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经济分析篇1
城市自古就有。然而，一般说到城市化，则指的是自产业革命以来，随着工业化的进程而形成的人类的经济活动在特定区位的大量集聚，从而使资源的集聚点—城市得以迅速发展。城市化的本质，是资源(生产要素)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从现象上我们可以看到，工业化和城市化是难以隔离的孪生物。由产业革命推动的工业化过程，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生产和积累财富的手段和方法，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生产和积累财富的组织方式，使社会生产力实现了爆发性的提高和发展。工业化首先是技术革命和技术不断创新的过程，然而，工业之高度的生产力还依托于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的发展。规模经济是经济资源在经济主体的集聚所产生的资源配置效率;而集聚经济则是经济资源在地理空间的集聚所产生的资源配置效率。正是这两者，尤其是后者—集聚经济，成为工业化时代城市化的重要原因。一个肯定无疑的、不可违背的经济规律是: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必要条件。首先，集聚经济起始于规模经济。机器大工业生产需要资本和人力资源在经济主体上的大量集聚。这是实现工业大规模生产的先决条件。这种集聚又同资本和人力资源在区位上的集聚发生必然的联系。在工业化时代，这种集聚是城市化发展的初始原因。其次，工业化是一个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不断发展的过程占工业部门的行业被不断细分，工业企业的生产越来越依赖于专业化的社会分工体系，以实现其规模经济。
显而易见，这种社会化分工体系只有在区位上实现其集聚才能取得最优的效率。不仅如此，资本、人口、生产在特定区位的集中，必将使这一区位的交通、物流、商业、贸易等部门相应产生和发展;金融、保险、房地产、邮电通信和各类服务业亦相应产生和发展。这一切的集聚就又构成了进一步推进工业化的“集聚经济”的源泉，成为城市数目不断增多和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的根据。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集聚经济之源泉还不止于此，企业经济活动的集聚也必将促使公共经济活动的集聚。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乃至科学、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部门在城市的发展，使集聚经济得以进一步放大。反过来说，科学、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部门离开了集聚也难有其发展。最后，人类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在特定区位的大规模集聚，也就是人口在城市的大量集聚，同时意味着市场的集聚。有了规模市场才能有规模生产，有了规模生产才能享有规模经济。集聚呼唤新的集聚是集聚经济的显著特点。城市化不可阻挡的发展，城市规模难以驾驭的膨胀，其推动力即在集聚经济。回顾中国建国50年来工业化、城市化的历程，无论在理论上、认识上还是在政策上，对工业化必须与城市化同行，在推进工业化时必须重视和依托规模经济与集聚经济这一点，并不十分清醒。
二、工业的发展和城市化
在城市化的发展速度(以城市化率的变动为参照物)与工业化的发展进程(以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为参照物)之间，在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动(以人均GDp或Gnp为参照物)之间，可以找到一定的相关规律。如果我们对工业社会的发展过程做一个阶段分析，可将其划分为工业化的起步期、工业化的扩张期和工业化的成熟期，在工业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也存在阶段性的、非线性的经济结构演化过程。总的说，在整个工业化过程中，城市化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但城市化的速度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则不尽相同。
1.工业化的起步期与城市化率。工业化起步期的主导产业是轻纺工业。轻纺工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随着轻纺工业的兴起，大量农村劳动力将离开土地进人工厂做工，从而城市化过程就发生了。但是农村劳动力离开农业进人城市，需要有发展了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支持;工业的发展也需要资本的积累过程;还需要以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为城市对人口的增加提供可容量。然而，相对于此，这一时期的国民经济总体实力还相对较低。因此，在这一阶段，城市化率呈现平缓上升的态势。这一时期也就是城市化起步期。据统计分析，在这一时期，英国城市化水平年均增长0.16%，法国为0.20%，德国为0.25%，美国为0.24%[l](p48)。此时的就业结构，农业大体从50%以上向50%以下下降，第二、第三产业都从25%以下向25%以上上升;城市化率则向30%以上发展。
2.工业化的扩张期与城市化率。工业化扩张期的主导产业是钢铁、化工、机械、汽车、耐用消费品等重、化工业。这一时期是整个工业和国民经济进人加速发展、国民经济总体实力迅速增强的时期。因此，这一时期也必然是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据统计分析，在工业化的扩张期，城市化水平的年均增长率是工业化起步期的1.5倍至2.5倍。在这一时期，英国城市化水平年均增长0.30%，法国和德国为0.35%，美国为0.52%〔‘](附)。在这一时期，城市化率将以较快的速度向70%攀升。
3.工业化的成熟期与城市化率。工业化成熟期是国民经济的各个产业部门进人深加工化的过程。生产经营由量的粗放型扩张向质的提高和集约化方向发展。据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产业结构变动的数据分析，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无论从就业结构还是从C江护结构来看，在上升到40%左右后，将缓步下降。与此相应，城市化的速度亦有所降低。城市化进一步的发展，将主要依赖于第三产业的发展。由此可见，在工业社会发展的产业结构变动中，城市化率的变化呈现为S型上升曲线川‘RS)。
4.我国将进人城市化的高潮期。从以上曲线来看，城市化率达到30%左右，城市化过程将进人一个相对快速发展时期。1999年我国的城市化率为30.4%。根据世界城市化规律的经验性判断，我国在21世纪初应进人城市化的加速期。关于城市化的发展规律，我们还可以从经济发展水平(人均口〕p或人均Gnp)与城市化率的相关性中去分析。见表l。
三、服务经济化与城市化
从统计分析来看，城市化的进展同第三产业的发展的相关性要高于同第二产业发展的相关性。对美国1870年至1970年城市化率的变化同第二产业发展水平(第二产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的变化、同第三产业发展水平(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的变化之间求其相关系数，则前者为0.6055，后者为0.9700。对日本1920年至1979年上述两个相关系数进行计算，则分别为0.8612和0.9287。中国1952年至1998年的上述两个相关系数分别为0.8452和0.9237。可见，即使是在中国，城市化对第三产业发展的依赖，也要高于对第二产业的依赖。在对世界各国工业化发展中就业结构变化的一般规律的探讨中发现，农业(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将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离开了农业的劳动力将进人工业和服务业，离开了农村的劳动力就进人工业和服务业集聚的城市。其中工业(第二产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是呈现倒U型的变动，也就是先上升，而后停滞于30%至40%左右，在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这一比重将呈现下降的趋势。而服务业(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重与农业正好相反，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
在工业化的后半期，城市化的发展将主要依赖于第三产业的发展。工业的发展和工业的集聚是激发城市化的第一推动力。工业的发展和在特定区位的集聚，又带动了服务业的迅速发展。而且，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无论从就业规模还是从GDp(Gnp)水平来看，其上升速度都越来越快于工业，逐步发展成为国民经济中最大的产业部门，从而服务业就成为城市化的最大动力源。“孤树不成林”，服务业本身对区位集聚的依赖高于工业，俗话说:“店多拢市”，服务业只有集聚才能出效益。服务业的集聚与发展对城市化的发展具有更大的价值和意义，同时，服务业也只有依托于城市化的发展才能生存和发展。服务业本身的发展将呼唤和推动服务业进一步的发展，城市化之所以不停地发展，其推动力就是服务业不停顿地发展。在我国，对第三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不乏认识，但对第三产业的发展有赖于城市化的发展这一点，缺乏足够的认识。在指出第三产业是城市化的最大推动力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指出，城市化的发展是第三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离开了城市化，也就没有第三产业的发展。在产业经济学中，解释产业结构变动的一个理论工具，是产业间“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其差异越大，产业结构变动的能量就越大;越是成熟社会，这个差异就越小。1998年，我国三次产业间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分别为0.36、2.09、1.22，其差距极大。农业的就业人口又占了总就业人口的50%左右。
因此，农业就业人口转向第二、第三产业存在巨大势能。从政策的角度考虑，希望第三产业有更大的发展，但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总是落后于第二产业，至今经济增长主要动力还是来自于工业。究其原因，是因为城市化进程滞后，第三产业的发展缺少必不可少的城市作依托所致。我国的经济发展将进人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里的所谓“新”的重要内涵之一，就在于城市化进程将加速。可以预见，第三产业和城市化的相互推动和加速发展，不久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我国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和城市化率都不过30%左右，处于较低水平。这一方面反映了目前我国经济在发展上的后进性，另一方面又反映了我国经济能够保持较高发展速度的巨大潜力所在。
四、外部性与现代城市问题
趋近于集聚经济、外部经济之经济资源的集聚，造就了城市化过程。经济资源之大量、迅速的集聚，城市数目的增加，城市规模的扩大，又将引发由此而来的集聚不经济、外部不经济。在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集聚不经济和外部不经济的典型表现就是“城市病”。环境污染、交通拥堵、住宅紧张、就业困难、社会治安恶化、水资源短缺等即是城市病的表征。城市病的恶性发展必将抵消集聚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因此，现代城市的发展与生存，处于发展集聚经济、外部经济与抑制和治理集聚不经济、外部不经济的矛盾与抗衡之中。一般来说，城市病会恶性爆发在工业化的扩张期，也就是在城市化的高潮期。在这一时期，部分中合城市将难以阻挡地走向巨大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的城市化已经步人高潮期，同时也将进人城市病的高发期，可以说，城市病已经开始在我国城市中传播和蔓延。因此，我们在讨论经济结构进化与城市化发展的相互关系时，也必须同时讨论城市化与城市病的关系。要医治城市病，首先就不得不依靠加大城市基础设施的投人与建设，同时也不得不依靠加大城市管理投人的力度。这一切就必将给城市财政带来巨大的压力。
城市基础设施和城市管理的每次改善都可能引发新的集聚，集聚呼唤新的集聚，致使城市病治不胜治。轰动一时的1975年纽约市财政濒临破产事件，就是城市病压垮财政的一个例子。由此，人们对特大城市的盲目扩张和发展产生了疑问和疑虑。政策推动产业布局的优化和调整，可说是减轻城市病压力的一个出路。老牌工业化国家—英国，早在1891年城市化率就达到了72%，因此，医治城市病动手也较早。1934年，英国就制定了《特区法》，以工业小区的建设作为调整工业布局的手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又进一步制定了《工业布局法》和《城乡规划法》，以大力推动工业小区的普及和卫星城市的建设，意在疏散城市工业的过度集聚。应该肯定，英国的这一政策对减缓城市病的蔓延是有效的。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一70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政府实施称之为“据点开发方式”的工业布局政策，将一批重、化工业集中在十几个地区，以联合企业的方式求发展，形成了若干“新产业城市”。这一政策对缓解资源配置过分集中，纠正资源配置在区位间的疏密不均，应该说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城市化的鼎盛期，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城市的群体化和网带化，各具特色、规模不等的城市形成网状、带状连接。
在欧美和日本都有一批著名的城市连绵带，比如，波士顿一华盛顿城市带、芝加哥一匹兹堡城市带、圣地亚哥一旧金山城市带;伦敦一伯明翰一利物浦和曼彻斯特城市带、巴黎一里昂一勒阿弗尔城市带、兰斯塔德城市带、莱因一鲁尔城市带;东海道城市带等[2]。可见，在局部地区形成城市的群体化、网带化也是城市化过程中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城市的聚集是形成集聚经济的不可忽视的重要源泉，它可以避免集中集聚于少数特大城市所恶性爆发的城市病。工业化进入成熟期，城市化步伐逐渐放慢。城市尤其是在城市中心地带，信息中心、管理中心、决策中心的功能将进一步凸现;城市中心地带作为居民生活街区的功能将呈现空心化现象。中高收入人群将移居城市边沿地带，以回避城市中心地带的城市病。这在城市经济学研究中，被称为“炸面包圈(doughnut)现象”。在西方国家尽管由此带来“无家可归者(homeless)”群居城市中心的问题，但城市功能的变化、城市内部功能格局的调整和变化，也应视作伴随经济结构演化和城市化的进程而带来的一种进步。从目前来看，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客观的结果，而对发展中国家—中国而言，则是一个主观的目标。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后来者有其后发优势，可以借鉴前者的经验和教训，避弊趋利。现在我国需要一个推进城市化的系统思路。我国特大中心城市还需要发展，但应围绕、突出其信息中心、管理中心、决策中心的功能而发展，应强调主要以第三产业的发展图发展;大、中城市应围绕优势产业，发展成为各具特色的产业城市;中小城镇的发展应围绕中心城市形成网带化发展，须知，孤立的中小城镇难以形成足够的区位集聚经济，因此是难以立足的。
五、“新经济”与城市布局、城市功能
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其特点之一，在于工业革命与信息革命重叠，工业化与信息化重叠，尽管其主体过程还在于加速完成工业化的任务。因此，还需讨论信息技术、网络技术支撑的“新经济”，高新技术产业的迅速发展对城市发展带来的影响。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的发展又是一个在经济结构上大的变化。从产业结构演化趋势上看，“服务经济化”、“知识经济化”成为结构进化中最显著的现象。非物质生产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高，与此相对应，人们的消费结构也由消费物质性资料为主，向以服务性、信息性消费为主的方向发展。而物质生产部门的生产结构亦由“重、厚、长、大”型向“轻、薄、短、小”型发展，产品的成本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其技术含量越来越高。生产方式由大批量、少品种的规模化生产方式向多品种、小批量的自动化大生产方式转变。这一系列变化将必然反映在产业区位的变化上，也会反映到城市发展、城市布局和城市功能的变化上，其中科技园区、科技城的发展是最令人关注的焦点。
世界著名的高科技城、高科技园区，信息、微电子产业的麦加—美国硅谷，在距旧金山50公里的原著名葡萄园里得以产生和发展。其实在美国，“科技园区(researchpark)”早在60年代就已出现。关于科技城、科技园区的区位布局，我们可以说的是，科技城对传统城市的集聚经济、外部经济之依赖性并不高，反而给人以科技园区在回避闹市之嘈杂的感觉。科技园区要求区位生态环境的高质量。进人80年代，日本的产业结构力图超越重、化工业化时代，挑战微电子、生物工程、精细陶瓷等产业。而这些产业的地理布局在日本就呈现出大量脱离原有传统工业区位的趋势，形成了高技术产业布局由“先进县向后进县”、由“临海向临空”(所谓“临空”就是靠近空港)发展的现实。寻求干净的水和空气、寻求廉价的劳动力，成了iC产业发展的重要条件。轻、薄、小而高附加值的iC、LSi产品适于空运。半导体产业的区位条件是离空港要近，而不是离海港和火车站要近。这样，九州岛就成了日本的“siliconisland，’。
随着信息革命的发展和与之相应的产业结构的演化，一些城市的停滞，一些城市的衰落，以及另一些城市的兴起，都将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对发达国家而言，人口的转移不再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移动，而是城市之间的移动，是人口密集区向人口稀疏区的移动。
六、城市化—解决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诸多矛盾的关键
自1996年以来，中国经济进人了以买方市场为主色调的经济发展新阶段。有效需求不足，通货紧缩趋势的威胁，令人思谋其出路和对策。这是城市化问题在我国经济发展研究中凸现其重要性的时代背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其经济发展必须主要依靠包括投资和消费在内的国内需求来支持，这是一个长期性的、战略性的、根本性的判断。从而，如何扩大内需就成为经济政策上的头号问题。我国的农村人口占了总人口的70%，当人们讨论扩大消费的时候，总会想到最大的消费人口群在农村，但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只及城市居民消费水平的30%。这就不能不讨论如何增大农民的消费能力问题。然而，要提高农民的消费能力，就必须提高农民的收人，而提高农民的收人的首要途径，无非在于提高农产品价格。显而易见，无论是从现今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还是从农产品供求关系看，这都是政府经济政策力所难及的。眼下就是坚持以粮食保护价收购以维持粮价都是很吃力。如果农村人口不减，靠调控农产品价格，较大幅度地提高农民的收人，可以说已经做不到。农业从整体上做到优质、高产或许不难，但做到高效益就肯定很难。因为我国农业已进人了低“需求的收人弹性”的阶段。
出路只能是逐步减少农村人口，加快城市化的速度。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和释放我国农村人口这个最大消费人群的消费能力，并改变消费习惯和消费方式，提升消费结构。农村与农民问题至今仍是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核心问题。实际上，工业化过程是大量农民转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过程，是绝大多数农民进人城镇的过程，是缩小城乡差别的过程。因此，对我国来说，加快城市化问题是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也是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因为，农民和农村问题的最后解决，其途径就在城市化。就业压力不断增大也是在新经济发展阶段日趋突出的、不能回避的经济社会问题。大量农业劳动力需要转向第二、第三产业。我国有7亿多经济资源人口，其中有一半，即3.6亿人从事农业生产，如将农业从业人员降到总从业人员的20%，就需在第二、第三产业中安排2亿多的劳动力就业。目前，我国第二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为23.5%，与高度工业化社会的平均水平比还偏低，应可上升到30%以上。
城市经济分析篇2
一、城市化经济与金融经济力定义
城市化经济，是指在城市化影响下产生的社会经济活动的全过程。从深层次含义来看，城市发展基础上的城市化经济，关键在于城市发展中经济的动态变化。新形势下，城市变化将居民原有的农村户口变为非农业户口，除了这些表面变化，更多的是城市变化效率、发展质量等城市内涵的变化，与传统城市产生了根本性变化。
金融经济力，作为城市化经济发展的新概念，是指对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促进经济增长、金融活动不断向外扩张的正向作用力。从根本上来说，金融经济力是虚拟性金融促进经济朝着高效、正向方面运行的作用力，存在于城市化经济内部。其中金融活动作为金融经济力的重要主体，其外延较为丰富，如金融要素、金融市场及机构等[1]。在实践活动中，金融经济力不仅会对经济体制产生较强的影响力，且能够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其中，前者体现在市场、政府方面，后者涉及内部与外部性。城市化经济发展中，金融经济力从不同的角度，对“城”与“市”产生的影响也存在一定差别。
二、城市化经济运行中，金融经济力产生的作用
金融经济力与城市化经济运行存在非常密切的联系，前者对后者能够产生巨大的推动力，是后者持续发展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持续、健康的城市化经济运行，能够为金融经济力积极作用的发挥创造更多机会。
（一）金融经济力对“城”产生的影响
土地作为“城”中的核心，城市化经济下，土地由原来的基本形式转变为资产化土地，其创造的价值表现形式为地租。地租波动除了会受到区位等因素的影响，还会受到市场利率的影响，主要是受到市场经济无形的手的影响。因此利率成为金融经济力调节城经济运行的关键点。除此之外，金融还会从其他途径对城经济运行产生一定影响[2]。详细来说，一是对房地产市场中，负载“城”要素的城市土地对生产、生活等产生影响，简单来说，金融市场体系成为调节“城”需求的关键性因素；二是基于分配理论，在金融市场发展趋势下，拓展投资渠道，为个人投资创造平台；但是重视金融支持，特别是金融服务范围，为城市土地流转市场等朝着规范化方向发展，从而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
（二）金融经济力对“市”产生的影响
“市”供求处于均衡状态作为促进城市化经济均衡运行的关键性因素，当“市”供给大于或者小于市的需求，势必会出现不平衡现象。金融经济力通过内部、外部机制调整短期市经济运行，引导其由不平衡朝着平衡方向转变[3]。从内部机制上来看，如果城市处于封闭状态，那么“市”的经济运行将会由最初的市供求状态决定。
（三）金融经济力对城市产生的影响
针对城市化经济发展来说，只有“城”与“市”都处于均衡状态下，才能够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并成为城市经济运行的终极目标。金融经济力作为关键性调节机制，在实践中，采取多元方式和方法，促使原有不可持续城、市非均衡朝着可持续方向发展，最终促进城市化经济处于平衡状态，从而为城市化经济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金融经济力对城市土地供求、城市地租价格等都将产生极大的影响，促使各项要素都能够实现均衡、持续性发展。简单来说，各方面利益主体对城市供求及需求行为能够达到制衡状态[4]。可见，金融经济力作为城市化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能够为经济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经济支持，且能够协调各利益主体关系，为和谐城市构建创造更加有力的条件。
三、城市化经济运行中，金融经济力发挥调节作用的措施
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化经济发展存在短缺、过渡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城市化持续发展进程。因此如何充分发挥金融经济力成为城市经济发展亟待解决问题。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一）充分调动地租调节能力
城市地租是金融经济力调节城市化经济的重要途径，其能够采取相应的措施，促进经济由非均衡性朝着均衡性方向发展。因此在促进城市化经济发展中，应重视城市地租的积极作用。在实践中，政府应努力创造更加优势的条件，建设城市金融市场，尤其是房地产市场，可以从制度、政策层面上入手，完善土地市场自由流转机制，采取多元投资品种、工具，以此来适应城市化经济运行趋势。另外，还应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原则，如针对二者中任何一方均衡、而另一方不均衡，可以对资本市场交易顺畅存储进行投资，提高现有资金利用率，对城市地租机会成本进行相应的调整，从而创造更多经济效益[5]。或者对城市基础设施、市政服务都能够发行差异化市政债券，以此来调节城市土地价格。
除了对地租的调节，还需要充分发挥宏观级差地租调节能力，促使其能够适应不同区位之间、不同土地经济效益地租管理。宏观级差地租调节是促进城市化经济良性循环的重要手段，能够为城市化经济健康发展提供巨大的资金支持。
（二）创建包容性金融体系
金融经济力的发展是由量变到质变、质变到包容性成长的过程。其在促进城市化经济发展中具有较强的调节能力。在城市化经济发展进程中，金融经济力调节能力建立在金融发展等基础之上[6]。因此在实践中，应顺势而为，在现有经济发展基础之上构建并培育包容性金融体系，促使其能够发挥动力机制，促使金融体系能够由原有单一服务朝着普惠型服务方向发展，促使金融服务能够覆盖更为广泛的范围，真正意义上实现金融体系全面、包容目标。
构建包容性金融体系，需要建立在普惠、共享基础之上，能够实现对弱势融资群体的关注力度，为其环节资金压力，接受来自正规金融体系的帮助和扶持，逐步消除不平等现象[7]。不仅如此，我们还应加强对金融发展分配效率的研究，最大程度上激活金融经济力潜能，以便满足城市化本质需求。可见，构建包容性金融体系非常必要，有利于促进城市化经济良性运行。
（三）发挥传导功能
城市经济分析篇3
【关键词】文化经济城市经济发展具体分析
文化经济从本质上来讲，属于第三产业经济的发展，它同工业经济不同，文化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我国软实力的发展。所以，在新的历史形势下，要把发展文化经济作用党和国家战略的重点。文化经济不仅满足了当前人民大众对精神文明的需求，同时还利于落实科学发展观，最后促进整个社会的健康、和谐发展。从另一方面而言，文化经济的对城市经济发展的积极推动最用是毋庸置疑的，在一定程度上，文化经济可以增加一个城市的文化内涵，在这种情况下，则更加有利于城市在吸引外资的时候，占据了更多的优势。反过来讲，城市经济的发展同时也能促进文化经济的发展。一般而言，一个城市经济的发展可以提高方面的市场需求，其中就包括文化经济的市场需求，这对整个文化产业未来发展的意义无疑是重大的。而在这个过程中，城市的文化内涵和城市形象将进一步得到提升。正是因为文化经济和城市经济的这种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城市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应当将文化经济放到一个制高点，并将文化经济发展成为城市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增长点。
1文化经济在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在城市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文化产业也就是文化经济在这个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毋庸置疑是重大的。事实上，文化经济管理体系的好坏关系着一个城市未来的发展格局，同时也关系着一个城市经济发展的好坏。一个城市如果拥有一套完整、合理的文化经济管理体系，不但可以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和繁荣，还能使得城市在发展的过程中，产业结构更加趋于合理。文化经济的发展不仅是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重要支撑，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它更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客观需要和重要前提。除此之外，文化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加一个城市的文化底蕴和文化软实力，这在一定程度上替城市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增加了更多的优势跟机会，城市的整体竞争力也会因此得到提升。从这个方面来看，在城市管理的相关规章制度当中，城市的管理者和政府的有关部分必须认识到文化经济对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在坚持科学发展观的同时，应该把文化经济的建设纳入到城市的管理制度当中去，并最终实现整个城市的发展。
2文化经济和城市经济发展的具体研究和分析
（1）在城市管理的过程中，制定具体的城市管理战略是非常重要的，同时把文化经济的发展作为一个重要战略纳入到城市管理中去，这对城市的未来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文化经济作为第三产业经济，通过这种富有生机和活力的产业的带动，城市经济必将更加充满希望和活力。在城市文化的提升方面，文化经济同样发挥了十分巨大的作用，通过城市文化的提升，城市的气质和精彩的风貌将更加被世人所羡慕。在整个城市风貌提升的基础上，广大的人民群众也积极参与到精神文明建设当中去，通过展示自身的人文特征和精神风貌，为文化经济建设的未来提供力量之源。因此，城市的管理者和相关部门必须认识到文化战略在城市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同时应当把文化战略作为基础性的工程去建设。在这个过程中，城市的管理者要整合整个城市的有效资源，从历史文化古迹到名人故居等等，通过对这些资源的整合，充分扩大城市的文化内涵，为文化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
（2）在城市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要积极主动地好好文化定位工作。要想使得城市经济能够健康长久的发展，必须在第三产业这方面要重点下功夫，让第三产业形成产业链，最终形成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链条。因为第三产业的发展和繁荣依托于文化经济的发展，所以促进文化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想形成一条健康的文化产业链条，自然就离不开文化定位。因为文化定位能够催生出一个品牌的品牌文化，甚至形成一个全新的文化产业，最终再通过这些文化产业就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城市文化产业链。在这里，我们可以简单地列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湖南的凤凰古城，其历史文化名城的成为让这座城市的文化内涵增加了，文化产业也是其城市发展的重要产业，最终文化产业也推动了凤凰古城其他产业的发展，从而从整体上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除此之外，一座城市在发展的过程中会渐渐形成自己的城市文化特色，这些城市文化包括市民的精神文明、城市精神等等，这些因素同样对城市经济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比如深圳这座现代化的大都市，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这座城市逐渐形成了改革创新、兼收并蓄、诚实守信的城市文化内涵，正是由于这些先进的城市精神提炼，使得越来越多的专业人才愿意千万深圳就业，同时这对深圳来说也是一笔宝贵的人力资源财富。因此，在城市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必须要加强文化定位的相关工作，实现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的目标。
（3）文化经济对城市经济的影响，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促进城市经济结构的优化组合。在传统的城市经济当中，城市经济结构往往较为单一，第一、二、三产业发展不平衡，大都集中在第一、二产业的发展上面，第三产业往往相对来说弱势很多。这就要求城市经济的发展一定要强调文化经济的重要性，以此来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使得各个产业能够协调发展。
（4）城市知名度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文化经济的发展。城市知名度的提高可以促进城市经济的繁荣，在招商引资方面也占据着很大的优势。而文化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恰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城市知名度的提高。所以当地的文化主管部门应该积极采取措施，通过各种文化活动来推动城市文化产业的发展，最终实现文化经济的发展，从而提升城市的知名度。简单地来说，相关的文化部门可以通过搭建经济贸易平台和文化唱戏等各种各样的方式提高城市的知名度，并且通过一系列有文化、有内涵的文化品牌的创建和宣传来推动城市文化的不断发展。同时在文化的传播过程当中，一定要重点强调优质的文化产品，对外所展示的文化形象一定要有当地的独特性。通过这些措施，不仅可以提升城市的知名度，而且在城市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它还能够推动城市文化产业链的完善，也能够积极引进专门的人力资源，最终为城市经济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3结语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国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同时很多人对精神文明的要求也日益强烈。因此，精神文明的建设是符合时展潮流的。在精神文明的建设过程中，不可忽略的便是文化经济的发展。文化经济的发展不仅仅对于市民个人来说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而且对整个城市的经济发展而言，文化经济能够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进而完善文化产业链条，最终推动整个城市经济的发展。因此，在城市经济发展的战略中，应该认识到文化经济的重要性，把文化经济纳入到整个城市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去。在这样的基础之上，还要充分利用城市已有的文化资源，对这些资源进行资源整合，通过这些去引导文化经济的发展。所以，文化经济和城市经济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关系，最终相互发生作用，我们应理智地看待，采取实际行动推动文化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谢植雄，叶妙君.文化经济与城市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J].人文地理，2004，06：26-29.
[2]李桂芬.关于文化经济与城市经济发展的具体分析[J].民营科技，2014，04：268.
城市经济分析篇4
关键词经济实力因子分析聚类分析
中图分类号：F299.2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综合经济实力是一个地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基本条件，是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经济建设和整体经济发展的能力，包括经济发达程度、发展水平、经济发展速度、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和生产力布局等。较高的综合经济实力为地区的各方面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促进了其他各方面因素作用的发挥，较容易形成良性循环，带动其他各方面因素的发展，形成互相激励的动力。
汪波，甄志禄（2009）对2006年我国大陆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经济数据，利用主成分和聚类分析法，对各地区综合经济实力进行了排序、分类。袁希民（2002）提出城市综合竞争力主要包括综合经济实力、综合服务功能等六大方面，体现了一种新的城市发展观，打造城市产业核心竞争力、深入实施“科教立市、开放先导”两大战略是提升关键。曹真（2010）评述了我国政府应对国内外经济社会形式、着眼“十二五”规划的重大产业发展的决策。目前，对城市经济实力排名的研究在理论层面广泛展开，但在实证研究上还不深入；并且，按照经济指标所反映的经济现象的不同，经济指标存在各种分类，尚未形成一套完整具有代表性的指标体系。鉴于此，本文首先考察、确定了城市经济实力的内涵，以全国19个副省级及以上城市为样本，选取11个极具代表性的评价指标组成城市经济实力指标体系，采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法，从实证角度对我国主要城市经济实力加以分析。
二、反映城市经济实力的指标体系
（一）定义依据。
根据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我们沟通的未来》（1987年）和国务院的《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的指导思想，采用中国城市经济发展中心提出的城市经济实力的概念：城市所拥有的全部实力、潜力及其在国内外经济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二）指标体系的构建。
本文从经济规模、人民生活水平、产业结构、外向吸引力4方面选取11个代表性指标构建综合指标体系：
表1城市经济实力指标体系
（三）样本的选取。
本文以四个直辖市及十五个计划单列市为样本：武汉、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州、南京、成都、沈阳、青岛、济南、深圳、厦门、大连、长春、哈尔滨、杭州、宁波、西安。采用《2009武汉市情》中2008年相关数据。
三、我国主要城市经济实力的因子分析
（一）因子分析基本原理。
因子分析是一种通过降维来简化数据结构的方法。采用因子分析对我国19个副省级及以上城市的经济实力进行综合分析：合理提取主因子，结合相关专业知识对其命名；以各因子的方差解释能力为权重，建立城市经济实力的综合评价标准；对19个城市的经济实力得分排序。
（二）因子分析结论。
通过SpSS13.0软件可以得到因子载荷矩阵，如表2所示：
表2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
旋转后因子载荷矩阵：反映主因子和原始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其中灰色阴影加粗部分的数据是每一个因子与原始变量之间相关性较大，即载荷大。由于各主因子与原始变量相关程度有高有低，则可按照相关性的高低原则将原始变量分为4类：第一主因子f1贡献率为36.136%，它在x1、x4、x5、x6、x7、x8上负载显著，主要反映国民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出口总额、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的部分信息。因其涵盖了城市经济规模指标、城市产业结构指标及城市经济运行外向吸引力指标，故可解释为“社会生产能力因子”。第二主因子f2贡献率为25.880%，它在x2、x9上负载显著，基本概括了国民生活质量。第三主因子f3贡献率为17.261%，它在x3、x11上负载显著，基本上反映一定时期内城乡居民所购买的生活消费价格和服务项目价格的变动趋势和程度以及服务性行业发展程度。第四主因子f4贡献率为10.790%，它在x10上负载显著，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农村人均纯收入有别于城市居民收入，对城市经济有特殊意义上的贡献。第二、三、四主因子虽不相关，但集中反映了人民生活水平及福利水平的总体情况，故可将其整体解释为“人民生活水平因子”。
因子得分是公共因子Fj(j=1,2)在每一个样品点上的得分，可以用来考察每一个样品的性质及样品相互关系。
经SpSS输出结果，因子得分信息如下：
（1）根据因子得分系数和原始变量的标准化值，可计算每个观测量即城市的各因子的得分数，并可据此对观测值进行进一步分析；
（2）用f1、f2、f3、f4表示旋转后的因子表达式；
（3）以第一、二、三、四主因子的贡献率为权重加权求和得到城市综合实力因子得分函数为：
F=0.39966f1+0.24014f2+0.15878f3+0.10227f4
各因子得分及综合排名如下：
表3各因子得分及综合排名
因子得分含义：各地区综合得分的参考基准为0，若得分为正，意味着城市的综合经济实力在平均水平之上，并且分值越高说明城市综合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得分为负则相反。
将各城市2008年综合经济实力排序：
（1）上海、北京的综合得分分别是1.383119、1.032197，均大于0且大于1，位于第一、第二位。尤其上海作为当今中国大陆最国际化的大都市之一是中国大陆的经济、商业，金融、和航运中心。位于第三至第六依次是广州、深圳、天津、杭州，得分也均大于0，但第三的广州市与第二的北京市得分存在明显的差距。
（2）除排名前6的城市，其余13个城市综合得分均小于0，相邻名次的城市之间相差不大，但负得分城市首、末位差距较大，得分分别为-0.03031、-0.59849。
（三）以武汉市为例。
1、武汉市综合得分排名13，位于负得分城市中间位置，四个主因子中只有f3因子得分非负。可知：消费对于武汉市城市经济的贡献意义极其突出，对于拉动经济有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武汉市产业结构的不平衡及不合理。
2、f2得分仅-0.77493，即反映人均生产总值、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这两个基本上概括了国民生活质量的指标得分为负，在3个负因子之中最小。结合f1可知，尽管武汉市的消费能力突出，但是国民生活质量并没有与消费能力相协调，反映出武汉市民在并不突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中消费却占有突出比重。
3、从3个得分为负的主因子得知武汉市经济实力的提升有待于经济规模的扩大、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
4、排名末四位的依次是：济南、西安、哈尔滨、长春。
四、我国主要城市经济实力的聚类分析
采用快速聚类分析的方法对城市经济实力进行分类，且对因子分析结果进行验证和说明。以因子分析的4个主因子为变量，求解结果如下：
19个副省级以上城市被划为五类：
第一类：上海、北京；
第二类：深圳；
第三类：广州、天津、杭州、宁波、沈阳、大连、青岛、厦门；
第四类：南京、重庆、武汉、成都、济南、西安、哈尔滨；
第五类：长春；
快速聚类分析结果表明，第一类地区经济实力最高，第五类较弱。
在以上各类别内，样本城市经因子得分名次由前到后重排，再结合因子分析的结果来看，聚类分析和因子分析的结果基本保持一致。
（作者：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生）
参考文献：
[1]汪波，甄志禄.我国各地区经济实力综合评价研究.中国农机化，2009，(03)：17-19.
[2]袁希民.提升武汉城市综合竞争力的着力点.学习与实践，2002，(03)：9-10.
城市经济分析篇5
[关键词]城市规模；土地经济效益；熵值赋权法
据相关研究资料统计，虽然中国的林地、草地以及土地的人均占有量低，分别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3％、25％和12％，均未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50％，中国的人均土地资源数量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但同时中国的人均城乡建设用地要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得多。在新时期，土地利用效益研究对城市土地的合理利用和城市人口的规划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现今土地利用效益的研究在以下几方面存在差异:首先，指标体系，学者们渐渐建立的指标体系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环境效益方面，并且这些指标体系的具体衡量指标也存在一定的差异;第二，数据类型，不同学者们会应用简单面板数据、截面数据以及序列数据，但以序列数据和简单面板数据的应用占多数，综合截面数据较少;第三，评价方法，除了用于评价的主体方法不同之外，确定各级指标权重的具体方法也存在差异。由于城市的规模与土地利用效益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本文将对289个城市的城市规模与城市土地利用经济效益进行分析，探究城市经济效益的差异，并得出结论。
1研究内容与样本城市确定
要探究土地经济效益首先要明确土地经济效益的内涵，土地经济效益是在利用土地进行经济上有限投资的过程中，尽可能多地生产以满足产品和服务的需要。可以反映一年内地区生产结果的指标例如GDp、居民可支配收入等都是可以反映经济效益的综合性指标。其次要明确城市的规模等级。本文选取289个中国的地级市进行分析，原文献中包含293个城市，但海南的三亚市、三沙市以及新疆的个别城市难以统计数据，所以舍弃，留下289个城市。传统的城市系统分类方法一般是根据城市的功能或者是城市的人口规模进行划分。根据国家最新的人口划分方法，可以将中国统计年鉴中的293个城市大体划分为七个等级。根据“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2014年)，通过将市区的常住人口设为统计口径，可以将城市粗划分为五类，细化为七档。新标准在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4个等级基础上增加超大城市一级，并提高了各等级城市的人口上下限。按照人口规定，根据最新规定，小城市按照最新的规定为20万人以下为Ⅱ型小城市、20万～50万人为Ⅰ型小城市，50万～100万人为中等城市，中等城市之上为大城市，同时大城市可以划分为100万～300万人的Ⅱ型大城市、300万～500万人的Ⅰ型大城市，500万～1000万人为特大城市，超过1000万人口的为超大城市(表1)。依此根据年鉴中人口数据可以将城市进行划分，即有2个Ⅱ型小城市，Ⅰ型小城市有50个，中等城市有90个，Ⅱ型大城市有121个，Ⅰ型大城市有13个，特大城市有9个，超大城市有4个。
2城市土地利用经济效益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城市土地经济效益反映了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由于本文指标的选取要服务于经济效益，所以在这里选取的都是与经济相关的指标，具体指标见表2。经济的最主要拉动力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所以选取的指标为与第二三产业和与经济收入相关的地均GDp、单位面积财政收入、单位面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单位面积工业总产值、单位面积使用外资金额、单位面积工业利润总额、单位面积固定资产投资、单位面积金融机构贷款金额、单位面积第三产业增加值以及单位面积居民支配收入等来制定指标体系。地均GDp是每平方公里的地区生产总值，城市地均GDp能比较直观地反映城市土地利用的经济效益，其值越大，土地利用的经济效益越高。单位面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社会消费品每单位面积的零售总额，单位面积使用外资金额是每平方公里有关部门批准的外资额数，单位面积工业总产值是每平方公里的工业实际产值总额，单位面积固定资产投资是指每平方公里样本城市企业的固定资产投入和与之相关的成本，单位面积金融机构贷款金额是指每平方公里金融部门向其他群体提供的资金，第三产业单位面积的增加值是每年第三产业每平方公里增加值，居民主导的单位面积收入是指每平方公里居民家庭可自行决定的收入金额。为了使结果更加直观有说服力，需要求单位面积的指标值，即用城市年鉴中各项指标的数据除以其城市的面积。由于年鉴中城市的面积范围不仅包含了市辖区面积还包括市辖区以外的各项用地比如乡村面积、荒地面积等，所以在这里的面积仅引用了市辖区面积。为了排除不同单位等差异的影响，提高精准度，要将各种数据进行预处理，即将数据进行标准化，对于正向指标：（1）式中，为指标实际值；为极差标准化后的数值；i为指标的个数；j为不同的城市；表示第i个指标第j个城市的最大值；表示第i个指标第j个城市的最小值。
3评价方法与数据来源
在指标体系中，不一样评价单元受评价指标的影响程度是有差距的。通过构建土地经济效益指标，利用熵值法构建权重体系。根据熵值法对不同的指标的影响程度评价大小，根据评价的高低赋予指标们相应的权重（表3）。计算权重后，使用函数法和线性加权求和得到土地经济效益的综合得分Fi：(i=1，2，…，n；j=1，2，…，n)（2）其中w为各项指标的权重值，i为指标个数，j为不同的城市，x为各项指标的标准值。将指标与权重相乘，计算各指标的线性加权，再根据最新的城市规模划分标准将289个城市划分为7个类型，并将这7种类型的城市的土地经济效益结果进行对比，得出七个规模城市的经济效益的差异。将结果制成柱状图，按照柱状图进行对比分析。本论文的289个地级市以及其各项指标数据来源是来自2016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划分城市等级的人口数量是市区常住人口的数量。
4测算结果与分析
4.1不同规模城市土地利用经济效益的总体分析
将我国289个城市的各指标数据的标准化数值与权重相乘，将相乘的结果进行加和，可以得出我国不同规模城市土地利用经济效益的总体结果。为了更直观的展示其差异，将其制成柱状图（图1）。在计算的总结果中，小城市中的Ⅱ型小城市的总计土地经济效益为0.0138，Ⅰ型小城市的结果为0.0213，中等城市为0.0298，Ⅱ型大城市为0.04595，Ⅰ型大城市为0.0670，特大城市为0.0846，超大城市为0.0889。从Ⅱ型小城市到特大城市的数据以及图1的柱状走向来看，从小到大规模的城市土地利用经济效益的总体结果呈现上升的趋势，人口越多的城市，土地利用的经济效益越高，土地经济效益越好。城市规模越大，城市的发达水平越高，由此可以看出，土地经济方面的利用与城市的发达水平有很大关系。同时根据数据结果，超大城市与Ⅱ型小城市的经济效益之间差距为0.0751，由于数据总体较小，因此超大城市与Ⅱ型小城市的经济效益之间差距很大，可以得出结论，不同规模城市的经济效益差距大。
4.2不同规模城市土地利用经济效益的单项分析
不同规模城市在单项指标中的土地经济效益有差异。为了更详细精准的对比城市的不同规模下的各种经济效益，现按照不同的指标通过将287个城市的数据进行线性加权求和计算可以得出表3的数据。选取前三项指标的结果进行对比分析，从单位面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上，从小城市到特大城市的数值呈现递增的趋势。在单位面积使用外资金额上也呈现递增的趋势。在地均GDp上看，显示出从Ⅱ型小城市到超大城市的增长趋势。通过各种指标的对比，可以明确看出城市规模与经济效益的正向关系。人数越多，城市的占地面积越大，标准值在除以市辖区面积的时候分母就越大，如果照着这个思路大城市数值应该不高，但是与此同时大城市的标准值数值也大，在经济发展中，中心城市是中国工业的主要基地，其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起着主导作用。人口越多劳动力越多，同时在合理安排人口规划时，往往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现时代的经济快速发展，第三产业包括各种的服务业等，需要较高的科技经济水平与充足的人力资源，在此基础上，第三产业的发展更多地发生在较发达的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构成了城市化向纵深跃进的后续动力。当前在我国，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可以进一步扩大城市容纳人口的数量，所以大城市的发展主要建立在第二三产业飞速发展的基础上。
5结语
研究城市土地利用效益特别是经济效益的方法有很多，这里通过对比城市规模大小对城市的数据进行研究分析，根据计算的结果可以得出三大结论。第一，从不同规模的城市对比来看，指标依次从二类小城市到中型城市到第二类大城市、第一类大城市到特大城市最后到超大城市递增的规律。从不同指标上可以反映出，城市越大，其第二三产业与经济发展方面就越发达越成熟，在各经济效益的利用的安排上就越合理。第二，总体来说，就土地经济效益而言，从大城市到小城市呈现逐渐减少的规律。就以往数据来看，占地面积大而人口多的大城市多分布在我国的东部地区，所以可以提出我国东部地区的土地经济效益较高的观点。在不同的环境下城市的土地利用前提也存在分歧，但从经济方面来看，城市经济的影响因素是多样的，例如，从城市的外资引用状况来看，无论是从政府政策优惠或者是消费者数量还是交通便捷程度方面，直辖市以及省会城市的资源占有量都远超其他城市。超大城市包括北京市、天津市、重庆市、上海市四个城市，他们不仅是人口最多的四个城市，同时还是我国四大直辖市。北京作为国家首都，其资源占有量十分充足，上海市是国家的经济中心，对经济发展的规划尤为重视，天津市和重庆市虽然没有前两者的名声，但也是我国的重点发展城市，在经济发展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因此，无论是GDp产值还是第三产业增加值等，超大城市的驱动作用都非常重要。次一等级的城市也就是大城市来看，其包括广州、成都、哈尔滨等省会城市，也包括杭州、汕头等发展良好的城市。在经济总体发展上，广州省凭借优越的交通位置、各种华侨的支持等有利条件，发展势头迅猛，黑龙江省也在发展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产值和重工业产值都不断增加。四川省被称为天府之国，一直吸引外地游客的到来，其省会城市的成都市在第三产业发展、财政收入、社会消费水平等方面都为翘楚。杭州市与汕头市的经济地位也较高，带动着周边地区的经济不断发展。但是，这些城市的发展势头不如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四个直辖市，土地经济效益也较其低。以此类推，越小规模的城市发展较为落后，经济效益也低于高一级规模的城市。第三，小城市可以通过借鉴大城市发展管理模式来提高其经济效益。在经济发展上，可以更加重视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提升服务业水平。引进先进技术，引进外资，培养高新技术人员，对劳动力进行合理分配。通过一系列政府政策来刺激消费，延长产业链，增加资金流动速度。同时也要认知到土地的利用效益不能局限于经济方面的研究。在研究单个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益或者是用其他的标准研究土地利用效益时，除了经济效益，还应结合土地社会效益和土地的生态效益。结合三者，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对各个城市进行合理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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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经济分析篇6
【关键词】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经济效益；具体措施
1、引言
由于城市轨道交通具有节能环保、高效安全的特点，近年来，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发展迅速，据相关数据统计，截止到2014年底，我国内地有22座城市建立了城市轨道交通系统，运营线路达到92条，总里程数达到2816公里，年运送旅客突破120亿人次[1]。城市轨道交通对于缓解城市交通拥堵、提升经济效益而言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新形势下，加强对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经济效益的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2、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的经济效益分析
从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经济效益的不同层次出发，其经济效益可以分为宏观经济效益和微观经济效益，具体分析如下：
（1）宏观经济效益分析。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的宏观经济效益是指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整体所带来的效益，通常可以从投资乘数效应和投入产出效益两方面来分析。首先，投资乘数效应是指投资增加引起国民经济收入呈现出数倍于投资规模的增长，在经济通缩时期政府采用宽松货币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是其典型应用[2]。就城市轨道交通系统而言，由于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建设是一个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在建设过程中会消耗掉大量水泥、钢筋等建筑工程物资，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建设必然会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水泥、钢筋等建筑材料制造行业和提供建筑服务的建筑行业必然会增加大量投资来满足城市交通系统建设需要，从而引起相关行业投资的连锁反应。同时，城市轨道交通系统投资的增加会引起相关行业从业人员收入增加，消费者收入增加有利于提高社会整体消费能力，通过消费促进各行各业收入增长，实现国民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其次，投入产出效益是指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发展会引起城市轨道交通整体产业链中上游产业和下游产业投入与产出整体效益的增长，其分析与投资乘数效应类似，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对能源、钢铁、建材、建筑、房地产等产业的拉动程度较高。
（2）微观经济效益分析。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的微观经济效益是指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对运营商以及当地消费者所带来的效益，通常可以从规模经济效益和外部效益两方面来分析。首先，规模经济效益是指由于生产规模扩大引起单位产出成本降低从而实现更大经济效益[3]。城市轨道交通系统规模经济效益主要体现在载客量方面，当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线路逐渐完善并形成网格化运营时，由于城市轨道交通每日运送乘客人次数量庞大，虽然城市轨道交通前期投资较大，但分摊至每个乘客的份额较低，从而实现城市轨道交通运行的规模经济效益，降低城市居民出行费用。其次，外部效益是指某种经济活动对其他生产或消费造成的非市场化的效益[4]。城市轨道交通的外部效益突出表现在消费者效益和沿线不动产增值效益两方面，一方面，由于城市轨道交通的规模经济效益，乘客搭乘轨道交通工具时所付出的成本远低于城市轨道交通的运行成本和其他替代交通工具成本；另一方面，由于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改变了当地交通状况，沿线不动产增值幅度较大，沿线不动产所有者受益匪浅。
3、完善我国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的建议
目前我国城市轨道交通仍存在着建设资金不足、经济效益低下等不足，完善我国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
（1）强化现代城市交通理念，大力发展城市轨道交通系统。政府应当转变过去修建道路解决拥堵的城市交通发展模式，充分认识到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的发展对于解决城市交通拥堵、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加大对城市轨道交通系统节能环保、高效安全、经济适用等优点的宣传力度，树立现代化城市交通发展理念，大力发展以轨道交通为骨干的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同时，政府在规划城市轨道交通系统时，应当贯彻落实项目工程前期的可行性研究，综合考虑城市交通现状和未来发展需求，科学合理规划城市轨道交通，切忌盲目规划轨道项目工程造成政府资金的浪费。
（2）加大税收政策扶持力度，完善城市轨道交通外部环境。得益于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建设，沿线不动产增值程度明显，政府应当用这部分土地增值金适当补贴城市轨道交通[5]。首先，政府应当拿出部分土地出让金设立土地开发基金等财政专项款，用于补贴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中征地、规划等支出，实现城市轨道交通与土地增值的良性发展；其次，政府可以通过年地租的形式与城市土地承租者签订租赁合同，在租期内收取较为稳定的土地收益，或者按照市场情况签订动态租赁协议，实现城市土地增值的互利共享，为城市轨道交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其次，政府应当改革城镇建设税费，对城市轨道交通沿线地区具备条件的不动产开征物业税，物业税应与不动产市场价格相挂钩，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引起沿线不动产价格的上升，也应适当提高沿线不动产物业税，用物业税来补贴城市轨道交通公司的运营亏损。
（3）提高企业内部管理水平，拓展轨道交通公司收入渠道。一方面，城市轨道交通公司应当加强企业内部管理，深入了解城市轨道交通工具日常运行各环节的内在联系，优化服务流程，减少非必要的运行成本，增强城市轨道交通公司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城市轨道交通公司应当积极增加自身收入，可以通过向房地产企业提供土地、房地产企业提供资金的方式联合开发城市轨道交通，按照一定比例将沿线不动产由于城市轨道建设而获得的增值金额补偿城市轨道交通投资成本以运营成本，也可以自行建设沿线不动产，建成后通过自营或出租方式收取土地增值收益来补偿城市轨道交通投资成本及运营成本，拓展城市轨道交通公司收入渠道，改善城市轨道交通公司财务状况，推动城市轨道交通的可持续发展。
结语
综上所述，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对城市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其经济效益表现在宏观经济效益和微观经济效益两方面，通过强化现代城市交通理念、加大税收政策扶持力度、拓展轨道交通公司收入渠道等措施，可以完善我国城市轨道交通系统，为我国城市的健康发展奠定扎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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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经济分析篇7
梯度是自然界和经济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区域经济学家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不平衡发展理论引入到区域经济学中，便产生了区域经济发展梯度转移理论［1］。梯度转移理论主张发达地区应首先加快发展，然后通过产业和要素向较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转移，以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梯度理论经常用来研究区域经济［2］，而且梯度推进理论在我国得到了很好的实践应用，改革开放后集中力量促使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起来，然后通过“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战略引导产业和生产要素向中西部转移，促进国民经济均衡发展。本文采用梯度转移理论来分析皖江城市带的县域经济格局、并对其发展提出政策建议。首先，本文利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皖江城市带县域经济进行合理的梯度划分，研究不同梯度的经济特征。然后依据梯度转移理论，结合皖江城市带作为“部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优势，分别针对不同发展水平的县域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1文献回顾和指标的选择
梯度理论一经提出便成为研究热点，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发展，最初的梯度理论已扩展为多种区域开发理论，如狭义梯度理论、反梯度推移理论、增长极理论、点轴扩散理论等，然而这些区域开发理论都可在广义梯度理论的框架内找到相应的位置。广义梯度理论的主旨，就是在对经济、社会、自然等广泛意义上的各种各样梯度现象分别把握的基础上，研究对它们如何利用、培植和配置，形成科学、有序、和谐的分布态势和开发战略，以求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的良性互动关系和可持续发展［1］。近年来，梯度经济理论被广泛地用来研究区域经济格局和经济发展中。如赵全超［2］等研究了环渤海经济圈城市群能级梯度分布结构，得到了环渤海经济圈城市群的层级分布结构。曾国平等［3］以重庆市为例对产业梯度转移做了实证研究，郭将［4］研究了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梯度格局及其演变，说明了我国自上个世纪80年代实施的梯度发展战略正确。贾利军［5］对梯度推移模式对长三角城市群经济整合发展的适用性作了分析。但是这些研究都以我国发达的经济圈中的城市经济为背景，而很少有研究县域经济的梯度结构。事实上县域之间地域上紧紧相连，更易于实现梯度的转移，而且在我国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因此，本文将应用梯度经济理论研究皖江城市带的县域经济。在县域经济文献中，县域经济的竞争力及其评价体系的构建一直是研究的热点。邹家明、刘彦［7］从现实竞争力、潜在竞争力与协调能力出发，给出了衡量县域经济核心竞争力的26个指标。黄源湘，魏峰［8］从发展水平、发展潜力和发展活力出发，给出评价县域经济的27个指标。傅德印［6］给出了衡量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7个指标。中国县域经济网和中郡县域经济研究所从经济实力、富裕程度和发展速度3个方面给出了8个指导性的指标。虽然不同的学者所采用的指标略有不同，但中郡县域经济研究所所列指标更具指导性，且一般的研究都包含它的指标。因此，本文以县域经济研究所给出的指标为指导，综合分析文献中的所有指标，从经济、资源和民生三方面，选择了18个有代表性的衡量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X1:GDp(亿元)，X2:第一产业生产总值(亿元)，X3:第三产业生产总值(亿元)，X4:工业总产值(亿元)，X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万元)，X6:人口数(人)，X7:财政收入(万元)，X8: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万元)，X9:人均GDp(元)，X10:人均财政收入(元)X11:职工平均工资(元)，X12:农民人均纯收入(元)，X13: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元)，X14:万人拥有工业企业数量，X15:人均科教文卫事业费支出(元)，X16:文化体育支出(万元)，X17:外贸进口额(万元)，X18:外贸出口额(万元)。运用梯度系数划分梯度是一种常用的方法，如贾利军［5］依据梯度系数对长三角城市群进行梯度划分，另外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也常常用在梯度分析中，但只采用一种数据处理方法(如用得较多是主成分分析法［7，8］)的多指标合成法常常具有一定的缺陷，其经济含义的清晰度较差，且不能克服相关性，这不利于经济影响因素的解释性。为此，本文采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相结合的数据处理法。本文各项指标的数据来源于全国第二次经济普查数据库，采用SpSS分析处理。先通过带旋转的因子分析对县域经济的测量指标进行降维，然后基于主因子得分再进行聚类分析，划分皖江产业转移示范区县域经济的梯度分布。
2分析与讨论
2．1主因子分析为了确定变量是否适合作因子分析，本文首先对数据进行Kmo和Bartlett’s球型检验，其结果显示Kmo值为0．74，巴特利球形检验统计量为958．443(p=0．000)，说明相关系数矩阵与单位阵有显著差异。同时根据Kaiser给出的Kmo度量标准，因子分析可以用于本文的数据分析。为了使提取的因子具有较明显的经济含义，我们在因子分析中采用主成分法，并对数据进行了斜交旋转。我们以特征值大于1为标准提取因子，共提取了4个因子。其累计方差贡献率已达到88．158%，说明这4个因子已能充分的反应皖江城市带县域经济的状况。这4个因子旋转后的载荷矩阵如表2所示。将上述4个因子顺次分别记为F1、F2、F3和F4，从因子载荷矩阵可以看出:因子F1包括人口数、生产总值、第一产业生产总值、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工业生产总值、财政收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共8个指标，这些指标都是对一个县域的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和竞争实力的测量，因而是该因子称为经济整体实力因子。因子F2包括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职工平均工资、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和万人拥有工业企业数量，这些指标表达了一个县域的经济发展的人均水平，因而是经济发展质量因子。因子F3包括指标X10———外贸进口额和X11———外贸出口额，这显然可归结为外贸能力因子。因子F4包括指标X17———文化体育支出和X18———人均科教文卫事业费，这两个指标影响居民的素质，因而称为居民的素质因子。为了更直观清晰了解不同县的经济状况，计算出每个因子得分，并以每个因子旋转后贡献率的100倍作为权值，求得综合得分t，即t=47．251*F1+27．907*F2+7．412*F3+5．589*F4。其结果如表3所示。经济整体实力因子处于前三位的是肥西、肥东和无为县，这三个县域地处省会周边，受省会经济的影响，因而经济整体实力较强。经济发展质量因子处于前三位的是繁昌、芜湖县和宁国市，这三个县域毗邻长三角，某些方面已与长三角对接，近年来工业发展较快，因而经济发展的质量较高。外贸能力因子处于前三位的是宁国市、和县和天长市，这三个县域均处安徽东部，长江流经这些县域，境内的高速公路网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水陆交通均具有一定的优势，从而有利于进出口的发展。居民素质因子处于前三位的是桐城市、怀宁县和繁昌县，这与历史传统分不开，这三个县域具有久远的文化底蕴，因而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强于其他县域。
2．2基于因子得分的聚类分析为了更好的进行梯度划分，我们运用4个主因子得分对35个县域进行聚类分析，采用分层聚类分析法中的离差平方和法(ward'smethod)进行聚类，因为学者已经发现它优于聚类分析中其它的启发程序［10］。它的优点是同类的离差平方和尽可能小，而类间的离差平方和尽可能大，这就最大可能地保证了同一类别内部的同质性和不同类别之间的异质性，分类结果能客观地揭示样本之间的本质差别与联系，尤其是内在结构关系［9］。区间标度变量采用自定义距离法(取p=2，r=3)进行度量，得到聚类谱系图。从图1可见，皖江城市带的县域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宁国市、当涂县、繁昌县、芜湖县、广德县、肥东县、肥西县、天长市、无为县、和县、桐城市。第二类:长丰县、南陵县、怀宁县、铜陵县、绩溪县、全椒县、含山县、郎溪县、泾县。第三类:庐江县、枞阳县、太湖县、凤阳县、明光市、来安县、望江县、宿松县、定远县、东至县、青阳县、潜山县、岳西县、旌德县、石台县。
2．3梯度分析表4给出了三个县域经济梯度在四个主因子得分和综合得分的平均值，同时为了确定任意两类间经济发展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本文采用了U检验法进行验证，表4每栏中括号中的数字表示在显著水平为5%下，该类与所在行的类别存在显著差异。表4揭示了第一类县域的经济发展明显优于第二、三类县域，第二类县域的经济发展质量等因子显著优于第三类县域。采用Kruskal-wallis对三类县域进行检验，结果显示p值均小于0．05，这表明三类县域的四个主因子得分和综合得分存在显著差异。两种检验结果揭示了皖江城市带的三类县域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呈现出梯度性，依照以上类别可相应的将皖江城市带示范区划分为三个梯度。第一梯度:经济发达地区，经济总体实力较强隶属第一类的县域，经济整体实力因子、经济发展质量等因子得分显著地高于第二梯度，可见第一梯度的经济总体实力强，经济运行质量较好，经济运行的效率较高。农民的人均收入为5676元，人均生产总值为14843元，这些县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的收入水平在皖江城市带处于领先地位，经济发达，经济发展的动力强劲，为皖江示范区县域经济的第一梯度。第二梯度:经济较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潜力较大隶属第二类的县域，从主因子上看，经济运行的质量显著高于第三梯度的县域，其他三个因子得分和综合得分也高于第三类县域，可见这些县域的经济发展效率较高，具有一定发展潜力。从经济指标上看，农民的人均收入为4998元，人均生产总值为12062元，低于第一梯度的县域平均水平，高于第三梯度县域的平均水平。同时人均消费额、科教文卫的投入也明显高于第三梯度，因而这些县域属于较发达地区，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为县域经济发展的第二梯度。第三梯度:经济不发达地区，经济总体实力较弱隶属第三类的县域，四个主因子得分全部低于前两个梯度，农民的人均收入为3853元，人均生产总值为7962元，其人均消费、出口和投资额远远低于前两个梯度，可以看到这些县域大多处于山区，交通不便阻碍了投资、出口等，影响了经济的发展，有些县域是传统的贫困县，经济实力和经济发展效率本身就差，这对其经济的发展必然构成不利影响。可见，这些县域经济经济发展状况较差，有待进一步发展，是县域经济发展的第三梯度。
3结论与政策建议
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造成了各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由实证结果知皖江城市带产业转移示范区的县域经济梯度差异明显，按梯度推进依次发展皖江示范区县域经济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一)第一梯度县域经济发展对策位于第一梯度的县域，经济实力较强，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在安徽处于领先地位，区位优势明显，与长三角地区的经济交流历来多于安徽其他县域。而长三角地区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面临着产业结构优化和外面资源支持的迫切需要，这为皖江示范区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契机。这一梯度的县域经过多年的发展和结构调整，三大产业的比重较另两个梯度的县域合理，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平均比重分别为:17．8%、53．4%和28．7%，且大多拥有自身的优势产业，但第二产业的发展仍比长三角地区落后较多，应努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着力打造产业承接平台，增强产业承载能力，尽快实现同长三角地区无缝对接，进而产生溢出效应，带动梯度阶层靠后的县域共同发展。
(二)第二梯度县域经济发展对策第二梯度县域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平均比重分别为:23．2%、48．0%和28．8%，工业化程度低于第一梯度，历史已经证明工业的发展程度决定了县域经济的发达程度，工业实力决定了经济实力，应加快工业化步伐，主动承接产业转移。由第一梯度县域的发展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4个县级市中有3个县级市处于第一梯度而且这三个市在所属的行政区域内综合得分均处第一位，可见推动城市化进程有助于县域经济的发展。城镇化与工业化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关系，处于此梯度的县域已经具有一定的工业化基础，因此推进城镇化进程不会导致经济的不协调发展，反而有利于经济的快速发展。
城市经济分析篇8
关键词：林业经济;因子分析法;宣城
本文属于安徽财经大学大学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研究成果（项目编号：XSKY1518ZD）
中图分类号：F32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基于因子分析法对宣城市林业经济竞争力的分析
收录日期：2015年11月26日
一、宣城市林业经济发展概况
宣城市位于安徽省东南部，毗邻江浙，紧靠长三角，是安徽省“东向发展”战略重点建设地市，全省重点林区。截至2015年初，宣城市土地总面积123.6万hm2，其中林业用地面积约75.96万hm2，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61.46%。林业用地中，林地面积65.24万hm2，其中乔木林地44.88万hm2，经济林5.35万hm2，竹地15.02万hm2，疏林地0.24万hm2，灌木林地4.46万hm2。全市现有活立木总积蓄量2，887.94万m3，森林覆盖率57.74%，覆盖率超过安徽省域水平约30个百分点，活木积蓄量约占全省11.1%。从总体上看，宣城市林业经济正处于一个平稳较快的发展时期，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林业经济总量平稳较快增长。2009年，宣城市全市实现林业总产值100.5亿元，占全省林业总产值的17.7%，连续三年保持25%以上的增速，也是安徽省首个林业产值突破百亿的地级市。进入经济新常态之后，增速放缓，2014年全市林业总产值达380亿元，较2013年增长15.4%，仍保持较高水平的增速，山区农民人均涉林收入2，736元。
（二）产业集群组织化程度较高。2014年，宣城市申报获批国家林业重点龙头企业3家，占安徽全省总数的3/7;申报获批省级林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61家，占安徽全省总数的23.3%，较2009年末的68家省级林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增长136.8%。逐渐形成初具规模的以木材加工、竹材加工、森林食品加工、生物保健和森林旅游等为主的林业产业集群，形成了以广德林农、孙埠木材、汪溪竹材、风桥板栗、仙霞早笋等一批林业专业市场。
（三）森林旅游产业发展优势显现。2014年8月，宣城市敬亭山国家森林公园、鄣山省级森林公园、恩龙世界木屋村、徽杭古道景区、水墨汀溪景区等5家景区成功入选安徽省首批森林旅游示范景区，占全省的1/4。另有40家经营单位被认定为安徽省第二批森林旅游人家，占全省的1/7。2015年上半年宣城市旅游总收入达71.39亿元，同比增长18%，其中森林旅游贡献值居首。
二、基于因子分析法对各市林业经济竞争力的分析
（一）因子选取。针对林业经济竞争力，本文主要选取了代表林业资源的森林覆盖率（x1）、林业面积用地（x2）;代表林业投资的造林总面积（x3）、林业投资完成额（x4）;主要林产品产出：木材采伐量（x5）;代表林业产业经济状况的林业产业总产值（x6）、林业增加值（x7）;代表林业人力资源的乡村从业人员（x8）;代表科技水平的森林病虫害防治率（x9）和代表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农民人均纯收入（x10），共10个变量，选取2013年安徽省16市林业数据。
（二）实证分析
1、数据标准化处理。为了消除不同指标数据不同量纲无法比较的缺点，需要运用SpSS软件对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把不同指标数据转化成相同量纲的数据，使得各指标数据具有可比性。得到结果如表1所示。（表1）
2、共同度、总方差和碎石图。根据表2，共同度较高的四个变量是林业面积用地（x2）、森林覆盖率（x1）、林业增加值（x7）、森林病虫害防治率（x9）分别为97.5%、97.4%、94.4%、94.1%。说明提取的公共因子分别对这个四变量的方差做出了为97.5%、97.4%、94.4%、94.1%的贡献。根据表3，前四个因子旋转后特征值都是大于1，分别为3.105、2.706、2.151、1.211。它们的方差贡献率分别为31.045%、27.061%、21.511%、12.107%，累计贡献率为91.725%。如碎石图所示，有四个成分的特征值超过了1，因此考虑四个成分。所以，根据共同度、总方差和碎石图，可以用这四个因子来概括原始数据，即采用前四个主成分对林业经济竞争力分析和评价。（表2、表3、图1）
3、旋转成分矩阵。采用方差最大化正交矩阵方法对因子进行了旋转，得到旋转成份矩阵，比未旋转时容易解释。农民人均纯收入、乡村从业人员、林业增加值、林业产业总产值、木材采伐量为第一主因子，它们的载荷值分别为0.912、0.886、0.691、0.676、0.652;可以看作是林业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条件。森林覆盖率、林业面积用地为第二主因子，它们的载荷值分别为0.976、0.903;可以看作是林业资源的禀赋条件。造林总面积、林业投资完成额为第三主因子，它们的载荷值为0.903、0.874，可以看作是政府对林业经济的重视程度，林业投资水平。森林病虫害防治率为第四主因子，载荷值为0.953，可以反映林业中的科技水平。
因子得分系数矩阵，根据因子得分系数和原始变量值可以计算各因子的分数。
计算方法如下：
F1=-0.137×x1-0.049×x2+0.018×x3-0.175×x4+0.251×x5+0.135×x6+0.147×x7+0.309×x8-0.081×x9-0.397×x10
F2=0.447×x1+0.334×x2-0.176×x3+0.026×x4+0.199×x5+0.090×x6+0.104×x7-0.180×x8-0.006×x9-0.078×x10
F3=-0.135×x1+0.052×x2+0.488×x3+0.463×x4-0.171×x5+0.106×x6+0.080×x7+0.070×x8-0.038×x9+0.197×x10
F4=0.004×x1+0.013×x2-0.217×x3+0.122×x4-0.294×x5+0.155×x6+0.134×x7+0.055×x8+0.826×x9+0.145×x10
4、综合绩效得分。由上述得到的因子得分，就可以对林业经济竞争力进行评价了。在前面的总方差分解表中，我们用四个因子作为主成分对各市林业经济进行测评，且它们的方差贡献率分别为31.045%、27.061%、21.511%、12.107%，累计贡献率为91.725%。结合各因子得分可以计算出综合绩效得分。（表4）
计算方法如下：
综合实力=（31.045%×F1+27.061%×F2+21.511%×F3+12.107%×F4）/91.725%
三、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六安、安庆、宣城、阜阳林业经济竞争力最强，黄山、宿州、亳州、合肥林业经济竞争力中上等，池州、滁州、蚌埠、芜湖林业经济竞争力为中下等，淮北、淮南、铜陵、马鞍山林业经济竞争力较弱。
六安、安庆、宣城、阜阳林业经济竞争力最强的原因是这些地区林业总产值和林业增加值都比较高，这与区域自然条件有关。这些地区多位于山区，林业资源丰富，政府对于林业发展比较重视。而淮北、淮南、铜陵、马鞍山林业竞争力较弱，都是矿产资源丰富地区，淮北、淮南的煤炭资源，铜陵的铜矿，马鞍山的铁矿，这些地区工业比较发达，而林业经济相对来说，发展重视度较低，林业经济竞争力较差。
就宣城市而言，第一主因子代表的林业经济发展社会基础条件排名第九，主要是乡村从业人员和农民人均纯收入指标排名相对落后;第二主因子代表的林业资源禀赋条件排名第二，仅次于黄山，说明宣城市林业资源丰富;第三主因子代表的林业投资水平排名第六;第四主因子代表的林业科技水平排名第二，仅次于芜湖市。
（二）政策建议
1、加强林业资金投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针对第三主因子代表的林业投资水平排名第六问题，说明政府对林业产业的支持力度还有待于加强。而林业行业建设周期长，前期投入大，收益较慢，仅仅靠林业行业自己筹集资金来谋求发展往往会导致投入不足，行业发展缓慢。政府应加大对林业发展支持力度，出台多种措施保障林业发展，完善和规范林产品交易市场，加强林业基础建设投资力度，例如修建道路、水利工程等。同时，政府应制定相关财政政策，引导社会资金及国外资金投入到林业产业经营中，使林业投资来源多样化。
2、加强人才培养与引进，蓄积人力资本。由上述因子分析可以得出，第一主因子代表的林业经济发展社会基础条件排名第九，仅仅处于中等水平，主要是乡村从业人员和农民人均纯收入指标排名相对落后，说明农村人力资源较少，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还有待提高。要提高宣城林业竞争力，促进林业经济的发展就要重视人的发展，要重视对人才的培养，蓄积人力资本。蓄积人力资本不仅要在量上提升，更要在质上有所提升。人才培养是林业产业链优化这一过程中的重要因素，政府和林业企业应提高对人才重要性的认识，重视人才的培养与引进。
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邀请林业专家、学者来当地开设讲座，提高当地政府官员、林业企业家经营管理水平，战略规划能力，做好林业经济发展整体规划。对企业员工、林业种植户定期开展技术培训，提高其文化素质和技术水平;（2）通过兼职、项目合作等形式尝试人才共享，积极尝试各种渠道引进林业经济发展所需的各类高素质人才，并建立高级人才用人信息库;（3）突出人才在企业和行业发展中的作用，加大对技术创新、产品优化等成果的奖励力度，制定落实优惠政策，防止人才流失。
3、提高行业技术水平，加强技术创新。第四主因子代表的林业科技水平排名第二，仅次于芜湖市，此方面具有技术优势，但是也有一些不足。宣城拥有丰富的林业资源，但是在产品创新能力不强和技术水平不高的局面下，产品多为附加值较低的中间产品，从而使得林业经济发展速度缓慢，林业经济竞争力不强，农民收入低。因此，宣城林业产业应积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大技术资金的投入，研发和生产高质量、高附加值的产品。
首先，需要政府及各企业提高对技术创新的重视程度，加强对技术创新的资金投入和扶持力度，加强新产品研发力度，降低产品成本，以技术支撑林业经济、企业的发展;其次，企业还应增强自主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延长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最后，企业和政府应积极与国家或省级林业科研院所和林业高等院校进行合作，使其研究成果转化到实际运用中来，全面提升林业经济中的科技含量，从而提升整个行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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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淑媛.北京区域林业经济发展影响因素的量化分析研究[D].北京：北京林业大学，2006.
[3]高兵.内蒙古林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分析[D].内蒙古：内蒙古林业大学，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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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孔凡斌，荀龙巧，廖文梅.林业经济增长理论与实证研究：综述与展望[J].林业经济问题，2013.2.
城市经济分析篇9
[关键词]“长三角”地缘经济关系欧氏距离标准化
目前，“长三角”区域合作、联动和一体化发展，已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长三角”一体化作为一种区域发展战略，其前提是要对该区域内的地缘经济关系进行准确的分析与判别。本文通过利用地缘经济关系的测度体系，对“长三角”的地缘经济关系作出定量测度，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供有关方面参考。
一、地缘经济关系的涵义
两个不同地区之间在地理、文化、政治、经济上的相互联系及其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称为地缘经济关系。
地缘经济关系的基本类型有两种：即竞争关系和互补关系。竞争关系是由于两地区之间在经济结构、资源结构和区域结构上的相似性而引起的，它使两个地区在经济发展中可能成为互相争夺资金、人才、资源和市场的竞争对手。互补关系是由于地区之间在经济结构、资源结构和区域结构上的差异性而引起的，它使两个地区在经济发展中可以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共同发展。
地缘经济关系评价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判别两个地区是具有竞争关系还是互补关系，关系是强还是弱，以便在地区经济发展中采取相应的策略。竞争性与互补性的判别，也可以归结为相似性与差异性的判别。我们在这里用多元统计分析中的欧式距离法来对地区之间的地缘经济关系进行度量。这里的“距离”，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自然空间距离，而是通过特定经济指标来衡量的地区之间的差异性。“距离”越大，说明地区之间的差异越大，互补性越强，“距离”越小，说明地区之间差异性越小，竞争性越强。
二、指标的选择及其意义
计算“距离”，要选择与竞争性互补性评价有关的指标。地区间的竞争性与互补性，表现为资源与产品的流动性。资金、劳动力、原材料、消费品等，从多的地方流到少的地方，从低效率的地方流到高效率的地方。我们选用三个综合性的指标X、Y、Z来反映资源与产品在地区之间的可流动性，其中：
X=某地区总投资额/该地区国内生产总值
Y=该地区职工工资总额/该地区国内生产总值
Z=该地区农业总产值/该地区工业总产值
X的大小反映了投资效率的高低或资金的余缺，若X数值较大，说明资金相对宽裕；若X数值较小，说明资金相对紧缺。Y的大小反映了劳动效率的高低。这里用职工工资总额而不用职工总人数计算，因为职工工资总额包含了劳动者的数量和质量两方面的情况，使Y能较好地反映劳动效率的高低。Z反映产品资源向外地区流动的能力。由于成本的原因，工、农产品一般都优先满足本地区生活、生产需要以后才流往外地的。Z数值较大，说明该地区农产品相对丰富，有向外流动的要求；工业产品则相对较少，对外有一定需求。若Z数值较小，说明该地区工业产品相对丰富，向外流动能力较强；农产品则相对紧缺，对外需求量较大。
以上指标均采用相对数，是因为绝对数的大小并不能说明流动性的强弱，用相对数更合理一些。X、Y、Z的计算结果见表1。
三、欧式距离的计算
先对表1的数据X、Y、Z进行标准化处理，标准化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X‘1、Y‘1、Z’1分别为上海经过标准化处理后的指标值。
表1中“距离”值较大的城市，与上海有较强的互补关系；“距离”值较小的地区，与上海的互补性较差，竞争性较强。为了便于判断，再将上海与其他城市的“距离”值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表1中标准化的“距离”D’，D’的计算方法同上。若D’的值为正，说明该城市与上海有一定的互补性；正值越大，互补性越强。若D’的数值为负，说明该城市与上海有一定的竞争性;负值越大,竞争性越强。
四、结果与分析
在得到上海与其他城市的“距离”值之后，我们将上海与其他城市的关系按照值将上海与其他城市的地缘经济关系分为五类，如表2所示：
根据表2的结果，我们不难得出以下结论：“长三角”区域地缘经济关系比较严峻，从整体上看竞争性大于互补性，“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道路仍然任重道远。因此，“长三角”各城市在发展地方经济时，应审时度势，针对不同地缘经济关系类型的地区，采取不同的经济发展策略。具体来说，对于互补型的地区（如舟山、泰州、无锡），应极积开展广泛的经济协作，主动接受上海的辐射与产业转移，以形成“长三角”区域内合理的产业梯度结构。而对于杭州、南京、绍兴、台州、宁波等竞争型地区，一方面各地要加强区域间的交流与合作，通过长三角区域联席会议等形式，限制相互间的恶性比拼，大力提倡健康的竞争方式，在竞争中提高各个城市的经济效率和效益；另一方面，各城市要尽快实现行政区经济向经济区经济的转变，主动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做到准确定位、合理分工、加强合作、张扬优势，重点推进长三角16个城市在重大基础设施、市场、产业发展、创新体系、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一体化进程，从而促进“长三角”区域的进一步繁荣发展。
参考文献：
[1]《上海统计年鉴2007》、《江苏统计年鉴2007》、《浙江统计年鉴2007》
[2]金风华杜吉中:长三角地缘经济关系的测度分析[J].华东经济管理，2004，（2）
城市经济分析篇10
一、城市不同产业经济与城市用地规模关系
不仅城市产业经济总量与城市土地利用规模有关，城市产业结构调整也影响城市用地。不同产业的发展对城市土地利用规模扩张作用是不同的。通过研究我国70个大中城市在2006-2010年间建成区与三大类产业发展关系，对城市产业经济数据进行回归模拟研究，发现了如下线形规律其中S2代表城市建成区规模，单位为平方公里，X1、X2、X3分别代表第一产业值、第二产业值、第三产业值，单位为亿元。利用SpSS系统进行线形模拟，结果如图2所示:依据上述模型，可以发现产业与城市建成区规模有如下规律：第三产业对城市规模影响较大，且与建成区规模高度相关。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对城市规模的影响弱于第三产业。即城市的服务业产值越高，则城市建成区规模越大，从而城市规模越大。
二、城市产业变动与城市土地扩张速度关系
城市化的发展，主要是城市产业经济的发展，前工业化城市主要是农业经济为主，工业化城市的城市主导产业则是工业，而后工业化城市则是服务业为主的城市，城市化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主导产业，则城市土地扩张规模速度是不一样的。通过研究我国70个大中城市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在城市转型期间，城市由农业城市转变为工业城市时，土地规模扩张速度最大。当工业城市转变为服务业城市时，城市土地扩张速度减缓。在2006-2010年间，上述城市转型的过程中，约60%的城市表现出上述规律。从我国大中城市发展规律来看，工业城市、服务业城市的土地规模扩张确实存在上述规律，此点可通过统计进行分析得出相应结论。假定城市建成区用地增幅为S,工业城市建成区用地增幅为S2,服务业城市建成区用地增幅为S3,工业城市GDp增幅为G2,服务业城市GDp增幅为G3。平均单位面积增幅产值=GDp增幅/用地增幅利用excel计算70多个城市在2006—2010年的有关数据，计算结果如表所示。该数据表明,工业城市每年的土地扩张规模高于服务业城市，其建城区平均每年土地增幅大于服务业城市约2.26%；但是，服务业城市的平均单位面积产值增幅高于工业化城市约23.2%。所以，当工业化城市发展到服务业城市时，产业的调整导致城市土地扩张速度的减缓。而服务业城市的单位面积产值增加幅度高于工业化城市的单位面积产值增加幅度。产生上述原因，主要是在以工业为主的城市经济中，工业厂房以土地平面使用为主，且工厂的区位因素直接影响着生产规模效益的发挥。而作为服务业为主的城市，土地利用表现为竖向综合利用，且土地效能大大提高，导致土地规模扩张速度减慢，所以，服务业城市的土地集约化程度大于工业城市，土地规模扩张速度减缓。
三、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