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性篇1
散杂居城市少数民族文化建设符合城市少数民族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强烈的民族意识产生于各民族间的现实交往过程中，散杂居少数民族因与其他民族交往相对较多，对建设发展本民族文化的愿望会更自觉、更强烈。而城市散杂居少数民族在开放、发达、多元信息的现代环境中，对自身民族文化权利的追求会更自觉，对发展本民族文化的热情会更高。尤其是现在，通讯和网络技术使人类已经摆脱了时间和距离的限制，使移居到城市的少数民族可以便捷地经常与原居地的人民保持密切的联系。同时，不少人跨地区的生活也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化在城市的发展传播。
城市散居少数民族主要分为世居少数民族、新进少数民族和流动少数民族三种类型。对于城市世居少数民族而言，他们处境相对优越，文化相对活跃。新进少数民族是指接受了现代学校教育之后留在城市工作或创业的人，他们文化素质相对较高，因此对于其自身文化的保护意愿也不言而喻。相对而言，这两部分人都有体制内的制度保障他们的文化权益。而占比重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目前他们的文化特殊权益还得不到基本的制度保障，民族文化生活受到种种限制，即便在比较发达的“东部省区的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文化娱乐活动方式与内容设计，过去都较少考虑少数民族因素，特别是对语言、宗教禁忌等方面内容的考虑较少”。当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已经发生了代际更替，80后新生代逐渐成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主体，他们的文化程度相对较高，相应的精神文化需求也越来越高。从2012年对山东省青岛市朝鲜族的调查显示，他们遇到的问题、困惑和最需要解决的权益主要包括：“保障少数民族子女接受民族教育的权益”；“希望当地各级党政机关吸收一定数量的朝鲜干部”；“希望当地政府为开展民族文化活动提供一定的政策支持，以促进少数民族文化在城市的传承和发展”；“对朝鲜民间团体、民办学校或文娱体育活动不许冠以‘朝鲜族’名称表示困惑”。此调查对象反映的四个主要问题中，有三个问题直接与民族文化的建设、传承和发展有关。朝鲜族在改革开放和城市化建设过程中是走在前列的，他们的城市化水平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近20个百分点，其人口流动现象也非常突出。因此，此次调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典型性和超前性，能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少数民族在现代城市发展进程中的文化需求与发展趋势，为解决散杂居城市民族文化发展问题提供一定借鉴。
总之，随着整个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城市少数民族对文化的需求只会越来越高，我们应该顺应这一民族文化历史的发展规律，积极建设发展散杂居城市少数民族文化，以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散杂居城市少数民族文化建设利于推进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
当前，少数民族地区工业化、城镇化已进入较快速的发展时期，民族分布和交往格局会随之发生重大改变，散杂居城市的少数民族不仅在数量上将不断增加，而且城市社区交错杂居的现象将越来越普遍。可以说，散杂居城市代表了少数民族城市化的发展趋势，散杂居城市民族工作和城市民族关系问题也相应地显得越来越重要。为推进这一历史进程中的民族团结、发展与和谐，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城市民族工作的着力点应该在社区，我们应该推动建立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这样，城市民族的散杂居化将成为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
对城市民族工作和民族关系而言，文化问题是最敏感的因素，尤其以民族风俗习惯问题、语言文字问题、问题这三个因素为主。在少数民族同胞进城之后的实际生活中，文化上的不适应确实是其面临的突出问题，其中涉及的主要问题就是城市公共服务建设不能满足少数民族风俗习惯、语言文化、的特殊需求。如果把少数民族文化利益问题处理好了，那它可以为解决其他城市民族矛盾提供一个缓冲区，为发展和谐民族关系提供一道“安全阀”。如果没处理好，它会成为城市民族矛盾爆发甚至是失控的导火线。
建立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其重要方面就是要促进各民族平等的文化交流，让各民族能够相互学习对方优秀的民族文化。主动弘扬和践行散杂居城市少数民族的文化建设和发展，为“建设民族互嵌型社区”提供一个较好的实际操作平台。作为认同的最深层次，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团结之魂。散杂居城市少数民族文化建设，无疑可以促进民族间文化认同，真正构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有精神家园。
散杂居城市少数民族文化建设利于打开城市民族工作的主动局面
目前，国家对于散杂居城市少数民族的管理，主要还是依托居民社区组织，作用与影响有限，并没有深入人心。其中对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管理，更面临巨大挑战。地方民族工作部门对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服务，还只停留在事后调节和管理上，还没有实现制度化、系统化管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权益保护等方面还未能建立全面有效的机制，他们的就业、居住、子女教育还普遍存在问题。目前，对城市生活和管理方式的不适应，对城市民族工作部门的工作方式和管理机制的不适应，城市居民对少数民族某些生活、行为方式的不适应，是少数民族进入城市之后面临的主要“不适应”问题。在实际民族工作中，因部门工作人员不了解民族政策和民族基本常识，而无力有效处理民族问题的现象也比较常见。
针对这种情况，散杂居城市必须创新对少数民族的管理制度和模式。尊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文化特点是做好他们管理工作的前提，相对于经济管理的利益复杂性和政治管理的严肃敏感性而言，文化管理层面的交往交流是阻力较少、影响持久、最易拉近民族关系的方式。践行散杂居城市少数民族文化建设和发展，地方政府应该提供专项资金和比较固定的活动场所，从兴办民族学校或者设立形式灵活多样的民族教育机构，定期组织民族文艺汇演，举办饮食、服饰等各类民族文化艺术节以及在公共场所举行民族文化展览和讲座等入手。此外，也可以通过创作拍摄高质量的电影、电视剧、宣传片、摄影展等来宣传民族文化。在当前“互联网+”时代，地方政府更应创新散杂居城市民族文化建设，利用公共网络平台宣传民族文化，普及民族文化教育。
如果让这些民族文化建设活动走在前面，引领散杂居城市对少数民族经济、政治、社会的管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让我们的城市民族工作从被动变为主动，为政府从防范性管理模式转变为服务、参与型管理模式创造一定条件。首先，主动弘扬和践行散杂居城市少数民族文化建设、传承和发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创造一个他们适应的城市文化生态，让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其次，当散杂居城市发生与少数民族相关的各种社会问题时，文化建设的引领，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这些问题的尖锐性，对民族问题的解决发挥积极的影响；最后，散杂居城市少数民族文化建设，还可以调动少数民族传承发扬自身民族文化的积极性，让城市居民更多了解少数民族文化，能接纳包容他们的生活方式，减少民族歧视，增进民族感情。
散杂居城市少数民族文化建设可以拓展现代城市的发展空间
当今，城市特色文化正面临着全球化的冲击，中国城市也面临着如何走出一条既能够走在世界前列，又能够保持自身特色的挑战。其实，全球化不应该是简单地同化一个城市的文化，而应该是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把它们结合起来。放眼世界，现代城市的特征应该是包容开放，这种包容开放主要体现在文化领域，文化多样是现代城市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之所在。
中国在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应该有城市文化发展的自觉意识和自为行为，重视城市社会变迁与城市特色文化空间的重组与创新。城市化与民族散杂居化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民族散杂居化在城市化中表现得更加深刻、更加充分，城市化进程在民族散杂居化的作用下表现得更加丰富多彩、更加充满活力。在这种双向的互动过程中，城市将越来越多地改变着各族人民的生产方式和社会活动形式。散杂居城市少数民族文化建设发展，正是顺应这一趋势，根据城市社区空间形态和民族构成的深刻变化形势，来拓展现代城市特色文化发展的维度和空间。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化丰富多姿，我们完全可以利用、开发民族特色文化，来丰富现代城市文化。这里有一个双向适应、共同发展，进而融为一体的过程。民族文化融入现代化与城市化的过程中成为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民族文化在此过程中也丰富了自己，并在城市化过程中逐步重构和现代化。因为各民族文化背景、、民族发展历史的差异，生存发展问题在每个民族身上都有不同的表现，由此所表现出来的城市文化适应和变迁的程度、规模、进程等都可以截然不同，其最终结果当然也不同。建设发展散杂居城市民族文化，让各民族文化在城市里多样发展，深入交流，最终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水融状态，形成多元一体的特色散杂居城市民族文化。
综上所述，现代城市在建设发展民族文化方面具有很多优势：城市作为一定范围的区域中心，具有能够有效地凝聚和调动分散的资金、技术、人力等各类生产要素的能力，为民族文化建设提供良好条件。它的开放性使其具有天然的文化择优能力，可以让我们对少数民族文化资源进行选择性、创造性的发展；它的强信息加工和传播能力，使其辐射功能增强，使得我们的优质民族文化建设成果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播散到城市以外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农牧地区。在全球化、现代化冲击民族文化的大背景中，我们采取这样的积极措施来遏制民族文化的衰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①李俊清：《东部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公共服务研究》，《中国行政管理》，2012年第11期。
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性篇2
论文摘要：从文化视角对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进行研究，认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具有项目地域性与地域文化统一性、文化的原生态性与自然性以及文化的现代与传统兼备等特征。它的文化价值在于其自身的民族文化传承功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树立文化自觉与保护意识，不断改革、创新和发展是推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有效途径。
我国少数民族体育项目众多，它们共同构成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体系。近年来，随着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体育文化与现代社会处在一个融合发展的时期。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作为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成分，如何进行文化定位与发展，有效地融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并发挥积极的文化功能，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现实问题。
1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特征
1．1项目地域性与地域文化统一
地域文化是以历史地理学为中心展开的一门文化学科…。体育具有地域性，是体育不同项目与文化产生的基础。正因为不同地域存在着内容和形式大相径庭的体育活动，因此，在不同的地域范围才有体育文化多元化发展的可能。同时，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在不同地域文化的影响下，彰显出不同的地域体育文化特征。
体育项目技术对地域具有较大的依赖。可以说，地域地理环境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产生发展的基础。如藏族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赛马运动。赛马是藏族人民尤为喜爱的地方体育项目。在我国许多藏族聚居地，还保留着相当规模的赛马运动。如藏北赛马会、康定赛马会、甘肃华锐藏区的赛马会等。藏族的赛马项目与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有着紧密的关系。藏区草原居多，马作为藏族人民重要的交通工具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因此，以赛马作为当地藏族人民欢庆娱乐的方式，方便可行。当然，赛马并非藏族独有的传统体育项目。
一般来讲，凡是聚居在草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大多都有赛马的运动。如新疆柯尔克孜民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的这种项目地域性特点较为明显，这一点从各个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项目特点上就可以找到相应的依据。此外，少数民族体育项目的地域性与当地的地域文化具有高度的统一。当前地域体育文化理论认为，“体育项目的多样性和当地的地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不同地域文化环境下，形成的体育项目带有浓厚的地域文化特色。”不同地域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既是构成不同民族体育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不同地域文化的真实写照。
1．2文化的原生态性与自然性相融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地域性特征也表明了其文化的原生态性。我国大多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积淀，其文化的产生与形成具有原生态性和自然性。如位于桂西北的宜州市北牙瑶族乡水族聚居地民间传统体育项目“桐子镖”，相传来源于水族的祭祀文化和采收桐果的生产习俗，迄今约有三百多年的历史。相传明代嘉庆年间，部分水族同胞为了躲避官府、恶霸的压迫而迁徙到广西宜州市北牙瑶族乡居住，附近山上盛产油桐，每年深秋时节，家家户户都到山上采收桐子。劳作之余，人们满怀丰收的喜悦，在村头竖起一张篾笆，画上圆圈当作“靶子”，以桐果为“镖头”，比赛谁投得准，后经民间老艺人的整合加工，与水族丧葬仪式中的“过火海”结合起来，演绎成为水族传统体育项目“桐子镖”。这种类似的原生态性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比较多，如的“古朵”、土家族的“安昭舞”、畲族的“打枪担”等。这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大多具有上百年历史，尤其是在一些聚居地较为偏远的少数民族，其传统体育无论是从外在的技术到内在的文化，夹杂了较少的现代化因素，保持了较好的原生态和自然性，使文化的原始性和完整性得到了展现。
1．3文化的现代性与传统性兼备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尽管由于产生和形成的传统性和历史性，带有更多的传统化意义。然而，伴随着现代化社会的发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技术层面和文化内涵等方面，都发生着悄然变化。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更多带有现代与传统的融合发展。这种体育文化的融合与发展是少数民族文化现代化发展的总体趋势所致。
少数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融发展中，必然产生文化的整合，增加新的内容和形成新的文化结构。当然，与外来文化的整合过程中，文化的革命力是传统性的，外来文化在与本土文化的整合过程中，逐渐促使外来文化适应本土文化发展的要求。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自身体育文化发展的基础上，通过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与学习，促进了自身体育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使优秀的民族文化“现代化”，形成标志着现代与传统相融合的民族特色的现代文化模式。在此方面尤以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为明显。
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是在1953年举办的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和竞赛大会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了深入贯彻落实民族政策进一步继承和发展民族民间传统体育，增强各族人民体质，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经国务院批准，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联合主办、由地方承办，每4年举行一届。
目前，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包括了抢花炮、珍珠球、木球、毽球、蹴球、秋千、武术、射弩、龙舟、打陀螺、“押加”、民族式摔跤、马上项目等多个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这些传统体育项目都是近年来对其进行现代化改革的基础上而形成的现代民族体育项目。这些项目既有现代体育的内容，同时具有深厚的传统体育内涵。
2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功能
2．1民族文化传承的功能
传统体育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外在显现，一个民族文化或者说是民族精神的彰显往往通过传统体育来实现。在这些充满文化内涵的体育活动中，都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我国广大地区分布有较多的少数民族，而且很多少数民族由于经济水平的限制，大众文化教育水平普遍较低。因此，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成为该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传承方式。通过各种类型的传统体育活动，将传统体育中所隐含的该民族制度习俗与心理价值趋向等进行有效的传承，从而达到民族文化传承的目的。
例如土族的传统体育活动与该民族的节庆习俗和宗教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正月的初一，土族人民常常相聚跳安昭舞。正月初三，则跳为祭祀驱魔的舞蹈。二月初二，则举办跳神会，会前一般举行赛马活动。而在正月十四和六月初八、初九，在西宁的佑宁寺要举行隆重的“晒佛“仪式。大会期间，要举行盛大的祭神舞蹈表演和赛马、射箭等活动。土族传统体育与宗教祭祀活动常常相伴而行，在传统庙会和宗教活动的同时，使参与传统体育活动的人们感受到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熏陶，教导土族人们了解和遵循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从而达到土族民族文化的传承功能。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是各个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积累保存下来的，反映各民族意识和多元文化活动的财富。很多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多数来源于该民族的宗教文化起源和节庆丰收，因此，这些传统体育文化的本身就是记载和保留该民族文化的重要形式和载体。如火把节是我国西南地区彝、白、僳僳、佤、布朗、纳西、拉枯、普米等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在节日期间，将会举行盛大的多种传统体育活动。据说最早的火把节是人们点起火把在庄稼地转悠，烧死庄稼地里的虫害，使来年农业得到好的收成。随着时间的推移，古老的火把节便成了人们向火神祈求丰收的传统节日。
在每年正月十五日晚上，彝族白马山寨里的男女老少排着火把的长龙，一路高呼着，弯弯曲曲地穿过山寨，走遍田野地角，他们要用火把驱除邪气，祈求吉祥和幸福。因此，通过这些传统体育项目的参与，来加强对传统节日的文化记忆，使我们了解不同民族的远古生活与文化起源等方面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和价值。目前，我国已有研究机构专门从事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发展，如近年来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对民族文化遗产进行的种种所谓的“化石努力”，即非常忠实的保留一个濒危民族文化的样本，尽量排除一些现代人给予的观念，或者是现代人给予的偏见。
2．2构建和谐社会文化的功能
2007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李德洙在讲话中讲到：“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和谐社会是我国政府近年来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作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对加强少数民族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009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财富。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国各民族创造了各具特色、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各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交融，增强了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不断丰富和发展着中华文化的内涵，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和向心力。各民族都为中华文化的发展进步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少数民族文化反映了少数民族的人文理念和价值取向，促进了民族团结、提高了民族凝聚力。因此少数民族文化是和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以它丰富的内涵影响着和谐文化的建设。”我国是一个多民族文化的国家，地域辽阔，民族分布广泛，不同少数民族在不同的地域环境中创造了自己的民族文化。正是多个民族文化才构成了我国丰富多彩灿烂的华夏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作为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对于民族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文化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当前文化发展多元化成为文化界炙手可热的话题。在长期的文化发展中，人们愈加发现民族文化的多元化是保持民族文化活力的有效保证，尊重各自的民族文化，反对民族霸权文化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不争事实。因此，加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建设，其实质就是促进少数民族文化的建设与发展。而少数民族文化的繁荣则是构建我国文化多元结构的重要任务，也是最终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
3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
3．1文化自觉与文化保护
“文化自觉”的概念，最初是由我国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提出来的，所谓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文化自觉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发展的前提。就现代形式而讲，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由于各个方面的因素，总体上与国家推广的众多的现代竞技体育，无论是从后备人才、设备条件等都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这种情况表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绝非是一种被动的文化保护，而是应具备一种文化自觉的常态。应主动树立和加强自己民族文化保护的意识，以求得生存与发展。
有学者指出：“就生存论层次的现代化而言，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要继续生存，就只能作总体的、根本的适应性转型，走一体化的道路，并以依附性的边缘文化形态存在；从意义论层次的现代化来看，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则可以在有可能作个性化选择的精神信仰和生活境界的范围内，以多元化的民间风俗习惯和个性生活情趣形态长期存在，并对现代社会、现代人的生活产生参考性影响。”
3。2文化的现代化发展与创新
创新是一个民族文化发展的生命力，任何一个民族文化在历史发展中，并非完整不变的，文化嬗变现象广泛存在于各个民族和社会文化发展之中。近年来，中国政府加大了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掘和保护。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每四年举办一届，汇集全国55个少数民族的160多项传统体育项目，已成为展示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最大平台。此外，我国各级政府高度重视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中央在政策、法律及经费上都向少数民族地区倾斜。根据国家体育总局《2oo1—2o1o年体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要求，中央加大了对少数民族地区体育经费的支持，增加这些地区全民健身工程和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的布点，通过实施“雪炭工程”，向少数民族地区援建了大批体育场馆项目。这些措施都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向现代化发展的趋向和标志。超级秘书网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创新还表现在对传统体育项目完善创编层面。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国就进行了规模庞大的民族民间传统体育挖掘整理工作，其中，仅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就整理出676个项目。这些项目在各级政府相关部门的努力下，一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已经走人了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和学校课堂。如维吾尔族为庆祝麦收举办的高空转轮游戏，上世纪中后期，沙哈尔地曾一度面临失传的危险，而经过挖掘、整理和大力推广，目前又在新疆地区得到普及。又如抢花炮、毽球等项目也是近年来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现代化改革的成果。因此，“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是各个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积累保存下来的，反映各民族意识和多元文化活动的财富。它是探究体育起源和发展各阶段诸形态的‘活化石’，是挖掘和创造新的体育项目和形式的源泉，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
4结语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建设，对于推动少数民族文化乃至我国民族文化的繁荣具有深远意义。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建设与发展是一项民族事业，树立民族文化自觉与保护的文化发展意识，梳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特征与功能，对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现代化发展具有较好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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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性篇3
［关键词］少数民族文化;民族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在民族院校中，少数民族学生和来自民族地区的学生比例高，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受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较大。作为一个民族的灵魂，民族文化已经内化成学生心底的价值取向，外化成了日常的行为准则。少数民族文化不仅影响着学生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形成，也影响着其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通过挖掘少数民族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寻找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精神追求、价值取向和行为引导等方面的共性因素，能够有效地调动少数民族学生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增强民族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
一、开发和利用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价值和意义
(一)少数民族文化的凝聚性有利于完善民族院
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少数民族文化对各少数民族共同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情感起着重要的凝聚作用。”［1］中国拥有55个少数民族，虽然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文化体系，但却是多元统一的。每一种民族文化对其民族成员都具有独特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各民族文化之间并不是互相排斥的，这为通过整合民族文化资源来丰富民族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提供了前提和基础。例如，针对不同少数民族的宗教文化、节日文化等，探索将民族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外延进一步拓展。民族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等一般性内容的基础上，增加祖国观、民族观、宗教观等针对性较强的教育内容，而后者往往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凝聚性密不可分。少数民族大学生受到不同民族文化的影响，在人际关系、学业、生活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特殊性，这些特殊性虽然表现的形式千差万别，但其在思想根源上大同小异，都是来源于对本民族文化的追求。加强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利用好少数民族文化的凝聚性，能够有效地探究少数民族文化对大学生的影响，从而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合理规划各项教育内容，构建起完整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二)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有利于丰富民族院
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每个少数民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都积淀了独具特色的文化，而多样性也成为了少数民族文化最基本的特征。文化涉及到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特别是后者，提供了历史、文化、心理、道德等方面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包含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开发和使用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质量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的发展，需要不断地充实和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少数民族德育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就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重要充实和完善。”［2］少数民族文化为民族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着特殊而重要的意义。例如，爱国主义教育，在历史上各少数民族为民族解放而英勇牺牲的精神是爱国主义教育的优质教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友善教育，部分少数民族生活的自然环境相对恶劣，受到骑射和游牧文化的影响，他们在生产生活中更加注重团结协作，有着“重朋友”“讲义气”的传统，这些教育资源真实、生动，富有感染力，因为有着民族渊源，更易于为少数民族学生所接受。
(三)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性有利于培育民族院
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特色每种少数民族文化的形成都有其特定的环境和条件，文化的独特性是长期积累的结果，具体体现在不同民族成员的思维和行为上。民族院校在校大学生中民族成分多、少数民族学生多、少数民族文化种类多，这种独特的优势为培育民族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特色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通过开发和利用这些独特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能够有效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符号性和仪式感。通过挖掘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将思想政治教育的普遍性与各民族传统文化的独特性相结合，增强与学生的互动，将成为民族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特色。例如，探索将少数民族的制度文化与大学生法制教育相结合，将少数民族的行为文化与大学生日常教育管理相结合，能够充分展示特殊性和一般性、个性和共性的关系，增强教育的说服力。利用少数民族传统节日，举行富有民族特色、蕴含思想政治教育核心要素的活动;利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举办特色文体活动，能够有效培育民族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特色。
二、开发和利用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限制因素
(一)少数民族文化教育课程建设滞后
目前，我国高校普遍缺乏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课程，民族院校也仅开设了以个别民族文化为主体的选修课或者辅修课程，课程的覆盖范围和影响力小，没有起到传承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的作用。此外，由于缺乏统一的教材，授课内容的随意性较强，导致课程内容缺乏规范性和统一性。在教学方式方法上，容易把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等同于一般性知识教育，把课堂变成讲授知识点、识记文化要素的过程，使得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教育课程变得枯燥乏味。在对少数民族“民族文化”课程的考试和考核中重理论、轻实践，即使修过相关课程，学生仍缺少对民族精神、道德情操、人文涵养的深入理解，仅局限于表面化的知识掌握。
(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文化技能不足
民族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日常工作中经常接触不同民族的大学生，对于他们的风俗习惯、行为习惯有着一定的了解。但受到学科背景、知识结构的限制，在文化技能方面显现出不足，特别是对少数民族文化缺乏深入了解，容易出现本领恐慌。例如很难区分风俗习惯与宗教行为、个人陋习与民族传统等，导致在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重行为管理、轻思想教育，在教育方法上倾向于简单说教，缺少深入细致的引导。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化教育多由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讲授，教师的相关知识储备有限，对课程缺乏归属感，投入不足，教育教学的感染力不强。
(三)缺乏有效的文化载体
文化的传承需要有效的载体，特别是一些优秀的民族文化往往起源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并以某种特别的形式延续下来。在民族院校中，趋同的学习生活环境以及时空的限制，使得一些优秀的民族文化缺少必要的形式要件。这种条件下，表现不同民族优秀文化的方式也高度趋同，比如更加侧重易于表现的歌舞文化、节日文化、饮食文化等等，而对处于文化核心地位的精神信仰、价值追求以及传统美德等方面表现手法空洞。在一定程度上，将民族文化教育在形式上简单等同于主题教育活动、在内容上简单等同于文体活动，教育的实效性较差。
(四)对优秀少数民族文化弘扬力度不够
对不了解少数民族文化的学生群体来说，受到惯性思维的影响，他们多认为少数民族文化是封闭的、落后的，甚至是愚昧的，学习少数民族文化的愿望较低。在信息爆炸时代，学生的兴趣点被不断的分散，再加上多元文化的冲击，少数民族文化对学生的影响越来越弱。以至于少数民族文化成为民族地区的“专利”。民族院校在弘扬少数民族文化方面需加大力度，特别是在新兴网络媒体等传播手段的运用上仍有较大的作为空间。要不断强化少数民族文化在校园文化中的地位，才能更好地发挥其教育人、引导人、熏陶人的作用。
三、开发和利用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课程建设，推进少数民族文化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
民族院校要进一步明确少数民族文化的授课主体，加强对少数民族文化、历史的研究，通过开设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必修课以及少数民族文化选修课等方式，着力构建完整的课程体系，通过课堂教学的主渠道弘扬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在教学过程中，注重结合大学生思想特点和文化特征，把“三个离不开”思想、“五个认同”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五观”教育有效融入少数民族文化课程中，实现其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要切实加强少数民族文化教材建设，在尊重少数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对内容上进行甄别和选择，重点开发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关度高、具有正能量的少数民族文化，建设内容充实、规范系统的少数民族文化教材。注重课程的实践性，将少数民族文化课程与专业课程有机结合，融入到建筑、设计、计算机等相关领域，实现学生人文精神和专业能力的提升，激发他们学习少数民族文化的兴趣。
(二)加强队伍建设，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文化育人能力
在充分盘活原有少数民族文化教师资源存量的基础上，加强教师的引进力度，注重民族学相关学科背景人才的引进，建立一支专业知识过硬、对少数民族文化有深刻认识的少数民族文化教师队伍。提高学生工作队伍的文化技能，一方面，通过选派学生工作者到民族地区实习实践、挂职锻炼等形式，使他们深入了解少数民族的文化。另一方面加强文化技能培训，聘任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以专题报告、研讨会、座谈会等形式，增强学生工作队伍运用少数民族文化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能力。设立专项经费，用于开展少数民族文化的专题研究，鼓励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从少数民族文化的视域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思路和新方法。建设少数民族文化教育基地，聘任民族地区教师和少数民族大学生担任兼职宣传员，有效补充少数民族文化育人队伍。
(三)加强载体建设，促进少数民族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融合
将少数民族文化融入到学生日常的教育管理中，实现从制度管理的刚性约束为主向民族文化的自觉转化，引导各民族大学生养成文明的行为习惯。将少数民族文化融入到学生的社会实践中，组织学生深入新疆、、内蒙古等民族地区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突出少数民族文化主题，加深对民族地区和民族文化的了解，使学生寻找少数民族文化与现行的社会准则和价值观等共同精神追求的共同点，构建民族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过渡与衔接。将少数民族文化融入校园文化活动中。实施文化建设推动工程，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营造民族团结的校园氛围，通过举办民族风俗风情展示周、民族文化讲座、民族歌曲赏析等活动，丰富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和创新的载体。
(四)营造良好氛围，弘扬少数民族文化，以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感召力
民族院校要注重加强校园硬件环境建设，充分发挥环境的育人功能。在校园环境和文化氛围的建设上体现少数民族文化主题，建立一批主题鲜明、工艺精湛、特色突出的文化景观，让优秀少数民族文化看得见、摸得着。将少数民族文化作为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发挥大学的文化传承功能，倡导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实现少数民族文化、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世界优秀文化的有机融合。加强少数民族文化的教育宣传，综合运用书报、网络等媒介宣传和普及优秀少数民族文化。注重利用新兴网络媒体开展宣传工作，通过QQ群、微信平台等推送民族名片、饮食文化、节日文化等具有鲜明特色的知识和信息，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扩大覆盖范围。注重选拔、树立、弘扬少数民族文化的典型人物，深入挖掘和宣传他们的先进事迹，增强感召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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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性篇4
关键词：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民族特色；法律精神；现代化
一、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的现代化价值基础
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对地方稳定、区域发展以及民族关系融合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与国家层面的法律文化具有显而易见的差别，在国家法制建设与少数民族社会追求自身法律文化品质的现代化道路上，我们应该看到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所蕴含的现代性基因，它并不仅仅拥有适用于少数民族特殊社会的法律功能，在当今中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民族社会高度呼唤平等、民主与秩序价值的法治视野下，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呈现出现代社会所必备的和谐价值观，它是少数民族民间法律保持优秀特质，冲突自身固有障碍，实现法律文化转型的基础所在。首先，“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是以习惯法为主体，法、伦理、宗教与禁忌并重的多维法律文化体系”，[1]尽管当代主流社会伦理与禁忌同样辅助着法律调控社会秩序，但少数民族将自身融入自然与鬼神的深厚信仰传统使得伦理道德、生活禁忌、宗法乡规成为民族社会运作的主流形态，它的缺陷明显，优势也同样突出，即凭借民族意识的神圣权威确认了一种“无讼是求，调处息争”的族群行为模式，这种行为模式与主流法律的差异在于它具有高度的继承性与民族性。中国现代法治需不需要民族性？西方法律现代化进程所强调的便是民族精神和民族意志体现，“我国宪法、刑法、诉讼法都具有鲜明的民族属性”，[2]中国法律的现代化进程主要表现为对西方法的移植，但法的民族性与民族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息息相关，现代法治建设如果埋没或隔断“亲亲相容隐”的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系统，将丧失中华民族法律文化的根性联系。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对少数民族民间法特色的合理利用可促使国家法制既紧跟时展的先进性面貌，又能有效反馈民族范畴内的具体制度框架，因此，基于法的民族性是法律文化的内在需要，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律制度不可或缺的主体，体现国家民族共同体的应有之义。其次，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受风俗习惯影响深远，“主流社会中风俗习惯与民族关系是两个泾渭分明的概念”，[3]但对于少数民族而言却是跨地区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往来的主要因素。少数民族家族、村寨、氏族共同维护的习惯法具有风俗习惯的本质特征，例如拉祜族、普米族禁食狗肉，傣族禁食羊肉是源自饮食习惯；摩梭人实行走婚制度是“抢婚”习俗的法律由来。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构成了民间法律的内容性质和表现形式，也使其成为民族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不得不观照的对象。现代法律价值观所强调的民族平等团结具体表现为尊重民族风俗习惯以及保障民族文化权利，对此，少数民族民间法律具有保守与开发并存的二元文化体系，“保守在于法律意识的形成源自民族风俗习惯的域内移植，开放则来自民俗习惯天然具有民族关系互动的生成机制”，[4]可以不断地促进地方法律吸收外来文化。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看似是一种封闭的系统，实则蕴藏着无限生机，同时国家法律的现代化进程能够大量从少数民族习惯法中挖掘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的个案，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由风俗习惯引发的民族关系越少，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越健康，而认可与发展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的积极因素是现代法律文明的重要标志，我们需要做的是将优秀的民族风俗文化观念转化为一种有效的法律保障机制，促进法治现代化与民族关系良性互动。综上可见，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与现代国家法治建设所倡导的法观念具有相通之处，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的现代转型之路要立足于民族性法制与民族关系和谐两个基本点，去调和民族风俗习惯与现代化的冲突，化解国家法律与习惯法体系的矛盾，正确认知少数民族法律思想的滞后与不科学、不健全之处。
二、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与现代化的冲突分析
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既具有高度的继承性与民族性，也同时具有排他性，这种排他性主要体现为薄法重教、乡土色彩浓郁以及对器物惩罚手段的依赖。少数民族民间法律“薄法重教”十分突出，许多少数民族几乎全民信教，宗教教义、教规固化为外在制度形式的现象占绝大多数，是一种以禁忌性权威来代替法律的价值取向，处于宗教权威中的少数民族“排斥一切与宗教精神不相符合的思想行为习惯”，[5]当这种被排斥的思想行为习惯恰好被国家法律认同，或国家法律所认可的社会行为规范被少数民族宗教精神所不容便会产生严重的民族冲突。现代法治建设尊重少数民族，但不推崇以禁忌服从为中心的原始法律观，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决定个体的思想情感与行为无条件的服从国家意志还是服从氏族、家族或村寨意志”。[6]因此，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亟待与现代法律体系接轨的并不是文化内容本身，现代法律文化的自由、平等、守法、自律思想以及个体不可侵犯的神圣权利是属于每一个公民的，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中缺乏“公民”概念，才会导致法律主体指向与最高行动规则的边缘化，因此，推动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的现代转型，要“将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所容括的宗教认同、民族认同上升为国家认同”，[7]才能促使民族群众的内心信仰对象与外在的守法、执法行为及其监督机制相互统一。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中浓郁的乡土色彩，乡土色彩本身并不是法律思想文化落后的表现，但乡土色彩往往是“村规民约”的产物，少数民族民间法律“寨规”、“村规”与禁忌、习惯法相类似，都是村民自治的表现方式，如果仅仅是一种村民自我约束的法律形态，我们不能将其摒弃，但事实上它恰好是“少数民族民间法律与国家制定法相互妥协的产物”，[8]直到今天，仍然有民族地区组织各户村民学习村长或乡政府制定的规章制度，一些落后山区张榜公布的“寨规”、“村规”甚至可以每个月修改一次，少数民族村寨所形成的“熟人社会”促使人们可以依靠为数不多的人际交往来维护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村寨人群的社会分层并不明显，无论是距离还是社会地位都清晰可见，因此，其法律文化是“内发型”的，而现代法律模式却是“外发型”的，要让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主动适应现代社会的国家制定法，有赖于民族经济交往机会的增多，民族融合现象有助于消解一部分封闭落后的法律观念，但同时也会让民族生活方式发生重大改变，使得一些有益于少数民族道德行为确立的习惯法退去、隐没或淡化，因此向少数民族村寨移植现代性法律文化需要协调内发型法制与外发型法制的混合法制文化类型出现。另外，少数民族民间法律对器物惩罚手段的依赖由来已久，但这并不是因为它们的器物文化发达，相反是源于少数民族器物法律文化的不发达。由于少数民族地处偏僻地带居多，实施法律活动的工具相对有限，例如，苗族习惯法中对于打架斗殴等扰乱社会秩序者“罚打扫村寨十天”；[9]对偷摘他人农田玉米者“罚喊寨一百声”；[9]对破坏公物者“罚一周不得与同村人共同煮食”，[9]此类惩罚手段的原始性特征覆盖施法人员的服饰、审判地点、方式方法等各个领域，与我国法治现代化的整体发展不相适应，这涉及到如何合理地保留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的民族特色，即少数民族法律活动的器物性层面怎样与现代化接轨。现代法律保障少数民族文化权利，包括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权利，但其中有个关键因素被忽略了，那就是“国家与少数民族共同作为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双重主体”，[10]这有利于我们区别哪些是有助于国家法实施的文化内容，哪些是无助于司法公正与人权保障的文化内容，贯彻民族文化自治的文化选择原则，不仅意味着保障少数民族文化选择的权利，还在于保障少数民族文化选择不损伤其他文化主体的权利，在民族性与法律理性之间寻找平衡点，既是当前国家法律保障民族文化权利的难题，也是少数民族法律现代化转型的内在要求。
三、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转型路径
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的转型基础是立足于民族性法制与民族关系和谐两个基本点，去调和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与现代化的冲突。从民族性法制的角度来看，中国现代化法治需要民族性，但法的民族性与民族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息息相关，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律制度不可或缺的主体，体现国家民族共同体的应有之义，但对于少数民族民间法律薄法重教、村规民约以及器物文化层面的滞后要坚决地贯彻现代化法律体系的“公民”思想，“通过大力发展地方经济，实现经济与文化的互动”。[11]现代化的实质就是以经济的发展推动意识形态的变化，为什么人们会坚持选择落后的民族法律成俗？当一个家族、部落或村寨以产生纠纷为耻，以无争、无讼为序，以调和共融为德，一方面是因为群落所在的亚法律文化系统能够完全胜任与稳定封闭区域内较少的人际关系网络；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该族群失去了以市场竞争为核心的主体权利意识，从而使国家法律失去了功效。因此，现代化法律的飞速进步从根本上来说是社会生产力发展产生的内在要求。要将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所容括的宗教认同、民族认同上升为国家认同，树立少数民族的公民思想，最核心的手段是以民族地方经济的开放去引导少数民族的法律文化心理，当现代法治的全新思维模式与行为模式能对少数民族经济生活产生普遍影响的时候，少数民族的社会价值理念将发生巨大的变迁，一部分保守、落后、封闭的民间法律文化自然会面临着失灵。尽管破除旧有法律文化权威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人们同样可以在保持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连续性的基础上依托宗教权威与现代科技来进行普法教育和惠民宣传。从民族关系和谐的角度来看，少数民族民间法律具有保守与开放并存的二元文化体系，看似是一种封闭的系统，实则蕴藏着无限生机，认可与发展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的积极因素，将优秀的民族风俗文化观念转化为一种有效的法律保障机制，可促进法治现代化与民族关系的良性互动。对此，少数民族“熟人社会”所催生的“内发型”法律模式与国家法律的“外发型”法律模式相冲突，少数民族村寨移植现代性法律文化需要有协调内发型法制与外发型法制的混合型法制文化类型出现，简而言之，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不能从半封闭的“村规民约”跨越式进入现代法律系统，创造其间的文化连续性是少数民族法律现代化的必备条件。例如，传承和发扬少数民族的优秀法律文化、传承适用可行的法律制度、传承可保留作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器物等等，如布朗族村寨的村建规则是“由村庄族长和全体村民会议共同制定村风民俗、公共道德以及社会治安管理条例”，[12]其中的寨心、寨门建设必须按照“圈寨”仪式完成，村口连接佛寺的大道也不允许兴修公路，还制定了“机动车辆不准入寨”的地方制度，认为那样会触犯和玷污寨神。以上布朗族村寨的村建规则在很大程度上还原了布朗族原始宗教内容，是将原始宗教内容上升为村寨习惯法的表现，但它并没有威胁现代法治的公民权利，当地政府和其他民族公民都应宽容此类规则的存在，维系民族关系和谐。反之，利用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中的地方性知识能有效降低现代法律文化系统所导致的对抗性人际关系，例如，少数民族“赔命价”在早期民族社会起到了减少死亡、避免仇报的积极作用，而现代“赔命价”已经演变为一种“以资源交易方式去替代社会纠纷的法律解决手段”，[13]可见，少数民族从自身文化出发，也能实现矫正犯罪、追求有效补偿、规避破坏性复仇的现代刑法目的，归根到底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息讼宁人”的义务本位与国家法律以秩序为中心的责任本位是民族性法律文化权利实现的双重主体，把握好法律文化与法的民族性关系，便能从根本上解决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的现代化适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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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性篇5
【关键词】民族文化传播理念传播路径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56个民族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自古以来，各个民族友好往来，共同建构了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中国正处于现代化快速发展的时期，受到经济利益和社会潮流的影响，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面临着很大的冲突与调适的问题。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失衡现象严重，少数民族文化重开发、少保护，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庸俗化，原生态民族文化传播变样等问题是近年来学者比较关注的问题。
少数民族文化需要积极的保护，否则随着时间的推移，将面临着消失的危险；少数民族文化需要广泛的传播，否则了解少数民族文化的人就会越来越少。在当前社会环境下，传播少数民族文化是加大其文化传承的主要方式。本文从少数民族文化及其特性；对两种当前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理念的分析，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合理路径这三个方面论述，旨在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工作，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实践有所帮助。
一、少数民族文化及其特性
1、少数民族文化的含义
民族文化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共同创造并赖以生存的一切文明成果的总和。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是以符号的形式所体现的民族的价值观念。具体来说，民族文化的内容和要素是极其丰富多彩的，单从狭义的文化（即精神文化）来说，就包含了诸如民族心理、思维方式、审美情趣、道德情操、理想信念、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①民族文化，就是在一定地域内生活的，以血缘或密切的社会关系相联系的，具有共同的语言、经济生活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在历史和现今所共同创造的、能够代表该共同体特点的，观念的、制度的和器物的文明成果的总和。②中华民族文化是以汉族文化为主体，融合各个少数民族文化的多元一体化文化体系。民族文化的含义既适用于中华民族文化，也适用于少数民族文化。本文引用此概念主要在于解释少数民族文化的含义。在社会转型时期，少数民族面临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冲突、调适的重大问题。了解少数民族文化的含义是我们传播少数民族文化的基础。
2、少数民族文化的特性
我国少数民族发展历史悠久，少数民族文化在历史上形成，并且伴随着一个民族的发展而不断丰富。我国又是一个民族众多的国家，各个少数民族分布在祖国的不同区域，民族文化地域性强、保持着原有的风貌。不同民族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气息，多姿多彩，争奇斗艳。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少数民族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语言的独特性，语言形态的完善，是民族文化得以保存和发展的重要元素。语言使民族文化在内部系统中广泛传播，相互学习，促进沟通。然而语言的差异性不利于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少数民族文化以上的特点使得民族文化在传播的过程中存在很大的障碍，不利于人们更多的了解少数民族文化，也不利于少数民族文化自身的发展。
二、对当前两种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理念的分析
1、少数民族文化大众化、产品化的传播理念
少数民族文化在大众心目中具有独特的地位，人民愿意去了解少数民族文化，了解不同的风俗习惯和人文地貌等知识和信息。然而少数民族文化在语言文化方面的特殊性，使得传播效果受到一定的影响，少数民族文化采取什么样的传播理念就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国内外学者对此问题也提出了不少见解，其中不少学者提出了民族文化传播“大众化”的传播理念。刘祥平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在贵州民族地区民族文化传播和旅游形象传播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可有效推动其民族文化旅游业的发展。贵州民族地区从客观现实出发，应使用本地传统媒体进行对内文化传播，用网络新媒体和海内外著名传统媒体进行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③民族文化传播大众化的传播理念是指借助大众传播媒介，以广大受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在民族文化传播方面实现“三贴近”的原则。在传媒业转型的关键时期，实现传媒产业化发展是必然的趋势，在这个理念的影响下，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产品化传播理念也受到学者的肯定。陈刚认为，通过营销方式打造一个强势的传媒，使其承担起对外传播优秀的藏民族文化，对内传播先进的、现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进而为维护国家统一、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发挥重要作用。④
当前少数民族文化大众化的传播理念备受推崇，产品化的传播理念越来越受到重视。这种理念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在实践中传播理念也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2、批判的研究视野
尽管我们在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方面不断推出新的传播理念，但是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工作依然显得很薄弱。民族文化的传播不管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是有限的。与此同时，对当前民族文化传播中的问题也存在很多批判。学者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批判主要表现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失衡现象严重；少数民族文化重开发、少保护；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庸俗化；原生态民族文化传播变样等问题。郑自军、蔡叶两位学者认为，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平衡，媒介在地区间表现出严重的非均衡发展，传播分化现象十分明显，民族文化的传播失衡非常突出。缺少民族文化的绽放，我们的文化版图是残缺的。因此，探寻当前民族文化传播失衡的原因，有助于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创新。⑤中国传媒大学张燕认为，大众传媒对原生态民族文化传播具有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功利性,导致其传播理念与传播议程设置上的一些偏差和缺憾。对于原发性与独特性十分显著的原生态民族文化的观照与传播,应给予基本的尊重和理解,并尽可能真实地展示其原有的文化面貌，这才是大众传媒的责任和使命。⑥以上研究者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播提出的思考和批判是恰当的，提出的问题正是结合了当前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实质，也指出了传播中急功近利、舍本逐末的做法带来的负面问题。建构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理念，这些批判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批判也是在完善理论，最终建立更好的理论框架，为少数民族文化传播提供可以借鉴的理论指导思想，促进文化传播者，特别是媒体从业人员更好的传播少数民族文化。
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理论建构是一项长期的工程，也是一项急切的任务。现实的情况需要我们尽早对民族文化进行保护和传播。在这种历史性的文化变迁大潮中，如何传承少数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我们只能在现实的基础上，借鉴已有的、甚至不成熟的理论，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探索民族文化传播的路径。
三、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合理路径
1、“两个阶段，两步走”的传播路径
民族文化需要保护和传承，做好民族文化传播是最重要的一项工作。但是，如何进行民族文化传播，是吸收传播学中大众化、产品化的传播理念，还是保持民族文化的纯粹性，走精英文化传播的道路？两者有一定的矛盾，但是也不完全对立。怎么来实现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呢？
本文认为民族文化传播应该采取“两个阶段，两步走”的传播理念。这一理论认为民族文化具有一定的文化特殊性，又具有传播的急切性，在民族文化传播的进程中应该采取“两个阶段，两步走”的传播路径。在民族文化传播的初期，也就是现阶段，依靠大众传播大众化、产品化的传播理念，借助大众传播媒介，将民族文化内容转化为媒介生产的产品，以广大受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民族文化，使社会大众更广泛的了解民族文化。第二阶段是，在受众知晓与了解民族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其传播民族文化的精华部分，高雅文化的成分，并且尽可能传播原生态民族文化，使其了解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信仰和思想等。当然，这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没有一个确定的时间段，只是民族文化传播发展的自然过渡状态。
2、路径选择的依据
民族文化传播采取“两个阶段，两步走”的传播路径，是现实的需要。这个现实即包括民族文化的现实特征，又包括民族文化的传播问题。这两个现实，使得民族文化传播必须两步走。
从传播对象的角度分析，也需要采取两步走的路径，外界社会对民族文化的认知层次较浅，从认知的阶段分析，也应该一步一步由简单到复杂，由浅入深的了解民族文化。罗杰斯和休梅克提出的“创新扩散理论”，认为“创新扩散”过程至少包括四个环节：知晓（了解）、劝服、决定（决策）、确认（证实）。⑦新知识和文化、信息等的传播需要分阶段，采取不同的传播路径。所以，从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来考虑，民族文化传播采取“两个阶段，两步走”的传播路径，是一个合理的选择。
民族文化传播的思路应该具体，恰当，合理，具有可操作性。在民族文化的传播中也应该既有所区别，又分步骤。民族文化传播首先应该使民族内外区别传播。在民族内部，保留和传播原生态的民族文化，采取各种传播策略，如，老传少，民间说唱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这些传播方式不仅传播民族文化也构成了文化本身。在民族外部，即民族之间的传播，应该采取大众化、通俗化的传播方式，使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易懂易记，使民族文化最大范围的传播。
最关键的是民族文化传播应该采取“两个阶段，两步走”的传播路径。短期内，应该采取大众化、通俗化的传播方式，使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易懂易记，使民族文化最大范围的传播。长期的传播策略应该是回归文化本身，传播民族文化的精华部分、高雅文化的成分，并且尽可能传播原生态民族文化，使受众了解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信仰和思想。
参考文献
①光、何锡章、邹诗鹏:《民族信念与文化特征――民族精神的理论研究》，民族精神研究丛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②喻云涛，《文化、民族文化概念解析》，《学术探索》，2001（2）
③刘祥平，《论大众传播媒介与贵州民族地区民族文化传播》，《贵州民族研究》，2009（3）
④陈刚，《浅谈传媒营销》，《中国民族》，2010（1）
⑤郑自军、蔡叶，《民族文化传播的失衡问题研究》，《传媒观察》，2007（10）
⑥张燕，《大众传媒语境下原生态民族文化传播问题探讨》，《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0（8）
⑦[美]埃弗雷特.m.罗杰斯著，辛欣译:《创新的扩散》，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性篇6
一、桂中少数民族文化融入柳州师专审美教育理念的学理依据与政策依据
“桂中”是一个概述地域方位的名词，是广西中部地区的俗称。桂中民族地区拥有丰富多彩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如有首批入选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族四绝”———壮族的歌、瑶族的舞、苗族的节、侗族的楼，还有具有深厚历史内涵的麒麟山文化、文化、红水河文化、土司文化，等等。这些民族文化艺术为高校的审美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充分利用这些教学资源，将桂中少数民族文化融入到柳州师专的审美教育中来，推进学校中文学科的教学改革和学科建设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将桂中少数民族文化融入到柳州师专的审美教育也有着一定学理依据和政策依据。
(一)学理依据
民族文化与学校课程教学之间有着非常密切内在关系，高校课程的设置、教学改革与高校传承民族文化的职能的内在关联也有着深层的理论依据。在人类学家的视野中，学校“课程”是“课程是人类文化的精华，是人类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纵观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我们不难发现，每一个民族都创造发明了辉煌灿烂的民族文化，人们将其认为“精华”的部分编写成教材，放到学校中作为“课程”，以便能够进行代际“文化传承”。可见，课程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传承形式，它在传承和发展民族文化的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少数民族文化是传统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在民族交往、民族发展和民族教育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其生存与发展受到了极大地威胁。高校特别是民族地区的高校作为传承民族文化主要机构和场所，应当义不容辞的承担传承少数民族文化的神圣职责和艰巨任务。课程作为高校传授文化知识、培养学生能力素质的主要工具，总是体现着一定社会的文化，将一定社会的文化转化为适合学生接受的方式，使学生在课堂学习与教师的日常交往中，有意无意、或多或少地习得了这些文化。高校审美教育是高校课程教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和目标，教师通过选择一些具有丰富审美意蕴的艺术文本和艺术样态作为教学资料，在教学过程中培育学生感受艺术美的生成、理解艺术美的内涵、把握艺术美的价值等各种审美能力，进而培养他们积极的审美态度，引导学生树立健康向上的审美观和价值观，使学生得到全面和谐的发展。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作为高校特别是民族地区高校的一种特色鲜明的优质审美教育资源，既要传承发展，又要应对文化现代化的矛盾，因此，科学合理的设置既能传承少数民族文化又能适合学生接受能力和接受方式的课程，处理好民族文化差异与学校课程多样化的关系，是当前民族地区高校课程设置和教学改革所面临重大问题。
(二)政策依据
2004年，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发出《关于实施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通知》，呼吁社会各界积极行动起来，加强对我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化的挖掘、整理和保护，并在《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实施方案》中指出:“当前，面临着来自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挑战，我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生存环境急剧恶化，保护状况堪忧:大批有历史、文化价值的文化资源遭到不同程度破坏;一些依靠口头和行为传承的各种民间文艺、技术、礼仪、节庆、游艺等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失;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后继乏人，一些传统技艺濒临灭绝;许多珍贵实物和资料流失境外;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的法律体系尚未建立，民众的保护意识淡薄，保护工作资金短缺。”要求“各级文化部门和财政部门要密切配合，切实担负起责任，并积极主动地与民委、文联等各有关部门加强沟通与合作;同时，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鼓励、吸纳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充分发挥文化系统、民委系统、文联系统、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以及有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等各个方面的作用，相互配合，形成合力”。同时，“鼓励和支持大专院校开设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专业，大力培养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和研究的专门人才，特别是培养一批懂专业、善管理的复合型人才……鼓励和支持各级各类学校开展优秀民族民间文化的教学、研究活动。普及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知识，增强全社会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意识，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高校要牢固树立主动为社会服务意识，全方位开展服务”，“大力推进高校特色办学，强化高校为地方政治、经济、文化服务功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实施意见》中也指出:要加强民族地区高校特色学科建设，特别是民族艺术学科建设。因此，将桂中少数民族文化融入柳州师专审美教育是有着一定的政策依据。
二、桂中少数民族文化融入柳州师专审美教育的现实可行性
柳州师专地处桂中少数民族聚集地区，这里少数民族文化非常丰富，不仅拥有被首次列入全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族四绝”———壮族的歌、瑶族的舞、苗族的节、侗族的楼，而且还有具有深厚历史内涵的麒麟山文化、文化、红水河文化、土司文化，等等。这些鲜活的少数民族审美文化为学校的审美教育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教学资源。然而，这些具有深厚历史内涵、独具民族特色和极具艺术特色的民族艺术，在现代“工具理性”的冲击下正逐步消失。柳州师专作为处于少数民族聚集区的地方高校，目前在其课程设置和教学科研中，都缺乏对这些民族文化挖掘、整理、传承和研究，特别是对于以文学艺术为教学重点的中文系，在课程设置和教学改革等方面没有对这些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给予足够的关注，教师在上一些专业基础课如《文学概论》、《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美学》等课程时，更是缺乏对桂中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知识内容的介绍，这大大削弱柳州师专在传承地方少数民族文化和服务地方文化社会发展的功能，也制约了其特色学科建设，特别是民族艺术学科的建设。因此，将桂中少数民族文化融入学校的审美教育中来，是丰富柳州师专审美教育文化资源，充分发挥传承少数民族文化的作用，强化其传承地方少数民族文化和服务地方文化社会发展的功能，进而打造其特色学科建设，特别是民族艺术学科建设的迫切需求。
三、桂中少数民族文化融入柳州师专审美教育的路径与策略
民族地区的高校教育是民族工作的重点内容之一，是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和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文化艺术是少数民族人们久远历史记忆的积淀，是其灵魂与精神集体表征，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民俗性、传承性和民族性。少数民族文化艺术是地方高校文化教育教学的重要资源，地方高校的教育教学改革应依托、开发和利用地方少数民族文化教学资源，将少数民族文化融入地方高校审美教育，培育和突出高校的办学特色。这不仅是促进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开发与高校审美教育和谐共生发展的需求，也是保护我国民族文化多样性和增强少数民族学生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使命感的需求。民族教育理论研究专家滕星教授指出，在挖掘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作为学校的教学资源的过程中，“各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民族学校的教育目标与任务:一是让少数民族学生学会溶人现代化主流文化社会所需要的基本知识、技能、态度与行为方式;二是保持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缺一不可。要在学制、教学内容、教学语言、教学方法、校园文化等方面具体落实这一教育目标与任务，要做到将二者有机结合。少数民族学校应成为文化多样性的传播与培训中心”［2］。柳州师专是桂中地区唯一的一所师范类高等学府，学校享有“桂中基础教育师资摇篮”的美誉。作为一所民族地区的高等学府，柳州师专不仅要为桂中基础教育的持续发展提供重要师资保障，更要为桂中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因此，在柳州师专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改革中，将桂中地区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融入到具体的教学实践，无疑是拓展和创新柳州师专审美教育的良好路径。对于如何将桂中少数民族文化融入到柳州师专的审美教育实践中来?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路径进行尝试。
(一)全面收集整理桂中少数民族文化艺术
对桂中少数民族文化进行收集、挖掘和整理是一个全面系统的工程，它需要一个长期持续不断完善的过程。在现阶段，我们对桂中少数民族文化进行收集和整理，主要可以采取网络收集和田野调查两种路径。在现代社会中，互联网无疑成为人们获取信息主要来源之一。我们可以充分利用互联网查阅和收集到一些关于桂中少数民族文化的资料，如桂中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资料、桂中壮族歌谣和瑶族舞蹈的视频、桂中苗族服饰和侗族鼓楼的图片等。通过对这些资料的收集整理，我们可以了解目前有关桂中少数民族文化研究的现状和一些基本的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形态。在充分利用互联网收集桂中少数民族文化资料的同时，我们应该意识到互联网所提供的信息不仅极其有限，而且是鱼龙混杂真假难辨。因此，我们在全面收集整理桂中少数民族文化的过程中，要深入到少数民族族群的地进行实际的田野调查。在田野调查中不断的收集、挖掘、整理桂中地区壮、瑶、苗、侗等少数民族具有代表性民族文化艺术，如来宾麒麟文化、忻城土司文化、金秀大瑶山文化，以及壮族的歌谣、瑶族的舞蹈、苗族的服饰、侗族的鼓楼等艺术形式，并整合互联网所收集的资料。同时，将所有资料分门别类建立数据库，为提炼桂中地区民族文化艺术表征提供必要的资源。
(二)凝炼桂中少数民族文化艺术表征形态
同志指出:“中华民族是有悠久历史和优秀文化的伟大民族。我们的文化建设不能割断历史。对民族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结合时代的特点加以发展，推陈出新，使它不断发扬光大。”［3］桂中地区少数民族众多，其文化艺术丰富而庞杂，因此，我们在对桂中各少数民族文化艺术进行全面挖掘、收集、整理之后，必须还要对其进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凝炼出最能代表各少数民族文化特色的文化形态，使之成为柳州师专课程教学资源的一部分。比如，桂中地区忻城县所保存的土司建筑是全国保持最为完整的土司文化遗址，是桂中地区具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文化形态之一，享有“壮乡故宫”的美誉。然而，土司文化是集“精华”与“糟粕”于一体的民族文化，从建筑艺术和绘画艺术来考察忻城土司文化，无疑它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中的精品之一，而从土司制度的内涵而言，它确实存在着诸多“糟粕”之处。因此，我们挖掘、整理、提炼桂中土司文化艺术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做到深度挖掘，全面整理，另一方面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桂中土司文化中的具有很强民族性和时代性的民俗文化、建筑艺术、绘画艺术等作为融入到课堂教学中的重点。正如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到“要做好文化典籍的整理工作”时所说:“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又如，桂中地区的苗族和侗族都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艺术，在课堂教学课程教学中，我们不可能对其进行面面俱到的讲解和分析，只能选取最具有代表性的精华部分。因此，在全面挖掘、收集和整理桂中地区的苗族和侗族文化艺术的过程中，要提炼出既能彰显它们各自身份又具有艺术美感特征的民族文化艺术形态。无疑桂中地区苗族绚丽多彩的服饰艺术和侗族独具特色的鼓楼建筑艺术和芦笙艺术成为了这两个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表征形态。
(三)多维度论证将桂中少数民族文化融入柳州师专审美教育的可行性
桂中地区拥有绚丽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为柳州师专中文学科进行审美教育提供丰富教学资源。而如何将桂中少数民族文化资源进行合理的开发，融入到具体的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中来，并形成具有一定操作性的教学模式加以实施和推广，则需要在理论上对其进行严谨、充分的论证。诸如中文学科课程建设与少数民族文化之间内在关联、高校审美教育与少数民族文化开发相融合合理性、高校教学科研与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之间必要性、桂中少数民族文化的地域性、特殊性与柳州师专中文学科建设现实性的契合关系，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从学理上做出深入明晰的阐释，才能为桂中少数民族文化融入柳州师专审美教育的可行性提供学理上的依据。理论是行动的先导，然而，理论的前瞻性与现实滞后性和特殊性之间有时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冲突，因此，从在学理的维度论证将桂中少数民族文化融入高校审美教育可行性的同时，还必须从国家现行法律法规、教育方针政策与规划纲要等方面进行论证。此外，我们还要对柳州师专所处的现实境遇、学校的办学的指导思想和办学特色、中文学科的课程设置与学科优势等方面进行全面综合的分析，从而为桂中少数民族文化融入柳州师专审美教育提供现实依据。
(四)桂中少数民族文化融入柳州师专审美教育实践
在全面收集整理桂中少数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凝炼出能够表征桂中各少数民族文化的艺术样态，将为桂中少数民族文化融入柳州师专审美教育的具体实践提供了教学资源上的保障;而从学理、政策、校情等多维度论证桂中少数民族文化融入柳州师专审美教育的可行性，将为其教育理念的实施提供有利的支撑。就桂中少数民族文化如何融入柳州师专审美教育实践而言，笔者认为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来展开。
1．将桂中少数民族文化融入到传统的课程教学中来。高校的课程教学是传承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主要路径之一。目前，在我国高校中文学科的人才培养方案中，各高校都会开设“文学概论”、“美学”、“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等传统课程，尽管不同版本的教材在有些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由于这些教材的编写者考虑到“全国通用”的视域，他们在教材内容的编排和教学内容的选择等方面却是大同小异，在这些传统的教材中，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往往处于一种“缺席”的地位。柳州师专作为桂中民族地区唯一的一所高等师范院校，有着得天得厚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挖掘和传承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化也是其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然而，就目前学校中文学科的教学实际而言，缺乏对桂中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应有的关注。例如在“美学”课程的教学中，教师一般是按照美学理论的既有的基本体系，着重对“美的本质”、“审美经验”、“形式美”、“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审美范畴”、“美感”、“审美教育”等一些基本理论概念进行学理上的分析，再结合教材中列举的一些典型的艺术形象对它们进行讲解，很少结合少数民族文化艺术进行分析和解读。这种“美学”课程的教学方式无疑会游离于学生的日常生活经验和审美体验之外，学生除了了解一些艰涩的美学概念和“古典”的艺术形象，很难从“美学”教学中获得切身审美艺术的“美感”，从而导致“美学”课堂教学缺乏生机与活力，无法真正实现审美教育与审美交流的目标。如果我们在“美学”课程教学中能够“因地制宜”和“因材施教”，将桂中地区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艺术融入到“美学”教学中来，适当的选择一些桂中少数民族文化艺术案例对一些基本的美学理论的内涵进行具体阐释，同时又能从理论上对一些具体鲜活的桂中少数民族文化艺术进行学理分析，这样一方面使得一些晦涩的美学概念不会显得空洞无物，另一方面使得学生能够切身的体会到身边鲜活的少数民族文化艺术是作为一种美的存在，形成对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深度审美交流，使学生在感受美、体验美、认知美的过程中潜移默化的接受“美学”教学的审美教育，从而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对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保护传承意识。
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性篇7
论文摘要：从文化视角对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进行研究，认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具有项目地域性与地域文化统一性、文化的原生态性与自然性以及文化的现代与传统兼备等特征。它的文化价值在于其自身的民族文化传承功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树立文化自觉与保护意识，不断改革、创新和发展是推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有效途径。
我国少数民族体育项目众多，它们共同构成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体系。近年来，随着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体育文化与现代社会处在一个融合发展的时期。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作为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成分，如何进行文化定位与发展，有效地融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并发挥积极的文化功能，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现实问题。
1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特征
1．1 项目地域性与地域文化统一
地域文化是以历史地理学为中心展开的一门文化学科…。体育具有地域性，是体育不同项目与文化产生的基础。正 因为不同地域存在着内容和形式大相径庭的体育活动，因此，在不同的地域范围才有体育文化多元化发展的可能。同时，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在不同地域文化的影响下，彰显出不同的地域体育文化特征。
体育项目技术对地域具有较大的依赖。可以说，地域地理环境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产生发展的基础。如藏族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赛马运动。赛马是藏族人民尤为喜爱的地方体育项目。在我国许多藏族聚居地，还保留着相当规模的赛马运动。如藏北赛马会、康定赛马会、甘肃华锐藏区的赛马会等。藏族的赛马项目与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有着紧密的关系。藏区草原居多，马作为藏族人民重要的交通工具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因此，以赛马作为当地藏族人民欢庆娱乐的方式，方便可行。当然，赛马并非藏族独有的传统体育项目。
一般来讲，凡是聚居在草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大多都有赛马的运动。如新疆柯尔克孜民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的这种项目地域性特点较为明显，这一点从各个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项 目特点上就可以找到相应的依据。此外，少数民族体育项 目的地域性与当地的地域文化具有高度的统一。当前地域体育文化理论认为，“体育项目的多样性和当地的地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不同地域文化环境下，形成的体育项 目带有浓厚的地域文化特色。”不同地域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既是构成不同民族体育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不同地域文化的真实写照。
1．2 文化的原生态性与自然性相融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地域性特征也表明了其文化的原生态性。我国大多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积淀，其文化的产生与形成具有原生态性和 自然性。如位于桂西北的宜州市北牙瑶族乡水族聚居地民间传统体育项目“桐子镖”，相传来源于水族的祭祀文化和采收桐果的生产习俗，迄今约有三百多年的历史。相传明代嘉庆年间，部分水族同胞为了躲避官府、恶霸的压迫而迁徙到广西宜州市北牙瑶族乡居住，附近山上盛产油桐，每年深秋时节，家家户户都到山上采收桐子。劳作之余，人们满怀丰收的喜悦，在村头竖起一张篾笆，画上圆圈当作“靶子”，以桐果为“镖头”，比赛谁投得准，后经民间老艺人的整合加工，与水族丧葬仪式中的“过火海”结合起来，演绎成为水族传统体育项目“桐子镖”。这种类似的原生态性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比较多，如西藏的“古朵”、土家族的“安昭舞”、畲族 的“打枪担”等。这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 目大多具有上百年历史，尤其是在一些聚居地较为偏远的少数民族，其传统体育无论是从外在的技术到内在的文化，夹杂了较少的现代化因素，保持了较好的原生态和自然性，使文化的原始性和完整性得到了展现。
1．3 文化的现代性与传统性兼备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尽管由于产生和形成的传统性和历史性，带有更多的传统化意义。然而，伴随着现代化社会的发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技术层面和文化内涵等方面，都发生着悄然变化。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更多带有现代与传统的融合发展。这种体育文化的融合与发展是少数民族文化现代化发展的总体趋势所致。
少数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融发展中，必然产生文化的整合，增加新的内容和形成新的文化结构。当然，与外来文化的整合过程中，文化的革命力是传统性的，外来文化在与本土文化的整合过程中，逐渐促使外来文化适应本土文化发展的要求。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自身体育文化发展的基础上，通过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与学习，促进了自身体育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使优秀的民族文化“现代化”，形成标志着现代与传统相融合的民族特色的现代文化模式。在此方面尤以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为明显。
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是在 1953年举办的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和竞赛大会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了深入贯彻落实民族政策进一步继承和发展民族民间传统体育，增强各族人民体质，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经国务院批准，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联合主办、由地方承办，每4年举行一届。
目前，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包括了抢花炮、珍珠球、木球、毽球、蹴球、秋千、武术、射弩、龙舟、打陀螺、“押加”、民族式摔跤、马上项目等多个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 目。这些传统体育项目都是近年来对其进行现代化改革的基础上而形成的现代民族体育项目。这些项 目既有现代体育的内容 ，同时具有深厚的传统体育内涵。
2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功能
2．1 民族文化传承的功能
传统体育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外在显现，一个民族文化或者说是民族精神的彰显往往通过传统体育来实现。在这些充满文化内涵的体育活动中，都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我国广大地区分布有较多的少数民族，而且很多少数民族 由于经济水平的限制 ，大众文化教育水平普遍较低。因此，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成为该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传承方式。通过各种类型的传统体育活动，将传统体育中所隐含的该民族制度习俗与心理价值趋向等进行有效的传承，从而达到民族文化传承的目的。
例如土族的传统体育活动与该民族的节庆习俗和宗教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正月的初一，土族人民常常相聚跳安昭舞。正月初三，则跳为祭祀驱魔的舞蹈。二月初二，则举办跳神会，会前一般举行赛马活动。而在正月十四和六月初八、初九，在西宁的佑宁寺要举行隆重的“晒佛“仪式。大会期间，要举行盛大的祭神舞蹈表演和赛马、射箭等活动。土族传统体育与宗教祭祀活动常常相伴而行，在传统庙会和宗教活动的同时，使参与传统体育活动的人们感受到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熏陶，教导土族人们了解和遵循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从而达到土族民族文化的传承功能。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是各个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积累保存下来的，反映各民族意识和多元文化活动的财富。很多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多数来源于该民族的宗教文化起源和节庆丰收，因此，这些传统体育文化的本身就是记载和保留该民族文化的重要形式和载体。如火把节是我国西南地区彝、白、僳僳、佤、布朗、纳西、拉枯、普米等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在节日期间，将会举行盛大的多种传统体育活动。据说最早的火把节是人们点起火把在庄稼地转悠 ，烧死庄稼地里的虫害，使来年农业得到好的收成。随着时间的推移，古老的火把节便成了人们向火神祈求丰收的传统节日。
在每年正月十五日晚上，彝族白马山寨里的男女老少排着火把的长龙，一路高呼着，弯弯曲曲地穿过山寨，走遍田野地角，他们要用火把驱除邪气，祈求吉祥和幸福。因此，通过这些传统体育项目的参与，来加强对传统节日的文化记忆，使我们了解不同民族的远古生活与文化起源等方面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和价值。目前，我国已有研究机构专门从事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发展，如近年来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对民族文化遗产进行的种种所谓的“化石努力”，即非常忠实的保留一个濒危民族文化的样本，尽量排除一些现代人给予的观念，或者是现代人给予的偏见。
2．2 构建和谐社会文化的功能
2007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李德洙在讲话中讲到：“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和谐社会是我国政府近年来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作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对加强少数民族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009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财富。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国各民族创造了各具特色、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各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交融，增强了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不断丰富和发展着中华文化的内涵，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和向心力。各民族都为中华文化的发展进步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少数民族文化反映了少数民族的人文理念和价值取向，促进了民族团结、提高了民族凝聚力。因此少数民族文化是和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以它丰富的内涵影响着和谐文化的建设。”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文化的国家，地域辽阔，民族分布广泛，不同少数民族在不同的地域环境中创造了自己的民族文化。正是多个民族文化才构成了我国丰富多彩灿烂的华夏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作为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对于民族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文化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当前文化发展多元化成为文化界炙手可热的话题。在长期的文化发展中，人们愈加发现民族文化的多元化是保持民族文化活力的有效保证，尊重各自的民族文化，反对民族霸权文化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不争事实。因此，加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建设，其实质就是促进少数民族文化的建设与发展。而少数民族文化的繁荣则是构建我国文化多元结构的重要任务，也是最终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
3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
3．1 文化自觉与文化保护
“文化自觉”的概念，最初是由我国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提出来的，所谓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 ‘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 ，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文化自觉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发展的前提。就现代形式而讲，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由于各个方面的因素，总体上与国家推广的众多的现代竞技体育，无论是从后备人才、设备条件等都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这种情况表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绝非是一种被动的文化保护，而是应具备一种文化自觉的常态。应主动树立和加强 自己民族文化保护的意识，以求得生存与发展。
有学者指出：“就生存论层次的现代化而言，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要继续生存，就只能作总体的、根本的适应性转型，走一体化的道路，并以依附性的边缘文化形态存在；从意义论层次的现代化来看，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则可以在有可能作个性化选择的精神信仰和生活境界的范围内，以多元化的民间风俗习惯和个性生活情趣形态长期存在，并对现代社会、现代人的生活产生参考性影响。”
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性篇8
【关键词】少数民族文化；可持续发展；个体理性；激励兼容；机制设计
【作者】墨绍山，云南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昆明，650500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16）02-0141-006
一、研究背景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上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目标要求，以此从国家治理大转型的层面对当前不断向前迈进的现代化大潮给予了最为关键和及时的回应。文化作为现代化首当其冲的冲击对象，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其转型成为当代人类的共同问题。[1]少数民族文化因其传承范围的有限性和边缘性而其紧迫性尤为凸显，如何以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及时地解放其文化生产力，推进其传承发展的当代转型，成为当前相关政府部门亟须重点考虑和解决的关键问题，而学界也一直对此极为关注。特别是随着近年来研究的深化，相关主题更是触及到了民族文化发展转型的一些根基性的核心领域。如徐万邦和祁庆富[2]407-415、石奕龙[3]、吴仕民[4]等人关于少数民族文化的次生态或原生态等文化发展和转型升级的本质形态问题的探讨；杨福泉、方清云和郭山等人关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活态保护”[5]、“本真性”保护[6]、“主位”发展[7]等文化转型升级核心准则问题的讨论；陈学迅、关凯和罗连祥等人有关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语言载体[8]、现代化转型与文化转型[9]以及文化主题[10]等因素的影响和效应问题的研究，等等。同时，还有一些学者就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动力来源等核心问题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索[11]，如晓荣认为要解决少数民族文化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应从次一级少数民族文化要素――少数民族生产文化、生活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和制度文化等“微观”层面的可持续发展，及其内生文化长效发展动力发掘生成其文化整体的可持续传承保护路径；[12]再如梁结玲和丁赛的相关研究，前者强调落实少数民族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及少数民族文化精品和人才的发掘培养[13]，后者主张从基础设施建设、少数民族文化开发生态保护规划以及文化生态宣传教育等层面，来推进民族地区少数民族文化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14]。但是，正如托马斯・谢林所言，个体基于内心判断形成的动机和意向（或倾向，intention）采取的微观战略选择行动是影响宏观世界运行的微观个体基础。[15]3虽然上述成果大大深化了少数民族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哲学研究及对策研究，但是多数主题恰恰忽视了民族文化持续发展中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微观个体因素，缺少基于制度客体（或称政策客体）个体行为选择的制度分析视角。
而就当前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制度实践而言，相关规则（机制）设计则体现出碎片化及缺少针对性的特征。具体而言，其政策主体大体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是分散于各类公共文化政策内的少数民族文化政策，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政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政策等，是最具公平性和普适性效力的部分，但是它又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缺少专门的针对性，并不利于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其次则是单独的少数民族（文化）政策部分，这一部分应该是少数民族文化制度安排的核心部分，但是，后者除了对自治地方政府发展民族文化的权限和义务作出规定外，却又缺少普遍约束力的政策设置，不利于非民族自治地方的少数民族文化治理。而最具效度的政策实践部分――以民族划分（区分）基础上基于少数民族身份给予诸如生育、升学和就业等方面的优惠的政策部分，却又因其以民族身份为核心的激励制度安排在定位上偏离了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与保护，客观上缺少效度且在一定程度上诱致了少数民族文化发展边缘化，引发了许多问题。
可以看出，现有研究和当前的制度实践，都未能很好地解决少数民族文化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机制设计问题，严重制约和影响了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因此，笔者拟从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微观个体基础入手，重新考量少数民族成员个体因素对其制度运行有效性的影响，并基于此做出较具实践价值的制度（机制）设计路径的分析和探索。其视角及理论框架基于以下被多数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研究者忽略的学理认识和问题判断：从制度分析和机制设计的角度看，少数民族群体的个体理性及由其导致的集体无理性，以及相关协同、激励相容机制设计的缺失，正是当前少数民族文化难以发展的问题所在，应由此入手设计其治理机制，方能使相关制度安排发挥实质性的效用。本文具体从内部的个体行为选择机制和外部制度安排的激励兼容性两大方面来对制度的有效性及其设计问题进行分析。前者的分析维度主要来自ostrome.的公共池塘资源治理制度分析中的个体选择模型（theinternalworldofindividalchoice），着重分析个体内部标准折现率、预期成本和预期收益三个维度的均衡判断及其战略选择，[16]37从个体行为选择结果对制度效用的影响来分析个体理性对制度设计的约束，个体战略选择产生的现实结果（与制度目标设定一致与否）决定了制度安排的有效性；后者的核心为制度的激励兼容性分析，笔者引入了赫维兹机制设计理论的激励兼容模型来探讨当前少数民族文化制度为何难以产生现实观照力，激励兼容即制度目标和个体目标的兼容。制度想要保障其目标的实现，首先其机制设定的博弈必须非零和博弈，其次其设定规则必须能够诱致参与者个体的优势战略与公共治理目标的走向一致，也即才能激励兼容。因此，激励兼容是制度安排中的最大约束因素，也是制度分析中最为核心的测评维度。
二、个体理性与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制度的“激励不相容”问题
个体理性是指在给定约束条件下最大化自己的偏好，[17]1它对个体的行为选择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所以，制度对个体理性的“兼容”程度在根本上决定了其可实现程度。而另一方面，个体理性往往是有限理性（BoundedRationality）和机会主义（opportunism）的，且通常具有偏好（preference）限制，通常它集中体现为对目标达成的可能性和成本收益比率判断。因此，制度安排作为一种公共目标的实现机制，必须能够统筹制度目标与人的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以及个体偏好等个体理性因素，才能实现制度的激励兼容，也才能最终实现制度目标。其互动关系如下图所示，制度目标及其设置受制于外部宏观环境，它自身又形成个体行为选择的制度环境制约个体内部世界对自身理的判断和选择，进而决定了个体的行动战略选择，个体的行动战略实施后产生一个客观结果，这一结果又对制度目标的实现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宏观外部环境由各类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构成，制度和个体都要受其限制。制度环境由各类规则体系构成，对个体具有特定的约束力。个体内部世界为个体进行行动战略选择的内部机制环境，由宏观和微观上的个体目标与制度目标的兼容性评价及判断体系构成，其中微观层面的评判体系主要从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两方面进行判断。
首先，从现有的个体目标与制度目标实现路径设置看，现有制度不能很好实现二者的包容发展，无法激励少数民族采取传承其传统文化的行动战略。现实案例如在笔者调研地云南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的部分与外界联系相对紧密的彝族聚居区①，由于家长希望子女更好地接受现代教育，在子女的幼年成长阶段有意识地规避彝语母语的使用和传授，以回避母语的影响，导致现在村中的青少年和中年人大多已完全失去母语能力，甚至对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没有了深入的了解。同时，现有的文化传承人制度只关注了少部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精英，又促使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逐渐地走向了少数人化，对它们在普通少数民族中的传承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其次，从收益分配规则安排看，虽然理论上少数民族作为其传统文化的创造者，理应有权以其群体的名义对其文化成果享有文化产权，[18]但是现有制度并不保证它们的排他性收益权，而是使之成为一种人人皆可使用的公共资源，使少数民族能够预期的收益的不确定性过大，难以激励他们采取从事本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的行动战略。目前的制度将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一道纳入到了社会公共资源当中，并隐含性地规定国家代表全民享有产权，所以少数民族群体的民事产权地位和民事法律权利被埋没和忽视。[19]1特别是在博弈中，由于政府和企业的文化保护和开发利用行为在客观上通常有更为详尽、系统的正式制度安排，其行为往往能够找到法律条款支撑，本身的组织化、专业化程度较高，通常可以在博弈行动中获得优势主导地位，且二者之间具有较为一致的经济利益考量，易于成为联合的强势主体，使少数民族在其文化开发保护中的主体地位被虚置而名不符实[19]1，其利益往往失去保护[20]5，损害了少数民族群体可以预期的正当利益，客观上产生了一种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主体的挤出效应，破坏了少数民族文化持续发展的原生土壤[21]2。
再次，作为收益分配机制安排的政治权益分配规则部分，现有制度并未对少数民族文化符号在政治活动中的使用方式进行规范，致使各类政治展示中的少数民族文化符号被滥用――由于聚集特定少数民族的成本过大，且会对活动的开展造成不确定性风险，因此各类组织机构都乐于就近获取便于控制的学生、演艺人员等资源代替少数民族代表出席相关活动，影响了少数民族对政治利益预期收益的期望值及其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动力，使当前制度在政治利益层面同样也不具有激励他们采取与制度目标一致的行动战略的可能性。
最后，在成本分担机制设定方面，少数民族文化和其他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都需要投入一定的成本，这些成本可能会对个体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就看得见的成本而言，文化活动场所、文化活动用品（如乐器、祭器、体育用具和舞具等）都需要投入一定量的人财物和时间成本，而个体从事文化传承和发展所需付出的机会成本更是因主体发展机会的差异性而往往庞大得难以计量。但是现有制度并未对此做出针对性的设计，对少数民族的文化公共服务依然和全国大部分地区一样，地方政府普遍不重视少数民族文化特殊设施的建设和维护，一方面导致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活动趋于一般化和主流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形成直接的冲击，另一方面又导致许多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缺少相应的成本分担机制，使旧有的民族传统公共文化设施老化、损毁现象严重，却又缺乏有序的建设和保护，进而使许多少数民族文化项目不得不面临消失的危险。个例如巍山彝族m撒支系的“给贝老爹”庙、男女青年聚会的公房、祭祀不同神明用的公山等建筑设施和场所，多数村寨已经出现明显的缺失。再比如由于没有法定的少数民族重大节日（如彝族十月年、傣族傣历新年、彝族火把节、二月八密枝节等少数民族节日，对其民族的重要性其实和春节类似）休假制度，使各少数民族要进行民族文化节庆活动往往需要付出较大的机会成本，如请事假、扣薪等，大大降低了他们进行民族传统文化活动的行为动力。
现有制度设计在上述几个方面的缺失，造成了少数民族个体和群体在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自觉行为选择之间的异向殊途，形塑了导致少数民族文化发展难以持续的群体行为基础。
三、个体理性及激励兼容约束下的少数民族文化可持续发展机制设计
那么，如何完善机制设计，使相关制度发挥实效？笔者认为至少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改变现有制度对个体内部世界的负面影响：消除个体目标和制度目标在实现路径上的矛盾，减少少数民族在文化利益上的不确定性，降低他们进行少数民族文化活动的成本，并通过个体-制度目标实现路径和预期收益-预期成本的协同机制，在民族文化发展和个体发展之间建立双方目标兼容的博弈均衡点，来克服上述制度缺失，推动少数民族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首先，建立个体发展与民族文化发展协同机制，完善少数民族文化转型制度，推动少数民族文化的转型、发展与开发，加强其文化传统与经济社会生产的关联性，消解个体发展和民族文化发展的矛盾。正如费孝通先生在讨论人与文化的关系时所言，文化转型是其少数民族文化的生路所在。[1]少数民族文化只有通过文化转型建立与当代少数民族群体生产生活的密切相关性，才能使之继续得到活态传承和发展。所以，从促进文化多元均衡的公共治理角度出发，政府必须搭建平台让他们可以“发挥原有的文化特长去发展少数民族经济”[1]，创造条件使其成员可以通过民族语言进行学习、交流活动和进行民族经济、娱乐活动，营造少数民族为主体地区的民族经济贸易和生活圈等，全面增强个体发展和文化发展的一致性。
其次，建立民族文化经济收益增值机制，以文化自在利益的增强强化文化自觉意识。具体措施则可以通过完善少数民族文化产权制度，在一定范围内保障其民族文化经营权和收益权的排他性，来协同其民族文化开发利用和民族文化传承、发展二者间的矛盾，使少数民族文化在少数民族的经济利益增长中具备更强大的辐射张力和推动能力，促进二者间形成正向关联、相互推动的积极互动关系。
再次，健全少数民族文化政治利益保障机制，完善少数民族文化的政治权利保护制度，通过其民族文化政治权威的强化塑造其民族文化在社会生活中不可替代的地位，进而推动其民族文化中心意识的形成和民族文化的持续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的政治权利集中表现为在各类政治活动中受到平等对待的权利，这一权利是少数民族在其文化方面体现我国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的政治文明的具体象征。只有完善相关政治权利保障制度，才能给予少数民族在政治文化活动方面稳定的收益预期，增加他们从事民族文化传承和发展活动的内在动力。
最后，建立民族文化活动成本分担和消减机制。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建立少数民族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分担机制，健全少数民族文化基础设施的均等化建设制度，在民族聚居地方进行乡镇、村社建设时，有意识地保护、修缮和完善其民族传统活动场所和空间，甚至在民族聚居区社区文化设施建设中，加入当地少数民族传统节庆活动场所和设施项目内容等；其二是建立针对少数民族的普遍性的民族重大节日法定休假制度，分担和降低少数民族在其民族文化发展方面的成本。
通过上述的兼容性机制设置，强化少数民族文化存在对他们“实在”利益的影响，以此促进高强度的民族文化自觉意识的形成，提升他们对于维护、发展和开发民族文化的动力，从而诱使个体内部产生一个以保护和发展民族文化为优势策略的行为战略倾向，促进少数民族文化持续发展。
四、结语
正如公共选择之父布坎南所言，个体在一些非直接相关的公共利益的判断上往往较为冷漠和短视。[22]92因此，在存在个体理性偏好的情境下，在当代经济社会全球化、信息爆炸的时代背景下，在传统文化难以提供改善生存状态的发展路径的情况下，少数民族群体主动与其文化传统割裂进行现代化转型，使其文化失去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能力就会成为一种无法避免的趋势。因此，从动态的发展观看，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在当代的式微有其符合历史规律的层面。但是，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多元文化对保持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丰富人类精神和物质生活的重大作用已经日益凸显。所以，促进少数民族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特别是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少数民族文化的持续发展还是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各民族共同繁荣政治价值的重要表征，是国家民族团结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由制度分析研究其持续发展机制具有特定的价值。
当然，本文只是基于制度分析视角提出了一种少数民族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机制改进策略，而具体治理实践需要考虑的问题实际上要更多，所以其设计框架必然不完善。但是，作为一种治理机制框架结构，它依然可为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化治理提供一种可供参考的制度设计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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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性篇9
目前有关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其起源和文化特征的探讨。就起源来说，多数人认为少数民族武术起源于战争和原始狩猎活动；也有学者提出少数民族武术与其传统文化关系紧密。关于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特征的探讨，主要体现为民族性地域性强、浓烈等方面，例如李德祥《中国哈尼族武术文化初探》（1994）、张延庆《从少数民族传统武术生存的社会文化背景管窥其内在特点和形式体现》（2006）、邓以华《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与武术研究》（2011）等文章，都从某个侧面对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特征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总体来看，相关研究主题还比较局限，只是触及了少数民族武术文化之冰山一角，缺少对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的起源、发展、流变、传承、文化内涵、文化特征、文化生态及其文化空间等作深入的系统性的研究。
二、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研究构想
（一）从文化发生学的视角解析少数民族武术的发展脉络
研究少数民族武术首先必须廓清少数民族武术的源与流，对其发生与发展的脉络有一个总体的把握与掌控，这样才能高屋建瓴，使研究更具逻辑性和条理性。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少数民族武术的起源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一般来说，战争是武术的温床，而原始舞蹈则成为少数民族武术产生的催化剂。具体而论，诸如原始狩猎、部族战争、生产实践、模仿巫术以及原始舞蹈等都可成为少数民族武术发生的源头。同时又由于各民族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尽相同，决定了孕育于其中的武术文化的产生亦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这就要求研究者洞悉少数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从而能够对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的发生做出客观真实的判定，任何人云亦云或者主观臆造的做法都是有失偏颇的。研究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的发展，则要注意梳理少数民族历史上与武术相关的典型历史事件，因为这些都是促进少数民族武术发展流变的重要因素，往往决定着武术的发展走向。例如对土家族武术文化的发展历程来说，东南抗倭战争就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对土家族武术的发展影响深远。
据相关史料记载，明嘉靖年间，东南沿海倭寇为患，而当时的明王朝军队武备松弛、军心涣散，战斗力极其衰弱，时任浙江巡抚御史的胡宗宪认为：“短兵相接，倭贼甚精，近能治者，惟湖广兵之镰钩枪弩之技”，必须动永、保二宣抚（慰）司精兵，于是湘西永顺、保靖以及鄂西容美土家族土兵乃奉朝廷征调开赴苏浙沿海抗击倭寇，他们在抗倭战争中屡战屡捷，以其独有的镰钩枪弩武技和作战阵法使得倭寇闻风丧胆，成就了“东南第一功”的传奇。后来戚继光在土兵阵法的基础上创立了鸳鸯阵法，魏源在《圣武记》中即指出：“谭伦、戚继光之鸳鸯阵法，即土兵阵法。”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同时也为土家族的武术文化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对回族武术史的研究则应该以其民族的形成为主线，从其民族的迁徙历程以及后来明王朝对回族人民的残酷压榨和回族人民的反抗斗争等史实，来阐释回族武术文化的发生、传承、发展和演变的脉络。
（二）以文化三层次理论梳理少数民族武术文化内容
少数民族武术文化是指少数民族历史上以及少数民族集中聚居区所存在和发生的一切与武术相关的精神或物质产品的总和。为了体现出研究的条理性，我们可以借用文化三层次理论，将少数民族武术文化内容概括为物器技术文化、制度习俗文化和心理价值文化三大类。具体而论，物器技术文化包括少数民族所创造的各种武术套路、武术器械、练功方法、练功器具、岩画遗迹、武术著作、武术人物等主体武术文化，以及图腾信仰、神话传说、宗教巫傩、丧葬习俗、传统舞蹈、节日庆典等民俗文化中的相关武术文化；制度习俗文化主要包括少数民族武术的结社组织、规章制度、教授方法、传承方式、武德礼仪、比武方式等内容；心理价值文化则主要指少数民族武术文化所反映出的民族性格和心理情感等内容，包括民族的自强不息、坚韧顽强、崇武尚勇、忠贞爱国等优秀品德。由此可见，少数民族武术文化内容多姿多彩、内涵丰富，既有抽象的文化又有具体的文化；既有显性的文化又有隐性的文化；既有表层的文化又有深层的文化，这就要求我们对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的研究，不能仅限于表层的挖掘、整理某一拳械技术，而应该透过现象寻求本质，进行对深层的文化内涵的探析，不仅要研究少数民族本体武术文化，还应深入探究少数民族相关武术文化，重视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武术文化现象的研究，要透过武术文化现象能够看到其民族的优秀品质。
（三）从民族性格与地域文化两个层面提炼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特征
少数民族武术是在少数民族独特的民族文化背景中氤氲而成的，带有本民族文化基因的印迹，同时少数民族武术又是在一定的地域环境中形成的，其本身又不可避免地受到特定地域社会文化生态的影响。由此而论，少数民族武术的文化特征带有明显的双重性，即民族性格特征和地域文化特征。
1.少数民族武术的民族性格特征
一个民族的民族文化性格是由其历史文化长期积淀而成的，例如北方的蒙古族、满族等少数民族历史上由于长期过着游牧生活，迁徙不定，逐水草而居，其生活大多离不开草原和骏马，从而决定了北方少数民族所具有的独特民族文化性格，“那就是慷慨悲歌、豪气任侠，存在着一种浓厚的尚武遗风”。北方民族的武术多表现为工架舒展、放长击远、豪迈奔放的技术风格。而南方少数民族诸如傣、瑶、苗、哈尼、纳西、傈僳、土家等民族，由于长期生活于丘陵、山地之间，地势复杂，交通不便，过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活。因而南方少数民族的武术多注重防守动作，讲究防中带攻，动作紧凑是其特色。以苗族武术为例，苗族武术的历史与苗族的历史是紧密相连的，而苗族的历史从某种程度来说既是一部迁徙史，同时也是一部敢于反抗斗争的英雄史。在历史上苗族被称为“苗蛮”，一直摆脱不了被强盛部族或封建王朝讨伐与征剿的厄运。苗族在长期的反抗斗争中逐渐养成了机智灵活、坚韧顽强的民族性格，由此形成了苗族武术以防守为主，防中带攻的技术特色，其技术讲求“三十六攻、七十二防”与“两防一攻三变五合”之技巧，充分反映了苗族人民安身立命的心理特征。由此可见，南方民族武术与北方民族武术所体现出的民族性格特征是大相异趣的。
2.少数民族武术的地域文化特征
我国地大物博、疆域辽阔，各地地理环境、气候水土不尽相同，北方广袤的草原大漠不同于南方的丘陵高山，西南喀斯特地貌迥异于江南的水网田埂。地域环境的差异性决定了地域文化的多样性，而少数民族武术又是在特定的地域环境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这就决定了各地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特征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南拳北腿”、“东枪西棍”、“拳兴于齐”、“剑起吴越”，这些拳谚本身就充分体现出生态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长期生活于草原大漠，地势开阔，一马平川，作为马背上的民族，决定了其武术以骑射著称。而西南少数民族长期生活在沟壑纵横、草茂林密的山区，野草、杂石处处掣肘，其武术则突出地表现出山地民族以短兵格斗为主的特征。由于地势的险要，习武者要在狭路、险峰、绝壁之处克敌制胜，故其武术只可能表现为动作紧凑、灵巧快速的特点，体现出“拳打卧牛之地”的特色。例如土家族武术多贴身短打、动作迅疾，一般起腿不过腰。苗族武术注重桩功、拳型紧凑、动作严密。而“拉祜族、布朗族的武术，不管是拳、棍，还是刀术，咫尺之内便可完成整体动作，是适应山地丛林狭隘环境格斗的拳种，”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性特征。此外，少数民族武术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受到地域人文环境的影响。“百里异习、千里殊俗”，各地少数民族在生活习惯、节日礼俗、思想意识、等传统文化方面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从而导致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特征的多样性。例如土家族先民以狩猎为生，土家族地区“现今广为流传的‘十二埋伏拳’，就是由设卡捕猎的狩猎技术演变而来的一套古老拳术”。云南傣族“泼水刘尧峰蔡仲林：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研究探微节”上表演的孔雀拳，彝族“火把节”、藏族“望果节”上的武术表演等，则带有浓郁的节日文化特色。又如西南少数民族武术多带有较为浓厚的宗教色彩，“巫”、“舞”、“傩”往往是其武术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
（四）遵循技术反映文化的原则进行少数民族武术个案研究
个案研究法即“麻雀解剖法”，它是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中比较成熟的一种研究方法。研究少数民族武术文化同样需要选取典型拳械进行实证性的个案剖析。因为典型拳械是在本民族长期历史文化浸润下产生并成长起来的，带有浓厚的民族文化基因的印迹，通过对典型拳械的研究，可以透视该民族武术文化的共性特征，从而更加深入地了解该民族的武术文化及其传统文化。我国少数民族众多，但由于各民族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不尽相同，其武术文化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某些民族武术文化宏富，典型拳械较多，例如由回族人所创编的查拳、弹腿、八极拳、劈挂拳、心意六合拳等都是享誉海内外的优秀拳种，而某些民族独自创编的典型拳械则相对较少。因此，在典型拳械的选取上可以是本民族土生土长并有一定影响力的传统拳械，同时也可以选择从外面流入本民族并已发生文化交融且受众较广的拳械为个案。对少数民族典型拳械的个案研究不能只仅仅停留于表层的技术层面的探讨，而应该通过对技术的分析从而窥探其文化的内涵，分析其文化现象的成因。例如张延庆等在对回族武术研究中，通过对“汤瓶七式”的研究即认为回族武术大都带有浓厚的宗教情结。而当我们在研究土家族武术时，通过对土家族武术中有关“虎”的拳械套路、动作名称、拳术口诀、技术风格的探讨，即可窥见其民族有着浓厚的白虎崇拜文化，“白虎”作为土家族的图腾信仰，在其武术文化中同样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三、结束语
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性篇10
关键词：文化涵化；民族地区；民族教育
中图分类号：G4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4-0301-02
一、问题的提出
2012年7月13日，现在中国最受欢迎的音乐选秀节目《中国好声音》第一期开播，节目中有位云南哈尼族文王第十一代王子李维真以原生态的摇滚歌声征服了导师，在自我介绍中这位在族内贵为王子的24岁在校大学生却不禁潸然泪下，因为要接受学校教育，13岁的他不得不离开家乡进入城里生活，但却因为无法适应、不善于表达以及外貌原因，受到城市同学的歧视与欺负，这位哈尼族王子“失去了人生的方向”，因此他认为比赛能证明自己不比他人差，找回儿时别人对他的尊重。我们在被他声音震撼的同时，也不得不为其感叹，一个在金盆里出生沐浴、受到族人尊重和崇拜的少数民族王子，进入汉族城区后却得不到尊重，反而是嘲笑和孤立，使得他觉得失去人生的方向，对文化不适应情绪时常低落而影响了自信心和学业。李维真勇敢地站在舞台中央来证明自己，而更多的一般少数民族孩子如何应对这种不适应，如何在这种环境和氛围中得到良好的发展和学习呢？
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深化，城市化、现代化的不断扩张，民族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城镇化进程加快，地域空间不断融合，制度结构不断分化，人口自由流动增多，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民族互动关系等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更深程度的影响和变迁，同时少数民族文化也会影响强势的城市大众文化。因此民族地区多种文化之间长期的涵化已经形成了既具有该地区特有少数民族的民族特色，又具有城市社区特征的独特文化的“地方民族文化类型”。大多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孩子都是进入城镇中学接受教育，这些孩子更容易受到城市文化的涵化而产生不同程度的适应问题，并且直观地反映到学习成绩方面。
中国在宪法和法律上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立了各民族平等、团结和互助的新型民族关系，但少数民族弱势的传统文化往往受到强势的城市文化冲击，在文化传播影响方面客观上处于弱势地位，尤其是民族教育客观上已经出现“文化中断”现象：学校的“一元化教育模式”造成少数民族从异地求学到重回家乡的两次“文化隔断”而造成水土不服、学习无用、民族教育中的文化不连续性影响少数民族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和语言习惯而造成的被动适应和学习困难。
二、分析理论视角
涵化（acculturation），又称文化适应。跨文化心理学家贝理指出：涵化是两个或两个以上文化群体成员因接触而发生文化和心理变化的双重过程，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文化或群体层面，指文化接触之群体在社会结构、经济基础和政治组织等方面发生的变迁；二是心理或个体层面，也称心理涵化（psychologicalacculturation），指卷入文化接触之个体在言谈、衣着、饮食、价值观等方面发生的变化。
贝理提出了与心身、行为变化程度相关联的的文化适应模式，指出个体在不同的心理适应过程中的压力也不同，在异文化接触的准备阶段，心理压力较低，初步接触后压力显现，在文化冲突和危机阶段，心理压力达到最高，此期最易发生心理适应障碍。
文化涵化是一种互动的视角，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过程。贝理认为涵化中的个体差异，除了与个体的人格特征、文化知识和接触程度等因素有关以外，更主要的是与个体因文化认同而采取的涵化策略之差异有很大的关系，在提出保持传统文化和身份的倾向性以及和现有文化交流的倾向性两个独立维度的基础上，区分了四种不同的涵化策略（见图1）：整合（同时注重原有文化和异文化）、同化（只注重异文化交流，不愿保持原有文化）、分离（只重视原有文化，避免异文化交流）和边缘化（都不注重原有文化和异文化）。
之后贝理考虑到民族文化群体并不能自由选择涵化策略，增加了第三个维度即：涵化期望和主流文化群体在强有力的相互涵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例如，只有当主流文化群体承认其他民族文化的对等重要性，并追求国家文化多样性时，少数民族文化群体才会采取整合策略。而四种策略中，整合是促进各民族间成功交往与和谐共处的最佳策略。
国内学术界对于涵化的研究中，高永久和刘庸在对西北民族地区的文化涵化研究中指出在当前民族社区的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仍然将保持自身的特色，并努力维持社区各族居民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民族地区涵化的结果是形成了“地方民族文化类型”，并将民族地区涵化分为四种主要类型：全涵化和半涵化、顺涵化和逆涵化、群体涵化和个体涵化、接受、适应与拒绝等，并提出民族文化的群体涵化主要通过民族中某些个体，特别是与外界接触较多的个体的价值观念的转变而逐渐引发的。个体涵化是群体涵化的必经之路，群体涵化是个体涵化的必然结果。这些研究均证明了文化涵化理论对于研究民族地区少数民族文化适应的重要性，提供了群体文化和个体心理两个层面的视角，并重视个体心理涵化及其涵化策略选择与涵化结果。
中国的民族教育经过长期的理论与实践发展，已经得出了许多宝贵而又有效的的经验和办法，但随着民族地区的经济、政治、社会的快速发展，民族接触交往和文化交流越来越深入和扩大，民族教育需要与时俱进，总结之前的经验和教训，减少“文化中断”的负面影响，提高少数民族学生的适应、交际以及就业能力，并促进民族团结和多元文化的互动交流。文化涵化理论能够为促进民族教育发展提供新的视角，强调在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教育中应该重视涵化及其策略的重要性，并且强调涵化理论的第三个维度即主流文化群体的影响，要促进民族地区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必须有主流强势文化的引导与帮助，而不只能依靠少数民族自己提高跨文化适应能力，应该注重涵化的互动性，强调涵化的双方都应该采取整合的涵化策略，并且在民族教育内容和形式上考虑当地地方民族文化特色，这样才能让少数民族积极主动适应主流文化，并能在友好的文化氛围中增强对学习和生活的热爱。
三、教育对策
1.在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教育中，应该注重当地的“地方民族文化类型”，开展多元文化教育。在教育中结合群体层面上少数民族文化的变迁增设或改变教材内容或形式，开设普及少数民族文化的非正式课程或活动，增强少数民族与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交流与互动，增强教学内容与形式的吸引性、教育性与实用性。例如，教材内容增强现代民族性与本土知识，开设民族混合班，开展文化宣传活动等。
2.民族教育需要注重心理涵化的阶段性和文化的连续性，在不同的阶段采取不同的心理辅导措施和教材内容，使得少数民族学生能够积极理解并接受、实际运用到所学内容。比如，在涵化的准备阶段心理压力较小，此时应该针对以往的困难和需要组织讲座等活动形式，介绍异文化的学习、生活等情况，创设多元文化氛围，使其对异文化产生亲切感和积极印象，减少文化距离；初步接触阶段应强调主流文化群体的主动引导与接触；如果到了文化冲突阶段，则应该发挥社会支持力量，并提供心理辅导，鼓励不同文化群体的学生互动。
3.民族地区少数民族教育发展应建立社会支持系统，提供心理咨询和生活学习帮助，帮助他们良好融入、适应。社会支持系统应该包括其所属群体的鼓励与支持，而且包括异文化群体的鼓励与提供日常帮助，创设让少数民族学生良好适应的环境。例如，建立心理咨询室和网络模拟社区。
4.促进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教育发展必须注重让少数民族以及汉族学生选择整合这种最佳涵化策略，使学生能够保持自身文化传统的同时，与其他文化形成良好的沟通，并综合两种文化优势，提高自己的跨文化适应和交际能力。例如继续开展双语教育（对象不限于少数民族），不定期让不同民族群体互动，互相表演或展示对方群体的文化。
5.促进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教育发展必须强调发挥主流文化群体的引导作用。当处于弱势的少数民族群体进入主流社会，并要学习主流社会文化时，少数民族群体往往带有汉族和他们不同无法相处的刻板印象，这时候需要汉族主动地改变这种消极的刻板印象，用实际行动增强少数民族互动交流的期望与信心，鼓励其主动积极的涵化。
四、结论
文化涵化理论为促进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教育提供了新的视角，强调涵化及其策略的重要性，并且提出涵化理论的第三个维度即主流文化群体的影响。针对民族地区的地方民族文化特色，各种少数民族与汉族的交流频繁，因此需要将群体层面的文化变迁与个体层面的心理涵化相结合，注重发挥主流文化群体强有力的影响力主动引导积极涵化，建立社会支持系统，带动与鼓励少数民族积极主动选择整合策略，并应该强调民族教育的阶段性和文化的连续性，让民族教育真正提高少数民族学生的适应、交际以及就业能力等，从根本上巩固民族交流与团结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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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怀宇.文化中断理论对中国民族教育的启示[J].贵州民族研究，20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