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机合成的定义篇1
随着网络和电子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银行卡走进行千家万户，主要承担消费信用、转帐结算、存取现金等全部或部分功能的信用支付工作。随着银行卡的推广使用，银行业务也随之由传统手工操作向电子化操作转化，其中最为普遍使用的就是atm机即自动柜员机。atm机的普遍使用不仅是银行服务方式上的一场革命，也为广大市民提供了金融服务的便利，但是由于技术等原因的限制，其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近年来，atm机故障及利用atm机犯罪的问题不断困扰银行及市民，对于持卡人利益、银行形象及良好的用卡环境产生了不利影响，也由此产生了相关的新类型民事纠纷。笔者认为，如果通过公正、合理的司法裁判，将此类纠纷中涉及的相关法律关系及法律责任进行明确，将能有效地增强银行及市民的防范意识，促进银行电子化业务的规范化操作，因此很有研究之必要。
一、案情简介
原告许先生向被告某银行办理了银行卡，2007年6月7日晚9时许，原告至被告的一分理处的自动取款机上取款。当机器屏幕显示交易成功时，原告所取现金未从取款机的出币口出来，且机器发出异响。原告即用自己手机拨打了被告的服务电话56677，电话接通1分零3秒，但无人应答。在此过程中，原告发现提款机边上贴了一张“atm自动取款机操作须知”的纸条（系犯罪嫌疑人诈骗张贴），上面内容为“各位储户您们好：为了保障您的资金安全，以及减少您不必要的资金损失，我行敬告您务必根据atm机内提示进行操作。在操作过程中应防止旁人偷窥密码（包括我行员工），如您在交易过程中发现有卡被吞或取不出现金等异常现场，请您不要离开atm机并立即与我行atm机事务处理中心联系处理。如因储户在我行工作人员未处理之前离开atm机所造成的一切资金损失我行概不负责。联系电话：213－455－56677”。（有效数字只有前8位，最后的3位数字属于无效数字，用来迷惑用户上当的。）原告即拨打了该纸条上的电话，并按电话中对方的指示，自己在取款机上进行了三次转账操作，分三次将其账户上总计150000元的金额转账到对方指定的银行卡上，最后还按对方的建议，将银行卡重新塞入了取款机，等待次日到银行办理手续。第二天早上9时30分左右，原告至上述分理处时看见“atm自动取款机操作须知”仍张贴在该自动取款机旁，经向银行查询得知卡上余额仅余50元，在和银行人员交涉后，原告方知自己上当，其受骗误为银行卡转账操作而被犯罪嫌疑人骗取了存款。客户使用被告提供的atm机时，机上显示屏幕会出现“为了保障您的资金安全，交易时请确定身边没有其他人，以防密码被窃取。请您务必根据atm机内提示操作。任何atm机外的提示或表示均非本行行为”的相关提示。在该显示屏上方也张贴了一张内容大致相同的“风险提示”牌。原告向派出所报案，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经查发现犯罪嫌疑人将原告转到其指定信用卡上的150000元转帐约30笔，并在一夜之间提款。公安机关冻结了犯罪嫌疑人尚留在卡上的5000元，但尚未破案。根据公安机关的侦察，犯罪嫌疑人在被告处办理信用卡时提供的身份证复印件上的照片与犯罪嫌疑人本人明显不符。
原告认为其所受损失系被告疏于管理、缺少风险防范所致，应予赔偿损失，被告认为并不存在管理上的不当，原告的损失系其疏忽所致，与银行工作没有因果关系。因双方协商不成，遂引发诉讼。
二、法院裁判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向原告发行了银行卡，原、被告之间存在储蓄合同关系。原告作为持卡人在atm机上取款，系行使合同的主要权利。被告已在atm机屏幕上作了风险提示后，原告因疏忽大意轻信了犯罪嫌疑人atm机外张贴的“操作须知”，并根据犯罪嫌疑人指示进行操作，造成损失，原告承担主要责任。被告虽在自动取款机屏幕上增加了“任何atm机外的提示或表示均非本行行为”等风险提示内容，可视为其尽了一定的提醒义务。但事发第二天，在被告下属分理处正常营业时间内，犯罪嫌疑人张贴的“操作须知”仍张贴在原处，应认定被告对自动取款机的管理上存在疏漏。根据公安机关的调查，犯罪嫌疑人办理新卡时提交身份证复印件上的照片与其本人明显不符，反映了被告在管理上的疏忽。此外原告在atm机发生故障后按常规拨打被告服务电话56677，接通时间为1分零3秒，却无人应答，说明被告在提供56677的服务上存在缺陷。故被告在本案中未尽到安全防范义务，存在过错，对此应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综上，酌定由原告承担其损失的70%，被告承担30%。
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不服判决，提起上诉，认为一审法院认定责任不当。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审实体判决并无不当，遂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本案评析
1、本案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界定
本案系因银行卡用户在发卡行办理开户，后用户在使用atm机存、取款过程中被犯罪分子诈骗造成了经济损失而引发的民事纠纷，要理清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要从以下二方面着手：一是银行卡开户行与用户之间的法律关系。本案原告在被告银行办理了银行卡开户手续，后将钱存入该银行卡上，故用户与开户行之间已形成了储蓄合同关系。二是使用atm机交易的法律属性。atm机是一种主要用于提取现金和存入现金的电子化、职能化银行设备，持卡人可直接通过atm机与银行系统连接接受银行服务。关于atm机的属性目前我国法律还没有明确的界定，虽然理论界对于atm机或自助银行是否属于金融机构存在争议，但是在银行界，均普遍认可银行等金融场所以外设置的atm机属于银行自助服务设备，是金融服务延伸的一种体现。因此，atm机服务仍属于银行与用户的储蓄合同关系。
合同义务包括给付义务和附随义务。对于合同义务而言，给付义务是合同义务的核心，包括主给付义务和从给付义务。主给付义务是指债的关系所固有、必备并能决定债的关系类型的的基本义务[1]。所谓从义务，是不具有独立的意义，仅具有补助主给付义务的功能，其存在的目的，不在于决定债的类型，而在于确保债权人的利益能够获得最大满足的义务。[2]合同关系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不仅发生给付义务，还会发生其它当事人必须承担的义务，如注意义务、告知义务、保护义务、协助义务等附随义务。此类义务的发生，是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或交易习惯，以诚实信用原则为依据，结合合同关系的不同阶段等情况而确定的。相对于给付义务的核心地位，附随义务在合同义务群中处于补充从属地位。从上述案情来看，本案中原告在与被告履行储蓄合同过程中争议焦点并非合同给付义务，而是银行在交易过程中是否尽到了审慎、注意义务。显然，本案审理的关键，系要从诚实信用角度去分析银行在合同履行的过程应承担的附随义务。附随义务是诚信原则的派生规则，具有不确定性。它是合同当事人基于合同关系而产生的一种法定义务，在我国，虽然《合同法》上有多个条款均对该义务作了规定，但均较为简单、原则，这也给司法实践的适用带来了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要正确适用附随义务，还需深入研究其基本理论，梳理出一些基本原则，以规范司法实践中的适用。
2、合同附随义务的内涵及功能
随着各国民法中诚实信用原则的确立及其在实务上的广泛适用，判例和学说上提出了附随义务理论。附随义务理论的确立正是诚实信用原则在民法理论上的具体运用。该理论发源于德国，德国学者认为，契约中隐含着一套旨在保护契约当事人权益的“义务网络”，注意义务、保护义务等是其组成部分，且这些义务产生于契约的解释过程，并附随于诸如买卖契约中的交付货物、支付价金等主债务。我国台湾学者对附随义务的研究比较活跃。史尚宽先生认为，附随义务是以诚实信用原则，债务人于契约及法律所定内容以外，尚负有的义务。王泽鉴先生则进一步将附随义务概括为“为履行给付义务或保护当事人人身或财产上的利益，于契约发展过程中基于诚信原则而产生的义务”。从上述学者对附随义务的解释中，我们不难发现，虽然考察的角度不同，但都一致认为，附随义务旨在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圆满实现，并同时具有保护合同关系当事人的人身财产安全的功能。据此，以功能为标准，可将附随义务分为二类，一是促进现实主给付义务，使债权人的给付利益获得最大可能的满足，即辅助功能；二是维护对方的人身或财产的利益，即保护功能。
附随义务与给付义务的区别较为明显：其一主给付义务在债权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决定债之关系的类型，附随义务在债的关系中居于从属地位；其二主给付义务以合同的约定产生，其内容自始确定，附随义务则主要依据法律规定产生，其内容随着合同关系的发展而不断形成；其三，主给付义务构成双务合同中的对待给付，一方在未为对待给付之前，得拒绝自己的给付，附随义务则不属于对待给付，不发生同时履行抗辩权。其四违反主给付义务可能导致合同关系的解除，而违反附随义务只可能发生损害赔偿的请求权，权利人原则上不能解除合同。[3]附随义务与从给付义务的区别一直存在争论较大，笔者认为，可从义务来源及能否独立于诉讼请求履行加以区分。从给付义务是来源于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的约定，其内容从在债的发生时就已确定；而附随义务是基于诚信原则而发生，大多游离于法律和合同规定之外，且不断变化。可以独立以诉求的义务为从给付义务；而不得独立以诉求的义务为附随义务。
3、合同附随义务违反的归责原则
根据通说，我国合同法的违约责任以严格责任为基本原则，以过错责任为例外。至于违反附随义务的归责原则，理论尚有争论，有学者认为《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了统一的义务违反的归则原则，即严格责任原则，而合同法对附随义务的违反，并没有要求债务人具有归则事由，故解释上宜认为债权人应当就债务人违反附随义务负举证责任，而债务人须就其具有免责事由负举证责任。[4]即附随义务的违反为严格责任。有学者认为应根据附随义务的具体类型，确定其违反的归则原则，违反先合同义务或后合同义务适用过错原则，合同履行过程中违反附随义务，则适用严格责任。[5]还有学者认为附随义务与给付义务不同，且《合同法》中的严格责任并不是合同义务不履行的唯一归则原则，对附随义务应单独适用过错原则。[6]笔者认为还是第三种意见较为符合现行立法原意及司法实践，具体理由为：一是从理论基础来看，附随义务是诚信原则的派生规则，对其的价值判断应以诚信原则为基础。而诚信原则本身就是内含主观因素判断的规则，是否达到诚信的要求，只要当事人在主观上无可责难之处即可。二是从性质来看，附随义务系当事人因社会接触而进入彼此可影响之范围，依诚实信用原则，自应尽交易上之必要注意，以保护相对人的人身及财产上的利益。“论其性质，实与侵权行为法上之交易安全义务通其性质。”[7]对于交易安全，实践中经常出现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根据我国立法，侵权行为的一般归责任原则为过错责任，为避免同一义务违反在不同法域出现不同的归责原则的矛盾现象，附随义务适用过错责任更为合理。三是从合同立法上看，关于附随义务的规定多采用“交易习惯”、“必要注意”、“合理”、“恶意”等带有主观过错判断的措词。四是从司法实践的判例来看，在已生效判决中，法院均会考虑当事人的主观因素，即是否存在过错。
4、本案中银行违反附随义务的责任
本案中首先储户在交易中自己存在较大疏忽过失，应自担相应损失。储户的疏忽过失有三：一，银行已在储户使用atm时，分别通过屏幕显示及显示屏上方张贴书面“风险提示”的方法，提示储户务必根据atm机内提示操作，任何atm机外的提示或表示均非银行行为，但是储户仍因疏忽大意而轻信犯罪嫌疑人张贴的用于诈骗的“操作须知”；二，犯罪嫌疑人在“操作须知”提供的号码为213－455－56677，储户仅需一般人的认知，即可预见其拨打该号码与拨打号码56677所接通电话不同，然而储户对此未能引起足够注意，并加以辨别。三，储户银行卡上有大额资金，对于大额资金的操作、转帐更应有足够的警觉和防范，但储户却轻信所谓“操作须知”，并按虚假指示进行了转帐操作。显然，储户以上过失是导致被诈骗的主要原因，对相应的损失应承担主要责任。
银行在管理服务上存在疏漏和瑕疵，构成违反谨慎保护客户利益之附随义务，应相应承担赔偿责任。银行作为金融单位，理应对储户提供合格的服务和安全保障，对atm机进行科学合理的管理，以尽可能地保障储户安全使用，并应当尽可能为储户提供安全的操作环境与专业服务。本案中，银行存在以下管理服务的疏漏和瑕疵：首先，如前所述，atm机系银行柜台的延伸，同时也属于银行设备，银行对atm机有管理义务，以保障atm机的交易安全。虽然，银行通过屏幕显示及显示屏上方张贴书面“风险提示”的方法，提示储户务必根据atm机内提示操作，任何atm机外的提示或表示均非银行行为，可认定其尽了必要的防范义务。但在事发第二天，银行的正常营业时间内，犯罪嫌疑人张贴在属于银行设备的atm机上用于诈骗的“操作须知”仍未被清除。对于银行与储户的关系来说，银行无疑是市场交易的强者，从一定程度上讲在利益对立的合同关系中，其具有更大的自主决定权和风险防范能力，因此当具体的损失发生时，法院应当从保护弱者利益的角度来衡平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课以银行更大的安全注意义务。据此，虽然银行进行了安全提示，仍可认定银行在atm机管理上存在瑕疵。其次，根据银行相关规定，银行具有审核客户提供身份证件的义务，那么这种审核客户身份的义务应当承担到什么程度呢？笔者认为，至少要核对身份证件上的相关信息内容，尤其是身份证件照片与客户容貌是否相符。至于该身份证件的真实性，由于普通银行工作人员不具备专业鉴定知识，在未与公安机关联网的情况下，要求其对于身份证件的真假进行完全辨认则会过于苛刻，并且这种义务应当随着储户在银行存取款金额的增加而加大。本案中根据公安机关的侦查，犯罪嫌疑人在被告处办理信用卡时提供的身份证复印件上的照片与犯罪嫌疑人本人明显不符，显然银行在开户审查上存在疏漏。其三，在atm机交易中，银行通常会要求储户承担一定的义务，其中的一个主要义务为在atm机发生故障时，储户应及时通知银行。此义务具有公平、合理性，即使双方在银行卡领用时的合同中未约定，基于交易双方合同的附随义务要求，双方在交易过程中，亦负有互相保护、互相注意和互相通知的义务，故当atm机交易过程中出现故障，储户有及时通知银行，以防止损害进一步扩大的合同附随义务，同时银行也负有提供储户及时通知银行的渠道，并应保障该渠道畅通并及时排除故障之义务。本案中，储户通过拨打银行服务电话的方式及时履行通知义务，但是接通一分多钟无人应答，造成储户无法及时获得银行的正确指导，而导致储户转而求助于其它“操作须知”，因此银行在畅通储户求助渠道的服务上存在欠缺。
5、银行与犯罪嫌疑人的责任关联
本案中，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构成刑事责任与民事侵权责任竞合，既具备刑事犯罪的构成要件，也同时具备民事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在国家依刑法对行为人追究刑事责任的同时，储户可以请求行为人依民法对承担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而银行违反附随义务的法律责任应属于违约责任。因为“违约行为既包括合同债务人违反合同中明确约定的义务，也包括债务人违反合同中明确的约定的但在有关法律、法规中规定的或者交易习惯中形成的义务；既包括债务人违反合同中的主义务，也包括债务人违反合同中的附随义务。”[8]损害赔偿乃是债务人违反附随义务所产生的最基本的法律效果，对此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已基本达成共识。上述案例中，储户可以对犯罪嫌疑人基于侵权行为提出赔偿请求，也可以对银行附随义务之违反提出违约赔偿请求。很显然，银行没有实施侵权行为，亦未构成与犯罪嫌疑人的共同侵权行为。银行应承担的责任与犯罪嫌疑人的责任构成不真正连带债务。
所谓不真正连带债务，指数个债务人基于不同发生的原因而对同一债权人负有以同一给付为标的的数个债务，因一个债务人的履行而使全体债务均归于消灭。其特征在于：第一，基于不同的原因而对债务人负有不同的责任。不真正连带债务是各个独立的债务，各项债务均是基于不同的发生原因而分别存在的。第二，数个债务偶然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各个债务人之间并未实施某种行为，或者共同作出某种约定（如约定承担连带责任），数个债务发生密切联系是一种偶然的巧合。第三，数个债务人的给付内容基本上是相同的。第四，债务人为多人，债权人享有数项请求权，如果债务人实现了某一项请求权，就不应再向债务人提出请求。[9]不真正连带债务亦可谓不真正连带责任。上述案例中，银行违反附随义务构成违约，应对储户承担违约责任，而犯罪嫌疑人侵害了储户的财产权，因而应负侵权赔偿责任。二者产生的原因不同，这一点不同于连带责任。同时，银行与犯罪嫌疑人之间并无共同的故意或过失，也无任何意思联络，对储户的债务联系在一起属偶合。在不真正连带债务中，债权人的一项债权实现后，其基本利益已经得到实现，因而不应再向其他债务人提出请求。本案中，犯罪嫌疑人尚未承担民事侵权责任，储户可向银行主张违反附随义务之赔偿责任；反之，银行则毋需赔偿。银行根据过错责任归责原则承担赔偿义务后，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追偿。须指出的是，此不真正连带责任是局部性的连带责任，罪犯应将骗取的款项全额返还储户，而银行基于附随义务相应过错，仅就部分金额负赔偿责任，即就此部分金额的给付构成罪犯与银行的不真正连带责任。
综上，本案当事人双方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储户因自己过失是造成损失的主要原因，银行违反谨慎保护客户利益之附随义务，对储户的损失亦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一、二审法院根据双方的过失程度，所确定的责任分担是适当的。银行无论在经济实力、经营利益上，还是技术条件、管理能力上，相对于客户都具有绝对的优势，在如何进一步防范客户利益受损方面，应该更有责任也更有条件采取相应举措，改进提高其服务水准，因而适当从严要求和界定银行的附随义务，有利于合理衡平金融服务合同中的利益关系，刺激与促进银行进一步加大投入改进管理，更有效地保障客户权益。
【注释】
[1]陶希晋《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法律出版社1991版，p144。
[2]王利明、崔建远《合同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版，p201。
[3]林诚二《民法债权论文选辑·论附随债务之不履行与契约之解除》，中国台湾月旦书局1992版，p872。
[4]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出版社2004版。
[5]方龙华、吴根发《论合同法上的保密附随义务·法学论坛》，2001（10）。
[6]罗玉章、陆瓯《浅析附随义务负担的规则原则·律师世界》，2003（5）。
[7]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四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版，p84-85。
有机合成的定义篇2
企业内部控制：究错控制是有时滞的决策安排
按科斯(Coase，1960，1991，)、阿尔奇安(alchJan,1972)和德姆塞茨(Demsetz，1967，1985)等人的认识，在现代企业内部的活动并非由权力治理，而是由契约进行自主性的媒介。企业作为一系列的契约组合，其中反映关系的合同最为重要。只要存在关系，成本作为一种交易成本就不可避免。如果存在关系的双方都是效用最大化者，因契约不完全性，作为人的经营者显然不会总为委托人的最佳利益去行动。那么，作为委托人的企业所有者所能做的就是通过各种机制和手段，不断降低成本。因为，企业内部交易成本既然是内生的，就有可能通过制度的创新和改进、习惯的形成而加以减少。一个节省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制度框架和制度创新的空间是至关重要的，企业的这种决策决定着它自己的经济效率和经济结果。企业内部控制正是这样一种制度安排，或者说企业这种制度安排的组成部分。
企业内部控制作为企业内部产权契约衍生的私人合约的一部分，由于有限理性以及交易成本，契约是不完备的，致使内部控制的演化呈现出“点状均衡”(一旦合约成为限制机会主义行为所必需，则合约不可能对所有可能的情况都考虑到)。即在内部控制制定或修订的那一时刻，内部控制是静态的相对完备的，之后，随着情势的变化，内部控制就呈现滞后性而显示出动态的不完备性；在估计修订的收益大于成本的前提下再进行修订，从而又呈现出相对的完备性，如此往复不止(林钟高等，2007，)。基于此，CoSo“企业风险管理――整体框架”(2004)提出内部控制的本质是“合理保证”特定目标的过程，强调内部控制应该是一个与企业的经营管理过程相结合的“动态过程”，是一个不断发现和解决问题的循环往复的动态过程，内部控制的有效性也只是“过程”中某个时点上的一种状态。这种通过查弊并追究责任从而杜绝类似错弊再现的企业内部控制，可称为“究错”式内部控制。
以查错究弊为目的的企业内部控制系统，如果只看其在某一个时点或时段的活动，它一般会收敛于均衡水平(这种均衡只能出现在运动中的一个时点上)；但对于连续不断的企业内部控制活动，这种控制反应是时间滞后的经济活动。即以查错究弊为目的的企业内部控制虽然会考虑到经理、员工很有可能会在另一个地方实施新的机会主义行为，但是企业与经理、员工的交互影响使得企业对他们的下一步机会主义行为无法形成合理的预期，而只能根据当时的条件(情形)做出后果有时滞的决策安排。
容错控制：不确定情形下的满意选择
实践中可观察到的与不可观察的机会主义行为都存在着，企业内部控制是针对可观察到的机会主义行为而制定的，所以内部控制只能消除可观察到的机会主义行为，而不能消除不可观察的机会主义行为。尽管企业内部控制会努力就可能发生的机会主义行为做出相应的禁止规定，但是机会主义行为的变化使得它无法形成合理预期，那么基于预判而制定的禁止性规定与经理、员工因可观察到的机会主义行为受到禁止以后可能采取的下一步机会主义行为之间就没有直接相关性；相反，企业基于预判对可能的机会主义行为而制定的禁止规定是经理、员工所知道的(企业会布告大家什么是不能做的)，那他们下一步采取的机会主义行为就会设法避开已有的禁止规定，而使现有的内部控制无效，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由此可知，考虑现实经济中的交易成本(即张五常所谓“制度成本”)问题，管理者、员工的机会主义行为对企业是有害，但这并不意味着企业的最佳控制措施就是禁止这些机会主义行为。在很多实际情况中，管理者、员工的行为是可以出乎企业的控制之外的(在道德风险模型中的信息不对称被称为隐藏的行为)。只要管理层有信息优势，那么尽管企业可以在一个地方发现经理、员工的机会主义行为并把它压制下去，但机会主义行为就象受压的气球一样会在另外一个地方而且是更加难检测与消除的地方出现(Dow，1987)。换句话说，这使经理、员工停止从事易于检测的机会主义行为，转向从事更难检测的机会主义行为(williamson，1993)。实际上，只要经理、员工的行为是策略性的，在均衡条件下，总是存在着经理、员工的机会主义行为。
如果将企业内部控制作为企业内部产权契约衍生的私人合约的一部分，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双方订立契约时对后契约机会主义行为就不可能作出有效的约束?本杰明・克莱因(BenjaminKlein)将契约看作是一类有计划的两阶段过程。在签订契约条款时，交易者故意只是在大体上规定了合意行为。他们也用这些条款构建一个合适的“自我履约范围”，在这个范围内，其他方面的有利可图的敲竹杠的可能性，是由不可预见的变化引起的，并迫使这种敲竹杠无利可图。使他们无利可图并因此将每一方当事人圈定在这个范围内的办法是冒丧失契约专用性资本或声誉资本的风险。克莱因也证明了使契约条款转向有利的方法，有时就是让其易于敲竹杠，既然不可预见的市场变化会与契约条款一起创造出有利可图的敲竹杠的可能性，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好的办法。
对企业内部控制来说，虽然企业不可能算计自己当前的内部控制决策与经理、员工下一步将可能采取的(后契约)机会主义行为的交互影响，但在充满不确定的环境中，企业有意识地容忍一些机会主义行为对企业反而是有利的，而且企业实际上也是这么做的。通过容忍眼皮底下的具有较低边际产出水平的机会主义行为，可以使经理、员工的行为变得更加可以预期，由此使得内部控制系统在企业认可的安全限度中有保障地运行，并使企业避免受到更为严重的伤害。这正如老子所言，“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我们把这类企业内部控制称为容错控制。
企业容忍经理、员工的一些可观察到的机会主义行为，可以看作是信息不对称产生的所谓“不利选择”，但是，对存在控制时滞的企业内部控制系统实施容错控制，其功能实际上是为了减少不可观察的机会主义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而
不是纵容或者坐视企业里面的机会主义行为。容错控制的根本目的是使得企业能够在不确定环境中对经理、员工等的行为有一个较好的预期，因为合理的预期是企业做出有意义的决策的基础。
当企业对经理、员工的行为可以形成一个较为准确的预期时，企业还是可以通过以下的做法来改善自己的处境：首先企业将经理、员工的报酬与企业的业绩挂钩；其次有意地容忍一些可观察的机会主义行为发生，同时禁止其他的机会主义行为，一旦发现企业明确禁止的机会主义行为必处以更为严厉的惩罚。对此，CoSo《企业风险管理――整合框架》也认为“业绩激励――同时合理控制，可以是有益的管理技巧，只要业绩目标是现实的”。
容错控制：以信誉机制为保证
需要进一步阐明的是，由于经营者中的经理和员工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地位(或者重要性)不同，企业实施容错控制时，对他们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容忍度是不同的。首先，因经理的经营管理能力在企业里面属于不可或缺的稀缺资源，与普通员工相比，他们和企业谈判时就具备很强的讨价还价的能力，这种能力不仅仅表现为签订合约时经理可以在未来获得很高的报酬，而且还表现为签订合约以后经理可以获得更多的从事机会主义行为的机会。当然，经理的这种能力绝不是因为他们比普通员工有更多的工作便利。这样，如果再考虑经理与员工之间的制约关系，实际上员工从事机会主义行为的机会及其危害性要小很多。所以说，企业内部控制绝不仅仅是经理对员工的控制。
其次，因经理地位的特殊性，企业会禁止他们从事一些不被允许的机会主义行为，企业的禁止措施可以严厉到以解除雇佣合同甚至是采取法律手段相威胁。试想一下，如果被容忍的机会主义行为有很高的边际产出水平，经理就会把精力放在这些行为上，相应的生产性努力水平就会很低。因此，企业通常只会容忍需要经理投入很多才能获益的机会主义行为，而禁止那些不需花费什么精力就可以有很大收获的机会主义行为。这也是为什么在实际的企业当中，经理使用豪华的办公设备、开高级轿车等容易被容忍，而直接地通过修改财务报表来提高账面利润被禁止的主要原因。如果允许经理从事后面一种机会主义行为，经理几乎不花任何精力就可以取得很高的收益，这一方面使经理更不愿意通过辛勤的劳动来获利，另一方面使得经理还有别的时间从事别的不可观察的机会主义行为。这样一来，容忍政策所期望的限制不可观察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初衷就不能实现了。相反，如果准许经理从事那些边际产出水平低的机会主义行为，就可以很好地避免这个问题。经理用豪华的办公设备需要时间与精力，而一旦经理开始享受这些设备，他去做别的机会主义行为的时间和精力就少了。
有机合成的定义篇3
〖关键词〗波义耳，机械论哲学，机械论化学，17世纪，化学史
1对“波义耳把化学确立为科学”的传统解释
“波义耳把化学确立为科学”，是恩格斯的著名论断之一，语出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2、3节“自然科学各个部门的循序发展”（〖1〗,p.28）。奇怪的是，恩格斯在谈到生理学、比较形态学和比较生理学等学科成为科学时，都说明了原因，但是，恩格斯没有对“波义耳把化学确立为科学”作出任何解释。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化学史和化学哲学的学者，经常引用和注释这条经典，其基本观点是：波义耳提出了科学的元素定义，从而“把化学确立为科学”。
现以在国内颇有影响的化学史书籍《化学发展简史》为例：
在化学领域，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早期活动家波义耳（robertboyle1627-1691）对一系列新的实践经验，进行了总结，为化学元素作了一个科学的定义，为使化学发展成为真正的科学做出了一项重大的贡献，为人们研究万物的组成指明了方向，因而它是化学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对此恩格斯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曾指出：“波义耳把化学确立为科学”。（〖11〗,p.72）
然而，据对波义耳原著的研究，发现波义耳根本就没有提出过什么“科学的”、“近代的”元素定义（〖5〗,pp.95-98;〖6〗,p.380;〖7〗,p.17;〖8〗,p.76;〖9〗,pp.240-242）。波义耳从根本上怀疑元素的存在；波义耳除了批判元素概念以外，绝不给元素概念在化学研究中留下一点地位。
如果波义耳果真没有提出“科学的元素定义”，那么，恩格斯的论断“波义耳把化学确立为科学”是否就不能成立了呢？我们究竟应该在何种意义上理解“波义耳把化学确立为科学”这一论断呢？
2对波义耳元素定义的误读
人们常常引用的波义耳关于化学元素的定义，出自波义耳《怀疑的化学家》一书。在研究波义耳关于化学元素的定义之前，我们简要地介绍一下《怀疑的化学家》的主要内容。
波义耳《怀疑的化学家》（thescepticalchymist），出版于1661年，其实这本书几年前就写好了，并且私下流传着（〖12〗，p.386）。波义耳著述甚丰，在今天的人们看来，《怀疑的化学家》是波义耳著作中最著名的一部，但是，在波义耳那个时代，这部书并不比他的其他著作更出名，也不比他的其他著作更重要（〖4〗，p.465;〖7〗,p.19）。这一事实丝毫无损于《怀疑的化学家》对化学发展的意义。
《怀疑的化学家》在机械论哲学的指导下，以实验为基础，试图彻底清除亚里士多德的四元素说（即一切物体皆由土、水、空气和火四种元素组成）和帕拉塞尔苏斯的三要素说（即盐、硫、汞是构成一切事物的要素）。波义耳把四元素说和三要素说视为“难兄难弟”，波义耳决定一剑双雕，彻底斩断它们。他说：“••••••我所要提出的许多东西，••••••都可不分彼此地适用于逍遥学派的四元素说和化学家们的三要素说，尽管我的某些反对意见可能更多地偏重于后列出的三要素说，但这不过是因为化学家们的假说看起来似乎更要比另一个得到了更多的经验支持，因此，着重围绕这一学说进行反驳才是当务之急，尤其还要看到，绝大多数的被用来反驳该学说的论据，只须略作变更，即可被用之于反对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学说，并足以强有力地驳倒这个缺乏根据的学说。”（〖2〗,p.29;〖3〗,p.33）
此书以对话体写成，也许波义耳是想效仿伽利略《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一书的手法。书中的卡尼阿德斯（carneades），是波义耳的代言人，波义耳借他之口提出自己的疑问，表达自己的观点；弥修斯（themistius）,是亚里士多德学说或逍遥学派的信徒；菲洛波努斯（philoponus）是三要素说的代言人；埃留提利乌斯（eleutherius）是一位中立者；书中还有一个“我”，充当书记员。
在《怀疑的化学家》中，波义耳主要讨论元素的数量及其对物体性质的影响，以及火术分析的机制。
针对四元素说和三要素说，波义耳提出了三个疑问：
第一，那些被逍遥学派和医药化学家、炼金术士认为是元素或要素的东西，真的是原始的、简单的物质吗？
第二，是不是每一种混合物体都包含有全部四种元素或三种要素？
第三，元素或要素的数量，是否真的仅限于亚里士多德学派所说的那四种，或者帕拉塞尔苏斯学派认为的那三种？
这里讨论的核心概念是元素或要素。为了避免“为空洞的词或术语或概念而争吵”，讨论的各方决定在讨论的开始就必须对元素或要素的概念达成一致的理解，“对要素或元素这两个词自始自终应如何理解作出规定”。他们异口同声地欣然同意在辩论时将元素和要素当着等同语加以使用，“都是指那些原始而简单的物体，而结合物则可说成是由它们组成的，并将最终分解成它们。”（〖2〗,p.13;〖3〗,p.19）这是元素的概念在《怀疑的化学家》中第一次出现。
经过了严密的有根有据的讨论，波义耳对上述三个问题给出了否定性的答案。这里我们看看波义耳针对第二个问题所做的部分回答。
“虽然化学家们宣称他们从某些物体中提取了盐，从另一些中得到了汞，又从一些中得到了硫；但他们却从未告诉我们运用其中的何种方法能够从一切种类的矿物中毫无例外地分离出来任何一种要素，无论是盐，还是硫或汞。因此，应该允许我下出这样一个结论，在这些元素中，没有哪种可作为一切物体的某种普适组分，倒是有些元素并不能成为其为这样一种组分。”（〖2〗,p.196;〖3〗,p.212;〖15〗,p.55）
“我从未发现从金或银（暂时不列上其他金属）中能够分离出我们通常所说的那种土或水，因此，我可以给出以下结论以反驳我的论敌们的论点，这就是，土和水这两者绝非所有的那些被当作是完全结合物的物体所共有的组分。”（〖2〗,p.197;〖3〗,p.213;〖15〗,p.55）”
在波义耳认为他已经摧毁了四元素说或三要素说的时候，他继而开始怀疑元素究竟是否存在的问题。于是，波义耳第二次给元素下了一个定义。这就是人们“频繁地引用而又同样频繁地误解”（〖8〗,p.76）的那个定义。
现在我们来推敲波义耳关于元素的定义。为准确起见，现将原文和中译文一道抄录如下：
and,topreventmistakes,imustadvertiseyou,thatinowmeanbyelements,aschymiststhatspeakplainestdobytheirprinciples,certainprimitiveandsimple,orperfectlyunmingledbodies;whichnotbeingmadeofanyotherbodies,orofoneanother,aretheingredientsofwhichallthosecalledperfectlymixtbodiesareimmediatelycompounded,andintowhichtheyareultimatelyresolved:nowwhethertherebeanyonesuchbodytobeconstantlymetwithinall,andeach,ofthosethataresaidtobeelementedbodies,isthethinginowquestion.（〖2〗,p.187）
而且，为避免误解，我必须事先声明，我现在所谈的元素，如同那些谈吐最为明确的化学家们所谈的要素，是指某些原始的、简单的物体，或者说完全没有混杂的物体，它们由于既不能由其他任何物体混成，也不能由它们自身相互混成，所以它们只能是我们所说的完全结合物的组分，是它们直接复合成完全结合物，而完全结合物最终也将分解成它们：然而，究竟是否存在这样的物体，即它们在所有的物体中总能找得到，而且它们都是所谓元素化的物体，则是我现在要怀疑的事情。（〖3〗，p.202；下划线为本文作者所加，此处译文与中译本略有改动。——刘立注）
仔细分析这段文字，可以发现：
第一，波义耳清楚地定义了“元素”概念。这里波义耳对元素作如是定义：“是指某些原始的、简单的物体，或者说完全没有混杂的物体，它们由于既不能由其他任何物体混成，也不能由它们自身相互混成，所以它们只能是我们所说的完全结合物的组分，是它们直接复合成完全结合物，而完全结合物最终也将分解成它们。”著名化学史家j•p•帕廷顿（partington）将元素的定义从上段文字中“剥离”出来，断章取义，以为这个元素定义就是波义耳所要提出的元素定义（〖11〗，pp.77-78;〖3〗，汉译者前言）,并且认为这是“把波义耳称为近代化学奠基者”的三个理由之一。（〖11〗，p.74）后来许多学者据此以为波义耳提出了近代的、科学的元素定义。这实在是一种误读。问题主要出在包括帕廷顿在内的许多学者都忽视了波义耳元素定义中的两个重要从句。
第二，波义耳的元素定义并非具有原创性。波义耳用一个从句说，他所谈的元素跟化学家明明白白所讲的要素，其意思是相同的。早在1641年，巴黎皇家学院的克拉夫（e.d.clave）就给元素下了很好的定义，即元素是“简单的物体，混合体最初由它们组成，并且最终将分解成它们或者可以分解成它们。”（〖5〗,p.85；〖13〗，p.38）其他化学家对元素也做过类似的定义。波义耳的元素定义与前人的定义本质上是一致的，因此我们认为波义耳的元素定义并不是原创的。著名科学史家r.s.westfall亦指出，波义耳“只是重复了元素的传统定义”。（〖7〗,p.19;〖8〗,p.76）
第三，波义耳的元素定义并非具有近代性。波义耳的元素定义与近代的化学元素定义有着显著的区别，其区别是如此之大，使得我们看不出该定义具有任何现代性：该定义假设，我们在任何物体中都能找到那几个屈指可数的元素，而且任何物体都应该分解成同样数目的元素，因此任何物体都是由同样数目的元素按不同的方式排列而成的。波义耳的元素定义丝毫没有这样的意思，即可能有某种物质（元素本身除外），其组成元素会少于四种（按四元素说的观点）或三种（按三要素说的观点）。显然，这跟近代化学元素定义有着本质的区别。研究波义耳的权威化学史家marieboashall在她为《科学家传记辞典》（dsb）撰写的波义耳条目中指出，“波义耳没有提出过近代的元素定义，但是他（特别地、故意地）给他那个时代化学家所理解的元素下了一定清楚的定义。”“波义耳从来就没有接近于提出近代的元素定义。”（〖6〗,p.380）
第四，波义耳从根本上怀疑元素的存在。上述文字中最后一个从句“究竟是否存在这样的物体，即在所有的物体中总能找到它们，而且它们都是所谓的元素化的物体，则是我现在要怀疑的事情”，表明波义耳对元素的存在持怀疑的态度。波义耳在《怀疑的化学家》中有多处表示对元素的存在表示怀疑。如波义耳说：“我就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理由非要相信存在着这样的一些原始而简单的物体，说大自然正是用这些作为先在的元素才得以复合出一切其他物体。”（〖2〗,p.224;〖3〗,p.238）其实，《怀疑的化学家》这整部书乃是致力于否认元素存在的可能性。（〖7〗,p.19）在波义耳看来，元素是一个“错误的、使人误入歧途的概念”。（〖6〗，p.380）
综上所述，波义耳实际上并没有提出科学的、近代的元素定义，而且波义耳明确否定元素的存在。那种认为波义耳提出了科学的元素定义而“把化学确立为科学”的观点肯定是站不脚的。既然如此，恩格斯的论断“波义耳把化学确立为科学”是不是也站不脚了呢？看来，有必要对这一论断进行再认识。
31661年前的化学：炼金术、医药技艺和冶金技艺
“波义耳把化学确立为科学”，这句话本身提示我们，要分析波义耳之前的化学状态，波义耳的化学活动及其产生的影响，才能搞清楚化学经波义耳之手后变成了什么样子。
在近代之初，化学沿着三个主要趋势发展。首先，炼金术研究仍然盛行；其次，化学知识转用于医药；第三，化学同矿业密切结合。炼金术士、冶金家以及医药化学的活动，无疑产生了各种可以作科学解释的结果，但是他们的目标均属实用性质，而不属于科学；他们的实验旨在产生实际利益，而不是促进对化学现象的科学理解。他们的思维受到四元素说或三要素说的支配，即认为这些有限的元素或要素按不同的比例结合，构成世上万物。虽然亚里士多德的四元素说（土、水、气和火）似乎可以为化学提供一个可能的理论基础，但是，亚里士多德的信徒们从来就没有搞出一个亚里士多德化学体系出来。帕拉塞尔苏斯反对亚里士多德的四要素说，提出了三要素说：任何物体都是由盐、硫和汞组成的，它们分别对应于身体、心灵和灵魂。这一物质理论部分可以用来解释化学现象，当作化学理论。迄至17世纪中叶，化学领域中一直是帕拉塞尔苏斯化学占主导地位。
17世纪中叶以前的化学，与其说是自然哲学，倒不如说是实验哲学。试比较力学与化学研究的方式之不同。力学研究者以笔和纸作为工具伏案工作，而化学研究者则是在火炉上架起坩埚和蒸馏器在那里辛勤工作。自然哲学家、绅士派的学者们常常轻蔑地称化学家是“被浓烟薰得漆黑的经验主义者”，说“他们都谈不上是哲学家（虽然他们自己喜欢以此自称），因为他们被他们自己炉子里的烟雾蒙住了双眼，搅昏了心智”（〖3〗p.23）。化学家笃信火是无经不克的分析工具，可以将混合物分解成他们的元素或要素，揭示事物的本质。正如帕那塞尔苏斯的一个信徒告诫他的读者们：“购置煤炭，建造炉台，不厌其烦地注视并用火操作。用这种方法而非其他方法，你们将获得对事物及其性质的认识。”（〖17〗）那些炼金术士和医药化学家、冶金化学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批“用火操作的哲学家”。
这种重视实验的化学研究带来了经验知识的急剧增长，但是，当时的化学由于缺乏合理的理论结构，无法把握零碎散乱的经验知识，也无法为经验研究提供理论指导。
1661年以前，化学远离自然哲学的主流，尚未确立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4波义耳与机械论哲学、微粒哲学和机械论化学
统治了西方自然哲学达2000年之久的亚里士多德学说，终于在17世纪被一种新的自然哲学所推翻，致使关于自然的研究发生了一场深刻的革命，这就是机械论哲学（mechanicalphilosophy）。机械论哲学后来成为科学家的“工作假定”，到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1687年）发表时，机械论哲学已经在欧洲科学中占统治地位。（〖16〗,p.154）
笛卡尔（renedescartes）是十七世纪机械论哲学的主要建筑师。笛卡尔不仅对力学、光学、几何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对机械论哲学的建立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笛卡尔在他的《哲学原理》（principiaphilosophiae,1644年）详细阐述了机械论哲学。
笛卡尔认为，自然是由物质构成的一架机器，它的运行跟机器一样，服从力学规律。物质由不连续的微粒组成，这些处于运动的微粒相互碰撞，就产生了自然现象。尽管单个微粒在相互作用中可能会改变其运动状态，或停顿，或加速，或改变方向，但是宇宙中运动的总量却是保持恒定不变的。这是笛卡尔机械论宇宙的基本法则。自然界中任何活动现象都可以用物质和运动来解释，无需引入任何非机械论的动因来解释。
机械论哲学试图把物体的性质和活动，都归结于组成该物体的微粒，它的运动、形状和广延。笛卡尔反对用终极原因或目的论来解释物体的性质和活动，他强烈抨击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亚里士多德学派或经院学派解释自然现象的方式，他们到处用“实体形式”和“隐秘属性”等词语。笛卡尔宣称，整个宇宙中的任何现象，无一不可用“纯物质的原因——即完全独立于人的心灵和思维的原因”来解释。笛卡尔甚至应用机械论哲学解释了磁现象（〖8〗,pp.36-38）、动物和人体的生理现象以及心理现象（〖16〗,p.157）。
笛卡尔创建机械论哲学，是对17世纪科学改革的一个巨大贡献。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笛卡尔的机械论哲学虽然是机械论哲学中最突出的，但并不是唯一的。在英国，霍布斯（thomashobbes）提出了类似的哲学，不过没有笛卡尔的那么精致；在法国，原子论的主要复兴者伽桑狄（pierregassendi）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各种版本的机械论哲学大同小异，我们求同存异，可以发现他们在以下观点上是一致的：
1要将“隐秘动因”（如爱、憎、亲和力）从自然界中彻底清除出去，任何自然现象都是物质过程的必然结果。
2自然界是由物质组成的，物质是中性的，区别在于构成物质的微粒在尺寸、形状、运动等方面存在着差异。
3自然哲学的纲领，就是要说明所有的自然现象都是微粒之间直接地相互作用而产生的。
机械论哲学犹如一阵清风，感召着那些对研究自然有兴趣的人们。他们相信，惟有从机械论哲学的观点，才能达到对自然的真正理解；相比之下，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显得太浅薄，它对自然的解释总是用那些陈词滥调。他们还相信，任何新的发现，都可以从机械论哲学的观点来解释，整个世界都可以囊括在机械论哲学的范围之内。无怪乎，荷兰的惠更斯、英国的波义耳等人都对痴迷于机械论哲学；事实上，十七世纪下半叶欧洲任何一个重要的科学人物，无一不信奉机械论哲学。（〖7〗,p.17）“机械论”（mechanical）对波义耳和他的同时代人来说，是与“亚里士多德主义”和“神秘主义”针锋相对的一个概念；在他们看来，惟有机械论的解释才是理性的解释，这样的解释与力学原理相符合。
在英国，波义耳被同时代的人们称为“机械论哲学的重建者”（restorerofthemechanicalphilosophy）（〖4〗,p.414）。孩提时代起，波义耳就熟悉伊壁鸠鲁的原子论；他广泛阅读机械论哲学的代表人物的著作，如培根的《新工具》（1620年）、笛卡尔的《哲学原理》（1644年）。波义耳博采众家，不仅掌握了机械论哲学的要义，而且创建了自己的机械论哲学，即微粒哲学（corpuscularphilosophy）。波义耳之所以要用“微粒”这个中性词汇来表达的机械论哲学，是因为，第一，波义耳既拒斥伊壁鸠鲁的原子，又拒斥笛卡尔机械论所说的粒子那复杂的等级结构；第二，波义耳希望，使用“微粒”这个中性词汇来谈论问题，可以为所有的机械论哲学家所接受和信服，不管他们信奉何种物质理论（〖4〗,p.467;〖6〗,p.379）。波义耳在1666年出版的《形式和质料的起源，根据微粒哲学》完整地阐述了他的微粒哲学。该书的出版者指出，波义耳的理论，虽然与伊壁鸠鲁的理论和笛卡尔的理论有类似之处，但是，它实际上是一个崭新的假说，“是作者独有的，是根据日常观察、严密的论证和实验，以及精确且容易操作的化学过程提出来的。”（转引自〖4〗,p.467）marieboas指出，此言极是。波义耳在《形式和质料的起源》中提出的微粒哲学，是彻底的机械论，牢固地建立在实验的基础之上，论证周密详尽；波义耳想把《形式和质料的起源》做成微粒哲学的指南（〖4〗,p.467），想一劳永逸地确立地物质内在结构的原理。
波义耳的微粒哲学,可以概括如下：
1微粒哲学的基础是普遍质料（universalmatter），这是一种“广延的、可分的、不可穿透的”物质，物质是运动的，运动乃是上帝赋予的。宇宙是一架自身包含运动的大机器，是一架“巨大的时钟”（〖4〗,p.486）。
2物性不外乎“物质和运动”。“物质和运动”是所有东西的基本属性（primaryqualities）,“物体的两个最伟大的、最普遍的原理”（〖4〗,p.468）。这里可以看到微粒哲学与原子论的不同：对经典的原子论来说，运动是感觉、性质变更的原因，而在波义耳的粒子哲学里，运动就是“性质自身的起因”。托马斯•s•库恩研究指出，波义耳一方面大力批判各种“原子论”，一方面发展了这种理论，其最重要的就是加上了“运动”的概念（〖14〗，p.47）。“运动”在波义耳的理论中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
3物质由大小、形状和运动各异的粒子构成。具有运动禀赋的物质，起初以粒子形态存在；这些粒子具有大小、形状和运动。虽然从理论上将粒子无限可分，但是，由于粒子细微又坚固，实际上是不可分的。这些细微的、坚固的、不可分的粒子，即第一自然质（primanaturalia），是构成物质的基本组分。粒子结合生成原始凝聚体或簇状物（primitiveconcretionsorclusters），虽然它们可以还原为第一自然质，但是，在化学反应过程中表现为不可分解的单位，因而它们是可以检测到的最小粒子，是简单物体的基本化学组分。第一簇状物（primaryclusters）之间相互结合，或者与第一自然质结合，即形成微粒（corpuscle），它们是物体的基本物理组分。物体的各种物理性质即是由微粒的大小、形状和运动决定的。
4任何物体的现象和性质，均取决于微粒及其运动，并可以微粒及其运动来解释。波义耳将物体的性质分为四类（〖4〗,p.470）：第一类是第一性（primaryqualities），如热、冷；第二类是可感知性（sensiblequalities）,如味道、气味；第三类是第二性或化学性（secondaryorchemicalqualities），如流动性、稳固性、挥发性、溶解性；最后一类是隐秘性（occultqualities），如电性、磁性。波义耳认为，任何混合体的本性，都取决于组成该物体的组分，微粒或原始凝聚体；组分之间的大小和形状；更重要的是，给定时刻组分的运动状态。波义耳运用他的微粒哲学，对上述四类性质全都做出了合理的机械论解释（〖4〗,pp.469-484），不给那些隐秘的解释留下任何空间。
试以结合性（cohension）为例，看波义耳运用微粒哲学对物体性质的解释。
“关于物体的组成部分何以联合起来组成该物体的问题，人们曾信心十足地且合情合理地假定，物体中必定存在着某种实体形式，这是物体的组成部分之构成物体所必需的，否则，就不可能成之为物体。我的回答是，那些具有特定形状的组分，它们拼接配置，这样足以解释它们何以结合成物体，而无需借助于实体形式这种东西来解释。”（〖4〗,p.474）
波义耳的微粒哲学主要体现在《形式和质料的起源》一书中，但在《怀疑的化学家》中也不无阐述。我们来看《怀疑的化学家》中的两个命题。波义耳所讲的“命题”，相当于公理，它们是“明晰的命题，对于这些命题，我不作任何保证”。（〖3〗，p.33；〖2〗，p.29）
命题1在结合物最初形成之时，普遍质料——结合物以及宇宙中其他物体均由它们所构成——实际上是那些被分割成了大小、形状和运动方式各异的细小微粒。此观点似乎并不荒谬。（〖2〗,pp.30-31;〖3〗,pp.33-34,此处译文与中译本上的译文有所改动。——刘立注）
命题2在细小微粒中，那些极小且相邻的微粒在各处联结成细小的团状物或簇状物，并且正是通过这些团状物或簇状物之间的结合，形成了大量的第一（primary）凝结物或团状物，它们很难再分解成组成它们的微粒。出现这种情况不是不可能的。（〖2〗，pp30-31；〖3〗，pp.34-35，此处译文与中译本上的译文有所改动。——刘立注）
波义耳对第一个命题作了的如下说明：
要证明微粒的存在，有两个途径：一是可以看物体的生长、腐败、滋养和毁灭，二是通过显微镜可以观察到这些微小的粒子；或者看结合物（complexbodies）分解后的生成物；或者采用炼金术士的火术，对结合物进行操作。通过这些途径，“似乎足以表明，结合物的组成部分极其微小，而且具有不同的形状。”（〖3〗，p.34；〖2〗,p.30）。波义耳指出，伊壁鸠鲁（epicurus）或摩西（moses）是微粒概念的滥觞。伊壁鸠鲁证明，世界是由原子组成的，原子由于内在的原因在虚空中运动不息；关于摩西，据波义耳讲:
“伟大而明智的万物创造者并不是直接创造出那些植物、兽类、鸟类及其他生物，而是利用原先就存在着的、虽然也是被创造出来的物质造出来的，他将这些物质称为水和土，是他使我们能够设想这些新的凝结物赖以形成的组成粒子，被置于各种各样的运动中，从而使得它们能够联结起来，以种种结合方式和结构，组成它们所要组成的物体。”（〖3〗,p.34;〖2〗,p.30）
波义耳在《怀疑的化学家》中还谈论了微粒的结合方式，如：
“在我看来，物体的各个微小组分只是通过相互接触和依附聚在一起，然而，也有极少数的物体，其微小组分是极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应将这种紧密结合归之于何种原因，我们尚不清楚。”（〖3〗，p.92;〖2〗,p.87）波义耳提出了几种猜测，如甲粒子可能“钻入”乙粒子；或甲粒子与乙粒子发生极为紧密的结合，以致于火，或者其他不无效力的化学分析工具，都不能将它们分开。
波义耳指出，即使元素也是由微粒组成的，而且元素远不止三五个：
“如果我们姑且认为下述假定是合理的，这一假定我就像我当时曾作过的假定一样，是说一种元素是由彼此完全相同的众多的微粒构成的，而这种微粒又是由质料的极其微小的粒子所构成的某种微小的第一凝结物组成的。那么，我们设想第一聚集体的种数可能远远不止三个或五个便绝无荒谬可言。因此，我们便无须假定，在我们所谈论的每一复合物中，都恰好能够找出三种如上所述的原始凝结物。”（〖3〗,p.103;〖2〗,p.96）
波义耳在明确抛弃元素概念后写道：
“我实在看不出我们为什么不能设想，造物主只须以各种方式对那些被认作是结合物的物体的微小部分施行改造作用，即可以令这些物体相互造成它们自己，而勿须将质料化作那些所谓的简单物质或均匀物质。”（〖2〗，p.224;〖3〗,p.238）
波义耳相信元素“嬗变”，即一种元素可以变为另一种元素。嬗变被认为是炼金术的思想“残余”，可是波义耳为什么要相信金属嬗变，甚至相信世间任何一种物质，都可是变成任何一种另外的物质？波义耳的观点并不是建立在实验的基础上，而且实验在当时化学家的心目中，还没有重要到超过“哲学”的地步。波义耳的结论，恰恰是由他的微粒哲学提出来的：既然万物由粒子组成，粒子的排列结构当然决定性地构造了万物。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波义耳不同于他同时代化学家的地方。一方面，波义耳是他那个时代化学家的一员：相信嬗变，即使没有实验依据也相信这一先验的结论；但他又不是这时代化学家的一员：他对嬗变的建立是建立在他自己的“微粒哲学”之上的。
波义耳的微粒哲学影响很大。牛顿是波义耳的一个坚定的追随者，他仔细认真地攻读波义耳的著作，深受波义耳微粒哲学的影响，并且接受了波义耳的化学思想，当然他后来也发展了波义耳的理论，如关于吸引力的观点（〖4〗，pp.505-520）。牛顿的化学研究和物质理论在《疑问31》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其主要内容是对物质本性的沉思、揣想和假说，托马斯•s•库恩对此进行过专门的研究。牛顿从“微粒说”的观点对化学现象进行解释。17世纪最流行的化学教科书《化学教程》对化学现象的解释，也采取了微粒哲学的观点。
17世纪的化学家假定，组成物质的微粒，上面带有“钩”、“环”、“孔”，以及类似锁匙锁眼的结构，这些微观结构决定了不同的粒子，亦即不同物质的物理、化学性质。比如酸，被认为是带有针尖的微粒构成的。何以知之？以舌尝任何一种酸，即有一种被刺痛的感觉，正如皮肤被任何尖锐的东西刺痛一样。再如，甲物质能与乙物质发生化学反应，而不能与丙物质发生类似的反应，这是为什么？因为甲物质的微观结构与乙相合，而不与丙相合，一如一把钥匙可以开一把锁而不能开另一把锁一样（〖14〗,pp.41-42）。
波义耳运用机械论哲学（微粒哲学）研究化学，使得17世纪下半叶的化学变成了机械论化学，进入了自然哲学的主流。
5对“波义耳把化学确立为科学”的新理解
波义耳是这样一个人，一方面，他了解化学家（广义的，包括炼金术士、医药化学家）的工作，并亲自从事化学实验；另一方面，他了解最新的自然哲学即机械论哲学，并创立了微粒哲学。这样的人在17世纪寥寥无几，是波义耳架起了化学和自然哲学之间的桥梁，实现了他为自己确立的目标：“促进化学家和机械论哲学家之间的相互理解”。
t•s•库恩高度评价波义耳的工作，说：波义耳所做“仅此二端”：“粒子哲学”和“系统地运用实验方法”来发展“哲学”，即我们今天所谓的自然科学。还说，波义耳“并不是一个孤独的‘先驱者’，而是一个极大限度地发展了化学的概念体系，使之与他当时的科学思潮主流相协调一致的人。”（转引自〖14〗，p.47,p.48）
marieboas研究指出，波义耳工作的一大创新是，他不仅证明了化学对医药和实用技艺是有用的，而且证明了化学对自然哲学也是有用的；波义耳利用化学来阐述自然哲学，在当时是非常激进的做法；波义耳从机械论哲学的观点解释物体的化学性质，在这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功。波义耳可能是第一个把化学当作自然哲学的一个分支来处理的人（〖4〗,p.493,p.494,p.497）。
westfall也有类似的观点：波义耳通过将化学机械化，成功地拆除了阻碍化学进入自然哲学领域的壁垒（〖7〗,p.19）。“机械论化学确实取得了一个成就。它把化学引进了自然科学的领域。十七世纪肇始时，化学一般不被看作是自然科学的一个部分。在最坏的情况下，它是玄妙的秘术；在最好的情况下，它是为医药服务的技艺。但是，在史七世纪结束之际，化学家在欧洲科学组织中占有令人尊敬的席位。毫无疑问，机械论化学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机械论化学用科学共同体可以接受的术语讲述化学，使化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尊敬。”（〖8〗,p.81）
综上所述，波义耳将机械论哲学应用到化学研究，创建了机械论化学，把化学带到了自然哲学的领域，并随着自然哲学向自然科学的转型而成为科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波义耳把化学确立为科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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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合成的定义篇4
[关键词]忠诚义务；金融消费者权益；金融机构
[中图分类号]D922.2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7-0181-05
涂明辉（1969-），男，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金融与证券法律制度、公司与企业法律制度。（江西南昌330077）
对问题金融机构在政府实施救济或破产之后责任追究不够，从而加重金融市场道德风险，是世界各国的通病。由于法律对金融机构负责人的忠诚义务规定不详，缺少在经营亏损及案件损失方面的责任认定和资产损失确认的明确依据、清晰的法律界限，使问题金融机构负责人的责任得不到追究。这次金融危机的发生，部分原因可归咎于金融机构负责人缺乏对所属企业的忠诚与责任。
一、金融机构负责人忠诚义务的诠释和基本要求
广义的金融机构负责人包括董事、监事、经理、大股东和对某项交易进行实际控制的人等；而狭义的金融机构负责人仅指董事、监事、经理、大股东。本文为了方便论述，对金融机构负责人的外延进行狭义理解，即不包括直接责任人等。
金融机构的董事、经理以及控股股东对金融机构的效益和安全、稳健经营负有重要的职责，也只有他们才有权采取措施矫正不足，改善金融机构的财务状况。理论上，“如果金融机构的董事、经理和控股股东没有遵守谨慎经营的规则和要求，金融监管机构便可以适用金融机构的相关法律对他们采取矫正措施”。负责人拥有能够依其自身行为来改变金融机构法律关系的权力，这种权力行使的目的不是为了负责人个人的利益，而是为了促进金融机构的利益，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权益，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最终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负责人的权力不同于权利的另一方面是，权力人拥有的权力是一种职权，负责人负有为金融机构、金融消费者、金融市场稳定而行为的积极义务。“权力必须行使，不得放弃；权力必须适当地行使，不得滥用。”为了确保负责人为金融机构和金融消费者利益正当行使权力，各国公司法或其他相关法律课以董事、经理和监事等信义义务，这种信义义务主要包括注意义务和忠诚义务，统称为忠诚义务。
（一）注意义务
注意义务又称谨慎义务或善管义务。其基本含义是负责人“必须以一个合理、谨慎的人在相似的情形下所应表现的谨慎、勤勉和技能履行其职责”。英国1986年《破产法》、美国《修正标准商事公司法》、1997年《加利福尼亚州公司法》和各种散见于判例之中的规定和解释，负责人的谨慎义务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判断：“一是以善意或诚实的方式，按照合理的相信是符合公司最佳利益的方式履行职务；并且以一种可以合理地期待一个普通谨慎的人，在同样的地位上，类似的状况下，能够尽到的注意，履行一个董事和高级职员的职责；二是做出经营判断的董事或高级职员，在符合下列条件时就被认为是诚实地履行了本条所规定的义务：他与该经营判断无利害关系；他有正当理由相信他掌握的上述经营判断信息在当时的情形下是妥当的；他有理由相信经营判断是和公司的最佳利益相符合的。”
现代公司尤其是金融机构，负责人不再局限于董事会或经理阶层，还包括监事、执行业务股东和高级职员等。其中董事分为执行董事和非执行董事。执行董事与非执行董事的最大区别在于，“除了参加董事会决定公司重大事务、监督措施、内部控制外，执行董事还要负责这些决策的实施；非执行董事的职责是参加董事会，对重大事务进行表决，发挥其决策功能，监督执行董事和其他管理人员的执行工作。”在其他的负责人种类中，经理、执行业务股东和高级职员属于公司的管理者；而设有监事的公司，监事是公司事务的监督者，确保公司负责人依法履行职责。无论是公司事务的决策者，还是公司的管理者或监督者，一样要承担注意义务，但是由于各自的职位和职责不尽相同，所以他们的注意义务也有所差别。在公司法的早期，特别是针对一般业务公司，对负责人履行注意义务的标准很低。1925年英国高等法院大法官罗默对“城市公正火灾保险公司上诉案”判决时对董事注意义务所作的阐述：第一，一个董事在履行其职务时，他的技能水平应合理地服从他的知识和经验来判断，他不必展示出比这更高的水平。第二，一个董事不必对公司事务给予持续的注意。他的职责是定期参加董事会议以及在偶尔有安排时，参加董事会下属委员会的会议，其职责有间歇性质。然而他不必参加所有这些会议，尽管他应该斟酌情况尽可能地参加会议。第三，董事的职责，考虑到业务需要以及章程细则之规定，可以适当地下放给其他高级职员。不存在可疑的根据时，一个董事有权信任该高级职员会诚实地履行其职责。随着公司法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近期英美和日本等国家对这种传统理解正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判断标准也从主观标准转向客观标准。1986年英国《破产法》第214条第（4）款规定，公司董事必须具备合理勤勉之人所具有的：一是人们可以合理地期待履行同样职能之人的一般知识、技能和经验；二是该董事实际具有的一般知识、技能和经验。1994年英国法官霍夫曼在审理ReD’JanofLondonLtd案时，援引了上述规定。由于金融机构是公司的一种，只不过在某些方面较为特殊，对社会经济影响更大，所以对金融机构董事等负责人的注意义务要求更高。根据英国普通法的解释，金融机构负责人所担负的注意义务从一般“审慎之人”提高到一般“审慎银行家”所应有的注意义务。
美国法律规定，金融机构负责人应比一般公司企业承担更高的注意义务。虽然在判断负责人是否尽了注意义务时，由于涉及联邦与各州法律之间的差异，适用情况较为复杂，但是联邦法和州法有共同原则：金融机构负责人的注意义务比一般工商企业高，因为他们承担着妥善管理存款人和投资者资金的信义义务。金融机构负责人的注意义务对象不仅限于股东，还包括存款人在内的金融商品投资者，因为现代金融机构不再停留在私营企业性质，而已经成为准公共机关。在美国近期的金融法发展中，削弱了金融机构管理层在批准银行贷款时宽泛的自由裁量权，对金融机构负责人的注意义务提出了加重义务。在司法实践中，针对“担保不充分的贷款，对有风险担保物的过度依赖事先固定利息的条款、没有登记的完善担保权益、对逾期不还的贷款授予展期”等，法院判定负责人违反注意义务，构成普通法上的疏忽责任。
除此之外，金融机构负责人还要为内部风险控制的缺陷负责，管理层一旦规避或降低贷款标准，对贷款或其他投资放松管理，就应受到处罚，即使《联邦存款保险法》第182条规定对金融机构负责人要求存款“重大过失”，但这一项最低标准并不妨碍各州的更严厉责任。
日本、中国台湾以及其他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基本上都是持上述观点，认为金融机构除了保障存款人及其他金融商品投资者权益的目的外，还因为金融机构对居民、对社区，乃至对国家都负有特殊的社会责任，作为负责人有确保金融稳定的义务，所以对金融机构负责人的加重注意义务责任持肯定态度。
（二）忠诚义务
忠诚义务亦称诚信义务、忠实义务，是指公司负责人在行使职责时，必须维持公司利益，不得使自己的利益与公司的利益发生冲突。但是，金融机构作为一种经营特殊业务的企业，其忠诚义务的含义远比一般公司的负责人更为宽泛。
负责人与公司之间是一种高度结合的依赖关系，负责人对公司的首要义务是忠诚。我国《公司法》第148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与普通企业相比，金融机构涉及庞大的资金往来，金融工具和服务品种繁多、流动性强、容易伪造，特别是现在的网络交易，使得损害金融机构和消费者利益的情况更容易发生。
各国法律均对以董事为首的负责人的忠诚义务进行了具体规定，如美国《标准公司法》、德国《股份公司法》、日本《商法典》和我国《公司法》等。因忠诚义务内容抽象，难于判断是否得到遵守，所以法律抽象地规定忠实义务的同时，均在各具体条款中规定了履行忠诚义务的行为标准，如我国《公司法》第21条、第41条、第47条、第50条、第54条等。一般说来，金融机构负责人的忠诚义务可以分为四大类：一是为了金融机构的利益，必须严格遵守法律，为股东利益最大化履行自己的义务；二是不得与金融机构从事抵触利益交易，经过金融机构有权批准机关批准的除外；三是不得与所供职的金融机构进行同业竞争，经金融机构相关机构批准的除外；四是不得篡夺金融机构的商业机会，无论是自己获取或者通过第三人获取，否则将被视为背弃了忠诚义务。
金融机构负责人的义务除上述的注意义务和忠诚义务，并应承担加重义务外，还有与金融机构特征相联系的服从义务和特定的法定义务，这些义务由于各国实行的金融和经济体制不同有所差异。各国金融机构在经济中的重要性表现不同，但也有其共同点：一是金融业是世界各金融大国的龙头产业，金融市场的稳定与发展影响到一国经济的发展；二是各国政府对产业的调整与发展，往往是通过金融手段来进行。所以，金融机构负责人的义务还包括服从政府金融产业政策的义务；抵御风险和稳定市场的义务；保护金融消费者义务等。
二、金融机构负责人违反忠诚义务的法律责任
“法律责任是行为人因违反第一性法律义务而招致的第二性义务”。金融机构负责人的义务是其承担责任的基础，根据违反义务行为的性质不同，其责任性质也不同，但基本可分为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一）民事责任
金融机构以董事为首的负责人对金融机构负有受托人的责任，必须为实现金融机构的自身宗旨履行职责。如果金融机构负责人因违反前述义务，致使金融机构重大损失，或造成金融机构破产，构成负责人承担个人赔偿责任的法定依据。
金融机构负责人对金融机构负有忠诚义务和注意义务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义务，该义务的履行以法律责任作为保证，包括对金融机构的责任和对第三人的责任。其中对金融机构的责任主要是体现在金融机构尚未达到破产阶段，负有责任的董事、经理和其他高级职员因为故意或过失存在不诚实行为、滥用权力、内幕交易、金融欺诈或未能制定和遵守相关规则与措施，导致金融机构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命令或与监管机构签订的协议，降低贷款标准或同意不提供合格担保的贷款、操纵市场或负责人侵占金融机构资产等。此时，负有责任的负责人应对金融机构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以补偿其在履行职务时给金融机构造成的直接损失，如未设定抵押而使贷款收不回、因违约或侵权产生的赔偿和违规操作造成投资损失等。
然而，金融机构负责人对第三人责任较为复杂。在传统公司法上，董事等负责人只对公司负有义务，对公司以外的任何人，包括股东个人，并不负有任何公司法上的义务。但是，“由于公司在现代社会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以及公司本身是一个集股东、债权人、雇员、社区等多种利益为一体的现实，为保护第三者免受董事不法行为的侵害，许多国家通过立法规定了董事对第三者的责任”。如中国台湾地区《公司法》第23条规定：“公司负责人对公司业务之执行，如有违反法令致他人受损害时，对他人应与公司负连带赔偿之责。”
第三人具体包括哪些人，各国并没有具体规定，但一般认为第三人为所供职公司之外的单位和个人。如果是金融机构，则包括金融消费者、股东，受到该金融机构侵害的其他单位和个人等。金融机构负责人对第三人的责任既有可能发生在金融机构正常经营阶段，也有可能是在金融机构进入破产阶段之后，负连带清偿责任；其过错形式既可以是故意，也可是过失；行为表现为金融机构负责人的错误投资决策，对金融机构管理不善以及对金融机构未能进行审慎性经营，从而引发金融机构的损失和倒闭等。如金融机构在进入破产程序之前，其负责人知道或理应知道该金融机构破产已成为必然，但仍然进行交易，这种继续交易属于“不法交易”。除此之外，如判断继续交易对金融机构有利而负责人怠于进行交易，或金融机构进入破产时，负责人仍然领取大额薪金费用，或对某批交易的价值严重低估或高估都将构成不法交易，相应的，所造成的损失则应由负有责任的管理人员赔偿。
有关追究金融机构负责人法律责任的条款大部分都体现在非金融法律之中，如破产法、公司法和其他民商法典。英国《破产法》规定，破产法庭有权要求那些在公司管理过程中存在欺诈故意的负责人对公司及其债权人遭受的损失进行赔偿。即使没有迹象表明公司负责人有欺诈行为，法庭仍然有权命令其赔偿损失，但前提是破产公司的负责人知道或应当推断出该公司已经没有避免破产的可能，但他们没有“本当将公司债权人可能遭受的损失降到最低程度的目的，采取适当的措施”。美国则授权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作为接管人或破产管理人，对在行使职权中存在个人严重疏忽而导致金融机构破产的董事或经理提讼。
（二）行政责任
如果金融机构负责人违反法律规定，以及不再符合法定任职条件和执业资格，监管部门有权将其免职。因为负责金融机构经营管理的人应具有完善的声誉并确保实施“正当行为”，这是颁发金融执业许可证的基本条件；如果作为金融机构的高层管理人员不能确保实施“正当行为”，监管机构应将其免除职务。
负责人对金融机构负有尽责管理的义务，金融机构的亏损或陷入破产境地大部分是因为负责管理的人员经营管理不善所导致，所以对其免除职务是其应得的惩罚。《德国银行法》规定，如果银行管理者或者董事有危及信用机构向客户履行义务，以及不再符合职业要求和银行法第33条要求的任职资格，德国银行监管机构仅可以暂停银行管理者或董事职务。卢森堡银行法规定，银行监管机构认为银行董事会成员、经理、决策机构或其他任何人，由于他们的行为、疏忽或轻率，引起银行目前的处境；或者他们继续留任，将会损害到恢复或重建措施的执行时，有权将其停职。
美国法律规定，相关金融监管机构在某金融机构职员违反法律规定、最终禁令，或者不符合某项预定条件，违反了金融机构与监管机构之间达成的协议时，可对该职员作出停职或免职的决定。但这种违法行为必须已经或可能对金融机构造成损失，已经或可能损害金融消费者的利益，或给其个人带来经济利益或其他利益。违法行为主要体现于，行为人以不诚信、故意漠视的态度对待金融机构的安全和稳健运营。但在特殊情况下，如果联邦银行监管机构认为采取相应措施是为了“保护金融存款机构或存款人利益”，即可对某个人停职或免职，或根据“迅速矫正措施”制度对“任职超过180天的董事或其他高级职员在金融机构资产不足之前立即免去职务”。英国1986年的《取消董事资格法》规定，监管机构可对负有责任的金融管理人员，包括董事和幕后董事，取消资格；在2至15年的时间内不得直接和间接参与任何公司的发起、成立和管理行为。而2004年日本的《证券交易法》，引入“课征金”，即对负责人在传统的行政责任之外课处金钱负担的处罚，赋予监管多元化的行政执法手段。
（三）刑事责任
对金融机构负责人的法律责任，以追究刑事责任作为最后的保障措施。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债权人诉诸民事赔偿救济很不发达，更多的是通过刑事和行政手段对负责人进行惩罚性处罚。在近20余年来，随着各国金融业的发展，金融创新和金融网络交易的普通化，金融犯罪也产生新的特点。所以，以美国为首的金融大国在本已复杂而周密的金融刑事法律规范的基础上，扩充新罪名和提升刑罚力度。在针对金融机构内部人员犯罪方面，加大了立法，如1984年颁布了《综合犯罪控制法案》、1989年的《金融机构改革、复兴和实施法案》，1990年又颁布了《储贷机构和银行欺诈检控及纳税人资金偿还综合法案》及配套的《量刑指南》等。这些法案对银行、证券、保险和期货交易中新的金融犯罪表现形式进行了规定。归结起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对金融机构负责人进行刑事责任追究的趋势是：一是扩展新的罪名，将以往未纳入刑法调整的，但又严重危害金融安全与稳定的行为加以刑事处罚；二是提高量刑标准，以加强刑罚的威慑力量；三是增加刑罚种类，如在监禁和没收财产之外，对行为人处以刑事罚款措施。
三、我国金融机构负责人法律责任制度的完善
我国法律层面并没有明确规定金融机构负责人的忠诚勤勉义务，有关金融机构负责人在行使管理与决策职责时仅以《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作为一般性法律加以适用，仅是中国证监会2007年颁发的《期货公司管理办法》第40条、2001年颁发的《证券公司管理办法》第23条和中国银监会在2006年颁发的《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及相关监管指引》第7条，对董事及高级职员要求“诚实信用、勤勉尽责”。但是，由于该等规定仅为部门规章，法律层级太低，所以难以成为追究金融机构负责人法律责任的依据。在近20余年追究金融机构负责人法律责任的实践中，尽管在加大对金融犯罪的查处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重刑轻民的指导思想和路径并没能取得最佳效果。即使追究金融机构负责人的刑事责任，更多的是非法集资、擅自发行股票、内幕交易、操纵证券、期货市场、商业贿赂、挪用资金、非法发放贷款和金融诈骗等罪名，并未能以违反忠诚义务对其课以法律责任。因此，我国应该借鉴国外的相关理论与法律实践，结合现行法律法规，对我国金融机构负责人的忠诚义务及其法律责任予以完善。
（一）明确规定金融机构负责人的忠诚勤勉义务
现行金融业的发展与金融法改革环境下，金融机构负责人忠诚勤勉加重义务要求，使得其与一般公司负责人的忠诚勤勉并不相同。因金融机构业务的特殊性，其风险之高、影响之大，所以对其负责人的忠诚勤勉义务范围的规定更加广泛和严格；在强调对金融机构忠诚和勤勉的同时，还要考虑对国家、对社会、对金融消费者的忠诚和勤勉。在未来制订统一的金融服务法，或在制订统一金融服务法之前对现行的《商业银行法》、《证券法》、《期货法》、《保险法》时，直接规定以董事为首的负责人忠诚勤勉、注意义务，并结合金融机构的特点，列明负责人的服从义务和其他的一些特殊义务，及违反该义务的法律责任。
（二）强化金融机构负责人的民事赔偿责任
在我国，法律和司法实践更关注金融机构负责人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如2006年中国证监会颁发的《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和2007年颁发的《期货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对负责人的行政处罚进行了规定，具体包括：暂停职务、限制报酬、撤销任职资格、警告和罚款等。相对于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我国对金融机构负责人的民事赔偿责任一直落后并存在重大缺陷。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重刑轻民”的法律责任思想在金融法律界居主导地位。其次是我国在市场经济转轨时期，更偏好于利用政策和行政手段对金融机构的管理；市场化的民事法律制度不发达，造成刑事和行政责任强，而民事责任弱的现状。最后是有关金融机构负责人的民事责任理论研究较为薄弱，未能成为指引实践的先导。
基于上述种种原因，我国应尽快纠正金融机构负责人的刑民法律责任失衡的状况，在承担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的同时，对自己的忠诚与勤勉义务缺失所造成的消费者、金融机构、债权人和社会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有机合成的定义篇5
一、行政机关先行处理原则
绝大多数国家均采用行政机关先行处理原则解决赔偿问题。该原则因赔偿方式上的差别又被称为协议先行原则、穷尽行政救济原则等。在美国，涉及国家赔偿的案件，大约有80%至90%是在行政机关得到解决的。在捷克，司法部和财政部有权审查所有违法决定案件，赔偿诉讼以前的初审目的是为了通过友好的方式，在法庭之外解决争端。先行处理原则的主要含义是，赔偿请求权人向法院提起赔偿诉讼前，一般须经过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或与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协商，若不能达成协议或请求权人不满意行政处理决定，或赔偿义务机关逾期不处理，才可以向法院。先行处理犹如一张过滤网，将行政机关能够自行解决的赔偿限制在行政机关内部，而不进入司法程序。一方面减少了法院诉源和讼累，减轻了法院在处理赔偿事件上的负担；另一方面又方便了当事人，使受害者可以不经过复杂繁琐的诉讼程序及时得到赔偿，同时也是对赔偿义务机关本身的尊重。当然，这一原则也有某种局限性，强制要求所有受害人向侵权机关申请并协商赔偿问题，可能造成一部分受害人不敢或不愿与侵权机关继续合作的结果，因受害人从心理上更倾向于第三者充任裁判人。
（一）两种先行处理模式
从行政机关处理赔偿事务的方式看、行政机关先行处理分"决定式"和"协议式"两种。它们在处理方式和结果上有一定差异。
"决定式"的最突出特点是：行政赔偿义务机关对受害人的请求采用"决定"形式处理，一般不与请求权人进行协商或讨论，受害人只能被动接受或拒绝此决定。例如，我国行政诉讼法第67条第2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单独就损害赔偿提出请求，应当先由行政机关解决。对行政机关的处理不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这里虽未明确提出"决定"为解决方式，但其内容实际排除了正式协商形式，而只用了"处理"一词。规定虽然含糊，但实践中多采用半协商半裁决形式。奥地利《国家赔偿法》第8条也规定："被害人应先向有赔偿责任之官署以书面请求赔偿。书面送达官署三个月后，未经官署确认，或在此期间内对赔偿义务全部或一部分拒绝者，被害人得以官署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韩国、瑞士也有类似规定。
"协议式"则以赔偿义务机关与受害人双方协商为基础，以协议为最终处理结果。许多国家和地区之所以采用"协议"方式，主要是考虑到赔偿争议复杂多端，要求当事人间能够共同协商，对损害赔偿额请求达成折衷妥协方案。例如，美国《联邦侵权赔偿法》第2675条第1项规定："除非请求权人先向有关联邦行政机关提出赔偿请求，而且被请求之行政机关……作出终局之拒绝，不得对美国政府……提起请求金钱赔偿的民事诉讼"；该法2672条规定："对于受害人的请求，每一联邦行政机关的首长或其指定人必须依法予以考虑，评估、调解、决定或妥协、和解、受害人如果接受了这种决定或妥协、和解，则发生终局之效力，不得再行请求或"。
（二）先行处理程序的提起方式
在行政机关内部提起赔偿请求一般有两种方式，一为单独请求赔偿；二为附带提出赔偿请求。
如果受害人仅就赔偿问题向行政机关单独提出请求，而不涉及其他要求，则视为单独式请求。行政赔偿义务机关接受这类请求无须确认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只需就侵权事实成立与否及赔偿数额等问题与受害人共同协商，达成共识。例如，某公民在被拘留期间，受到警察刑讯和殴打，如果他仅就被殴打受到损害请求行政机关赔偿，赔偿义务机关无须审查该殴打行为合法与否，而只须确定损害人因其合法权益受到该行为侵犯造成损失而请求的行政赔偿。我认为这一范围过窄。单独式请求包括两部分，一是对已经确认为违法侵权的行为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赔偿请求；二是对无须确认的明显违法行政行为直接向行政机关提出赔偿请求。因为行政侵权行为很普遍，确认机关却只有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如果要求所有受害人对侵权行为提起赔偿请求之前都要经过确认阶段，势必增加受害人的负担。况且有很大一部分行政侵权行为明显损害事实，而不涉及确认其合法与否问题，更无须通过复议或诉讼途径先确认为违法，再向行政赔偿义务机关请求赔偿。如行政机关公务员殴打侮辱行为、狱政管理中的事实行为等，既不属于行政复议和诉讼范围，也没有适当的确认机关，因此，赋予受害人直接的请求是必要的，即受害人可就赔偿问题直接向行政机关单独提起，由赔偿义务机关与受害人协商处理。
附带式请求，是指行政赔偿请求权人在提出行政复议或其他审查行政行为合法性程序的同时，附带请求以审查行政行为合法性、适当性为主要内容，以赔偿损失为附带内容。受害人可在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申诉，在要求有权机关审查并确认某一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的同时，还可以附带要求侵权机关赔偿其损害。当然，附带式请求往往须经过两道不同的程序，一是先确认行政行为违法或不当，二是就违法和不当的行政行为所遭受的损害提出赔偿请求。由于确认机关未必都是赔偿义务机关，因此，会出现确认机关与原机关共同承担赔偿责任，或确认机关责令原机关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例如，我国行政复议条例第44条规定："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为侵犯申请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申请人请求赔偿的，复议机关可以责令被申请人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负责赔偿"。
二、赔偿请求权及受理
在行政机关内部赔偿程序中，受害人提出赔偿请求，赔偿义务机关受理请求都必须符合一定条件，履行法定手续。这些要件和手续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实体要件
请求权人向赔偿义务机关请示赔偿，应当具备以下实体要件：
1.请求权人原则上是因行政机关及公务员执行职务行为而直接受损害的人。如被违法拘留的人，被非法没收财物的人，被殴打、拘禁的人。至于受害人死亡的，其继承的、被抚养人、支付丧葬费的人为请求权人。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等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受侵害而提出赔偿请求时，由其法定人。
2.被请求人为行政赔偿义务机关。
3.请求依据是能够证明的损害事实。包括已受损失和必然的可得利益损失，不是假想、预料、期待的非现实损害，以及相关的法律文件，包括确定行政机关赔偿义务和受害人请求权的一般赔偿法和特别法。
（二）程序要素
从许多国家、地区行政赔偿立法及实践看，程序要素是请求权人提出赔偿请求，行政赔偿义务机关履行赔偿义务的步骤、方法、形式要求等综合因素。它主要包括：书面申请、法定期限内提出、行政机关决定或协议期限、协议及赔偿金额限制等。
1.书面请求
受害人等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赔偿请求，须以书面形式进行。请求赔偿行为属要式法律行为，因此，仅以口头表示请求赔偿的意思是不够的，难以构成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行为，例如，《美国联邦侵权赔偿法》第2401条规定："除非于求偿权发生后二年内对于有关联邦行政机关以书面提出赔偿请求，……对于美国联邦政府的侵权行为之诉，即归于消灭。"我国法律目前并未规定向行政机关提起赔偿请求须以书面形式为之，但实践中做法则多采用书面形式。如行政复议程序中附带请求赔偿的，须以复议申请书为基础提出附带请求，一般均采用书面形式。
2.法定期限内提出请求
向行政机关提出赔偿请求，必须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这与诉讼上的消灭时效是一致的。许多国家、地区的法律都明确规定了国家赔偿的请求期限，即请求权的消灭时效。其意义在于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求偿权利，义务人早日履行其义务，以免时过境迁，发生举证困难，解除请求人与赔偿机关及公务员的顾虑。如果请求权人不能在法定期限内向赔偿义务机关或其他有关机关提出赔偿请求，则丧失胜诉权，即丧失要求法院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的权利。当然，即使在时效届满的情况下，权利人仍提出请求，义务人主动履行义务的，权利人仍有权受领。行政赔偿的请求期限也就是消灭时效、诉讼时效。由于它与民事赔偿有一定区别，因此多采用短时效。
3.行政机关决定或与请求人协议的时限
赔偿义务机关收到赔偿请求权人的书面申请后，一般会出现三种结果，一是认为无赔偿义务，作出拒绝赔偿的决定；二是认为可以赔偿，与请求权人进行协议；三是既不拒绝，也不协议而是拖延不答复。为了保证请求权人及时获得赔偿，督促赔偿义务机关尽早履行义务，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均规定了赔偿义务机关作出决定或协议的期限。例如，韩国法律规定赔偿审议会作出认可或拒绝的期限为两个月，超过两个月不作决定的，赔偿请求权人可直接。奥地利法律规定，被害人提出赔偿请求三个月内，如赔偿义务机关拒绝或未确认，被害人有权。
规定行政赔偿义务机关受理请求后的决定或协义期限有利于尽快解决赔偿纠纷，防止一案久拖不决，损害当事人的权益和行政效率。我国目前尚无明确规定，根据行政复议条例规定，附带请求行政赔偿的，与复议期限一致，复议机关应在两个月内作出裁决。今后国家赔偿立法也可规定为两个月的协议或决定期限。
4.协议或决定赔偿的金额限制
为了防止行政机关为安抚受害人滥用赔偿权，有些国家和我国台湾规定行政机关自行决定赔偿数额的限制。美国《联邦侵权赔偿法》规定，行政机关对超过25000美元作出赔偿裁决，妥协与和解，应事前获得司法部长或其指定人的批准始为有效。我国台湾"国家"赔偿法施行细则规定：赔偿义务机关有权在一定金额限度内，迳行决定赔偿金额，超过限度，应报请其直接上级机关决定。金额限度，由行政院依据机关等级、性质、事权大小和经济状况决定。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此尚无规定，可以考虑在今后的国家赔偿法细则中对不同级行政机关决定赔偿的数额予以规定和限制。
三、行政机关作出赔偿决定或协议的效力
赔偿请求权人与赔偿义务机关达成的协议或赔偿义务机关作出的裁决具有确定力和拘束力，双方当事人不得随意反悔更改，这是多数国家法律所明确规定的。例如，美国《联邦侵权赔偿法》第2672条规定，除非前项之行政调解系以欺诈方式达成，行政机关所为的妥协、和解、裁决或决定，在本法关于对美国联邦政府基于侵权行为而提起的民事诉讼的规定限制下，对联邦政府全体官员均有终局的效力"。"请求权人接受前述的裁决、和解或妥协，对于该请求权人应产生终局的拘束力，并对美国联邦政府及其人员因其行为或不行为所生的赔偿请求构成完全之免除"。
可见，在行政赔偿的先行协议程序中，赔偿义务机关与请求权人所达成的赔偿协议与法院的调解书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既可以成为赔偿义务机关履行赔偿义务的依据，又可以成为请求权人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依据。具体而言，赔偿决定或协议发生以下效力：
（一）赔偿义务机关履行赔偿义务
由于赔偿协议具有与法院判决、调解书同等的效力，因此赔偿义务机关与请求权人达成协议后就负有履行协议的赔偿义务，应当向请求权人支付赔偿金、或按协议内容恢复原状。此项履行应当在一定期限内完成，我国台湾法律规定为20日。当事人也可以约定履行期限，但不宜过长。赔偿义务机关在协议前或协议中已先行支付的医疗费、丧葬费和其他费用，应于履行赔偿金时扣除。
（二）请求权人取得执行名义
赔偿协议的效力还存在于请求权人向赔偿义务机关请求赔偿时，该赔偿义务机关不得拒绝或延迟履行。否则，请求权人有权申请法院强制执行。通常法院强制执行的标的为赔偿义务机关所有的财产，但由于行政机关的财产性质特别，有些情况下不宜作为强制执行的标的。例如，机关公用的实物、公务员的工资等。许多国家和我国台湾均有一定限制。例如，在英国、法国、美国、西班牙、澳大利来等国，不能申请强制执行国家赔偿责任。在美国由国会编列预备金支付赔偿费。德国虽然曾规定财政财产可以强制执行，但公有物仍不能强制执行。
我国现行法律没有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赔偿裁决或与请求权人达成协议后拒不执行该裁决或协议的处理办法，因此，请求权人能否就裁决或协议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仍无定论。但从国家赔偿立法的趋势和规律看，规定请求权人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是必要的，这是保证赔偿义务机关及时履行义务的重要途径。但由法院强制行政机关执行协议存在一定难度，同时还可以开辟另一个途径，即赔偿义务机关超过期限拒不履行协议的，请求权人可以就此向法院提起赔偿诉讼。
赔偿义务机关与请求权人经协商未达成协议的，行政机关应出具一定证明文书，作为行政机关先行处理的证明，便于请求权人提讼。如不出具证明，则请求权人自协议开始后一定时间为限，有权向法院。
有机合成的定义篇6
关键词：机械工程专业英语词汇
在英语学习中，词汇是语言的基础，是一个占据主体地位而又庞大繁杂的体系。机械工程专业包括很多技术分支，从宏观上可分为传统制造技术、现代制造技术以及特种加工技术。微观上，传统制造技术可分为工程材料、热处理、铸造、锻造、焊接、机械加工方法、制造设备、刀夹量具、公差与配合、液压等，其中标准件及常用件又可细分为螺栓、螺母、螺钉、销、键、齿轮、轴承、弹簧等；现代制造技术可分为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数控技术、柔性制造技术、计算机辅助质量控制、计算机集成制造、工业机器人、虚拟制造与网络化制造、快速成形与反求工程等。这样两大让人费神的专业结合在一起，虽说给专业英语学习者制造了巨大的困难，但机械工程专业词汇是在机械工程专业范围内的英语词汇，总体来说依然具有英语词汇的特点。如果学习者能掌握一些专业词汇方面的规律和记忆方法，就能有效地扩展专业词汇量，翻译能力自然会提高不少。
一、普通词汇的专业化
机械工程大量使用专业词汇，但其中有相当数量的专业词汇借助于英语的普通词汇，它们是英语中的常用词，但到了机械工程专业中却成了专业技术用语，具有严格的科学含义。例如file在英语中是一个常用词，意即“档案”，但被机械工程专业借用后，含义经过专业化，则变为“锉刀”。借用英语普通词汇以表达机械工程专业技术概念，在语义学上属于以联想建立词义，即以引申或扩展（包括借助于各种修辞格）基本词义来给新的概念命名，符合英语一词多义和词性转化的历史传统。这一点不同于汉语。现代汉语给某一专业概念命名的基本趋势是尽量避免使用普通词汇，力求用新词表达新义，因为汉语中有“顾名思义”的历史传统，用词讲究专词专用，在词义上要绝对避免产生歧义。
英语中这种普通词汇的专业化不仅表现在机械工程专业中，同一个英语普通词汇有时不是仅被一个专业所采用，而是被许多专业采用来表达各自专业中的专业意义。例如transmission一词在物理学中的词义是“透射”，在医学中的词义是“遗传”，在机械工程中的词义是“传动”“变速”。更有甚者，在同一个专业中同一个普通词汇有许多不同的词义。单以机械工程专业词汇为例，power有“电源”“力”“电力”“能力”“功率”“乘方”“价”“倍”等意思，cut有“截”“裁”“剪”“切”“镗”“钻”“刨”“断面”“剖面”“截面”等意思。
普通词汇专业化后的专业含义一般比较稳定，但还是有一些普通词汇在专业英语中的词义可能非常灵活，变义很多，必须根据上下文细心判断。例如development一词在具体的上下文中就不一定是“发展”，而可能是“研究”“研制”“开发”“研制获得的成果”“研究取得的进展”等等。动词develop还可能有“恶化”“扩大”“变化”等含义。这种在专业资料和文献中使用很多、词义又丰富多变的词，在翻译中要加倍注意，必须紧紧抓住上下文，不要望文生义、主观臆断，以防出错。
二、构词法生词
在机械工程专业英语词汇中，还有很大比例的词汇是通过构词法生成的。由构词法生成的专业词汇主要有以下四种。
1.派生词
派生词即通过派生法构成的词，利用词缀（前缀或后缀）作为词素构成新词。在基本词前面加前缀，或在基本词后面加后缀，构成一个与原单词意义相近或截然相反的新词的方法叫做派生法。前缀（prefix）一般改变单词的意义，不改变词性。前缀是有特定意义的，分为不表示否定意义和表示否定意义两种，记住常用的前缀对于学习者猜测词义和记忆生词有很大的帮助。以下是机械工程专业英语中不表示否定意义的前缀及由其构成的词汇示例：auto-（自动）+motive（发动的）=automotive（自动的），bi-（双，两）+lateral（横向的）=bilateral（双向的），inter-（相互）+lock（锁）=interlock（互锁），micro-（微，显微）+fracture（裂缝）=microfracture（微裂缝）。以下是机械工程专业英语中表示否定意义的前缀及由其构成的词汇示例：anti-（反，防，抗）+corrosion（腐蚀）=anticorrosion（防蚀，防锈），counter-（反对，相反）+balance（平衡）=counterbalance（反平衡），de-（去除，减）+burr（毛刺）=deburr（去毛刺）。
后缀（suffix）通常会改变单词的词性，构成意义相近的其他词性。以下是机械工程专业英语中改变单词词性的后缀及由其构成的词汇示例：equip（装备）动词+-ment（状态）构成名词=equipment（装备）名词，ductile（易延展的）形容词+-ity（…性）构成名词=ductility（延展性）名词，clear（清晰的）形容词+-ness（…度，…性）构成名词=clearness（清晰度）名词。
利用词缀构词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词缀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同时又具有极强、极广泛的搭配表意能力。这是因为：一方面词缀的基本含义都比较稳定、明确；另一方面词缀的附着力很强，附着在基本词之前或之后，新的概念可以立即形成。此外，英语中的词缀本来就十分丰富，随着科技和英语本身的发展，又不断产生新的构词成分，并被广泛应用于专业词汇的构词。
例如：bio-（生命、生物）、thermo-（热）、electro-（电）、aero-（空气）、carbo-（碳）、-ite（矿物）、-mania（热、狂）等。这些构词成分并不是传统的英语词缀，它们都是一些科技词汇的词头或词尾，但它们的附着构词能力是很强的，因此熟悉这些科技词汇的构词成分，对解析、判断、翻译机械工程专业英语词汇是很有帮助的。遇到较长的专业词汇时，可以根据构词规律，利用解析法，即先分析出词素及其意义后，将词素意义进行合成，从而得出词汇的完整词义。
2.复合词
由两个或更多的词合成一个词的现象，叫复合词。复合词在书写时的特征是：有的连写，如breakdown（故障）、worktable（工作台）、headstock（床头箱）；有的用连字符，如low-alloy（低合金的）、stress-strain（应力应变）、open-loop（开环）；但也有分开写的，如electricdrill（电钻）、clearancefit（间隙配合）、interferencefit（干涉配合）。鉴别复合词的时候，至少可以断定连写的和用连字符的肯定是复合词，要注意的是分开写的复合词与词组或短语的区别。可以这样说，只要两个组成部分都保留着它们原来的全部意义和原来词组的结合关系，那就不是真正的复合词。大部分机械工程专业的复合词词义是将组成此词的各个单词的词义叠加，因此理解了各个单词的意思，基本上就可以掌握它们所组成的复合词的含义。
3.转化词
转化词即通过转化法构成的词。转化法是把一个词从原来的词性转化为另一种词性，从而使该词具有新的意义和作用。
在翻译中最常见的是英语名词转译成汉语形容词，用作所修饰名词的前置定语。例如：whenthetankerreachestherefinery，itsloadofcrudeispumpedintotherefinerystoragetanks.（油轮到达炼油厂时，其负载注入炼油厂储油罐的原油。）refinery、storage均为名词，现转译为汉语形容词，作“tanks”的前置定语，则“therefinerystoragetanks”译为“炼油厂储油罐”，句中“crude”原意为形容词“未加工的”，现转换为汉语名词“原油”。
此外，英语名词还可以转换成汉语动词，例如：theapplicationofmathematicalanalysistothesolutionsofcomplextechnicalproblemsisalmostimpossible.（用数学分析来解决复杂的技术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英语形容词、动词、副词和介词有时可转换成汉语名词，英语形容词和介词有时还可转换成汉语动词。
4.缩略词
由1个长单词或2个以上的单词缩为1个短单词，有时缩略到只剩几个字母，叫缩略词，又叫缩写词。缩略方法如下。
（1）截头，如bicycle变成cycle（自行车）。
（2）去尾，如kilogram变成kilo（千克）、Laboratory变成Lab（实验室）、Cavity变成CaV（模穴）。
（3）既截头又去尾，如refrigerator变成fridge（电冰箱）。
（4）还有极为少数的各取两词的一部分刷新成的混合词，混成后新词兼具两个旧词之形义。如由smoke（烟）和fog（雾）构成的smog（烟雾），由mechanics（机械学）和electronics（电子学）构成的mechatronics（机械电子学），由automatic（自动的）和equipment（设备）构成的auteq（自动设备）。混合词是复合词的一种变体，在机械工程专业词汇中很普遍，原因可能是熟悉本专业知识或技术的人认为混合词比较简略，不难借助联想理解词义。
（5）再有就是为了术语规范化经常使用的首字母缩略词，即列出每一词的首字母，有的直接列出首字母使其成为一个词。如aDp（automaticdataprocessing）自动数据处理、iC（integratedcircuit）集成电路、DC（directcurrent）直流电、aC（alternatingcurrent）交流电、CaD（computer-aideddesign）计算机辅助设计、Cam（computer-aidedmanufacturing）计算机辅助制造、pDS（productdesignspecification）产品设计规格。有的在每个首字母后面加上点，如e.L.（elasticlimit）弹性极限；且有的大写，如以上各例；有的小写，典型的例子是laser（lightamplificationbystimulatedemissionofradiation）激光。
缩略词的出现虽然方便了交流，但同时也增加了阅读和理解的困难，学习者对此应加以注意和积累，遇到没有把握的缩略词，只能结合文章意义多查词典。
三、新生专业词
机械工程行业发展迅速，新发现的物质、新的现象、新的概念、新的思想、新的方法和技能大量涌现，且呈加速的趋势，原有的科技词汇很难将他们表达清楚，于是需要创造新词汇表达。在阅读、翻译一些最新专业文献或介绍最新发明事物的科技文章过程中，反映各种新事物的新词层出不穷，有些词甚至还未出现在词典中。这类词的理解首先需要追本溯源，找出词素，从词形上加以判断，再参照上下文来推断具体的含义，除了新造词以外，它们的新义一般就是各个词素的结合。例如：tribology（摩擦学）、nano（纳米）、nanoprocessor（毫微秒处理机。）
还有许多新生专业词汇是借助人名、地名、商品、机构等命名的专有名词，在翻译中一般采用音译加注释，例如大型计算机的iBmSystem就是取自垄断性商业机构internationalBusinessmachinesCorporation（美国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利用这类专有名词并不是机械工程专业的新发明，很早以前就有ohm（欧姆）、amp（安培）等等常用专业专有名词。遇到这种新词，除了借助词典，还要多关注专业领域的动态。
四、多词同义
英语中为了避免重复，常常用不同的词汇指代同一种事物，翻译成一个汉语词汇，这种现象就是所谓的多词同义。例如pipe和tube都有“管子”的意思，machine、machinery和mecha都有“机械”的意思。
有机合成的定义篇7
关键词：合作主义；福利国家；新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D57文献标识码：aDoi：10.13411/ki.sxsx.2016.04.012
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奥菲曾经将福利国家的发展大致区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由于政党竞争和阶级斗争等因素推动，国家担负起广泛的、长期的社会供给责任；第二阶段，社会需求不断增加，国家的责任不断上升，国家运用它所具有的权力和资源来承担责任的能力却相对来说不断下降，第一阶段中的广泛供给在某种程度上中断；第三阶段，从失败中吸取教训，缩小国家的控制范围，减少国家责任。20世纪70年代，随着经济危机的爆发，资本主义世界的福利国家也因失去其原有的财政支撑而面临着剧烈的冲击和考验，并开始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开始重组福利国家，缓解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社会关于福利国家如何重组的问题出现了意见分歧。英国学者高夫认为，福利国家的重组基本上“是依据着两种形式――新自由主义的形式与合作主义的形式……我已看到英国、美国和新西兰正热烈追求新自由主义的途径……合作主义的途径则在北欧整个地保存下来”。[1]X新自由主义认为，福利国家已经发展到了极限，并严重地构成经济发展的累赘和经济危机的根源，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在政治上则表现为新保守主义政党主张紧缩福利国家，扩大市场原则。就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意图来说，福利国家需要巨大的财政开支，这被当作经济危机的根源，所以削减国家福利就成了解决危机的必然途径。与新自由主义完全转向市场原则、放弃国家的福利责任不同，合作主义的福利国家重组战略侧重于福利供给模式的调整，即由国家主义的福利供给模式逐渐转向非国家主义的福利供给模式，改变由上至下的国家主义福利策略，形成国家、资本家、劳动者三者之间协商决定福利供给的模式。这可以说是福利要素的重新组合，与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模式相比，更加注重自下而上的社会利要素的作用，而不是绝对地依赖于国家。
以奥菲、高夫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显然是反对和批判新自由主义理想化设想的：消灭福利国家，就消灭了经济危机及其根源。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国家福利的削减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即使它或许能够暂时解决福利国家财政危机上的燃眉之急。从长远来看，福利国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得不进行的一项历史性进程，违背这种不可逆性，强行拆除福利国家设置，只会使社会陷入更大的麻烦之中。“最笼统地来说，福利国家本身的减少会妨碍资本主义社会的再生产，不只是劳动力的再生产而已，也包括社会整合与和谐的维护，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再生产。”[1]195从这个层面来说，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合作主义福利国家的重组战略不谋而合。
一、合作主义的福利国家重组模式
如前所述，在经历了70年代的经济危机之后，新自由主义福利国家重组战略的基本方向就是福利的重新市场化，主张市场逻辑才是福利最大化的保障，这可以看作是福利国家的逆向反弹，其目标已然不能说是福利国家的重组，而是对福利国家的否定并且走向市场。然而在实践的过程中，无论是撒切尔大刀阔斧的改革，还是里根经济学的实践，都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保留已有的部分福利国家项目，使社会不至陷入崩塌。新自由主义以牺牲福利因素、拆除福利国家来应对经济危机乃至福利国家危机，是一种相对消极的、以市场原则而不是福利要素为主导的重组方案，在论及福利国家的重组方案时，其意义明显要比合作主义方案小得多，即使它的实践范围和影响力要广泛得多。
以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各国为代表的合作主义福利国家模式，在对既存的福利国家进行修正的基础上，基本上继续维持较高的福利供给以及充分就业等福利政策。合作主义方案虽然在实践领域以及世界格局上占据的地位要比新自由主义小得多，但它对于福利国家重组的意义却是非常重大的，它在拆除福利国家和重新市场化战略之外，为福利国家重组提供了另一种实践的可能性。合作主义与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都存在着区别，但同时又吸收了它们的一些方面。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强调国家在社会福利供给中的决定性和枢纽性地位，新自由主义则强调个人主义及市场机制对福利分配的重要作用，而合作主义在认同国家的重要作用的同时，强调自下而上的社会合作协调机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认同个体利益区别的同时，强调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重合与合作具有可能性，力求在左与右、国家与市场之间寻求平衡，实现福利国家的良性重组。
米什拉曾将合作主义定义为：“根据总的国家形式为谋求各种经济和社会目标之间达到平衡状态而在社会层面上实行的‘三方伙伴主义’。”[2]61即国家、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建立起来的合作伙伴关系。与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高度依赖于国家供给和政策支持的特征不同，合作主义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在国家制定的框架内实现资本与劳动者之间的协调，以协议和合作的方式来连接国家、资本与劳动者三者的关系，实现社会福利供给。虽然合作主义制度也依赖于国家，但是国家更多地只是充当一个媒介和管理者，而不是作为一个绝对的福利提供者和直接支配者，国家干预管理活动及其福利责任实际上经历了一个下放和分散的过程。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合作主义既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修复市场失灵、资本主义商品形式瘫痪以及社会冲突，又避免了由于国家承担过重的社会需求而导致的政府失灵及政治危机，合作主义模式介于完全市场与政府高度控制之间，并在两者中间寻求经济发展与社会目标的兼容性发展。
就合作主义本身来说，它是一种源远流长的思想，而不是在70年代福利国家危机以及后危机时期之后才出现的，许多西方学者甚至认为“福利国家源于自由的合作主义”。[3]合作主义的福利国家模式也不是在福利国家危机之后才产生的：“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社会民主主义统治已经形成了瑞典式的福利国家……这种统治建立在组织化劳工、资本和国家之间一定程度的合作之上。”[4]在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主义福利国家繁荣时期，合作主义因素并没有得到突出体现。在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遭受挫折之后，合作主义模式才真正地大放异彩，冲破经济危机与新自由主义的重围，逐渐在资本主义世界福利国家模式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米什拉认为，合作主义也并不是社会的专有，事实上在许多国家中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合作主义因素，但是目前来看，社会民主主义的合作主义模式是最成型的、最典型的合作主义模式。合作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之间似乎有一种“天然关联性”，以至于它们之间的结合能够形成长久稳定的关系。社会民主主义的合作主义模式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实践及其取得的成就，给它赢得了良好的声誉。正如安德森所说：“斯堪的纳维亚福利国家将丰厚的福利国家权利同快速的经济增长、低失业和很高的劳动力参加率（尤其是在妇女中间）结合起来，因此享有国际声誉。它们似乎已经达到了社会平等和经济效率的难以捉摸的结合。”[5]这也正是偏居一隅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无论是在国际声誉还是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都备受瞩目的原因，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向人们暗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是可以克服的。
米什拉认为：“瑞典和奥地利或许是提供了所谓的社会合作主义（socialcorporatism）道路的两个最著名也是最成功的典范”，[2]50尤其是瑞典。瑞典通过“反周期投资政策”（anti-cyclicalinvestmentpolicy）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labour-marketpolicy）来保证充分就业战略的实现。“反周期投资政策”是指国家通过激励和控制手段，促使企业保留一定的利润空间，为经济衰退和危机准备储备资金，提高企业抵抗周期性经济危机的能力。“劳动力市场政策”包括一系列创造就业岗位的公共项目，以及为工人提供培训。同时，瑞典注重将充分就业目标与减少工资差距的目标结合起来，平衡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在瑞典的合作主义模式中，“国家成为雇主组织与主要工人组织之间进行工资谈判的中心体系”，[2]51劳资双方在国家制定的框架内进行谈判和协议，同时吸收了自愿性和国家性、谈判和计划两方面的因素，这就明显地不同于以往完全依靠国家进行再分配的福利国家战略。瑞典的一系列合作主义战略一方面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又有助于维持工资一致的目标，避免完全自由谈判导致的工资不平等。也就是说，社会合作主义“使生产和分配、经济与社会福利等协调起来，从而维护了福利国家的基本前提和制度”。[2]52
70年代中期的经济危机显示了合作主义在维持福利国家方面的优势，但照样也面临着不小的考验。瑞典的“反周期投资政策”与“劳动力市场政策”已经不能很好地解决由于经济滞胀而来的过剩和失业等问题。瑞典政府在实施“劳动力市场政策”解决剩余劳动力的同时，向工业提供巨额补助，帮助工业抵抗危机并进行重建。因此，国家的公共支出不断上升，财政盈余开始变成财政赤字。奥地利同样经历了这一过程。尽管如此，合作主义福利国家模式经还是经受住了经济滞胀的考验，其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制度整合也基本上被保持下来。到80年代中期，瑞典经济已经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并继续保持其高福利的特征。
关于合作主义主要有两种解释路径：一种是多元主义解释路径，将合作主义看作是国家以委托、权力下放等形式将政治问题和需求转移到一个不会直接影响国家政权稳定的区域，各利益集团在一定程度上获得自我管理的权利；另一种是阶级解释路径，从传统阶级统治角度出发将合作主义看作是统治阶级抑制阶级冲突的重要方式。奥菲试图结合这两种解释路径，认为合作主义的得与失依赖于其“主要的动机是‘抑制’还是‘委托’”，[6]241这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合作主义模式中，具体形态是不一样的，因此不能笼统地说合作主义是一种权力委托或者是抑制阶级冲突的方式。科尔皮（w.Korpi）认为：“三方伙伴主义或合作主义应被准确地理解为劳资之间正在发生的阶级冲突的一部分或冲突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它代表了劳动者对劳资之间特有冲突能够施加政治影响力的一种形式。”[7]总的来说，福利国家在经济危机之后陷入尴尬的困境中，尤其表现为“政治控制的参数化方法在经济层面上存在不足，而干预主义的方法在政治层面上成为不实际的”，[6]247合作主义模式对于福利国家困境和危机来说就是一种非常重要且有意义的解决途径。合作主义模式调和了这种“不足”和“不实际”，国家从直接的提供者、参与者转向引导者、平衡者。合作主义模式比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具有更强的容纳和解决冲突的能力，因为它不再主要以一种从上至下的单向模式来实现，而是以一种多向的协商模式来实现冲突的调和。同时，它也使“冲突非政治化（depoliticizingconflict）”，[6]242也就是将社会冲突转移到政治核心的边缘，不会直接地影响到现存政权的稳定。
二、新马克思主义对合作主义模式的批判
不得不承认合作主义模式对于解决福利国家矛盾和危机所起到的作用，及其在资本主义福利国家中所具有的意义，或许可以称得上是迄今为止最典型的福利国家模式，以北欧为代表的合作主义福利国家在经济与社会目标上的平衡发展充分证明了这种模式的成功。但是这种合作主义福利国家模式也面临着一些质疑，如新马克思主义者就认为，在肯定合作主义福利国家模式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及其合理性的同时，也必须注意到合作主义模式自身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因此并不是最理想的福利国家模式。
首先，合作主义模式依然是一种以各个阶级为基础的协议模式，存在“阶级倾斜”，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巩固了现有社会阶级结构。在协商的过程中，资本以其具备的资本否决权对协商结果起着实质性的主导作用，谈判结果总是更加有可能顺着资本的意愿。确切来讲，协商并不是比各阶级的口才，而是各阶级在协商前所具备的社会势力，如地位、财富、权力等等，这种社会势力才是决定协商结果的压倒性因素。更不用说，工人阶级进入谈判桌是需要具备一定资格的，这些资格实际上对工人阶级造成了限制和排斥，甚至这些资格就是资本家参与制定的。奥菲认为，“新合作主义”和“三元”决策模式“不仅以旧中间阶级为代价，而且以那些没有得到很好组织的工人阶级领域为代价，它代表了高度排他性的群体框架内部所进行的协商和决策制定形式”。[8]合作主义模式看似是资本、政府、劳动者三方以契约精神为原则进行谈判来实现社会福利决策，但是无论从谈判资格还是谈判结果来说都是不对等的，无法实现真正的契约精神。因此，完全有可能的是，看起来平等的协商，其产生的结果并不一定平等。合作主义宣称的社会公正、公平的价值很难真正落实，它的谈判模式是代表力量之间的谈判，而对于没有能力、没有资格坐上谈判桌的人来说，他们的权利和利益诉求是无法得到体现和保障的。因此，也有人说合作主义只是将社会负担转移给那些被排他性地置于谈判桌之外的社会成员，而将利益酌情分配给谈判桌上的人。在合作主义的模式下，基本上仍然是资本主导权力，仍然存在着“政治权力的部分私有化”，[6]247契约对于资本、政府和劳动者的约束力也由于三方所拥有的实际权力的不同而有差异。
资本与劳动的社会权力依赖于它们的经济破坏及其撤回资本或劳动力的能力。从这个层面上来说，资本的社会权力要明显地大于劳动。资本的撤回对于整个社会的经济可能造成巨大的影响，然而劳动力的撤回如果不能以集体的形式出现，那么个体性劳动力的撤回可能带来的影响往往会立刻被劳动力市场竞争所淹没，尤其是在劳动力储备军充足的时期，但是劳动力撤回对于一般劳动者个体的影响却是非常巨大的。这就决定了劳资双方的社会权力是非对称的，他们“追求他们各自利益的自由存在很大程度的不同”。[6]248此外，由于劳动力参与谈判的能力更加依赖于其组织化程度，他们参加并影响谈判的难度也相对更大。也就是说，合作主义制度对于劳动力的政治要求等方面的限制也更为严格。虽然合作主义看似为劳资双方提供了平等的机会和规则，但是它对于双方的权益却是非常不对称的，或者说合作主义模式本身就存在着“阶级倾斜（classbias）”，[6]256它对于资本更为有利。由于阶级实力的落差，国家在合作主义模式中所扮演的中立仲裁角色也非常有限。正如高夫所说，合作主义模式“提供了一个机制，将先进资本主义中较强大的劳工运动收编到国家结构之中……即国家是仲裁资本与劳工利益的中立团体，虽然这正是此种安排所要给人的当然印象。相反地，国家作为资本的人，了解劳工运动的真实力量，并寻求治理这股力量，以符合资产阶级的最终利益”。[1]208
因此，在新马克思主义看来，合作主义模式存在着“理论（以及实践）缺陷”，这种“私人权力和政治权威的特殊融合”缺少合法性支撑，[6]256即缺少劳资双方必须遵循这种合作主义安排的可靠理由。与民主政治相比，合作主义明显更依赖于各方势力对比，而不是依赖于一套既定的原则和程序。合作主义模式稳定性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克服其“阶级倾斜”。在合作主义模式中，劳动者的工会联盟实际上放弃了以更激进的方式提出更广泛要求的权利。因此，资产阶级也应相应地放弃其资本否决权，即放弃其不投资的权利，使坐在谈判桌上的利益代表能够真正地处于平等的地位进行协商。
其次，合作主义福利国家模式具有明显的不稳定性与无效性。第一，合作主义的福利国家模式并不能消除福利国家的内在矛盾。代表社会福利要求的“社会工资”与资产阶级的“社会控制”之间的冲突持续地存在，因为资本与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始终持续存在着，这两个矛盾的方面顶多只能在合作主义的模式内得到暂时的妥协式平衡，随着力量的拉锯和倾斜，其稳定性就会受到挑战。第二，合作主义模式加剧了劳动阶级领袖代表与被代表的广大劳动者之间的冲突，导致劳动阶级内部的分化加剧，劳动阶级领袖的领导和控制能力下降。第三，原本在快速的经济增长带动下能解决的问题和冲突，在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停滞的时期，会充分暴露出来，而合作主义的“策略似乎不能无限期地延后先进资本主义世界里阶级冲突的爆发”。[1]214合作主义的福利国家策略只是部分地、暂时地缓和了资本主义的阶级冲突，并不能无限期地延缓这种冲突的爆发。高夫认为，在经历了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发展之后，70年代的经济已经明显凋落。没有了资本累积的长期不断增长，合作主义福利国家模式就面临着更大的稳定性问题。
对于新马克思主义对合作主义的批判，米什拉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新马克思主义过分强调合作主义模式的阶级特征，而忽略了它对于社会整体利益的重要作用。米什拉认为，合作主义实际上在维持充分就业的问题上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成功，这对于谈判桌上的任何一方都是有利的，且意义重大，即使没有坐到谈判桌上的人也是受益的。而且通过合作主义的工资谈判，工资差距减少了。把社会合作主义完全等同于一个特殊利益代表的部门，贬低了社会合作主义对于广泛社会大众的重要性。就这个层面来说，米什拉认为合作主义的批判家们先入为主地将合作主义看作是特权利益的代表形式，忽略了合作主义的整个理论基础是广泛的社会整体利益，忽略了它对于大众的重要性，比如“与社会民主合作主义相联系的两个主要政策――充分就业和自愿工资限制，看来并未损害那些无组织、无代言人的工人，而事实上有利于他们的利益”。[2]64因此，不能仅仅把合作主义看作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表，而应将其看作是无产阶级斗争的一个部分，看作无产阶级斗争取得的部分胜利。
但是，米什拉也同样承认：“三方伙伴主义决不是包治资本主义百病的灵丹妙药，无论如何它也不能超越福利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和冲突。”[2]65因此，合作主义或者三方伙伴主义的福利国家模式始终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和不稳定性。社会合作主义的未来发展方向依赖于社会冲突和妥协的各种较量，劳动阶级试图维持、稳定甚至是拓宽这种政策，而资本家则不断地试图回到市场，社会合作主义会衰落还是继续发展下去将视这种较量的结果而定。“考虑到私人所有的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政体的局限性，在福利资本主义中要进行根本的变革，无论是向右还是向左，其幅度都比较有限。”[2]126
三、合作主义福利国家的新发展：“第三条道路”
合作主义方案并不限于北欧各国，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低谷之后，社会民主主义重新在其他欧洲国家出现复兴的趋势。1979年，作为战后福利国家政策主要推动力量的英国工党在经济危机造成的一系列衰退和混乱中下台，保守党上台执政，全面推进缩小国家干预和福利供给的改革活动；直至90年代末才出现了一股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浪潮，尤其以吉登斯提出的“第三条道路”为典型代表，合作主义思想由此得到进一步发展。吉登斯认为，在当今社会，保守主义已经发展为激进主义，而社会主义则变为保守主义，左与右的区分总是相对于特定时期的特定历史背景和趋势而言才有效。立场和利益变了，左派有可能变成，有可能变成左派。因此，吉登斯认为再用左与右这种陈词滥调来分析问题已经不适宜了。奥菲也说，仔细分析左派与对于福利国家的批判，就会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因此，在吉登斯看来，从左与右的对立中来理解福利国家无疑是没有意义的，新自由主义和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国家方案都有其局限性。福利国家的发展应该超越右与左的区分，在吸收新自由主义福利国家批判的基础上，重构社会民主主义，这就是他所宣扬的“第三条道路”。
“第三条道路”基本上延续了合作主义的大致路线，但同时又力图在传统福利国家基础上吸收新自由主义的要素，进行福利国家重组。吉登斯在其著作中充分表达了这种吸收与糅合的意图：“第三条道路政治应当接受对福利国家提出的某些批评。现在这种依赖于自上而下的福利分配制度，从根本上来说是很不民主的。它的主要动机是保护和照顾，但是它没有给个人自由留下足够的空间。某些类型的福利机构是官僚化的、脱离群众的、没有效率的，而且，福利经济有可能导致违反设计福利制度之初衷的不合理结果。但是，第三条道路政治并不把这些问题看成是应剔除福利国家的信号，而把它们视为重建福利国家的理由。”[9]117对于新自由主义“小国家”和社会民主主义“大国家”的分歧，吉登斯认为其实关键问题不在于大政府还是小政府，而在于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构建政府。面对当代福利国家面临的困境和危机，有必要“重构国家：超越‘把国家当敌人’的和‘认国家为答案’的左派”，[9]75将国家建构在一种积极的基础之上，建立新型的民主国家，并培育一个积极的公民社会，从而找到一条既能保证经济发展，又能实现社会公正的新路。
吉登斯在第三条道路的基础上提出“积极福利”的思想，其意图在于加强和巩固合作主义模式的社会性基础。吉登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国家不能以现有的形式生存下去，或者说，如果它继续保持现有的形式，就有可能逐渐被侵蚀或削弱”。[10]福利国家面临的各种问题，说明这种组织和分配社会资源的方式越来越显现出它解决问题能力的局限性，以及其面对各种新出现的问题的手足无措。因此，要根本性地解决问题就要从政治生活着手，制定能动性的政治方案，从社会问题的源头解决问题，告别从上至下的福利供给模式和福利依赖，建立积极福利制度。因为“如果‘福利’只具有一种消极的内涵而且主要面向穷人（就如美国的福利制度那样），那么它必然导致社会分化。”[9]112这种分化又持续地产生贫穷和福利依赖，将会导致一个非常可能的结果：“本来是用来解决失业问题的福利救济，如果它们被人利用、使之成为逃避劳动力市场的避风港的话，就会在事实上制造出失业。”[9]119因此，如何让福利仅仅作为一种社会成员生活的辅助和救济手段，不对正常的社会秩序造成阻碍，成为未来福利国家重建的重要方向。吉登斯认为福利国家应该遵循一个基本的原则，即“无责任即无权利”、“无民主即无权威”[9]68-69的原则，将社会成员的福利权利与其社会责任、工作积极性相关联，将国家权威与民主相关联，对政府进行改革，建立国家与社会机构的紧密联系，实现福利制度的现代化，建立一个“社会投资国家”。具体拿养老金问题来说，吉登斯认为，积极的福利政策应当废除固定的退休年龄，将老年人也视为可以继续为社会创造价值的资源，而不仅仅是一种被动的消极负担；而对于失业问题。吉登斯认为，因为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的充分就业的目标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难以实现的，但是国家促进就业的福利投资是必要的，所以应该改变以往以失业救济为主的福利模式，而以人力资源的投资为主要方式，比如实现终身教育，或提高社会成员参与劳动力市场的能力。
在积极的福利社会中，福利开支不再完全由国家支出，而是通过国家与其他社会机构的合作来实现，福利的供给者不仅仅是国家，而是被扩散到社会范围内。以往的福利国家主要是单向的给予和接受的过程，任何符合资格的人都可以领取福利，而不管这种资格是以什么方式、因为什么原因实现的。积极福利社会加强了个人的责任，减少消极福利依赖的可能性，福利的领域必须与个人的工作积极性相挂钩，福利以更加积极的方式从个人社会生活的源头上注入。吉登斯宣称：“积极福利的思想将把贝弗里奇所提出的每一个消极的概念都置换为积极的：变匮乏为自主，变疾病为积极的健康，变物质为一生中不断持续的教育，变悲惨为幸福，变懒惰为创造。”[9]132从平等到社会包容，从强调社会权利到权利与义务的平衡，从国家主导的社会政策到积极社会福利的建设，吉登斯试图调和社会民主主义左派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对立，既转变传统福利国家的国家主义观念，又积极回应新自由主义完全否定福利国家的攻势，社会福利运转的枢纽开始从国家向社会下移。
正如吉登斯自己所宣称的：“‘第三条道路’的意义在于：它试图超越老派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9]27第三条道路试图在国家主义与自由市场之间寻求合适的结合道路，重组福利国家；同时这也是合作主义模式的重要发展，对于现代福利国家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合作主义模式最初是以三方伙伴关系为其主要标志的，也就是说它制定了这样一个福利谈判、分配的模式，但是它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无论是国家主义的福利供给，还是谈判体制下的三方供给，都可能存在福利依赖、福利供给动力不足等问题。“第三条道路”，尤其是积极福利思想的提出，恰恰旨在解决这个问题，让福利成为社会自生的东西，成为融入到社会成员生产、生活之中的要素，而不是仅仅作为补偿要素、救助要素。就这个层面来说，“第三条道路”和积极福利思想的提出对于合作主义福利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上文笔者已经详细阐述过，新马克思主义虽然肯定合作主义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及其所取得的成就，但也对它做了诸多的批判。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型的合作主义模式主要出现在90年代，而新马克思主义对合作主义模式的批判主要在七八十年代，那么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新马克思主义对合作主义的批判是否适用于“第三条道路”，或者说“第三条道路”的合作主义是否已经突破了新马克思主义对合作主义所作的批判。
这个问题可以追溯到吉登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基本判断，即“资本主义已经无可替代”，[9]25“似乎再没有人认为除了资本主义我们还有别的什么选择。于是，剩下来的问题或争论所关注的，是应当在何种程度上、以及以什么方式来对资本主义进行管理和规治”。[9]46由此可以看出，吉登斯的思想仍然是限于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内的改良思想，第三条道路并没有超越资本主义自身的矛盾和冲突，也没有真正超越出左与右的对立。资本主义内部的瘫痪趋势、阶级对立仍是一个基本的事实，这些都不断地催生新的冲突和对立。抛开“第三条道路”在实践层面上的具体可操作性不说，它仍然是一种调和性的道路，并且会因为社会冲突和对立的变化而充满不稳定性。我国学者郑秉文认为，第三条道路“口号多于思想、含糊多于明确、折衷多于个性、拿来多于创新的几乎包罗万象的自我表述只不过是合作主义频谱两端之间的简单移动而已”。[2]184第三条道路或许在具体的层面上对合作主义福利国家模式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和尝试性构架，但是它并没有创造什么新的东西，也没有突破合作主义模式所存在的局限性。因此，新马克思主义对合作主义的批判也适用于“第三条道路”，它们都仍然只是资本主义框架内的调和主义路径，会随着实践的深入发展而表现出新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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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合成的定义篇8
近年来，随着商品-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教育合同这一新生事物悄然兴起，越来越多的横向教育关系通过教育合同来确定和规范，实践中大量出现了培训合同、委托培养合同、联合办学合同等新型合同关系。教育合同对培养大批人才、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和维护正常的教育秩序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如何将其纳入法制的轨道、实现法律对它的有效调整，已成为我国面临的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试从法律的角度对此进行论述。
一、教育合同产生的必然性
教育合同这种法律现象的产生，是有其客观必然性的：
1.市场经济提供了教育合同存在的土壤。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产品和服务均由市场进行配置，并通过契约这一法律形式来实现。教育作为一种服务，自然也要在市场原则下与外界进行公平交易与协作。市场经济的开放性与追求最优效益的目标还要求市场主体不断重组横向关系，优化资源配置，教育领域亦不例外，各种教育协作正是打破原有的地区和部门封锁的“诸侯教育”而形成的广泛的教育横向联合，这也要求采用契约即合同形式来实现。同时，市场经济对人才需求的日益扩大，客观上也促使订立教育合同成为培养大批社会急需人才的有效形式。
2.教育体制改革成果为教育合同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宽松的外部环境。长期以来，高度集权的教育体制使教育机构完全成为行政机关的附属物。近些年来，中央提出扩大教育机构自主权，赋予了教育机构诸方面的权能；更有一系列改革措施出台，改变了教育机构的附属地位。如校长负责制、教职工聘任制的实施，即进一步强化了教育机构的独立性；多渠道、多途径筹措教育经费，也使教育机构由纯粹的“财政输血”供养状况转变为具有一定“造血功能”的民事主体；加上政府职能转变，使得行政机关直接干预减少，教育行政机关主要通过宏观决策和建立教育评估、督导制度实施间接干预，从而使教育机构具备了宽松的外部环境。所有这一切既为适用教育合同提供了必要条件，也直接促使教育合同的发展。
3.有关法律制度的建立为教育合同提供了法律依据。首先，我国《民法通则》赋予了事业单位法人地位，从而也就从法律上确认了教育机构成为具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民事主体地位；其次，合同法规定了合同的一般原则和规范，使教育合同得以参照执行；再次，一系列教育法律、行政法规，特别是我国《教育法》，全方位规定了多种教育关系。这些均为教育合同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和保障。
二、教育合同概念的界定及其法律属性
由教育关系的复杂性决定，我国目前适用的教育合同种类繁多、形态各异，因而如何界定“教育合同”就成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通常人们所说的教育是一个涵义广泛的概念，包括了一切知识与技能的传授程序与方法，根据主体不同分为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的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等。而教育学上所称教育多取其狭义即专指学校教育。教育概念的界定直接影响“教育合同”的界定。与广义教育相对应的教育合同是指为了实现教育目的用以明确教育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协议。广义上的教育合同具有如下特点：1.主体呈现多元性，教育者不限于学校教师，还包括家庭成员、亲戚朋友及其他社会上的人；2.内容具有广泛性，除国家规定的教育内容之外还包括各种民间技艺甚至处世、道德等方面的内容，如生活中传授手工艺而形成的师傅带徒弟的关系等；3.所设定的教育程序具有随意性，除正规教育外，很难纳入统一的体系。并且，非正规教育即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属于自发的民间教育，其教育主体的职能不固定，教育内容和程序带有随意性，教育目标模糊，教育效果也难以评价，因此民间教育领域内的教育关系相当一部分不具有合同的显著特点。我们这里所讲的教育合同特指适用于正规教育即一方当事人为专门教育机构的教育合同，即狭义教育合同。
教育合同均是为某种教育目的而设立，故其权利义务必须包含教育方面的特定内容。所谓“特定内容”，是指提供某种教育教学行为或教育协作行为。因此，应划清教育合同与其他相关合同的界限：1.应区分教育合同与教育机构同外界进行一般民事交往的民事合同。教育机构为满足自身需要购买资料设备、进行技术交易以及基建对外发包等所签订的合同不应属于教育合同，因其既非为教育目的也不具有特定的教育内容。2.应区分教育合同与教师聘任合同。两者的区别同样在于内容上的差异。聘任合同是教育机构为完成其教育职能而与教师签订的有关录用、报酬、辞聘等方面内容的协议，并不涉及教育过程本身即不具有教育特定内容，因此也不属于教育合同，这类合同应属劳动合同或传统意义上的雇佣合同。3.应区分教育合同与行政合同。行政合同旧称“公法契约”，是国家机关与国家机关或个人与国家机关之间以发生所谓公法上的关系（即行政权利义务关系）为目的的合意行为，如官吏的任命、计划生育的保证协议等即是，它同教育合同明显差异表现为主体与目的不同，教育合同为平等的教育主体间以发生教育民事法律关系为目的而签订的合同；行政合同则是国家或国家机关等行政主体为发生行政关系之目的而签订的合同。
因此，教育合同概念可表述为：教育合同是教育机构与公民、法人、其他社会组织之间或教育机构相互之间为实现一定教育目的而签订的有关实施教育教学行为或提供教育协作行为的协议。
我们认为，教育合同具有一般的民法合同性质。它表现在：
1.教育合同主体法律地位平等。教育机构在合同中是以民事主体而非以行政主体出现，即使存在事实上的上下级隶属关系，在教育合同中上级机关也不能因其职权而凌驾于其相对人之上。合同内容也须兼顾双方利益，法律禁止签订“霸王合同”。虽然教育合同中有时规定一方主体必须服从另一方的管理，如自费培养合同、培训合同中通常有对受教育者的纪律约束条款，但此种规定仍是合同双方自愿约定的一个内容，体现了当事人的自主意志。
2.教育合同是教育主体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产物。即双方有权根据自己的意志和利益选择相对人，决定是否签约，经过充分协商就主要内容取得意思表示一致，合同方告成立。虽然教育合同有时是根据一方规定的固定格式和内容签订（如委培合同），但这并不妨碍当事人意思自由，因其仍享有选择权与决定权。意思表示一致还应表现为任何一方不得把自己单方面意志强加对方，禁止强迫命令。
3.教育合同也必须贯彻民法的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合同一方既享有权利亦须履行义务，并应为合同目的顺利实现创造条件。虽然教育合同的内容不具有明显的价值上的可估性，但仍应服从市场规律，体现对价关系，具有相对等价性。因一方违约造成另一方损失的，即应承担相应责任。
教育合同作为特殊的民法合同，除具有合同的一般特征外，还具有其自身的特性：
1.目的的公益性。所谓公益性即非以营利为目的。这是教育合同与其他民法合同最主要的区别。教育合同不直接介入商品流通领域，对国家宏观经济平衡不产生直接影响，其直接目的不是创造物质财富，而是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技术。目前我国除少数私立学校外，教育机构主要仍由国家兴办管理。作为事业单位，教育机构未被赋予专门的经营功能，相反具有明显的公益性。当然教育机构的公益性并不排斥教育机构法人基于教育目的从事教育外的非公益性活动。《教育法》第25条明确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这就从法律上明确了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的公益法人性质。
2.主体的特定性。即教育合同必有一方主体为教育机构。教育机构包括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如科学院、研究所）。我国《教育法》规定的教育机构并不包括教育行政机关，故教育行政机关不是教育机构。教育机构一般为法人，但也存在非法人的形式，如厂矿幼儿园。合同另一方当事人或关系人（即受教育者）有时也应具有某种特定条件，如自费生、委培生入学前须接受正规统一考试合乎规定录取条件方可入学。
3.标的的智能性。教育合同为实施一定的教育教学行为或教育协作行为而签订，其标的为特定的行为。这是一种传授知识或技能的行为而并非一般劳务。
4.形式的附合性。即教育合同多为标准合同或格式合同，合同条款由国家行政机关或一方当事人单方制定，对方当事人对于合同只有接受与否的选择权，而无对其中固定条款进行协议的自由，这是适应国家加强对教育的宏观调控或教育机构加强教育教学管理活动所必需的。实践中自费培养合同、委托培养合同及培训合同往往一方当事人众多，不必要也不可能逐一协商确定合同条款，采用格式合同不但可以提高效率，也有利于发生争议后及时处理。当然，并非所有教育合同都采用格式合同形式。教育合同采取标准合同形式也不排斥部分特约条款，如关于违约责任的约定条款。
5.违约责任的特殊性。教育合同的目的决定了其违约责任的特殊性，公益目的导致普通民法合同的一些民事责任形式如返还财产、修理、重作、更换、价格制裁、信贷制裁等均不适用。教育合同违约行为表现为对合同规定的作为或不作为义务的违反，其后果一般不导致直接的经济损失，但这并不排斥违约方承担支付违约金和赔偿金的责任。针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应强调继续履行、实际履行。当继续履行、实际履行不可能时，应采取补救措施。在法定或约定条件下一方有权解除合同，如在自费培养、委托定向培养合同中，受教育者应依约置于教育机构管理之下，当受教育者或委托方违约时，教育机构可单方依法或依约采取一定措施，如取消学籍、拒发毕业证、取消毕业分配资格等等。当然教育合同上述违约的民事责任并不排斥依法应承担的行政责任及在情节严重条件下的刑事责任。
三、教育合同的构成要素
教育合同作为一种特殊的民事法律关系，仍由主体、内容、客体三个方面要素构成。
教育合同的主体是指教育合同的当事人即在教育合同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义务承受者。具体包括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受教育者、其他单位和个人等。
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是具体组织实施教育教学活动的专门机构，是教育合同重要主体之一。我国《教育法》第三章就“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作出了专门规定。依照法律规定，设立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且须具备下列基本条件：1.符合国家教育发展规划；2.有组织机构和章程；3.有合格的教师；4.有符合规定标准的教学场所及设施、设备等；5.有必备的办学资金和稳定的经费来源。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设立、变更、终止，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审核、批准、注册或备案手续。
作为教育合同主体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既包括全日制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高级中学（含职业高中），也包括各种形式的职工大学、业余大学、自修大学、夜大学、函授大学、广播电视大学、函授中专等，还包括从事学历和非学历教育的科研院所、职业培训机构；既包括公立学校，也包括私立学校，还包括公私合办、共同管理的合作制教育机构。但是，并非所有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都能够成为教育合同主体。如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学校主要是依《义务教育法》规定专门承担对适龄儿童、少年实施教育的法定义务，学生与学校的关系直接体现了国家对未成年人实施义务教育的权利义务关系，更多地反映了国家意志，而非出自当事人的自主协商。
教育合同的另一大主体是受教育者。受教育者是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组织实施的教育教学活动所针对的自然人。依我国《教育法》规定，公民不受民族、种族、性别、年龄、职业等条件的限制，均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是：未成年人作为受教育者，能否成为教育合同主体？我们认为，对此应依情况而定。具体而言，首先是正在接受义务教育的未成年人不能成为教育合同主体，已如前述，因为义务教育是一种法定的强制性教育，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入学接受教育是国家和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的法定义务而非约定的义务，因此一般不能发生合同关系；其次是在未成年人完成法定的义务教育以后，进入非义务教育阶段而尚未成年时（主要是高中及中专阶段），他们一般在15周岁以上，可以从事与其年龄、智力状况相适应的民事行为，因此可以成为教育合同主体，为保护其合法权益，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可作为他们订立教育合同的人，并通过支付他们的培养教育费来履行自己的监护职责；其三是在受教育者年满18周岁以后，他们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自可成为教育合同主体。但在此阶段（主要是大学及研究生阶段），因为许多受教育者并无独立生活来源，仍由其父母承担教育费及生活费，这是法律规定的父母对尚未独立生活子女的应尽义务。在此场合，父母如果要作合同主体看，也不过是担当了类似委培合同主体的角色。
另一个问题是：在委托培养合同中，受教育者处于什么地位？是否合同主体？我们认为受教育者不是委培合同主体，而是委培合同关系人。因为如果我们把受教育者视为一种特殊的“产品”，那么委培合同与其他委托加工合同本质上是一致的，其主体只能是委托者和加工者，“产品”本身不能成为合同主体。而且正是由于这种“产品”的特殊性（即为有思维能力的人）以及这种“加工”的特殊性（即培养具有一定知识和技能的人），因而在“加工”过程中也离不开作为“产品”的受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和配合，为了保证较好地实现预定的教育目的，客观上就要求委培合同赋予受教育者一定的权利和义务，受教育者正是基于此而成为委培合同关系人。
在教育合同主体中，除前述两种主要主体之外还有其他单位和个人。这是指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以外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我国《教育法》规定：“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应当为本单位职工的学习和培训提供条件和便利”：“国家鼓励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同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在教学、科研、技术开发和推广等方面进行多种形式的合作。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可以通过适当方式，支持学校的建设，参与学校管理”。在其他单位和个人与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以平等主体身份进行上述活动时，即可成为教育合同主体。
教育合同的内容是指教育合同主体基于教育合同所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教育合同的内容主要是通过合同条款来确定，由于教育合同种类较多，各种教育合同条款所体现的内容又各不相同。这里仅从有关法律和一些标准合同规定的合同主体的义务角度，对教育合同一般内容进行分析。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主要义务是：1.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执行国家教育标准，保证教育质量；2.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收取培养教育费用并公开收费项目；3.以适当方式为受教育者及其监护人或其所在单位了解受教育者的学业成绩及其他有关情况提供便利；4.依约定为合作单位的人才培养、科技开发、技术服务等提供便利。受教育者的主要义务是：1.依照有关规定缴纳培养教育费用；2.遵守法律法规和所在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规章制度；3.配合学校的教育教学活动，完成规定的学习、培训计划；4.服从学校的教育教学管理。其他单位和个人的主要义务是：1.向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交纳本单位委托培养人员的培养教育费用；2.协助、配合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对受教育者进行教育和管理；3.依约定为有合作关系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组织的教学实习、社会实践等活动提供便利。
有机合成的定义篇9
强制保险是自愿原则适用的特例，考虑的是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社会关系的整体利益。
它的强制性集中表现在投保和承保的环节上，即强制投保和强制承保。
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的内容仍然强调平等协商。
目前亟待制定可操作性强的有关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细化规定。
司法实践中，因交通事故而涉及保险公司之保险责任的案件，法院援引《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判定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范围内承担保险赔偿责任。因此，如何理解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强制性便与各方的利益密切相关。
概括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法律概念和内涵，以下四点是我们理解其法律属性时所应当把握的法律特点：
第一，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是保险家族中强制保险的范畴，是具体的保险险种之一。因为，保险公司作为商业保险的经营者，往往是根据社会公众的各种投保需求而设计和经营着诸多类型的保险险种。其中，强制保险是与自愿保险相对应的保险类型。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其投保与承保是否采取自愿原则。相比较而言，自愿保险范围内的各种保险合同一律贯彻自愿原则，即投保人是否投保以及投保什么险种完全自行决定；而保险公司是否承保亦自主决定。强制保险则截然相反，是否投保和是否承保完全取决于有关法律的规定，不由当事人按其意志所决定。
不过，应当特别明确的是，强制保险并非是对自愿原则的否定，而是自愿原则适用的特例。因为，涉及强制保险的法律将具体的保险险种规定为强制保险时，不拘泥于保险合同具体当事人的个体利益，而着眼于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社会关系的整体利益，要求特定范围内的社会成员必须投保相应的保险合同，而保险人则必须予以承保。由此可见，强制保险的适用更符合全体社会公众的共同意志和整体利益，该保险险种的强制适用更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便是强制保险的具体表现。究其原因，我国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确立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为强制保险的法律价值在于借助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的强制适用而强化保险公司的保险赔偿责任，既可以使交通事故中的受害者能够获得充分的经济赔偿，又提高了机动车驾驶人安全驾驶的责任心，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率，最终建立良好的道路交通秩序，造福于全体社会公众。
第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强制性集中表现在投保和承保的环节上，即强制投保和强制承保。与此相对应的，在缔结保险合同的问题上产生各方当事人依法承担的特有的法定义务——法定范围内的社会群体负有投保义务，而保险公司也有责任予以承保。只有准确理解了这一点，才真正掌握住了强制保险的本质特性。当然，按照合同法理论进行分析，强制保险的当事人所承担的上述各项法定义务应当纳入保险合同领域内的附随义务之一。具体而言，强制保险所包含的强制投保义务和强制承保义务是保险合同制度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不断发展的结果。它们决定于特定范围的保险合同的类型和保障职能，即使当事人没有协商约定，也应当根据《保险法》的“最大诚信”原则和商业保险市场的惯例而强制适用附随义务。其法律价值在于通过当事人履行上述强制的附随义务，确保相应保险合同在特定范围内的有效适用，充分实现其“保驾护航”的保险保障作用。因此，理解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必须谨记上述附随义务是该强制保险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当然，如果将强制保险付诸保险实践的话，必须按照下述法律标准作为衡量其适用效果的尺度：其一是强制保险的强制力。这种强制力是法律约束力在保险合同缔结上的直接表现，用法律意志取代了当事人的自由意志，即不论当事人的意愿，负有投保义务的社会成员必须投保，相应的保险公司则必须承保，所以说强制保险的这一强制力是法律对于合同自由的限制。尤其要注意，该项强制力为强制保险所独有，并不存在于各种自愿保险。其二是强制保险的特殊性。强制保险所说的强制力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法律约束力，而是针对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的分类，专门用于体现强制保险的法律特性，即在各类保险合同一般意义的保险权利和保险义务以外，依法生成强制投保和强制承保等附随义务，从而区别于自愿保险。其三是强制保险之附随义务的关联性。因为，上述强制投保和强制承保的附随义务不是相应的保险合同所明文约定的合同义务，然而，却是相应保险合同的缔结过程中必须履行的义务，所以，与保险合同的成立和生效息息相关。其四是强制保险的法定性。也就是说强制投保义务和强制承保义务不是由当事人协商约定的，而是由相关的法律加以规定或者是按照最大诚信原则或相应的商业保险市场惯例而形成的。
第三，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内容仍然是一种平等的合同关系。这标志着作为具体的保险险种之一，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在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所建立的是一种平等的权利义务关系，强制保险的强制性并非覆盖该保险的方方面面，而仅仅对于签订保险合同所需的投保和承保步骤具有强制的适用效力，至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则仍然强调平等协商的合同法原则。在此意义上，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不存在本质的区别。
所以，除了投保人和保险公司应当依法履行强制投保义务和强制承保义务以外，基于实现保险保障职能的需要而存在于保险合同关系之中的各项保险权利和保险义务，诸如保险公司所应承担的保险责任和施救费用的义务、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承担的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时的通知义务、出险时的通知义务和施救义务等自然应当纳入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之中。但是，这些保险权利和保险义务的具体内容则必须经过投保人和保险公司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予以协商约定并形成合意。这种合意构成各方当事人行使其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中所享有的保险权利和履行其承担的保险义务的惟一依据，任何单位和个人对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的履行不得加以非法干涉。
不仅如此，对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平等协商也包括投保人在法律允许范围内选择保险公司。
第四，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同样采取格式条款。保险合同适用格式条款已经成为各国商业保险市场的基本惯例，我国的商业保险市场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而融入国际保险市场，从而无一例外地是以格式条款作为保险合同的基本形式。因此，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在保险实践中得以适用时，同样是由保险公司提供的事先拟订的格式条款，供投保人在自愿前提下选择适用。
既然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之强制力的作用局限于该保险合同的签订环节，因此，我国《合同法》和《保险法》有关格式条款的规定应当适用于调整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关系。其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保险公司拟订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条款时必须遵循公平原则；其二是恰如其分地履行条款说明义务和告知义务；其三是对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条款存在异议时的解释适用特殊的解释规则——有利于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解释，以便纠正保险公司与投保人、被保险人之间实际不平等的地位，切实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
有机合成的定义篇10
【关键词】后危机时代；贸易保护；wto
一、后危机时代的新贸易保护主义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从此世界经济急速下滑，直至2009年第二季度以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经济指标普遍出现逐步企稳的趋势，全球渡过金融危机的恐慌，进入所谓的“后危机时代”。但在这个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并没有明显脱离经济危机的负面影响，高失业、恶性通货膨胀、产能过剩、市场保护、消费低迷等因素仍然代表世界经济所面临的众多障碍和挑战。而2011年初由欧美债务危机刺激经济成本过大引发全球债务激增，全球政府负债突破2010年年底的49万亿美元，主要经济体的赤字率和负债率均冲历史新高，世界经济再次陷入谷底。与此同时，美联储和日本央行的量化宽松（Qe）常态化的政策选择后，各国货币竞相贬值再次给世界经济的复苏带来了新矛盾、新风险和新博弈；而2011年3月份日本强地震和随之而来的海啸，对商品期货以及货币市场造成了极大的即时打击，这场有史以来损失最惨重的自然灾害亦将给全球经济带来更多更广泛的影响力。
在这样持续的低迷经济中，各国政策除了不断在金额庞大的国内经济刺激政策的同时，频繁挥舞贸易保护主义大棒，采取各种具有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贸易保护政策。从美国的“买美国货”条款起，各国纷纷仿效，加拿大城市联盟的“不买美国货”决议，西班牙地方政府遣返外籍工人，瑞典政府优先担保瑞典产品，德国接受政府救助的银行优先考虑对本国企业放贷，英国爆发抗议外籍工人的罢工事件等[1]。由此，21世纪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拉开帷幕并频繁上演。纵观自2008年9月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各国政府采取的形形的贸易保护政策，我们不难发现，现阶段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更多的是对之前新贸易保护方式的延续和精细化，具有方式更隐蔽、手段多样化、范围更全面、措施更复杂、以及主体集团化、区域化和全球化等特征。
历史告诉人们，以邻为壑、高筑贸易壁垒的做法必将给经济带来更大的灾难和危机。为此，做为全球最大的、最权威的贸易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简称为wto）理应发挥其特殊作用，为抑制后危机时代的新贸易保护主义作不懈努力。
二、wto在抑制新贸易保护主义中存在的问题
鉴于历史上贸易保护给世界经济贸易带来的巨大恶果，国际社会普遍识到全球合作必要性和重要性。而wto亦从一开始起就密切关注着贸易保护主义的进展，不仅发表了多项贸易措施监督报告，频繁处理成员方提交的贸易纠纷案件，还通过多种场合发表了抵制贸易保护的声明、建议和呼吁。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金融危机和经济复苏的巨大压力面前，各国领导人还是采取了以邻为壑的转移危机方式。根据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2010年9月18日公布的一项资料显示，自2008年11月以来，各国政府共出台近280项贸易保护措施，这显然与这三后以来各国领导人在各种世界级首脑会议和经济论坛上的呼声和宣言明显相悖。由此可见，抵制贸易保护主义从高喊的口号到切实的行动还需要较长的路要走[2]。与此同时，虽然wto在其6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一直在协调各国贸易政策、平衡国际贸易关系、减少贸易摩擦和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对于这次经济危机下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其诸多努力亦显得有些无力和苍白。深究其原因，我们发现这个情况主要源于以下两个层次的原因。
1.贸易保护管理体制上的缺陷
第一，wto基本原则若干规定为贸易保护的“灰色地带”。考虑到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不同国家利益的差异性，wto基本原则在鼓励自由贸易的同时允许成员方采取适度的贸易保护措施，如保护幼稚产业条款、反倾销协议、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保障措施协议等。这些规则往往规定模糊、弹性过大，给原本就难以界定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赋予上了合法的外衣和最大的庇护。正因为此，中国长期以来密集地遭受世界各类国家的“两反一保”调查。据了解，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十年来，中国共遭受国外贸易救济调查602起，合计金额389.8亿美元。其中，反倾销调查510起，反补贴调查43起，保障措施106起，特保措施33起。而据世界银行数据，2010年全球47%新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和已完成的案件都针对中国。
第二，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强化了贸易保护主义的传染性、投机性和伤害性。一方面，为了保护贸易的公平性，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允许其成员在其他成员违反wto协定或其利益受到减损时采取报复的权利[3]。然而，wto的这个运行规则在某种程度上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贸易保护的恶性循环；另一方面，由于wto争端解决机制对上诉案件的裁决存在不稳定性，使得相关案件的上诉和应诉上都存在盲目性，这带来投机性；此外，wto争端解决机制程序要求的相对繁琐性使得贸易保护的受害方缺失通过争端解决机制维护权益的信心，这又加重了贸易的伤害性。
第三，wto贸易政策审议机制未能充分发挥作用。wto贸易政策审议机构一向承担管理成员国贸易政策的透明性以及其对wto规则以及多边协议遵守和实施程度，其宗旨是最大程度避免贸易摩擦。金融危机以来wto业已公布的多份全球贸易措施监督报告，在国际社会引起较大反响，但是仍然存在若干不足之处。首先，这些报告只是对成员国的近期贸易政策做出列举和宏观分析，并没有明确地做出评定和判断，无法构成有效的约束；其次，这些报告由于缺乏法律权威性，无法对贸易保护措施及其实施成员形成实质影响；再次，当前该项报告一季度一份，在贸易保护迅速蔓延的阶段，这样的频率无法保证对成员国贸易政策的实时跟踪和监督。
第四，多哈回合的屡屡受挫影响了各国经济的均衡性发展和对贸易保护共识的达成。多哈回合谈判的发起于全球经济和贸易发展的转折点，众多发展的瓶颈问题急待解决。而wto主持之下的多哈回合谈判的屡屡失败，使得人们寄于其实现的贸易开放、均衡发展以及纠正世界贸易规则中的不合理成分等目标的实现显得渺茫，一方面严重挫伤人们对世界经济的信心，另一方面世界经济和贸易格局的前景亦显得不明朗。在此背景下，各经济体慌不择机，只能以守为攻，直接导致贸易保护主义加剧，贸易争端增多，多边贸易体系受损，由此世界经济更加动荡。
2.贸易保护主义管理体系上的不完善
世界贸易是全球的，贸易保护的影响也是全球性的，因此对贸易保护的抵制需要世界各国在一个共同的平台上通过一致认可的机制来实施。虽然wto对贸易管理方面的地位和作用在全球范围内首当其充，但直至目前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贸易保护主义管理体系，至今未有明确的协议和文件将其确定为全球范围内管理贸易保护主义的唯一法人。贸易保护主义管理体系的缺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缺乏有效抵制贸易保护主义的多边平台。虽然世界三大经济组织和各种各样的经济峰会或论坛在协调各国经济和贸易中曾经发挥过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但是在经济危机时期，没有一个正式的、合理的发表贸易保护主义抵制的声音、想法和建议的平台，没有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被充分尊重的严格执行的多边机制，各主要经济体政策最终纷纷放弃“同舟共济”、“求同存异”而转向“各扫门前雪”，国际经贸合作的政策摩擦由此层出不穷。
其次，缺乏权威的贸易保护主义界定。虽然目前世界各界都深明贸易保护主义的危害性，各主要经济体亦都声称反对贸易保护，但是对于如何严谨界定和判断贸易保护主义这类的根本问题，至今未在全球范围达成共识。比如2009年2月13日美国参众两院通过的“购买美国货”条款，虽被普遍认为是这次经济危机爆发以来最具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政策措施之一，而在美国总统奥巴马眼中，它却是完全符合wto基本规则的，wto总干事拉米亦声明，经修改过的“购买美国货”条款虽然带有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但其实施方式仍符合全球贸易条例[4]。可见，无法有效、准确地界定贸易保护主义，“抵制贸易保护主义”势必将流为形式和口号。
第三，缺乏一个公认和专业的贸易保护主义居中裁判者。贸易保护主义的管理涉及多方面的利益，对其判定应该考虑严谨性、专业性、准确性、公正性和系统性，以客观地评判、辨识并制止那些确实体现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措施。然而目前全球尚未形成一个像法律体系一样中立、公平和强有力的贸易保护主义判定系统，也未集中并任命一组能实现该目的权威专家。因此，对当前全球层出不穷的各种贸易政策的评说总是众说不一，不但无法形成有效的认定，而且往往造成了利益趋动的不公平性和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欺压。
第四，缺乏强制执行力的制裁手段，从而无法保证任何出台了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国家都将受到严厉的惩处，使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得不到切实的落实。既然贸易保护主义是大家共同要抵制的对象，因此如同法律一样，要实现对其有效的抑制必须依靠强而有力的制裁。然而，当前不但缺乏一个详细界定的有关贸易保护主义制裁的法律文件，也缺乏一个能够有效实施制裁手段的机构。当贸易保护措施面临的只是众说不一的评判时，它当然可能视而不见，唯自身利益是首。
三、对充分发挥wto作用以有效抵制新贸易保护主义的若干建议
虽然如上所述，wto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某些“先天不足”的缺陷，但是作为当前全球唯一的规范国际贸易的政府间国际组织，wto具有史无前例的国际认知度和参与度，其制度特色和优势使其具备了解决当前贸易保护难题的制度性基础。基于上文的分析，我们对如何发挥wto的作用以有效抑制贸易保护主义进行了深入思考并提出以下建议。
1.引导世界性贸易保护主义管理体系的建立和运行
完整的贸易保护管理体系，应有贸易保护管理机构去组织、构建、运营和执行。所以wto首先应设法构建一个全球共同认可的贸易保护管理机构。贸易保护的抵制不仅需要系统性和全局性的策略，而且其所以决策都必须由一个机制来实施，为此wto作为贸易保护主义唯一权威的管理机构，其首要工作是要建立并完善贸易保护管理体系，该体系的基础建设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明确基础性界定。首先利用wto为成员方提供的谈判场合，求助于权威经济学家，对贸易保护从定性和定量两个角度进行严谨、精确、详细而深入的界定；其次，对现有的各种各样的对外贸易措施进行全面的分析研究，界定其在什么样的程度构成贸易保护；第三，对于wto原来出于经济、贸易等发展不平衡的考虑而允许的例外原则以及出于公平性原则而允许的报复原则等“灰色地带”，通过成员方的各式谈判进行详细深入的明确，并且最好能通过一些定量的指标明确这些灰色规则的允许程度及条件，而超过允许程度和条件的则应定性为贸易保护。
（2）建立贸易保护相关指标体系。首先，从贸易保护措施或相关的对外贸易管理措施对世界贸易、对相关国家的经济、贸易、就业、产业、市场等方面的影响，选择一些指标，根据其关联性，构建贸易保护程度指标体系；其次，对于出于自身保护的贸易保护行为我们不可能一概否决，而是要建立一个贸易保护启动指标体系，当这个指标体系衡量的条件达到了，我们允许成员方采取一定的自我保护措施，而对于所采取的自我保护措施实施的程度，要依该指标体系评价的贸易保护启动条件而定，使贸易保护不得借机发挥。
（3）确定贸易保护管理裁定机构。可以在原有的贸易争端解决机构的基础上作提升，着重强调其类似于法院的作用，扮演一个中立、公正和居中的裁判者角色。它根据相关的界定和指标体系，客观而公正地辨识成员方贸易措施的性质，对于可允许的贸易保护措施，要裁定其实施程度的合理性，并引导其尽量通过贸易融资、经济援助等其他方式来实现自我保护和发展；若为非允许范围的贸易保护，则要依其程度通过强制性的制裁手段加以惩罚。
（4）实施强制执行力的制裁手段。首先制裁手段的设立要经过成员方共同商讨一致同意。其次，对于实施了带贸易保护性质措施的国家，可根据其贸易保护措施带来影响的评价，相应地采取不同程度的制裁手段，比如相关世界性经济组织对其一定的经济封锁，减少其在世界性经济组织的投票权，缩短对其的贸易政策审议频率，增加其在世界经济组织中的应缴的管理费等等。第三，我们的制裁手段应主要地从世界性角度去实施，尽量不从国家的角度去实施，以避免报复性手段的实施以及相应地带来的贸易保护的传染性和恶性循环。第四，制裁手段应给予强而有力的执行力，这是对贸易保护有效管理的必要保证。
（5）构建一个有效的贸易保护平台。对贸易保护的有效管理需要一个稳定的平台，这个平台包括以上提及的贸易保护管理机构、相关的贸易保护界定、评价指标体系、裁定机构、制裁手段，除此之外，还在定期和不定期地提供一些机会和场合，供成员方共同探讨贸易保护管理的相关问题，使成员方有一个正式的、合理的发表贸易保护主义抵制的声音、想法和建议的平台，使贸易保护真正做到群策群力、共同行动。
2.充分发挥wto在抵制贸易保护主义中的作用
（1）减少和取消wto贸易规则的“灰色地带”，断绝贸易保护主义的“合法”借口。一方面，通过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个案判决的解释活动澄清在现有规则中的“灰色地带”，一定程度上防止成员方滥用wto允许的贸易保护措施；另一方面，通过成员方的谈判并制定新的协定，对现有规则中允许的贸易保护从其实施条件、程序、和操作等方面通过定量化进行精确界定，使之更严谨、精确和严格，减少可随意发挥的空间。
（2）提升贸易政策审议机制监督职能的权威性，形成对成员方的有效约束。首先，通过投票机制使成员方共同授权于贸易政策审查机制，使之正式化和合法化，适时地以贸易政策监督报告的形式对成员方的贸易政策进行审查、评价并做出调整建议。其次，对贸易政策监督报告的形式和内容进行规范化、全面化和完整化，除了对各国贸易政策做列举及宏观分析之外，更重要地是要详细分析其原因、特点、影响，根据公认的严谨标准和指标体系对各项贸易政策做出明确的界定，根据其实施背景提出相应的调整建议，对明确的不合理的贸易保护措施还应该根据规则做出制裁建议和决策。第三，根据贸易和经济形势合理规定贸易政策审查的频率，对于经济贸易稳定时期，可以规定一季度或半年的频率，但是对危机时期或者贸易保护主义泛滥时期，则应考虑缩短监督报告频率，甚至实时监督，以实现对贸易保护主义及时有效的扼制。
（3）完善争端解决机制，减少贸易保护主义的投机性和伤害性。首先，适当缩短争端解决期限，以增加当事方诉诸争端解决机制以获得及时救济的信心，减少贸易保护措施的伤害性；其次，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不仅要通过集体或制度的力量来做出可信、公正、有效的评判，而且要肯定“先例”的效力，使争议的处理沿袭一个明确的判断标准，增强纠纷裁决结果的可预见性，减少贸易摩擦案件的盲目性和投机性；第三，对争端解决机制允许的报复权利的实施应规定严格和精确的条件，从而从客观上遏制贸易保护主义泛滥的效果。
（4）充分发挥wto现有规则的作用，保证国际贸易权利义务更广泛的平衡。wto经过多年发展形成的基本原则的核心思想是公平、自由的贸易，在wto现有的基本规则和框架协议之中不乏体现此精神的规定。为此，除了wto中那些显而易见的公平自由贸易的规定外，还应充分挖掘其中隐藏的成员方不尽熟悉的相关定，如“非违反协议之诉”之规则，以维护成员方在国际贸易中的合法权益，使wto的宗旨和初衷得到最大程度的体现和实现。
（5）加强成员国贸易政策及法律上的协调一致，建立贸易政策的公平性。由于世界各国在经济贸易、人文社会和技术法律等方面的发展水平悬殊不一，这种差异性极易成为发达国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而在经济贸易的全球化趋势下，世界经济的共同发展必然要求技术性的共同语言。为此，wto应充分利用其特殊地位以及在信息、专业和技术上的全面优势，帮助成员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相对落后国家，在充分了解各国贸易、政策和法律等差异性的基础上，理解和吸收国外有益的经验，加快贸易规则和政策的技术创新，在规范贸易行为并提高自身竞争力的同时，有效抵御外来风险，确保经济安全。
（6）促进成员方多维谈判，为共赢博弈提供良好的平台。贸易保护主义是一国对外贸易政策，它是成员国之间博弈的一种结果。贸易保护行为必将招致报复，这就是贸易保护主义的传染性。但是根据博弈理论，在无数次重复博弈之后，博弈双方必将逐渐从互相背叛走向稳固的合作，但这一过程需要一个协调的产生。贸易的影响是广泛和深远的，作为一个管理国际贸易的国际组织，wto不仅要让成员国充分遵守现有框架下的各种规则，还要不断地创造机会和平台，让成员方充分地进行双边、区域和多边谈判，并通过引导和协调，促使各成员方尽快走出多国博弈的“囚徒困境”。
（7）推动多哈回合谈判进程，突破全球经贸发展的瓶颈。首先，贸易保护产生的根源在于经济衰退，为此通过多哈回合谈判促进更加公平与自由的贸易，给世界经济注入新的活力，解救世界经济于所谓的“3F”危机之中，稳定世界经济形势，这对拉动世界经济恢复和新一轮增长极其重要；其次，加强wto的规则和纪律，通过调整和纠正wto规则和规定中的不合理和不明确之处，以修复多边贸易体制信任危机并重塑权威；第三，借用wto多哈谈判的平台，真正建立起贸易保护主义的管理体系，通过与现有世界贸易管理框架的共力，实现成员国贸易措施的规范性和协调性；第四，贸易摩擦和不平等的世界经贸格局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旁推力量，通过多哈回合的谈判重建世界经济贸易格局，有助世界各国的均衡发展，减少经贸发展中的不公正以及政策摩擦，以促进世界经贸长期稳定的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程盈莹.金融危机下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多国博弈分析[J].现代商业，2009（5）：130.
[2]毛燕琼.wto：全球抵制贸易保护主义的最佳平台[J].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2009（11）：9-14.
[3]戴海珊.金融危机时期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的原因分析[J].生产力研究，2009（20）：5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