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儒家的教化思想篇1
儒家文化笔谈
科举考试与西方文官制度施忠连(125)
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书院郭齐家(121)
儒商文化的时代要求戢斗勇(118)
孝：常情与变异唐凯麟陈仁仁(115)
《论语》研究
《论语》成书“层累论”及西方汉学界相关评论金学勤(21)
孔子思想的内在体系——徐复观《论语》研究的解释进路刘毅青(14)
道德与政治的分与合——《论语》的思想启示郑臣(4)
儒家文艺思想研究
试论汉赋与礼乐王焕然(41)
从《关雎》之解看儒家的和谐理念与实践品格刘伟生(34)
孔子“弦歌”别解蒋国保(30)
儒家伦理思想研究
“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新解裴植(60)
何谓“隐”与“直”？——《论语》“父子相为隐”章考林桂榛(47)
儒学史研究
清代经筵制度陈东(96)
公孙弘政治思想评议袁德良(89)
宦学事师：战国时代儒家私学团体的社会角色张循(78)
从“德以事神”至“尽心成德”——两周祭祀观念之嬗变曹建墩(69)
论儒家“成物”思想杨胜良(64)
此山之外——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英美孔子研究何恬(112)
英国汉学家理雅各对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阐释姜燕(102)
儒家民本思想研究
论黄宗羲新民本思想的性质、内容、渊源及其现代意义吴光(12)
儒家民本观的现实意义周桂钿(4)
书评
《礼记》研究的新拓展——读王锷先生《（礼记）成书考》焦桂美(122)
学术动态
生命诚可贵，仁爱价更高——“儒家仁爱思想的现代价值”学术研讨会综述张瑞涛(125)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两个原则程勇(28)
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优先观徐克谦(22)
宋明理学研究
杨简《诗经》研究的心学特色叶文举(50)
良知的实现——从本体视角评王守仁的“良知”论周立升(38)
儒学史研究
儒道反阐释观之异同探析——兼与西方反阐释观比较韩模永(94)
论清代的乡村儒学教化——以清代乡约为中心段自成(84)
试论唐初的经学统一刘顺(73)
“故者以利为本”——论《孟子》中的形上演绎陈迎年(66)
黄式三《论语后案》以“礼”为本的思想及其意义韩岚张涅(59)
孔门弟子传《书》综考马士远(103)
书评
筚路蓝缕填补空白——读《中国孔学史》方国根(112)
伦理与制度关系研究的新进展——读《汉代伦理与制度关系研究》周海生(116)
学术动态
第一届世界儒学大会学术综述孔祥林潘波涛(119)
2008马克思主义与儒学高层论坛综述王杰顾建军(124)
荀子研究
荀子“虚壹而静”说新释廖名春(34)
诠释与索隐——傅山评荀子思想的性质和特征张立文(41)
魏晋玄学研究
论魏晋玄学中的“自然”境界——以王弼、嵇康、郭象为例宁新昌(49)
宋明理学研究
宋明儒学中的“镜喻”陈立胜(60)
朱熹论经典理解形成的基本条件曹海东(73)
儒学史研究
西周官学之乐教分科蔡先金(84)
汉晋间蜀地江东地区儒学的传播与地域性发展夏增民(91)
儒家伦理学研究
论大学之道的成德进路、体知基础及其当代意义胡治洪(4)
自然情感与道德原则的双向涵摄——儒家之仁对传统中国人的型塑王雅(13)
羞何以必要？——以孟子为中心的考察贡华南(23)
论韩国儒学的特性李甦平(4)
韩国安东儒教文化的形成与其社会影响权容玉(13)
丁若镛实学中“仁”学思想体系的建构——孔孟仁学思想体系的复归与继承方浩范束景南(23)
经学研究
再续中国经学学术传统丁进(32)
《礼记》中的生产礼仪及其意义解读王文东(41)
儒学史研究
儒家仕观中的“穷达”之辨杨建祥(51)
内外之学与朱熹的“物我”观吕变庭(61)
从高攀龙如何面对王学看他在晚明儒学史上的地位周炽成(73)
儒学与宗教研究
晚清传教士对孔子的认识——以德国传教士安保罗为个案胡瑞琴(85)
论太虚人间佛教儒学化的特色欧阳镇(95)
历代孔子形象研究
魏晋南朝志怪小说中的孔子形象李剑锋(102)
汉魏文献中的“孔子歌”阳清(109)
会议综述
多维互动和而不同——第十五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会议综述彭公璞(116)
儒家思孟学派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李梅训(121)
书评
关于儒家传统的思考——读彭国翔的《儒家传统——宗教与人文主义之间》张丽华(125)
儒家式政治文明的历史考察与当下省思——读《儒家式政治文明及其现代转向》吕秀军(127)
人生终极的理性自觉——儒家“命”的观念崔大华(4)
先秦儒家的社会契约意识诸山(12)
孔孟荀研究
从上博简《诗论》“诗亡志”说看孔子的诗歌理论晁福林(20)
孔子“正名”思想的语用学意义及社会功用张晓芒毕富生(29)
孟子论孝与“无后为大”骆承烈(36)
告子辨析陆建华(40)
“隆礼尊贤而王”——荀子礼治论刘岸挺(48)
儒学史研究
《孔子家语》分卷变迁考张固也赵灿良(56)
“吾道南矣!”——道南学派之考辨刘京菊(68)
宋聂崇义《新定三礼图》的价值和整理——兼评丁鼎先生整理的《新定三礼图》王锷(76)
试论李绂于三礼馆之贡献杨朝亮(88)
儒家伦理与经济伦理
乡土经济伦理的传统特色探析王露璐(95)
日本朱子学研究
论日本江户时代朱子学的兴盛与文学平民化倾向刘炳范(106)
书评
还原真实孔子回归大众学术——读韩喜凯《名家评说孔子辨析》贺伟(116)
守望期待综合创新机缘际会共襄圣道——《传统的守望者——张岱年哲学思想研究》读后欧阳祯人(119)
学术动态
“国际儒学论坛·2007：儒家文化与经济发展”学术研讨会综述段海宝(122)
《论语》诠释的有效性及其向度——对《论语义疏》的一种诠释学考察甘祥满(4)
《论语》注解中的“公羊学”取向——刘逢禄《论语述何篇》和康有为《论语注》比较马永康(14)
《论语》“无逋无莫”三种历史诠释之考察翟奎凤(23)
《论语》“子不语怪力乱神”新解刘茜(33)
苏轼《论语说》辑佚补正谷建(40)
当代学人
为往圣继绝学启来轸以通途——饶宗颐先生之儒家思想与人文精神刘梦芙(49)
儒学与教育
试论北朝以传承儒学为主的家学及其嬗变邵正坤(61)
儒佛道与孝文化研究
儒佛道“三教一家”的奥秘吕明灼(69)
儒佛“孝”道观的比较陈坚(77)
《父母恩重经》与唐代孝文化——兼谈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的“通儒”与“济俗”现象李传军金霞(90)
儒家孝道与蒙元政治赵文坦(97)
孔门弟子研究
思想史视野中颜回形象的变迁——以《论语》“屡空”句的阐释史为例武道房(105)
子夏思想述析王红霞(116)
简述儒家的教化思想篇2
1.唐高祖李渊自认为是老子后裔，规定老子地位在孔子之上，佛教位居第三;武则天时明令佛教位在道教之上;后来唐武宗又大规模地“灭佛”。这反映出唐代()a.皇帝的好恶决定宗教兴亡B.道教的社会影响C.儒学的政治地位最为稳固D.佛教的社会基础薄弱答案 C解析 唐朝时期，统治者奉行三教并行的政策，即尊道、礼佛、崇儒。从材料信息可知，唐高祖时尊道、武则天时礼佛、唐武宗时“灭佛”，但儒学的地位并未动摇，这说明儒学的政治地位最为稳固，故选C项。皇帝的好恶会影响宗教发展，但a项中“决定宗教兴亡”的表述过于绝对;从“武则天时明令佛教位在道教之上”可知B项表述不当;唐武宗大规模地“灭佛”从反面说明佛教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故排除D项。2.宋代词人晏几道在《鹧鸪天》中曾写道：“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宋学代表人物程颐听到此句，变色曰：“鬼语，鬼语。”这说明程颐()a.对自由生活的渴望B.对遣词造句要求极高C.对鬼神存敬畏心意D.主张压制感情和灵性答案 D解析 程颐的话反映了其代表的程朱理学强调对人个性的压制，正是基于此，程颐说“无拘检”“过谢桥”等是“鬼语”。a项与材料意思相违;B、C项都不符合材料意思表达。故选D。3.明清时期，纂修族谱以尊崇人伦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名门望族、寒门小姓都以修谱为大事。这一现象反映出()a.宗族观念受到人口流动的冲击B.宗族成为社会等级的表现形式C.理学成为维系宗族的思想基础D.先秦时期的宗法制度得以重建答案 C解析 本题考查宗法观念与理学的关系。重血缘、重宗法、以家庭为本位、以孝悌为基础的宗法观念与程朱理学倡导的“三纲五常”是一脉相承的，因此，C项正确。宗法观念受到人口流动的冲击，无法解释修家谱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a项错误。B项从材料中无法得出。D项不符合史实，宗法制在春秋战国时期遭到破坏，但其影响延续后世。4.《红楼梦》中，贾宝玉的父亲让仆人转告贾府私塾老师说：“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气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据此推出符合史实的结论是()a.理学居于统治地位，“四书”更受重视B.孔子地位动摇，《诗经》遭到轻视C.科举制度弊端暴露，富家子弟弃儒从商D.《红楼梦》取材于现实，反映宋代生活答案 a解析 B项孔子地位动摇，不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故排除;题干中并没有涉及经商，C项与题意没有关系;《红楼梦》反映的是清朝时期的生活，所以D项也不正确。理学大师朱熹编著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后世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故a项符合题意。5.在对天、君、民关系的认识上，原始儒学以孟子为例，主张民贵君轻，董仲舒主张“屈民以伸君，屈君以伸天”。材料表明，董仲舒()a.继承了原始儒学的全部宗旨B.背离了原始儒学的民本思想C.背离了原始儒学的仁爱思想D.摒弃了原始儒学的德治主张答案 B解析 孟子的“民贵君轻”体现传统的民本思想，强调以民为本;董仲舒的“屈民以伸君，屈君以伸天”的意思是：百姓要屈从君主的意志，君主要屈从天的意志。故a项错误，B项正确;C项中的“仁爱”、D项中的“德治”材料均没有涉及，故排除。6.“这种宇宙理论极其详尽地描述了天上与人间的平行……一个好皇帝会带来和平和丰收，一个坏皇帝则带来动荡和饥荒。”下列思想家中，最早完整阐述该理论的是()a.孔子B.老子C.韩非子D.董仲舒答案 D解析 本题考查董仲舒的思想。汉代儒学主要在儒家思想基础上吸收了汉朝的黄老之学以及法家思想，形成新儒学，该思想包含“君权神授，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思想，材料中“天上与人间的平行”以及皇帝的统治与天的统一思想符合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故本题选择D项;其他选项不符合题意。7.自汉至唐，儒学被奉为“周(公)孔之道”，宋代以后儒学多被称作“孔孟之道”，促成这一变化的是()a.宗法血缘制度逐渐瓦解B.仁政理念深入人心C.程朱理学成为统治思想D.陆王心学日益兴起答案 C解析 南宋朱熹将《孟子》一书列为“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之一，孟子被尊为“亚圣”，地位仅次于孔子。由于宋代以后，程朱理学成为统治思想，因此儒学也就被称为“孔孟之道”，故选C项。春秋战国时期，宗法血缘制度已经开始瓦解，a项说法错误;“仁政”理念一直是儒家的主要思想，排除B项;陆王心学没有成为统治思想，影响没有孔孟之道、程朱理学深远，排除D项。8.我国古代有一位学者，运用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的理论，为君主专制统治提供了“天命攸(所)归”的神学依据。该学者应该是()a.韩非子B.孟子C.董仲舒D.朱熹答案 C解析 董仲舒吸收阴阳家、道家的思想，宣扬“君权神授”，并提出了“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的学说，故选C项。9.钱穆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至秦汉以后，中国学术大致归宗于儒家，此非各家尽被排斥之谓，实是后起儒家能荟萃先秦各家之重要精义，将之尽行吸收，融会为一。”对此理解正确的是()a.汉代儒学取得独尊地位，异己遭到排斥B.秦汉以后，儒学得到丰富和更新C.汉初儒学融合了佛教、道教思想D.儒学在汉代成为官方哲学答案 B解析 题干材料强调了秦汉以后中国学术归于儒家，主要是因为儒家融合了先秦各家思想之精华。实际上反映了秦汉以后儒学吸收儒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等思想精华，不断丰富和更新自己，使之适合统治需要，B项符合题意。C项儒学融合佛道思想是宋明理学;a、D项不能体现材料主旨。10.据记载，江南某府的地方志中记录的节妇(丈夫死后不再嫁的寡妇)，宋代有4人，明代有95人，在清代中叶则达到203人。为旌表节妇，各地纷纷建造贞节牌坊。下列各项中，与这一现象的形成相关度的是()a.女权意识的觉醒B.理学对全社会影响的深入C.商品经济的发展D.战乱和社会动荡加剧答案 B解析 根据题干提供的信息和所学史实，由于理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压抑人性，维护男尊女卑的等级社会，因此社会上节妇得到政府的表彰。所以，此题的正确选项是B项。女权意识觉醒是在近代以后，a项错;C、D两项与节妇增多没有必然联系。11.中华文明灿烂辉煌，对保持国家的稳定和统一发挥了积极作用。阅读下列材料：材料 理学家提出“理”作为宇宙万物的本源，它以儒家的礼法、伦理思想为核心，吸收佛道思想中的精粹，形成了析理精微、论证明确的哲学体系，这是两汉的粗糙儒学所无法比拟的。理学家以儒家“圣人”为境界，充分肯定人的现实生活、道德精神的意义;它摒弃佛道所宣扬的彼岸世界，不相信灵魂不灭、轮回转世之说，而力求在现实世界中实现崇高的理想，所以它是一种理性主义的哲学。——马克请回答：据材料，指出理学的积极作用。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儒学由“粗糙”趋向“精微”的原因。答案 作用：引导人们关注现实;有利于培养道德品质。原因：儒学受到佛道思想的挑战(冲击);复兴儒学的需要(宋明理学家的学术创新)。解析 第一小问据材料信息“充分肯定人的现实生活、道德精神的意义”即可回答;第二小问可从佛道思想对儒学的挑战、宋明理学家的创新等角度作答。12.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材料 在历史中，儒学一直在发展与创新。唐代韩愈以周公、孔子的继承者自居，排斥佛、道，鄙薄汉代以来的儒学，认为周公、孔子之道在孟子之后已经断绝。他在《原道》中说：“吾所谓道也，非向(先前)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他的这一主张被宋代儒者接受并发扬。当代学者认为韩愈开了宋代“新儒学”的先河。——摘编自卞孝萱等《韩愈评传》结合材料及所学知识，指出汉代儒学与孔孟儒学的不同之处，并概括宋学在哪些方面对儒学有所发展。答案 不同之处：孔孟思想核心是仁政、民本、教化，而汉儒强调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三纲五常。发展：更加重视《论语》《孟子》，重视思辨，强调个人的修养与完善。解析 “不同之处”首先根据所学知识弄清孔孟儒学、汉代儒学的基本内容，特别是孔、孟和汉代主要思想家的思想主张，然后指出两者的不同所在;“发展”联系所学知识指出宋学特有的内容即可。13.宋学是传统儒学的新发展。阅读材料，回答问题。材料一 城市与生活材料二 生活与观念(1)分析说明上述材料所反映的历史现象与宋学兴起和发展之间的联系。(2)若进一步探究宋学兴起和发展的原因，你认为还需要补充什么材料?举一例说明。答案 (1)城市坊市界限被打破，瓦子等娱乐场所出现，商品经济发展到新水平;社会上出现了追求奢靡享乐、僭越礼制的现象。面对社会生活对传统儒家伦理秩序的冲击，儒学家把封建道德伦理上升到“理”的高度，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等思想，以“理”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进而规范社会秩序。(2)示例：需要补充与佛教、道教发展相关的材料。理由：佛教和道教的发展使传统儒学面临挑战;为应对挑战，儒学吸收了佛教和道教的部分思想，获得了新发展。(若有其他答案，言之有理即可)解析 本题考查宋学产生的背景，考查学生论证、阐释历史现象的能力。第(1)问，首先依据材料信息，概述其所反映的历史现象，再联系宋学的主要内容，抓住宋学重建儒学、规范秩序、突出封建伦理道德等关键点与材料所述现象之间的关系进行论证。第(2)问，属于开放性设问，所选材料应与宋学兴起的原因有关，言之成理即可。注意表述言简意赅。14.阅读材料，回答问题。材料一 人性之恶，其善者伪也。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不争。(人群)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隆礼贵义者其国治，简礼贱义者其国乱。礼义生而制法度。法者，治之端也。隆礼至法则国有常。君者，国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摘编自《荀子》材料二 汉兴，江都相董仲舒亦大儒，作书美孙卿(即指荀子)。——(西汉)刘向“荀卿全是申、韩”“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南宋)朱熹《朱子语类》材料三 荀子认为，礼在社会理想层面上的价值是建立社会等差秩序。礼的本意和功能是对人之放任的约束，是对等差秩序的遵守。这种价值取向将会在社会分化的态势下，发挥其社会整合的功能。荀子的礼法价值观虽然有以道德裹胁法律的倾向，但他明确指出了道德与法律的互动关系，充分认识到了道德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另外，荀子还强调为政者的品德对于社会政治的决定性影响，要求处于政治实践中的从政者首先要具备良好的道德品性。——高春花《荀子礼学思想及其现代价值》(1)概括材料一中荀子的主要观点，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观点形成的主要背景。(2)根据材料二，指出荀子思想在西汉和南宋学术界的不同境遇。根据上述材料和所学知识，简析出现不同境遇的主要原因。(3)对材料三中荀子思想对现代社会的价值，你是如何理解的?答案 (1)主要观点：人性本恶，可通过学习而从善;礼是维护社会秩序、保证人群生存的制度;隆礼贵义，礼法并用，君主集权;天自有规律，认识它并运用它可造福社会。主要背景：春秋战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荀子广泛吸收各家思想的精华。(2)不同境遇：西汉推崇;南宋冷落。主要原因：西汉，吸取秦亡教训，巩固“大一统”社会的需要，荀子思想适合这一需要;南宋，理学兴起和发展，其哲学出发点是人性本善。(3)在社会转型时期，荀子约束人的放任行为，建立秩序的思想对整合并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具有借鉴意义。荀子强调道德在法律施行和官僚政治中的作用，这一思想有助于当代的法制建设。解析 本题考查荀子的思想。第(1)问，根据材料“人性之恶，其善者伪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隆礼贵义者其国治，简礼贱义者其国乱……孰与制天命而用之”即可概括出荀子的主要观点;结合春秋战国时期的时代特征即可说明其观点形成的主要背景。第(2)问，根据材料二“汉兴，江都相董仲舒亦大儒，作书美孙卿”“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即可指出荀子思想在西汉和南宋学术界的不同境遇;根据西汉和南宋的政治统治、社会背景即可说明不同境遇的主要原因。第(3)问，根据材料“荀子认为，礼在社会理想层面上的价值是建立社会等差秩序……这种价值取向将会在社会分化的态势下，发挥其社会整合的功能……充分认识到了道德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要求处于政治实践中的从政者首先要具备良好的道德品性……”即可概括出荀子思想的现代价值。15.阅读材料，回答问题。材料 董仲舒是汉代的第一大儒，封建社会理论大厦的设计师和建筑师，封建社会初期的有建树的思想家，同时，他还是汉代的第一大教育家。以上这都是值得肯定的方面。不过，董仲舒的新儒学体系也包含了神秘主义的、形而上学的东西，特别是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其维护封建专制和压抑人性的方面，始终是消极方面，特别是到封建社会的后期，便日益走向了阻碍社会前进的反动方面。——王永祥《董仲舒评传》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董仲舒的主要思想加以评析。(要求：对董仲舒思想持赞成、反对或另有观点均可，观点明确;结合史实进行评析，史论结合)答案 下面提供三种不同观点供参考。观点一：赞成董仲舒思想。史实依据：统一是中国发展的主流，“春秋大一统”思想可以为实现今天祖国的完全统一提供理论支撑;董仲舒继承和发扬了儒家的民本思想和“仁政”思想，有利于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五常”思想推崇仁义礼智信，可以改造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弘扬。观点二：反对董仲舒思想。史实依据：“春秋大一统”思想充满唯心色彩;“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扼杀了人们的聪明才智，不利于学术文化的自由发展;“天人感应”学说宣扬了“君权神授”;“三纲”思想充满专制等级色彩。观点三：对董仲舒思想应该一分为二地客观评价。史实依据：可以参考上面两种观点的史实，从略。解析 本题属于探究型试题，答案具有开放性，言之成理即可。
简述儒家的教化思想篇3
首先，通过出土文献的研究，对先秦思想史上的许多观念进行了新的诠释探讨。
“性与天道”的问题。此问题属儒家的“形而上”思想，传世的先秦儒家文献虽有之，但为孔子所“罕言”，一般认为至宋明理学才把这一问题突出出来。但郭店楚简中的《五行》、《性自命出》等篇，集中论述的就是“性与天道”。因此，学界对此问题在先秦儒家思想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有了新的认识。
“性与情”的关系。郭店楚简中的“性与天道”思想重视“情”，《上博简（一）》将《性自命出》改名为《性情论》。对“情”以及对“乐”之作用的重视，反映了先秦儒家思想与社会生活和人的情感的密切关系，这与宋明理学的重“性”贬“情”有着不同的思想倾向。因此，“理性与情感”遂成为先秦儒学以及宋明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儒学与经学的关系。儒家的“六经”体系以前一般认为至汉代才形成，但郭店楚简中的《六德》和《语丛一》已将《诗》、《书》、《礼》、《乐》、《易》、《春秋》并列。郭店简文中频繁地引《诗》、《书》，有的是引所谓“《古文尚书》”的内容，几篇文献与《礼记》（包括《大学》与《中庸》）有密切关系，《上博简（一）》中有前所未见的《孔子诗论》，这些都使学界更为重视对先秦儒学与经学关系的重新认识。
儒学与治道的问题。郭店简《唐虞之道》篇集中论述“禅而不传”的思想，认为君位的继承若不是“禅让”而是“传子”，则不能“化民”。《上博简（二）》中的《子羔》和《容成氏》也是主张“禅而不传”，大意是说“至于禹而德衰”，这与孟子所说禅让与传子“其义一也”以及荀子否认“禅让”说有明显的不同。因此，对于儒学的民本主义与君主制“家天下”的关系问题，学界已有新的认识。另外，郭店儒家文献强调君主自身要率先做到“忠信”，君对臣应该“忠敬”，父子关系高于君臣关系，这对于重新认识儒家的“以德治国”思想和君臣关系理论也提供了新的认识视角。
其次，近年来一些出土文献的发现有可能改写先秦哲学的学术谱系。
在郭店楚简中，道家文献有竹简本《老子》和《太一生水》，前者的字数只占传世本《老子》的2/5，后者为前所未见。儒家文献有《缁衣》、《五行》，以及前所未见的《性自命出》、《唐虞之道》、《穷达以时》、《六德》、《忠信之道》等。《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已出四册，第一册有前所未见的《孔子诗论》和见于郭店楚简的《缁衣》、《性自命出》等，第二册有内容见于《礼记·孔子闲居》的《民之父母》和前所未见的《从政》、《子羔》、《容成氏》等，第三册有迄今发现最早的古本《周易》和前所未见的《中弓》、《恒先》、《彭祖》等，第四册有前所未见的《采风曲目》、《逸诗》、《昭王毁室》、《相邦之道》、《曹沫之陈》等。这些文献的成书年代及其与传世本的关系等问题，学术界的认识不一，而不同的认识便涉及先秦哲学的学术谱系。
如竹简本《老子》与帛书本、传世本《老子》的关系问题，学界形成几种不同的认识，这就把一直有争论的“孔老先后”问题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关于儒、道关系问题的新探讨，也必然涉及如何判定竹简本《老子》的性质。这些问题目前还不可能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但近期已有多篇关于如何认识竹简本《老子》的学术综述，这反映了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可望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能有所进展。《上博简（二）》中的《民之父母》有“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的表述，其内容见于《礼记》的《孔子闲居》，以前认为这是儒家受到道家“无”之本体论影响的结果，但《民之父母》的出现，使学者们重新考虑儒家自身的“形而上”思想。郭店楚简的几篇儒家文献，学界一般认为其成书年代在“孔孟之间”，但也有不同观点。因这些文献与孔门七十二子、子思、孟子、《礼记》等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先秦儒家的学术谱系也是学界需要解决而正在深入探讨的问题。
2、秦汉思想史研究
秦汉时代的思想、制度、文化转型奠定了此后两千年中国历史的格局，因此探讨秦汉思想及其历史地位颇具重要意义。近年来，由于现代新儒家的“三期发展说”略过了秦汉，遂使秦汉思想的研究处于相对比较沉寂的状态。不过，即使在新儒家内部对于秦汉思想的历史地位也有不同看法，如徐复观的《两汉思想史》便给予了两汉思想以极高的历史评价。此外，钱穆先生的西汉今古文经学的研究，特别是《刘向歆父子年谱》一书，基本上澄清了清代以来关于汉代经学的误解。近年来，在台湾关于历代经学文献的研究逐渐盛行，林庆彰曾主持编集了经学的研究资料，同时组织了多次经学讨论会。另外，近年来关于汉代思想整体的研究，台湾的龚鹏程曾撰有《汉代思潮》一书。
在大陆，关于汉代经学的研究近年来也被一些学者所重视。如陈苏镇曾就汉代春秋学与汉代政治的关系，撰有《汉代春秋学与政治》一书，着重于探讨汉代经学特别是春秋学与汉代政治格局的关系。在汉代经学系统的研究上，王葆玹成果突出，他曾出版了《西汉经学源流》一书，对西汉经学的系统和文献源流进行细密的考证研究，在此基础上又扩展为《今古文经学新论》一书，成为近年来经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汉代思想的显著特色是对先秦时期诸家思想的整理和综合，经学便是儒家采纳道、法、墨、阴阳等家思想，而融贯成的新的儒家思想体系。同样，在汉代同时还发生着从其他思想立场出发的综合融会工作，《淮南子》一书便是这种工作的代表，即所谓杂家。对于杂家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将其作为先秦思想的集成，而从中爬梳追溯先秦思想的材料及其在秦汉时期的变化，而另一方面则可以为我们理解汉代对先秦思想的总结和综合的整体面貌及其气度，提供经学之外的另一条路径。陈静的《淮南子》研究是汉代杂家研究的最新进展，她的新著《自由与秩序的困惑》一书填补了汉代杂家特别是《淮南子》研究的空白。
3、魏晋思想研究
魏晋玄学研究自汤用彤先生开辟以来，一直是中国哲学史学科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与佛学之传入和中国化之关系，其与宋明道学之兴起的内在思想史逻辑，都曾是前辈学者反复致思之所在。90年代以来，魏晋玄学研究曾经出现了一次不小的研究高峰。王葆玹在90年代出版了《玄学通论》一书，将此前他对正始玄学的研究扩充到整个玄学系统的研究。最近他又计划在以前的玄学研究基础上继续扩展，完成《魏晋隋唐时期的文化与玄学》一书。2004年底，余敦康先生出版了总结其多年玄学研究成果的精心之作《魏晋玄学史》，该书兼重玄学的思想系统和历史发展，是近年来玄学研究的代表作。
4、宋元明清思想研究
宋元明清时期，据日本学者的历史分期，称之为中国的近世，或中国的前近代。唐宋文化转型后的中国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基础，因此，其在思想史和社会政治史上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以往这一时期的思想史研究，习惯上宋、明连续，这主要是出于将宋明理学作为一个完整而连续的系统来对待，清代思想史则被视为对宋明理学的反动。
近年来，由于对宋明思想史的研究已经大致打破了仅以宋明理学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范式，因此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北宋思想史的地位日益重要，这意味着宋学而非仅宋明理学成为了研究宋代思想史的出发点。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理学或道学的重要性降低，而是更关注于道学兴起的历史动因及其政治文化功能。近年，余敦康著《内圣外王的贯通》、卢国龙著《宋儒微言》等，都是对宋学中几种不同话语与北宋政治的关系加以研究，基本上将宋学作为不同政治论纲的思想来看待。李存山关于范仲淹与宋代儒学复兴的研究，也是着眼于对宋学兴起的动因及对宋学整体和道学之精神实质的理解。在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在大陆出版以后，李存山发表《宋学与〈宋论〉》一文，除了对余英时把道学与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相联系的主要观点给予肯定之外，还对王夫之和余英时有关宋学的某些论说进行了商榷。
二是明清思想史的连续性得到了重视，钱穆和余英时的清代思想史研究着眼于清代思想与道学的内在关联，把清代的考证学取向作为道学逻辑中对“道问学”的强调来看待，以有别于明代王学的“尊德性”。鉴于宋元明清时期思想史的重要性，大陆已有学者将这一时期的思想史称之为近世思想史，如陈来即把其专论此一时期思想史的论著命名为《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
在宋元明清思想史研究的复杂变换之中，坚持道学研究的传统仍然是主流。陈来最近出版了研究王船山道学思想的大著《诠释与重建———王船山哲学的精神》，重新将王船山放置在宋明道学思想的谱系中来加以定位，是王船山研究的重要新成果。彭国翔的《良知学的展开》勾画了晚明心学的整体图景，是近年来晚明心学研究的重要著作。马晓英的颜钧和泰州学派研究，也填补了晚明思想史研究的空白。
5、道家和道教研究
90年代以来的道家、道教研究，具有道家与道教合流的趋势，出现了“道学”的提法。这方面的代表有胡孚琛、吴光、宫哲兵等学者。同时在道家哲学研究中出现了两种趋向：一是西方学者对道家的生态哲学关注很多，试图从道家思想中发展出一种一般的生态哲学；二是在道家、道教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新道学”，将其作为一种适应现代社会的普世性的思想系统，胡孚琛在《道学通论》等著述中对此有多种论述。关于运用“道学”或“新道学”来描述在现代社会中展开道家思想的努力是否恰当，学界仍有争论。董光璧、陈鼓应、冯达文等都主张运用“新道家”的提法。
在道教研究方面，养生学日渐受到重视。在美国的波士顿成立了养生学中心，德国慕尼黑正在筹办养生学的国际研讨会。与此相联系，内丹学研究也渐成为国际道教研究的热点，内丹学中的身心哲学问题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同时也出现了“身体哲学”的提法，“可思维的身体”观取消了身心之间的二元对立，而将身体视作是物质与精神的中间层次。在这些方面，中国社科院哲学所胡孚琛的研究居于国内外领先水平。
近年来，道家道教研究的一个基础工程是编修了《中华道藏》。该项目由中国道教协会、中国社科院道家道教研究中心和华夏出版社共同发起，随后又得到了国家宗教事务局的正式批复，得到了国家古籍整理小组的鼓励，被列为“十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2003年，煌煌49册的《中华道藏》终于完成。
6、佛教思想史研究
中国的佛学研究从民国时期现代学术建立以来即从属于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研究，当然在佛教内部也一仍旧贯，始终延续了其教义教理的研究。值得反思的是，在民国佛教复兴运动中兴起的支那内学院的佛学研究（吕澂先生特称之为“院学”），却不是以上两种研究框架所能容纳涵盖的，而这种研究却由于1952年支那内学院的解体而不复存在。无论是支那内学院的所谓“院学”，还是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的佛学研究，以及佛教内部的教理教义研究，严格说来都与近代欧洲兴起而影响至日本的佛教学不同。在检讨近期以来的佛学研究时，我们发现随着佛教研究的逐步恢复和发展，学界关于佛教研究方法及旨趣的思考也在逐步展开。其中的一个主要潮流是集中思考如何在中国建立真正意义上与欧美日本佛教学研究接轨的佛教学研究。当然，在此潮流当中也发生了一些批评性的意见，即为确定中国自己的佛教研究的特色，我们应该如何建立自己的研究方法。与这种反思意识配合，中国佛学研究界的一些青年学者开始关注日本佛教学界80年代以来出现的“批判佛教”思潮，借用日本佛教学内部对于自身研究局限的思考来重新为我们自身的佛学研究定位。
汤用彤先生的佛教史研究一直是典范之作，在这一典范的影响下，佛教学界形成以史学意识为主的佛教史学研究。这一史学意识在建国后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方法结合，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佛教研究，并形成了8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佛教史》一书。90年代以后，参与该书撰写的专家都纷纷转入更为精深的历史研究，开展出众多佛教宗派研究的新局面。其中，禅宗史研究是重中之重，杜继文和杨曾文分别撰写了两部禅宗史。此外，洪修平和魏道儒的禅宗史和华严宗史研究也颇具代表性。最近，龚隽和徐文明的禅宗史研究是这方面的新成果。近年来，唯识宗和天台宗研究逐渐兴盛，涌现出许多有价值的专著。在唯识学研究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徐绍强、程恭让、张志强、魏德东、周贵华等学者。天台学方面则以张风雷、李四龙为代表。值得关注的是，方广锠的藏外文献和佛教经录研究，是佛教教史和教理研究的基础，且为编撰新的佛藏准备了前提。方立天近年出版的几部佛教研究专著，系统阐述了中国佛教哲学，是中国哲学史范式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近年来，对近代佛教的研究也成为热点，在这方面有筚路蓝缕之功的是楼宇烈，他的近代佛教人物研究将学界的注意力引向了近现代佛教，太虚、欧阳竟无以及章太炎、梁启超等人的佛教思想都成为近代佛教研究的重心。在这方面，麻天祥、李向平的近代佛教思潮研究，程恭让的欧阳竟无研究也具有代表性。
在诸多研究当中，还出现了一种强调佛教与中国思想史脉络之间有机关联的研究倾向，这一倾向力图将佛教研究与中国思想史研究结合起来，使佛教研究成为透视中国思想史的一个视角。张志强目前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二十世纪佛学思潮与中国思想的现代转换”便是这一方向上的努力，并且已完成和发表了《哲学、史学与量论》一文。
7、近现代思想史研究
在近十多年的近现代思想史研究中，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成果颇为显著。方克立主持的国家重点课题“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开创了使现代新儒家研究成为显学的新局面。在这方面，郑家栋出版了《现代新儒学概论》等多种专著，其他如黄克剑的《挣扎中的儒学：论海峡彼岸的新儒学思想》、方克立的《现代新儒家与中国现代化》、陈来的《人文主义的视界》、颜炳罡的《当代新儒学引论》等都很有研究深度，力图对新儒家思想作出反省和超越。在方克立、李锦全主编的“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中，人物研究系列的郭齐勇著《熊十力思想研究》、曹耀明著《梁漱溟思想研究》、张祥浩著《唐君毅思想研究》、宋志明著《贺麟新儒学思想研究》，吕希晨和陈莹著《张君劢思想研究》等，以及专题研究系列的陈少明著《儒学的现代转折》、韩强著《现代新儒学心性思想研究》、武东生著《现代新儒家人生哲学研究》、李毅著《中国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新儒学》、赵德志著《现代新儒家与西方哲学》、施忠连著《现代新儒学在美国》、卢升法著《佛学与现代新儒家》等，都是研究现代新儒家的重要成果。2005年在武汉大学召开了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研讨会，与会的一百多位中外学者围绕会议主题“儒学、当代新儒学与当代世界”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此次会议标志着当代新儒学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
在对以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研究之外，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研究也是近现代思想史研究的重心所在。如徐素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和中国化，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西、马”互动中的主导地位，进行了深入、系统的阐述。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张利民在自由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研究方面开始较早，积累深厚，在国内学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李存山对于儒家思想的近现代转型，特别是对于张岱年在三四十年代的新唯物论思想，也有比较深入的研究。2005年在吉林大学召开第五届马克思主义哲学论坛，会议主题之一是“中西马”对话与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张岱年、冯契的哲学思想在马哲论坛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他们的思想在京沪两地也曾举行专题会议进行研讨。
8、中国哲学学科发展趋势
中国哲学（史）学科是一个以基础研究为主的、作为哲学理论研究一个分支的学科。因此，它除了遵循其自身的即所谓“内在理路”的发展规律之外，它还要面对时代的现实问题而进行反思，不断地与时俱进。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我国经济实力的日益提升，“构建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以邻为善”和“和谐世界”等发展战略的提出，以及面对全球化给人类造成的一些全球问题，如何使中国哲学研究更多地联系现实问题，弘扬中国哲学和文化的优秀传统，以应对时代现实问题的挑战，使中国不仅成为一个经济大国，更成为一个文化大国，即“德力俱足”、“硬实力”与“软实力”俱足的国家，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世界的和平、人类的共同进步与天人和谐，作出自己的贡献，此为中国哲学学科发展的努力方向。
近年来，关于文明对话中儒家传统的作用和地位问题，以及由此展开的关于儒家的“和谐”“民本”思想、儒家与宗教、儒家与生态、儒家与全球伦理等问题的讨论，以及2005年学术界举办的“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朱子学与和谐社会”、“朱熹思想与现代社会”、“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自然·和谐·发展———弘扬老子文化”等学术研讨会，都昭示了中国哲学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和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民族复兴、文明对话和人类共同进步的现实价值。（2005年郭沂发表的《儒学当展的回顾和展望》、张利民发表的《不断丰富、发展传统美德内涵》、李存山发表的《“人本”与“民本”》《忠恕之道与世界和平及环境保护》，都注重阐发了儒学的现实意义。）
时代问题的解答对中国哲学（史）学科可能有的要求，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严格说来，中国哲学是在世界历史的“轴心时期”发生在中国的“哲学突破”的一种类型，其后果是产生了与西方和印度不同的中国文明类型。这种“哲学突破”而形成的文明类型主导了以后中国历史演化的方向和性格。因此，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实际上便是对中国文明类型的因素、原理和观念的研究，通过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我们不仅要知道中国文明的独特价值，更要知道这种独特价值是如何塑造着中国的历史、安顿着中国人的生命、组织着中国人的社会生活的。因此，通过对中国哲学的精神、结构和原理及其历史形成的研究，更深入地理解中国文化的内在价值及其历史逻辑，以应对今天中国的文化处境，是中国哲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哲学研究需要不断地回溯到轴心时代。因此，先秦、秦汉的哲学研究一直是显学，其重要性由于近年出土文献的发现和整理而更加突出，在今后仍然会继续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热点。
其次，中国文化从先秦诸子到汉初的“独尊儒术”，此后形成儒道互补和儒、释、道三教并行的基本结构。这种基本结构不仅贯穿中国的历史，而且影响中国的现在与未来。因此，对于汉代的儒道互补，两汉经学与魏晋玄学，儒、释、道三教哲学的研究，以前是、今后也将是中国哲学研究不可或缺的方面。对于儒、释、道三教的关系以及形成这种关系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文化根源的研究，以及对于儒、释、道三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比较，不仅可以深入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内在意蕴，而且有助于探讨今后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多元互补”“和而不同”的发展途径。
第三，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的“儒门淡薄”之后，北宋时期儒学呈现复兴之势，道学或理学兴起，历史学家谓之“中国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语），现代新儒家称此为“儒学的第二期发展”。宋元明清哲学作为中国前近代的“近世”哲学，在一定意义上提供了中国近代哲学所由以出发的应对西方文化的挑战而实现近现代转型的思想观念的前提。对于宋代儒学复兴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条件，宋明理学与佛道二教的关系，宋明理学的“内圣”与“外王”、道义与功利、道统与政统的关系，宋明理学的理本论、气本论和心本论等派系的关系，宋元明哲学与清代考据之学（或宋学与汉学）的关系，宋明理学与西方哲学的比较，宋明理学与中国近现代的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等，这些问题都将可能成为进一步研究的热点。
简述儒家的教化思想篇4
一、中国电影对儒家文化促进作用
电影作为一项外来事物自20世纪初传入中国，并且在中国得到了迅速地发展。在其发展的100多年期间必然会受到中国本土儒家文化的影响，这也让本来带有深厚西方韵味的电影在中华大地上被本土化。其中对于中国电影影响最深的应当属中华传统的儒家文化，并且在许多的中国电影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这也正是体现出了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观点，同时也是对中国电影发展方向的点评。简单而言，中国电影需要得到发展则需要让其与儒家文化相融合。[1]这点也可以从近年来中国电影以传统文化为主题的电影在世界上所取得的成就可以证明，中国电影渗透具有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思想，让其能够在中国得以生存与发展。更早时候当人们提及中国电影时，观众们自然就会联想到中国功夫，而且中国电影引起世界影坛的关注也正是依赖于中国功夫对国外观众的吸引力。这样的一种发展趋势让许多影视工作人员在制作电影时，花费了更多时间来营造中国功夫的神奇，但并没有针对中国功夫所具有的内涵以及所包涵的传统文化思想进行深入地挖掘。随着世界电影以及与国际之间的交流日益增多，许多的电影人制作人开始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在电影中的重要性。同时也尝试着在中国电影中融入传统的儒家思想文化，并且在国际上赢得了许多的赞誉，也收到了非常大的成效。这也意味着中国电影在世界影坛中，已经占据了一定的地位，从一开始的小丑的角色转变成为了一名稳定、多智的智者。这一切所获得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中国电影人不断地努力，把中国儒家文化传统借助电影的表达形式进行现当代的转化，让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能够在中国电影中得到更加深入地挖掘与渗透。
二、电影写实主义对儒家忧患意识的转化
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部分是具有忧患意识，这点可以从《论语》中讲述的“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徒，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这句话中看出。儒家思想家孔子把对他人、社会以及国家的关注作为忧患的所有内容，而另一名儒家思想家孟子通过一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来阐述他的忧患思想。[2]这种忧患意识对于中国后世有着非常大的影响。电影传入中国的时期刚好是中国封建历史结束之时，在这个动荡的年代让中华民族进入了一个最为衰弱的年代。在这个衰弱的年代，中国电影所有的主题都是以自强与振兴为主，这也体现出了儒家思想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意识，同时也是中国传统士大夫忧患意识的集中体现。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儒家经典的忧患意识转化成为了时代的一种担当，中国电影承担起了号召中华民族奋起抵抗的重任。由于这样的历史背景，当时的中国电影已经开始慢慢脱离西方写实主义特色，开始把儒家思想的忧患意识融入到电影当中，借助电影的传播性让忧患思想的士大夫情怀向全中国进行传递，并且迅速地在观众群体中产生了共鸣。在这个阶段所制作的中国电影，以当时社会背景为主题进行写实，并讲述了当时中国人民所遭受到的苦难，想要通过电影把儒家忧患思想传递到每一个中国人心中，号召当时的中国人民一起走向救国的道路。然后与西方电影的写实主义进行对比，其写实主义更多的是针对资本主义虚荣心以及腐朽思想的批判层面之上。社会环境的区别让两种本来是相同的电影产业向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比如当时的《孤儿救祖记》这部影片就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影片的导演把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以及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坐取向融入到影片当中，而且在这部影片中把儒家思想的忧患意识进行了升华。这部影片讲述了主角筹集资金兴办学校，让更多的贫困孩子能够接受到最新的教育，希望能够通过知识来改变当时动荡的局面。从另一个层面也向人们提出了想要振兴中国，就必须通过教育来实现，在影片中提出了“少年强则中国强”的口号，在当时的社会中引起了较大的共鸣。
三、电影发展与儒家教化思想的融合
此外中国儒家思想中的另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是文以载道思想，这个道是为人之道以及处事之道。这种经典的儒家思想包涵了对美善美的赞同，同时体现出了儒家思想所具有的博大的教化作用。从许多儒家思想家的文字作品中可以发现，其论著中饱含着警世恒言和治世明理，这些具有教化作用的思想是建立在儒家思想基础之上的。当电影以一种新兴事物传入中国后，其传播以及宣传作用立刻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同时电影这样一种新兴事物也深深地受到了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在电影刚传入中国时，许多电影人都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制作出更多具有教化作用的影片来号如中华儿女自强救国。随着时代的变迁，现代的电影人则希望能够通过电影来宣传中华民族的公德心。特别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国民经济以及社会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随之而来的是国民道德意识渐显弱化。在这样一个道德强化的时代，中国电影需要将经典的儒家思想进行融合，把儒家思想所具有的博大教化作用进行放大，并且发挥出其作用来感化当代民众，协助其能够树立起具有现代特征的道德意识，这项工作成为了当前电影人首要的工作。
简述儒家的教化思想篇5
电影最初是作为一种“舶来品”传入中国，在其传入中国之后的迅速发展离不开中国千年的传统文化给养。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的老板任庆泰与照相技师刘仲伦一起拍摄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这部电影便是取材于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由此可见，电影在中国最初的发展就根植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之中，在百年的中国电影发展长河里，传统文化或显性或隐性地萦绕在电影的发展当中，并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呈现出独特的民族风格。随着华语电影逐渐走向世界电影的舞台，要真正了解与把握华语电影的文化精神内涵，就一定要认识到传统文化对中国电影成长的灌溉。
《儒家文化传统与中国电影的民族品性构成》这本书对于传统文化与中国电影的影响这一问题作了最全面与深刻的解读。作者尹晓丽在对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把握的基础之上，结合中国电影的发展脉络，对中国文化对电影的影响进行了详尽剖析，并从全球化语境下儒家文化与中国电影的双重困境以及跨文化语境里儒家文化与中国电影的变化两个方面分析了中国电影民族性建构的意义与途径。论文联盟
全书一共分为绪论、上中下三编和结语五个部分，从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与电影的密切联系出发，纵向历史性地描述了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电影对于儒家观念的接受情况以及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开拓中国电影民族性的可能途径。在绪论部分，作者对书中涉及的主要概念、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方法、论述思路进行了简要的说明概括，并对此论题的国内外研究状况进行了简单说明，阐述了该论题研究的社会文化价值所在。上编侧重从儒家传统的道德教化理念对中国电影文化形态的影响，从道德理想主义、入世批判精神、儒家的文艺观以及理想人格四个方面阐述了儒家道德教化理念对中国电影主题、风格和人物形象等方面的影响；中编主要从家庭伦理观的角度分析儒家的伦理道德与乡土意识的中国电影的影响。具体分为五个章节阐述了以下内容：“孝悌和亲”的伦理文化与中国电影家庭的文化形态，电影中的父子关系的儒学意蕴，意识形态话语与伦理法则的冲突与共鸣以及儒家的乡土观念与中国电影的民族风格建构。下编针对儒家文化中的糟粕部分对中国电影的负面影响以及对中国电影的文化内涵反思进行论述，针对中国电影的发展现状提出了重构中国电影中的儒家传统资源这一关键性的问题。全书以浸淫于儒家文化百年的中国电影的主题思想为主，结合具体的电影作品，详细讨论分析了儒家文化与中国电影的联系，考察了中国电影发展的不同阶段与儒家文化的内在融合与外在表达，探索了电影这样一个现代艺术形式内在隐藏的传统文化理念的优点与弊端。
儒家文化对中国电影的影响颇为巨大。儒家所强调的入世、忧患以及教化民众等思想，也是众多电影创作者的创作初衷。如20世纪30年代面对外族入侵民族危亡的时刻，中国电影果断从20年代的靡靡之音当中抽身出来，直面社会现实，积极承担文艺的宣传教化功能，肩负起时代所赋予的历史重任。对于儒家传统文化来讲，一个民族的文化不仅是具有历史沉淀下来的厚重感，同时也要具备从历史中走来所带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因此，中国电影在坚持表达独特的民族性的同时，更要兼顾传统文化的现代性。中国电影怎么样能做到即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电影这一问题事实上已经被众多电影创作者思考与尝试。陈凯歌的《无极》虽然遭遇了“滑铁卢”，但是从另一方面可以说是对世界性的民族电影一个失败的尝试。企图兼顾中西方观众的文化审美趣味无疑是困难的，与其如此，不如在民族范围内坚持属于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十月围城》将民族大义与人文关怀，伦理道德以及打斗场面很好结合起来，这样带着传统文化气息的大手笔大投资的华语大片可以说是中国电影逐渐在摸索一条突围的新的电影策略。
简述儒家的教化思想篇6
关键词：宋明理学；王晓兴；李晓春；书评
宋明理学，又称为宋明道学，是古代中国儒学史发展中最为辉煌的学术系统。在封建社会中，宋明理学达到了中国儒学的高峰。近现代学者，如冯友兰先生，将宋明理学称为“新儒学”。一种思想，一种思想体系的形成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需要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一定的条件而不断发展形成。宋明理学也是一样，它是在经过隋唐以来佛教道教的兴盛，而儒家思想受到危机，儒学家们在反佛反老，营救儒学危机的基础上而形成的。所以，宋明理学的产生最直接的可以追溯到唐代反佛思潮及宋初儒学家的思想影响，正如钱穆先生所说：“治宋必始于唐，而以昌黎韩式为之率。”[1]强调了韩愈对宋明理学的形成具有先驱的作用。当代学者陈来先生指出：“理学的正式诞生虽然在北宋中期，但理学所代表的儒学复兴运动及它所由以发展的一些基本思想方向在中唐的新儒学运动及宋初的思潮演变动向中可以找到直接渊源。”[2]关于宋明理学产生的追溯，王晓兴、李晓春所著的《宋明理学》[3]在第一章“寻根伊始”也做了简单阐述，并对韩愈、李翱及其思想做了详述介绍。可以说宋明理学是在唐代以来反佛反老之后，儒释道三家的融合渗透，由儒家对佛老有所吸收形成的新的学术系统。
王晓兴、李晓春所著的《宋明理学》共分为五个部分，由引言和主体四个章节构成。引言部分对宋明理学及其时展、学术派别、时代背景发展作了简洁的介绍，并对该书的主要内容和行文特点也作了简单的概括。主体共有四个章节，基本上也是作者将宋明理学发展分成了四个阶段。第一为开启阶段，将理学追溯到了韩愈和李翱的开启阶段；第二阶段是宋明理学的奠基阶段，阐述的是北宋五子，即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他们的基本情况和思想等；第三个阶段，为宋明理学的成熟期，以朱熹、王阳明为代表的两位集大成者，详细作了描述；最后一个阶段，为宋明理学的解体期，主要描写了后期理学的情况，也对理学作了评价。
下面对全书主体部分的行文特点和内容做一概述。第一章“寻根伊始”开始就交代了中国的历史社会背景，并把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为何产生不同哲学做了比较。因为宋明理学属于儒学，又将孔孟之道及儒学到唐代的发展进行了阐释。然后重点将宋明理学的开启人物韩愈、李翱之学进行了讲解。王晓兴、李晓春所著的《宋明理学》这本书对各章节人物的介绍基本都是先交代历史背景，再对各哲学家的生平做逻辑描写，然后详述其哲学思想，最后并作出评价。我在此只对各思想家思想的哲学概念或命题进行提要。从韩愈的反佛思想谈到了韩愈的“道统说”，这也是对宋明理学影响比较大的。然后是他的性三品说的人性论，作者对韩愈人性论评价很高。李翱是韩愈的学生，作者对其也是评论不亚于韩愈，并且在后文中多次提到，所占篇幅相对韩愈也比较大，最后评论其思想缺陷，到宋代张载得到了解决。对李翱的哲学思想可以用四个字概述就是“寂然不动”，书中认为李翱只在思想上做到了，真正的涵养功夫还是到了宋代才得以体现。在开启阶段，对韩愈和李翱这段内容中，作者最有特色的一点就是认为，南宋朱熹将《大学》和《中庸》列为“四书”，韩、李起了先驱作用。道学的开山鼻祖周敦颐，对茂叔的修养功夫体现了出来，可以用一个“乐”在来概括，再就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中的宇宙论都做了讲解，但是有关周敦颐的《通说》中的思想并未提到。张载是关学的创始人，他的思想主要是他的气一元论的自然观。有关人性论书中认为是在修正李翱的人性论缺陷的基础上，进行了完善。到二程，可以说真正切入到了“理”的范畴。该书对二程描写也是围绕二程有关“理”的思想的。并说明了二程兄弟思想之间的差异，但他们的思想是大同小异。通过对二程部分阅读，我们还可以看到他们兄弟性格的不同，大程子程颢“一团和气”，而小程子程颐性格谨严，态度有点过于严肃，也体现程颐对宋明理学中“敬”字遵守的一种表现。有关邵雍介绍最少，宋明理学上邵康节为“数学”的创始人，主要阐述《易》学，该书提到了他的历法上的贡献。
在奠基阶段，无法简单地说谁的贡献最大。他们对后代都有影响，而对从理学上讲，集大成者朱熹的理学系统传承于二程。朱熹是二程的四传弟子，他将理学的思想达到了高峰，创立了最为完备的理学体系。有关朱熹的理学思想，该书从“理气先后”、“理气动静”、“理一分殊”和“格物致知”做了详述。从这一章节也能看到朱子的涵养功夫。朱熹时代还有一位大家，他曾与朱熹在儒学问题上展开过多次辩论，那就是心学的创始人陆九渊。陆九渊认为“心即理”，他的哲学思想也就是他的“本心说”，强调易简，书中称其为“与人减担的陆九渊”[3]。陆九渊的思想到明代的王守仁得到了传承，并完善了心学的系统，影响极大。王阳明的主要思想是“良知说”，他强调“心外无物”，强调“知行合一”。
该书第四章，引用了屈原《离骚》一句千古绝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为题目，对宋明理学后来的发展、衰落及对现当代影响做了介绍和评价。内容有朱陆之争，还有有关王艮、陈亮、叶适，后来的李贽、王夫之、戴震和谭嗣同等人他们对理学的批判。全书最后还介绍了理学在上个世纪的遭遇和对理学到二十一世纪的展望。
最后，我对王晓兴、李晓春所著的《宋明理学》一书作简单评论。可以用几个词加以概括那就是通俗易懂、深入浅出、行文精简、可读性强。读者即使对中国哲学不太了解，通过阅读本书也能较为清楚地了解宋明理学的基本框架。该书内容上除了理学相关情况，在人物上都是理学中典范性和开山性的了不起的哲学大家。全书一共一百余页，内容不多，作者引用古文也不多，所以特别适合大多数人阅读。这本《宋明理学》是“中华文明宝库”丛书系列中的一本，其阅读对象主要也是中学生和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王晓兴、李晓春二先生本都是哲学出身，也从教哲学多年，通过该书的阅读也能了解作者特别重视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和中西哲学比较。哲学本身不是不是一门知识性的学科，它的特点在于它的思辨性。通过阅读王晓兴、李晓春所著的《宋明理学》，很容易启发读者对宋明理学、中国哲学的思考。总之，本书可视为宋明理学简史，可读性特别强，也可作为中国哲学尤其是宋明理学的入门之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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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来.宋明理学[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简述儒家的教化思想篇7
在先秦思想史研究中已经形成了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先秦儒家只谈人伦日用（人道），不谈天道自然。由于这种片面的看法，出现了扬老抑孔的观点，认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哲学构架是《老子》及庄子构筑的，孔孟只有政治伦理道德说教，没有形而上的、思辩的哲学。这一看法首先从思想史发展的逻辑上是讲不通的，其次就中国先秦思想发展的史实来看，也是不够全面的。随着郭店楚简的出土整理和研究，我们有必要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检讨。本文拟阐述一下楚简儒家文献中所反映出来的关于天道及在天人关系框架中探讨人生、社会问题的若干观点，为先秦儒学思想的研究添砖加瓦。
一般研究者常引用《论语·公冶长》中子贡的一句话“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来说明孔子不谈人性与天道问题。事实上，孔子罕言性是真的，但对天道天命问题仍有许多论述。对此，已有研究者做了细致的研究。《论语》中“天”字凡19见，主要有两个意思，一是自然之天，二是义理之天：“命”字凡十余见，主要有“命运”、“寿命”、“命令”等涵义。孔子一般是在现实中遇到紧急情况、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用天来解释问题的。孔子的天不是宗教性的天，而是带有明显的理性色彩。从总体思想倾向上看，在尊天、敬鬼和尽人事之间，孔子更重视人事，这是先秦儒学的显著特色[1]。
郭店楚简的儒家著作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也是以探讨人道为主，但有不少于关天道的言论，是在天人关系的互动中寻求解决社会人生问题的，具体地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天命
孔子有“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一说，但没有进一步说明性从何而来，性是善是恶等问题。儒简很详尽地讨论这些问题，提出了“性自命出，命自天降”[2]（p179）的命题，在天、命的基础上构筑自己的人性论体系。《语丛一》云：“有天有命，有物有名，有命有序有名，而后有鲧……有天有命，有地有形，有物有容，有家有名。”[2]（p193）这些反复的申说就是想告诉人们：天地之间的万事万物（包括人）都源于天，人及其性情也是天生的，先天赋予的，甚至动物也是这样。“牛生而长，雁生而伸”[2]（p179），牛躯体的庞大，雁脖子的伸长，都是天生之性。天命是人性得以形成的直接原因[3]。类似的思想我们在《中庸》中可以看到：“天命之谓性。”对这句话历来有不同理解，郑玄释为：“天所命生人者也。”[4]（p1625）朱熹释作令，“命，犹降而在人，故谓之性。”即把性与天道观视为一物，在天曰天道，在人曰人性。《性自命出》则认为性是从命中产生的，性是性，命是命，天是天，语意与《中庸》似同而实不同[6]，说明《中庸》是《性自命出》的深化和发展，《性自命出》是《中庸》早期或初级思想，在先秦儒家天命观的演变中居于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二、天常
楚简《成之闻之》云：“天降大常，以理人伦，制为君臣之义，作为父子之亲，分为夫妇之辨，是故人乱天常以逆大道……”“言慎求之于己，而可以顺天常矣。”“是故君子慎六位，以祀天常。”还有“言不逆大常者，文王之型莫厚焉”[2]（p168）中的“大常”，疑为天常之笔误。这里“天常”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可惜作者没有明确解释这一概念。当今的研究者认为“天常”就是“天德”，认为“天常”就是天所降之大常，性也；“天德”，得自天者，即天所降之大常，性也。故“天德”即“天常”[7]。对此，笔者不敢苟同。从上面引文中分析可知，天所降的大常可以“条理”君臣父子夫妇的人伦关系，小人可以“乱”天常，君子必须“顺”天常；而祀“天常”又表示对天常恭敬、尊重之意。可以看出，“天常”就是天（自然界）的法则、规律之类的。还有其他例子可以旁证。“吕氏春秋·大乐》云：“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命而成章。浑浑沌沌，离则复合，合则复离，是谓天常”。高注曰：天常“天之常道”[8]（p255～258）。《玉篇·巾部》：“常，恒也。”这说明天常就是自然永久不变的规律、法则，与荀子“天行有常，即天道有常”。[9]（p306）《曷鸟冠子》中有“天则篇”，据研究，“天则”就是自然界的运动发展、变化规律或法则，与“天常”意思差不多。那么，具体到儒简中的“天常”是指什么呢？文中提到六位，据裘锡圭先生注：六位“即指上文提到的君臣父子夫妇”，这在楚简《六德》中有更明确的说明：“既有夫六位也，以任此（六职）也。六职既分，以卒六德。”[2]（p187）六德就是圣智仁义忠信。这样，天降六位，人行六职，便具备了六德。
三、天德
《成之闻之》上与“天常”比列是的“天德”：“……小人乱天常以逆大道，君子治人伦以顺天德。”“昔君子有言曰‘圣人天德’，何？”[2]（p168）在《五行》中也有接近的意思：“德之行五和谓之德，四行之和谓之善。善，人道也。德，天道也。”[2]（p149）五行是指仁义礼智圣，其中前四行和能达到“善”的人道层次，只有加上圣，五行和才能达到“德”（得天之道）的天道层次。联系上文的“圣人天德”，显然只有达到圣人的境界，才能具备“天德”，才是与天道合一。天德乃获得了“天道”的德。这句下面还有一句：“圣人知天道也。知而行之，义也。行之而时，德也。”[2]（p150）即就是说只有圣人才能够知晓天道，并且知而行之，行而适时，这就是符合天道的行为。天德一词在先秦文献中很常见，当时许多学派借以称呼自己所提出的道德观念和社会政治理想。《庄子·天地》云：“……玄古之君天下，无为也，天德而已矣。”福永光司说：天德是“体现天地自然理法的一种存在方式”[10]（p295－296）。也就是说，无为（顺从自然法则––––天常）就是“天德”。可见，天常与天德是有密切联系的，自天道的恒常而言谓之天常，自人（圣人）得自天道而言谓之天德。又《墨子·天志中》云：“上利乎天，中利乎鬼，下利乎人，三利无所不利，是谓天德。”[11]（p246）天德就是利他。《荀子·王制》云：“夫是之谓天德，王者之政也。”王先谦注曰：“天德，天覆之德。”[9]（p149）天德是一种美好的政治理想。由以上可以看出，秦秋战国时的天德，是为各派所通用的一个概念，但各派含义不同，儒家学者主要强调的是其伦理道德涵义。也还可以看出，早期儒道墨的关系相当温和，互相借鉴，即使到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还在相互影响，互攻互取。
四、知天
先秦儒家是人道天道并得的，但以人道为主。《性自命出》有多处谈及人道：“道四术，惟人道为可道”。“所为道者四，惟人道为可道也。”[2]（p168）这里四道是什么？笔者认为就是《周易·谦·彖》中说的：“天道盈亏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4]（p19）这四道中最重人道，乃是楚简儒家思想的特点。《尊德义》上还有：“莫不有道焉，人道为近。是以君子，人道之取先。”[2]（p173）为什么要以人道为先？《语丛一》说：“天生百物，人为贵。”[2]（p194）给予人以特殊重要的地位。如何探究人道？作者指出：“可近求而可远赱昔”，这里的“赱昔”字尚未解度出来，但是还是可以看出：近可求的必是人道，远可“赱昔”定是天道。作者是以人道为先，这是由近开始；还须向远处延伸，向天道探求––––这就是“知天”。《五行》中有“圣人知天道也”。[2]（p150）《语丛一》有：“知天所为，知人所为，然后知道。知道然后知命。”“察天道以化民气”[2]（p179），就是说，要研究人道，又须从“知天”开始，由上向下探求。这样远近上下，不断循环往复，便形成了儒家立足人道求天道，知天而后知人的认知方式。正是在这样的认知过程中，才能通过察天知人，制订出符合老百姓自身状况的政治方案，以教化百姓，移风易俗。《唐虞之道》还说：“圣人上事天，教民有尊也。”[2]（p157）这就把知天的最终目的落到了教化上，落实到了人道上。
五、效天
楚简儒家这么重视人道，又始终不放开天，但人与天、人道与天道毕竟不是一回事，人是天所生，但人生而为人后，就与天有了差别。《穷达以时》云：“有天有人，有人有分。察天人之分，而知所行矣。”[2](p145)这就是说，天生人之后，人与天就有了差别（分），通过考察天与人之间的差别之处，就可以知道人如何行动了。天道总是正确的，而人由于“心无定志”，性一情异，就有可能乱天常，背天道，圣人就得通过考察人如何背离了天道，来寻求教化的途径。因此，圣人要求人们在道德行为上效法天地。《忠信之道》云：“大忠不悦，大信不期。不悦而足养者，地也；不期而可要（约）者，天也。（节？效法）天地也者，忠信之谓此。”[2]（p163）这是告诉人们，人类的道德应效法天地（自然）。从这里所表达的内容和其他的方式（如“大忠不悦，大信不期”等），显然是受了《老子》的天地自然和人应该效法天地自然的思想影响[12]，也说明先秦早期儒道相互影响的情况，即所谓“儒道相谋”。
通过以上几方面的阐述，可以看出，楚简儒家是以人道为主，但始终不离天道来讨论人道，其主要思想是天与人、天道与人道相互关系的框架中讨论人生、社会问题的，为从哲学上构建儒学的形而上学进行了努力。这一思路后来为孟子所继承和市场，形成了“尽心，知性，知天”的“天人合一”的思想；直到《中庸》（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中庸》是经汉代人整理的，一般认为是子思作品的深加工，受了孟子的影响，比郭店楚简更精致，完备），儒家思孟学派有了其最初的理论框架；到了宋明理学，又经过几百年思想交融后，吸收了佛道的宇宙观和人性论，把儒学的理论大厦终于矗立了起来，完成了博大精深的心性——天理体系。这样看来，郭店楚简儒家天道观在中国儒学思想发展史上具有的独特地位和价值便不言而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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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儒家的教化思想篇8
1.1研究对象。随机抽取我校2016级护理专业两个大班的专科护生为研究对象，分为实验班和对照班，两大班人数均为150人，他们年龄相仿，专业相同，具有可比性。从2017年1月至12月，学校择优挑选两名本课题研究人员作为实验班儒家文化教育指导教师，负责进行护生人文素质状况调查和儒家文化教育活动。对照班护生没有配备相关指导教师，没有进行有组织的儒家文化教育活动。1.2教育实践过程。1.2.1编写《儒家经典语录读本》。在对实验班开展儒家文化教育活动之前，课题组编写了《儒家经典语录读本》，作为对护生实施儒家文化教育的教材。该读本结合护理专业的特点，将儒家经典语录按主题进行编排，分为“仁爱篇”“礼仪篇”“立志篇”3章：“仁爱篇”重在介绍儒家的仁爱思想，旨在引导护生弘扬人道主义精神，分为“以人为本”和“仁者爱人”两部分内容；“礼仪篇”重在介绍儒家礼仪文化，旨在引导护生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分为“修身为本”和“待人以礼”两部分内容；“立志篇”重在介绍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旨在引导护生树立远大的职业理想，分为“义以为上”和“内圣外王”两部分内容。在每章开篇部分，先用几段简短但充满力量的话语阐述主题，再用儒家经典具体表达。正文由原文、注释和解读三部分构成。原文普遍篇幅不长，多为简洁的语录，如“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礼记大学》）。注释主要选择重点和难点的字词、短句，用现代文进行翻译；解读是用现代文先把原文整体翻译，再拓展原文的意义，把儒家经典与护生的生活实际联系起来，引导护生用儒家文化指导自己的生活、学习和将来的护理工作。1.2.2开展必修课课堂教学。由于专科护生在校学习时间短，专业学习任务重，不具备开设传统文化专门课程的条件，因此，我们将儒家文化思想精华融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以下简称“思修课”）和护士人文修养这两门必修课中，在实验班开展课堂教学。思修课是护生进入学校后的第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在促进大学生塑造健全人格这一点上与儒家文化完善人格修养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在该课程的理想信念教育、道德品质及规范教育、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基本法制教育4个板块的教学内容中都融入了儒家文化教育。例如，在理想信念教育中，儒家文化主张人生在世应该有所作为，这正是对思修课“树立远大理想，坚定崇高信念”教育内容的具体解读。护士人文修养是护理学专业的入门课程，是将社会学、文化学、美学、人际关系学等内容应用于护理学科的一门课程。我们在该课程的护士伦理道德修养、护士职业礼仪修养、护士人际关系修养3个方面的教学内容中融入了儒家文化教育。例如，在教学“伦理道德修养”中的“护士职业道德”这一部分内容中，我们融入了对儒家仁爱思想的讲解。儒家强调仁爱之心是人之异于其他动物根本的规定性，人应懂得自爱，应做到孝顺父母、尊敬兄长，对他人、对社会、对整个自然界都要有一种爱心。这种仁爱之心正是护士对患者履行四项基本职责（促进健康、预防疾病、恢复健康、减轻痛苦）的思想基础。儒家文化教学的目的是完善护生的人格修养，而良好的人格修养不是灌输的，要通过引导、启发帮助护生主动构建。为了提高教学实效性，我们借鉴了儒家教育理论中的启发式教学法，在课堂教学中采用了情境启发、讨论启发等手段调动护生学习儒家文化的积极性。譬如，在学习儒家“修身”论中“自省”这一修身方法时，教师不仅向护生介绍相关知识，还引用了“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等儒家名言，讲述了“周处自新”（《世说新语》）等儒家经典故事，借助名言、典故创设意境，渲染气氛，烘托主题，让护生感同身受、受到启发。在学习儒家义利观时，教师先组织护生讨论“你为什么选择护理专业？”引导护生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再引入儒家义利观来分析这一问题，让护生在观点的碰撞中提高认识，在讨论探索中寻找答案。1.2.3组织校园文化活动。首先，在实验班开展班级文化活动。我们将一年的教育实验期分为3个阶段，每4个月为一个阶段，每一阶段设立一个儒家文化活动主题：第一阶段以“仁爱”为主题，第二阶段以“礼仪”为主题，第三阶段以“立志”为主题。每一阶段围绕相关主题开展班级文化活动，活动主要借助班会和黑板报开展。在每周一次的班会上围绕相应主题，结合护生的学习、生活实际轮流组织经典书籍推荐、影视剧展播、演讲赛、小品排演等活动，并通过每周的黑板报对本周活动进行宣传与总结。其次，推动实验班参加校级文化活动。我校每年都会举办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对于有利于加强护生对儒家文化学习的活动，要求实验班150名护生全部参加。例如，通过参加《弟子规》诵读比赛、经典诗文诵读比赛，促进护生对儒家经典的诵读；通过参加“思辨青春，感悟人生”辩论赛、刘大飞等优秀校友先进事迹报告会帮助护生加深对“仁者爱人”“义以为上”等儒家核心价值观的理解。1.2.4推进社会实践。儒家强调孝悌是实现“仁”的根本，“爱人”要从孝顺父母开始。我们组织实验班护生开展了“百善孝为先”活动。我们要求护生利用寒假的时间，采用多种形式，在家庭之中、亲人之间践行儒家孝道精神。比如，与父亲进行一次敞开心扉的交流、帮母亲打扫一次卫生、给父母做一顿饭……之后，再将自己的孝心孝行写成心得体会、拍摄成照片拿到班级中进行评比，对表现突出的护生予以表彰。儒家倡导人生在世不能只顾追逐个人私利，应该树立经世济民的远大理想。我们组织实验班护生开展了一系列社会公益实践。比如，无偿献血活动、送健康送文化下乡活动、关爱残疾儿童活动、照顾孤寡老人活动……通过参与这些活动，护生提高了自身的服务意识，也坚定了学好专业、服务社会的职业理想。1.3评价。1.3.1评价指标。在借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中国公民人文素质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课题组编制的《中国公民人文素质调查问卷》[3]基础上，本课题组结合本校护生的实际设计编制了《专科护生人文素质调查问卷》，将护生人文素质分为6个一级维度，即道德素质维度、文化素质维度、审美素质维度、法律素质维度、科学素质维度、环保素质维度，每个一级维度分为意识、常识、行为3个层次，形成18个二级维度。在18个二级维度层级下，设计相应的观测点，根据不同的观测点设计相应的问题，共计60个问题。1.3.2评价标准。实验班和对照班护生分别于2017年1月、12月接受人文素质调查问卷前测、后测各一次，每次发放问卷300份，回收300份，回收率100%。问卷题型分为两类：一类是正误题，针对每一个题项，答对得1分，答错得-1分，不答得0分；另一类是趋势题，对于每一个题项，选择计1分，不选择计0分。每份问卷均统一编号，然后按照统一标准对资料进行审核、编码并输入计算机，结果使用SpSS16.0软件进行统计，对两组资料进行了实验前及实验后的t检验。
2结果
2.1两班护生儒家文化教育活动。开展前后人文素质的比较（见表1）由表1可知，实验前两班护生人文素质调查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后，实验班各维度得分较实验前均有提高，且都高于对照班实验后各维度得分，除法律素质外，其余各维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p0.01）。在日常表现上，经过一年的儒家文化教育后，实验班护生在道德修养、礼仪礼貌、专业学习热情等方面的表现均优于对照班。实验班护生与同学、教师、家人的关系变得越来越融洽，专业课课堂上玩手机、睡觉的护生越来越少，主动举手回答问题的护生越来越多，护生的专业学习成绩也有提升。2.2儒家文化教育推广效果。2018年4月至2019年4月，我们将儒家文化教育模式在护理系其他班级推广运用。在推广的一年时间里，我校护理系在提升护生人文素质水平方面成效显著，护理系“守护夕阳，天使有爱”敬老项目被共青团益阳市委评为优秀工作项目，护理系“天使之翼，康复我帮你”助残项目被评为湖南省优秀志愿服务项目，护理系选送的经典诵读作品《诗经里的家国情》在益阳市2019年新春文艺汇演中获得一等奖，护理系学生刘婉玲获2018年湖南省普通高校“一校一书”阅读推广活动读书心得优秀奖及“阅读推广大使”称号，护理系学生何春梅在2018年全国大学生中华经典美文诵读比赛中获得三等奖，护理系学生徐静在2019年全国职业院校护理技能大赛（高职组）比赛中荣获三等奖。
简述儒家的教化思想篇9
一
王国维先生说，古代的“礼”字像“盛玉以奉神人之器。”（《观堂集林·卷一·释礼》）《说文解字·示部》说，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因此，“礼”的理解首先应该从宗教的层面来进行挖掘，因为“礼”直接来源于宗教，植根于宗教。对此，荀子说得十分透彻：“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荀子·礼论》）荀子的论述，解析起来，可以划分为宗教的形而上的层面，和政治伦理的形而下的层面。宗教化，使礼崇高起来，庄重起来，严肃起来；政治伦理化，则是礼繁密起来，现实起来，实用起来。
在先秦儒家的文献中，最普遍的观点是，礼，产生于男女之别，肇始于婚礼之中。《礼记·昏义》说：“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曰，婚礼者，礼之本也。”《周易·序卦》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礼造端于夫妇的论述似乎与礼的宗教起源有相左之处，但是，先秦儒家还以为，夫妇是天尊地卑、阴阳大化的表征，而且婚礼直接上承于天地神明的交合，“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礼记·昏义》）由此看来，礼造端于夫妇与礼起源于宗教的说法，实际上具有一致性。
《尚书·尧典》载，伯夷典三礼；《礼记·礼运》又说，礼义以为纪。可见，有史以来，中国的统治者们从来都没有忽视过礼的重要性，从来都是把礼视为家国天下生死存亡的大纲：“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记·曲礼上》）这主要是因为“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赡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监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荀子·王制》）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的角度，深刻地阐述了礼之所以在古代中国根深蒂固的原因。
但是，礼的宗教性在先秦儒家思想的体系中，并不根本性地取决于它的起源，而是取决于它的思想本质和哲学形态。儒家哲学的本质，或者说，它的哲学形态是以一种天人冥合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就从灵魂的深处规定了礼的本质和样态：“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上以顺天地鬼神，下以合人情人心。因此，礼的神韵在“时为大，顺次之，体次之，宜次之，称次之。”（《礼记·礼器》）《论语·学而》也说得很清楚：“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一个“和”字，把礼的内涵点描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了。
先秦儒家哲学概括性地讲，可以称之为人学。先秦人学的基本形式就是孔子的“为己之学”（《论语·宪问》：“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在郭店儒简中，这种学问体现在《五行》、《穷达以时》、《成之闻之》、《性自命出》、《尊德义》中。为己之学的关键，在于现实的道德践履，必须“忠”而且“会”（《语丛·三》第63简），由“颠沛必于是，造次必于是”（《论语·里仁》），由繁而“独”，由多而“一”，由偏而“集大成”，最后“舍体”超升，上达于神明，与天道冥合。这种由现实的践履上达神明的中介，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来讲，就是通过“礼”的“祭”来实现的：“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之五经，莫重于祭。”（《礼记·祭统》）“是故夫礼必本于大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于天也。夫礼必本于天，动而之地，列而只是，变而从时，协于分艺，其居人也曰养，其行之以货力、次让、饮食、冠、昏、丧、祭、射、御、朝、聘。故礼义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讲信修睦，而固人之肌肤之会、筋骸之束也；所以养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达天道、顺人情之大窦也。”（《礼记·礼运》）这样一来，“祭”就成了“为己之学”的修炼过程中的一种上达于天的主体心态：“祭不欲数，数则烦，烦则不敬。祭不欲疏，疏则怠，怠则忘。是故君子合诸天道，春禘、秋尝。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凄怆之心，非其寒之谓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将见之。乐以迎来，哀以送往。故禘有乐而尝无乐。”（《礼记·祭义》）怀着凄怆之心、怵惕之心，合诸天道，“乐以迎来，哀以送往”，实际上就是对“我”的主体性的宗教性超越。
浏览先秦儒家经典，我们初步的印象是，字里行间充满了仁、义、礼、智、信、圣的道德规约，君臣、父子、夫妇，六位、六职、六德的清规戒律，似乎有一种伦理的厚重感。但是，如果我们潜心研究，探幽表微地深入挖掘，就会明确地发现，先秦原始儒家的“礼”，完全是为了提升人的境界的学问，是人通向天道的必由之路。在郭店楚简《五行》中的礼，就是“仁之思、智之思、圣之思”的保障；《忠信之道》中的礼，是“至忠如土”、“至信如时”的预设；《成之闻之》中的礼，是“欲人之爱己也，则必先爱人；欲人之敬己也，则必先敬人”的前提；在《性自命出》中，礼更是与乐交相作用，融化于人的身心，消解于人的灵魂的一种精神力量：“有其为人之节节如也，不有夫简简之心则采。有其为人之简简如也，不有夫恒怡之志则慢。人之巧言利词者，不有夫拙拙之心则流。人之悦然可与和安者，不有夫奋作之情则侮。有其为人之快如也，弗牧不可。有其为人之愿如也，弗辅不足。”（第42--48简）“身欲静而毋憾，虑欲渊而毋伪，行欲勇而必至，貌欲庄而毋拔，欲务齐而泊，喜欲智而无末，乐欲释而有持，忧欲敛而毋闷，怒欲盈而毋盖，进欲逊而毋巧，退欲慎而毋轻。欲皆文而毋伪。”（第62--65简）(此两段据廖名春先生《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校释》有所变动)从礼的角度上来讲，真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在身心修炼的过程中，礼的功夫已经炉火纯青。
二
然而，“礼乐，共也。”（郭店儒简《六德》第26简）礼与乐是儒家性情论、心性论的一体而两面，礼是离不开乐的。乐，在先秦时期同样具有深厚、高远的宗教性。《礼记·郊特牲》载：“殷人尚声，臭味未成，涤荡其声，乐三阙，然后出迎牲。声音之号，所以诏告于天地之间也。”可见三代以降，“乐”一直都是祭祀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上达于天地神明的重要途径。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其清明象天，其广大象地，其俯仰周旋有似于四时。”“故乐者，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大纪也。”（《荀子·乐论》）“极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阴阳而通乎鬼神，穷高极远而测深厚。”因此，“乐著大始”（《礼记·乐记》），展现了天地宇宙、宗教神明、心志性情中最为隐微、高深的东西。“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礼记·乐记》）这种惊天动地，上天入地的艺术效果为儒家“为己之学”的内在超越创造了良好的途径：“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穷本知变，乐之情也；著诚去伪，礼之经也。礼乐偩天地之情，达神明之德，降兴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体，领父子君臣之节。是故大人举礼乐，则天地将为昭焉。天地欣合，阴阳相得，煦妪覆育万物，然后莫木茂，区萌达，羽翼奋，角觡生，蛰虫昭苏，羽者妪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则乐之道归焉耳。”“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故礼主其减，乐主其盈。礼减而进，以进为文；乐盈而反，以反为文。礼减而不进则销，乐盈而不反则放；故礼有报而乐有反。礼得其报则乐，乐得其反则安；礼之报，乐之反，其义一也。”（《礼记·乐记》）这里展现出来的是一幅天地玄黄、阴阳大化、生生不息、万象更新，礼乐官乎天地、性情与天道冥合的神灵境界。在这种神灵的境界中，乐，虽然与礼互为表里，但是，在本质上比礼更为深远，更为高妙，在参透阴阳玄奥、天道性情的隐微之机的时候，乐更加显得高深莫测。因此，郭店简《尊德义》说：“有知己而不知命者，无知命而不知己者。有知礼而不知乐者，无知乐而不知礼者。”（第10、11简）礼是乐的前哨，乐是礼的归宿；礼是乐的基础，乐是礼的超越；礼只有在乐的涵盖之下才能展现出“和”的精神，乐也只有在礼的保障之下才能真正进入“思无邪”的领域。因此，《尊德义》的论述是典型的“大人之学”。我们在这的理解应该是，不知性命之学，就不可能知道礼乐；不知道礼乐就不可能上达神明，体认天道、回归天道。
先秦儒家的性情论是礼乐的基础。对此，《礼记·乐记》的表述是：“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如此，则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矣。”“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是故志微、瞧杀之音作，而民思忧。啴谐、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粗厉、猛起、奋末、广贲之音作，而民刚毅、廉直、劲正、庄诚之音作，而民肃敬、宽裕、肉好、顺成、和动之音作，而民慈爱，流辟、邪散、狄成、涤滥之音作，而民淫乱。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合生气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夺也，然后立之学等，广其节奏，省其文采，以绳德厚，律小大之称，比终始之序，以象事行，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形见于乐。故曰：乐观其深矣。”音乐完全是人的血气心知、喜怒哀乐在外物的诱发之下自然迸发，由中而出的性情之声，由于它与天地同和、同节，“阳而不散，阴而不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因而成为个体身心修养中心灵感应中最重要的天地。它的外发是与“心知”相感通的，因此它是主体性的凸显；它的外发是与天地融为一体的，因此，它又是与宇宙阴阳相互激荡的，是儒家人学上下与天地同流的绝妙之境。
简述儒家的教化思想篇10
关键词“道”“德”“道德”儒道关系
儒家和道家都是先秦时期重要的思想流派,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在郭店楚简出土以前,学术界基本上都认为是对立的。但“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现。”[㈠]郭店楚简的出土使人们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开始探索儒家和道家的某些联系。但笔者以为,学者们对于儒家和道家的这种联系的认识,不应该由郭店楚简开始。其实早在1973年河北定县(今定州市)所出土的竹简《文子》中,就已经有了可以证明这种“儒道相谋”关系的蛛丝马迹。以下笔者就以竹简《文子》中的两个重要概念:“道”与“德”及其关系为例说明之,并求教于方家。
(一)
《文子》之始成书,实际上是为《老子》思想作进一步阐发。《老子》的基本思想是“道”,这也是竹简《文子》的核心。在竹简《文子》中,出现次数最多的字,首推“道”。据笔者粗略统计,在竹简《文子》总共277枚竹简、2790字中,共有73枚竹简的简文中有“道”字87处,而且贯穿始终。由此可见“道”在竹简《文子》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性。若仔细看来,则竹简《文子》的道论可以包括以下三个层次:
1、天道
天道是竹简《文子》中一个基本的概念,是竹简《文子》道论体系的基础。竹简中记载了文子和平王之间的一段对话:
……[道。”平]王曰:“请问天道?”文[子曰:“天之(2119)[㈡]……║,天之道何如?”文子曰:“难言于天(1184)……,故天刑(形)其物各不同,能[文]其(2371)……胡象于天道?”文子曰:“天之道,高(0585)……大者,损有损之;持高者,下有下之。(0926)……曰:“何谓损有损之,下有下之?”文(0813)曰:“[此]不生而喜,不[而,](0822)……║道。”平王曰:“此天道也。(0887)……[乎是。”平]王曰:“吾不能尽[学道,能学人],(2470)……法天道。”平王曰:“人法天道奈何?”(0689)……
以上所引简文在今本《文子》中没有对应的文字,为佚文。但这段文字的重要性却不能忽视。当平王向文子请教天道时,文子认为很难讲(“难言于天”),因为天道是抽象的规律,无法说出它的形状,而且事物的发展规律也因物而异,很难描述(“故天刑(形)其物各不同”)。平王请文子描述时,文子笼统地概括为“高”和“大”。“高”说明天道与具体的人事有很远的距离,“大”则说明了天道对人事的重要影响。天道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不因人事的变化而喜怒无常(“不生而喜,不[而,]”),而只是发挥其规律性的作用。因此,人必须按照天道来办事,是谓“法天道”。至于如何做法,则因人而异,因为“道之于人也,亦有所不”(2439)[㈢]。对于君王与下民来说,也就有不同的做法。
2、王道
王道是君主治理国家和人民的理论工具,其涵义也有深浅之别。深层次的王道即以君主为首的统治者治国的理论,浅层次的王道则指对于理论的具体实施,即以理论为基础的实践。不管是在深层次上,还是在浅层次上,王道都是文子道论的社会属性的重要体现。
在竹简《文子》中,文子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论述君主推行王道的重要性:
子有道,则天下皆服,长有(0590)社稷。公侯(0629)……道,则人民和陆(睦),长有其国。士[庶有],(2218)身,葆其亲,必[㈣]强大,有道则不战(0619)。弱小有道,则[不诤得识。举事有](2462)……则功成得福。是以君臣之间有道,则(0625)……[间有道,则]慈孝。士[庶有道,则](2445)之,通之于人也,(1179)小行之小得福,大行之[大得福]。(0937)……则帝王之功成矣。故帝者,天下之(0929)……者,天住也,天下不适不住,[](0990)……
由上引文可见,王道对君主等统治者的重要性,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天下皆服”。对于周天子来说,可以“长有社稷”,对于诸侯来说,则可以协调国内人民之间的关系,“长有其国”。而对于实力强弱不同的国家来说,行王道可使大国“不战(而克)”,小国也可“不诤得识”。[㈤]君主在多大程度上推行王道,他所获得的利益也就有多大。此即所谓“小行之小得福,大行之大得福”。只有行王道,才能成就“帝王之功”。也只有这样,君主才能获得天下臣民的拥护。即所谓“帝者,天下之(适也),(王)者,(天下之)住(往)也”。[㈥]甚至农业生产也能有好收成。[㈦]
阐明了以王道治理天下的重要性,文子又指出了推行王道的做法。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推行“德政”。“德”既是君主治理国家所必须具备的素质,也是君主在推行“王道”中所必须采取的策略。竹简《文子》云:
王曰:“古者有(0829)以道王者,有以兵……(0850)以一道也?”文子曰:“古之以道王者,[㈧]……(2210)以兵王者……(1035)[者],谓之贪[兵。[恃]其国家之大,矜其人民]……(0572)众。欲见贤于适(敌)者,谓之骄[兵]。义[兵]……(2217)[故王道唯德乎!臣故曰一道。”平王]……(2385)
这里,文子明确提出了“王道唯德”,由此“德”在君主行王道中所起的作用也就被突出了出来。这是竹简《文子》中“道”与“德”关系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契合点。
3、人道
人道思想在竹简《文子》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在比较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文子的人道思想可以包容王道思想。竹简《文子》云:
……之,道之于人也,(1179)……,小行之小得福,大行之[大得福]。(0937)……则帝王之功成矣。故帝者,天下之(0929)……者,天住也,天下不适不住,[](0990)……矣。是故,帝王者不得人不成,得人(0798)……徒暴,广奢骄洫,谩裾陵降,见余(11941195)……[为兵,始为]乱首,小人行[之,身受大秧(殃)],大[人行](2437)……
竹简《文子》又有下面的话:
为下[则守节,循道宽缓,穷](0582)……则敬爱、损退、[辞让、守服之以](0615)……生者道也,养(2466)……[不嬨(慈)不爱],不能成遂,不正(0600)……之所畏也,礼者民之所也。此四(2259)……踰节谓之无礼。毋德者则下怨,无(0591)……则下诤,无义则下暴,无礼则下乱。四(0895)……立,谓之无道,而国不(0811)……
在上面所引用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子所说的“人道”,是通行于天下的所有人都应该遵守的社会秩序和伦理规范。简文中有“道之于人,(无所不宜也)”,[㈨]可以有多个层次的含义,它可以是指“帝王之道”,也就是我们前面论述的王道,也可以是指一般民众的生活规则。对于一般民众来说,它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表现。由于竹简《文子》内容残缺比较严重,我们在其中可以见到的,只有师徒之道[㈩]、君子之道等少数情况。师徒之道关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君子之道则是强调个人修养。竹简《文子》云:
[]子[自爱也,]小人自气也。(2322)故天[孰]不乐,则天下(2353)……,是以圣人周徵谁举过(2359)……人喜,故者毋毋[行],[过]喜则[](2366)……
上面这段文字,是今本《文子》所没有的。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文子的眼里,作为社会上的人,就应该加强自身的修养,即“自爱”。要善于发现自己的弱点,要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这样才能成为君子[11]、圣人,否则就可能成为小人。在这些话中,文子也提到了“德”。可以说,“德”是个人修养的重要标尺。
(二)
以上,笔者简单论述了竹简《文子》中的“道”,其中也涉及到了“德”。“德”是竹简《文子》中的另外一个重要概念。根据笔者的粗略统计,在竹简《文子》中一共有31个句子中出现了34个“德”字,其中“道”、“德”连用者即“道德”作为一个词组出现者也有7处。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德”在文子思想中的地位。
王道思想是竹简《文子》的核心,但是文子的王道思想的实行却始终离不开一个“德”字。竹简《文子》云:
毋德者则下怨,无(0591)……则下诤,无义则下暴,无礼则下乱。四(08950960)……立,谓之无道,而国不(0811)……[12]
从上面所引用的简文来看,文子似乎认为推行王道要具备以上四个方面的条件,“德”只是其中之一,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德”在文子思想中所处的地位就远远比不上“道”了。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我们前面在探讨推行王道的方法的时候就已经说过,“德”是君主推行王道的行为标准,是法天道的具体体现。.上面所引简文中行王道的其它三个方面的条件,实际上是文子德政思想的延伸。[13]
文子所说的“德”,究竟该如何定义,由于简文的残缺,我们已经无法探究其深浅。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竹简中的平王曾经向文子请教过这个问题,文子也对他进行了回答。[14]而且,文子对“德”是非常重视的,这从我们前面所论述的“王道唯德”就可见一斑。除了王道需要以“德”作为基本准则以外,“德”与天道也有很密切的关系。竹简《文子》云:
[天道,德之行]也,自天地分畔至今,未(2216)……积之乃能适之,此言多积之谓也。尧(2249)……
在这句话中,理解“行”字是关键。《说文》云:“行,人之步趋也。”这是解释其本义。窃以为,在这里“行”字应该是指行为的标准或依据。[15]则在文子看来,“德”就是以天道为指导的,而且自从有了人类社会,“德”就一直和天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积之乃能适之”,“德”的出现和发展是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二者具有统一性。竹简《文子》在下面的论述中更是明白地表现出这一思想。
观之古之天子以[下,至于王侯,无]……(2376)欲自活也,其活各有簿(薄)厚,人生亦有贤……(0877)使桀纣修道德,汤[武唯(虽)贤,毋所建。](2252)……以相生养,所以(2213)相畜长也,相……(2206)
这段简文一个很明显的主题就是给道与德的关系进行了定位。文子以为,道与德之间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道是德的理论依据,德是道的表现形式,二者互为表里,又有所分工。竹简《文子》又云:
[子曰:“道产之,德畜之,道有博](0722)……[无为信,不足以其心,故胃(谓)](0735)……[者,得失之胃(谓)也,故斯人得失者,](0984)……
上文中的“之”究竟指代什么,现在已经难以考证,但是这并不影响在这里所讨论的道与德的关系。从“道产之、德畜之”就可以看出,道和德确实在某些方面存在分工。道是其产生的根源,德是其存在与发展的基础,二者之间是一种源与流的关系。
由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在竹简《文子》中,道与德是一种很和谐的共存关系,二者互相补充、各司其责,不可偏废。因此,作为社会上的人,不管是统治阶层还是平民百姓,都应该在遵从道的同时注意修德。由于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同,就有了不同的修德方法,也就相应地产生了不同的效果。竹简《文子》云:
[修德非一]听,故以耳听[者,学在]皮肤;以心听(2482)……学在肌月(肉);以听者,(0756)……[不深者知不远,而不能尽其功,不能](2500)……
上面的简文在今本《文子·道德》中有对应的文字:
文子[平王]问道,老子[文子]曰:学问不精,听道不深。凡听者,将以达智也,将以成行也,将以致功名也,不精不明,不深不达。故上学以神听,中学以心听,下学以耳听;以耳听者,学在皮肤,以心听者,学在肌肉,以神听者,学在骨髓。故听之不深,即知之不明,即不能尽其精,不能尽其精,即行之不成。凡听之理,虚心清静,损气无盛,无思无虑,目无妄视,耳无苟听,专精积稸,内意盈并,既以得之,必固守之,必长久之。
在文子看来,要修德,就要听道。而听道的方法的不同就决定了效果的差异,也就决定了修德层次的差别。以耳听(机械地听)只能学到道的外在的皮毛,用心听(会思考)者可以学到道的比较深层次的含义,而听道的最高境界则是用神听,可以把自己放到具体的社会环境当中体会出道的最深层次的内涵和存在价值。[16]由于每个具体的人的学习态度的不同,对道的理解上有差异,也就产生了修德效果的差别。
在上面所引用的两段文字中,从表面上看,竹简《文子》说的是修德的方法,而今本《文子》则是大谈听道的方法,二者似乎是两回事;但是考虑到道与德的紧密关系,尽管今本《文子》比竹简本有所变化,其基本意义和阐述目的还是统一的。[17]
(三)
我们都知道,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都认为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儒家和道家一直是对立的两个学派,儒家和道家的思想观点和主要主张都有本质的区别。但是自从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楚墓竹简出土以来,人们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郭店竹简本《老子》中所体现出来的思想与今本、帛书本都有一些明显的差异,而与儒家所提倡的一些思想观点基本接近。再者,郭店竹简中不仅有道家的《老子》和《太一生水》,更多的是一些不很常见的儒家典籍如《缁衣》、《穷达以时》、《忠信之道》、《性自命出》等。[18]上面所说的这些情况,使得我们可以重新认识早期的儒家和道家——儒家和道家虽然是两个不同的学派,具有各自的思想体系,但是他们也是有相同或者相通的地方的。可以说,儒家和道家是具有共同的渊源、在后来的发展中又发生了分野的、既有相同思想观点又有不同主张的两个学派。[19]而把这两个学派联系在一起的,就是“德”。[20]
“德”是一个具有特殊性内涵的概念,它的产生应该可以追溯到氏族社会时代,起初是划分氏族的一种特殊标准,为全体氏族成员所共有。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德”成为上层统治者所特有的行为规范,但是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结构的变化,“德”也逐渐从上层向下转移,打破了君主垄断的局面,具有了更加普遍的意义,成为大众的一般行为规范。[21]
在郭店楚墓竹简中,说明早期儒家和道家思想并非水火不容的最重要的一个证据,在于对竹简中“绝智弃辩”和“绝伪弃诈”的理解。学者们一般认为,这是竹简本《老子》与今本、帛书本《老子》的一个重要区别,改变了以前学术界对儒家和道家道德价值伦理观念的认识,它证明早期的道家与儒家思想是互补互济的。[22]但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这样认为。1998年5月美国达慕思大学主办的一次郭店楚简《老子》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裘锡圭先生和高明先生曾经就这个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高明先生以为竹简本的“绝伪弃诈”和帛书的“绝仁弃义”并没有什么区别。“伪”和“诈”可以通假为“仁”和“义”。而裘锡圭先生反对滥用通假来处理问题。陈鼓应先生也对这个区别非常重视,认为由此可以看出儒家和道家思想并非不可调和。[23]另外,李存山先生也在《从郭店楚简看早期儒道关系》一文中,提出对道家早期思想的反儒性质应该重新估定,在竹简其它篇章中也可以看到“儒道相谋”的迹象。[24]与对郭店楚简讨论的热火朝天相比,竹简《文子》的出土虽然很早,大家却都没有考虑到其中是不是也有可以证明“儒道相谋”的文字。竹简《文子》虽然残缺不全,但通过上面对于道与德关系的论述,也可以隐约看出这一点。在竹简《文子》的“四经”中,除了德以外,还有仁、义、礼。这与儒家思想的基本主张也是一致的,从而就为早期儒家与道家的共存互补关系提供了又一个有力的佐证。
[㈠]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载《学衡》第45期,1925年。
[㈡]此处数字为竹简编号,下同。竹简《文子》释文,请参见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简整理小组:《定州西汉中山怀王墓竹简〈文子〉释文》,《文物》,1995年第12期。
[㈢]根据语意推测,应为“同”字。
[㈣]根据上下文意思和今本,必字当为衍文。
[㈤]2462号简文作“不诤得识”,今本《文子·道德》篇作“不争而得”,似乎都不完整。案:《说文》:“诤,止也。”《辞源》解释为“直言规劝,止人之失。”刘向《说苑》云:“有能进言于君,用则留之,不用则去之,谓之谏;用则可生,不用则死,谓之诤。”今本《文子》写作“争”,意为争论、争辨。与竹简本大体意思相符合。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大国有道,那么它们可以获得小国的支持;如果小国有道,那么它们也不用通过嘴上功夫来获得其他国家以及民众的支持。
[㈥]0569号简文又有“有道之君,天举之,地勉之,鬼神辅(之)”之句。
[㈦]0916号简文有“江海以此为百谷王,故能久长功”之句,今本《文子·自然》篇有“江海近于道,故能长久与田地相保”之句,意义相近。按此为引《老子》语。郭店楚简《老子》有“江海所以为百谷王,以其能为百谷王”;帛书《老子》甲乙本以及王弼本都与此接近。
[㈧]根据竹简整理者的说明,此处的“”为原竹简中腰有缀丝线纹者。今依照原样不做变动,下同。
[㈨]简文中只剩下“道之于人”半句,后半句“无所不宜也”系根据今本所加。
[㈩]1198简文:可[以无罪矣。请问师徒之道。]
[11]2322号简文“子”字之前,应该有一“君”字。
[12]今本《文子》中有相应的话:君子无德则下怨,无仁则下争,无义则下暴,无礼则下乱。四经不立,谓之无道。无道不亡者,未之有也。
[13]已经有学者对这个问题做过论述,认为“德”是四者的基础。参见丁原植《就竹简资料看〈文子〉与解〈老〉传承》,载《道家文化研究》第17辑,三联书店1999年。另外丁先生的《关于定州竹简〈文子〉的初步探索》中也涉及到了这个问题,载《哲学与文化》1996年第9期。
[14]竹简简文有平王与文子的对话:[何]可谓德?”文子曰:“不然,夫[教]人(2389)……世必无患害。”平王曰:“[请问其道。](0815)……
[15]“行”字有三种读音:户庚切、胡郎切和下更切。笔者以为此处应该是第三种,声调是去声。可参见《辞源》1997年合订本第1522页。
[16]丁原植先生对听道的三种方法也做过解释。他以为,“耳听”是透过感官的听闻而有所知晓,“心听”是透过心灵的体会而有所契合,“耳”与“心”是人的官能,这样的听是以人为主体的理解。“神听”是一种自然的唤回,即排除认为的意识而回归于自然运化的整体。这也就是说的听道与修德的层次性。参见《〈文子〉思想的哲学基本结构》,载《哲学与文化》1996年第8期。
[17]李缙云先生曾经撰写文章以为,竹简与今本《文子》中“修德”与“听道”的区别是很明显的。听道的目的是达智、成行和致功名,这是对一般学道的人而言,其境界是比较低的。竹简本虽然残缺,但仍然可以看出其目的在于修德,其境界显然要比达智、成行、致功名要高出一个层次。参见《〈文子·道德篇〉竹简本、传世本的比较研究》,载《哲学与文化》1996年第8期。
[18]郭店楚墓竹简的具体释文,请参看湖北荆门博物馆编辑的《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
[19]关于这个问题,已经有学者做过论述。可参见郭沂《从郭店楚简看先秦哲学发展脉络》,《光明日报》1999年4月23日。
[20]对于儒家和道家来说,“德”都是其学说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是统治者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原则。但二者也有区别。道家之“德”注重人自身的修养,强调个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相比较而言,儒家之“德”则更侧重于上层社会的作用,重视统治阶层的行动、策略。由此我们也可以深刻领会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周易·系辞下传》)或者“同源而异流”的含义了。
[21]关于“德”的产生与发展,巴新生先生有非常精辟的论述,参见《试论先秦“德”的起源与流变》,载《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
[22]参见张立文《论简本〈老子〉与儒家思想的互补互济》,载《道家文化研究》第17辑,三联书店,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