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的自然科学现象篇1
关键词：青年马克思；生态伦理观；思维向度
abstract:marx'secologicalethics，elucidatedineconomicsandphilosophymanuscriptin1844，hasadoptedthedoublethinkingdimensionsandtheoreticalcontext:humanityorienteddialecticsandvaluecriticisminthelightofsocialethics.Hisecologicalethicsiscloselyrelatedtohisdefinitionofthenatureoflaborandhumanaswellashisexplorationofcommunism.inmarx'sview，communismcannotonlychangetheinterpersonalrelationshipandtherelationshipbetweenhumanandsocietyunderprivatepropertycondition，butalsochangethatbetweenhumanandnature.onthisbasis，marxfurtherexploredtheoperationofecologicalethicsfromtheperspectiveofmaterialproductionandindustrialpractice.
Keywords:youngmarx;ecologicalethics;thinkingdimension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一部著作，这部著作给我们展示了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真实图景，其中含有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及其多重思维向度。
一、青年马克思生态伦理观生成的背景与思维向度
《手稿》中的青年马克思的生态伦理观的生成有其特定的思想背景和多重思维向度。其中蕴涵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等多学科的综合与多重思维向度的交织、碰撞，既包含英国古典经济学的“社会唯物主义”、德国古典哲学中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与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又有青年恩格斯、赫斯-蒲鲁东的社会主义批判理论的思想印记。[1]
首先，马克思在阐发其生态伦理观的过程中，采用了人本学主体辩证法和社会伦理价值批判的双重思维向度和理论语境。一是马克思从社会伦理价值批判的思维向度，揭示了异化劳动使自然界、使人本身、人的自己的活动机能、人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使类同人相异化；他使人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同时也把人的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的本质变成了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马克思在《手稿》的《异化劳动》中指出：“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以及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2］97“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跟劳动格格不入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同这个劳动的关系。工人同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或者不管人们给雇主起个什么别的名字）同这个劳动的关系。从而，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同自然界和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2］100因此，在马克思看来，作为异化劳动消除的共产主义应当把私有财产的扬弃作为其核心内容。二是马克思从人本学主体辩证法的思维向度指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他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2］120因为在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条件下，劳动对于工人说来是外在的东西，即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因此，工人“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的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2］93。这样工人所直接拥有的感觉就单一化、片面化、贫困化了。共产主义作为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就是要把被私有财产片面化了的人的感觉彻底解放。因而，马克思说：“私有财产不过是下述情况的感性表现：人变成了对自己说来是对象性的，同时变成了异己的和非人的对象；他的生命的表现就是他的生命的外化，他的现实化就是他失去现实性，就是异己的现实。同样，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也就是说，为了人并且通过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对象性的人和人的产品的感性的占有，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直接的、片面的享受，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占有、拥有。”[2］123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即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
其次，马克思认为，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来解放人、发展工业和自然科学都必须依赖劳动。因而马克思生态伦理观的生成与其对于劳动和人的本质的界定相关。在理论的阐发中，马克思主要采用的是人本学主体辩证法的伦理话语。一是马克思从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人的类本质出发，阐发了劳动的伦理本质，“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活动本身对人说来不过是满足他的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手段”，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2］96。二是马克思从人与人的生命活动的特性和动物与动物的生命活动的特性的比较中，进一步论证了上述的思想。他说：“动物和他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2］96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马克思还从生产的方面对人的本质与动物的本质作了以下精辟的分析与比较：“诚然，动物也生产。……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他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在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在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2］96-97马克思认为：“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象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2］97从上述马克思对劳动的阐释中可以看到，劳动具有广义的伦理内涵：是人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通过劳动（生产）“人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同时人还可以“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这不仅包含了劳动的伦理本质和伦理功能，而且也蕴涵了劳动的伦理价值。这成为马克思生态伦理观的直接的理论前提。
二、青年马克思生态伦理观的内涵
首先，马克思从人本学主体辩证法的思维向度揭示了人与动物和自然关系上的异同，进而奠定了其生态伦理观的价值始点。他认为：“无论在人那里还是在动物那里，类生活从肉体方面说来就在于：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而人比动物越有普遍性，人赖以生活的无机界的范围就越广阔。”[2］95从理论上说来，自然界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和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因而，“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同样，从实践领域说来，自然界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2］95马克思指出：“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他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2］95因为，人靠自然界生活，即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这说明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这里，马克思不仅从意识与实践的视域指出了人与自然的密切联系，以及人在自然中的位置，而且说明，人不能像动物那样对待自然，因为自然既是人的“精神食粮”，又是“人的无机身体”，因此对待自然的态度便是对待人的态度。由此推论，若是践踏自然无异于践踏人的生命。因此，只有尊重自然，才能尊重人及其生命。
其次，马克思从共产主义作为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的视域，进一步阐述了其独特的生态伦理观。他认为，共产主义不仅能改变原来在私有财产条件下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而且能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对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从人本学主体辩证法的思维向度作出了以下的伦理推断：“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面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他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他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2］120在这里，马克思强调了异化的扬弃和人与物的颠倒关系的复位，并不是导致一种新的人对自然和对象的支配和奴役，而是人与自然（对象）关系的真正解决。[3]就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言，“正象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2］121-122。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说来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2］122。
再者，马克思不仅从人本学主体辩证法的思维向度和伦理（应是）话语，而且从现实物质生产（实践和工业）出发来阐释其生态伦理观的现实运作。
一是马克思从科学与社会（人）的关系方面，以上述的双重思维向度和（“应是”与“是”）双重语境揭示了自然科学和工业史的伦理功能——在确证人的本质力量过程中的作用。他指出：“我们看到，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然而对这种心理学人们至今还没有从它同人的本质的联系上，而总是仅仅从外表的效用方面来理解，因为在异化范围内活动的人们仅仅把人的普遍存在、宗教或者具有抽象普遍本质的历史，如政治、艺术和文学等理解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性和人的类活动。“在通常的、物质的工业中（人们可以把这种工业看成是上述普通运动的一部分，正象可以把这个运动本身看成是工业的一个特殊部分一样，因为全部人的活动迄今都是劳动，也就是工业，就是自身异化的活动），人的对象化的本质力量以感性的、异己的、有用的对象的形式，以异化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2］127因此，马克思认为：“如果心理学还没有打开这本书即历史的这个恰恰最容易感知的、最容易理解的部分，那么这种心理学就不能成为内容确实丰富的和真正的科学。”[2］127这里马克思所说的“心理学”并非是现代意义上的心理学，而是指认识论。[2］495在马克思看来，如果心理学（认识论）没有包括体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工业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就不是真正的科学。
二是马克思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关系方面，继续以双重思维向度和（“应是”与“是”）双重语境论述了自然科学与工业的科学伦理价值——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因而，它“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和“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首先，马克思指出：“自然科学展开了大规模的活动并且占有了不断增多的材料。但是哲学对自然科学始终是疏远的，正像自然科学对哲学也始终是疏远的一样。过去把它们暂时结合起来，不过是离奇的幻想。存在着结合的意志，但缺少结合的能力。甚至历史学也只是顺便地考虑到自然科学，仅仅把他看作是启蒙、有用性和某些伟大发现的因素。然而，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完成非人化。”[2］128由此，马克思认为，工业是自然界同人之间，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因此，自然科学将失去它的抽象物质的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并且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正像它现在已经——尽管以异化的形式——成了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一样”；“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2］128。其次，马克思进一步认为，感性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自然的、感性的需要而作准备的发展史。因此，“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马克思论证道：“人是自然科学的直接对象”；“自然界是关于人的科学的直接对象。人的第一个对象——人——就是自然界、感性；而那些特殊的人的本质力量，正如它们只有在自然对象中才能得到客观的实现一样，只有在关于自然本质的科学中才能获得它们的自我认识”[2］128。因为，思维本身的要素，思想的生命表现的要素，即语言，是感性的自然界。所以，自然界的社会现实和人的自然科学或关于人的自然科学，在马克思看来，是同一个说法。
三、青年马克思的生态伦理观对于当代生态伦理建构的启示
尽管马克思的《手稿》距今已有一个半世纪多，但《手稿》中所阐发的科学伦理思想不仅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而且对当今乃至以后仍有深刻的影响，同时也有以下几点启示：
首先，作为马克思生态伦理观对当代仍具有极为深刻的影响和理论与实践价值。在当代，如何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科学伦理学的核心问题之一。从实践的方面看，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关系到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且关系到人-自然-社会这一超大系统的协调运行和可持续发展。当代人们面对环境污染、化学废料和生态圈破坏……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尖锐的对立之中的严峻事实，重温马克思的“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这说明人是自然的一部分”[2］95论述，很受启发。黑格尔在《自然哲学》中也曾指出：“需要和才能使人能够不断地发现各种控制和利用自然的方法……他用自然作手段来战胜自然；他的聪敏的理智使他能够以自然对象对抗威胁他的自然力量并使之失效，以此来保护和保持自己。然而实际上自然就其普遍性来讲是不能以这种方式被控制的，它也不会屈从于人的目的。”[4]马克思批判地汲取了黑格尔的自然观，将人与自然的关系融入人-社会-自然的系统之中，并且把人-社会-自然看作相互作用的过程，他指出：“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说来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2］122因而重新认识人-社会-自然这一相互作用的系统，并确认人在其中的地位及其在推进这一系统协调运转的道德责任，将马克思描绘的“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人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的图景变为现实是当代全球性重要的实践课题之一。从理论方面来看，马克思自然伦理观的论述，对于我们建立科学伦理规范体系、确立生态道德范畴和制定发展科学技术规划都有一定的理论启迪和引导作用。[5]就科学伦理规范体系而言，自然伦理观是其本体论意义上的逻辑起点和归宿。因为科学伦理学揭示，科学作为人类探索自然的智慧的结晶，使人类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经历了“人事之法天”到“人定胜天”的历程后，经过反思，现在正向着人-社会-自然协调发展的方向前进。在这一过程中，其关键就在于必须按照马克思在《手稿》所说的那样，“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并且“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这样“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人不仅象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此外，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向来看，正如马克思所推断的那样，“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面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他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他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即异化的扬弃和人与物的颠倒关系的复位，并不是导致一种新的人对自然和对象的支配和奴役，而是人与自然（对象）关系的真正解决。
其次，在生态伦理的建构与运作过程中，必须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处理好科学与社会（人）的关系和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关系。马克思在《手稿》中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对于科学迅猛发展并得到广泛运用的当代更有其深刻的人文意蕴与价值。在科学与社会（人）的关系上，马克思认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即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发展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尽管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以异化的形式呈现的。而这种异化的形式与当时的科学运作的伦理价值目标的功利性即“被资本用作致富的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为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6]，以及科学本身的价值目标的单一性——求真密切相关。当代科学的飞速发展使它更具确证人的本质力量的潜能，因而在科学运作的伦理价值目标上，必须注重人—社会—自然这一相互作用的系统协同发展，与此同时，科学本身的价值目标必须由原来单一的求真型向求真、臻善和达美的三维型结构转化，从而形成以求真为动力、以臻善为目标、以达美为指向的三维价值目标体系[7]，使自然科学像马克思所期望的那样，“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为了实现当代科学的伦理价值目标，在理论层面上，必须处理好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关系。对此马克思在《手稿》中论述道：“自然科学将失去它的抽象物质的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并且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正像它现在已经——尽管以异化的形式——成了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一样。”他还预言：“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当代生态伦理学的发展，进一步促进科学朝着这一方向发展，进而充分展示了马克思生态伦理观的当代生态伦理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伦理价值。
参考文献
［1］陈爱华.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的历史逻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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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一兵.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67.
［4］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111.
［5］陈爱华.人与自然和谐的伦理向度［J］.学海，2006(3):143-149.
生活中的自然科学现象篇2
[关键词]人；生产；劳动；工业；科学
人是哲学的一个重要话题，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这一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形成阶段的重要著作中，马克思注重对人的问题的探寻与研究，他从哲学角度对现存社会状况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与总结，尽管此时还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但他用劳动代替了费尔巴哈的类意识，看到类存在物如果只在思维中确证自己那他无论如何也不是现实存在物而只是思维存在物，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认为，生产劳动是人表现和确证自身的最根本的活动，也只有研究工业这一特定的生产劳动及其历史才能真正理解人，往后工业及自然科学的发展是关于人的科学。
一、人的本质是关于人的科学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认为：“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正是在改造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即为“生产”，正是生产区别了人与动物的不同才使人成了“类存在物”。
人是类存在物，其本质在于自由自觉的活动，马克思从三个方面阐述：从肉体方面说，人要靠自然界生活，是一种自然有机体的感性存在，“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从理论方面看，人有意识能够能动地反映自然，把自然界中的一切作为自然科学和艺术的对象：在实践领域中，人能“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外部世界、感性自然界”，通过自己的劳动支配自然界，“类生活从肉体方面说来就在于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而人比动物越有普遍性，人赖以生活的无机界的范围就越广阔。从理论领域说来，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同样，从实践领域说来，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不管这些产品是以食物、燃料、衣着的形式还是以住房等等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所以人的本质也可以概述为“有意识的自由自觉的感性活动”。
在《手稿》中我们不难看到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影响。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指出：“在人里面形成类，即形成本来的人性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7就是理性、意志、心。”他将“类”、将利用类概念进行思维能力的理性肯定为人的本质，马克思指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或者说，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是对象。”…认为人是类存在物是因为人有意识，人进行自由自觉的活动的原因在于人的意识，即由于人有意识所以才有自由自觉的活动。
二、生产劳动是表现和确证人的本质的最根本的活动
人是历史的现实的存在而非现成的存在，马克思把人的本质同劳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便使主体从静态进入动态，人的本质是在历史的运动与现实中在他同对象之间发生能动与受动的关系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马克思在吸收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后指出：“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人的本质离不开劳动，但劳动本身并不就此等同于人的本质，而是只有透过劳动现象才能把握住人的本质，劳动是人表现和确证自身的最根本的活动。马克思认为“通过实践改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也就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人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确认自己，将自身所具有的自由自觉的类本质通过劳动显现在对象中丰富和实现自己的本质，“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
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拥有自己的身体和各种自然力，同时又要受到独立存在于人之外的自然的限制，这一点与动植物无异，不过人所受到的这种限制根植于人的内在本质中，是人的本质规定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反过来考察，“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同时“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种非现实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虚构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自然界是人自由自觉这一活动能力得以外化的载体，是表现和确证其力量的对象，从而使人能够参加自然界的生活成为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存在物。
三、工业及自然科学的发展是关于人的科学
马克思指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心理学。”这里的“工业”不是一般意义所理解的现代工业，而是“完成了的劳动”，是人与自然界之间历史的现实的关系，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结果，工业的历史实际上也就成为人们通过自己的生产劳动不断改造自然的历史。“感性”不再仅仅是直接的理论直观，更重要的在于它是一种改造客观对象改造自然界的活动，而“心理学”是在认识论的层面上说的，工业这种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人的本质的最现实、最有内容的成果，是最容易感知的和最容易理解的部分，尽管它“以异化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但是”全部人的活动迄今都是劳动，也就是工业，就是自身异化的活动”，我们不能也无法撇开人的劳动这一个巨大的特殊的部分，否则便会“感觉自身不足”甚至犯下类似历史唯心主义的错误，“一个有生命的、自然的、具备并赋有对象性的即物质的本质力量的存在物，既拥有他的本质的现实的、自然的对象，他的外化又设定一个现实的、但以外在性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因而不从属于他的本质并且凌驾其上的对象世界，这是十分自然的。这里并没有什么不可捉摸的和神秘莫测的东西。”必须研究人的感性劳动活动及其创造物，研究生产和工业，才能真正理解人的本质和力量，也只有从人的本质力量这个意义上对“通常的物质的工业”加以认识和研究，才能使关于人的理论成为“内容确实丰富的和真正的科学。”
生活中的自然科学现象篇3
关键词：科学精神；科学伦理精神；科学活动的主体；审美之维
abstract:theaestheticdimensionofthespiritofscienceethicsincludestwoparts:theaestheticdimensionofnature,andtheaestheticdimensionofinnovation.theaestheticdimensionofnaturereferstotheobjectdimensionofthespiritofscienceethics,whichistheresultoftheexplorationofthingssuchasexpressionform,internalstructure,operationlaws,interconnectionandinteraction.theaestheticdimensionofinnovationisthesubjectdimensionofthespiritofscienceethics.bytheverynature,thebeautyofthingswhichmaybetheconcept,thepurpose,theexternalcharacteristics,thecomplexityandrealityliesinthemselves.
keywords:sciencespirit;spiritofscienceethics；subjectofscientificactivity；aestheticdimension
随着科学的迅猛发展及其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的渗透，对于科学活动的主体而言，逐渐生成了科学伦理精神。作为科学活动主体精神气质的科学伦理精神，不仅凝结着科学活动主体在认知之维上体现的求真精神和在臻善之维上体现的臻善精神，而且还蕴涵科学活动的主体的求真精神和臻善精神的结合——达美精神，进而形成了科学伦理精神的审美之维。笔者在探讨科学伦理精神的审美之维时，首先追问科学伦理精神何以可能，进而追问科学伦理精神的审美之维何以可能以及科学伦理精神的审美之维的内涵是什么。通过这一系列的追问对科学伦理精神的审美之维作一探索。
一、科学伦理精神何以可能
科学伦理精神何以可能？首先必须弄清生成科学伦理精神的两个不可或缺的“基因”——科学精神与伦理精神，以及科学精神与伦理精神何以契合。
什么是科学精神？笔者以为，科学精神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科学精神往往与求真有关，主要是在认识论的视域中。梁启超认为：“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知识的方法，叫做科学精神。”［1］有学者将其概括为“勇于去伪存真的那种执著的求真、求实、求真知的精神”［2］117。可见，狭义的科学精神不仅包括尊重事实和真理的态度，探求真理的方法，勇于怀疑和创新的精神，而且也包括坚持真理、探索真理的执著情感。然而，随着科学的迅猛发展，科学活动由个体发展为科学共同体，科学、技术由分立型到一体化，科学评价由价值中立到与价值相关，原来狭义的科学精神向广义的科学精神延伸不仅有其可能性，而且具有内在的必然性。正如法国著名的学者让•拉特利尔所指出的那样：“今天，科学不再只是获取知识的方法，也不再只是知识体系，而是极为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它决定现代社会的全部命运，并正在向我们提出极为严峻的问题，……科学对于现代社会最深远的影响主要可能并不是——当然也不是直接地——来自于科学所提供的关于实在的陈述，而是它以大量的设备器械和实践的形式造成了外部的投影，我们自身的存在陷于其中，不论我们愿意与否，它直接地决定了我们的生活方式，间接地决定了我们对价值的陈述和价值系统。”［3］就广义的科学精神而言，它不仅关注求真，而且注重臻善。这样科学精神就由认识论扩展至价值论，由关注认知方式到认知方式和行为方式的相互联系。美国著名科学社会学家r•k•默顿从科学社会学的视角指出：“科学的精神气质是有感情情调的一套约束科学家的价值和规范的综合。这些规范用命令、禁止、偏爱、赞同的形式来表示。它们借助与习俗的价值而获得其合法地位。”［4］刘大椿则从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相容性出发，认为“科学精神包括怀疑一切既定权威的求实态度；对理性的真诚信仰，对知识的渴求，对可操作程序的执着；对真理的热爱和对一切弄虚作假行为的憎恶；对公正、普遍、创新等准则的遵循”［5］。由此，可以将科学精神概括为：是科学活动主体在一定的社会和文化格局中，经过科学活动的长期陶冶和磨砺积淀而成的价值观念、认知方式和行为方式之总和。［6］与此同时，广义的科学精神，不仅体现在科学共同体之中，而且还表现为科学活动主体对科学成果合理应用的关切，对人—社会—自然系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在我们这个时代，科学家和工程师担负着特别沉重的道义责任，因而要使自己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的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7］。在这一意义上，广义的科学精神实际上已超越了科学自身的视域，进入了科学与社会、科学与人、科学与人—社会—自然系统的关系之中，进而生成为一种科学伦理精神。
关于伦理精神，笔者以为，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别。［8］狭义的伦理精神主要关涉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伦理关系，它是一定社会内在秩序的体系，它体现了一定社会的人们如何安顿人生，如何调节人的内在生命秩序，同时它又体现了一定社会“人伦关系、伦理规范、伦理行为的价值取向”，因而是一定社会或民族社会生活的内在生命秩序的“设计原理”及其伦理品性的生长过程。［9］正像科学精神是历史生成的，其内涵也在历史生成过程中不断发展变化的一样，伦理精神在历史生成过程中，其内涵在不断深化。由于伦理精神具有一定的民族性，因而，对于不同的民族，其伦理精神也有一定的差异。随着科学的迅猛发展及其成果的广泛应用，其负效应突出地表现在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恶化，科学的伦理问题、环境的伦理问题使人应接不暇，不仅直接影响了人生的安顿，更重要的是扰乱了人的内在生命秩序调节：一方面，由于资源的匮乏、环境的污染，不仅影响了当代人的内在的生理生命秩序的调适，而且影响人类生命的延续即代际伦理关系及其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基因技术、生殖技术的发展不仅挑战了传统的“自然生命神圣”观，而且对原有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庭人伦关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即从思想观念的层面影响了人的内在生命秩序调节。这样，作为“一定社会内在秩序的体系，体现了一定社会的人们如何安顿人生，如何调节人的内在生命秩序”的伦理精神不能仅仅关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伦理关系，而且也要关涉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因此，狭义的伦理精神必然向着广义的伦理精神伸展。广义的伦理精神不仅是一定社会内在秩序的体系，而且它体现了一定社会的人—社会—自然系统的内在秩序的协调状况；不仅体现人的目的——人们如何安顿人生，如何调节人的内在生命秩序，同时能认识和体悟自然的目的——自然包括人在内的生态价值、人在自然中的地位，人对人—社会—自然系统的内在秩序的责任与使命，进而确立相应的伦理规范和伦理行为的价值取向。这样，为科学伦理精神的生成奠定了伦理底蕴。
总之，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条件下，人与自然的关系直接制约着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原来关于人的发展的社会要求和价值取向，包括对理想、道德、情感、美等精神生活的追求中融进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内涵，进而使科学精神与伦理精神的内涵越来越具有互渗性：科学精神蕴涵了科学与社会、科学与人、科学与人—社会—自然系统的伦理关系，因而具有了伦理的意蕴，伦理精神包括了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科学—伦理内涵。正是在科学精神与伦理精神的契合中，生成了现代科学伦理精神。现代科学伦理精神的生成是科学精神与伦理精神发展的传承性与互渗性的统一，发展的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统一，革故与鼎新的统一。它体现了“一代代人，一个个人用自己有限的认识能力，去认识外在的无限的存在，包括这些无限存在中包含的客观规律和客观变化”［2］116。
二、科学伦理精神的审美之维何以可能
科学伦理精神的审美之维何以可能？不仅要追问科学伦理精神何以可能，而且要追问科学伦理精神具有怎样的内在结构。由于科学伦理精神是科学精神与伦理精神的契合，因此它蕴涵着三重之维：认知之维、臻善之维和审美之维。
作为认知之维的科学伦理精神更多地体现在科学知识生产的过程中，即包括探求和获得真知的整个动态过程。它是科学活动主体在探索科学的漫长历史发展中，特别是在近四百年来科学的发展中逐渐生成的。由于自近代以来（尤其是近代之初）探求和获得真知即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一直是科学中的显学，或处于显学地位，因而人们常常把求真与科学等同，或者说把探求和获得真知看作科学，甚至是科学的全部。进而，作为认知之维的科学伦理精神被学者们探索、分析研究和论述得最多、最为充分。而长期以来，狭义的科学伦理精神即指认知之维的科学伦理精神，正如李醒民指出的那样，科学的实证精神和理性精神是科学的鲜明标识，因而“是科学的精神价值的最根本的构成要素”［2］98。
作为臻善之维科学伦理精神，是科学活动主体对科学的迅猛发展及其成果的广泛应用，负效应突现的伦理反思的过程中生成。它蕴涵了科学活动主体的臻善精神和实践理性的行为意志，通过科学活动主体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研究中的社会目的表现出来，从伦理学的视角看，包括科学活动主体臻善的德性精神和科学活动的伦理精神。由于科学态度“是由社会的、或者个人的道德因素所提供的。科学研究中的社会目的，也是由社会提供的。科学成果的使用价值，体现着社会的一般利益；科学成果的交换价值，则是个人或者小集团取得个人利益的途径”［2］163。因而作为臻善之维的科学伦理精神蕴涵了科学活动主体对利益的道德抉择。
作为审美之维的科学伦理精神之所以可能，与科学伦理精神蕴涵的认知之维——求真精神和臻善之维——臻善精神有着内在的关联。因而，追问科学伦理精神的审美之维何以可能，首先需要从哲学视阈透视美与真、善的关系。
就美与真、善的关系而言，康德和黑格尔曾经在学理上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康德指出，美总是蕴涵着快适，而对于善的愉快是和利益兴趣结合在一起的。他说，“善是依着理性通过单纯的概念使人满意”［10］43；而关于幸福则是“生活里的最大总数的（就量和持久来说）快适，可以称呼为真实的、甚至最高的善”［10］44-45。因此，在康德看来，真善美之间总是相互联系。黑格尔则着重从真与美的关系中揭示了其内在的关联性。他曾对美下了这样的定义：“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11］158因为在黑格尔看来，在严格意义上，真与美有分别。因为说理念是真的，是符合它的自在本质与普遍性的，并且将其作为思考的对象。而作为思考对象的不是理念的感性的外在的存在，而是这种外在存在中的普遍性的理念。同时这一理念“也要在外在实现自己，得到确定……自然的或心灵的客观存在”。然而，“当真在它的这种外在存在中是直接呈现于意识，而且它的概念是直接和它的外在现象处于统一体时，理念就不仅是真的，而且是美的了”［11］158。因此，“美就是理念，……美与真是一回事。这就是说，美本身必须是真的”［11］155。
就科学伦理精神而言，它蕴涵了科学活动主体内心的对自然内在联系与规律的尊重，对科学及其研究成果的诚实、诚信精神，对社会发展与人的完善的自觉的道德责任，对科学发展的崇高使命，对人—社会—自然系统协调发展的关切感与义务感，而且将这种内在的认知之维、臻善之维“在外在实现自己，得到确定……自然的或心灵的客观存在”，而且将其“直接和它的外在现象处于统一体”，从而生成了科学伦理精神的审美之维。正如马斯洛指出的那样，“美必须是真的、善的、内容丰富的”，美与善作为“存在价值不是一堆互相分离的枝条，而是一块宝石的不同侧面”［12］。科学伦理精神作为科学精神与伦理精神的契合，不仅体现了真与善的内在联系，更彰显了真、善与美相互贯通的审美之维。
李醒民将科学美表述为：“实验美、理论美和数学美。实验美包括实验现象之美、实验设计之美、实验方法之美、实验结果之美；理论美包括描述美、结构美、公式美；数学美包括理论数学表达的质朴美、和谐美、对称美和涵盖美。”［2］102实际上，作为审美之维的科学伦理精神所关涉的科学美，作为一种理性美不仅体现了科学活动主体将科学原理、科学规律（定律）这些真的理念“直接和它的外在现象处于统一体”中，使真在“这种外在存在中是直接呈现于意识”，而且与人的完善、推进人—自然—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紧密关联，体现了“生活里的最大总数的（就量和持久来说）快适，……甚至最高的善”。
三、科学伦理精神的审美之维的内涵
科学伦理精神的审美之维是自然的审美之维和创新的审美之维的有机统一。
科学伦理精神自然的审美之维也可称为科学伦理精神审美的客体之维，因为这里所说的“自然”是指科学活动主体探索研究的对象，它具有客观先在性，即它的存在是客观的、不以科学活动主体的意志为转移。在这种审美之维上表现的科学达美精神，具体体现为，科学活动主体对自然物或现象的表现形式、内在结构、运作规律、相互联系与相互制约性的好奇惊异、敏锐感悟、执著追求、不懈探索，进而生成独特的美学透视、美感领悟和审美直觉。因为这些自然的感性的客观的因素在科学伦理精神自然的审美之维中，并不保留它的独立自在性，而是通过科学活动主体独特的美学透视、美感领悟和审美直觉要把自然物或现象所存在的直接性扬弃掉，进而自然的客观存在及其客体性与科学美的理念相统一。这样，就使科学美“既不是困在有限里的不自由的知解力的对象，也不是有限意志的对象”［11］156。从认识的视角看，这种科学活动主体的美学透视、美感领悟和审美直觉的对象不是被看作以一定方式存在着的个别的事物即它是与科学活动主体美的理念无关的客观存在，或者它与其他事物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也仅仅是外在的。作为科学活动主体的审美对象，它是“让它所特有的概念作为实现了的概念显现于它的客观存在，而且就在它本身中显出主体的统一和生动性”［11］158。因此，这种审美的对象从向外的方向转回到其自身，在科学活动主体的审美观照中，“就把它的不自由和有限变为自由和无限了”［11］158。由于科学活动主体在科学伦理精神自然的审美之维中，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反映自然本身的内在联系与规律，因而在审美中，其主观欲念退隐了，进而把自然对象看成独立自在、本身自有目的存在。正是如此，黑格尔认为，“审美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它让对象保持它的自由和无限，不把它作为有利于有限需要和意图的工具而起占有欲和加以利用”［11］159。对于审美对象而言，它未受到科学活动主体的压抑，也未受到其他外在事物的侵袭和征服。由此，在科学理论创新美中所表现的科学达美精神为，追求体系的自恰美与简洁美；注重理论的明快美与练达美；关注原理的统摄美与贯通美。
科学伦理精神审美的创新之维也可称为科学伦理精神审美的主体之维，不过，这里所说的“主体之维”不是指科学活动主体在创新过程中的主观性或任意性，而是在了解和尊重探索研究的对象所具有的客观先在性的前提下，对自然或研究对象的表现形式、内在结构、运作规律、相互联系与相互制约性的美学透视、美感领悟和审美直觉的基础上，进行的创新。正如庄子所说，“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即对于科学活动主体而言，判天地之美，有助于析万物之理。这正如康德所指出的那样，这种“独立的自然美使我们发现自然的一种技术，这技术把自然对我们表象为一个按照规律的体系，……这自然美固然不曾真正扩大我们对于自然对象的知识，但是仍然扩大了我们对自然的概念”［10］85。就科学伦理精神审美的创新之维的本质而言，在它所关涉的对象（科学理论、技术产品）里的美，无论是其概念及其目的，还是其外在的特性，丰富的复杂性和实在性，都显得是从其本身生发出来，而不是由科学活动主体在创新过程中，以自己的主观性或任意性外在的强加其上。之所以如此，正像黑格尔所说：“美的对象之所以是真实的，只是由于它的确定形式的客观存在与它的真正本质和概念之间见出固有的统一与协调。”［11］160-161在科学理论创新美中，由于概念本身是具体的，体现它的实在也就完全显现为一种完善的形象，其中个别部分理论、原理、规则、定律也显出观念性的统一和生气灌注。体现了概念与现象的协调和理论的融会贯通。在技术的创新美中，产品的外在的形式和形状不是与外在的材料相分裂的，或是强行使材料机械地迁就本来不是其所能实现的目的，而是按其质与形的统一，按其本身固有的形式，通过技术的创新美表现出来。无论是科学理论的创新美，还是技术的创新美，就其创造出的对象而言，尽管其各个部分已协调成为一定的观念性的统一体，但就其各部分组成来说，还保留着它们独立自由的形状。这就是说，它们不是只有观念性的统一，还具有其独立自在的实在的面貌。因为“美的对象必须同时现出两方面：一方面是由概念所假定的各部分协调一致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是这些部分的自由性的显现是为它们本身的，不只是为它们的统一体”［11］161。这便是科学活动主体在创新审美之维上表现的科学达美精神。这种科学达美精神，如同特奥多•安德列•库克在《生命的曲线》中所指出的那样：“工程效率始终与美学相得益彰。……凡精巧之建筑，其设计基础无不意味着纯结构之美。”［13］2具体表现为，追求产品的品质美与外观美；注重色彩的明快美与和谐美；关注造型的对称美与别致美。
通过以上的探索，我们可以领悟到，科学伦理精神的审美之维生成既是科学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科学活动主体内在需要，它是科学与求真、臻善、达美的内在相通性的高度概括与升华。它是认知之维、臻善之维“在外在实现自己，得到确定……自然的或心灵的客观存在”，而且将其“直接和它的外在现象处于统一体”，体现了科学活动主体将美与求真结合，进而领悟自然美的真谛、创造技术美的奇迹、构筑艺术美的圣殿，因为“一座工程学的丰功伟绩，无论其体积大小，在完成其应履行职责的同时，同样要唤起微妙的美学情感。在这个方面，它与可爱的花朵或贝壳所激起的美学情感是一致的”［13］2，同时又将美与臻善结合即将科学美与推进人—自然—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完善和全面发展相结合，进而使科学伦理精神具有永久的魅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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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自然科学现象篇4
【英文摘要】thispaper,tobeginwith,dealswiththethinkingbackgroundoftheformationofthetheoryofyoungmarxistscientificethics.itmainlyconsistsofsocialmaterialismoftheBritishclassicaleconomics,Hegel’sphilosophicalthoughtsandFeuefbach’shummanitytheoryofGermanclassicalphilosophyandthemarkprintsofsocialistcriticaltheorymadebyyoungengels,Hessandpuludong.Besides,italsohascloserelationshipbetweenmarxistcommunisttheoryatthattimewhenmarxlivedandthetheoryoflabourehics.Furthermore,thispaperdescribestheconnotationofthetheory ofyoungmarxistscientificethics.First,marxbroughttolighttheethicalfunctionofnaturalscienceandindustrialhistoryfromtherelationshipbetweenscienceandsociety(person),definingthefunctionintheprocessionofhumman’snaturepower;Second,marxfromtherelationshipbetweennaturalscienceandthehummanitieselaboratedthescientificvaluesbetweennaturalscienceandindustry;third,marxexpoundedthesocialethicalnatureofscientificpursuits.Lastlythispaperpromulgatesthatthetheoryhasgreateffectiononthescientificrapiddevelopmentandthecontemporaryareappliedwidely.thusithasscientificethicsvalue.
【关键词】青年马克思/科学伦理观/思想背景
youngmarx/theoryofscientificethics/thinkingbackground
【正文】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一部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著作，这部著作给我们展示了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真实图景，含有丰富的科学伦理思想，也体现了青年马克思的科学伦理观生成过程中多重思想的交织和碰撞。
一、青年马克思科学伦理观生成的思想背景
青年马克思《手稿》中科学伦理观的生成有其特定、多重的思想背景，是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等多学科的综合与多重思想的交织、碰撞，其中主要包含有英国古典经济学的“社会唯物主义”、德国古典哲学中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与费尔巴哈的人本学、青年恩格斯、赫斯—蒲鲁东的社会主义批判理论的印记［1］。在这一思想游历的过程中，首先，青年马克思逐渐生成了以费尔巴哈人本学与黑格尔的思辨哲学相整合的人本学主体辩证法，进而，马克思超越了费尔巴哈的人本学以及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形成了人本学主体辩证法的伦理（应是）话语。这种主体辩证法和伦理话语成为《手稿》中主导性的深沉的逻辑运演和话语，同时也是马克思阐发科学伦理观的主导性理论语境。其次，马克思在对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中，形成了与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家对话的现实性批判话语。马克思正是通过这一批判话语，深入到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之中，从交换开始，了解了货币的媒介作用；再从货币到信用批判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经济运作的拜物教本质。同时这也是马克思探索资本主义经济运作的规律，从国民经济学中汲取社会唯物主义的要素，进而成为日后超越异化劳动伦理观、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现实性理论语境。再者，由于马克思在一定程度上受赫斯、青年恩格斯和蒲鲁东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和社会主义观念的影响，进而生成了经济学—哲学社会价值批判的理论语境，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交换、货币实质上是人类活动——真正的人的社会关系的颠倒，这样为《手稿》中异化论劳动伦理观和共产主义学说的人与人关系的阐释作了理论定位，同时也形成了马克思在显性层面的伦理批判风格。
此外，青年马克思的科学伦理观还与马克思当时的共产主义学说和劳动伦理观紧密关联。首先，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是他科学伦理观生成的思想背景之一。在《手稿》中“共产主义”是作为“异化劳动”的对立面来设定的，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劳动的揭露与批判，马克思阐发了有关的共产主义学说。在阐发这一学说的过程中，马克思采用了人本学主体辩证法和社会伦理价值批判的双重理论语境。一是马克思从社会伦理价值批判视角，揭示了异化劳动使自然界、人本身、人的活动机能、人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使类同人相异化；它使人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同时也把人的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的本质变成了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在《手稿》的《异化劳动》中，马克思指出，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以及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跟劳动格格不入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同这个劳动的关系。工人同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或者不管人们给雇主起个什么别的名字）同这个劳动的关系。从而，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同自然界和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2］因此，在马克思看来，作为异化劳动消除的共产主义应当把私有财产的扬弃作为其核心内容。二是马克思运用人本学主体辩证法指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他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3］因为在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条件下，劳动对于工人说来是外在的东西，即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因此，工人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的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这样工人所直接拥有的感觉就单一化、片面化、贫困化了。共产主义作为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就是要把被私有财产片面化了的人的感觉彻底解放。因而，马克思认为，私有财产不过是下述情况的感性表现：人变成了对自己来说是对象性的，同时变成了异己的和非人的对象；他的生命的表现就是他的生命的外化，他的现实化就是他失去现实性，就是异己的现实。同样，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也就是说，为了人并且通过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对象性的人和人的产品的感性的占有，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直接的、片面的享受，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占有、拥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即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三是马克思指出，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因为这些感觉和特性无论在主体上还是在客体上都变成人的。”［4］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感觉”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作为认识过程第一阶段的感觉［5］，而是指包括了五官感觉、精神感觉、实践感觉等等在内的广义的感觉。由此，马克思认为，“感觉通过自己的实践直接变成了理论家。”［6］然而要使这些感觉和特性无论在主体上还是在客体上都变成人的，即使感觉在主体方面获得解放，就要把主体的感觉能力提高到真正的人的感觉能力的水平上，从而使人的本质的力量得以确证。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他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囿于粗陋的实际需要的感觉只具有有限的意义。对于一个忍饥挨饿的人来说，并不存在什么与人的真正本质相协调的食物形式；对一个忧心忡忡的穷人来说，最美的景色也不能引起什么感觉。因此，要使人的感觉真正解放，一方面要使人的感觉成为人的，另一方面要创造同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感觉。这必然要诉诸发展工业和自然科学，而这便成为马克思科学伦理观生成的重要的思想基础。
其次，马克思认为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来解放人的感觉，发展工业和自然科学都必须依赖劳动。因而科学伦理观的生成又与马克思的劳动伦理观和人的本质的界定相关。马克思从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人的类本质出发，阐发了劳动的伦理本质是一种生命活动。因为劳动这种生产活动本身对人说来，不过是满足他的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手段。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7］从人与人的生命活动的特性和动物与动物的生命活动的特性的比较中，马克思进一步论证了上述的思想。他说，动物和他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并且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马克思还从生产的方面对人的本质与动物的本质作了以下精辟的分析和比较：“诚然，动物也生产。……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他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8］马克思认为，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9］从上述马克思对劳动的阐释中，可以看到，劳动的伦理内涵包括两个方面：它是人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通过劳动（生产）“人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同时人还可以“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这不仅包含了劳动的伦理本质和伦理功能，而且也蕴涵了劳动的伦理价值。这成为马克思科学伦理观的直接的理论前提。
二、青年马克思科学伦理观的生成及其内涵
首先，马克思科学伦理观的生成与他的自然伦理观的理论视界密切相关。其一，马克思以人本学主体辩证法揭示了人与动物和自然关系上的异同，他认为，“无论在人那里还是在动物那里，类生活从肉体方面说来就在于：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而人比动物越有普遍性，人赖以生活的无机界的范围就越广阔。”［10］从理论上说来，自然界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和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同样，从实践领域说来，自然界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马克思指出，“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11］因为，人靠自然界生活，即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这说明人是自然的一部分。
其二，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作为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不仅能改变原来在私有财产条件下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而且能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对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从人本学主体辩证法的思维向度作出了以下的伦理推断，“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面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12］在这里马克思强调了异化的扬弃和人与物的颠倒关系的复位，并不是导致一种新的人对自然和对象的支配和奴役，而是人与自然（对象）关系的真正解决［13］。就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言，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人的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说来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它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它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14］
其次，马克思的科学伦理观的内涵是上述思想背景和理论视界在科学伦理观中的逻辑运演，但在理论语境上又有了新的转变，马克思不仅从人本学主体辩证法的伦理（应是）话语，而且从现实物质生产（实践和工业）出发来阐释社会历史的实证性（是）语境［15］。在这里马克思所阐发的科学伦理观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从科学与社会（人）的关系方面，马克思以“应是”与“是”的双重语境揭示了自然科学和工业史的伦理功能——在确证人的本质力量过程中的作用。他指出，我们看到，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然而，在马克思看来，对这种心理学人们至今还没有从它同人的本质的联系上，而总是仅仅从外表的效用方面来理解，因为在异化范围内活动的人们仅仅把人的普遍存在，宗教或者具有抽象普遍本质的历史，如政治、艺术和文学等等，理解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性和人的类活动。在通常的、物质的工业中（人们可以把这种工业看成是上述普通运动的一部分，正像可以把这个运动本身看成是工业的一个特殊部分一样，因为全部人的活动迄今都是劳动，也就是工业，就是自身异化的活动），人的对象化的本质力量以感性的、异己的、有用的对象的形式，以异化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因此，马克思认为，“如果心理学还没有打开这本书即历史的这个恰恰最容易感知的、最容易理解的部分，那么这种心理学就不能成为内容确实丰富的和真正的科学。”［16］这里马克思所说的“心理学”并非是现代意义上的心理学，而是指认识论［17］。在马克思看来，如果心理学（认识论）没有包括体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工业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就不是真正的科学。
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关系方面，马克思论述了自然科学和工业的科学伦理价值——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因而，它“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和“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其一，马克思指出，自然科学展开了大规模的活动并且占有了不断增多的材料。但是哲学对自然科学始终是疏远的，正像自然科学对哲学也始终是疏远的一样。过去把它们暂时结合起来，不过是离奇的幻想。存在着结合的意志，但缺少结合的能力。甚至历史学也只是顺便地考虑到自然科学，仅仅把它看作是启蒙、有用性和某些伟大发现的因素。然而，“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完成非人化。”［18］由此，马克思认为，工业是自然界同人之间，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因此，自然科学将失去它的抽象物质的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并且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正像它现在已经——尽管以异化的形式——成了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一样；“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19］其二，马克思进一步认为，感性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在马克思看来，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自然的、感性的需要而作准备的发展史。因此，“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马克思论证道：由于人是自然科学的直接对象；自然界是关于人的科学的直接对象。人的第一个对象——人——就是自然界、感性；而那些特殊的人的本质力量，正如它们只有在自然对象中才能得到客观的实现一样，只有在关于自然本质的科学中才能获得它们的自我认识。因为，思维本身的要素，思想的生命表现的要素，即语言，是感性的自然界。所以，自然界的社会现实和人的自然科学或关于人的自然科学，在马克思看来，是同一个说法。
马克思还阐述了科学活动的社会伦理本性。其一，马克思认为，“甚至当我从事科学之类的活动，即从事一种我只是在很少情况下才能同别人直接交往的活动的时候，我也是社会的，因为我是作为人活动的。不仅我的活动所需的材料，甚至思想家用来进行活动的语言本身，都是作为社会的产品给予我的，而且我本身的存在就是社会的活动；因此，我从自身所作出的东西，是我从自身为社会做出的，并且意识到我自己是社会的存在物。”［20］这里可以看到，马克思已突破了原有的人本学主体辩证法的理论语境，几乎站在了历史唯物论的待发点上。不仅如此，马克思认为，人的普遍意识不过是以现实的共同体、社会存在物为生动形式的那个东西的理论形式，“普遍意识是现实生活的抽象，并且作为这样的抽象是与现实生活相敌对的。因此，我的普遍意识的活动本身也是作为社会存在物的理论存在。”［21］因而，应当避免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个人是社会存在物，因为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其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其二，马克思认为，“作为类意识，人确证自己的现实的社会生活，并且只是在思维中复现自己的现实存在；反之，类存在则在类意识中确证自己，并且在自己的普遍性中作为思维着的存在物自为地存在着。”［22］因此，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他的特殊性使他成为一个个体，成为一个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同样地他也是总体、观念的总体、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的主体的自为存在，正如他在现实中既作为社会存在的直观和现实享受而存在，又作为人的生命表现的总体而存在一样。
三、关于青年马克思科学伦理观的几点思考
尽管马克思的《手稿》距今已有一个半世纪多，但《手稿》中所阐发的科学伦理思想不仅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而且对当今乃至以后仍有深刻的影响。同时也有以下几点启示：
首先，从上述对马克思科学伦理观生成的思想背景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手稿》是马克思运用当时的哲学观点对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资产阶级的经济运作的现状和黑格尔唯心主义所作的批判。由于马克思当时正受着费尔巴哈人本学思想的强烈影响，因而在《手稿》中所显现的理论中轴是人本学伦理意义上的“真正的人”；在理论语境上起主导作用的是以费尔巴哈人本学与黑格尔的思辨哲学相整合的人本学主体辩证法和伦理（应是）话语，并且也是马克思阐发科学伦理观的主导性理论语境。同时，在分析马克思的科学伦理观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马克思在理论语境方面的变化，即从现实物质生产（实践和工业）出发来阐释社会历史的实证性（是）语境，特别在阐述科学活动的伦理本性时几乎站在了历史唯物论的待发点上。从这种理论语境的变化中，展现了青年马克思哲学思想演变的心路历程：当马克思深入到当时资本主义经济现象之中，就超越了原有的人本学主体辩证法的伦理（应是）语境，逐渐地接近了他的哲学革命和第一个伟大发现——历史唯物主义［24］。
其次，作为马克思科学伦理观生成的理论视界的自然伦理观对当代仍有极为深刻的影响和科学伦理价值。在当代，如何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科学伦理学的核心问题之一。从实践的方面看，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关系到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且关系到人—自然—社会这一超大系统的协调运行和可持续发展。当代人们面对环境污染、化学废料和生态圈破坏……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尖锐的对立之中的严峻事实，重温马克思的“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这说明人是自然的一部分”［25］论述，很受启发。黑格尔在《自然哲学》中也曾指出，“需要和才能使人能够不断地发现各种控制和利用自然的方法……他用自然作手段来战胜自然；他的聪敏的理智使他能够以自然对象对抗威胁他的自然力量并使之失效，以此来保护和保持自己。然而实际上自然就其普遍性来讲是不能以这种方式被控制的，它也不会屈从于人的目的。”［26］马克思批判地汲取了黑格尔的自然观，将人与自然的关系融入人—社会—自然的系统之中，并且把人—社会—自然看作相互作用的过程，他指出“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说来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它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它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27］因而重新认识人—社会—自然这一相互作用的系统，并确认人在其中的地位及其在推进这一系统协调运转的道德责任，将马克思描绘的“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人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的图景变为现实是当代全球性重要的实践课题之一。从理论方面来看，马克思自然伦理观的论述，对于我们建立科学伦理规范体系、确立生态道德范畴和制定发展科学技术规划都有一定的理论启迪和导引作用。就科学伦理规范体系而言，自然伦理观是其本体论意义上的逻辑起点和归宿。因为科学伦理学揭示，科学作为人类探索自然的智慧的结晶，使人类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经历了“人事之法天”到“人定胜天”的历程后，经过反思，现在正向着“人心之通天”即向着人—社会—自然这一相互作用的系统协调发展的方向前进。在“人心之通天”的运作中，其关键就在于须按照马克思在《手稿》中所说的那样，“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并且“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这样“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此外，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向来看，正如马克思所推断的那样，“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面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即异化的扬弃和人与物的颠倒关系的复位，并不是导致一种新的人对自然和对象的支配和奴役，而是人与自然（对象）关系的真正解决。
再者，在科学伦理学中，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离不开处理好科学与社会（人）的关系和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关系，前者显现了科学的社会伦理功能，后者体现了科学的伦理价值。马克思在《手稿》中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对于科学迅猛发展并得到广泛运用的当代更有其深刻的人文意蕴与价值。在科学与社会（人）的关系上，马克思认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即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发展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尽管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以异化的形式呈现的。而这种异化的形式与当时的科学运作的伦理价值目标的功利性即：“被资本用作致富的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为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以及科学本身的价值目标的单一性——求真密切相关。当代科学的飞速发展使它更具确证人的本质力量的潜能，因而在科学运作的伦理价值目标上，必须注重人—社会—自然这一相互作用的系统协同发展，与此同时，科学本身的价值目标必须由原来单一的求真型向求真、臻善和达美的三维型结构转化，从而形成以求真为动力，以臻善为目标，以达美为指向的三维价值目标体系，使自然科学像马克思所期望的那样，“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为了实现当代科学的伦理价值目标，在理论层面上，必须处理好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关系。对此，马克思在《手稿》中论述道，“自然科学将失去它的抽象物质的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并且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正像它现在已经——尽管以异化的形式——成了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一样”。他还预言：“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当代科学正朝着这一方向发展，在发展中充分展示了其中内蕴的伦理价值；同时，也确证了马克思所论述的科学活动的社会伦理本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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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自然科学现象篇5
关键词：科技；人文；工程；融合
abstract:itisavitalissuerelatedtothefateofthehumankindthatsci-techcultureandhumanitiesculturebecomeintegrationfromopposition.Howandwheretointegrateforthemisthekeyofthisissue?Underthetheoreticalframeworkofthetriplismfor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thispaperintendstotakeengineeringintothehorizonofcreatingaction，andsearchesfortheintegratingresponsibilityofthetwoculturesinthefieldofengineering，withphenomenologyrethinkingabouttheprofoundcauseofseparationbetweensci-techcultureandhumanitiesculture.
Keywords:Sci-tech；humanities；engineering；integration
自从上个世纪50年代C∙斯诺明确地提出科技与人文“两种文化”的对立以来，一方面，国内外理论界热烈讨论“两种文化”对立带来的事关人类命运的重大问题，并努力寻找“两种文化”融合的各种路径。但另一方面，“两种文化”的对立在现实中却更为加剧，这从国外近年来发生的索卡尔事件、科学大战等可见一斑，现实似乎嘲弄着理论界的努力。问题的关键在于：“两种文化”分裂的内在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它们究竟能不能融合？如果能融合，应在什么样的场域中融合？本文拟在“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的理论框架下，把工程纳入境域化造物行动的存在论视域，通过对科技与人文“两种文化”分裂内在原因的现象学反思，来探寻“两种文化”在工程这一场域中融合的可能性。
1“两种文化”对立的深层原因
关于科技与人文“两种文化”对立的根源，C∙斯诺本人的描述及众多的文化学、社会学、教育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可以说众人皆知，无须赘述。笔者仅就现象学的一些思路来探讨“两种文化”对立的深层原因。
早在C∙斯诺之前，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越论的现象学》一书中，已深刻论述了现代科学的危机以及由此带来的西方文化的危机：“科学危机所指的无非是，科学的真正科学性，即它为自己提出任务以及为实现这些任务而制定方法论的整个方式，成为不可能了。……现代人的整个世界观唯一受实证科学的支配，并且唯一被科学所造成的‘繁荣’所迷惑，这种唯一性意味着人们以冷漠的态度避开了对真正的人性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单纯注重事实的科学，造就注重事实的人。……从人们对我们的文化危机的普遍悲叹出发，从在这个方面归咎于科学的作用出发，产生出一些动机，这就是对一些科学的科学性进行严肃的非常必要的批判。”〔1〕在胡塞尔看来，现代科学的科学性已由实证主义的客观性所支配，这正是造成科学危机乃至于文化危机的根源。
笛卡儿在“我思故我在”的命题中确立了主体的存在，同时也确立了与主体相对立的客体的存在，由此开创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近代认识论。在这种对象性的二元结构中，包含着物理学主义的客观主义和超越论的主观主义这两个分裂的方向。
沿着客观主义的方向，从伽利略起，现代科学开始了其将自然数学化的历程，用理念化了的自然暗中代替前科学的直观的自然。“自然本身就在这种新的数学的指导下理念化了；用现代的说法，自然本身变成了一种数学的流形。……用数学方式奠定的理念东西的世界暗中代替了唯一现实的世界，现实地由感性给予的世界，总是被体验到的和可以体验到的世界---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2〕这样，现代科学以客观化的数学外衣遮蔽了其源发于其中的生活世界，造成了其对生活世界的遗忘。“伽利略在其从几何学出发，从感性上呈现的并且可以数学化的东西出发，对世界的考察中，抽去了在人格的生活中作为人格的主体；抽去了一切在任何意义上都是精神的东西，抽去了一切在人的实践中附到事物上的文化特性。”〔3〕这种将自然数学化的思维方式与认识论中的客观主义相辅相成，导致了实证主义哲学的兴起，并逐步成为支配现代科学发展乃至于整个西方文化主流的思维方式。
沿着主观主义的方向，从笛卡儿本人开始，经过贝克莱、修谟直至康德，都一直企图建立超越论的主体哲学，“这种哲学的产生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自我，以及我的思维生活，乃是一切可能的思维成就的、一切有关客观性的意义和正当性的询问的原始基础。”〔4〕但是，胡塞尔认为他们都没有真正实现“哥白尼式转向”，因为他们没有深入研究构造一切存在物的绝对主观性，也没有深入研究把握这种主观性的方法，他认为唯有通过超越论的现象学才能真正克服笛卡儿以来的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分裂。
笛卡儿的二元论、修谟的怀疑论、康德的认识论等，由于预设了物理实体或物自体的存在，因而不可能超越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对象性结构，不可能真正解决科学知识如何可能的认识论难题：人的主体、意识如何脱出它的表象的内在性达到外部世界中的超越对象呢？这条认识论的鸿沟是无法在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对象性结构中跨越的。因此，胡塞尔的超越论首先指的就是对主客体二元对立结构的超越，通过认识者反思自身及其认识生活的原始发生过程，把构造一切存在物的认识活动追溯到无预设前提的、自明的、活生生的直观体验之境域(Horizon)，这种通过超越达到的“绝对主观性”已经不再是主客体二元对立结构中的主观性，也不是思辨构造的新产物，它是前科学的、前哲学的、非课题化的、奠基性的、主观相对的、显现于境域之中的生活世界本身，它只有通过现象学的悬搁才能达到。
胡塞尔并不是要反对现代科学，而是要现代科学重新植入它本身源发但又被它忘却的生活世界的境域中。正如德国现象学家克劳斯黑尔德所说：“在胡塞尔对生活世界的思索中包含着对现代科学精神的彻底批判。然而奇特的是，这个批判并不是从根本原则上否定科学。相反，胡塞尔所关心的只是对科学和作为科学一般基础的哲学的更新。”〔5〕胡塞尔从他后期发生现象学的观点指出，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现代科学不仅忘却了生活世界的奠基，而且排除了它自身现实发生的境域，改变了传统科学对境域的依存性质，使自身成为绝对客观性的、与直观境域彻底无关的知识体系，在这样的情形下，世界原本作为普全境域的生活世界转变成为客观自在的、无限的科学世界，成为主客体二元对立结构中对象化的客体。
在实证主义的观念里，科学世界不仅脱离了境域的束缚，而且反过来要主宰生活世界，成为生活世界的基础，使生活科学化。但是，这种去除了境域的客观世界是非人性的，它以人的自由的丧失为代价，“希腊-欧洲人的人文理想是‘自由’，自由被他们看成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整个西方的人文传统自始至终贯彻着‘自由’的理念。”〔6〕同样，“对于胡塞尔来说，真正人性的东西是自由，它被理解为我作为先验的原-自我所具有的责任，这种原-自我是无法通过任何对象化来获取的。我对我的行为负有责任，而行为意味着一种对可能性的把握。”〔7〕这种可能性是在境域之中的可能性，境域正是在人的行为中开启自身的，它无法与人的行为分离开来。因此，在去除了境域的客观化的对象世界里，人无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将意味着放弃人的责任，丧失人的自由，从而丧失了人本身。人的共同体在其历史境域之中原促创(Urstiftung)的并积淀(Sedimentierung)下来的语言、文学、艺术、逻辑、历史、宗教、哲学等人文科学传统都将丧失意义。“现代的生存似乎已经分裂为在一个带有自然科学技术理性烙印的世界及其组织中的无精神生活和在一个历史地和个人地成长起来的世界及其文化产物中的充实的此在。”〔8〕这正是“两种文化”分裂的深层原因。
胡塞尔对现代科学精神的批判并不是要滋长这种分裂情绪，相反，“胡塞尔的思维具有对这两个方面的亲和力并因此体现了对这‘两种文化’的中介作用。”〔9〕我们或许可以从他深刻的思想中寻找到“两种文化”融合的思路。
2两种工程观
“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10〕提出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概念指称的变换。关键在于工程具有不同于科学、技术的相对独立的本质特性。但是，在流行的观点中，技术是科学的应用，而工程则是科学和技术的应用。按照这种观点，既使把工程从技术中划分出来，工程的本质仍将遮蔽在技术阴影之中，工程哲学也不可能真正超越技术哲学樊篱，仍然会把工程哲学当成某种“技术的工程哲学”来建构。把工程理解为应用科学、技术的造物实践活动，确实存在其词源学的依据。在英语中，工程“engineering”的词根为engine（机械）和inge-nious（有发明才能的），它们都起源于同一个拉丁语词根ingenerare，即“创造、智巧、聪明”的意思，其词根gen的意思为“生产、制造”；engine在古英语中又具有“tocontrive”（设计出来、设计做到、发明造出）的含义。随着科学、技术在工程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工程不仅为技术而且是科学即engineeringsciences，于是engineering在原‘活动过程或结果’上又增加了‘学科理论’含义。”〔11〕总之，学界大多数人十分自然地倾向于把“工程”界定为“把数学和科学技术知识应用于规划、研制、加工、试验和创建人工系统的活动和结果”〔12〕，属于改造自然的实践范畴。
笔者十分赞成“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的理论观点。但对许多人把工程本质理解为应用科学技术的造物实践活动的观点不能苟同，我把这种工程观称之为：“科学化、技术化的造物实践论”。相应，笔者将依据发生现象学的思路，把工程纳入境域化造物行动的存在论视域，尝试形成另一种工程观：“境域化的造物行动论”。
在科学技术哲学传统的视域中，实践被理解为人们为了获取物质文化生活资料，满足人类社会需要而进行的探索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感性物质活动，它作为人类实际地处理自身与世界之关系的活动过程，总是以对人与世界关系的观念处理为范导，是在观念地处理并处理了人与世界关系之后才得以进行的有目的的、能动的、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13〕工程实践作为应用科学、技术理论知识及经验的造物实践活动，首先也要以人与世界关系的观念处理为前提，在现代科学的视野中，世界展现为客观自在的、数学化的、无限的科学世界，人与这个世界的关系，构成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对象性关系，科学、技术的认识活动，工程改造世界的造物实践活动都是在这个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对象性结构中进行的。这样，工程本质上就展现为：在科学活动建构的自然图景和自然规律的框架内，遵循技术活动建构的以自然规律为前提的“怎么做”的程序化知识，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按照数学化的方式去筹划和改造自然、构造人工物的活动，通过这种活动实现理论向现实的飞跃，实现客体的主体化，从而达到主体的目的、满足主体的需要。这样理解的工程实践正是一种对象性的活动，人类通过它可以重新把二元分离的主、客体统一起来。然而，“实践”(praxis)一词的含义极为复杂多变，其原义只与人的意志、伦理、道德行为相关。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把知识(episteme)分为三类：实践的、制造的和理论的(praxis，poiesis，theoria)。理论知识与认识(episteme)相关；制造知识与技艺或技巧(techne)相关；而实践知识与实践智慧(phronesis)相关，其目的是通过获得性的伦理能力导向明智行为，伦理能力只能通过生活在不同社会情境中的人的个体经验才能获得，这种经验不同于感觉经验，也不能光靠语言来交流，而要靠人的具体参与和亲身体验才能获得。〔14〕可见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实践是境域性的伦理行为。康德也在意志、伦理行为的意义上使用“实践”一词，反对将其扩大化。但如今，特别是在中国，“实践”一词扩大化为指称除理论思维之外的一切人类行为。
这种“科学化、技术化的造物实践论”工程观在本质上显然同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是一致的，胡塞尔对现代科学客观主义所造成危机的批判，同样适用于这种工程观。现代科学对生活世界的遗忘，必然也会导致工程对生活世界的背离，加深文化的危机，加深我们这个世界的非人性化，从而逃避人类的责任！在这种排除了人和人文文化的工程世界里，从根本上讲不可能把主客体重新统一起来，更不可能把“两种文化”融合起来。
发生现象学是胡塞尔后期思想的主要形态，与其前期的静态现象学研究先天规则结构不同，它主要研究先验主体性的自身构造和世界构造的时间过程。这种在时间中的构造是在境域中发生的，境域是人的知觉范围，它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其有限性与知觉的现实性相关，而无限性与知觉的可能性相关；个别的境域显现着有限的事物，而境域构造具有超越自身的特征，通过不断的超越，最终达到普全的境域，构造出世界，即在境域中开启出世界。“所谓的世界就在现象学上被理解为普遍境域，也就是普全的指引联系(Verweisungszusammenhang)，所有意义指引的个别联系都共同归属于其中，而我们的行为就是由这种意义指引来引导的。”〔15〕可见，在发生现象学中，人与世界最原初、最根本的关系不再是自然主义常识观、实证主义科学观中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对象性关系，而是境域化关系，这种关系是自明的、非预设的、非课题化的、存在论的而非认识论的关系。
笔者认为，只有把对工程本质的反思，纳入这种存在论的境域化结构中，把工程理解为境域化造物行动而不是科学化、技术化的造物实践，理解为人存在的基本方式，才能真正把握“我造物故我在”深刻含义，从而真正切近工程的本质，避免实证主义的工程观带来的危机。一切思想、文化和行为都是在生活世界的境域中历史地发生的，并在境域中彼此关联，这意味着存在“两种文化”在境域化造物行动中，也即在工程中融合的可能性，这正好体现了胡塞尔的发生现象学对“两种文化”的中介作用。
3科技与人文在工程中融合的可能性
将“两种文化”融合起来是获得学术界多数共识的主张，但是，怎么才能把它们融合起来？在什么场域中融合起来？学术界目前存在具有代表性的两种思路：其一，主张以科技文化为主体，在其中融入人文因素，萨顿的新人文主义就是这种主张的典型，“萨顿坚信科学史是惟一可以反映出人类进步的历史。他最高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新人文主义，即科学的人文主义。他的学术活动就是为了要实现‘全部知识的综合’，使科学史成为联系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桥梁”〔16〕；其二，主张以人文文化为主体，让科技回归人文，“在某种意义上说，人文是万学之母，是一切学问的母亲，也是今天所谓的自然科学的母亲。……我们要不断重申母体性，而且希望这些长得高大威猛的了儿子们要不断回归自己的母体。”〔17〕“科学的人文本性是什么？我认为是自由，近代西方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就在于科学丢弃了自由的理想，而沦为‘求力意志’(willtopower)的工具。……自由的科学是真与善的统一。……自由的科学是真与美的统一。”〔18〕
虽然这些主张都不乏深刻之处，但是在笔者看来，如果不深入批判现代科学的实证主义基础，不超越近代以来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认识论结构，那么，无论是在科技中注入人文，还是企图使科学回归人文，融合都是不能真正实现的。按照我们提出的“境域化的造物行动论”工程观，在工程这一场域中，为什么存在“两种文化”融合起来的可能性呢？
从胡塞尔对“两种文化”分裂的深层原因可以看到，这种分裂最深刻的原因在于现代实证科学对生活世界的遗忘，因此，要把“两种文化”融合起来的关键就在于使客观科学重返生活世界，重建生活世界的科学。现代科学因其客观化、理想化的追求，具有了非境域化的特征，重建的生活世界的科学必须重获境域化。在生活世界的境域中，境域化的科学才具备与在历史中形成的并在境域中源源发生的其它文化相融合的可能，这种融合唯有通过人的境域化行为才能实现。在胡塞尔的早期思想中，“行为”（akt）概念指称的不是现实的行动(actus)、活动，而是意识行为，它可分为“客体化行为”与“非客体化行为”。“客体化行为”指包括表象、判断在内的逻辑—认识的智性行为，它们是使客体或对象得以被构造出来的行为；而“非客体化行为”则意味着情感、评价、意愿等等价值论、实践论的行为活动，它们不具有构造客体对象的能力，并认为“客体化行为”是“非客体化行为”的基础，但后来，胡塞尔在他的伦理学中承认这两种行为之间存在着“一条深深的鸿沟”〔19〕。不走出这种早期的意识哲学，胡塞尔是不可能超越这条鸿沟的。这也意味着仅在意识的、观念的层面不可能超越“两种文化”的对立。
在后期转向生活世界的发生现象学中，胡塞尔的“行为”概念扩展为不仅指称意识行为而且包括身体的行为、现实的物质行动，当然，这种扩展是以暗含的方式出现的。“由于旧科学(指传统科学--笔者)束缚在境域上，因此它们与人的前科学的‘实践技艺’相联结，如丈量术、治疗术等等。希腊人将立足于这种技艺上的知识、熟知称之为‘技术’(techne)”〔20〕这里，胡塞尔暗示着重建的生活世界的科学同样存在对境域化技术的依赖。美国技术现象学家D∙伊德认为：胡塞尔“他的后期著作，《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验现象学》(1936)发展了一种高度体现的、知觉现象学。他宣称，科学，特别是由数学化和理想化所驱动的科学，‘遗忘’了在文化和历史的生活世界中的人类身体与知觉的存在。在分析这一危机的过程中，胡塞尔采取了暗含的期待技术哲学可能作用的两个步骤。”〔21〕这两个步骤指的是胡塞尔以铭写技术和测量技术为例，来说明生活世界的境域化技术行动在扩展生活世界境域及知识文化水平中的作用。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的“工具分析”、梅洛∙庞蒂对身体行为结构的研究、D∙伊德对技术行为在人与世界境域关系中的居间调节作用的分析等等，都极大地推进了境域化技术行为的研究。由于这些哲学家没有明确区分技术与工程，他们对技术行为的分析，在相当的程度上也就是对境域化造物工程行动的分析。
工程作为人在生活世界中构造出人工物的境域化物质性行动，它与人类基于主动性的其它创造行为一样，可称之为胡塞尔的“原促创”，它不是个人行为，而是人的共同体的行为。当一项工程完成或一个新工具被发明时，一个“原促创”便形成了，随着“原促创”的被动“习性化”(Habitualisierung)，意味着原境域的改变，新境域的发生，人工物的建造与使用正是在境域中通过造物行动的“原促创”和使用过程的“习性化”，从而构造出新境域的发生过程。任何主动的“原促创”，都要以被动的“习性化”为前提，“正是主动和被动发生的现象学才系统地将所有构造发生统合为一个总体联系，并且它坚定地提出这样一个思想：意识不是孤立的对象，而是境域并因此而构造着世界。”〔22〕同样，工程也不仅仅是孤立地应用科学技术的造物实践，而是要把人类历史上所“原促创”并通过“习性化”积淀下来的科学、技术、文化融合于境域之中，构造出人类生存的人工世界，科技与人文才能在工程中真正的融合起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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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刘兵．新人文主义的桥梁[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49．
生活中的自然科学现象篇6
关键词胡塞尔；科学危机
一、科学危机的实质
胡塞尔并不是一位自然科学家，与库恩不同，胡塞尔是从一种哲学反思的角度来论述科学危机这一问题的：“科学危机”不是指科学内部某种现行理论的危机（如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发生的物理学危机和数学危机那样），而是指作为现代文化组成部分的整个科学的危机。所以，科学危机的实质，是科学所引致的文化危机。我们可以发现，胡塞尔对欧洲科学危机的考察绝大部分时间是在进行历史反思，即我们所说的文化研究。
胡塞尔说：“哲学的危机意味着作为哲学总体的分支的一切新时代的科学的危机，它是一种开始时隐藏着的，然后日渐显露出来的欧洲的人性本身的危机，这表现在欧洲人的文化生活的总体意义上，表现在他们的总体的‘存在’上。”基于这种理解，胡塞尔在不否定自然科学之成功（他切近地感悟到了由伽利略、牛顿、笛卡尔等开创的自然科学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和不朽的历史功绩）、不牺牲其方法论成就的基础上，从思想史层面反省了自古希腊以来直至近现代人类智力的此项努力。胡塞尔断言：当时欧洲人的精神生了病，欧洲诸民族已变成一副副病弱之躯。难能可贵的是，胡塞尔没有停留在一般的谈论上，而是出于“哲学家的职责”，对这种病进行了深入、仔细的诊断，且自认为开出了一剂良方――超验现象学。胡塞尔预想，“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超验现象学”将为一切价值问题提供理性的答案，以防止实证主义科学越俎代庖，只要欧洲人服下这剂苦口良药，就会立即康复如初，甚至变得更强壮，他本人也将因此成为整个欧洲的救世主。
二、科学危机的根源
“生活世界”概念在胡塞尔那里具有双重涵义。其一，它是指“日常生活世界”。“日常生活世界”是具有严格的经验实在性的世界，是“非科举概念化的世界”，我们可以通过经验感知它的唯一实在性，它是与近代的科学家以数学和物理学等等自然科学方式所理性化了的“科学世界”相对立的概念。其二，它是指一种超越了经验意义之上的日常生活世界的“纯粹先验世界”。“纯粹先验世界”是一个主观的“生活世界”，是以各种分类法和划分原则所形成的“生活世界”的概念的总和。而无论在何种涵义上，“生活世界”都同“科学世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关系。如前所述，在胡塞尔看来，“生活世界”是人的生活的前科学世界，是科学理论和科学世界赖以出现和存在的先在前提。胡塞尔据此认为，这个“生活世界”对于科学世界而言，具有优先地位，两者构成了一种主次分明的层级关系，前者是决定性的，后者则是依附性的；前者是主体性的，后者则是客体性的。“生活世界”的意义是自明的，因而科学理论正确与否，有待于主体经验的检验，认识论意义的的全部理论最终都必须回到主体的经验领域、在生活世界之中来加以验证。总之，生活世界先于一切概念、理论、科学，它是人的生命存在的原初的主体世界，而科学世界则是人的意识经验的产物，是一个特殊的、局部性的世界，是从这个原初的主体世界生发出来的。
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科学失去了生活世界意识，离开了自己的原本基础和起源地呢？从什么时候开始，科学世界完全与生活世界脱节，人只在科学世界中生活，与生活世界分离，失去了自己生活的全面性呢？据胡塞尔考察，在近代之前，生活于西方文化传统中的人，以理性主义来支持一种有目的的充实的生活，或者说，生活的意义是借助理性的说明而向人们展示出来的，物体往往以感性直观的形式具体地存在于人类的经脸中，人们还理所当然地认为，人和自然是一个更大的整体的不可分离的部分，在这个更大的整体中，人的地位更为根本，这也就等于将生活世界置于比科学世界更高的位置上。而到了伽利略那里，“就已经开始以奠基于数学中的观念的世界来偷偷地替代那个唯一现实的、在感知中被现实的给予的、总能被经验到并且也能够经验达到的世界，即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胡塞尔承认，伽利略对近代科学的发展的确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但近代哲学和科学的危机也是由他引发的，所以胡塞尔说他“既是发现的天才，也是掩盖的天才”。
随着近代科学一个接一个的辉煌成功，伽利略理性主义成了哲学和科学的榜样，在这种背景之下，“伽俐略自然科学”成为了近代科学的代名词，被视为科学的典范，整个欧洲陶醉于其中，哲学家们也为之惊讶，于是：存在总体被数学化的自然观构造出来了，科学世界成了最可靠的世界模式；“无限真理的总体”的曙光也出现在新的自然科学的说明方式之中。但胡塞尔认为，问题恰恰也就出现在这里。伽利略继承了古性主义，却又使理性同存在、真理分裂了；通过数学化建立起来的科学世界本来是第二性的，只是一种说明世界的方式，但到这时却变成了第一性的东西，胡塞尔指出：“伽利略在从几何学的观点和从感性可见的可数学化的东西的观点出发考虑世界的时候，抽象掉了作为过着人的生活的人的主体，抽象掉了一切精神的东西，一切在人的实践中物所附有的文化特征。这种抽象的结果使事物成为纯粹的物体，这些物体被当作具体实在的对象，他们的总体被认为就是世界，它们成为研究的题材。”在胡塞尔看来，这种掩盖在伽利略那里也许是不自觉的，但令人担忧的是，客观主义思维方式在这种掩盖中抬头，并且迅速扩展，最终造成了近代几百年间的自然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泛滥成灾：客观主义认为科学的使命只是要确证――物理的精神的世界到底是怎样的；自然主义认为物理事物是唯一真实的实在和科学的唯一对象；实证主义同样把眼光死死地盯在有限的实在的事物上，并把实证的方法普遍化为研究一切的方法。总的后果是，科学完全进入了一种数学化的自然世界中，而这样的自然世界己不再是生活世界本身，随着而来的便是“欧洲科学的危机”。
生活中的自然科学现象篇7
【关键词】科学教育教学方法科学发现探索
【中图分类号】G6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682（2012）06－0136－02
幼儿从出生就开始探索他们所处的世界，他们运用各种感官来获取有关客观世界的各种信息，然而科学却是较晚进入幼儿园课程领域的。1924年，陈鹤琴先生在《现今幼稚教育之弊病》一文中指出：“孩子与环境的接触太少，在游戏室的时间太多”，并提到“我们的主张幼稚园之课程，可以用自然、社会为中心”。从此“自然”就作为学前儿童科学教育的课程出现在我国学前儿童教育体系中。
英国科学家法拉第说：“科学应为大家所了解，而且要从孩子开始。”终身教育的研究表明，生命的最初几年对以后教育过程的成功非常重要，它是智力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幼儿园的科学教育虽然不可能直接培养出儿童科学家，但是科学教育越普及、幼儿对科学的兴趣越浓厚，潜力开发就越有效，最终保证幼儿认知、情感、态度、有关技能的协调发展。
教育部2001年7月颁布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分别从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情感和态度教育目标三个方面明确提出科学教育的五个目标：①对周围事物现象感兴趣、有好奇心和求知欲；②能运用各种感官、动手动脑探究问题；③能用适当的方式表达、交流探索的过程和结果；④能从生活中感受事物的数量的关系并体验到数学的重要和有趣；⑤爱护动植物、关注周围环境、亲近大自然、珍惜自然资源，有初步的环保意识。下面笔者将从两方面谈一谈对学龄儿童科学教育的理解：
一、幼儿园科学教育内容分解
幼儿生活在一个丰富多彩、变化无穷的世界里，他们通过感官了解和认识自我与周围世界；通过科技媒介了解他们不可直接接触的事物，这就使得幼儿科学教育的内容不断扩大，在幼儿课程中，幼儿科学教育的内容主要有：①自然资源与自然现象。认识一些动植物，特别是与幼儿生活相近的，也可以是能够引起幼儿兴趣的动植物的外部特征、生活习性、生活环境；知道动植物是有生命的，也像人类一样需要水、空气和食物维持生命；初步了解植物与动物、动物与动物的链条关系；感知和了解与幼儿生活相近的自然现象，如日月星辰、冰川河流、四季交替、冷热等，使幼儿认识到这些自然现象与人类的关系。②日常生活中接触的科技产品认识、接触并探索日常生活中经常用的科技产品如：了解现代家用电器的用途与使用方法；认识各种农业和工业机械，理解它们在工农业中的应用；认识交通、通讯工具在生活中的作用。
通过了解自然资源与自然现象使幼儿有感知身边现象的愿望，喜欢观察生活中的自然现象并大胆提问；通过认识日常生活中接触的科技产品使幼儿乐意介绍幼儿园、家庭、社会生活中的玩具和生活用品，积极感知各种科技给人们生活带来的方便。
二、幼儿园科学教育的教学设计
学前儿童科学教育是指幼儿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自身的活动，对周围自然界进行感知、观察、操作、发现以及提出问题，寻找答案的探索过程，在教学过程中较为有效的教学方法有：
1．自由发现——观察
幼儿有与生俱来的好奇心，自由发现是幼儿完全用自己的方式进行的观察和探索，有助于维持幼儿对周围自然环境和物质环境的好奇心，在自由发现的过程中教师和家长起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是要尽可能的为幼儿提供实物、实景以保证幼儿观察得到最真实的效果，例如：观察春天的自然现象，可以带幼儿到校园、公园等比较开阔的动植物较多的场地，幼儿通过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用手去触摸、用鼻子去嗅，甚至是用嘴巴去尝以此来获得真实的印象。
2．动手操作——实验
在教学过程中，可由教师先演示实验，幼儿观察实验过程、现象、变化激发幼儿的兴趣，提高幼儿动手操作的积极性，例如幼儿在学习认识指纹形状的操作实验中，教师先讲解方法，并示范用放大镜观察指纹的方法，引起幼儿的兴趣，然后讲解另外几种方法——用胶带粘、用橡皮泥、印泥等进行观察，幼儿自己操作，让幼儿在有趣味性的活动中生动活泼的进行科学探索。
3．种植与饲养
幼儿在周围环境中最喜爱的东西莫过于动植物了，在对动植物的观察中有目的的让幼儿自己种植一种自己喜爱的蔬菜、花卉，例如春天到了可以让幼儿回家与父母一起种植一种常见的蔬菜，可以是白菜、萝卜、蒜苗等生活中常见的蔬菜，这样既达到了科学教育的目标又增进了亲子关系，需要注意的是在后期植物管理的过程中教师不可代替包办，应要幼儿自己动手，鼓励他们解决遇到的困难。
4．分类
学前儿童科学教育中分类的方法是指幼儿把具有某一个或几个共同特征的事物聚集在一起，以学习科学的一种方法。幼儿对物体分类首先要观察物品的形状、颜色、大小等特征发现物品的共同点是分类的基础，这有助于幼儿探索事物之间的联系和关系，使认识活动类化、简化，在教学活动实践中可以根据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活动采用不同的分类类型。
5．游戏
科学与游戏之间的关系是相互渗透、相互统一的，游戏精神一直伴随着科学的发展，促进了科学知识的传播，常见的科学游戏有：配对游戏、接龙游戏、拼图游戏、看图识物、看图辨物游戏等，教师在科学游戏的选择上一方面要注意游戏的趣味性、活动性、规则性，还要考虑幼儿的年龄特点以保证游戏的开展；另一方面要给幼儿充分活动的机会，师生共同游戏。
当然幼儿园科学教育的教学方法还有很多，如：参观访问、讨论、提出假设、推论等方法，可根据不同的教学目标采用不同的方法。总之，在幼儿园科学教育的过程中教师要当好引路人，要不断鼓励幼儿探索的勇气，培养幼儿的探索精神。
参考文献
1朱家雄.幼儿园课程［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生活中的自然科学现象篇8
1.1.美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什么?
1.2.美学的性质是什么?
1.3.怎样理解美学属于人文学科?
1.4.怎样理解美学以马克思的实践存在论为基础?
1.5.为何说审美是一种人生实践?
1.6.审美对象的特点是什么?
1.7.审美经验的特点是什么?
参考答案
1.1.美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什么?答：(1)美学的研究对象是体现着人与世界的审美关系的一切审美现象或审美活动。也就是说，不是美，而是审美活动，才是关学研究的真正对象。(2)审美现象是审美关系的现实展开。其包括四个方面：①艺术美，比如唐诗宋词的美;②自然美，比如高山大川的美;③科技美，比如细胞结构的美;④日常生活中的美，比如服饰的美。
1.2.美学的性质是什么?答：美学是一门关于审美现象的综合型的人文学科。包括三个层面：(1)美学研究对象是审美现象也是审美活动。(2)美学是一门人文学科。(3)美学是一门综合性的人文学科。
1.3.怎样理解美学属于人文学科?答：(1)作为人文学科的美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不一样。美学的研究对象不同于自然科学面对的物质的自然现象，而是与人的生命感受息息相关的自然现象。也不同于社会科学面对的客观物化的社会现象，而是一种非物化形态的社会现象，即审美现象。而这些，都是属于人文学科的研究范围。(2)作为人文学科的美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方式和方法不一样。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侧重一种冷静的理智的客观的态度，而美学则要求研究者更多的介入、参与、体察甚至投入。这也是人文学科的特点。
1.4.怎样理解美学以马克思的实践存在论为基础?答：(1)首先要看到，人的存在与世界的存在、人的审美感觉与现实的审美对象都是在实践中双向建构、同步发展的。这一点为美学提供了实践存在论的根基。(2)美学以实践存在论为哲学基础，还需要借助自由概念和范畴作为中介，因为自由乃是通向审美的根本途径，也是哲学通向美学的桥梁。
1.5.为何说审美是一种人生实践?答：(1)首先，审美活动之所以产生和发展，是有其必然性的，是由于人的生存发展的实践需要审美。从大的方面讲，审美可以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化。从小的方面讲，审美有助于个体超越有限性，获得更大的精神自由。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机器工业对人的异化，使得人们对审美的需求越来越迫切。(2)其次审美实践一方面是人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以人生实践为源泉。
生活中的自然科学现象篇9
关键词：科学和数学教育做中学思考
“做中学”的方法源于美国教育家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旨在让学生以更科学的方法学习知识，尤其强调学习方法、思维方法和学习态度的培养。这一方法提出的口号是：听会忘记、看能记住、做才能会。强调动手做的重要性，要求学生从自身操作和探索中获得对事物的认识、获得真知。学前儿童的科学和数学教育目的在于让儿童获得对科学和数学的初步和感性的经验和认知，掌握基本的简单操作技能，获得对数的集合、十以内的数概念、十以内的数的加减运算、有关空间时间等基本知识。而“做中学”正是使科学和数学教育获得良好教学效果的有效途径。
一、“做中学”需遵循幼儿自身认识的特点
由于幼儿身心发展水平有其特殊性，他们对周围环境的认识有其自身特点。
1.幼儿有强烈的好奇心，对新奇事物和现象感兴趣。他们好动、好问、喜欢探索，见到感兴趣的东西总要伸手去拿、去摸，甚至放在嘴里尝一尝，区分一下大小、多少。幼儿园科学教育和数学教育要把幼儿带入神奇的世界，幼儿天生的好奇心就是他们认识这个世界的动力。
2.他们对周围环境的认识从具体形象性向抽象逻辑性发展，幼儿具体形象思维占优势，他们主要依靠具体的活动和具体形象进行思考，幼儿需要在科学和数学活动中参与各种活动，积累大量知识经验，扩大认识范围，逐渐发展对科学和数学的认识和理解。
3.幼儿由对个别事物和现象的理解发展到对事物和现象关系的理解。随着幼儿思维的发展，知识经验的增多，幼儿逐渐能够认识事物与现象之间的关系，能够理解科学和数学活动中包含的简单科学道理和数学关系，能够初步形成人与环境关系的正确认识，也能学习简单的科学方法和数学方法，但由于概括水平有限，幼儿掌握的概念往往是初级的、简单的日常概念，内涵常常是不准确的，因此在科学和数学教育中不能要求幼儿掌握科学概念和复杂的逻辑运算。
二、“做中学”教学方式是实现幼儿科学和数学教育目标的有效途径
根据幼儿身心发展特点，幼儿科学教育应包括科学和数学的知识和经验，科学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能力，积极的科学情感和态度等方面，这也是幼儿园科学和数学教育目标包含的内容。做中学的教学方式有利于以上内容的培养。
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是动态的、不断发展的，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依附顺从阶段。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和了解非常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有限，因此人类崇拜自然事物和现象，人类基本是自然的奴隶，而对于数学的认识也是停留在数觉阶段。第二阶段是利用和改造阶段。进入农业社会之后，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不断发展，改造和利用自然活动逐渐展开，工业社会的到来标志着人类利用、改造自然的能力达到新的境界，对于数学认识的进步成为科学技术进步发展的基石。第三阶段是协调发展阶段。人类认识到不能向大自然无限度地索取，其中包含事物之间大量的平衡，若平衡遭到破坏则必然危及人类自身生活，为了人类的生存，要保持人类和环境的生态平衡，追求人与自然协调地可持续发展。
在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现代社会，环境意识是现代人必备的观念，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也是国民科学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小培养幼儿具有科学的意识，认识数学的重要性，使他们长大后在从事利用和改造自然的活动中，采取科学的、有助于保护环境的、考虑长期效益的行动，因此，在幼儿科学素质培养中，我们把环境保护方面的教育作为重要内容，应增加介绍空气污染、水污染及其危害，认识动物、植物和人类的关系，各种事物之间量的守衡，如何从我做起保护环境等内容，使幼儿从小开始关心爱护大自然，保护环境，养成文明的生活习惯，并为今后科学学习和数学学习奠定基础。
科学始于好奇，儿童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心，不断探索周围世界，“做中学”正是从幼儿好奇心入手，通过不断满足儿童的好奇心和不断激发儿童新的好奇，使幼儿天生好奇心逐渐发展成对科学和科学探索的兴趣，使每个儿童不论到哪里，都能从周围环境中获取科学和数学知识，如爱迪生，自己坐在鸡蛋上想弄清楚老母鸡是怎么孵小鸡的，正是他这种好奇心和动手做，奠定了伟大的科学发明之路。
三、实施做中学，相对于传统教学的改变
（一）从教幼儿学会转变为帮幼儿会学。
科学教育的目的不在于教会幼儿多少科学和数学知识，更重要的是丰富幼儿自然与社会方面的粗浅知识，要求通过引导幼儿积极参加小组讨论、探索等方式，培养幼儿合作学习意识和能力，重在帮助幼儿学会学习，从儿童发展水平角度提出目标，要求教师创造条件让幼儿亲自尝试、探究，使他们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主动探索、讨论、交流、与人合作，着眼点在于培养幼儿的学习能力。
（二）由重视活动结果转变为重视活动的过程。
传统的科学教育十分重视活动短期的、显性的结果。人们评价科学活动时，往往是看幼儿是否掌握了教师所教的知识、概念，是否了解了某一科学现象，是否掌握了某一数学集合或某一数学运算，等等，总希望活动能立竿见影，活动结果显得尤为重要。而“做中学”突出强调让幼儿实际参加探究活动，使他们感受探究过程和方法，学习用多种方式表现、交流、展示探索过程和结果，做中学把科学教育活动过程放到了重要地位，因为让幼儿亲自经历探究和发展的过程，比老师直接告诉他一个结论对幼儿更具有发展价值和意义，科学和数学教育不能靠空谈，必须亲自动手做，儿童在主动的需要动手的环境中更能兴趣盎然地学习，实践活动提高了儿童在对事物的感知、数理逻辑、语言学习、科学内容和数学等方面的应用能力。“做中学”过程中，幼儿通过自己探究和发现，也许不一定能得出绝对科学、十分正确的概念或结论，但是，他能得到实践的经验，获得真实而感性的体验，体验感知与探究的乐趣。 （三）由以教师口头讲授为主转变为以幼儿自主探索活动为主。
传统科学教育由于偏重间接经验、书本知识和对结果的再现，其教学模式以教师口头讲授为主，接受学习是儿童学习科学知识和数学知识的主要方式。“做中学”重视儿童早期科学活动经验的积累，注重教育活动的过程，着眼幼儿学习能力的培养，因此，做中学必然以儿童自主探索活动为主要教育模式，以发现学习作为孩子们学习科学的主要学习方式，在活动中，教师通过观察幼儿的实际发展水平，了解幼儿的兴趣爱好和需要，为幼儿创设和提供既适合幼儿现有水平又具有一定挑战性，既符合幼儿现实需要又有利于其长远发展的环境与材料，让幼儿充分自主地与人和物发生互动，与教师同伴合作、讨论、交流，在实践、探索中质疑、释疑，获得良好的发展。
（四）科学教育空间和途径将由室内转向室外，由狭小、闭塞转变为广阔、开放。
传统科学教育途径以幼儿园自然常识课为主，以完成旧纲要规定内容为主要任务，而“做中学”强调：幼儿园应与家庭、社区密切合作，与小学相互衔接，综合利用各种教育资源，共同为幼儿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强调从生活或媒体中幼儿熟悉的科技成果入手，引导幼儿感受科学技术对生活的影响，要求科学教育应密切联系幼儿实际生活进行，利用身边事物与现象作为科学探索的对象，如家庭中的现代化技术。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认识一些生活用品，探索蕴涵其中的一些科学原理，知道它们在生活中的应用。如通过寻找“手的帮手”——钳子、锯子、锤子、取碗器等，知道各种工具的使用价值和种类。另一部分是认识各种家用电器，如电话、电脑洗衣机等，了解它们的用途及安全的使用方法；社会生活中的现代化技术，认识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现代化工具，如超音速、移动电话等，了解它们的先进功能；科学技术的进步，初步认识现代科技，知道科技是在不断发展的，会给人们带来更多方便，如灶具从柴灶、煤炉发展到液化气灶、电饭锅、微波炉；通讯从烽火、旗语发展到电话、电传、寻呼机、移动电话、可视电话；计算工具从计数算盘发展到计算器、电脑。帮助幼儿在实际生活中、社会环境中、操作实践中、真实情景中、有趣的游戏中学习、探究和发现科学，科学教育途径、空间变得广阔、开放，资源丰富多彩。
（五）科学教育内容由统一、割裂、封闭转变为多样、综合、开放。
传统科学和数学教育，各年龄班教育的具体内容，数量和具体范围都是由纲要统一规定的，偌大的中国，不管在什么地方，什么条件下，不论其民族、文化、经济、环境等各方面因素有多么不同，其教育内容都是基本一致的，不管社会发生多大变化，科学研究出现了什么新成果，科学教育内容很少改变，科学和数学教育与其他学科相互割裂的现象十分严重，而做中学立足于教育目的性与幼儿发展可能性之间谋求平衡的基础上，对科学教育内容与要求做了质和面的规定。在质的要求上，科学教育内容是启蒙性的，有利于幼儿终身学习和发展。在面的要求上，科学教育内容是广泛的，从幼儿生活中、游戏中、周围环境中、媒体中选择幼儿感兴趣的事物、现象、科技成果、数、量、形、时间、空间、自然、环境等多方面的教育内容，引导幼儿感知、探究，这样各地区、各类型、各层次的幼儿园充分利用本园的优势条件，为儿童提供自主选择和创造的机会，科学和数学教育具体的教学内容需要教师们根据当时、当地、当班幼儿的实际发展水平和条件决定，有利于因时因地因人制宜，而且随着时间推移，社会与科学不断发展变化，幼儿园科学和数学教育的具体内容将及时发生变化，科学和数学教育内容呈现为一个开放、灵活、动态的系统，同时做中学强调科学和数学教育与其他领域教育的相互渗透和融合，具有综合性，如上绘画课，要求儿童画一棵苹果树，儿童首先要观察苹果树的形状，树上的苹果数量及其他相关特点，然后才能画。看似简单，其中却包括科学的认识和概念的认知。
总之，“做中学”的教学方式对于学龄前儿童是比较适合的一种教学方式，不仅适合于幼儿的科学教育，而且适合于幼儿的数学教育，是把数学教育和科学教育有机融合的一种有效途径，对于这种教学方式的利弊优缺，还需要在今后学习中继续研究和探索，以期对学前儿童科学和数学教育发挥更大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董玉华.幼儿园“做中学”科学教育中的问题与对策[J].天津市教科院学报，2012，2.
[2]许滢.幼儿园“做中学”科学教育中的生态性体现.浙江省杭州明珠幼教中心，http：//cnsece.com/article/6274.html.
生活中的自然科学现象篇10
1．生动形象性，便于学生理解。现实生活是学生最为熟悉的，在教学中，用贴近现实生活的自然科学资源的实例开场，可以拉近知识与学生的距离。不但可以化生硬的知识为学生所易于接受的形式，使学生能够专心上课，提高学习效率，又能使学生明白哲学来源于生活。例如，教师在讲授哲学道理时，如果能提前准备一些与讲授内容有关的自然科学资源的资料，以表格、比较、图片等方式呈现给学生，那么这堂课的教学效率是毋庸置疑的。通过简单地分析上表中的内容可知：坚持整体和部分的统一，用系统优化的方法把影响青蒿素产业发展的四种因素联系起来，统筹考虑，说明要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青蒿素产业的发展是个过程，尽管遇到一些难题，但要积极创造条件，推动该产业的发展，说明要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既要看到该产业在原材料等方面的优势，又要看到在营销、相关产业的支撑等方面的劣势，改善薄弱环节，说明用对立统一的观点看问题；创新企业发展战略，加大研发力度，更新青蒿素产业的生产设备和生产技术，提高青蒿素产业的竞争力，这是在强调树立创新意识的重要性。
2．较强的直观性，促使教学方式改进。教育学的研究表明：直观性原则是教学原则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主要是解决抽象知识与具体事物形象之间的矛盾，使抽象的概念变得易于理解。形象直观的教学方法符合学生从具体到抽象的认识规律，符合学生掌握知识要以感性经验作基础的心理发展规律，符合学生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要形式的思维发展规律。而且，形象直观的教学能使学生感到形象、清晰、鲜明、生动有趣，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提高学习效率。在《生活与哲学》教学中，需要借助形象直观的素材来辅助学生对深奥哲理的领悟。自然科学资源源于人类生活的大自然，生动、形象、真实是自然科学资源的最大特点。所以，教师可以在明了学生情况的基础上对自然科学资源进行由分析到综合的探究，用紧扣教材和学生实际的自然科学事例让学生在轻松的氛围中领悟教师的分析与哲学道理。这样的学习过程能让学生感受到学习是一种需要、是一种享受，感受到一次次实实在在的进步。
二、自然科学资源在哲学教学中的应用
新课程理念指出：良好的人文素养与科学素养是现代公民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要加强文理渗透，使科学教育与社会教育、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培养相协调。科学精神强调独立思考，严谨规范，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其中求真是目标，创新是灵魂。相对于科学精神而言，人文精神尊重人的价值，注重人的精神生活。科学与人文是不能分割的，二者是人类文明飞升的双翼，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孪生姐妹。哲学，作为一门人文课程，不仅仅关注学生的人文素质，更应该关注学生科学精神的培养，着眼于学生的全面发展，给他们以终身学习和思考的自由。要提高教学质量与学生学习的兴趣，将以前由外界强制控制的方式转变为学生真正发自内心的自主学习。鉴于当前《生活与哲学》的教学现状，转变传统的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是必然要求，也是整个哲学课改革的必然要求,自然科学资源渗透到《生活与哲学》课的教学中，是有力推进这一改革的有益尝试。笔者通过一些教学实践深切感受了这种教学方法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认识到这种教学方法能丰富教学内容、活跃课堂、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增强课堂效果。
1．丰富自然科学资源的生动性，激发学生兴趣。在《生活与哲学》的课堂对学生进行哲学教学，不仅要“晓之以理”，还要“动之以情”，这里的“情”更有生动性、趣味性的意味。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说：“在每一个年轻的心灵里，都存放着求知好学、渴望知识的火药，只有教师的思想才有可能去点燃它。”利用学生熟悉的自然科学素材去阐释、讲解哲理，把深奥的哲理通俗化，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哲学知识素养，还可以强化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牛顿是伟大的科学家，在其发现经典力学之后的200多年中，大部分科学家都认为整个宇宙永远都会服从这一定律，这一定律是永恒不变的。但是到了20世纪初，爱因斯坦却发现只有在宏观低速的情况下，牛顿的运动定律才是正确的，这一定律并不适用于宏观高速的运动领域，这一领域中牛顿力学必须让位于相对论力学。在随后的十几年中，随着这一领域研究的深入，玻尔、海森堡等一些学者又发现在微观领域内，牛顿定律又不得不让位于量子力学。用生动的自然科学资源来解释哲学原理，可以有效打开学生思维的闸门，促使学生从“要我学”到“我要学”转变。可见，用自然科学知识设置悬念，创设情境，激发学生情感与思维，可以使学生在情操陶冶中提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2．深化自然科学资源的生活性，增强实证性。《生活哲学》不仅要与哲学道理对话，更为关键的是与生活对话，与现实对话。当今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科技都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新问题、新情况的不断出现，给《生活与哲学》教学也不断提出新的要求与更艰巨的任务。为了应对这一切，《生活与哲学》教学必须结合现实中提出的新问题，如环境严重污染、人口急剧增加、资源过度浪费等。只有在课堂上结合自然科学资源对这些现实问题与学生进行理论上的交流，才能使学生感受到哲学确实贴近生活，增强学生运用哲学知识对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新情况、新问题有更为深刻与清醒的认识。如在学习“运动是有规律的”这一框题时，因为规律概念比较抽象，学生在理解上有困难，在课堂教学时，可列举天文现象，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增强实证性。自2001年至今，人们已经成功预测并观测到发生的“火星冲日”现象，积累了很多关于火星的资料。用表格统计出2014至2099年人类预测将要发生的“火星冲日”具体的年份、日期、时间、度数。通过事例、数据等直观素材使学生认识到规律是客观的，人们可以利用规律。
3．构建自然科学资源的现实性，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中学阶段不仅是青少年长身体、长知识的关键时期，更是他们在道德情操、心理品质、思想态度和行为习惯等方面培养成型的最佳时期。在这个时期中，非常有必要对他们进行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教育。在《生活与哲学》教学中引入自然科学资源最为关键的是要解决到底引入哪些资源，哪些资源才能更为生动、有效地将深奥的哲理通俗生动地阐释出来。在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学习自然科学家的一些真实的故事，如牛顿、达尔文、居里夫人、霍金以及杨振宁、袁隆平等。教师不仅要向学生讲述这些科学家创造、发明、发现的事迹，更要详细讲述他们是如何进行科学研究以及在他们科学研究中所涉及到的一些自然科学现象，从这些自然科学资源及其互相联系中发掘生活。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耳濡目染，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学习第十课“辩证法的革命批判精神与创新意识”时，引入科学史中的伟大人物布鲁诺为了捍卫真理而牺牲的感人事迹，引导学生要坚持真理，做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布鲁诺是意大利思想家、自然科学家、哲学家和文学家。他的一生都在与旧观念决裂，同反动宗教势力搏斗，百折不挠地追求真理。他勇敢捍卫和发展了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并把它传遍欧洲，被世人誉为是反教会、反经院哲学的无畏战士，是捍卫真理的殉道者。由于批判经院哲学和神学，反对地心说，宣传日心说和宇宙观、宗教哲学，1592年被捕入狱，最后被宗教裁判所判为“异端”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布鲁诺以生命捍卫并发展了哥白尼的日心说，并使人类对天体对宇宙有了新的认识。接着在学生中展开讨论“从布鲁诺的身上我们感受到了什么？”通过这个活动不仅让学生学习了知识，而且在“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方面”让学生认识到要以批判精神和创新意识对待周围的世界；要坚持真理，崇尚科学精神。这就启示我们，在《生活与哲学》教学中，教师要善于通过一些著名自然科学家的事迹的介绍培养学生严谨求学、动手操作、创造发明的能力，陶冶情操，提高自我评价能力，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