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的重要性篇1
关键词：小学；自然科学；重要性；对策
众所周知，小学生的教育教学活动在社会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它是学生迈向高等学府学习的基础，是人们内在素质的根基。而小学自然科学又是所有学科的基础，很多知识都是在其根基之上产生的，自然科学的教学水平和质量不仅关乎着学生的学习情况，而且已经成为了衡量一个国家整体教育水平的重要指标。在小学自然与地理的教学中，一定要坚持从学生的角度出发，根据四化需要来进行自然与地理的教学，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并进一步明确自然科学在小学生发展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从而实现良好教学，促进小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
一、小学自然科学的重要性
（一）小学自然科学是社会得以进步的基础
现如今，社会经济科技飞速发展，世界各地的竞争日益激烈，其中不仅包括经济竞争，还包括了人才的竞争。纵观世界的发展历史，不难看出科技的进步是促进变革的巨大动力，是文化建设的基础，而科学技术的发展最主要的就是要靠自然科学的进步。想要保证我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优化人员素质，保证我国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一定要加强重视小学自然科学的教育，坚持从娃娃抓起，从小培养他们对自然和地理的兴趣，从而促进我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二）小学自然科学能够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
世界观是一个人对整个世界的看法和观点，科学正确的世界观是学生身心健康的良好体现，马克思列宁主义本身就是人类科学发展的结果，是在自然科学基础之上的理论。因此，坚持从小对学生进行自然科学的教学，能够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保证小学生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并在此基础上准确的认识世界，明确世界的组成部分是物质，从而培养科学的头脑，实现教育目的。
例如，在小学生进行自然科学的学习过程中，通过自然科目的学习，能够让学生了解彩虹的形成原因，弄明白天气的异常变化。而对地理知识的学习，又能够帮助他们更好的了解世界，了解我国的名胜古迹、自然风貌、风土人情，进而提高他们对世界的认识，提高对美的感受力度，培养科学的世界观。
（三）小学自然科学教学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激起求知欲
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拥有学习兴趣是提高学生求知欲的重要保证。小学生正处于成长的阶段，对很多事物还抱有浓厚的兴趣，通过对学生自然科学的教学，能够让他们产生对自然、对美的向往。另外，自然知识与其他各门学科也有着紧密的联系，例如很多自然现象就与物理知识相似。所以说，增强对学生自然科学的教学，能够激起他们的浓厚兴趣，进而产生进一步学习的欲望。
（四）小学自然科学能够进一步增强学生的智慧
现如今，教育教学的目的已经不仅仅在于培养学习型人才，教育的最关键的目标在于培养具有良好能力素养和思维智慧的学生。因此，在小学教育教学活动中要坚持注重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小学自然课程与地理课程与各学科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通过自然的学习能够帮助学生了解大自然现象，提高卫生保健意识，进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培养智慧型人才。
二、提高小学自然科学课堂教学的对策
从上述内容中，我们已经明确了解到了小学自然科学教学的重要性，为了进一步提高其教学有效性，就一定要改变传统的教学对策，坚持创新教育。
第一，坚持以学生为本。学生是课堂教学的主体，学生的内在诉求是教师教学的根本依据，因此，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一定要坚持与学生多交流，了解学生对自然知识的需要，进而明确教学目标，实现有效教学；第二，坚持活跃课堂氛围，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新课改下的教育教学要坚持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转变以往呆板枯燥的教学方法，变“一言堂”为“群言堂”。对此，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进行自然科学实验，开展知识竞赛，进行分组合作等活动，从而增强学生的学习热情。例如，在讲解《光的传播》的时候，就可以做关于小孔成像的实验，进而提高学生的兴趣，使其观察到自然现象的形成过程；第三，运用新式教学设备。现如今科技飞速发展，教师要善于利用新技术，把计算机、大屏幕、多媒体等设备引入到教学中来，从而创建一个新型的教学课堂，保证知识的有效传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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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方之祥.新课程理念下优化小学数学课堂教学的策略[J].大江周刊：论坛，2011，（10）：1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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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的重要性篇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中常见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申报数量少大型综合医院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数量普遍偏少。以某综合医院为例，2005～2010年该基金申报平均数仅为32项，与符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要求的医院相关职称人数严重不符。究其主要原因：医务工作者科研意识不强，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认识度不高；医院缺乏相关申报管理政策，缺乏对申报数量及人员的要求，督促力不够；医院科研激励政策不到位，影响医务人员从事科研的积极性。多数大型综合医院针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普遍采取自由申报的方式，在获得医院科研管理部门通知后，申报者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指南自由申报项目，大多数科研人员更是初试申报未果便草草放弃。申报数量少，直接影响医院获资助项目数量。
申报书质量参差不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书的撰写有一定的规范和要求，没有经验的申报者往往不关注评审要点,导致申报书质量呈现两极分化的现象，即基础研究部门科研人员申报书撰写相对规范，质量相对偏高；而从事临床工作的科研人员多数缺乏申报书撰写规范及技巧，申报书质量不高，多数未通过第一轮评审。如表2中显示某综合医院2011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不予资助项目专家评审意见中，除第1、3、19顺位反馈意见，其他均为申报书书写质量问题，可见申报书质量是影响该基金成功申报的主要因素。究其原因：缺乏对申报人规范的辅导及经验介绍；科研人员缺乏对申报书质量的重视度。医院科研管理部门虽组织申报动员及辅导讲座，但缺乏针对申报者个体化指导。如何提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书质量，逐渐成为提高该基金资助率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科研人员研究基础薄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重点之一就是申报人前期研究基础及资质，即以往应用与申请项目有关技术方法的经历、申请人及主要参加者所做的与项目有关的研究工作积累和已取得的研究工作成绩等。具体表现在申报人是否曾获课题资助，相关研究论文，特别是SCi及其他高水平情况，获得成果及专利情况，有无实验室工作经验等。申报者常见的问题主要是相关的前期研究工作基础不够，没有提供充分的实验依据，没有重要的相关研究成果，没有预试验结果，申请者缺乏课题相关的动物实验和分子生物学的背景等。除了科研人员自身应注重研究基础积累，医院应为科研人员提供软硬件支持，把提高科研人员研究基础作为一项长期坚持的工作。
项目管理政策有待改进申报者在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后，仅获得国家自然基金项目研究经费从事项目研究工作，医院一般采取宣传的方式给予鼓励，既无奖励也无配套经费，科研人员积极性偏低；此外，科研经费财务政策相对严苛、繁杂，科研项目负责人不具有管理自主性；项目进展中，缺乏科研管理考核制度；项目产出相关成果缺乏奖励政策，这些问题不但直接影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的积极性，也直接影响青年科研人员的学术导向。
项目含金量有待提高自2005～2011年该综合医院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面上项目34项、青年基金项目12项、其他专项基金11项，近6年医院未获得国家自然中国医院.2012年9月第16卷第9期•61•科学基金重点及杰青以上类型项目资助，多数为面上和青年项目，获资助项目类型水平偏低，而获得高水平项目资助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医院的科研实力。如何针对医院学科特点，充分发挥和整合资源优势，促进学科交叉，集中力量申报重点及杰青等高水平项目成为工作重点。
科研管理的重要性需予以重视近年来，随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管理政策不断调整，指南领域更加细化，形式审查的要求更加严格，科研管理部门的角色在基金申报过程中的协调作用日趋重要。如何对项目运行的全过程采取有效的规划与管理，加强科研管理人员针对性培训，摒弃“重申报轻实施”的管理弊端，提高管理效能及水平是科研管理部门有待改进之处。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改革措施
扩大基金申报宣传工作申报基金前的宣传、指导与培育工作。由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时间有限，在短时间内形成完备的申报构思有一定困难，故科研管理部门应在基金申报之前加强宣传工作，指导研究人员早准备，力争让各部门尽早提高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关注度及重视度，针对性地培养科研骨干，为基金的申报创造条件。申报指南宣传工作。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本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指南》之日起，科研管理部门通过各种途径通告，包括：利用网站及短信、报刊栏、单位例会申报通知。组建本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构架，即各科室由科主任总负责，分别设立基金联系人，专门负责基金申报宣传与协调工作，使各部门在得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申报指南内容、申报类型及申报政策的同时，与科研管理部门形成有效沟通，有利于项目申报工作的顺利实施。申报指南的研究和部署工作。申报指南是单位科研管理部门部署申报工作的依据，因此指南的研究和部署尤为重要。获得申报通知和指南后，科研管理部门组织针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政策、资助计划和资助重点等信息的学习和专题培训，在充分了解指南内容及政策走向的基础上开展科研管理工作，为提高形式审查的效率奠定理论基础。
开展基金申报的讲座与培训邀请国家自然基金委员会知名管理专家从宏观方面介绍国家自然基金相关策略和方针。通过辅导报告使研究人员了解国家自然基金委员会的历史，科学基金的发展和面临的挑战，医学科学的发展战略，促进医学科学发展的政策、举措和保障措施，研究系列项目、人才系列项目和环境条件系列项目的资助政策、资助内容、申报要求和注意事项等，对申报人员从宏观方面了解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提供大量的理论知识。邀请具有评审经验的专家做专题讲座。如针对怎样写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书组织专题讲座，通过培训申报人员从评审专家的角度了解选题、摘要、立项依据、研究目标、研究内容、拟解决的关键问题、研究方案、可行性分析、项目的特色与创新、年度计划与预期成果、研究基础、实验条件及申请人与项目组成员资质等方面应该注意的问题及其重要性。此外，专家还强调了国家自然基金一审中应注重的问题，利用讲者多年成功申报经验及项目评审经验，从多角度向申报者介绍申请书撰写要领，减少失误率.实施有效的申报流程规划与管理注重获资助项目的管理工作根据每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指南时间，制定基金申报时间计划及完备的基金申报管理流程，严格按照规划要求执行基金的申报进度，保证各环节组织工作的顺利实施。具体包括：动员阶段、申报阶段、指导阶段、专家初审、答辩、专家二审、科管部门形式审查、标书提交、总结申报经验及关注评审进程。以某综合医院2011年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工作时间安排为例，详见表3。注重各科室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数量及类型项目申报数量。申报项目数是保证中标项目数的基础。在扩大宣传提高科研人员积极性的同时，还应加强对单位符合条件的研究人员针对性宣传、辅导工作，如对副高级职称（含）以上人员和具有博士学位人员组织青年座谈会，讲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要性、申报要点等；组织各科室在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负责人组建互助小组，有效提高各科室应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申报数量，并对申报数量较多的科室予以鼓励。项目申报类型。医院应鼓励科室积极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以上类型项目，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项目等。加强医院重点学科间的联合与创新，及早、重点培育有潜力项目，对这些项目予以院内科研资金支持，积极跟踪项目进展及结题情况，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重大课题申报创造条件。鼓励科室青年人员积极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对增强科研后备军具有很好的辅助作用。
抓好质量关提高基金项目含金量加强科研管理，提高申报质量。申报书的质量一方面取决于基金申请者自身的科研水平，另一方面体现了科研管理的作用。申请者应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通知及指南要求，参考专家辅导讲座中注意问题及要点撰写申请书；科研管理部门在充分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相关文件及指导精神基础上，提高自身素质，注重管理水平提升，把服务意识贯彻到科研管理工作的始末，同时注重与科研人员的沟通工作，了解科研人员基金申报意向，做到有的放矢的科研管理，减少由于形式审查原因导致的项目撤报数量。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咨询专家组,为做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工作的技术辅导和申报项目凝练工作奠定基础。咨询专家组组长由多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并具有丰富评审经验的知名专家担任，专家组成员主要是由获得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各领域专家组成。此外，还包括统计专家和科研管理部门咨询负责人。申报咨询专家组可以从总体上把握申报工作的进程，协调各方力量，指导申报工作顺利实施。3.5.3加强资源整合，鼓励学科交叉，提高项目科学性、合理性。医院应依靠学科优势，加强各学科领域间的合作，充分发挥和整合资源优势，通过资源共享提升研究实力和竞争水平，利用重点学科及基础研究部门的科研力量，实现多领域交叉整合，组织优势力量，加强优势特色学科研究方向的凝练和研究队伍的整合，集中申报重点项目或重大研究计划项目等，提高医院获资助项目类型整体水平。
实行预答辩和预审制度医院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审核工作包括一审和二审两次评审过程，科研管理部门根据项目申报类型对申报人进行分组，其中已获批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申请人自由参加答辩。各组的专家主要由一名院外专家担任主审，1～2名院内专家担任副主审，申报人在答辩会上向专家组汇报项目的具体情况，包括项目名称、研究内容、可行性分析及创新点等，专家组针对汇报内容进行提问，并提出切实可行的修改意见，由专家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一审评估表》中“优、良、中、差”栏对申报项目进行评价。科研管理部门针对专家评价对“优、良、中、差”采取对应的“100、80、60、40”等级分数进行打分，估计出本年度申报人员一审评分情况，对申报人员进行有的放矢的指导工作。按照规划要求申报人在一周后参加项目二审，在确保二审专家与一审相同的基础上，采取“一对一”个体化指导的方式进行审核和指导，一方面查看一审修订意见的落实情况，另一方面对一审中未解决或新发现的问题进行提问和修订，对提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书的质量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严把形式审查关杜绝非学术原因导致的无效申请项目申报内容的审查。根据《2011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管理办法及经费管理办法》等相关文件规定对申请书的内容进行审查，着重关注与往年不同之处，如：资助类型、资助额度、允许承担项目数和所属学科等。项目形式审查。申报书文本的形式审查主要包括：选题是否紧密切合指南方向，无偏离和申报指南部分内容的现象；根据申请书题目判断项目研究类型，排除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以外的申报类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应有创新点；经费预算是否合理。主要表现在申请经费中预算比例不合理、对经费的说明不够具体、申请经费数额偏大，超出基金资助范围等；申请人或者参加人有无超项；注重查新工作，避免重复立项[2]。制定科研管理政策充分调动科研积极性通过制定相关奖励政策，对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的科研人员发放奖励，从政策层面提高科研人员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积极性。如：制定《某综合医院科技奖励暂行规定》，对牵头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课题、重点课题、国重大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课题、创新研究群体课题、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课题、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课题、面上课题等部级课题，课题经费≥1000万元、≥500万元、≥200万元、≥100万元、≥50万元的课题分别奖励课题组40万元、30万元、20万元、10万元、5万元，课题经费＜50万元的课题，按课题经费的10%奖励课题组；对发表高水平文章也给予一定奖励，如：发表SCi论文，按“影响因子×1万元”给予第一作者和/或第一通讯作者奖励；发表中华系列期刊及与中华系列期刊同等声誉的其他期刊文章，给予第一作者和/或第一通讯作者1000元奖励；对课题申报相关科技成果予以奖励，如对以本院为第一完成单位获得的部级科技成果奖给予“获奖个人所得奖金×1”奖励个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按“奖金×2”予以奖励；获得省部级科技成果奖，按“奖金×1.5”予以奖励。基金申报注重科研诚信。通过制定防范和惩戒学术不端行为的相关规定，对抄袭、剽窃、侵吞他人学术成果、篡改他人学术成果、伪造或者篡改数据、文献，捏造事实、伪造注释、未经他人许可，不当使用他人署名等多种学术不端行为予以界定和规范惩处措施。
自然科学的重要性篇3
关键词：中西传统科技观；差异；比较
abstract:traditionalideasofscienceandtechnologyinChinaandwesterncountriesarecloselyrelateddespitetheobviousdistinctionsconsideringtheperspectivesofontology，epistemologyandmethodology.thispapermakesacomparisonofthetraditionalSino-westernideasofscienceandtechnology，discussingparticularlythedisputesastowhetherscienceandtechnologydisturbharmonybetweenmanandnatureortheymeanknowingandconqueringthenature，whethertheyarerationalknowledgeorirrationalknowledge，andwhethertheyarenon-systematic，theorized，andindependentbodyofdisciplineortheyaresystematic，theorized，andindependentbodyofdiscipline.
Keywords:thetraditionalSino-westernideasofscienceandtechnology;distinction;comparison
科技观即科学技术观，是科学观与技术观的统称，它是人们对科学技术的总体看法和基本态度。但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和不同的理论，对科技的看法和态度常常有很大差异。
人类的一切科学技术活动总会受到科技观的影响。科技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社会作用。这种作用的方向、强度、方式等不仅取决于科技本身的发展状况水平，而且还取决于社会历史的发展现状和条件。由于科技观的差异，所以它引导的效果也就不一样，正确的科技观可以引导人们深入地揭示世界的奥秘，揭示真理和追求真理，进而达到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目的；相反，错误的科技观则会引导人们走向错误的认识，离真理越来越远，达不到改造世界的目的。
中西方传统科学技术观从本体论上讲，主要是探讨中西方在科学技术研究中关于主客体的地位和作用的差别。其主要特点是中国注重从主体到主客体的统一，形成整体自然科学观；西方则注重从客体到主客体的统一，形成分解自然科学观。从认识论上讲，主要是探讨中西方在科学技术研究中关于实践和理论的关系问题。从方法论上讲，主要是探讨中西方在科学技术研究中关于致思途径和思维方式的差异。本文主要从以下三方面来进行比较研究：
一、科技是干扰“天人合一”的观念与科技是“认识和征服自然”观念的对立
中国传统科技观认为科技在本质上是干扰“天人合一”的东西，主张“见素抱朴，绝圣弃智”；西方科技观则认为科技在本质上是“认识和征服自然，张扬个性”的东西，主张“知识就是力量”。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与天地万物和睦相处。而西方则强调以人为中心，崇尚对自然的征服与驾驭。
中国传统的有机整体自然观、整体自然科学观和人伦中心相结合，在认为人与自然是浑然一体的基础上力图使自然界人格化，提出诸如天人感应、天人同理等观点。中国的“天人合一”，实际上更多强调的是人与人的和谐，而非真正重视自然的天。认为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同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是一个有机整体，要求人们在认识自然时不能离开社会的现实，因而人们很难把自然界作为科学研究的独立的客观对象，也很难从客观的角度来把握自然现象而形成科学理论体系。在历史上中国人由于所处的生存环境相对较优越，使他们无需与自然作太艰苦的抗争即可获得自足的生活，因此他们企望与自然保持一种亲和的关系，并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人文社会的建立与研究上。中国人崇尚的“智”主要指人生智慧——“是非之心，智也”（《孟子告子上》）〔1〕。加上以伦理及政治哲学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很早便取得了文化上的独尊地位，这就不可避免地抑制了以认识自然规律、创造物质财富为宗旨的科学技术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在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是社会经济的主体。这种落后的生产方式，狭隘保守的思维方式也成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桎梏。以农业为社会经济之根本的农本思想从维护封建经济的目的出发，重农抑商或曰崇本抑末，不但压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严重阻碍了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且还在其思想文化上的因循守旧，不思变革，极大地扼杀了中华民族的巨大创造力，阻断了我们领先走向近代社会的可能。
历史上，中国是一个儒教国家，伦理型文化色彩浓厚。儒家的义利观、道器观、宇宙观等根深蒂固的观念约束着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中国古代有着重“道”轻“器”的传统。在封建社会，就整个学术理论而言，是重视人文科学而轻视自然科学，轻视对具体器物、技能的研究。即便对具体事物进行研究，也只是在能够从中发掘出总体精神时才具有意义。因此，古代贤哲对于自然界的大量的敏锐观察和新见解，结果总是无一例外地导向对人心的启迪，归结到启示人们某种社会人生的哲理，否则便被视之为“玩物丧志”。这种崇尚政治人伦之“道”，而轻视具体科学知识和生产技艺之“器”的偏执，只会将读书人隔绝在自然科学技术的门外。伦理型文化的另一特征是重自省、轻外求。在探求客观事物本质和内在联系时，这种自省法表现为内心世界的自我体悟、猜测和臆想，极力排斥对事物进行剖析，把探察弄清其内部的结构、机理的向外探求，看做是“奇技”而加以禁止。如《礼记王制》称:“凡执技以事上者”，“不与士齿”，“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者，杀”〔2〕，强调自省内求，在很大程度上堵塞了人们向外探求自然奥秘的道路。
总之，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小农经济文化，对自然不需要一定得深入揭示其本质和规律，通过自给自足的生产基本上就能满足需要，因而不太重视对大自然奥秘的深入探索。学者们在没有弄清自然的本质，也没有对科技本质形成正确认识的情况下，只是凭着感觉经验，主观上认为探索和改造自然，会破坏自然，破坏“天人合一”。由于科技是不断地探索和揭示自然本质、规律，并改造自然的，从而必然不断地改变自然的原貌、改变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因而使学者们认为发展科学技术会导致人与自然的日益对立以及矛盾的尖锐化，破坏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各种和谐关系，因而科技在本质上实际是干扰“天人合一”的东西。因此要加以限制和摈弃，乃至做到“见素抱朴，绝圣弃智”。〔3〕
西方的学术起源于古希腊。在古希腊时期，地中海沿岸诸城邦古国，由于其地理环境和客观条件，决定它的经济朝着航海、贸易、商业和加工业为主要内容的方向发展，由于航海和商业的发展，可以把外国的资源运回本国进行加工，引进国外的科学技术，促进其发展。这一切，增加了人们的冒险心理和进取精神，培养了人们重视自然，追求科学知识，崇尚理性的风气，认为科技能使人认识改造并战胜自然，使其商业文化获得大发展，这为古希腊以来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经济基础和思想条件。
要确保航海和商业贸易的顺利进行，就必须注重对大自然的探索，不断揭示自然界的奥秘，注重对自然细节的了解和认识，从而获得改造自然的成功。海洋的惊涛骇浪带来的生存忧患，使古代希腊人产生了人与自然对立的观念。同时也激发了他们征服和驾驭自然的雄心。而要驾驭自然的先决条件便是认识和掌握自然的规律，知识就是力量，因而“爱智”成了希腊人乃至整个西方民族的共同价值取向。古希腊的学者们在公元前600年左右，就抛弃了神话，更不相信天神的喜怒哀乐能操纵人和世界。他们认为自然界是有秩序的，并始终按一定的方式运行，并相信人的智慧，人不仅可以探索自然界的规律秩序，甚至还能预知它将会出现的事态。古希腊人尤其偏爱能帮助人认识利用自然的知识。这显然是因为探求和发现自然之奥秘乃是战胜自然、实现人的自由意志的最有效的手段。几乎所有古希腊学者都接触到或掌握了当时自然科学前沿的知识、理论，并且较为得心应手地用自然科学事例论证自己的哲学思想，自然科学往往是他们学说的一块重要基石。西方的哲学家历来都观注自然科学的各个方面和物质运动的各种形态。如此形成了科技在本质上是“认识和征服自然，张扬个性”的东西的西方科技观，它主张“知识就是力量”。而且西方人道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肯定人为万物的尺度，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从而鼓励人对自然的征服与驾驭，这就为西方以认识和利用自然为宗旨的科学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原动力。但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启蒙心态在20世纪受到了质疑和挑战，因为它的后果是被破坏的自然秩序对人无情的报复。
二、“非理性知识”与“理性知识”的对立
中国传统科技观认为科技是非理性知识，而西方科技观认为科技是理性知识。
中国古代在认识上注重直觉体知的方法以及知识成果的获得大都不是通过思辨的或理性的论证方式得到，使其产生了科技是非理性知识的思想。科技是探索、揭示自然本质和规律、并改造自然的，不断改变着自然的原貌、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会导致人与自然的对立和矛盾的尖锐化。中国古代学者在把自然界人格化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支配下，自然容易把科技视为非理性的产物了。既然科技被认为是非理性的，是干扰“天人合一”的，自然就会遭到排斥和蔑视。中国的历史上，在很多志于正道的学者眼里，科技是非理性知识，所以，儒、道、名、法、阴阳诸家均视科学技术为末道或不屑为之，或持明确的排斥态度。在这一观念的影响和价值导向下，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宁可走科举仕进之途或沉溺于经学义理的研习考据之中，也不屑于弃儒从技，绝少有一流的人才去研究科学理论，致使科技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越来越无足轻重。
古希腊时期，人们把研究自然界看作是高于一切的事情。人们崇敬自然界，把对自然现象的解释看作是智慧的表现，研究自然界是获得智慧的途径。学者们普遍认为自然界中蕴藏着真理，赫拉克利特说过:“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按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4〕(p25)。古希腊的学者大都专心研究自然界，以获取智慧。他们为研究自然，不惜牺牲自己的荣誉、地位和财物。学者们把掌握科学真理看作高于一切的胜利。他们醉心于研究自然，非常注意和关心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和过程。古希腊学者并不满足于解释自然现象，而是在这一基础上做更高的概括抽象，形成了自然哲学，并以这些理论为基础，结合社会事物，以说明整个世界，就形成了既能解释自然又能解释社会的哲学理论。古希腊的哲学体系乃至整个学术体系最先是建立在研究自然的基础上的，它的发展同自然的研究密切联系在一起。这一传统一直被保留并在文艺复兴后被不断发扬光大。西方的学者基本上都是熟悉甚至精通当时自然科学知识的，他们的学术同自然科学都有着某种联系。这种传统对西方科学技术乃至社会科学的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西方的学术起源于对自然的研究，学术的发展与自然科学有密切联系，众多的学者包括社会科学者都比较自觉地关心自然，研究自然，甚至宗教神灵学说都研究、利用自然界物质运动的某些材料为自己服务。因此，西方传统上是把科技看成能够帮助人们实现对自然和真理把握的理性知识。由于科技是理性知识，西方的科学家们都十分注重科学精神，特别是科学的理性精神。
三、非系统化、理论化的独立学科体系与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体系的区别
中国传统科技观认为科技是不需要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理论体系，而西方科技观则认为科技应当是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理论体系。
首先，中国的学术起源于先周的巫史之学。从现代科学分类角度看，巫、史之学基本上是社会科学方面的内容。到春秋时期，社会发生极大变动，逐步形成了春秋战国时诸子的学术思想。其内容主要是关于安帮定国之策，整个学术都是以探索社会政治之术为目的，其学术起源及其发展与自然科学都比较疏远，主要是社会科学方面的内容，并有明显为社会政治服务的色彩。诸子百家中，墨家是最重视自然科学的学派。《墨子》一书中有这一派对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的许多研究成果，代表了当时科学技术的最高水平。但其自然科学的内容也只是墨家学术体系中次要部分，其学术体系的重心、目标主要在社会政治方面。令人遗憾的是，自汉以后，儒家定为一尊，道家成为其辅，儒道互为表里，形成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主流。墨家所开创的科学精神和独到的科技理念，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未能在传统科技文化中占有应有的地位。自此以后，在学术领域中自然科学的成份就更少了。中国古代几乎没有像样的科学技术研究团体。科学家大都是分散、孤单地进行研究，没有形成一支持续不断，以自然界作为对象的研究力量。中国古代的许多思想家均以“内圣外王”、经世致用为宗旨，推崇实践理性，贬损以科技为主要内容的工具理性，使得科技理论思维的翅膀被绑上了沉重的经世致用的铅坠，难以建立起科学理论体系。
其次，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表现为很强的实用性。这就决定了中国技术思想特别发达，并形成了工匠传统。许多能工巧匠尽管在技艺上有很高的造诣，拥有丰富经验技能，但由于知识有限，却无力把经验上升到理论体系层面，形成科学理论。他们的技艺一方面无法得到总结提高，另一方面也无法通过文字记载传诸后世，只能靠面授、口传，这往往会造成人死艺绝的失传现象。而绝大多数正统的学者由于没有实践经验，也难以完成这一重任，加之对科技有偏见和误解，也就不重视科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中国流传下来大量的科技著作，大多是对某一时代科技状况的直接记载、现象的描述和经验总结，却很少有理论方面的研究总结。中国科技具有的理论技术化倾向虽暂时有利于技术工艺的发展，但不利于理论体系的构成，譬如中国天文学的观察资料非常丰富，但它长期附属于历法，未能建立起完整的天文学理论体系。
再次，从科技理论建构角度看，中国传统科技观未能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其原因有二：第一，中国人在整体自然科技观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具有无限涵容性的理论体系。这使自然科学始终包含在思辨哲学和其它文化形态中，限制了它走上独立研究的道路，不利于它形成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理论体系。这阻碍了科学认识论的发展，使中国的科学技术大都停留在直观观察、经验推断和主观臆测的水平上，没有超出经验的层次，没有升华到系统的理论体系，没有对规律性现象进行分析、研究，没有用理论形式将其概括和总结，不能完成理论上的抽象和概括。
第二，科学作为知识体系，还必须从大量事实材料中抽象和概括出关于事物的本质联系，即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而建立起科学的知识体系．这个过程通常是由两个步骤来实现的：第一步是抽象的理性认识，侧重于对事物作分析研究，起主导作用的思维形式是形式逻辑；笫二步是具体的理性认识，侧重于对第一步所获得的思维材料作综合的研究，起主导作用的思维形式是辩证逻辑。这个过程是离不开逻辑的。中国古代的思辨性思维是比较发达的，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学派林立，百家争鸣，其中尤其是以自然本身来解释自然现象，较之神学自然观有很大的进步。如以“气”来解释宇宙万物的构成，以阴阳来解释万物的变化发展，具有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因素，但是这种自然观是排斥对客观事物作具体分析研究的。加上中国传统科学强调应用，把有关名词，概念等逻辑方面的议论斥之为“诡辩”，予以唾弃。先秦时期名家学派的惠施、公孙龙和后期墨家谈辩派，就以其研究不合对时宜，为当时的社会所不容。而名家和后期墨家谈辩派所研究的问题在科学思想史上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的名家与墨家谈辩派的湮灭，是中国科学思想史上的一大损失，致使中国在科学方法论上一直未有大的突破。因而中国传统科学总体上还停留在经验形态上，缺乏严密的理论体系，这不利于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人文传统长期以来形成了只是努力发展各种与人伦社会有关的思想学说，而不关心对客观自然的认识、探索，不热心逻辑认识体系和自然科学体系的建立。长此以往，也就形成了科技是不需要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理论体系的误解。
古希腊人在机械分解的自然科技观思想指导下，自然科学很早就逐渐形成自己相对独立的研究主体、对象、手段和成果。并从其它社会实践中分化出来，组建成共同体。这一点和中国人始终把科学事业涵容在其他社会实践中是不同的。古希腊学者研究自然“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作出说明。”〔5〕(p5)这就形成了最早的学术，最早的科学理论。
古希腊科学的发展最初得益于古埃及、巴比伦和印度文明所创造的科学。但是古希腊的科学家们将这些源于实用的天文、数学、医学知识加以理论的升华和系统总结，建立了分类明确的科学学科体系，为后来西方科学的长足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如，被称为西方科学之父的亚里士多德早在公元前4世纪便写下了多卷本的《物理学》、《天体学》、《动物史》以及气象学、矿物学方面的著作，而他关于逻辑学、形而上学的理论对于西方理性思维方式与科学思辨精神的形成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古代西方也有很高超的技术，但总的来说，科学理论的创立更为突出。其著名的哲学家、科学家，如德莫克利特、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欧几里德、阿基米德等等科学巨人，他们都是学者型的，古希腊思想家普遍具有在哲学思辨中追求严密的演绎化系统的倾向。从泰勒斯到苏格拉底、柏拉图，几乎所有哲学家都曾不倦地探索逻辑的推理规律问题，亚里士多德建立了一个严密的形式逻辑体系，接着欧几里得又建立了数学史上第一个公理化系统的欧氏几何体系，为近代科学理论体系的创立打下坚实的基础。到16世纪以后，又逐步建立起受控实验和开放性技术体系，从而形成了近代科学技术结构。这种结构具有科学理论、科学实验和技术三者之间的互相推动的循环加速机制，促进了科学技术革命。科学技术的发展强调理智的作用，重视知识的完善，科学家同时又是哲学家，这是西方的一大特色。这就决定了西方科学思想特别发达，并且形成了智者传统，他们善于构造科学理论体系，其影响直至今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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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的重要性篇4
论文摘要：科学基金的功利性与科学义化的非功利性特征、科学基金的管理性和科学文化的自主性特征、科学基金的制度性和科学文化的自然性特征是对立的。同时科学基金与科学文化也保持合理的张力，统一于科学基金文化内涵之中，促使科学基金文化呈现公开透明、程序公正、自由创新、导向明确的特征。
科学基金文化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状态，有着深刻而丰富的内涵。正如陈佳洱院士所说：“文化的内涵是极为丰富的，贯穿和影响于科学基金工作的各个环节，而科学基金文化的内涵又是丰富的，需要我们总结传承。”我们探究科学基金文化的内涵，就十分有必要认识并处理好科学基金与科学文化、科学基金文化与科学基金、科学基金文化与科学文化、科学基金文化与基金文化等的关系。无疑，处理好作为核心内容之一的科学基金与科学文化关系问题，不仅是正确理解和把握科学基金文化的前提和基础，而且也能够加强我们对科学基金文化特征的认识和理解，推进科学基金的战略管理，推动我国科学的快速发展。
1科学基金与科学文化的特征性对立
伴随着近代科学的兴起、发展、壮大而逐渐形成的科学文化，在人类文化系统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且对于其他文化形态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作为资助科学发展的科学基金，也逐步形成一套合理、有效的审批和管理制度，为科学的快速发展提供了重大的资金保障。同时这套科学基金制度对科学的发展方向、规模和速度都起到直接的作用，更可能对科学文化产生间接而深远的影响。当然，科学文化也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科学基金(制)的政策导向和宏观制度。总体来看，科学文化与科学基金(制)在许多特征上是一种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这种对立关系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1．1科学基金的功利性特征和科学文化的非功利性特征
实施科学基金制是我国为应对世界科学技术发展趋势、推动我国基础研究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决策，同时也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进科技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举措。科学基金制作为配置科技资源的重要制度，要努力提高资助效益和管理效能。这种功利性(中性词)主要表现为：第一，从科学基金的产生与目的来看，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走向全面改革的年代。为推动我国科技加速发展，89位科学家致函党中央、国务院，建议设立面向全国的自然科学基金。此议得到党中央、国务院批准。1982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基金正式启动。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对基础研究和部分应用研究工作，逐步试行科学基金制。“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和其他科学技术基金会”。1986年2月14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通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正式诞生，科学基金制在我国开始全面实施。因此，科学基金是服务于国家推动科学发展的需要，服务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改革要求。科学基金制不仅是现代科学发展的重要模式之一，更是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第二，从科学基金的效用看，实施科学基金制就是要把平等竞争和激励创新的机制引入基础研究，克服行政拨款方式的某些弊端，实现知识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不断推进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的科技体制的建立与发展。例如，2008年基金委的总体工作思路中就规定要探索绩效管理和评估为重点来提高资助效益，并以机构和人事制度改革为重点提高管理效能。同时基金委的主要任务也是要科学合理地运用这些资金支持基础研究，如何把国家的有限的资金花在刀刃上，保证资金利用的效率最大化。为此而开展的工作包括在新兴学科领域研究和国家重要科技计划实施发挥先导和源头作用其次提升一些具有我国自身优势学科领域的整体水平；第三是为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中关键科学技术问题做出贡献。所以，科学基金的产生与目的乃至包括任务和主要工作，核心目标都是为了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最大限度的作用，以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科学效益的最大化。毫无疑问，这些举措不可避免地负载着功利性的色彩。但是如果过重地关注这种效用性，而忽视科学本身的发展规律和科学文化的建设，就有可能违背科学发展的规律，影响科学发展的进程，这时我们应该重视科学文化的非功利性的一面。
科学文化是以科学为载体，蕴涵着科学的禀赋和禀性，体现了科学以及科学共同体的精神气质，是科学的文化标格和标志。其中，科学精神是科学文化的核心价值。一般来说，科学精神表现为“为知识而知识”或“为科学而科学”的理想追求，但这也是我国目前最为匮乏的东西，也是制约着我国科学发展的深层原因。而这种科学精神或理想追求只与人的兴趣、爱好有关，与科学发展的功利性、功用性目标相去甚远。当然探究自然、追求真理也并不纯粹是爱好兴趣使然，与那种功利效用目标也有一定的关系。因为科学发展在相当程度上也会造福人类，促进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正是这种科学精神才是推动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动力源泉和精神支柱，也是实现科学发展的根本动力。正如控制论创始人维纳在《发明：激动人心的创新之路》中指出：“如果我们想发现或培养真正的科学家，最好从孩童时代起，就让他们有机会感受什么叫真正的风险。那些对自然抱有深刻好奇心且不愿意其他因素打扰的人，必须在他被‘获取更好的报酬’只这种世俗的价值观俘虏之前，早早地树立献身科学、不谋私利的志向”。因而，科学文化中“为科学而科学”的这种非功利性的科学精神必须处于主导地位，才能支配并推动科学的良性发展。
1．2科学基金的管理性和科学文化的自主性特征
科学基金制从诞生之初，就是作为一项管理制度，对科学基金进行绩效管理，提高科学基金资助效益。其管理性特征表现为两个方面：在宏观管理方面，在借鉴国际科学基金绩效评估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科学合理的科学基金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并进一步明确发展和完善科学基金制的着力点，逐步形成了科学基金立项评审与绩效评估并重的资助管理格局，积极推进科学基金卓越管理战略。在具体管理操作层面，按照《科技进步法》提出的新要求，结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的贯彻实施，加强顶层设计，统筹规划实施，构建和完善包括组织规章、程序规章、保障规章、监督规章在内的规章体系，做到全面规范、系统有序、科学分类、有机整合、衔接协调便于遵循。制订和完善了评审专家聘请、信誉管理复审管理等方面的规章和程序。对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的内容，认真梳理和修订现行规章制度。按照优化资助格局、明确项目定位的要求，进一步完善各类项目的管理办法。我们可以看出，这些管理制度既包括宏观方面的管理战略和管理政策也包括微观方面的评价指标体系、操作规章和管理办法等等，目的都是加强和完善科学基金规章建设为科学家营造自由创新的制度环境，促进科学的快速发展。但是，这些管理体制政策、规章(包括变动的规范、规定或者法规等等)却存在着许多问题和缺陷。由于不是非常健全、完善(仅仅20多年的发展历史，许多内容还需要继续完善)，比如有些管理政策、规定的滞后；另一方面在执行过程中在具体操作方面也会出现种种问题，比如由于管理者对某一方向的科学发展预见不够，可能在执行政策上就不提供资金而过度限制其发展，而在其他方面却给予过多的资助。所以，由于存在着管理体制不够完善执行管理不够科学合理等问题，那么这种管理就是一种过度或过少的限制，就会从根本上压制或抵制科学的自由探究和发展。
而
科学文化则具有自由性和自主性特征。科学文化的自由性包括科学研究方法的自由、研究目的的自由、研究人员的自由等等。这种自由也代表着对科学人的尊重，对科学研究对象的尊重，同时这种自由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受国家地域、管理政策、民族文化、伦理道德等方面的限制。由于科学研究的对象和结果较少受到文化与境的影响，科学强固的内在逻辑引导科学自主发展，科学文化也具有很强的自主性。比如，牛顿时代的许多文化风俗已经过时了、消失了，可是牛顿力学依然如故，基于其上的思维方式也没有完全丧失生命力，即便是颇遭诟病的机械论和还原论模式也没有穷尽其积极意义。把握好科学文化的这种自主性、自由性特征，还需要认识并处理好几种关系，比如在基础研究方面，正确处理自由选题与发挥导向作用之间的关系；认识自由探索对自主创新的极端重要作用，充分发挥科学家自由探索的精神；认识科学积累与学科建设的关系，坚持促进学科均衡协调可持续发展等等。而这都需要逐步形成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环境，形成尊重科学，更尊重科学精神的科学文化。
1．3科学基金的制度性和科学文化的自然性特征
科学基金制本质是依靠同行评议来分配研究资源的一种制度，涉及对相关主体的规范和约束，当然更多地涉及到对“人”的研究。同时这一制度更侧重于对人的管理，对社会或人的规律的探究，进而明确科学基金运作过程中个体的相关权利和义务。例如，2007年2月14日，国务院第169次常务会议通过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就重点规范了两类单位、五种人的权利义务关系，确立了科学基金管理的基本制度和程序。我们可以看出，这一制度建设主要涉及协调科学基金管理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使科学基金的运作更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但是在这一协调过程中，许多管理者可能会做出相当多的主观性判断，或带有许多非理性的感情偏向，这时候就要求管理者应该树立并坚持以人为本，着力以创新研究培养人才，发挥科学家自主创新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科技创新成果惠及人民；保护科学家“细听蝉翼寂，遥感雁来声”的科学敏感，引导科学家自由探索与创新。同时培养管理者的服务意识，与科学工作者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并重视和珍惜科学工作者的研究成果。
而相比较而言，科学研究则更多地以探究自然作为其使命，以“自然”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追求客观规律的理性精神也就成为科学文化的内涵之一。科学文化正是以经验实证为根基，以纯粹理性为先导，理性和实证成为科学文化的鲜明标识。同时科学生活也是理性生活的一种形式，是按正确的理由而生活的生活方式。它也要求感觉经验、仔细的观察和谨慎的证实，通过经验地了解自然。它要求理智的探求，用理性解释经验，把持续引入感觉资料；要求严格的逻辑、有控制的想象、理智的洞察、明确的分析和广泛的综合，以及精神对新奇事物的感觉。我们看到，科学基金的功利性与科学文化的非功利性特征，可以说是两者在目的上的对立；科学基金的管理性与科学文化的自主性特征，是两者在管理方法上的对立；科学基金的制度性和科学文化的自然性特征，是两者在研究对象上的对立。而这种种对立性关系，更加大了理解科学基金文化含义的难度，这也要求在把握科学基金文化的过程中，一定要明确哪一种特征处于主导地位。同时这些特征不仅有对立性的一面，更有统一性的一方面。
2科学基金与科学文化保持必要的张力
科学基金与科学文化在这三个方面特征对立的同时，他们又统一于科学基金文化的内涵之中。而科学基金文化要么是更多的彰显科学基金制的特性，要么是更多的体现为科学文化的特征，至于说哪一种特征更为突出和强势，则需要认清在这多种对立关系中，是科学基金的特征强势一些，还是科学文化的特征强势一些。一般来说，相对较理想的状态则是科学基金制与科学文化的多种对立关系能够达到一种相对平衡，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这种张力也就使科学文化能够引导科学基金的管理，科学基金也能够更好地促进科学文化的发展。
其实，就科学文化自身的发展而言，也是在多元张力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比如李克特指出，在科学文化中，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尽管彼此不同，但是它们是相容的、结合在一起的。这是因为，二者都是知识的习得和确证的途径；能为那些在价值和文化的其他方面有差异的人们提供理解和达成～致的基础，逻辑合理性的“工具”和观察经验的“工具”是类似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彼此相似，都具有强烈的激进主义涵义，即必须遵循某些固定的原则。再比如，海森伯也指出，源于西方文化的科学文化把理性基础的知识与实用活动联系起来，使提出原理性问题的方式和我们的行动密切联系。这是文化的全部力量之所在，由此产生出我们的一切进步。正是在这多元张力中保持平衡，才促使科学文化获得长足地发展，使科学文化逐步地成为一种强势文化，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因此，科学基金文化必须在借鉴科学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处理并协调好这多种对立的关系，促使他们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处于一种理想的平衡状态，以此促进自身文化的良性发展。
3科学基金文化的特征表现
在认识科学基金与科学文化的特征性对立以及保持必要张力关系的基础上，科学基金文化也凸显出公开透明、程序公正、自由创新、导向明确等特征其中，公开透明、程序公正是任何制度或机制所共有的特性要求；自由创新是进行科学研究和科学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导向明确则是科学基金本应承担的任务。这些特征不仅体现了科学基金的设置目标，更是符合科学研究的客观规律。
公开透明、程序公正，不仅是任何管理制度的共有特征要求，更是科学基金管理的本质要求。在制度建设方面，科学基金不但制定了“依靠专家、发扬民主、择优支持、公正合理”的评审原则，而且也提出“尊重科学、发扬民主、提倡竞争、促进合作、激励创新、引领未来”的工作方针。这些评审原则和工作方针，都要求在管理和服务中强化公开、透明的理念，维护科学基金的公正性，维护着被科学家誉为“公信力最高的平台”的科学基金，并要求管理者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科学基金的荣誉。在具体操作层面，就公开透明而言，在按学部学科设立评审组的同时，还设立了监督委员会、受理异议，行使监督。确立了“公开公平、平等竞争、科学民主、激励创新”的基金运行机制，还建立了回避、保密、监督、审计等一套管理制度。在程序公正方面，实行“面向全国、自由申请”，并制定项目评审标准和管理办法以及组织对申请项目的评议和评审的原则；明确规定了面上项目必须通过科学部初审、同行专家评议、学科评审组评审、委员会批准确定资助项目的遴选程序。
自由创新，是科学研究的必然要求，也科学基金文化的核心价值。例如，一位科学家曾指出，科学基金应该是播种机，她播撒的是源头创新的种子，培育的是自主创新的希望。而科学基金文化的建设，就应当始终坚定不移地把激励自主创新作为根本出发点，从观念引导、精神培育和制度建设等方面创造条件，弘扬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保护创新火花，扶植创新种苗，最大限度地激发科学家的创造潜能。比如，为适应充分尊重和支持优秀人才的创新自主权，培育和造就优秀创新团队，科学基金委适时推出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和创新研究群体基金资助项目。另外，塑造宽容和谐的竞争氛围也有利于鼓励创新。不仅要对原始学术思想宽容、对不同学术流派和不同学术观点宽容，而且更要对基础研究中的失败宽容。正如丁肇中先生指出，基础研究需要充分的自由空间以及社会给予的宽容态度。这样在自由宽松的环境中才能有新的发现、新的发明。
导向明确，是科学基金承担科学发展和管理战略的任务目标。如在平衡学科发展、重点支持，引领重点科学发展方向等方面，科学基金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就明确规定了学科资助范围、鼓励研究领域和定向课题。同时按照国家科技发展总体部署，统筹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科学发展需求，统筹安排学科均衡协调发展与优先领域重点跨越，统筹加强项目支持、人才培养和科研环境建设，统筹争取财政投入和吸引社会资源投入，统筹利用国内和国外基础研究资源，使资助布局与基础研究发展需求相协调，资助计划与国家科技计划相协调，资助管理模式与基础研究发展规律相协调，推动我国基础研究可持续发展。比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重要任务之一是保证自然科学各资助领域均衡、协调、可持续地发展，并强调基础研究的发展动力是“双力驱动”，既包括科学系统自身不断拓展和深化的内部需求，也有来自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例如，在支持新农村建设方面，近几年加大了对遗传、育种、病虫害防治等农业基础研究领域的支持；基金委的管理科学部积极开展从健康角度探索农村医疗体制等问题研究；地球科学部、生命科学部等几乎所有的学部都直接或间接地关注区域发展，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总之，在逐步形成“导向明确、公开透明、程序公正、自主创新”为特色的科学基金文化过程中，“导向明确、公开透明、程序公正”的科学基金管理制度与“自主创新”的科学文化必须保持必要的张力，才能推进科学基金文化建设，保障科学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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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的重要性篇5
论文摘要：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解构了传统科学哲学将科学知识视为真理、实在等哲学观念而独霸对知识解说权的地位，同时建构了一种能够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说明的恰3"-模式。与哲学家关注人们“应当”怎样进行科学研究不同，社会学家思考的是人们“实际上如何”进行科学研究。关注点的不同，致使科学知识社会学选择了自然主义作为其方法论的基础。自然主义诉求的实现需要借助具体方法的运用，体现在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对自然主义的诉求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将经验主义方法、描述主义方法与之缠结在一起，共同寻求探索科学的目标。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在方法论的选择上，确立了一条与科学哲学的规范方法不同的路径，以自然主义作为其展示基本纲领，进行合法辩护的策略。这样一种选择，促使科学知识社会学走上了一条“用科学的方法研究科学知识”的道路。
一、科学知识社会学自然主义的方法论选择
作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布鲁尔在最初提出用社会学方法解读科学知识的主张时，就明确指出要用一种自然主义的方法实现其目标。在对《知识与社会意象》中文版所做的序言中，布鲁尔提出了他的希望:人们能够把科学知识社会学当作科学事业的组成部分来对它进行研究。这正是科学知识社会学所要坚持的自然主义的核心要旨。
1.将知识纳入自然科学研究
按照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解，社会不过是自然的一部分，而知识自身也只不过是一种自然现象。既然如此，对知识的研究就可以落人自然科学的一章。在进行了这样的前提预设之后，科学知识社会学亮出了追寻自然主义方法论的意向，这种意向就是“把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视为科学活动本身的一部分，视为用科学语言理解科学的一种尝试”。科学知识社会学这种意向同奎因提出自然化认识论的初衷如出一辙，只不过奎因是利用自然主义修正传统认识论，而科学知识社会学则试图运用自然主义颠覆传统科学哲学的规范主义。
正如初创者所设计的一样，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宏大理想就是要解构传统科学哲学将科学知识视为真理、实在等哲学观念而独霸对知识解说权的地位，同时建构一种能够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说明的恰当模式。为了实现这一理想，科学知识社会学从两个方面开始行动，一方面就是明确提出研究纲领，另一方面则是精心扫糙方法论。由于承担着解构与建构的双重任务，因而在方法论的选择上，科学知识社会学可谓用心良苦。一开始，科学知识社会学就试图将自身划归为科学一方，标榜自身所具有的科学性。在《科学知识:一种社会学的分析》的导言中，科学知识社会学明确指出:“一些其他的社会学家曾经使用不具有科学特性的研究成果、使用不接受或不依靠科学的方法论传统和科学的宇宙观的思想，对科学提出过许多见解。我们则以模仿科学的方式敬重科学:在我们所进行的对科学的研究中，我们竭力仿效科学自身所具有的事实特性、非评价特性。”与此同时，科学知识社会学对传统科学哲学坚持的规范主义方法论范式给予了驳斥。在他们看来，规范主义是一种先验方法，它给予科学的只能是超验解说，这会使对科学的辩护陷人循环论证，从而致使科学理论之所以正确，是因为有可靠的经验确证，之所以有可靠的经验确证，是因为有正确的理论作保证。这样的循环论证看似对科学进行了合理重建，实际上等于什么也没有说。规范主义由于预先为科学的解说设置了逻辑框架，鲜活的科学过程被黑箱化，只留下苍白的语言，因而难以展示真实的、丰富多彩的科学过程，也违背了科学自身的精神追求。规范主义方法的弊端促使科学知识社会学必须进行另外的方法论选择，这种选择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看来必须同他们的基本主张相符合。
2.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基本研究纲领
与哲学家关注人们“应当”怎样进行科学研究不同，社会学家思考的是人们“实际上如何”进行科学研究。关注点的不同，致使科学知识社会学选择了自然主义作为其方法论的基础。在他们看来，自然主义方法论能够最恰切地体现他们的主张，也有助于实现他们对科学进行“现场”考察的社会学目标。
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熟悉的人都知道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其中的因果性、公正性和对称性都贯穿着自然主义方法论的诉求。按照强纲领的提出者布鲁尔的解释，因果性是表达因果关系的，涉及导致信念或者各种知识状态的条件。
在对公正性和对称性的阐述中，科学知识社会学更加彻底地贯彻了其自然主义的方法论主张。我们注意到，科学知识社会学无论形式如何变化，流派如何繁杂，他们始终坚持一个基本原则，即“所有的人类活动都可以被理解为完全自然的现象”。科学知识社会学坚持这一原则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就是要将社会学的说明引人科学知识中，对其进行一种非评价性的、描述性的而不是规范性的阐释。为此，科学知识社会学主张必须对真理和谬误、合理性与不合理性、成功或者失败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对正确和错误、真实与虚假给予对称分析。这就意味着对科学知识的解说不需要区分社会因素和所谓的“可以作为证据的理由”，而是要看作为“可以作为证据的理由”是来自社会的相互作用，还是源于先验的或超自然的力量。科学知识社会学选择的是来自社会的相互作用，因为“社会学家所关注的是对那些被认为是知识的东西的自然主义理解，而不关注对什么东西值得被作为知讥进行评价性估断。作为一种方法论，自然主义理所当然地将科学知识社会学引向平等地对待和处理科学知识与其他人类现象，促使研究者能够深人科学内部，从社会学的角度对科学内容进行探求，进而实现科学知识社会学重新解说科学的宏伟抱负。
二、科学知识社会学自然主义诉求的实现途径
作为贯穿于各时代、各流派的哲学主张，自然主义体现的是一种基本哲学态度和倾向，具有统领哲学家基本思想的纲领性作用，这种纲领性作用并不是独立发挥效力，而是通过哲学家思想的具体展现起作用。
1.基于自然主义的经验和描述方法
可以说，科学知识社会学之所以在20世纪70年代一出现就引起学界的关注，除了他们高举反对传统科学哲学基本主张的旗帜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个性鲜明的研究方法。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看来，“人类所有的‘知识’都是在社会情境中发展、传递和维持的;知识社会学就是要致力于理解这些为常人视为当然的‘现实’过程。也就是说，知识社会学是对‘现实’的社会建构过程的分析。这段话表明了科学知识社会学注重的是知识产生的具体社会“现场”，与之相适应，所采用的方法也相应地能够帮助社会学家深人科学现场。由此，科学知识社会学将目光投向了经验方法和描述方法。在他们看来，借助这两种方法，既可以实现对科学知识的社会学探求，也能够贯彻他们的自然主义态度。
对经验方法和描述方法的追求与运用构成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经验研3%i作。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经验研究口咋是遁着两个层面展开的:一个层面是宏观视角，实践者主要是爱丁堡学派，其经验分析纲领被称为“利益模式，’;另一个层面是微观视角，主要包括“科学争论研究”、“实验室研究”与‘科学文本和话语分析”。无论是哪一种形式的研究，科学知识社会学都始终坚持到具体的现场中对科学进行考察。为此，科学知识社会学涉猎了许多科学案例，以“陌生人”的身份介人科学探索中，还原科学认识的‘本相’。
2杜会倾向性经验方法的局限
采用经验性的描述实现其自然主义的哲学纲领进而达到对科学的真实反映的确是科学知识社会学最初的意向，但是在具体执行中，科学知识社会学却不可避免地将这种自然而然的进路进行了改装以符合他们所极力主张的信条，致使其经验性的描述成为自我辩护的运行工具。这种带有明显主观偏好的对自然主义的追求体现于科学知识社会学在进行一番详细的案例分析之后，最后的结论往往是倾向性的，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爱丁堡学派的“利益模式”中。在他们看来，利益就是科学家从事科学活动的自然动因，通过对科学活动中的利益说明可以与科学知识的增长联系起来。按照这种思路，夏平与沙佛在对波义耳与霍布斯有关利维坦与空气泵争论的研究中，着重将视角投向波义耳与霍布斯截然相反的社会、学术地位、政治主张的探讨中。通过探讨，他们得出结论，波义耳对霍布斯的胜利远非传统科学哲学所认为的前者运用科学的实验方法获得了真理性的认识，而是“现代社会管理中的一个有用的象征”，或者说是特殊的社会情境决定了波义耳的胜利。这就意味着所谓科学的真理性标准是在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正确与错误、真理与谬误的界限也无非是由人决定的。这样，认知因素受到社会因素影响，而且认知因素就是社会因素。绕了一大圈，我们看到，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借助经验描述以求从科学的史实中获得支持其基本主张的证据，而这种证据的获得远非他们所主张的给予科学活动以客观的、实在的显现，而是一种有所取舍的彰显，体现于自然在他们的眼前隐退了，只留下了社会。
科学知识社会学对自然的简约与社会的偏好使其偏离了最初的自然主义主张，难以真正实现用科学的方法说明科学的目的。更为严重地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由此被指责为仅仅利用自然主义作为取消科学内史与外史分界而采取的策略，实现与传统科学哲学争夺认识论资源的目的。如果指责成立，科学知识社会学借以立足的自然主义纲领将会被消解，其所津津乐道的经验主义方法、描述主义方法也难以显示出优势而成为他们为其主张辩护的策略，如此，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大厦有可能轰然倒塌。正是看到了潜伏的危机，科学知识社会学不得不寻求新的策略以确保其自然主义纲领的地位和作用，由此迎来了科学知识社会学自然主义的新取向。
三、科学知识社会学自然主义主张的新取向
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科学知识社会学走过了一条以“崇尚科学”为出发点，到“走向疯狂的解构科学的一种典范”，最终招致“反科学”的骂名。其中的原因在于虽然科学知识社会学试图通过自己的学术努力，深人探讨真实的科学过程，达到瓦解科学理性和科学真理，获取对科学的解释权目的，但是，“对科学实践中单一的、持续不变的、至上性的利益要素的强调，使自身走向其反面，以己之矛，攻己之盾，暴露出‘科学的社会建构’纲领的二元矛盾”。
1，科学研究的实践转向
将自然与社会进行二元分立是由康德提出的，其涵义是自然与社会分属两种不同的状态，二者彼此独立，互不干涉。传统科学哲学家选择了自然一极，将其作为认识论的基础，对科学提出了一种“自然实在”的解释，社会因素则被排除在外。科学知识社会学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把科学视为以人类为中心的事业，给予科学一种“社会实在”的解释，排除了自然因素。这样看来，科学知识社会学要想克服缺陷，寻求出路，就必须重新回归自然因素的地位，同时将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合二为一。后科学知识社会学注意到了这样一种途径的选择，并将其贯彻于自身对科学的探求中，从而拯救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自然主义方法论纲领。
后科学知识社会学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的，其最突出的特点是转向“科学实践”的分析，将自然之维与社会之维置于同一个平台上给予考虑。在这种分析中，后科学知识社会学贯彻了自然主义的方法论要求，将科学家工作的实验室作为分析对象，对科学家如何在实验室中制造出知识进行了详细考察。这种考察一方面继续坚持科学知识社会学所倡导的经验主义和描述主义方法，忠实地记录科学的实验过程，另一方面又重新关注实在论与客观性之类的哲学主题，倾向于从本体论的角度理解科学实践。
2: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特征
对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各个学派详细考察之后，我们发现，转向科学实践的后科学知识社会学自然主义同科学知识社会学有许多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在理论上，后科学知识社会学提出了“常人方法论”、“行动者网络理论”、“冲撞理论”等取代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利益分析理论气其次，在术语上，后科学知识社会学采用了“联盟”、“行动者”、“力量”、“阻抗”等描述物与人相互作用的语词代替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利益”对社会因素的偏好;第三，从观念上，后科学知识社会学“对称性地对待自然与社会，把主体、客体、自然、社会视为各种行动者，与各种物质仪器(也为行动者)一起，在实践中共同博弈性地建构了科学,第四，从态度上，后科学知识社会学积极接纳来自于科学哲学的声音，将他们视为支持者和同盟军。当然，后科学知识社会学对自然主义的新取向更重要地体现于对科学过程中的哲学态度。
自然科学的重要性篇6
关键词:技术科学;技术;技术哲学
前苏联以及现今俄罗斯的重工业技术和军事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究其原因我们不能回避其发达的技术科学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其实早在前苏联时期，学者们就对技术科学哲学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其相关研究具有鲜明特色，不但代表了前苏联技术哲学的主要成就，也极大丰富了当今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技术哲学体系。
一、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研究背景
前苏联和俄罗斯的科学技术哲学是世界技术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指导思想、研究纲领和研究重心都与中国和西方科学技术哲学有着显著的区别，因而成为我国乃至世界科学技术哲学界特别关注的研究领域。值得一提的是，上个世纪我国学者在前苏联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的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对于作为前苏联科学技术哲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技术哲学的研究却大相径庭。之所以存在上述状况是因为，一方面，正如俄罗斯学者指出的:“哲学显然很晚才开始研究技术现象。……相对于实践认识和实践理性，哲学更偏好理论认识、理性和理论规则，显然，这种偏好成为哲学很晚才转向思考技术现象以及技术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的一个原因”［1］。的确，相对于其他哲学分支学科，技术哲学本身起步较晚，现代技术哲学就其本身而言仅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到目前为止发展也不是很完善，诸如技术的本质、技术是否是价值中立的焦点问题，以及技术哲学的奠基人物和奠基性著作还没有形成压倒多数的、相对统一的观点。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前苏联时期的技术哲学往往被视为资产阶级哲学加以批判。苏俄技术哲学研究开始于19世纪末，那时“П.К.恩格迈尔(П.К.Энгельмейер)在自己的小册子《19世纪技术的总结》(1898)中提出了技术哲学的任务。同时他的许多著作被用德语出版”［2］。但是，自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前苏联技术哲学研究开始转向一个特殊时期。正如俄罗斯学者所评论的:“技术哲学在俄国的命运非常悲惨。关于技术哲学必要性的思想，是由П.К.恩格迈尔提出的。П.К.恩格迈尔是俄国工程师，他是技术哲学第一个研究纲领的提出者，这个纲领于1912被提出来。1929年，当恩格迈尔不得不再次号召建立技术哲学时，他遇到的是不理解和公开的反对。恩格迈尔在《我们需要技术哲学吗?》一文中发展了技术哲学重要性的思想。而在这个杂志的同一期中还收录了Б.马尔科夫(Б.Марков)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技术哲学遭到批判－‘现在没有，以后也不可能有独立于人类社会和独立于阶级斗争之外的技术哲学。谈技术哲学，就意味着唯心主义的思考。技术哲学不是唯物主义的概念，而是唯心主义的概念’。从这时起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把技术哲学斥为唯心主义，在苏联哲学界已成定论，尽管马克思就是19世纪有兴趣从社会—哲学方向研究技术的一个创始人”［3］。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技术哲学”的提法在前苏联时期被禁止，但是对于“技术”的哲学思考在前苏联却从未停止过。那时(也包括现在)有一大批学者长期致力于技术哲学问题的研究，其中比较重要的人物有:В.М.罗津、В.Г.高罗霍夫(В.Г.Горохов)、Г.М.塔夫里江(Г.М.Тавризян)、Г.И.舍梅涅夫(Г.И.Шеменев)、И.Т.弗罗洛夫(И.Т.Фролов)、В.В.切舍夫(В.В.Чешев)和В.С.斯焦宾(В.С.Стёпин)等人。他们的研究成果颇丰，而且具有不同于西方技术哲学的典型特色，因而这些人的思想和成果成为我国学者和西方学者极为关注的研究课题。
В.М.罗津等在《技术哲学:历史与现实》一书中曾写道:“苏联时期对于技术的研究开始于世纪初(指20世纪初－笔者注)。由于П.К.恩格迈尔，技术哲学在俄罗斯获得极大发展。后来在我国，这一学科被视为资产阶级科学而被禁止研究。但是却发展起一系列研究或讨论技术不同方面的学科，并且，如今它们被部分地纳入到技术哲学中来。首先就是技术史。……研究技术的第二个领域被称为‘技术的哲学问题’。恰恰在这里讨论了技术的本性和本质，……第三个领域在苏联时期急剧发展－这就是技术科学的方法论和历史。虽然这门学科属于科学学和方法论，但如今它们被包括到技术哲学中来。……第四个领域是设计和工程技术活动的本性和历史。……正如我们已经发现的那样，如今这些研究领域不仅仅单独发展，而且还处于技术哲学的范围之内。”［3］因此可以说，前苏联时期学者们把技术史、技术的哲学问题、技术科学的方法论和历史、设计与工程技术活动的方法论和历史等问题不同程度地纳入到技术哲学的研究范围内。在这四个组成部分中，对于技术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最为充分，并且具有鲜明的俄式风格。
二、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研究重心
前苏联学者非常重视对技术科学认识论的研究，这主要包括技术科学的起源、对象、结构、功能、任务等问题，其中技术科学理论的结构问题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1.技术科学起源的内外史要素
前苏联学者普遍认为:“技术科学是关于有目的地将自然物质和过程改造成技术对象，关于构建技术活动的方法，同时也是关于技术对象在社会生产体系中起作用方式的特殊的知识系统。”［4］关于技术科学的产生，前苏联学者们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技术科学的产生有外史和内史两方面因素。从外史方面看，人们的生活、生产(特别是机器生产)为技术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提出研究的课题，并决定技术科学的研究方向。从内史方面看，一方面，技术科学是技术知识的系统化、逻辑化的结果，它是人们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在对象活动中所形成的对习惯、概念、认识的思考和概括;另一方面，有一部分技术科学的产生源于对基础科学的应用，是从基础科学中分化出来的;此外，还有一部分技术科学源于不同知识、模型、概念和原则的大综合，是这些要素横向搭构的结果。
2.技术科学对象的两重性
关于技术科学对象，前苏联学者们认为，技术科学对象具有两重性，即技术科学对象有“天然的”和“人工的”区分。而且其中技术科学的“天然性”对应着技术与自然、技术与自然科学的关系;而技术科学的“人工性”对应着技术与人、技术与人文科学的关系。正如В.Г.高罗霍夫和В.М.罗津在《技术科学的哲学方法论研究》中指出的:“在技术科学中可以统计出两个技术对象:自然的技术对象和人工的技术对象。……技术对象的人工性在于，它们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它们的天然性首先在于，所有人造对象归根到底都是由天然的(自然界的)材料制成的。”［4］而这种观点也得到А.Н.鲍戈柳波夫(А.Н.Боголюбов)的认同，他指出:“技术科学不仅与自然科学(这决定了技术科学的‘天然的’特征)相联系，而且它还与经济学和人文科学有着不同的、极为重要的交叉(而这一点相对于它的‘人工的’特征)”［5］。
3.技术科学理论的三种结构要素
在对比自然科学理论和技术科学理论的结构时，前苏联学者认为，自然科学理论和技术科学理论的结构均可分为三个基本组成部分:本体论模式、数学工具和概念工具，但其含义却有很大差异。其中自然科学的本体论模式是指在一定的理想化实验中的理想对象的总和。而技术科学理论的本体论模式可分为三个基本层次:以数学描述为目标的函数图像;在工程对象中进行的自然过程的连动模式;表现为构造参数和工程计算的结构模式，即研究对象的结构。此外，在自然科学理论中，数学工具首先是为了实验计算，它们是建立和证明所获得的理论知识的手段。而在技术科学理论中，数学则具有多方面作用:第一，用它来对工程对象的结构和工艺参数进行工程计算;第二，用它来分析和综合技术的本体论模式;第三，用它来研究发生在工程对象中的自然过程［6］。可以看出，技术科学理论结构中的三个要素要比自然科学理论结构中的要素更为复杂。其原因恰恰在于技术手段具有特殊性，它是主体和客体相互联系的中介，而且它往往比自然科学理论更多兼顾实践的方面。
4.技术科学功能的工程指向性
与此相联系，在对比自然科学理论和技术科学理论的功能时，前苏联学者认为，自然科学理论的功能主要是反映自然过程，研究理论问题，以预测和描绘理论发展的未来状况。而技术科学理论功能的起点和归宿，都是为了对工程对象的技术结构和工艺参数进行理想描述。而且技术科学理论功能的实验层次不仅仅包括实际上是以概括工程师的工作经验为目标的结构技术和工艺知识，还包括特殊的实践方法知识。当前工程研究的目的是:把在技术理论中获得的理论知识形成实践方法的形式，提出新的科学问题。这些问题是在建立工程对象的各个阶段中，在解决工程问题的过程中产生的，而且它们将会传播到技术领域当中去，以实现技术理论的功能［6］。
5.技术科学任务的实践特征
技术科学与自然科学结构与功能的差别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者在科学领域中所担负任务的不同。作为科学知识集合的自然科学的任务在于:揭示和研究新的自然规律，预测自然过程的发展;而作为技术知识集合的技术科学的任务在于，从实践上利用这些自然科学成果，研究自然规律在技术设备中的作用，以及运用知识和计算保障工程技术活动［4］。尽管前苏联学者认为技术科学的任务在于实践，但是他们仍然强调不应将技术科学的形成与技术科学在工程中的应用混为一谈。В.Г.高罗霍夫和В.М.罗津指出，技术科学的形成与技术科学应用于工程实践是有区别的:前一种情况说的是独立学科的建立，这意味着各种不同科学知识、模型、概念和方法被应用于一定的研究对象，并建立起理想模式及其转换程序，形成现有学科所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和任务;而后一种情况指的是在解决具体的工程任务过程中，各种科学知识、方法、模型和原理的系列化和组织化的过程［7］。
三、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特点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前苏联学者习惯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四个角度分析自然科学哲学问题，这一传统也影响到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即学者们往往从技术本体论、技术认识论、技术方法论和技术价值论角度来研究技术科学的哲学问题。因此可以说“师从自然科学哲学”是前苏联技术科学哲学研究的重要特点。
在前苏联学者看来，自然科学方法论之所以能够类推至技术科学领域是因为，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都是科学的组成部分，因此较为发达的自然科学方法论当然可以成为技术科学方法论研究的范例。这正如前苏联学者们指出的:“技术科学与自然科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在起源方面，还是在起作用的过程方面。技术科学最初的理论原理、认识客体和概念的方式，恰恰是从自然科学向技术科学传递过来的;同样，技术科学自身科学性的规范、知识理论结构的确立、理想对象的结构和数学化，恰恰也都是从自然科学借用到技术科学中来的。”［4］尤其针对技术科学的数学化，А.Н.鲍戈柳波夫指出:“知识数学化的问题是历史性的问题，从广义上讲，未必能够在科学史和技术史的框架之外去研究它。特别是相对于技术科学，更是如此。多亏技术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紧密联系，才产生出将适合于自然科学的数学化模型转移到技术科学中去的可能性，并且同样产生出利用自然科学数学化历史来了解数学在技术知识发展中所起(或者说它应当起)作用的可能性”［5］。正是基于这一点，前苏联学者更关注自然科学对技术科学和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的影响。
概括说来，前苏联时期，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人们通常只是在科学哲学的背景下研究技术哲学，把技术哲学混同于规范的科学哲学的附属物，并且仅仅从自然科学知识附属物的角度来研究技术。技术被归结为科学的附属物，而技术哲学则被归结为运用于技术知识结构的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研究的简单附属物，这就是20世纪50至60年代的特点［1］。如果说这一时期运用科学哲学手段研究技术哲学是自发的，那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前苏联学者就开始自觉地借用科学哲学和科学学的方法研究技术哲学，特别是研究技术科学的哲学问题。В.Г.高罗霍夫和В.М.罗津在《技术科学的哲学方法论研究》一文中指出:“虽然很早以前，技术知识的不同方面就引起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的兴趣，但只是在最近五六年才开始形成新的研究方向，在这个方向范围内提出一个目标:就是用科学学和科学方法论的手段来系统地研究技术科学。”［4］他们还补充道:“技术科学方法的特点暂时揭示得还不太清楚。一方面，应当注意专业方法独特的多样性，另一方面，要注意广泛地应用一般科学的认识方法(如分析、综合、模型化、实验)。”［4］在此不可否认，分析、综合、模型化、实验等方法最先都是在研究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时成熟壮大起来的。
可见，由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自然科学充当了技术科学的基础，因此我们不能脱离自然科学孤立地研究技术科学;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技术科学相对独立的特点，正如前苏联学者鲍戈柳波夫指出:“技术科学从本质上应当与不断发展的技术相适应，并且最佳的情况是应当超前于技术。……技术科学、实用科学和基础科学是知识具体化和概括化的不同层次。因此，技术科学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能够变成实用科学(如果技术科学的应用范围超出技术框架外)，甚至变成基础科学”［5］。这表明，在技术科学与技术的辩证关系中，技术科学应当具备先验的预测功能，而且技术科学、实用科学与基础科学之间存在着转换关系。这是技术科学发展过程中的又一个重要特点。
总之，通过上述研究我们能够看到，前苏联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研究是其技术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斯大林高压意识形态统治时期技术哲学研究的主要成绩，其相关问题研究(如技术科学的起源、对象、结构、功能、任务等问题)即使在技术哲学日趋走向成熟的今天看来，仍然具有重大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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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ГороховВГ，РозинВМ.Философско-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иеисследованиятехническихнаук［J］.Вопросыфилософии，1981(10):172－178.
［5］БоголюбовАН.Математикаитехническиенауки［J］.Вопросыфилософии，1980(10):81－82.
自然科学的重要性篇7
不仅如此，牛顿文化活动的两种结果——科学学说与宗教学说，其后世的文化地位是非常不同的。牛顿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以近代力学的集大成者名垂于世，科学使他获得了崇高地位。他的宗教学说则无此殊荣，远不及科学学说那么幸运。至少到目前为止，关于牛顿的宗教学说仍然众口不一，微词不绝于耳。纯粹的科学论者视牛顿的宗教思想为累赘、束缚，甚至看作神经不正常的产物；正统的神学家则认为牛顿的宗教思想是一种伤害宗教利益，反对上帝的异端。牛顿宗教思想的文化意义问题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
因此，牛顿学说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具有特殊的意义。本文把牛顿学说中科学与宗教以一种特殊方式结合起来，而两者的文化结局极为悬殊，所获得的评价极为不同的现象称为牛顿文化现象。本文即是从文化价值论和整体论角度对牛顿文化现象进行的初步探讨。它试图以牛顿的双重文化价值观对牛顿文化现象作出新的解释。同时，作为这一解释的逻辑结果，文章也顺带说明牛顿的双重文化价值观是科学主义的价值论前提。
1
为了比较的方便，我们通过牛顿对科学价值问题的回答来探究牛顿的文化价值观。牛顿对“科学的价值是什么”的问题给出了两种回答。首先是科学性的回答。牛顿说：“自然哲学的目的在于发现自然界的结构和作用，并且尽可能把它们归纳为一些普遍的法则和一般的定律。”〔2〕牛顿在另外的场合从比较微观的意义上也讲了类似的意思：“从现象引出两三条一般的运动原理以及随后表明怎样从这些明了的原理得出一切有形体的事物的性质和作用，将是哲学〔即科学〕上的一个十分重大的步骤，尽管这些原理的原因尚未发现”〔3〕。不过，科学的目标又不限于具体的事物。牛顿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序言中这样宣称：“从运动现象去研究自然界的力，再从这些力去验证其它现象；书中第一、第二卷的一般命题就致力于这个目标。在第三卷中我们阐明了世界体系，作为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我希望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推理，从机械的原理推演出其余一切自然现象。”〔4〕所以，按照牛顿的理解，科学的价值是认识整个自然。罗素在回顾近代科学发展时重复了牛顿的这一看法，他说：“理论科学是企图了解世界的科学”。〔5〕牛顿对科学价值的回答是近代的标准式回答，这一回答的内容和表述形式都使人感到并不遥远。
但是，牛顿的第二种回答令人听起来就有几分陌生。他在1693年曾直言不讳地说：“写作《原理》的目的，是向思索着的人们灌输上帝存在的信仰。”〔6〕牛顿在《光学》一书中指出：“自然哲学的主要任务，是从现象出发，而不臆造假说，从结果推到原因，一直推出最初的第一因，这第一因肯定不是机械的。……从现象中不是可以看出有一位神吗？他无实体，却生活着，有智慧而无所不在。〔7〕这里，牛顿明白无误地肯定，科学具有认识第一因，坚定上帝信仰的价值。
按照牛顿的观点，科学的价值一则是认识自然，掌握自然规律；一则是推出上帝的存在，维护对上帝的信仰。这两者从近现代的科学观看是那么的水火不相容，而在牛顿这里好象是并存不悖。
牛顿不仅以明确的语言陈述了双重文化价值观，而且以自己的文化活动体现了这一价值观。已有的统计资料可以说明，从17世纪60年代到18世纪前十年，牛顿在每个时代的研究写作活动不仅有科学方面的，而且有宗教方面的。也就是说牛顿对科学问题和宗教问题的文化兴趣基本上贯彻一生，并无明显的断裂特征。在每一个时间段里，牛顿的文化活动总是既有科学性，也有宗教性。虽然两者相互渗透的痕迹存在，但总的看，牛顿文化活动的指向不是一个，而是两个。这是他的双重文化价值观的一种表现。
牛顿的双重文化价值观还突出地表现在文化价值活动的结果方面。他对整个世界的文化解释是双重的，既有科学性的解释，也有宗教性的解释，二者构成对世界的完整说明。
从微观世界看，上帝对物质质点的创造与质点运动的规律是互补的。牛顿说：“上帝在开头把物质造成固实、有质、坚硬、不可贯穿、而可活动的质点，它们的大小、形状以及其它性质与其对空间的比例，都最适合于上帝创造它们时所要达到的目的。……这些质点不但有一种惯性以及由此自然产生出来的被动的运动定律，它们并且为一些主动的原理所推动，”这些原理“是自然界里决定物体形式的普遍定律。”〔8〕
从宏观世界看，行星与太阳的相对位置和相对运动也由上帝的第一推动和引力规律的结合予以解释。牛顿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第一版中说：“上帝将各行星安置在离太阳的不同距离上。”〔9〕至于它们的动因，牛顿解释说：“如果把地球（不连月球）放在不论何处，只要其中心处于轨道上，并且先让它停留在那里不受任何重力或推力的作用，然后立即施一个指向太阳的重力，和一个大小适当并使之沿轨道切线方向运动的横向推动；那么，按我的见解，这个引力和推动的组合将使地球围绕太阳作圆周运动。”但是，“没有神力之助，我不知道自然界中还有什么力量竟能促成这种横向运动。”〔10〕
在牛顿的时代，牛顿文化现象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十七世纪中叶所有合格的科学家与差不多所有的哲学家，都从基督教的观点去观察世界。宗教与科学互相敌对的观念是后来才有的”。〔11〕亚•沃尔夫也从世俗态度与宗教态度统一的角度描述了这一现象，他说：“对自然现象抱世俗态度并不一定排斥对世界抱宗教态度。……近代科学的先驱者们实际上都笃信宗教，事实上都是基督教的忠实儿子”。〔12〕
2
一个科学家的群体，为什么对科学问题既抱着世俗态度又持有宗教态度？一个杰出的科学家，为什么对宇宙问题给出了科学和宗教的双重解释？这种文化现象对于在科学占主导地位甚至可以说在科学一元文化空间中生活的人是难以理解的。然而，这对于生活在二元或多元文化空间中的人来说，却是一种正常的文化现象。他们尽管可能在某些时候、在某些问题上感到困惑，出现一些矛盾， 但总的来说却赋予这种双重文化现象以某种统一性。牛顿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牛顿的双重文化价值观在认识论方面是统一的。 这种统一性集中表现在：科学发现的自然规律就是上帝赋予自然的秩序，认识了自然规律就是认识了这一秩序本身，从而也就在某种程度上认识了上帝。牛顿曾直截了当地宣称：“要在宇宙的物理秩序及道德定律中寻找神的自然真理”〔13〕“根据生生息息的诸种现象来考察上帝，不言而喻，是自然哲学的对象”。〔14〕在牛顿这里，自然规律就是上帝真善美的具体体现。
在牛顿的学说中，牛顿还进一步试图给双重文化价值观以本体论的基础。牛顿说：“一个永恒的、无限的、全智的和最完美的却无支配权的神，不是上帝，而是自然……上帝的神性最好不由抽象的概念，而由现象，由它们的最终原因来证明”。〔15〕这里，自然与上帝的多数特征是统一的，相差的是支配权；而这支配权是由最终原因来说明的。对于自然与上帝在第一因上的区别，牛顿——按照后人的解释——是通过自然神论予以协调统一的。如贝尔纳所说：牛顿给了世界一种机制，“这一机制是按简单自然定律来操作，不需要继续加力，而只要神灵插手创造它，并使它起动”。〔16〕这样，宗教的价值由上帝作为其价值源泉，科学的价值由自然作为其价值源泉，二者在其源头是上帝与自然的某种统一。
与双重文化价值观在认识论和本体论方面的统一相契合，宗教文化与科学文化在其外部关系上也是对接的。按牛顿的理解：宗教文化是“从人类知识的顶点才能看到的境界，而不是人类知识的基础；它们是科学的终点，而不是科学的开始”。〔17〕
所以，上帝与自然的某种统一，上帝秩序与自然规律的某种统一，宗教价值与科学价值的某种统一，乃至宗教文化与科学文化的某种统一，在牛顿这里是集于一身的。牛顿是上帝和自然之间的中介。上帝因为牛顿找到了自己在自然界的表达；自然界因为牛顿找到了走向上帝的通道。
牛顿的双重文化价值观不是偶然的文化现象。它是一种文化传统的产物，有其文化史方面的渊源。历史上以明确的方式在比较抽象的层面上首先协调宗教和理性关系的，是生于西班牙的回教哲学家阿威罗伊。他提出“双重真理说”企图解决这一问题。在阿威罗伊之后有迈蒙尼德斯，他试图调和亚里士多德哲学和犹太神学。到阿奎那时实际上表达了某种双重文化价值观。知识来源在他那里有两个：一是宗教启示，二是人类理性，两者形成了统一的结果。他的《神学大全》就是囊括宗教教义与理性知识于一体的神学体系。
双重文化价值观到了近代对牛顿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近代人们做了许多努力试图把科学与基督教教义调和起来。牛顿“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亨利•莫尔、罗伯特•玻义耳和伊萨克•巴罗等人的影响。”〔18〕
牛顿的双重文化价值观还有其历史的基础。牛顿双重文化价值观就其现实基础而言，建立在新教与近代科学的某种统一性之上。美国社会科学家默顿曾这样判断：“新教伦理学和资本主义精神一样能推动科学的发展，在17世纪英国特定的环境下不能认为科学和宗教之间仍然处于敌对的关系”。〔19〕
新教与近代科学在以下方面是一致的：第一，两者都诉诸于个人理性。路德提出“因信称义”说，认为信徒个人可以象教皇一样解释圣经，从而使个人理性成为决断自己信仰的权威。“同样，早期的近代科学家也不理会古代哲学家和中世纪经院哲学学者的体系，而从自己的经验中寻求科学真理，按自己的理解解释世界。”〔20〕如托马斯•斯普拉特所说：“一个把改革放在宗教里，另一个通过哲学达到改革的目的。……一个求教于圣经，另一个求教于自然界这本巨著。”〔21〕第二，新教与科学以目的与手段相结合的方式统一起来。例如，“为了宗教的目的而动用科学被17世纪加尔文教派看成是一件重要事情，尤其是英国的清教徒总强调宗教的职责是做‘有益的事情’，并把科学活动看作是一种对人类有益的工作。”第三，新教与近代科学有相通之处。近代科学认为自然有其自身的规律，科学就是发现这些规律。加尔文教派则要求人们生活井然有序，合乎规律。清教徒约翰•普雷斯顿径直宣布：“上帝不改变自然规律”。
牛顿正是在上述新教与近代科学相统一的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许多研究者对牛顿的新教特点作了多方面的刻画。可以断定，牛顿的双重文化价值观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
3
虽然牛顿的双重文化价值观体现了某种统一性，虽然文化传统和时代条件为这种统一提供了可能，乃至形成了后人所说的“牛顿物理学——神学体系”，〔22〕但这不等于说，在牛顿这里科学文化与宗教文化没有什么区别。如果是这样，近代自然科学与宗教文化逐渐分离的事实和趋势，以及牛顿作为近代自然科学集大成者的地位都无法得到解释。事实上，牛顿是努力在科学文化与宗教文化之间的某个区段上为两者划一条界限的，只不过这个界限并不一般地划在科学理性与宗教信仰之间，而是主要划在科学与神学之间，或更准确地说，划在科学与经院哲学的论证之间。
一般而言，神学论证主要由方法和解释所构成。按照牛顿的观点，信仰与科学是可以相容的，但是科学与神学的方法和解释却是对立的；对上帝的信仰必须坚定不移，但是在自然的范围内，接近和信仰上帝的方法以及由此获得的解释都应该是科学的，而不应当是神学的。正是基于这种立场和工作，自然科学的独立地位才有可能真正确立。
牛顿认为：自然科学发现规律的方法是“用观察和实验来建立这些规则，从而推导出事物的原因和结果。”〔23〕牛顿说：“在实验哲学上，我们把用一般的归纳法从现象推导的命题，看作准确的或很接近于真实的。”〔24〕“由做实验、观察和用归纳法从其中得出普遍的规律”〔25〕的方法是分析法。以这种经过实验验证的普遍规律为基础“推证其它的结构”的方法是综合法。〔26〕牛顿的方法是分析与综合的统一，而它的基本特色无疑是分析法。这正是牛顿方法与经院哲学方法相区别的地方。
经院哲学方法的要害是把未经现象证明的东西作为原理，把实验无法验证的东西作为一般出发点去说明自然现象。例如，经院哲学以亚里士多德的质料因、目的因去说明自然现象，笛卡尔以以太旋涡去说明自然现象，都属于这种情形。牛顿称这种方法是“编造假设”。他宣称：“我避免假设，不论是力学的还是神秘的质，它们是有害的，并且不会产生科学。”〔27〕牛顿评价说：这种方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具有一种神秘的特殊性，而事物就是靠这种特殊性起作用，并产生明显效果，这样说等于白说。”〔28〕
基于两种方法的差别，牛顿在对自然作出解释时基本恪守自己的方法。以重力研究为例，牛顿说：“迄今为止，我们已经用重力说明了天空和海洋，但是我们尚未确定这种力的原因，……对我们而言，重力实际上存在，并按我们已经阐述的定律作用，而且对于我们说明天体和海洋极为有用，就足够了。”〔29〕到了1717年，牛顿仍然声明：“我未把重力看作物体的一种本质属性。我已经增加了一个与原因有关的问题，以一个问题的方式把它提出来，因为我对它尚不满意，还需要实验”。〔30〕
与此相对照，神学家本特利的解释是：“万有引力是肯定存在于自然界的；它超出一切机械论物质原因之上，而且是从一个更高的原因或神圣的能力与影响中产生出来的”。〔31〕这一解释按牛顿的观点即属于在实验哲学中无地位的假设，是一种靠不住的前提。
以实证分析的方法为基础，牛顿也不同意对具体的自然现象作唯灵论和目的论的具体解释。克拉克在解释引力时说：“我们必须假定有一种非物质的灵魂，按一定的规则支配物质。这种非物质的力在物体内是普遍存在的，它无所不在，无时不在”。〔32〕按照牛顿的观点，这就是一种无法通过实验验证的唯灵论观点。牛顿一方面竭力使自己的科学方法和解释与经院哲学区别开来，认为后者对于科学是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另一方面，牛顿又将自己的实证科学与宗教信仰统一起来。这种统一不是通过神学提供的启示方法和目的论、唯灵论等解释，而是通过实证分析和数学力学的解释达到的。认识、接近和信仰上帝，在自然现象的范围内，必须通过实证科学，这是牛顿的结论。正是在这一点上，牛顿使自己的学说与传统神学挥手告别，从而奠定了自己在近代文化中的特殊地位。
4
在基本厘清牛顿双重文化价值观的内涵及其内部关系后，我们进而转向这种价值观的文化作用与功能。
牛顿双重文化价值观对宗教文化的影响既是限制性的，又是维护性的。其限制性表现在：上帝的文化幅射面和幅射方式改变了。上帝虽然在社会生活的领域依然故我，但在自然现象的范围里却大踏步地后撤。如果说它仍然存在着，也主要以第一创造或第一推动者的身份而存在着；如果继续颂扬它无所不在的话，那么它的这种存在也主要体现为数学或力学的规律，后者实际上已是一种科学文化的形态。不过，牛顿同时也是宗教信仰的忠诚维护者。“牛顿是一个正统的基督教徒，相信有一个第一原因。……对于牛顿来说，承认上帝在宇宙中的存在和影响，不止是对大众信仰的忍让。它是他的思想的攸关重要的部分，深深地影响了他的观点。”〔33〕
牛顿双重文化价值观对于宗教文化的内在作用既是解构性的，也是建构性的。牛顿在文化整体上割裂了上帝与自然的直接联系，创造了相对独立的科学文化，原有的神学论证与上帝信仰的联姻关系被破坏了。宗教文化的原有体系解构了。但同时牛顿又以一种新的方式把上帝与自然、上帝的秩序与自然规律协调起来，建构了一种新的宗教一科学型文化。
牛顿双重文化价值观的双重作用同样也体现于对科学文化的影响之中。这是它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方面。
首先，双重文化价值观赋予自然科学以某种神圣性。近代科学文化的崛起，不仅取决于这种知识的逻辑性、实证性和实效性，而且也取决于这种知识文化的某种神圣性。从历史背景看，在一个宗教文化的大背影下，科学文化如果没有一点神圣性，充其量只不过是某种器用性的附属物，不可能迅速成长起来，获得主体性的地位。从文化价值论来看，一个文化价值体系的生成，不但要有价值的论证和价值推广，而且首先要有价值的选择和推崇，这三方面的要素缺一不可。牛顿的科学文化开始就有某种价值的神圣性，这种神圣性建立在科学与宗教的特殊关联上。在牛顿这里，科学是认识、接近上帝的一种途径，是与上帝直接相关的神圣事业。上帝是神圣的，体现上帝存在的力学规律也是神圣的。牛顿所营造的文化氛围，不仅是实证的，也是神圣的。
牛顿双重文化价值观对科学文化的影响也表现为为科学发展提供巨大的精神动力和热情。荻原明男曾指出：牛顿的“杰出的‘数学’综合能力和丰富的‘实证’精神，是他对宇宙秩序深深依赖的两个媒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一种‘宗教’感情。这正是17世纪产生近代世界图景的根源性的原动力。”〔34〕牛顿所以具有坚韧不拔的研究精神，是因为“信仰”的支撑。荻原明男认为，象牛顿一样，这种“信仰”也鼓舞着开普勒、伽里略、笛卡尔、惠更斯等近代科学家，这是他们“唯一的、共同的、强有力的推动力”。〔35〕
关于宗教性的感情和态度对科学的影响，爱因斯坦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宇宙的宗教的经验，来自于科学的天空之背后，是最强有力、最崇高的经验。没有艰巨的努力和献身精神，科学思考开拓者的创造是不可能产生的。……对于宇宙的无限合理性无限依赖，而且，对宇宙中出现的无论多么微小的理性闪光也渴望理解，这些，开普勒和牛顿是一定具备的。”〔36〕
牛顿双重文化价值观对科学文化的影响还表现在对自然的解释及其研究方法上。
如上所述，牛顿对自然现象有两种解释：一种是科学的，另一种是宗教的。到牛顿这里，自然解释虽然已经以力学体系的形式出现，但这一解释又是不自足的，需要宗教性的解释予以补充。对科学方法的影响也是如此。一方面它强烈地支持实证方法的出现；依据这种方法，科学的划界以实验观察的验证为基础。另一方面，它又助长牛顿在构筑科学体系时寻求绝对的立足点，上帝的绝对性以逻辑的某种形式出现。如牛顿所说：上帝“由于始终存在和无所不在，因此他构成持续和空间”〔37〕“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牛顿的绝对运动、空间和时间等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受莫尔和巴罗影响的神学观点的结果。”〔38〕双重文化价值观对科学范畴和方法的渗透影响已见一斑。
在进行了上述分析后，我们可以厘清牛顿双重文化价值观对科学文化的最重要的一种影响：牛顿双重文化价值观是科学主义的价值论前提。科学主义作为对科学的一种崇拜，从价值论的角度说，它的形成既要有世俗的价值基础，也要有天国的价值依据。牛顿力学是自然科学的近代综合，它不仅形成了完备的体系，而且它的文化解释力与社会应用的效果都是令人叹服的。这种史无前例的、真正奇迹般的成功有可能造成一种“宗教性的气氛。”〔39〕牛顿的文化价值观中无疑包含着导致这种结果的内在因素。
但是，仅仅这些条件还不足以解释为什么恰恰在牛顿之后，科学如此迅速地成为一种被崇拜物，甚至要被拥戴为一种牛顿教，从而开科学主义之先河。这里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在牛顿双重文化价值观之中就存在着天国价值的内在因素，存在着从对上帝的崇拜转向对科学崇拜的逻辑项链。这里，价值让渡的内在环节是：既然力学数学定律是上帝赋予的秩序的体现，那么对上帝的崇拜就可以转变为对这种规律的崇拜。这是牛顿文化价值观的特殊之处，是它所以能成为科学主义价值论前提的内在原因。换言之，牛顿的双重文化价值观与科学主义具有内在的文化逻辑关联。这是我们研究牛顿双重文化价值观的当代文化意义。不胜其烦的实证研究不仅要给牛顿文化现象一个新的解释，而且也是要给当代科学主义思潮一个新的文化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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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牛顿双重文化价值观的研究，实际上是从文化价值论的特定视角，通过对牛顿文化现象的个案研究来重新探讨宗教文化与科学文化的关系，或者更一般地说，探讨不同文化形式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具有很现实的文化实践意义，也具有一般文化学的意义，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文化反思。
宗教文化与科学文化在历史上无疑有着某种矛盾性的关系。这种矛盾曾经表现为宗教文化对科学文化的排斥、压制，甚至残酷的扼杀。布鲁诺1600年在罗马鲜花广场被火焚，伽里略1663年在罗马宗教法庭被宣判，都是典型的例证。到牛顿这里，他也承受着来自宗教方面的攻击和压力。贝克莱主教用上帝意志批驳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莱布尼茨指控牛顿提出绝对时空是无视上帝。这种压力之大，以致牛顿到了风烛残年还要申辩：“本人对主的敬意有一种朴素的宗教信仰，将不会陷入莱布尼茨阴险设下的罗网。”〔40〕这些说明，一种新文化类型的出现，“需要为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利而斗争。”〔41〕
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不论在科学史的研究中，还是在一般文化的研究中，仅仅以相互斗争为线索来论述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是不够的。两者还有相互统一的一面。这种统一性是复杂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对于不同的文化人物来说，其内容和形式是不同的，需要进行具体的研究。牛顿的情形表明：宗教文化的某些部分可能与科学文化处于尖锐的对立之中，但另外一些部分与科学文化却是可以相容的。在牛顿这里就存在着这种相容的具体形式。不仅如此，宗教文化的某些部分可能对科学文化的发展还起了刺激、启发、推动的作用。上帝是宇宙主宰的思想促使人们赞同这样的观念，即上帝井然有序地安排了一切事物，从而使人们想到自然规律的存在。上帝的无所不在，无时不在同样也刺激启发了绝对时间与空间的观念，成为牛顿建构自己力学的一个基础。这些都表明，宗教文化是近代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如格•斯玛特所说，虽然我们不能说神学思想是正确的，但它“事实上可能是科学兴起的一种必要的因果条件。”〔42〕
宗教与科学文化的统一性还需要放在更大的文化幅面里去考虑。从文化学的角度看，文化整合是不同文化类型或成分形成统一体的重要形式。人类文化的每一次大综合，实际上都是文化整合。人们常说的牛顿完成了近代力学的大综合，实际是说他将力学整合为一个体系。这实际只是牛顿文化整合的一个方面。如本文所论述的，牛顿还有将科学与宗教相整合的一面。这是更大范围的文化整合。这一整合深刻地影响了康德，后者以哲学的形式继续了这一工作。但是，这种整合在近代的文化承，尽管一直很有影响，但它得到的批评似乎多于对它的肯定。近代以来，人类文化场中的主要变化是科学文化的迅速崛起壮大。科学文化处在与原来主体文化——宗教文化逐步分离、对峙甚至企图取而代之的态势中。很自然，人们观察科学与宗教关系的参照系是科学场，而不是更大的文化场。按照辩证法的语言说，科学对宗教的关系仍然处于否定性的阶段，还不是否定之否定的阶段。康德的文化总结显得为时太早。在科学的凯旋声中，科学主义的声音越来越响，人们很难想到科学文化还需要与其它文化结盟。这些情形，是由文化发展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人们只能基于他们当时所处的那种文化背景来考虑问题。
但是，随着现代文化综合趋势的明显出现，随着各种文化形式的文化域的相对确定和互补性的增强，原来的以近代科学为参照系的文化单向维度观察与分析就显得非常的不够。文化，愈来愈象一个家族，而不是一个单身汉。在这种情形下，牛顿与康德所作的文化整合——虽然他们整合本身的合理性需要分析和讨论——就有了新的特殊意义。这是一个时代性的论题，也是一个可能上升为人类一般文化学的论题。这里，人们有希望对人类的整体文化获得一种新观念，并由此建造一种新的更加有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文化园林。
文化整合，重要的是文化价值体系的整合。本文对牛顿双重文化价值观的分析对此已经有所说明。没有价值性的整合，其它逻辑和功能性的整合就缺乏内在基础的统一性。因此，从文化价值论的角度去探讨文化整合，在文化学的范围内具有根本的意义。它既是我们研究精神文化整合的一般线索，也是精神文化与社会存在之间的中介环节。一般而言，解决此类文化整合问题，要在文化结构上解决以下三个层面的问题：不同文化形式之间的价值观整合；与价值观密切相关的文化解释之间的整合；文化解释应用空间的相互整合。不过，对这些问题的阐述已经远远超出了本文所允许的范围。本文只是想说，如果牛顿在自己的文化实践中已经进行了这方面的尝试，提出了这样一个重大的文化课题，那么，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当人类文化走向21世纪的大综合时，我们有必要从文化理论上予以回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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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8〕、〔11〕、〔13〕、〔17〕、〔26〕、〔31〕、〔32〕转引于丹皮尔《科学史》，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248、252、246—247、219、254、251、245、253—254、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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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瓦尔特尔•霍利切尔《科学世界图景中的自然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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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见萧kūn＠①焘主编《科学认识史论》，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4页。
〔20〕、〔21〕、〔22〕、〔28〕斯蒂芬.f.梅森《自然科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63、163、175、188页。
〔24〕i.newton,principles,(1947),p399—400. 转引出处同注⑴，第469页。
〔25〕i.newton,opticks,(1931),p404,转引出处同注(24)，第473页。
〔29〕isaacnewton,principles,1974,p546—547.
〔30〕i.newton,opticks,1931,pxxix.
〔34〕、〔35〕、〔36〕友松芳郎主编《综合科学史》，陈云奎译，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88、89、90页。
〔39〕伊•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298页。
自然科学的重要性篇8
【关键词】自然地理；高中地理；教学；价值
中图分类号：G633.55
高中地理学科是高中生成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自然地理作为地理学科中的重要内容，一直以来受到一线教育工作者的关注，对自然地理在高中地理教学过程中的具体价值进行分析研究，是当前很多高中地理教学人员重点关注的问题。
一、高中地理教育发展历程
（一）国内高中地理教育发展历程
二十世纪以来，我国在自然科学方面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强烈影响，尤其在中国地学会组建之后，我国高中地理学科的发展质量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改善。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著名学者竺可桢先生在东南大学进行了地理教育教学方案的改革，并将自然地理教学纳入教学方案当中。虽然我国的自然地理教学整体质量落后于西方，但在自然地理知识强烈的兴趣驱使之下，很多的自然地理学科发展速度较快。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的高中地理学科教学体制产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我国高中地理教学同国际教学领域的密切程度不断提高，自然地理教育的重要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凸显。自1957年以来，由钱学森等注明科学家倡导的自然地理教学在我国高中地理教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自然地理学术在我国教育领域也得到了更加系统的整合。因此，自然地理在我国教育领域的价值得到了更高水平的重视。此外，高中地理教学领域也在系统科学和人地关系的研究中取得了较大的进步，这使得自然地理的教学能够与现代地理教育活动的核心要素进行良好对接，使自然地理在高中地理教学领域担负起促进学生世界观和价值观健康成长的重要责任，其价值已经不简单的局限于学术领域，而是向着其它社会价值方面迅速拓展。
（二）国外高中地理教育发展历程
在日本的高中地理教育领域，世界地理是其教育活动的中心，很多常规教学活动依然停留在世界各地的基础性地理知识学习方面。在自然地理的教学领域，美国等国家的重视程度较高，已经不简单的局限于不同国家和不同地理结构的构造研究，而是将地理知识同自然科学进行了有机结合。日本同美国在自然地理价值认定方面的差异源于两国教育理念的差异。日本的高中地理教学很大程度上沿袭了传统的优质资源配置的理念，使得自然地理这种难以实现有效量化的因素难以成楦咧械乩斫萄У闹鞯肌6在美国的现有社会法系影响之下，自然地理已经在高中地理教学领域拥有了核心地位。
二、高中地理教科书中自然地理内容分布及内容的价值
（一）高中地理教科书中自然地理内容的分布情况
目前，在高中地理的必修教材当中，几乎所有的教学内容都与自然地理教学相关。学生对自然地理的学习可以有效增强地理课程的学习质量，因此，自然地理教学在我国高中地理教学的教材编修方面拥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在高中地理的必修课程当中，人文地理则占据了较为重要的地位。另外，在高中地理的选修课程当中，自然地理也占据了较为重要的地位，在选修教材当中，无论是我国经济地带的研究还是国土资源的状态和治理，都使得自然地理的重要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凸显，并从水土流失等具体问题出发，进行了自然地理基础知识的设置，使得自然地理在教育领域的价值受到了更大范围的关注。因此，自然地理丰富的关联性使得自然地理教学能够提升学生对地理知识的了解全面性。
（二）高中地理教科书中自然地理内容的关联性
在设计高中地理教育程序的过程中，地理教科书的设置拥有较强的实用性。
第一，对自然地理教学进行了层次感的设置，使有关自然地理的基础知识能够循序渐进的加以应用，使高中学生可以按照科学的程序进行自然地理学习，充分发挥自然地理学科的实用性价值。自然地理教学方案的设计先从宏观宇宙环境入手，对自然地理实施了基础性教育，使高中学生可以在具备对宏观自然地理知识掌握能力的情况下，有计划的开展自然地理的学习。使自然地理教育能够提升地理学科的教学科学性。因此，自然地理教学在这一阶段能够起到其它地理知识学习的铺垫作用。
第二，自然地理教学程序的设计还对环境因素的重视程度较高，很多自然地理的教学都在科学知识的基础知识进行了人文精神的有效渗透。使得自然地理教学起到了促进地理知识整体学习质量的重要作用。不仅保证了高中学生能够更加准确的掌握地理知识，也使学生在学习地理知识的过程中提升对环保理念的掌握程度。因此，自然地理在高中地理教学中的作用已经由基础性知识教学上升至人文理念培养的高度。
结束语：
自然地理不仅能够有效提升高中生对地理知识的掌握程度和理解程度，也能很大程度上提升高中生对地理学科的喜爱。因此自然地理在高中地理学科中，拥有决定高中生地理学习整体质量的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刘晓萍.高中自然地理教学中问题串的设计[J].黑龙江教育（理论与实践），2015，12：89-90.
[2]唐丽，雷金蓉，林东琴.实践性参观法在高中地理教学中的应用――以华蓥山地质公园教学为例[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3，12：133-136.
[3]李志新.高中自然地理教学中学生学习障碍与问题的诊断分析――以必修一“大气运动”一节为例[J].北京教育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4，02：43-47.
自然科学的重要性篇9
（一）对生态文明概念的不同理解近年来，理论界已对生态文明的概念从不同角度探讨，并取得了许多积极的成果。如从理论视角、文明维度、制度与政策等层面进行探索，但主要从理论视角和文明维度进行不同的理解。理论视角认为有两种类型的生态文明的理解的角度，一种是从自然生态系统的角度，即把人作为自然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探讨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另一种是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视角，来探讨人与自然的和谐。文明维度也有两种方式来理解生态文明的概念，一是生态文明是继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新型的文明形态；二是生态文明是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并联的，是一个全新的文明组成部分。从目前的研究结果中探析，研究人员更多是把生态文明作为人类社会后工业文明之后的更高文明形式。
（二）生态文明不同理解下的共同问题虽然有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生态文明的概念的理解，但从生态文明研究的发展趋势来看，该问题已经开始向理论化、标准化方向发展，其理论的内容也在不断扩大。生态文明也是一个复合性概念，既有物质性的内容，又有精神性和制度性的内容。物质性的内容包括改造生产、生活方式，实现经济运行及其结果，如生态经济，循环经济，适度消费的生态文明模式；精神性内容包括一些适应精神文化的成果，如生态伦理观、生态发展观及生态建设和生态文化等相关概念；制度性的内容系统包括了人和自然、人与人（社会）的重要因素，如经济、政治、法律、人口、社会系统结果的有效监管与制度成就。
（三）生态文明的基本内涵生态文明是人类对传统文明的理性思考的产物。生态文明尊重和维护生态环境，实现经济目标追求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双重目标，强调在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生态文明的自然观是有机论的，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自然界理解为一个整体，自然各部分之间的联系是有机的，人对自然的认识过程只能是一个逐步接近真理的过程。生态文明是人和其社会通过生态生产方法在处理人和自然、人和社会以及各个方面的关系时取得相关的积极成果，以建立一个健康有序的生态机制，实现经济、社会和自然的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这种文明的形成体现在物质，精神，政治等各个领域，物力，人力相结合的道德制度成果。生态文明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的核心，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分配。这表明人类应该用更加文明的方法来对待自然。
二、科技发展对人类文明进步的双重效应
俯瞰整个社会文明史，科学技术发展对人类文明进步具有双重效应。
（一）科学技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积极效应其实人类的每一次科技发展都推动了文明的进步。技术的发展经历了原始时期、萌芽时期、发展和繁荣时期以及进一步发展时期，即人类文明进化的三个阶段，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目前我们正处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过渡阶段。在这个时期，邓小平曾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对当代社会发展的总的趋势的提炼和概括，是继承和发展的科学技术观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这不仅是一个伟大的认识的进步，也是科学技术在提高生产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从科学技术的特性来看，它不仅具有生产力的功能，而且还有形成正确意识形态，知道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作用。一方面，科学和技术在生产过程中提高要素生产率，优化组合元素，从而促进经济繁荣，改善物质水平，加速社会变革；另一方面，科学技术以其特有的科学精神，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来提高人的素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进步。
（二）科学技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负面效应科技发展也引发了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及社会问题，使人类文明进步陷入困境。在原始文明时期，由于科学技术水平低，人类对自然的适应和影响是很有限的，更多的是对自然一种恐惧，依赖和从属，人与自然之间作为一个整体，形成一种和谐关系，但是这时的生态平衡只是处于一个贫穷的经济水平，因而不是我们所赞美和追求的理想境界。农业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重大转折，这时人类对科技的研究开始从不自觉走向自觉，潜意识到有意识，作为科学和技术的萌芽时期，它被植根于农业生产，对农业文明和农业生产起着积极的作用。这一次人类提供现成的食物，不再依赖于自然世界，而是对自然的开发和适应积极利用，并创造了灿烂的古代农业文明。但是，水土流失、荒漠化和其他问题也伴随着开始出现，从一个和谐的整体逐渐变为局部冲突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环境问题开始出现。工业文明时代是人类利用技术来控制和改变自然，且达到了顶峰，随着技术的发明和广泛应用，生产力有了很大的提高，生产的工业化模式，总是伴随着一定的天然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恶化，带来了生态危机，严重危及当代以及后代的生存利益。
三、建立生态文明视角下的科学技术观
生态文明的优势不仅是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融合，顺应大自然的自然转化，而且强调社会的和谐和可持续发展，对科技含量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有强大的科技支撑，但传统观念强调人类征服自然，以掠夺自然资源为价值取向，所以科学和技术在作出显着贡献的同时，却破坏了生态平衡和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更多的人类认识到，自然与社会需要和谐发展，人们必须开始考虑建立一种新型的社会文明体系和相应概念的科学和技术，即生态文明型社会及生态文明视角下的科学技术发展观。
（一）科学技术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良性互动我们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面对科学技术这柄“双刃剑”，我们要提高自己的技能，扬长避短。一方面，依赖于科学和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发展、解决资源危机、改善生态环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进步、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另一方面，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正确合理地选择科学技术，规范和制衡科学技术的发展。催化作用，努力实现科学技术对可持续发展的规范作用，可持续发展对科学技术的积极作用。
（二）树立新型的科学技术价值观在生态文明的背景下，综合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价值。一方面，在理论中，克服传统的经济理论单一带来的非经济性；另一方面，在实践中，指导人们以科学的眼光评估科学和技术成就，消除只有一个指标来衡量的科学和技术成和片面性所带来的经济利益的整体效率的低下。在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确立科学的价值观，避免科技成果的盲目应用，使得自然，社会和人类的利益平衡，以确保这三者之间协调发展。
自然科学的重要性篇10
1.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自然科学发展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确定了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根本任务。其研究对象是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最一般规律；研究内容是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高度统一、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高度统一；根本任务是“改变世界”“世界革命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和发展的重要前提是自然科学的积淀、自然科学研究过程中的突破性进展及诸多成就，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诸多成分的来源。19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初，恩格斯一直致力于研究自然科学的新发展，并以此探索和揭示自然界发展的辩证规律。在这个过程中，他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特别是全面、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辩证法和认识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方法论功能。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自然科学具有指导作用。物质性作为世界的统一性为自然科学认识世界明确了方向；辩证法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反映了事物(自然科学)的运动、发展的辩证性质，其内涵的发展为自然科学认识世界提供了有效手段；新的认识论为自然科学的研究界定了局限性和相对性，自然科学任何领域的研究都不能穷尽该领域的真知；认识过程中相对与绝对、有限与无限的存在，使自然科学中任何领域的工作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相对性。这种理性认识是一种理性原则，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1.2 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特点
现代科学是哲学发展创新的重要基础之一，是人类认识和解释世界的重要方式。研究认为，自然科学的发展趋势证明，它比近代科学更需要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指导，有以下的突出表现。
1.2.1 自然科学发展的高度综合性
随着自然科学的深人发展.面临的社会问题也呈现出多元性、综合性的特点.再试图用单学科的知识来突破更大的课题越来越困难了，综合性学科和横断性学科也应运而生。
1.2.2现代自然科学的理论性更强
较之于19世纪自然科学，现代自然科学提出了更多的理论间题，提供了更深刻、更丰富的理论思想。
1.2.3 自然科学发展的整体性、系统性
宏观地认识主体，在应用宏观的认识工具去认识宇观世界和微观世界时，必然会遇到许多新情况和复杂间题，如宇观、宏观、微观3个世界的规律性有哪些共同点和不同点，宇观和微观世界是否需要信息转换，如何认识和判定其信息的可靠性及有关知识的真理性等。对于这些间题的哲学回答，直接影响着有关科学的发展。
1.2.4 宏观的自然科学发展也酝酿着更大的突破
随着分子生物学、系统自组织理论等领域的发展，科学界对复杂性、不可逆性、模糊性、随机性等思想日益重视，近代自然科学的简单性、可逆性、精确性、单义决定性的纲领有可能被取代。自然科学基本信息、基本原则因此而产生变革，从而引发一场思想革命。现今，科学思想将发生深刻变化，科研工作者应该用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武装头脑，坚持正确的研究方向，研究科学的新发展。
1.3 自然科学中的农业科学在发展过程中暴露的部分问题
20世纪以来，我国农业主要是石油农业，我国农业主要依靠石化产品支撑。为片面追求粮食产量，在粮食生产过程中大量(或过量)施用化学产品(生长激素、化肥和农药等)，化肥和农药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粮食增产速度。随着农业科技的不断发展，虽然粮食生产实现持续增长，但一些间题。也随之出现，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3.1 土壤污染间题
有关研究资料表明，占我国农田土壤受污染率逐年上升，目前已经接近20%。尤其是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其农田的污染间题突出，例如，广东省清洁土壤只占11%的比例，轻度污染农田、重度污染农田分别占耕地总面积的77%,12%。土壤污染常导致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的发生。据统计，污染土地约2333.33万hm2，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9.4%。。
1.3.2 农田土壤质量退化间题
当前，因各种不合理的人类生产行为所引起的土壤间题，已严重威胁着中国农业发展的可持续性。全国土壤普查资料显示，我国土壤质量下降明显,20世纪50年代我国土壤有机质含量平均约为3%，而发展到目前不足1.5%,其中有11%的耕地有机质含量低于0.6%；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国东北黑土区耕地土壤有机质平均含量降至14.7mg/kg，华北地区主要作物耕作层平均厚度减少到17cm。
1.3.3 粮食安全间题
目前，我国的粮食生产总量已能基本满足国内消费的需求，但是由于过分依赖施用化肥、农药来增加产量，粮食质量安全间题比较突出。据统计，我国单位面积的化肥使用量是联合国粮农组织规定上限的2倍，农药使用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5-3.0倍。2011年，中国大豆生产过程中化肥、农药生产成本高达1700美元/hm2，远远高于美国。由于大量使用农药、化肥，我国的粮食和食品质量安全情况堪忧。据调查，安徽省芜湖市鸿江区早稻谷中的ph含量高达1.59mg/kg，超过国家卫生标准1mg/kg的限值，每年生产受污染的稻谷高达470t。
2 用科学方法解答农业中基本问题的具体途径
随着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不断得到证实和发展，对自然科学的指导作用也愈发突出和完善。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特点要求每名实验科学家也必须具备一定的辩证思维，以科学回答出现的理论及实践间题，反映在农业生产领域同样如此。
2.1土地质量退化、土壤污染与粮食安全之间存在辩证统一的关系
土地质量退化、土壤污染与粮食安全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共同统一于农业生产这个大命题。农药、化肥的过度使用，既造成了土壤、水和大气等环境的污染，也是引起土壤退化的主要原因，而土壤污染正是引起粮食安全间题的罪魁祸首。
2.2用系统论的方法解决农业中的突出问题
要积极开展调查研究，摸清污染物的来源、土壤污染的程度、发生面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正确处理粮食增产与土壤可持续利用之间的矛盾、粮食安全与化肥农药合理施用之间的矛盾，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