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经济与政策篇1
关键词：环境经济政策;环境保护
1.引言
在环境问题日益复杂情况下，环境保护受到重视。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环境管制方法已经不再使用，而适应这种情况的环境经济政策开始被制定并出台。以下就来阐述环境政策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特点，环境经济政策与环境保护。
2.环境政策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特点
自20世纪80年代后，关于政府政策价值观等问题越来越受人们的关注。在实际中，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均拥有两种特性，一种是描述性，另一种是规范性。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的描述性主要是对事实和客观存在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而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的规范性主要是以价值判断作为评价活动的先决条件。
关于环境政策的基本概念指的是在环境经济学的基础之上，具有市场特定理论价值理念的手段。这种手段的实施目的是解决“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和“社会失灵”等的问题。最终达到环境、资源和经济相互平衡的目的。关于环境政策它是环境政策的一部分，是环境权威部门根据中央总方针和特定环境所拟定的一种经济手段。环境经济政策的相关伦理在实际发展中必定会得到协调、融合和完善，从而能最大化的消除环境的危险因素，保证全体公民的生存环境质量与身心健康水平。
3.环境经济政策与环境保护措施
3.1大力发展绿色经济
在20世纪后半期所产生的新经济形态主要有以下几个：绿色经济、循环经济、生态经济和低碳经济等。这些经济形态是人类对自身与自然关系的重新认识，是人类对环境危机、资源危机以及生存危机的一种反思，最后在这种反思中总结出一套理论。关于生态经济，其主要包括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这些经济状态是各个国家在意识到环境危机带来的不良后果之后所创立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在气候的变化之下，低碳的发展道路受到了各个国家的欢迎，最后达成一种国际共识。
3.2实行绿色信贷政策
经实践证实，单纯的行政手段是解决不了环境污染问题的，想要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污染问题，需要从经济政策手段中入手。在现实中，大部分“两高“企业都需要借助银行资金来成长发展。所以，中央银行有必要与银监会和国家环保总局等合作制定出一条绿色信贷机制和绿色金融生态链。这条生态链包括以下环节：银行、政府部分、证券公司、融资租赁资金和专项资金等。2007年，绿色信贷开始出台，这是环境经济体系建设的起始，也是一个有待完善的生态链。为了完善这个生态链，相关方面需要借助国际同行的经验，并将各方面的优势利用起来。只有这样，才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实施环境经济政策的过程中，绿色信贷立法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不过还需要加强。关于绿色信贷法需要改善的地方主要：修改有关的金融业法律、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金融法律。最后，踏踏实实的将这些工作的内容，以及具体有效的措施落实到位，以保证环境资源保护事业的稳健发展。
3.3推行环境污染保险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又称绿色保险，它的作用是，当企业发生污染事故对第三者造成伤害时，企业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标的。“绿色污染保险”是继“绿色信贷政策”后所出台的第二条环境经济政策。目前，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环境污染事故高发期，为了解决一系列问题，如“企业违法污染”和“社会环境损害”等，国家让保险行业介入，以市场作为平息纠纷的手段，进而降低企业和政府的风险。在2008年2月《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正是被确立。之后，我国一些省市的环境污染条例逐渐被写入环境污染保险条款之中。不仅如此，国务院政府还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作为一道重要政策。推行环境污染保险是我国的一道新策略，所以在推行的过程中会有认识不到位，法律不健全、没有具体的实施标准和实施措施等问题的出现，不过这些问题均会在实施的过程中得到解决。所以，在今年，关于环境污染保险的责任保险制度已得到完善，并在会推向全国，这项制度的实施对控制环境污染问题有很大作用。
3.4实施环境绿色证券
上市公司是现代企业的领军者，所以其被赋予更多的责任。绿色证券的作用是在上市公司进行上市融资和再融资的过程中，让环保部门对其进行环保审核。环境绿色证券是继绿色信贷和绿色保险之后的第三项环境经济政策。2008年2月，《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环保监管工作指导意见》正式出台，这条制度可以作为上市公司的核查制度和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它主要由国家环保部们和其他相关部门来推动，最后在此推动下建构一个绿色证券市场。这个绿色证券市场包含绿色增发、绿色市场准入制度和环境绩效披露制度等内容。不过，绿色证券政策目前虽然已经有了核心框架，不过其框架还不完整，所以，关于上市公司环境绩效评估和环境信息披露制度还有待规范。
3.5推广绿色贸易政策
当中国贸易受到西方国家设立的绿色贸易壁垒挤压之后，我国开始调整贸易政策，建立绿色贸易政策。国家在贸易上开始从单纯的追求数量转变为高质量和高环保等，并限制“高污染”和“高环境风险”等行业，以便避免受国外绿色贸易壁垒的干扰。近年来，我国批准了《关于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约》，以及《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等的先关公约。这些公约的签订可以限制“双高”企业进行出动，从而改善出口结构。这种措施既有利于我国贸易活动的可持续发展，还有利于我国和我国企业履行国际公约，最终将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拒于门外。
3.6建立环境税收制度
环境税收制度早已被西方国家广泛采用，从严格上来说，环境税收指的是，单位、个人在经营活动过程中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和伤害，相关部门便按根据所伤害的程度收取一定的税款。当前，中国还没有专门针对环境保护的税立法。不过，我国在建立环境保护税收制度上面也开始下狠功夫，主要将“三废”措施综合利用起来，将控制污染、促进环境保护、实行加法征收、建立专门税种等作为税收的目标。在此基础上，对排污严重，严重破坏环境的行为予以重税惩罚。引进环境税打击环境污染问题，不仅可以实现税收增加的目的，还可以保护环境，实现社会公平。
4.结论
经经验中得出，想要让全球的环境得到保护，单单依靠行政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建立一套完善完整的环境经济体系。到目前为止，已经有相关的环境经济政策措施，如绿色信贷政策、环境污染保险、环境绿色证券、绿色贸易政策和环境税收制度等。尽管有相关政策出台，不过还不够完善，实施环境经济政策是一个很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它会牵扯到很多的利益问题，所以不可能一帆风顺，在实施过程中经历坎坷曲折是必然的。不过现实不容许我们后退一步，不论遭遇多大的险阻，将这项政策实施下去是必须的。（作者单位：延安大学）
参考文献：
[1]丁世敏，王里奥，封享华，胡武洪.我国环境经济政策评述[J].中国西部科技（学术）.2007（05）：62-63.
环境经济与政策篇2
目前，对民营投资概念的定义，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意见。第一种是宽派观点，即相对国营经济而言，除了国营经济投资以外的投资都是民营经济投资，包括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联营经济、非国有控股企业、三资企业等。第二种是中派观点，相对国家或政府经营的角度，将民营投资定义为非政府或“非官营”的民间经济投资，包括全社会集体、个体、私营、联营、非国有控股企业。这里的非政府投资应当不包括国有经济投资在内。第三种是窄派观点。相对公有制的角度，将民营投资定义为非公有制的投资，即不包括非国有控股企业、联营经济、集体经济（相当一部分集体经济实际上是带着“红帽子”的私营经济）、外资四大经济成分，专指个体经济与私营经济。具体分类如表1所示。我们认为，只有中派观点最符合我们对民营投资定义的要求。因此，对民营经济投资主体范围的界定包括集体、个体、联营、私营、非国有股份制五种经济类型的投资。
表1民营投资界定的口径
民营投资类型（按主体分）
民营投资类型（按来源分）
全社会投资中所有非国营单位的投资， 指所有来源于非财政性资金的投资包
宽派
包括集体、个体、私营、联营、非国
括国内商业银行贷款、各投资主体自筹资
有控股企业、“三资企业”等
金、非统借统还的外债和资本市场融资
中派
全社会非政府投资，即集体、个体、
来源于不包括利用外资的非财政
私营、联营、非国有控股企业
性资金的投资
窄派
全社会非公有投资，指个体经济和私
仅指来源于个体、私营企业和个人自有
营投资
资金和市场融资的投资
需要指出的是，从现实来看，在民营经济内部，仍然是以集体经济与个体经济投资为主导，但股份制经济投资比重已经占到20％左右，说明以现代企业制度为特征的股份制投资正趋于成为民营投资的主导形式。民营经济投资规模普遍较小，1999年全国私营经济户均注册资金未超过70万元，个体经济未超过1.1万元，说明民营投资主要依托中小企业来实现。
二、随着投资体制政策环境的进步，民营经济投融资的地位与作用越来越重要
民营经济投资增长问题是当前体制改革、经济发展与开放的重大问题。随着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在诸多产业领域国有经济投资布局将有进有退，民营经济与外资将填充国有经济留下的空白，民营投资的发展与国有经济的调整是一个交替进行的过程。回顾改革以来投资体制政策环境的变革，民营经济投融资的地位与作用越来越重要。民营经济投资市场准入限制不断减少，投资融通渠道日益拓宽，投资服务方式明显改进，投资权益保护程度逐步提高。民营经济体制变革的进步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民营经济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不断提高。1979年以来，国家与地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独资企业法》等法规政策里不断放宽个体、私营企业投资创业方面的限制，使民营投资的数量与注册资本不断增长。随着民营投资注册资本的不断增加，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变化来看，民营经济的投资比重1996～1999年由35.72％上升到37.70％，表明民营经济投资已经在全社会占有了重要位置。
2.民营经济投资的广度与深度在不断增加。改革以来，国家对包括集体经济、个体经济与私营经济在内的民营投资范围是不断放宽的。目前除国家明令禁止的行业外，民营投资已涉及农业、采掘、制造、电力、运输、仓储、商贸、市政公用、建筑、房地产、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金融、旅游等各个领域。从民营投资的三大主要流向来看：（1）民营投资在传统制造业投资领域占据优势地位。目前民营经济已经普遍把传统制造业（除掉基础工业与高科技工业）作为主要的投资领域，在诸如家电业、服装业、玩具业、饮食业等行业中显示出强大投资产出优势，填补了国有投资退出而留下的空间。1999年与1997年相比，国有经济传统制造业的投资比重在从53％下降到43％的同时，民营经济的投资份额则由15.6％上升到了20.1％。1999年，在传统制造业增加值中，国有经济31％，外资24％，民营经济已经占有了45％的份额。（2）在传统服务业的众多领域的投资地位突出。在传统服务贸易的诸多领域，由于国家投资限制较少，民营投资的比重较高，尤其在建筑业、房地产业、批零贸易与餐饮业领域的投资高度集中，成为推动行业投资扩张的主导力量。1999年，民营投资在上述三个行业的投资已经达到了43％、55％、36％。民营的产出比重也相应较高，1999年民营经济在建筑业的增加值已经超过了国有（48％）而达到了51％。（3）在高新科技产业领域投资优势显现。国家对民营投资高科技产业持高度支持政策，民营经济在发展高科技产业中的投入与产出作用日益突出。1999年与1997年相比，国有经济在高科技产业的投资份额由30.5％下降到了24％，民营经济的投资比重则由16％上升到了18％；尽管民营还低于国有与外资投资份额，但从产出来看民营经济则是后起之秀。1997年时，外资在这一产业所占份额接近50％，民营不足20％，至1999年，民营经济的产业份额（32％）超过了国有经济（29％），且直追产业比重有下降趋势的外资经济（39％）。
3.民营经济的融资渠道与融资方式多元化。改革以来，国家和地方采取了逐步推进资本市场开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民营经济不仅融资的总规模有了很大提高，而且融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逐步形成了多种融资渠道与融资方式。（1）民营自筹资金的能力不断提高。随着民营经济资本积累能力的增强，自筹资金已经成为民营投资扩张的主要资金来源。据统计，1999年与1981年相比，民营经济自筹资金年均增长速度高达23.1％，自筹资金总规模增长了200倍，占民营总投资的比重上升到了85％。（2）民营证券融资的机会有所扩大。随着2000年国家出台了新的股票发行入市管理办法，民营经济的直接融资障碍有了突破，成为民营投资的新财源。2001年底，在深沪两市公开上市的民营企业约在40～50家，占全部上市企业的4％左右。（3）民营获取信贷的规模不断增加。近年来，人民银行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改善对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意见》，各地纷纷建立各种形式的贷款担保基金，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银行在对民营中小企业贷款时的后顾之忧，推动了民营银行贷款的增长。1999年与1981年相比，非国有经济的信贷增长了6626倍，年均增长25.9％，占总投资的比重为14.8％。
4.各级政府为民营经济投资服务的体系初步形成。各级政府采取多种手段管理、引导、监督、保护、促进民营投资发展。（1）改革民营投资管理方式有了突破。为消除歧视性的投资管理办法，国家计委提出了“一放三改”（注：所谓“一放三改”是国家计委2001出台的《促进民间投资指导意见》里提出的放宽民间投资范围，改进民间投资的服务环境、审批环境与融资环境。）的改革措施，各地区政府也制订了民营投资管理的一些新的“游戏规则”，如海南提出在国家产业政策允许的范围内，不限民营投资发展比例，不限发展速度，不限投资方式，不限投资规模。（2）引导民营投资方向取得了进展。各地区政府采取信息引导、技术引导与资金引导等一系列措施，帮助民营经济逐步摆脱盲目投资的倾向，引导投资逐步向专业化、特色化方向发展，取得了成效。（3）鼓励重点民营扩大投资有了成效。各地普遍实施了“抓大扶优”的重点倾斜政策，选择了一批规模大、贡献度强、发展后劲足的民营企业大户，在信贷、土地、税收、出口、价格等政策上给予优惠扶持，提高了重点民营企业的投资经营规模和积累实力。
5.面向民营经济的投资权益保障环境的变革取得了突破。对民营投资权益的保护的进步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1）民营投资收益权益的保护力度加大。各地对各项民营收费项目进行了全面清理，规范了收费项目和标准，并对部分有突出贡献、守法经营的投资者给予挂牌保护，使“三乱”行为得到初步解决。（2）民营投资所有权益保护有了进展。20世纪80～90年代初期，由于对于国家政策存有较大疑虑，担心财产安全缺乏保障，一部分私营企业主将企业“挂靠”在某一行政机关，俗称“红帽子”。近年来，国家与地方均出台了保护私有财产的法规，一大批私营企业通过改制“脱帽”还原，明确了企业产权。
三、当前民营投资政策与体制环境面临的突出问题
（一）民营投资进入领域仍有若干“”。
目前国有经济、外资经济与民营经济在市场准入方面仍然存在着很大的政策差异：一是尽管有些产业领域国家没有明文规定不准民营投资经营，但由于部门或地区垄断经营的存在，民营资本往往难以进入或充分进入；二是很多产业早已对外资开放，但对民营经济至今还没有开放；三是有些产业我国在加入wto的谈判中已承诺将按期对外开放，但没有明确是否也对、乃至首先对民营经济开放。目前民营经济在将近三十个产业领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限进”情况，尤其在基础设施、大型制造业、金融保险、通讯、科教文卫、旅游等社会服务业以及国有产权交易领域的投资进入很少，呈现严重的投资结构不均衡的状况。
1.电力、交通、环保等基础设施领域民营投资进入较少。基础产业与基础设施领域一直是民营经济投资涉足最少、进入最为艰难、最难以扩张的产业领域，因而也是发展民营投资进入最为不足的领域。据统计，从2000年全国各地区民间资本用于交通、城建、社会发展等基础领域的投资比重来看，北京、山东、上海等14个地区民营经济的投资比重均未达到10％，基础领域成为民营经济投资遇到的最大的。
2.金融、教育，旅游、文体、卫生等新型服务领域民营投资进入困难。目前，金融、保险、通讯、旅游、教育、体育、医疗等新型服务业已经成为新的投资热点与经济增长点。但新型服务业投资放开的难度与复杂程度远远要超过一般制造业，上述领域基本上是国家高度垄断，严格限制了民营经济的进入，这些特殊投资比重的提高还大有余地。
3.汽车等大型制造业领域缺少民营投资进入的机会。尽管民营在制造业领域的投资较高，但深入分析之后可以发现，民营投资主要流向了劳动密集型与资源密集型的传统制造业领域，如服装、食品、玩具、家具等等，很少有机会进入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的大型制造业领域，如大型装备制造业、汽车产业、大型集成电路、民用卫星、民用飞机等等。除了民营经济自身的投资实力不足以外，种种限制性规定阻碍了民营经济的投资进入也是重要原因。
（二）民营企业的直接和间接融资较困难。
近几年来，中国的资本市场发育较快，形成了股票类、贷款类、债券类、基金类、项目融资类、财政支持类六大融资方式，以及数十条国内外的融资渠道的庞大市场体系。但是，除了短期信贷以外，其他融资渠道对民营经济的开放度很低。民营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相对国有经济的融资的机会少、规模小、期限短、比重低、品种少、担保难、成本高，远远满足不了各类民营经济融资的需求。
1.民营中小企业普遍存在贷款难、担保难。目前各级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十分有限。于是，大部分民营中小企业把非正式金融作为补充企业流动资金的主要渠道。如依靠拖欠货款来周转资金，从“地下钱庄”、“储金会”用高利率获得借款、相互担保等途径筹集应急资金。同时，现有信用担保服务远远满足不了民营中小企业大面积的担保需求。
2.股权融资的渠道还十分狭窄。与银行信贷相比，证券市场对民营公司的开放程度更低，正规的股票债券融资渠道满足不了民营经济的多层次的直接融资需求。1999年民营经济通过股权融资的比例仅占全部资金的1.35％。绝大部分乡镇企业与私营企业主要通过向职工借债集资、内部股份募集、发起人与相关企业之间募股、现有职工股东的红利转为股本等民间渠道才有可能筹集到中长期投资。由于这种非正规、小范围的股权融资不仅规模小、成本高，风险大，而且无法转让兑现，使股权融资缺乏稳定性与可持续性。这样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大多数民营中小企业难以做强做大。
3.财政资金带动机制缺位。近年来虽然政府利用国债资金投资了几千亿元基础设施，号召民间资本跟进，用“四两拨千斤”的手段激活资本市场，但由于严格限制财政资金向非国有项目支出，限制民间资本的投资基础设施，政府投资带动的放大效应并没有真正实现。尤其是大多数中小民营企业设备陈旧，技术落后，科技创新与技术改造经费严重不足，但目前政府提供的银行技改贴息贷款、国家科技发展基金、加速折旧减免税收、技改购买国产设备抵扣税收等等财政金融优惠政策往往与民营中小企业无关，使得大多数民营投资基本上仍维持“微型化”、“短期化”的投资类型。
（三）当前民营经济投资缺乏鼓励、引导与监管。
尽管民营经济的投资发展很快，但是总的来看，由于面向民营经济的投资引导、带动、监督与激励等一系列服务政策的缺位，使得民营经济投资行为还存在着种种扭曲与失灵。
1.投资扩张的后劲普遍不强。尽管一些私营民营企业投资取得了快速增长，但是由于缺乏横向联合、企业兼并与资金融通等方面的促进政策环境，民间投资仍然以集体与个体经济为主，体现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股份制经济仅占到民营总投资的20％左右，除了少数民营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以外，相当一部分民营企业满足于小型化、分散化的发展，普遍存在着投资积累能力不强、技术储备较少、市场分析和科学决策能力薄弱、持续发展后劲不足的情况。特别是近年来在国家采取一系列措施扩大政府投资的条件下，由于政策的扶植与支持力度不够，民间投资并没有跟上来，不少发展势头较快的民营企业走完新生的高峰期后，出现了停滞甚至是颓势。
2.投资与产业档次还有待升级换代。目前，大多数中小民间资本投入仍以粗放型为主，民营企业设备陈旧，技术落后，科技创新经费不足，设备购置比重较低，大部分产品以初级加工为主，科技含量普遍偏低，虽然项目不少，产品品种也不少，但名牌产品、拳头产品极少，产品市场占有率低，竞争力不强，企业抗风险能力差，没有规模效益，经济效益也较差，由此形成的生产能力局限于短期效益，产品的市场前景欠佳，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则显得持续力不够，并易形成大量的闲置生产能力，对国民经济的健康有序运行不利。
3.投资方向盲目重复且偏重眼前利益。在国内经济进入买方市场阶段，一些地区的一般性商品处于供求基本平衡或供过于求的状态，在市场投资平均回报率降低、投资热点减少的大环境下，如何引导中小民间资本投资流向绕开市场饱和的产业，寻求较大市场需求和较高投资回报的产业是政府投资服务政策的重点，但由于引导中小民间资本投资流向的政策与手段极为缺乏，使得民间投资的盲目性较为突出，产业趋同，重复建设，短期化行为严重，常常表现为“两多两少”，即向传统产业投资多、向科技型企业投资少，向流通领域投资多、向生产型企业投资少，特别是一部分民营投资者法制观念淡漠，出现了污染环境、假冒伪劣、危害安全、破坏资源、投资信用缺失等诸多投资问题。
（四）当前民营经济投资权益保障存在的突出问题。
尽管民营经济的投资权益保护环境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谁投资、谁经营、谁占有、谁支配、谁受益”这一权责利“五统一”的投资原则，仍然难以得到很好的贯彻。
1.投资收益权益屡受侵犯。尽管各地区对“三乱”的治理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是与投资收益有关的诸多深层次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投资收益保护的政策环境还很不理想，因而严重制约了民营投资收益的提高。
2.投资经营契约的履行十分艰难。目前，一些地方政府与民营经济围绕国有企业的承包、租赁经营权，公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基础设施的特许经营权签订了一系列契约，并且规定除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之外，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权扣缴、吊销企业的经营执照。但是，一些地方对待民营投资经营政策缺乏稳定性，时紧时松，甚至说变就变。特别是一些政府部门在实施采取简单化的手段宣布拆迁小企业，收回土地使用权，废除租赁承包合同等等，而由此带来的民营投资经营风险损失往往不予补偿，使得民营投资正当经营权益难以保障。
3.投资所有权的安全性、完整性与独立性还缺乏保障。当前，民营投资的财产所有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比较突出的表现在民营企业投资兼并国有企业，“红帽子”企业明晰投资股权，民营科技成果资本化，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还不能认真保护民营投资财产产权的安全性、完整性与独立性，出现了许多非法剥夺、占有、挪用、侵吞民营企业投资产权的案例。
四、剖析民营投资体制政策环境存在问题的根源
（一）现行投资制度、政策、观念滞后导致民营经济的地位不平等。
改革以来，尽管民营经济的地位与作用在不断提高，但是由于体制转轨过程还在继续，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还没有完成，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的程度差异很大，人们还不能把国有经济、外商经济、民营经济放在相同的国民待遇条件下来对待，使得民营经济在市场准入、资金融通、享受政府的投资服务与财产权益的保障方面还受到种种歧视和不公正待遇，这在长期以来传统的体制政策环境下是难以避免的，也是需要深刻认识与剖析的。
1.观念滞后使得民营经济所处的社会地位还有待提高。改革以来，民营经济经历了一个从不合法到合法、从异己力量到补充地位、再到重要组成部分的提高过程。这个过程必然伴随着各种观念的摩擦与碰撞。由于民营经济的自我发展在前，其法律地位鼓认可在后，使得对民营经济发展认识的滞后难以避免，对其发展之迅速忧心忡忡，担心如此下去会冲击社会主义制度等等，也就是说，在思想上还对民营经济的发展有着很深的顾虑与担忧。在这样的社会观念环境下，一些地方往往不敢放手发展民营经济，即使在发展中也给予了很多的限制，不能满足民营经济迅速发展的社会地位平等的要求。
2.有关政策滞后导致民营经济的经济地位不平等。随着民营经济的日益成长壮大，在社会总资源有限，信贷资金、资本市场份额、投资机会、土地等资源不能均等分配的情况下，资源配置孰先孰后、孰多孰少的标准出现了新问题：究竟应该效率优先还是所有制性质优先？究竟应该奉行公平原则还是区别对待的原则？政府应该与民争利还是让利于民？由于至今对这类重大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实践中必然导致虚多实少、有口号无行动、有政策无落实，尤其是碰到一些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特别是涉及非公有制企业经济权益，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中发生的产权、债务纠纷，常常是在相关部门之间踢皮球。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各级政府很多违背市场规则的行为都可以从政策的滞后中得到解释。
3.制度滞后与制度缺陷使民营投资的法律地位难以保障。党的十五大以后，全国31个省、区、市差不多都以各种方式表示了对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的支持，力度不可谓不大。但是，各地出台的政策往往五花八门，且随意性很大，带有临时色彩，缺乏权威性，而且自下而上的促进政策到了国家决策部门层面已经严重滞后。到目前为止，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最大政策就是国家计委的“一放三改”的意见，国务院并没有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权威性文件，使得民营经济发展缺少一个稳定的规章制度为基础的制度体系，不同地区执行政策的力度相差很大。此外从地方法规的具体内容看，大多比较重视细节问题，如注册、税收、减免费用等等，而民营企业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和与其他市场主体平等的法律待遇，对此法规和政策却较少涉及，因而往往是治标不治本。
（二）民营投资“”的政策与体制根源在于四大行政垄断因素。
之所以出现民营投资“”，是由于我国目前垄断的体制环境决定的。垄断实际上是一种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可以分为独家垄断、寡头垄断与垄断竞争三种类型。就垄断本身而言，有利有弊不应当一概否定，关键在于垄断的性质与形成机制。目前，我国存在两大类垄断现象：一类是市场性质的垄断，这并不是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另一类是行政性垄断，就是借助行政权力对行业实施投资保护（即严格限制或排斥竞争者进入市场），价格保护（即允许垄断高价或超额利润），贸易保护（设置高关税壁垒、搞进口配额制）与政治保护（如把企业行政级别化，按照政府官员待遇来任命和考核企业）。目前，我国许多行业存在严重的行政性垄断。由于行政性垄断是政府通过行政力量实现排他性（排挤竞争对手的进入）、独占性（独占经营性投资机会）的垄断目标，从而为民营经济的投资准入设置了难以突破的“”。行政垄断对民营投资的限制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由于部门垄断经营的影响，民营经济投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领域存在一系列进入壁垒。电力、石油石化、铁路、民航等基础设施与基础产业部门的基本特点是自然垄断特征明显，国有经济比重高，传统计划经济影响深，必要和可能的竞争严重不足，多数曾采取政企合一的部门管理方式，从而行政垄断在上述行业表现为部门垄断体制。这一垄断体制的基本体制特征就是行业主管部门采取审批制等手段，在排挤系统外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投资进入的同时，通过指令性的方式授权行业垄断企业担任项目业主，从而构成了民营资本进入的天然屏障。目前无论是中央的还是地方性的经营性基础类投资项目往往天然由政府组建的投资公司担任项目业主，如果单一的投资主体不足以承担项目投资，则会在系统内寻找合资伙伴，但不会允许系统外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参与盈利性较明显的基础类项目投资。因而目前铁路、公路、城市交通、水电气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从投资决策、资金筹资、施工建设到经营管理，均在部门内封闭运行，投资主体单一化的格局一直没有根本改变。有些地方还实行指挥部建设体制代替法人，系统外投资主体特别是非国有投资主体基本难以进入。当然，部门垄断的行业更多的是对内封闭。1997年以来，国家在基础设施部门打破垄断格局，实施对外开放的投资政策，在《指导外资投资目录》里明文允许外资可以进入铁路、公路、港口的建设经营。相对而言，基础领域的对内开放缺乏专门的政策法规，使得许多民营经济想投资却找不到入门途径，而地方大量的基础设施急需民间资本又缺乏政策依据。
2.国家对金融（包括保险）、电信等行业垄断经营限制了民营投资进入新型服务业。（1）在目前体制条件下，国家对某些特殊的公共服务贸易行业往往给予了严格的准入限制，尤其是金融、电信等新型服务行业的新建企业基本上局限在国有投资（包括控股）或事业单位范围之内，各类民间投资往往难以进入，即使进入也要受到一系列前置审批的严格把关，从而形成了金融电信业国家行政垄断的体制格局。这种体制格局不是偶然的。传统投资理论认为金融、保险、电信等领域关系国家经济安全，允许民营投资进入将会扰乱金融等市场秩序，所以应当由国家垄断投资，严格限制民营资本进入。如早在1988年6月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中就提出“私营经济不得从事军工、金融业的生产经营”。（2）投资准入政策的排他性。国家已经对外有限度地开放了金融保险投资领域，加入wto之后上述领域的开放度将进一步加大。目前外商金融保险业营业性机构191家，总资产达到360亿美元，占我国全部金融资产2.28％，外汇资产占全部外汇16％。但国家还没有明确上述领域对内投资开放，民营金融机构还处于研究试点阶段，一般民营资本要想通过国家批准进入金融业难上加难。（3）投资垄断体制的独占性。目前金融保险业投资仍由国家高度垄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金融资产集中度达70％，但面向民营中小企业的低层次金融机构发展严重不足，使得金融业（包括担保业）市场需求十分庞大，民间的非正规金融应运而生并且屡禁不止。这说明，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有序地引导民营资本进入国有资本难以企及的、小型的金融保险业势在必行。
3.集团过度垄断阻碍了民营投资汽车等支柱产业。为了加强汽车、电子、船舶等支柱产业的发展，我国成立了若干大型企业集团，这是保证我国重大制造业竞争力的重大步骤。但是，支柱产业的发展不能仅靠几个大集团，要平等地进入支柱产业投资领域可谓困难重重。（1）传统投资理论的歧视性。认为汽车等支柱行业属于规模经济领域，需要集约化经营，依靠大型国有企业发展，防止民间资本搞重复建设。对此，民营汽车厂家认为，支柱产业的规模经济是在竞争中实现的，民营资本也是在竞争中成长壮大的。以摩托车业为例，如果没有宽松的投资准入政策，允许国有企业、非公有制企业及混合经济平等竞争，就不可能形成重庆隆鑫等民营摩托车大型企业，使我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摩托车生产国。因此，对民营投资支柱产业的歧视观念应当改变。（2）投资准入政策的排他性。我国实行严格的汽车生产许可证制度，既限制民营资本上“户口”，获得生产汽车的许可证，又限制民营资本“生男生女”，获得特定车型的生产许可证，使民营资本难以进入，进入了也难以做强做大。1997年，浙江民营吉利集团进入汽车业，在政策的夹缝中左突右冲，投入几十亿元资金，用四年多的时间批量生产了吉利轻型轿车，填补了大厂商的市场空白。但在《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中，却找不到吉利申报的新产品及改进车型的名字，这意味着民营资本将“卡”在“公告”外难以生存（后来又终于允许）。相比而言，有关部门积极鼓励与吸引外资进入汽车领域。（3）国家对轿车工业实行了高度保护的投资体制，定点“三大三小两微”八家轿车企业生产，把财力、物力、人力向定点企业倾斜，并且筑起高关税和配额壁垒，限制汽车的进口销售，实行汽车的限价政策，保障汽车垄断企业投资的垄断利润。但是政府的干预和保护鼓励了落后，大企业垄断投资的结果满足不了中低档市场需求，使家庭汽车产量少、品种单一、价格高，难以适应轿车进入家庭的大趋势。
4.地区垄断导致民营经济投资社会服务业存在进入障碍。从投资审批体制来看，科、教、文、卫、旅游等社会服务行业属于特殊行业，需要由地方政府颁发特殊行业经营许可证。民营投资会遇到许多障碍：（1）投资观念的障碍。科教文卫属于社会公益事业，不应当与商业利益挂钩，反对民间资本办学校、办医院等等。现行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就明确指出，投资教育的机构不能以营利为目的，使得一些想办教育的民间投资者望而却步。（2）准入政策的限制。为了维护地方国有垄断地位，“肥水不流外人田”，一些地方在旅游、公交（出租汽车）、建筑、劳务输出等行业限制民营平等参与投资竞争。一些地区如广东已经开放了如幼儿园、托儿所、医院、诊所、旧货业、典当业、图书批发、租赁、公共交通等领域鼓励私人、私营企业投入。但有的省市连广告和印刷业至今未向民营经济开放，有些地区如北京即使是在国有经济退出领域如商业领域也不允许民营进行控股投资。（3）投资体制的影响。一些地区没有划分出纯福利性与非福利性的投资领域，使非义务教育、非福利医疗的产业化进展较慢，仍然实行政府福利化投资体制，地方政府宁肯财政背沉重包袱，也不推行类似民办公助等民间投资的改革。
（三）民营经济资金紧张的主要原因在于资本市场的限制与信用体制的不健全。
如前所述，与一般的产业投资不同，金融等服务贸易业的开放受到的限制和阻碍更大。尽管我国的金融资源（或资产）的数量庞大，金融资产的构成实现了多元化，但受到体制与政策的制约，国民储蓄转化为民营投资的渠道还不畅通，使得民营资本的融资机会严重缺乏。
1.资本市场的所有制歧视限制了民营企业的融资资格。长期以来，有关部门把资本市场的功能仅仅局限于为大型国有企业降低资产负债率、解危脱困，或者为某些政府大型重点建设项目筹集资金的功能，实际上变成政府为满足产业政策需要、弥补政府资金不足的工具，这既不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和股市健康发展，也堵塞了民营经济进入资本市场融资的渠道。此外，我国大力整顿资本市场秩序，采取清理整顿非银行金融机构，关闭地方产权交易中心，上收基层银行的贷款权，实行了呆坏账责任制等措施，对于防范金融风险、推进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具有积极作用，但也带来金融信贷的体制性收缩。
2.金融信用体制不健全阻碍了银企之间的稳定合作。由于民营中小企业普遍存在贷款期限短、额度小、频率短、成本高的特点，使得大银行向民营中小企业发放贷款成本收益不对称，十几笔贷款收益抵不上一笔贷款损失，而现有的中小银行往往又缺乏贷款能力，导致多数中小型民营企业贷款难度大。另外，中小民营企业资信等级较低。目前，大量的中小民营企业还没有建立起信用档案，在国家银行信用数据库里没有记载，又缺乏足够可变现资产作抵押，使得民营中小企业可支配的信用资源非常有限。同时，相当一批民营企业的内部管理制度落后，财会制度不规范，“三假”（假账、假报表、假注册）盛行，信用观念淡薄，借改制之名逃废银行债务，企业之间商业信用的欺诈屡见不鲜，使得强化风险管理的银行对民营中小企业偿债能力很不放心，贷款信用的整体评价标准偏低，造成民营中小企业贷款难。
3.金融商品服务品种适应不了多样化资金需求。民营企业多属于中小资本企业，需要有与其资本结构相适应的股票、债券与信贷资本市场。然而，目前股票、债券、信贷的资本市场缺乏层次性，各类融资渠道的入门门槛高，条件苛刻，过少的金融证券品种远远满足不了民营多样化的融资需求。由于银行担心长期贷款带来的风险，几乎还没有一家银行向个体私营企业开放基建和技改贷款科目，因而民营中小企业充其量也只能获得一年之内的流动资金贷款，获得长期贷款的可能性很少。这样，一些民营企业不得不采取短期贷款多次周转的办法，增加了企业融资成本与融资风险。至于股票融资、债券融资、利用外资、政策性融资、产业基金、项目融资等一系列融资渠道并没有对民营经济开放，融资的方式限制了民营经济介入基础设施等高门槛的投资领域。
（四）投资服务体制存在严重的越位、错位与缺位导致民营投资行为扭曲。
政府是制度设计和政策的供给主体，政府的角度定位直接影响各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由于单纯地依靠价格机制调节民营经济的投资行为可能会导致“市场失败”，因此，需要政府管理、引导、支持、协调与激励民营经济的投资行为，避免与纠正“市场缺陷”可能会对民营经济的投资行为的误导和扭曲。政府的投资服务，也是完善民营经济投资体制政策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投资管理机制、引导机制与监管机制还不完善，使得政府为民营投资行为难以规范。
1.投资管理制度还存在若干越位现象。改革以来的不同时期，政府颁布了大量的法律法规与红头文件，投融资管理方式还没有摆脱某一阶段的时代烙印，管了许多本不应当管的事情，很多方面对民营投资构成了“特殊”限制、歧视和障碍，特别是在市场准入、项目审批等方面还没有公开、公正、公平的“游戏规则”，在对民营投资影响最大的投资项目审批许可证、土地等市政配套设施使用权、各种资本市场的融资渠道等方面设置了不少限制性规定。这实际上是维护了特定企业的垄断地位，明显干预了民营投资主体的竞争权利。
2.投资扶持与促进机制错位严重。近年来，国家与地方为刺激民营经济投资出台了不少优惠政策，但在实践中，许多有关优惠政策并没有对准广大中小民营企业，而且有关的优惠政策在落实中发生扭曲，使得民营投资引导与扶持机制存在着很大的错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各种政策向少数大企业过度倾斜，中小民营企业受到冷落，“点高面低”，使政策受益面极不平衡。（2）民营投资的促进政策与优惠政策落实不下来，或者落实中大打折扣，造成政策扭曲。（3）有关促进政策没有解决民营投资最紧迫、最急需的问题，使得投资政策“治标不治本”。
3.投资监管机制的许多制度建设明显缺位。目前政府仍有许多该管的事情没有管起来，使民营投资行为缺乏强有力的有效约束，影响了正常投资运营秩序。由于没有建立起投资信用信息披露等监管制度，为一些不法企业、皮包公司提供了商业欺诈的温床，使得企业之间、银企之间、政企之间有关投融资的合同无法有效履行，无法建立投融资主体之间信任关系，出现了大量的经济欺诈与呆坏账，造成民营中小企业投资合作难、融资难与经营难，发展壮大非常困难。特别由于存在地方保护主义等因素，使上级政府不能有效的打击与防范假冒伪劣等非法投资行为。特别是为国有企业管理者造就大量寻租机会。在国有产权优先的制度下，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实际上控制了大量稀缺资源。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控制权并不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而是制度保护所赋予。在缺少有效监督的情况下，国有企业经营者完全可以将这些稀缺资源拿出来高价交易，以换取小团体甚至个人的福利。而“保护国有财产不受侵犯”，“制止国有资产流失”往往成为一些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最好理由。
（五）民营投资权益保障环境不完善的根本原因在于法制不健全。
我们必须认识到，民营经济的投资审批环境、融资环境、服务环境固然重要，但民营经济最关切的还是投资权益法律环境的状况，能否使民营经济辛苦积累起来的财富得到安全保障，民营经济的生存与发展要求得到尊重，投资收益权益、经营权益与占有权益得以实现。但由于我们正处在由行政经济向法制经济转型的时期，大量行政干预的存在使得执法环境还很不完善，特别是民营经济的个人财产权无法得到真正有效保护，民营企业家不能理直气壮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从而也就不能消除顾虑积极投资和发展生产经营活动，民间投资不振的问题便迟迟不能解决。
1.投资收益存在的不公平因素不利于保护民营权益。目前，民营投资收益的实质就是投资资本的增值性，它直接关系到民营投资的动力是否持久，对于民营投资的积极性影响极大。（1）社会上对民营投资赚钱仍然存有各种偏见。尽管发展民营经济已经落实在了各级政府的文件之中，但一些主管部门的官员仍然带着有色眼镜看待民营经济的发展，认为民营经济投资赚钱就是为自己不是为社会，把唯利是图与社会贡献混为一谈，甚至提出民营经济承担的责任与国有经济明显不同，因此，对于落实民营投资收益的保护政策往往很不情愿，甚至背道而驰。（2）对民营投资收益政策待遇不平等。由于历史原因，不同所有制之间税费优惠不一、列支标准不一，实际税费负担差别很大，在对外资企业实施“超国民待遇”的同时，还没有对民营中小企业实行同等待遇。比如目前一些不合理的收费政策严重限制了民营投资回报。如《社会力量办学条例》中的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这样民办学校就不可能凭借合法收费取得投资的正当收益并滚动发展。（3）从体制来看，还难以防范乱收费等现象的滋生。目前，尽管国家与地方三令五申要根除，但由于制度缺陷，执法机构与收费行为之间的利益联系没有切断，使一些地方的执法机构乱收费屡禁不止，民营企业的营业利润大量被剥夺，哪里还有再投资的动力和能力。特别是由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游戏规则”不同，交易地位不同，民营企业面临的竞争是极不公平的。面对种种限制和偏见，民营企业家不得不与地方行政管理机构形成密切联系，以拉关系、走门路等极不规范的方式从事经营活动。这种竞争方式不仅破坏了市场竞争秩序，扭曲资源配置机制，导致官员队伍的腐败，而且带来了新的不公平。
2.投资经营权益保护的政策与体制不完善。民营投资经营权益的保护还不理想。（1）从观念来看，社会上对于民营投资经营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与困难，还不能科学认定与合理评价，因此还不能公平地对待民营经济投资经营权益保护问题。比较极端的看法是，如果国有企业欠民营企业或银行的钱，那就是债务关系，而民营企业欠国有企业或银行的钱，却可能被赋予各种罪名。因此，包括金融部门对待民营信用的看法有时有失偏颇。（2）从有关政策来看，尽管政府规定了民营企业合法使用的土地和经营场所，“因建设需要征用、拆迁的，应当给予妥善安置和合理补偿”，但什么是“合理”的标准，安置和补偿的具体程序又是什么却没有明确，最终导致现有保护政策往往有名无实。（3）从体制来看，尽管政府与民营经济签订的道路、土地等特许经营合同规定了政企双方的权利义务，但一些地方政府却屡屡失信违约，对政府投资信用约束机制还未建立起来也是重要的原因。为保证国有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维护国家的所有者权益，政府必然会通过行政权力来限制稀缺的资源流入非国有企业，维护国有企业的经营特权。这种限制不仅抑制了民营经济的发展，而且违背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原则，使得稀缺的资源不能流向最有效率的部门和企业，最终降低了整体经济运行的效率，加大了经济发展的成本。
3.产权投资权益保护的政策与体制下完善。民营企业最关心辛苦投资积累的合法财产保持完整性与安全性。（1）从观念来看，一些民营企业反映，如国企财产被盗窃，公检法会全力抓入；如私企资产被益，有关部门还难以执法严明。（2）从政策来看，民营投资兼并收购国企不能享受同国企一样的冲销呆账，减免利息、封闭贷款、放宽还贷时限、人员安置等优惠政策，不能以一个平等市场主体的身份开展正常的产权交易。（3）从体制来看，民营经济维护产权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求助于法律的保护，但如果法律保护的是私营企业，而侵权的是国有单位，法律常常是站在维护国有资产的角度来处理纠纷，还不能把私有财产与公有财产的保护以同等重要的制度来建设。
五、未来完善民营投资政策与体制环境的总体思路
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的未来主要议程，就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与wto的基本原则，以邓小平理论和党和十五大精神为指导，以宪法修正论为基础，按照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消除各种各样的政策与体制歧视，赋予民营经济与外资经济、国有经济平等的国民待遇，创造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投资政策和体制环境，为民营经济投资扩张提供市场准入、资金融通、权益保护的良好环境。
（一）随着加入wto和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需要把对内开放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制定市场准入的办法，大幅度拓宽民营经济投资领域。
原则上讲，凡是竞争性产业，都应当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凡属已经和将要对外资开放的产业，都应当允许和首先对内资民营经济开放；仍需由国有经济主导或控制，但也需要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引入竞争机制的某些传统的垄断经营产业，电可以采取适当的方式允许民营资本进入。我们认为.目前要解决民营经济平等进入投资市场的问题，应当制定统一规范的市场准入办法，在法律上颁布投资或市场准入法。我们认为，这是当前投融资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口。
1.必须统一市场准入的价值标准。目前各省、市、自治区都颁发了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办法，尤其是出台了鼓励和扩大民营投资领域的若干规定，但是这些办法和规定并没有一个相对统一的准入范围与准入标准，往往只是笼统地提到除了国家法律不允许的以外，其余都允许民营投资主体进入，允许外商进入的也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在这个大的原则下，有的地区强调允许和鼓励民营资本投资十大领域，有的地区则强调领域，但各地扩大民营投资的准入办法却仍然停留在政策层面，并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这样就没有符合市场经济规则的准入办法，这样就使民营投资缺乏一个可以参照的、比较系统的、具有权威性质的产业投资政策指南。更为重要的是，根据我们的研究，目前仍然存在针对民营经济的投资“”，严重阻碍了民营经济的投资进入范围的扩大，例如在观念上许多人仍然认为民营经济投资交通等基础设施、金融服务业、汽车等行业属于力不能及，担心对内开放会引起不正当竞争等，实际上民营经济有没有能力进入与开不开放投资领域是两回事，为了保障投资进入的质量，可以而且应当采取稳妥的逐渐降低进入门槛的办法来规范包括民营经济在内的投资行为，也就是说，民营资本进入，必须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在规模经济标准、质量技术标准、环境保护标准，以及城乡建设用地规划等方面的要求，不允许危害社会公众利益。这些方面的限制与约束，对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应当是一视同仁的。因此，我们认为，在现实条件下，人们还不可能绕过市场准入这一重大的法律建设的阶段，实现有序地引导与放宽民营投资的体制变革。
2.把对外开放的承诺作为对内开放的“底线”。按照加入wto的要求，我国已经颁发了引导外资投资方向的新的指南，规定了哪些领域允许外商进入，哪些领域禁止外商进入，哪些领域鼓励外商进入等等详细的产业目录。如果没有这样的投资准入规定，只是笼统地说，除了法律禁止的以外，允许内资或国企进入的领域也允许外资进入，就不会给外商投资以明确的导向，外商就无从了解市场准入的门槛的高低，风险的大小，从而难以吸引外资的流入。同样道理，如果没有明确民营经济投资的产业目录，也难以回答如何保障民营经济投资与外商投资同样享受国民待遇这一根本问题。尽管人们把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放在同等重要甚至更为优先的位置，但是如果不落实在市场准入的重大制度改革上，把对外开放的承诺作为对内开放的“底线”，就无法突破现有的制度“瓶颈”，真正实现公平的国民待遇。
3.制定民营经济投资的市场准入法。也许有人会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根本就没有必要颁发一个针对民营经济的投资准入法，因为只要制定多种所有制在投资领域的平等地位这样一个基本法律框架就可以了。但事实上，由于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在投资领域的地位和作用的差异，要放开民营经济进入原来属于国家垄断的投资领域，都需要通过专门法律法规来重新规制。所以，从发达国家和地区来看，均曾颁发过大量的针对民间投资的市场准入法规。如韩国颁发过《基础设施吸引民间资本促进法》、新加坡颁发过《促进民间参与公共建设法》，美国、日本等国也颁发过大量放松民间投资规制的法律法规，使得民营经济能够“依法投资”。因此，任何行政文件和大的指导原则都代替下了细致的、可操作的专门的法律条文。制定民营经济投资的市场准入法，符合国际惯例与体制变革的要求。
（二）要全面有序地开放投资进入领域，让民营投资主体在基础设施领域发挥补充作用，在高科技产业起生力军作用，一般制造业起主力军作用，在服务业领域发挥积极作用。
1.推进基础领域的改革开放，让民营投资主体发挥补充作用。由于基础设施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具有“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性质，而且其建设项目一般投资规模较大，投资回收期较长，有些甚至难以回收投资，民营经济投资主体从投资动机和投资能力看都不可能取代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但民营经济可以发挥重要的辅助或补充作用。进一步分析，全国性的重大基础设施（如京九铁路）与基础产业（如西气东输）项目，无疑需要国有资本发挥主体和主导作用，民营资本的参与能力有限，只能发挥辅助作用；但在某些地区性基础设施如城市基础设施领域，民营资本不但可以发挥辅助作用，也可以在有些项目中发挥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1）由国有单位垄断经营，但长期效率低下，甚至严重亏损，供给远远满足不了需求的城市基础设施。如开放电站、供水、供气、供热等能源类基础设施建设与经营。应当说，由于能源供应业即电、煤气、蒸汽、水务的生产和供应业的利润水平较高，有利可图，无须特殊政策，只要放开管制，民营经济不用动员就很有积极性进入上述投资领域。但对于垃圾发电等新能源的开发，政府还是要给价格等方面的政策扶持。因此，能源类基础设施领域允许民营经济参与投资竞争有充分的依据与广阔的前景。（2）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可以兼得的基础设施，如植树造林、防沙治沙、城市生活污水和垃圾处理等环保类基础设施。预计“十五”期间全社会需要投资7000亿元用于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这样大的投资需求仅靠财政资金是无法满足的。因此，国家已经提出了由中央、地方、外资、民营、个人一起上的“大环保”建设方针。预计到2005年，我国环保产业产值将达到2000亿元，面对如此巨大的环保“市场”，应当大力鼓励民营经济参与环保产业的投资经营。（3）原来具有自然垄断属性，现在随着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能够和需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的交通类基础设施，如地方铁路、公路、港口、机场等交通类基础设施建设。中外实际表明，自然垄断行业并非一成不变的，原来的“公共物品”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化为“私人物品”。因此，不仅竞争性产业领域，而且在原来具有天然垄断属性的某些基础设施领域放宽政府管制和市场准入限制，不同程度、或迟或早地向民营经济主体开放是一种必然趋势。目前的温州机场，石狮的石湖港，泉州的刺桐大桥等就是民营资本投资兴建的。
2.推进制造业领域的改革开放，让民营投资主体发挥主力军作用。传统制造业在相当长时期内仍将是我国工业的主体部分和具有国际比较优势的产业。但在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条件下，我国传统制造业将面临着来自两个方面的严峻挑战：一是发达国家用高新技术发展提升了传统制造业的挑战；二是工资成本也很低廉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挑战。为继续保护和发展我国传统制造业的国际动态比较优势，必须重视发挥民营经济的活力。可以说，我国传统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将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民营资本的国际竞争力。因此，在继续保持国有经济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处于支配地位的同时，可以让民营经济在一般竞争性的传统制造业中发挥主力军作用，从而尽快提高我国制造业的整体竞争力。需要指出的是，目前，90％左右的民营企业分布在一般竞争性传统制造业领域，而这些领域已经普遍存在生产能力过剩、结构很不合理。因此，问题是促进民营经济扩大投资的配套政策，应着力于支持传统制造业的改组改造、结构优化升级，而不是单纯扩大生产能力。因此，加入wto之后，中国将成为世界制造业工厂的大背景下，民营经济投资可以在四大方面扩张发展空间。（1）鼓励在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中退出的产业领域扩大投资。尤其在传统制造业集中、重化工业比重特大的老工业基地地区，要充分发挥民营经济主体的积极性，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有序地进入，填补国有资本退出的空间，或开办有利于优化当地产业结构的有市场、有效益的轻加工业。（2）鼓励在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方面扩大投资。从总体上来看，民营企业的技术档次与产品档次一般较低。在市场供求格局、经济体制环境和对外经济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应当鼓励民营经济加大技术改造投入，根据市场需求和科技进步的要求，积极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开发新产品，淘汰落后生产设备、工艺和已经没有销路、没有效益的落后产品，提高市场竞争力。（3）鼓励在专业化分工协作方面扩大投资。打破“大而全”、“小而全”的企业结构，实行专业化分工与协作，形成产业内适度集中、企业间充分竞争、大企业为主导、大中小企业协调发展的格局，是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任务。为此，一些制造最终产品的国有、非国有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需要与大量专业化生产零部件、配套件的中小企业包括民营中小企业进行跨地区的联合协作，并由此产生新的投资需求。（4）支持有优势的民营企业对一般竞争性产业领域的国有企业进行兼并。优势国有企业可以兼并非国有企业，优势民营企业也可以兼并国有企业，这是市场机制作用下优胜劣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要求。目前民营企业在收购兼并国有企业时还有种种障碍，难以公平地通过控股，并购国有企业的方式实现资产规模扩张。
3.推进高新科技产业领域的改革开放，让民营投资主体发挥主力军作用。目前，在高科技的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前沿领域，以及重大高新技术产业化工程项目，如航天航空、核能、超大规模集成电路、高速宽带网、超导和纳米材料、基因工程等，仍需由国有科研机构和科技企业发挥主体作用，组成国家队实施联合攻关，形成国家科技创新体系。而民营科技企业则在信息网络产品开发、应用软件、生物制药、新材料应用等大量的分散的高新技术应用开发领域具有现实优势或潜在优势。而且在许多高科技领域国有与民营经济又是相互交错、相互渗透的。因此，应当在合理确定国有与民营科技型企业分工与协作关系的基础上，把民营科技企业看做是与国有科研机构、国有企业并肩作战，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为振兴中国高科技产业挑起历史重任的生力军。民营科技企业的行业分布很广，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民营科技企业的特点，当前应引导民营重点投资三大高科技产业领域：（1）重点鼓励民营经济投资软件业。目前，软件业是国际上高科技产业中发展最快、效益显著的产业之一。国家提出要在2010年使软件产业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满足国内大部分需求，并且有大量出口。民营经济在这方面具有很大的投资潜力与发展优势，国家应当大力鼓励像东大阿尔派、四川托普等民营软件大企业的发展，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出口创汇能力强的大型民营软件产业基地。（2）大力鼓励民营投资网络信息服务业。国家“十五”规划提出，要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努力实现跨越式发展。迅猛发展的网络经济，将极大地带动产业升级。网络信息服务业是民营经济可以充分发挥优势的领域，在这个领域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远不像微电子产业那样明显，应当大力鼓励民营经济投资扩大发展空间。（3）生物技术和新材料应用产品开发。目前，我国在生物技术和新材料应用开发的某些领域已初步形成现实的或潜在的国际比较优势，有条件形成跨越式或领先式发展的产业。如用高科技改造提升传统中药业、育种业，加快稀土产品深度开发，加强超导技术和纳米技术的工程化、产业化开发应用等，都大有可为。在这些领域，民营经济也可以发挥自身的优势。
4.推进服务业领域的投资开放，让民营投资主体发挥重要作用。金融、保险、电信、媒体等新型服务业或者属于关系国民经济命脉与国家安全的关键性领域，或者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公共服务”的属性，这就决定了上述领域仍需由国有经济占据主导地位，民营资本可以发挥辅助或补充作用。而在文化娱乐、体育健身、旅游、社区服务、非义务教育、非基本医疗等广泛的新型服务业领域，民营经济将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我国加入wto之后，服务业要打破垄断体制，逐步对外开放。因此，应考虑先行放宽这些行业对民营经济的市场准入限制。（1）非义务教育领域应当扩大向民间投资开放。社会上对高等学历教育、证书培训和其他非学历教育的市场需求十分巨大，已有76所民办高校获得高等学历教育资格。作为官办教育补充的民营教育产业发展前景十分广阔，有人预测，未来10年全国前100名高校中将有20名为民办大学。政府应当鼓励民间投资办学及各类学生后勤服务设施，允许民营投资获得正常的回报。目前有些服务业尚不能吸引民营资本进入，这样，民营经济主体投资于教育只能作为公益性捐赠行为，既不能赚钱又没产权。事实上，非义务教育并非纯粹是公益性事业，应当允许在一定条件下由民间投资兴办实行产业化经营。（2）经营性医疗领域应当尝试向民营投资开放。随着医疗体制正在进行经营性医疗与非经营性医疗相分离的改革，面向海内外的社会资本开放医疗市场、改革政府包办的投资体制势在必行。政府应当允许民营投资的营利性医疗机构依法自主经营，医疗服务价格放开，政府不予补贴，但纳入公费医疗（或医疗社会保险）定点范围，原则上照章纳税。（3）旅游产业领域应当扩大向民营资本开放。加入wto之后，外资要大举进入我国旅游业投资市场，但对民营投资至今还没有明确说法。目前，我国三大旅游集团青旅、中旅与国旅的资产额与营业额的总和还不及美国运通公司的1％，仅靠几家国有大旅游企业是无法迎接国际竞争挑战，必须发展地方性质的民营旅游企业，吸收民间资本壮大民族旅游产业。
（三）破除市场融资的所有制歧视，为中小民营企业创造多渠道的项目融资、股权融资与信贷融资渠道。
民营经济的投资能力，不应当局限于其自有资本的自然积累。拓宽民营经济主体的市场化融资渠道，对增强民营资本的投资能力，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是十分必要的。未来无论是以银行为中介的信用融资，还是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都应破除所有制歧视，执行统一的贷款标准和上市标准，同时应考虑不同产业的融资渠道与融资方式的差异，为民营经济开辟多种融资渠道，使民营经济能够充分选择适当的市场融资方式。
1.发展多层次信贷与担保体系，为传统产业民营企业提供金融服务。金融服务体系实际上是由银行贷款、机构担保、企业借贷组成的三位一体的产业链条。由于大中小型民营企业对信贷商品与担保的需求多层次，要求银行体系与担保组织结构也应当多层次，因此，必须构造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以适应多样化的信贷和担保需求。（1）要建立多层次的银行体系。应当在发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整体优势的同时，大力发挥城市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及民营性质的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服务潜力。所以，应当构造“大中小型银行共同发展，国有、外资与民营银行互为补充，跨国、跨区与区内银行有机分工”的多层次银行体系。鼓励确有实力的民营资本通过收购农村信用社等方式组建一批民营中小金融机构，尤其是在国有银行顾及不到的广大社区发展民营银行。（2）解决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信用贷款担保问题，也需要拓宽思路。除由政府和国有企业（包括金融企业）出资兴办担保机构以外，还应当试验发展国有与民营合资合作的担保基金，有条件的地方也可允许试办民营独资担保机构，从而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高效担保服务体系，有效地解决担保难的矛盾。如深圳民营企业中科智担保服务有限公司成立后，以5000万元的注册资金面对全市一年3000亿元的大市场，已收到较好的效果。
2.建立多极化的股权投资机制，为民营科技企业提供风险或创业投资支持体系。各类民营科技企业要想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一般要经过“股权投资—投资运营—投资退出”的三个重要环节，首先接受各类股权投资，然后经过成功的资产经营，在达到一定的资产规模之后，直接到股票市场上市，实现投资退出或变现的目的。因此，要拓宽民营经济的直接融资通道，就必须完善投资进入与资本退出的前后向市场通道。高科技产业是高投资、高风险、高回报产业，投融资方式与其他产业有很大不同。因此，要建立以政府资金为引导、以企业投入为主体、多渠道利用资本市场的高科技产业风险投融资体系，为包括民营科技企业在内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供资金来源。（1）以企业投资为主体，完善风险投资机制。近年来地方高新技术企业在以政府资本为主体建立了一些风险投资公司或风险投资基金，但由于没有解决风险资本成立和存续的有关法律规范问题，对风险投资公司（基金）的设立与运营关卡太多，尤其是没有摆脱“政府主导”的误区，风险投资公司多是以政府资本为主，行政干预往往替代市场决策，使得资本的所有者对技术拥有者缺乏充分选择，造成风险投资成功率很低，而公共财政资金不应当也无力承担风险资本的市场高风险。因此，应当加速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规范与完善风险投资的市场行为，鼓励政府、国企、外资、民营、个人多元股权投资主体的参与，建立起以企业为主体的风险投资运行机制，使处于创业期或成长期的中小科技企业可以得到种子资金等关键性的资金支持。（2）完善产权交易规则，开辟风险投资多种退出通道。为便于具有高成长性的新创企业，尤其是科技创新型企业上市融资与风险资本适时退出，国家即将开辟“二板”市场。从国外创业公司的发展情况来看，高技术公司采取收购兼并方式做大的数量远远超过选择首次公开上市方式的数量，可见，出售部分股权或公司整体出让是风险资本退出的另一条通道。为此，应当在明晰产权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有关收购兼并的法律法规，使之成为风险资本退出的重要通道。为了各类股权投资开辟多种退出通道，需要建立多层次的股权交易市场，尽快建立“二板市场”即创业板市场，使步入成熟期的高科技中小企业能够上市融资，也为风险资本退出提供通道。同时重新开放“三板市场”即柜台交易系统或地方产权交易市场，使那些不够上“二板市场”的中小企业既可以通过产权交易市场收购兼并做大，也可以出售部分股权或公司整体出让实现股权资本的退出（表2）。
表2企业直接融资的结构设计
───┬─────────────────┬─────────┬────────
│
│
投资主体
│
投资运营
│
投资退出
│
├───┼─────────────────┼─────────┼────────┤
│
1│
政府各类投资基金或担保基金
│
│
国内主板市场│
├───┼─────────────────┤
├────────┤
│
2│
国有控股风险投资公司或投资基金│
│
国外二板市场│
├───┼─────────────────┤各类大中小型企业├────────┤
│
3│
国外风险投资公司、产业投资公司│
│
国内二板市场│
├───┼─────────────────┤
├────────┤
│
4│
民营股份制风险投资公司
│
│
产权交易市场│
├───┼─────────────────┤
├────────┤
│
5│
民营小企业投资公司
│
│
柜台交易市场│
├───┼─────────────────┤
├────────┤
│
6│
个人股权投资
│
│
其他交易市场│
───┴─────────────────┴─────────┴────────
3.建立多级化的项目融资体系，为民营经济投资基础领域，拓宽融资渠道。民营经济主体参与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有既符合基础设施建设特点，又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融资方式。各地在这方面已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和创新：（1）“政府主导、市场运作”。虽然民营经济这些年来不断发展壮大，但多数规模和投资能力有限。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浙江提出了“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方式，即由政府主导基础设施的目标和条件，集中少量预算内、外专项资金作为带动性投资，采取市场运作的手段与操作方式，广泛开拓社会投资渠道吸引民间资本跟进。（2）建立产业投资基金，集中力量办大事，经国家批准，在有条件的地方设立多种形式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基金，将分散的民间资本集中起来办大事。可以将一些城市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在社会上公开招标招股，投标或入股者无论属于何种经济成分，都可以吸纳产业投资基金作为自己的项目资本金或股本金。（3）“特许经营权质押贷款”。重庆推出了“扩大特许经营权为质押的贷款”模式，对预期有收益比较稳定的经营性基础设施项目，允许以政府授权的特许经营收费权和收益权为质押权益，向金融机构申请质押贷款。
（四）完善民营经济投资服务环境，为民营投资创造平等竞争规则。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意味着政府的投资管理职能要按照国际惯例做重大转变，针对政府的投资管理职能错位、缺位与越位的状况，加快改革进程，弱化投资直接管理的职能，强化投资监管的职能，转化投资引导与促进的职能，推进政府投资职能的转换，为民营经济的投资创造平等竞争的规则。
1.改革投资管理方式，创造平等竞争的规则与条件。目前，实施了一整套的“投资主体多元化，审批方式科学化、项目业主竞争化”为主要内容的投资管理方式。（1）鼓励民营资本以合资、合作、联合、联营、参股、控股、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经营型的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项目建设。（2）在基础设施、高新科技等重要领域引入竞争机制，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项目，特别是需要得到国家支持的项目，应当允许民营企业平等地参加项目竞标，选择符合中标条件、具有竞争优势的民营经济主体作为项目法人，给民营投资以公平的竞争机会。通过招投标方式选择项目的业主或投资经营主体。（3）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减少程序，提高效率，尽快建立民营投资项目登记备案制度。
2.完善投资引导机制，合理调节民营经济的投资方向。加入wto之后，各级政府应当采取信息引导、技术引导与资金引导等一系列措施，运用各种政策组合与政策杠杠，帮助民营经济逐步摆脱盲目投资的倾向，引导民营投资的合理流向。（1）引导民营向专业化方向投资。多数民营企业由于技术力量和研究与开发经费有限，很难进行投资信息情报搜集与分析工作，政府应建立面向广大中小企业投资项目信息网，准确、快速地传送和反馈资金与产品供求信息，引导民营向专业化方向投资。（2）引导民营向规模化方向发展。要在“抓大扶优”、提高重点民营企业的投资经营规模的同时，鼓励民营中小企业从个体业主制、合伙制逐步转向公司制，鼓励个体私人经济走联合投资之路，形成区城群体规模优势。（3）推动民营经济向聚集化方向投资。要引导分散化、独立化的民营投资相对集中、发挥群体优势和集聚效益，抓好民营经济园区建设被证明是一条现实而有效的途径。到1999年，全国民营科技园区已发展到四十余家，聚集了大批民营高科技企业，成为科技产业的增长点。国家应当选择一些基础条件好、发展潜力大的民营高科技园区，加以重点扶植。（4）引导民营向科技进步方向投资。为了促进民营经济投资于科技进步，民营企业通过竞标获得国家支持的高科技项目，应与国有企业一样在项目资本金、贷款贴息、风险补助、进口设备减免税、出口经营权、加速折旧、配套设施等方面享受国家政策优惠待遇。应当支持一批具有相当规模和实力的民营科技企业建立技术开发中心，扩大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的范围，把促进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纳入整个企业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中予以必要的支持。（5）引导民营向外向型方向投资。为了引导民营经济发展外向型经济，要学习浙江等地的经验，大力发展以个体私营投资为主体的各类特色出口产品生产基地，鼓励民营企业自营进口业务，鼓励有条件的民营企业到境外投资，形成与国有大型外贸企业并肩参与国际竞争的另一主力军。
3.完善投资促进机制，有效激励民营企业持久的投资动力。为了充分调动民营投资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应当根据不同产业的收益或回报状况，出台一系列有效的投资激励措施。（1）对于某些由国有单位垄断建设经营，行业利润水平较高，供给远远满足不了需求的基础领域经营性项目，如供电、通信等，由于投资有利可图，无须特殊政策，只要放开进入管制，民营经济不用动员就很有积极性进入上述投资领域。（2）对于一些社会公益性质的、产生不了投资回报的建设项目，如医院、学校、公园等等，政府一时无力承担，可以动员民营企业替代政府进行投资，政府应当给予民营投资以一定的补偿。（3）对于某些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短期难以形成投资收益的基础类建设项目，政府可以采取特许经营权等方式稳定民营投资预期，同时允许民营借助资本市场融通资金。（4）对于价税改革还没有到位、科技创新与技术改造投资风险较大的项目，政府可以按照国际惯例，采取设备更新投资抵扣税收的办法调动民营投资积极性。（5）对于一些基础条件较为落后的地区，如西部待开发地区，可以按照国际惯例，采取税收优惠、财政贴息、投资补贴等形式，鼓励民营资本扩大投资，缩小地区差别。
4.强化投资监督机制，有效规范与约束民营投资的行为。有效约束民营投资主体的行为，必须不断完善投资监管机制。（1）建立企业信用公示制度，向社会公示良好的合同信用形象，揭露利用合同的违法行为，消除民营投资的失信行为。（2）严格执行企业进退制度，借助于强有力的法律与行政手段进行监管，遏制地下投资、虚假投资、伪劣投资、有害投资等不法投资行为。
（五）完善民营投资权益、保护投资环境的具体对策。
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依法保护民营经济的正当权益，为民营经济提供完善的法律服务和法律保障，对促进民营经济投资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或者说，这是民营经济主体最为关切，也是至关重要的投资环境。在有关立法上，要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要求，真正把非国有、非公有经济看做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和完善民营投资正当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在执法上，要认真落实保护民营经济主体合法投资行为的法律法规，依法查处侵害民营投资合法权益的行为。
1.确立民营产权的不可侵犯制度。从立法环节来看，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已作为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明确下来，“私人合法财产不容侵犯”的条文也应进入宪法，明确私人财产与国有财产享有同等的权利，允许民营企业与其他市场主体一样享有国民待遇。认真清理歧视性政策法规和规章制度，建立一套全国性的、不分所有制的权益保护细则。
2.实行投资收益的透明制度。近两年来，由于国际环境进一步恶化，外需呈下降趋势，拉动内需支撑经济增长和国有企业改革成为重要国策，而积极促进民间投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便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为了防止“三乱”，一是应当实行统一透明的税费征收办法，保护民营正当的投资收益权益；二是要在执法机构建立收支两条线制度，收费数量不能直接与收费人员收入挂钩；三是要建立外部监督机制。对于执法、执纪部门的“三乱”行为，可直接向当地法院与政府有关部门举报申诉。
3.强化政府的投资信用约束制度。要规范政府与民营之间的投资经营契约，强化双方权利义务的有效约束，实现真正保障民营投资经营权益的目标，就要把政府授予民营经济的特许经营权益纳入法制化、市场化的轨道。一方面通过公开招标选择基础设施、建设用地，以及国有企业的承包、租赁等方面的投资经营商，避免黑箱操作带来的不平等投资竞争。另一方面要出台有关特许投资经营的专门法律，用法律约束政府与民营投资经营者的权利与义务，不允许任何行政的力量打破平衡，单方面中止或废除投资经营合同。
4.健全投资经营中止赔偿制度。如果政府确因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对合法注册的民营企业进行关停拆迁等处理时，不应当采取简单的行政办法“一刀切”，而应当区别情况，按照国际上通行的“没有公平补偿不得强制剥夺”的原则进行处理，在维护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寻找平衡点，避免任何一方过度遭受损失，从而合理地保护投资者的经营权益。
环境经济与政策篇3
【关键词】民营经济；投资体制；政策环境；完善措施；
一、民营经济投资体制和政策环境之间的矛盾分析
近年来，我国民间经济得到了非常好的发展。民间经济增长的态势非常迅猛，但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我国民间经济的投资体制和政策环境之间还存在一定的矛盾。
（一）民营经济结构的投资要求和国民经济的优化要求不协调在我国民间经济中，经济结构呈现出不够均衡的情况。在一些产业中，民间经济投入了相当大的资本，在投资比重方面甚至要超过公有经济，呈现出了较好的竞争优势，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产能过剩现象。而在有的领域，民营经济投入的较少，甚至根本没有投入，在投资和产能比重方面，呈现出明显的不足，例如在金融、保险、文化和卫生等方面，民营经济所占的比重较少。可见民营经济结构是非常不均衡的，而这种不均衡和我国国民经济整体的优化要求是不协调的。
（二）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水平不够平衡
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不仅在经济结构上体现出不均衡的情况，另外，在发展水平上，各地的民营经济发展也具有非常大的区别，呈现出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例如，在我国东部地区，外商和民营资本发展较好，国有经济在总体经济中所占的比例相对较低；而在我国中部和西部地区，国有经济在总体经济占据绝对的主体地位，民营经济所占的比例较低。在最近几年中，我国对民营经济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出台了较多的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但从实际的发展情况看，目前，我国东西部地区民营经济的发展仍然很不均衡，呈现出东部地区发展较快，而中西部地区发展相对落后的情况。
（三）针对民营企业的发展政策具有很大的不同
在我国企业总数中，中小企业占大了98%左右，可见中小企业的发展对于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具有重要的作用。而在我国中小企业中，民营企业占据了95%左右，如果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充分发挥民营经济的作用，那么对于中国经济的增长，投资的拉动都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但目前，根据调查发现，我国政府对于不同的民营企业制定的发展政策是不同的。对于一些规模较大的民营企业，制定的优惠政策较好，而对于一些规模较小的企业，则通常得不到政策上的扶持，而政府相关部门的这种做法导致了目前我国民营企业中“点高面低”情况的出现。
（四）资本市场的开放力度不够
民营经济能够在资本市场上顺利融资是企业发展成功与否的关键。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资本市场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但对民营经济的开放程度还有待提高。从而使得民营经济中的中小规模企业很难能够获得稳定的融资渠道，造成了民营经济发展的障碍。
二、完善民营经济投资体制和政策环境的措施
（一）构建完善的民营经济投资体系
构建完善的民营经济投资体系是保证民营经济顺利发展的关键。在实际工作中，相关的管理部门要从以下方面构建完善的民营经济体系。①要建立透明的市场准入规则，要重视对内开放工作，消除经济所有制方面的歧视，根据当地地区的实际情况，统一准入规则，包括统一准入的原则，统一准入的领域以及统一准入的条件等。②要构建透明的市场投资服务体系，在金融服务方面，产业服务方面以及企业兼并方面要引起重视，从而为民营经济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③要完善公平公正的法律制度，在法律地位，法律规定以及执法力度方面进行统一，从而保证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
（二）保证投资领域进入的有序性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民间资本想要进行投资领域进行发展，政府相关机构要保证投资领域进入的有序性，从而保证民营经济的良性发展。具体来说，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①加快基础领域的改革开放工作，有效发挥民营经济在基础领域作用的发挥。可以考虑对民营经济开放的领域包括城市污染治理、植树造林的等环保领域或者部分城市交通领域等。②提高制造业领域的改革力度。我国民营经济的主要分布领域就是加工制造业，因此做好制造业的改革工作，对于发挥民营经济的主体作用具有重要帮助。③加大服务领域的开放力度，例如文化、娱乐、旅游等领域，从而更好的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
（三）加大资本市场对民营经济的开放力度
加大资本市场对民营经济的开放力度对于民营企业的发展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加大资本市场开放力度的措施包括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建设多种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为民营企业提供有力的资金和创业支持；通过建立股权交易完善退出通道等。
（四）营造公平公正的民营投资环境
营造公平公正的民营投资环境是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相关管理部门可以从以下方面开展工作：①完善投资管理方式，坚持公平竞争的原则；②通过科学合理的投资引导机制，对民营投资的方向进行这对性的调节，确保民营经济投资的合理性；③提高民营投资的促进力度，鼓励民营企业扩大投资规模；④建立健全的法律规章制度，对民营经济进行有效监督，确保民营经济的合法性。
三、结语
民营经济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国民经济可以有效改善我国市场经济的结构，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在实际工作中，相关管理部门要对国民经济的投资体制和政策环境引起重视，从构建完善的民营经济投资体系，保证投资领域进入的有序性，加大资本市场对民营经济的开放力度，营造公平公正的民营投资环境等方面入手，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1]汤吉军.民营经济沉淀投资、可信性承诺与混合所有制发展[J].长白学刊，2016，01.
环境经济与政策篇4
随着环境保护工作的不断深入，环境问题的复杂性日益凸显，传统环境管制手段已暴露出严重的缺陷，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环境经济政策应运而生。近年来，环境经济政策在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oeCD(经合组织)中发展迅速，已经在环境保护工作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环境经济政策也备受青睐。《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提出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提高生态文明水平的新要求，积极探索代价小、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续的环境保护新道路。［1］说明环境经济政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但由于受长期计划经济的影响，我国的环境治理仍以直接管制手段为主，尚未建立起一套利用市场经济的环境保护政策体系，环境经济政策还只是政府环境管制的一种辅助手段。环境经济政策应该成为协调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我国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也必须依赖环境经济政策。
目前对环境经济政策的研究多侧重于经济学、法学领域，鲜有从哲学、伦理学角度进行研究的。诚然，在环境经济政策的经济学和法学研究中，许多学者都已意识到环境经济政策的哲学、伦理学研究对环境经济政策有着意识形态的根本导向作用，但是这一方面的研究却迟迟未有进展，主要是因为它尚未引起伦理学界足够的重视，其他学科领域对环境经济政策的研究中虽然有所提及，但都是浅尝辄止，缺乏深度和广度。并且由于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任务艰巨，环境经济政策遇到重重阻力，加上长期以来的行政主导的环境管制模式，导致部门间利益关系错综复杂，这些都导致环境经济政策研究更多地注重经济上和行政上的成本计算，掩盖了环境经济政策内在的伦理诉求。实际上，环境经济政策需要伦理学为其提供价值支持，而伦理学要发挥其实践哲学的作用，其中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就是对社会制度进行审视和反思，并将其理念渗透到制度的制定过程中。
一、环境经济政策的本质
按照环境经济学的观点，环境问题产生于外部不经济行为。外部性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由马歇尔首先提出，经过他的学生庇古的发展，成为现代福利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外部性有负外部性和正外部性两种。外部性发生的前提是市场在配置公共物品方面的效率低下，公共物品具有“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2］(p23)的特征，因无法排斥任何人使用公共物品会出现大量“搭便车”行为，最终导致过度使用公共资源而产生“公地悲剧”，而肇始者不但不用为此付出相应的代价还有可能从中受益(至少是短期利益)，这一危害和补偿的成本被无偿地转嫁给他人和社会，这是负外部性的表现。而正外部性表现为私人行为存在溢出效应时，无法排除他人的使用，又无法要求他人支付相应的价格，其劳动成果被他人和社会无偿使用。
环境问题就属于典型的外部性问题，因为环境多属于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因此导致在环境问题上总是负外部性过多而正外部性太少，即污染环境者获得利益而保护环境者利益受损，使得市场在环境保护方面总是动力不足、效率低下。环境经济政策利用经济手段解决环境问题，正以“外部性问题内部化”为宗旨，以“污染者付费原则”为核心，试图建立起一套以市场经济为调节机制的环境保护体系。具体地说，环境经济政策是“根据环境经济学原理，利用价格、税收、信贷、投资、微观刺激和宏观调节等经济杠杆，调整或影响有关利益相关者的环境行为而实现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政策组合”［3］(p8)。环境经济政策是环境政策与经济政策的交叉运用，既有环境政策性质又有经济政策性质。［4］(p252)但不是所有具有环境影响的经济政策都能称之为环境经济政策，只有以环境保护为目的的经济政策才属于环境经济政策，如个人所得税改革必然对居民的消费行为造成影响，进而产生环境影响，但不属于环境经济政策;也不是所有运用到货币、财政工具的环境政策都能称之为环境经济政策，只有运用市场经济价值规律，以调节市场主体的环境行为为目标的环境政策才能称之为环境经济政策，如行政性的环境收费或罚款也涉及到财政问题，但也不属于环境经济政策。按照oeCD的观点，当某种手段的应用足以影响到经济当事人对可选择的行动的费用进行评估时，该手段之前便可以冠之以“经济”之名。［4］(p253)从环境政策和经济政策的关系来看，可以将环境经济政策分为广义与狭义。广义的环境经济政策包括可以纳入环境政策范畴的经济政策和可以纳入到经济政策范畴的环境政策，是协调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手段。而狭义的环境经济政策仅指环境政策内部的经济手段，是环境管制手段的一种。［3］(pv)环境经济政策的广义与狭义实际上反映的是它的不同发展阶段:狭义环境经济政策是其基础和初级形态，而广义环境经济政策是其高级的、较完备的形态，二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
厘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深入了解环境经济政策的本质和指导环境经济政策的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从环境管制的角度来看，与环境经济政策并驾齐驱的环境管制手段是传统的“命令控制型”手段，一个是间接管制，一个是直接管制，各自的优势领域有所不同。经济手段最大的作用就是鼓励创新，刺激市场主体保护环境的动力，从而解决效率问题，从源头减少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但由于是间接管制，必然受到市场因素变化的影响，可能不完全符合设计的初衷，甚至可能出现扭曲。例如环境税收政策如果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却没有作出适当的税率调整，就会使得环境税的实际作用大打折扣。而命令控制型手段最大的优势就是直接针对问题，效果立竿见影，适合管理突发性环境事件和有毒污染物的排放。因此，如果只考虑环境保护范畴，基于市场的环境经济手段和命令控制型手段的作用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3］(p50)如果我们看待环境经济政策的眼光就局限于此，环境经济政策的价值将会被低估，其发展就会受到限制。
我们应该从更宏观的视野来看待环境经济政策:人类又面临一个文明的岔路口，选择的关键词是“生态”。生态文明是一场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在内的整个文明范式的转变，其中经济的生态化具有基础性作用，所有的经济政策、经济活动或迟或早都要经历一场“绿色化”的洗礼，朝着环境友好型经济发展。以经济激励为调节机制的环境经济政策抓住了两个根本问题:一是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二是治理环境的动力根源。同时，环境经济政策的实施需要配套政策措施的配合，需要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它将会推动经济制度的生态化，促进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减少“市场失灵”，这对于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环境友好型经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环境经济政策体现了人类改变经济生产方式的自觉性，是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的重要助推器。目前我国的环境经济政策还只是政府环境管制的辅助手段，还不足以和直接管制手段平分秋色，现在我国关于环境经济政策的研究和制定基本上都把它定位在一种环境管制手段上。不可否认这是环境经济政策发展的必经阶段，但要想使环境经济政策发挥最佳效用，我们就不能把眼光局限在环境管制手段上，还需要更广阔、更宏观的视野，来引导现阶段的环境经济政策建设，真正发挥环境经济政策在协调环境保护和经济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作用，这才是我们选择环境经济政策的最终目的。#p#分页标题#e#
二、环境经济政策的价值理念诉求
我国的环境经济政策起步较晚，还处在介绍、借鉴西方国家经验的阶段，尚未探索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体系，又因为长期以来我国的环境经济政策的行政色彩浓厚，很多政策手段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应急性的特征，缺乏前瞻性，使得我国的环境经济政策从制定到执行，都还没有摆脱“零敲碎打”的尴尬局面。要想摆脱这种视野上的障碍和实践中的困境，建立一套即符合我国当前国情，又符合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并能和国际环境经济政策平行接轨，共同治理全球环境问题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必须具备明确的政策理念。理念是制度的灵魂，是一项制度得以确立的根本指导思想。自从1987年前挪威首相布仑特兰夫人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以来，可持续发展就迅速成为各国制定发展路线的基本准则。我国制定环境经济政策也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念。可持续发展表达的是一种新的发展伦理观，即我们当代人的发展必须考虑自然环境和子孙后代的利益，它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扩大了利益共同体的概念。但是可持续发展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走，也没有既定的标准可以衡量，“可持续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压力和生态环境资源保护的动力两种力量的妥协。妥协要求国家在某一时间背景下权衡经济增长和生态资源保护，并在二者之间进行取舍和抉择。”［5］(p135)我们就需要根据本国的国情和实际发展需要来研究制定阶段性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并随着认识和实践的深入不断将其推进。因此，环境经济政策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践行，既要符合本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阶段性需要，又要符合环境经济政策自身的发展规律，从而形成环境经济政策的特有理念。
环境经济政策最初是作为一种环境政策出现的，因此初期的环境经济政策应该强调环境保护的功能，坚持将环境保护作为基本理念，这是环境经济政策的立足之本。这是因为:首先，只有把环境保护这个基础发挥好了，充分体现出环境经济政策在环境保护方面的高效率、低成本优越性，才能使它在环境政策中的作用从辅助手段上升为重要支柱，使环境经济政策的地位得以巩固，才能谈得上实现其作为协调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的宏观杠杆的远景目标。其次，环境经济政策是政府手段与市场手段的结合，运用政府手段来管理环境是古已有之，而运用市场手段来保护环境却是新生事物，要在市场机制和运行目标中注入环境保护理念需要一个较长期的博弈过程，不仅要把环境保护理念嵌入原有的市场手段中，还要用环境保护理念重新诠释和改造整个市场手段。因此在现阶段，环境经济政策首先要考虑的是牢固确立自身地位的问题，必须坚持和创造性地发挥环境保护理念。具体而言，环境经济政策的途径有两种，一是利用市场，如环境税费、环境保险、绿色信贷等，二是创建市场，如环境权交易。前者是在传统的经济手段中增加新的环境保护功能，而后者是创建全新的环境市场。它们不仅是传统经济手段在功能上的改变，更需要理念上的根本转变。因为这些原属于市场经济范畴的传统手段，已经形成较为固定的制度理念和行业规则，我们现在要把这些经济手段“绿色化”，就必须对这些经济手段的本质和基本理念进行重新认识和重新定位，发掘其在环境保护上的固有优势，改造其不生态、反生态的落后理念，并以环境经济政策的整体理念引导之，实现“内生”和“外灌”的结合。与此同时，还要注重环境经济政策与其传统制度的融合，这关系到环境经济政策能否从现有的制度体系中获得支持的问题。例如在税收制度中引入环境税。而环境税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行为税，即它的主要目标是通过税收改变市场主体的环境行为。虽然环境税也具有一定的筹集资金功能，并且这一功能在环境税开征的初期会起到比较大的作用，但是随着环境税作用的深入，环境税收收入会出现累退现象，这与传统税收的理念不一致。因此要融合环境税与传统税制，还需要对税收的本质、税收的理念进行重新界定，其他环境经济政策也是如此。
进而言之，环境经济政策的理念还需要进一步分解为若干实践原则。原则就是把理念转变为具体化、可操作性的、规范性的指导思想，是沟通理念与实践的桥梁，是指导环境经济政策具体制度安排的行动指南。oeCD环境委员会于1972年制定的“污染者付费原则”已成为环境经济政策的核心原则，随后又制定了“使用者付费原则”。根据中国的环境保护特点，我国又提出“受益者付费原则”和“破坏者付费原则”。这四项原则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环境经济政策原则体系［3］(piv－v)，涉及到污染防治、环境服务、生态补偿和资源开发领域，基本上能涵盖环境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但其缺陷在于缺乏衔接性、协调性的原则，容易导致各个领域各自为政。实践证明，任何一项具体的环境经济政策都有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单一的环境经济政策能发挥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它需要与其他政策的配合。而这些政策手段之间又往往存在着部分功能相互重合、相互抵销、相互冲突的情况，处理不好就会导致政策体系的混乱和对市场机制的扭曲。
环境经济政策只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才能发挥其应有的效用，因此必须进一步开发衔接性原则和协调性原则，促进各项子政策之间相互配合、相辅相成，尤其是要处理好各项政策之间相互冲突、相互抵销的作用。由此可见，环境经济政策及其下属的各项具体政策手段，都面临着自身合理性定位和内部协调，并与传统经济政策、环境政策相协调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有赖于环境经济政策是否具有一个明确的价值理念并有效地运用，这也正是环境经济政策对伦理学提出的迫切要求。同时，我们也要抓紧研究国外环境经济政策理念，不仅是为了学习和借鉴西方先进理念，更重要的是促进我国环境经济政策从理念到制度的国际协调，因为国际协调既能促进我国环境经济政策的发展和完善，又能应对共同的环境问题，防止污染转嫁和生态掠夺。
三、环境经济政策与环境正义
环境正义是当代环境伦理学的重要议题，它代表了环境伦理学的实践转向，即环境伦理学不再只是抽象地谈论自然权利和全人类的利益，而是更加关注现实的环境保护问题。“‘环境正义’问题的凸现体现了人们对现实环境权益的关切，而这种关切也就是如何分享环境利益和分担环境责任的问题。”［6］因此，环境正义成为环境伦理学观照环境保护现实的基本途径，也应该成为我们评价环境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环境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与环境正义原则有着共同的诣趣，从而有助于环境正义的实现。首先，环境正义有两个基本维度:种际正义和人际正义。种际正义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正义;人际正义从时间维度又可分为代际正义和代内正义，代际正义是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正义，代内正义是当代人内部的正义。代内正义是解决环境正义问题的关键，因此“‘环境正义’更主要的是强调同时代内在环境利益分配时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不正义现象及其校正。”［7］环境经济政策正切中了经济利益这一要害，运用经济杠杆作为分配环境利益和环境责任的手段，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正义问题。环境经济政策认为引起环境不正义的根源在于市场失灵所导致的外部不经济。无论是负外部性还是正外部性，都是环境资源的低效率配置现象，效率低下必然妨害公正的实现。环境经济政策在环境保护上最大的优势在于运用市场可以解决效率问题，并促进技术的革新。它以“外部性问题内部化”为基本原则，一方面能够减少由人们的经济地位不平等所带来的环境不正义，促进人际正义的实现;另一方面能够通过技术创新来帮助经济突破传统意义上的增长极限，使人类更合理、更友好地利用自然，促进种际正义的实现。其次，市场手段在环境保护方面始终存在缺陷，必须要政府的适当干预。但政府自身的失灵也可能导致环境问题。政府失灵的表现有两种:决策失灵和管理失灵，这两种失灵会导致政府在环境方面的政策决策失误和政府权力寻租问题，从而对市场机制造成进一步的扭曲，使环境问题加剧。环境经济政策是政府手段与市场手段的结合，运用政府手段与市场手段的彼此互补的作用，既重视公平又重视效率，在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上都有很好的效果，从而维护了环境正义。此外，政府手段还能够起到补偿正义的作用，因为环境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为环境保护事业筹集资金，通过政府的作用，在环境利益的分配上更加注重公平。环境经济政策的宗旨与环境正义原则在总体方向上是一致的，这一点勿庸置疑，但环境经济政策自身存在着局限，如果处理不当，则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损害环境正义。#p#分页标题#e#
首先，环境经济政策提出一个“最优污染水平”方法，即一个环境与经济的平衡点，它是在测算好环境容量和资源存量临界点的前提下，制定一个污染排放值，并为环境物品制定合理的价格，通过市场的价格信号来调节人们的环境行为。这一理念应该说是符合环境正义原则的，它以尊重自然规律为前提，又克服了直接管制对经济规律的扭曲，还有利于发展生态经济。但问题就在于这个“最优污染水平”存在诸多问题:一方面由于我们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尚不全面，很多环境问题都具有潜在性，我们无法完全预知现在行为的未来影响，无法准确测算出这个“最优污染水平”;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任务还十分艰巨，工业化进程深入、城市化速度加快、人口继续增长，虽然局部环境治理取得成效，但结构性的污染总量还在不断攀升。而“最优污染水平”实际上是环境与经济之间的权衡，在发展任务非常迫切的情况下，环境保护还是很有可能让位于经济，从而使环境正义的总体实现程度受到限制。
其次，环境经济政策是间接管制手段，一方面，因其对环境治理不能发挥直接作用，很可能会因为市场因素或技术水平的限制而消弱了其有效性。仍以环境税为例，环境课税是越接近污染源头越有效，因此在生产环节征收环境税应该是最有效的，但受管理成本和技术水平的限制，税收征管部门很难知道企业准确的污染水平，因而就会采取对管理和技术要求较低的方式征收，把征税对象设为容易计算的污染投入物(指包含污染因子的原材料或能源)或污染产品。这样一来是可以解决征收问题，但是又会产生新的不公正。比如对投入物征税，它对于在生产环节采取节能减排技术的企业不公正，会降低他们节能减排的积极性。另一方面，环境经济政策如果制定得不科学或缺乏配套措施，不但不能减少污染，还有可能造成扭曲作用，产生更大污染或污染转嫁，从而产生新的不正义。
环境经济与政策篇5
关键词环境保护经济激励中日比较
中图分类号：D731.33文献标识码：a
2012年在里约召开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UnCSD）的主题之一就是“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背景下的绿色经济”，绿色经济这一概念本身并不新奇，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就提出了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概念。根据1987年发表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报告（wCeD1987），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开始登上舞台，有关绿色经济的讨论也日渐热烈。绿色经济是以市场为导向、以传统产业经济为基础、以经济与环境的和谐为目的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经济形式，是产业经济为适应人类环保与健康需要而产生并表现出来的一种发展状态。
它包括绿色信贷、污染责任保险、环境激励和约束、绿色投资和贸易、绿色证券、重污染企业退出机制、环境税收、绿色经济等重大环境经济政策。
1环境保护经济激励政策概述
1.1环境保护经济激励政策的定义
在早期的环境保护中，政府通过强有力的行政命令在环境保护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随着环境污染的日益严重以及环境污染的日益复杂化，命令控制型政策的弊端――庞大的执行队伍和高额的执行成本，企业环保责任问题成为了制约环境保护进一步发展的桎梏。为了降低环境政策的执行成本，同时获得理想的环境效果，许多国家在环境管理实践中，更加注重运用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手段，因此形成了一系列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经济政策和手段，即通称之“环境经济激励政策”。
环境经济激励政策是指根据价值规律，利用价格、税收、信贷、投资、微观刺激和宏观经济调节等经济杠杆，调整或影响有关当事人产生和消除污染行为的政策。这类政策的目标即由市场价格准确反映经济活动造成的环境代价。
1.2环境保护经济激励政策的功能和形式
环境激励经济政策具有两种基本的功能――行为激励和资金配置。行为激励功能表现为通过经济手段，借助于市场机制的作用，使外部不经济的环境费用内部化，改变生产者和消费者原有的经济刺激模式，纠正他们破坏环境的行为。资金配置功能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依据法律、行政授权，实现和聚敛用于环境保护的资金；二是资金的重新分配；三是资金的使用。
当前，国际环境法中常用的环境经济激励政策主要有：财政税收优惠，排污收费、产品收税（如对高硫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或一次性电池收税）、环境税、排污权交易、环境损害保险金等政策工具。
我国正在执行的环境经济激励政策主要有排污收费政策、投资鼓励政策（如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目录）、投资禁止和限制政策（国家禁止发展项目表）、财政和税收政策（如资源税和矿产资源补偿费）、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政策、资源综合利用政策以及排污权交易、绿色国民经济核算试点等。
2日本环境保护经济激励政策
2.1日本近年来环境保护经济激励政策的发展现状
日本在2007年的“21世纪环境立国战略”中，将建设“低碳社会”、“循环型社会”和“自然共生社会”作为三大目标，在实现其这目标的同时，将环境经济激励政策深入到日本环境保护法的整个体系当中。
第一层面为基础层，其法律有《促进建立循环社会基本法》；第二层面是综合性法律，其法律有《固体废弃物管理和公共清洁法》和《促进资源有效利用法》；第三层面是根据各种产品的性质制定的法律法规，包括《促进容器与包装分类回收法》、《家用电器回收法》等。通过经济手段将逐步取代直接管制手段而发挥更多的作用，而且经济手段在解决国际环境问题也更加易于双方的接受。
日本政府为了加强环保设备的投入，制定了一系列的贷款优惠政策。
如在预算制度上采取的主要政策有：
①创造型的技术研究开发补助金制度；
②对废弃物再资源化工艺设备生产者给予补助；
③对引进先导型合理利用能源设备予以补贴；
④推进循环型社会结构技术实用化补助优惠政策；
⑤在税收优惠政策方面，对再资源化设备的引进与投入采取特别折旧、固定资产税、公司所得税等优惠政策；
⑥在退税政策方面，对于废塑料制品类再生处理设备，在使用年度内，除了普通退税外，还按取得价格的14%进行特别退税。对废纸脱墨处理装置等，除实行特别退税外，还可获得三年的退还固定资产税待遇。
日本在制定环境保护经济激励政策的过程中所实施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额度是比较大的。这一方面说明日本对循环经济的重视程度，另一方面也是同它的经济背景有很大的关系。
2.3日本环境保护经济激励政策的特点
2.3.1注重立法
日本是发达国家中循环经济立法最全面的国家，立法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资源“循环型社会”。从2001年4月，日本开始实施七项法律，争取一边控制垃圾数量、实现资源再利用，一边为建立“循环型社会”奠定基础。这些法律法规的制定和贯彻实施，对合理有效地利用资源、控制环境污染起到了巨大的保障作用。
日本基本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主要包括四个方面：（1）关于环境保护的基本法。如《环境污染控制基本法》《公害对策基本法》《环境基本法》《促进建立循环型社会基本法》等；（2）关于环境保护的专业法律。《烟尘排放规制法》《大气污染防止法》《噪音管制法》；（3）关于环境保护的综合法。如《工厂废物控制法》《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等；（4）虽然不直接属于环保，但和环保有密切关联的法律。如《公害健康损害赔偿法》《能源使用合理化法》和2006年通过的《居住生活基本法》等。此外在体系建设中十分重视框架的完善。即上一章所述中三个层次，一部基本法，两部综合性法律，六部专门法，界定清晰。
2.3.2注重科学技术
日本非常注重依靠科学技术，如污染治理技术、废物利用技术以及清洁生产技术等来开发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环境来推进循环经济和建设循环型社会体系。这从日本日益递增的环境科研经费以及相继出台的一系列“绿色行星计划”、“月光计划”、“阳光计划”等可见一斑。
2.3.3注重政府职能
为谋求建立循环经济体系和循环型社会体系，日本政府设置了“环之国”会议机制，该机制由日本内阁成员与10位日本民间的有识之士组成。“环之国”的基本理念是谋求建立“以可持续发展为基本理念的简洁、高质量的循环型社会”。
2.3.4注重市场调节
市场调节手段主要是建立有效的经济激励政策，如资金投入、税收政策等。多年来，日本政府一直积极支持循环利用项目，其中，返还制度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激励作用，日本环保产业的发展也得益于该政策的实施。
通过公布全社会污染控制总目标引导企业进行环保。如工业排放废气废水废渣，要求减排，否则处以罚款。体现谁排污谁付费的原则。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为环境保护支付必要的成本。如垃圾处理费的规定。建立价格机制。如利用能源价格等调控企业环保行为，减少环境污染。在实施垃圾袋购买制过程中通过不断涨价，减少垃圾袋的购买20%。完善税收机制。开征环境未来税，要求对废弃物付费（1000日元/吨）。从2004年开始对环境税方案进行了反复修订，在2005年10月形成了最终方案，并于2007年1月正式执行征收。方案规定了环境税税率为2400日元/吨碳。
3我国目前环境保护经济激励政策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是一个典型以命令控制型（Command&Control）环境政策作为环境管理主要手段的国家。我国环境治理手段以行政管制为主，但主要集中在事前环节的前置审批，而事中和事后监管薄弱。突出表现是对企业日常排污监管不严、处罚不到位。一方面，我国现行排污费标准过低，污染物覆盖面窄，征管力度不够，企业排污的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如，根据收费标准和排放总量，2011年我国应征收的排污费超过1000亿元，但实际仅征收200亿元，差距巨大。另一方面，环境监管涉及多个部门，缺乏有效的统一监管架构，环境执法以地方为主，一些地区出于发展经济的需要，放松环境监管和污染治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十分突出。
保护环境的正向激励不足，无法有效调动全社会保护环境的积极性。一是企业缺乏内在动力。目前，环保对企业还主要是增加成本的活动，企业不可能长期亏本进行减排，因此，仅靠行政手段治理污染难以持续。二是在总量减排约束下，各地经常采取关停并转和拉闸限电等强制手段，代价高昂。
现行法律对环境保护的经济措施规定较少。例如，《环境保护法》规定的重点是监管分工、环保标准制定、法律责任和处罚等。《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主要内容是总量控制、排污收费、超标排污处罚，以及针对燃煤、机动车等特定污染源的强制性措施。对于国外已普遍采用的排污权交易、环境税和补贴等经济手段，我国法律缺乏明确规定。
政策不配套，制约了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例如，国家强调和鼓励资源循环利用，但我国产业政策以规模大小作为市场准入门槛，一些循环利用项目达不到规定的规模标准，得不到“准生证”；一些企业余热发电要交容量费，不能上网等。不少风电场因电网不配套而弃风，不能足额发电。许多企业需要进行节能减排技术改造，但却找不到合适的技术和设备。
4日本环境保护经济激励政策的经验借鉴
首先要完善政府经济激励的相关法规和政策。但是对于我国而言，要不断完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摆脱命令控制型的环境政策，提高环境法律法规的执行力。
第二，基于市场机制，建立和完善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经济政策。通过正向激励的产业政策、财税政策、金融政策、价格政策、技术政策等各项政策的配套实施，从整体上有效推进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
第三，以绿色采购引领绿色消费。日本政府各机关在购买商品时都要购买减少环境负荷的环境友好型产品。由于消费规模大和市场带动作用明显等特点，政府绿色采购可以成为我国建立绿色消费模式的“火车头”。
第四，公众应当是进行资源综合利用的中坚力量。我国应该借鉴日本经验，加强社会宣传和教育，提高全民循环经济意识。具体而言，应该尽快建立垃圾分类系统，并倡导居民垃圾分类，这样既可节省资源能源又避免了环境污染。另外，还应该加强环境教育，倡导购买绿色产品，提倡绿色消费，从而推动整个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王金南，陆新元.中国的环境经济政策实践与展望[J].世界环境，1997（1）.
环境经济与政策篇6
关键词：生态旅游;环境政策;应用
生态旅游一词是不久之前提出的，作为一种新的旅游模式，受到了许多人的关注。但是新的模式要想适应当下旅游业的发展，必须要制定新的管理制度，才能确保新的旅游模式发挥出自己应有的作用，生态旅游模式的提出是本着保护环境的基础，所以环境政策的制定是对生态旅游影响最大的。
1环境政策的主要分类和重要性
环境政策是确保环境管理能有序进行的最主要的依据，也是体现国家意志力，对环境进行保护最有效的手段。环境政策在历史的发展上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最初，环境政策是命令控制型的，这是最原始的一种环境治理方式，因为单上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不强，所以只能依靠强有力的制度来进行环境保护，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环境政策变成了经济激励型的，这个阶段人们比较重视经济的发展，对环境有一点的关注，仍然没有很强的环保意识，所以只能通过人们比较感兴趣的经济的激励来带动环境的保护。近些年，环境遭到大面积的破坏，人们认识的了一味的追求经济的发展不是长久之计，逐渐的开始关注环境，环保意识不断的增强，所以环境政策变为了公众参与型，这不再是强制性的环境管理了，而是更多的人主动的参与到环境的管理中，这样的主动管理是环境政策的最高境界，对生态旅游的管理中，需要同时运用这三种环境政策来进行管理，只有在这样的政策下才能大力的发展生态旅游。
2不同种环境政策在生态旅游管理上的具体运用
2.1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的运用
命令控制型政策是在发展生态旅游时必不可少的环境政策，这种政策在现在来看虽然是不太适应现代的环境治理的，但是这种政策的强制性对生态旅游的发展却是很有作用的，生态旅游在我国刚刚起步，在很多方面还不是很完善，还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一套发展体系，所以在发展的过程中难免会对环境造成不必要的损害，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的使用就能很好的避免这样的问题的发生，在保护生态旅游资源，进行生态旅游管理上具有高效的作用，这应该作为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把一切向破坏环境的行为阻挡在鸿沟之外，这样的政策是维护环境，进行生态旅游管理的硬手段。命令控制型政策是国家通过强制的命令手段以及法律政策来对生态旅游行为进行约束管理，比如一些环境保护法等具有法律效益的法律文件，这些都是国家在运用强制的手段来进行生态旅游的管理，这体现的是国家对生态旅游的重视，同时也是对生态旅游的一种期望，希望通过好的环境政策来做好生态旅游的管理，这样才能保证生态旅游在正确的轨道上茁壮发展，不断进步。
2.2经济激励型环境政策的运用
如果说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的运用是生态旅游管理的一把利剑，那么经济激励型的环境政策对生态旅游的管理则更加的注重享受生态旅游本身的管理，这不是一种强制的管理手段，而是类似与诱导性的管理手段，经济激励型的环境政策是连接经济效益和生态旅游管理的一种适应现展的环境管理政策，这样的管理政策让生态旅游的发展更加具有主动权，这样更能达到想象的效果。经济激励型的环境政策主要依据的理论有庇古理论和科斯定理，这俩个理论都是以环境保护为基础，通过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来联通环境条件，进行环境的管理。这些年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的压力越来越重，已经达到了不堪重负的场面，但是经济的发展不能就此停下，所以有了经济激励型的环境政策，这很好的适应了当下的环境管理制度和生态旅游发展的要求，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不断的深入到每一个公民的心中，经济激励型的环境政策正是对应了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在可持续的环境发展中收获经济效益，发展生态旅游，同时确保环境不受到经济发展的危害，这就是经济激励型环境政策的优势之处。
2.3公众参与型环境政策的运用
生态旅游的发展是近些年才兴起的，需要参与者不断的去探究才能做好生态旅游的发展，但是不能任由生态旅游随便的发展，这样的话就会失去了方向。生态旅游不同于传统的旅游业，这是一种自发的在不损害环境利益的前提下进行的一种旅游模式，所以对与参与者的自发性有很大的要求，环境政策只是对这种模式的一种制约，真正的高效的政策是参与者的自主性，所以公众参与型的环境政策是最高效的环境政策，这需要参与者自主进行环境的保护，同时要主动监督和督促他人在进行生态旅游的同时进行环境保护，政府只是做一个引导，更多的工作需要参与者自主去完成，在这样的环境政策下，人们逐渐的养成了环保的意识，这样才是生态旅游环境保护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有效策略。
3结语
本文对环境政策在生态旅游管理中的应用做了分析，环境政策是确保生态旅游顺利进行的前提，命令型环境政策、经济激励型环境政策、公众参与型环境政策的结合运用是做好生态旅游管理的好方法，生态旅游作为新的旅游模式，需要环境政策的管理，但更多的需要参与者自主性的管理。
参考文献：
环境经济与政策篇7
关键词:生态环境;治理政策;创新
中图分类号:F124.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7-0176-02
中国正处于建设“两型社会”,实现科学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转型新时期。在当前经济迅速发展、城镇化和工业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缓慢,重化工业仍是工业化的主导形式,各种盲目发展和低水平发展的现象泛滥,资源消耗的集中度仍然很高,资源和环境面临的压力依然很大。在“十五”期间,中国各项经济指标都超额完成,但是,环保指标却没有完成;“十一五”前四年,中国经济克服了地震等自然灾害和国际金融危机等不利因素,仍然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就。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尽管累计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了14.98%,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下降了9.66%和13.14%。可是,生态环境状况整体变化不大,局部地区仍在不断恶化,突发性环境事件进入高发常发态势[1]。“中国正承受扭曲发展观带来的恶果”,环境问题成为“已到眼前的危机”。创新生态环境治理政策,强化生态建设与环境管理工作,迅速扭转当前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趋势,确保环境质量不断提高,为社会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是实现科学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的现实要求。
一、现行生态环境治理政策的主要缺陷
1.侧重于具体事务与专项目标,缺乏全面的统筹协调。中国环境政策起步于计划经济时代,逐步形成于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指导下,制定环境政策的目的在于解决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发生的具体环境问题。环境政策的重点一直是制定专项环境管制措施以实现一些具体的环境管理目标,而较少地关注如何将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纳入到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之中以全面预防和解决环境问题。因此,生态环境政策重污染破坏的事后治理、末端治理,缺乏从全过程上对环境资源的使用进行有效规范控制的制度措施;规制性政策多,经济、技术政策偏少;实用的政策不够,政策间缺乏协调。
2.配套措施不全,实际操作性不强。环境政策是组织环境管理活动,指导社会环境行为的行动指南。近年来,中国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加强政策创新,制定了一些环境治理的新政策,如环境影响评价政策、生态补偿政策、绿色保险与绿色信贷政策等。为了照顾各地不同的具体情况,适当保持政策的稳定性与统一性,不少环境政策,国家只是作了原则性的规定,而将执行时的具体要求留待实践后再行详细制定,致使许多政策不能得到有效的贯彻实施。
3.公众参与面小,政策的社会基础薄弱。环境管理牵涉面广,工作复杂,需要社会各方面的支持与配合。但是,中国环境政策在制定和实施中,公众参与面较小。政府一直沿用“命令―控制”的方式进行生态环境治理方式,通过将环境管理目标责任化,行政强制化,并过分地依靠行政处罚来保障管理绩效,对个人及企业参与协助环境管理不够重视[2]。企业、个人、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等参与环境管理的范围、程度、效果等还处于起步阶段,生态环境管理的社会基础薄弱,直接影响到政策实施的实际效果。
二、生态环境治理政策创新是新时期加强生态环境管理工作的现实要求
1.发挥市场作用,实行综合治理是当前国际环境政策的新特点。广泛利用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制定综合环境政策,是当前环境管理绩效好的国家的共同点。在环境管理机制较为完善的国家,都允许污染许可证和资源配额的交易,征收污染税、原料税、产品税、资源税、排污费、使用费、补偿费等,提供财政补贴、优惠贷款和环境基金,实行押金―退款制度,建立环境资源损害赔偿责任等。利用市场机制解决环境问题是一种低成本的有效途径,采用经济手段对个人和企业有激励作用,可以较好地鼓励公众协助、参与环境管理。以美国为例,在经过农业大开发、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和工业化建设后,美国也出现了严重的环境问题。但是,通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生态环境管理政策和措施,环境治理效果显著,恢复良好。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泡泡政策”,即污染权交易制度。由国家或地区对污染总量实行控制,逐步下降。然后将污染排放额度分解交易给企业。企业有权对获得的污染排放额度进行交易。这样,政府控制总量,企业如果新成立、扩产等,需要增加排污的,必须到具有排污额度的企业购买。通过市场调节,达到控制污染排放的目的。这一政策的实施效果很好,使美国空气污染物总量得到了较好的控制,并已在水污染物等方面推广。
2.创新环境政策,转变环境管理方式是新发展阶段的现实要求。面对生态环境面临的巨大压力,环境管理改革却远远滞后,管理绩效低下,环境污染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破坏仍在继续,有的地方还愈演愈烈。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下,经济体制变革正在引导着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和重组。经济高速增长对资源、环境的严重挑战还刚开始,环境管理面临的形势可能会更加严峻。
三、新形势下生态环境治理政策的创新
1.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促进政府环境治理措施的落实。借鉴美国成功的排污权交易机制和中国甘肃省张掖市水权交易的探索,合理引入市场机制,通过对现有环境资源的交易机制进行改革,建立健全生态环境资源权益交易的市场机制[3]。首先,根据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在对所有生态环境资源(包括环境容量,以排污量来体现)进行综合评估的基础上,将符合市场交易特征的生态环境资源的全部或部分权益确定为可以进入市场交易的品种。其次,根据自然生态系统的科学规律合理确定供应总量的限度,科学合理地确定交易品种的基准价格。最后,通过市场独特的价格形成机制,使环境资源的景观价值、生态价值和存在价值内化为环境资源的交易价格,实现生态环境资源的外部经济性。这样,可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促进生态环境管理政策与措施的落实。
2.改革环境财税政策,确保环境投入。生态环境建设是一项公益事业,投入需求多,社会效益大,直接的经济效益却不是很明显。近年来,中国加大了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的投入,对于加强环境管理、优化生态环境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生态环境投入的主要来源是中央,地方环境投入十分有限。由于资金预算安排的确定性不强,资金渠道与管理使用分离,导致资金投入方向混向,资金使用效益不高。为了保证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的资金持续投入,充分发挥资金的使用效益,有必要改革环境财税政策。一是借鉴国际上成功的环境经济政策,建立起中国的环境税收政策,并将环境税收定为地方税种,保证地方环境投入的资金来源。二是完善中央财政的财政补偿、转移支付等具体政策,保证中央财政的持续投入。三是加强财政预算管理,增加预算的法定性,保证资金落实并且不受干预和影响。
3.建立和完善绿色GDp核算制度,促进地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加强对自然资源损耗的监测,统计社会生产过程中的自然资源损耗以及由于废物排放和自然资源使用造成的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损失,在此基础上,对其价值量进行核算;并对预防和减少环境污染和恢复环境而发生的各种费用、为环保而设立环境管理机构发生的各项费用、降低和改善环境污染的研究开发及利于环保的设施支出等,也进行核算;同时,对推动社会进步和造成社会无序和发展倒退的“支出”进行区别统计。根据这些核算和统计数据,计算出社会发展的环保支出,建立起绿色GDp核算体系。从而,实现将地方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生态环境成本纳入到GDp的核算中,切实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的真实状态,促进地方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科学发展。
4.建立绿色经济政策,支持环保产业和绿色经济的发展。建立和推行企业产品环境成本核算办法,将产品使用过期后的环保处理费用纳入到产品定价之中,杜绝发生类似于廉价白色泡沫塑料泛滥而处理成本实际很高的现象。建立起绿色保险、绿色信贷等环境经济制度,促进绿色贸易,引导企业积极承担环保责任。建立促进清洁生产的激励机制,大力推进清洁生产,将清洁生产作为企业减污增效、政府环境质量管理的重点工作,对实施清洁生产的试点企业、重点污染源防治项目以及对资源综合利用率高、污染物少的技术工艺的推广应用给予优先资金扶持,对重点污染排放企业强制实行清洁生产审核,充分调动企业实施清洁生产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加大对环保产业的支持力度,促进环保产业(包括环保服务业)的发展。
5.促进环境中介组织发展,支持和鼓励公众参与环境管理。公众是环境质量的最终感受者,环境保护直接关系到广大公众的切身利益,公众有权力也有义务参与环境管理。大力支持和鼓励公众广泛参与环境管理,有助于各项环境管理政策措施得到切实执行并发挥出最大效能。环境中介组织是公众参与环境管理的主要渠道和重要形式。需要制定鼓励政策,引导环境中介组织健康发展,拓宽环境中介组织在生态环境立法、环境影响评价、环境纠纷处理、生态环境知识宣传等方面发挥作用的渠道,将部分政府做不好、做不了的事情转交给各类环保组织,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确保政府能够真正将主要精力用于环境生态监管。发达国家就经常用“公众评估”的办法来核算绿色GDp,也就是由相关的专业部门和较独立的咨询机构在较大范围内进行公众咨询,调查公众对生态影响的评估,然后总结公众的评估意见,并作为绿色GDp的补充,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因此,充分发挥环境中介组织在环境管理中的作用,可以实现政府与民间社团组织的良性互动,提高环境管理政策的效能。
参考文献:
[1]邹静昭.2009年全国环境质量状况如何?[n].中国环境报,2010-01-26(5).
环境经济与政策篇8
“环境经济政策的出台不能再等了！争取在一年内出台若干项政策；两年内完成主要政策试点；四年内初步形成中国环境经济政策体系”。这是国家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潘岳在去年9月上旬的第十三届‘绿色中国论坛’上急切的呼吁”。然而在一年之后的“环境经济政策与珠三角地区可持续发展――绿色中国第十四届论坛”上他再一次吹响了深入推进环境经济政策实施的号角。
环境经济政策是指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运用价格、税收、财政、信贷、收费、保险等经济手段，调节或影响市场主体的行为，以实现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政策手段。它以内化环境成本为原则，对各类市场主体进行基于环境资源利益的调整，从而建立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资源环境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与传统的行政手段“外部约束”相比，环境经济政策是一种“内在约束”力量，具有促进环保技术创新、增强市场竞争力、降低环境治理与行政监控成本等优点。
事实上，在2008年2月下旬，原国家环保总局就推出了与有关部门共同制定的《关于落实环境保护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指导意见》以及《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等多项环境经济新政策。在时隔半年之后的今天，潘岳以国家环境保护部副部长的身份，对这些新政策的实施从七个方面进行了解读。
七大‘杀手锏’环境经济政策渐明朗
一是实行绿色税收，通过税收的“胡萝卜”和“大棒”来奖善惩恶。一方面对于环境友好行为给予“胡萝卜”，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如所得税、增值税、消费税的减免以及加速折旧等；另一方面针对环境不友好行为挥舞“大棒”，建立以污染排放量为依据的直接污染税，以间接污染为依据的产品环境税，以及针对水、气、固废等各种污染物为对象的环境税。
二是加强环境收费力度，彻底改革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现状。国际经验表明，污染者上缴给政府的治理费用高于自己治理的费用时，污染者才会真正感到压力，为此，要推进资源价格改革，包括水、石油、天然气、煤炭、电力、供热、土地等价格；二是落实污染者收费的政策，包括完善排污收费政策、提高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促进电厂脱硫、推进垃圾处理收费；三是促进和鼓励资源回收再利用。只有在资源价格改革中充分考虑环境保护因素，才能以价格和收费手段推动节能减排。
三是建立绿色资本市场，斩断污染者的资金链条，保护环境保护项目的投入。在间接融资渠道，推行“绿色贷款”，对环境友好型企业或机构提供贷款扶持并实施优惠利率，对污染企业的新建项目投资和流动资金进行贷款额度限制并实施惩罚性高利率；在直接融资渠道上，研究一套针对“两高”企业的，包括资本市场初始准入限制、后续资金限制和惩罚性退市等内容的审核监管制度。
四是建立生态补偿试点。生态补偿政策是国家环保总局最关注的领域之一。这项政策不仅是环境与经济的需要，更是政治与战略的需要。要完善发达地区对不发达地区、城市对乡村、富裕人群对贫困人群、下游对上游、受益方对受损方、“两高”产业对环保产业进行以财政转移支付手段为主的生态补偿政策。
五是建立排污权交易市场，利用市场力量实现环境保护目标、优化环境容量资源配置。排污权交易最大的好处就是既能降低污染控制的总成本，又能调动污染者治污的积极性。依据西方经济学的观点，市场上排污权越少，价格就越贵，企业治污的动力就越大。当企业发现他们在提高治污水平、改进治污技术方面有利可图时，就有可能由一个消极的污染者转变为积极的污染治理者。而环保部门可以通过逐年压缩发放的二氧化硫排污权份额来达到“减排”目标。
六是完善绿色贸易。在西方国家普遍设立绿色贸易壁垒的形势下，我国的贸易政策应该做出相应调整，一方面应严格限制能源产品、低附加值矿产品和野生生物资源的出口，并对此开征环境补偿费，必要时也可开征出口关税。另一方面，应强化废物进口监管，在保证环境安全的前提下，鼓励低环境污染的废旧钢铁和废旧有色金属进口；加强对大排量汽车进口征收环境税费。坚决彻底改变单纯追求数量增长，忽视资源约束和环境容量的发展模式，充分平衡好进出口贸易与国内外环保的利益关系。
七是建立绿色保险。绿色保险又叫生态保险，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环境风险管理的一项基本手段。其中，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最具代表性。比如：一家企业突然发生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在巨大的赔偿和污染治理费用面前，这家企业将被迫破产。受害者得不到及时的补偿救济，环境破坏只能由政府花巨资来治理。受害者、企业、政府三方都将承受巨大损失。但如果企业参加了环境保险，一旦事故发生，由保险公司给被害者提供赔偿，企业避免了破产，政府又减轻了财政负担，这符合三方的共同利益。同时，要在有条件的地区和环境危险程度高、社会影响大的行业，联合开展环境风险责任的强制保险立法市场机制的建立，依靠这种市场机制的监督作用迫使企业降低污染程度。
环境经济政策指导下
企业该做什么
环境经济政策之所以无法在短时间内呈星火燎原之势，除了本身尚缺乏足够的法律、机制和配套措施保障外，和社会上的认识也有关系，尤其是一些企业往往将环境经济政策视为“紧箍咒”。
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环境经济政策虽然必将使高耗能、重污染企业受到限制甚至淘汰，但同时也正是通过环境与经济手段的融合，调整了企业的发展方向，为企业未来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商机，提供了无穷的动力。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统计，目前在我国境内上市的公司超过1500家，总市值超过23万亿元。在发达国家，资本市场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已逐渐为资本市场从业者所认知，并引起其环保观的变革。然而，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环境准入机制尚未成熟，上市公司环境监管依然缺乏，导致一些“双高”企业或利用投资者资金继续扩大污染，或在成功融资后不兑现环保承诺，环境事故与环境违法行为屡屡发生。如何是广大上市公司在环境经济政策指导下，提高自身环境意识，实施清洁生产，力争达到减排降耗的目的呢？
为此，企业要按照《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自觉规范自身环境信息的披露行为，主动、真实、准确和完整地披露信息。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应主动、及时地披露相关信息，接受广大社会公众的监督。应加强在日常工作中的环境管理，努力创建环境友好型企业。同时，要积极配合环保部门对其进行日常环境监管，保证污染治理设施正常运行，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更要重视并接受上市环保核查，对于被环保部门查出存在严重违反环评和“三同时”制度、发生过重大污染事件、不能稳定达标排放，以及核查过程中弄虚作假的公司，应吸取教训，按照环保部门的整改意见和整改方案进行整改。
环境经济政策前途光明
道路困难重重
“虽然中国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已基本形成，但并不意味着前途一片光明。”潘岳说，“要想把一项新政策真正落实到实处，必然要克服多重障碍，要有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否则就会中途夭折或者成为纸上谈兵的笑柄”。
坦率地说，环境经济政策面临的障碍一方面是部门之间、国家和地方之间环境与经济信息‘沟通不畅’。其主要原因是信息共享机制没有建立，使得政策制定缺乏基础信息，难以准确评估政策的实施效果。同时，相关基础研究也比较薄弱。尤其是对于需要禁止、限制、鼓励的产品、设备和工艺等，目前仍然缺少可供政策实施的配套名录以及相关标准，即使有也往往不能及时更新。特别是过去出台的各项经济政策较少考虑环境因素，导致这方面的数据储备几乎没有，对行业、产品环境损害的分析也几乎是一片空白，因此延迟了环境经济政策的出台实施。
另一方面是环保部门参与制定经济政策的能力和人员素质还不能够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我们人很少，在环境经济政策制定和试点上的投入严重不足，缺乏一支能长期跟踪并深入研究环境经济政策的专家队伍。缺少推进环境经济政策的激励机制，对于环境保护做得好的企业缺少鼓励性经济扶持政策，不能有效吸引企业自觉治理污染。还有的就是环境经济政策实践仍面临不少制度性、技术。因牵涉到各部门利益格局的调整，制度建设必然遭遇曲折和反复。
环境经济与政策篇9
关键词：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政策执行偏差过程模式视角政策执行环境
中图分类号：D625文献标识码：a
1.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在地方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中，环境问题日益严峻，虽然许多地方政府也认识到了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并出台了相关的环境保护条例，但许多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出现了偏差，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而关于环境政策执行偏差的原因，一些学者从不同视角进行了分析。韩涛认为，环境政策的制定关乎国家的生态环境安全，然而目前，我国专门对环境政策制定理论的系统性研究仍比较薄弱[1]。胡建华认为，我国的环境政策执行还存在问题，如政府和公民环境保护意识差、环境政策执行机构权力配置偏弱、执行主体职责不明、执行手段和原则固化硬化以及执行偏差的矫正存在缺陷等[2]。梅献忠认为，在我国的环境立法和政策中，虽有不少关于公众参与的规定，但缺少有关公众参与的方式、方法问题[3]。李建友认为，如何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共生，是当今迫切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4]。
现阶段的相关研究，一方面侧重于全国范围的环境政策执行研究，对于不同地方不同背景的具体环境政策研究不多；另一方面侧重于怎样完善环境政策、如何创新政府对环境政策执行的管理方式以及运用何种工具增强环境政策执行的力度等方面研究，然而，这些方面的研究基本都是强调环境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部分环节，未能对环境政策执行的全过程进行系统的研究。t・B・Smith的过程模式理论是公共政策执行模式研究理论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理论模型，该理论认为政策本身、政策执行机关、目标群体和环境因素是影响政策执行的“四个变量”。
因此，本文尝试以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为研究对象，基于政策执行过程模式的视角，从政策本身、政策执行机关、目标群体和环境因素等方面对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进行比较系统的分析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探究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偏差的原因，为提升环境政策执行效果提供新的思路和路径。
2.过程模式视角下的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偏差及原因分析
环境政策执行是指环境政策执行主体在一定的组织机构内充分调动和运用各种能力与资源，通过一系列贯穿于资源与环境保护的相关活动及执行主体与目标群体之间的沟通与协调，最终将环境政策计划、方案、决定、目标转变为现实的实践活动过程[5]。因此，环境政策执行并非是一种单向流动，而是一种涉及执行主体和目标群体双向持续互动交流的过程。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偏差是指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效果达不到预期的积极效果，出现了偏差。本文根据t・B・Smith的过程模式理论，从政策本身、政策执行机关、目标群体和环境因素等方面对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偏差的原因进行分析。
2.1从环境政策本身看，地方政府环境政策具有滞后性
近年来，随着地方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地方政府面临的环境压力越来越沉重，环境保护任务也变得越来越繁重。但不少地方政府的环境政策制定却比较滞后，如国家为了适应当前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的实际需要，已经于2014年4月通过了《环境保护法》的修订案，而许多地方政府的环境保护条例却迟滞多年才出台。地方政府环境政策跟不上国家层面的环境政策发展步伐，环境政策明显跟不上环境问题的变化。环境政策的滞后性使得环境政策执行主体在执行环境政策时出现政策与实际情况不相符的情况，导致执行无据可依。
2.2从环境政策执行机关看，执行手段单一，执行机关的协调合作有待加强
环境政策的有效执行，既需要执行主体强烈的环保意识，也需要执行主体强有力的贯彻执行。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环境保护意识缺乏，环境政策执行手段单一，加上受到上级考核指标的影响，经济指标所占考核指标的比重比较大，即使知道某些项目的实施会带来一定的环境污染问题，仍会争先引进项目，甚至还会充当这些项目的保护伞，忽视公共利益。不少地方政府实际环境政策执行中，忽视法律手段、经济手段、行政手段、教育及宣传手段等执行手段的综合运用，往往采用行政手段来例行执行，这种执行手段施起来简单，成本也不高，但效果差强人意。
而且，环境保护涉及环保、国土、林业、农业、水产、安监、交通等环境管理部门比较多，环保行政部门对于环保工作起到总负责的作用，而其他部门则起到配合分管的作用。下级环保行政部门既受上一级的环保行政部门的领导，又要受当地政府的管理，由于上一级环保部门与当地政府工作的重心不一样，上一级环保部门只需把环境政策落实到位就可以了，然而，各地政府的工作重心却是要把当地的经济建设发展起来，这就使得下一级的环保行政部门在环境政策执行时左右为难，影响了环境政策的有效执行。环境政策执行机关的协调合作仍有待加强。
2.3从环境政策执行目标群体看，对环境政策执行主动参与和支持程度低
环境政策执行工作涉及的目标群体十分广泛，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目标群体是企业、公众及环保nGo。这些目标群体对环境政策执行主动参与和支持程度低，主要表现在：
一是企业违法成本过低，忽视环境保护。从企业的角度看，因为违反环境政策所受到的处罚远不及环境治理的成本高，所以理性的企业人会选择成本较低的一种方式，这就导致企业愿意缴纳罚款而不愿意真正地投入环境治理。
二是公众参与机制不完善。公众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管理是我国国家治理机制创新的一项重要举措，虽然公众在环境政策上有参与和监督环境保护的权利，有举报违反环境政策的权利，但是当前公众参与机制很不完善，广大民众很难了解到真实的环境情况，而地方政府没有搭建好适合公众表达自己诉求和建议的沟通渠道，再加上政府部门对公众的诉求和建议不能及时处理、反馈，导致信息交流不及时、不畅通等，这些都会阻碍到公众参与。此外，对于公众举报的事件，如若对政府的利益不利，这些举报就会被压制或无人处理，这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广大民众主动参与环境监督的念头。
三是环保nGo面临发展困境。个人参与环保的力量是有限的，但环保nGo参与环境政策的执行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容小觑的。环保nGo作为民间组织，它的组织成员来自于广大的人民群众，在宣传环保知识、调动公众参与环保活动的积极性上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环保nGo中有许多具有丰富的环保知识和经验的组织成员，这对环境政策的有效执行会产生一定的推进作用。但目前地方环保nGo仍然面临着官方介入程度过大、自利过小、资金短缺、环保专业人才素质有待提高等困境。
2.4从环境政策执行环境看，传统行政文化和唯GDp论政绩观等的消极影响
长期以来，我国行政文化中滞留着诸如、形式主义等消极因素，这些消极因素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环境政策执行人员执法的效果，削弱其合法合理的执行责任感。行政人员责任意识缺乏，执法意识与服务理念不够，都会导致他们看不到环境政策执行的重要性，以致他们在执行环境政策时，发生一些无作为的情况。
不少地方政府只重经济考核、唯GDp论的政绩观也不利于环境政策的执行。为了完成或者超额完成经济指标的任务，通常采用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这会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
3.过程模式视角下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偏差的矫正建议
3.1科学制定环境政策
当前地方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工作愈加严峻，为了顺应当下环境维护新形势的要求，提高环境的生态品质，更加有效地完成环境保护任务，开辟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当地方环境保护条例与国家法律的有关规定不尽一致时，应当按照法制统一的原则及时予以修改，提高地方环境政策制定与全国环境保护政策的衔接性，好让环境政策执行主体执法时有法可依。
3.2强化环境政策执行主体的环保责任意识，加大环境政策的执法力度
优良的生态环境提高了人类的生存质量，是公共利益追求的目标。公共行政官员必须致力于建立集体的、共享的公共利益观念[6]。因此，要开展好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工作，首先，强化政府主体的环保责任意识，让他们能够意识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对广大民众生活的重要意义，改变政绩考核方式，提高完成环境政策执行效果在绩效考核里的比例。地方政府主体要明确优良的生态环境是公共利益追求的目标，始终围绕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协同发展，关注生态环境问题，积极推进政府主导型的环境保护战略，保证公众的环境公共利益的实现；最后要转变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模式，坚决不走“边污染边整治”的错误道路。
环境政策执行机关不能一味地采取例行的行政手段，要采取多种手段加大对违法企业的执法力度。首先，对违反环境政策的相关企业，应当处以政策规定最高限的相关处罚；其次，对于污染严重的企业，不仅要采取经济手段对企业进行经济处罚，还应要采取法律手段对企业负责人追究法律责任；最后，对于屡犯的企业，应该加大环境政策的执法力度，采取相应的行政强制措施，如禁发或吊销排污许可证、查封或扣押企业财产等。
要加强环境政策执行部门的协调合作。环境政策执行是一种复杂、系统的过程，需要各个相关部门的高度协调配合才可以有效的执行。因此，要落实相关部门的责任，把环保工作以责任制的形式分配给每个相关部门，让环保部门对其他相关部门履行责任的情况进行统一的监督。同时，上一级环保部门应该要增强和当地政府主体的沟通交流，沟通不了的，上一级环保部门应该请求上一级的政府进行协调，把环保工作纳入到当地政府的考核体系中，并建立问责机制，强化环境政策的有效执行。
3.3引导目标群体参与环境政策执行
一是加大企业的违法成本。应同时对企业本身和企业内部实施违法行为的个人实施惩戒，利用双渠道的责任体系加大其的违法成本。这不仅强调了对企业本身的惩戒，而且也强调了个体对于违法责任的承担，对于个体具有更好的预警和震慑效果。
二是完善公众参与环境政策机制。政府部门要主动公开环保工作信息，让公众可以充分了解环境信息，了解本地区目前的环保工作情况，保证公众的知情权；其次，可以建立公众参与会议制度，公众选举代表出席相关环境保护工作会议，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通过完善群众参与制度和法律法规，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参与度[7]。最后，加大力度推进环境公益诉讼机制的建立，当环境政策执行相关人员无作为的情况下，公众可以向法院提讼。
三是积极培育环保nGo。地方政府应该积极鼓励和支持环保nGo参与到环境政策执行中来。首先，地方政府要肯定环保nGo的合法身份，给予环保nGo自主决定的权利。如果nGo的官方色彩过浓，民间性、自治性淡化，那么容易忽视或难以代表成员的利益和愿望，就会丧失必要的社会信任和支持，也影响了其社会参与能力[8]。因此，环保nGo可以承担的工作地方政府应该放手，并且给予环保nGo自主决定的权利。其次，要拓宽环保nGo的资金来源渠道。再次，地方政府可以帮助环保nGo培训环保专业人才，提高人员的综合素质，以应对现在越来越复杂的环境问题。
3.4摒弃不良的行政文化，改进政策执行环境
环境政策执行人员应该转变长久以来形成的官僚作风，摒弃传统的官本位思想。首先要加强责任意识的培养，树立科学的工作作风，提高他们的工作技能，从而更好的完成环境政策任务。其次，在环境政策执行中，要认真听取公民、环保nGo的意见与呼声，致力于完成广大公众提出的相关问题。
各地政府要转变发展理念，改变目前的经济建设方式，将粗放型经济建设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建设方式改变，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首先，要在保证经济发展的前提下依然保持着良好的生态环境，改进落后的生产方式，发展密集型产业；其次，要大力发展环保高科技行业，大力引进相关人才；再次，推行产业发展循环化，各地政府可以鼓励企业引进技术或加强技术的创造，提高对能源的循环利用。
总之，环境作为人类得以存在的载体，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人类21世纪关注的焦点。各级地方政府应转变依赖于引进污染企业和资源的过度开采消耗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从环境政策本身、环境政策执行主体、目标群体以及环境因素等不同维度深入分析了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出现的偏差及原因，通过科学制定环境政策、强化环境政策执行主体环境责任意识、引导目标群体参与环境政策执行、摒弃不良的环境因素等路径逐步矫正环境政策执行偏差，以不断提升环境政策执行效果，才能真正实现环境保护的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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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罗伯.B登哈特.新公共服眨悍务，而不是掌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环境经济与政策篇10
关键词：循环经济；发展；环境保护
中图分类号：D912.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我国经济每年持续高速增长,其中部分是以损害环境为代价的增长,如果以绿色GDp的概念来考核我国的经济增长,那么我国的经济增长将大打折扣。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自然环境污染、自然灾害和水资源短缺造成的经济损失累计相当于我国国民经济每年新增GDp的8%。中国经济面临着城市化加快、经济增长势头强劲并由重化工产业主导、就业压力巨大、资源供给短缺、环境污染总量增大等一系列挑战,资源和环境两大瓶颈凸现出来。到2020年,只有实现以GDp衡量的单位经济产出污染排放总量降低到2000年的水平四分之一以下,生态环境的产出效率提高到2000年水平的四倍以上,才能保证生态环境有所好转。这表明倡导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推进循环经济不单保证了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对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也是一个重大进展。
一、循环经济的涵义
循环经济(Recyclingeconomy)是指遵循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规律,重构经济系统,使其和谐地纳入自然生态系统物质能量循环利用过程,以产品清洁生产、资源循环利用和废物高效回收为特征的生态经济发展形态。
二、循环经济的操作原则
1、循环经济遵循“减量化”原则(Reduce),以资源投入最小化为目标。针对产业链的输入端---资源,通过产品清洁生产而非末端技术治理,最大限度地减少对不可再生资源的耗竭性开采与利用,以替代性的可再生资源为经济活动的投入主体,以期尽可能地减少进入生产、消费过程的物质流和能源流,对废弃物的产生排放实行总量控制。制造商(生产者)通过减少产品原料投入和优化制造工艺来节约资源和减少排放;消费群体(消费者)通过优先选购包装简易、循环耐用的产品,以减少废弃物的产生。从而提高资源物质循环的高效利用率和环境同化能力。
2、循环经济遵循“再利用”原则(Reuse),以废物利用最大化为目标。针对产业链的中间环节,对消费群体(消费者)采取过程延续方法最大可能地增加产品使用方式和次数,有效延长产品和服务的时间强度;对制造商(生产者)采取产业群体间的精密分工和高效协作,使产品---废弃物的转化周期加大,以经济系统物质能量流的高效运转,实现资源产品的使用效率最大化。
3、循环经济遵循“再循环”原则(Recycle),以污染排放最小化为目标。针对产业链的输出端---废弃物,提升绿色工业技术水平,通过对废弃物的多次回收再造,实现废物多级资源化和资源的闭合式良性循环,实现废弃物的最少排放。
三、发展与环保平衡视野下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路径
1、发展循环经济的思路
（1）宣传教育。要将循环经济知识和理念纳入各级各类教育内容，做到以教育影响学生、以学生影响家庭、以家庭影响社会，增强全社会的资源忧患意识和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责任意识，把节约资源、回收利用废弃物等活动变成全体公民的自觉行为，逐步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
（2）全员参与。全员参与循环经济，应该各司其职，政府以调控、引导、监督循环经济发展为主，辅以强力政策支持；企业根据政策安排和自身发展的需要，大力推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公众在消费习惯、生活方式上要融入循环经济理念，自觉参与构建循环型社会。
（3）试点推广。开展循环经济是一项系统工程，牵涉主体众多，处理的问题方方面面，且各类循环经济的实施即具有共性、又具有差异性。因此如何将试点阶段的经验转化为在全面展开阶段的必备常识，进而指导循环经济的实施显得尤为必要。要研究和推广企业、园区和区域循环经济的经验，探讨企业循环工业园区循环区域循环的协调与对接机制，创造多样的“人—自然—社会”三位复合系统内的经济循环形式。
（4）重点突破。选准循环经济的突破领域对区域循环经济乃至循环型社会的构建至关重要。在西部大开发进入新的阶段以来，可以充分利用我国大力开展以特色优势产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之机，在高新技术产业、优势资源产业、装备制造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等领域发展循环经济，提升特色优势产业发展质量。
2、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支持
循环经济政策体系一般应包括三个层面：基本政策、核心政策和基础政策。基本政策具有宏观性和指导性，核心政策直节针对具体产业而制定，基础政策是指为促进循环经济发展而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政策。由于各类政策的难易程度不一样，所有三类政策不可能一蹴而就，在不同的阶段各有侧重，当前重点可以在核心政策有所作为。
（1）环境保护政策。环境保护政策能够降低资源、能源使用过程中产生的环境风险，实现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利用。多年来，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率的经济增长方式一直难以扭转，很大程度上在于环境保护政策的制定、落实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环境保护政策方面，可以实施环境立法、环境计划与指导、环境监督等政策措施，制定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提高建设项目环保准入门槛、淘汰污染严重的工程和项目、提高污染严重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2）循环经济产业政策。通过实施循环经济产业政策,有利于向市场传递明确的信息，引导资源流向，扶持和促进符合循环经济发展要求的产业部门发展。完善的循环经济产业政策体系包括产业结构政策、产业技术政策和产业布局政策。循环经济产业结构政策主要在于促进资源的充分利用，对环境破坏比较大的产业进行规制，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循环经济产业技术政策重点扶持循环经济发展所急需的重点技术、核心技术；循环经济产业布局政策则以生态平衡为标准，推动区域产业布局趋向合理。
（3）技术支持政策。充分利用我国高校、科研院所技术攻关实力较强的优势，完善“政府主导、企业主体、产学研联动”的技术研发体系。采取多种措施促进循环经济短缺技术、关
键技术、先进适用技术的发展。我国目前正处于向工业化中期迈进的阶段，这一过程加速城市化和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必造成大量的污染，消耗大量的能源、原材料，因此，在整治城市污染源、工业污染源，高耗能企业的节能和资源综合利用、废弃物产生与利用领域等方面，时间紧迫，需要政府立即重点扶持、及时引进和开发技术；在矿产资源开发、再生资源回收与利用等领域，采用“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支持策略，通过政策引导企业从事研究和开发。同时，加强国内外循环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积极建立循环经济信息系统和技术咨询服务体系。
（4）经济支持政策。经济支持政策包括预算补助金支持、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在预算补助金支持方面，对节能技术开发、废弃物再利用技术开发、环保技术开发给予补助金制度；在财政补贴与支持方面，实施循环经济技术开发补贴；在税收方面，对再资源化设备的引进与投入采取特别折旧、固定资产税、公司所得税等优惠政策，并实施特别税等方式扶持循环经济的发展。
综上所述，实施循环经济并非一朝一夕,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方见成效。应加强循环经济的宣传,加快相关立法并制订相应的鼓励政策和措施,积极支持在不同层次开展循环经济的实施;结合实际情况和要求,用其理论来指导经济发展的实践,并使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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