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金融危机篇1
［摘要］在回顾此次经济与金融危机的基础上，总结公共部门为遏制经济与金融危机所采取的各项措施；介绍各国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为了确保经济的持续复苏，在经济体框架中可能采用的新规则和新机制；论述经济与金融为了适应新时期的发展需要进行的一些深度改革。
［关键词］经济与金融危机；经济复苏；经济治理；金融治理；金融体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F014.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833(2011)06-0003-07
一、引言
全球经济与金融危机引发了人们对金融的基础及其背后意识形态的质疑，人们开始重新审视银行和金融体系在全球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引领作用。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脱节已经显示出金融体系的局限性，而这种局限性的起因是市场无视经济积累模式的演变和追求利润的无限增长。当下经济与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及其在国际上的迅速蔓延，更加凸显了国家调控的重要性。国家既是经济与金融活动的管理者，也是经济与金融活动的参与主体。国家应维护经济和社会的根本平衡，促进经济和社会持续、平稳发展。当前的经济与金融危机表明，在世界经济和金融越来越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背景下，单个国家企图阻止这场撼动了全球化经济之根基的经济与金融危机在本国发生是不切实际的。经济与金融危机还揭示了建立一种新的全球治理的必要性。新的全球治理包含全球经济治理和全球货币与金融治理。全球经济治理旨在缩小衰退的持续时间和范围；全球货币与金融治理旨在预防或者限制经济与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并消除未来再发生更严重经济与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为此，国际社会应开展大量的协调或协商工作，以便对经济与金融危机实施监控，并采取相关措施减小经济与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然而，尽管当前国际上出现了经济复苏的趋势，但复苏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而且金融体系与大量正在流通的不良金融产品相关，这就使得金融体系具有潜在的或实际的债务危机，因而金融体系存在动荡的风险。实际上，这些债务危机已经开始在多个国家中显现。政府为消除经济与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而采取的救助计划，导致不良负债从私有部门转移到公共部门。这些计划还大大增加了公共支出的数额，并带来了新的问题，例如公共债务以及为促进经济发展所必须做出的各种艰难抉择等。
本文的第二和第三部分是在回顾此次经济与金融危机的基础上，总结公共部门为遏制经济与金融危机所采取的各项措施；第四部分介绍各国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为了确保经济的持续复苏，在经济体框架中可能采用的新规则和新机制。
二、金融危机的起因
2007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其中包括国际结构性失衡、银行与金融体系功能失常、复杂金融产品（如衍生品和结构性产品等）的发展不受约束。这场金融危机损害了实体经济，但却让中介机构和投机者从中受益。
发达国家由于有世界其他国家支持其财政赤字，因而在财政政策上选择长期赤字。再加上，由于使用复杂的金融工程能使金融风险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分散，这些国家的公共支出稳步上升。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利用本国有利的经济条件，实施持续的低利率、低通货膨胀率来支持其“过度乐观”的增长。这种经济增长主要是依赖虚拟经济，而不是依赖于那些真正创造财富的生产、服务环节。低利率产生了更大的金融债务和投资意愿，尤其是增加对房地产和金融衍生品的投资热情，这导致了资产价格的不合理上涨。在房地产领域，美国房屋价格1996年―2005年的增长率高达90%，其中2000年―2005年的增长率为60%。低利率也导致了投资者不惜成本追求收益的趋势。这一趋势也促使旨在满足不同类型投资者和金融、经济主体需求的复杂金融产品的创新和开发。过多的资金流动性致使很多公司高估了市场吸收风险的能力，引发了公司管理者对业绩的盲目追求，也导致了金融机构之间的激烈竞争。
随着美国的一个高盈利、充足信贷投放时期（尤其是1993年至2006年期间）的告终（以房地产景气结束、次贷市场崩溃为标志），人们开始质疑金融机构和银行设计并实施的复杂债券化产品。金融危机首先影响到对冲基金和银行金融机构，之后严重地冲击了资产和股票的价值，并大大降低了公司财务状况转好的可能性，因此也影响了物质生产和贸易服务等实体经济，导致了这次经济与金融危机。这次经济与金融危机波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其影响范围目前还没被完全认定。不断蔓延的经济与金融危机是由四大恶性循环造成的。第一，资产价格下跌促使资产所有者出售资产，因而资产估值持续走低；第二，金融机构蒙受的损失损害了其融资能力，使得资产贬值加剧；第三，金融体系功能的衰弱使经济增长率下降，反过来经济增长率下降又削弱了金融体系功能；第四，经济增长率降低对劳动者就业产生了负面影响，并进一步使得商品需求下降和经济增长走低。全球经济与金融危机对很多经济和金融主体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银行，它使得许多银行濒临破产。
2009年全球GDp缩水2.2%，全球贸易额下跌近14.4%。这使得很多国家失业率升高，财政预算赤字居高不下。能否解决这些问题取决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共有的紧张局势能否得到缓解，这种紧张局势形成的部分原因在于公共支出的增加及财政收入的减少。
三、公共部门采取的措施
各国可以根据各自不同的国情，灵活采用各种刺激经济的措施，如降低利率，调整资本额，向银行、金融和工业机构注入流动资本，实施行业整合政策以及运用恰当的预算和金融政策推动经济增长等。
（一）货币类措施
为了恢复经济和金融主体的信心，确保银行业的资金流动性，金融主管部门为银行提供了多种帮助。例如，2008年9月7日美国中央银行投入约2000亿美元解救美国房屋抵押市场的两大巨头（房利美和房地美）。另外，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很多中央银行通过降低利率来确保金融从业机构能够以优惠的条件重新筹措资金。各国中央银行采取的主要措施有：一是降低利率，其目的是保证金融从业机构在市场上积极地重新筹措资金；二是通过养老金向银行网络注入资金，此举主要是为了恢复金融从业机构的信心，保障银行业的资金流动性；三是购买一部分银行资产，包括在金融危机背景下高风险的不良资产。总的来说，各国中央银行在确保本国银行和金融体系免于崩溃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然而，实施这些措施所需的资金大部分是借助于造币。因此，在各国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曾经被银行持有的不良资产替代了中央银行的传统资产，大部分债券成为安全资产，这对各国中央银行的信誉产生了很大影响。
（二）预算类措施
很多国家政府运用了预算工具，例如在经济领域采取重要的扶持措施，并开展针对银行和金融机构的纾困计划。其中，美国的保尔森计划主要为银行和金融体系提供援助，援助金额高达7000亿美元。类似的还有德国政府划拨了近5000亿欧元的预算，用于扶持计划中的金融市场部分。一些旨在结束经济衰退、推动经济复苏的财政刺激计划也得以实行。大部分刺激计划将贷款作为融资的主要渠道，这些刺激计划涉及多个行业，尤其是受到经济和金融危机直接冲击的行业（房地产和汽车等行业），而且大大提高了帮助私有部门摆脱危机的公共投资金额。
一些国家政府还将金融机构收归国有。例如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aiG）的国有化比例为80%，美国财政部对其注资更是高达850亿美元。另一个例子是一家规模位列英国前八名的银行已经部分转为国有，其市场价值约500亿英镑。各国采取的财政与金融措施初见成效，经济开始出现复苏迹象。主要经济体（如美国、日本和新兴国家）在2009年的后期开始走出危机。但很明显，预算类措施大大扩大了各国的预算赤字。2009年，G20国家的赤字占GDp的7.9%，而2007年则不足1%。相对新兴国家而言，这一现象在发达国家尤为突出，2007年发达经济体的赤字平均占GDp的1.9%，而2009年则高达9.7%。希腊等国的赤字也在2009年急剧上升，达到GDp的12.5%。各国主要通过借贷来弥补预算赤字。低利率刺激了借贷，这主要是因为投资者倾向于公认比较安全的政府债券。结果，各国越来越深陷于低利率的债务，而偿债也保持着经济、金融危机前的水平。这使他们产生了错觉，以为能维持高借债能力，而不用担心影响到财政；同时也使政府遭受了债务和偿债增加的风险。2010年，由于高债务水平和预算赤字带来的不信任，在希腊与2010年4月的欧洲平均水平相比，利率几乎提高了450个基本点。、西班牙等一些欧洲国家，这种风险变成了现实。市场和评级机构对希腊等国家债务水平进行评估后，认定其为加剧贷款拖欠的主要因素。这些国家债务水平已经达到临界值，并且还将在未来几年继续攀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G20国家债务额的GDp占比已由2007年的62%提高到2009年的近75%。这一趋势在发达经济体中尤为显著，二战以来一些国家首次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况。为此，在市场的压力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实施了财政紧缩计划，以便能降低预算赤字和公债水平，实现宏观经济基本平衡，重振市场信心。但是，这些措施也可能导致需求减少，影响经济复苏乃至各国内部的社会平衡。
从分析财政和金融主管部门采取的不同措施可以看出，市场的自我调控功能随着全球金融与经济危机的爆发而黯然失色。私有部门在危机管理方面的能力以及市场经济的种种优点都遭到强烈质疑。因此，在对金融、经济领域进行调节、控制的过程中，国家干预正在回归。
四、需要进行深度改革
2007年全球金融与经济危机爆发至今已有三年多，但危机仍然是热点话题，并继续给全球经济带来不确定性。危机的起因是大规模贷款和投机性投资，这揭示了国际金融体系的功能失常已经十分严重。金融市场不加约束地发展，导致了实体经济严重不稳定。事实证明，市场自我调节的信条是错误的，而且对全球经济极其有害。战胜危机、重振经济并解决威胁着许多国家（欧洲、墨西哥、日本等）的债务危机，始终是各国、各地区乃至全球层面的重要议题。
为了恢复信心、重新发展经济，各国运用了大量的预算和货币措施，并提供了必要担保。同时，各国还采取措施以加强对银行业的管理，削弱投机效应，强化金融监管，改善金融方面的国际协调。以美国为例，美国正在进行银行和金融体系改革，一项新的银行和金融业法案2010年7月21日，美国总统颁布了多德-弗兰克法规。得以通过。这项法案旨在对主要的金融从业机构采取新措施，实施更严密的监管，以防范危机。新措施包括以下方面：一是设立新的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及整合各监管机构，以预测全球危机和投机性泡沫的发生。二是严格限制银行和对冲基金业务，使银行资金无法用于开展与其给客户建议相反的操作。三是规定金融机构中高层管理人员的薪酬。四是建立补偿基金，以应对未来的银行危机。该基金由银行提供，而不是来自国家预算。五是强化对衍生品市场的监管，主要途径是建立对场外市场（otC）的清理和管理机制。六是拓展对评级机构的监管。七是更明确地划分储蓄银行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等。
目前实施的多种措施取得了一系列成功，带来了全球经济的轻微反弹世界银行在2010年6月的经济展望中预测，2010年和2011年的全球经济增长分别为2.7%和3.2%，同时强调复苏十分脆弱，不排除2011年危机复发的可能性。。然而，再次发生类似危机的威胁仍然十分明显，这值得关注。例如，金融体系中现存的大量不良资产（其中很多由中央银行持有）；多个国家面临的债务危机（有可能转为社会与经济危机），无力偿还债务的国家可能面临新的银行与金融危机等。对各国政府而言，进一步深入分析和反省，制定更全面、连贯的方案以应对现有和未来的挑战与风险已经刻不容缓。经过深刻反省，国际社会必将在新的制度与组织规则约束下，在确保可靠和可持续的前提下，重新定义银行和金融体系。我们要做的就是全面审视这一行业中各主体的作用，并检查约束其业务活动的各项规则。各国通过强化公共部门监控等方面的作用和能力、深入分析和防范危机以及开发有效的可操作工具，可以最终实现这一目的。
为实现金融与银行体系的一致、可靠、公平，并且保障这一体系以合理的费用为各个经济主体提供融资，各国和国际层面推进金融与银行体系的改革势在必行。为确保金融与银行体系改革的成效，各国需要在密切协调和磋商的基础上完善这一体系中的国内和国际框架的所有组成部分。同样重要的是，各项行动的落实必须做到协调、渐进、有序。
（一）银行体系的作用
需要牢记的一点是，银行的固有功能是接收客户的存款，并使之增值（客户可以是个人、养老基金―保险机构或者经济、金融机构等）。银行的作用还包括在存款者和投资者之间以及不同公司之间充当中介，配置资源、提供资金。也就是说，银行为创造附加值的经济活动提供资金。尽管如此，随着金融业务的发展，人们发现银行除基本业务外，引入的新业务逐渐成为主导。银行并没有将其业务限制在为经济主体提供资金，而是转向了咨询和市场投资等新业务的开发，并积极参与各种市场活动。显然，这不利于银行行使其基本使命――为市场和实体经济活动提供资金。银行开发或推广销售的新产品（衍生品、债券化产品等等）越来越复杂。此外，它们还逐渐为金融从业机构（例如对冲基金）提供了过多的资金，而这些金融从业机构的基本使命是以牺牲银行的固有责任为代价，追求投机和快速增益。通过证券交易，贷款存在风险的银行得以向其他金融从业机构分散风险，这些贷款因而转化为有价证券。风险的分散是全球金融危机的源头，金融危机首先影响了金融从业机构，而后逐渐波及整个经济。对此，通过严格的规则来监管并控制银行资源（也就是储户的资源），确保银行管理下的储蓄安全，就变得越来越必要。其他一些措施也可用来监管银行行为，例如修改贷款资格标准，确保资金的合理利用，从而维护储蓄者及整个社会的利益；严厉打击内部交易；确保账簿管理的透明度及财务清单的可靠性。从这些方面讲，银行体系应该严格安排，杜绝不透明的记账和数据记录。这些措施的实施能限制小团体暗箱操作，从而打击垄断和减少任人唯亲的现象。除此之外，这些举措还能使对冲基金的一些不当行为收敛。这是因为之前的做法会使得个人、资本所有人乃至整个国家都面临着巨大危险，从而影响到经济福利和整个社会发展。自从此次金融危机之后，银行系统前所未有地急需重新获得公众的信任。要做到这一点，银行体系就必须划清储蓄银行、对冲基金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界线，明确各个机构组织间的权利和责任。重振公众对银行的信任还需要加强银行监管，强化公共管理部门的职能，限制甚至取消替换产品（诸如结构性产品，衍生品等），并保持各个部门间的关系分明。
(二)金融市场的作用
金融市场，尤其是股市在保证资产流动性和资金周转流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市场在整个金融体系中比重的增加孕育出不少金融大亨，他们将自己的规则和条件强加到不同的经济活动者乃至整个国家身上。股票交易价格的演变必须依赖于公司的实际经济状况，而不仅仅是市场及其参与者的热度。经济实体间的价值交换也应该反映真实的资产价值，而不是投机或一些理论模型得出的结论。与之相类似，一家公司或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不应该被投机者的臆想所左右，而应理性客观地分析自身金融情况及偿债能力。在一些体系中，个人主义取代了集体利益而占据上风。我们必须让这些破坏分子不再起作用，从而使这些不利因素从银行体系中逐渐消失。因此，建立一个更加透明、理性、全面的分析机制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这一机制将考虑到问题的方方面面，从而提供现实情况的客观评估和对风险的准确预测。从这一方面看，我们采取措施，至少可以减少金融及经济的主要风险因素。为此，相关国家机构需要大力控制纯粹的投机行为，杜绝避税天堂。此外，各国金融市场还需要强有力的国际金融监管，以监视可疑对冲基金的流动，以此保证银行和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三）信用评级机构的作用
由于信用评级机构能够给整个金融体系带来巨大破坏，我们必须以客观、职业、独立、负责、中立的态度重新审视信用评级机构所扮演的角色。通过此次危机，我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这些机构不仅不能只作为私有部门的一部分而存在，也不能继续享有封闭、不透明、无需监管的特权。信用评级机构必须通过管理、规划和整治，明确信用评级机构的特定职责和角色定位，避免利益集团游说，保障储蓄者的经济安全。回顾过去，我们发现，对次级投资评级的陡然巨变也是这次金融危机的导火索之一。因此，我们有必要着重分析在某一投资产品发展过程中所涉及的一些机构间存在的显而易见的利益冲突，而过去信用评价机构对他们进行的评级往往过于宽容。最后，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在希腊爆发的债务危机一部分要归咎于整个国家债务评级的下降。这一降级加剧了投资者的不确定性，因而大大提高了公共债务的利率。简而言之，评级机构应由公共权力部门、专业机构及与这两种利益攸关方存在联系而又独立组织托管。成立公共管制或监控机构对评级方法做出考评，这一做法也会进一步保障评级行为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四）国家应发挥的作用
国际层面不均衡的不加以控制的交易和其他金融活动导致了危机的持续发展。因此，各国需要建立一个结构性的强化机制，以遵循新的逻辑，摒弃教条和旧式思维，发挥好整个社会和国家各个组成部分的功能作用。金融危机突出了国家的基本职责，国家不仅作为市场行为和金融体系的监管者，而且是经济复苏的主导者。政府出资救市，不仅挽救了银行和金融机构，还对一些重灾行业和个体提供资金支持。基于此，政府扮演的角色之重要以致其成为公众利益的唯一捍卫者、个人和所有经济参与者的权利职责维护人。为保障市场上众多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持久和谐，发挥政府调控职能就变得越来越必要。我们需要政府及公共机构加强其监管职能，以保证国家、地区乃至国际间能协调好各方利益，统筹发展。为此，各国政府需要大力开发人力资源，发展相关机构，建立健全组织框架，成立合格的相关法律部门，所有这些部门的协调发展将为经济良好运行打好坚实基础。除此之外，国家还应该保护那些在共享财富方面做出努力的部门。这种做法旨在保证社会和谐，打击一心只想快速获利、不公平致富而不顾及他人和社会的投机者。金融稳定只有通过透明的制度和公正的运作才能实现，因为透明和公正能创造价值，实现利润的合理分配。要充分实现这些目标，就必须达到经济、银行、金融机构，尤其是社会所有阶层的真实、平衡发展。这一发展的最终目的在于控制人力资本的不确定性以及弥补生产行为的不可预测性。这种不确定性和公信力的缺乏只会造成社会混乱、不公正，人们紧张、彼此冲突及缺乏安全感。因而，金融体系就不能担当起为经济和社会建立先进的可持续的组织构架的重任。国家、社会团体和金融专业人士必须确保作为经济支柱的金融不仅仅是投机者和权势阶层的工具。相反，资源分配应该取决于公司、企业家在创造财富，提升产品或服务的附加值方面所起的作用。这一财富的获得应该有利于经济发展效率的提高，使参与各方得到公正的收益，而不是扩大行业间、社会地位和收入方面的差距，因为这些差距是不安定和紧张局势的罪魁祸首。有教条说经济自由不可挑战，如果这只是因为其创造性和在资源利用、价值形成最大化上所起的作用，那么事实上对市场和自我管理给予的过度自由反而会毁坏经济自由，导致危机。这种破坏作用不仅局限于某一特定行业，还会蔓延到经济生活的各方面乃至整个社会。因此，正如公共权力部门之间一样，经济领域也存在着制约和平衡。国家在经济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并不意味着干预经济，相反，经济自由依然是不变的主旋律，个人和其他经济活动参与者可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国家具有一定的可操控范围是为了更好地保证经济活动高效有序进行，满足各方面利益需求。这种做法还有利于财富依据个人的努力进行合理分配，从而创造真正的价值，给国家、经济、社会带来一定的稳定，促进社会自信、公正、稳固、和谐地发展。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影响范围之巨大充分显示了国家在维护经济稳定、恢复经济参与者信心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有需要，政府就必须建立管制体系，采取干预措施来纠正市场失灵。因此，政府必须成为经济活动中的楷模，这种楷模作用是通过良好地管理国家及各个公共领域体现出来的。
（五）建立国际管理机制的必要性
国际社会正在就如何更好地监控金融体系、对其相关风险做出评估和管理达成广泛共识。的确，金融全球化使危机得以迅速蔓延到全球金融体系。这也凸显了建立新的全球治理的必要性。它能通过一场经济联合治理来缩短危机持续时间和规模，也能应用一场财政和金融治理来预防，至少减小未来危机的破坏力。假设金融不稳定性会在全球范围内造成影响，那么一国的规章制度要符合多边国家的规定也合情合理。这一做法会防止公司避开那些制度严格的国家和地区。实际上，避税天堂就是国际金融体系不透明的一项重要考量因素。国际金融体系的不透明使银行、金融、经济和整个社会体系疑云重重，充满不确定性。避税天堂的存在使得众多跨国公司轻而易举逃避产地国或所属国的征税。当前国际金融规章中的不少条目都基于一个理念，那就是与完全独立的国家管理机构进行自愿协调，以使自身免受政治干预。因此，通过认真分析、仔细挑选所建立并运作的新国际金融体能产生较好功效，因为它能监管、评价大型跨国银行、金融投资基金和信用评级机构的行为，从而以国际公认的制度准则来充分评估这些机构的运转情况。尽管建立这种监管机制是正当合理的，但想要把所有方案转化成现实却有不小难度，尤其是因为它需建立一个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高效、可靠的全球体系：(1)强制性多边协议，为商业和投资银行、机构性投资者（养老基金，共有基金，对冲基金，财富基金等）、评级机构制定一套适用规则；(2)各国政府承诺通过国家管制机构实施这些规则；(3)单边或多边机构共同负责规则的实施情况，并对违反者做出惩罚。
事实上，规则是否得以实施取决于各国政府做出承诺的能力和意愿。这就需要国际社会提高协调合作水平，建立管理机构。这一机构的建成能极大地提升信息搜集能力、政策分析和制定水平，从而防止危机发生，促进国际银行和金融体系更加安全可靠运行。
五、总结
这次全球经济与金融危机对不同国家的影响不一，这主要是因为它对相应国家银行和金融体系造成的危害程度不同。危机涉及范围甚广，至今全球经济复苏仍然存在着不确定性。我们也看到，许多金融机构在危机面前往往以市场调节的盲目性、滞后性为借口将责任推给社会和公众。他们会强调说政府部门也经常以全球化为挡箭牌，替其不作为辩护。
为了走出危机，各国政府及国际社会目前采取的措施都势在必行。这些政策措施也必须在透明、负责的基础上实施。建立相应的问责制度，以恢复公众对经济的信心，这对所有经济和社会活动参与者（公司、跨国集团、金融机构和银行、养老基金等）都至关重要。因此，这次危机也为我们创建新的金融体系和全球经济提供了重要契机。这一新体系有利于我们吸取经验教训，因为它有助于全面衡量生产过程中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巩固加强政府作为战略法规的制定者和评估者以及均衡经济、金融、社会和政治势力的保障者的作用。在全球化和经济相互依赖的大背景下，政府应该在风险监管分析方面扮演更积极的角色。经验还告诉我们，公共力量也应在国际协调、磋商和合作方面发挥作用，与此同时充分考虑各方利益，竭尽所能促进经济、社会、环境和人的共同发展。这次危机让我们重新思考了国际金融架构，它需要各方在金融业管理规则、国际金融会计准则和金融交易处理方面展开更紧密合作。其目标就是加强市场的一体化程度和稳定性。
最后，我们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就是以人们和生产活动的需要为基准制定出一系列行业标准和规则，并确保它们有效执行，使金融市场透明、公正，因为这些准则是一个健康的全球经济的基石。
GlobaleconomyandFinancialCrisis
ahmedelmidaoui
(moroccoauditCourt,CityofCasablanca,morocco)
translatedbyXUFei1DinGYue2
（1.SectionofinternationalCooperation,nanjingauditUniversity,nanjing211815,China;
2.DepartmentofinternationalCooperation,officeofaudit,pRC,Beijing100037,China）
经济与金融危机篇2
在美国，房地产金融机构违规放贷，还贷人因各种原因不能和不想还贷，后导致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紧接着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最终引起的金融风暴。金融风暴蔓延全球，演变成全球性金融危机。这个过程发展之快，数量之大，影响之巨，可以说是人们始料不及的。大体上说，可以划成三个阶段：一是债务危机，借了住房贷款人，不能按时还本付息引起的问题。二是流动性的危机。这些金融机构由于债务危机导致的一些有关金融机构不能够及时有一个足够的流动性对付债权人变现的要求。三是信用危机。就是说，人们对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金融活动产生怀疑，造成这样的危机。然而，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激发了世界经济长期积累的“症状”一一恶化，例如，增加了国际资本流动和汇率变化的不确定性；降低了短期通货膨胀压力；加剧了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势力；加大了发达国家通货紧缩风险。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一个本质性的问题———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过度放纵的模式有碍于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也佐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法摆脱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和商品供给过剩与购买力缺乏之间的矛盾。仔细察看危机爆发每个细节，我们易于发现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深处就已经潜藏着暴发这类危机的基因，简单地说，金融危机出现是资本的本性所决定的，资本本身的贪婪自然地引导出宽松的货币政策，长周期的金融管制以及法律漏洞。这些问题也将势必引发美国房地产市场的资金链条断裂和以美元为国际货币全球资金安全性下降。无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受到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是也给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必要的和严峻的警示———我国法律制度很不健全，因此，加强我国立法薄弱环节的建设紧迫而必要。例如，金融经济领域的立法无论在宏观和微观层面都显得强度和力度不够。倘若金融经济领域的法律健全就能有效地防控金融经济风险，减轻国际金融危机的毒害。因此，如何通过科学地立法达到有效地防控金融经济危机的毒害，是一项急需而必要的战略性课题。
二、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和金融立法的警示
1．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警示
金融危机有助于我国认清国际金融规则，提高我国在国际经济金融领域的权重，也有助于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下面从三个方面作相关论述：
①促进完善的金融体系建设。在美国，所谓的金融危机是指以银行、保险公司、中司为主要代表的金融企业出现严重的资金问题，例如，筹措资金困难、不良贷款增加、资金流动性差等等。这危机也延伸到我国银行业，因为我国银行业握有美国的按揭证券化产品，而且这些产品种类齐全和数额巨大。由是观之，我国有必要高度重视宏观经济政策的风险，积极与国际银行业保持联系，对其相关制度的修订要表达自己的意见。其实，这样还有助于消化我国银行业发展不失衡现象，提振银行业。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监管无论在制度还是执行力度方面都有必要进行具体的强化和提高，以求防止非法牟利。由于当前我国经济开放度不高，所以对西方世界的经济金融“病毒”略存抵抗力。但是，我国改革开放继续深化，寻求完善健全的金融制度和监管势必长期存在，而且是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问题。
②加强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金融危机出现说明金融衍生产品并不总是如人所想的那样有利于经济发展。金融衍生产品(derivatives)是指其价值依赖于基础资产(underlyings)价值变动的合约(contracts)。合约分有两类———标准化的和非标准化的。标准化合约是指其标的物(基础资产)的交易价格、交易时间、资产特征、交易方式等都是事先标准化的，因此这类合约大多在交易所上市交易，如期货。非标准化合约是指以上各项由交易的双方自行约定，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如远期协议。金融衍生产品的共同特征是保证金交易，即只要支付一定比例的保证金就可进行全额交易，不需实际上的本金转移，合约的了结一般也采用现金差价结算的方式进行，只有在满期日以实物交割方式履约的合约才需要买方交足贷款。因此，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具有杠杆效应。保证金越低，杠杆效应越大，风险也就越大。由是观之，金融衍生产品主要用于规避风险，但当交易不当时，风险就变得出乎意料的巨大，而且这种风险会不断的传染。从这次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来看，由于金融机构监管不利，过度发展金融衍生品。金融衍生品有着巨大的传染性，美国的金融衍生品所积累的风险就像“蝴蝶效应”传遍全球，我国也受其影响。目前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产品单一、交易方式古板，缺乏规避风险和价格发现能力。在此时，我国不健全的金融衍生品市场会让国际投机资本的有机可乘，出现风险，发生危机。因此，创造出合乎国情的金融衍生产品和更新监管制度，使我国金融衍生产品与实体经济保持相关的一致，降解潜在风险。
③调整经济结构。由于历史和国情的原因，我国经济长期是依赖于低人力资源成本和劳动密集型发展战略而赢得快速的经济发展，并且是浓烈的外向型经济。然而当今国际金融危机袭圈全球，使得我国经济的外向特色必须转变，对出口的依赖度必须下降。这是经济发展方式改变，更是经济发展理念的转变，也是民族自信的伸张。具体地说，今后，我国经济需要从“出口拉动型”转变为“内需拉动型经济”，依靠本国国民消费的增长来带动。
2．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金融立法的警示
①深化金融监管立法。首先，转变观念。事实证明，市场并非万能，所以监管必须存在。目前，我国由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各司其职，然而这“一行三会”能否胜任，有无纰漏值得深思。其次，明确权责，落实问责。金融监管机构的权责不明和独立性不强的现象急需更改。对于金融监管机构和人员渎职失责应当采取问责手段，以示惩戒。
②建立金融市场的风险预警机制。从这次美国次贷危机发生来看，对美国房地产市场持续繁荣抱有盲目乐观的预期激促出次贷危机。这也警示着金融投资不可能无视风险的存在，因此，对投资市场风险的辨识能力有助于预防和消除不必要的金融市场的风险和保护投资者的权益。由此可知，建立金融市场风险的预警机制的重要性在于保护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利益，有助于本国金融市场和投资者信心的稳定。
③构建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机制。美国次贷危机部分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市场失灵。因此，促进我国金融市场和证券市场相关而必要信息公开透明有利于投资者和机构准确预判风险。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机制应当包涵信息披露的原则、标准、内容、方式、手段等。具体的披露方式众多，如网站监管规则和信息、出版定期公报、编制和公布年报、定期举办新闻会等，其中如实年报是多数国家法定义务。
三、此次金融危机引起我国涉外金融法律关系的新变化和对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建议
在金融危机之际，我国政府在关注国内经济发展的同时，还当与各国保持联系与合作，以获得相应的资助，并且能够共同探讨应对经济发展之策。合作和助益表现有以下几点：
1．边贸合作增多，有利于经济复苏
合作范围扩大能吸引丰富的投资，对各国经济发展都较强刺激力量。如东盟10+3创意就很好。经贸合作的目标就是要达到无障碍与双赢。因此，我国在应对金融危机时期，边境贸易应当有所突破。第一，由单一边贸方式向综合边贸合作方式发展；第二，由单边实施建设转向双边共建；第三，由单一机制改为多重机制；第四，努力搞好双边的产业对接，由产业间合作向产业内合作发展。也就是说，通过创新边境经贸合作的方式和机制，来加快边境地区的经贸合作，由边疆地区的“中介效应”向“集聚效应”转变。
2．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共同探讨解决之策
金融危机袭卷全球之后，我国积极参与基金组织资金交易计划，把我国已认缴的份额资金作为救助的交易基金，以助一些需要资金渡过难关的国家与地区。还有一些国家希望我国政府能够购买他们政权债券或者向我国内发行人民币债券，这想法不错，也正处于积极研究当中。其实，在危机之后，我国已经积极地购买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多边开发机构的债券，以帮助某些国家渡过危机难关。
经济与金融危机篇3
关键词:金融危机;经济结构;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就业
一、前言
金融危机,可以定义为起源于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及至整个世界金融市场的动荡,超出金融监管部门的控制能力,造成金融制度的混乱,其主要表现为所有或绝大部分金融指标在短期内急剧的超周期变化,其结果是,金融市场不能有效地提供资金向最佳投资机会转移的渠道,从而对整个经济造成严重破坏。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共发生过金融危机150多次,其中影响较大的有32次,几乎每一次金融危机的发生都给世界经济带来不同程度的打击。2008年,美国的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简称“次贷危机”,是指由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动荡引起的金融危机,下同)的全面爆发引起了世界金融市场的动荡。
简单的说,“次贷危机”是随着美国利率的上升,尤其是短期利率的不断提高,次级抵押贷款的还款利率也大幅度上升,从而使购房者的还贷负担不断加重,同时在房价持续下跌的情况下,购房者依靠出售住房或抵押住房进行再融资变得十分困难,这种局面直接导致了借款人不能按期偿还贷款,进而引发危机。次贷危机从2006年春季开始逐步显现,2007年8月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次贷危机的爆发导致相关金融产品价格的大幅下跌,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投资银行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并进而引发了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这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使各国经济面临严峻考验,以美国和欧盟为代表的国际市场消费能力下降,进口大幅萎缩,直接导致了全球经济出现萧条甚至衰退。虽然中国目前始终未全面放开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资本管制,使得次贷危机通过金融渠道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比较有限。但是,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本身对外依存度较高,经济发展结构不均衡,因此,这次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今后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可低估。
二、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
中国作为世界新兴经济体之一,不可能在这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中独善其身。目前,金融危机已经影响到了中国的实体经济。
从宏观上看,中国作为一个外贸依存度高达60%的开放大国,这场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直接表现为出口增长放缓。这一点目前已在中国经济运行中有所体现。就在刚刚过去的2008年,中国进出口额增速结束了从2002年开始的连续6年超过20%的高速增长,进出口总额仅比上年增长17.8%,对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出口增速出现全面回落。伴随金融危机的深化,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额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呈现急剧下降趋势。国内的经济低迷也导致进口需求不足以及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降导致进口额急剧下滑。受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以来中国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增速明显放缓,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不少外向型中小企业面临困境。
2009年1-2月,进出口状况仍然趋紧。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1-2月同比下降27.2%,其中出口下降21.1%,进口下降34.2%。进入3月份,进出口总值、出口和进口同比分别下降20.9%、17.1%和25.1%,虽然下降势头有所放缓,但形势依然严峻。
金融危机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还远不止外贸方面。中国目前拥有近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总量位居世界第一。在这近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有7000多亿美元表现为美国的国债。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之下,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不断下降,目前已经接近于零。还有一些以公司债形式存在的外汇资产,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收益也呈现出不稳定的状态,甚至出现了风险。所谓“覆巢之下无完卵”,其他一些如中司的投资,也已出现巨额浮亏。
在微观层面上,显而易见的是中国那些严重依赖外国市场的产业和企业肯定会受到非常不利的影响。这里面包括玩具等基本上依靠国外市场生存的企业,也包括纺织业等在相当程度上依赖外国市场的企业。而中国那些依靠资本市场的行业情况也十分严峻。如美国的房产市场不景气,中国的钢铁产业就很受伤,据称,目前中国钢铁产业闲置的产能已超过一亿吨。
以上还只是一些静态的情况。实际上,动态来看,金融危机对于我们的影响要大得多。因为金融危机对经济的影响是全面的,比如对行业的影响就会导致失业,进而影响到投资与消费。这种相互影响,很有可能把整个社会经济拖入下降的轨道,带来全面性的衰退。
这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演变到今天,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仍在加深,外部经济环境何时企稳、何时走出颓势尚难预料。整体经济环境的低迷与趋势的不明朗导致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国际市场需求的萎靡不振,而外需萎缩恰恰是影响中国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增长的最主要因素。从近期发达经济体失业率上升、德国与日本出口大幅下降、美国私人储蓄率上升的情况看,中国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不确定性依然较大。与此同时,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投资保护主义、金融保护主义等种种不良倾向由蠢蠢欲动到逐渐抬头,对中国促进经济复苏的努力也构成了消极影响。
三、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
中国经济面临的关键问题是长期的结构调整,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形势更加严峻。危机的发生是突然的,但中国经济结构存在的问题是由来已久的。许多人把目前的经济困难归因于金融危机。实际上,金融危机只是加重了中国的经济困难,而不是导致经济困难的唯一原因。中国的经济结构的确存在着不合理之处,也早已采取措施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
中国早期的经济增长是靠大量的资源投入来驱动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又转为实施出口导向战略,用出口需求来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支持经济的高速增长。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方面做了巨大的努力,提出了由粗放型增长向以效率提高驱动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然而,经济结构调整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涉及到新技术、新市场的开发,更涉及到就业市场的稳定。中国经济中存在的种种不合理问题至今仍未得到根本性改变。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打乱了我们既定的经济结构调整的步骤,一些原本兴旺上升的行业形势大变,企业不断破产,失业人数尤其是农民工暴增,迫使我们不得不逆转政策导向,保就业、保增长,推迟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
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一直是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两大难题。中国经济的内部失衡,主要表现为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投资在中国GDp的比重从改革开放初期的30%左右提高到现在的45%左右。高投资率造成了消费不足、有效需求不足、劳动者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提高过慢和收入差距拉大。外部失衡则表现为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的双顺差使得中国外汇储备大量增加。经济失衡导致货币供应量激增和流动性过剩。例如,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房地产投资浪潮,中国的老百姓从房地产的按揭贷款里逐步理解并接受了超前消费的理念。巨大的需求将房地产价格不断推高,使这些未来虚拟资金进入到社会经济中。外部失衡和内部失衡使得中国的金融体系中存在着大量虚拟财富。当受到冲击时这种气泡破灭,继而出现了流动性短缺。2007年,沪深两市股指到了最高点的时候,总市值达到33万亿。之后股价下挫,现在只剩下不到10万亿,20万亿的股市价值蒸发掉了。宏观上是这样,微观上也是这样。一个基础很好、现金流充足的企业,突然发生资金链断裂,会传导给其他相关联的企业、行业,于是就发生了金融危机。
由美国次贷危机造成的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正在慢慢浮现扩大。这是一场灾难,但对处于变革中的中国来说,这也是一次难得的进行经济转型的机会。应当指出,即便不存在世界金融危机,中国也面临着经济体制转型的难题,所谓“长痛、短痛迟早要痛”。危机既是“危险”也是“机遇”。中国如果能够在世界金融危机影响下抓住机遇,加快推进经济调整和改革,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国的经济发展必将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实现经济长远的持续平稳增长。
四、应对世界金融危机中国经济的调整思路
中国经济经过30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中一个举足轻重的力量。中国经济能不能够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一个不但关系中国自身的兴衰,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世界经济和政治的今后走向的世界性问题。为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世界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已经适时地推出了以“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为主线的经济政策,尽量减轻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不良影响,确保中国经济继续平稳较快增长。
对中国来说,经济增长保持平稳较快的速度尤为重要。我们每年有几百万新增大学生要就业,农村还有不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公共事业、民生问题有很多历史欠账要还,没有一定的增长速度,这些事情都无法得到解决。当前,受世界金融危机加剧和世界经济增长明显放缓的影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在这一非常时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尤为重要。
保增长的关键是要解决市场需求不足的问题。扩大内需是使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平稳快速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的内需潜力是十分巨大的,这一点是世界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但是中国有着特殊的国情。例如,美国一直是靠内需拉动经济的,居民的储蓄率低而消费率很高,这已经是其根深蒂固的习惯。与此相反,中国的居民长期保持很高的储蓄率和很低的消费率。中国的经济增长多年来主要靠出口和投资拉动。面对当前的国际经济危机,美国只有靠减少进口和减少居民的消费来度过难关,所以众多的中低收入居民生活陷入困难。但是,中国正好相反,由于出口下降,拉动经济只能靠刺激国内消费。
扩大内需的关键是提高居民个人消费占GDp的比重。按照支出法计算GDp,包括消费(包括私人消费和政府消费),投资(房地产和非房地产投资的固定资产投资、库存调整),以及净出口(顺差)三大部分。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平衡其表现之一在于经济增长过于依靠投资和出口,中国的投资一直居高不下是造成个人消费水平偏低的主要原因之一,导致消费在GDp中的比重不断下滑。也许我们可以以韩国、日本为例,将此解释为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但与这些国家不一样的是,中国投资比例远远高于这些国家40%左右的比例,同时在消费的构成中,政府消费构成比重过大,居民消费率则远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据摩根斯坦利的一份报告称,作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的中国,其个人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约为35%,而美国约为50%。中国的消费在其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在“世界各大经济体中可能是最低的”。世界银行发表的2007年世界经济发展报告中指出,虽然自从1998年以来,中国一直致力于启动内需,但是消费占GDp的比重一直以每年一个点的比重在下降。中国目前的消费率不仅低于美国的70%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印度的50%-60%水平。在中国政府两年4万亿元的刺激经济方案中,通过大量增加国内投资的方式扩大内需,很可能是几年稳定经济的着力点。但如果消费不能得到有效刺激,两年后中国GDp的结构将更加向投资倾斜,投资占GDp的比重很可能超过50%,跨入世界最高的行列。
导致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工资、劳动者报酬、居民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偏低。劳动者报酬和居民收入在GDp中的比重过低,致使有货币支付能力的购买力不足。长期以来,中国实行以国有经济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实施以速度为中心的赶超战略和片面的工业化战略。与此相适应,一方面实行高积累和高投入的政策,另一方面实行国民收入分配向国家、工业、城市倾斜的政策,例如低工资、“剪刀差”、低收入、低消费的政策,以及城乡隔离政策,等等。由于时间过长、力度过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情况的变化,造成了城乡居民收入比重偏低和消费需求不足的累计效应。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收入水平绝对地说已经大大提高了,但是,居民收入的绝对增长很不平衡,特别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显著扩大。这就出现了一个比重足够大的低收入阶层。因此,虽然中国当前的居民储蓄存款有14万亿元之多,但绝大部分储蓄存款来自极少数富裕阶层,而他们是因为没有其他更有利的投资机会和投资形式而储蓄,这部分储蓄即使释放出来也主要是转化为投资,而不是消费。就绝大多数城乡居民来说,储蓄倾向的难以加大主要是经济不景气和缺乏社会保障的结果。
全面提高中国社会保障水平,是中国扩大消费措施的一个重点。要尽快实现各种社会保障全覆盖,较快实现城乡社会保障统一标准,较快提高各种社会保障的保障标准。通过全面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使全体国民“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居有其所、困有所助”,以完善的社会保障解除国民消费的后顾之忧,激发国民的消费潜力。
促进就业,鼓励创业。就业是居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来源。要建立“市场主导就业、政府促进就业、个人自谋职业”相结合的就业机制,对可以大量解决就业问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要大力扶持。促进服务业发展,利用服务业就业弹性大,受经济波动的影响小,能够吸纳各种不同素质的劳动者就业,劳动密集、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并存的特点,发挥服务业在吸纳劳动力就业方面的独特优势。要加快调整投资结构,对就业带动作用大的投资项目,给予优先权或更加优惠的政策,促进其发展;鼓励各种非盈利、非政府组织发展,开发公益性就业岗位;努力解决每年500万-600万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不断加强对农民工的就业技能培训,促进农民在非农领域就业,尽快提供再就业岗位以使倒闭企业员工和被裁减员工得到安置,确保社会稳定。
五、结论
世界金融危机凸显了中国经济结构中存在的问题,这既给中国经济带来挑战,同时也为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带来了机遇。克服危机的思路也正是中国经济进一步改革和发展的路径,只有促进就业、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和居民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才能真正拉动消费,消费在GDp中比重的提高,才能真正实现扩大内需。内需的扩大可以弥补出口的受损,带动经济进入新一轮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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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金融危机篇4
关键词：金融危机 新凯恩斯主义 政府干预危机原因
中图分类号：F65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70(2009)07-016-05
一、父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凯恩斯主义将经济学一分为二，即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经济学的教学也划分为微观课程和宏观课程。学生首先学习亚当·斯密(adamSmith)“看不见的手”和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定理，而在接下来的宏观课程中，他们则被告知各种市场失灵以及政府在纠正这些失灵中所扮演的角色。微观经济学家批评宏观经济学家，认为他们缺乏严格的理论基础；而宏观经济学家则谴责微观经济学家沉迷于不现实和不适应的理论之中。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之所以不完全令人满意，也正是因为人们希望对该理论某些核心假设做进一步解释，尤其是价格和工资的黏性。通过两种方法可以把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重新连接起来。宏观经济学可以引入微观经济学，反之亦然。新古典经济学选择了第种。这种方法的支持者试图从理性、企业和消费者的最大化行为等基本原则出发，来推导经济加总的动态行为。这个学派意识到了经济动态在理解宏观经济运行中的重要作用，以及预期在形成经济动态中的核心地位。另一种方法则尝试将微观经济理论引入宏观经济理论。为表述方便，学术界将其称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出现主要是应对70年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面临的理论危机。在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曼昆和罗默参考某一特定理论对下面一组问题的回答来判别其是否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问题1，此理论违反了古典二分法吗?即货币是非中性的吗?问题2，此理论是否认为经济中的实际市场不完全性是理解经济波动的关键?在主流经济学派中，只有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失业、信贷配给和商业周期等经济现象与标准微观理论的结论并不一致，新凯恩斯主义的目标就是发展能够解释这些现象的微观理论。如果考虑其最宽泛的内涵，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有很多分支，其中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对不完美信息和不完备市场的研究。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基于凯恩斯主义基本思想的，但新凯恩主义者意识到应该更为彻底地远离新古典主义的分析框架，并且应该对由信息成本所引起的资本市场的不完美性及其后果做更深入的研究。效率工资理论。资本市场的不完备，信贷配给以及对货币政策作用的修正观点是新凯恩斯主义的几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效率工资模型
效率工资是指劳动生产率依赖于工资水平。效率工资模型的基本假设是工人特征的相关信息不完美。工人的行为不能够被企业完全地观察到，因此，企业无法制订有效的合约来保证工人承担他们行为的后果。因此，劳动质量和生产效率(因而企业的利润)就有可能因为企业支付更多的工资而上升。同样，人员更替也会因为工资上升而减缓。正是因为意识到降低工资可能会降低生产效率，增加人员更替，从而减少利润，所以，企业面临大量失业时，并不一定降低工资。在这种理论中，市场上也有很多企业，企业之间是存在竞争的，但是至少在一定范围之内，企业是工资的制定者。如果瓦尔拉斯工资(出清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太低，那么，企业可以选择提高工资来增加利润。当然，效率工资，也就是最大化企业利润的工资，会因为经济状况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效率工资并不意味着工资水平一成不变，但却说明了工资水平为何不一定会降低到出清市场的水平。
效率工资理论解释了为什么工资不能出清劳动力市场。类似的模型也可以解释利率不能促使信贷的供给和需求相等的原因。更一般地，阿克洛夫和耶伦(985)指出，即使应该改变工资，企业也愿意支付额外的费用来保持工资不变。他们证明这种近似理性的行为给企业带来的利润损失很小，但是，社会成本却可能非常高昂。事实上，如果企业是风险厌恶型的，并且改变工资的后果存在某种不确定性，保持工资不变是完全理性的。
(二)资本市场的不完备
资本市场不完备起源于信息不完美。在企业经理人和潜在的投资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时，这种不对称会导致所谓的“股权配给”(equityrationing)。股权配给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意味着如果企业希望获得更多的资本用以投资或者增加生产，它们必须借入资金。即便它们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它们也会面临不可忽略的风险，包括破产风险。要分析企业行为，就必须关注企业是否愿意承担这些风险。企业生产资本不可预期的改变(比如存货价格的变化)可能会对它们承担风险的意愿有显著的影响。
(三)信贷配给
尽管有时企业对潜在风险的考虑降低了企业愿意生产的数量，但是，在其他时候，企业获得资本会受到限制，市场上存在信贷配给。资本供给者在面临过度资本需求时不提高利率的考虑和企业在面临过度劳动供给时不降低工资是相似的。原因在于选择效应(申请者的构成发生反向变化)或激励效应(借款者从事风险更大的项目)，提高利率可能反而会降低资本供给者的期望回报。
(四)对货币政策作用的修正观点
货币政策起作用时，它并不是通过调整个体持有的货币余额，而是通过影响信贷的可获得性来影响经济活动的。信贷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意味着如果某一家银行决定减少提供贷款，那么，市场上一定不会存在其他的潜在贷款提供者可以对这笔贷款进行完全的替代。货币政策当局可以采取某些措施来影响银行的贷款意愿(或者影响银行愿意贷款的条件)。当然，某些条件下，其他的贷款提供者可能会采取某些行为来抵消货币政策的影响，但总体而言，货币政策的作用不会被完全抵消。
二、当前金融危机产生原因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分析
资本市场的不完备是解释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的一个重要视角。新金融市场的自由化是新自由主义体制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上世纪30年代，鉴于929年－933年大危机的教训，罗斯福政府要求国会通过“证券交易法”，阻碍了金融机构与实体经济的联系，使美国经济的的金融化进展受到阻止。而在新自由主义体制下，美国经济的金融化过程明显加快，这也加剧了这次金融危机的产生和传递。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关注资本市场的不完备性，是观察和分析美国次贷危机产生和传递的重要视角。从美国的次贷市场和次级债市场以及金融衍生产品来看，都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首先，发放次级贷款的银行或公司与次级贷款借款人之间存在较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发放次级贷款的银行或公司不如借款人自己对其个人信用和还款能力清楚。其次，次级贷款被证券化后变成了次级债产品，次级债券投资者与出售次级债券的投资银行之间在次级债风险水平上存在较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最后，次级债券衍生产品的投资者与出售次级债衍生产品的投资银行之间也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可见，美国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的存在，是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
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就会产生道德风险问题。在这次次贷危机中我们会看到，这种道德风险问题，不仅仅集中在大型金融机构的高管人员身上，实际上几乎处处都是，包括借次贷的老百姓，向老百姓发放贷款的银行，从银行手里购买次贷证券的金融机构，乃至最大的金融机构，都存在着道德风险。换句话说，从最底层的次贷借款者，层层往上，所有的债务人和债权人都显示了特别强的道德风险问题，大家都不顾一切地举债，每一层金融机构都有特别高的杠杆率，债务杠杆程度空前之高，这也是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个重要原因。
美国政府为促进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以拉动美国经济增长。在连续多年房地产信贷需求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并不提高房地产信贷的利率，导致美国家庭负债大幅度提高。从2000年到2005年，美国家庭债务与可支配收入的比率从91.0％上升到120.0％。家庭负债与家庭资产的比率从13.3％升为16.9％，债务实际支付比率从12.6％升至13.7％(Dayidm.Kotz，2006)。过高的家庭负债对这次次贷危机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金融危机中若干经济现象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分析
(一)金融危机到来后大部分企业都选择推迟投资
在资本市场不完备的股权限制模型中，投资的波动要大干产出的波动。原因在于金融危机来临后，企业的财务状况恶化，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推迟投资是企业在财务状况恶化时，能够采用的所有降低风险的决策中成本最小的一个。如果由于需求冲击，企业财务状况恶化，那么，此时增加新的投资的边际成本，以及由此带来的边际风险会显著地上升。企业能够随时间积累资本意味着平均而言，此种风险会随着时间减少。因此，在金融危机到来后，企业的财务状况恶化时，推迟投资对企业会有好处。这与我们观察到的现实是基本一致的。危机到来以后，很多企业的老板都选择了推迟投资。
(二)在金融危机到来后，企业选择“减少雇佣员工的数量，但小减薪或小幅减薪”的策略
在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模型中，实际工资的确像现实中一样呈现出顺周期变动，原因在于企业财务状况恶化会降低劳动的边际产出(考虑到增加产出所带来的风险)。效率工资理论认为劳动生产率往往因为实际工资的上升而上升，结果削减工资对企业而言反而是不利的。高工资能够通过吸引高质量的劳动力，或者通过激励出更多的努力程度，或者是降低劳动替换率(从而降低培训和雇佣成本)来增加劳动生产率。效率工资的存在又使得工人在面临劳动需求变化时离开劳动力供给曲线。这导致就业水平较大变动，而同时实际工资变动较小，对短期调整而言尤其如此。这就是我们看到的，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广东，江浙等省份的企业大量裁员，造成大量的农民工提前返乡的现象。由于这些在岗的工人的工资水平本身就不高，所以，在岗的工人并没有被大幅降薪。因为这些企业的老板认为调整劳动力使用数量所产生的后果比调整工资(由于效率工资的原因)所产生的后果更加确定，那么，企业所进行的调整就更多地采用调整雇佣数量来实现，这是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可以解释的。
通过效率工资的方法所引入的工资刚性，能够像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假设名义工资刚性一样，在劳动力需求发生变动时产生出就业波动和非自愿失业。既然劳动力边际产出的持续性波动来自企业资产负债表的持续性变化，新凯恩斯主义预测失业是一个持续性的现象。与传统的隐性合同理论不同，效率工资理论至少部分地揭示了，为什么劳动力需求的减少，企业采取解雇而不是减少工作时间的形式。
(三)全球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在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内部，不同的流派一般采用两种不同的分析方法第一种强调现实市场经济与阿罗一德布鲁(arrow-Debrau)理想状况的最重要的区别是名义价格刚性(nomiRalpricerigidity)。他们认为，如果不存在名义价格刚性，那么经济就能够迅速地对它所受到的冲击进行调整，并通过这种调整来保证充分就业和市场效率。这方面的早期研究主要在于建立包含名义价格刚性的一般均衡模型。另一派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则重视凯恩斯的另外一个思想价格和工资灵活性的增加反而有可能加剧经济的衰退。这意味着工资和价格的刚性可能不是唯一或者是最重要的导致对标准的竞争均衡模型偏离的因素，也不是唯一与经济波动性相关的因素。很显然，新凯恩斯主义的上述两个分支对宏观经济的运行有着不同的看法。第二类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的模型包含三个基本要素，它们都是以信息不完全和不完全合同为基础。它们分别是风险厌恶的企业，风险厌恶的银行通过信贷配给(creditrationing)给予配置信贷资源的机制，以及包括效率工资理论和内部人一外部人模型的新劳动力市场理论。这些基本要素有助于解释为何灵活的价格反而会增大经济波动幅度并导致非自愿失业的存在。特别地，前两个因素能够解释为什么小的经济冲击会引起大的产出波动，而新劳动力市场理论则可以解释产出的波动是如何导致失业的(通过引起劳动力需求的变动)。风险厌恶的企业将会对任何与风险有关的行动都小心翼翼。
1 风险厌恶的企业
企业在这些不确定状况之下所表现出的风险厌恶特性是企业“资产组合理论”(portfoliotheory)的基础。在此理论中，在考虑到各种行动的风险(以及它们的方差和协方差)和期望回报的同时，企业选择合意的行动组合，这些组合包括定价、制定工资。雇佣工人，生产等。经济环境的变化总会导致企业采取某些行动。如果企业面临的需求曲线向左移动，那么企业一定会改变其商品的售价，或者改变生产的数量，或者增加存货的持有。如果其售价不变，那么就一定会有数量调整，反之亦然。
企业的行为会因为“手段不确定”和各种资产价值的不确定的原因，而受到它们自身对风险感知的影响，至少有三个因素可以影响企业面临风险以及它们承担风险的意愿。第一个是经济的总体状况。当这次金融危机到来后，全球经济进入衰退，企业对未来的发展前景很悲观，或者企业变得更加担心风险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第二个因素是企业的现金流状况。企业的流动性决定了为保持正常生产活动企业必须从外界借入资金的数量。企业的流动性还受其利润的影响，因为利润是生产剩余，因此小的价格变动就有可能导致利润、从而企业流动性的较大变化，在杠杆率高的行业尤其如此。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到来，金融机构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紧缩信贷，资本市场投资者缺乏信心，因此，企业的流动性会受到影响。同时，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导致一些产品价格下跌，进而影响企业的利润，从而也会进一步影响企业的流动性。第三个因素是价格水平的变动。因为几乎所有的债务合同都以名义量来记价，价格水平的变化将会极大地影响企业的流动性和实际净价值。这样，关于风险厌恶的企业理论就可以用以解释为何企业的供给曲线。以及社会总供给曲线一每个价格水平上所有企业愿意生产的产品数量一在衰退时期剧烈地移动。因为在衰退期，生产的风险增大，企业承担风险的意愿和能力下降。
2 信贷市场和风险厌恶的银行
经济学的最新进展揭示了在信贷市场上，信贷资源并非是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拍卖过程来配置的(出价最高的人获得贷款)。事实上，贷款提供者必须考虑贷款无法归还的风险。相应的机构，比如银行，必须对贷款申请者的资格进行审查，并监督贷款的使用。新凯恩斯主义者研究了信贷市场不完整性的后果，这种不完整性使得厌恶风险的贷款人通过将资产组合转向比较安全的项目来应对经济衰退。格林瓦尔德和斯蒂格利茨(990)引入风险厌恶的贷款提供者的分析框架。正如我们刚才提到过的受到股权限制的企业一样，受到破产风险威胁的银行同样会表现出风险厌恶的行为特征。银行的这种风险厌恶的行为会放大经济最初受到的逆向冲击，导致衰退程度更深，时间更久。本次金融危机起源于次级贷款和次级债，当银行认识到次级贷款的风险后，银行减少或停止这项业务的贷款，当银行认识到次级债风险严重后，就会减少对次级债的投资。当经济状况较差时，银行会认为提供贷款的风险增加，因为企业净价值减少，拖欠贷款的概率增加，企业承当风险的意愿也减少。这样，企业要获得贷款变得越来越困难，企业的流动性受到影响，最终，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受到影响，金融危机最终影响了实体经济。
某种冲击影响了企业的生产资本，即使是企业能够自由进入信贷市场，它们愿意借贷的数量也会因为它们承担风险的意愿而受到限制。借贷合同的约束力意味着随着可以获得的生产资本数量减少，在任何借款水平上的风险(破产概率)都会增加。因此，如果它们的生产资本数量减少，那么，企业意愿的生产水平也会减少(假设它们并没有承诺销售固定数量的商品)：而且，生产资本恢复到正常水平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个理论不仅解释了为什么无论是总量冲击(例如由于货币政策导致的不可预期的价格水平下降)还是部门冲击(比如不可预期的需求减少，或者石油卡特尔组织的突然成立)都会产生总量效应，最终使实体经济陷入长时间的衰退。
四、各国政府应对策略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分析
(一)应对全球金融危机需不需要政府干预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伊始，对于政府应不应该采取行动应对这次金融危机成为学术界和政界颇有争议的一个问题。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7因为新凯恩斯模型认为波动是无规则的和难以预料的，所以，他们不会积极支持政府试图“精确微调”的宏观经济行为。许多新凯恩斯主义者(如曼昆)接受货币主义者的旧凯恩斯主义的批评，也接受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提出的有关动态一致性的一些批评。政府为应对经济总量波动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采取自由裁定的财政和货币行动，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新凯恩斯主义观点。然而，由于市场的失灵，尤其是深度衰退的时候，绝大多数新凯恩斯主义者承认需要行动主义的政府采取某种形式的干预。例如，泰勒认为，虽然财政政策通常应该应用于长期目标如经济增长，但是“在特殊情况下，比如当名义利率降为零时”就有充分理由去明确地使用财政扩张政策。由于经济将来可能遇到的问题的不确定性，新凯恩斯主义者不支持货币政策的固定规则方式，这种方式是由弗里德曼及70年代的新古典主义均衡理论家如卢卡斯、萨金特，华莱士、巴罗等倡导的。新凯恩斯主义分析为政策干预提供了理论支持，特别是在持续的巨大冲击下，因为市场经济调整过程运作缓慢，政策干预成为必要。
这次危机开始时，以财政部为代表的美国政府，其政策在方向上一直摇摆不定，力度也相当欠缺，还有很大的随机性，但最终选择了政府干预主义。危机开始时，财政部置身其外，协调行业超级基金计划、救助贝尔斯登，后来放任雷曼兄弟破产，设立7000亿美元的不良资产救助计划。为避免经济衰退加剧和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美国政府相继又推出两大救市方案。财长盖特纳于2009年2月10日宣布了总额高达2万亿美元，核心为拯救深陷困境的银行的“金融稳定计划”。与此同时，经过多轮的辩论与协商后，美国国会于2月13日终于通过787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可见，美国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干预经济周期变化的力度是史无前例的。
这种新干预主义和传统凯恩斯主义本质相同，那就是在市场失灵时由政府出面，帮助市场恢复信心，恢复市场正常运作。但不同的是，它的干预建立在对市场经济深刻理解的基础上，旨在帮助市场经济更好地发挥作用，其手段也远远超出了凯恩斯当年的设想。例如，在危机冲击下，对若干主流金融机构实行部分国有化：在工会，债权人、企业管理层等各方之间斡旋，在企业重组破产这一微观层面上进行干预；通过印钞或发债等方式购买低质量的金融资产，以支持金融业的运行，从而降低社会的贷款成本。这种扩大到金融刺激以及部分国有化的做法，远远超出了传统凯恩斯主义的财政干预，这就是新凯恩斯主义的方法。
(二)财政货币政策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有效吗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也基本上认为增加政府开支会改变经济运行的结果，在经济萧条时期，货币政策的作用是有限的，工资削减也不是有效的，利用财政政策，增加政府开支应该是应对金融危机，增加就业，减缓经济衰退的有效举措。2008年11月5日召开的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当前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初步匡算，到200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当前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更加有力的扩大国内需求措施，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这是我国政府应对当前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思路比较一致。
在货币政策方面，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投资依赖于利率的程度，要小于对获得贷款能力的依赖，获得信贷能力的变化可能比利率的变化要显著得多。中央银行通过两种手段影响获得信贷的能力，一是通过银行发放贷款的意愿，二是银行发放贷款的能力。当银行没有储备，则货币政策通过影响银行发放贷款的能力起作用：改变限制条件。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支持货币主义者的如下观点：货币政策并不是主要通过利率机制发挥作用，利率并不是货币政策的良好目标。因此，通过调整利率应对金融危机的效果应该是非常有限的。如日本上世纪90年代经济泡沫破灭之后，不断降息至“零利率”的水平，仍无法诱发企业接受贷款进行投资，史称空白十年。利率太低时，人们宁愿持有现金，最后扩张性货币政策失去了作用。2008年底以来，美国的联邦基准利率水平已经接近于零，虽然我们还很难断言美国会陷入“流动性陷阱”，但通过零利率的货币政策不太可能让美国摆脱经济衰退。中国的货币政策仍有不少空间，政府促使银行扩大信贷的能力要大干西方国家。
新凯恩斯主义赞同凯恩斯主义者关于货币政策起作用的主要途径是它对投资和企业生产的意愿。能力所产生的效应。关于货币政策如何影响经济的具体方式，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货币主义者，凯恩斯主义者以及新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不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货币政策不是通过交易机制，而是通过信贷机制发挥作用。从2008年各国政府所采取的对策来看，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让商业银行迅速扩大信贷规模，提高银行发放贷款的能力来实现的，提高企业生产意愿和生产能力。从我国的情况来看，这次金融危机到来以后，政府也是通过扩大信贷规模来刺激经济，产生了比较积极的效果。
五、结论
我们认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关注资本市场的不完备性，是观察和分析美国次贷危机产生和传递的重要视角。对于在金融危机到来后，大部分企业都选择推迟投资，企业选择”减少雇佣员工的数量，但不减薪或小幅减薪“的策略以及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等方面，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都能进行较合理的解释。对于各国政府该不该干预，财政，货币政策是否有效等，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都提供了理论分析，而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也基本符合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参考文献：
经济与金融危机篇5
关键词:金融危机;挑战;机遇
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产生衰退性冲击,中国因其过高的对外依存度而未能独善其身。然而,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还是好的,因此,中国经济没有出现大萧条的严重后果。中国应认真分析金融危机的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牢牢把握危机中的机遇,把金融危机带来的压力变为推动改革的动力,增强对外部环境变化的适应力,加快结构调整,提升产业结构,促进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一、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挑战及其原因反思
金融危机愈演愈烈,蔓延全球,影响的深度不断扩大,并向实体经济延伸,中国经济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
(一)对外贸易迅速下滑
金融危机使许多发达国家进入经济衰退期,消费需求大量萎缩,对中国的进口急剧减少,中国沿海大量加工出口企业停产关闭。海关统计显示,2009年1-11月,中国对外贸易累计进出口总值19640亿美元,同比下降17.5%。其中出口10709.8亿美元,下降18.8%;进口8930.2亿美元,下降15.8%。累计实现贸易顺差1779.6亿美元,减少30.6%。沿海大量出口加工企业停产关闭,直接影响是这些企业GDp和税收的消失以及农民工失业返乡。间接影响是这些企业电力、原燃材料的停止和减少消耗,传导影响到其他生产、制造产业,造成各种原燃材料、产品的积压,价格下跌,进而造成其他生产企业的减产、限产、停产。原本是经济增长动力之一的进出口贸易反转为经济增长的主要牵制面,究其原因就在于中国贸易依存度较高,而高贸易依存度下的国内外经济关系难以持续,抵御国际经济波动的能力较差。再加上世界经济增速的放缓和不景气,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冲突不断,进一步提高了中国产品的准入门槛,降低了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加剧了外部需求下降的矛盾,对中国经济带来极大的不利影响。
(二)部分产业产能过剩矛盾凸显
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通过出口化解国内过剩产能的空间大大缩小,产能过剩的问题日益突出。以粗钢为例,2008年底中国粗钢产能6.6亿吨左右,目前实际需求仅为5亿吨左右,约1/4的钢铁及制成品依赖国际市场。据统计,2009年一季度中国24个行业中有19个行业存在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作用。市场配置生产要素,必然产生生产的无政府主义,导致生产过剩,这是体制的必然。另一方面是由于运行机制的作用。为调动地方抓发展的积极性,中国实行财政包干体制,各级各地分灶吃饭,迫于自身的经济利益,不得不千方百计加快发展,造成了一些项目盲目建设、重复建设。金融危机爆发前,这些过剩的产能通过外部市场得以化解,但是外部市场一旦疲软,产能过剩的矛盾立刻就反映出来,并迅速传导到其他产业和领域,使中国为过去过度依赖高投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付出沉重的代价。
(三)就业市场受到严重冲击
受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和外商投资的影响,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和就业不可避免受到冲击。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等青年劳动者是受影响最严重的就业群体。在这次金融风暴中,许多农民工被迫提前返乡。根据农业部调查,大约有15.3%的农民工现在失去了工作或者没有找到工作。除此之外,数以百万计的大学生就业问题也更加严峻。从供给方来看,中国2009年需要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约为710万人,其中包括应届毕业生的611万人和去年毕业而尚未就业的近100万人。从需求方来看,受金融危机和经济周期的影响,以企业为主体的用人单位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会有明显下降。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还将遭遇到更多的竞争威胁。
二、金融危机带给中国经济的发展机遇
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但透过危机,我们也看到其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发展机遇,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一)推动内需型经济改革的步伐
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中国经济发展的长远动力是内需,这是基于中国国内市场广阔、内需充足的国情而言的,也是美国次贷危机波及中国实体经济的教训而提出的。金融危机是对各国发展模式的挑战,高贸易依存度的经济抵御国际经济波动的能力差,中国对国际贸易的过分依赖已经严重扭曲了经济发展。之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之所以难以实现,主要原因之一是有外需拉动;现在,外需减少了,对中国经济提出了挑战,因此,我们要积极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增长由依靠出口和投资拉动转变为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从这个角度看金融危机对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具有促进作用。
(二)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金融危机的发生使生产效率低下的企业因为资金的短缺、订单的减少、价格的下跌和利润的下降而逐步淘汰,退出市场,促进了资源和市场向优势企业集中,加快企业战略重组。通过危机企业认识到要从根本上化解危机,必须转变发展思路,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升级,充分发挥科技对产业发展的作用,形成对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倒逼”机制,不断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发展具有广阔市场前景和资源消耗低、带动能力大、就业机会多、经济效益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并以此为重点加快以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低能耗、低污染为特征的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在最有影响、最有条件的领域率先实现突破。
(三)为海外并购创造机会
受金融危机的冲击,国外很多企业陷入经营困境,企业资产严重贬值。为缓解流动性短缺,金融或实体机构迫不得已大量出售资产以缩小规模,导致资产价格下跌,折现能力严重下降。中国企业要抓住这个机会,通过收购兼并扩大中国出口产品在技术研发、品牌和营销渠道方面的优势,大幅度地提高中国国内企业的技术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另外,中国国内能源资源短缺,借助这个机会走出去,获得更多的海外能源资源的勘探权和开发权,这对于解决中国的能源资源短缺问题,是一个难得的机遇。
(四)为引进高端人才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外一些知名企业纷纷裁员,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一些专业人员有可能流向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小的国家和地区。而近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在此次危机中受到的冲击较小,因此,面临着引进国际高层次人才的良好机遇。在这样一个国际环境下,企业引进人才并做好人才的战略储备,既可以享受充足的人才资源,又可以较大幅度地降低人力成本,为企业解决人才瓶颈制约因素提供了有利条件。
三、中国应对危机的对策分析
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形成巨大冲击,中国政府在应对金融危机取得明显成效基础上,更应着力把握由此产生的机遇,把调整经济结构作为主攻方向,更加注重以内需;把科技创新作为重要支撑,更加注重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把海外并购作为战略重点,更加注重提升出口产品的层次;把引进人才作为重要保证,更加注重劳动者素质的全面提高。
(一)坚持扩大内需,推动经济结构调整
内需主导型经济是与出口导向型经济相对应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是确保中国发展战略目标实现、提高中国经济增长效率、加快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改善中国经济发展外部环境的要求。因此,“要坚持扩大内需为主和稳定外需相结合,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以拉动经济增长。”在完善投资体制的同时,根据经济发展的趋势和消费市场的要求决定投资的方向、规模和结构,增强投资的针对性,提高投资的收益,从而实现经济的高效发展。
(二)依靠科技创新,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要从根本上化解金融危机,必须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更好地发挥科技对产业发展的作用,打造具有支撑作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一是加大研发的力度。加强国内企业的研发,组团发展,形成产业国家队;强调自主品牌的独立性,形成统一的产业体系营销品牌;尽量把产业链中附加值高的部分做起来,形成特色和优势,占据市场高端;想方设法把掌握世界领先技术的研发机构引进来,同时在招商引资时也要注重技术招商和产业链招商。二是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进一步提高新能源汽车等方面的研发能力;积极发展第三代移动通信、高速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产业,促进三网融合;加快发展信息网络、交通运输、节能建筑、航空航天、装备制造等方面的新材料产业以及生物育种、生物医药等生物产业,使新兴产业成为带动未来发展和参与国际竞争的主力军。
(三)抓住有利时机,积极推动“走出去”战略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中国需要以更加积极、开放的姿态融入全球经济。金融危机为中国企业走出国门、融入世界经济提供了绝佳机会。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投资的重点应关注两类对象。一类是海外金融机构的全球业务。中国金融机构缺乏国际化经营经验,金融掌控能力相对较弱,应采取参股方式,吸收海外金融企业长期积累的品牌、人才、技术等方面的投资价值。另一类是实体经济中的优良资产。重点包括对中国产业发展关系较大的高新技术、能源资源、先进制造业等,增强中国产业的创新能力和可持续生产能力。为此,国家在政策上需要制定相关制度,为企业争取各种发展机会,积极推动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走出去,从人财物上给予协助,解决走出去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从长期看,这也是绕开各种贸易壁垒,变被动为主动,减少对出口过度依赖的一种解决方案。
(四)拓宽就业渠道,积极引进高端人才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外需疲软,企业面临破产、倒闭的境遇,对于劳动力需求的迅速降低,各级政府应积极采取有效措施,稳定劳动力需求。一是发挥政府职能,增加就业机会。在公共资源配置和政策指引上,要允许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存在,鼓励和支持有利于扩大就业的产业发展。二是鼓励自主创业。国家要进一步加大创业扶持力度,在市场准入、税收优惠、融资渠道等各方面给予适当政策支持,优化创业环境,通过鼓励创业带动就业,实现最大化就业。三是引导返乡农民工参与新农村建设。积极引导返乡农民工参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解决农村供水、用电、修路等突出问题,提升农村基础设施水平和公共服务能力,有效促进返乡农民工在当地就业。同时,要积极把握金融危机带来的人才“抄底”机遇,积极向海外引进高端人才,将先进的管理理念、劳动技术带到企业中,提高企业整体的竞争实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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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史振华,卢燕平.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与对策[J].改革与战略,2009(7).
经济与金融危机篇6
20世纪以来主要金融危机回顾
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
因美国股票市场投机过度导致股票暴跌，引发1929～933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使得全美证券贬值总额达到840亿美元。危机期间，美国抽回了大量对德国的投资，通过资金链的传导作用，引发德国经济崩溃。受累于英国在德国的大量投资，英国也被推入了金融危机的深渊。这场危机重创了全球，使得各国生产出现严重衰退。
危机爆发的原因在于：一是贫富差距加剧了借贷消费，使得消费品市场过度膨胀发展。当借贷消费放缓并受阻时，一方面导致消费品生产减少和生产过剩，引发社会购买力不足；另一方面投资锐减，造成资本过剩。二是投资者对经济前景的看好并不反映在实体经济中，而是表现在股票市场上。银行信用助推了股市繁荣，至1929年，道琼斯指数从75点上升至最高的363点，上涨了4.84倍。股市泡沫高涨加速大量资金撤出再生产部门，转向更高回报率的证券投资领域。三是金融创新加快和金融监管不当。危机前，美国投资者只需支付10%的保证金就可以购买股票，余额由其经纪人支付，增大了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金融监管部门没有对危机期间的银行倒闭采取干预措施，使得银行业出现倒闭―挤兑―倒闭的恶性循环。美国金融监管部门对有问题的金融机构救助迟缓助推了这次危机的蔓延。
1982～1983年的拉美债务危机
20世纪60年代，许多拉美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国内经济，举借了大量外债。但由于资金使用、制度约束等多方面因素限制，债务资金并没有提高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反而造成了还本付息的困难。1982年8月,墨西哥政府宣布无力偿还到期的外债本息，请求国外银行准许延期，遭到拒绝后，墨西哥政府宣布无限期关闭外汇市场的汇兑业务，暂停偿付外债等措施，引发市场恐慌，爆发了债务危机。随后，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等拉美国家也相继因债务问题陷入危机。
危机的主要原因包括：一是两次石油危机推高了国际油价，拉美国家对石油进口依赖性很强，而石油价格的上涨又会增加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水平。二是拉美国家私人银行贷款增速很快，超过了政府和金融机构贷款的增速；短期和长期贷款结构不合理，短期贷款比重增长迅猛，而中长期贷款比重大幅下降；此外，贷款利率大多采用固定利率，增大了利率风险。三是因为国际金融市场风险压力增大，国际信贷紧缩，美国实行高利率，加重了拉美国家的债务负担。
1987～1992年美国储贷危机
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房屋市场价格得到了逐步修正，同时，美联储加息造成了银行贷款违约率持续攀升，引发了对美国经济影响深远的储贷危机。储贷银行本质上是通过赚取存贷利率差进行运营的，但是由于美国80年代初期升息步伐加快，投资者纷纷将定期存款转投到货币基金中，增大了银行资金压力。而银行又面临着短期市场利率持续走高，长期贷款利率不变的利率错配状况。80年代美国还允许储贷机构开展商业贷款和消费性贷款业务，增加其获利能力，同时放松了对房贷授信条件以及风险管理控制，储贷银行还开展了投资不动产等活动，增大了储贷银行的经营风险。
导致储贷危机爆发的原因主要有：一是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后，美国实行单一银行体制，法律禁止金融机构异地设立分支机构，迫使了大多数银行只能服务于相对狭窄的区域市场，不利于银行业分散风险，使得银行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区域性经济发展的影响。二是银行业内部监控机制不健全、过度信贷扩张，超出了银行控制范围。美国银行在80年代的过度信贷扩张，酝酿和集聚了进入风险。三是外部金融监管不力。美国的不同监管机构在监管理念、资本金要求、市场准入、处置措施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缺乏相应的风险管理措施，增大了市场的道德风险。允许实际已经破产的储贷机构继续经营，增大了储贷机构在新竞争环境中破产的概率。
1990～2003年的日本银行危机
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金融机构放松了对企业贷款的审查，发放了大量房地产抵押贷款，促成了日本股市和房地产价格暴涨，集聚了严重的房地产泡沫。银行也因管理不善积累了大量坏账，加上金融监管当局监管和改革的滞后，经济泡沫最终在1990年破灭，造成90年代日本银行危机爆发。危机恶化了日本经济环境，监管当局没有及时地控制风险，使得银行危机升级恶化，促使日本经济严重衰退，走上经济衰退增大银行坏账这种恶性循环的道路，加快了日本金融机构的倒闭风潮。
1992～1993年欧洲货币体系危机
东德和西德的合并增强了德国经济。虽然德国马克在欧洲货币单位中的份额不变，但由于马克对美元升值，使得马克在欧洲货币单位中的相对份额不断提高。马克币值变化对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经济就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英国、意大利的经济发展缓慢，需要实行低利率刺激经济发展，而德国因合并出现巨额赤字，如果实行低利率则会引发通胀，德国和其他欧共体成员的经济矛盾不断加深。德国在1992年6月将其贴现率升至为8.75%，随即市场上出现了抛售英镑、里拉抢购马克的投机性攻击，致使里拉和英镑汇率大跌。尽管欧共体放宽了汇率目标区的中心汇率浮动宽幅，但仍挡不住市场的投机性攻击，造成了区域性的货币危机。
造成危机的主要原因如下：一是从经济环境来看，美国为刺激经济复苏，采取降低利率手段。大幅度利率差使得市场投资者抛售美元，买进马克；而期初德国东部经济增长缓慢，德国股票市场资金转投马克，导致马克汇率大幅上升，引发了欧洲汇率机制长达1年的动荡。二是欧共体各成员国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协调，不同国家采取不同的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从根本上违背了联合浮动汇率机制的要求。危机造成马克币值坚挺，英镑、里拉等币种贬值，导致英镑和里拉被迫退出欧洲汇率机制。
1994～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
墨西哥在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后采取了多项经济改革措施，使得经济取得了较快发展，但引进巨额外资为它1994年发生的金融危机埋下了隐患。当美国提高利率时，墨西哥比索面临巨大的贬值压力，加上国外投资者对墨西哥经济发展前景缺乏信心，大量抛售比索抢购美元使得墨西哥陷入了更深危机中。危机迅速地传染到整个拉美国家，甚至波及到了欧洲、亚洲国家。
墨西哥再次发生金融危机是因为：一是进口大幅增加，耗费了墨西哥大量外汇储备；在解除资本管制后，盯住汇率制度的隐性“汇率保障”吸引了大规模私人资本流入，虽然弥补了墨西哥经常项目逆差，增加了外汇储备，但这些私人资本流入后，主要投机在有价证券上，而这些资金具有极强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二是民间投资严重不足，投资主要流向不动产、商业和金融市场，产业发展极不平衡；快速私有化进程迫使大量国有资产流失，国家调控经济的能力受到严重削弱，经济结构失衡问题突出；生产性投资不断下降，推动了投机性投资膨胀，经济泡沫现象严重。三是国内政治冲突以及国际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墨西哥发生的一系列暴力事件动摇了市场投资者的信心。美国利率提高和经济恢复造成墨西哥经济环境恶化，引起大量资本抽逃。
1997～1998的亚洲金融危机
1997年2月至5月，国际投机资金对泰铢进行投机攻击，泰国国内银行出现挤兑事件，泰铢兑美元跌至当时10年来的最低点。泰国财政部长辞职加剧了更大规模的投机狂潮，迫使泰国央行放弃1984年以来一直实行的固定汇率制度。而由于东盟各国经济发展存在很大的相似性和相关性，在投机者的投机攻击下，菲律宾比索、马来西亚林吉特也宣布贬值和放宽浮动范围。随后东南亚各国货币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贬值。资本净流出增大使得东南亚危机国家外汇储备下降，国内利率暴涨，约束了流动性和增大了债务还本付息的困难。
以下是导致危机的重要原因：一是东南亚国家大多采用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但是这些国家的进出口结构不合理，使得它们的汇率制度更容易受到美元对日元、美元对其他欧洲货币变化的影响，增大了货币当局的调控难度。二是银行对私人部门和企业信贷的持续快速增长，使得资产负债率大大超过了国际平均水平，由于缺乏完善的内控机制，泡沫经济破灭后，增大了银行的不良贷款金额。三是因缺乏新的主导产业，大量资金转向投机与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集聚了大量金融和房地产泡沫。四是东亚各国对国外银行债务额巨大，且短期外债居多。但是国内银行对企业所拥有的是按本币计价的中长期债权，巨额外债期限的不合理搭配，增大了东南亚国家外债面临的外汇波动风险。
1998～1999年俄罗斯金融危机
1992年初，俄罗斯实施“休克疗法”进行经济改革，但却造成了俄罗斯国内生产连续降低，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1997年才有所改善，但生产增长的幅度仍然很小。俄罗斯在1996年开始对外资开放，市场投资者看好其金融市场，严重的投机使得股市和债市纷纷走高，俄罗斯的股市涨幅惊人，集聚了大量泡沫，完全有别于当时亚洲各国股票市场严重受挫的表现。
危机爆发的原因在于：一是经济政策失误。俄罗斯的经济政策中采取了激进的“休克疗法”造成恶性通货膨胀，而财政紧缩又导致了流动性不足，投资大幅降低，最终造成经济长期衰退和政府偿债能力不足。二是经济结构发展不合理。俄罗斯轻工业和重工业发展比例严重失调；主要依靠出口能源、基本原材料来增加外汇储备收入。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不合理，增大了俄罗斯国民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三是复杂的政治因素。俄罗斯政府更迭起伏，政局动荡加剧，对金融危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001～2002年阿根廷金融危机
2001年3月，阿根廷出现了一个较小的偿债高峰，但是市场却怀疑阿根廷借新债还旧债的能力。7月份，阿根廷汇率市场发生了剧烈波动，印证了此前的市场预期，比索币值出现大幅贬值。随着市场预期的恶化，国内资本出现了大规模外逃，利率大幅上扬。为了抑制金融危机，政府采取了限制居民提款和防止资金外逃的措施，但这反而加剧了金融恐慌。期间，阿根廷政治上的混乱也将其金融危机推向了深渊。
危机爆发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一是贸易自由化、经济自由化加重了国民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在阿根廷推行私有化的过程中，严重削弱了政府的干预能力，并没有采取措施限制外资的自由流入和流出。二是政府没有根据实际情形对汇率政策做恰当的调整，错过了产业升级的机会。通过举借外债发展经济的方式，反而致使阿根廷背负了沉重的外债负担。
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
在2006年之前，由于美国住房市场持续繁荣，美国利率水平较低，加速了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迅速发展。但是，随着美国住房市场的降温尤其是短期利率提高，增大了次级抵押贷款的还款利率，加重了购房者的还贷负担。同时，住房市场的持续降温也使购房者出售住房或者通过抵押住房再融资变得困难。这种局面直接导致大批次级抵押贷款的借款人不能按期偿还贷款，进而引发“次贷危机”。金融风暴很快从抵押贷款机构、投资银行蔓延到保险公司、储蓄机构和商业银行，最终蔓延为全球金融危机。
此次危机有着深刻的原因：一是由于过度追逐高额利润，次级信用住房抵押贷款债务证券化被开发出来后，放贷部门将贷款的风险转移出去，并利用收回的资金继续放贷。金融市场放贷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房地产泡沫风险也被不断放大。二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了股价和房价上涨，股价、房价相互推动的泡沫越来越大。同时，美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不平衡，通过贸易、金融、预期等渠道将危机传染给其他国家。三是评级机构高估了次级产品的评级，极大地促进了次贷市场的发展。但利益冲突无法让评级机构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当市场认知和机构评级发生冲突时，信任危机加大了市场恐慌心理。四是《金融服务现代化法》等法案放松了金融管制，金融市场的激烈竞争诱使大量不具备还款能力的消费者纷纷通过按揭手段，借钱涌入住房市场。
2009年至今欧洲债务危机
2009年末，全球三大评级公司下调了希腊评级，投资者抛售大量希腊国债。在市场情绪带动下，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债券收益率也大幅攀升，迫使欧元和欧洲股市双双大幅下跌，2010年起欧洲其它国家相继陷入危机，欧洲债务危机全面爆发。
虽然欧洲各国危机严重程度不同，但具有相似的原因：一是欧元大幅升值使得欧债产品更加受到市场青睐，大大降低了举债成本，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下债务危机国的大举借债行为。二是以希腊、葡萄牙为代表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国家在追求高福利时，迫使政府和私人部门的负债率大幅提升。政府的巨额财政赤字也超出了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的规定。三是全球金融危机消极影响的持续存在，促发了房地产市场不景气，银行体系的坏账数量增加，举债和偿债能力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降低。四是欧元区缺乏统一的财政政策，难以调各个国家的财政政策来应对危机。
金融危机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
1929年危机促进了新的国际经济与金融体系产生
危机在美国爆发后，很快传到了欧洲、日本、北美，许多殖民地国家和地区也未能幸免。由于美国抽离在德国的大量投资，使得德国经济受到重创；相对美国而言，英国受危机影响较轻，日本受危机冲击时间较短，法国受危机影响时间最长。英、德、日等国在应对危机时，采取了及时措施，使得它们国际市场贸易份额显著提高；而美、法两国对这次危机应相对迟缓，使其国际市场贸易份额大幅下降。
这次危机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的经济政策，通过了一系列法案，如《银行紧急救助法令》、《联邦证券法》、《格拉斯―斯第格尔法》等，这些法律决定了美国今后的金融发展方向。苏联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使苏联建成了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并从农业国转变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绝大多数国家在这次危机后放弃了金本位货币制度，并在1944年形成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形成了新的世界经济秩序和货币体系。
欧洲货币体系危机促进了欧盟经济发展
这次危机深刻反映了欧共体中不同国家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并由此带来了各个政府间的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不协调问题。但是，这次危机加快了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并在1993年，欧共体更名为欧盟。欧洲货币局、欧洲央行以及欧元体系相继建立，再次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欧元区的建立增强了西欧国家对东欧国家经济与金融的控制和影响。欧元逐渐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重要货币，改变了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货币体系，并引领着经济全球化向新型模式转变，同时为其他国家关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提供了重要参考。
这次危机发生后，欧盟各国在货币政策制定上取得了较为统一的意见，但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各国就财政政策的制定而言，仍然存在着很大分歧。虽然危机后，欧洲各国保持了暂时的平衡，但是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仍然存在，为日后的欧债危机爆发，埋下了隐患。
亚洲金融危机打破亚洲产业格局，加快东盟一体化进程
广场协议后，日元持续升值，使得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产生了大量的经济泡沫，日本经济陷入困境；而此时美国打算走强势美元的道路。这种情形下，日本推动日元贬值，美国和日本就完全融入到“倒V”型的模式中。日元贬值增强了日本商品的出口优势，改变了亚太经济格局。
金融危机的爆发后，危机冲击了所有参与产业分工的国家和地区。我国经济陷入了通货紧缩的困境，由于良好经济预期和改革稳步实施，反而使得我国经济在动荡的外部环境下有了长足的发展。危机还进一步促进了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成立，建立了东盟与区外国家的自由贸易区、东盟成员国与区外国家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亚洲各国货币竞相贬值，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为今后的金融动荡提供了一定保护，但也恶化了东南亚各国的贸易条件。
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加剧了国际分工和国际间经济摩擦
世界经济格局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发生了很大变化，受此影响俄罗斯、日本、欧洲相继陷入困境。由于中国未完全开放金融市场，躲过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美国经济也经历了长期的繁荣发展，但其降息政策导致了经济泡沫膨胀，增大经济风险的同时，扭曲了市场发展。当利率政策引发通货膨胀时，美联储迅速提高利率，成为次贷危机导火索。
全球金融危机改变了美国掌控的经济全球化进程。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受到强烈冲击，各国强烈呼吁改革并构建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新兴市场国家的兴起取得了更多的话语权，欧元区向包括中国、印度和巴西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寻求援助，G20取代G7成为全球经济的支柱，全球经济主导力量已经开始从美欧经济体向新兴市场国家转向。
欧债危机的恶化打击了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发展的三大引擎（美、日、欧）。欧债危机的消极影响正通过贸易传染渠道、金融渠道传递给其他国家，使得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的经济影响力增大的同时，也加剧了这些国家经济下滑的风险。发达经济体经济放缓，大大降低了对其他国家的进口需求，尤其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为了在危机中寻求发展和出路，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国家都在努力扩大自己的出口，吸引投资。不同国家间的经济摩擦、贸易保护主义也不断增强。预计这一情形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持续存在。
世界经济格局由“点”向“面”发展
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对美国、欧洲的影响，直接改变着全球资本流动和贸易结构的发展方向。美国、欧洲持续去杠杆，会极力削减第三产业尤其是金融业中的负债，积极实施转型策略，加快发展第一、第二产业。这将对全球资本流动的结构和流量产生巨大影响。跨国公司的资本回归，会对主要依靠国际资本投资发展经济的新兴市场国家构成威胁。经济、金融、贸易等方面的摩擦也由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国家的两极冲突，演变为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及其内部的多极冲突。
经济与金融危机篇7
关键词：金融 创新 经济增长
世界许多国家都经历了深刻的金融创新过程，改变了这些国家金融业传统的经营局面，为金融业开辟了广阔的发展道路。在金融危机周期性爆发的背景下，使金融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日趋复杂，世界范围内都在探讨金融创新在金融危机里扮演怎样的角色，它孕育着新的风险，但也蕴含着推动经济增长的助剂。创新已经成为当今中国金融业改革发展的客观要求，中国应当持续走金融创新的道路，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
1.金融创新、经济增长、金融危机三者之间的关系
1.1金融创新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现状
金融创新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60年代的美国及欧洲发达国家，70年代逐渐活跃，80年代后发展中国家也开始进行金融创新，并形成世界性的金融创新浪潮。金融创新与金融发展紧密相联，金融发展又是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那么，是否可以认定金融创新理所应当可以推动经济的增长呢？过去20余年间金融创新层出不穷，使金融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日趋复杂。在金融危机周期性爆发的背景下，金融危机对经济增长产生的致命威胁让全世界都在探讨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金融创新就是其中之一。金融衍生品创新的泛滥，金融监管制度创新的放松，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
研究金融创新与经济增长关系意义重大，但是目前国内外研究成果较少，同时，金融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定性分析是国内外的一些研究的侧重点，实证分析很少。但与此相关的研究成果众多，这些研究成果主要侧重于两个方面，一是探讨金融创新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二是探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目前国内外实证研究成果较少，尤其是针对我国有影响力的研究仍较少见。
1.2金融创新的界定
金融创新定义纷繁多样，大多源于熊彼得“经济创新”的概念，如美国金融学家莫顿·米勒认为金融创新就是在金融领域内建立“新的生产函数”，“是各种金融要素的新的组合，是为了追求利润机会而形成的市场改革。”我国学者对此的定义为：金融创新是指金融内部通过各种要素的重新组合和创造性变革所创造或引进的新事物，并认为金融创新大致可归为三类：金融制度创新、金融产品创新、金融市场创新。
2.中国金融创新概况
我国的金融创新是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后逐步开始的经历30多年的发展和变革，我国金融创新在金融工具方面、金融业务方面、金融市场方面、金融技术方面、组织制度方面、管理制度方面等都取得了很多成就，推动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但是，而我国金融创新发展时间短、不成熟，金融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浅层化、不彻底。
2.1中国金融创新的成就
金融创新在中国得到了快速发展，一是由于经济发展对于金融业的需求增多；二是由于金融机构自身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不断的增加的金融供给；三是由于国家的法律制度和监管当局给予了金融创新一定的空间。
金融工具种类正在逐渐增多，金融中间业务多样化，各种业务逐渐扩大。金融市场种类和层次初具规模，金融技术如金融信息、金融电子化水平不断提高。已经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银行体制，中央银行放松了对金融机构的业务管制，对保险、证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法律监管逐渐完善。
2.2中国金融创新存在的问题
a.自主创新产品较少，吸纳性创新多。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创新的金融产品达70多种，但80%左右是从外国引进的，真正具有我国自主创新的产品较少。
b.规避风险创新少，主要表现为盈利。目前我国的金融创新中，追求盈利的创新居多，防范风险的创新少。除了外汇业务有期权、互换、远期利率协议和部分商品期货之外，一些具有重要风险管理特征的金融工具基本没有。
c.金融创新滞后于经济发展。更多的是当市场出现某些金融需求时，金融机构才开始进行市场创新，来满足市场需求，这样会导致创新不成熟，缺乏整体层次感。
3.金融危机下金融创新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新认识
3.1金融创新与金融危机
统计800年来历史数据，让我们强烈地感受到金融危机与金融创新休戚相关、荣衰与共。纵观世界金融发展史，那就是一部金融创新与金融危机往复更替的历史。
然而，每一次金融危机都推动了受金融危机影响的国家进行资本化和金融化的改良，促使金融法律与监管体系的完善，以更大力度的创新来防范金融危机的再次来袭。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一次次的金融危机使得受损国家的金融经济发展成为可能。但是，不是每一次金融危机都促进了经济和金融发展。考察150年来，自1636年荷兰的“郁金香狂潮”(史上第一次被记载的投机性泡沫事件)以来，世界金融危机每10年就要发作一次较大规模的金融危机案例，受害国家无不痛彻心扉。
3.2经济增长与金融危机
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多次爆发对经济增长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这引起了全球对金融创新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进一步探索和研究。世界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金融创新的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泛滥发展所带来的风险扩散负效应突出显现，“过度市场化”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负作用引起广泛关注。
3.3金融危机下金融创新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解和启示
经济与金融危机篇8
1998年4月3～4日，第二届亚欧首脑会议在英国伦敦举行。鉴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持续动荡，本届峰会专门发表了《第二届亚欧首脑会议关于亚洲金融和经济形势的主席声明》，为亚洲经济复苏打气。除了强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危机管理方面的中心作用外，欧洲国家也表达了对参与解决亚洲国家金融困难的浓厚兴趣和政治意愿。为了配合亚洲国家对其国内金融系统和经济结构的改革与调整，欧洲国家作为主要出资人在世界银行设立了“亚欧会议信托基金”，加上新建立的“欧洲金融专业知识网络”，共同为亚洲国家的改革提供资金援助和技术咨询。
2008年10月24～25日，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在中国北京召开。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临时”成为本次峰会讨论的焦点。在《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关于国际金融形势的声明》中，亚欧各国领导人一致认为，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已经对世界金融体系乃至整个世界经济产生了严重影响，并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共同应对金融危机。与十年前不同的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问题上，亚欧各国似乎不再仅仅热衷和满足于探讨更多的资金储备和更强的监管能力，而是要对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进行有效和全面的改革。如果说aSem2的主题在于欧洲国家如何回应亚洲伙伴的救急请求的话，那么aSem7则重在探讨亚欧双方应如何相互支持，共度难关，并设法推动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进而整个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朝着均衡、平等、有序的方向演进。
2012年11月5～6日，第九届亚欧首脑会议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在欧债危机持续发酵的背景下，本届峰会明确表达了领导人们对欧洲经济逐步复苏的期待。与此同时，峰会还对亚洲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危机中的强劲表现进行了肯定，并鼓励亚欧双方分享对方在危机管理中的信息与经验。回看2010年的aSem8，虽也谈及欧债危机，但其主旨还在于强调全球经济危机及其治理，其重心还在于关注危机对亚洲经济复苏的影响，以及如何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相反，aSem9则更多地着眼于欧洲经济的复苏，以及欧亚双方如何加强合作实现共同繁荣。如果说由欧洲一方所主办的第八届峰会的主题，即“改善民生：提高公民福利与尊严”尚能体现欧盟及其成员国应对欧债危机的底气和信心，那么第九届峰会的主题，即“和平挚友繁荣伙伴”则折射出欧洲对亚洲更多的需求与期待。
东南亚金融危机：欧洲缘何见死慎救
东南亚金融危机始于1997年7月，但直到1998年4月第二届亚欧首脑会议在欧洲召开前后，欧盟及其成员国才正式表明其确定的政治意愿和实际的援助措施。欧盟及其成员国之所以采取“慎救”的态度，其缘由无非有三：
内政掣肘，无暇顾及。时值欧洲经货联盟发展之关键阶段，同时又是其东扩进程的启动之际，议事日程的轻重缓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欧洲人在危机之始理所当然地将东南亚金融危机看成是“亚洲人自己的事情”。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欧洲国家不关心它们在东亚既有和潜在的利益。欧洲利用aSem2及时且明确地表达了不会因为上述进程而内倾的坚定意愿。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东亚国家乃是欧元成功国际化的重要一环，而东南亚金融危机又正好刺激了亚洲对于非美元货币的经济和政治双重需求。这也同时解释了为什么欧洲国家会在会议期间大张旗鼓地强调欧元对于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增长和稳定的重要意义了。凭借着受人请托的相对优势，欧洲国家成功地推动了后续财长及其副手会议继续讨论包括实施欧元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在内的宏观经济和金融问题。与此同时，欧洲还承诺在帮助各国工商界对欧元的实施做好充分准备方面进行积极合作。
惩戒东盟，换回主动。欧盟与东盟的关系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东盟向欧共体的主动接近。长期以来，双方关系主要靠前者向后者提供发展援助予以维系。然而，随着东盟地区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东盟联合自强和主导东亚地区合作事务的能力和意愿的双重膨胀，欧盟愈来愈无法有效地掌控和把握其在东亚地区的各种利益。比如，东盟曾顶住欧盟压力，决意接纳缅甸入盟。在欧盟看来，这是与其作为一个“规范性强权”的直接对抗，是对其赖以立身并一贯倡导的核心价值体系的公然挑衅，以致于它不得不一度中止了欧盟-东盟部长级会议的召开。而今，东南亚国家身陷危机，欧盟却应而不答，或言其它，不能说没有借机惩戒东盟之意。欧盟这种先抑后扬的做法，实际上是在向东亚国家显示其要价，进而通过迟来的援助换取亚欧合作进程的主导权力。
追随美国，另有他图。第二届亚欧首脑会议期间，虽然欧洲国家承诺向亚洲伙伴伸出援助之手，但唯有一点不肯应东亚国家之请，即提供区别于imF附加苛刻条件的援助的额外支援。这表面上符合欧洲一贯支持全球多边主义的态度，而在实质上却是顺从了美国利用援助干涉内政、开放市场和巩固地区支配权的战略意图。对于欧盟及其成员国而言，一方面它们事实上仍不具备直接挑战美国及美元霸权的雄厚实力和共同意愿，但另一方面它们也不愿任由美国借东南亚金融危机继续在东亚做大，以致于排挤和打压欧盟在东亚的战略利益和战略地位。而亚欧会议作为争取东亚经济机遇，平衡美国跨太平洋安排的初衷也就不再具有价值，其本身的发展前景也会更加模糊不清。因此，欧洲既要对亚洲伙伴有所交代，防止亚欧会议这一对亚渠道的式微和边缘化，同时又要避免引起美国的猜忌，以防欧元在亚洲的推广受到阻碍和伤害。这样说来，欧洲的战略家们真可谓是用心良苦。
美国次贷危机：欧洲旗手与亚洲盟友
aSem7是在国际金融危机不断加深和蔓延的背景下召开的，同时也是亚欧会议第二轮扩大后45位成员的首次大聚会。会上，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明确表示，这场“前所未有的危机”需要“前所未有的协调机制”和“前所未有的措施”，而欧盟轮值主席法国总统萨科奇也一再强调，这场危机“应当从全球层面加以应对”，其话锋直指美国主导下的国际货币与金融旧体系。为了建立一种更符合欧洲利益的“新布雷顿森林体系”，欧洲需要更多新兴经济体的支持与帮助。而欧盟及其成员国领导人积极参与北京峰会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邀请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参加华盛顿全球金融峰会。在那里，欧洲人将用一个声音说话，推出经过深思熟虑的倡议，而亚洲伙伴则被希望能够支持欧洲的这一努力。
中国作为峰会的东道国和亚洲地区协调员之一，重申了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国际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所造成的严重冲击，肯定了亚欧携手、合作共赢是亚欧各国应对危机的最好选择。同欧洲和其他的亚洲国家一样，中国也认为现行的国际金融和治理结构存在重大缺陷，建立公平、公正、有效的国际金融体系乃是国际社会的主流呼声。而中国要求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则正是欧洲国家拉拢新兴经济体所开出的基本筹码。从这个意义上讲，双方可谓是各取所需、一拍即合。
鉴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及其所持有的巨额外汇储备，欧洲似乎极为看重中国的一举一动及其对危机管理的潜在贡献。与会期间，巴罗佐大力称赞中国应对危机的负责任的态度、主张和举措，充分肯定了中国是世界经济中的重要稳定因素。然而，中国政府并未被“吹嘘”冲昏头脑，而是坚持在“首先把自己事情办好”的情况下，有所作为地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中国的这种“灵活性”使得欧洲多少担心中国的内倾会减低其协助欧洲全球行动的兴趣和动力。为了更确定地将中国拉拢在体系改革的大旗之下，时任欧盟轮值主席的法国甚至不惜挑衅中国的核心利益，妄图以此敲打可能摇摆不定的中国。谁又会想到，诚心请求中国支援其行动的欧洲居然会在事后做出公然接见达赖之事。这或许是某些欧洲领导人心血来潮，孤注一掷的结果，但同时也表明了欧洲在问题上对华打人权牌的惯常作为。
其实，欧洲鼓动发展中国家共同挑战现行国际体系和世界秩序是有底线的，即必须与欧盟的意图和目标相吻合。萨科奇在亚欧峰会的致辞所显露出来的欧洲旗手、亚洲盟友的定位和安排就是最好的例证。一方面，欧洲的确需要像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来发挥震动国际旧体系的杠杆作用，但另一方面却又时刻提防着新兴经济体的冲劲挣脱欧洲的掌控。因此，当中国官方还仅仅是从长远角度尝试着提出创造一种与国家货币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的倡议时，不单是美国为之惊愕，欧洲自然也跳出来与老大哥同仇敌忾，再次明确美元无可替换的地位和欧美之间不可挑拨的牢固关系。
原因何在？因为欧洲的如意算盘在于利用此次金融危机极力扩充欧元的国际空间。它所试图构建的是一个美元、欧元与其他大国货币梯次存在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新格局，而不是寻找一种新的货币单位来取代包括欧元在内的现行货币。另外，从国际金融体系的角度讲，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欧洲并非完全处于弱势甚至是无势的地位。它所倡导的“新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为了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分享美国的霸权，其意并不急于建立一个颠覆性的“后布雷顿森林体系”。而实事求是地讲，欧洲至少目前还不具备这样的实力。欧洲的这种“原则性”直接反映了欧盟对待发展中国家的两面性，同时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亚欧会议虽有制衡美国之意，但欧亚之间的关系再如何新型、全面，实际上都不如欧美一家来得更亲，更近。
欧洲债务危机：趋于更加平等的伙伴关系
尽管亚欧会议自其创立之初就致力于构建平等互利的新型伙伴关系，然而无论是从双方的成员数量，还是从各自的实力地位来讲，欧洲似乎长期处于一种相对优势的状态。而欧洲惯有的优越性则进一步助长了其居高临下的傲视姿态。之前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也好，美国的次贷危机也罢，其“震中”并不在欧洲，相反还为欧洲谋求地区和全球性的主导权提供了契机。然而，此次欧债危机却直中欧洲要害且有愈演愈烈之势。相对而言，亚洲虽然也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却保持了让整个西方世界羡慕的经济增长。在此背景下，欧洲也不得不学会放低身段，试图借助亚洲走出危机困局，刺激欧洲经济复苏。
为此，欧盟及其成员国被迫向亚洲国家示好，利用亚欧会议这一平台，通过支持imF与wB的份额和投票权改革，以换取亚洲伙伴，尤其是其中的新兴经济体加大对欧洲的贸易与投资力度。以imF为例，2008年的份额改革方案已使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比例从40.5%上升至42.1%，发达国家的比例则相应地从59.5%下降到57.9%。而2010年的改革方案更被视为该组织成立65年以来最重要的治理改革方案，也是针对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份额和投票权转移方案。据此，新兴经济体将获得另外超过6%的份额。届时，中国将超越欧盟成员国坐上第三把交椅，而俄罗斯、印度等其他亚欧会议亚方成员也将位列前十。
经济与金融危机篇9
［关键词］石油价格冲击；金融危机；中国经济
1引言
近年来，石油价格如过山车一样剧烈起伏，先是从2002年的26.18美元/桶开始发力攀升至2006年的66.05美元/桶；随后至2007年金融危机前夕上涨势头更为猛烈，一直飙升到2008年年中133.88美元/桶的高位；随后，伴随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油价同世界个各国股市一样急转直下，一直到2009年年初才有所起色，进入了上涨通道，至2011年1月已经翻了一番，达到89.17美元/桶。
石油有“工业的血液”之美誉，多数国家把石油储备作为战略能源。石油作为国际贸易的大宗商品派生许多的金融衍生品，在世界金融市场占一席之地，油价的剧烈波动为金融危机的爆发推波助澜。震荡的油价不仅对各国的经济产生冲击，对世界金融市场的平稳发展也带来许多不确定因素。油价的长期高升和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都进入了萧条阶段，即使中国保持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也难以摆脱二者的负面影响。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对石油的需求不断攀升，至今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1994年起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且石油的进口依存度越来越大，2010年达51.29%，国际能源机构（iea）曾预测，中国2020年的石油的进口依存度将达到77%。石油供给的短缺无疑已成为中国长期可持续发展战略关注的焦点。
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一个安定的国际环境。后金融危机时代，金融危机的余震及相互影响的石油价格与国际政治，对中国经济稳定发展提出了不小的挑战。因此，分析石油价格冲击对国民经济均衡的影响和金融危机前后不同的特点，对中国经济的平稳发展显得相当必要。
2石油价格冲击影响经济的理论分析
关于石油价格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国外的相关研究开始地比较早，有一个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19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导致了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的“滞胀”，而当时盛行的凯恩斯主义无法解释这种现象，于是经济学家开始关注和研究石油价格波动对国民经济的影响。
石油价格对经济的影响是非对称影响，石油价格上涨引起的经济衰退幅度与石油价格下降引起的经济增长幅度不同（finn，2000）。石油作为一种原料投入，油价的外部冲击（主要指油价上涨的情况）会导致能源投入减少，从而使得产出下降，劳动的边际产品下降并可能带来投资减少、利率上升和通货膨胀（finn，2000；keithsill，2007）。油价冲击还增加了高能耗行业（如化工业）的投入成本而使得这类行业减少了投入，并在配置渠道方面降低了对低能耗行业产品的需求，这两方面的共同影响导致经济衰退（leeandni，2002）。石油价格的变化会影响均衡失业率，从而导致经济衰退（carruth等，1998；davis等，2001）。
以上理论多以美国经济为研究基础，部分理论也得到了中国经验数据的佐证。首先，油价冲击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影响是非对称的，油价上升会滞后地阻碍经济增长，而油价下降仅在短期内对经济有正面的刺激作用（于伟、尹敬东，2005）。其次，油价冲击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冲击主要表现为国际收支恶化和产业结构变动（史丹，2000；何念如、朱闰龙，2006）。最后，石油价格上涨对cpi的冲击是正向递增的（郭凯，2008）。
然而，现存文献缺乏对石油价格冲击对国民经济均衡的综合分析，并且金融危机的爆发对油价和中国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本文正是从这两方面寻找理论突破口。
3实证分析
3.1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除国际石油价格（oilprice）外，其余变量是反映我国国民经济均衡的情况的指标，本文选取了gdp增长指数、消费价格指数（cpi）、出口总额（ex）、进口总额（im）4个宏观经济指标。本文并未考虑消费这一指标，原因是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以美国为主，美国的消费支出占gdp的约2/3，而中国的情况与之大相径庭。在数据处理上，为了消除数据中的异方差等影响并且不改变原始数据的性质，对oil、gdp、cpi、ex、im分别取自然对数得时间序列lnoil、lngdp、lncpi、lnex和lnim。
数据考察范围为1990—2010年，主要是考虑到1994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且1991年可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分界点（数据回归时滞后一期）。利用的宏观数据的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0》和国家统计局网站，其中gdp增长指数是用实际gdp求得，与消费价格指数都以1989年为基准年。国际石油价格采用的是wti原油现货价格的年平均值，来自美国能源部（eia）网站。
3.2模型设定与回归结果
考虑到经济增长和通胀的惯性，以及石油合同的分批性和石油价格冲击对经济影响的滞后性，借鉴keithsill（2007）的做法，把变量都滞后一期，回归方程如下：
lnyi，t=αi+β1，ilnyi，t-1+β2，ilnoilt+β3，ilnoilt-1+μi
其中i=gdp，cpi，ex，im；对应lny分别为lngdp，lncpi，lnex，lnim。α为常数项，μ为回归残差。回归结果如下表所示。
总体来说，回归结果较好，部分结论与现存研究结果一致。首先，石油价格冲击对gdp有负面影响，每上升1%的油价，将造成0.26%的gdp增长率损失。其次，油价对进出口的负面冲击滞后性较大，但是影响程度最深，每上升1%的油价，将造成0.3%的进出口增长损失。最后，石油价格冲击对cpi影响较大，油价每上升1%，cpi将上升0.06%。
3.3金融危机前后中国经济的特点
通过观察2006年至今的季度或月度数据，不难得知：①金融危机前的油价大幅上涨，并未对gdp的增长带来灾难性的影响，且危机爆发前夕gdp增长率先于油价下降；2009年1季度二者同时出现向上的拐点，可见中国需求对油价有一定的影响。②金融危机前油价的持续高升对cpi的影响不断累积，在投机最狂热的时候达到顶点，随后随着油价一路下滑；然而油价翻转后，cpi仍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下滑并处于负值，说明油价影响的滞后性和金融危机带来的恐慌的持久性。③金融危机爆发后，进出口并未随着油价的下降而上升，反而不断下降，这主要是与金融危机带来的财务危机和恐慌性预期造成的；后金融危机时代，油价又随着进出口的复苏而攀升，需求的上升带动着油价。这也解释了为何当期石油价格冲击对进出口的正向影响。
4小结
通过上述分析易知：石油价格冲击对gdp有负面影响；对进出口负面影响最大，但滞后性较强，且进出口的增长会带动油价的上涨；cpi受油价的冲击是不断累积的。
后金融危机时代，经济发展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做到未雨绸缪。其一，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受影响较小，实质上是靠大规模投资拉动的，而粗放型、高消耗的发展模式不改变，中国经济将难以摆脱油价冲击的后续影响，投资拉动的增长方式是难以持续的。另外，目前持续上升的进出口的部分得益于金融危机爆发后油价不断的下降，而近期不断上涨的油价将对未来进出口贸易造成滞后性的冲击。其二，中国市场的巨大和石油的进口高度依存度，对油价上涨有一定的拉动作用，这将反过来削弱经济的平稳性，因此，要积极寻求长期稳定的石油来源，以减轻这种影响。其三，油价冲击对近期的cpi不断超出预期影响很大，而油价随着中东北非的恶化局势不断拉高，这将成为我国抗通胀工作的极大挑战。
参考文献：
［1］史丹.国际油价的形成机制及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j］.经济研究，2000（12）：48-53.
［2］于伟，尹敬东.国际原油价格冲击对我国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j］.产业经济研究，2005（6）：11-19.
［3］郭凯.石油价格冲击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j］.时代经贸，2008（6）：82-83.
经济与金融危机篇10
关键词：imF中国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特别提款权
一、引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英文全称是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即imF。imF是美国所主导成立国际金融组织，它的建立是美国为了重建战后经济用来促进国际货币合作及交流与稳定，并加速全球经济增长、提高就业率且为国际支付失衡国提供暂时的资金源助。它建立之后相当大程度弥补了二战前旧有货币秩序的缺陷，在国际货币金融领域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从国际金融的角度而言，货币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它关系到国家间的经济与社会生活，因此必须有一个全球治理的主体来维护国际货币体系。imF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全球提供国际金融相关的国际公共产品，所解决的最主要问题是国际货币汇率制度和国际清偿力及国际收支平衡力。在面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与2009—2012的欧债危机，imF采取了一系列的全球政治经济战略予以回应。
二、imF回应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的全球政治经济战略
（一）改变援助贷款框架
在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发生之后，为了鼓励成员国能够尽快得到危机援助，imF对贷款框架进行了一系列策略的制定。第一，借款人的贷款条件根据其政策和基本面状况来进行设立；第二，对存在着健康宏观经济的发展前景的成员国采取新的灵活信贷额度；第三，增强imF传统备用安排和优惠贷款机制的灵活性；第四，大幅度提升非优惠资金和优惠资金的正常贷款限额；第五，进一步简化贷款的流程以及期限结构；第六，将部分不经常运用的贷款机制进行简化；第七，imF也增加了新的减贫与增长信托，增加对低收入国家的援助力度。
与此同时，灵活信贷额度（FCL）作为imF在贷款框架策略中的关键举措，众多的国家和地区对此具有非常浓厚的兴趣，主要包括墨西哥、波兰、哥伦比亚等中东欧地区和拉美地区国家。但是，在亚洲，因为韩国与马来西亚等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没有和imF进行很好地配合，所以，它们并不愿意通过imF的灵活信贷额度来进行贷款。
（二）增强技术援助的效力
为了增强其技术援助的效力，imF进行了一系列策略的制定。第一，对于接受技术援助的成员国，要求他们必须缴纳一定的费用，具体的费率是按照受援国的人均收入能力而规定的，从而能够保证imF所提供的技术援助能够真正解决受援国的燃眉之急，满足他们真正的需求；第二，建立新的专题信托基金，从而科学有效地汇集捐助的资金，更加及时有效地对于成员国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服务；第三，进一步建立健全imF技术援助的业绩衡量标准，进一步建立健全评价框架，对于技术援助项目的一系列的指标和实现的效果进行系统地追踪。另外，imF将在中美洲建立技术援助中心，援助中心将至少运行5年，建设需要3500万美元，主要由墨西哥、加拿大、西班牙和危地马拉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方面共同承担。
（三）imF和其他国际经济组织的合作将会更加密切
在吸取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发生的教训之后，imF更加重视和其他国际经济组织之间的合作。2009年9月，为了能够更好地推动成员国的经济发展，从而进一步推动整个世界的经济的不断发展，imF受邀在G20的相互评估过程中发挥作用。imF在对于其成员国的经济政策进行审查之后，明确成员国的经济政策和G20的框架目标之间的联系，从而更好地为G20提供政策建议。与此同时，imF和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合作开发半年一次的早期预警演习，从而增强对全球性风险事件的评估及应对能力。
（四）进一步调整监督重点
2009年9月，imF执行董事会发表了《监督重点声明》，规定将宏观经济与金融联系、风险评估、多边视角及外部稳定和汇率评估作为监督的重点。具体来说，imF制定了下面的几点策略：第一，将金融部门评估规划作为对具有系统重要性金融体系成员国监督工作的重点；第二，在试点的前提之下进行专题报告的编制，对于存在着最大系统重要性经济体的政策所产生的溢出效应进行分析；第三，对于跨国或者跨主题的报告进行政策经验的编制，将其提供给其他面临同样问题的成员国；第四，进行《世界经济展望》和《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合编本的编制，为高层决策者提供更为明确的信息。
（五）增资以提高贷款能力
为了弥补资金的不足，imF借助于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弥补它的资金来源，以便增强它的贷款援助能力。主要通过以下的几个途径：成员国注资、扩大新借款协议（naB）、向成员国官方部门发行imF债券。第一，2009年4月，G20首脑承诺在将来的一定的时期之间向imF注入大约5000亿美元的额外资金。第二，日本、欧盟成员国等发达国家也都先后承诺提高向imF的借款额度。第三，2009年7月，imF决定向成员国及其中央银行发行总额为1500亿美元的imF债券，赢取了众多的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我们中国的高度认可和支持。另外，2012年4月，imF宣布该机构获得成员国增资总额已超过4300亿美元，以提高imF应对危机的贷款能力，为欧元区救助基金提供支撑，并支持欧洲央行解决债务和财政问题的相关举措。
三、imF回应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的全球政治经济战略的看法
中国的立场应该是坚持imF的战略应该朝着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合理改变的方向改变。坚持imF的战略应该是每个会员国，无论其国家的大小，都应该享有平等合理的地位。有的大国不愿意接受自己在imF中实力地位的下降，会阻挠imF公正的战略。但是在事实上，现在面对提高imF透明度、监督国际资金以及加强合作的一般性战略上，都可以达成共识；不幸的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比如增加发展中国家在imF发言权以及增加份额这些方面，现有的大国们却在保护本身的利益基础上，不愿意同意。因此，在imF内部产生的外部战略上，必然会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产生各种博弈。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文探索了imF回应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的全球政治经济战略新思考。在当前形势下，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朝向多极化发展，imF的内部改革与外部战略需要与时俱进，因地制宜，应该保证经济实力不断提高的新兴市场国家的特别提款权份额与发言权，解决imF内部的特别提款权份额争议问题，并加强国际金融监管职能，促进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参考文献：
[1]邵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困境与改革探讨[J].南方金融，201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