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劳动价值篇1
[论文关键词]家务劳动；成本；收益；婚姻家庭立法
家务劳动是为直接满足本家庭成员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需要而进行的劳动。这种通常由家庭成员在家庭内部从事的未支付报酬的劳动，主要包括下列活动:煮饭、清洁、整理房间、洗衣物、购物、修理和维护住房、照顾家庭成员、从事园艺、宠物照料及家庭安排等。传统经济学家认为家务劳动只在家庭内部有价值，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分工越来越细，家务劳动作为人类劳动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一种需要成本、能产生收益，具有社会价值的劳动。夫妻间从事家务劳动的通常是女性。通过立法承认夫妻家务劳动具有的价值是法律公平正义的要求，体现了对女性的保护，有助于实现男女实质平等，被誉为是对经济上依存于丈夫的家庭主妇的“自卑治疗剂”。
一、夫妻家务劳动的成本构成分析
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从事家务劳动需要一定的成本，这些成本主要包括家务劳动的精力成本及机会成本。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些隐性成本往往为人们所忽略。
(一)夫妻家务劳动的精力成本分析
在时间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在某种劳动中的精力成本越大，则投人到另外一种劳动或其他活动的时间就会减少。以全职夫妇为例，在夫妻工作时间相同时，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越长，自由支配时间就越少。而自由时间可以用来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也可以用于“劳动者体力的恢复，智力的提高和个性的和谐发展’。非家务方利用工作之余的自由支配时间休息，可以促使其体力的恢复，产生新的精力，因而在市场投人方面具有较大的精力优势。家务劳动方，因在工作之余从事家务需要花费一定的精力，该方就会有更少的自由支配时间恢复其体力，影响其市场投人的精力，在市场投人方面失去其精力优势。当从事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都需要花费一定的精力时，从事家务劳动的精力强度大于闲暇时间的精力强度，故从事家务劳动的女性往往选择精力强度不大的工作，甚至因其长期从事家务劳动而根本无精力投人社会工作或早早地退出社会工作。而从事社会劳动的精力成本往往与工资水平存在一定的关联性，由于家务劳动主要由女方承担，在已婚男女参与同样的社会工作时，女性的社会收人往往较之男性低，其中原因之一就在于，已婚女性在婚后较之婚前在市场精力投人的降低。其次是女性在婚后需要花费更多时间从事家务劳动，因而可能会减少对自身人力资本的投资。在一切资本中，只有对人的投资才是最有价值的资本。对特殊的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与花费在该项活动上的时间正相关，“当家庭部门用的时间更多时，主要提高家庭生产率的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会更大一些;而当工作时间更多时，对主要提高市场生产率的资本投资积极性会更强一些。由于妻子的主要时间是从事家务，其对社会工作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较男性低，加上女性社会劳动精力投资较男性更少，自然会降低他们的社会收人，而低收人反过来进一步减少他们投人市场的精力及对市场人力资本的投入，加大女性从事家务劳动的成本。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劳动不是价值本身，而是作为价值的活的源泉。劳动和劳动结果相统一，是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和劳动解放的标志。
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同属于人类劳动方式之一，只是劳动地点及劳动内容等存在差异，属于不同的劳动分工，二者都需要精力成本。如果女性在家庭中以家务劳动这种精力成本进行投资而不能分享该投资的收益，会造成对女性的系统性剥夺，既违背了家庭作为一个经济单位的利益分享规则，也会减弱该方投资家务劳动的积极性，对家庭这一经济组织体也可能造成破坏(导致解体)。如果不对夫妻一方的家务劳动成本给予回报，家务劳动方在夫妻时间配置博弈中处于不利境地，在婚姻解体时也会削减该方在离婚博弈中的能力。
(二)夫妻家务劳动的机会成本分析
家庭是一个经济组织体，但其具有强烈的伦理性，家庭成员之间具有显著的利他性特征。夫妻间可能会因为一方在家庭中具有比较优势而放弃社会工作选择家务劳动，或者基于婚姻家庭的利他思想而由一方主动承担主要家务劳动，“夫妻一方在从事这项工作的同时，另一种更有价值的活动被放弃了”，因而家务劳动存在机会成本。由于从事家务劳动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投人，在时间总数不变的情况，家务劳动者就只能通过改变时间分配的方式以承担家务劳动，如通过不断减少参与社会活动的时间或者减少甚至放弃参与其他社会工作的时间等方式以保证有足够时间从事家务劳动。因此，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越多、年限越长，其机会成本就越大。
夫妻从事家务劳动的选择取决于家务劳动的边际效用价值，“价值并不是商品内在的客观属性，它不过是表示人的欲望同物品满足这种欲望的能力的关系，即人对物品效用的感觉和评价。效用是价值的源泉，效用大则价值大，反之，价值则小。边际效用价值是每增加一个单位物品所引起总效用价值的增量，它遵循效用递减规律。如果夫妻一方从事家务劳动的效用价值比从事社会劳动的效用价值大，其就会选择从事家务劳动，反之就会选择从事社会劳动，而且只有当家务劳动的边际效用为正时夫妻才会选择从事家务劳动。如果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的效用价值相等时，则无论从事社会劳动和家务劳动都无区别。因此，理性人假设下，夫妻从事家务劳动的效用价值应当大于从事社会劳动的效用价值且其边际效用价值为正，而家务劳动的效用价值越大，表明家务劳动方的机会成本也就越大。
总之，家庭“这一生产单位的最重要的投入完全不是市场产品，而是家庭成员的时间，特别是传统家庭中妻子的家务劳动。贝克尔认为，家庭是由多个人组成的生产单位，家庭中每一成员都在彼此了解、相互信赖下尽其所能，自觉履行投人义务，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婚姻的最大化效益。家务劳动具有精力成本和机会成本，是对婚姻的一种投资。一旦夫妻一方的收益大于边际成本，则意味着该投资是有效益的，就会鼓励投资者继续投资。反之，该方就会减少投资，甚至不再投人而宁愿选择经济组织体的解体。作为经济单位的家庭，要求夫妻共同投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才能实现婚姻的最大化效益并能更长久维持婚姻关系。
二、夫妻家务劳动产生的收益
收益通常包括物质收益和精神收益。家务劳动所创造的精神方面的收益，主要是由于家务劳动的分担如家庭安排、照顾子女等可以减轻非家务劳动方精神上的压力，带来清闲的享受，而有些活动如清洁、整理房间、清洗衣物等，则本身可以为家庭成员带来精神方面的愉悦。物质上的收益，主要包括家务劳动带来的分工收益、家务劳动使得家庭经营成本的降低、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及非家务劳动方在家务劳动时间内获得的人力资本等。由于精神收益纯属主观感受，难以客观衡量，本文主要分析物质性收益。
(一)比较优势分工带来的收益
夫妻之间如何发挥各自的优势，实行劳动分工，以增加家庭的产出?通常认为，女性在家务劳动方面具有相对的优势，而男性在社会劳动方面能产生较高的生产力。男女只有各自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才能增加家庭的产出，实现经济收益的最大化。“家庭作为一种社会机构保持下来，表明了它具有重要的经济化效能，而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家庭促进了劳动的分工，取得了来自专业化的收益。家庭通过丈夫在劳动市场从事专职工作，妻子在家从事家务劳动这种互补活动的专业化而促进了家庭收益的最大化。因此，在男女之间根据各自的优势实行分工，有利于增加家庭的产出，提高家庭的经济效益。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家庭的最佳方案是机会成本较低的配偶专于家庭生产。由于女性的工资普遍较男性低，其机会成本相对较低，这样现实生活中从事家务劳动的任务就主要由妻子承担，丈夫则利用其在社会劳动方面的优势参与更多的社会劳动。妇女的时间主要分配于家庭部门，男性的时间主要分配在市场部门的分工模式被认为是获得家庭福利目标函数最大化的一种有效途径。
既然夫妻一方在家庭中根据各自的优势进行分工由一方从事家务劳动，另一方利用其在市场的优势参与社会劳动，夫妇双方通过共同努力，实现家庭产出的最大化。由于家庭分工是根据夫妻的比较优势，发挥各自所长的结果，所以，任何一方的劳动都应具有相应的价值。
(二)家庭经营成本的降低(防止积极财产流出)
在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思想影响下，许多已婚妻子担当着从事家务劳动的主要责任。妻子从事的家务劳动自然可以减少家庭中雇佣保姆的费用，降低家庭经营成本，防止家庭中积极财产外流。“妻为家事劳动，则不须支付对价于他人，家计费用即可减少，则其减少部分，对家庭而言，就是家事劳动的价值。家事劳动之防止家庭中的积极财产流出之功能，即为其获得评价之主要根据。由于降低家庭经营成本是通过投人家务劳动的方式实现的，该降低的成本则为家务劳动的收益之一。
(三)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
虽然家务劳动不具有一般商品的直接交换价值，但通过夫妻之间的资源交换以及“置换”方式，仍然可以实现其交换价值。
1.理性人假设中夫妻之间的资源交换
理性经济人假设认为，从事经济活动的所有人都是理性的，他们具有抽象人的基本特征，即假定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是理性、利己的，并且力图以最小经济代价去获得最大经济利益。在婚姻家庭中，夫妻会考虑婚姻的成本及从婚姻中获取的收益。家庭是一个资源交换的场所，只不过这种交换既包括情感等非物质的交换，也包括物质上的交换。现实中的男女有的偏重前者，有的更看重后者。“人是理性的动物，而社会生活是要求互惠关系的，人们的选择是建立在要得到最大的奖赏和最少的代价之下的，以便取得最大的利润或最好的结果。在家庭中，需要通过家庭成员共同投人共同经营，彼此分享家庭收益，获得对方经济上的供养及情感方面的爱与呵护。家庭成员应当共同投资于家庭，以获取投资的收益以分享，这样才有利于实现家庭收益的最大化，增进家庭幸福。家务劳动是对婚姻非物质性的投资，对该投资除了精神与情感方面的回报，尚需要换取其投资应得的经济收益，此种收益是通过家务劳动换取非家务劳动方的社会劳动价值实现的。
2.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
核算国民生产总值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即以萨伊的生产要素理论为基础核算国民生产总值和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的计算方法。这两种计算方法都未将家务劳动价值核算在国民生产总值内。而现代经济学家认为，家务劳动实际也具有交换价值，符合商品的特征。只不过家庭这种生产单位生产的主要“商品”是子女，而不是传统的商品。“忙于抚养孩子的妻子用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换得’丈夫在市场上的工作，而丈夫则‘购买’妻子照顾他们共同的子女。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妻子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对于此，家务劳动虽然没有直接的交换价值，但其通过“置换”方式仍然可以实现其交换价值。事实上，家务劳动价值对准确计算国民生产总值具有非同一般的影响，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有关资料资示，仅一项没有报酬的家务劳动价值就约占国民收入总值的10--35%。
(四)非家务劳动方获得的人力资本
夫妻获得的收益除了经济上的现实利益，还包括一种并非直接以金钱形式体现的资本收益，即人力资本收益。“人力资本是一个人拥有的从事具有经济价值的活动的能力、知识和技能，它主要靠学习、训练和经历来获取和积累，是决定劳动生产率的一个主要因素。在夫妻一方从事家务劳动的过程中，由于夫妻经济方面的共同投人及一方对家务劳动的分担，使得非家务劳动方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人到自身的教育、培训中，积极提高自身的职业素质和技能，而这些素质和技能使得人力资本投人方在将来的生活和工作中终身受益。“学校教育通过提供知识、技能和分析问题的方法提高了人们的收人水平和生产力水平。”“收人分配的不平等与教育和其他培训的不平等之间有着正相关关系……失业与受教育程度通常有很强的负相关关系。在这些资本投资过程中，夫妻对人力资本在金钱方面的共同投资，极易获得夫妻及世人所认可。但夫妻在人力资本获得方身上投人的机会成本和精力成本这些隐性成本往往为人们所忽略。在婚姻期间夫妻双方共同分享该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而一旦夫妻离婚，非人力资本方就不能分享该人力资本带来的收益。基于婚姻共同体的收益分享理论，此种情况下，此种人力资本一定范围的收益应当作为夫妻的共同投资所得。
三、夫妻家务劳动成本的分担与收益的分享:婚姻家庭法相关立法
家务劳动是一种需要成本、能创造收益、具有价值的劳动，这种承认应体现在婚姻法立法中。我国婚姻家庭法应从以下方面考虑由夫妻共同分担家务劳动成本，共同分享家务劳动的收益。
(一)准确界定夫妻家务劳动收益的范围
我国婚姻法规定，除另有约定外，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收人为夫妻共同财产，但现行婚姻家庭法并未将知识产权的财产期待利益(包括尚未投人生成的知识产权和继续性使用的知识产权后期使用的财产性收益)纳人夫妻共同财产范围，也未规定夫妻之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一方获得的管理技能、专业技能、执照、文凭、资格等人力资本收益。我国现行婚姻家庭法的规定实际上缩小了夫妻共同收益的范围，减少了家务劳动的投资回报。因为夫妻一方在婚姻期间创造知识产权或获得人力资本的过程，需要夫妻共同的经济投人，家务劳动方在履行协助义务、抚养子女、照料老人等行为中通常也存在机会成本及精力成本。离婚时如果不对家务劳动方的这些成本给予回报，必然会损害其经济利益，降低投人方的自我评价，也不符合家庭经济单位的利益分享规则。因此，我国婚姻法应明确知识产权的财产期待利益为夫妻共同收益。同时，宜借鉴经济学中对管理技能、专业技能等人力资本的估算方法，规定夫妻婚姻期间获得的人力资本在离婚后一定年限内的收益为夫妻共同收益。-
(二)增设夫妻家务劳动价值的量化方法
关于家务劳动的计算方法，国外实践中采用替代成本法则和机会成本法则等进行计算。在从事家务劳动一方的机会成本能够确定的情况，借鉴机会成本法则计算夫妻家务劳动的价值较为合理。如果能确定家务劳动方因从事家务劳动而失去从事社会工作的机会，宜以该丧失的机会作为家务劳动价值的补偿。如果机会成本的确立存在难度，则需要考虑相关因素，宜参照替代法则计算，但不宜采取简单的使用家政服务人员的工资标准计算家务劳动的价值(目前我国有学者提出用家政服务人员的工资标准计算家务劳动价值的主张)，因为此种计算方法在很多情况下会降低家务劳动的价值。
对于知识产权财产性收益，经济学主要采用收益法、成本法及市价法等进行评估。对人力资本价值的评价，在稳健、可行和公允的情况较多采用对未来收益进行折现的收益现值法或净现值法进行计算。虽然这些计算方法还无法达到精确的程度，但不失为经济学计算人力资本和知识产权重要的方法，在家庭法领域具有一定的可借鉴性。
(三)增加评价家务劳动价值的考虑因素
在衡量夫妻家务劳动价值时，应增设具体的考虑因素，包括非家务劳动方从家务劳动中的受益的大小，受益的期限及婚姻存续时间等因素衡量家务劳动的价值。
在评估人力资本价值时，应考虑以下因素:首先应考虑对人力资本方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时的年龄，因为该年龄决定了人力资本投资后新增收人流的期限长短;其次应考虑人力资本的折旧现象，一定周期之后又需要新的人力资本的投人，该投资并非总是一劳永逸的;最后应考虑人力资本的取得需要夫妻共同投资、社会其他方面投资、人力资本获得方的主观努力及实现人力资本的前景等。因此，在采纳收益现值法或净现值法进行人力资本价值估价时，宜确定一定年限内人力资本的收益作为夫妻共同收益的范围，而不是所有的现值折算为夫妻共同收益。对此，可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对高级管理人员离职后竞业禁止的年限限制(通常认为该期限与相关人员在前企业积累的人力资本或知悉的经营信息等相关)的规定，确定夫妻离婚后一定期限内获得的人力资本收益为夫妻共同收益。笔者认为，结合人力资本的上述特点，宜以人力资本持有人未来3-5年时间的预期收益折现为夫妻共同收益，对非人力资本获得方给予相应价值的补偿。
家庭劳动价值篇2
【关键词】家务劳动补偿适用范围婚姻法
【中图分类号】D922.5【文献标识码】a
家务劳动是指为维持家庭正常运转而进行的非生产性家庭日常事务劳动。家务内容包括做饭、洗衣、家庭卫生以及未成年子女抚养教育和赡养老人等方面，但不包括家庭性生产活动。家务劳动本质上是社会生产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①与其他社会劳动相比，家务劳动有其自身的特性，尤其是其中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性劳动和对老年人的赡养性劳动。这两种劳动只有由特定的主体实施，才会对受益方产生更好的效果，其实施主体具有较强的不可替代性。正是由于此种不可替代性，家政服务才迟迟滞留在做饭洗衣、家庭卫生这一可替代性的领域；可以预见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家庭成员间实施的家务劳动，不可能被社会职业家政劳动全面取代。因此，建立和完善家庭成员间的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家务劳动补偿制度适用的主体范围
《婚姻法》第四十条规定：“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②单论适用主体，依该规定，只有离婚时的夫或妻享有家务补偿请求权。这一规定与社会实际不相符，家务补偿制应着眼于保护家务劳动实际承担人的权益，实践中家务劳动的承担主要分为三种：一是家政服务人员，二是夫妻，三是夫或妻的父母。家政服务所承担的家务劳动已转化为以获取报酬为目标的社会劳动，不再属于家务补偿的适用范围。因此，享有家务补偿请求权的主体应当包括两类，即夫妻和夫妻的父母。《婚姻法》第四十条确立了夫或妻的权利主体地位，但却严重忽视了老年人的家务劳动付出，故而立法中应明确规定，为成年子女家庭从事家务劳动的父母也享有家务补偿请求权。
确立老人的家务补偿请求权主体地位之必要性。离开自己的住所地，进入异地成年子女家庭从事家务劳动的老年人，被称为“老漂”。近些年“老漂”家庭有数量趋多、时间趋长的发展态势，即越来越多的年轻夫妇选择让父母带孩子，且带孩子的时间越来越长；更有甚者错误的认为父母帮自己带孩子理所当然，从出生到小学毕业一带就是十几年。“据统计，目前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约1.44亿，其中‘老漂族’占到近10%。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增大和老龄化趋势明显，‘老漂族’估计还将越来越多。”③老年人晚年生活被子女吞噬已成为较普遍的社会现象，这其中隐含的都是老年人权益严重受损而得不到矫正的社会不公正。
老年人进入子女家庭所带来的痛苦不仅在于劳动强度的增加，更在于自由和尊严的折损。老年人以帮忙的姿态进入子女家庭决定了在新家庭中的从属地位，也意味着老人失去了家庭规则和行为标准的主导权。自己的一切行为都将成为子女评价的对象，而非自己去评价子女行为，子女掌握着评价标准，原来自认为很多对的做法都被子女评价为不对。老人会不自觉地失去表达观点的自由、按自己意愿做事的自由，同时也造成了尊严的严重受挫。很多老人戏称像“坐牢”，这也正是多数老人不怕在自己家带孙子，但怕在儿女家带孙子的原因。伴随长期低迷的精神状态而来的必然是免疫力降低和健康受损。如果是与老伴分离独自进入子女家庭的“单漂”，则精神损害更加严重。
确立老人的家务补偿请求权主体地位，建立“老漂”家庭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必要且迫切。通过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建立，赋予老年人对成年子女的家务补偿请求权，可以促使子女及社会正视和尊重老年人的额外付出，体谅其辛劳，纠正“父母应当帮自己看孩子”的错误认识，促使成年子女正视自己的责任，缓解老人的身心危机，提升老人的存在感和尊严，保障其合法权益。
“老漂”家务补偿制度权利义务主体的界定。权利主体是“老漂”，依是否与老伴分居可分为“双漂”和“单漂”。“双漂”是指父母一同进入了成年子女家庭，“单漂”是指父或母单独进入子女家庭。“老漂”应当具备以下特征：
老人无对孙（外孙）子女的法定义务。成年子女对自己的未成年子女有监护能力；老人进入异地成年子女家庭，是指老人放弃了自己原来的社会环境和生活圈，进入陌生的成年子女生活环境，对新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的适应将会成为老人较大的压力来源；老人成为子女家庭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若只是跟随子女养老、治病则不在此列；老人从事家务劳动具有持续性和长期性。老人在子女家中承担家务须持续六个月以上。
义务主体是要求老人帮助的成年子女夫妻或虽未婚但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对于已婚成年子女，不论年轻夫妻间实施分别财产制还是共同财产制，老人家务补偿金的义务主体都是夫妻双方，而非儿媳或女婿一方。未婚成年子女不论是否育子，父母均可向其主张家务补偿金。
非漂老人家务补偿请求权主体地位的确立。中国老人帮成年子女做家务有很多种模式，除了异地“漂”进子女家庭，还有大量在本地为子女服务的老年人。本地“帮忙”大概分为三种情况：已婚子女进入父母家庭同住，组成两代混住大家庭；两代家庭本地分住，但孙（外孙）子女以老人看护为主；成年子女外出工作，留守老人照顾孙（外孙）子女。笔者认为，第一种情况中老人和成年子女呈相互照顾状态，不宜适用家务补偿制度，第二、三种情况属于老人对成年子女家庭的单向付出，应当赋予老人家务补偿请求权。但区别于“老漂”的是，老人在本地，无需承担因新环境压力和自由尊严折损带来的精神痛苦和健康隐患。因此，在计算补偿金时可参照“老漂”补偿金适当下浮，但下浮比例不得低于“老漂”年度补偿金的50%。
家务补偿关系存在于三类主体之间：一是已婚夫妻之间；二是“老漂”老人与其成年子女夫妻（成年子女）之间；三是非漂老人与其成年子女夫妻（成年子女）之间。
家务劳动补偿制度适用的家庭类型范围
依前述《婚姻法》第四十条的规定，夫妻约定财产归各自所有方能适用家务劳动补偿制度，也即只有分别财产制家庭可适用该制度。实践中，绝大部分家庭都不会对婚后财产关系进行约定，偶有约定，也以部分共有，部分分别所有为多见，约定为完全分别财产制的家庭少之又少。这一适用范围的限制，使该制度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极为有限。因此，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可适用的家庭类型范围应予以扩展。
夫妻非分居家庭。夫妻共同生活是家庭的主流模式，非分居家庭包括以下三种情形：一是共同财产制家庭中，若夫妻双方均对家庭实施财产性抚养，家务劳动付出也对等，则不发生家务劳动补偿关系，若家务劳动付出不对等，则应适用家务补偿制度。二是共同财产制家庭中，若夫妻一方以财产抚养家庭（通常是男方），另一方以劳动抚养家庭（通常是女方），一般不发生家务劳动补偿关系。但若离婚时可分割财产过分低于家务劳动价值，或家务劳动对配偶他方的事业扶助有较大贡献，并可能在离婚后给配偶他方带来收益，但离婚时却无财产可供分割的，也应适用家务劳动补偿制度予以平衡双方权益。三是分别财产制家庭中，依现行法律规定已经确立该制度，家务付出较多的一方有权向另一方主张家务劳动补偿金。
夫妻异地分居家庭。夫妻异地分居家庭也适用上述非分居情况下，共同财产制家庭和分别财产制家庭的有关情形。除此之外，对下述情形也应综合考量：一是夫妻双方无子女，也无与一方共同生活需赡养的老人。此种情形夫妻分居，各自承担自己的日常家务，相互之间不产生家务劳动补偿关系。二是一方抚养子女，另一方有共同生活的老人需赡养。此种情形夫妻分别承担了教育性家务劳动和赡养性家务劳动，相互之间也不适用家务劳动补偿制度。三是其中一方既抚养子女，又赡养老人，另一方无相关家务，如未随军的军婚家庭中，军人配偶一方对家务的单方承担。该情形中，夫妻之间承担的家务严重不对等，应当适用家务劳动补偿制度。总之，夫妻异地分居家庭在分居期间，如何适用家务劳动补偿制度，要综合考量夫妻间家务承担格局，家庭财产制形式以及分居带来的精神权益受损状况等因素。
两代混合家庭。有“老漂”和非漂老人的两代混合家庭中，年老父母为成年子女家庭承担家务，老人与其成年子女夫妻（或独居成年子女）之间产生家务劳动补偿关系；若老人不承担家务，只是与成年子女同住养老，则家务劳动补偿关系仍只发生在夫妻之间。
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适用范围不应受限于家庭形式，而应着眼于平衡家庭成员间的权益不对等关系。因此，不论是夫妻分居家庭、非分居家庭以及两代复合家庭，不论采用分别财产制还是共同财产制，只要家庭成员间因家务劳动导致双方综合权益不对等，皆应适用家务劳动补偿制度。
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意义及其立法思考
一切法律制度皆应为保障权利而存在。法律虽不能保证家庭成员间情感的正向交融，但应当尽量保证各家庭成员在权益分配上的公正待遇，从而实现成员相互间的内心平衡，为家庭和谐创造条件。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在婚姻法中的确立，应当以调整家庭成员间的权利义务失衡为宗旨。具体而言，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确立的意义在于：
推动社会确立充分尊重家务劳动的观念。20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指出：“家务劳动是直接为劳动力再生产服务的”。④然而我国家庭中对家务劳动的轻视，在今天仍是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教育性家务劳动价值的轻视。对未成年子女的成长教育已成为家务劳动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多数家庭成员对于这些以家务形式表现出的教育活动的重要价值，并没有普遍深刻的认识和认同。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性劳动，对子女人格完善和品德养成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由于对此意义认识的不到位以及教育方法的失当，很多未成年人轻则呈现严重的心理问题和人格缺陷，重则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教育性家务劳动的价值普遍被轻视是重要原因之一。第二，赡养性家务劳动价值的轻视。在以孩子为中心的家庭价值观的影响下，当今中国老年人的权益已经被严重的忽视。以家务形式表现出来的子女陪伴和亲侍是老年人获得幸福的根本源泉，也是老年人最重要的精神权益。但成年子女往往以工作繁忙、社会竞争激烈等诸多借口不陪父母，此种对赡养性家务劳动的轻视，致使成年子女不能很好地履行对父母的赡养义务，很多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也因此得不到保障。
教育性家务劳动和赡养性家务劳动，给孩子带来的人格发展和给老人带来的幸福感是隐秘的、抽象的价值。这些家务劳动的价值显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家庭内部以及整个社会的价值评价体系中被忽略和轻视。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就是要将这一隐形价值显性化，让人们通过直观的金钱补偿看到家务劳动的价值。尽管家务劳动带来的价值很难用金钱来衡量，但补偿制度可以引起社会对家务劳动的关注和重视，有助于在全社会普遍确立充分尊重家务劳动的观念。
肯定家务劳动的社会经济价值。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性家务劳动和对年老父母的赡养性家务劳动，更蕴含了重要的人类发展和归宿的社会价值。公正的法律应当公正地对待一切有价值的劳动付出。家务劳动是社会劳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蕴含的特殊价值应当同其他职业劳动一样得到法律的评价和认可，并通过家务劳动补偿制度体现其经济价值。在我国当前家务劳动社会化程度低，多数家庭的家务劳动量主要靠家庭成员完成的状况下，对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予以法律肯定尤为必要。
肯定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早已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认识。其实质是指，部分家庭成员从事的家务劳动与其他家庭成员从事的社会职业劳动，在法律上应具有同等的地位和同样的经济价值。国际社会的民事立法中对此也早有体现，依据《德国民法典》第一千三百六十条的规定，夫妻双方既可用“劳动”抚养家庭，也可用“财产”抚养家庭，并明确规定，夫妻一方从事“家务处理”即是“以劳动抚养家庭”，该规定承认了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而依《瑞士民法典》第一百六十四条、一百六十五条等相关法条的规定，夫妻一方负责家务，或对另一方职业、经营进行扶助，即应获得合理的补偿金。⑤我国婚姻法也对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予以肯定，是立法的进步，为进一步完善该法律制度奠定了基础。
促进夫妻地位趋向实质平等，体现权利义务一致的公平原则。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法律的保障下，女性在人格独立、接受教育、婚恋自由，择业就业等方面不断进步，广泛而深入地参与了几乎一切的社会行业和社会活动。表面看来，中国女性确实享有了与男性平等的社会地位，但从微观的家庭结构来看，一方面女性大踏步进军社会，另一方面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仍然是女性。这就使多数女性承受着工作和家务的双重压力，而多数男性则只需承担工作压力，造成男女劳动付出上的实质不平等。女性的家务付出不仅辛劳，而且具有特殊的价值，但这种重要的价值却无法融入社会价值体系，得不到社会价值的评价和认可。一旦婚姻终止，女性的家务付出就转为不可回收的资本投入，婚姻存续期间家务付出的越多，离婚时损失就越大。女性因家务劳动也不可避免地要牺牲部分自我发展的机会，而男性则恰恰相反，通过对女性“劳动的剥削”，可以放手进行自我人力资本的提升，从而在进入市场后获得更大的投资回报。这显然违背了公平原则。不仅如此，更因家务劳动的价值得不到重视和肯定，使女性的付出在精神上也未受到应有的尊重，承受着较大压力。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确立和实施，一方面可以促使社会及家庭成员认识到家务劳动是有价值的，从而尊重家务劳动的承担者；另一方面客观上促使和鼓励男性分担家务劳动，理解家务劳动的艰辛，促进男女的实质平等和家庭的和谐稳定。
法律上确立家务劳动的经济补偿制度，既可以推动充分尊重家务劳动之观念的普遍确立，又可促进夫妻地位趋向实质平等，体现了权利义务一致的公平原则，从而使家庭能更好的发挥育儿养老的社会功能。
（作者单位：吕梁学院思政部系；本文系吕梁学院2015年校内基金项目“家庭成员间家务劳动补偿法律制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RwXn201502）
【注释】
①黄春晓：《城市女性社会空间研究》，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4页。
②《学生常用法律法规司法解释选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381页。
③满家辉：“‘老漂’的快乐与无奈”，《人民日报》，2014年7月11日。
④沙吉才，孙长宁：“论家务劳动”，《福建论坛》，1995年第6期，第48页。
家庭劳动价值篇3
关键词：夫妻关系；财产分割；家务劳动；价值
一、我国新《婚姻法》中关于家务劳动价值的补偿及缺陷
在新《婚姻法》颁布前，对如何修改我国婚姻家庭法中的夫妻财产，学者们谈到应遵循的准则是:坚持男女平等的原则;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坚持承认妇女从事家务劳动创造价值的原则;坚持婚姻法的规范与其他民事法律的相关规范相一致原则等等。立法机关经过充分酝酿、论证，采纳了学者们的上述建议，在新《婚姻法》第四十条规定:“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www..com”这是我国婚姻立法史上的重大突破，首次以立法的形式承认隐性付出和投资所体现的价值，使得在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的情形下，尽较多家庭义务的一方有了向另一方请求补偿的法律依据，填补了法律空白，体现了法律的公平原则;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法律理念，对于切实保护在分别财产制下，从事较多家务劳动一方的财产权益有着重大的意义。然而，新的《婚姻法》中关于家务劳动价值补偿的适用范围过于狭窄，条件过于苛刻。第一，本条的适用范围仅为婚后约定的分别财产制，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财产归各自所有的情况。我国《婚姻法》第19条规定:“夫妻可以以书面的形式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共同所有或归各自所有，或部分共同所有、部分各自所有。”本条规定的内容当中只有当婚姻当事人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各自所有即采用分别财产制，家务劳动才具有价值，才适用补偿救济;而婚后所得共同制或约定一般共同制和婚前财产约定的情况下，付出较多家务劳动补偿问题，我国现行婚姻法未作明确规定。第二，本条所规定的内容并不是对所有采用分别财产制的夫妻都适用家务补偿，而只有在一方为婚姻共同体尽了较多义务，如抚养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的情况下才可向对方请求补偿。就是说，请求补偿的前提条件是一方对家庭付出了较多义务或一方协助了对方工作，即一方将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奉献给了家庭或另一方，而另一方明显从婚姻中受益，如果双方都为家庭尽了义务，则不存在补偿问题。究竟在什么情况下才算尽了较多义务，我国法律没有一个具体的评价标准，实践中操作起来有一定难度。第三，此种补偿并非在分别财产制下，离婚分割共同财产时的必备考虑因素，而是一种独立的诉讼请求权，并且法律的表述是“补偿”而非赔偿。付出较多家庭义务的一方提出补偿请求，离婚是否实行经济补偿，取决于离婚当事人自己的请求，法律虽然制定了家务补偿制度，但并不强制适用，是由当事人自行决定。
由于我国几千年的传统习俗形成的“同财共居”普遍得到了认可，长期以来实行分别财产制的程度比较低，还不到5%，这三个条件在目前情况下，实际上限制了很多对家庭作出较多贡献的一方得到合理补偿的权利。
二、家务劳动价值确认及补偿的国际比较
对家务劳动的经济补偿在我国虽是新《婚姻法》颁布后才谈及的话语权，但在国际上其他国家立法和司法实践早就对家务劳动价值有所体现。1963年美国民事和政治权利委员会就妇女地位向总统委员会所作的报告提出，婚姻是一种合伙关系，每个配偶都作了不同但同样重要的贡献。家务劳动在商品交换社会中，对社会而言无经济价值，但对家庭而言是有经济价值的。妻子通过家务劳动、子女抚养而对婚姻的贡献，与丈夫维持家计扶养家庭成员有同等的价值。因此，如果在分割婚姻财产时实行均等分割将导致结果不公平，法院可以以公平原则代替均等原则;俄罗斯也明确规定:夫妻双方承担家务劳动多少，是分割共同财产时的考虑因素。
1960年，日本的学者矶野富士教授在《妇女解放的论述》一文中提出，家务劳动不仅有用，而且有生产价值。他认为，是否承认家务劳动价值，关系到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只要承认妻子具有独立的人格，则妻子应当对于自己的劳动;有要求相当报酬的权利。家务劳动是劳动力再生产不可缺少的生产手段，当然产生价值。此价值构成劳动力即商品价值之一部分，家庭主妇可以从丈夫的职业所得中要求因家务劳动所附加的价值部分护.英国的关于婚姻及离婚的王室委员会在其报告的第九编“夫妻间财产上诸权利”的一般考虑事项中提出，婚姻为夫妻平等运作的合伙，妻子要通过家事之照料、子女之养育而对其共同事业的贡献，与夫之维持家计、扶养家庭具有同等价值。咚燕国还通过不断修正《已婚妇女财产法》补正分别财产制的不足。1970年的《婚姻诉讼程序及财产法)第5条规定法院于离婚判决而决定财产转移时，应考虑家事劳动之贡献;德国以剩余共同财产制作为法定财产制，使配偶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没有剩余或剩余较少的一方请求剩余差额半数的债权;瑞士民法规定如果夫妻一方为夫妻他方财产的取得、财产的增值和财产的维持作出了贡献而未给予适当的补偿，并且在财产分割之日尚存在财产增值的，夫妻一方有权对其所做的贡献要求给予相应的补偿;;1969年苏俄的《婚姻家族法》第20条第2项规定，夫妻一方从事家事及育儿或有相当之理由无法取得独立工资时，对于有形财产行使平等权利。
我国台湾地区在“民法”亲属编修正之前，对于家庭内之劳动并未予以适当之评价，因此，于联合制之下，夫在外工作所得之报酬，属于夫，而妻专心于家庭内从事种种劳动，却一无所有。为了弥补此不合理之现象，立法者乃从德国导人剩余分配之制度，给予家庭主妇对于夫之剩余财产，有12的分配请求权。从此，家务劳动获得评价。
可见，对家务劳动价值的肯定及经济补偿随着人们权利意识的增强已成为世界之共识，我国要适应全球经济的发展，对于社会的基本细胞组织家庭要予以高度重视，重视夫妻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从事家务劳动的价值，不能因夫妻财产制的不同而得到补偿的法律后果不同。
三、完善我国家务劳动价值评估体系的建议
(一)进一步完善分别财产制的家务劳动补偿制度
我国新《婚姻法》规定对付出较多家务劳动一方给予补偿，是对夫妻所从事的家务劳动给予正确评价的必然要求。家务劳动是指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为满足家庭成员生活需要所从事的劳动，包括抚养子女、照料老人、洗衣服做饭等，口这些家务劳动是维持家庭共同生活所必不可少的，从而间接地增加了家庭财富。基于此，我国新《婚姻法》规定对分别财产制中付出家务劳动较多的一方实行经济补偿。这种补偿，基本上调整了夫妻在分别财产制中家务劳动中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但这种经济补偿过于笼统，第一，对于如何认定在家务劳动上的“较多”，实践中，在哪种情况下才算“较多”，没有具体的量化标准，致使司法实践中的补偿都是不了了之;第二，在我国目前情况下，人的个体受多元化思想的影响，每个个体都是有理性的经济人，一旦婚姻终止，一方不顾夫妻感情，反目为仇，故意隐瞒财产，逃避对付出较多一方家务劳动的经济补偿，对于这种情况，国家没有强制措施;第三，对一方在另一方协助下获得的无形资本如文凭、资格证书和某种谋生技能等，并未作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予以确认。为此，国家应根据我国现代的家庭模式，借鉴外国和海外一些地区的经验，承认从事家务劳动的社会经济价值，制定分别财产制中，家务劳动补偿价值的最低标准和逃避补偿的制裁方式。
(二)增加共同财产制中家务劳动补偿制度
一些学者认为，夫妻共同财产制的特点是，将夫妻视为一个整体，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不论一方或双方的收人，也不论一方收人多或一方收人少，一方有收人或一方没有收人，双方都有平等地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共同财产的权利;因此，如果一方因从事家务劳动多而收人少或完全没有收人，而无论对方有多少收人都属于夫妻共同所有，并且，在离婚时，原则上均等分割，并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这就包含了另一方在操持家务、抚养子女、照顾老人、协助工作以及情感支持等方面的投人，也就确认了家务劳动的价值，这实际上也是对从事家务劳动多的一方的一种补偿，为从事家务劳动一方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护，无须再另行规定。但实则不然，夫妻共同财产制并没有解决家务劳动价值问题。众所周知，夫妻共同财产制是夫妻财产中的重要制度，它是指将夫妻财产的一部分或全部合并为共同财产归夫妻所有，至婚姻关系终止时分割。根据其范围，共同财产可分为一般共同制、动产和所得共同制、婚后所得共同制、劳动所得共同制等多种形式。乓事实上，这种均等分割仍然保护不了处于弱势一方在家务上多尽义务应得的补偿。因为在任何社会都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家庭这个小社会也不另外，因经济大权掌握在挣钱人手中，从事家务一方在家里无经济掌控权就决定其在家庭中无决定权，一旦因某种原因婚姻解体，少做或不做家务劳动一方有可能在离婚时极力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应归夫妻共有的财产，以致达到使对方无法获得财产的目的，而从事较多家务劳动的一方因无法举证，很难获取应得的财产。同时，因各个家庭经济状况不同，从事家务劳动的类型也有所不同。一种类型是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家庭，丈夫在外面创业挣钱，妻子在家抚养儿女、赡养老人，即纯家庭主妇型，这种情况如果丈夫提出离婚，按照婚姻法第39条规定:“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商处理，协商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判决。”在这里，夫妻中任何一方无论是以财产形式尽义务，还是以劳动形式尽义务，用于尽义务的财产或劳动都为夫妻共有，家务劳动的社会价值无疑也是得到了法律的承认;第二种类型是白手起家的夫妻型家庭，面对激烈的竞争，为了养家糊口和增强个人适应市场的竞争能力，夫妻协商通过职业培训(如读研究生、博士或学习一门专业技术)作为改善境况的一条道路，而对这种白手起家的家庭来说，没有一定的家底，夫妻双方同时深造是不现实的，按照
(三)车重价值规律，制定家务劳动价值评估体系
按照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的观点，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都是人类一般劳动的耗费，都能创造价值。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价值的实体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即抽象劳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的价值。从另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作为具体的有用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切他还谈到:“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从而再生产这种特殊物品所必须的劳动时间决定，……。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劳动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而劳动力的发挥即劳动，耗费的一定量的肌肉、神经、脑等，这些消耗必须重新得到补偿，支出增多，收人也增多。
家庭劳动价值篇4
【论文摘要】家务劳动补偿请求制度是 2001年修改婚姻法新增设的内容。这项制度的设立对于提升家务劳动的社会价值，保护对家庭做出较多贡献一方的合法权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这毕竟是一项新增内容，理论设计上存在不足，实践中可操作性不强，立法目的实现的预期效果不令人满意。因此，完善家务劳动补偿请求制度的立法设计，使之更具可操作性，更好的实现其立法目的，正是本文所追求的目标。
一、家务劳动补偿请求制度的意义
家务劳动补偿请求制度 ，主要是指夫妻离婚时，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家庭付出较多义务的，另一方应给予财产或物质补偿的制度。对此 ，新 《婚姻法 》第40条规定： “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 自所有，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
家务劳动补偿请求制度的提出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意义：
1、它肯定了家事劳动的社会经济价值基于婚姻而产生的家庭不仅是一个社会组织，也是个经济组织，具有实现人口再生产、教育子女、赡养老人和组织经济生活的社会职能 ，要履行这一职责，需要家庭成员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从事大量而繁重的家务劳动。家事劳动是社会劳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占社会劳动相当大的比重，理应得到和社会职业劳动同样的认可和评价。
对家事劳动予 以经济评价已是国际社会的主流认识。1974年国际妇女年联合国会议 ，在世界行动计划中指 出： “家事对家庭生活而言，非常必要，但一般仅承认其具有极少经济的、社会的价值。惟所有的社会若希望达成维持家庭 、教育子女之基本任务，则对于这些家事劳动，应给予高的评价。”脚 ”’对家事劳动的经济评价实质上是承认夫妻一方 (主要指妻子 )家事劳动与夫妻另一方的社会职业劳动具有同样社会经济价值和同等地位。贯彻了男女平等原则，也使家事劳动在夫妻财产制中有它的一席之地。世界许多国家的民法典都对家事劳动的经济价值给予积极的肯定。如 《瑞士民法典》第164条规定：负责料理家务、照料子女或扶助配偶他方从事职业或经营事业的配偶一方 ，有权请求他方支付一笔合理的款项，供其 自由处分；第 165条规定：在协助配偶他方从事职业或经营事业中，配偶一方的付出显著超过其抚养家庭应做出的贡献的，其有权请求为此得到合理的补偿金。 (德国民法典》对家事劳动的经济价值也做出了明确规定，该法第 1360条规定：夫妻双方相互负有以其劳动和以其财产适当抚养家庭的义务。家务处理交予夫妻一方的，该方以处理家务履行其以劳动抚养家庭的义务。这里的以 “劳动” “抚养家庭”包含了家事劳动的经济价值。
我国从婚姻立法的角度对家事劳动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予以肯定，与国际社会接轨，是我国社会发展、法律进步的表现，对我国家庭和谐、社会发展进步具有积极的意义。我国是个发展
我国婚姻法对夫妻财产关系的调整虽然规定了约定财产制和法定财产制度两种，但现实的绝大多数家庭并未对财产作任何约定，夫妻的财产关系主要适用法定的婚后所得共同制。笔者对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这一中等城市的 200个家庭的随机调查中得 出的数据发现 ，约定完全适用分别财产制的不到 1％，即使是采用约定财产制，多数家庭也只是约定夫妻财产部分共同所有，部分分别所有。调查起诉到法院的 150件离婚案件中，请求家务劳动补偿的只有 1件，且因为没有适用分别财产制而没有得到支持。这说明法定的婚后所得共同制仍然符合我国国情。离婚经济补偿制度以分别财产制作为适用条件超前于我国家庭夫妻财产关系的实际，但婚姻立法却以此作为实行离婚时的救济制度的前提条件，就使得这一救济制度的适用范围大大受限，难以达到其预设的目的，也不能满足调整我国夫妻财产关系的实际需要。
设立离婚时家务劳动补偿这种离婚救济制度的 目的，一是承认家务劳动或协助工作的价值；二是弥补分别财产制度存在的实质上的不平等 ，因为在夫妻分别财产制下，离婚时双方无共同财产可以分割 ，如不做出一定补偿，为家庭生活、对方事业发展付出较多义务、贡献较大一方的价值就无从体现，为了平衡夫妻双方利益关系，体现法律公平公正，婚姻法规定在实行分别财产制的夫妻离婚时，一方应对为家庭做出较大贡献的另一方给予补偿。
问题在于，在不实行分别财产制而实行共同财产制或部分共同财产制、部分分别财产制的家庭中，如何承认家务劳动或协助对方工作或对对方事业、学业提高做出贡献的一方的价值，保护这一方应得的利益?从婚姻立法对离婚时共 同财产分割的规定看 ，认为共同财产制本身就是承认了家务劳动与社会劳动具有同等价值，否则只从事家务劳动的一方无权分割共同财产。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明确，这一立法规定的前提是在一方完全从事家务，不作任何社会工作，没有经济收入的情形下设计的，而实际上，现在的家庭 ，夫妻一方完全不从事任何外出工作的很少。城市里双薪家庭是绝对的主流，农村夫妻双方都外出务农、务工也占多数。这种情况下，女子外出工作的结果是，仍未改变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观念 ，妇女既要主内，又要主外。由于实行共同财产制，因而离婚时对妻从事的家务劳动并不认同其价值 ，因为法律没有规定对其付出予以补偿。这实在是立法的一大缺憾。
在我们调查的 150例离婚案件中，离婚当事人的年龄集中于 28~’’57之间。当事人婚姻关系存续的时间多在 1—18年之间。这说明夫妻结婚生育以后，尤其是人到中年，子女尚未成年，父母开始年迈体衰需要照顾，本身工作压力较大，经济负担重，因此在情感上、家庭生活方面就极易出现问题，这一时期是夫妻的多事之秋。双方共同生活多年之后，多数家庭女方不得不把人生中大好的黄金年华、精力和体力奉献给家庭、孩子和丈夫，在怀孕、分娩中还要承担体质下降、留下终生疾病甚至因此献出生命的风险。繁重的家务劳动消耗女性大量的时间、体力和精力的同时，必然影响他们的学业提高、知识更新、工作进步、职称晋升等，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失去就业或选择更好职业的机会。而配偶对方，则基于对方的奉献和牺牲从中获得巨大利益．学业进步、事业发展、社会地位提商等等。对此，婚姻法规定，离婚时，夫妻共同财产平分秋色，而不以双方收入的多少为衡量标准，再加上有利于保护妇女儿童的照顾性条款，这样，就等于对家务劳动的价值进行了正确的评价，就算是为妇女对家庭付出较多贡献的特殊照顾了。如果我们不仔细分析夫妻各方对家庭的实际投入，就会误认为是一种超出男女平等原则的对女性的特殊照顾，而不认为这是对女性在家庭中大量投入的回报。相反，如果将这个问题置于市场经济条件下讨论，一个已婚妇女在家庭中所付出的劳动和代价，其实远非夫妻财产的一半所能补偿。法律规定对离婚夫妻中女性财产的照顾 ，只不过是将本属于妇女应得的权益说成是照顾罢了。事实上，丈夫那点高收入在女性对家庭的无偿投入面前早应黯然失色。目前，我国一个家庭保姆的月工资一般 350—600元不等，外加吃住，月开销 700-1000元。按此标准计算 ，一个已婚妇女对家庭的家务投入以货币计算每年不下 1万元，以一位结婚时间已过 15年的妇女为例 ，如果她离婚，家庭对她的补偿，仅家务劳动一项，就高达 15万元。若再加上生儿育女的补偿和属于共同财产应得的份额，其离婚后实得的财产就更多了。但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即便是特殊照顾女性的离婚财产案，也很少有突破上述限额的。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 “公平公正”、 “等价有偿”等原则 ，是我国现行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如果在共同财产制下 ，对一方所作的贡献或付出，法律不予认可的话，法律的公正性必然受到质疑。因此，笔者以为，在民法典制定的过程中，对婚姻法关于 “离婚时家务劳动的经济补偿”应作进一步完善 ，使其在立法设计上更合理，司法实践上更具可操作性 ，这不仅是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客观要求，也是全面落实保障妇女权益的需要。为此提出以下设想：
1、对于适用分别财产制的家庭。如果一方为家庭付出较多．即使是不离婚也应当允许请求经济补偿。以避免离婚时夫之财产可能脱手或即使有也可能难保财产分配 。
2、离婚时家务劳动补偿请求权的适用范围，由夫妻约定适用分别财产制扩大至法定共同财产制及部分共同、部分分别财产制的任何夫妻。具体办法如下：
(1)法律明确规定，夫妻可设立各自的个人财产帐户，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各 自所有财产的一定比例如百分之三十或四十作为对家庭付出较多贡献一方的补偿，离婚时．只要一方符合补偿的相应条件，就应该将其补偿份额划归获得补偿的另一方所有。
(2)设立夫妻婚姻住房法律概念，确认婚姻住房的特殊法律地位，以确保离婚后妇女有住房。即一方对另一方的补偿包括以住房补贴。如在法律中明确规定，凡属婚姻住房，夫妻任何一方无权私 自处分，即使是婚前房产。在共同财产不足以补偿另一方时。就以婚前个人房产补贴。
家庭劳动价值篇5
一、剩余价值的生产并非仅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也广泛存在，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是企业利润和国家财政收入的源泉[1]
传统观点认为剩余价值的生产仅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在其他社会，尤其是作为资本主义取代者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不存在。可事实并非如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广泛存在剩余价值的生产，不仅“资本主义经济”存在，而且公有制经济和个体经济也存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雇人做工的私有企业、合资企业、股份制企业等传统观点所指称的“资本主义经济”，它们当然生产剩余价值，这一点众人皆知。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而它亦生产剩余价值，因公有制企业的职工并没有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将自己创造的价值全部占有，而是留一部分成为企业利润和国家利税，而这实际就是公有制企业职工创造的剩余价值。社会主义社会，个体经济的业主也要向国家纳税，而其所纳的税实际就是个体经济的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社会主义社会，不管是公有制经济还是私有制经济，劳动者创造的价值实际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自用价值，满足自身及家庭的需要；另一部分则为剩余价值，成为企业利润及国家财政收人的源泉。如果劳动者创造的价值不够或仅够满足自身及家庭的需要，没有一点剩余，那么企业就挣不到任何利润，国家财政也不会有一文钱的收入，从而社会经济就会停止运行，国家机器就会停止运转。
二、剩余价值的准确含义
那么，剩余价值的准确含义究竟是什么呢?仔细考察“剩余价值”出现的各种场合，发现其含义并不统一，至少有两种:第一种是从价值的创造者而言，“剩余价值”是与“自用价值”相对的概念，指劳动者创造的超过自身及家庭需要的那部分价值；如劳动者创造的价值不够或仅够满足自身及家庭的需要，没有一点剩余，那他便没有创造剩余价值。如工人创造的价值若还不抵其工资，他便没有创造剩余价值，只有创造的价值比工资多，他才创造了剩余价值。马克思说:剩余价值是雇佣工人创造的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超过劳动力价值的价值。这里的剩余价值，即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本质上也是劳动者创造的超过自身及家庭需要的那部分价值，因劳动力价值是由维持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费用决定的，其中包括劳动者本人的培养、教育费用和维持其家庭成员生活的费用，而这恰恰就是劳动者创造的价值中超过自身及家庭需要的部分——自用价值。故对剩余价值的新旧两种解释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区别仅在于:旧解释是剩余价值之特殊，无普遍适用性，仅可解释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而新解释则为剩余价值之一般，具有普遍适用性，可解释一切与自用价值相对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还有第二种含义，是从价值的载体而言，是与“已用价值”相对的概念，指物品经利用后所剩的价值。这种含义不如第一种含义常见，但在电视、报刊、书籍及日常生活中也时有出现。如2000年12月12日早上8时之前，中央电视一台的“东方时空”节目曾报道有人回收“电子垃圾”再利用而取得了良好效果，尤其是印度一男子竟用此而组装成一辆摩托车，言此为利用垃圾的“剩余价值”，这里的“剩余价值”显然并非指劳动者创造的超过自身及家庭需要的那部分价值，而是指物品经利用后所剩的价值。我们有时会听到有人把废水的再利用称为利用水的剩余价值，把废料、废物的回收利用称为利用物品的剩余价值，此“剩余价值”也是指物品经利用后所剩的价值。
“剩余价值”的这两种含义，一个是言人所创造的价值状况，另一个则是言物品本身的价值状况，名同而实异，但根据其出现的场合，联系上下文，很容易判别其所指何义。因第一种含义很常见，第二种含义较少见，故本文主要以第一种含义为依据对剩余价值展开论述。由此而观其适用范围，便可看出:剩余价值的生产并非仅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在原始社会末期以后的各个历史发展阶段都一直存在。原始社会前期，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劳动者创造的价值尚不能满足自身及家庭的需要，人在很多时候处于忍饥挨饿的境地，故难以创造剩余价值。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劳动者创造的价值除满足自身及家庭需要外，尚有少量剩余，故能生产少量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产生对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最明显的便是战争得胜者不再将战俘杀掉，而是将其用作奴隶为自己生产剩余价值。封建社会，剩余价值的生产广泛存在，地主收的地租及国家收的各种捐税，皆来源于农民及其他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的生产，众所周知，其实质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及国家的财政收人皆来源于工人及其他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社会主义社会，上文已有论述，广泛存在剩余价值的生产，而且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将更加离不开剩余价值的生产，因那时会出现更多的职业种类，社会分工将更加细密，更多的人将离开物质生产部门而从事文教、卫生、公共服务等工作，如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不能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那么许多社会必须的非物质生产性的工作将无法开展，整个社会机器将停止运转。
三、剩余价值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剩余价值在社会生活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多少是衡量社会生产力水平高低，人生价值大小及国家财力强弱的重要标尺。下面分而论之。
(一)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多少是衡量社会生产力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尺
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多少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高低成正比。社会生产力水平越低，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便越少；而社会生产力水平越高，则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便越多。故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多少是衡量社会生产力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尺。以农业生产为例，一个劳动力一年的产出，原始社会，养活自己及家人尚感吃力；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产出虽有所提高，也不过除养活自己及家人外还能多养活几个而已；而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因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其产出养活几十、几百人也不成问题，现达国家，百分之几的农业人口便能满足全国人口的粮食供应，便是明证。在这里，农业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不断增长便标志着农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由其数量的多少便可判明农业生产力发展到什么水平。
(二)为社会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多少是衡量人生价值大小的重要标尺
什么是人生价值?对其具体解释虽纷纭不一，但人的贡献大、影响显，则人生价值便大，却是人人都同意的观点。而人为社会创造的剩余价值越多，则贡献便越大，影响便越显著，故人生价值便也越大；相反，如人为社会创造的剩余价值越少，则贡献便越小，影响便越轻微，故人生价值也越小，如不能为社会创造任何剩余价值，则人生便毫无价值。这样，为社会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多少便成了衡量人生价值大小的重要标尺。各类人中，正常人都能创造价值，但痴呆人、植物人却不能，故其不但不能创造剩余价值，反而需要靠他人供养而生活，因而其人生不仅可以说毫无价值，甚至可以说是“负价值”。正常人虽都能创造价值，但某些人，如历史上的一些贵族、奴隶主、地主及现代社会的一些纯粹“食利者”却不去创造，自己却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因其不但没为社会创造剩余价值，反而消耗社会的剩余价值，故其人生也不仅毫无价值，而且为“负价值”，与痴呆人、植物人一样，纯粹为社会的附赘悬疣。创造价值的正常人，其创造的总价值包括自用价值和剩余价值两部分，人创造的总价值多，剩余价值自然也多，在价值总量一定的情况下，自用价值多则剩余价值少，自用价值少则剩余价值多，二者成反比关系，人生价值的大小便也随剩余价值的多少一同变化。如，魏征、包公、海瑞等历史上的仁人志士及焦裕禄、孔繁森、等大批共产党员，公而忘私，先人后己，为社会作出巨大贡献，自己及家人生活却非常俭约，其自用价值非常少而剩余价值非常多，故其人生便很有价值，倍受人称颂、敬仰；而和坤、、等贪官污吏，损公肥私，虽说自己也创造价值，但因其通过贪污受贿把其创造的价值变为自用价值，剩余价值的量便很小，甚至成为负数，故其人生便毫无价值，被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被人唾骂。有的国家机关、文教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摆脱不了传统教条的束缚，认为只有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才创造剩余价值，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并不创造剩余价值。故强烈反对笔者的这一观点，认为他们自己没有创造剩余价值，按笔者的观点，他们的人生便没有价值，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其实他们没有理解价值不过是表示有用性，即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关系的范畴，任何人创造了社会需要的东西就都创造了价值，创造的价值不光能满足自己及家庭的需要，还能满足其他人的需要，就都创造了价值，绝非因你不是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就没有创造价值、剩余价值。国家机关、文教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其工作具有重大的社会效益，其效益远大于自己所需，远多于社会为自己支付的各类工资总额，怎么能说自己没有创造剩余价值？笔者“为社会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多少是衡量人生价值大小的重要标尺”的观点并无错误。
(三)劳动者为社会创造的剩余价值总量是衡量国家财力强弱的重要标尺
如何衡量国家财力(注意:这里指国家财力，而非指综合国力)的强弱?目前，往往是用国民生产总值或人均国民收人来衡量，这远不如用劳动者为社会创造的剩余价值总量衡量准确。这是因为:国民生产总值虽确实与国家财力强弱密切相关，但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国家的大小，国家很大(如旧中国)，即使经济落后，国民生产总值也会相当多，但因国民消费量也大，国家财力实际十分弱小，根本办不成什么大事。人均国民收入虽可准确反映国民的富裕程度，但如国家太小，即使人均国民收入很高，国家财力也不可能太强，办不成什么大事，仍会受制于人。如1990年海湾战争时，科威特虽人均国民收入很高，十分富有，但因是个弹丸小国，故国家财力并不强，无力抵挡人均国民收入比自己低得多的伊拉克的侵略而一度亡国。而剩余价值总量实为国民生产总值减去国民消费总量所得之差，可准确反映国家掌握及可以调度的财富数量，可准确衡量国家财力的强弱。
综上所述，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剩余价值”概念的准确解释，便可使这一概念的理论价值大大提高，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而且适用于其他社会，不仅可解释、解决经济问题，而且可解释、解决人生、社会等一系列问题，而使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更加完善，大大增强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家庭劳动价值篇6
关键词马卡连柯劳动教育现实意义
安・谢・马卡连柯（1888―1939）是苏联早期的教育家和作家，他积极投身于教育实践的同时，还勤于著述，撰写了许多教育著作，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育思想体系，其中劳动教育思想是其教育思想体系的主要内容之一。本文通过分析马卡连柯的劳动教育思想，以期对现代儿童劳动教育有所启示。
1马卡连柯劳动教育的意义和作用
在马卡连柯关于劳动教育的论述中，他按照社会主义社会对人的基本要求来讨论劳动的教育意义，其教育著作《儿童教育讲座》中就提出了劳动教育的价值：“正确的苏维埃教育如果不是劳动的教育，那是不能想象的。劳动永远是人类生活的基础，是创造人类生活和文明幸福的基础。”劳动教育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劳动教育能使儿童了解劳动的必要性，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养成劳动的习惯。在参与劳动的过程中，儿童会养成劳动的牢固习惯，产生对劳动的兴趣，会把劳动当作表现其人格和才能的主要形式，形成劳动最光荣的价值观，养成儿童热爱劳动的情绪情感。
（2）劳动不仅可以促进儿童的健康发展，提高儿童的劳动能力，还可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劳动可以使儿童手脑并用，锻炼身体的同时也促进智力的发展，在劳动的过程中，儿童能感受到我能帮助别人，但也需要别人的帮助，形成初步合作的意识，发展和谐的人际关系。
（3）劳动教育的最大价值体现在儿童道德上和精神上的发展。儿童在劳动的过程中，通过为自己或者为他人的服务，或是体验参与他人劳动的境况，有助于儿童获得自我存在的价值，培养责任感，增强自信心，从而进行自我肯定，自我发展。对儿童开展适宜的劳动教育，还能培养儿童珍惜劳动成果，养成勤俭节约的良好品质。
2集体劳动是劳动教育的重要形式
马卡连柯认为学校是开展劳动教育的主要场所，在所有的教育实践中，马卡连柯把劳动教育和集体教育紧密联系起来。他把“通过集体”、“在集体中”和“为了集体”而教育的思想广泛地运用到劳动教育之中，因为他认为，组织一个良好的集体是劳动教育的重要途径。正是在集体组织中进行分工和协作，把劳动教育与集体教育结合起来，才能使每个成员都能做到热爱劳动，关爱集体和他人，发现集体力量的伟大，体验个人的价值存在，养成珍惜个人和他人劳动成果的习惯。反之，如果没有集体，就没有劳动过程中的分工与协作，儿童也不能更好地感受个人价值和集体存在的意义。
如果说劳动教育的主要场所是学校，那么劳动教育的重要辅助则是家庭。马卡连柯十分重视儿童的家庭劳动教育。他曾指出：“在教育自己儿童的工作中，父母永远不应该忘记劳动的原则……正是家庭的劳动锻炼，对于人们未来的熟练技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家庭里获得了正确劳动教育的儿童，以后就会很顺利地完成自己的专门教育。”马卡连柯认为家庭劳动教育与儿童未来的工作技术有密切关系，即能否进行合理的劳动教育会影响儿童未来熟练技术的获得。因此在家庭里获得了正确劳动教育经验的儿童，在未来生活中就能很顺利地完成自己的专门教育。如果儿童期在家庭里没有接受任何劳动经验的儿童，虽然以后他会接受相应的教育机构的教育，但他也不会获得很好的熟练技术，还可能会面临各种失败，可能会成为不合格的工作者。所以家庭是儿童劳动教育的重要辅助场所，对儿童劳动教育观念的形成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3马卡连柯劳动教育思想对儿童劳动教育的启示
3.1一日活动中贯穿劳动教育
儿童的一日活动中有专门的教育活动、游戏活动和生活活动。在教育活动中，我们可以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展劳动教育，比如在相关的语言领域、社会领域，我们可以直接提出相应的劳动态度和劳动技能的培养目标，更有针对性和系统性地对儿童进行劳动教育。在游戏活动中，可以采取游戏的方式开展劳动教育，寓教于乐；儿童还可以参与环境创设体验劳动的乐趣。在生活的各个环节，都充满了劳动教育的契机，在日常生活中，贯穿劳动教育，能提高儿童的自我服务能力，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还能体会到为他人服务的价值感，形成良好的同伴关系。
3.2重视家庭中的劳动教育
目前，因为独生子女家庭较多，家长较重视儿童早期智能教育，身体健康教育，但却普遍忽视了儿童的劳动教育。儿童时期是劳动习惯养成的关键阶段，家长的劳动行为可潜移默化地影响儿童形成爱劳动的习惯。家长可借鉴马卡连柯的思想，正确认识劳动教育的意义，合理利用家庭教育的优势对儿童进行劳动教育，让儿童做力所能及的事，使家庭成为劳动教育的重要场所。
3.3注意劳动教育与品德教育相结合
马卡连柯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特别强调在对儿童开展劳动教育时应当进行相应的劳动观念、劳动态度和劳动习惯的教育，让儿童通过劳动感受对错、美丑、善恶，促进儿童精神的成长，从而体现儿童劳动所蕴含的教育性，发挥劳动的教化作用。比如，在语言领域活动中，可以通过讲故事让儿童了解劳动创造了人类并推动人类进步，对待劳动要诚实，有社会责任感，不管事大事小，都要认真对待；在音乐活动中，可学唱《劳动最光荣》，理解劳动的光荣与伟大；鼓励儿童自己的事自己做，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
参考文献
家庭劳动价值篇7
关键词：新经济迁移理论农民工城镇化
2012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为52.6%，但公安部户籍数据得到的城镇化水平只有35%，即约有2.3亿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工作和生活，这些迁移人口中的大部分是劳动力，他们不具有城镇户籍也不会永久定居在城市，而是处于不稳定的迁移状态。
对于劳动力空间行为的研究，很多都是从宏观层面分析迁移的动力机制、过程及宏观影响，如二元结构理论、托达罗模型等；或者从微观角度分析劳动力的个人差异和人力资本函数，解释为什么有的人迁移而有的人不迁移，如人力资本理论；新经济迁移理论（theneweconomicsofLabormigration）从家庭的角度，将劳动力迁移看作家庭成员之间的制度安排和家庭配置劳动力资源的生产决策。家庭是一个紧密联系的经济组织，本文认为从家庭的视角能更好的解释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城乡迁移问题。赵耀辉（1999）以家庭为基本分析单位，从家庭配置有限劳动力资源以实现收入最大化的角度建立了模型并进行相关实证，但是近十几年间中国的农村社会、农业发展和劳动力城乡迁移特征均发生了巨大变化，其论文中的一些假设与现实愈加不符，亦未能考察相对剥夺和农村社区综合发展水平对劳动力迁移的影响；目前鲜有学者基于新经济迁移理论和家庭决策理论解释中国的农村劳动力城乡迁移问题。本文将尝试细化赵耀辉的相关研究，并引入新经济迁移理论中的相对剥夺概念，从家庭配置劳动力的视角解读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城乡迁移。
农民家庭城乡配置劳动力模型及相关性质推导
假设经济中存在两个经济部门：农村的农业生产部门和城市的非农生产部门。农民家庭将劳动力配置在单一部门或者配置在两部门，以实现家庭整体效用最大化。
假设典型农民家庭拥有固定的劳动力总量为L，家庭向农业部门配置劳动力数为l，向非农部门配置劳动力为L-1；假设家庭拥有的土地和投入农业的生产资本为n和k。假设农业生产函数为f（k，l，n），该生产函数具有如下性质：
性质1：，，；性质2：，，。
p为农产品价格向量，则家庭在农业部门的收入为：hhagriinc=pf（k，l，n）。
王德文（2004）发现农村迁移者的失业率显著低于城市本地劳动力的失业率，本文认为进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的高流动性大大降低了他们在城市中的失业率，因此假设失业率为零。如果用w表示非农工资，则家庭在非农部门的收入为hhwageinc=w（L-l）。则总收入为hhinc=pf（k，l，n）+w（L-l）=i（l）。
“相对剥夺（RelativeDeprivation）”是新经济迁移理论中的重要概念，Yitzhaki首先以收入为核心变量为相对剥夺感建模，Hey和Lambert在此基础上将其定义为个人（家庭）与“参照组中比他富有的那些人（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付允，2011），因此“即使个人收入水平有所提高，但只要提高的程度不及社区（参照组）中的其他成员，则他仍然会感受到相对剥夺”。新经济迁移理论认为相对剥夺感增加会促使家庭做出迁移决策。
假设原农村社区家庭收入遵循分布F（i；μ，σ），i为家庭总收入，μ为社区家庭平均收入，σ为标准差，则概率密度函数为f（i；μ，σ），则农民家庭在社区内部所感受到的简化的Yitzhaki型相对剥夺函数为，由此得到性质：
性质3：；；性质4：；性质5：，其中G为基尼系数；
由性质3可知，如果社区里其他成员的收入水平不变，随着家庭收入增加，家庭作为一个整体所感受的相对剥夺感会加速递减；由性质4可知，如果该家庭收入保持不变，但社区整体收入水平提高，或者如果家庭迁移到一个平均收入更高的社区并因此转换了参照组，则家庭会感受到更强的相对剥夺感；由性质5可知，社区里全部家庭的平均相对剥夺感可以表示为收入均值与基尼系数G的积，也即随着社区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剧，所有家庭平均会感受到更强的相对剥夺感。
假设典型农民家庭拥有一个总的效用函数，并且这个效用函数是收入和相对剥夺的函数，则U（i，RD），由此得到性质：
性质6：，；性质7：，。
以上两个性质表明：收入的增加或者相对剥夺感降低会提高家庭的效用，家庭效用函数是收入以及相对剥夺的凹函数。
家庭通过在城乡配置有限的劳动力资源以实现效用最大化，则：
maX∶U（i，RD）=U{i（l），RD[i（l）]}=U[g（l）]
st∶L≥l≥0
根据Karush-Kuhn-tuckerConditions求解：
maX∶π（l，λ）=U（i，RD）+λ（L-l）=U[g（l）]+λ（L-l）
st∶L≥l≥0
则
第一种情况：当λ>0时，则由式（3）可知l=L。代入式（2）有：，所以有，又因为，所以有，即。
这种情况表示：当农业的劳动边际产出价值一直大于其在非农部门的工资收入时，家庭会将全部劳动力配置在农业部门。
第二种情况：当λ=0&l>0时，则由式（2）有：=0，又因为，所以有=w，可以解得l*满足：且L>l*>0。
这种情况表示：当农业的劳动边际产出价值可能等于其在非农部门的工资收入时，家庭会将劳动力分散配置在城乡。
第三种情况：当λ=0&l=0时，则由式（1）有，又因为>0，所以有≤w。
这种情况表示：当农业的劳动边际产出价值一直小于其在非农部门的工资收入时，家庭会将全部劳动力配置在城市非农部门。
第四种情况：λ>0&l=0无解。
以上解展示了农民家庭的三种劳动力配置决策。
模型对决定和影响农民家庭城乡配置劳动力的重新解读
改革开放前，全国没有合法的土地转包市场，土地对农业产出的贡献并不能通过土地转包市场体现为相应的租金收入；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里，土地转包市场不健全，家庭主要劳动力进城打工就意味着土地撂荒，土地的机会成本几乎为零；这一时期农业机械化水平低，因此在市场不健全和其他要素投入较少的情况下，劳动力外出打工的务农机会成本就近似等于农业总收入的人均值（），而其它投入要素在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可以忽略不计。
但随着近年来土地转包市场逐步健全，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家庭主要劳动力外出打工时，可以将家庭承包的土地转包出去，也可以将家庭购置的农用机械租出去，因此劳动力外出打工的务农机会成本就变成了农业的劳动边际产出价值（），而其它投入要素在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通过转包和租赁市场以租金的方式贡献给家庭。此时，家庭在决策是否将劳动力配置在城市非农部门时，所权衡的劳动比较收入就不再是农业总收入与工资收入之间的相对高低，而是比较劳动在农业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农业的劳动边际产出价值）与工资收入之间的相对高低。所以，健全和培育土地转包市场以及农用机械租赁市场，能够降低农民家庭将劳动力配置在城市的机会成本。
模型对农民家庭举家迁移的解读
农民家庭举家永久迁移到城市将引起相对剥夺参照组由原农村社区转换为迁移目的地社区。假设城市社区家庭的收入和农村社区家庭的收入都遵循相同的分布F（i；μ，σ），且城市平均收入水平高于农村μurbon>μrural，则由性质4和性质3可知，在家庭总劳动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家庭整体效用将降低：
城市居民更高的收入水平将会对从农村迁移而来的家庭产生更强的剥夺感。即使家庭所有劳动力都在劳动比较收入驱动下选择进城打工，并且都能实现在城市稳定就业，家庭仍然会慎重做出举家迁移城市的决策，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中国农村大量存在的“空巢家庭”与“三留守”现象；随着原社区与目的地社区收入差距越大，这种跨社区的迁移越不可能发生；如果考虑大城市和小城镇的差别，农民家庭基于相对剥夺考虑下的永久迁居决策更有可能选择与农村社区收入水平接近的小城镇。
结论与政策含义
通过模型推导，本文认为劳动比较收入决定和影响了农民家庭的三种劳动力城乡配置决策；通过进一步分析劳动比较收入变量，发现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健全农用机械租赁市场和耕地转包市场，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可以在保障家庭农业收入的前提下，降低劳动在农业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减少劳动力外出打工、离开土地的机会成本，所以发展现代化农业和培育和健全农业要素市场将对推动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通过分析相对剥夺感对于农民家庭选择举家迁移目的地的影响，本文认为小城镇更有可能是农民家庭举家永久迁移的目的地，缓解城乡收入差距将有助于推动中国城镇化进程。
参考文献：
1.eliakimKatzandodedStark，LabormigrationandRiskaversioninLessDevelopedCountries，JournalofLaboreconomics，Vol.4，no.1（Jan.，1986）
2.HeyJ.D.andp.Lambert.RelativeDeprivationandtheGiniCoefficient：Comment[J].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1980（95）
3.ShlomoYitzhaki，RelativeDeprivationandtheGiniCoefficient，the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Vol.93，no.2，may，1979
4.Stouffer，Samuela.theamericansoldier：combatanditsaftermath.（Studiesinsocialpsychologyinworldwarii，Vol.2.）.princeton，nJ，US：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49
5.YaohuiZhao，LeavingtheCountryside：Rural-to-UrbanmigrationDecisionsinChina，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Vol.89，may，1999
6.付允.可持续发展的公平度量：相对剥夺感理论、模型与实证研究.中国发展出版社，2011
7.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流动人口理论与政策综述报告.中国人口出版社，2010
8.盛来运.中国农村劳动力外出的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农村观察，2007（3）
家庭劳动价值篇8
什么是自然经济？我们可以分几个或几层含义来探讨。
一自给自足的农民
自然经济的概念来自古希腊。古希腊认为，凡是自然的，就是合理的，应予肯定。而经济，希腊语是“家庭管理”，是为了获取自然供给的东西，因而是合理的。所谓自然，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解释，是指合乎人类和事物的本性。而分工是由于人的天赋本性不同（如男与女），所以家庭管理（即经济）肯定分工（当然是指自然分工）。①
这样，一个家庭的自给自足，就成为自然经济的第一个光。——“当亚当耕地、夏娃织布的时候，谁是贵族呢？”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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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亚里士多德：《论》，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5页。
②系1831年泰勒起义中约翰博尔的口号，但他是引自英国歌谣。
马克思在论述希腊人公社时，说这种公社存在的前提“是组成共同体的那些自由而给自足的农民之间保持平等”；“公社的继续存在，便是那作为自给自足的农民的全体公社成员的再生产”。日耳曼人是住在森林里，彼此距离很远，“每个单位的家庭就是一个经济整体”；所以日耳曼人的公社中，“劳动的个人，即自给自足的公社成员”。①
但是，一个家庭的自给自足是有局限性的。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人们是集体劳动，共同分配，当然不是家庭自给。在上述希腊人、日耳曼人的公社成员的自由平等的关系破坏，出现阶级后，有新的情况。剥削阶级，无论是奴隶主、封建领主或出租地主，他们的家庭都是靠别人养活，不是自给的。劳动者方面，奴隶的家庭，因为没有自己的经济，也不能自给自足了。在欧洲，农奴多是自有生产工具，如果他有足够的份地，可以成为“自给自足的农奴”②，但是他同时还要供给别人。我国封建社会，农民家庭自给的情况更差些。
我国封建社会，直到明代，还常见“课僮仆以耕”、“僮奴千指”等记载，这些僮仆，和后来的雇农，都是衣食主人、不能自给的。当然，占人数最多的是佃农，但他们在生产以至生活上也不是完全独立的。乾隆时有人说：“盖北方佃户，居业主庄屋，其牛、犁、谷种间亦资养于业主”③。在南方，也常是地主供种子，最独立的江南佃户，大工具（水车，船）也是地主供给。安徽南部的那些“种主田，葬主山，住主屋”的佃仆更不用说了。
自耕农，尤其是较富裕户，可能是家庭自给的。但有些不过是假象。清人张英说：“居乡则可以课耕数亩，其租倍入，可以供八口。鸡豚蓄之于栅，蔬菜蓄之于圃，鱼虾蓄之于泽，薪炭取之于山。可以经旬累月，不用数钱。”④这好象是家庭自给。但细究之，“数亩”不能食八口，他主要是靠“租倍入”，按对半分成计，至少是四个“数亩”，即至少有四户佃农圃来供给。还有养猪、种圃、捕鱼、打柴、恐怕也要依赖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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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76、477、481页。
②《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会1975年版（下同），第890页。
③清档，朱批奏折，财政类，乾隆四年八月初六日两江总督那苏图奏。
④见《垣产琐言》，《皇明经巨文编》卷三十六。
二为自已和为剥削者的直接消费而生产
在阶级社会，自然经济作为一个社会经济范畴，不能从单个家庭来解释，必须包括剥削者和劳动者两个方面。
恩格斯说：“生产或者是为了生产者本身的直接消费，或者是为了他的封建领主的直接消费，只有在生产的东西除了满足这些消费以外还有剩余的时候，这种剩余才拿去出卖和进行交换。”①毛泽东指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农民不但生产自已需要的大部分手品。地主和贵族对于从农民剥削来的地租，也主要地是自已享用，而不是用于交换。”②
这可作为自然经济的第二个含义，即劳动者为自己和为剥削者的直接消费而生产的经济。在这种经济中，劳动者是直接生产者，他们的劳动也是直接的社会劳动，或自然形式的社会劳动（即不需通过交换即为社会所承认的劳动）。为剥削者而生产的部分，或者是劳动的自然形式，即劳身地租；或者是产品的自然经济为前提的。到货币地和租发起来，“虽然直接生产者仍然要继续亲自生产至少是他的生活资料的绝大部分，但是现在他的一部分产品必须转化为商品，当作商品来生产。”③同时，剥削阶级的生活，已全部是商品经济了。自然经济遭到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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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的》，《马克思恩勤务员斯选集》第3卷，第441页。
②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横排本，第586－587页。
③《资本论》第3卷，第898页。
自然经济的这个含义，是从生产的性质上说的，但主要是指生活资料的生产，还不是全部生产活动。因而，又有第三个含义。三自我完成再生产的单位
马克思指出：“……经济，也就是说，经济条件的全部或绝大部分，还是在本经济单位中生产的，并直接从本经济单位的总产品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此外，它还要以家庭和农业相结合为前提”。①这段话可称为自然经济的经济学的解释。因为，商品生产是“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这正是它区别于自然经济的地方。自然经济是自我完成再生产，所需生产资料基本上是由本经济中提供。这个“本经济单位”又是什么呢？
列宁说：“在自然经济上，是由许多单一的经济单位（家长制的农民家庭、原始村社、封建领地）组成的，每个这样的单位从事各种经济工作，从采掘各种原料开始，直到最后把这些原料制造成消费品。”②列宁的话补充了马克思的论点。这里的“家长制的农民家庭”（《全集》本译作“宗法制的农民家庭”）是指从氏族公社向奴隶制过渡中的父权制大家庭。按照我国独龙族、基诺族遗存的情况，一个这样的大家庭包括几十个以至百多个夫妻家庭和为数不多的奴隶，那是可以成为一个自我再生产的经济单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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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本论》第3卷，第896页。
②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列宁选集》第1卷，第161页。
西欧的封建领地，确是典型的自然经济。它除了农田外，还都有大量的公用牧场、草地、森林以至渔场。牧畜业比较发达，木材自给，有的领地甚至向农奴征收盐或铁。农民的代役租，除布、家具、蜂蜜、酒、禽蛋、蔬果外，还有农具、工具、建筑材料等。领地内部的劳动交换和协作也比较发达。法国Cobie寺院庄园有6个铁匠、3个铸工、1个旋工，以及武器匠、首饰匠、漂泥匠、羊皮纸匠。至于木匠、泥瓦匠、马车匠、皮匠、鞋匠、面包师、酿酒人等更是每个庄园都有的。真是从采掘原料到制成消费品，都在本经济单位完成。不仅如此，象庄园里的医生、兽医、占卜星相家和牧师，也应算入自然经济，因为他们也是再生产过程中不可少的。
在地主制经济中，这种“单一的经济单位”是什么呢？我以为，应当是大体相当于过去采邑的一个乡里或邑县，包括这一地区的地主、农民、各种工匠、手艺人，还有小商人。否则很难做到从生产资料到消费资料的基本自给。一家一户，包括手艺人户，是一个生产单位，但不是一个经济单位；他们还联合起来，才成为一个经济单位。每户生产的农产品不尽相同，例如有的粗粮多，有的细粮多，有的不种烟叶，有的缺棉花或豆子。副业差异更大，“西乡女工，大概织棉细素绢，绩苎麻黄草以成布匹；东乡女工，或杂农桑，或治纺织；若吾乡妇工，则以纺织木棉与养蚕作绵为主。”①他们是靠在地方小市场上进行品种调剂、余缺调剂，互相取得原料或成品完成再生产的。这是和西欧庄园经济不同之处。这种调剂往往也经过商人，但它是使用价值的交换，乃至劳动的直接交换，应当属于自然经济的范畴。
这样，我们可以把自然经济的概念再引申一层，出现它第四个含义，或广义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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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五十，补农书下，所论是浙江桐乡县。
四使用价值的生产和交换
自然经济，本来是与商品经济相对立而言。因此，广义地说，凡是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或者以获取使用价值为目的的交换，也属于自然经济的范畴。
从这个含义说，不仅包括农民家庭手工业，还包括独立的工场手工业。“家庭手工业劳动和工场手工业劳动，作为农业（它是基础）的副业，在古代和中世纪的欧洲……就是这种自然经济赖以建立的生产方式的条件。”①
引申这个含义，我想，不仅是作为副业的工场手工业，还可把某些城市手工业包括在内。我们说，欧洲中世纪是自然经济，这话包括当时的城市。因为“城市手工业在实质上虽然是以交换和创造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但在这里生产的直接的主要的目的，是保证手工业者、手工业师傅的生存，因而是使用价值，不是发财致富，不是作为交换价值的交换价值”。②
下面，我谈一下中国的情况来说明这个。
我国较早地废除了领主制割据，建立大统一的国家，商业一向比较发达，明清两代更有显著发展。发展到什么程度呢？据我估计，鸦片战争前夕，国内商品的流通额约为3.88亿两，其中粮食占百分之四十二，棉布占百分之二十四点四，盐占百分之十五，以下依次为茶、丝和丝织品、棉花等。③
粮食是最重要的商品，差不多所有其他商品都是直接或间接（通过租赋）和粮食相交换。粮食商品化的情况是观察自然经济的重要标志。④当时，在城乡、地区间流通的粮食约有245亿斤，占产量的百分之十点五，除运河没有交换的漕粮丁赋，商品率不过百分之九。粮食从来不是作为商品生产的，无论农民或地主出卖余粮，都是为买而卖。直到解放前，基本上还是这样。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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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本论》第3卷，第886页。
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516页。
③拙作《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1983年第1期。
④1820年美国农业的商品率约为25％，1890年日本农业的商品率为20－30％，都是属于自给性生产。1870年美国农业的商品率超过50％，开始商品性生产。
⑤据三十年代一些调查，我国农业的商品率达50％左右，这是把农民之间的调剂和农村返销粮都在内，并有假象。我估计，粮食的商品率世纪初不超过20％，三十年代在30％左右。解放后，情况差不多。受十年动乱，商品率降低，1976－1977年均为25％，扣除返销粮只有15％左右。
布是第二位重要商品，商品量约3.15亿匹（每匹3.633平方码计）。这时已有几个商品土布集中产区，所产不过4，500万匹。因此，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商品布不是作为商品生产的，而是农家自用有余的布。不论这种布还是集中产区的布，都是为买而卖，为了使用价值。这时是农村织布户最多的时期，但在作全国总农户中也只占一半弱（明代就更少了）。就是说，有一半的农户是用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向织布户换布穿的。这正是我国“男耕女织”或耕织结合的一种形式。明代以前，麻以及丝与耕的结合也是这样。这也可以看出“家庭自给自足”这一概念的狭隘性。在我国地主制经济中，没有领地或庄园这种共同体的形式，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很大部分是通过在市场（主要是地方小市场）上的余缺调剂、即使用价值的交换完成的。
占第三位的商品是盐。盐、铁①从来就是自然经济不可少的补充，盐铁贸易是自然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盐民是小商品生产者，但他们是“只缘海角不生物，无可奈何来收卤”②，才变成可怜的小商品生产者的。挖铁的坑户、渔民、猎户等也是这样。我宁愿称之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自然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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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鸦片战争前铁的商品量约20万吨，在市场上占第十位左右。
②林正清：《小海盐场新志》。
占第四位的商品是茶。茶农也是小商品生产者。不过茶农是多半兼种粮食，即使不种粮食，也可归之于靠山吃山一类，通过使用价值的交换，聊以谋生。
商品经济是自然经济的对立物。但是，单纯使用价值的生产和交换——尽管也会造成市场繁荣——却又常成为自然经济的补充。而其结果是：地主制的封建经济利用它巩固了自己。我想，这也是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之一。
五余论
我提出自然经济的“广义的”含义并“引伸”这个含义，也许会变得无边无际。不过，我主要是从思想意识上说的。一方面，是鉴于在对我国经济史、尤其是近代史的研究中，有一种夸大商品经济的倾向，以至忽视其封建性。另方面，是鉴于在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讨论中，有一种“自然经济论”的思想。这种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为价值而生产，价值不起什么作用。
社会主义经济是要生产更多更好的使用价值。但它是高度社会分工的、最社会化的生产，这样，它就不能不生产价值（当然是以使用价值为物质承担者）。
首先批判自然经济论的是孙冶方同志。他在《社会主义经济论提纲》中说，社会主义生产中，“即有商品价值，也有产品价值。理由是全民所有制经济（或共产主义）不是自然经济而是交换经济。”他们指出，在具体生产过程中，“价值反映社会生产关系，使用价值只反映技术定额”。社会主义生产的c、v和m都必须表现为价值，才能通过交换和核算，节约物化劳动c和活劳动v，增加剩余产品m，价值规律发生作用。
家庭劳动价值篇9
论文关键词：重庆市；居民；收入分配；劳动价值理论
一、重庆市居民收入分配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重庆市居民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1979—2003年，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分别由354．54元和150．18元，上升到了8093．67元和2214．55元，二者分别增加了21．8倍和l3．7倍，扣除物价因素，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6．40％，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4．47％。如表l所示。
(资料来源：根据<重庆统计年鉴(2004年)》整理)
重庆市居民收入持续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也呈现出扩大的趋势。
1．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
随着城市改革步伐的加快，城市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逐渐扩大。表2为重庆市城市不同收入家庭的人均年收入。1998年城市最高收入户的人均年收入为10149．03元，而最低收入户的人均年收入仅为2705．37元，前者是后者的3．75倍；2003年城市最高收入户的人均年收入达到17349．35元，而最低收入户的人均年收入仅为3848．61元，前者已达到后者的4．5l倍。此外，从1998年到2003年最高收入户与最低收入户的人均年收入增长率分别为l1．32％和7．30％，二者相差4．02个百分点。这意味着高收入户居民收入的增长明显高于低收入户居民收入的增长，社会财富越来越向高收入阶层集中。
2．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
经济学中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基本工具是基尼系数。基尼系数越大，收入差距就越大。根据国际一般标准，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示收入绝对平均，在0．4以上表示收入绝对不平均。图1表明，重庆农村的基尼系数由1997年的0．2175上升到2003年的0．2903，中间年份的数值虽有波动，但呈上升趋势。据有关数据分析，1997年重庆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占14．54％，2000元以上的占28．86％；到2003年重庆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在1200元以下的占14％，3000元以上的占21．5％，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有所加大。
2．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结合
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价值创造是前提，而价值分配又反作甩于价值创造。但是，二者所解决的问题又有所不同。价值创造最终说明的是价值的来源问题，同时也为价值分配提供了一个最基本的依据；而价值分配解决的是生产要素所有权的实现问题。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但不是财富(使用价值)的唯一源泉，财富是各种要素共同创造的。在生产过程中，除劳动以外的生产要素虽然只是将其旧价值转移到新的产品中，价值量不会增加，但是价值创造必须以劳动与其他生产要素相结合为前提，否则不可能生产出商品，价值也不可能形成。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值分配，既要承认劳动创造价值的作用，又要肯定其它生产要素在价值形成中的地位，要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
市场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方式改变了计划经济时期的平均主义分配管理体制，引入了竞争和激励机制。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按劳分配，区分了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非熟练劳动与熟练劳动、非创造性劳动与创造性劳动，使不同能力的劳动者获得不同的劳动报酬，这势必加大收入分配差距。另一方面，因为生产要素是分配依据之一，所以要素贡献的差异以及拥有要素程度的差异也会成为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2002年到2003年，重庆市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长率为13．16％，而同期人均财产性收入增长率为77．96％，这充分说明了居民拥有的资本要素参与分配的程度增大。由于居民个人的财富积累和金融资产的拥有程度不同，因此按资本要素投入所得的收入也会有很大差异，如果进一步将这些收入作为资本要素进行再投入，那么居民的收入差距将会进一步扩大。
3．“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实施
效率与公平是收入分配的一个经典命题，是人类社会一切经济、政治行为追求的目标。效率与经济是否增长和增长速度这一“必要条件”密切相关，公平与社会绝大部分人群是否都有权利从经济增长中获益这一“充分条件”紧密联系，二者是辩证统一的。效率的提高可以为公平提供物质条件，公平的实现则成为效率提高的必然前提。效率之于公平的目的是基础的、首要的，而公平之于效率的意义是最终的、理想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的局限和所有制结构的多层次性，效率与公平的矛盾还一时难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寻找二者的最佳结合点，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从“先富起来”到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都鲜明地体现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这与马克思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公平原则是一致的。
实践证明，从平均主义的公平观到效率优先的公平观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效率优先强调把不同生产率、不同能力作为收入分配的依据，通过收入增加的激励，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从而增大社会福利、保证社会公平。但是，效率优先的分配机制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事实上的不平等，会引起收入差距的扩大，这就需要政府运用经济手段对收入分配进行调节，把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不致于过分悬殊。根据库兹涅茨的“倒u假说”，重庆目前正处于倒u形曲线的前期，还未达到拐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将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作用下继续扩大。
三、解决重庆市居民收入分配问题的若干对策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化已成必然。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政府应制订切实有效的政策，以调节全社会的分配关系和分配格局。
1．保护合法收入，打击和取缔非法收入
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需要财富和储蓄积累的支持，分配的平均主义很难使经济增长达到“起飞”的临界点，而社会的高收入阶层是财富和储蓄增长的中坚力量。只要是通过合法途径取得的收入，就应该承认其价值，社会高收入阶层的扩大，也符合社会主义生产的本质和目的。另一方面，一部分人用非法手段牟取暴利，获得的高收入与其贡献极不相称。因此政府既要强调高收入阶层社会功能，建立健全财产权保护制度，切实有效地保护各种合法收入；又要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从重惩处非法暴富，取缔非法收入，促使经济健康有序地发展。
2．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必须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保证劳动者生活安定和社会稳定。政府应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把符合条件的劳动者全部纳入社会保险覆盖范围；积极稳妥地推进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并轨，并对其进行再就业培训；逐步将城市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最低生活标准的居民，全部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积极探求农村医疗、养老和最低生活保障的有效途径，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妥善解决农转非人口和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
3．进一步完善相关财政制度
为弥补初次分配的不合理局面，政府应完善相关的财政制度，通过增加税收收入的方式来增强自身的收入调节能力。为此，政府应加强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和管理，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实行相对高额的累进税率；尽快实施个人实际收入申报制度和实际财产申报制度，以扩大所得税的征收来源；在税种方面，增收利息税、遗产税和赠与税，用于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
3．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
由于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尤其是1985年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以后，重庆市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逐年加大。从1985到2003年，重庆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812i4元提高到8093．67元，扣除物价因素，每年以5．36％的速度增长；而同期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虽然从325．24元上升到22l4．55元，但其实际增速每年却只有3．15％，可见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无论在绝对数上还是在相对数上都明显低于城市居民收入的增长，这使得重庆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指数由1985年的2．50增加到了2003年的3．65(如图2所示)。
二、重庆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
劳动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环境下，我们有必要用具有与时俱进理论品格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实践。重庆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既有经济长期高速发展的原因，又有经济体制改革所导致的奖惩机制的建立和收入来源多样化等原因，但从发展了的劳动价值理论的角度来看，主要原因有：
1．劳动的多元化与产业结构的变化
家庭劳动价值篇10
关键词：扩展线性支出系统;边际消费倾向;需求收入弹性;家庭食物消费
中图分类号：F126.1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7)06-0082-05
农业结构如何调整才能确保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实质上是农产品的供需问题[1]。农业结构的调整不仅要了解食品消费的变化，更重要的是了解食品内部消费结构的变化规律。食品内部消费结构的变化，对现阶段的农业结构调整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方面分析了张掖市甘州区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结构，探讨了食品内部消费结构的变化规律，即各种不同食品的家庭支出份额随着农产品相对价格、收入以及家庭内部因素的变化而相应改变的规律，并且利用eLeS模型对张掖市甘州区农村居民的食物消费进行定量研究。这对当地政府明晰家庭食物消费结构、调整农业结构、制定合理的消费政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模型的理论分析[2]
1.1eLeS模型
1954年英国计量经济学家斯通（RichardStone）提出的线性支出系统模型，是较早地将理论分析与经验研究完善结合的典范。
1973年以来，经济学家路迟（Luich）对此用了两点修改，提出了扩展线性支出系统的需求函数（eLeS），以消费者收入水平代替了总支出预算；以边际消费倾向代替了边际预算份额，其基本形式为：
1.2需求的收入弹性
需求的收入弹性说明收入的相对变动与由此引起的需求量相对变动的关系[4]。需求量qi对收入i的弹性通常用ηi来表示，其定义式为：
e=0:劳动力最高文化程度是小学或文盲；e=1:劳动力最高文化程度是中学或中专
家庭消费相关数据是在2005年8~9月对黑河流域进行大型社会调查中获取的，并通过计算得到。调查范围是整个黑河流域（除祁连县）10个县（区、旗），问卷分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家庭生活消费两种类型。调查过程中，实际完成情况为900人/问卷的比例，置信度达到95％；总共发放问卷2404份，得到有效问卷2372份。有效率为99％。本文则以问卷调查中甘州区的两百户农村家庭为研究对象，食物消费主要包括粮食、植物油、肉类、奶类、酒类、蔬菜、瓜果7类甘州区农村居民主要的食物消费品，基本消费情况如表2所示。
本文以上述各食物消费品支出为因变量，以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为自变量进行线性回归。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7]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估计的结果及有关数据量见表3所示。由此可以看出，所有回归系数均通过统计检验，加之模型本身具有良好的经济意义，所以，模型拟合效果较好。
2.2基本消费需求分析
由表3可知，2005年农村居民家庭基本食物消费水平估计值为7050.35元，而同年家庭平均收入为18884.98元，家庭食物支出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37.3%。若家庭平均规模为4人，则人均基本食物消费水平大约为1762.59元。这说明食物消费支出仍然是该地区居民生活消费的主要支出。在基本食物支出中，粮食、瓜果和蔬菜占有较大的比例，其基本需求值分别为1340.58元、1478.12、2021.96元，分别占食物总支出的19%、20%和28%。
2.3边际消费倾向的分析
边际消费倾向（mpC）描述了居民食品消费增量在收入增量中所占的比例，反映了未来居民家庭消费结构变化的趋势[8]。由表3所示，居民收入每增加100元，约28元用于食品消费（Σβi=0.2751）。从各项消费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来看，蔬菜、瓜果的mpC值相对较高(分别为0.062和0.106)，这说明张掖市甘州区农村居民基本达到温饱水平，人们在收入增加的同时，更注重食品质量的提高和膳食的均衡，这也预示着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正在向小康型加速推进。其次是肉类(mpC值为0.044)，这说明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甘州区农村居民倾向于多消费动物性蛋白。粮食的mpC也很高(mpC值为0.022)，这说明粮食仍然是农村居民食品消费的基础部分。奶类的mpC相对较低(mpC值为0.021)，这说明张掖市甘州区农村居民的膳食结构中，对奶类的需求量相对较低。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奶类的消费也将在居民食品消费结构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2.4需求收入弹性的分析
需求收入弹性是一个相对量值，它反映了消费支出的单位增长导致对各类消费品单位市场份额需求量的增长。它揭示了区域(居民)下一阶段的消费倾向，反映了当收入增加1%，第i种产品需求增加的百分比[9]。
利用模型的估计结果，通过(6)式可以计算出农村居民对各类食物消费的需求收入弹性（见表4）。
如表4所示，各项食品的需求收入弹性都为正值，这说明随着农民纯收入的增加，对各类食品的需求量都有所增加，可见，居民纯收入的增加会导致对各类食物消费的增加。其中，瓜果的需求收入弹性最大（1.354），说明随收入的增加，瓜果支出的比重将上升。而粮食的需求收入弹性最小（只有0.310），说明粮食支出的比重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增加的幅度最小。
2.5需求的价格弹性分析
2.5.1自价格弹性分析
自价格弹性表明第i种商品价格变化1%，第i种商品需求量变化的百分比。若该商品自价格弹性的绝对值小于1，表明居民对该商品价格的变化反应不大，该商品缺乏弹性。若自价格弹性的绝对值大于1，表明居民对该商品价格反应很大，该商品富有弹性。
利用模型的估计结果，通过(8)式可以计算出各类食物需求的自价格弹性（见表5）。
如表5所示，对角线上的黑体数字即为该商品的自价格弹性。其中除奶类和酒类以外，粮食的自价格弹性最小为-0.184，这说明随着粮食价格的上升，它的需求量下降得最少；随着自价格变化需求量变化最大的是蔬菜和瓜果，它们的自价格弹性分别为-0.879和-0.442。
2.5.2交叉价格弹性分析
交叉价格弹性表明第j种商品价格变化1%，第i种商品需求量变化的百分比。利用模型的估计结果，通过(12)式可以计算出各类食物需求的交叉价格弹性（见表5）。
如表5所示，表中每行数据表示各种商品（列）价格变化1%，使该行商品需求量变化的百分数；表中每列数据表示各种商品（行）价格变化1%，使该列商品需求量变化的百分数；第一列数据较大，表明粮食价格变化对其他商品需求量影响较大，所以应控制粮食价格防止其剧烈变动。
2.6家庭内部因素的影响分析
通过(10)式所示的模型，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表6给出了家庭规模、户主年龄和受教育水平对家庭食物消费的影响程度的估计结果。
2.6.1家庭规模的影响
由于家庭人口规模和人口内在结构的变化对家庭收入的增加会产生直接的影响，从而间接地影响着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尤其是人口内在结构的变化和家庭人口自然构成在食品消费上表现出来的年龄和性别特殊性，会直接影响到家庭食品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10]。
由表6可知，家庭规模对粮食和肉类的影响比较显著，其中对肉类的影响是负向的（Z1=-0.051），即家庭规模越大，农村居民的肉类需求量会越少，这也符合肉类食品消费量的调查结果：随着家庭人口的增加而递减，即家庭肉类食物消费量同家庭人口呈反向变动的关系；对粮食的影响是正向的（Z1=0.0833），这表明随着家庭规模的增大，农村居民对粮食的需求量会越多。其原因在于：食物消费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家庭人口的多少势必会影响到整个家庭粮食的消费量。
2.6.2受教育水平的影响
文化程度对家庭纯收入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会影响到家庭生活消费支出的增加。据统计，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劳动力的人均纯收入比文盲或半文盲的劳动力高13.9%，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的人均纯收入比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劳动力高出7.8%。这是因为：其一，高素质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吸纳新技术创新和捕捉市场信息方面的能力明显高于低素质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其收入更多地来自于非农产业和高附加值农业；其二，高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外出比例明显高于低文化程度的劳动力，例如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外出比例为0.6%，而具有中专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外出比例却达到7.4%，由此造成的劳动者工资收入（或外出打工收入）存在明显差异。由文化程度所引起的收入差异，必然会影响到家庭生活消费支出的差异，从而导致整体食物消费支出的差异。
由表6可知,随着户主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会导致瓜果消费的增加（e=0.297）。这是因为随着文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人们更注重饮食结构和营养搭配，所以对瓜果的需求量会有所增加。
2.7甘州区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结构的预测
利用经济模型进行研究和分析现阶段农村居民家庭生活行为、消费模式，可以对其未来消费结构进行预测。在eLeS需求模型中，以居民可支配收入为解释变量，可以先对居民可支配收入做出预测后，再代入eLeS模型中，即可求出各项支出的需求额，从而可以对家庭消费结构进行预测。
但是由于经济生活的诸多方面往往孕育着较大的变数，当初建模的条件也会发生变化，都将对模型预测结果的可信度产生影响。鉴于此，本文仅对2006、2007、2008三年里，在宏观经济稳定、物价涨幅不大等条件下的甘州区农村居民食品消费结构进行预测。假定未来三年甘州区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以9%的速度增长，以此来预测收入并带入eLeS模型，可求得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预测值（见表7）。
由表7所示，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粮食的支出额不断增大，但它在总食物支出中所占的比例却是下降的；肉类、瓜果的支出额也在增加，它在总食物支出中所占的比例略有上升；植物油、奶类和蔬菜的支出额也在增加，但比例都略有下降。这也与整个张掖市总的食物消费发展趋势相一致。
3．结论及相关建议
从各项消费支出的mpC来看，蔬菜、瓜果的mpC相对较高(分别为0.062和0.106)，其次是肉类（为0.044）。这说明未来张掖市甘州区农村居民将增长的收入更多地投入于对蔬菜、瓜果和肉类的消费。所以，政府应在保证粮食产出稳定的前提下，鼓励种植经济作物并引导畜牧业的发展。
从食品的收入弹性来看，各项食品的需求收入弹性都为正值，其中，瓜果的需求收入弹性最大(为1.354)，而粮食的最小（为0.310）。因此，当收入变化时，副食品的消费受到的影响较大，而粮食的消费变化不会太大。食物价格变动对食物消费的影响作用不会太大，而主要对食物的消费需求起到引导和调节作用。
从商品的自价格弹性来看，蔬菜和瓜果的自价格弹性最大(分别为-0.879和-0.442)。蔬菜和瓜果的价格上涨会导致其消费需求的大幅度下降，这说明了蔬菜和瓜果价格的变动应根据市场的需求做出合理的调整，以保持供求的稳定。
从交叉价格弹性来看，粮食价格变化对其他商品需求量影响较大。粮食价格的上涨会导致其他各类消费品需求的大幅度下降，这说明了稳定粮食价格的重要性。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编号：40671076）,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项目(编号：KZCX2-XB2-04-04)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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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苏芳（1981-），女，甘肃兰州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生态经济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