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基本规律篇1
一、中医学的哲学基础
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即哲学基础问题，是近代以来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进行西化式的疏解，所以，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因此，应当认为这些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研究中的自在的哲学反思的结果，因为任何文化形式的历史和逻辑的过程只能形成于其文化母体的自在性，而不可能是以任何外来文化所可能进行的解释。西方当代的分析哲学和解释学表明，因为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所限定，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困难重重，并且认为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所以，其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既然如此，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和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以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是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其中国哲学自在的形式与这些“基本规律”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绝然不同的形式，而且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思维方式的统一⑴。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只能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中国文化的形式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的结果。而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也只能在其文化母体中寻求。那么，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的?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
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的认识论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反思，发现在中国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最成熟的知识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要把《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的形式，而这也是研究中国哲学的首要的工作。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⑵，形而中论的哲学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对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是哲学反思的重要工作。
因此，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的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有清一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哲学形式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古代学者一样，这一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外化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转贴于
我们已经把中国哲学暨《易经》中的哲学模式以形而中论的原理进行概括和反思，由于在中医学中主要体现出医学的目的和方法论的统一──“保性命者，医道也”，所以，对应和中是中医学中主要的思维方式和哲学方法论。以对应和中的规律进行对中医学的反思，其表明，在这一方法论的作用下产生的中医学哲学的主要规律是: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下面对这三大规律进行具体的论述。
二、中医学的哲学基本规律
就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而言，对应和中者，人对应天地而和于中者也。因此，于道、器论之，人是形而中之存在。而人体中之中者，以藏象论之，脾胃也，以五行论之，中土也。以三焦论之，中焦也。而和于中者，人体健康之象也，而离偏于中者，疾病之所出矣！辨证施治者何以谓之?辨证者，由症对应于阴阳、五行、三焦者也;施治者，和于中者也;和者，由治而达者;中者，阴阳、五行、三焦之中者也;和也者，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者也。
“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岁十二节，皆生五，其气三，数犯此者，则邪气伤人，此寿命之本也”（《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于主体性而言，阴阳对应和于中者也，阴阳对应者，时空对应之机也，人的形而中者也。所以，于人而言，“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一阴一阳者，天地之道;一开一和者，动静之机。”（吴谦:《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以上的论述在基本的意义上阐明了中医学的哲学基础。
所以，如果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偏阴偏阳之谓疾。”（张元素《医学启源·卷之中·十、内经主治备要》）从而使之阴阳对应成为哲学本体论的依据，那么，我认为“阴阳和中之谓医”。阴阳和中者，医之大用也。“气血之根皆在下，培养在中，发用在上。”（郑寿全:《医理真传·卷三·问病人干咳周身痒者何故》）。“培养在中”者，“黄中通理”者是也。“人之元气，根基于肾，萌牙于肝，培养于脾，积贮于胸中为大气，以斡旋全身。”（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第四卷·治气学郁滞肢体疼痛方·培脾舒肝汤》）“培养在中”“培养于脾”，中之用也。所以，“凡人中气充足，则署邪不能相犯;署气入侵，皆气虚招之也。”（陈士铎《辨证录·卷八·内伤门》）。所以，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者，阴阳、五行与三焦辩证而使之和于中者也。和于中者，后天而言，和于脾胃者也，先天而言，和于肾者也，和于脾胃者，血之用也，和于肾者也，气之用也。所以，后天而言，“人以胃气为本。”（李杲《脾胃论·卷中·饮食劳倦所伤始为热中论》）。对中土的认识，历代医家都有深刻的认识:“脾为土脏，主乎运水，全身水道，赖脾为通调。”（吴克潜:《大众医药·第二十四章·卫生门·健康要览》），“胃者，水谷气血之海也”（《灵枢经·玉版第六十》），“脾胃为血气阴阳之根蒂”（沈金鳌《妇科玉尺·卷五·崩漏》），“胃者十二经之源，水谷之海也，平则万化安，病则万化危。”（李杲《脾胃论·卷下·脾胃虚则九窍不通论》），“胃受司受纳，脾司运化，一纳一运，化生精气，津液上升，糟粕下降，斯无病矣。”（王纶:《明医杂著·卷一·枳术丸论》）。以哲学思维论中土者，以章虚谷为要，他说:“土本先天太极之廓，为后天万物之母，故通贯四气而主于中也……夫太极为。五行之廓者，生物之道也;土为太极之廓者，成物之道也。以五行该有形，则太极为五行之廓矣。以有形该无形，则土为太极之廓矣。理气有回环，故生成有顺逆耳。……良以阴阳虽判而太极之体即具阴阳之中，四象虽分而太极之体即具四象之内。所以加土称五行者，以表土中即太极之体所在也。是故五行相生循环无间者，以太极浑然之气流行乎中也。浑然之气无形而土居四象之中，通贯四气以显太极之用，故其成物则土为太极之廓而浑然之气即寓于中矣。”（章虚谷:《医门棒喝·太极五行发挥》）。
关于中医学的哲学基本规律，以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的概括，使之辨证施治成之所为也，是为中医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规律也。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是以《周易》的思维方式为基础的，因此，医易相通者，哲学思维的统一性也。
三、中医学的发展方向
由上可知，医易相通是在哲学思维中的统一，因此，作为中医学的文化形式而言，其本质性与中国文化的形式及本质性是统一的。所以，中医学在当展方向的问题，宏观而言，其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是统一的，微观而言，是由中医学的自在的规律所决定的，而且与当代的哲学思维密切相关。
在西医学已经于当代越来越显现出其固有的不足和缺欠的同时，伴随着中国文化热的出现，中国医学的优异之处同时引起了世界医学界的重视。对其进行的哲学反思表明，从问题的发生的根本原因而言，其所要解决的问题已不仅仅是单纯的医学问题。因为从目前西方文化的模式所暴露出的问题，不仅仅表现在医学方面，其更主要的问题是在西方文化的哲学方面。应当认为，两种医学模式的优劣是在其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形成的，这些优劣还要在以后的医学和文化的进步中更加明显的表现出来。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显然已注意到中医学的优势，但是，除了中医学的医疗实践上的优势以外，笔者认为，中医学的优势表现在哲学思维上，中医学的成就是中国哲学思维所造成的。因此，正是在中国文化及哲学的统一下所生成的中医学本体论，使中医学的医学理论和实践在历史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当代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将成为人类医学继续发展的相当重要的参照系。但是，由于近代中国引进西方文化和哲学以来所造成的思维定势和对中国哲学的判定的失误，以至于造成对中医学的研究和发展形成思维方式上的误导，影响了中医学的正确发展。因此，从哲学的高度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及其在实践中的作用，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的重要的工作，也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由于中国的哲学思维与西方的哲学思维的不同，以至于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从固有的中国文化形式中重视中国哲学的本质性，即中国哲学是以怎样的本体和本体论进行哲学思辩的。尽管西方的形式化的哲学思维造就了西方文化，但是，由于中国的传统哲学不是形式化的，以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概念和范畴释解中国哲学就势必使中国哲学的本质性受到歪曲，例如，对“道”范畴的研究，以西方哲学形式所进行的疏解，已使我们看到二律悖反的结论。因此，研究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是哲学和中医学发展的重大的理论问题。例如: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个观点，即认为中国哲学是“天人合一”的，实际上这并不是哲学上的终极结论，应该反思和追问产生所谓“天人合一”观念的本体及其这一思辨性的本体论哲学问题，以最终使中国哲学的本体和本体论形式被发现出来。
从道教医学大家孙思邈对中医学的学术性质的观点能够得到中医学本体论问题的相关启示。他认为:“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如无目夜游，动致颠损;次须熟读此方，寻思妙理，留意研究，始可于言于医道者矣。又须涉猎群书，何者?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百家，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耀天文，须探微，若能具而学之，则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孙思邈:《备急千斤要方》）。由时空对应的本体论和阴阳对应和中的中国哲学可知，“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一》）、《周易·系辞》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上述的这些论述都说明了中医学本身即是关于“道”的学问，只有把握了“道”的哲学思辩，才能具体把握中医学，但由于自在的思维方式所决定，中国哲学在历史上并没有象西方哲学那样从西方文化中形成形式化的哲学，因此，“道”就不可能在形式化的思维中把握，而只能在存在的整体性上把握，因此，一个有贡献的中医学者，必须象孙思邈所论述的那样，非达到群书博览，涉猎百科而得“道”莫属。因此，举凡历史上的名医，无一不是对“道”有深刻的体认的得“道”者，从而使其“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而在完成对中国的文化外化为哲学之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也将以自为的思维方式指导中医学的研究，中国哲学的自为的形式将对中医学的发展带来根本的正本清源和本质性的进步。⑶
由于西方文化从近代开始的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的滥觞，在当代完成对中国哲学“道”本体论的发掘，以建构中国哲学的独立形式，尽管无论对中医学或中国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然而，就目前的中国哲学的研究的状况而言，却显的任重而道远。因此，就中医学界而言，应当重点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问题，使人的存在本质与存在本体统一，这将是中医学今后的发展方向。具体而言，中医学应在“道”本体论的思辩形式中，完成对人的生命的本质性的认识，在确立可操作的形式中，使人类的生存达到其应达到的境地。
以本文所论证的中医哲学的基本规律表明，中医学的哲学是与中国的文化和哲学统一的，而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自在的和独立的系统，是以人的形而中存在的本体论下所作出的概括，因此，人的存在方式应与其形而中的本质性统一。所以，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不同于西方文化和哲学的文化形式，历史和逻辑均表明，中医学的发展与其中国的文化和哲学一样有其自在的理路和规律。由此可知，中医学在当代的发展将取决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应当认为，中医学的发展是与中国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的。发现和顺应中国哲学的规律，以人的存在的形而中的本质性与时空层次的对应统一，使中医学的形式在与人的存在的必然性上统一，这将是中国的文化和哲学及中医学在今后的发展进路并将以此实现社会和人类的本体论意义上的自在的存在形式。
注释
⑴关于中西哲学的统一性问题，是建立人类哲学的必然性工作，但这只能是在发现了人类共同的哲学基础之后才能完成的工作，任何外在的以形式化的努力并以此形式上的归类的方法，不但违背了形式逻辑的乖诘囊孕问交呐Σ⒁源诵问缴系墓槔嗟姆椒?不但违背了形式逻辑的购捅咎迓劢姓苎急绲摹＞芪鞣降男问交恼苎嘉炀土宋鞣轿幕?但是，由于中国的传统哲学不是形式化的，以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概念和范畴释解中国哲学就势必使中国哲学的本质性受到歪曲，例如，对“道”范畴的研究，以西方哲学形式所进行的疏解，已使我们看到二律悖反的结论。因此，研究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是哲学和中医学发展的重大的理论问题。例如: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个观点，即认为中国哲学是“天人合一”的，实际上这并不是哲学上的终极结论，应该反思和追问产生所谓“天人合一”观念的本体及其这一思辨性的本体论哲学问题，以最终使中国哲学的本体和本体论形式被发现出来。
从道教医学大家孙思邈对中医学的学术性质的观点能够得到中医学本体论问题的相关启示。他认为:“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如无目夜游，动致颠损;次须熟读此方，寻思妙理，留意研究，始可于言于医道者矣。又须涉猎群书，何者?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百家，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耀天文，须探微，若能具而学之，则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孙思邈:《备急千斤要方》）。由时空对应的本体论和阴阳对应和中的中国哲学可知，“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一》）、《周易·系辞》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上述的这些论述都说明了中医学本身即是关于“道”的学问，只有把握了“道”的哲学思辩，才能具体把握中医学，但由于自在的思维方式所决定，中国哲学在历史上并没有象西方哲学那样从西方文化中形成形式化的哲学，因此，“道”就不可能在形式化的思维中把握，而只能在存在的整体性上把握，因此，一个有贡献的中医学者，必须象孙思邈所论述的那样，非达到群书博览，涉猎百科而得“道”莫属。因此，举凡历史上的名医，无一不是对“道”有深刻的体认的得“道”者，从而使其“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而在完成对中国的文化外化为哲学之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也将以自为的思维方式指导中医学的研究，中国哲学的自为的形式将对中医学的发展带来根本的正本清源和本质性的进步。⑶
由于西方文化从近代开始的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的滥觞，在当代完成对中国哲学“道”本体论的发掘，以建构中国哲学的独立形式，尽管无论对中医学或中国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然而，就目前的中国哲学的研究的状况而言，却显的任重而道远。因此，就中医学界而言，应当重点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问题，使人的存在本质与存在本体统一，这将是中医学今后的发展方向。具体而言，中医学应在“道”本体论的思辩形式中，完成对人的生命的本质性的认识，在确立可操作的形式中，使人类的生存达到其应达到的境地。
以本文所论证的中医哲学的基本规律表明，中医学的哲学是与中国的文化和哲学统一的，而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自在的和独立的系统，是以人的形而中存在的本体论下所作出的概括，因此，人的存在方式应与其形而中的本质性统一。所以，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不同于西方文化和哲学的文化形式，历史和逻辑均表明，中医学的发展与其中国的文化和哲学一样有其自在的理路和规律。由此可知，中医学在当代的发展将取决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应当认为，中医学的发展是与中国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的。发现和顺应中国哲学的规律，以人的存在的形而中的本质性与时空层次的对应统一，使中医学的形式在与人的存在的必然性上统一，这将是中国的文化和哲学及中医学在今后的发展进路并将以此实现社会和人类的本体论意义上的自在的存在形式。
注释
⑴关于中西哲学的统一性问题，是建立人类哲学的必然性工作，但这只能是在发现了人类共同的哲学基础之后才能完成的工作，任何外在的以形式化的努力并以此形式上的归类的方法，不但ケ沉诵问铰呒墓媛桑ㄐ问郊安问降穆呒肼呒安呒男问绞峭骋坏模?而且不可能从形式到逻辑进行不同文化形式的整合，正如英语和汉语不可能实现在形式到逻辑的统一一样。人类文化的统一首先要求哲学的统一。笔者的研究表明，人类的文化形式和哲学思维只有在完成时空的形式和方式的还原以后，才有可能完成，这是笔者的“时空统一论”哲学体系所力图完成的工作。
哲学基本规律篇2
[论文关键词]法学思维思想政治教育重要性
政法不分家，自古以来，法学和哲学、政治学的发展从来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哲学学说的变化会使法学的方法论和价值观产生变化。从事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人不但要求有哲学的高度性、抽象性来统观全局，把握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而且要求守法、懂法，运用法律来为民众生活、生存的合理、正义、公平的理念提供秩序。这就需要对从事和学习这一工作的人具有丰富的抽象性、深邃的独特性、清晰的缜密的整体性和内在的逻辑的系统性的思维。哲学思维和法律的运用性和实践性结合起来，既有哲学思维的抽象性、深邃性，又有法律的具体性、运用性结合在一起的特点，它对当下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学科建设乃至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就业开展相应工作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法律思维和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属于法学门类，马克思主义理论类。它的研究对象是人，它研究人的思想品德的形成、发展、变化的规律，以及向人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我国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并借鉴吸取政治学、教育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本学科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是一门综合性的应用学科。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主要培养了解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受到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技能与方法的基本训练，掌握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能力，能在党政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从事思想政治工作，在中等专业以上学校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教学、科研的高级专门人才。
法律思维是思维的一种形式，是指生活于法律制度架构之下的人们对于法律的认识态度，以及从法律的立场出发，人们思考和认识社会的方式，还包括在这一过程中，人们运用法律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从深层次看，法律思维始终为维护法治而存在，有学者将法律思维概括为：通过程序进行思考；注重缜密的逻辑，谨慎地对待情感因素；只追求程序中的真，不同于科学中的求真；判断结论总是确定的，不同于政治思维的权衡等。虽然法律思维过程难免有非理性因素，但从其总体要求和规定性来看属于理性思维。
法律思维的目的是探索事物的法律意义。养成法律思维的习惯，需要实践的磨练。法律思维不仅仅对法律人有意义，普通人学会法律思维，也会大有裨益。
二、法律思维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重要性
（一）思想政治学科中法学思维
哲学是思想政治教育这门学科的理论基础。首先，哲学为思想政治教育奠定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理论基础。哲学是人与世界关系的总体性理论反映，它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反映世界的本质，论证人在世界中的位置，揭示人与世界的复杂多样关系。对人的本质、人生价值、人生目的、人生意义等至关重要的人生问题予以审视、反思和预见，为人们的思想意识奠定理论基石。思想政治教育是塑造人的灵魂的活动，思想政治教育要以哲学为支撑，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而引导人们正确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创造理想世界。
法律思维蕴含规则性、程序性、平衡性、基准性的特有知识、价值和方法。相对于其他思维形式，哲学思维显现出丰富的抽象性、深邃的独特性、清晰的缜密的整体性和内在的逻辑的系统性。”
在思想政治工作中，不仅要从哲学的抽象性、全局性来考虑问题，还要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运用规则、讲究程序、重视证据、建立明确责、权、利的制度，将哲学抽象性和整体性、系统性和法学的具体性、规则性、适用性结合起来。
（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法律思维
法学不同于哲学的一个特征，就是前者比后者更具有强烈的适用性。因此，强调法学理论要经世致用，不要变成玄之又玄的经院哲学。著名法学家伯尔曼说过：“法律需要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再好的法律，若不服务于实践，就是一张废纸。所以，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从事思想教育工作的人，不仅需要严谨的逻辑思想能力，抽象的哲学思维，也需要法治的理念，以权利义务的角度作为思考问题的基本逻辑线索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如思政专业的学生将来从事中学教育，这就要求教师有一定的法学知识来管理学生。如学生在学校的地位是什么？学生和学校是什么关系？学生在学校享有哪些权利？学生又该承担哪些义务？学生在校期间，发生意外情况该如何处理？有的家长以为把子女送到学校，就把监护人该承担的义务转嫁给学校。一旦学生在学校出了事情，部分家长不管青红皂白，就纠集其亲朋好友到学校大吵大闹。学校为了息事宁人，绝大多数学校的做法往往选择私了，不懂得运用法律来维护学校的权利，往往付出高昂的代价。其实学校应该用法治的思想来治理学校。将双方的权利义务划分清楚，看学校这一方是否存在过错，该不该承担责任，承担何种责任，从法律的角度来解决问题，将学校的管理制度化、规划化。管理学校如此，企业管理，做其他思想工作亦是如此。
（三）企业工作中的法律思维
法学思维方式能够运用于教学工作中，同样，也可以在企事业单位工作产生显著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学生在毕业之后，除了从事教师这一行业外，多数在企业从事服务与管理工作。当今世界，法律知识渗透到企业管理和服务的方方面面。企业领导在做决策的时候，对企业风险程度和预期利益的估算，如何平衡企业法律风险与经营收益之间的关系；企业员工的权利与义务，工资与福利、休息和劳动时间的规定；企业与其他经营者发生业务往来，合同的签订、履行、违约责任的划分等等一系列行为，都离不开法律思维的运用。法律思维不仅可以降低企业风险，提高员工的责任意识，继而通过企业管理规范化流程，合理分配任务，建立企业内部轮廓清楚、权利义务明确、奖罚分明的制度管理体系，达到企业管理的合法性，引导企业识别管理后果，法律思维渗于现代企业管理事理逻辑，提升企业理性思维，能更好地提高企业管理科学性、决策果断性，推进企业现代化管理。
三、如何在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中加强法律思维的培养
（一）从课程设置的角度去解决问题
思政专业课程体系的安排，在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为核心，《马列原著选读》、《西方哲学史》、《宗教学》、《伦理学》、《逻辑学》、《美学》等各门哲学课程的基础上，再开设《西方哲学史》、《法学概论》、《西方法哲学史纲要》或者《法哲学》，合同法等课程。哲学课程体系既为学生提供了学习其他课程的方法论，又培养了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还锻炼了学生的思维能力，使学生整体素质得到提升。
《法学概论》是一门概要论述法学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的课程，开设《法学概论》的教学目的是普及法学知识，加强法制教育；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概要地掌握法学的一般原理，了解我国宪法及其他基本法律的主要规定，增强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并能够运用所学法律知识解决实际生活中的一般法律问题。思政专业的学生不仅要求懂得一般的法律规定，并且能够运用法律来解决实际生活中碰到的问题。在哲学思维和法学概论知识体系的架构上，培养从哲学的角度和用哲学的方法来研究和思考法学问题的思维能力，这样不仅有利于思政专业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而且还可以培养学生高层次地思考人与人或集团与集团、个人与集团之间的不公正、不公平，进而解决主体与社会整体间的公平、正义的问题。
法哲学，即法律哲学，是从哲学的角度和用哲学的方法来研究和思考法学问题的一种综合学科。它既是应用哲学（或部门哲学）的一个门类；又是理论法学的一个分科。法哲学是法学研究中的基础学科。它以两种方式实现其价值、功能：首先是对法的基本概念、法的构成模式、法的价值、法的本质、法的渊源、法与其他文化现象的关系等论题进行学理诠释，由之为部门法学者、法官、律师提供研究和判断的依据；其次是建构或设计法的世界观，为民众生活、生存的合理、正义、公平的理念提供秩序的皈依。这两种方式其实即是法哲学永久性的目标和追求。法哲学的建立必须具备关于法的高度抽象思维条件。只有具备了关于法的高度抽象思维的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条件，才能将法哲学的认识对象提高到真正的普遍形式。
（二）从教学的角度去解决问题
对于思政专业的学生，不仅要培养学生扎实的专业功底，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还要注意培养学生法律思维的训练。在教学中，一方面注重哲学思维的培养。学习和研究哲学的过程，就是培养和训练哲学思维的过程，要想培养学生的哲学思维，就必需让学生主动去学习和研究哲学。因此，需要推广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将书本上的哲学问题与我们所面临的哲学问题联系起来，为书本上的理论赋予现实的生命力，使学生产生学习的兴趣。不仅如此，教师还应该从社会实践、科技发展的热点问题引出哲学的抽象理论问题，从身边的小问题中引出哲学的大问题，拉近理论与实际之间的距离，使学生进入哲学思考的境界。另一方面，在教学中，我们要注重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运用经典案例进行案例分析，从现实生活的实际和法学理论知识融会贯通，使学生通晓法律常识，明确权利、责任、义务，运用法律基本理论、基本法条来解决具体问题。
同时，还可以改革哲学、法学课程的考试方法，把口试、笔试、课堂讨论、心得体会、社会调查报告、参加社会实践、撰写哲学、法学论文等各种不同的考试、考察形式结合起来，灵活运用。
哲学基本规律篇3
一、法律思维和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属于法学门类，马克思主义理论类。它的研究对象是人，它研究人的思想品德的形成、发展、变化的规律，以及向人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我国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并借鉴吸取政治学、教育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本学科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是一门综合性的应用学科。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主要培养了解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受到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技能与方法的基本训练，掌握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能力，能在党政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从事思想政治工作，在中等专业以上学校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教学、科研的高级专门人才。
法律思维是思维的一种形式，是指生活于法律制度架构之下的人们对于法律的认识态度，以及从法律的立场出发，人们思考和认识社会的方式，还包括在这一过程中，人们运用法律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1]从深层次看，法律思维始终为维护法治而存在，有学者将法律思维概括为：通过程序进行思考；注重缜密的逻辑，谨慎地对待情感因素；只追求程序中的真，不同于科学中的求真；判断结论总是确定的，不同于政治思维的权衡等。虽然法律思维过程难免有非理性因素，但从其总体要求和规定性来看属于理性思维。
法律思维的目的是探索事物的法律意义。养成法律思维的习惯，需要实践的磨练。法律思维不仅仅对法律人有意义，普通人学会法律思维，也会大有裨益。
二、法律思维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重要性
（一）思想政治学科中法学思维
哲学是思想政治教育这门学科的理论基础。首先，哲学为思想政治教育奠定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理论基础。哲学是人与世界关系的总体性理论反映，它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反映世界的本质，论证人在世界中的位置，揭示人与世界的复杂多样关系。对人的本质、人生价值、人生目的、人生意义等至关重要的人生问题予以审视、反思和预见，为人们的思想意识奠定理论基石。思想政治教育是塑造人的灵魂的活动，思想政治教育要以哲学为支撑，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而引导人们正确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创造理想世界。
法律思维蕴含规则性、程序性、平衡性、基准性的特有知识、价值和方法。相对于其他思维形式，哲学思维显现出丰富的抽象性、深邃的独特性、清晰的缜密的整体性和内在的逻辑的系统性。”[2]
在思想政治工作中，不仅要从哲学的抽象性、全局性来考虑问题，还要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运用规则、讲究程序、重视证据、建立明确责、权、利的制度，将哲学抽象性和整体性、系统性和法学的具体性、规则性、适用性结合起来。
（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法律思维
法学不同于哲学的一个特征，就是前者比后者更具有强烈的适用性。因此，强调法学理论要经世致用，不要变成玄之又玄的经院哲学。著名法学家伯尔曼说过：“法律需要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再好的法律，若不服务于实践，就是一张废纸。所以，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从事思想教育工作的人，不仅需要严谨的逻辑思想能力，抽象的哲学思维，也需要法治的理念，以权利义务的角度作为思考问题的基本逻辑线索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如思政专业的学生将来从事中学教育，这就要求教师有一定的法学知识来管理学生。如学生在学校的地位是什么？学生和学校是什么关系？学生在学校享有哪些权利？学生又该承担哪些义务？学生在校期间，发生意外情况该如何处理？有的家长以为把子女送到学校，就把监护人该承担的义务转嫁给学校。一旦学生在学校出了事情，部分家长不管青红皂白，就纠集其亲朋好友到学校大吵大闹。学校为了息事宁人，绝大多数学校的做法往往选择私了，不懂得运用法律来维护学校的权利，往往付出高昂的代价。其实学校应该用法治的思想来治理学校。将双方的权利义务划分清楚，看学校这一方是否存在过错，该不该承担责任，承担何种责任，从法律的角度来解决问题，将学校的管理制度化、规划化。管理学校如此，企业管理，做其他思想工作亦是如此。
（三）企业工作中的法律思维
法学思维方式能够运用于教学工作中，同样，也可以在企事业单位工作产生显著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学生在毕业之后，除了从事教师这一行业外，多数在企业从事服务与管理工作。当今世界，法律知识渗透到企业管理和服务的方方面面。企业领导在做决策的时候，对企业风险程度和预期利益的估算，如何平衡企业法律风险与经营收益之间的关系；企业员工的权利与义务，工资与福利、休息和劳动时间的规定；企业与其他经营者发生业务往来，合同的签订、履行、违约责任的划分等等一系列行为，都离不开法律思维的运用。法律思维不仅可以降低企业风险，提高员工的责任意识，继而通过企业管理规范化流程，合理分配任务，建立企业内部轮廓清楚、权利义务明确、奖罚分明的制度管理体系，达到企业管理的合法性，引导企业识别管理后果，法律思维渗于现代企业管理事理逻辑，提升企业理性思维，能更好地提高企业管理科学性、决策果断性，推进企业现代化管理。
三、如何在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中加强法律思维的培养
（一）从课程设置的角度去解决问题
思政专业课程体系的安排，在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为核心，《马列原著选读》、《西方哲学史》、《宗教学》、《伦理学》、《逻辑学》、《美学》等各门哲学课程的基础上，再开设《西方哲学史》、《法学概论》、《西方法哲学史纲要》或者《法哲学》，合同法等课程。哲学课程体系既为学生提供了学习其他课程的方法论，又培养了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还锻炼了学生的思维能力，使学生整体素质得到提升。
《法学概论》是一门概要论述法学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的课程，开设《法学概论》的教学目的是普及法学知识，加强法制教育；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概要地掌握法学的一般原理，了解我国宪法及其他基本法律的主要规定，增强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并能够运用所学法律知识解决实际生活中的一般法律问题。思政专业的学生不仅要求懂得一般的法律规定，并且能够运用法律来解决实际生活中碰到的问题。在哲学思维和法学概论知识体系的架构上，培养从哲学的角度和用哲学的方法来研究和思考法学问题的思维能力，这样不仅有利于思政专业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而且还可以培养学生高层次地思考人与人或集团与集团、个人与集团之间的不公正、不公平，进而解决主体与社会整体间的公平、正义的问题。
法哲学，即法律哲学，是从哲学的角度和用哲学的方法来研究和思考法学问题的一种综合学科。它既是应用哲学（或部门哲学）的一个门类；又是理论法学的一个分科。法哲学是法学研究中的基础学科。它以两种方式实现其价值、功能：首先是对法的基本概念、法的构成模式、法的价值、法的本质、法的渊源、法与其他文化现象的关系等论题进行学理诠释，由之为部门法学者、法官、律师提供研究和判断的依据；其次是建构或设计法的世界观，为民众生活、生存的合理、正义、公平的理念提供秩序的皈依。这两种方式其实即是法哲学永久性的目标和追求。法哲学的建立必须具备关于法的高度抽象思维条件。只有具备了关于法的高度抽象思维的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条件，才能将法哲学的认识对象提高到真正的普遍形式。
（二）从教学的角度去解决问题
对于思政专业的学生，不仅要培养学生扎实的专业功底，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还要注意培养学生法律思维的训练。在教学中，一方面注重哲学思维的培养。学习和研究哲学的过程，就是培养和训练哲学思维的过程，要想培养学生的哲学思维，就必需让学生主动去学习和研究哲学。因此，需要推广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将书本上的哲学问题与我们所面临的哲学问题联系起来，为书本上的理论赋予现实的生命力，使学生产生学习的兴趣。不仅如此，教师还应该从社会实践、科技发展的热点问题引出哲学的抽象理论问题，从身边的小问题中引出哲学的大问题，拉近理论与实际之间的距离，使学生进入哲学思考的境界。另一方面，在教学中，我们要注重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运用经典案例进行案例分析，从现实生活的实际和法学理论知识融会贯通，使学生通晓法律常识，明确权利、责任、义务，运用法律基本理论、基本法条来解决具体问题。
同时，还可以改革哲学、法学课程的考试方法，把口试、笔试、课堂讨论、心得体会、社会调查报告、参加社会实践、撰写哲学、法学论文等各种不同的考试、考察形式结合起来，灵活运用。
哲学基本规律篇4
一、无形资产发展需要学哲学
什么是哲学？“哲学”一词来自希腊文philosophia，由“爱”和“智慧”两词组成，意为“爱智慧”。艾思奇《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指出：“哲学是关于人们的世界观的学问。”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4版）指出：“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或者说，是人们世界观的理论体系。”②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人们对整个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根本观点的体系，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③可见，哲学是关于人们的世界观的学说。
学习哲学是非常重要的，2013年12月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在当今时代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依然是指导我们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④对无形资产的认识与发展，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新时代人类智慧的结晶，是认识与改造客观世界的理论指南。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形资产发展的指路明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它主要包括辩证唯物论、唯物辩证法、辩证唯物认识论和历史唯物论等内容。
人们对无形资产并不陌生，但对无形资产发展与学用哲学有什么关系并不十分清楚。有人会想：“我没有学哲学也照常处理与无形资产相关的事务，如申请企业专利、注册企业商标”，“可以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处理与无形资产相关的会计实务。”人们在日常工作中有两种工作方式：一种是跟进式的工作方式，根据无形资产的各种法规和企业制度的规定，处理日常无形资产业务与会计事务，按部就班地工作；一种是前进式的工作方式，在跟进工作的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富于创造性地提高工作效率。人们又会发问：“我不论是哪种工作方式，并没有以哲学理论指导无形资产业务活动和处理无形资产会计事务。”实际上，人们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应用哲学的基本原理来认识和处理与无形资产相关的事务。学习哲学并将哲学的基本原理自然地与其他理论相融合，用于指导无形资产实际工作，以便提高无形资产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促进无形资产事业的发展。为什么学习哲学就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呢？无形资产是一个复杂的整体，构成很复杂，有各种各样的无形资产；存在的形式很复杂，有显现的和隐密的无形资产，有法规定的无形资产和没有法规定的无形资产，有不同时限规定的无形资产；生成过程很复杂，有自制的、购入的、投资的等多种路径生成的无形资产；归属（所有）很复杂，有国家、集体和个人所拥有的无形资产，或企业、事业和其他组织所拥有的无形资产；营运很复杂，无形资产的营运有转化、贸易和投资等多种形式。
由于无形资产的复杂性，为了正确认识和发展无形资产需要学习哲学。这是因为：
（1）哲学是放大镜，观察无形资产看得全。应用哲学原理，从不同方面全面观察无形资产整体，宏观上国家无形资产，中观上国民经济的部门、地区无形资产，微观上企业事业单位无形资产。全面观察无形资产可以避免片面观察无形资产。例如：有人以为无形资产就是《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应用指南⑤所规定的“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土地使用权、特许权等”。上述对无形资产种类的规定，只是法定纳入会计核算的几种无形资产，除此之外，还有没有纳入会计核算的多种无形资产。
（2）哲学是望远镜，观察无形资产看得远。应用哲学理论，回顾以往剖析无形资产的历史发展，审视现在研究无形资产的发展，展望未来预测无形资产发展的趋势。历史地研究无形资产可以避免静止地研究无形资产。例如：有人认为，现在的企业，有的无形资产占总资产的价值还不足1%，有的还没有无形资产。这种禁止、近视地只看到企业眼前很少或没有无形资产，但从企业长远发展观察，随着企业立足创新技术的持续发展，企业无形资产将会不断得到发展，其作用也会日渐显现。
（3）哲学是潜望镜，观察无形资产看得深。应用哲学理论，从实际出发，透过形式看内容，透过现象看本质，揭示无形资产的性质、与各方面的关系和发展规律。深入地研究无形资产可以避免脱离实际、表面、形式地认识无形资产。例如：有人认为，企业的发展一看技术二看管理，与无形资产没有多大关系。对企业和管理需要从无形资产的视角，深入地分析技术形成专利权和管理形成经营秘密的水平，才能表明无形资产对企业发展的意义，对提高效益的作用，在国际市场具有竞争的能力。
（4）哲学是显微镜，观察无形资产看得细。应用哲学理论，分析无形资产系统及其构成要素、核算、营运、管理和规范等。对无形资产的精细分析可以避免无形资产构成不清、项目不明、界线模糊。例如：有人认为，科学技术是无形资产，企业文化是无形资产，创作活动是无形资产等。实际上，科学技术、企业文化和创作活动是生成无形资产的来源，不是无形资产，要划清形成无形资产的来源与形成的无形资产的界线，只有当科学技术、企业文化和创作活动的成果符合无形资产的性质（定义）时才是无形资产。
二、学用哲学认识与发展无形资产
学用哲学的任务在于认识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在无形资产领域学用哲学，其任务在于认识无形资产与发展无形资产。
（一）学用哲学认识无形资产领域
学用唯物论、辩证法和反映论，认识无形资产领域。无形资产领域是与无形资产相关的范围，这个领域有多大，与无形资产的开拓创新发展和人们对其认识相关联。学用哲学以便全面、深入地认识无形资产领域。认识无形资产领域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无形资产是客观普遍存在的。无形与资产的结合形成无形资产。各种组织拥有无形资产，各种人群也拥有无形资产。无形资产的界定，无形资产与无形财产、无形资本、无形财富等相关概念的比较，无形资产的性质及其特征，都说明无形资产是客观、普遍的存在。无形资产对象的统一性，是世界物质统一性的反映。
（2）无形资产是一个系统。客观上无形资产是由小逐渐扩大而形成的无形资产系统。无形资产既是静态系统又是动态系统。无形资产系统由各种要素构成。对无形资产要素的确认要建立鉴定机制。为正确认识无形资产要素，按照无形资产要素的不同标志分为各种类别，如无形资产按是否法定会计核算，分为法定会计核算类和不进行会计核算类。
（3）对无形资产实践的感性认识。对无形资产的认识有一个过程，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无形资产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无形资产感性认识是一个过程，其基本要素是感觉、知觉和表象。无形资产的感性认识是认识过程的初级阶段和初级形式，具有直接性、具体性、生动性、表面性等特点。无形资产感性认识有直接的自觉认识和间接的理性认识。
（4）对无形资产实践的理性认识。无形资产理性认识是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对无形资产的本质、整体和内部联系的认识。理性认识采用概念、判断和推理三种形式。从无形资产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是从感性具体到抽象规定，从抽象规定到理性具体形成无形资产理论，无形资产理论的概念、特点与功能。无形资产理论体系化形成无形资产理论体系。无形资产理论体系由各种理论要素构成。要重视无形资产基础理论。无形资产理论新增长点是交叉学科研究。适应无形资产的发展，建立《无形资产学》和《无形资产哲学》等。
（5）无形资产理论指导实践及其检验。无形资产理论具有指导功能，是行动的向导，依据无形资产正确的理论，提出各方面的理论知识，结合无形资产相关的具体规定，组织无形资产实际工作。无形资产理论是否正确需要经过检验：运用会计理论判断、法规检验会计理论；根据无形资产实践检验无形资产理论。
（6）无形资产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作用。无形资产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资源。无形资产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促进经济持续发展；扩大影响力；提高核心竞争力；增强综合实力；扩张资本（通过无形资产兼并或联合，以无形资产投资、无形资产经营，开发无形资产）；推进现代化管理；促进教育事业发展。
（二）学用哲学发展无形资产事业
学用唯物论、辩证法和历史论，发展无形资产事业。学用哲学发展无形资产事业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无形资产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从无形资产通过全部发展路径的轨迹可以看出，无形资产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无形资产发展过程表明无形资产发展的两个基本特征：无形资产内部各要素之间、无形资产与外部各方面之间是普遍联系；无形资产是永恒发展。
（2）无形资产发展的基本环节（基本范畴）。从无形资产发展过程分析，发展的基本环节（基本范畴）是：原因和结果，如知识产权的原因和结果；必然性和偶然性，如科学技术与专利权；可能性和现实性，如专有技术；内容和形式，如著作权；现象和本质，如商标权；共性和个性，如特许权、土地使用权和商誉。
（3）无形资产发展的规律。从无形资产发展过程分析，发展规律主要是：对立统一规律，如生产发展需要新技术的专利权；质量互变化规律，如知识积累的著作权；否定之否定规律，如企业发展需要拥有不断完美的商标权。
（4）无形资产的历史发展。无形资产发展的外部条件是无形资产所处的环境，在一定客观环境下才产生无形资产。全球化推动无形资产发展，中国加入wto对无形资产发展的影响，知识经济对无形资产发展的影响。如我国无形资产60年的演进，表明新中国成立后无形资产发展的历史。
（5）无形资产发展的动因。推动无形资产发展的主要动因是科学技术。科学是认识客观世界的知识体系，技术是改造客观世界的手段，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相应推动无形资产的发展；文化培育，企业文化是培养企业自创无形资产使其生成的源泉；历史传承，传授和继承前人的无形资产；开拓创新，以创新的精神、思维和方法，开拓创新无形资产。无形资产的发展要以人为本，培养综合性的具有创新能力的从事无形资产事业的人才。
（6）形资产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要求无形资产系统各要素全面发展，无形资产系统发展与无形资产环境协调发展，以知识产权为核心、以学科交叉为模式、以创新为动力持续发展，促进无形资产事业的全面发展。
以上在无形资产领域学用哲学的实践是建立无形资产哲学的客观基础。
三、提高学用哲学成效需要建立《无形资产哲学》
（一）无形资产哲学的形成
在无形资产领域学用哲学的实践基础上建立无形资产哲学。无形资产哲学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结合无形资产理论，研究无形资产的性质和一般规律的应用哲学。无形资产哲学是无形资产人员的一种无形资产世界观，是无形资产人员对无形资产领域总的、最根本的看法。所以，无形资产人员需要有无形资产哲学视野，用无形资产哲学去认识无形资产领域。
无形资产学用哲学，是指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并用于无形资产事业实践的过程。这对从事无形资产事业的人员来说有两种情况：一是在学校专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现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中的哲学理论），并将其有意识、自觉地应用在无形资产事业的实践中；二是在学校和实际工作中，不是系统而是部分地从其他专业教材和文献资料中学习与之相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或哲学思想，并将其无意识地随工作应用在无形资产事业的实践中。
在无形资产事业中学用哲学是广泛的、普遍的，如在无形资产会计核算、无形资产审计、无形资产统计、无形资产评估、无形资产市场、无形资产融资、无形资产法制建设、无形资产教育、无形资产学科建设、无形资产研究和无形资产管理中，都有学用哲学的实践。在无形资产事业发展过程中大量的学用哲学的实践，是建立《无形资产哲学》的客观基础。
无形资产实践是行为主体依据无形资产规范的规定和要求，结合一定理论的判断，处理无形资产事务的多样性的综合过程：从不同视角对其分析，可以说是依法处理无形资产事务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依据无形资产理论处理无形资产事务的过程；或依据哲学基本原理处理无形资产事务的过程等。为了正确地学用哲学基本原理，需要从哲学的视角分析无形资产实践，在对其感性认识的基础上，上升为理论认识，进而建立《无形资产哲学》。
建立《无形资产哲学》是一个过程，需要经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建立无形资产理论体系，已出版的各种类型的《无形资产学》、《无形资产概论》等，表明无形资产理论体系已初步建立，当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第二个阶段是在无形资产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建立《无形资产哲学》，这个阶段现在只是提出探讨，还需要大力推进，将无形资产理论与哲学原理相融合，然后将其理论体系化，形成《无形资产哲学》。
（二）无形资产哲学的功能
《无形资产哲学》是一门介于哲学与无形资产学之间的边缘学科。无形资产哲学是无形资产学与哲学的结合，这种结合是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有机结合。无形资产哲学是“哲学”与“无形资产学”的中介，对于哲学是应用关系，即应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无形资产原理和无形资产历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无形资产学的应用是全面的，既指导无形资产理论的研究，又指导无形资产方法的研究。无形资产哲学对于无形资产学是指导关系，应用无形资产哲学的基本理论指导无形资产理论研究。在未形成无形资产哲学之前，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研究无形资产学，在形成无形资产哲学之后，既可以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又可以依据无形资产哲学去指导研究无形资产学和无形资产实践。可见，无形资产哲学是属于哲学在无形资产领域应用的一门应用科学。
《无形资产哲学》处于哲学与无形资产学（无形资产实践）之间的中介地位，发挥着如同哲学功能的中介功能，促进无形资产事业的发展。这种关系如图1。
由于《无形资产哲学》具有中介作用，《无形资产哲学》具有以下功能：（1）认识功能，依据无形资产哲学认识客观无形资产事物。无形资产哲学理论是理性认识的理论形态。其认识功能表现在：解释无形资产理论上的各种争论，用无形资产哲学理论解释、评价、判断各种无形资产理论问题的争论，分析其在认识上的理论与方法的原因，以寻求正确的认识；揭示无形资产事物内在的各种关系，运用无形资产哲学理论，揭示某些无形资产事物内在的关系；认识无形资产事物发展的规律性，以一定的无形资产哲学理论，通过无形资产实践活动，去认识无形资产事物的本质、现象、特征、联系、运动和发展变化过程及其规律；预测未来的变化，依据无形资产哲学理论，根据在一定环境条件下客观事物之间的必然联系和必然发展趋势，从已知无形资产事物出发，考虑未来期间各种因素的可能变化，逻辑地推论未来期间无形资产事物可能出现的情况、特征、关系和发展趋势等，在未来时期无形资产理论建设的状况和水平。（2）指导功能，依据无形资产哲学理论指导无形资产实际工作。哲学不只是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通过实践活动，以改变世界。理论是行动的向导，在一定理论指导下，依据无形资产哲学理论具有的特征而提出的各方面理论，组织无形资产实际工作。对无形资产工作的指导主要有：指导无形资产工作，运用无形资产哲学基本理论，建立与健全无形资产组织体系，组织无形资产管理与核算，积极发挥无形资产职能作用，促进企业不断提高经济效益；指导无形资产改革，运用无形资产哲学基本理论，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改革无形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无形资产核算和无形资产管理体系，发展无形资产市场，建立管理型无形资产模式，使无形资产促进经济的发展；指导无形资产研究，运用无形资产哲学基本理论，研究经济管理对无形资产发展的影响，研究科技进步对无形资产发展的影响，研究其他科学的发展对无形资产发展的影响等。（3）教育功能，运用无形资产哲学理论进行无形资产教育。面向学校和社会，普及无形资产知识，说明无形资产是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在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等方面有着重大作用，以便提高人们对无形资产的认识，维护知识产权，加强对无形资产的核算和管理。
（三）建立《无形资产哲学》是现实的需要
在学用哲学的基础上为什么还需要建立《无形资产哲学》？有人会提出，直接学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汁原味”要更好。在学用哲学的基础上建立《无形资产哲学》是提高学用哲学成效性的客观现实的需要。哲学是人民大众的哲学，希望人民大众都能在实际工作中活学活用哲学，实现这种愿望的方式之一，是将哲学的基本原理与专业（职业）相结合形成专业的应用哲学并借以学用哲学，更有利于提高学用哲学的成效。这是因为，将无形资产学用哲学的实践，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经过梳理、总结、抽象，上升到理性认识并体系化为无形资产哲学，成为学用哲学的理论指南，起到在无形资产领域学用哲学用于认识和发展无形资产的范式。学用无形资产哲学范式，是在无形资产领域大家学用哲学必须遵循的公认的模式或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这样，学用哲学建立《无形资产哲学》的必要性是：（1）依据无形资产哲学范式学用哲学，具有时效性，可以加速在无形资产领域学用哲学，更好地发挥作用；（2）学用哲学联系无形资产实际，具有针对性，有利于全面认识无形资产的性质和一般规律，促进无形资产全面、协调和持续地发展；（3）将哲学理论语言转化为无形资产专业哲学理论语言具有群众性，通俗易懂，便于普及哲学知识，提高无形资产人员的理论水平、思想水平和增强综合素质。
四、建立《无形资产哲学》框架
（一）无形资产哲学的对象
无形资产哲学对象的确定不是人们主观的臆断，而是根据研究无形资产的实际内容来确定。无形资产哲学的研究对象是无形资产运动一般规律。它的研究领域，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研究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想的宏大领域，而仅限于无形资产领域；其所研究的对象是无形资产运动一般规律，不是无形资产全部的各种具体规律，而是在无形资产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从世界观方面，对各种无形资产运动具体规律，从认识路线和认识方法进行科学的抽象，研究无形资产运动的一般规律。无形资产运动一般规律，表现为无形资产人员对无形资产领域的一些根本认识观点或基本看法。也可以说，无形资产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从世界观方面，研究无形资产领域表现为特殊矛盾的无形资产运动一般规律，如无形资产生成规律、无形资产经营规律。无形资产哲学对象区别于无形资产学对象，就在于研究特殊矛盾不同。毛泽东指出：“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⑥可见，无形资产的对象，就是它“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
无形资产哲学对象与无形资产学对象既然不同，那它们还有什么关系？“无形资产学对象是无形资产运动。无形资产运动的价值运动方面，是无形资产的价值形成过程（价值形成基础、价值构成、价格、价值增值、价值规律）和价值实现过程（价值补偿、价值分配）；无形资产运动的使用价值方面，是以一定载体表现的无形资产，作为资源属性和商品属性，能有效地用于企业的经营过程，并获取相应的效益。对无形资产运动的研究，表现在对无形资产的种类、性质、规模、水平、开发、使用、经营、效益、保护、核算、审计和管理等各方面。”⑦无形资产哲学对象是无形资产运动一般规律，是研究无形资产价值运动和使用价值运动方面的一般规律，是对无形资产运动的深入研究，提升到世界观层面，揭示无形资产运动的一般规律，无形资产学的对象与无形资产哲学对象的范围即宽度是一致的，在研究无形资产运动的基础上研究其一般规律，其深度是有区别的。
确定无形资产哲学的对象，可以明确研究无形资产的起点和要求，以便全面展开研究无形资产事业，揭示其发展一般规律，促进无形资产事业的发展，加强无形资产学的建设，推进建立无形资产哲学。
（二）无形资产哲学的基本前提
根据无形资产哲学的性质，从学用无形资产哲学的实际情况出发，其基本前提主要是：
1.主体多层次
无形资产哲学的主体是多层次，根据学用无形资产哲学的需要，可以是宏观的国家主体，如代表国家的某种机构，对全国学用无形资产哲学的管理或研究；中观的地区、部门的主体，如代表地区、部门的某种机构，对地区、部门学用无形资产哲学的管理或研究；微观的企业等单位和个体，对本单位和个体学用无形资产哲学的管理或研究。无形资产主体的选择与确定是现实需要讨论的难题。各层次主体的选择与确定，可以是无形资产或相关研究会（学会）、研究组织、主管或相关机构，如主管知识产权或主管会计工作的机构。无形资产主体需要负责对无形资产的研究或管理工作。
2.系统整体性
无形资产是一个系统，无形资产系统的整体性是包括系统的全部要素，“无形资产一般可以包括：专利权、发现权、科学技术进步成果权、植物新品种权、专有技术、经营秘密、商标权、商号、地理标志、著作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特许权、土地使用权、商誉和人力资源共15种。”⑧无形资产要素会发生变化，不只是纳入会计核算的几项无形资产。2006年10月30日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应用指南》规定“无形资产主要包括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土地使用权、特许权等。”
3.计量与定性相结合
无形资产计量有价值计量（以货币为单位）和实体计量（如以件为单位）等。无形资产定性是对无形资产性质说明。无形资产主体采用计量与定性相结合，根据对无形资产研究和管理的需要，分别采用计量（价值计量或实体计量）、定性或计量与定性相结合。在实际工作中，无形资产价值计量是各个相关的部门分别进行，还没有分层次的集中的价值计量；相对而言，只有依据财政部制定的《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有关在一定范围内会计核算的规定进行价值计量。
4.时间分期
无形资产的时间分期是无形资产主体对无形资产的研究或管理的需要确定的一定时间段。无形资产时间分期按采用的性质不同，一般有适用于实际工作操作与考核的年度（月度、季度、半年度、年度），适用于规划期的五年、十年等。时间是人为的划分，是对无形资产运动过程用时间划分借以描述其运行过程。无形资产时间的分期，有利于按时间分期对无形资产制定年度计划、五年或十年规划，并按期进行考核与总结。
（三）无形资产哲学体系
无形资产哲学体系实际上是指无形资产哲学内容的体系，是无形资产哲学各种内容要素相互联系而形成的有机整体。无形资产哲学对象的具体化形成无形资产哲学的内容，将其内容体系化就是无形资产哲学体系。
根据无形资产系统的整体性和结构性、无形资产哲学的对象和功能、学用哲学的任务、对无形资产的市场要求，建立《无形资产哲学》的体系。建立无形资产哲学体系有两种设想，第一种设想是哲学体系为主体，融入无形资产系统的内容；第二种设想是无形资产体系为主体，融入哲学体系的内容；两者比较，前者有利于学习和掌握哲学的基本原理，用于认识和发展无形资产，后者有利于在学习和掌握无形资产学基本理论的同时学用哲学基本原理。比较两种设想，在无形资产学理论有一定基础的条件下，适宜采用第一种设想建立无形资产哲学体系。
无形资产哲学体系分五部分，第一部分导论，主要论述无形资产发展与学用哲学的关系，无形资产发展需要学用哲学，学用哲学认识与发展无形资产，提高学用哲学成效需要建立《无形资产哲学》等；第二部分学用辩证唯物论，论述无形资产的客观性，无形资产是无处不在，无形资产是一个系统；第三部分学用唯物辩证法，全面观察无形资产，无形资产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无形资产发展的基本环节和发展规律等；第四部分学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对无形资产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无形资产理论的检验，无形资产的作用等；第五部分学用历史唯物论，论述无形资产的历史发展、发展的动因，无形资产的科学发展，无形资产的生成、经营与管理等。
无形资产哲学体系的基本内容如下：
第一编导论。第一章无形资产发展与学用哲学。
第二编学用辩证唯物论。无形资产的客观性：第二章透视客观性――无处不在的无形资产；第三章剖析现实性――无形资产是一个系统。
第三编学用唯物辩证法。全面观察无形资产：第四章无形资产是社会发展的产物；第五章无形资产发展的原因和结果：知识产权；第六章无形资产发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科学技术与专利权；第七章无形资产发展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专有技术；第八章无形资产发展的内容和形式：著作权；第九章无形资产发展的现象和本质：商标权；第十章无形资产发展的共性和个性：特许权、土地使用权和商誉及其他；第十一章无形资产发展的规律。
第四编学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对无形资产的认识：第十二章对无形资产实践的感性认识；第十三章对无形资产实践的理性认识；第十四章无形资产理论指导实践及其检验；第十五章无形资产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
哲学基本规律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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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哲学”是个新名词,和谐哲学是指用于分析、解释、指导建设和谐社会,构建和谐世界的理论体系。如,为什么通过和平、发展、合作的途径便能建成和谐世界?未来的和谐世界将会是怎样的世界?具体来说,由于当前世界并不和谐,目前全球最大的不和谐就是经济危机、地球环境危机与国际恐怖主义三大危机,人们将怎样克服这些“不和谐”。更具体的问题是:如何使全球经济平稳较快地发展;如何解决越来越庞大的失业大军队伍;如何在全球范围内消灭贫困,以消除恐怖主义;如何解决一系列地球环境问题,以达到天人和谐?等等。
以上这些问题如果单个来解决,几乎每一个都是天大的难题,故必须综合起来,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这个哲学便可称之为“和谐哲学”。再用和谐哲学为指导,这些问题便得以迎刃而解。
构建和谐世界,是主席在信息时代的2006年才提出的时代最强音,那么和谐哲学必须是信息时代的哲学。但现有成熟的哲学都是工业时代的哲学,工业时代与信息时代是不同质的时代,工业时代的哲学用于指导信息时代犹如牛顿力学进入微观领域,便英雄无用武之地了。故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与时俱进地发展工业时代的哲学体系,方能构建和谐哲学。创建和谐哲学的体系,基本概念的突破是基础,是出发点。
一、基本概念的突破
从科学史和哲学史中可见,理论体系的重大突破需要以基本概念的突破为前提。如爱因斯坦突破了时空概念,得出了相对论;马克思发展了物质概念,建立了辩证唯物主义。那么创建和谐哲学需要突破的基本概念便是信息概念。
信息完全不同于物质。其最大的区别在于物质不生不灭,是守恒的,但信息却不守恒。信息可以无中生有、可以湮灭、可以放大缩小、可以畸变失真、可以无限扩散。这样,以信息为本源的科学技术也就可以无限扩散,可以学习、共享。但以物质为本源的各种工农业产品,由于物质是守恒的。故物质产品只能分享不能共享。一件物质产品,你拿去了,我就没有了。工业时代以生产物质产品为主,为争夺物质产品,剥削产生了。这时阶级斗争就不可避免,故工业时代的哲学只能是斗争哲学。
20世纪下半叶,高新技术蓬勃发展,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两大车轮,人类社会开始进入信息时代。信息时代快速发展,还不到半个世纪,当前社会正向更高层次的知识社会跃进。在信息社会和知识社会,社会生产力基础发生了质变,从以物质生产为主向知识生产转变。从争夺物质产品,到共享知识产品,使人类社会从斗争向和谐转化。
我们的宇宙是一个特大系统,它是由无数个子系统构成的。各个子系统义是由更小的子系统构成。小到分子、原子、基本粒子都是一个系统。而构成系统的三基元是物质、能量、信息。这样,由于信息的加盟,使物质的概念发展到系统的概念: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构成系统,而系统是由物质、能量、信息构成。
二、和谐哲学的三条基本规律
我们的世界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的?宇宙大爆炸理论告诉我们,宇宙大爆炸伊始,宇宙间只有能量。这验证了古代思想家们的直觉。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提出“从一发散”;中国古代《道德经》中认为,“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个“一”就是能量。其后,能量凝聚成基本粒子。然后,宇宙的演化就开始了:基本粒子一原子、分子一无机界一生物界一人一原始时代一农业时代一工业时代一信息时代一知识时代(和谐世界)。
从宇宙演化的进程中,我们发现有三条基本规律,它们是功能(性能)不守恒规律;组合性爆炸规律和层次态发展规律。这三条基本规律就是和谐哲学的基本规律。
1功能(性能)不守恒规律。物质、能量守恒。信息不守恒,由物质、能量、信息构成的系统其性能、功能便不守恒,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一加一不等于二。这是一条宇宙发展最基本的规律,是宇宙之所以从单一的能量演化成千变万化,绚丽多姿的大干世界的根本原因。从能量凝聚成基本粒子,基本粒子组成原子分子,再到万事万物,万事万物的性能、功能不同于原子分子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系统的性能、功能是不守恒的。若没有系统功能不守恒规律,宇宙间永远只有能量,而不会产生性能不同于能量的基本粒子以及其后的万事万物。2组合性爆炸规律。当子系统构成大系统时,其所形成大系统的数量是爆炸式地增长。如质子、中子、电子三种基本粒子能构成92种原子;0、1两个符号,构成了无限的计算机语言。由于系统发展是以组合性爆炸的方式进行,所以宇宙的发展是越来越快的。宇宙的演化经历了约150亿年;从猿到人几百万年;农业时代一万年;工业时代二百多年;信息时代才几十年就要向知识时代跃进了。
哲学基本规律篇6
恩格斯这些年被我们冷落了，而这种冷落不利于我们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 传统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是“恩格斯视角”，其基点是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 题”的经典表述，由此出发所看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后来的体系化的“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改革开放以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主要采取了“青年马克 思视角”，其基点是感性实践活动，由此出发所看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今天被多数 学者所接受的“实践唯物主义”。视角转换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恩格斯思想的边缘化，以 至于今天人们宁愿提说“马克思哲学”而不愿提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似乎这样就可 以对恩格斯的哲学另做处理。
随着研究的深入，事情让人感到并不如此简单。人们首先需要正视的问题是：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本来面貌能否等同于从某一特定视角所观察到的面貌?是否存在某种绝对优 越的观察视角，该视角的观察结果就等于或约等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如果回答是肯 定的，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视阈是封闭的、有限的和同质性的，意味着“恩格 斯视角”和“青年马克思视角”或此或彼，二者必居其一。如果回答是否定的，意味着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视阈应是开放的、无限的和异质性的，意味着突出恩格斯关于“ 哲学基本问题”的观点不必以遮蔽马克思的实践观点为代价，反过来重视马克思的思想 也不必以轻视恩格斯的思想为代价。我本人持后一种看法。我认为，恩格斯的哲学其实 并不等于被“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所定型的那个样子，其意蕴要比通常 所估计的丰富得多。如果说上述两种视角易于呈现马恩二人的差异的话，那么一定还存 在许多别的视角足以彰显二人的一致性，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面貌也许正在这些异 质性视角所复合出来的样态里。
恩格斯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之一，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个阐释者。恩 格斯系统建构和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晚年，所反映的思想至少在着者 本人看来应是最成熟的思想。这些思想主要体现在下述着作中：《反杜林论》(写于187 6年9月至1878年6月)、《自然辩证法》(写于1873年至1883年，1885年至1886年作了个 别补充)、《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写于1886年初)。这几部着 作的时间跨度达十多年，是恩格斯50多岁到60多岁之间的作品，其中的思想保持着高度 的连贯性。从这些着作中可以看出，恩格斯的哲学思想(或恩格斯所建构和阐发的马克 思主义哲学思想)至少可以分为两大基本层面：元理论层面和对象理论层面。元理论层 面的中轴观点就是本文所要论述的关于“哲学终结”的思想，而对象理论层面的中轴观 点才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有关“哲学基本问题”和辩证法的思想。对后者的理解必须以对 前者的理解为前提，而在剥离了元理论的情况下去把握对象理论，只能是舍本逐末。就 此而言，传统的“恩格斯视角”其实只是恩格斯的对象理论视角，而不是恩格斯的元理 论视角。
二、恩格斯关于“哲学终结”的命题及相关表述
恩格斯明确提出“哲学终结”这个命题，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 的终结》的第一部分(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是在第二部分)。他说：“假定一切 矛盾都一下子永远消除了，那末我们就会达到所谓绝对真理，世界历史就会终结，而历 史是一定要继续发展下去的，虽然它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这样给哲学提出任 务，无非就是要求一个哲学家完成那只有全人类在其前进的发展中才能完成的事情，那 末全部以往所理解的哲学也就终结了。我们就把沿着这个途径达不到而且对每个个别人 也是达不到的‘绝对真理’撇在一边，而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 进行概括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总之，哲学在黑格尔那里终结了：一方面 ，因为他在自己的体系中以最宏伟的形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另一方面，因为他( 虽然是不自觉地)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出这个体系的迷宫而达到真正地切实地认识世界 的道路。”(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 253、253、239、239、239页。)先前那种想要在一套体系中穷尽“绝对真理”的哲学到 黑格尔那里已经走到了尽头，从而辩证的实证科学得以引领风骚。
在另外几个地方，恩格斯虽未使用“哲学终结”的字眼，但阐述的内容是关于“哲学 终结”的。他在《反杜林论》中说：“在这两种情况下(指把历史和自然都看作过程— —引者注)，现代唯物主义都是本质上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 的哲学了。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了要求，要它弄清它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 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 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 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 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 注①、65或422、178-179页。)他还在《自然辩证法》中说：“自然科学家满足于旧形 而上学的残渣，使哲学还得以苟延残喘。只有当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接受了辩证法的时 候，一切哲学垃圾——除了关于思维的纯粹理论——才会成为多余的东西，在实证科学 中消失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 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这两 段话的意思是：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作为实证科学的辩证化，使得哲学(关于思维的纯 粹理论除外)变得多余。
上述两方面的表述角度不同，但中心意思相同，即：哲学的终结和实证科学的兴盛是 相互关联和相互对应的。具体说来，哲学之所以终结，在于它既是非实证的，又是非辩 证的。非实证，意指往往以观念中虚构的联系代替可以观察到的真实的联系；非辩证， 意指总想一网打尽“绝对真理”。哲学之所以刚好在黑格尔那里终结而不在其他地方终 结，一方面是因为黑格尔将这种非实证又非辩证的“绝对真理”体系发展到了登峰造极 的地步，以至于物极必反，另一方面是因为黑格尔在其非辩证的框架内使辩证法得到了 有史以来最充分的发育，从而为实证科学的辩证化准备好了唯一正确的思维方式。与哲 学的终结相对应的是实证科学地位的最大提升。实证科学早已有之，此前之所以不能代 替哲学，是因为它虽是实证的，却不是辩证的，世界的辩证联系只得靠哲学去建立。在 黑格尔时代结束时，实证科学自身开始了辩证化的过程，这就使得出现一种既实证又辩 证的科学成为可能。如果科学既实证又辩证，那么，既不实证又不辩证的哲学显然就是 多余的，至于虽不实证却还辩证的哲学(即作为思维学说的辩证法本身)则可以继续保留 。
可见，在恩格斯关于“哲学终结”的命题及相关表述中，其“哲学终结”观是一种“ 有限终结观”——终结那些构造自然规律体系和历史规律体系的哲学，将它们的职权移 交给辩证的实证科学，同时保留研究思维规律(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哲学。在这二者之 间，恩格斯还空出了一片重要的学科领域，这就是上述引文中提到的“现代唯物主义” 、“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等类似思想和活动所居留的学科领域。这 些领域究竟属于实证科学还是属于哲学，恩格斯未加界说。
三、“哲学终结”的两个维度——唯心主义的终结和形而上学的终结
恩格斯关于“哲学终结”的思想有着自身确定的内涵，该内涵是由两个维度共同加以 规定的，即：唯心主义的终结和形而上学的终结。唯心主义的终结所开启的是唯物主义 ，形而上学的终结所开启的是辩证法，因而这两个维度也可以叫做唯物主义维度和辩证 法维度。单就这一点而言，称恩格斯的哲学(或恩格斯所表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辩 证唯物主义”不仅不错，而且十分恰当。但问题在于，恩格斯的这两个维度就其直接的 含义来说，并不是建构新的哲学体系的维度，而是“终结哲学”的维度。如果不以“终 结哲学”为前提，“辩证唯物主义”的精神实质就会被丢掉。
先看唯心主义的终结这一维度。什么是恩格斯要加以终结的唯心主义?即是：在研究自 然界和人类历史的过程中，用幻想的联系代替真实的联系，或者说用思辨的联系代替实 证的联系的那种哲学。这不仅存在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更重要的是存在唯心主 义和实证科学(亦即哲学与实证科学)的斗争。终结唯心主义和终结哲学是一回事，终结 唯心主义的目的不是要建构一套唯物主义的自然体系和历史体系，而是要将关于自然和 历史的具体联系交给实证科学去研究。恩格斯的口号是“从事实出发”，他说：“不论 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因而在自然科学中必须从 物质的各种实在形式和运动形式出发；因此，在理论自然科学中也不能虚构一些联系放 到事实中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并且在发现了之后，要尽可能地用经验去 证明。”(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 、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实际上 ，恩格斯之所以要反对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嘲笑杜林的《合理的物理和化学的新的基本 定律》，就是因为他们都犯了将臆测的自然规律强加给自然界的唯心主义错误。因此， 恩格斯在划分唯物唯心阵营时才这样说：“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 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在哲学家那里，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创世说往往 采取了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混乱而荒唐的形式)，组成唯心主义阵营。”(注：《马克思 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 9页。)并声明有关用语不能在别的意义上被使用。他的意思无非是说：精神和自然界谁 产生谁的问题不是一个靠思辨的玄想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证科学的问题；在这 个问题上，从前的唯物主义哲学之所以具有合理性，不是因为它是哲学的缘故，而是因 为它的结论接近于实证科学的结论。
接下来再看形而上学的终结这一维度。恩格斯批判形而上学的篇幅要远远多于批判唯 心主义的篇幅。关于什么是形而上学，恩格斯说得很清楚：“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 立起来，撇开广泛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把它们看做运动的东西，而是看 做静止的东西；不是看做本质上变化着的东西，而是看做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看做活 的东西，而是看做死的东西。这种考察事物的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到哲学 中以后，就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 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这种形而上学不仅存在于 自然科学中，而且也存在于历史科学中，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设计、空想社会主义的绝 对真理观，都是其表现。形而上学的终结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作为实证科学的思维方式 的形而上学的终结，一是作为哲学学说的形而上学的终结。前者，实证科学本身的发展 正在导致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终结。“自然科学现在已发展到如此程度，以致它再不能 逃避辩证的综合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 、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 页。)马克思揭示了人类社会的运动规律，特别是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中的剩余价 值规律，使得历史学科也发生了辩证的革命。后者，黑格尔恢复了辩证法这一最高的思 维形式，使哲学形而上学遭受了沉重打击。只要将黑格尔的辩证法从他的僵化体系(亦 即形而上学外壳)中解放出来，并置于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哲学形而上学(包括费尔巴 哈的形而上学)的丧钟就会响起。需要强调的是，实证科学中形而上学的终结不仅不意 味着实证科学的终结，反而意味着实证科学因辩证化而获得新生，并且这种新生恰好又 构成哲学终结的条件；至于哲学中形而上学的终结，则仅仅是哲学自身的终结。所以， 形而上学的终结不管具体形式如何复杂，归根到底仍然是哲学的终结，而不是用辩证的 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哲学体系去取代形而上学的哲学体系，更不是拿这种哲学体系去替代 实证科学。
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终结看成哲学的终结的两个维度，对于准确把握恩格斯的哲 学(或恩格斯所阐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脱离哲学的终结来谈唯 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终结，只会导致黑格尔式的体系哲学的重建；即使这种体系既唯物 又辩证，也与恩格斯的本意大相径庭。
四、“哲学终结”的两个领域——自然哲学的终结和历史哲学的终结
对“哲学终结”来说，唯心主义的终结和形而上学的终结是两种学说类型和两种思维 方式的终结，而自然哲学的终结和历史哲学的终结则是两大学科领域的终结。或者说， 前两种终结涉及的是“哲学终结”的内涵方面，而后两种终结涉及的则是“哲学终结” 的外延方面。这里所说的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特指那种以哲学方式构造自然规律体系和 历史规律体系的学科领域，终结它们不因为别的，只因为它们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 渊薮。就此而言，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的终结也可视为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终结的落 实。
关于自然哲学的终结，恩格斯说：“由于这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他巨大进步，我 们现在不仅能够指出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指出各 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 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描绘这样一幅总的图画，在以前是所谓 自然哲学的任务。而自然哲学只能这样来描绘：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 的现实的联系，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象来填补现实的空白。它在这样 做的时候提出了一些天才的思想，预测到了一些后来的发现，但是也说出了十分荒唐的 见解，这在当时是不可能不这样的。今天，当人们对自然研究的结果只是辩证地即从它 们自身的联系进行考察，就可以制成一个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令人满意的‘自然体系’的 时候，当这种联系的辩证性质，甚至迫使自然哲学家的受过形而上学训练的头脑违背他 们的意志而不得不接受的时候，自然哲学就最终被清除了。任何使它复活的企图不仅是 多余的，而且是一种退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 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恩格斯的意思很清楚：自然界客观存 在着一套辩证联系的规律系统，对自然界的正确认识无异于该系统的思想图画；描绘这 一图画必须具备两个要件，一是这种描绘必须是经验的和实证的，二是这种描绘必须是 辩证的；自然科学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二者兼备，但自然哲学则永远不可能具备前一个要 件，因此必然被自然科学所取代。可见，恩格斯所要终结的不是某种特定的自然哲学理 论，而是自然哲学这一学科。
历史哲学的问题首先在于它的形而上学性质。资产阶级的启蒙理想标榜永恒的真理、 永恒的正义、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可是由这些华美约言换来的却是“一 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空想社会主义自命为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最终 也不免“陷入纯粹的空想”。(注：参见《反杜林论》“引论·概论”和“社会主义· 历史”等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黑格尔虽然恢复了辩证法这一最高的思维 形式，但“在这里，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等等也都是以哲学家头脑中臆造的联 系来代替应当在事变中指出的现实的联系，把历史(其全部和各个部分)看做观念的逐渐 实现，而且当然始终只是哲学家本人所喜爱的那些观念的逐渐实现。”历史哲学由此进 一步暴露出了它的唯心主义性质。有鉴于此，恩格斯指出：“在这里也完全像在自然领 域里一样，应该发现现实的联系，从而清除这种臆造的人为的联系；这一任务，归根到 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一般运动规律 。”(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 53、239、239、239页。)马克思的历史观就是对这种规律的揭示。“这种历史观结束了 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 。”(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 53、239、239、239页。)在这一严格的意义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社 会主义学说都不再是哲学，而是历史领域的实证科学，或者说，它们的高明不是因为它 们是一种崭新的哲学，而是因为它们已经跟哲学划清了界限。当恩格斯说由于唯物史观 和剩余价值的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时，当他将“理论的社会主义和已经 死去的哲学”对举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 、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 页。)他的意思无非是说“社会主义已经不再是哲学”，因为哲学“已经死去”。
总结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的终结，恩格斯认为，“现在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再是要 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种联系了。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 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 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在恩格斯的心 目中，关于自然界和历史的哲学，不论它所试图建构的是局域性联系还是总体性联系， 因其不可避免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错误，其使命都彻底结束了。
五、“哲学终结”的前提与限度
前已述及，恩格斯的“哲学终结”观是有限终结观。这种有限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它以坚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为基本前提，二是它为哲学保留了思维领域这块地 盘。这两个方面又是密切关联的。
跟多数哲学家一样，恩格斯坚信“思维和存在的一致”。他说：“我们的主观的思维 和客观的世界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因而两者在自己的结果中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 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统治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它是我们的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 无条件的前提。”(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 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 他还说：“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只要它们被正确地认识，必然是互相一致的。”(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 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恩格斯的意思是，客 观世界是有规律的，人的思维也是有规律的，如果被正确认识的话，二者必然是一致的 。
什么是恩格斯所说的被正确认识的规律呢?这就是而且只能是辩证法的规律。在恩格斯 的用法中，“辩证法”和“辩证法的规律”是不同的概念。关于“辩证法”，他有几段 经典表述：“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 。”(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 、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辩证法被 看作关于一切运动的最普遍的规律的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 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 ①、65或422、178-179页。)“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 规律的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 43、253、253、239、239、239页。)关于“辩证法的规律”，也有相应的表述。“辩证 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辩证法的规律不是别的，正是历 史发展的这两个方面和思维本身的最一般的规律。实质上它们归结为下面三个规律：量 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的否定的规律。”(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 、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这两个系列的规律( 指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引者注)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是在表现上是不同的，这是 因为人的头脑可以自觉地应用这些规律，而在自然界中这些规律是不自觉地、以外部必 然性的形式、在无穷无尽的表面的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而且到现在为止在人类 历史上多半也是如此。”(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 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恩格斯将“辩证法”和“辩证法的规律” 有意加以区别，是为了说明“辩证法”是一种认识、一门科学，“辩证法的规律”则是 一种客观存在，“辩证法”是对“辩证法的规律”的反映。这种区分跟他对“主观辩证 法”(或“概念的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或“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区分是相 联系的。关于后一种区分，他说：“所谓客观辩证法是支配着整个自然界的，而所谓主 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而已”，( 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 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这样，概念的辩 证法本身就变成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从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就被倒转 过来了，或者宁可说，不是用头立地而是重新用脚立地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 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
在这里，恩格斯没有明确告诉我们：是否根据上述看法，研究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就 应该是属于实证的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的任务，而研究主观辩证法的任务则继续由哲学 来承担?但从他反复讲“辩证法是科学”这一点不难看出，直接研究自然界和人类社会 中的辩证法规律的那种“辩证法”，或者说“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 的那种“辩证法”，甚至更明确地说，包括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恩格斯 本人的自然辩证法在内的这种“辩证法”，肯定是科学而不是哲学。那么，什么是作为 哲学的辩证法呢?或者说什么是作为关于思维的纯粹理论的辩证法呢?甚至更明确地说， 什么是恩格斯留给哲学作为保留地的辩证法呢?恩格斯没有讲。虽然如此，他的意思却 比讲出来还要清楚，那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当然是其革命的方面得到了恢复而唯心主 义的装饰被摆脱了之后的辩证法。在《反杜林论》的“引论”中，恩格斯说：“就哲学 是凌驾于其他一切科学之上的特殊科学来说，黑格尔体系是哲学的最后的最完善的形式 。全部哲学都随着这个体系没落了。但是留下了辩证的思维方式以及关于自然的、历史 的和精神的世界在产生和消失的不断过程中无止境地运动着和转变着的观念。不仅哲学 ，而且一切科学，现在都必须在自己的特殊领域内揭示这个不断的转变过程的运动规律 。而这就是黑格尔哲学留给它的继承者的遗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 3注①、65或422、178-179页。)更重要的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一旦得到唯物主义的改造 ，其作为主观辩证法跟由实证科学所揭示的客观辩证法实际上就成了一个东西。这种情 况下，当务之急就不是继续在“主观辩证法”即哲学方面下功夫，而是在“客观辩证法 ”即科学方面下功夫，包括在“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方面下功夫， 正如恩格斯本人在“自然辩证法”方面所示范的那样。
这样一来，在恩格斯这里，“哲学终结”的限度就一目了然了。首先，对自然哲学和 历史哲学，或者说对一切关于外部世界的哲学，都要加以终结；取而代之的是经验的、 实证的和辩证的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这些科学所揭示的规律，一定是合乎并表达了辩 证法的，不过，它们并不直接讲辩证法本身。其次，“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 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注：《马克思恩 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 、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其间，恩格斯用“学说”一词而不 用“科学”一词，正好表明这个意义上的“辩证法”仍然是“哲学”而不是“科学”。 至于将形式逻辑和辩证法一同保留，只是因为前者相当于思维领域的初等数学而后者相 当于高等数学。与科学的规律(即自然规律和历史规律，或外部世界的规律)只是合乎和 表达辩证法不同，哲学的规律(即思维规律)是关于辩证法本身的。最后，在哲学的终结 和保留之间，在科学的规律和哲学的规律之间，实际上还存在一个特殊的地带，即作为 科学而非哲学的辩证法和作为科学而非哲学的唯物主义，或者说作为科学而非哲学的“ 辩证唯物主义”。
哲学基本规律篇7
一、德国法哲学五十年历史的阶段划分
战后德国法哲学的发展，从1945年开始，至今已有整整50年的历史。对这50年发展的历程，到底如何作具体的阶段划分，即使是德国的法学家们也没有一个总体的归结。笔者根据法律学说的兴衰、重要法学家的相互传承关系，结合德国政治、经济及人文科学整体发展诸因素，将上述历史大体上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自然法学的复兴与法哲学的重建（1945年至60年代中期）
像其他领域的建设一样，德国的法哲学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恢复建立的。从1945年到60年代中期这一阶段，德国法哲学发展的主要特点，表现在法哲学的重建和自然法学的复兴。
纳粹德国发动的侵略战争，不仅给欧洲和世界经济和文化造成极大破坏，而且给德国自身带来深重的灾难。战后的德国满目疮痍，许多城市成为一片废墟，经济陷入全面崩溃，德国人民的文化生活、科学事业以及精神世界也完全陷入支离破碎的处境。德国人迫切需要经济、政治的重建，也需要从心理深层对整个民族在战争中的责任进行反思，重新定位正义标准在人类个人、群体和社会共同生活中的作用。基于此一现状，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jaspers，1883-1969）出于正直与良心，甘冒被同胞误解的危险，于1946年发表《罪责问题》一文，指出：德国人无法推卸对纳粹政府的所作所为应担负的责任，因为大部分人都没有反抗，不少人甚至还在许多方面支持这一政府。他说，“指责他人的过失，并不能免除掉德国人民自己的罪愆-这罪愆需要完全的忠诚和长久、艰辛而彻底的内在更新方能革除”。［1］雅斯贝尔斯的言论代表了多数有良心的德国人对几个世纪以来的民族优越价值的深刻反省和对人类普遍价值（如自然法观念）的回顾与关怀。
也正是带着同样的情怀，资深法学家g·拉德布鲁赫（gustavradbruch，1878-1949）战后不久即抛弃他在《法哲学》（1914年）一书中所坚持的法律相对主义立场，而转向崇尚人类终极价值（正义、人的尊严）的自然法学。他在去世前的短短五年里，先后写作发表《法哲学沉思》（1945年）、《五分钟法哲学》（1945年）、《法的更新》（1946年）、《法律的不法与超法律的法》（1946年）、《精神的国际性》（1946年）、《正义与宽容》（1949年）诸文，承认法的基本原则-自然法或理性法的绝对效力，并就“超法律的法”与法律的可靠性、法律的不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新的诠释。他的理论转向，为“纽伦堡审判”引发的法律实践问题作了令人信服的理论说明。此后，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德国法学界就自然法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检讨。法学家们争论的主要问题包括：“正当法”（richtigesrecht）、法与道德的关系、法的效力与约束性、自然法的纠正功能、自然法的建构、自然法与存在主义、清教领域的自然法思想、自然法的内容确定性、内容可变的动态自然法、重要自然法与次要自然法效力要求的绝对性、历史条件与社会文化因素对自然法的影响、传统自然法学说的认识论问题等。［2］在此方面，萨尔大学教授w·麦霍费尔（wernermaihofer，1918-）的存在主义自然法学说，在国际学界影响较大，反映了这个时期德国法哲学的成就。［3］麦霍费尔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先后发表了大量的论著。其中，《法与存在》（1954年）、《论人类秩序的意义》（1956年）、《自然法的问题》（1960年）、《法与生存》（1963年）、《作为生存法的自然法》（1963年）等，对于法与存在的本体论建构、个人与社会、物的“周围世界”（umwelt）与人的“共同世界”（mitwelt）、“自在”（selbstsein）与同源似在（alssein）等哲理问题作了深刻的思考，从存在哲学层面为自然法与人类的基本价值寻求理论支持。自然法学说的复兴，作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法律理论的批判运动，是战后德国法哲学的主要理论方向。
在此一阶段，德国法哲学界在组织上所做的一项重建工作是恢复国际法哲学-社会哲学协会的活动。国际法哲学-社会哲学协会（简称ivr），其前身为“国际法哲学-经济哲学协会”，1909年在德国柏林成立。战前，协会曾在德国先后召开过四次规模不等的世界会议。此后由于政治、经济和战争诸方面的原因，协会的国际会议中断。1945年后，协会的会刊-《法哲学社会哲学档案》（arsp）也被迫停刊。1948年8月德国法哲学界在美因兹大学召开会议，重申《国际法哲学-社会哲学协会章程》，并决定由汉堡大学法学教授鲁道夫·劳恩（rudolflaun）与慕尼黑大学法学博士t·菲韦格（theodorviehweg）主编《档案》杂志。1949年《档案》第38卷出版，标志着德国法哲学从此揭开新的一页。1957年10月5日，战后第一任主席r·劳恩在德国萨尔州首府萨尔布吕肯主持召开第一届正式的协会世界大会，邀请意大利、芬兰、奥地利、波兰、南斯拉夫、日本等国法学家参与会议，讨论“事物性质”、“情境概念”、“理性的本质与形式”、“事物内容与规范确立”等法哲学问题。与此同时，德国成立了国际法-社协会的国内分会。该分会一直在国际协会的学术组织、交流、会刊的编辑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尽管如此，与英美法哲学的成就相比较，德国这一时期法哲学的总体发展显得沉闷和冷清，缺乏像l·富勒（lonfuller）和h·l·a·哈特这样有影响的法哲学家及富有创造性的法学思想。也许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德国也没有像战前那样在法学研究方向或旨趣上形成有特色的法学家群体-法学派别。即使是颇有影响的“复兴自然法”，也只能被看做是一次不同角色的法学家参与讨论的法学运动，而不能视为是一种具有结构功能的法学派的称谓。应当说，战后德国法学家的理论贡献更多地体现了个体特点。在法哲学界发挥作用的，主要还是那些二战期间即已成名的老一代法学家，如卡尔·恩基施（karlengisch）、j·埃塞尔（josefesser）、卡尔·拉伦茨（karllarenz）等人。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分别出版了系列的法学方法论专著，使这一法学方向的研究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关于此点，下文将作介绍，兹不赘述。
（二）科际渗透与法哲学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
法哲学与相邻学科的发展是密切相关联的。哲学及其他学科的每一次学术思想运动，都必然在法哲学中得到回应。众所周知，自从德国数学家兼哲学家弗雷格（gottlobfrege，1848-1925）出版《概念演算-一种按算术语言构成的纯思维的符号语言》（1879年）以来，现代西方哲学发生了所谓的“语言学转向”，即哲学经历了一个从形而上学、到认识论、再到语言哲学的自然进程。至20世纪60年代，符号学、语言哲学、逻辑哲学的发展，渗透于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1960年，海德堡大学哲学教授伽达默尔（hans?georggadamer，1900-）的《真理与方法》的问世，又使“诠释学”（hermeneutik，又译解释学、释义学）理论在德国学界引起反响。另一方面，战后重组的“法兰克福学派”及其批判理论，美国贝塔朗菲（ludwigvonbertalamffy，1901-1972）的“一般系统论”，也在德国各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德国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的法哲学就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蕴生和发展的。
在这一时期，法学家们不再囿于传统法哲学讨论的范围，而是在多学科相互渗透、交叉的层面上拓展法学研究的领域。法学家们运用符号学、语义学、修辞学、语序学、诠释学等理论与方法研究沟通行动过程中的立法与司法、法律语言、法律规范的效力，建构法律诠释论，进行法律的逻辑分析，等等。其中，慕尼黑大学教授a·考夫曼（arthurkaufmann，1923-）的法律诠释理论和比勒费尔德大学教授n·卢曼（niklasluhmann，1927-）的功能结构的社会系统学说，代表了当时德国法学研究的深度和水平。
a·考夫曼是g·拉德布鲁赫的学生。他在海德堡求学期间（1946年）曾兼听诸名家（如卡尔·雅斯贝尔斯、阿尔弗雷德·韦伯）的课程，涉猎领域广泛。考夫曼在思想上受希腊以来的经典学说，尤其是晚近的南德意志新康德主义价值论（拉德布鲁赫）、存在哲学（雅斯贝尔斯）、诠释学（伽达默尔）和人类学（勒维特/l?with）的影响较大。1957年考夫曼发表其法哲学奠基之作《自然法与历史性》（naturrechtundgeschichtlichkeit），确定了他的法律诠释学发展的基本方向。20世纪60年代以后，他又先后发表《关于克服相对主义法哲学的思考》（1960年）、《过错原则》（1961年）、《法律与法》（1962年）、《法的本体论结构》（1962年）、《论当代法哲学的处境》（1963年），《法与善》（1964年）、《法律国-法官国-法治国》（1964年）、《自由法运动》（1965年）、《类推与“事物性质”》（1965年）、《语言作为诠释学视境》（1969年）、《认同与分歧》（1972年）、《由自然法与法律实证主义到法律诠释学》（1975年）等文章和有关著作，逐步建立起法律诠释本体论体系。［4］
相对考夫曼而言，n·卢曼的学术贡献的影响范围更为广泛。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卢曼相继和著作，数量达数百种之多。其内容涉猎哲学、宗教、经济、心理学等多种人文学科。他这一时期的主要法学著作有《通过程序的合理化》（1969年）、《社会学启蒙：社会系统论集》（1970年）、《法律系统与法律教义学》（1974年）和若干篇论述法学理论、法学方法论的论文。以t·帕森斯（talcottparsons）学说为基础建立的结构功能主义系统理论，是卢曼大量著作中最具创造性的部分，被称为“新实证主义”的一种，［5］多年来在欧美学界激起不同的反应。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顺应时代多学科相互整合的发展趋向，德国法学界于1970年创办《法学理论》（rechtstheorie）杂志，对于推动德国法学与多学科渗透并走向国际舞台，起到了很好的沟通作用。该杂志由当时德国和国际上德高望重的法学家和学者k·恩基施、h·l·a·哈特、汉斯·凯尔森、u·克鲁格（ulrichklug）和卡尔·r·波普（sirkarlr.popper）担任主编，k·阿多麦特（klausadomeit）、w·克拉维茨（wernerkrawietz）和a·波德莱希（adalbertpodlech）负责编辑出版。《法学理论》是一份面向国际的关于“法的逻辑、方法论、控制论和社会学”的杂志，每年出版1卷及1-4期副刊，登载当年德国及国外法学家们的论文、报告、书评，或以“专辑”形式出版德国当年优秀的法学博士论著、国际法哲学社会哲学协会和德国、奥地利及其他国内分会的学术讨论会论文，及时反映国际上法学研究的最新成就。通过该杂志，我们也可以大致了解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德国法哲学发展的模样。
（三）新一代法哲学家的成长与德国法哲学的繁荣（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
战后德国法哲学，经过三十多年的恢复重建和发展，至20世纪70年代末才真正摆脱了冷清的局面，而逐渐走向繁荣活跃，重现了它在国际法哲学界的重要地位。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法哲学发展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法哲学家群体结构合理，年轻一代法学家迅速成长并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这一时期，老一辈法学家，如c·施米特（carlschmitt）、k·拉伦茨、k·恩基施、u·克鲁格、w·麦霍费尔等人都年近古稀，但不辍笔耕；五六十年代成名的中年一代法学家，如a·考夫曼、n·卢曼、w·克拉维茨、r·德莱尔（ralfdreier）等人，经过几十年辛勤耕耘，在学术上均有所建树，成为德国法哲学界的中坚力量。尤其重要的是，像r·阿列克西（robertalexy）、u·诺伊曼（ulfridneumann）等一批年轻法学家的脱颖而出，给德国法哲学界带来了一股勃勃生气。新的一代法学家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不断开拓法哲学研究的新领域，相继在国际前沿的法学课题上作出了独创性贡献，不仅受到国际上法学界同行的肯定，而且也为哲学界的学者们所关注。
（2）法学新学科日渐成熟，法哲学论题范围广泛，法学研究处于理性论证阶段。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多学科渗透融合的潮流，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已在法学领域产生较为系统的研究成果。尤其是近年来，一批运用当代最新方法论研究法学问题的论著不断问世，显示出德国法学的强劲实力。这些著作主要有g·斯特鲁克（gerhardstruck）的《语序法学》、j·哈伦堡（janharenburg）的《科学与实践之间的法律教义学》（1986年）、h·柯赫（hans?joachimkoch）与h·吕斯曼（helmutrüβmann）的《法律建构学》（1982年）、w·加斯特（wolfganggast）的《法律修辞学》（1992年）等。而最能体现科际整合优势，以法与实践理性为讨论范围（论域）的法律论证理论，成为近20年来德国年轻一代法学家们谈论的主题话语（rede），有关的法学专著也相继问世。这其中有u·诺伊曼的《法律论证学》（1986年）、r·格罗施纳（rolfcr?schner）的《对谈与法学》（1982年）、e·希尔根多夫（erichilgendorf）的《法学中的论证》（1991年）、e·本德（elmarbund）的《法律逻辑与法律论证》（1983年）等。在此方向上，当时最有成就的年轻法学家是哥廷根大学法哲学博士、后任基尔大学公法和法哲学教授的r·阿列克西（1945-）。他于1978年出版博士论文《法律论证理论：理性商谈论作为法律建构理论》。该著作确立了他在整个国际学界的学术地位。在以后的数十年中，阿列克西又先后出版《基本权利论》（1985年）、《法的概念与效力》（1992年）、《坚墙防护：论法、道德与惩罚性之关系》（1993年）等著作，在国际上著名法学和哲学杂志上40余篇，从多方面就实践商谈论、法律原则、法律论证的规则、法律决定的逻辑分析、法律论证与实践理性之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作了深层的诠释。阿列克西的论著被译为多种文字出版，远播至北欧、英美、西班牙、意大利、南美诸国。
（3）哲学家转向法哲学研究，展开一般法学理论的哲学向度。德国哲学家探讨法哲学问题，其传统由来已久。德国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三位著名哲学家康德、费希特、黑格尔都曾在完成其哲学体系的同时对法哲学方向予以关注，并撰写过法（国家）哲学著作。［6］当代哲学，尤其是二战以来的人本主义思潮，将人和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作为关怀的主要对象。面对本世纪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危机，哲学家不得不思考与人类生存式样息息相关的制度、法律、道德及社会问题，并试图为人类现实的精神处境寻求新的诠释话语，建构基于“沟通”和“共识”的一套理性规则。在此方面，德国当代的哲学家站在思想的最前沿对法哲学、社会哲学、道德哲学和国家哲学问题展开讨论，就各种人文主义思潮作出回应。其中，尤尔根·哈伯马斯（jürgenhabermas，1929-）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主要思想家，以其著作之丰、理论论证之深邃、言谈范围之广泛，成为当今世界范围内最受学界注目的人物之一。他在六七十年代出版关于理论与实践、文化与批判、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化、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等著作之后，又于近十几年相继出版《政治短论集》（四册，1981年）、《沟通行动理论》（1981年）、《道德意识与沟通行动》（1983年）、《沟通行动理论的前研究与补充》（1984年）、《现代性的哲学商谈》（1985年）、《新的不透明性》（1985年）、《后形而上学思考》（1988年）、《续补的革命》（1990年）、《商谈伦理学阐释》（1992年）等专著，开辟了道德、政治哲学领域的一系列新的理论方向。他的法哲学新著《事实与效力：法与民主法治国商谈理论论集》（1992年）的问世，代表着德国当代法哲学发展的最新高度。在这部被誉为“自康德、黑格尔以来第三部德国哲学家所写的法哲学著作”的论集中，哈伯马斯从哲学、社会学、语言学、诠释学角度，讨论了法的范畴、法律效力、正义概念、理性法、法律体系，道德-法律规范、法治国、法律决定的合理性、审慎政治、市民社会与政治公开性、法的判例等一系列法-社会-国家哲学的前沿问题。［7］可以预料，在不久的将来，哈伯马斯的法哲学思想，像他的其他哲学思想一样，将会在国际学界再度引起轰动，成为学人谈论的热门话题。
二、战后德国法哲学论题概述
前文重在对二战以来德国法哲学界人物、著作和不同时期学术背景的介绍。本文第二部分拟对各种法哲学理论、学说和观点做一个扼要的清理，从法学家们50年来所讨论的问题中抽取八个方面有代表性的论题，分别综述。
（一）法与存在
“存在”是存在哲学（existenzphilosophie）的基本概念。据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的解释，存在（生存）涉及三个方面的关系，即世界、另一个可能的世界和超验。［8］在现世的意义上，存在与社会、国家及法律之间发生不同层面的联系。社会与国家是生存意义上的此在现实，对每个具体的人而言是他的此在（dasein）及其生成的物质条件。作为历史生成的秩序，法律并不是任意的和偶然的，而根植于此在及其保护意志的公共性。因此，法律是个人的此在的保护。进而言之，法律意味着通过公共意志的决定克服纯粹的暴力，实现个人的自由。［9］沿着雅斯贝尔斯的思路，e·费希纳（erichfechner）在《法哲学：法社会学与法的形而上学》（1956年）一书中具体考察了法在存在哲学上的“直接意义”与“间接意义”，并从存在哲学视角论证法哲学的若干基本问题（自由、存在上的决定、主观与客观、存在主义律观等）。［10］w·麦霍费尔对法与存在的思考是一种法的存在本体论考察，即“后设的存在论的形而上思索”（meta?existentiellesüber?denken）。从这一视境出发，他特别关注相互流通的两个邻接的世界（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边界，并试图就主观（个人）与客观（社会）这两个领域的交换关系予以等量齐观。麦霍费尔法的存在论基于一个二重的观点：一方面是物质的和人的内在（innerlichkeit）；另一方面是物质的和人的外在（uβerlichkeit）。作为一个在“似在”（alssein）中存在的“自在”（selbstsein），［11］人在“物质世界”或“共同世界”中的个性展开，必然是与法的空间相遭际的。麦霍费尔根据对这样一种联系的分析，为其法律学说建构了一个本体论基础。
“法与存在”讨论，是德国当代自然法理论的一个新的发展。它反映出存在主义法学家们试图从具体的生存意义上的存在诠释角度来阐述当代的自然法思想。这种自然法可以称之为“存在主义本体论的自然法”（dasexistenzial?ontologischenaturrecht），它既不同于早期的各种自然法理论，甚至也不同于流行于本世纪初期的诸种“复兴自然法”学说。［12］
（二）法与“事物的性质”
“事物的性质”（德文naturdessache，简称nds，英文natureofthing）是一个古老的概念，来源于希腊文physeidikaion和拉丁文rerumnatura，兼“先天规定性”、“物性”、“不言自明性”或“物之内在秩序”诸义。［13］在中世纪，“事物的性质”被看做是神性，即神造自然这一事业的适度性。在近现代，“事物的性质”一词衍生出许多新的用法，如事物的理性（vernunftdersache）、物之理性（vernunftderdinge）、自然理性（naturalisratio）、目的思想（zweckgedanke）、交际需要（verkehrsbedürfnis）、正义感（rechtsgefühl）等。其实，这些名词都是同一概念的不同符号。［14］
在历史上，“事物的性质”这一观念是各个历史时期自然法学说的理论渊源之一。然而，自然法，并不等同于事物的性质，甚至也不完全等同于“来自事物性质的法”。［15］法国的孟德斯鸠（1689年-1755年）最早将事物的性质归结为“法律的精神”，认为：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法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16］他在探讨法与政体的性质、民族精神、风俗、习惯之关系的同时，也详细考察了法与“气候的性质”、“土壤的性质”以及它所规定的“事物秩序”之间的诸种关系。［17］在德国，本世纪初风行一时的“自由法运动”（freirechtsbewegung）在法学领域推动了关于“事物性质”的讨论。法学家们运用此一概念论证法的解释及法的解释框架内的法律渊源问题，为法院判决理由寻求制定法以外的标准，将事物的性质视为法的解释的内容或法律渊源之一。
二战后的“复兴自然法”运动再度将“法与事物的性质”的讨论推向高潮。1948年，g·拉德布鲁赫发表《事物的性质作为法学的思考方式》一文，高度评价了“事物的性质”的法哲学意义，引起法学界对此一问题的重新思考。w·麦霍费尔、h·萨姆贝克（herbertschambeck）、o·巴尔维格（ottmarballweg）、e·费希纳、g·施普伦格（gerhardsprenger）等人著专论探讨nds概念及其与自然法、实在法的关系。意大利法学家n·博比奥（norbertobobbio）在1957年萨尔布吕肯召开的国际法哲学-社会哲学协会第一届世界大会所作的学术报告中，将德国战后有关此一问题的讨论归结为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的“事物的性质”学说是自然法理论讨论的继续；第二个方向的“事物的性质”的讨论强化了法社会学理论对规范理论的对抗；第三个论战方向上的“事物的性质”学说是对法律拜物教（gesetzesfetischismus），即法学上拘泥于现存规范体系的传统教义学态度所作出的一种反应。［18］
“法与事物的性质”的讨论，反映了二战后法学家们对法律实证主义理论的反思，要求从意志客体（事物的性质）角度来考察法的正当性，以避免再度出现纳粹统治时期那样的法律上的不法现象。时值今日，尽管“事物的性质”这一概念尚无明晰统一的含义，［19］但它对于一些法哲学基本问题（如自然法、正当法的标准、法的本体论、法律论证等）的探讨，仍具有其不可忽视的理论价值。
（三）法的“实在”与“应在”
“实在”（sein）与“应在”（sollen）是法哲学考察的出发点。［20］自汉斯·凯尔森（1881-1973）创立纯粹法学以来，法的“应在”与“实在”就成为现代法哲学的一个重要理论课题，在各国法学界被广泛讨论。
从谱系学上看，“应在”与“实在”这一传统对立的范畴，源自康德关于自然与自由、认知理性与实践理性，因果性与道德性的二元论。基于康德的认识，凯尔森将“应在”与“实在”看做是两种先验的逻辑思维模式：“实在”属于自然法则（规律）的范畴，其思维形式为“当a……，是b”：“应在”属于规范的范畴，思维形式为“当a……，应b”。［21］这种将认识领域分为“实在”（自然王国）与“应在”（人类王国）的二元论，引发了对法的性质的长期争论，产生了法学上的两大理论分野：一种法律实证主义，强调规范和“应在”（seinsollen）；另一种是社会学法学，强调事实和“实在”。
二战后，德国的法学家们在更为广泛的层面上探讨法的“应在”（义务、规范性、法律效力）与“实在”（法律行为、事实性、法律实效）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法与实力、正义、法律价值诸方面的问题。在此方面，a·考夫曼的法律诠释本体论强调“法的历史性”（geschichtlichkeitdesrechts），将历史性的时间结构作为一种认识方法，来探讨法的实在与应在，开拓出超越二元论认识空间的研究进路。［22］j·哈伯马斯通过沟通行动理论，为“事实”（实在）与“效力”（应在）之间关系的论证，设计出一种新的理论策略（theoriestrategie）。［23］这表明，法的“实在”与“应在”问题已超越单一学科的范围，而在多学科整合的水平上被开展讨论。
（四）法与道德
法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一直是自然法学派与分析实证法学派争论的焦点。二战以后，在英美法学界，以h·l·a·哈特为中心，就此一问题展开数次学术论战，推动了当代西方法哲学的发展和繁荣局面的形成。在德国，“法与道德”同样是法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之一。法学家们就“法与道德是否有联系以及在何种意义上两者存在着必然联系”这一重大问题展开辩论，其基本立场有三：其一，坚持实证主义法学立场，认为法与道德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其二，反对法律实证主义，承认法与道德的相互关系及其意义；其三，徘徊于前两种观点之间，没有明确的赞成或反对态度。据统计，在1970年-1989年近20年间，在德文法学杂志上发表的各类文章中有99篇论及法与道德问题，其中34篇属于第一种观点，53篇坚持非实证主义立场，有12篇文章的观点无法明确地归类。［24］1988年10月和1989年3月，国际法-社协会德国分会分别在哥廷根和萨尔州的基尔克（kirkel）召开专题学术研讨会，主题为“法律实证主义与法的价值关涉”（哥廷根）、“法与道德”（基尔克）。在研讨会上，r·阿列克西做了题为“关于法律实证主义批判”的报告，从法律论证角度对法与道德的分离命题（trennungsthese）与联系命题（verbindungsthese）进行了语言的、逻辑的分析，并就此二命题提出了四种区别模式：（1）区别包含效力的法律概念和不包含效力的法律概念；（2）区别作为规范制度的法律制度与作为程序制度（即有关规范的制定、推理、解释、应用与执行的制度）的法律制度；（3）区别作为旁观者与作为参与者（法官）在此问题上的观点；（4）区别法与道德之间的两种概念上的联系：定义关系与评价关系。根据上述区别，阿列克西推导出32种分离命题和联系命题。［25］尽管这一分析在实践上并不都是至关重要的，但它至少说明，在德国，法与道德关系问题的探讨已不再是空泛笼统的议论，而属于严格的理性论证。
（五）合理性与合法性［26］
理论上，合理性（德文legitimitǎt，英文legitimacy）与合法性（德legalitǎt，英legality）是两个概念含义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的问题。合理性，立足于对社会特定的、规范标准的、社会整体性的维护之上，它要说明现存的制度和政权怎样以根本的价值来维护社会的认同。因此，“合理性意味着对一种政治制度的公认”。［27］或者说，它是政治制度存在的内在基础。另一方面，合法性，在最广义上则是指法律的存在及行为者对法律的服从和遵守。法只有在合法性体系（制度）中才得以实现。在此意义上，“合法性是一种形式，通过这种形式法得以显现，并向法律人指呈”。［28］合法性，就其本质而言，是与合理性问题紧密相关的：合理性通过合法性表现，合法性应以合理性作为实质内容。
在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weber，1864-1920）最早论及政治的三种纯粹的合理性统治（legitimeherrschaft），即依赖于法律规定的“法律统治”（法治，legaleherrschaft）、依赖于信仰现存秩序和统治权的“习惯统治”（traditionalleherrschaft）和依赖于统治者人格与魅力的“奇理斯玛统治”（charismatischeherrschaft）。［29］法学家卡尔·施米特（carlschmitt，1888-1985）于1932年出版《合法性与合理性》一书，从法治、民主、多党制国家、宪法保护等方面讨论合法性与合理性之关系，指出：合法性是一种纯粹后天的法律思考形式（formendesrechtsdenkens），而“一旦合法性仅局限于形式主义范围，那么国家也就丧失了其合理性”。［30］
二战以后，合理性问题，尤其是合法性（法制）的合理性（legitimit?tderlegalit?t），事实的合理性关系（faktischelegitimit?tsverh?ltnisse），不仅在法学上，而且在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诸领域被展开讨论。1969年，n·卢曼著《通过程序的合理化》，沿着韦伯、施米特等人的思路，强调通过程序实现合理化的意义。他的“通过程序的合理化”意指：合理化不是以法律规范之道德实践证明的形式条件为依据，而是遵守法律裁决、法律应用与法律执行中的程序规定。［31］j·哈伯马斯承袭法兰克福学派一贯奉行的批判哲学精神，考察西方文明发展所遇到的各种问题，指出：晚期资本主义存在着四种可能的危机：经济危机、理性危机（rationalit?tskrise）、动机危机（motivationskrise）和合理性危机（legitimationskrise）。［32］哈伯马斯依据整体性原则构筑起“沟通行动理论”，以期打通人与人、人与社会的隔膜而达到交流的认同和普遍的共识，为现代民主政治、法治国家指出新的合理化图景。
近年，愈来愈多的法学家开始从法学的角度研究合法性与合理性的问题。在法哲学方面，“法的合理性”（legalelegitimitat）、“依据合法性的合理性”（legitimit?tkraftlegalit?t）、“合理性的法”（legitimesrecht）、“法律决定过程中的合理性”（legitimit?tbeijuristischerentscheidung）等，成为德国法学家们论证的主要问题。［33］这一理论方向已形成相当强的气势。
（六）法与人类形象
“人类形象”，是整个人类、人类的群体或个体在社会生活中所呈现出来的总体映像。自从20世纪初发生所谓“泛人类学倾向”以来，人类形象一直是人类学、哲学、社会学、民族学、政治学、心理学和法学诸学科探讨的课题。学者们面对19世纪以来科学主义思潮的入侵和实证主义分割世界图景的形势，面对20世纪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危机，强烈感受到需要站在“第三者”的角度反观我们人类自身的存在、人类在整个宇宙中的位置、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的困境与未来的命运。于是，人类形象的再审视，成为一切学问的中心问题，［34］当然也是法哲学所要探索的主题之一。这是因为，法律是调整人类的群体或个体之间相互关系的规范。所以，如何看待人、人性及人在社会生活中呈现的映像，对于立法者如何正当地制定法律，执法者如何正确地应用法律具有重要的意义。人类形象的表现是多层面的：好与坏、善与恶、贫与富、强与弱、自利与利他、仁爱与残暴、文明与野蛮、和平与好战，如此等等。而所有这些两极属性矛盾地交织、组合，就构成了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现实形象。法律的作用表现在：它通过制定人的行为模式，规定人们可以做什么，应当或不应当做什么，以此树立理想类型的人类形象，导引人类生活秩序趋于和谐与稳定。
20世纪初以来，德国的法学家们一直关注从法学层面探讨人类形象及其与法律之间的相互关系。g·拉德布鲁赫最早在此领域作了开创性研究。他于1927年发表《法律上的人》（dermenschimrecht）一文，对“在法律上映现的、法律据以建立其制度的人类形象”作了多角度考察，指出：抽象现实的人的类型或经验的人类平均类型（durchschnittstypus），是不存在的。各种形形的人性被不同法律时代看做是法律规范化的本质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出发点。法律不能将所有的人都假定为精明的、自私自利的商人，并以此为根据来赋予权利、设定义务。人在法律上的形象也不是“鲁滨逊”或“亚当”，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社会中的人或集体人（derkollektivmensch）。［35］
二战以后，法与人类形象这一主题再度进入法学家们的视野。学者们就“刑法中的人类形象”、“犯罪与社会”、“人类的过错、命运与责任”、“法学家眼中的世界形象”、“当代的人类形象与刑法改革”、“法治国与人类尊严”、“判决中的人”、“法学与哲学人类学”诸方面的问题展开讨论，相继出版一系列相关的学术著作。著名法学家、汉堡大学法学教授h·亨克尔（heinrichhenkel）在其《法哲学导论》（1964年初版，1977年再版）中，将“人类形象与法”作为法的本体论-人类学前提予以专章评述。［36］1984年10月在比勒费尔德召开的德国“法人类学”学术研讨会上，“法律中的人类形象”、“人类与法”、“人类的尊严”等被列入大会报告的主题。在德国，法人类学或人类学法学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已经形成。［37］
（七）法与语言
语言，不仅是人类生活现实的本质部分和确定因素，而且是考察法、伦理等社会现象的重要手段。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hume，1711-1776）曾言，法与法律制度（如所有制）是一种纯粹的“语言形式”。［38］法的世界肇始于语言：法律是通过语词订立和公布的，法律行为和法律决定也都涉及言辞思考和公开的表述或辩论。法律语言与概念的运用，法律文本（gesetzestext）与事相（sachverhalt）关系的描述与诠释，立法者与司法者基于法律文本的相互沟通，法律语境的判断等等，都离不开语言的分析。在此意义上，正如a·考夫曼和n·麦考密克（neilmaccormick）所指出的，法学其实不过是一门法律语言学。［39］
二战以后，法与语言关系的探讨与研究，日益受到法学家们的重视。因而，在法学中也完成了一次所谓的“语言哲学转向”（die“sprachphilosophischewende”）。从世界范围看，法学的语言哲学转向表现出两种不同的运动方向，而这两次运动都间接地与维特根斯坦（ludwigwittgenstein，1889-1951）的逻辑实证主义相联系。这就是：（a）以h·l·a·哈特为代表，由麦考密克、拉兹（josephraz）等人继承和发展的“新分析法学”。它是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语言游戏说与日常语言理论）和卡尔纳普（rudolfcarnap）“逻辑语义学”（logischesemantik）在法学上的引进与应用。（b）以沟通理论（kommunikationstheorie）、符号学（semiotik）、修辞学（rhetorik）、论证理论（argumentationstheorie）等语言哲学为理论背景的法学理论（如c·佩雷尔曼的新修辞法学）。尽管这一理论方向几乎与新分析法学同时出现，但却一直在国际学法学舞台上扮演着“边缘人”的角色，受到学人的冷落。
在德国，早在1940年，e·福斯特霍夫（ernstforsthoff）在其著名论文《法与语言》中就注意到法与语言“本质上相遇的联系”。［40］1953年t·菲韦格出版《语序学与法学》（topikundjurisprudenz），对古希腊、罗马以来的语序学（主要是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的理论）在法学中的应用，作了新的诠释，打开了法与语言研究的新的路向。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这一段时间，在法学方法论方面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卡尔·冯·萨维尼（friedr.karlv.savigny，1779-1861）倡导的法律解释的“古典学说”。［41］尽管在这一时期k·恩基施和h·柯因（helmutcoing）根据意大利法学家贝蒂（emiliobetti）的法律诠释理论对传统学说作了补充和发展，但其基本方面没有根本的变化。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通过k·拉伦茨、a·考夫曼和j·埃塞尔等人的努力，法学家们接受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说，同时又不断吸收各种不同的语言学成果，才完成了古典法律解释学向“新诠释学”的转向。另一方面，一些法学方法论学家们（如哈茨、霍恩、兰珀、h·j·科赫等人）的大力推动，使沟通理论，英国语言分析哲学、逻辑语义学等学科被引进法学，在法学与语言学之间找到衔接点。
法学与语言学科际间合作第一次最重要的尝试，是20世纪70年代初开展的一项研究计划-“达姆施塔特纲领”（desdarmst?dterprogramm）。1970年，语言学家彼得·哈特曼（peterhartmann）被法学界邀请作了一次深化法学的纲领性报告，并由他牵头在达姆施塔特组成由德国研究联合会（deutscheforschungsgemeinschaft）发起的“法律语言分析科际工作组”。在为期4年（1970年-1974年）的时间里，工作组完成了对法律文本的法学、逻辑学、信息学和语言学的系统研究。1974年10月，国际法-社协会德国分会在美因兹召开例会，讨论“法与语言”，再度将这一问题的研究推向高潮。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符号学、语用学、文本语言学（textlinguistik）、哈伯马斯理性论证理论以及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引进，法学的语言研究又发生了一次转折，即由过去的法律文本语义学分析转向对法行为中的语言、法律发现程序、法律应用与法律遵从的关系、法律决定等的语用学分析和证明。而一大批法与语言理论研究专著的问世，为这一方向的理论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前景。
（八）实践理性与法律论证理论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法哲学的发展呈现出另一个动向，即所谓“实践哲学的复归”（rehabitierungderpraktischenphilosophie）。［42］法哲学家们通过对康德“实践理性”的再审思，为法与道德哲学寻找到新的理论生长点。在英国，实践理性的再发现，推动了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法律推理、法与道德等问题的理论探讨，使之成为一种新的法学研究思潮。j·拉兹的《实践理性与规范》（1975年）、《实践推理》（1978年）和n·麦考密克的《法律推理与法律理论》（1978年）、《制度法论》（1986年，与魏因伯格合著）等著作，是这一研究的最具代表性的成果。
与此相适应，在德国、奥地利、北欧诸国，一种新的理论方向-法律论证理论（theoriederjuristischenargumentation）也悄然兴起。以逻辑、语言分析为基础的论证理论较早在道德分析哲学中作为实践商谈论［43］被广泛讨论。1971年国际法-社协会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召开第五届世界大会，以“法律论证”作为会议的主题。国际知名法学家c·佩雷尔曼、l·富勒，t·菲韦格以及g·卡里诺夫斯基（g·kalinowski）、m·维利（m·villey）等人在会议上作了有关该论题的报告。［44］
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由于一批中青年法学家的努力，“法律论证理论”终于作为一个独立的学说得以确立。在此方面作出独创性贡献的，主要是德国的r·阿列克西。他于1976年完成博士论著《法律论证理论》（1978年由苏尔坎普出版社出版）。在该书中，阿列克西详细考察了实践商谈理论（其中包括自然主义与直觉主义、c·l·史蒂文森的情感论、l·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论、j·a·奥斯汀的语言行为理论、r·m·黑尔的道德语言论、e·托尔明的道德论证分析、k·拜耶尔的道德观点、j·哈伯马斯的真理共识论和c·佩雷尔曼的论证理论等），从哲学层面勾勒出一般理性实践商谈论大纲（如商谈规则的建构，一般实践商谈的形式），着重讨论了法律论证理论的基本问题（法律商谈与一般实践商谈的关系，法律论证理论的基本原则，如内在证明与外在证明，解释规则、教义学论证等）。随后，阿列克西又在国际上有影响的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实践商谈论”与“法律论证理论”的文章。尤其是，1981年他与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的a·阿尔尼奥（aulisaarnio）、瑞典隆德大学a·佩岑尼克（aleksanderpeczenik）合作，发表《法律论证的基础》一文，推动了法律论证理论向国际领域的发展。
近十几年来，法律论证理论也成为各种国际和国内法哲学学术会议谈论的主题。其中，比较重要的会议及其主题是：1978年国际法-社协会德国分会学术讨论会（慕尼黑）-“法律论证”、1979年奥地利分会会议（格拉茨）-“哲学与科学作为法学的基础”、1979年赫尔辛基国际学术研讨会-“法律科学中的论证”。1991年8月在德国哥廷根召开的国际法-社协会第十五届世界大会也曾将“实践理性与法律论证”作为大会工作组的12个论题之一。［45］因此，正如u·诺伊曼在《法律论证学》（1986年）一书导言中所指出的那样：“在最近20年内，法律论证理论在法学研究领域已取得了统治地位。……目前法律论证的各种问题继续居于国际法学理论讨论的前沿。”［46］
三、法哲学课程设置：德国当代法哲学面临的问题
（一）法哲学课程设置的历史沿革
“法哲学”作为一个名称由来已久。据意大利法学家g·德尔·韦基奥（giorgiodelvecchio，1878-1970）考证，在古代和古典时期，除了“自然法学”（iurisnaturalisscientia）概念以外，“法哲学”（philosophiaiuris）这一名称也常见诸学者们的著作之中。罗马著名思想家西塞罗（m.t.cicero）在其《法律篇·j，5》中曾提到“法律学科来自深奥的哲学”（exintimaphilosophiahauriendajurisdisciplina）一语。1650年，肖比尤斯（f.j.chopius）写过一本小册子，所用题目为《论法的实在哲学》（deveraphilosophiajuris）。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g.leibniz）在1667年所著的《法学论辩教学新方法》（novamethodusdiscendaedocendaequejurisprudentiae）一书第100节和43节分别使用了“法哲学”（rechtsphilosophie）和“法律哲学”（gesetzphilosophie）两个概念。［47］然而，直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哲学”作为一门大学课程的名称，才渐次得以流行。在德国，历史法学派奠基人古斯塔夫·胡果（gustavhugo，1764-1844）在哥廷根大学较早设“实在法哲学”课程。1798年，他将自己的讲稿加以整理，以《作为实在法，特别是私法哲学的自然法教程》为名出版。在该《教程》中，胡果对“实在法哲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1节-6节）、实在法哲学发展的历史（7节-28节）、实在法哲学的性质（29节-37节）、法律人类学（38节-151节）、法的哲学基础（152节-375节）、公法（376节-402节）等问题作了系统的阐述。［48］其后，比胡果年少六岁的哲学家g·黑格尔在柏林大学设“自然法与国家学或法哲学”讲座，并于1821年将该讲演稿出版。这就是著名的《法哲学原理》。黑格尔的“法哲学”，是其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的一部分，是精神哲学之“客观精神”篇章的发展、发挥和补充。［49］在这一点上，他与胡果的法哲学分别代表了两个不同的进路。但由于黑格尔本人的影响，他所倡导的法哲学，长期以来，成为后世法哲学课程设置的正统方向。法哲学因而也仅属于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法哲学发展呈现空前繁荣的局面。一大批法学家从事法哲学课程的讲授和著述，随之也就有了法学家们出版的法哲学教科书。其中，比较著名的有：k·伯格博姆（karlbergbohm）的《法学与法哲学》（莱比锡，1892年）、j·柯勒（josfkohler）的《法哲学教程》（柏林，1908年）、f·伯罗茨海默（fritzberolzheimer）的《法哲学经济哲学体系》（慕尼黑，1904年-1907年）、g·拉德布鲁赫的《法哲学》（海德堡，1914年）、r·施塔姆勒（r.stammler）的《法哲学教科书》（柏林，1921年）、m·e·迈耶尔（m·e·mayer）的《法哲学》（柏林，1922年）和j·宾德（j·binder）的《法哲学》（柏林，1925年）等。
二战以后，法哲学的研究与教学主要是法学家从事的工作。但由于对法哲学的学科归属一直存有不同的看法，德国各大学关于法哲学的课程设置情况则不尽相同。大多数大学的法哲学课程讲授由法学院的法哲学教授承担（如哥廷根大学、萨尔大学、慕尼黑大学、波鸿大学）。在没有法学院建制的大学则由哲学院或其他学院的哲学系（philosophischeseminar）来安排法哲学、道德哲学、国家哲学之类的课程。在少数大学（如海德堡大学），法哲学的课程设置一直采取传统习惯，分别由法学院和哲学院的教授来组织进行。［50］各大学之间没有统一的法哲学教材，一般由任课教授指定阅读的书目或自编讲义。20世纪50年代以来德国出版的权威性法哲学教科书主要有以下数种：h·柯因的《法哲学基本特征》（1950年初版，1969年第2版）、e·费希纳的《法哲学》（1956年初版，1962年第2版）、c·a·埃姆格（c.a.emge）的《法哲学绪论》（1961年版）、h·亨克尔的《法哲学导论》（1964年初版，1977年第2版）、a·考夫曼和w·哈塞默（w.hassemer）合编的《当代法哲学与法学导论》（1977年）、r·齐普利尤斯（reinholdzippelius）的《法哲学》（1982年）等。这些教科书的共同特点是：有完整的结构、自成体系、论述的问题较为全面。就以上方面而论，它们与专题性法学著作有所区别。法哲学课程所指定的必读书目，除标准法哲学教科书以外，当然也包括那些有创见的法哲学专著。至于具体选用何种参考书籍，一般视教授的研究方向或讲座所涉范围而定。
（二）法哲学与相关法学课程
与英美传统不同，德国法哲学课程重在法的哲理。因此，该课程也从不以意义较为含混的“法理学”（jurisprudence）名称标识。在德文法学文献中，法学家也经常使用与英语“法理学”词形相同的概念jurisprudenz，但并不指称法理学，而取其拉丁文jurisprudentia一词原义，指“法律的知识”或广义的法学，相当于rechtswissenschaft（法律科学）。法哲学不同于“广义的法学”，当然也并不涵盖法律科学的一切分支学科。
在历史上，法哲学的研究对象并不十分确定，其范围宽狭不一。r·施塔姆勒将这一对象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法律思想的纯粹形式；二是理想法的不容性（unzul?ssigkeit）。根据此一规定，他在《法哲学教科书》中具体讨论了有关法的概念、法的形成、法的理念、法的操作（应用）、法的执行等涉及哲学，社会学、语言逻辑、国家学、伦理学、政治学诸学科的问题。［51］g·拉德布鲁赫的《法哲学》分总论与分论：总论讨论法的概念、法与道德、法与善、法的目的、法理念的矛盾、法的效力、现实与价值、法的美学、法学的逻辑；分论则较宽泛，涉及的问题包括公法与私法、人、所有权、契约、婚姻和继承法、刑法、死刑、宽宥、程序、法治国、教会法、国际法、战争等。［52］j·柯勒把法哲学的对象限定于研究人类、人的定在（menschlichesdasein）及人类文化。他的法哲学体系基本上分为两大部分：（1）文化的发展；（2）法律的发展。［53］二战以后的法哲学教科书则更偏重法的本体论问题和对各种法律学说的评述，也兼及法学方法论和法律思维方式的讨论。这说明，法哲学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拓展自己的向度。但也许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开放性，就给法哲学作为一门学科与其他相邻近学科之间的界限划分，带来一定的困难。
在德国，与法哲学最不易划界的学科是“法学理论”（rechtstheorie）。法学理论，又称“一般法学”（allgemeinerechtslehre），作为一门学科，它的成熟晚于法哲学。其产生过程开始于19世纪初。这一时期，随着概念法学的兴起，尤其是后来的分析法学的产生，至少在法学界出现了要求建立一门不同于传统法哲学（主要自然法理论）的独立法律科学的愿望。这一新的学科，在英国就是约翰·奥斯丁（johnaustin）所主张的“实在法学”；在奥地利被汉斯·凯尔森规定为“纯粹法学”；而在德国，大多数法学家则称之为“法学理论”或“一般法学”。就其内容而言，法学理论不包括法哲学作为法律伦理学（rechtsethik）所考察的范围，它是关于法和法学基本概念的分析理论，侧重于描述现存法（实在法）的概念和逻辑结构。尽管20世纪70年代以来德国法学家们对这一学科性质的讨论未能达成一致看法，［54］但“法学理论”作为一门法学选修课程被一些大学法学院列入教学计划。其讲授内容大致包括法的概念和效力、正义理论、法律规范、法律体系（法系）、法律科学的若干理论问题等。［55］其中，许多内容与法哲学、法社会学课程有所重叠。
法社会学（rechtssoziologie）是19世纪中期以来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另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它以法律制度与社会总体的关系为考察对象，研究与社会事实相联系的法和法律生活。在德国，鲁道夫·冯·耶林（rudolfvonjhering）、马克斯·韦伯（maxweber）、h·坎托洛维奇（hermannkantorwicz）、p·赫克（philippheck）、t·盖格尔（theodorgeiger）等人分别从法学和社会学两条不同的进路发展了法社会学理论。战后，n·卢曼从系统论方向拓进，发展法社会学一般理论，使法社会学研究领域突破了传统的框架，而成为包括一切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的多学科共同涉猎的范围。由此，法社会学与法哲学之间的边界变得有些模糊。尤其是，所谓“理论法社会学”（theoretischerechtssoziologie）的形成，不仅与法哲学难以划界，而且与法学理论之间也没有明确的界限标准。尽管学者间对这三门学科的基本方向的认识也还是比较清楚的（即法哲学-规范的、实践的学科；法学理论-逻辑的、概念分析学科；法社会学-描述的、经验的学科［56］），但许多细节问题似乎仍悬而未决。
与上述学科分类相联系的另外一些学科的归属，也有待进一步明确。这主要是指法律教义学和法学方法论。
法律教义学（rechtsdogmatik），也称“教义学法学”（dogmatischerechtswissenschaft），是德国19世纪兴起的、研究某一特定法律体系或子体系（法律语句命题系统）的实在法理论。［57］或者说，它是一门“法律概念和法律制度的自成体系的基础学问”。［58］按照r·阿列克西的理解，法律教义学作为一门法律科学，其实是至少三种研究的混合体：（1）描述有效的法；（2）串联概念体系；（3）获取解决有问题的法律案件的办法（建议）。［59］。从这一角度看，法律教义学显然是一个多向度的学科，不能归属于法哲学或法学理论这样单一的法学分支。换言之，法律教义学的三项研究涉及至少三个不同的向度（领域），即描述-经验向度、逻辑-分析向度和规范-实践向度，［60］而这三个向度又分属于法社会学、法学理论和法哲学的三个研究方向。也许是因为法律教义学介于这三个向度之间而没有明确的边界，所以尽管德国的法学家经常在自己的论著中使用法律教义学概念、方法和理论，但它至今尚未成为一门专业的法学课程，列入德国大学法学院的“课程总表”（vorlesungsverzeichnis）。
法学方法论（juristischemethodenlehre或methodenlehrederrechtswissenschaft），传统上附属于法哲学的法律认识论部分，与法哲学和一般法学并行发展。德国法学家一向注重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历史法学派的萨维尼、普赫塔、温德雪德（bernhardwindscheid）、祁克（ottovongierke）、耶林，自由法学运动的代表人物h·坎托洛维奇和利益法学的倡导者p·赫克等人，都曾对德国的法学方法论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战后一批法学家（k·恩基施、j·埃塞尔、k·拉伦茨）致力于法学方法论的专门研究，逐渐使之形成一门有完整结构的法学知识体系。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其他社会科学方法和自然科学方法的引进，一些类方法论专著（如法律教义学、法律修辞学、法律语序学、法律逻辑学、法律诠释学）的相继问世，突破了传统的方法论框架。一些跨学科的理论问题（如法律语言的分析、立法解释、法律的应用、法律的获取与发现、法律决定、法学中的概念与体系构成等）需要运用多层面的法学方法予以考察。由此可见，法学方法论，无论就其深度还是其广度来看，似乎已不再专属法哲学，而是联系诸学科但又相对独立的法学分支学科了。在一些方法论研究重镇（如慕尼黑大学、比勒费尔德大学），法学方法论早已成为大学的正式课程之一，与法哲学、法社会学、法学理论、比较法学诸课程相并列。
近几十年来，德国的法律政策研究呈升温趋向，法律政策学被一些大学（如科隆大学）列入法学课程。由此，法哲学与法律政策学的学科划界，也成为德国大学课程设置的问题之一。
“法律政策”（rechtspolitik，legalpolicy）一词在19世纪末开始被法学家们广泛使用。对其含义和研究范围，学者间大体上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广义的法律政策是指为达到一定的社会目的而在法律上采取的各种手段和方法。在此意义上，法律政策不仅包括立法政策和司法政策，而且包括社会政策的一切领域（如住房政策、农业政策、药品政策、卫生健康政策、劳动政策、人口政策、环境政策等）。［61］?狭义的法律政策仅指立法政策（gesetzgebungspolitik），即在立法上为解决各种社会问题、达到一定社会目的而采取的对策。
法律政策的兴起，反映出法律总体精神的转向，即在多种社会价值的平衡过程中为法律的合理化寻求根据。波兰俄裔著名心理学法学家莱翁·彼得拉日茨基（leonpetrazycki，1867-1931）最早在两卷本的《收入学》（1893年-1895年）中批判法典编纂者的立法方式，提出自己的法律政策计划。其后，他又在《法律政策学导论》（1896年-1897年）一书中系统论述了法律政策与法学理论之间的关系、法律政策的社会理念、道德的进步、法的教育功能、法的心理学、法律政策的方法等问题。在彼得拉日茨基看来，立法上应当采取一种社会法律发展的一般路线，以使人们的心理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的变化。法律政策的目的就是要达到最高的善，促进道德的进步，发挥法律的教育矫正功能，培养个人和社会的正义感以及尊重法律、热爱祖国和家庭、畏惧刑罚等心理素质，以达到人与人之间生活的协调与社会关系的亲和。［62］显然，法律政策学不仅应当在法律技术层面考察立法程序、步骤、目标设定的合理性，而且应当作为一门特定的法学学科在法哲学框架内予以研究。法律政策学涉及对特定社会既存法律的评价、某一民族传统法律文化的分析，也包含对一些法律价值（如自由、安全、公正、效率、民主）及其冲突、法律原则（如最优化原则、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等）的法哲学考察。法律政策学拓展了法哲学关于“法与政治”（政策）的一般研究范围，但作为一门学科它又以法哲学作为其理论基础之一。
在德国，马克斯·韦伯的“法的理性化”（rationalisierungdesrechts）理论，为法律政策学奠定了根基。此后，g·拉德布鲁赫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为法律政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1968年10月科隆大学教授m·克里勒（martinkriele）等人创办《法律政策杂志》（zeitschriftfürrechtspolitik，简称zrp），进一步推动法律政策的研究向学术化与实证化方向发展。在国际上，由“法律政策”所引发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法律政策与其价值论背景、立法政策学的理论基础、法的渊源与法律政策、政治与法律政策等）也成为法学家们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在法哲学学术会议上被广泛讨论。［63］综上所述，面临当今科际整合的总趋势，德国法哲学无论在研究领域还是课程设置方面都受到了相邻近学科的入侵，学科之间的边际界限变得有些模糊。于是，法哲学家们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在寻找当今法哲学发展的新的进路，他们提出这样的疑问：“当今法哲学目的何在？”“法哲学面临无路可走的处境了吗？”64法哲学家们的危机感，一方面昭示出多学科整合给传统法哲学造成学科难以定界的窘境；另一方面也预示着未来法哲学作为领衔学科所面临的重要机遇、挑战和选择。充分利用多学科整合的优势，及时引进相近学科的最新学术成果、理论和方法，把握当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精神的脉搏，站在整个科学发展的前沿来审视法学自身的发展，是摆在法哲学家面前的迫切任务。错过了这样一个良机，法哲学就会丧失它在整个法学体系中的学科优势，甚至陷入真正的“无路可走”的困境。这当然并不是法哲学家们所希望看到的结果。
注释：
1［德］卡尔·雅斯贝尔斯：《悲剧的超越》，亦春译，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
2hansdieterschelauske，naturrechtsdiskussionindeutschland-ein?berblicküberzweijahrezehnte（1945年-1965年），koln，1968.
3美国德裔法学家埃德加·博登海默在其代表作《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中注意到w·麦霍费尔等人的存在主义法学的影响，与“其他价值定向法学”相并论。参见该书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95页。
4winfriedhassemer，dimensionenderhermeneutik-arthurkaufmannzum60.geburtstag，heidelberg1984.
5theodorschramm，einfuhrungindierechtsphilosophie，münchen1978，s.73.
6这主要是指康德1797年出版的《法的形而上学原理》（《道德形而上学》上册）、费希特的《自然法基础》（1796年）和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1821年）。
7对哈伯马斯的法哲学理论有兴趣者，可阅读jürgenhabermas，faktizit?tundgeltung：beitr?gezurdiskurstheoriedesrechtsunddesdemokratischenrechtsstaats，suhrkamp，frankfurt/a.m.1992.
8marcblessing，aspekteexistentiellenrechtsdenkens，zürich，s.67.
9karljaspers，vomursprungundzieldergcschichte，s.201.
10erichfechner，rechtsphilosophie：soziologieundmetaphysikdesrechts，tübingen，1956，s.231.ff.
11wernermaihofer，rechtundsein：prolegomenazueinerrechtsontologie，frankfurt/a.m.，1954，vorwort.
12有关的评论，参见arthurkaufmann，dieontologischebegründungdesrechts，darmstadt1965，einleitung.
13hiroshinoguchi，die“naturdersache”inderjuristischenargumentation，arspbeiheft-30/1987，s.139.也见hebertschambeck，derbegriffder“naturdersache”，wien，1964，s.7；dernburg，pandekten，3.aufl.i（1892）。s.87?
14f.regelsberger，pandekten（1893），i，s.68.
15gerhardsprenger，naturrechtundnaturdersache，schriftenzurrechtstheorieheft50，berlin，einleitung.
16［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页。
17见孟德斯鸠前揭书第2、14、18、19、26诸章。
18norbertobobbio，?berdenbegriffder“naturdersache”，saarbrücken1957.
19哥廷根大学法哲学教授r·德莱尔将传统的nds概念分为两大部分：一是“理论的nds概念”，包括“经验主义理论的nds概念”和“形而上学理论的nds概念”；二是“实践的nds概念”，包括“技术实践的nds概念”和“客观实践的nds概念”。见ralfdreier，zumbegriffder“naturdersache”，berlin，1965，3.kapitel.
20heinrichhenkel，einführungindierechtsphilosophie，2aufl.münchen1977，s.20.
21h.j.hommes，seinundsollenimerfahrungsbereichdesrechts.arspbeiheft-6/1970，s.155.
22arthurkaufmann，naturrechtundgeschtlichkeit，tübingen1957.
23jürgenhabermas，faktizit?tundgeltung，suhrkamp，frankfurt/a.m.1992.
24见ralfdreier，zurgegenw?rtigendiskussiondesverh?ltnissesvonrechtundmoralinderbundesrepublikdeutschland，arsp，beiheft-44/1991，s.55.
25ralfdreier（hg.），rechtspositivismusundwertbezugdesrechtsarsp，beiheft37/1990，s·9-26.
26在德语中，legitimit?t与legalit?t二词，很难准确地找到合适的汉语对等词。在现今汉译文献中，人们笼统地将两者均译为“合法性”，似有不妥。为区别起见，本文将前者姑且对译“合理性”，将后者译成“合法性”。与此相关的两个动名词legitimierung与legalierung分别译为“合理化”与“合法化”。
27jürgenhabermas，zurrekonstruktiondeshistorischenmaterialismus，3.aufl.1982，s.9.
28luislegazylacambra，rechtsphicosophie（1961），dt.ausg.1965，s.563-564.
29maxweber，diedreireinentypenderlegitimenherrschaft，1922.
30carlschmitt，legalit?tundlegitimit?t，berlin?münchen1932，s.14.
31weymalübbe，legitimit?tkraftlegalit?t，tübingen1991，s.118.
32jürgenhabermas，legitimationsproblemeimsp?tkapitalismus，frankfurt/a.m.1973.
33国际法哲学-社会哲学协会德国分会1981年召开的学术会议主题为“关于现代国家的建构、论证与合理化”。会上，德国一些知名法学家，如n·卢曼、w·麦霍费尔、r·齐普利尤斯（reinholdzippelius）等就国家合理性问题作了报告。dieterwyduckel，zurbegründung，rechtfertigungundlegitimationdesmodernenstaates，arsp?heft15，1981，s.95.ff.
34德国哲学人类学创始人m·舍勒（maxscheler）在《论人的观点》一文中指出：“在某种意义上，所有哲学的中心问题应追溯到人是什么这个问题。”引自［德］蓝德曼：《哲学人类学》，彭富春译，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55页。
35gustavradbruch，dermenschimrecht，tübingen1927，s.16.
36heinrichhenkel，einführungindierechtsphilosophie，s.234-268.
37有关德国法人类研究的进展，可参见ernst?joachimlampe，rechtsanthropologieheute，arsp?beiheft?44/1991，s.222.
38davidhume，trcatiseofhumannature.（1739），bdⅱ，p.263.
39参见dietrichbusse，juristischesemantik，berlin，1993，s.14；neilmaccormick，h·l·a·哈特（1981年），第12页。
40e.forsthoff，rechtundsprache（1940），s.1.
41卡尔·冯·萨维尼曾著《法学方法论》（1802/1803年）和《当代罗马法制度》（1840年）等，将法律解释分为语法解释、逻辑解释、历史解释和系统解释。此一学说一直是后世法律解释论的经典分类。有关萨维尼的方法论，也可参见karllarenz，methodenlehrederrechtswissenschaft，5.aufl.berlin1983，kapitel1.
42sammelb?ndem.riede（hg.），rehabilitierungderpraktischenphilosophie，2bde，1972/74.
43德文diskurs（英文discourse），有多种含义，如讲演、论述、论辩等。我国哲学界通译为“话语”，似过于笼统，不够妥帖，忽略了其中的论证、说理内涵。采用“商谈”译名，更贴近该词的现代用法。
44有关报道和论集，见arsp-beiheft8，wiesbaden，1974.
45有关此次ivr会议的报道，见arsp77（1991），stuttgart，s.407-408.
46ulfriedneumann，juristischeargumentationslehre，darmstadt，1986，s.1
47giorgiodelvecchio，lehrbuchderrechtsphilosophie，dt.ausg.2.aufl.，basel1957，s?45-46.
48gustavhugo，lehrbuchdesnaturrechts，alseinerphilosophiedespositivenrechts，besondersdesprivatrechts.4.aufl.berlin1819.
49有关的评介，见贺麟：《黑格尔著〈法哲学原理〉一书评述》；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35页。
50资料来源：“vademecum?deutscherlehr?undforschungsst?tten：st?ttenderforschung”，stuttgart，1989.
51rudolfstammler，lehrbuchderrechtsphilosophie，3.aufl.berlinu.leipzig1928.
52gustavradbruch，rechtsphilosophie，4.auflleipzig，1950.
53josefkohler，lehrbuchderrechtsphilosophie，2.aufl.berlinu.leipzig1917.
54有关的文献，主要有：a.kaufmann，rechtstheorie，（1971）；w·maihofer，rechtstheorie-vorstu?dienzueinergrundlagendiskussion（1971）；r.dreier，wasistundwozuallgemeinerechtstheorie？rechtu.staat，h.444/45（1976）。
55参见r.dreier，rechtstheorie（讲义），ss/1994，gǒttingen.
56hubertrottleuthner，rechtstheorieundrectssoziologie，münchen1981.s.14.
57niklasluhmann，rechtssystemundrechtsdogmatik，1974.
58karllarenz，methodenlehrederrechtswissenschaft，5.aufl.，s.215.
59robertalexy，theoriederjuristischenargumentation，2.aufl.suhrkamp1991，s.308
60r·dreier，wasistundwozuallgemeinerechtstheorie？tübingen1975，s.15.
61eikevonhippel，rechtspolitik，dunckerhumblott，berlin1992
62g.l.seidler，rechtssystemundgesellschaft，s.47-51；s.gepita，theoryoflawandlegalpolicyintheworksofleonpetrazycki，arsp?beiheft54.1992，s.117.
哲学基本规律篇8
在经历了近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发展之后，我国的社会经济已经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相应的理论研究水平也得到了一定的提升。特别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马克思主义在指导社会经济发展当中发挥的作用十分巨大，为了更好的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必须要强化对于经济哲学的认识程度，进而更好的了解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从哲学角度来对经济发展形势进行阐述，为推动社会的健康稳定发展提供可靠的保障。对于经济哲学的研究工作来看，首先必须要弄清楚其存在的基本形式，只有这样才能从更深层次去进行掌握，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因此，通过强化经济哲学存在的三种形式探究，能够为加深经济哲学的认识程度提供必要的参考，从更深层次上去把握经济哲学的特点以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为社会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二、经济学的哲学是经济哲学的重要形式
在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当中，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哲学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经济哲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学的进步，而离开经济哲学的支撑，经济学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就缺乏了相应的理论依据。在对经济哲学的表现形式进行阐述的过程中，许多的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在发展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经济哲学，是社会经济能够得到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支撑。通过对诸多历史事件的分析总结发现，在目前较为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当中，哲学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经济学家在提升自身经济学能力的过程中，必然要掌握必要的哲学知识，只有这样才能从本质上来把握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更好的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建议。就拿英国来说，其在长期的发展当中，经济学相关的理论研究一直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在这些理论研究成果的背后是诸多伟大经济学家智慧的结晶，但是对于这些经济学家来说，他们不仅只是研究经济学，对于哲学也有着十分深入的探究，几乎所有伟大的经济学家都是哲学家。由此可见，在经济学的发展当中，其所体现出来的哲学内容是经济哲学的重要形式。所以说，在现代经济理论发展当中，经济学家想要更为科学的提出相应的经济学理论，必须要建立在哲学的基础之上，必须要承认经济学当中存在着经济哲学。这就要求经济学家在开展理论研究的过程中，必须要遵循一定的哲学规律，从本质上来把握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对于各种经济事实进行哲学性的解释，将哲学与经济发展更好的融合起来，进而为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三、经济哲学表现在经济学范畴当中的哲学
作为伟大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自己的著作以及理论当中对于劳动价值范畴当中的哲学思想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在他的理论研究当中我们可以明显的发现诸多经济哲学的思想。但是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在正常的情况之下人们无法更深层次的去理解经济学范畴当中的哲学思想，这就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人们的思想产生误导。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目前的经济学范畴当中，经济哲学有着十分明显的体现，对于促进经济发展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对经济学范畴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应该充分的认识到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劳动与商品价值相结合，劳动价值产生之后对于经济学发展的重要作用，通过对劳动价值的重要性来进行分析，能够对经济哲学展开更为深层次的研究。在诸多的经济学家研究当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的学者都将经济哲学划分到经济学范畴中的哲学来加以理解与阐述，通过对经济学范畴当中的效用、价值以及发展等等因素进行分析，更好的把握其中所包含的经济哲学。从马克思的理论研究当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将哲学与经济学充分的结合起来，通过两者的结合来对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进行阐述，进而更为科学的对社会的发展进行指导。在经济学的范畴当中，通过客观的认识其中存在的经济哲学，能够更为准确的对经济发展的规律进行把握，在遵循其发展规律的基础之上，为社会的快速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因此，在经济哲学的存在形式当中，经济学范畴中所体现出来的经济哲学是发挥其科学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所在。
四、经济生活智慧的哲学命题化
在现代经济的发展当中，一些经济学家为了更好的对一些经济现象展开研究，往往会提出相应的经济命题，通过对这些经济命题的分析来对社会经济的总体发展提供更好的建议。而通过对这些命题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些经济命题当中所包含的内容不仅仅局限在经济方面，其同样包含着诸多的哲学性内容，这就表明了哲学思想的存在，是构成经济学命题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经济哲学表现在经济生活智慧当中的哲学命题化，通过将哲学内容与经济学命题更好的结合起来，能够从本质上来对经济发展的现状进行分析，进而更好的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在经济学理论以及经济思想史的发展历程当中我们可以发现，经济学命题当中的哲学性质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客观存在性也就决定了哲学在经济命题当中的重要作用。在对经济学命题开展研究的过程中，既可以将其视为经济学命题，也可以将之称为哲学性命题，这种双重性的存在也就为经济学家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研究方式。在现代经济的发展当中，想要更好的适应时展的要求以及经济发展的规律，必须要从本质上来对经济生活进行掌握，通过哲学思想的应用来增强经济生活当中的智慧水平，更好的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对于目前的社会发展来看，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要保证资源的节约与环境的保护，这就需要采取最为恰当的发展方式，将哲学思想当中的历史唯物主义等内容充分的融入到经济发展当中，通过提升经济发展的科学性以及决策水平，更好的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可靠的保障。
五、结语
哲学基本规律篇9
摘要：构建和谐世界，是主席在信息时代的2006年才提出的时代最强音，和谐哲学是指用于分析、解释、指导构建和谐世界的理论体系。信息概念的突破是创建和谐哲学的基础，用和谐哲学的三条基本规律可预见未来的和谐世界将是怎样的以及如何克服当前的全球经济危机、国际恐怖主义和地球环境危机等。
关键词：和谐哲学；信息概念；功能不守恒；组合性爆炸；层次态发展
“和谐哲学”是个新名词，和谐哲学是指用于分析、解释、指导建设和谐社会，构建和谐世界的理论体系。如，为什么通过和平、发展、合作的途径便能建成和谐世界?未来的和谐世界将会是怎样的世界?具体来说，由于当前世界并不和谐，目前全球最大的不和谐就是经济危机、地球环境危机与国际恐怖主义三大危机，人们将怎样克服这些“不和谐”。更具体的问题是：如何使全球经济平稳较快地发展；如何解决越来越庞大的失业大军队伍；如何在全球范围内消灭贫困，以消除恐怖主义；如何解决一系列地球环境问题，以达到天人和谐?等等。
以上这些问题如果单个来解决，几乎每一个都是天大的难题，故必须综合起来，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这个哲学便可称之为“和谐哲学”。再用和谐哲学为指导，这些问题便得以迎刃而解。
构建和谐世界，是主席在信息时代的2006年才提出的时代最强音，那么和谐哲学必须是信息时代的哲学。但现有成熟的哲学都是工业时代的哲学，工业时代与信息时代是不同质的时代，工业时代的哲学用于指导信息时代犹如牛顿力学进入微观领域，便英雄无用武之地了。故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与时俱进地发展工业时代的哲学体系，方能构建和谐哲学。创建和谐哲学的体系，基本概念的突破是基础，是出发点。
一、基本概念的突破
从科学史和哲学史中可见，理论体系的重大突破需要以基本概念的突破为前提。如爱因斯坦突破了时空概念，得出了相对论；马克思发展了物质概念，建立了辩证唯物主义。那么创建和谐哲学需要突破的基本概念便是信息概念。
信息完全不同于物质。其最大的区别在于物质不生不灭，是守恒的，但信息却不守恒。信息可以无中生有、可以湮灭、可以放大缩小、可以畸变失真、可以无限扩散。这样，以信息为本源的科学技术也就可以无限扩散，可以学习、共享。但以物质为本源的各种工农业产品，由于物质是守恒的。故物质产品只能分享不能共享。一件物质产品，你拿去了，我就没有了。工业时代以生产物质产品为主，为争夺物质产品，剥削产生了。这时阶级斗争就不可避免，故工业时代的哲学只能是斗争哲学。
20世纪下半叶，高新技术蓬勃发展，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两大车轮，人类社会开始进入信息时代。信息时代快速发展，还不到半个世纪，当前社会正向更高层次的知识社会跃进。在信息社会和知识社会，社会生产力基础发生了质变，从以物质生产为主向知识生产转变。从争夺物质产品，到共享知识产品，使人类社会从斗争向和谐转化。
我们的宇宙是一个特大系统，它是由无数个子系统构成的。各个子系统义是由更小的子系统构成。小到分子、原子、基本粒子都是一个系统。而构成系统的三基元是物质、能量、信息。这样，由于信息的加盟，使物质的概念发展到系统的概念：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构成系统，而系统是由物质、能量、信息构成。
二、和谐哲学的三条基本规律
我们的世界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的?宇宙大爆炸理论告诉我们，宇宙大爆炸伊始，宇宙间只有能量。这验证了古代思想家们的直觉。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提出“从一发散”；中国古代《道德经》中认为，“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个“一”就是能量。其后，能量凝聚成基本粒子。然后，宇宙的演化就开始了：基本粒子一原子、分子一无机界一生物界一人一原始时代一农业时代一工业时代一信息时代一知识时代(和谐世界)。
从宇宙演化的进程中，我们发现有三条基本规律，它们是功能(性能)不守恒规律；组合性爆炸规律和层次态发展规律。这三条基本规律就是和谐哲学的基本规律。
1功能(性能)不守恒规律。物质、能量守恒。信息不守恒，由物质、能量、信息构成的系统其性能、功能便不守恒，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一加一不等于二。这是一条宇宙发展最基本的规律，是宇宙之所以从单一的能量演化成千变万化，绚丽多姿的大干世界的根本原因。从能量凝聚成基本粒子，基本粒子组成原子分子，再到万事万物，万事万物的性能、功能不同于原子分子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系统的性能、功能是不守恒的。若没有系统功能不守恒规律，宇宙间永远只有能量，而不会产生性能不同于能量的基本粒子以及其后的万事万物。2组合性爆炸规律。当子系统构成大系统时，其所形成大系统的数量是爆炸式地增长。如质子、中子、电子三种基本粒子能构成92种原子；0、1两个符号，构成了无限的计算机语言。由于系统发展是以组合性爆炸的方式进行，所以宇宙的发展是越来越快的。宇宙的演化经历了约150亿年；从猿到人几百万年；农业时代一万年；工业时代二百多年；信息时代才几十年就要向知识时代跃进了。
3层次态发展规律。系统发展由量变到质变，否定之否定螺旋上升。每一次上升形成一个新的层次。新的高层次与低层次之间的关系是高层次保留低层次的合理内核，同时产生新的功能。如从猿到人，人保留了，动物生存、繁衍的本能(动物性)，同时产生了思维、劳动能力等高于动物的社会性。同理，从资本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高一层次，社会主义应保留资本主义的合理内核：科学技术、科学管理、自由化、市场机制等，同时又产生了新的功能——强化宏观调控。中国“”中实施的“兴无灭资”正是彻底抛弃了资本主义的合理内核，才酿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大悲剧。而改革开放之所以成功，也就是吸取了资本主义的合理内核。
用以上三条基本规律便能解释和指导构建和谐世界中的一系列理论问题。
三、用和谐哲学指导构建和谐世界
和谐世界将是怎样的世界。从层次态发展规律来看，信息时代将向知识时展，而当前的各种危机正是时代跃变的“产前阵痛”。未来的知识时代便是和谐世界。
和谐世界将是怎样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社会生产力基础决定社会的上层建筑。工业时代的生产力是由材料(钢铁)、能源(石化能源)和设备(机械)三要素发生组合性爆炸而形成的。知识时代的生产力本质上仍是由材料、能源、设备三要素组合而成，只是都向高层次发展：能源由太阳能等新能源取代石化能源；设备是机器人和高级自动机；而材料便是各种纳米材料。当人们掌握了无限的能源和大量不用付工资的机器人劳动力时，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是轻而易举的事；大部分体力劳动的工作都由机器人承担了，人们便都可从事知识生产；这时社会生产的目的就从提高人们物质生活需要和精神生活需要(已经满足)上升到建设我们共同的家园——地球。这就是即将到来的和谐世界。
2为什么构建和谐世界可通过和平、发展、合作的途径。在当前的信息社会中，人们可以共享知识产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是进入知识社会的必经之途，但在工业社会中发达国家推行经济全球化是通过侵略战争，通过帝国主义占领掠夺殖民地实现的；而现代(信息时代)的经济全球化是跨国公司通过共享科学技术、科学管理和注入资金实现的。20世纪上半叶，殖民地国家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而现在，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则害怕被“边缘化”。这就是共享知识成果后的和平、发展与合作。
3克服当前经济危机的途径。爆发经济危机是由于社会生产力过剩，社会产品超过了市场的有效需求。因此克服经济危机的主要途径就是发展新兴产业。当前的经济危机，是各种夕阳产业生产力过剩所致。为此欲克服经济危机，必须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当前最有希望的首推太阳能等新能源产业。从经济危机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而新兴产业会造就新时代的诞生这点来看，可以说，正是经济危机催生了新时代。而当前这次经济危机所催生的就是知识时代，也就是和谐世界。
4如何安排越来越庞大的失业大军。失业率飙升已成为世界各国的梦魇，也是建设和谐社会必须解决的难题。社会失业率飙升正是社会劳动力转型的前奏。社会生产力的层次态发展是从农业时代一工业时代一信息时代一知识时代，其相应的社会劳动力结构是从农民一工人(蓝领阶层)一白领阶层一金领阶层(知识生产者)。当前失业大军不断庞大，正是社会劳动力向金领阶层跃变的必要条件。
在知识生产领域中有着无限的工作岗位。宇宙是无限大的，基本粒子则无限小，在这无限大和无限小之间，有着无限的宇宙之谜、自然之谜需要人们去探索；人们在保护、控制、建设地球的伟业中又有着无限的工作岗位。当人们有了高知识。并有了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劳动者不愁物质生活的需要，便可转向知识生产领域成为金领阶层。其实，就目前来看，有些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已基本具备了社会劳动力转型的条件，只是还缺乏相应的社会机制而已。
哲学基本规律篇10
关键词：哲学基本问题；实践思维方式；唯物论；辩证法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传统哲学主要从两方面对哲学基本问题进行解读，一方面是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何者是本原即何者是第一性的问题；另一方面是思维和存在有无同一性的问题，亦即人的思维能否认识以及如何认识世界的问题。关于这两方面回答分别形成了不同的哲学观点和流派。近代唯物主义承认物质是世界本原，但都具有各自的局限。直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现，才科学地合理地回答了哲学基本问题，特别是对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进行批判，指出实践观点在解读哲学基本问题中具有重要作用。马克思指出：只有从读践观点、从实践思维方式出发，才能够更加科学合理地解理解哲学基本问的意义，才能够领会马克思哲学对西方哲学真正地历史性变革。
一、对“思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实践视阈解读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对哲学史做了著名的总结，他认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①。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恩格斯对哲学史上出现的问题进行高度的概括和总结，这一基本问题是任何哲学流派必须回答且不可回避的问题，任一哲学流派都或明或隐的回答这一问题。
哲学史上流行过不同形态的唯物主义，都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进行不同方面的解读，有其重要意义，但他们也存在着巨大的问题。他们只是探讨思维与存在何者为第一性以及是否具有同一性，但却没有更深入地探讨何为“思维”、何为“存在”，进而科学地去研究其二者之间的关系。这里我们应当要特别注意“思维”和“存在”这两个关键范畴，“‘存在’这个范畴不等同于‘物质’，他不仅包括‘物质’的存在，也包括精神的‘存在’。用近代哲学的方式说，‘存在’不仅是‘意识外的存在’而且也是‘意识界的存在’。”诚如孙正聿先生所言：“‘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至少就应当包括‘精神和物质（意识外的存在）’的关系，也包括‘精神和精神（意识界的存在）’的关系”②。如此观之，“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不论是“精神和物质的关系”还是“精神和精神的关系”，都离不开“精神”、“思维”这组重要范畴。“思维”这个范畴在这里不是独立于人类世界之外的思维，亦不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而是在人类的特有的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人类“思维”，其包括意识的内容与形式。因此，提到“思维”就不得不提到它产生的基础――实践，不得不提到思维的主体、实践的主体――人。探讨哲学基本问题也就变成了、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人与存在的关系，若撇开人和人的实践，而单独空谈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无异于闭门造车。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在人类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人的思维同存在的关系问题。关于何者为本原，显然作为新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承认物质的先在性，承认物质是世界的本源，思维来源于物质；这里的存在不仅指自然界的先在性，也是指人类社会的客观性，是物质决定意识而不是意识决定物质；同时“存在”也包括作为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意识或精神，这里的思维与精神亦是精神与精神的关系并不是谁决定谁的问题，而是指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不同精神之间的关系问题，既包括精神不同形式间的继承性问题也包括精神不同形式的相互作用问题。
关于思维与物质是否具有同一性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科学的实践观出发，认为实践是认识发生的现实基础，认识的本质就是实践基础上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不论从实践基础上形成的意识的内容、还是意识的形式，都具备反应存在的可能性，思维作为意识范畴的一种形式。因此，思维与存在具有着同一性，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思维能够正确地认识并反映着客观的存在。由此观之，要想科学地、合理地理解恩格斯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的真正内涵就有必要深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中去。所以，探讨“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就一定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出发，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视角，如此才能更好地理解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本质，才能够理解实践范畴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观点在传统哲学中的巨大地变革作用。
二、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思维方式解读哲学基本问题的合理性
马克思在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之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进行总结、批判，指出他们不了解革命的、现实的实践。马克思明确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③这就言简意赅的标明，马克思所创立的新唯物主义（即实践的唯物主义）所倡导和主张的，就是一种“从实践理解相关哲学问题”的思维方式（简称：实践的思维方式或实践思维方式）④。并在该提纲中确立了从实践观点出发，去思考哲学问题的思路即实践的思维方式和思考方法。从实践观点出发思考哲学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思维产生于实践、人产生于实践、社会产生于实践以及社会与自然界的区分、人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区分依据也来源于实践。
因此，人若去思考相关哲学问题，就必须从实践观点出发，也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思维方式――实践思维方式去思考，从而为哲学问题的思考提供新的思维切入点和思维视角。人是实践的人，人观察任何问题都不免打上人的烙印、带有人的特色，实践是人类社会解读人类社会自身以及人类社会以外的问题的切入点和落脚点，没有实践将没有现实的人，更没有没有现实人的思维、意识，没有人的认识活动。从实践观点出发思考哲学问题、运用实践思维方式解读哲学问题并不是否定自然界的先在性，而是在承认自然界先在的基础上，从人的“类”特性、从人的本身――实践本身出发去理解自然、社会、思维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更符合人类自身的认识特点和认识规律。
三、从哲学基本问题出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的实践解读
历史上不同形态的唯物主义对本体论有着不同的解读观点，自然存在着不同的思考方式。古代朴素的唯物论以泰勒斯、赫拉克利特等为代表，古代朴素唯物论者不自觉地、无意识地思考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他们把一种或几种具体物质当作世界的本原，用一种或几种物质解释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自身的构成。
近代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以启蒙运动中出现的法国唯物主义为代表，代表人物有孔狄亚克、爱尔维修、狄德罗等。他们吸收自然科学发展的优秀成果，认为世界是由原子或其他元素构成，较古代的朴素唯物论认识得更加深入、有很大的进步。近代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在自然观上属于唯物论但是他无法理解人类社会的客观性问题，特别是一旦进入到历史领域就会陷入唯心论，不能处理好个性与共性、特殊和一般的辩证统一问题。
只有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才科学地合理地解答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新唯物主义真正地理解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主张理解“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中的“思维”和“存在”以及“二者的关系”必须要从实践出发去理解，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思维方式去理解。
马克思总结以往唯物主义认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他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⑤同样，理解哲学的基本问题亦是如此，亦应从实践入手――按照实践思维方式去思考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二者是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而这统一的基础就是实践。存在包括自然、社会、人的意识的存在。诚如黄楠森先生所言：“实践的作用是很伟大的，没有实践就没有人，没有人类社会，没有今天由实践人化了的地球，但实践的作用现在就到此止步了，地球以外的世界，实践对之无能为力，即便对最邻近的月球，人类也只不过是留下了一些脚印而已。”⑥着实如此，没有独立于人类社会的实践，更没有超越物质的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不否认自然界对于人和人类社会的先在性，人类需要的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必然是客观存在的，不是个人主观所能臆造得到的，只有先在地自然界才能满足人类的需要、形成为我而存在的关系。
人的实践，使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现实与理想、本然与应然达到对立与统一，有实践才会有人、人类社会以及自然界的区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承认自然界的先在，但不同于朴素唯物主义思维方式与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思维方式，它从实践的观点出发认为自然与社会是一个同步生成的矛盾过程。人类社会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是矛盾的，产生于人的实践的人的思维与意识同样具有矛盾性，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把世界分为自在世界与人类世界，人类思维对世界的认识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⑦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思维方式思考哲学本体论问题，就是按照思维的本性去思考本体论的问题，作为意识之一的思维在本质上产生于实践，受现实的、感性的实践的制约，是物质世界在人脑中的主观映像。思维在理解本体论问题上亦受实践的制约，不可能绝对地超越实践。“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地解决。”⑧所以，凡是脱离于实践的理论都是抽象的，特别是脱离于实践的自然便是抽象的自然；脱离于实践的本体论是抽象的本体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思维方式思考的本体论不否定自然的先在性，而是更侧重于去改变世界。超越于实践的本体论的研究对我们来说也是无。
四、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出发对辩证法的实践解读
要回答究竟什么是辩证法，必须要回到“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中来。“思维”终究是人的思维，不是脱离于人的思维，“存在”是为我而存在的存在，与人无涉的存在超越于人的实践活动之外，是非现实的感性的存在，是抽象的存在。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能够作答的基础就是实践，思维来源于实践，存在也要在人的实践中被人类逐渐认识。对辩证法的认识亦是，亦要回到实践中来。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他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⑨马克思论述辩证法的这段话中需要我们注意的是马克思并不是谈论谈辩证法是什么而是说辩证法是对……的理解，如“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他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由此不难看出，马克思所谈的“辩证法”是对一般事物的本质的看法、本质方面的理解。理解一个事物的过程也是认识一个事物的过程，若要认识一个事物就必然存在认识的主体――人，认识的客体，认识的活动――实践。而认识的本质就是在实践基础上主体对客体能动的反映。所以，若要谈论辩证法就离不开实践，如若离开实践便无从对周围事物进行理解。
传统教科书对辩证法的理解认为，辩证法就是关于世界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学科、关于世界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学科。其实，恩格斯早就否定过这中关于辩证法的理解，他说：“……现在无论在哪一个领域，都不再要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要从事实中发现联系了。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⑩“辩证法”本身并不是关于自然界和历史的规律的学说，就更谈不上是关于世界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学科了。恩格斯在这里同马克思一致，认为辩证法是在实践基础上，思想对事物的本质的理解。
“辩证法”同“形而上学”是一对相对的哲学范畴，对辩证法的哲学界定，也可以通过对形而上学的理解中加以把握。如肖前先生主编的传统教科书认为，辩证法是关于宇宙间一切事物运动的最普遍的规律的学科，有反应自然规律的客观辩证法、有反映人头脑中主观规律的主观辩证法、有反应人的实践规律的实践辩证法。那么我们可以从相反方向诘问：自然界是否存在形而上学？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自然界确实有它起作用的规律，自然规律是客观的，如其本来面目，自然而然并不存在矛盾，自然也并不存在着形而上学，矛盾是因人类认识世界而具有，是人类在实践活动种特有的认知概念范畴，自然本来就是他所显现的那个样子，不因人类的作用而改变其规律性，人们所改变的不是自然规律而是自然规律起作用的方式而已。形而上学与辩证法并非在人类社会之外实乃在人类社会之中。所以，自然界无形而上学，又何谈他有概括其全部规律的客观辩证法呢？人的意识是物质世界在人头脑中的主观映像，传统教科书认为主观辩证法是人类认识运动和思维运动的辩证法，以概念作为细胞的思维运动的发展规律。可主观辩证法也存在它的问题，它只是研究关于思维的运动规律，无异于心理学，毋宁说辩证法就是心理学了，但是它却没有说出主观辩证法产生的原因及其根源。传统教科书认为实践辩证法与主观辩证法、客观辩证法是统一的，实践辩证法包含体现着主观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因为只有在实践中主客观世界才可以相互转化、进行双重对象化活动。但是，实践辩证法并不是研究主客体本身以及主客体之间联系的纽带――实践的关系。因此，实践辩证法不具有概括性。
那么，究竟什么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呢？不是传统教科书中所提倡的关于主观辩证法、客观辩证法与实践辩证法，不是关于世界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学科，诚如倪志安先生所言：“从统一中把握对立和从对立中把握统一才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B11。注意这里的从字，是“从统一中把握对立”和“从对立中把握统一”，辩证法被倪先生理解为是一种，在实践基础上的思考方式和思维方法，而“从统一中把握对立和从对立中把握统一”的方法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实践范畴所具有的特殊的理论品质。人是实践着的人，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正因为有实践才会有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现实与理想、本然与应然的对立与统一，人本身就是自然与社会、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正如马克思所说“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他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所以理解辩证法就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点出发去思考自然、社会、思维，以及按照实践规律去构建自然、社会、思维规律的共同规律的集合。因此，说辩证法是在实践基础上的主观规律与客观规律的辩证统一。只有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点出发去思考、按照实践思维方式去思考，才能把握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统一，才能真正地理解辩证法的本质。（作者单位：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孙正聿.哲学通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4]关于实践思维方式的具体论证，请参见倪志安：《论马克思新哲学的实践思维方式》[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01）
[5]黄楠森.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J]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02
[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7]倪志安，对唯物辩证法实质的新思考[m].哲学动态，1987年第4期
注解：
①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9页
②孙正聿.哲学通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84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4页
④关于实践思维方式的具体论证，请参见倪志安：《论马克思新哲学的实践思维方式》[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01）
⑤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4页
⑥黄楠森，《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J]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02）
⑦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7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6页
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