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科学研究的意义篇1
一、海洋意识定义的研究
到目前为止，学界关于海洋意识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定义。在国外，只有m.Kuijper曾提及过海洋意识对海洋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但并没有界定海洋意识的概念。对海洋意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内。本文通过阅读CnKi中影响力较大200多篇文献，整理出有关海洋意识的数十条定义。这些定义虽然从表面上看显得分散且毫无关联，其实存在着一定的前后相继关系。依据不同流派的根本特点，将这些定义归纳为海权说、人海关系说和实践-认识说三大类。
1.海权说
这一流派的学术观点源自马汉的《海权论》，其根本观点是将海洋意识视为一种新时期下国民应具备的海洋战略思想，是对海洋领土主权的关注意识，代表人物是马汉。马汉(1890)认为，一个国家想要真正面向海洋、走向海洋，其国民必须要有强烈的海洋意识。这种意识包括对海洋的热爱、了解，同时也包括对海洋的渴望和征服。此后，有一大批学者从这个角度界定海洋意识。比如，史英(1989)认为，海洋观是人们对海洋与国家民族根本利益之间的关系的总看法。李德潮(1997)认为，海洋观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在海洋问题上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体现。孙志辉(2008)认为，海洋意识是人类对海洋战略价值和作用的反映和认识;冯梁(2009)认为，21世纪中华民族海洋意识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是指21世纪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对海洋在中华民族的历史、现实，特别是未来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的系统的理性认识。它是中华民族对海洋在建设海洋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推进全人类海洋事业中地位作用的心理倾向和基本认知;何立居(2009)认为，海洋观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是国家在海洋问题上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具体体现，在它的内涵里，既包括国家现实的海洋利益，又包括国家长远的海洋利益，既包括海洋经济利益，又包括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军事利益。海洋观包括以下几方面:海洋国土观，海洋资源观，海洋权益观，海洋防卫观。总的来看，海权说将海洋意识与海权意识、海洋领土意识等同起来研究，反映出今年来随着我国海洋国土安全问题的日益凸显，学者对海洋领土安全问题的重视。
2.人海关系说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从社会学、人类学的视角考察了人类与海洋的关系，认为海洋意识是在人与海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自觉意识。比如，何兆雄(1998)认为，海洋意识指人类在与海洋构成的生态环境中，对本身的生存和发展采取的方法及途径的认识总和;郭渊(2009)从心理学的视角对海洋意识进行分析，认为海洋意识是指人类在与海洋构成的生存环境中，对本身的生存和发展所采取的方法及途径的认知总和。赵宗金(2011)认为，海洋意识是人们对人海关系的自觉意识，是人在社会活动中涉海行为的自我反映;陈艳红(2010)认为海洋意识也叫海洋观，是人们对海洋世界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指人类在与海洋构成的生态环境中，对本身的生存和发展采取的方法及途径的认识总和;陈冀斌(2012)海洋意识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通过实践活动认识和把握海洋、调整人与海洋的关系，并在此过程中形成的一切物质和精神的总和，海洋意识具体就表现为人们对海洋的认识、观念、思想和心态等方面及由此而产生的生产生活方式，海洋意识的本质是一种精神活动。总的来看，人海关系说从海洋社会学的视角研究了海洋意识的生成过程，由于人海关系理论体系尚未形成，基本概念尚不清晰，因此从人海关系角度来定义和理解海洋意识显得有些晦涩。
3.实践-认识说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将海洋意识视为对海洋及人类涉海实践的总和的反映，是一种建立在人类实践活动基础之上的对海洋的性质、作用、地位、功能等的综合认识。比如，陈小燕(2003)认为海洋意识是人们对海洋与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作用、地位及重要性的总体认识或反映;唐复全等(2004)认为海洋意识是人们关于海洋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的理性认识;饶咬成(2005)认为海洋的客观存在，必然要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使人们产生关于海洋的认识，这种认识，被称为海洋意识;李文睿(2007)认为，海洋意识也叫海洋观，是人们对海洋世界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指人类在与海洋构成的生态环境中，对本身的生存和发展采取的方法及途径的认识总和;贺义雄(2011)海洋意识是人类对海洋的自然规律、战略价值的反映和认识。从历史的角度看濒海国家、民族海洋意识的强弱直接关系和影响着国家总体政策的形成。总的来看，实践-认识说是一种建立在人类开发和利用海洋之基础上的对海洋的全面认识，其包含的范围很广，但缺点是缺乏学科视角和理论特色。
三类流派从不同的角度界定了海洋意识，丰富了海洋意识内涵，并且在流派内部形成了一定的积累，为今后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做了铺垫。但也存在着一个重大不足，即没有对海洋意识进行科学的学科定位。本文认为，海洋意识作为人类的一种意识类型，从学科归属上讲，应属于专门研究意识的认知心理学范畴，故应当从认知心理学研究意识的视角对海洋意识下定义;或者，可以从社会心理学研究态度的视角将海洋意识视为人们对海洋的一种认知。为了更好地对海洋意识进行操作化，本文依据态度aBC理论将海洋意识定义为人类在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方面对海洋的观念总和，它形成于人们对海洋的认识和互动过程中，并进一步将其被操作化为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三个维度，这种划分方法更有利于今后海洋意识的调查研究。
二、海洋意识类型及其指标体系研究
学界除了探讨海洋意识的定义之外，还在海洋意识的类型和指标体系上进行了较广泛的研究。所谓海洋意识类型，是指海洋意识所包括的具体形式，比如海洋领土意识、海洋环境意识、海洋文化意识等，它们是政府部门、学者、媒体等基于我国海洋发展的现实需要而提出来的，是广大民众所应当具备的海洋意识;所谓海洋意识指标体系，是指在海洋意识类型的基础上形成的一套标准化的测量工具，用以编制海洋意识调查问卷，以测量国民海洋意识强弱程度及存在的问题。
1.海洋意识类型的研究回顾
在国外，尚未有学者对海洋意识进行类型上的划分，美国珊瑚礁基金协会(2002)、美国科学促进会(2003)和BrentS.Steel(2005)等也只是针对其中之一的海洋生态意识进行过调查研究。但是在国内，已经有十余位学者先后划分了海洋意识类型。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陆水明、陈艳红和王华的研究，他们分别从维护海洋权益的角度、发扬海洋文化的角度、海洋经济发展的角度对海洋意识进行了类型上的划分，分别划分出若干个子类型。陆水明等(2005)认为海洋意识主要包括海洋国土、海洋资源、海洋竞争、海洋安全等方面意识，他引用古希腊海洋学家狄米斯托克利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一切的观点，从海洋权益的角度提出我国应该重点增强海洋权益意识，加强海洋建设;陈艳红(2010)认为海洋意识在内容上包括海洋国土意识、海洋资源意识、海洋环境意识、海洋权益意识和国家安全意识等，并从海洋文化的角度，将海洋意识看做是一种深层次的海洋文化，是海洋文化的灵魂。王华(2009)认为海洋意识包括海洋历史文化意识、海洋生态资源意识、海洋开放融入意识、海洋战略安全意识等。他引用未来学家托夫勒的在世界文明发展的第三个浪潮中，向海洋进军是一个新的制高点的观点，从海洋经济发展战略的角度着重强调了海洋开发的重要性。这三种划分方法较能反映出学界主流的海洋意识类型，除此之外，温广宇、牟方君、何兆雄、吴青林、郭渊等十余人也对此做过划分，他们在划分方法上的差异并不大，都是结合海洋发展的现实需要，从战略、权益、资源、文化、经济、环境等方面对海洋意识进行直观的划分。
学者们对这些海洋意识类型的称谓不尽相同，在涵盖面、数量上也存在较大差异，由此产生了许多争议，甚至是误解，这也是本文认为值得专门讨论的地方。本文将目前学界对海洋意识的分类归入政治、经济、法制、文化、生态、安全六个方面，每一个方面都包含了诸多不同称谓，它们之间在含义上的差别不大。综合来看，海洋政治方面包括海洋国土与权利意识、国家安全意识、海洋国土意识、海洋权益意识、海洋权益安全意识、海洋主权意识、海洋政治意识、海洋国防意识、海洋国土意识、海洋主权意识等不同称谓;海洋经济方面包括海洋财富意识、海洋资源意识、海洋价值意识、海洋开发意识、海洋经济与产业意识、海洋经济意识等称谓;海洋法律意识方面包括海洋法权意识、海洋权益意识、海洋法律法规意识等;海洋文化方面包括海洋历史文化意识、海洋文化意识、海洋价值与伦理意识等称谓;海洋生态方面包括海洋生态意识、海洋环境意识、海洋健康意识、海洋生态资源意识、海洋资源与环境保护意识等称谓;海洋安全方面包括海洋防灾意识、海洋减灾意识、海洋危机意识、海洋安全意识等称谓。除此之外，还有学者提出了海洋开放与融入意识、海洋竞争意识、海洋创新意识、海洋发展意识等，影响并不大。总的说来，这六大方面基本涵盖了学界目前对海洋意识的认识，这种在同一类意识上出现多种称谓的情况表明我国学者在海洋意识类型表述上还存在许多分歧。
2.海洋意识指标体系的研究回顾
目前，国内外有关海洋意识指标系的研究十分匮乏。国外尚未看到有人设计过海洋意识指标体系。在国内，李珊等(2010)在分析了大连716油管爆炸事件网民意见的基础上，结合已有研究成果，首次构建出一套海洋意识指标体系。这套海洋意识体系应包括海洋国土与权力意识、海洋经济与产业意识、海洋资源与环境意识、海洋法律法规意识、海洋资源与伦理意识五个类型，他们将其归纳称作主观人海关系意识另外，该体系还包括文化、经济、政治、社会四个宏观层面的意识构建领域。他们认为，左侧五个海洋意识类型和右侧四个宏观层面共同构成海洋意识，而海洋意识体系的构建过程就是指在这四个层面中不断渗透正确科学的海洋意识的过程。赵宗金等(2012)在充分分析、整合前人海洋意识类型的基础上，提出了海洋意识体系。他们认为海洋意识应该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它是多层次、全方位对人与海洋关系反映的内容体系，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方面面。他们将海洋意识划分为权益、安全、开发、战略、保护、教育和参与七个类型，七个海洋意识类型之间是彼此并列的关系，除海洋战略意识之外的其他六个意识类型又都包含若干个子类型，各个子类型都有相对应的概念界定。子类型之间也是彼此并列的关系，相互之间各有所指、统一于海洋意识指标体系之中。
三、海洋意识现状调查研究
1.国内调查研究成果
中国青年报在1998年进行过中国青年蓝色国土意识调查，结果显示，2/3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我国的国土面积为960万平方公里，完全忽视了我国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共青团中央曾在上海大学生中做过一次抽样调查，结果显示，90%以上的大学生认为中国的版图只有960多万平方千米的陆域国土，有的大学生干脆认为争执海岛主权没有意义。王新刚等(2012)采用问卷、访谈相结合的方式，以大学生海洋意识状况、高校海洋意识教育状况和大学生对我国海洋政策的认识等三个方面为调查内容，对图2海洋意识的分类体系河北三所大学理科、工科、农科、文科、艺术和体育等学科的共1500名本、专科学生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大学生海洋意识较薄弱，高校应加强海洋意识教育。这些调查结果引起了学界和媒体的极大关注，尽管有些调查在被访问人群的代表性、问卷的信度效度以及年限等方面存在不足，但其数据仍被政府官员、媒体和学者广泛引用。国内影响最大、最具解释力的调查，是海洋出版社与深圳互通调查机构、中国民意调查网于2010年和2011年，在河海大学社会学系老师的指导下，运用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在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的18个城市分别进行的两次科学、系统的抽样调查，其2011年度的调查人数超过了5000人。经过两年的调查，最终结果表明:第一，国民对海洋的了解比较单一、浅薄;第二，海洋知识较欠缺;第三，对海洋所发挥的作用认识得较浅薄，认为海洋与生活关系不大;第四，环境意识出现背离第五，海洋经济意识较强;第六，海洋维权意识有所提高在区域特征上，内陆的海洋意识高于沿海;第七，自我评价过高;第八，在获取海洋知识的途径方面，新闻传播是主渠道;第九，支持海洋知识教育进课堂。
2.国外调查研究成果
美国珊瑚礁基金协会(2002)通过非概率抽样调查发现，尽管人们普遍关注珊瑚礁的生态威胁问题，但却对珊瑚礁的生态常识知之甚少;美国科学促进会(2003)也通过非概率抽样调查发现，尽管人们普遍关心沿海地区的生态健康问题，但却只有31%的人真正意识到自身行为对其的影响;Steel等(2005)发现，人们对沿海环境状况的关注要明显高于他们所知道的沿海环境政策知识，这不利于他们运用法律手段来解决海洋环境污染事件。Ballantyne等在南非一个海滨小镇里做过一项海洋知识调查，调查对象是镇上三所小学的54名学生，涉及的问题包括水为何会流入大海、大海是如何产生的以及海水为什么是咸的等数十个问题，其研究结果表明，受谣言等不良因素的影响，被调查者对海洋存在许多误解，政府应该建立更多的海洋科普基地，让民众切身认识海洋。
就美国而言，在公众海洋意识调查方面最具解释力、影响力的是BrentS.Steel等人的研究。BrentS.Steel等人通过电话访问的方式对美国48个州的家庭进行了科学规范的随机抽样调查，被访者人数为1233人，调查的内容是海洋知识。调查发现:大众对海洋知识普遍缺乏了解;沿海居民比内陆居民知道更多的海洋知识;大众对海洋重要专业术语普遍缺乏了解;电视和电台对传播海洋知识产生了消极影响，而报纸和媒体则产生积极影响。这一调查结论与我国海洋出版社2011年的调查结果基本相同，都反映出国民的海洋知识较欠缺，对海洋的了解较浅薄。但也存在一些差异，表现在:第一，不同于美国，我国内陆居民的海洋经济意识水平高于沿海居民;第二，我国民众获得海洋信息的主要渠道是新闻传播，但并未得出新闻传播产生了负面性影响的结论。
四、中国海洋意识宣传、教育工作情况的研究
在目前有关海洋意识的学术成果中，有大量关于我国海洋意识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的研究。学者们认为，我国在海洋意识教育中普遍存在以下几方面的不足:第一，主管部门对海洋意识的宣传教育工作不够重视，突出表现在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对中小学生及社会大众在海洋政策与法制的认知、海洋国土和主权意识的培养等方面的缺失;第二，师资队伍的数量和质量不够理想，尤其缺乏高素质教师;第三，我国的海洋意识教育工作几乎都集中于学校，阻隔了广大社会群众接受教育，全民普及程度不够高;第四，教育方式过于单一，海洋意识教材和读本数量太少，教学比重太低。鉴于此，学者们纷纷提出解决对策，包括:第一，各级相关主管单位，尤其是各级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学校和非盈利文化机构，要重视海洋宣传工作;第二，加强海洋意识理论建设、法制建设、管理能力建设，使得海洋意识教育科学化、制度化，形成学习氛围，长久保持;第三，采取形式多样的教学方式，鼓励人们自主参与学习;第四，多建设海洋大学、海洋学科和海洋意识科普中心。
实际上，我国曾在国民海洋意识宣传教育上取得过许多成果，这些成果往往为人忽视。概括起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音像书籍出版方面。1998年，浙江省定海区教育教学研究中心《中小学海洋教育实践与研究》课题组，出版了《海洋知识读本》《中小学海洋教育教材》《中小学海洋教育理论文集》《中小学海洋教育》等研究专集;2008年，青岛市教育局为迎接奥运会，专门出资为全市中小学校的图书馆购买了《海洋小百科》全书，掀起了学习海洋知识、普及海洋文化的教育活动;2011年，国家海洋局、海军政治部、中央电视台联合摄制的纪录片《走向海洋》引起了社会强烈反响;2013年，国家海洋局宣传教育中心召开了中小学海洋意识教育系列教材编写研讨会，其内容包括海洋科学、海洋资源、海洋生物、海洋地理、海洋开发、海洋政治、海洋经济、海洋防务、海洋文化九个方面，标志着我国首套中小学海洋意识教育系列教材编写工作正式启动。
第二，在科研教学活动方面。1998年，浙江省舟山市虾峙镇中心小学开展了小学海洋教育课程研究课题，初步构建了以海洋教育活动课为主、实践课程和环境课程为辅的小学海洋教育课程体系建设，成为浙江省学校课程改革中最引人注目、最活跃的模块;1998年，浙江省定海区教育教学研究中心《中小学海洋教育实践与研究》课题组花了6年时间完成了更具操作性的综合性海洋教育课题;我国已初步形成了海洋专业教育、海洋职业教育、公众海洋知识教育体系。[35]目前，国内有37所高等院校、29所中等学校开设了涉海专业，在涉海职业技术教育领域共有20多个培训点。我国常年利用新闻媒体对青少年进行海洋知识教育，并在沿海地区公众中开展利用海洋和保护海洋环境的常识教育，在中国召开的各种海洋会议上发表了不同主题的《海洋宣言》。
第三，在社会活动方面。2005年，全球29个海洋城市在国际海洋城市论坛中发表了《厦门宣言》，号召共同保护和改善海洋环境;2006年，中国海洋论坛通过了有关海陆统筹与可持续发展的《象山宣言》;2008年，世界19所海洋高等学校签署了《舟山宣言》，宣示了发展海洋教育、创新海洋科技的行动方向;2009年，《中国航海日大连宣言》将文化建设列为海洋行为的首位，主张发展海洋文化，增强海洋意识。2013年1月，我们的海洋首届海洋中国新年音乐会在北京、天津、厦门、上海进行巡演，以建设海洋强国为主题的2013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庆祝大会在辽宁省举行。
除此之外，据《中国海洋报》报道，我国目前已建立22个海洋意识教育基地。这些由政府和教育科研机构牵头的项目对提升国民海洋意识的作用无可替代。遗憾的是，由于宣传工作的不到位，这些已有的成果没有被大众触及，也没有引起海洋文化专家、海洋意识研究人员的重视，造成了学术研究上的遗漏。
五、评价与展望
1.海洋意识研究的成果评价
综观前人的研究，他们在研究视角、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都表现出明显的特征。首先，在研究视角上体现了政治思维和学术思维的结合。国民的海洋意识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我国海洋事业的发展和海洋强国的建设进程。新时期下，随着党和国家对海洋建设和海洋发展战略的重视，学界也开始对国民海洋意识发展状况及其解决对策展开大量研究;其次，在研究内容上，焦点较为集中。主要包括海洋意识的定义、类型及其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海洋意识实证调查、国民海洋意识的现状问题及对策;再次，在研究方法上体现了经验和实证的结合。对海洋意识的定义、类型及其指标体系的研究主要以经验研究为主，而对国民海洋意识现状的研究主要是以问卷调查、个案访谈为主，对我国海洋意识教育及宣传工作的研究主要是以文献研究为主。
(1)在海洋意识类型研究方面。通过分析、比较目前已经提出的海洋意识类型，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很少有人为这些类型(即一级指标)分别下定义，更没有人做到继续往下发展指标。第二，一级指标间的重合。比如吴青林(2010)在海洋安全意识上犯的重合错误。他认为海洋意识包含七个方面，分别是海洋国土意识、海洋主权意识、海洋资源意识、海洋强国意识、海洋安全意识、海洋通道意识、海洋生态意识。其中，海洋安全意识又包含四方面:二是我国海上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遭到严重侵犯;三是国家外向性经济发展面临着可能发生的威胁与挑战，尤其是海上通道安全问题日益凸显。这些表述，与他同时提出的海洋主权意识、海洋通道意识产生了明显的重叠。同样的问题还出现在部分学者对海洋经济意识、海洋发展意识等的表述上。
(2)在海洋意识指标体系研究方面。李珊等(2010)构建的体系基本涵盖了海洋意识的类型，具有一定的开创性意义，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具体表现在:第一，只有体系，缺少具体指标;第二，最大的问题在于很难处理左、右两个维度之间的关系，这将直接影响指标体系的清晰度和解释范围。赵宗金(2011)等在指标的涵盖范围上较之李珊等人的研究有了十分明显的进步，它几乎容纳了目前所有可取的类型。但存在的问题也很明显，具体表现在:第一，部分一级指标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平行的，存在彼此重合的问题;第二，很多二级指标在表述上存在模糊不清、相互指涉的现象。不过，李珊、赵宗金等人的研究体现了学界对海洋意识进行实证研究的趋势，他们的研究为今后建立更加科学、规范的海洋意识指标体系提供了参考。
(3)在海洋意识调查研究方面。前人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国民海洋意识状况的一手资料，在研究方法、问卷设计等方面给予后人许多启示，但也存在以下不足:第一，没有对海洋意识进行清晰、科学的定义;第二，既然无法合理地定义海洋意识，那就不能准确地知道海洋意识的内涵及主要类型(一级指标)，因此也就不可能对海洋意识进行科学的操作化，其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将受到影响。
(4)在学者对海洋意识宣传教育工作研究的评价方面。前人的研究指出了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也提出了解决措施，但仍存在以下几方面的不足。第一，在前人的引用资料中，被提及最多的一项调查是1998年中国青年报进行的中国青年蓝色国土意识调查，[36]这一调查所得出的结果被十余位学者争相引用，作为判断国民海洋意识高低的重要凭据，而不顾及其抽样代表性较低、指标较为单一、年代较为久远等缺陷;第二，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被指责最多的是政府宣传工作不到位、教育部门的成果不明显、出版单位很少出版海洋意识读本和教材。而事实上，我国从1998年开始就陆续出版了一系列海洋科普读物和音像产品，举办过许多海洋会议、海洋活动，这些都为学者、媒体所忽视。
2.海洋意识研究的未来展望
(1)确立恰当的界定海洋意识的学科方向。
海洋意识作为一种人们对于海洋及其组成部分的在人的头脑中的主观反映，从学科归属问题上讲，应该属于专门研究意识的认知心理学，或研究态度的社会心理学。索尔所(2008)认为:意识(consciousness)是对环境和认知事件诸如世界的形象、声音，以及人的记忆、思想、情绪和本体感觉的觉察。[37]尽管心理学界对意识的界定尚未统一，但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意识所包含的范围是很比较模糊、宽泛的。海洋意识作为人们对海洋的一种觉知，属于人类意识的一部分。第二，意识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认知成分，除此之外它还包含了情绪、情感因素，因此，海洋意识也应该包含人们对海洋的情感以及人们对海洋的认知。
(2)海洋意识指标体系的建构方法来自环境意识指标体系的启示。
海洋科学研究的意义篇2
海洋行政管理学始自20世纪后期人类对于海洋利益的高度重视。超越陆地，走向海洋，拓展人类生存发展空间成为社会共识，如果说古代海洋开发利用与近代航海时代停留在尚未完全成型、统治管理职能不够明晰的政府的引导之下，那么近几十年来海洋事务的兴盛，则是由成熟的管理型行政的政府统摄之下推进而成，海洋行政管理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内涵。海洋行政管理学正是在工业化时代背景下研究人类海洋事务管理规律，服务于社会对于海洋快速增长的需求。中国海洋行政管理学发端于上个世纪90年代，学者与海洋部门官员对于海洋领域具体管理问题的论述。进入21世纪，学者逐渐开始由实证研究转向理论提升的过程，作为一门学问的海洋行政管理学也在其中不断地得到展开，如郑敬高于2002年出版的《海洋行政管理》一书。目前学界的研究集中在海洋行政管理学定义以及海洋行政管理学框架体系设计上。最初的研究尚无明确的“海洋行政管理学”定义。学者通过基于海洋管理学探讨“海洋行政管理”，略加阐述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基本理论。学界对于海洋管理学的定义突出政府的主体作用，这与海洋行政管理学以政府为核心主体相合。
王琪在《海洋管理：从理念到制度》一书中引述以往有关海洋管理的定义，如美国学者J．m．阿姆斯特朗和p．C．赖纳在《美国海洋管理》对于“海洋管理”的定义：“指政府能对海洋空间和海洋活动采取的一系列的干预行动”。早期国内学者对于海洋管理的理解近似于海洋行政管理的定义，比如“海洋管理市政府对海洋及其环境和资源的研究和开发利用活动的计划、组织和控制活动”。而王琪等编著的《海洋管理：从理念到制度》多是从倡导海洋管理的高度，着重介绍海洋管理的已有研究成果，并且将海洋管理归于公共管理范畴，认为“海洋管理是以政府为核心主体的涉海公共组织为保持海洋生态平衡、维护海洋权益、解决海洋开发利用中的各种矛盾冲突所依法对海洋事务进行的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活动”，这一思路与世界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一脉相承，海洋行政管理学只是以专业名词的身份出现，并没有形成独立的篇章，也没有构建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体系。2013年3月出版的《变革中的海洋管理》一书中在公共管理的思路下审视行政管理，辟有“海洋行政管理”一章。在该书中，王琪等认为“海洋行政管理是指国家尤其是政府部门依法对涉海行业及涉海事务进行的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活动”，并且按照理论联系实际、突出海洋特色、系统性、以政府为核心等原则，将海洋行政管理体系划分为基本理论、管理组织、管理行为以及工具、具体实践、海洋行政伦理、海洋行政管理发展等六个方面，并结合国内海洋管理实际，具体分析了海洋执法体制与海洋政策问题。这部分论述关涉海洋行政管理定义、构建原则、体系设计等基础内容，可以视为学界系统探索海洋行政管理的代表，为海洋行政管理学科以及海洋行政管理学自身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海洋行政管理学》一书是国内第一本系统总结海洋行政管理学理论的著作。
海洋行政管理学从属于行政管理学，行政管理学是“研究国家行政机关依法有效地对国家事务、社会事务和行政机关内部事务进行管理的活动以及一般规律的科学”，因而行政管理学的基础理论对于海洋行政管理学具有总体的规范效应，但是海洋行政管理学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具有学科的独立性，它是“以涉海行政组织及其行政实践行为为研究对象，要揭示海洋行政组织的职能、结构特征，海洋行政组织的运行过程和运行规律，更要研究海洋领域中的特殊管理问题”，由此海洋行政管理学既要研究传统行政管理已有的行政职能、行政组织、海洋政策、行政法治等内容，也要展现海洋信息管理、海域使用管理、海洋环境管理、海岛管理、海洋应急管理等特色部分，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体系从而兼具行政管理学以及海洋特色内容。针对海洋行政管理学的框架体系，国内学者还有其他表述。郑敬高在《海洋行政管理》一书中将海洋行政管理的体系分为海洋行政管理体制；海洋立法与执法管理；海洋政策与决策；海洋权益管理；海洋资源管理；海洋环境管理等几个方面。滕祖文的《海洋行政管理》一书主要从行政法的角度进行阐述，全书的体系也类似于行政法教材的体系。吕建华等从公共管理的视角出发，将海洋行政管理学的体系设计为“海洋职能、海洋制度、海洋战略、海洋决策、海洋实施、海洋财政、海洋伦理”等七个方面。现有的海洋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已经初具规模，但是依然没有达致理论自洽。其一表现在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基础研究不足。原有研究只是原则性的将其理论基础划分为行政管理学以及海洋科学理论，这种思路无疑是对的，然而由于缺乏细致的理论再分解，因而缺乏较强的理论解释力；第二海洋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缺少管理行为工具层面的论述。以往只是在论述政府职能时提及经济职能，体现资源分配作用的海洋政策以及海洋财政没有凸显出来，而海洋政策与海洋财政正是与海洋管理实践结合最为密切的部分。此外，正式著作中缺少海洋战略的规划设计，这与国家层面海洋强国的整体实践不能有效衔接，因而也不能体现行政管理学的问题导向意识。理论体系的前瞻性设计影响着后续理论发展乃至具体实践，实践的需求又会反作用于理论，推动理论的不断发展。中国的海洋行政管理学本就是由海洋管理实践所触发，当前海洋强国建设的实践更是呼唤着完善海洋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的指导，由此需要重新构建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基本理论体系。
二、海洋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构建原则
中国海洋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历经几十载发展，海洋行业管理、海洋综合管理、海洋区域管理等方面已经具备较为丰富的素材，从明确构建原则出发统合素材、形成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体系就水到渠成。
（一）工具性原则
行政管理学自19世纪末诞生之日起就有着浓厚的工具性与应用性色彩，它是以威尔逊为代表的美国学者为了解决政府管理无效现实以及政党分肥现象而逐步创造出来。技术与效率成为行政管理学研究的主题，尤其以马克思•韦伯的官僚制组织理论为最显著。虽然此后新公共行政与新公共服务等理论对行政管理工具性价值取向大加鞭挞，然而，新公共管理运动却不断提醒世人行政管理追求效率的合理性。行政管理学的发展本身就是民主与效率价值此消彼长的过程。行政管理的发展史证明面对新兴事物，效率是初始阶段的首要价值。针对海洋这一新兴领域发展而来的海洋行政管理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走上追求工具性价值的道路。突出工具性价值，强调应用性，能够引导人类实践迅速适应海洋的易变性；并且海洋事务的发展首先需要海洋科技的支撑，技术的发展本身就蕴含着对于工具性管理的需求，因而，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发展不应放弃工具性价值，应结合海洋科技，更好的服务人类海洋实践。
（二）差异性原则
海洋赋予海洋行政管理学相较于传统行政管理学的鲜明特质，这样海洋行政管理学在研究目的、研究对象以及具体研究领域等方面不同于传统的行政管理学。一方面，海洋行政管理学以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为国家海洋权益维护提供制度支持为研究目标；其研究对象聚焦于国家海洋事务有效管理的规律；另一方面，海洋又使得海洋行政管理学具有独具特色的研究领域，比如针对海洋信息、海洋环境保护的研究。因而，构建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体系需要遵循与传统行政管理学相差异的原则。
（三）系统化原则
构建海洋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需遵循系统化原则，即“海洋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要相互联系、符合逻辑性，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这就需要认真考察理论整体与部分、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是否能够达到逻辑自洽的效果。比如，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内涵与外延意指何在，其外延能否已由各个子部分有效呈现；子部分之间演进的逻辑顺序又是如何，是否遵循一般行政管理学的规律等。系统化原则有助于海洋行政管理学形成完整规范的体系结构，解决以往该领域理论的碎片化现象。
（四）生态性原则
生态性原则可做两层意思来理解。一是与工具性原则相对，生态性原则呼应人类对于环境问题的严重关切，在海洋行政管理学中注入可持续发展的建设理念，侧重海洋环境管理的研究，为人类现实中的环境问题提供解决工具；二是注意西方理论在中国文化生态环境下的适应性，海洋行政管理学在美国也有着自己的学术观点，发展中国海洋行政管理学必然要借鉴国外成果，然而需要利用中国的文化生态加以检验和甄别，不可盲目照搬，单纯从纯学理角度引入国外理论。
三、海洋行政管理学的框架体系
按照人类一般的认知规律以及行政管理学现有的框架体系，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基本框架可以包括海洋行政管理学概念阐释、海洋行政管理理论基础、海洋行政管理理念、海洋行政管理主体、海洋行政管理行为工具、海洋行政管理实践等六个部分。理论基础部分主要包括一般行政管理学理论和海洋科学理论；理念层面包括海洋意识与海洋价值、海洋伦理相关理论；管理主体部分按照传统行政管理的定位，应该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组织；管理实践部分内涵管理客体内容，并且应该是海洋行政管理学海洋性特色的体现，意即包括海洋权益管理、海洋环境管理等。由此，从管理理念到管理主体、行为工具、管理实践部分的设计，体现了由精神层面过渡到制度层面再到操作层面的演变。
（一）概念阐释
在构建框架体系时，概念的区别为体系构建提供边界，因而厘清概念尤为必要。海洋行政管理学研究首先应该认真处理“海洋管理”、“海洋行政管理”、“海洋综合管理”等基本概念的关系。对于海洋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一般将“海洋管理”定义为“政府以及海洋开发主体对海洋资源、海洋环境、海洋开发活动、海洋权益等进行的调查、决策、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工作”，海洋管理涉及多元主体，这与强调政府单一主体的海洋行政管理有着明显区别，借助于公共管理和行政管理的区分，比较容易在海洋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的概念区分上达成共识。然而海洋综合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的关系则很难简单加以分别。现有的研究将海洋综合管理定义为“国家和地方海洋行政部门依据法律法规，综合运用行政、经济、法律、科技和教育等手段，对海洋权益、海洋资源和海洋环境等事关全局、影响海洋可持续发展的公共问题进行决策、规划、组织、协调、控制的一系列活动及行为过程”，海洋综合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的主体都是国家和地方海洋行政机关，海洋综合管理属于高层次的战略管理层面。学者在编写教材体例上多将海洋综合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并列，但是没有给出明确的分类理由。笔者认为，随着行政国家的发展，政府往往借助行政、立法乃至部分司法功能达成预定的公共目标，加强海洋的区域管理亦或是综合管理，都是政府行政管理中的应有之义，因而海洋综合管理可以归于海洋行政管理之列。此外在美国学术界。美国的海洋行政管理分为海洋资源管理、海洋工业管理、政策与冲突解决、海洋环境管理四类。这种分类方法侧重于海洋经济价值的开发以及海洋环境保护，但是不能完全照搬。海洋资源管理内涵广阔，参与主体以企业为主，更多的属于工商管理或者经济管理的范畴；海洋工业管理可以说是政府经济职能的体现，没有必要单独列出；至于强调海洋政策以及冲突解决，意在加强所属海洋权益的维护以及国际国内海洋争端的处理，这对于目前中国复杂的海洋事务具有借鉴意义。而美国海洋行政管理（marineadministration）已经将研究范围从“海岸带（coastalzone）扩展到海洋深处（marine），并且将陆地、海岸带、海洋行政管理结合起来；在具体的海洋行政管理实践中还将注入全球、地区、国家视野。”在中国海洋行政管理学体系的构建中应注意明晰海岸带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的关系，在设计基本框架时要突显海洋行政管理与陆地行政管理的差异，与国外海洋行政管理相接轨。
（二）理论基础
一般性行政管理学理论是指发展较为成熟，可以为海洋行政管理学借鉴的管理理论。权变理论强调组织所处的环境决定着所适用的管理观念与技术手段，以变化与因地制宜的思维方式指导管理实践；整体治理理论赋予管理者统摄全局的视野、管理过程的开放性。海洋科学理论侧重于海洋生态学理论、系统理论在海洋事务方面的运用以及提升总结。海洋生态学是“研究海洋生物及其与海洋环境间相互关系的科学。它是生态学的一个分支，也是海洋生物学的主要组成部分。通过研究海洋生物在海洋环境中的繁殖、生长、分布和数量变化，以及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阐明生物海洋学的规律，为海洋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管理和增养殖，保护海洋环境和生态平衡等提供科学依据。”系统论是研究系统的一般模式，结构和规律的学问，它研究各种系统的共同特征，用数学方法定量地描述其功能，寻求并确立适用于一切系统的原理、原则和数学模型，是具有逻辑和数学性质的一门新兴的科学。海洋是具有高度复杂性与流动性的存在，海洋行政管理学需要重视海洋自身的客观规律。海洋生态学与系统论作为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基础，体现出海洋行政管理学谋求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旨趣与尊重海洋自身规律的科学精神。
（三）管理理念
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念包含整体性、国际性、生态性。海洋事务具有明显的整体性与国际性特征，海洋行政管理关涉的领域包括领海、毗连区、大陆架、专属经济区、公海等，其管理在地域上有着明显的梯度，由于海洋自身的流动性特征，使得在上述范围内的行政管理需具备整体化思维；海洋行政管理相对传统行政管理，一国政府在海洋行政管理领域的行政行为不仅对本国公民产生影响，而且对于周边国家乃至更广的范围产生影响，换句话说，海洋行政管理政府行为的影响具有强烈的国际化色彩；此外，海洋本身也是全球最大的生态系统，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均需遵循海洋环境的生态规律，否则将会付出高昂的管理成本，因而海洋行政管理理念更应该突出整体性、国际性、生态性，注意海洋生态环境的整体保护，协调国际海洋事务，不要局限于传统的一国或者一区的范围之内。
（四）管理主体
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管理主体自然以政府为核心，研究内容包括政府职能、涉海行政组织。政府职能包括政治统治职能与管理服务职能，海洋行政管理学更应加强对于行政组织的管理服务职能的研究，尤其要明晰行政组织职能的边界与职责，以优化涉海行政组织结构。中国海警局的成立是对海洋行政组织具有的维护海洋公共秩序与海洋国土权益职能的确认与优先体现，但是不能就此忽视引导海洋有序开发利用和激发国民海洋意识等经济、文化职能的有效实现。职能决定组织结构的设计。“组织的结构域过程影响着组织的行为，也影响着组织成员的行为方式。同样，组织的结构与过程对其顾客或者服务对象也有深刻的影响……因此，组织问题是公共行政研究者和实务者必须首先考虑的中心问题。”以往“九龙闹海”、多头治理海洋事务的局面使得中国在处理国际海洋事务时捉襟见肘，虽然这一情况随着海洋事务委员会以及中国海洋局重置、中国海警局的设立得以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如何有效整合原有的涉海行政部门、优化涉海组织内部结构是一项全新而又紧迫的课题。
（五）行为工具
海洋行政管理学需要研究海洋行政管理实务中的行为工具，以更好地服务实践要求，这主要包含海洋战略、海洋政策、海洋财政、海洋法治。海洋战略大致分为总体战略与子战略，如海洋强国战略与海洋经济战略的划分；海洋政策主要是为落实海洋战略服务，注重微观层面的规划设计；海洋财政主要针对政府在海洋领域的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状况，包括海洋财政占总体财政的比重以及财政手段在海洋开发利用与保护中的有效使用；海洋法治包括海洋立法、海洋司法、海洋执法等一系列过程，其中海洋执法集中体现出海洋行为与技术工具的发展状况。
（六）管理实践
这部分内容应该着力突出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特色，体现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具体门类，可分为海洋信息管理、海洋环境管理、海洋应急管理等。海洋信息管理依托现代信息技术，构建海洋信息数据库，将其作为海洋行政管理的资源共享平台；海洋环境管理是政府为维护海洋生态环境、促进海洋持续发展，综合运用政治、经济、技术、法律等手段进行的管理活动；海洋应急管理包括一般性海洋突发事件应对（如海上溢油事件）以及非传统型海洋突发事件（如各种形式的海上恐怖主义活动）。
四、深化海洋行政管理学发展的思考
（一）跨学科整合
亚里士多德最早进行了学科划分，近代启蒙思想时期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带来自然科学领域的重大变革，学科细分成为发展潮流。社会科学领域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等也有了较为明确的边界，威尔逊与古德诺的学术努力又将行政学从政治学分离出来，使行政学获得独立学科地位。然而，随着社会发展的日新月异，后工业化社会特征凸显，这就使得原有泾渭分明的学科之间有了许多共同主题或者学问交叉点，甚至有学者如张康之认为，“诸如社会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可能会整合成为社会治理的科学”，这就意味着后工业社会环境下，学科间由分化走向综合将成为趋势。随着当今行政管理领域对于公共性等价值理性的高度认知，以往过分注重效率等工具理性的做法得以纠正，海洋行政管理学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发展，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其理念中具有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双重品格。海洋科学从本质上是对技术的推崇，也就是对于工具理性的重视，如果仅仅出于认识海洋的目的，工具理性已经足以应对，然而，海洋的多重价值使得人类的开发利用不会单纯停留在认知角度，人类必将对海洋展开全方位、立体式的利用，其中涉及大量组织、协调工作，单靠海洋科学无力回答实践要求，因而从学科整合的角度入手，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发展一方面要借鉴海洋科学研究所揭示出来的海洋自身活动规律，掌握涉海科技，尊重海洋的客观规律，探求人类开发利用海洋的限度；另一方面应该探索政府与涉海其他主体的关系，探索政府管理海洋事务的有效方式，为海洋事业的发展供给完整的制度架构与管理手段，开拓海洋科学的运用平台，并为海洋科学的实际应用注入价值理性。
（二）争取学术话语权
“话语权”一词多见于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领域，学术意义上的话语权是指“在学术领域中，说话权利和说话权力的统一，话语资格和话语权威的统一，也就是权的主体方面与客体方面的统一”。从“权利”来看有“创造更新权、意义赋予权、学术自”；从“权力”角度则有“指引导向权、鉴定评判权、行动支配权”。学术话语权的取得，有赖于学术的数量与质量以及相关学术组织的建立。海洋行政管理学归属于行政管理学，但是目前海洋行政管理学在行政管理学难以进入正统研究行列，缺乏基本的学术话语权。仅以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历届年会以及《中国行政管理》杂志为例，历届年会收录的文章中，《中国行政管理》自1994年到2013年间仅有孙迎春的《公共部门协作治理改革的新趋势———以美国国家海洋政策协同框架为例》、吕建华与高娜的《整体性治理对我国海洋环境管理体制改革的启示》、李白齐的《对我国海洋综合管理问题的几点思考》等少数文章。海洋管理类学术组织也只有中国海洋学会、太平洋学会、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等。党的十报告海洋强国战略的提出以及中国海洋领域如海警局的设置等实践的广泛开展，为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实践上海洋事务的勃兴与理论层面海洋行政管理学研究的“失语”形成鲜明对比，这就迫切要求海洋行政管理学从加强海洋特色管理研究入手谋取学术话语权，积极响应海洋实践的需求，以期成为中国行政管理学的重要理论分支。
（三）深度开展海洋管理实践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中国的海洋管理实践由来已久，春秋时期齐国就开始重视开发渔盐之利。建国后也比较重视海洋领域的管理，并且由最初的行业管理发展到综合管理、区域管理，重点集中于海洋行政执法体制的有效整合以及国际海洋事务处理，但是，相比美国、日本、韩国等海洋强国前瞻性的出台海洋基本法律以及相应的海洋发展战略等举措，中国的海洋管理实践具有较强的被动性，缺乏长远设计。同时海洋实践缺少传统行政管理有关行政组织的成熟理论，因而，学界应当加强对于诸如三沙市等涉海行政组织内部运行规律的研究，为海洋行政组织的深入整合提供借鉴。
五、结语
海洋科学研究的意义篇3
［作者简介］马得懿，东北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①参见［美］阿兰•兰德尔：《资源经济学：从经济学角度对自然资源和环境政策的探讨》，施以正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4页。
②参见王利明：《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及说明》，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63页。
③上述海洋权利分别在1982年《对外合作开发海洋石油资源条例》、1986年《矿产资源法》、1993年《海域使用管理条例》、2001年《海域使用管理法》、2007年《物权法》以及2010年《海岛保护法》中规定。
④梁慧星：《中国物权法研究》（下），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631页。
摘要：海洋资源利用的“xx使用权模式”引发一系列海洋资源权属理论上的困境。在“体系后研究范式”下，海洋资源权属从“公有物”到私权盛行的变迁，表明传统私法视域下海洋资源权属制度具有反思和检讨的必要性，这是由海洋资源权属立法上的诟病、适用范畴的不周全性以及理论依据的争议性所决定的。基于海洋资源国家所有权、环境法理念以及国家或者管理权等多维逻辑进路的考量，海洋资源权属制度是公私法色彩兼具的混合权属机制。海洋资源权属制度的多维解读，其主要的现实价值在于提升民族的海洋意识和海洋能力。
关键词：海洋资源权属多维逻辑“体系后研究范式”国家逻辑
中图分类号：DF9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330（2013）03-0086-08
一、海洋资源权属的法律表达模式及其困境
（一）海洋资源利用的模式——“××使用权模式”
一般来说，海洋资源内涵丰富，类型复杂，具有公有性、生态性、整体性以及环境的复杂性。根据美国学者阿兰•兰德尔（alanRandal）对海洋资源的界定，海洋资源是指赋存于海洋环境中可以被人类利用的物质和能量以及与海洋开发有关的海洋空间。①法学意义上的海洋资源通常指进入法律规范体系之中的，人们在开发、利用、保护海洋活动中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客体。随着人类利用海洋资源活动日益多元化和空间化，法律对海洋资源的调整也日趋复杂化。
我国海洋资源权属的立法例，基本上形成了海洋资源“××使用权”的立法模式。物权法下以某种资源为客体，并在尊重其所有权的基础上，设立以占有、使用或收益为内容的用益物权时，新设立的权利通常被命名为“xx使用权”。②我国先后立法创设了海洋石油资源使用权、探矿权、采矿权、捕捞权、海域使用权以及海岛使用权等。③然而，立法上“使用权”一词备受争议，认为其涵盖的内容几乎与用益物权同义，其内涵与外延不确定，而且不易区分作为用益物权的“使用权”与作为所有权的“使用权能”。④（二）困惑及其破解：“体系后研究范式”的视角
有学者对“自然资源物权”这一提法提出了质疑，特别是有关海洋资源使用权的认识角度和研究思路存有极大的差异，代表性的学说主要有“特别法上的物权说”、“浮动用益物权说”、“特许物权说”以及“准物权说”。⑤然而上述各类学说都不能圆满地诠释海洋资源在利用中的各种法律难题。以比较流行的准物权说为例，我国学者基于“思维方法的反思”和“物权客体的特定性理论的反思”，提出了准物权的概念。准物权（Quasi-property）客体难以整齐划一，主张以多视角模式、时空结合观、宽严相宜的弹性标准以及注重客体内部构成因素变化的方法来观察和界定准物权客体的思维模式和方法。准物权的权利构成具有复合性，兼具公权性和私权性的特征。在准物权理论的支配之下，海洋资源权属制度应该重新审视。然而，“将自然资源界定为准物权的客体，只有将权利抵押权和权利质权排除于准物权的体系才可成立，且需要进一步类型化”。⑥由此观之，准物权下的海洋资源使用权并不具有理论上的普适性和完美性。由此，海洋资源使用权不仅在立法技术上存在不足，还因此催生了一系列相关困惑。在私法语境下解读上述海洋资源权利，自然会遭遇诸如海洋资源国家所有权的合理性、海洋资源使用权的法律属性如何界定以及海洋资源物权流转等系列问题困惑，比如传统的物权法理论是否可以套用到海洋资源领域？海洋资源使用权的权利类型如何界定？
⑤参见王利明：《物权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10页以降。
⑥崔建远：《再论界定准物权客体的思维模式及方法》，载《法学研究》2011年第5期，第29页。
⑦参见陈甦：《体系前研究到体系后研究的范式转型》，载《法学研究》2011年第5期，第15—16页。
⑧刘楠来：《海洋法律制度》，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版，第49页。
⑨1804年《拿破仑民法典》第537条第2款规定：“不属于个人所有的财产的管理与让与，仅仅得按照与之相关的特别法形式与规则进行。”欲破解海洋资源权属的困惑，笔者倾向于将问题引入到“体系后研究范式”之下。在某种意义上，我国基本上形成了比较稳定的海洋权利法律体系。法律体系形成之后的法治建设重点在于法律实施。在体系后研究中，研究的核心和焦点应该集中于或归结为中国问题中心主义，故而，应该提倡“立足中国场景中寻找中国问题”。中国问题的寻找与认定，只能在中国的法治实践中进行与完成。然而，所谓“中国问题”并不是研究对象范畴导出的解读，而是包括研究主体及其与研究客体关联方式导出的解读。体系后研究以中国问题为中心，不仅是法学研究对象的再次聚焦，更是法学研究者的法治信念、理论情怀和学术文化的更新构建。⑦应该说，在我国海洋法群中，规制海洋资源权属制度的立法比较健全，法律效力层次亦比较合理。然而，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中的“中国问题”是大量存在的，这其中不仅有理论上的争鸣，更有由于历史的、现实的因素所形成的法律上的可操作性等问题。这需要在“体系后研究范式”下认真审视海洋资源权属的方方面面。
二、海洋资源权属制度的流变:从“公有物”到私权的盛行
（一）海洋资源作为“公有物（Commonproperty）”的法律调整
根据相关资料，罗马法并没有直接记载关于海洋资源法律制度的内容，然而，中世纪为了适应封建君主对海洋控制欲望的需要，罗马法的前期注释法学派学者们提出了沿海国可以对邻近海域资源享有所有权或的法律思想。此时期海洋法或者海洋资源权属法并未完全成型，但是这些关于海洋的法律思想为日后现代意义上的海洋法或海洋资源权属制度奠定了思想基础。⑧
海洋科学研究的意义篇4
一、“五位一体”总布局规定了建设海洋强国的思维指向
建设海洋强国必须确立科学的思维指向以指导实践。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以辩证性思维指向分析海洋强国建设安全形势。当前，我国东海、南海及黄海方向面临着复杂纠纷，构成了推进海洋强国进程的潜在威胁，形势是极其复杂的，隐患是客观存在的。辩证地看，真正决定我国周边海域安全状态的是国家的综合实力，一个拥有强大军事力量背景的国家，其遏制战争爆发的威慑力是不能被低估的。在这一点上，我国具有较大优势，既有实力掌控冲突，也有能力打赢战争。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辩证思维指向，坚定建设海洋强国的决心不动摇、道路不折腾、精神不懈怠，妥善处理地区涉海问题，在暗流涌动的复杂海洋形势中找到建设中国特色海洋强国的发展之路，为建设海洋强国创造一个相对平稳的环境。
以全局性思维指向统筹海洋强国建设发展大局。要站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上，全面统筹各项建设和具体产业的发展，在注重海洋强国建设质量的基础上努力提升效率。具体而言，在制定海洋发展战略时，要统筹兼顾国际与国内两个大局；在谋划海洋经济发展布局时要做好陆海统筹兼顾；在实施海洋行政管理工作时，必须做到海洋开发与海洋环境资源保护的统筹兼顾；在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工作中，必须做到维护海洋权益与维护海洋稳定的相互兼顾；在开展海洋服务工作中，必须做到军用与民用以及各涉海行业的统筹兼顾，努力打造共同的服务平台。
以反馈性思维指向引领海洋强国建设政策过程。合理可行的海洋政策是贯彻海洋强国战略与决策的重要保证。反馈性思维同样适用于海洋强国建设的具体决策。建设海洋强国必须建立起对政策的反馈系统，才能不断修正和调节自己的认识去实现科学发展的目标。加强对各项政策和规划的有效反馈，应努力做好以下三方面的工作：首先，要做好法律、政策制定前的调研工作，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确定政策制定的方向和目标；其次，要做好法律、政策颁发后的监督工作，通过跟踪调研，掌握新政策的落实情况，为政策的进一步完善修订提供数据资料；最后，要做好法律、政策修正后的总结工作，在不断的总结中提高政策制定的科学性。
以时效性思维指向把握海洋强国建设战略机遇。历史上我国曾有过多次的建设海洋强国的大好时机，但都因为各种原因而没有走向世界海洋强国的舞台。我们要充分看到机遇期的存在，并充分抓住机遇，利用好有利条件。我们要善于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中敏锐发现战略机遇、紧紧抓住战略机遇、充分利用战略机遇和积极创造战略机遇。我们要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责无旁贷的使命感，加快推进海洋强国的五大建设，努力实现由海洋大国向海洋强国转变的战略目标。
以创新性思维指向拓展海洋强国建设路径选择。创新的理念应主要体现在海洋科技创新和海洋管理创新这两方面。大力推进海洋科技创新，就是要不断加大海洋科技研发资金方面的投入，大力推进海洋科技创新服务中心、海洋企业研发中心、海洋科技中介机构等多种创新平台的建设，不断提高我国海洋科技的核心竞争力；探索海洋管理创新，就是要认真分析我国复杂海洋海域的维稳、维权形势，通过涉海机构调整和编制体制优化，进一步推进海洋管理模式创新。当前，海洋科技日新月异、海洋管理情况复杂。在这种情况下，推进海洋强国建设，我们更要树立创新意识，发扬创新精神，保持创新锐气，不断关注新情况、研究新问题，通过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在继承前人所打下的基础上不断超越，努力解决我国海洋发展中所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和困难，为海洋强国建设开创更多更好的实现路径。
二、“五位一体”总布局指明了建设海洋强国的实践方略
从本质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布局为建设海洋强国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建设海洋强国的实践路径。因此，要努力推进海洋政治、海洋经济、海洋文化、海洋社会和海洋生态等五方面的全面协调建设。
推进海洋政治建设，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当前，海洋问题已经成为区域政治的热点，海洋政治更成为国家间关系和国际事务的一个敏感点。良好的国际政治关系有利于为推进海洋强国建设营造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推进海洋政治建设要妥善处理好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对建设海洋强国的影响。在国内政治方面，要牢牢坚持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不动摇，加大建设海洋强国的宣传力度，提高全民对海洋国土的认识、提升维护海洋权益的意识，并加快海洋法制建设步伐，提高处理涉海问题的法治水平。在国际政治方面，倡导国与国之间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妥善处理好与邻海国家间的关系；特别要处理好与世界首要海洋强国美国的关系，在海洋安全战略上与美国加强磨合，防止某些国家利用美国因素从中作梗渔利、恶化海洋局势，以综合策略探索出中美之间合作而非对立、双赢而非“零和”、良性竞争而非恶意博弈的新型大国关系模式；同时，积极参与国际性的海洋事务活动，通过各种渠道广泛宣传我国和平发展海洋强国的策略，一方面要宣扬我国与周边国家协力维护地区海洋稳定的诚意和努力，另一方面要彰显我国致力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决心毫不动摇。
加强海洋经济建设，开发新型经济腹地。我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重心明显转向沿海，形成了外向型的经济格局，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开发新型经济腹地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动脑筋、下功夫：一是“全方位”地发展海洋经济。以宽广的视野推进沿海地区、近海资源、远海海域的科学规划和统筹开发。二是“高效益”地发展海洋经济。积极培育海洋新兴产业，不断引导传统的海洋产业转型升级，鼓励企业用科技创新提高海洋产业和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竞争力。三是“可持续”地发展海洋经济。海洋经济的发展应在海洋的承受范围之内，不应是掠夺性和毁灭性的发展，而是要可持续的、健康的发展。要加强对海洋资源的保护，努力提高海洋资源的有效利用率，严格控制向海洋排放污染物，实现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繁荣海洋文化建设，促进文化创新发展。新时期繁荣海洋文化建设，不仅是我国海洋文化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时代需要。繁荣海洋文化，一要防范海洋文化虚无主义。当下，一些人不承认民族海洋文化的存在，对我国海洋文化持虚无主义态度，根本原因是由于我国海洋历史的曲折性及海洋区域的广袤性，使得我国海洋文化的发展呈现阶段性特征和区域性特色，在海洋文化意识薄弱和缺少深入研究的情况下，很容易犯这种认识上的低级错误。近年来，我国许多沿海城市，相继举办了具有地区特色的海洋文化节，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我国海洋文化的丰富多彩。因此，我们必须摒弃这种错误认识，不断加强传统海洋文化的研究。二要更新海洋文化发展内核。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我国海洋文化的发展也将和其他海洋文化发生交流和交锋，我们必须在加快弘扬我国古代优秀海洋文化的同时，融入我国近代海洋开发中的积极精神因素，如深潜精神、海监精神、极地精神、大洋精神等，不断更新我国海洋文化内核，提升我国海洋文化的生存力和竞争力。三要加强海洋文化产业建设。利用我国海洋文化资源优势，发展包括滨海旅游业、涉海休闲渔业、涉海艺术业等在内的海洋文化产业，加速我国海洋文化资源向产业化和市场化转化。
探索海洋社会建设，推动社会管理升级。海洋社会是国内学术界在20世纪末提出的一个新的社会学概念，它是指人类在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的实践中所形成的人与海洋之间、人与人之间各种关系的组合。加强海洋社会建设，是实现我国海洋强国战略目标的重要保障和有力举措。探索海洋社会建设要重视三个方面：一要抓好顶层设计。海洋社会建设是我国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应纳入国家海洋发展规划的顶层设计之中，树立建设“和谐海洋社会”的发展理念，尤其要在制度上进行研究探索、建章立制，并在经费上予以支持。二要鼓励基层探索。海洋社会建设离不开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具体实践，各沿海省市一定要紧密结合实际大胆探索，不断更新思想观念，消除体制机制障碍，探寻发展新思路，力求把推进海洋社会建设这一重大发展重任转化为本地区新一轮发展的比较优势。三要建立广泛的群众参与机制。与海洋经济建设旨在创造物质财富不同，海洋社会建设重在管理制度机制的创造。因此，推进海洋社会建设，就是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制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努力建设一个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现代海洋社会，让海洋强国建设的发展成果惠及广大人民。
海洋科学研究的意义篇5
关键词：物理海洋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3）24-0104-02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当有限的陆地资源渐渐不能满足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不断增长的需求时，占地球总面积达70%以上的海洋就成为天然的替代品。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我国的海岸线长度约为1.8万公里，居世界第四位；大陆架面积位居世界第五，200海里专属经济区面积为世界第十。从以上数字看，我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海洋大国，却不能称为一个海洋强国。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对海洋大规模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也就是近一二十年才逐步开始的，其中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就是我国缺乏足够多的从事海洋研究的专门人才。据不完全统计，本世纪以前在全国所有高校中设有海洋科学各个专业方向，并从事相关教学科研的只有青岛海洋大学（现已更名为中国海洋大学）和厦门大学两所高校，这与美国几乎所有的综合性大学都设有海洋学科或相关专业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进入21世纪，随着国家把海洋的研究和开发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国内一些和海洋研究领域联系比较紧密的高等院校如水产学院纷纷更名为海洋大学，并在原有水产捕捞等专业的基础上新增了海洋基础学科的建设，如物理海洋学，化学海洋学，海洋技术专业等等，并开始在这些新增专业方向上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进而为海洋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培训提供保障。物理海洋学是海洋科学领域的基础学科，对于海洋科学其他专业方向的人才培养都具有重要的作用。我国目前除少数几个具有海洋学科传统的高校外，其他的海洋大学或海洋学院大都是从其他院系或专业拓展而来，因此普遍缺乏一个作为综合性的海洋科学机构的底蕴，这反映在涉海学科和课程的建设上存在着许多值得思考和改进的地方。
一、《物理海洋学》课程教学内容
《物理海洋学》这门课程的教学内容主要涉及海水的热力特性和温盐特性，全球和区域海洋的水团特征以及水量和热量的收支平衡，海水的运动形式及控制方程，海流原理，潮汐和波浪的计算等。它是海洋学科的重要基础课程，课程的教学目标在于引导学生了解发生在海洋表面和内部的重要动力过程及其形成机制，对常见的物理海洋现象和过程能给出合理的解释。《海洋科学导论》是学习本门课程的先导课程，从教学大纲来看，两门课程似乎没什么区别，但是两门课程的实际教学内容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别。《海洋科学导论》主要介绍的是各种物理海洋现象，因此可称为描述性物理海洋学，而本门课程的重点则是介绍物理海洋现象背后动力机制，因此也可称为动力海洋学。数学公式的推导是本门课程重要的教学手段，而掌握了较好微积分知识的高年级的本科生或研究生则是本门课程的主要授课对象，这些也使得本门课程和主要面向低年级本科生授课并且具有通识课色彩的《海洋科学导论》有所区别。本门课程所涉及的教学内容非常宽泛，每一个知识点都可作为一门单独的课程进行讲解。以海流为例，它又可分为地转流，惯性流，风海流，补偿流（上升流和下降流），热盐环流等。以上多种海流的共同作用又会产生大洋的西边界强流，如黑潮和湾流等；另外，海流与大气环流的共同作用又会产生厄尔尼诺或拉尼娜的极端天气现象等。这些物理海洋过程虽然都是本门课程所关注内容，但是只凭一门课程的有限学时就把所有内容囊括进去就显得力不从心，因此教师在实际教学过程可针对学生的专业方向以及具体的学时数对相关内容进行取舍。
二、《物理海洋学》课程教学注意事项
如前所述，《物理海洋学》是一门专业性非常强的课程，而且对学生之前的专业知识积累要求也比较高。即便如此，教师在课堂实际教学过程中仍然需要对海洋动力过程的基本概念、特征、原理和研究方法进行必要的介绍，并将授课重点放在动力机制的分析上。教学内容应注意通过必要的公式推导，用数学语言描述其动力过程，加深学生对有关概念和理论的理解。同时，借助多媒体等辅助教学手段，加大课堂知识的信息量。《物理海洋学》是典型的舶来文化，其自身的知识体系和学科专业构架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比较完善，所积累的教学和科研的素材也远比我们丰富和成熟。因此讲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重专业英语的介绍。这样可以帮助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查阅丰富的英文教材和文献。在教学方法和形式上，教师要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过互动式教学，对常见的大洋和中国近海环流体系及研究方法，老师通过提问的方式，鼓励学生积极提出其感兴趣的相关问题；针对物理海洋过程与自然环境密切相关的课题进行讨论，培养学生查阅文献，整理资料的动手能力，并对某一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认识。为了保障课与课教学内容的衔接，在每一堂课开始时，对上一次课所教授的知识点进行简要的复习；在下课前，对本次课的教学内容进行简单的小结。除了完成正常的课堂教学任务外，在主要章节讲授完之后，应该布置一定量的课后作业，如问题思考或文献阅读，让学生课余时间进行准备并在下次课上进行课堂讨论，旨在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运用，了解本门学科的最新进展。平时作业量应不少于10学时。最后还需指出，缺乏合适的中文教材是困扰本门课程建设的一个问题。目前我国已出版的同名著作的出版年份已经比较长了，都不太适合目前高校学生使用。因此教师在制定教学大纲，选择教学内容或者自编教学讲义时要注意选择那些比较成熟并且被业内广泛认可的概念、术语和理论作为教学的主干内容，同时还要注意不断更新本学科最近的研究成果，以拓展学生的视野。
本文主要介绍了海洋基础学科课程《物理海洋学》的教学内容和课程特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课程教学过程可能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措施，希望籍此进一步完善课程体系建设，切实提高课程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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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科学研究的意义篇6
关键词：《海洋调查与观测技术》StS教育理念科学素养改革
《海洋调查与观测技术》是通过海洋调查的科学活动，获取海洋环境要素资料，揭示并阐明其时、空分布和变化规律，为海洋科学研究、海洋资源开发、海洋工程建设、航海安全保证、海洋环境保护、海洋灾害预防提供基础资料和科学依据。随着世界海洋科技的空前发展，大量新技术、新手段不断涌现，极大丰富了海洋调查领域的内涵和外延。《海洋调查与观测技术》作为海洋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为适应现代海洋学发展的需要，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改革和建设势在必行。与此同时，频发的海洋污染灾害事件与日益蓬勃的中国海洋事业，都需要大量了解社会、致力于改善社会问题并能参与科学技术事务决策的海洋科技人才。因此，在教学活动过程中，深化StS教育理念，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实践意义重大。
1.StS教育理念内涵
StS（Sciencetechnology＆Society，科学-技术-社会）教育理念，是人类对科学、技术和社会关系重新认识的产物，相对于传统的专业化、系科化的教育范式，StS教育更侧重于寻求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多学科的交叉与融合［1，2］。StS教育的宗旨是在将技术作为科学与社会的桥梁，从各种不同的角度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提高学生的解决问题能力的同时，树立科学技术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型的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3］。StS教育意在让学生对与科学有关的社会问题产生兴趣及好奇心，以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探究过程、科学的概念知识寻找解决问题之道，让学生产生创造力并应用于社会。这同我们培养知识、技能和人文素养并重的应用型海洋技术人才的目标是一致的，因此，StS教育对于海洋技术专业的教学实践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基于StS教育的理念和要求，本文从课堂、实验、实践教学三个环节进行探索性改革。
2.课堂教学的改革
StS教育理念着眼于学生科学素养的提高，努力使学生从哲学、历史、文化和个人的角度去定义科学与技术，学生在了解科学与技术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形成正确的科学历史观［4］。《海洋调查与观测技术》课堂教学活动中，利用视频等手段，充分展现人类探索、认知海洋的历史文明；结合已有成果，补充海洋学科领域的最新技术成果和典型国际合作调查项目，进行时事案例分析，有侧重、有前瞻性地进行教学内容动态优化，让学生深刻理解“每一种先进海洋仪器的问世，都带来海洋理论深刻的革命”。通过对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历程的“漫游”，接受科学方法与精神的熏陶，感受科技创新和发明飞速发展的激励，并借鉴科学思维的方法，领受科学新观念的启迪。在课堂教学实践中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完成教师角色的转换，以引领、启发的方式，激发学习兴趣，引导学生主动学习和思考。
3.实验教学的改革
3.1实验课改革
传统的教学模式往往导致学生学习兴趣低落，科学教育内容与学生生活脱节，学生无法将所学的科学概念和技能应用在实际情境中。仪器操作是海洋调查的根本，也是海洋工作者应该具备的基本功。在以往的仪器使用实验课程中，往往都是教师教授，学生被动学习，教学效果不明显。在实验课教学改革中，深化StS教学理念，将实验课堂模拟为以学生为主体的销售平台，通过“仪器经销商”、“安装培训”“售后服务员”等角色的扮演，从仪器工作原理、安装测试、使用方法、后期维护等全方位进行系统介绍。这种情境导入式教学法不但加深了学生理工科知识结构层次，而且深化了人文社科教育内涵，为学生走入社会，更快适应社会角色起到了良好的桥梁作用。
3.2出海实习改革
StS教育理念的真正精神所在即对科学真正的学习是个人在解决其所面对的问题的过程中，对事物的意义所产生主动建构的结果。建构的学习模式是通过基于问题解决的探究学习来深化对知识的理解与建构［5，6］。海洋调查出海实习是《海洋调查与观测技术》课程的重头戏，也是学生构建良好认知结构的最佳平台。在实习过程中，教师负责为建构性学习提供良好的学习情境，创造并设计学生所要面对的结构不良的问题，使学生在问题解决过程中扮演积极的探究者的角色。教师则作为帮助者和促进者，引导学生借助情境中的各种资源，让学生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搜集资料、确定解题方案与步骤，直至问题解决。
为更好地搭建问题情景模式平台，海洋调查出海实习应充分结合教师科研项目、大学生创新实验和社团活动等，在提高实习经费利用率的同时，增强学生的使命感，以及对调查结果的期盼度。为完成不同的调查项目，教师拟定项目任务书以及相应的实习经费配比，学生根据给定的项目任务书，通过实习设计可行性分析讨论后，以一名组织者的身份独立完成海上观测，资料预处理，提取海洋信息，最终形成海上调查报告。实习考核指标主要包括设计合理性、操作规范性、经费使用、调查结果准确度等。在整个实习过程中，学生不但要面对专业的科学知识，而且要处理诸如车、船的租赁，人员协调及工作环境差等意想不到的棘手问题。这样全方位的自主实习，能够磨炼学生的意志，加深学生对海洋科学理论的理解，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处理问题的能力，为其今后更好地从事海洋研究、海洋管理、环境保护等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4.实践教学的改革
科学技术在促进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是StS教育产生的现实社会背景。我国是海洋大国，海洋问题事关国家根本利益。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海洋事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海洋的战略地位和重要作用日益突出，新技术的应用对海洋事业的支撑作用更为明显。但是，在人们利用先进的技术了解海洋、利用海洋、改造海洋的同时，海洋面临前所未有的灾难，海洋资源开发无序，生态环境恶化，公共服务和科技创新能力不适应海洋事业发展的需要，海洋管理工作缺乏统筹，体制性、机制性矛盾突出。
4.1实践基地建设
海洋资源与环境、海洋权益、国土安全、减灾防灾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与海洋调查与观测密切相关。在海洋环境监测中，进行现场观测的认识实习，能够使学生全面了解各课程学到的有关海洋的各要素的联合观测过程，以及各要素在海洋环境监测和预报中所起的作用。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连云港海洋监察站、连云港市海洋工程与环境技术研究中心、渔业信息服务与智能检索公共平台、连云港市海洋信息技术重点实验室等部门，拥有国内外最先进、最齐全的海洋环境监测仪器和海洋预报设备。与上述部门协调，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共建实践基地，为学生实践活动提供有力平台。
4.2学校——社会实践活动
《海洋调查与观测技术》实践教学改革深入StS教育理念，在教学方法上强调学生参与意识的培养与训练，通过角色扮演、辩论、调查、模拟决策等鼓励引导学生对社会问题的参与，从而强调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兼容。充分发挥社团组织的优势，组织多种多样深入社会的实践活动。拜访海事局、海洋与渔业局等政府职能部门；进入海洋调查仪器销售公司实习，掌握海洋调查相关仪器的发展水平；深入海洋资源利用区（海水养殖区、石油勘探作业区、海盐晾晒区等），了解可能造成海水污染的第一手资料，同时倾听从业者对政策、制度及需求的声音。通过一系列社会实践活动，使学生认识在科学与技术中参与、决策的重要性以及伦理、道德对科技行为的意义；让学生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科学与技术，建立环境保护意识和持续发展意识，增强学生对个人、社会和全球发展的责任感，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和社会责任感。
从“地理大发现”到联合科考船，再到立体化海洋监测，人类探索海洋的过程，就是人类自我认知，实现科学、技术、社会大融合的过程，是方法、过程、创造力还为应用的综合体现。我们在《海洋调查与观测技术》课程中要深入StS教育理念，力争在传授海洋科学知识，增进学生科学素养的同时，透过对科学—技术—社会相互作用问题的探究，培养了解社会、致力改善社会并能参与海洋科学技术事务决策的合格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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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科学研究的意义篇7
1971年10月，新中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随即加入了联合国海底委员会，并积极参与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起草和审议工作。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目前学界仅对中国政府参加联合国海洋会议的过程进行了叙述，对很多问题未进行深入探讨。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在海洋法会议上关于领海、毗连区、大陆架、专属经济区的观点和主张，既是对国际海洋法发展趋势的把握和推动，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中国海洋法实践的总结说明。中国政府的举措代表着发展中国家扩大海洋http://权益的诉求，对《公约》的最终形成产生了积极影响。
一、中国政府在领海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
领海是国际海洋法最基本的制度之一，领海宽度问题历来都是各国争议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1958年和1960年两次海洋法会议争论的焦点。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召开后，领海宽度、基线是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发展中国家经过艰苦斗争，终于冲破了英、美、德、日等海洋大国代表所主张的3海里的宽度限制，提出每一个国家有权确定其领海的宽度，但其不应超过12海里的主张，被大会所采纳。这一规定与中国政府的一贯主张相吻合。1958年9月中国政府颁布的《关于领海的声明》就曾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海宽度为十二海里(涅)。这项规定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领土，包括中国大陆及其沿海岛屿，和同大陆及其沿海岛屿隔有公海的台湾及其周围各岛、澎湖列岛、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以及其他属于中国的岛屿。”
在海洋法会议上，中国代表团主张各沿海国有权根据本国自然条件的具体情况，考虑到本国的安全和民族经济发展的需要，合理地规定其领海范围。1973年3月20日，在海底委员会第二小组委员会上，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庄焰就领海和专属经济区问题发言指出：“世界上各地区的自然条件各不相同，各沿海国海岸的长短曲折，沿岸海底的深浅、陡缓，沿海资源的具体情况，以及同一海域内的国家的接界情况也是多种多样……沿海国家根据本国自然条件的具体情况，考虑到本国民族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需要，合理地确定自己的领海，这完全是正当的，合法的，无可非议的。”中国代表亦对菲律宾等八个国家提出的关于领海和海峡通航的条款草案表示欢迎，指出这个草案基本上反映了海峡沿岸国要求维护领海主权的正当愿望，同时又适当地照顾到国际航行的便利，因此是比较合理的，可以作为第二小组委员会工作小组讨论的基础。
中国代表团经过深入讨论后，在1973年提出的《关于国家管辖范围内海域的工作文件》中，全面地阐述了中国在领海问题上的立场，指出沿海国有权根据自己国家的地理特点、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需要，并照顾到邻国的正当利益以及国际航行的便利，合理地确定领海的宽度和范围。文件还指出，同一区域的沿海国，可以通过平等协商，规定该区域的统一领海宽度或限度。沿海国确定的领海宽度和范围，原则上适用于其所属的岛屿。岛屿相互距离较近的群岛或列岛，可视为一个整体，划定领海范围。中国代表亦对该文件有关问题进行了说明，指出各国在确定自己的领海宽度时，既要考虑本国的地理特点和维护本国安全的需要，也应照顾到邻国的正当利益和国际航行的便利，这是确定领海宽度问题的根本原则。在此基础上，同一区域的国家由于自然条件和国家利益的共同性，可以通过平等协商，规定该区域的统一领海宽度或限度。至于在国际上是否需要规定一个领海的最大限度，这应该由各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共同商定。1974年7月2日，海洋法会议全体会议进行一般性辩论，中国代表团团长柴树藩在会上再次阐述了中国政府在领海问题上的立场。中国代表的主张对于会议在领海宽度这个难题上最终达成一致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于领海通航问题也成为与会各国争论的焦点。海洋大国为了使其军舰取得更大自由，竭力主张包括商船和军舰的一切船舶，均享有无害通过权；另一些国家从国家的安全利益出发，反对海洋大国的观点，认为无害通过制度不适用于军舰，外国军舰在通过领海时必须事先通知或取得沿海国的同意。中国和其他20多个发展中国家一再提出联合提案，建议增加有关要求外国军舰通过领海时应事先获得批准或予以通知的规定。但是，这些建议未被接受。最后，《公约》的规定采取了使用模糊语言的做法：“所有国家，不论沿海国或内陆国，其船舶均享有无害通过领海的权利。”《公约》的上述规定容易引起分歧并由此产生国际争端。在签署和批准1982年《公约》时，20个国家就领海无害通过问题发表声明。其中一些国家要求军舰通过领海要事先通知，另一些则要求事先批准，中国属于后者。中国在1996年批准《公约》时重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领海内无害通过的规定，不妨碍沿海国按其法律规章要求外国军舰通过领海必须事先得到该国许可或通知该国的权利。”
二、中国政府在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方面的立场和主张
在海洋法会议上，关于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的范围划分问题引起了各国的争论。在会议中，协调组主席经过与各国反复协商，最终形成了一个折中方案，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同意，被列入海洋法公约草案，后成为《公约》条款。中国代表自始至终都积极参加了会议讨论，并阐述中国政府的立场和主张。
(一)专属经济区
专属经济区是国家管辖区域，沿海国必须具有对整个经济区的专属管辖权和多项专属权利，否则专属经济区就会有名无实。中国代表在会议上多次发言，支持发展中国家提出建立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主张。1972年7月21日，陈志方代表在第二小组委员会会议上就“捕鱼问题”发言指出：“沿海国家根据本国的地理条件，考虑到民族经济利益的需要，完全有权利在其领海外划定一定的经济区，以便保护其渔业资源。”其他国家到沿海国邻近海域捕鱼时，“应在沿海国主权不受侵犯的前提下，通过有关国家间的谈判，求得合理的解决”。1973年4月5日，庄焰发言指出：发展中国家为了“捍卫本国的民族经济利益，要求合理地划定专属经济区，这是完全正当的”。
关于沿海国在该区域内的权利，中国代表指出沿海国家是否有权在领海以外划定一定范围的专属经济区，这也是一个带有原则性争论的问题。《关于国家管辖范围内海域的工作文件》集中阐述了中国在专属经济区或专属渔区的具体建议：(1)沿海国可以根据本国的地理、地质条件、自然资源状况和民族经济发展的需要，在邻接其领海外，合理地划定一个专属经济区。经济区的外部界限最大不得超过从领海基线量起200海里。(2)经济区内的一切自然资
转贴于http://
源，包括整个水域、海床及其底层的生物、非生物资源，均属该沿海国所有。沿海国为了保护、利用、探测和开发上述资源，在其经济区内行使专属管辖权。(3)一切国家的船舶和飞机在经济区内的水面和上空的正常航行和飞越，应不受妨碍。在经济区海床敷设电缆和管道，其路线应经沿海国同意。(4)沿海国为了对其经济区进行有效管理，可以制定必要的法律和规章。其他国家在沿海国经济区内进行的一切活动，必须http://遵守沿海国有关的法律和规章。(5)未经沿海国批准，擅自在经济区内进行渔业、采矿或其他活动，或虽经准许但违反沿海国有关法律和规章的，沿海国有权进行必要的处理。在提交该文件时，中国代表团还力图区分专属经济区和领海：“领海与专属经济区均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内，但二者是有不同的法律地位。领海是沿海国领土的一部分，沿海国行使其全部主权。而在专属经济区内，沿海国主要享有经济区内经济资源的所有权，包括生物的与海底自然资源的所有权。”
专属经济区的性质是一个既涉及沿海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又涉及反对他国谋求海洋霸权的重大问题，中国坚决主张“专属经济区是国家管辖区域，不是公海的一部分”。1975年4月24日和25日，海洋法会议第二委员会举行非正式协商小组会议，讨论了专属经济区的性质和沿海国对专属经济区的权利问题。柯在铄代表发言指出：建立经济区的目的，首先是维护沿海国的主权和资源，免受海洋霸权主义国家的掠夺、侵占和破坏。在4月25日的会议上，张炳熹代表驳斥了某些国家提出的“经济区是公海的一部分”、沿海国在经济区内行使权力时应顾及“公海的其他合法利用”之说，指出这些观点都是有意把专属经济区和公海等同起来，歪曲专属经济区的地位和性质，其目的就是要继续在“公海自由”的口号下，在他国专属经济区内任意行动，并企图使某些不法行为合法化。
1976年8月15日，许多中小国家代表在第五期会议上坚决反对把专属经济区作为公海。中国代表在发言中对此表示完全支持，指出专属经济区只有明确规定为国家管辖区域的地位，才能有效地保障广大中小国家200海里范围的正当权益，免遭海洋霸权主义的继续掠夺和威胁。如果专属经济区仍是公海的一部分，那就是否定沿海国在经济区内对资源的主权权利和其他专属管辖权，这与专属经济区的实际内容是不相符的；如果又承认沿海国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又规定经济区是公海一部分，那在逻辑上是不通的。而内陆国和地理位置不利的国家应该在它相邻国家的专属经济区内享有合理的权益。为此，中国代表认为应当删去《订正单一协商案文》(1976年5月6日)中关于规定专属经济区适用公海条款的第46条第2款和关于剩余权利问题的第47条。
(二)大陆架
在海洋法会议上，一些国家主张沿海国应该在不超过200海里的范围内选择大陆架距离，也就是说，大陆架概念将包括在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内，不再保留大陆架这个概念。中国政府立场明确，认为大陆架制度应该继续保留，其理由是这一概念已扎根于习惯国际法，在内容上与专属经济区是不同的。按照现行法，每个国家已经享有对整个大陆架的既得权利，“由于各国领海宽度不同，有些国家根据具体条件和民族经济利益发展的需要，可以在领海以外合理地以专属经济区、大陆架、承袭海、渔业区等名义划定本国在经济资源方面的管辖范围，这是属于一国的主权行为。”
中国在《关于国家管辖范围内海域的工作文件》有关大陆架制度的主要原则立场包括：根据大陆架为领土自然延伸原则，沿海国可以在其领海或经济区之外，根据具体地理条件，合理地确定在其专属管辖下的大陆架范围，其最大限度可由各国共同商定；大陆架相连接的相邻或相向的国家，对大陆架管辖范围的划分，应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共同确定。中国强调大陆架的外部范围应按照地貌和地质标准而定，中国接受沿海国能将其大陆架的外部范围延伸到200海里以外，但反对超越领土自然延伸的范围以外。在海洋法会议第六协商组中，中国代表指出大陆架一般由三部分组成：陆架、陆坡和陆基，但在某些区域，大陆架可能没有陆基，并不一定都包括这三个部分。因此，这方面的规定可灵活一些。
在此后的海洋法会议上，中国政府一贯坚持这一原则立场。1979年4月27日，中国代表在第八期会议上发言指出，根据陆地领土自然延伸的原则确定一国大陆架范围，而不是机械以某种距离标准规定大陆架的范围。1980年8月25日，中国代表在第九期后期会议上发言，在解释《综合协商案文》第76条关于大陆架定义的规定时指出，大陆架定义“是以自然延伸原则为基础的，这符合关于大陆架的科学的地理和地质的概念”，“一国大陆架不足200海里的可以扩展到200海里，只要不妨碍自然延伸原则的实践”。1982年3月31日，中国代表在第11期会议上发言指出，中国代表团曾建议，将《公约》草案第76条关于大陆架定义修改为：大陆架“包括其陆地领土的自然延伸，不超过大路边的外缘‘和’大陆边……一般地由大陆架、陆坡和陆基构成”，这样可以使大陆架定义更为科学和准确。同时指出，这一建议已经得到不少国家的支持，要求会议对这一建议加以认真考虑。
中国在签署和批准《公约》前后，再三强调了《公约》中关于自然延伸的大陆架的规定，坚持由国际法院在北海大陆架案判决中提出来的“大陆架是陆地领土的自然延伸”原则的有效性；坚持沿岸国在大陆架的合理范围内对大陆架及其自然资源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承认必须确定大陆架的外部界限，如果地理和地质情况允许，大陆架的外部界限可以超过200海里的经济区；在不妨碍自然延伸原则的前提下，并不反对不足200海里的大陆架扩展到200海里。中国政府的立场不但发展了已有的国际海洋法规则，建立了国际海洋新秩序，同时也使中国既有权利得到了保证。
(三)海域划界
中国政府参加海洋法会议后，多次阐明中国在领海、大陆架、专属经济区划界的主张和立场。1972年3月，安致远代表首次提出了平等协商的海洋划界原则：“规定领海权的范围是各个国家的主权。各沿海转贴于http://
国家有权根据自己的地理条件、考虑到本国的安全和民族经济利益的需要，合理地规定其领海和管辖权范围，并且要照顾到同处一个海域的国家必须平等和对等地划分两个国家之间的领海界限。”《关于国家管辖范围http://内海域的工作文件》中提出：同一区域的沿海国，可以通过平等协商，规定该区域的统一领海宽度或限度；相邻或相向的沿海国，应本着互相尊重主权，领土完整和平等、对等的原则，划定相互间的领海界线；大陆架相连接的相邻或相向的国家，对大陆架管辖范围的划分，应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共同确定；相邻或相向的沿海国之间经济区界限的划分，应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共同确定。
在海洋法会议上，海域划界问题一直是许多国家所重视的问题。1978年4月，当海洋法会议围绕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划界是采取“公平原则”还是“中间线原则”陷入争执时，中国代表指出：“相邻或相向国家间海洋界限的划分，关系到各有关国家的主权和切身利益，因此应当由双方根据公平合理的原则，照顾到一切有关情况，通过协商共同确定，以达到双方都满意的结果……中间线或等距离线只是划分海洋界限的一种方法，不应把它规定为必须采取的方法，更不应把这种方法规定为划界的原则。海洋划界应遵循的根本原则，应该是公平合理的原则。在某些情况下，如果采用中间线或等距离线的方法能够达到公平合理的划界结果时，有关国家可以通过协议加以使用。但反对在有关国家未达成划界协议前单方面将中间线或等距离线强加于另一方。”强调了中国在海洋划界中的原则立场是公平合理、共同协商。在海洋法最后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团长韩叙指出：“关于大陆架的定义以及相向和相邻国家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原则，公约有关条款的规定也是有缺陷的。中国代表团对此曾经表明过自己的原则立场。”
关于海域划界的最终条款，《公约》中某些条文原本可以简洁明了地表述，但是为了照顾和平衡各方面的利益，采用了繁琐的、模糊的措词和用语。《公约》第74和第83条规定，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的界限，应在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所指国际法的基础上以协议划定，以便得到公平解决。该规定中和了“公平原则”和“中间线原则”这两种对立主张，为国家间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划界提供了和平解决的思路，然而因《公约》本身的规定是笼统、含糊的，没有可以遵循的严格标准，甚至可以说对协商划界时应当遵循什么原则采取了回避态度。致使不同派别、不同利益集团在对该内容解释时出现了截然不同的“结果”。至于如何“协议”，还须有关各国协商和同意，根据具体的地理地质、石油矿产、渔业和其他水产资源等情况以及各种其他相关法律做出解释和评估；而为了做到各方尽可能满意和公平合理，有关国家都要经过长期的谈判和艰难的协商，有的还要提交国际法院裁决。因此，分歧和争论依然存在。正如美国学者所言：“海洋法公约的生效对于海洋划界的争端解决只能起到非常有限的作用。”
三、中国政府在海洋科学研究方面的立场和主张
中国关于海洋科学研究制度的基本立场，亦开始于中国参与海底委员会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从1973年3月19日开始，海底委员会第三小组委员会举行了几次会议，讨论海洋科学研究问题。4月2日，沈韦良代表指出，尊重各国主权和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是合理解决国际海洋科学研究问题的基础。他阐述了各国在海洋科学研究上应遵循的基本原则：(1)沿海国家对其领海享有完全的主权。非经沿海国家的同意，任何外国不得在这一区域从事任何研究。(2)沿海国家对邻接其领海的国家管辖区域(专属经济区、渔区、承袭海等)享有专属管辖权。外国在这些区域从事海洋科学研究必须得到沿海国家的事先同意，并严格遵守各该沿海国的有关法律和规章。(3)沿海国家有权参加别国在其领海或国家管辖区域进行的科学研究，并有权取得这种科学研究所得的资料和样品，这种研究成果的发表必须事先征得该沿海国的同意。(4)各国管辖范围以外的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原则上属于世界各国人民所共有，在这一区域从事的科学研究应受行将建立的国际机构的管理。(5)各国应在互相尊重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前提下，按照“原则宣言”的精神促进海洋科学研究的国际合作，各种国际联合海洋科学研究方案均应在切实保证国家一律平等的前提下共同制定。这代表了中国政府的基本立场和主张。
1973年7月19日，中国代表团向海底委员会第三小组委员会提交了《关于海洋科学研究的工作文件》。这一文件所包含的原则沈韦良已在4月2日发言中做了阐述。7月27日，汪德昭代表对这一工作文件进行了解释说明：中国一向主张对海洋科学研究应当加以适当的管制，因此在工作文件第一条中提出：“在别国国家管辖范围以内的海域从事海洋科学研究，必须得到有关沿海国的事先同意，并应该遵守该沿海国的有关法律和规章”；在第二条中又提出：在国际海域的“海洋科学研究，必须受有关的国际制度和国际机构的管制”。这种管制不是为了阻碍海洋科学研究或限制科学活动，而是为了防止海洋科研为少数霸权国家垄断，避免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为超级大国非法霸占。至于海洋科研的管制办法，中国主张应该区别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内和国家管辖范围以外两种不同情况。
1976年4月9日第四期会议上，在讨论有关海洋科学研究的条款时，许多发展中国家要求明确规定在沿海国管辖的所有海域里(包括经济区、大陆架在内)进行科学研究，都应受沿海国的管辖。中国代表在发言中对此表示完全支持，指出：海洋科学研究总是与沿海国的安全、经济利益和海洋资源有关的，要区分哪一种与资源“有关”，哪一种“无关”，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如果按照现在案文的规定，对海洋科研进行转贴于http://
区分，对在经济区和大陆架范围内进行的所谓“与资源无关的科学研究”只实行通知制度，这必将给广大沿海国家留下后患。某些大国就会以“与资源无关的科研”为名，任意闯进沿海国家管辖范围内的海域大搞非法活动，并利用它所窃取的科研成果为其海洋霸权服务。罗钰如在7月19日的发言中，再次阐述了中国关于海洋科学研究的立场和主张，指出：为了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保卫民族经济利益和促进正当的国际合作，主张应对海洋科学研究实行一定的管制，即在别国管辖范围内的海域进行科学研究时，必http://须取得该国的事先同意；在各国管辖范围以外的海域从事科学研究，也应服从行将建立的国际制度和国际机构的管理。《订正单一协商案文》提出全面许可制为基础的许可制方案。虽然美英等国表示强烈反对，但随着专属经济区法律地位的确立，海洋科研许可制的推行实际上已经不可逆转。
《公约》第56条规定赋予了沿海国拥有三项专属管辖权，其中包括对海洋科学研究的专属管辖权。《公约》第246条就专属经济区内和大陆架上的海洋科学研究作出了如下的规定：(1)沿海国在行使其管辖权时，有权按照本公约的有关条款，规定、准许和进行在其专属经济区内或大陆架上的海洋科学研究。(2)在专属经济区内和大陆架上进行海洋科学研究，应经沿海国同意。(3)在正常情形下，沿海国应对其他国家或各主管国际组织按照本公约专为和平目的和为了增进关于海洋环境的科学知识以谋全人类利益，而在其专属经济区内或大陆架上进行的海洋科学研究计划，给予同意。但各国对为军事目的的活动是否属于海洋科学研究活动的范围争论不休，主要存在以下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在讨论的海洋法条约中对专属经济区内的军事活动问题作出规定；另一种观点认为，该问题应在军备控制及非核化的国际会议上讨论。《公约》最终并未直接对专属经济区内的军事活动问题作出明确规定，而是将有关问题放在了和平利用的条款之中。由于《公约》未对“和平利用”的定义作出规定，因此，就产生了只要不属于《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4款范围的军事活动，就可以进行海洋科学研究活动的解释。这就为某些海洋大国到他国海域从事某种活动提供了借口。
四、中国利用国际舞台捍卫国家海洋权益
中国拥有广阔的大陆架，为保护和充分利用大陆架资源，在《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确立大陆架制度之前，中国就在海洋法会议及相关会议上开始了维护大陆架权利的历程。1972年3月，中国代表在海底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就强调：“我国台湾省及其所有附属岛屿，包括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等岛屿在内，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这些岛屿周围的海域和邻近中国的浅海海域的海底资源，都完全属于中国所有，决不允许任何外国侵略者染指。”1974年4月2日，在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第30届会议上讨论亚洲近海矿产资源的勘测议题时，黄明达发言重申中国沿海海域及中国所属岛屿附近海域的海底资源所有权完全属于中国，“中国沿海海域及中国所属岛屿附近海域的海底资源，其所有权完全属于中国。只有中国才有权勘探和开发这些海底资源，任何无视中国主权，任意在中国沿海海域及其所属岛屿附近海域进行的勘探和钻探活动，都是非法的。”就日本和韩国《关于共同开发大陆架协定》的签订、批准、互换及钻探试采一事，中国政府多次发表严正声明：根据大陆架是陆地领土自然延伸的基本原则，中国对东海大陆架拥有不容侵犯的主权权利。东海大陆架涉及其他国家的部分，理应由中国和有关国家通过协商加以划分。日本政府背着中国与韩国政府签订“协定”，片面划定所谓的“共同开发区”，这是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
1974年中越西沙海战后，中国亦利用参加国际海洋会议场合，发表过一系列的南海主权声明，批驳南越对南海诸岛主权的野心。1974年1月，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贡萨洛·法西奥曾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他赞成南越为西沙战事在安理会中提出控诉。为此，庄焰提出抗议声明，指出作为安全理事会的主席，他不应该发表意见。庄焰还重申了中国立场：西沙群岛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在那里采取的行动是中国的内政。2月26日，毕季龙在日内瓦外交会议发言中，严正驳斥了西贡当局代表在会上对中国的诽谤，重申西沙、南沙群岛历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完全有权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3月30日，在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第30届会议的全体会议上，西贡代表在会上声称对西沙、南沙领土拥有“主权”，并攻击中国。季龙发言揭露事实说，西贡当局不仅把南沙群岛的南威、太平等十多个岛屿划入其版图，而且悍然对中国进行武装挑衅，用武力占领中国领土。西贡当局企图用诡辩手法来掩盖它的侵略行径是徒劳的。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在7月2日举行全体会议进行一般性辩论时，柴树藩发言指出：西贡代表在6月28日的发言中提到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问题，完全是颠倒黑白的无耻谰言。在该次会议上，朝鲜代表团团长金国勋在会上发言，驳斥了西贡对中国西沙、南沙群岛主权转贴于http://
的无理要求，强调指出西沙、南沙群岛从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南海岛礁和大陆架资源面临被周边国家勾结他国进行非法勘探和开采的状况下，中国政府进行了维权斗争。1976年6月14http://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菲律宾在我南沙群岛礼乐滩地区开始石油钻探作业一事授权声明：南沙群岛，正如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东沙群岛一样，历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对这些岛屿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这些地方的资源属于中国所有。任何外国派兵侵占南沙群岛地区，勘探、开发石油和其他资源都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侵犯，都是不能允许的。任何外国对南沙群岛的岛屿提出主权要求，都是非法的、无效的。1979年2月27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开会辩论东南亚局势。中国代表陈楚在会上据理驳斥苏联和越南代表对中国的无端攻击和诬蔑，陈楚指出：“越南政府以及苏联政府过去一直公开承认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属于中国。越南总理范文同的正式文件和越南过去出版的地图和教科书也一直肯定这一点。只是在一九七四年以后，它自食前言，并且公然向中国提出对这两个群岛的领土要求，并强行占领了南沙群岛的一些岛屿，侵犯中国的领土主权，加紧推行民族扩张主义。”1980年7月21日，就苏越签订的在“越南南方大陆架”合作勘探、开采石油和天然气协定，我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和东沙群岛、中沙群岛一样，历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这些岛屿及其附近海域享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上述区域内的资源理所应当地属于中国所有。任何国家未经中国许可进入上述区域从事勘探、开发等活动都是非法的。任何国家与国家之间为在上述区域内进行勘探、开采等活动而签署的协定和合同都是无效的。1985年6月12日，中国就菲律宾宣布“卡拉延群岛”范围致函联合国秘书长，严正指出：所谓卡拉延群岛是中国领土南沙群岛的组成部分，中国对南沙群岛和邻近水域及其资源有无可争议的主权。
中国政府对国际社会的一些错误行为也进行了批驳，以捍卫中国南海权益。在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第30届会议的全体会议上，季龙指出，本届会议第四项议题的文件中，把中国的西沙、南沙群岛列为南越西贡当局的近海岛屿区，并提到对“南中国海三十个地区制订了勘探和开发协定”。对此，中国代表团严正声明：“秘书处编写的上述文件把中国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列为南越西贡当局的近海岛屿，是错误的。中国代表团要求秘书处采取措施，纠正错误，并注意今后不再出现此类情况。”5月6日，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56届会议的经济委员会会议上，王子川代表就“国际制图合作”问题发表声明：“联合国亚洲及远东区域制图会议以往会议的有关决议中，曾提出成立所谓‘南中国海海道测量委员会’，并将我国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列入该委员会测量计划的范围，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中国代表团要求有关当局采取措施，停止所谓‘南中国海海道测量委员会’上述海道测量计划，并注意保证今后不再出现此类情况。”
海洋科学研究的意义篇8
关键词：中国海内移民史研究；社会结构；迁移主体
中国海内移民是指中国内陆向近邻的海岸带或近海岛屿带迁徙的移民。早在上古时代，我国就有许多内陆居民迁徙大陆海岸带或周边海岛，在那里繁衍生息。几千年来，中国海内移民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因此，诠释和蠡测中国海内移民的活动，是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一个重要课题，对于沿海区域社会经济史、中国移民史、移民与社会变迁的一般规律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本文借助最近几十年来的科研成果，对清代及清代以前的中国海内移民史的研究现状、关注的焦点、存在的问题进行粗浅的总结，以凸显中国海内移民未来研究的发展趋向。
一、中国海内移民史研究状况
中国的海内移民历史悠久，但真正对它的研究是晚近的事。相对于中国大陆的陆路移民来说，海路移民尤其是海内移民的研究还十分薄弱，整体系统的研究还不多见，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代表性专著和论文很难见及，主要是台湾学者立足于本土对本岛开发和宗族的研究，研究的领域十分狭窄，视野不够开阔。如《台湾开拓史话》[1]、《台湾汉人宗族发展的若干问题》[2]等。中国海内移民史的研究主要集中80年代和90年代以后两个阶段。
(一)20世纪80年代起始阶段。
这一时期的研究刚刚起步，中国海内移民史的研究还十分薄弱，有的地方的研究尚处于空白阶段，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十分困难。这一时期的研究特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1)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是对沿海地区一个海岛或某几个海岛开发比较的个案研究。如已出版的专著有：《海南岛古代简史》[3]、《台湾开发史研究》[4]、《福建海岛经济概论》[5]等等；已发表的论文有：《海南岛历史上土地开发的研究》[6]、《海南岛与台湾岛历史开发的差异及其原因对策》[7]等等。这些文章大多从一个省、一个海岛或几个海岛个案对比的角度来探讨中国海内移民的情况。它们或商贸、或经营渔盐、或进行土地开垦。其中司徒尚纪教授在《海南岛历史上土地开发的研究》一文中从海岛移民主体的差异进行分析，认为：早期迁徙海南的移民绝大部分是苦工、难民、流放的“罪人”等等，移民的文化水平较低；而迁徙台湾的移民除农民、商人和游民以外，由于科举制度延伸到台湾，吸引了闽粤人前往台湾投考，前往台湾的移民文化水平比较高，这也是海南移民比台湾早，但开发程度却不如台湾的原因之一。[6](2)研究方法陈旧，没有跳出传统的以农业文明看海洋文明的藩篱。尽管在80年代我国学者开始对海洋文化进行探讨，但大部分都是由社会经济史研究延伸而触及海内移民的研究，同时，也存在将海内移民的研究视为中国农业文化附庸的现象，既缺乏系统性又缺乏“海洋性”。
(二)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拓宽和深化阶段。
这一时期，中国海内移民的研究达到高潮，学者们从各个方面系统地探讨了海内移民研究的现状，运用了多学科的“科际整合”的方法，视野比较开阔，出版和发表了大量的专著和论文。主要特点如下：(1)研究领域的拓宽。如从个案系统研究的专著和论文有：《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研究》[8]、《清代的班兵和移民》[9]、《金门史稿》[10]、《妈祖的子民》[11]、《岭南历史人文地理》[12]、《广府寻根》[13]、《陆岛网络》[14]、《明清间闽南移民与“温州模式”》[15]、《海南历史开发过程中的人口迁移研究》(《海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等等；从移民的社会阶层研究的专著和论文有：《中国海盗史》[16]、《海上人家》[17]、《走向海洋贸易带》[18]等等；从移民与海岛开发研究的专著和论文有：《东溟水土》[19]、《古代海南岛热带生物资源开发述略》(《海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清代末年开发琼崖地利概述》(《海南大学学报》]998年第2期)、《清代台湾地方的开发与岛上对外交通》(《台湾研究集刊》2002年第2期)、《台湾开发史研究》等等；从移民社会比较研究的专著和论文有：《东洋航路移民》[20]、《海南岛与台湾岛历史开发的差异及其原因对策》、《清前期四川和台湾移民政策之比较》(《四川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等等；从移民家族研究的专著和论文有：《从福建族谱看清代台湾移民的若干问题》[21]、《明清时期闽南两族的人口移动》(《海交史研究》1991年第1期)、《清代台湾与四川移民家族发展比较》(《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草根文化与移民社会整合》(《福建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等等；另外，学者们还从移民的、移民的方言等方面来研究海内移民，如出版的专著和论文有：《海南岛古代移民与海南方言》(《海南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海洋神灵》[22]等等。学者们从海内移民的社会结构、移民模式、移民与海岛开发、移民的家族、移民的、陆岛互动、移民的方言、移民的民系比较等方面进行探讨，系统的研究较多，史料的挖掘也较深。(2)研究视野开阔。20世纪90年代初，杨国桢教授提出要建立“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主张，发表了《关于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思考》[23]、《论海洋人文社会科学概念的磨合》[24]等文章。文章指出，随着海洋在人类社会文明发展中地位的提升，人文社会科学界加强了对海洋文明的研究，许多学科萌芽或生长出新的分支学科点。各个研究海洋的人文学科使用的概念内涵存在差异，有必要磨合，以利于学科间的交叉、渗透和磨合。文章对“海洋区域”、“海洋社会”、“海洋文化”等重要概念作了界定和论证。其界定是建立在通过“科际整合”之后的基础上，这些概念的内涵所呈现的研究领域和视角基本上可以说构成了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框架。“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所研究的内容，涵盖了沿海区域社会经济史、海岛或海洋国土开发史、海洋航运史、海洋渔业史、海港史、沿海及海外贸易史、海路移民史、海防史、海关史等专门史，并与中外关系史、海洋科技史、海域海事史、华人华侨史等交叉。”[23]中国海内移民是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学者把海内移民放在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角度去考察，发表了很多有分量的文章和专著．如《闽在海中》[25]、《海上人家》、《走向海洋贸易带》、《东洋航路移民》、《海洋神灵》等等。他们分别从海内移民的民间信仰、海内移民中的商业移民、渔民、海内移民与海外移民比较等视角来描摹中国海内移民的历史场景。整合了海洋考古、宗教史、环境史、灾害史、科技史、海洋经济地理、海洋法学、人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知识和成果，填补了学术空白，具有较强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中国海?纫泼袷费芯抗刈⒌慕沟?nbsp;
中国海内移民史的研究是一项综合性的研究。其中关注的焦点很多，有些方面取得了共识，有些方面还存在争论。纵观中国海内移民的发展脉络，其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海内移民的原因
关于中国海内移民研究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研究框架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西方最为流行的“推—拉”理论。该理论认为，迁出地向迁入地的人口流动，是迁出地的推力与迁入地的引力相互作用的结果。[26](p489—494)但“推—拉”理论的主要侧重点是从形成迁移行为的客观角度来考察，也只能停留在对客观背景的描述上，无法对不同地区不同个体的迁移行为的差异作出详尽的解释。实际上，对迁移行为的考察应从客观环境与主观动机两个方面着手。有的学者还运用了“投资—利润”理论和“期望收入”理论，以分析迁入者的主观选择。陈达教授认为，海内移民迁移原因有四：人口压力和旱灾饥荒所形成的移出推力、环境因素、精神因素、支配力量。彼德生(williampesterson)教授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当然，上述理论并不能解释移民的全部动因，一些特殊的情况还需作具体分析。
(二)海内移民的类型和路线
关于海内移民的类型，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作出了不同的划分。例如：个别移民、集体移民、大规模移民；国内移民、海外移民；合法移民、非法移民；自由移民、政府或团体有组织的移民；军事移民、民间移民；政治性移民、经济性移民、民族性移民；强制性移民、暴力强制移民、自愿移民；有的分为“移民”、“新贵”；有的则分为原始性、强迫性、推动性、自由性、大规模性；还有人分为革新移民、保守移民等等。这些区分有助于说明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移民现象的特点，分类的界线也比较清楚。[27]葛剑雄教授主张按移民的性质分类，可分为“生存型移民”和“发展型移民”两类，并且认为“生存型移民”迁移的原因是迁出地的推力，而不是迁入地的拉力或吸引力，“发展型移民”迁移的原因不是迁出的推力，而是迁入地的拉力或吸引力。“生存型移民”有时取得“发展型”的结果，“生存型移民”中包含了主动求“发展型移民”。有时很难确定某一次移民和某一位移民是属于哪一类性质。[28](p48—54)这样，“生存型移民”和“发展型移民”似乎是很难区别开的。鲁西奇先生在《移民：生存与发展》一文中认为：从根本上说，这(指“发展型移民”)仍然是受生存欲求的驱动。在这个意义上，“发展型移民”实质上也是一种“生存型移民”。从移民动因的角度而言，可以说，所有的移民现象都可以归结为生存型。[29]刘登翰教授在《中华文化与闽台社会》一书中也坚持这一观点，不过他认为，就其性质而言，政治性移民和经济性移民的划分有其特殊重要的意义。其他的划分，如自愿与否，合法非法，人数多寡，都可能由此派生。[30](p67)关于海内移民的路线，学者们划分为大陆内地向海岸带移民、海岸带之间移民、陆岛际间移民、海岛与海岛之间移民，有的划分得更细。
(三)海内移民迁徙的方式和地域分布
司徒尚纪教授认为，移民的移居方式一般采取墨渍式、蛙跳式(板块转移式)、闭锁式、占据式、杂居式等多种方式。这几种方式对移民民系和文化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移民的移居地分布的原因，近年来有许多学者提出不同的观点。陈正祥教授比较了漳泉籍移民在台湾的地域分布，认为他们并非分居，而是大体呈现地域有别、各自聚居的状况，“泉州人多分布在西部沿海平原和台北附近，漳州人多分布在西部平原内缘、北部丘陵地带、宜兰平原以及东台纵谷的中部。”[31](p227)广东人则主要分布在西北部丘陵、屏东平原的北部与东部，以及东台平原的中部。对于如何如此分布，陈正祥教授的解释是移台时间的先后问题，即泉州最接近台澎，移民来台早，故先占平原，后来者只好占更远的平原边缘、丘陵和山地。[9](p140)庄国土教授基本赞同此观点，并从海洋移民的大背景下探讨漳泉移民在台湾及海外地域分布的差异，认为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有三：移民推力方面的差异；泉州人主导海洋贸易网络；与台湾对渡口岸主要设在泉州府境内。这些移民的差异或许可用于说明漳泉移民在台湾分布的不同，而且可能说明漳泉籍人职业的差异，解释为何泉人居多且多从事贸易。[32]施添富教授比较迁台的漳、泉、粤移民的祖籍地与迁移地的生态环境与生计活动，发现两者极为相似，因此认为决定清代在台汉人祖籍分布的基本因素是“移民原乡的生活方式”。[33](p180)余光弘教授对此观点基本赞同，但提出两个尚未解决的关键问题：第一是移民如何选择可以复原原乡生活方式的居地?其次闽粤两省在17—18世纪的人口压力，已导致闽粤人迁往四川盆地、汉水流域甚至有远至南洋、南美洲者，仅隔一个狭窄的台湾海峡，为何吸纳的移民主要偏于闽南、闽西及粤东?同样的闽粤外移者中，为何某些人宁愿选择台湾，而不前往东南亚，或往内地的丘陵山区，或中国大陆其他沿岸地区另觅居地，他们如何权衡选择?如何建立其网络?[9](p172)庄英章教授在《林屺埔——一个台湾市镇的社会经济发展史》别强调生态、经济、文化等因素的相互影响对移民聚落的形成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寺庙和家族组织在影响移民的分布和土地拓垦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34]张清代、林亦修在《明清间闽南移民与“温州模式”》一文中认为，闽南人迁居温州首先选择的是海岛或沿海半岛，或自港湾溯江而上，顺着山谷向周边发展。主要原因是这里是统治阶级统治比较单薄的地方，另外可以降低“土客”矛盾冲突的程度。他们保持着原来的语言和风俗，而且与祖籍地保留着十分密切的关系。[15](p59—60)以上是学者们对移民的地域分布观点的研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当然，具体问题还需具体分析。
(四)海内移民的社会结构和特点
关于海内移民的社会结构和特点，学者们大多达成了共识。海内移民早期是以地域关系为基础进行整合，随着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的嬗变，移民的社会结构逐渐变成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进行整合。海内移民的职业结构和阶级结构比较单调，除了少数的官吏以外，大多来自于下层民众，如蛋民、渔民、流民、海盗、海商等。海内移民的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移民都有一个自我认同、自我建构的过程；移民的目的是定居，而不是做短暂停留；移民是从祖籍地迁来的，有别于移居地的土著居民；移民的过程时断时续。以上涉及的只是海内移民社会带有一般性的特点，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应该有不同的特点，很难一概而论地加以归纳。
(五)海内移民的互动
这一方面学者们论及的较少，主要集中在不同祖籍地移民的“分类械斗”、汉番冲突与融合、宗族互动等方面，其他如陆岛互动、移民的社会网络结构、移民的乡土回归、馈遗家乡等较少论及。台湾学者尹章义教授在《台湾开发刍论》中把台湾从先居民社会向汉人社会的整合过程划分为三个基本类型：汉番之间的接触可分为危难救济、贸易和番、婚嫁养继和业佃关系四个基本类型；汉番合作则有农业经营、水利开发、社务合作和地方治安四个基本类型；汉番竞争与冲突则可以分为经济型、族群型和复合型；涵化关系可分为番人汉化、汉人番化和复合型三个类型；分化活动则可以分为番民迁徙和汉移民再殖两个类型。[35](p2lo)
(六)海内移民与海岛开发
学术界关于移民与海岛开发的研究还相当薄弱，系统的研究成果比较少见，只有关于台湾岛和海南岛开发的研究成果相对多一些，其他海岛开发的研究才开始起步。能够见到的专著和论文有：《福建海岛经济概论》、《山东海岛研究》[36]等，其中《中国海盗史》从海盗移民海岛定居开发的视角研究海盗在开发海岛中的作用，《陆岛网络》从移民在台湾海港兴起中的作用的角度来研究移民和海岛开发，《东溟水土》从移民与农业开发的角度来研究海岛的开发。而《古代海南岛热带生物资源开发述略》、《清代末年开发琼崖地利概述》、《清代台湾地方的开发与岛上对外交通》等论文分别从热带生物资源、土地和水利、海岛的对外交通等方面研究了移民与海岛的开发。尹章义教授在《台湾开发史研究》一书中分别从台湾开发史的特殊性格、台湾开发过程的五个阶段、台湾开发过程中的族群与语群关系、台湾开发的各种经营形态、台湾开发时期的土地所有权制度、台湾开发史的成就等六个方面来研究台湾开发史，并认为可以与内地的云南、贵州或沿海的海岛作比较研究，这是极有意义的题材[4]；司徒尚纪教授在《海南岛历史上土地开发的研究》一文中，从原始植被和人类早期活动、历代地方行政建制和政区沿革、民族迁移与人口分布、土地利用与作物分布、森林变迁的前因后果、刀耕火种及其特点的分析、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等七个方面对海南岛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土地开况作了详细的研究，并检讨了开发的得失。[6]他还在《海南岛和台湾岛历史开发的差异及其原因对策》一文中，从自然地理环境、人类活动对地区的历史压力不同、人口地理状况、历史发展进程的方向性、政权生存的关系、近代社会经济条件、地方建制级别等方面的差异，阐述了海南的开发程度虽然早，但却落后于台湾的原因。[7]另外，他还在《岭南历史人文地理——广府、客家、福佬民系比较研究》一书中，从历史生态环境、资源开发利用、城镇体系和城市特色、交通网络和分布格局、地区聚落与建筑文化、汉民系方言地理、汉民系风俗文化地理、汉民系宗教地理、汉民系文化圈接触和文化整合等方面，比较了广府、客家、福佬民系在岭南的不同分布情况及自然历史人文地域差异，而且在文化深层结构上揭示了各个民系区域的本质特征，对海岛的开发研究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12]
(七)海内移民社会的转型与嬗变
海内移民社会是一个过渡社会，最终要向定居社会转型和嬗变。移民社会转变为定居社会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是移民社会的各个特点逐渐削弱而为定居社会的特点所取代的过程”。[8](p51)至于进入定居社会的标志，可能不同社会有不同的标志。关于移民社会转型的研究，李国祁教授提出了“内地化”的观点，而且对台湾“移垦社会”的特点作了详尽的论述。陈其南教授提出了“土著化”的观点，认为用来确定此种变迁方向的两个指标是：祖籍人群械斗由极盛而趋于减少，同时本地寺庙神的信仰成为跨越祖籍人群的祭祀圈；宗族的活动则由前期以返唐山祭祖的方式渐变为在台立祠独立奉祀。[37](p361一362)陈孔立教授比较了“内地化”和“土著化”的观点，提出了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发展的模式是“双向型”的。他认为移民社会结构以祖籍地血缘关系为主进行整合，是台湾移民社会的一个本质特征。这个特征的变化，是社会转型的根本标志，其他地区的标志应作具体研究，但以移民为主体转变为移民的后裔为主体应是标志之一。也就是说，大量移民基本上结束，移民已定居下来，繁衍后代，新从外地来的移民在社会上已经不占多数，移民的社会结构也有所改变，以祖籍地缘关系为基础的整合逐渐淡化。从移民来说，也逐渐认同当地，自认是当地人，与原籍地的关系相对淡化；社会结构逐渐复杂，经济文化逐渐发展和进步等等。另一方面，移民社会的某些特点还会在定居社会中发生影响。研究和了解移民社会遗留下来的特点，对于认识经历过移民社会的国家和地区的现实，具有一定的参照价值。[8]尹章义教授在《台湾开发史刍论》中把台湾从原居民(人)社会过渡成汉人定居社会的过程，分为五个阶段，即番人渔猎粗耕社会规定期、番人优势汉人劣势期、番汉均势期、汉人优势期、汉人农业社会稳定状态期，而且强调了台湾汉人经过移民社会形成过程的五个阶段，才可能从番人社会转型为汉人的定居社会。尹教授还列举了很多指标可供参考：各个地区的原居民是否好战、汉番接触的最初经验、大量汉人移人时是否经过适当的媒介人物、汉番人数的比例、生产技术与能力以及政府干预的程度等因素，都会影响转型期各阶段的发展，设置塘汛和巡检、县丞等基层官吏，设置汉番界碑、土牛堆、防隘城围、清番地、番租、汉番控诉案件、汉番冲突、汉番之间的互助、依赖关系、主客体的易位、理番衙门的设置等等都可以作为过渡各期的指标。[35](p105)刘登翰教授认为，仔细研究这五个阶段和指标，可以概括为前后两个发展期，即以先住民为主体的社会发展期和以汉族移民为主体的社会发展期，中间还有一个过渡期，即尹著所称的“番汉均势期”。[30](p104)在台湾，由于汉族移民和先住民基本上并不混同居住，其各自的社会形态往往相互独立。即使到了后期，汉族移民成为台湾社会的主体以后，先住民原先所固有的社会形态和文化特质，依然散点式地保存着，只是程度不同地接受了汉人文化的影响。台湾社会形态的嬗变不是从一个原有的社会形态慢慢地由低级向高级形态演变而来，而是由移民携带而来的另一种文化和社会形态的植入，并成为主导，才造成社会形态的嬗变，在这里，由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的嬗变的标志至为关键。刘登翰教授把汉族移民的大量灌注、土地的拓垦、文化的流播等作为台湾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的嬗变的指标。[30](p105)关于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的嬗变的指标，学者们尚未取得统一的定论，笔者认为，应该结合上面的各个指标，从移民社会的动态结构和静态结构结合的层面上来探讨移民社会的转型更为合理。
以上是中国海内移民史研究中引起学者们关注的几个焦点，有些方面已取得了共识，有的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有待于作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三、中国海?纫泼袷费芯康募傅阏雇
中国海内移民史的研究，学者们作了大量的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对于如何进一步推进中国海内移民史的研究，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中国海内移民史的研究领域有待于进一步拓宽
中国海洋移民史是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环中国海海内移民是中国人口迁移的一个类型。中国海内移民史的研究要突破以往从区域史的角度局限，把中国海内移民史的研究置于国际移民史的大背景，以及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背景下，作整体和系统的研究。李亦园教授认为，如从地理区域的观念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其一是作为海外发展基地的沿海地区，其次是沿海的岛屿，再次是非本土的海外地区。这三个区域之间的问题互相构成密切的关系，对某一问题的了解，必须帮助其他问题的解答；而对某一问题的忽略，很可能导致其他区域研究的缺陷。[38](p3)中国海内移民史的研究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研究领域亟待拓宽。中国海内移民史研究范围包括，在直接或间接的各种海洋活动中，移民与海洋之间、移民与移民之间形成的各种关系的整合，即海洋移民群体、移民与海洋区域社会、移民与海洋国家等不同层次的社会组织及其结构系统。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中国海内移民史的研究领域应进一步拓宽。如传统的渔民、船员、海商、海盗和中国沿海海岸带的贫民、流民以及官兵、知识分子等移民的整合；古代的各种海上力量、陆岛支持力量的组织构成；移民与临海港市、岛屿和传统活动的海域、海内移民对开发海岛和沿海海岸带的贡献、海岛开发的模式；移民移出地和移居地的历史文化和地理环境；海内移民的家园重建、海内移民的互动、海内移民对移出地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海内移民的社会网络结构、环渤海湾海内移民、山东沿海海内移民、江苏沿海海内移民、浙江沿海海内移民、海内移民与海洋经济管理、海内移民与海上走私和反走私：海内移民与海外移民的比较研究、海内移民与陆地移民的比较研究等等都需要进一步深入地研究。
(二)研究方法有待于整合
中国海内移民史的研究是一项综合性的研究，需要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多种方法的结合，文献资料的研究和非文献资料的研究结合，就为我们提供了最大限度地复原移民历史的可能性。”[28](p20)20世纪90年代以来，杨国桢教授积极倡导建立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学科，提出海洋社会经济史的架构和方法，并认为从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角度去观察海洋移民的历史作用，实质上就是把海洋移民置于中国传统的海洋经济圈内，观察他们在中国沿海地区与海外国家或地区文化传播互动中扮演的角色。他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在中国，而眼光却盯在中国之外，可以说是吸收了比较世界史的方法。[39](p211)中国海内移民史还可以借用移民史的研究方法，如关于移民的动因、移民的类型、移民的性质等等都可以参考借鉴。此外，80年代国外的“逆预测方法和后向预测方法”，“家庭与社区重建的方法”等人口学的方法都可以采用。同时，我们还可以运用海洋人文社会学、地名学、语言学、田野调查、考古学等方法，以达到多学科的“科际整合”。另外，还可以借用和收集奏疏、史料、地方志、族谱、家谱、笔记小说、口碑传说、报刊、文史资料等研究资料，如此，中国海内移民史的研究水平将会有一个大的提高。
(三)研究资料有待于进一步挖掘
中国海内移民史的研究要注意基本史料的收集与整理。其中正史和地方史的资料是最重要的史料，包括实录、皇帝的朱批、地方官员的奏疏、地方志、地方官员和文人的撰述、报刊、文史资料等等。此外，我们也要注意搜集民间的族谱、家谱、契约文书、口碑传说、笔记小说、碑文、账簿等资料，以补充史料的不足。例如，族谱、家谱往往记载了族人、家人移居客地的年代、人数、从事的职业以及移民的原因等，是研究中国海内移民史的重要资料。由于中国海内移民史研究资料的残缺和遗漏．我们在研究海内移民史时，利用田野调查法得到的家谱、族谱、碑文等第一手资料就显得弥足珍贵，可以解释移民与不同族群接触的方式、族群互动等，所以，中国海内移民史研究的资料有待于进一步地挖掘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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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rospectandprospect：onthestudyoftheHistoryofmigrationinChina
海洋科学研究的意义篇9
关键词：国家海洋公园；概念；特征；建设意义
中图分类号：K928.44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004-9479.2012.03.016
2011年5月19日，国家海洋局了首批部级海洋公园名单，共7处，分别是：广东海陵岛部级海洋公园、广东特呈岛部级海洋公园、广西钦州茅尾海部级海洋公园、福建厦门部级海洋公园、江苏连云港海洲湾部级海洋公园、山东刘公岛部级海洋公园、山东日照部级海洋公园。然而，有关国家海洋公园的系统研究在我国尚不多见，明确国家海洋公园的概念、特征以及建设意义等问题更是迫在眉睫。
1国家海洋公园解析
1.1国家公园的概念及特征
在研究国家海洋公园的概念与特征之前应首先明确“国家公园”这一概念。
1.1.1国家公园的概念
国家公园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公园，各国政府和学者对其形式和内容有着不同的理解，表1列举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定义：
表1国家公园分类体系
和国外相比，我国尚未对国家公园进行明确定义，类似于“国家公园”这一概念在我国有这样几种类型区域，包括：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以及生态示范区等。国家公园的概念与上述几种类型区域的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尽管各国管理当局和学者对国家公园的定义各不相同，但其中具有许多共同点，鉴于此，笔者将国家公园定义为：国家公园是建立在对区域自然生态和历史文化资源进行严格保护的基础之上，由国家通过立法划出的具有明确地理边界和一定面积的陆地、水域空间，满足人类的科学研究、科普教育以及游憩娱乐等需要。国家公园通过一定范围的适度开发实现整体地有效保护，既排除与保护目标相矛盾的开发利用方式，以生态系统、自然资源保护以及适宜的旅游开发为基本策略，达到保护生态系统完整性的目的，又为国民提供了游憩、教育、科研等机会与空间，是一种能够科学协调生态系统保护与资源利用之间关系的保护与管理模式。
1.1.2国家公园的特征
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的定义，一个国家公园应具有以下特点：
（1）它有一个或多个生态系统，通常没有或很少受到人类占据或开发的影响，这里的物种具有科学的、教育的或游憩的特定作用，或者存在高度美学价值的景观；
（2）国家采用一定的措施，在整个范围内阻止或禁止人类的占有或开发等活动，尊重区域内的生态系统、地质地貌及具有美学价值的对象，以此保证国家公园的建设；
（3）该区域的旅游观光活动必须以游憩、教育及文化陶冶为目的，并得到有关部门的批准。
根据各种类型保护区的性质差异和管理目的不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将国际上各地区设立的各种保护区归纳为6大类[11]，见表2。
表2iUCn规定的保护地分类体系
1.2国家海洋公园的概念
国家公园是各国目前进行生态环境保护最重要的一种形式，国家海洋公园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类型[12]。国家海洋公园通过建立以海洋区域内的生物多样性和海洋景观保护为主，兼顾海洋科考、环境教育以及休憩娱乐的发展模式，使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等目标共同得到较好的满足，因而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可，成为国际上海洋环境保护区设立和发展的主要模式。
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国家海洋公园发展中，由于不同的地理区位、自然环境以及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各国国家海洋公园的类型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名称也不尽相同，如：国家公园（nationalpark）、国家海洋公园（nationalmarinepark）、国家海岸公园（nationalCoastpark）、国家海滨公园（nationalSeashore）、国家海洋保护区（nationalmarineSanctuary）等（见表3）。
表3国家海洋公园的名称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参考文献[13]，略改动。
多数的海洋保护区以生态系统及生物多样性保护为主要目的，并不适宜开展大规模的休闲游憩等活动。然而，也有相当数量的海洋保护区能够在确保生态系统保护的前提下，面向公众开展一定规模的休闲游憩活动，这些保护区成为了国家海洋公园的主体，例如：美国的国家海岸公园，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国家海洋公园等[13]。
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仅对于国家海洋公园的称谓不一，而且在概念界定上也没有一个较为一致的标准。例如，澳大利亚政府认为[14]：海洋公园是一个多用途园区，旨在保护海洋生物的多样性，兼顾各种娱乐和商业活动，为此实行了分区计划，在海洋公园内划分避难区、环境保护区、一般用途区和特殊用途区，并分别为这些不同的区域设定了具体的目标和特殊条款。我国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环境保护处处长陈刚则认为[15]：国家海洋公园具备两个性质，从资源上看是一种允许面向公众开展生态旅游的地方；从自然资源的保护上看，国家海洋公园也是保护区的一种类型。
在归纳不同国家和地区关于国家海洋公园的概念和内涵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国家海洋公园可定义为：由中央政府指定并受法律严格保护的，具有一个或多个保持自然状态或适度开发的生态系统和一定面积的地理区域（主要包括：海滨、海湾、海岛及其周边海域等）；该区域旨在保护海洋生态系统、海洋矿产蕴藏地以及海洋景观和历史文化遗产等，供国民游憩娱乐、科学研究和环境教育的特定海陆空间。
海洋科学研究的意义篇10
摘要本文根据近期的文献资料，分析研究了目前国际海洋生物技术研究发展特点。重点领域及最新研究进展，展望对世纪海洋生物技术研究的发展趋势，并就我国海洋生物技术发展提出相应的建说。关键词海洋生物技术发展展望近10年来，由于海洋在沿海国家可持续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日益突出，以及人类对海洋环境特殊性和海洋生物多样性特征的认识不断深入，海洋生物资源多层面的开发利用极大地促进了海洋生物技术研究与应用的迅速发展。1989年首届国际海洋生物技术大会（以下简称mpS大会）在日本召开时仅有几十人参加，而1997年第四届imBC大会在意大利召开时参加入数达1000多人。现在imBC会议已成为全球海洋生物技术发展的重要标志，出现了火红的局面。《imBC2000》在澳大利亚刚刚开过，《imBC2003》的筹备工作在日本已经开始，以色列为了举办们《imBC2006》早早作了宣传，并争到了举办权。每3年一届的imBC不仅吸引了众多高水平的专家学者前往展示与交流研究成果，探讨新的研究发展方向，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区域海洋生物技术研究的发展进程。在各大洲，先后成立了区域性学术交流组织，如亚太海洋生物技术学会、欧洲海洋生物技术学会和泛美海洋生物技术协会等。各国还组建了一批研究中心，其中比较著名的为美国马里兰大学海洋生物技术中心、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海洋生物技术和环境中心，康州大学海洋生物技术中心，挪威贝尔根大学海洋分子生物学国际研究中心和日本海洋生物技术研究所等。这些学术组织或研究中心不断举办各种专题研讨会或工作组会议研究讨论富有区域特色的海洋生物技术问题。1998年在欧洲海洋生物技术学会、日本海洋生物技术学会和泛美海洋生物技术协会的支持下，原《海洋生物技术杂志》与《分子海洋生物学和生物技术》合刊为《海洋生物技术》学报（以下简称mBt），现在它已成为一份具有权威性的国际刊物。海洋生物技术作为一个新的学科领域已明确被定义为“海洋生命的分子生物学如细胞生物学及其它的技术应用”。为了适应这种快速发展的形势，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先后制定了国家发展计划，把海洋生物技术研究确定为21世纪优先发展领域。1996年，中国也不失时机地将海洋生物技术纳入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为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不言而喻，迄今海洋生物技术不仅成为海洋科学与生物技术交叉发展起来的全新研究领域，同时，也是21世纪世界各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内容并将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和巨大应用潜力。1．发展特点表1和表2列出的资料大体反映了当前海洋生物技术研究发展的主要特点。1.1加强基础生物学研究是促进海洋生物技术研究发展的重要基石海洋生物技术涉及到海洋生物的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发育生物学、生殖生物学、遗传学、生物化学、微生物学，乃至生物多样性和海洋生态学等广泛内容，为了使其发展有一个坚实的基础，研究者非常重视相关的基础研究。在《imBC2000》会议期间，当本文作者询问一位资深的与会者：本次会议的主要进步是什么？他毫不犹豫的回答：分子生物学水平的研究成果增多了。事实确实如此。近期的研究成果统计表明，海洋生物技术的基础研究更侧重于分子水平的研究，如基因表达、分子克隆、基因组学、分子标记、海洋生物分子、物质活性及其化合物等。这些具有导向性的基础研究，对今后的发展将有重要影。1.2推动传统产业是海洋生物技术应用的主要方面目前，应用海洋生物技术推动海洋产业发展主要聚焦在水产养殖和海洋天然产物开发两个方面，这也是海洋生物技术研究发展势头强劲。充满活力的原因所在。在水产养殖方面，提高重要养殖种类的繁殖、发育、生长和健康状况，特别是在培育品种的优良性状、提高抗病能力方面已取得令人鼓舞的进步，如转生长激素基因鱼的培育、贝类多倍体育苗、鱼类和甲壳类性别控制、疾病检测与防治、Dna疫苗和营养增强等；在海洋天然产物开发方面，利用生物技术的最新原理和方法开发分离海洋生物的活性物质、测定分子组成和结构及生物合成方式、检验生物活性等，已明显地促进了海洋新药、酶、高分子材料、诊断试剂等新一代生物制品和化学品的产业化开发。mBC大会研讨的主要内容表2近期imBC大会和《marineBiotechnology》学报论文统计表1.3保证海洋环境可持续利用是海洋生物技术研究应用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利用生物技术保护海洋环境、治理污染，使海洋生态系统生物生产过程更加有效是一个相对比较新的应用发展领域，因此，无论是从技术开发，还是产业发展的角度看，它都有巨大的潜力有待挖掘出来。目前已涉及到的研究主要包括生物修复（如生物降解和富集、固定有毒物质技术等）、防生物附着、生态毒理、环境适应和共生等。有关国家把“生物修复”作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及其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生物工程手段，美国和加拿大联合制定了海洋环境生物修复计划，推动该技术的应用与发展。1.4与海洋生物技术发展有关的海洋政策始终是公众关注的问题其中海洋生物技术的发展策略、海洋生物技术的专利保护、海洋生物技术对水产养殖发展的重要性、转基因种类的安全性及控制问题、海洋生物技术与生物多样性关系以及海洋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政策、法规的制定与实施倍受关注。2.重点发展领域当前，国际海洋生物技术的重点研究发展领域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2.1发育与生殖生物学基础弄清海洋生物胚胎发育、变态、成熟及繁殖各个环节的生理过程及其分子调控机理，不仅对于阐明海洋生物生长、发育与生殖的分子调控规律具有重要科学意义，而且对于应用生物技术手段，促进某种生物的生长发育及调控其生殖活动，提高水产养殖的质量和产量具有重要应用价值。因此，这方面的研究是近年来海洋生物技术领域的研究重点之一。主要包括：生长激素、生长因子、甲状腺激素受体、促性腺激素、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生长一催乳激素、渗透压调节激素、生殖抑制因子、卵母细胞最后成熟诱导因子、性别决定因子和性别特异基因等激素和调节因子的基因鉴定、克隆及表达分析，以及鱼类胚胎于细胞培养及定向分化等。2.2基因组学与基因转移随着全球性基因组计划尤其是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实施，各种生物的结构基因组和功能基因组研究成为生命科学的重点研究内容，海洋生物的基因组研究，特别是功能基因组学研究自然成为海洋生物学工作者研究的新热点。目前的研究重点是对有代表性的海洋生物（包括鱼、虾、贝及病原微生物和病毒）基因组进行全序列测定，同时进行特定功能基因，如药物基因、酶基因、激素多肽基因、抗病基因和耐盐基因等的克隆和功能分析。在此基础上，基因转移作为海洋生物遗传改良、培育快速生长和抗逆优良品种的有效技术手段，已成为该领域应用技术研究发展的重点。近几年研究重点集中在目标基因筛选，如抗病基因、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基因及绿色荧光蛋白基因等作为目标基因；大批量、高效转基因方法也是基因转移研究的重点方面，除传统的显微注射法、基因枪法和携带法外，目前已发展了逆转录病毒介导法，电穿孔法，转座子介导法及胚胎细胞介导法等。2.3病原生物学与免疫随着海洋环境逐渐恶化和海水养殖的规模化发展，病害问题已成为制约世界海水养殖业发展的瓶颈因子之一。开展病原生物（如细菌、病毒等）致病机理、传播途径及其与宿主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是研制有效防治技术的基础；同时，开展海水养殖生物分子免疫学和免疫遗传学的研究，弄清海水鱼、虾、贝类的免疫机制对于培育抗病养殖品种、有效防治养殖病害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因此，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已成为当前海洋生物技术的重点研究领域之一，重点是病原微生物致病相关基因、海洋生物抗病相关基因的筛选、克隆，海洋无脊椎动物细胞系的建立、海洋生物免疫机制的探讨、Dna疫苗研制等。2.4生物活性及其产物海洋生物活性物质的分离与利用是当今海洋生物技术的又一研究热点。现人研究表明，各种海洋生物中都广泛存在独特的化合物，用来保护自己生存于海洋中。来自不同海洋生物的活性物质在生物医学及疾病防治上显示出巨大的应用潜力，如海绵是分离天然药物的重要资源。另外，有一些海洋微生物具有耐高温或低温、耐高压、耐高盐和财低营养的功能，研究开发利用这些具特殊功能的海洋极端生物可能获得陆地上无法得到的新的天然产物，因而，对极端生物研究也成为近年来海洋生物技术研究的重点方面。这一领域的研究重点包括抗肿瘤药物、工业酶及其它特殊用途酶类、极端微生物定功能基因的筛选、抗微生物活性物质、抗生殖药物、免疫增强物质、抗氧化剂及产业化生产等。2.5海洋环境生物技术该领域的研究重点是海洋生物修复技术的开发与应用。生物修复技术是比生物降解含义更为广泛，又以生物降解为重点的海洋环境生物技术。其方法包括利用活有机体、或其制作产品降解污染物，减少毒性或转化为无毒产品，富集和固定有毒物质（包括重金属等），大尺度的生物修复还包括生态系统中的生态调控等。应用领域包括水产规模化养殖和工厂化养殖、石油污染、重金属污染、城市排污以及海洋其他废物（水）处理等。目前，微生物对环境反应的动力学机制、降解过程的生化机理、生物传感器、海洋微生物之间以及与其它生物之间的共生关系和互利机制，抗附着物质的分离纯化等是该领域的重要研究内容。3.前沿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3.1发育与生殖调控应用GiH（性腺抑制激素）和GSH（性腺刺激激素）等激素调控甲壳类动物成熟和繁殖的技术「1，研究了甲状腺激素在金绍生长和发育中的调控作用，发现甲状腺激素受体mRna水平在大脑中最高，在肌肉中最低，而在肝、肾和鳃中表达水平中等，表明甲状腺素受体在成体金银脑中起着重要作用「1，对海鞘的同源框（Homeobox）基因进行了鉴定，分离到30个同源框基因「1，建立了青鳉的同源框（Homeobox）基因「1，建立了青鳉胚胎干细胞系并通过细胞移植获得了嵌合体青鳉「1，建立了虹鳟原始生殖细胞培养物并分离出Vasa基因「2，进行斑节对虾生殖抑制激素的分离与鉴定「2，应用受体介导法筛选GnRH类似物，用于鱼类繁殖「2，建立了海绵细胞培养技术，用于进行药物筛选「2，建立了将海胆胚胎作为研究基因表达的模式系统「2，通过基因转移开展了海胆胚胎工程的研究「2，研究了人葡糖转移酶和大鼠已糖激酶cDna在虹鳟胚胎中的表达［3］，建立了通过细胞周期蛋白依赖的激酶活性测定海水鱼苗细胞增殖速率的方法「3，研究了几丁质酶基因在斑节对虾蜕皮过程中的表达［4］，从海参分离出同源框基因，并进行了序列的测定「4。3.2功能基因克隆建立了牙鲆肝脏和脾脏mRna的表达序列标志，从深海一种耐压细菌中分离到压力调节的操纵子，从大西洋鲑分离到雌激素受体和甲状腺素受体基因，从挪威对虾中分离到性腺抑制激素基因「1；将Dna微阵列技术在海绵细胞培养上进行了应用，构建了班节对虾遗传连锁图谱，建立了海洋红藻eSt，从海星卵母细胞中分离出成熟蛋白酶体的催化亚基，初步表明硬骨头鱼类iGF－i原e一肽具有抗肿瘤作用「2；构建了海洋酵母De—baryomyceshansenii的质粒载体，从鲤鱼血清中分离纯化出蛋白酶抑制剂，从兰蟹血细胞中分离到一种抗菌肽样物质，从红鲍分离到一种肌动蛋白启动子，发现依赖于细胞周期的激酶活性可用作海洋鱼类苗种细胞增殖的标记，克隆和定序了鳗鱼细胞色素p4501acD－na，通过基因转移方法分析了鳗细胞色素p450iai基因的启动子区域，分离和克隆了鳗细胞色素p450iai基因，建立了适宜于沟绍遗传作图的多态性eSt标记，构建了黄盖鲽eSt数据库并鉴定出了一些新基因，建立了班节对虾一些组织特异的eSt标志，从经HirameRhabdovirus病毒感染的牙鲆淋巴细胞eSt中分离出596个cDna克隆「3；用pCR方法克隆出一种自体受精雌雄同体鱼类的ß一肌动蛋白基因，从金鲷cDna文库中分离出多肽延伸因子eF－2CDna克隆，在湖鳟基因组中发现了tC1样转座子元件「4；鉴定和克隆出的基因包括：南美白对虾抗菌肽基因、牡蛎变应原（allergen）基因、大西洋鳗和大西洋鲑抗体基因、虹鳟Vasa基因、青鳉p53基因组基因、双鞭毛藻类真核启始因子5a基因、条纹鲈GtH（促性腺激素）受体cDna、鲍肌动蛋白基因、蓝细菌丙酮酸激酶基因、鲤鱼视紫红质基因调节系列以及牙鲆溶菌酶基因等［1—4］。3.3基因转移分离克隆了大马哈鱼iGF基因及其启动子，并构建了大马哈鱼iGF（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基因表达载体「1。通过核定位信号因子提高了外源基因转移到斑马鱼卵的整合率「1，建立了快速生长的转基因罗非鱼品系并进行了安全性评价；对转基因罗非鱼进行了三倍体诱导，发现三倍体转基因罗非鱼尽管生长不如转基因二倍体快，但优于未转基因的二倍体鱼，同时，转基因三倍体雌鱼是完全不育的，因而具有推广价值「2；研究了超声处理促进外源Dna与金鲷结合的技术方法，将GFp作为细胞和生物中转基因表达的指示剂；表明转基因沟鲶比对照组生长快33％，且转基因鱼逃避敌害的能力较差，因而可以释放到自然界中，而不会对生态环境造成大的危害「3；应用GFp作为遗传标记研究了斑马鱼转基因的条件优化和表达效率「3；在抗病基因工程育种方面，构建了海洋生物抗菌肽及溶菌酶基因表达载体并进行了基因转移实验「2；在转基因研究的种类上，目前已从经济养殖鱼类逐步扩展到养殖虾、贝类及某些观赏鱼类「2.3。通过基因枪法将外源基因转到虹鳟肌肉中获得了稳定表达「4。3.4分子标记技术与遗传多样性研究了将鱼类基因内含子作为遗传多样性评价指标的可行性，应用SSCp和定序的方法研究了大西洋和地中海几种海洋生物的遗传多样性「1。研究了南美白对虾消化酶基因的多态性「1；利用寄生性原生动物和有毒甲藻基因组Dna的间隔区序列作标记检测环境水体中这些病原生物的污染程度，应用18S和5.8S核糖体Rna基因之间的第一个内部间隔区(itC—1)序列作标记进行甲壳类生物种间和种内遗传多样性研究「2；研究了斑节对虾三个种群的线粒体Dna多态性，用pCR技术鉴定了夏威夷Gobioid苗的种类特异性。通过测定内含子序列揭示了南美白对虾的种内遗传多样性，采用同功酶、微卫星Dna及RapD标记对褐鳟不同种群的遗传变异进行了评价，在平鱼鉴定并分离出12种微卫星Dna，在美国加州鱿鱼上发现了高度可变的微卫星Dna「3；弄清了一种深水鱼类（Gonostomagracile）线粒体基因组的结构，并发现了硬骨鱼类tRna基因重组的首个实例，测定了具有重要商业价值的海水轮虫的卫星Dna序列，用RapD技术在大鲮鲆和鳎鱼筛选到微卫星重复片段，从多毛环节动物上分离出高度多态性的微卫星Dna，用RapD技术研究了泰国东部泥蟹的遗传多样性「3；用aFLp方法分析了母性遗传物质在雌核发育条纹鲈基因组中的贡献「4。3.5Dna疫苗及疾病防治构建了抗鱼类坏死病毒的Dna疫苗「1；开展了虹鳟iHnVDna疫苗构建及防病的研究，表明用编码iHnV糖蛋白基因的Dna疫苗免疫虹鳟，诱导了非特异性免疫保护反应，证明Dna免疫途径在鱼类上的可行性，从虹鳟细胞系中鉴定出经干扰素可诱导的蛋白激酶「2；建立了养殖对虾病毒病原检测的eLiSa试剂盒，用pCR等分子生物学技术鉴定了虾类的病毒性病原，将鱼类的非特异性免疫指标用于海洋环境监控，研究了抗病基因转移提高鲷科鱼类抗病力的可行性，研究了蛤类唾液酸凝集素的抗菌防御反映「2；研究了一种海洋生物多糖及其衍生物的抗病毒活性「3；建立了测定牡蛎病原的pCR—eLiSa方法「3；研究了LatrunculinB毒素在红海绵体内的免疫定位「4。3.6生物活性物质从海藻中分离出新的抗氧化剂「1，建立了大量生产生物活性化合物的海藻细胞和组织培养技术，建立了通过海绵细胞体外培养制备抗肿瘤化合物的方法「1；从不同生物（如对虾和细菌）中鉴定分离出抗微生物肽及其基因，从鱼类水解产物中分离出可用作微生物生长底物的活性物质，海洋生物中存在的抗附着活性物质，用血管生成抑制剂作为抗受孕剂，从蟹和虾体内提取免疫激活剂，从海洋藻类和蓝细菌中纯化光细菌致死化合物，海星抽提物在小鼠上表现出批精细胞形成的作用，从海洋植物Zosteramarina分离出一种无毒的抗附着活性化合物，从海绵和海鞘抽提物分离出抗肿瘤化合物，开发了珊瑚变态天然诱导剂，从海胆中分离出一种抗氧化的新药，在海洋双鞭毛藻类植物中鉴定出长碳链高度不饱和脂肪酸（C28），表明海洋真菌是分离抗微生物肽等生物活性化合物的理想来源「2；发现海洋假单胞杆菌的硫酸多糖及其衍生物具有抗病毒活性，从硬壳蛤分离出谷光甘肽一S一转移酶，从鲤血清中分离出丝氨酸蛋白酶抑制剂，从海绵中分离出氨激脯氨酸二肽酶，从一种珊瑚分离出具Dna酶样活性的物质，建立了开放式海绵养殖系统，为生物活性物质的大量制备提供了充足的海绵原料「3；从虾肌水解产物中分离到抗氧化肽物质「4；从一种海洋细菌中分离纯化出n一乙酸葡糖胺一6一磷酸脱乙酸酶「4。3.7生物修复、极端微生物及防附着研究了转重金属硫蛋白基因藻类对海水环境中重金属的吸附能力，表明明显大于野生藻类「1，研究了石油降解微生物在修复被石油污染的海水环境上的可疗性及应用潜力「1；研究了海洋磁细菌在去除和回收海水环境中重金属上的应用潜力「1；用Bacillus清除养鱼场污水中的氮，用分子技术筛选作为海水养殖饵料的微藻，开发了六价铬在生物修复上的应用潜力，分离出耐冷的癸烷降解细菌，研究了海洋环境中多芳香化烃的微生物降解技术「2；从噬盐细菌分离出渗透压调节基因，并生产了重组ectoine（渗透压调节因子），从2650米的深海分离到一种耐高温的细菌，这种细菌可用来分离耐高温和热稳定的酶，在耐高温的archaea发现了D型氨基酸和无氧氨酸消旋酶，测定了3种海洋火球菌的基因组Dna序列，借助于CRoSS／BLaSt分析进行了特定功能基因的筛选，从海底沉积物、海水和北冰洋收集了1000多种噬冷细菌，并从这些细菌中分离到多种冷适应的酶「2；建立了一种测定藤壶附着诱导物质的简单方法，研究了Chlorophyta和共生细菌之间附着所必需的形态上相互作用，研究了珊瑚抗附着物质（dterpene）类似物的抗附着和麻醉作用「3；分析了海岸环境中污着的起始过程，并对沉积物和附着物的影响进行了检测「4。4．展望与建议上述研究分析表明，海洋生物技术作为一个全新的学科，已成为21世纪海洋研究开发的重要领域，并沿着三个应用方向迅速发展。一是水产养殖，其目标十分清楚就是要提升传统产业，促使水产养殖业在优良品种培育、病害防治、规模化生产等诸多方面出现跨越式的发展；二是海洋天然产物开发，其目标是探索开发高附加值的海洋新资源，促进海洋新药、高分子材料和功能特殊的海洋生物活性物质产业化开发；三是海洋环境保护，其目标是保证海洋环境的可持续利用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令人可喜的是这个应用发展趋势与我国海洋产业的发展需求，特别是与我国海洋生物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的高技术需求相一致「5。事实上，在过去5年中我国海洋生物技术的研究应用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取得了一批具世界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在推动海洋产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21世纪，加大海洋863的支持力度，进一步促进我国海洋生物技术快速发展的势头，不仅有现实的意义，也是具有战略价值的举措。另外，面对科技全球化的挑战，多渠道地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促进我国海洋生物技术创新和产业化向更高层面上发展也是十分重要的。从技术应用的角度看，海洋生物技术主要是利用海洋环境特殊性和生物多样性特征，从分子和细胞水平上，即从高技术水平上多层面地开发利用海洋生物群体资源。遗传资源和天然产物资源，那么与此相关的基础研究就显得十分重要了。事实上，这也是一种国际研究发展趋势。为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在我国海洋生物技术发展过程中需要有多方面支持和配合，不仅要与《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相关计划沟通、衔接，还需要加强基础性建设。既需要加强中试基地和产业化基地建设，也需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如加强开放实验室、研究基地、生物多样性资源库、种子库、信息数据库的建设。这些措施对我国海洋生物技术向更高水平发展具有深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