，因此，周期性波动并不是什么“病态”的表现，而是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正常情况。
按照熊彼特的定义，“创新”是指“新的生产函数的建立”，即“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新的组合”。通俗地说，创新包括以下五种情况：引入一种新的产品或提供一种产品的新质量；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获得一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给来源；实行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例如建立一种垄断地位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熊彼特特别强调了创新和发明的区别，他认为创新是一个经济概念，而发明则是非经济因素，一种新发明，只有当它被应用于经济活动时，才成为创新。发明家也不一定是创新者，只有具有冒险精神，应用新发明于经济活动中的企业家，才是创新者。
2、“纯模式”
熊彼特在其创新理论框架中首先提出了经济周期的“纯模式”。在他看来，企业家进行创新活动，是因为企业家看到创新为他带来了盈利机会，带来了超额利润，引起其他企业仿效，形成“创新浪潮”。创新浪潮的出现，造成了对银行信用和资本品需求的增加，导致经济繁荣。当创新扩展到其他较多企业，超额利润和赢利机会趋于消失之后，对银行信用和资本品的需求便减少，于是经济就收缩，走向衰退。直至另一次新的创新出现，经济才再次进入另一轮繁荣状态。这就是说，如果排除了影响经济活动的其他各种因素，那么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实质上就是由繁荣和衰退两个阶段构成的周而复始的重复活动。这就是熊彼特的所谓经济周期“纯模式”。
3、四个阶段循环的形成
正如上文所言，“纯模式”是指创新所引起的繁荣和衰退两个阶段重复出现的周期。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实际上包括了繁荣、衰退、萧条、复苏四个阶段。于是，熊彼特使用创新所引起的“第二次浪潮”来解释。
熊彼特认为，在“第一次浪潮”，即创新所直接引起的创新浪潮中，创新引起了银行信用和对资本品需求的扩大，导致生产资本品的部门扩张，从而促成了新工厂的建立和新设备的生产，进而又进一步导致生产消费品的部门扩张、消费品需求的增长。这种扩张引起物价普遍上涨，投资机会增加，出现了投机现象，这就是“第二次浪潮”。“第二次浪潮”是对“第一次浪潮”的反应，它同“第一次浪潮”有着很大区别，表现为“第二次浪潮”中的许多投资机会与本部门的创新无关，信用的扩张也同创新无关，而只是为一般企业和投机提供资金。这样，“第二次浪潮”不仅包含了“纯模式”中不存在的失误和过度投资行为，而且它不具有自行调整走向新均衡的能力。因此，在“纯模式”中，创新引起经济自动地从衰退走向繁荣，又从繁荣走向衰退，现在则是由于“第二次浪潮”的作用，经济中紧接着衰退而出现的却是另一个病态的失衡阶段――萧条。萧条发生后，“第二次浪潮”的反应的逐渐消除，经济从萧条步入复苏阶段。复苏是作为从萧条中恢复过来的必要阶段存在的。为使复苏再步入繁荣阶段，必须再次出现创新。这就是熊彼特用创新理论对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四个阶段循环的解释说明。
4、三个层次的“经济周期模型”
按照熊彼特的说法，无论是“纯模式”，还是周期的四个阶段循环的形成，关键在于创新活动。他又进一步认为，有多种创新存在，有的创新影响大，有的影响小；有的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引入经济生活中，有的只需要较短的时间就能实现，这样势必会出现长短不一的经济周期。于是出现了熊彼特所谓的长周期、中周期、短周期之说。长周期根源于影响巨大、历史长久的“创新”，而短周期则可用影响较小的创新来解释。
二、对我国经济增长周期性波动的再分析
上世纪末，在我国经济实现“软着陆”以后，经济运行出现了经济周期分界模糊甚至周期性弱化的趋势，因此，本文在研究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时使用了比周期性更长的阶段性分析方法，并以此为基础，判断和估计阶段性转移和持续的特点。
图1给出了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间（1978―2008年）GpD增长率的走势情况，并以此为基础展示我国经济增长的周期性轨迹。我国以GpD增长率和经济增长动力为衡量标准的经济波动区间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1978年至1991年，1992年至1996年，1997年至今。这三个区间分别对应着三种典型的经济增长阶段，我们称这三个阶段分别为“供给单因素驱动阶段”、“供给和需求双因素驱动阶段”和“需求单因素驱动阶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1、供给单因素驱动阶段
在1978年至1991年期间，实际GDp的平均算术增长率为9.27％，最高速度为15.2％，最低速度为3.8％，表示波动程度的标准差为3.39％。这些统计指标说明这个阶段我国经济的波动性比较显著，其主要原因是在探索适合我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过程中，经历了确定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一系列重要过程，这些探索过程和所采取的相应经济政策导致了显著的经济波动和完整的周期性（张守一，1998）。这个阶段的周期波动模式为：投资扩张――供给扩张――消费扩张。这种总供给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具有显著的波动性，但也诱导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整个周期过程以投资扩张开始，以总消费扩张结束，其中总供给的有效扩张起到了中间传导的关键作用，进而导致了总供给驱动经济增长的完成。此阶段类似于熊彼特理论中几个短周期经济周期模型的组合，政策带来的创新不确定性导致了波动的频繁，使经济很快经历了几次波动。有的可能时间太短只是“纯模式”，自动从衰退走向繁荣，又从繁荣走向衰退；有的则迅速经历了繁荣、衰退、萧条、复苏四个完整阶段。
2、供给和需求双因素驱动阶段
在1992年至1996年期间，实际GDp的算术平均增长率为12.08％，最高速度为14.20％，最低速度为9.60％，标准差为1.96％。对比上一阶段可见，这个期间的经济运行处于高位水平，平稳性和持续性已经较第一阶段有所增强。
在总供给和总需求双因素驱动阶段，我国的经济增长过程仅保持了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这种经济活性最强的增长方式维持的时间确实显得短暂了一些。此间的周期波动模式是：消费扩张――供给扩张――投资扩张――供给扩张。这个周期以总消费扩张开始，以总供给扩张结束。由于没有实现新一轮的需求扩张，不仅导致以后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总需求不足，也使得这样的经济周期无法重复下去。这个期间结束的标志，就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软着陆”。此阶段增长率明显地上了一个台阶，而且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周期性波动。经历了三年的整治期后，1992年在邓小平南巡视察与中共十四大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决策鼓舞下，各方面改革和发展热情空前高涨，需求和投资的潜力被调动。这作为一个作用力比较长久的创新，实现了一个平稳持续的经济周期。
3、需求单因素驱动阶段
（1）1997―2003年间的经济低迷期。从1997年开始，在经济增长的阶段性调整要求和亚州金融危机带来的外部经济冲击双重作用下，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趋势面临了一次前所未有的考验。在经济萎缩压力不断提升的时代背景下，国家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相结合的政策组合，努力以扩大内需为突破口，实现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因此，本文将1997―2003年这段时间称之为“总需求驱动阶段”。在这个阶段，经济运行出现了显著的稳定性。这个阶段经济周期波动的基本模式是：投资扩张――供给扩张――消费扩张，恰恰在最后的消费扩张上出现了粘性和障碍，所以导致了周期波动无法完整地体现出来。另外，此时投资扩张所形成的供给扩张也出现了梗阻，主要原因是提升产品层次和服务层次的渠道不畅，无法形成新的供给和消费热点。但是这个阶段在积极扩张总需求这一点上却达成了共识，而且这一轮阶段增长中总需求扩张的宏观政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认为这一段时期比较接近熊彼特经济理论中的“第一次浪潮”。
（2）2003―2008年间的经济过热期。2003年既是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巨大考验的一年，也是我国经济增长周期性波动过程中带有转折性意义的一年。为了全力控制“非典”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巨大冲击，国家通过减免税负和扩大内需等多重政策组合，提升了经济应对严重突发事件的能力，实现了经济的平稳发展。同时，从2003年开始我国经济进入了一轮新的经济增长周期：2003年下半年到2008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一直处于经济周期波动的上升段，甚至这期间的某些年份被认为带有明显的“经济过热”特征。2003年我国GDp增幅已达10%，而当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仅上涨1.2%，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也仅上涨2.3%，经济进入了典型的“高增长、低通胀”阶段。但是从2004年开始，我国经济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结构性过热特征。2004年GDp增长率为10.1%，Cpi上涨3.9%，ppi上涨6.1%，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11.4%，主要价格指数涨幅明显增大，上游商品价格指数涨幅更大。2005年GDp增长率为9.9%，Cpi上涨1.8%，ppi上涨4.9%，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8.3%，主要价格指数涨幅收敛。2006年上半年GDp增长率为10.9%，Cpi仅上涨1.3%，涨幅比去年同期低1个百分点，ppi也只上涨2.7%，涨幅比去年同期低2.9个百分点；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6.1%，涨幅比去年同期低3.8个百分点，经济结构性偏热有所校正。
关于2003年下半年到2008年上半年经济增长阶段的定性分析，本文倾向于该阶段具有“经济过热、高增长难以长期持续”的特征。本文认为，判断经济是否出现过热的特征，至少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切入：经济中是否出现过度投资，引发经济泡沫；全社会的物价指数是否迅速上涨；是否出现经济增长瓶颈，制约经济的持续增长；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与信贷量的增长是否过快。下文依据上述分析、判断的逻辑，对该阶段的经济增长特征进行逐一分析。
首先，过度投资现象严重，经济中存在产生泡沫的隐患。图2给出了2003年至2007年全社会投资增长率的数据，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一阶段经济出现了投资增长率高位运行的态势，过度投资倾向开始显现。具体来说，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投资过度问题充分显露,潜在的风险越来越大，某些行业的产能大大超出市场需求的预测，有形成泡沫的隐患。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房地产行业泡沫现象明显且势头不减。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其次，物价上涨趋势明显，通货膨胀压力加大。由于部分行业过度投资，2003年至2007年生产资料价格（ppi）持续上涨，特别是基础原料大幅度涨价。另外，全面反映通货膨胀压力的GDp缩减指数变动率，在2003年至2008年第一季度持续上涨，远高于2000年0.8%。
再次，货币供应迅速增长。2003年至2007年，广义货币m2余额同比增长19.58%、14.67%、17.57%、15.68%、16.73%。流通中现金余额同比增长18.67%、13.587%、11.78%、17.48%、21.05%。伴随着投资的高增长和Cpi的高增速，我国货币供给量也呈现出扩张态势，货币供给量的扩张态势与投资高速增长以及Cpi高速增长相互影响，协力推动经济过热的进程。
最后，经济高速增长的越来越受到“瓶颈”效应制约。2003年以来，受工业超高速增长和投资规模过大的影响，煤电油运供给紧张，经济增长越来越受到“瓶颈”效应制约。这些现象使我们对当前经济发展速度的可持续性表示怀疑。
（3）2008年至今的经济困难阶段。近年来，美国政府为了应对世纪初“网络泡沫”带来的冲击，使经济尽早摆脱不断下滑的泥潭，不断调低利率，刺激房地产市场发展，试图以此寻找经济复苏的支撑。在这样的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下，很多商业银行由于竞争激励和过分注重短期利益，甚至不顾金融机构风险控制的基本原则，大胆放松购房信贷标准（不用付首期，不用收入证明，也不计较抵押单位的质素等），不仅将房地产市场的繁荣气息带入房屋抵押贷款市场，而且迅速推动了次级房贷市场的“非理性”繁荣。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过分重视收益、轻视风险，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也积极投身于次级抵押贷款的买卖之中（次级房屋信贷经过贷款机构及华尔街用财务工程方法加以估算、组合、包装，就以票据或证券产品形式，在抵押二级市场上出卖、用高息吸引其他金融机构和对冲基金购买）。当然，这种“非理性”的繁荣必然是掩盖了大量的潜在风险，而且必然是不可持续的。当房地产市场开始回归理性，房价增速逐步下调之时，次级房屋信贷行业违约开始剧增、银行信用紧缩、次级房屋抵押贷款危机便由次引发，并迅速蔓延至国际金融市场和各国实体经济，我国的经济增长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种“输出型”经济萧条的影响。我国在本轮金融海啸袭来之后，出现了经济衰退的种种迹象，国家决策层对此已于了高度关注，不仅明确调整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方向，同时针对提高消费者信心连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将应对经济增长放缓作为了近期国家经济政策的主旋律。可以说，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典型的经济紧缩期。
三、基于经济周期理论对当前经济紧缩问题作出的比较分析
由于本轮经济困难的直接诱因源自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和全球经济低迷，对本轮经济困难的形势分析和政策制定更多地重视外因的作用。对上述现象，本文在期望以经济周期的基本理论为基础，从我国经济运行自身的周期性和外部冲击两个角度全面考察本轮经济困难的诱因，并尝试以此为依据寻找破解经济困难问题的新视角。
不可否认，引发2008年下半年开始的我国经济困难局面的最直接诱因就是国际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萎靡。这些来自于外部经济体的冲击，在我国入世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迅速将问题传入我国，而这中间最主要的传输渠道就是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受世界市场需求萎缩影响而急剧下降，见图4。
但是，2008年下半年作为一个历史时刻又有着另外一层经济含义。正如上文所言，在2004年开始的新一轮经济高速增长周期（或者称经济过热时期）中，我国在持续了近4年的GDp两位数增长，继续维持如此高速的经济增长似乎已显得乏力，一轮难以维系的高增长带来的经济结构失衡也越来越严重，突出表现为高增长伴随高通胀。从图5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2007年开始我国的物价水平走出了一轮明显的上扬趋势，这种趋势在2008年上半年达到了顶峰，随即由于外部冲击而直线下滑，而且大有由正转负的势头。
依据经济周期研究的经典理论和过去经济学界对于各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实证研究结论，一般而言，一国出现了“高增长、高通胀”之后，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程度不一的经济紧缩情况，而紧缩的程度往往取决于一国中央政府对于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调控力度和手段，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实现经济的“软着陆”或是“硬着陆”。可以说，2008年上半年之前，我国经济运行表现出的包括“高增长、高通胀”在内的种种迹象已经充分地表明：这种超速增长的局面难以为继，经济即将面临一轮新的调整。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结构性问题可以有多种渠道自行解决消化，例如政府宏观经济调控实现经济“软着陆”（这种办法往往因为政府调控能力有限而难以有效实现）；经济体自身的周期性调节；高增长带来产能过剩从而导致经济供求失衡，经济萎缩并逐步恢复并开始新一轮增长等。
有趣的是，本轮经济调整恰好在经济出现过热和通胀、经济体自身有周期性调整需要的时候，一个外部冲击直接导致了现在的产能过剩、经济供求失衡、增长速度难以为继局面。假使没有这个外部冲击，本文认为，根据经济周期理论，中国经济也即将进入“通胀―通缩”的波动周期，但是除去外部干扰因素之后，这个过程会显得更加自然也相对缓慢。因此，本文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从经济周期的角度考察，外部冲击加速了中国经济内部调整的步伐，本次中国经济面临的经济低迷是由世界金融危机等巨大外部冲击引发的提前一轮经济调整的表现，即使没有外部冲击中国经济也即将迎来一个经济调整的周期性转变。延续上述思路，从政策制定的角度来讲，应对本轮经济危机的政策制定必须有双重考虑：一方面是应对眼前的由进出口直接引发的需求下降；另一方面是着眼经济结构调整，逐步改善前期经济过热引发的结构性问题，将经济发展引向良性轨道。如果当前经济政策过分注重应对外部冲击，那么当外部经济环境趋好的时候，前期中国经济过热的调整需要或许将显现出来，中国经济很有可能陷入一轮新的原自自身调整的经济紧缩期，那无疑将延续当前经济紧缩境况的持续期，对经济发展的危害不言而喻。
四、结论
一般认为，经济周期的形式和持续时间是不规则的。经济周期变化无常。这就增加了人们对经济周期认识上的复杂性。从熊彼特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周期分析，显示了经济周期甚至是经济紧缩并不可怕，在正常的周期里，经济扩张――紧缩的反复是正常的、是经济自身调节的一种表现。通过上文分析，我们认为本次中国经济受次贷危机引发的外部危机影响，加速了经济周期调整的节奏，因此，从经济周期的视角来看，此次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增长困难确实是“危”与“机”并存（“危”在经济增长临难困难，“机”在中国经济提前迎来了一次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的机遇）。我国应对经济困难的思路如果能在上述双重视角下进行完善，应对经济困难的措施如果能够增长与调整并重、长期和短期兼顾，那么中国经济一定能平稳而迅速地走出当前经济紧缩的阴影，同时迎来新一轮发展的良好历史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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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篇5
（一）人均发电量与人均GDp之间的关系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具有相似性，即在人均GDp低于8000国际元时，人均发电量随人均GDp的变化非常接近，都呈相似的线性关系。美国在人均GDp超过8000国际元后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曲线斜率明显降低。而中国和日本具有相似性，即日本的人均发电量—人均GDp曲线在人均GDp低于8000国际元时，呈现非常好的线性关系。尤其到2001年为止的数据，中国均与日本保持基本相同的线性关系。这是因为中国和日本均属于人口密度很高的国家，相比之下，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则属于人口密度相对较低的国家，这就导致在经济结构、发展方式相似的情况下，人均发电量—人均GDp曲线却呈现两种态势。由此推断，中国电力工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很可能更与日本相似。（二）达到3000千瓦时／年以后，主要发达国家人均发电量与时间之间的关系西方发达国家往往以年人均发电量达到3000千瓦时为基准年。在基准年10年以后，五个发达国家年人均发电量增长的情况非常相似，如图3所示。截止到2010年，中国年人均发电量超过3000千瓦时，这就意味中国未来发电量随时间增加而变化的情况可以通过这五个发达国家的情况进行推测与分析。在进入基准年后的10年里，五个发达国家年人均发电量均以相似的速度从3000千万时／年增加到4500－5000千瓦时／年。而在此之后，五个发达国家的年人均发电量的增长速度发生变化，不再具有相似性。其中，人均发电量增速最高的是美国；德国年人均发电量高于金融危机时期的日本，此后德国的人均发电量开始下滑，特别是东西德合并后使德国的人均发电量进一步下滑，而日本则在基准年20年时超越了德国；由于法国和英国互相输送电力，这导致两国的数据不具可比性。从基准年以后10年，五个发达国家年人均发电量均以相似的速度增长，而基准年10年以后，五个发达国家人均发电量的增速出现了明显的差异。这是因为基准年以后10年是主要发达国家工业化的主要时期，电力消费主要是工业用电，而基准年10年后，这些发达国家人民的生活用电水平出现了差异，这导致此后年人均发电量发生变化。综上所述，发电量增速与GDp增速直接相关。此外，经济结构、节能降耗力度、生活用电比重的变化也与发电量相关，这些因素对发电量增速上的作用力可能大于GDp增速，也可能小于GDp增速。因此，对这些因素的解构本文在此不作赘述。还有一个指标通常被用于分析发电量增速与GDp增速之间的关系，即电力弹性系数。
二、电力弹性系数变化情况分析
电力弹性系数是电能消费增长速度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比值，又称电能消费弹性系数。因电能消费增长一般快于国民经济增长，在前苏联和东欧等国家称作电力超前系数。电能消费增长速度用发电量增长速度表示；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一般用国民生产总值（Gnp）的增长速度来表示。它是反映电力消费的年平均增长率和国民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之间的关系的宏观指标。电力弹性系数可以用下面的公式来表示：b＝aY／aX。式中：b为电力弹性系数，aY为电力消费年平均增长率；aX为国民经济年平均增长率。电力弹性系数反映电力工业发展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宏观经济学中说明发展总趋势的一种概括性指标，可以作为衡量电力发展是否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参数。从世界各国长时期的电力工业发展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关系中可以看出，由于各国在经济发展中都致力于不断提高电气化程度，充分利用电力所具有的方便、清洁、高效率等优点来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因而在生产和生活领域中，用电范围不断扩大，用电数量迅速增长，电力工业的发展速度一直快于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因此，电力弹性系数一般大于1。为了便于分析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电力弹性系数，本文按照人均GDp将5个发达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分为4个阶段，即第一阶段为5000－10000国际元；第二阶段为10000－15000国际元；第三阶段为15000－20000国际元；第四阶段为20000国际元以上，如表1所示。本文认为，表2中一些国家个别阶段的电力弹性系数是无效的，因为各个国家在一些阶段受到战争、经济危机、石油危机和电力输送协议等因素的影响，在这些非正常时期，电力弹性系数并非是正常值，因此这些阶段的电力弹性系数本文视为无效数据。例如，美国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电力弹性系数即为无效数据，因为第一阶段的美国正经历第二次经济危机（大萧条），这次经济危机一直延续到第二次大战开始，贯穿整个30年代。第二次大战拯救了美国经济，由于战争的刺激，从1941年开始，美国各项经济指标才超过了1929年。美国经济经历了40年代的战争红利后，50年代增势较缓，60年代增长较快，这就是美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二阶段。该阶段的电力弹性系数受到战争刺激，因此也是无效数据；日本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和第四阶段里，由于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其电力弹性系数也被视为无效数据；1990年随着柏林墙被推倒，东西德国统一。这件具有广泛影响意义的事件恰恰发生在德国经济社会的第四阶段，因此该阶段的电力弹性系数无效；如前文所述，法国在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大规模向英国和德国输送电力，因此该阶段的电力弹性系数也是无效的；英国自第二阶段至第四阶段，大规模从法国购电，因此英国在这三个阶段的电力弹性系数无效。根据表2中的有效电力弹性系数来看，5个发达国家在不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电力弹性系数变化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第一阶段各国电力弹性系数较高，平均值为1．33，由此可以认为该阶段是初步工业化阶段，因此电力消费主要集中在工业用电领域；第二阶段电力弹性系数最高，平均值高达1．71，可以认为该阶段处于全面工业化时期，电力消费主要集中在重工业生产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第三阶段电力弹性系数较前两阶段而言呈下降趋势，特别是较第二阶段下降幅度较大，该阶段电力弹性系数平均值为1．20，该阶段已经基本完成城市化，电力增长主要集中在居民电力消费领域；第四阶段的平均电力弹性系数继续下降，并低于1。该阶段的经济增长主要集中在能耗较低高科技和金融等行业。
三、结语
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篇6
当前，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主要特征是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我们必须对经济增速转换及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有清醒的认识，对未来发展有一个准确的预测，才能正确处理好各类矛盾，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机制
国内学者使用不同的模型、方法分析了我国经济增长中各要素的贡献，试图探究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李京文、张守一（1991），沈坤荣（1994），李坤望（1996），蔡?、王德文（1999），武剑（1999）指出，实现我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可以分解为劳动力供给的增加、较高的资本积累和未能解释部分的综合要素增长率（tFp）。
张军（2011）认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机制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和财政再集权的结果，其核心是地方政府对增值税和财政收入最大化的追逐，由此导致了地方政府之间的蒂波特竞争。由于地方之间的竞争，地方政府开始更多地扮演招商者的角色，不再去创办国有企业，而是致力于推进当地公共资本的形成和改善投资环境，以吸引外部的私有投资者落户。政府的公共资本支出对私人部门生产性投资的挤入效应是保证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重要经验。但是，随着税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财税体制也面临改革。
崔宇（2010）认为，改革开放至今的30多年增长，是奇迹也不是奇迹，因为并没有逃出经济学家所总结出的分析框架，中国依靠渐进式的制度变迁，在计划经济中融入了市场经济，通过价格改革和产权改革，解放了农村劳动力和城镇的生产率。最近10年，国际贸易因素再助推中国经济增长，某种程度上，收入不平等也加快了物质资本积累的速度（因为富人的储蓄倾向更高，从而保证了高投资率）。在未来10年内，中国似乎仍然可以维持经济高速增长，但也将面临诸多不确定性。比如，通过区域平衡发展战略和城市化进一步加大物质资本积累，但在政府财政投资减弱的情况下，银行体系可能要面临过度贷款后坏账增加的风险；外需也还可以依赖，但中国的出口已经占世界出口总份额的10%，达到了中国经济30多年的快速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我们都知道，GDp无法永远保持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增速从2012年以来出现下降趋势，有必要正确认识和判断增速放缓的性质和原因。
二、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现实条件发生改变
今后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着多年积累的诸多矛盾和问题，如产能过剩、环境污染严重等，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和条件发生了重要的改变。
1.要素供给条件变化
一是劳动和资本要素供给结构转变。中国目前已经走到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向有限供给的转折点，人口红利逐步消失。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随着适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开始下降，过去依靠劳动力规模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分工效应都会减弱。即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已经大幅度减缓，因而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人口基础正在消失。经济的快速增长已经使取之不竭的劳动力供给正在接近于发展的末端。
二是资源约束增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淡水、土地、森林、矿产、动植物等各类资源的消耗量也急速上升，能源利用率低、浪费严重，目前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耗国。2012年，我国经济总量占全世界的11.5左右，而消耗的煤炭总量已占全世界的一半以上，钢材的消耗量占到全世界的40%。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多的国家，“十面霾伏”严重影响人民生活，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增强。
三是要素贡献的转换。人们解释经济增长经历了从注重资本增加――技术因素――人力资本因素――经济结构因素――制度的发展过程。在当前的结构转型期，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是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替代过去资本和劳动这样的要素投入，成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
2.需求支撑条件减弱
一是潜在经济增长率处于下降趋势。据了解，20世纪以来，除美国、英国等处于全球技术和增长前沿的国家外，其他成功跨入高收入行列的国家，特别是以德国、日本、韩国等为代表的追赶型经济体，大多经历了20年或更长的高速增长期，并在结束之后增长率明显下降。中国已经非常接近转折点。
二是出口需求下降。金融危机后国际市场需求低迷，全球经济增长仍处于低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14年世界主要经济体仍面临许多问题，例如结构性缺陷、投资的政策限制和生产率增长率低等。2009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中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除2010年外，其他三年均为负值。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发达国家通过tpp、ttip谈判试图建立国际贸易新规则，应对来自新兴经济体的挑战，因此，出口大幅回升的可能性不大。
三是国内消费需求短期难以大幅提升。研究表明，中国居民消费存在短视行为，其既不是按照凯恩斯的即期也不是按莫迪利安尼（modigliani）的生命周期来寻求效用最大化，而是依据现期收入和流动性资产水平以“最近的将来”收入来安排支出。总的来看，尽管影响中国消费者需求的因素比较复杂，但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与一些深层次的经济体制等原因有关。消费热点的缺失会使消费增长的动力减弱，一波接一波“排浪式”消费带动国民经济“排浪式”增长的情况不大可能再出现了。
四是投资需求刺激空间缩小。长期以来，我国经济高增长过分依赖政府高强度投资负面效果明显。投资效率明显下降。2002年每增加1元GDp所需要的投资是1.78元，到2010年每增加1元的GDp所需要的固定资产投资高达5.99元。投资和消费比例失衡，产能过剩严重，长期下去不可能持续。
三、经济增速转换的阶段分析
我国已经进入经济发展新阶段。这个阶段更加强调质量和效益，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关注经济结构优化。为此，经济发展速度会有放缓趋势，以便为整体经济优化提供空间和时间。
1.从收入水平发看发展阶段变化，我国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
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1978―2012年，GDp年均增长98%，2010年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2011年超过5000美元，2012年超过60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我国2010年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进入转型发展的新阶段。该阶段经济会面临比之前更为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挑战，如果不能正确应对，就可能在中等收入阶段长期徘徊，无法实现向高收入国家的过渡。
2.从产业结构变化看发展阶段，我国正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关键转换期
按照克拉克―配第定理和库兹涅茨关于三次产业的作用和演变规律的分析，大都强调了工业化有一个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转变过程。在产业结构演进过程中产业内部的微笑曲线变化，即由制造环节向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的两端延伸和扩展，由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向产业价值链的高端延伸和转移。我国正处于这个转换的关键时期。产业链提升需要一个过程，当前我国产业发展在低端受到来自东南亚一些国家成本较低的竞争，高端受到发达国家技术壁垒的挤压，加之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产业发展处于深刻变革期。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产业链不升级，受到国际上发达国家的压榨就越大，付出的环境成本就越高，所以，这个模式必须改变。
3.从经济增长驱动力看发展阶段，我国正处于向创新驱动转换的时期
根据罗斯托的经济增长理论，一国经济增长可以分为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创造条件、起飞、向技术成熟过渡、高额大众消费和后工业社会六个阶段。在起飞和成熟阶段，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强，而在高额群众消费阶段，消费需求的不断提高才能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目前中国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罗斯托的第四、第五阶段密切相关。也就是说，要更多地通过技术普及和提升来支撑经济增长，逐步实现消费主导和社会福利改善。
同样，钱纳里依据人均GDp水平把经济发展分为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依靠财富驱动四个阶段。2012年，我国人均GDp达到6100美元，已进入创新驱动的新阶段。在这一阶段，只有不断提高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才能提高质量和效益，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在此期间，企业发展路径会有所改变，鉴于路径依赖性，有些企业会缺乏自主创新的动力和要求，只有外部条件逼迫其必须改变时才会做出改革，这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形成有利于创新的市场。
四、中国经济增速的前景分析
1.中国经济能够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
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速度也不能太低。长期看，速度太低不利于实现全面小康，也不利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短期看，经济增速趋缓，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会很突出。事实上，我国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工业化、城镇化尚未完成，仍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我国工业化正处在中后期，服务业比重明显偏低。2010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432%，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如美国78.8%、日本715%的水平，也低于新兴经济，如印度55.1%、俄罗斯59.3%的水平，加快服务业发展将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引擎。我国城镇化率52%，按户籍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仅有36%，低于发达国家80%、发展中国家60%的水平，城镇化将成为支持我国长期发展的最大引擎。从需求看，加快城镇化发展，能够创造出大量的投资和消费需求。城镇化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有1300万人口从农村转入城镇，向非农转移劳动力的收入和消费水平是农村的3倍，不仅有利于扩大消费，而且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从供给看，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城镇化通过聚集效应有助于技术创新，提升产业的发展水平，且通过创新效应驱动技术进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二是区域发展不平衡，还有很大的回旋余地。东部发达地区可以利用现有产业基础，加大创新力度，直接与发达国家竞争，引领中国经济升级。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可依托自身优势，低成本、高效率地承接国内产业转移，加快经济发展。我国经济发展在不同时期由不同增长极来推动，既可以发挥已有增长极的转型升级潜力，又可以在中西部地区培育若干新增长极，形成接续，不断推动经济发展。
三是新改革红利有待释放，将为经济增长提供不竭动力。国际上看，那些曾经经历过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其陷入低速增长或停滞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全要素生产率停滞不前。当前，我国正通过行政体制改革，打破资源垄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也强调更多地依靠市场力量，大力推进结构调整，实践效果良好。我国也计划进一步推动利率、汇率市场化，深化土地等要素改革和财税、金融体制等改革，这些制度安排不仅会进一步释放劳动、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潜力，还可以通过要素向更高效率的部门转移，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要素贡献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2.增速中长期放缓有利于结构调整和全面深化改革
一是投资拉动增长的局面会有所改善，环境问题得到缓解。改革开放以来，总体看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大，为47.8%。但投资效益不断下降。2010年我国1元投资仅能导致国内生产总值增加0.205元，比1981年下降28%。这种粗放型增长模式以及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不到位，导致能源资源产出效率较低。以标准吨煤产出效率为例，我国只相当于美国的28.6%、欧盟的16.8%、日本的103%，大大低于国际先进水平。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具有较快的效果，但是，注重消费增长以及鼓励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会给经济带来持续长远潜力。比如，利用绿色产业带来的新机会，把治理污染、保护环境作为经济的新增长点，破解制约经济发展的环境瓶颈。通过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使单位产出的资源消耗明显下降。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
服务业发展还有很大潜力。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地区或城市的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一般与服务业就业占全部就业的比重是基本相等的，例如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及其发展完善的城市中，二者的比例基本一致。但是我国历年数据表明服务业就业占比都小于服务业增加值占比，例如2010年我国的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43.1%，但服务业就业占总就业34.6%，两者相差近10%。未来一段时期，通过鼓励大众消费、为服务业发展提供空间可以大幅度缓解环境问题。
二是结构调整会有较大的余地，经济发展进一步平衡。经济快速发展期，也存在许多结构不平衡问题。诸如内需外需、三次产业、融资结构等问题。需求结构看，主要是内需与外需、投资与消费失衡。产业结构看，主要是三次产业发展不协调、农业基础薄弱、工业大而不强、服务业发展滞后，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城乡和区域结构看，主要是城镇化发展滞后、中西部地区发展滞后、城乡和区域之间生活条件和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较大。金融结构中，过度依赖银行间接融资，直接融资渠道狭窄。
当前，世界经济增速普遍放缓，外需乏力，正是大力启动内需的好时机。利用国际产业重组机会，调整产业结构，加大对外投资力度，及时淘汰落后产能，发展新兴产业和绿色产业。研究表明，随着国家整体竞争力提高和更加富有，经济发展对银行发展指数变化的敏感性逐渐降低，而对证券市场发展指数变化的敏感性在提升。随着经济发展，最优金融结构将向市场主导型的方向演进。在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进一步平衡融资结构显然有利于资源的有效利用，有利于形成创新发展的市场环境。
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篇7
增长阶段转换与寻求新平衡
近年来，中国经济运行呈现超出历史经验的反常现象，用短期、周期性因素不足以充分解释。表现为，从GDp季度累计同比增长看，本轮经济回调始于2010年二季度，到2012年三季度持续了10个季度。这是中国自1992年开始该项指标以来，回调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超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6个季度的回调期。经济增长也明显偏离了2002-2011年10.6%的季度平均增幅。上述反常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阶段、运行机制的变化。
在1978--2010年的32年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9.9%，被国际社会誉为“中国经济奇迹”。在经过了三十余年的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基本面正在发生变化，即支撑经济增长的基础性条件改变。主要表现为：快速的人口老年化或未富先老；劳动力供求关系从供过于求转变为供求基本平衡和低端劳动力的短缺、工资成本快速上涨；技术引进、消化、吸收的空间缩小，后发优势逐渐削弱；基础设施投资的潜力和空间下降；区域增长格局发生变化，东部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明显回落等。
从国际比较看，经济增速逐步下降，符合追赶型、压缩式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日本、韩国、德国在相似发展阶段曾经出现过经济增长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与之相比，中国是一个城乡、区域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2011年贵州省的人均GDp仅相当于天津市的20%，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依然较大。2011年，城镇化率仅为51.27%，比上年提高1.32个百分点，城镇化提升的空间仍然广阔。在东部沿海地区率先达到增速下降的收入窗口的同时，广大的中、西部地区收入水平较低，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中国有条件把经济增速的降幅控制在20-30%，从而在未来十年中保持7-8%的增长趋势。
从总体上看，现阶段中国经济处在从接近10%的高速增长阶段向7-8%的中速增长阶段转换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表面上是增长速度的调整，实质上则是经济结构、增长动力和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原有增长动力、竞争优势逐渐削弱，新增长动力和竞争优势逐渐形成的过程，也是原有平衡、预期被打破，需要重新寻找并建立新平衡的过程。具体说，在过去的30多年中，投资、出口高增长是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未来则需要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建立起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把经济增长转变到立足于消费扩张的轨道上来；过去依靠资源、要素的高投入、高消耗、环境高污染，实现经济高增长，未来经济发展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过去在低附加值、低科技含量产品的生产上形成了低成本、低价格的竞争优势，未来则需要在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产品的生产上形成新竞争优势；过去政府、企业、市场和社会长期适应了高增长的宏观环境，未来则需要在中速增长的环境下实现企业可赢利、财政可持续、风险可防范、民生可改善、就业可充分等目标。
2013年经济运行的突出特征，是在告别了高速增长阶段以后，需要依靠市场的力量重新寻找并建立新平衡。针对经济运行总体比较脆弱的状况，宏观调控要顺应而不是抵触增长阶段的转变，并为平稳转换创造良好环境和条件，既不能以回归高增长为目标，也不能放任经济自行下滑。
经济运行机制发生新变化
在增长阶段转换的同时，中国经济运行机制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客观上需要重新认识宏观调控目标、手段和传导机制。
1.全球经济、贸易的相互影响明显加深。在世界经济稳定增长时，由于新兴经济体保持了更快速度的增长，中国出口结构发生积极变化。表现为一般贸易占比超过加工贸易，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出口占比持续上升，已超过50%。
国际分工的深化使世界经济联系的紧密度持续提高，难以出现所谓的“脱钩”现象。2012年初以来，欧债危机出现反复，发达经济体陷入低迷或衰退。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市场规模较小，对发达国家依赖程度较深，经济收缩步伐明显加快。其中，印度、巴西、土耳其等国家的GDp增速均大幅下降。中国对发达经济体出口增长下降的同时，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也出现同步甚至更大幅度的下降。这是中国出口增长大幅回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以往的相关分析中，通常将外部环境视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纯外生变量。2011年，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份额达到10.5%左右，经济增量占比超过20%。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和对全球增长贡献的上升，世界经济中的“中国因素”日益凸显。本轮经济回调中，中国经济减速、进口收缩对世界经济和大宗商品价格均产生明显影响。外需萎缩和内需收缩形成恶性循环，经济下行压力比预期更大。
2.地方政府投资扩张能力下降。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过程中，地方投资快速扩张，为中国经济在全球普遍低迷的情况下率先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投融资平台通过土地抵押等多种方式，从金融机构获得巨额信贷资金；房价、地价持续上涨，为地方政府提供了大量土地财政收入；经济增长回升，地方政府财政、税收收入增幅逐季提高。
2012年5月以来，党中央、国务院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稳增长的政策措施。但与2009年相比，政策传导不畅，效应低于预期。除了力度相对较小以外，主要原因在于地方政府财力不足，投资、配套能力明显下降。一是房地产市场进入调整阶段以后，房地产开发商减少土地购置，土地出让金收入明显下降；二是金融机构为规避风险，大幅缩减了对投融资平台的贷款；三是受速度效益型模式的影响，经济增长逐季放缓，财政、税收收入增长大幅回落。此外，由于前景不明，预期不稳，信心不足，风险约束明显增强，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地方政府投资扩张。
3.出口竞争力出现下降迹象。近5年来，出口对GDp增速的贡献平均为26%，年均拉动GDp增长2.5个百分点。而2012年前三季度，出口仅贡献0.6个百分点，出口下降是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目前，鼓励和支持出口的政策作用有限，除了全球需求疲软外，一定程度上可能反映了中国出口竞争力的变化。
从市场份额和出口增速看，似乎尚难得出中国出口竞争力下降的结论。中国海关统计，对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出口份额基本稳定。根据美、欧自己统计，中国在美国市场份额今年微增，欧盟份额仅略降。但是，2012年以来FDi一直负增长，而且部分投资具有明显的产业转移性质；不少外贸企业反映，中国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社保缴费过高；个别国际品牌关闭在华生产基地等。随着中国要素价格上升，出口竞争优势逐步由低成本向规模经济、产业聚集效应转变。当外部市场持续萎缩、内部市场不振时，规模经济、产业聚集对成本上升的抵消作用也在减弱。上述因素的变化，可能预示着中国出口竞争力开始下降。
4.财政收支压力明显增强。财政收入增长随GDp增长的波动而波动，且波动幅度大于GDp。1996年以来，GDp年平均增长9.8%，财政收入和税收收入分别增长19.8%和18.9%。16年间，经济增速最低的四个季度为1998年一、二季度和2008年四季度、2009年一季度，GDp平均增长6.9%，财政收入增长2.4%，税收收入零增长。2012年以来，在经济持续下行过程中，财政增收压力逐渐增强。在推行结构性减税的同时，基层税务机构迫于增收压力，各种非税收入大幅增加。部分地区名在减税，实则加负。
从国际经验看，发展阶段和税制特点决定了发展中国家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弹性明显高于发达国家。当高速增长阶段结束、进入中速增长阶段之后，7%左右的经济增长将成为常态，中央、地方财政收入增幅将持续、大幅度回落。显然，依靠非税收入应对财政持续减收，无异于竭泽而渔。与此同时，在迈向高收入社会的过程中，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将明显增加，且具有刚性，中央、地方财政可持续性面临考验。这不仅要求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和工作方式，提高公共决策的科学化、精细化水平，而且需要调整、优化支出结构，提高公共支出效率，福利体系的建设也应与财政能力相适应。
5.货币政策效应减弱。中国m2占GDp比重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最高。2012年前三季度，货币供给趋于宽松，反映市场资金状况的银行理财预期收益也逐步下降。但与此同时，m2增速企稳回升，社会融资总量也大幅增加，然而实体经济新增中长期贷款、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则回升缓慢；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资金紧张，融资成本居高不下；企业负债同比增速持续下降，而财务费用同比增速却维持在30%以上。经济下行中企业利润总体下滑，非金融类企业盈利空间明显缩小。
出现上述情况的直接原因，一是企业经营风险加大，不同信用等级、贷款期限之间的利差开始扩大；二是企业资金链紧张，银行议价能力相对提高，综合成本上升；三是受贷款规模和监管指标限制，银行信贷供给受到约束，大量资金在体制外循环；四是信托公司、小贷公司及其它借贷中介的融资成本较高，普遍在10%以上。根本原因则在于金融过度垄断和中小银行发展不足，严重扭曲了资金配置，降低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2013年中国总需求增长仍面临一定下行压力
2013年，世界经济仍处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调整期，结构改革不到位和需求增长乏力等问题难以根本改观，金融危机的影响呈现长期化趋势。同时也应看到，发达国家实施再制造业化战略，以互联网、新能源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兴起，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出现新动向。
1.出口增长与去年大体持平。近十年来，中国对外贸易年均增长21.7%，比同期全球贸易年均10%的增幅高出1倍。其中，出口年均增长21.6%，在全球出口中的份额由2002年的5%上升到2011年的10.4%。但2012年以来全球贸易明显偏离了历史趋势，中国进、出口增长也明显下降，难以达到年初确定的预期目标。结合2013年总体国际形势和以往经验推算，并考虑到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低成本优势逐步削弱以及结构调整升级等，预计2013年出口增长与2012年大体持平。
2.消费增长有望保持基本稳定。在本轮经济持续下行中，就业总体稳定，城乡居民收入保持较快增长，为消费稳定增长奠定了基础。房地产销量持续回暖，与住宅相关的装修、建材、家电、家具等消费将有所回升；根据汽车购置周期和原油价格走势，汽车及石油制品消费将保持稳定增长；受通胀预期影响，珠宝和贵金属消费因保值需求出现恢复性增长。预计2013年消费增长14%左右，实际增幅略高于2012年。
3.投资增长面临一定下行压力。首先，房地产投资回升力量不足。随着商品房销售回暖，且销售增速超过新开工面积增速，以及土地购置面积增速降幅收窄，市场主导的房地产投资将出现小幅回升。但与2012年相比，2013年保障房施工套数、施工面积和新开工面积均有所下降，保障房投资增速将明显减缓。其次，出口不振和产能过剩、利润偏低，影响制造业投资增长。中国制造业投资与出口增长密切相关，明年出口增长相对低迷，出口拉动的投资动力不足。2012年企业盈利水平普遍下降，众多企业出现亏损，自有资金不足，投资扩张动力减弱。再次，根据“十二五”规划部署，公路、铁路、地铁、水利等基建投资明年仍有一定增长潜力。但地方负债率较高，税收增收困难而民生类支出压力较大，局部地区风险约束明显增加，基建投资扩张能力受到限制。预计2013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8%左右。
4.物价上涨压力有所上升。受新一轮全球性宽松货币政策影响，大宗商品价格走高和短期资本回流，都可能推高2013年的Cpi。食品供求总体处于紧平衡格局，国际、国内供给冲击或货币宽松都容易使物价上涨预期转化为上涨现实。随着ppi逐步回升，将部分传导到Cpi。2013年物价综合压力将略有上升。再考虑要素价格改革等，应为Cpi上涨预留一定空间。
综合判断，2013年世界经济仍处在深度调整期，国内需求面临一定下行风险，物价上涨压力有所上升，全年经济增长与2012年大体持平。考虑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潜在的不确定因素，为中国经济在寻求新平衡的过程中保持基本稳定，并为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创造条件，2013年经济增长大体与2012年持平，Cpi涨幅达到4%左右。
稳增长与防风险并重，推动增长动力平稳转换
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时，之所以将8%作为中国经济增速的目标底线，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就业。即8%左右的经济增长能够创造约800万个就业机会，从而保障新增劳动力的就业需要。保增长、保就业、保稳定，成为当时宏观调控的基本逻辑。
随着中国人口结构和劳动力供求关系的转变，以及经济结构调整尤其是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就业对经济增长的约束明显缓解。在本轮持续较长的回调过程中，就业状况保持了基本平稳。2012年前三季度，城镇新增就业已超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与此同时，由于速度效益型模式没有根本改变，经济增速短期过快下滑，中央、地方财政收入大幅下降，企业赢利能力和水平滑坡，亏损面不断扩大，财政金融风险则可能集中爆发。因此，需要确立稳增长、稳效益、防风险的宏观调控基本思路。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过程中，应做好相关预案和政策储备，重点防止短期内经济增长大幅度滑坡，从而稳定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为微观主体的调整和增强对新增长阶段的适应性争取必要的时间和空间，把矛盾和问题控制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内，有效防范和化解各种风险。
2013年，全球进入新一轮货币宽松期，但对实体经济的刺激作用有限，中国总需求仍面临一定下行压力。在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同时，注重需求政策与供给政策结合，短期政策与中长期政策结合，增强政策弹性和有效性，着力破解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困难，加快结构调整步伐，培育新竞争优势，推动增长动力转换和发展方式的实质性转变，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运行。
一是以降低企业税负和稳定地方财力为重点，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二是以降低企业资金成本和稳定货币供给为重点，继续实施稳健货币政策；三是以促进房地产可持续发展为重点，进一步完善房地产调控政策；四是以提高企业综合素质和竞争力为重点，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五是以推动增长动力转换为重点，深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篇8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新速度；新结构；新驱动
[Doi]10.13939/ki.zgsc.2015.42.033
中国经济经历了从改革开放至今30多年“高速度、低质量”发展的旧常态，将进入“中高速、高质量”的新常态，要实现以上转化，则要让增长速度下台阶、发展质量上台阶。质量上台阶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二是创新。因此，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格局，可概括为三新：新速度、新结构、新驱动。
1新速度
1.1思维理念：新常态下不再盲目追求高速度，不等于不要增长
新常态要求我们改变一味追求GDp增速的思维定式，但决不能把新常态简单地理解为经济下行。一味调低增速，不是新常态；只有放缓没有提升，也不是新常态。新常态下，要在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的前提下，继续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1.2客观事实：中国经济增速正在从高速增长转化为中高速增长
中国仍处在经济起飞过程之中，如从1978年算起，这一起飞过程已经持续了30多年，并将继续持续。在这一经济起飞过程中，先后出现了两个阶段，一是1978―2011年的高速增长阶段，GDp年平均增长率为9.7%；二是2012年至今的中高速增长阶段，GDp年平均增长率在7%以上。
第一个阶段，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979―2011年，中国经济的突出特点是GDp的持续性高速增长。这个阶段中国GDp的年均增速为9.96%，同期日本是2.23%、英国2.31%、美国2.72%、德国1.87%、法国1.88%，世界的平均水平是2.87%，中国增速是世界的3.5倍，美国的3.7倍，日本的4.5倍，德国、法国的5.3倍，见表1。
表11979―2011年中国及世界主要国家年均GDp增长率单位：%
国家[]中国[]印度[]日本[]韩国[]英国[]德国[]法国[]美国[]世界
年均GDp增长率[]9.96[]5.92[]2.23[]6.06[]2.31[]1.87[]1.88[]2.72[]2.87
第二个阶段，从2012年至今，增速跌到8%以下，并且增速逐年下行，从2012年的7.8%，到2013年的7.7%，再到2014年的7.4%；而且，2014年7.4%的增速甚至创下了1990年至今的最低值。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目前中国经济正在逐步脱离以往的增长轨迹，从过去30年高速增长的旧阶段步入如今中高速增长的新阶段，这也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一个突出变化。
1.3未来方向：中国经济增速需进行区间调控
本届政府要求对增速进行区间调控，区间调控的目的是要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中央这次的思路与以往不同，并未给出区间上下限的具体数值，而是以质量为目标来倒推速度，上限是防通胀，下限是保就业和保民生，均是对经济质量的要求。新常态下要持续观察增长区间的上下限，如果增速在区间以内，则把主要精力放在促改革、调结构上，一旦增速超出了上下线，仍需要根据情况适时合理地动用宏观经济政策，来防止通货膨胀，稳定就业、保证民生。
2新结构
2014年，中国第一、二、三产业的比例依次为9.2%、42.6%和48.2%，第一产业占比最低，第三产业的占比最大，而从中国改革开放至2013年，中国的产业结构一直都是以第二产业为主导，所以这样的结构来之不易。
但若站在全球的角度，可以发现世界第三产业占比的平均值已经超过70%，美国等发达国家已接近80%；并且，我国的三产占比甚至和印度相比，还相差了近5个百分点，见表2。
可见，中国的服务业占比跟世界平均水平，发达国家，甚至不如中国发达的国家，差距依旧较大。但同时也说明，中国的第三产业在未来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和增长空间。而且，由于发展服务业有诸多益处，比如，其吸引的就业人数要比工业高出20%～30%，还有，服务业大多数属于没有污染的产业，其能源消耗少，污染更小，这正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现在中国环境差、能耗高的问题。因此，整体产业结构上，中国下一步的方向是要加快发展第三产业。
3新驱动
创新的指导理论有两种，即线性创新理论和非线性创新理论。
线性创新理论认为，创新的起因是科学和基础研究，只要上游这端增加科学投入，下游这端的产出也定会增加。但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之间、应用科学和产业化之间的联系都不紧密。最后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虽然中国在前端的投入上不小，论文、发明、科研成果很多，但真正能够产业化的却屈指可数。
所以，现在更提倡较新的非线性创新理论，该理论最前沿的是美国的埃茨科瓦茨和雷德斯道提出的“三螺旋”模型。三螺旋理论认为创新的参与者主要有三个，即政府、大学和企业。在整个创新的过程中，三方须相互合作，从而带动整个经济螺旋上升。下一步，中国政府要做的，就是进一步加大产学研合作式的三螺旋理论支撑下的创新模式，去激活我国各种创新要素的潜力和活力，推动我国经济向更高更成熟阶段平稳迈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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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篇9
一、新世纪新阶段的奋斗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关于新世纪新阶段即21世纪头20年，中国的奋斗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还是加快现代化，曾有不同的认识。不少省市特别是东部一些省市，都提出加快和率先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因此有的同志主张用加快现代化作为奋斗目标。但是，许多同志认为，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2000年，我国人均GDp854美元，不仅同当年高收入国家人均GDp27443美元有很大距离，而且同当年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2039美元和下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1153美元也有较大距离。我国生产力和科技教育还比较落后，工业化还没有完成，实现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改变，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扭转，很大一部分地区农民收入没有达到小康收入水平，贫困人口还为数不少（农村有2800万人尚未脱贫，城市有近2000万人领取最低生活补助金）。根据这样的国情，比较切合实际的选择是，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经过这个阶段的建设，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应当看到，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新世纪新阶段的奋斗目标，是一个令人鼓舞、催人奋进的目标，符合中国国情，符合我国现代化建设实际，符合邓小平提出的关于分阶段、有步骤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思想，不仅易于为人民理解，而且目标不那么张扬，不会给外国人以咄咄逼人的感觉，有利于在国际上树立良好的形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就全国整体水平而言的。有条件的地方，如东部一些省市，可以发展得更快一点，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上，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要经济任务是，用20年时间，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基本实现工业化，大力推进信息化，加快建设现代化，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同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涵义是有所不同的，因为基本实现现代化要求更高，要到21世纪中叶才能做到。
二、一个主题——新世纪头20年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健康发展
十六大报告指出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里讲的发展，最主要的是经济发展。对中国来说，发展还不是一般的发展，而是要快速发展。因此，新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其主题就是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健康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1978—2000年，我国GDp年均增长9.52％，是建国以来经济发展最快最好的一个时期，也是全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2000年，我国GDp达8.94万亿元人民币，按当年汇率计算超过1万亿美元。根据世界银行资料，2000年我国GDp总量排在美、日、德、英、法之后，超过意大利，居世界第6位。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世界银行认为，我国2000年GDp已达到4万亿美元。由于综合国力迅速提高，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已经由低收入国家进入中下收入国家行列。根据世界银行的计算和划分标准，1999年全世界中下收入国家为人均Gnp756美元以上，我国当年人均Gnp已达到780美元。2000年，我国人均GDp（由于我们利用不少外资，因而人均GDp，略大于人均Gnp）为840美元，有了进一步提高。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基础上，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上了一个台阶，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
从新世纪开始，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心就是要用大约20年时间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而其基础和主题，则是要在这20年继续保持经济的快速发展，即做到每10年翻一番，20年翻两番，平均每年经济增长7.18％。这个速度虽然比前22年低一些，但是仍属高速或快速发展范畴。分析各方面的条件说明，实现上述快速发展是完全可能的，工作做得好还有可能超过。
中国具有并将继续保持高储蓄率和投资率，有世界上最富裕的劳动力资源，正在迅速推进工业化、现代化建设。同时中国人民迫切要求提高生活水平和质量，中国有世界上最广阔的市场。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生产力的组织，能够把各种生产潜力组织起来发挥出来。因此，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经济尽管已经持续高速增长了20多年，今后20年仍然具有较高的自然经济增长率，能保持7％—8％的平均增长水平，超过日本、韩国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持续高速增长的时间。2001年和2002年前三个季度在世界经济低迷的不利条件下，中国经济增势不减，仍实现7.3％和7.9％的高速增长，这说明中国经济具有相当强的活力和发展势头。
据有关部门测算，中国经济2001—2020年年均GDp增长7.18％，同期世界上中等收入国家年均GDp增长3％，则中国人均GDp到2010年为1592美元，2020年为3027美元，同期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为2513美元和3097美元。可见，到2020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到那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可能跃升到世界第3位，从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4％上升到占8.4％。
为在新世纪头20年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健康发展，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第一，制订和实施恰当的经济发展战略。邓小平同志已经为我国制订了三步走和第三步发展战略的目标，即到21世纪上半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党的十五大以来和十六大，又进一步将第三步发展战略再分为三个阶段，即第一阶段从2001年到2010年，经济总量翻一番；第二阶段从2011年到2020年，经济总量力争再翻一番，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第三阶段从2021年到2050年，经济总量大体再翻两番，基本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篇10
关键词经济加速增长；环境污染；地方政府努力方向
中图分类号F4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6）01-0105-08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601015
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影响整个世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发端于中国的快速经济增长，根本原因就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给整个世界带来福利，并且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然而，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据世界能源委员会统计，2006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占全球总排放量的13.5%。而到2013年，我国Co2排放量占世界排放量的32%左右。可见，中国经济增长伴随环境污染恶化已是不争的事实。那么，经济阶段性增长与中国环境污染压力究竟是何种相互作用机制显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这对于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改善环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多数学者认为，经济增长伴随环境污染压力，因此主观认为经济阶段性加速增长也必然对环境污染施加更大压力，这可能更偏于主观猜测。经济阶段性增长与环境污染压力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需要实证检验，才能为采用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方式，进而为解决经济持续发展与环境污染的两难问题提供理论和实证依据。
1研究评述
就经济增长与环境的关系，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最早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可以追溯至meadowsetal[1]提出的“增长极限说”，即认为有限的自然资源会限制经济体不能实现长期持续增长，因此只能通过降低经济增速来实现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的目的。很多学者对这一论点提出质疑，认为经济增长带来环境恶化的同时，其本身也是资源和环境保护的有效手段[2-3]。其中，GrossmanandKrueger[4]最早通过经验分析指出，用So2和烟尘测度的污染物水平与人均收入之间存在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panayotou[5]明确将“污染-收入”间的“倒U型”发展轨迹界定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这些学者认为，当经济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时，势必会带来环境恶化，但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整个社会环境保护意识逐渐增强，可以运用更先进的环境技术和更多的环境投入进行环境保护和管制，使得环境污染问题得以改善。即，“eKC假说”意味着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环境会不断恶化，但当经济增长到达一定程度，处于某个特定的“阈值点”或“转折点”时，环境污染会下降，环境质量会得以改善。随后很多学者通过实证分析对环境污染物和收入水平之间是否存在“倒U型”关系进行了检验，并试图寻找转折处或拐点处对应的人均收入水平[6-9]。
综合以往研究，可以将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影响机制归纳为三种效应，即规模效应、技术进步效应和结构效应[4]。规模效应意味着更大规模的经济活动会增加对资源的需求，从而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技术进步效应即，伴随着经济增长带来的技术进步，通过对更清洁、更有效的环保技术使用，来改善环境质量；结构效应指，当一个国家通过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途径使得经济结构发生改变时，清洁的服务型经济和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经济会逐渐替代初始发展的高污染型的工业经济，从而使得经济中污染物排放减少，环境质量得以改善。整体而言，规模效益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较为突出，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技术进步效应和结构效应逐渐发挥作用，甚至其对环境的正向影响会超过规模效应产生的负向影响。
李静等：为何加速经济增长可以弱化环境污染压力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年第1期还有一些学者从理论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主要基于资源使用和环境质量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角度展开。根据模型设定的特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类型：①将自然资源作为生产要素纳入到产出函数中，考察资源使用的有限性对经济持续增长的影响，并分析生产的最优增长路径[10-11]；②基于个体对环境质量的需求，将环境质量或污染程度纳入居民需求函数中，考察需求变化对增长的影响[12-14]；③将健康等因素纳入到理论分析框架中进行分析，指出环境污染会通过影响健康进而对增长产生影响[15-16]；④其他相关研究分别从劳动力供给[17-18]、劳动生产率[19-20]和教育人力资本[21-22]等角度展开。
整体而言，以上研究主要基于不同数据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存在性的检验，分析更多是针对二者统计特征的描述和相关理论的内涵阐释，对于增长是否会内在的对环境质量改善或污染治理产生影响的讨论较少。同时，以往文献更多考察经济增长时间序列特征与环境污染之间统计关系，没有深入研究经济增长水平发生突变下的地方政府行为对环境影响。因此，本文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考虑了经济增长的阶段性特征，即加速增长对环境质量的影响；考虑了经济加速增长对政府部门激励的改变，从而对环境污染治理行为产生的影响，并着重从地方政府努力水平以及地方制度环境等角度挖掘影响的内在机制。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初步实证检验与基本假设；第三部分为加速增长弱化环境污染压力的机制分析；最后为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
2实证检验与基本假设
2.1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p_environit=α+β×accelerationit+τ
×Zit+υi+λt+εit（1）
式（1）中：下标i代表地区，t代表时间。α代表常数项，υi代表个体效应，λt代表时间效应，εit代表误差项。p_enviror代表环境污染压力变量，acceleration代表经济加速增长变量，Z代表影响环境污染压力的一系列控制变量。β和τ是经济加速增长和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以上各个变量刻画及具体含义如下：
（1）环境污染压力（p_environ）。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各种环境污染物产生量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态，对环境保护造成的压力越来越重。因此，被解释变量环境污染压力用环境污染排放量来刻画。由于环境污染主要来自工业污染，因此，这里选择工业废水排放量（FS）和工业废气排放量（So2）作为环境污染压力的替代变量。
（2）经济加速增长（acceleration）。经济加速增长是本文核心变量，定义为在经济增长阶段突然持续偏离预期的增长路径，可以长期扭转经济减缓趋势和体现经济持续增长的惯性特征。本文主要借鉴eichengreenetal.[23]和aiyaretal.[24]关于增长加速的界定，通过设定经济增长加速的时间点需要满足条件，进而刻画经济阶段性加速增长过程。经济加速增长需要满足条件为：
gt，t+n≥Γ，Δg=gt，t+n-gt-n，t≥Λ，yt∈[y*1，y*2]（2）
其中：gt为依据2005年不变价格测算的GDp增长率，gt-n，t和gt，t+n分别表示t-n到t以及t到t+n时间段n年间GDp年均增长率的平均值。考虑到很少国家连续7年经济加速增长，因此我们取n=7[23，25]。第一个条件要求增长加速之前的7年平均增长率不低于Γ；第二个条件要求增长加速上升的幅度不低于Λ。为了能获得较多的经济增长拐点，我们把Γ定为3.5%，把Λ取值为2%；第三个条件限定增长减缓发生在某一收入区间内，考察经济增长进入一定的收入门槛之后是否发生经济增长转折。
（3）控制变量（Z）。除此之外，本文主要选取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地方政府努力方向以及地方制度环境等变量作为影响环境污染压力的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GDp（rjgdp）表示，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初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环境污染越严重，预计经济发展水平的系数符号为正。人口密度（rkmd）用年末地区人口数与当地土地面积的比值表示，一般人口密度越大，环境污染越严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gdzc）采用各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表示，用于考察环境污染压力的投资规模效应。地方政府努力方向包括两个指标，一是地方政府追求政治晋升的努力（Le_G），另一个是地方政府追求税收收入的努力。一般来说，中央根据经济增长率等绝对经济绩效指标来考核政绩，以此决定地方官员的升迁过程，因此我们选择用各省本年与去年的GDp增长率之差（Le_G）作为地方政府追求政治晋升努力的替代指标。当然，地方政府依然关注税收收入多少，本文用各省本年与去年的税收收入增长率之差（Le_t）来衡量地方政府追求税收收入的努力水平。地方制度环境（LG_Q）。良好的制度环境能够为市场机制的基础性匹配提供良好的保障，从而对环境污染产生影响。国外学者一般用“腐败透明度感知指数”（transparencyinternationalCorruptionperceptionindex）来衡量各地区制国内学者较多使用腐败立案数来衡量。由于腐败程度反向映射地方政府对制度环境质量的控制，本文也用万人腐败立案数作为刻画地方制度环境的替代指标。
本文数据为中国大陆31个省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除了），时间跨度为2001-2013年，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地方统计年鉴、《中国检察年鉴》以及《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以上各个变量的统计描述见表1。
2.2实证分析结果
接下来借助模型（1）实证分析中国经济加速增长与环境污染压力之间的关系。根据表2第（i）列实证结果可以看出，当控制其他变量之后，acceleration系数在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中国经济加速增长并没有引致环境污染更大程度的排放，相反，中国经济的加速增长可以显著缓解环境污染压力。作为比较，我们进一步考察经济增长率水平与环境污染的关系，由表2的第（i）列实证结果显示gdp_rate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各种环境污染物产生量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态，对环境保护造成的压力越来越重。
为克服表2第（i）列静态估计所产生的内生变量估计偏误问题，表2第（ii）列进行动态估计，我们采用系统矩估计方法进行分析。通过选择合适的滞后阶数和有效工具变量之后，估计结果显示，系统矩估计模型设定通过二阶序列相关性检验和额外工具变量有效性检验，因此本文模型设定是正确的。同时我们发现，当采用动态估计方法进行估计时，acceleration系数在5%的置信水平下依然显著为负，这表明中国经济加速增长可以显著缓解环境污染压力的结论是稳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