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特征篇1
关键词：在职培训；人力资本；劳动力市场分割；社会资本
人力资源是企业经营的要素之一，企业员工培训是企业最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探讨企业特征和员工个人特征对企业员工在职培训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运用人力资本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等对企业员工在职培训模式、在职培训机会的非均衡影响进行探析，必将对企业投资员工培训的理论与实践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企业员工在职培训是企业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
(一)人力资本及人力资本投资的概念
“人力资本”是相对于“物质资本”而提出的一个概念。美国学者舒尔茨(theodorew．Schultz)1959年首次提出了“人力资本”(HumanCapital)的概念。在1960年出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时，他发表了题为《论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讲，系统阐述了他的人力资本理论。一般而言，人力资本指的是人的知识、技艺、能力和健康存在于人的身上、表现为人的智力与体力的总和。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都是经济的动力源泉，都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人力资本投资是“通过增加人力资源，影响未来货币收入和精神收入的活动”。更准确地讲，人力资本投资是指通过对人的投资，增加人的生产与收入能力的一切活动。舒尔茨等人把人力资本投资归纳为教育投资、培训投资、劳动力流动投资、卫生保健投资等形式。
企业人力资本投资是指投资主体(企业、员工、政府)通过一定量的投入增加与企业工作有关的人力资本投资客体的各种技能水平的一种投资活动，目的是提高企业雇员智能、技能、扩展其职业发展机会。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可以提高企业人力资本存量，在有限的生产要素条件下创造更多的产品，提高企业利润。员工可以通过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并提高自身的收入水平。
(二)企业员工在职培训是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形式
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形式之一就是在职培训(on－the－jobtraining简称oJt)。培训是企业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员工对职业的满足程度，以组织、计划和实施的形式对企业各类人员进行的一种教育投资活动，是通过员工对培训内容转化为工作行动以有效地为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服务的过程，包括内部培训和外部培训。在职培训是指由雇主出资组织，或不管由个人还是雇主直接出资组织，作为晋升职务或其他前提与工作相关的培训。
企业培训具有双重目的。一方面，企业通过培训希望在提高员工知识、技能、观念等的同时提升企业经营管理效率——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员工也希望通过培训提升自己的知识、技能、观念等，以增强自身职业竞争力。只有这两方面的目的出现交集时才能达到企业的培训目的，而且交集越大，对企业的培训效果越明显。同时，通过培训可以增加被培训人的人力资本存量，从而增加其收入能力和提高收入水平。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经过培训的人要比没有经过培训的人具有更多的人力资本，因而具有更强的职业发展能力和机会，在工作生命周期内获得更多的收入。
二、企业特征与员工特征对在职培训的影响
(一)企业特征影响在职培训投资
企业的特征变量，是决定企业培训投资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这些特征包括企业性质、企业规模、所属产业、企业效益等。
一般情况下，在职培训与企业规模之间有密切的正相关。大企业往往比同类小企业为员工提供更多的在职培训。美国学者Habber1998年的一项实证研究发现，100人以上的大公司比同类小公司为员工提供正规培训的可能性多一倍以上。我国学者近年来开始对企业规模与在职培训供给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根据2001所著《企业规模与员工在职培训》中的数据显示，从平均数看，企业规模每增加10％，非正式同岗培训增长2.7％，正式的非脱产培训则上升3.7％。以深圳为调查对象的研究成果发现，小型企业提供的在职培训数量大大少于大型企业。
刘湘丽、姚先国、翁杰等人近年来的研究还表明，处于第二产业的企业比第三产业的企业更注重员工培训，东部地区的企业比中西部地区的企业更注重员工培训。国有企业大量投资于员工的一般培训，不注重企业专用培训，而外资企业则刚好相反，技术资本密集或者技术进步较快的企业比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更注重员工培训。效益好的企业一般会更多地提供员工培训；效益差的企业虽体会到人才的重要性，但却无力进行投资。
(二)员工特征影响在职培训投资
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有满足人的需要和提高人的素质的双重功能。企业员工的性别、年龄、职位等级、学历、任职期、所属部门等特征对培训机会的获取具有重要影响。企业提供的培训投资呈现了极不平衡的现象。
研究表明，技能水平和职位等级高的员工能获得大量的培训投资；处于企业生产和技术部门的一般员工获得的培训投资显著偏低。企业可能把一般培训作为一种对员工的奖励手段，用以激励员工努力工作。表现好的员工获得一般培训，培训完成之后获得更高的职位和工资。接受正规学校教育数量越多的人，越有可能接受更多的在职培训。很显然，对于同样内容的培训，接受能力强的人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就掌握了，从而减少了成本支出时间并相应增加了雇主获益的时间，这对雇主当然是有利的。另一方面，有能力学得最快的人最终会选择高报酬的工作，这些工作又要求他们不断学习，从而把他们的能力进一步推向极大化。
在职培训投资与人的生命周期同样有一定的联系，个人的人力资本投资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减少。当一个人达到一定年龄之后，其记忆力、精力和体力都会下降。因此，使人力资本生产的效率下降，或者说要生产同一单位数量的人力资本，必须要更多地投入成本。另一方面，一个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其收入水平也会提高，收入水平越高，人力资本投资的机会成本也就越大。因此，在达到一定年龄之后，人力资本投资就不再具有吸引力，或者说，就不再有人力资本投资需求。
三、劳动力市场分部对企业员工在职培训模式的影响
(一)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基本概念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Labourmarketsegmentation，LmS)，也称双重劳动力市场模型，是美国经济学家多林格尔(Doeringer)和皮奥雷(piore)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劳动力市场分割(segmentation)是指，由于社会和制度性因素的作用，形成劳动力市场的部门差异；不同人群获得劳动力市场信息以及进入劳动力市场渠道的差别，导致不同人群在就业部门、职位以及收入模式上的明显差异，比较突出的如在种族、性别与移民之间的分层等。
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劳动力市场可以划分为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以及内部和外部劳动力市场。
(二)主要劳动力市场与次要劳动力市场对在职培训模式的影响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在不完全竞争的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中，处于不同层次劳动力市场的人们获得在职培训的机会不同，在职培训对人们收入增长和职业发展的作用也不同；突出强调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特征(如地区、行业、职业等分割)是决定人们收入和就业差异的主要因素。主要劳动力市场提供的是大公司中的工作岗位，它要求并发展稳定的工作习惯，工人们的就业稳定，在工作中能获得技能、工资高，工作条件好，有培训和晋升的机会；与主要劳动力市场不同，次要劳动力市场提供的是小公司中的工作岗位，它不需要也无法形成稳定的工作习惯，工人们的就业不稳定，工资较低、工作环境差，很少有培训和晋升的机会。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处于不同层次劳动力市场的员工参与在职培训的机会、培训的收益都不同。企业在职培训实践表明，处于主要劳动力市场的管理人员更易于获取外部培训机会和一般性培训机会；处于次要劳动力市场的技能操作人员多参加内部培训，且以岗位专用的特殊培训为主。
(三)内部劳动力市场与外部劳动力市场对在职培训模式的影响
内部劳动力市场和外部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区别之一是，内部劳动力市场提供更多的培训，并通过延期支付的方法，使员工和企业之间形成一种长期稳定的雇佣关系，企业有对员工提供在职培训的积极性，员工也愿意参加企业的技能培训；培训成本在员工和雇主之间分担，培训收益也在二者之间分配，这既降低了培训投资的风险，又保证了双方的培训收益，也能够有效地防范雇佣双方毁约的机会主义行为。在内部劳动力市场形成了一种稳定的培训投资机制，这是雇主与雇员之间长期重复博弈的结果，有利于员工的培训和技能的增加，也有利于提高企业的产品质量和竞争力。
四、社会资本理论对企业员工在职培训机会的非均衡影响
(一)社会资本的概念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现在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这些资源与拥有或多或少制度化的共同熟识和认可的关系网络有关，换言之，与一个群体中的成员身份有关。“社会资本是一种通过体制化关系网络的占有而获取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中”。
目前，国内大多数学者从社会关系网络的角度来界定和研究社会资本。代表性观点有以下几种：把社会资本简单地定义为社会关系网络；社会资本是个人通过自己所拥有的网络关系及更广阔的社会结构来获取稀有资源的能力；社会资本是行动主体与社会的联系以及通过这种联系摄取资源的能力等。
(二)社会资本对在职培训机会的非均衡影响探析
在科尔曼看来，和其他资本形式一样，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是否拥有资本，决定了人们是否可能实现某些既定的目标。与其他形式的资本不同，社会资本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之中，它既不依附于独立的个人，也不存在于物质生产过程之中。社会资本是人们获得人力资本和职业地位的影响因素，进而影响收入水平。人们利用社会网络的力量获得职业培训的机会，从而提高技能，改善职业岗位，增加工资和其他报酬。
内部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特征篇2
[关键词]人力资本；投资失衡；市场分割；歧视效应
[中图分类号]F2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7)06-0037-05
西方现代人力资本投资理论产生背景是欧美等国家刚刚完成工业化的时代，其理论建立在劳动力市场是统一完全竞争的假定基础上。但是，统一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尤其在二元结构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之间分割比较突出。劳动力市场分割导致居民人力资本投资失衡主要表现在农村与城市劳动力市场之间、西部与东部劳动力之间。
一、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与现实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提出时间为20世纪70年代初，主要代表人物包括帕雷(piore，70年代)，戈登、爱德渥兹和瑞奇(GordonD，edwardsRandReichm，1982；Reich，1984)等。这是对西方20世纪五六十年代提出的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一个基本前提，即对劳动力市场是一个统一竞争性市场做出质疑与否定，这些质疑与否定促进了人力资本投资理论的发展。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的特征是：就业稳定、职业有保障、工资高、工作条件好、享有平等的权利和晋升的机会。与主要劳动力市场相反，次要劳动力市场提供的是小企业、小公司的岗位，它不要求也不鼓励发展稳定的工作习惯，其特征是：工作不稳定、周转性(流动性)大，工资低、工作环境差、规章制度严厉、晋升机会少等等。劳动力市场分割假设的基本结论是人力资本作用的发挥取决于一定的制度和社会性因素；如果劳动力市场是分割的，被阻挡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之外的居民人力资本就可能存在不足的现象，这为笔者的分析找到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实施“人力资本的时代”，在舒尔茨、贝克尔等人的理论影响下，美国政府实施了庞大的“人力资本计划”，企图通过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使穷人阶层摆脱贫困。但是，这一美好的计划最后以失败而告终(Doeringerandpiore,1970)。帕雷认识到，尽管中下阶层进行了人力资本投资，但由于劳动力市场是分割的，所以中下阶层不能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而他们的人力资本在次要市场上不能发挥作用，造成了人力资本投资的浪费。换言之，如果个人进行了人力资本投资后不得不留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上，那么，他的人力资本就是过度的。
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程度则可以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向特征及城市失业者在就业部门分布特征得到说明，而劳动者较低的职业流动率也是市场分割的一种重要体现。蔡等研究表明，农村向城市迁移的劳动力具有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同时表明，从进城的农村劳动力就业市场状况来看，行业分布相对集中，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主要集中于制造业、批发零售贸易与餐饮业、建筑业和社会服务业。在这四个行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总数的90％以上。蔡认为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行业集中是由于农村的人力资本水平较低，以致他们在城市的劳动力市场处于较低端，不得不主要从事简单劳动。另一方面，反映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特征非常明显，来自农村的劳动力面对许多就业岗位的进入障碍，导致农村迁移进城的人在次要劳动力市场就业。劳动力市场分割假设和中国二元经济结构是相符的。笔者旨在分析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下劳动力市场分割导致的人力资本投资失衡：在完全隔离的劳动力市场上，由于劳动者不能获得预期的投资回报，则劳动者倾向于减少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产生失衡和扭曲现象。
二、劳动力市场分割引致人力资本投资失衡的理论分析
在人力资本投资中，就社会资源配置的角度而言，在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高于物质资本投资收益率时，资源分配将向教育领域倾斜，大量的资源被用于教育活动并将提高未来经济的总体效率。就个人角度而言，当人力资本投资的边际收益率高于市场长期均衡下的收益率(包括风险贴水及正常的收益率)时，个人就会增加对其自身的教育投资。由于教育投资的时间长，对未来收益影响较为间接，较难计算教育投资在已知“投资期”内的投资量和收入量。为此，加里・贝尔提出了一个简化的教育投资收益率模型。在此，笔者将运用该模型从理论上分析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如何影响没能进入自己期望的部门(往往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就业并获得期望收入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行为。
假定农村和城市是两个完全的市场，劳动者个人是惟一的投资主体。理性的决策者在进行投资时，要对成本和收益进行比较。例如，一个农村的学生在受教育上考虑念11年书和念12年书时，他就会比较多念1年的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及以后更高就业工资。假设该农村学生接受11年教育后预期的工资是a，而接受12年教育参加工作后的预期收益为B，又假定退休之前的工作时间为t，则他多读1年书的投资收益贴现值为：其中，R为总收益，r为利息率。接受教育是有成本的，这些成本包括必须缴纳的学费、课本及学习用具方面的开支等，这些可以认为是直接成本，用C。表示。除此之外，读书还有一个机会成本，也就是说在受教育期间放弃的收入。如果多接受教育这1年期间工作，则会再获得一个收入no，但如果选择继续读书，则会丧失这个收入。这样，如果选择读书，其总成本开支为：
C=Co+no (2)
投资者对收益与成本进行比较，如果R>C，说明投资是值得的，他会选择继续读书；如果R
在这个公式中，有6个因素影响着人力资本投资决策：
1．是否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未来收益之差at-
Bo。这个差越大，投资者就越有可能获得预期的收益，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也越大。
2．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后能够获得较高收益的概率p。p值越大，投资者就越有可能获得预期的收益，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也越大。
3．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机会成本no。在工资水平普遍上升的情况下，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特别是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成本就会提高，是影响个人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时间选择的重要因素。
4．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直接成本Co。成本较高时，人们会较少投资。由于人们对未来可能得到的货币和手中的货币评价是不同的，更加看重当前的货币，对未来货币则要根据利率水平进行贴现，所以如何有效地使用这些更值钱的货币是他们消费决策和投资决策的重要内容。更有一部分被心理学家称为“目光短浅”的人，他们比平常人贴现水平更高。人力资本投资的直接成本成为投资的重要约束因素。
5．退休的时间与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时间之差t－t。这个时间越长，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期就越长，投资的可行性越高。显然，在年龄较小时接受正规教育是划算的，一方面政府的教育制度是初级教育的直接成本很低，有些甚至是免费的，同时，这时接受教育的机会成本较低(由于劳动法的限制，年龄很小时也没有就业机会)，更重要的是，年龄较小接受正规教育离退休的时间较长，一生中收益总量将会较大。
6．利息率r。利息率是影响贴现的重要因素，如果利息率太低，则当前的货币会更加“值钱”，只有当未来的收益率更高时投资才是可行的。
在上述6个因素中，后3个因素与劳动力市场的特性没有必然的联系，人力资本投资的直接成本(特别是接受正规教育的成本)、开始接受正规教育的时间和退休年龄、利息率等在一国的范围内基本上是相同的。而前3个因素和劳动力市场因素的特性有直接的关系。
在一个统一、开放的、可竞争程度比较高的市场上，所有劳动者获得某种职业的机会大致是均等的，劳动者会根据整个市场上的平均收益水平对投资收益进行预期。但如果劳动力市场是分割的，某一特征的劳动者被限定只能在特定的市场上就业。一些劳动者只能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上寻找工作，而次要劳动力市场上工资率普遍较低，则这时劳动者只能按照这个较低的工资率对人力资本投资收益进行预期，投资收益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作用就会大大降低。即便劳动力市场分割并不那么严格，劳动者有可能按照整个市场上的平均收益水平进行预期，但如果他们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机会很小，很难获得自己认为的理想工作，则他们对未来的预期收入也会大打折扣。他们会选择较少的人力资本投资。例如，对一个农村的孩子来说，如果他长大以后只能凭体力在农村做农活，显然他是高中毕业还是初中毕业是无关紧要的，这使他宁愿选择较少的受教育时间。
图1是不存在劳动力市场分割情况下的工资曲线。曲线m是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情况下工资随着年龄增长的情况，曲线n是未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情况下的工资曲线。对于n来说，o到C这段时间是没有收入的，因为还没有开始工作，并且要付出成本开支。其中oBeC围成的区域表示直接成本开支，如学费、书本、文具费用等；aoCD围成的区域表示机会成本(间接成本)，即因为开始工作较迟而很少获得的收入。但当m开始工作后，工资率会迅速超过n，D的右侧由mn两条工资曲线围成的区域即是m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净收益，只要这个区域的面积超过aBeD围成的区域面积，这种人力资本投资就是可行的。
但是，在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情况下就不同了。由于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上某些劳动力只能从事工资较低的工作，他们的人力资本的投资便不能获得相应的回报。如图2中w是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上限，也就是说，在任何情况下劳动力的工资都不会超过w，这样m的工资曲线将会变形，D的右侧由mn围成的区域的面积会小于没有市场分割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只有减少人力资本投资，才能使投资成本和投资收益相等。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最优值被分割性的就业市场扭曲了。
三、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原因
是什么因素导致劳动力市场分割?一般而言，劳动力市场分割有3个原因：产品需求、制度性歧视以及技术性分割。对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来说，劳动力市场分割与产品的需求特征有关，有稳定需求的产品市场创造了能够提供充分就业保障的主要劳动力市场，而不稳定的产品需求则创造了次要劳动力市场；另外，人力资本偏向型的技术也会导致劳动力市场分割，这是引起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另一因素，这是由于技术本身形成的壁垒阻碍了低水平人力资本劳动力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中国多变的产品市场需求和以劳动密集为特征的工业结构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次要劳动力市场。劳动力供给过剩特征则大大降低了劳动者的谈判能力，强化了雇主对求职者进行挑选的权利，从而使市场的分割有着很大的非自愿特征。但在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首先产生于以户籍制度和劳动用工制度为代表的一系列歧视性制度安排，正是这些制度及其惯性作用导致了中国严重的城乡分割。这些制度中的一部分仍在继续实施，而基于这些制度产生的各种利益集团则在不知不觉地维护着这些带有明显歧视色彩的传统制度。
四、劳动力市场分割(歧视引起)的效应分析
农村过剩劳动力及城市失业工人绝大部分是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上谋求就业的，而次要劳动力市场上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率很低，降低了这两个巨大的群体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同时，因为他们基本上没有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机会，也使其丧失了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上通过“边干边学”积累人力资本的可能性，而较少的人力资本积累反过来为他们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设置了更多的障碍。制度性歧视将主要劳动力市场内部竞争限制在较小的范围之内，只要进入了核心员工的圈子，则其被逐出的可能性是较小的，以致他们不需要作出更多的努力，就可以保留现在这个职位。主要劳动力市场内部人享有很多的特权，他们不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上的人在同一平台上竞争。现存的制度性保护会形成市民的既得利益，可能促使市民寻求进一步保护，丧失了进取精神，而不是提高个人人力资本参与市场的公平竞争。这导致了目前一方面有一些工作没人干，另一方面一些市民拿“低保”不工作。同时制度性保护还可能导致员工工资的高估，提高企业人力成本，降低竞争机制的激励作用，压抑了城市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开发。
现行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主要是户籍制度与劳工制度。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相比，作为经济上的多数、城市人口的多数，城市居民对城市政府就业政策制定的影响要大，因此许多城市相应出台偏向城市居民的就业政策。这构成对农村劳动力的歧视，使农民工与市民不能享受同工同酬的公民待遇，并且在社会福利、政治权利等方面受到不公平待遇。尽管中央政府即将出台相应的给农民工国民待遇的政策，但是政策的制定、完善、贯彻执行，特别是各级城市政府贯彻执行，还存在现实的困难和时滞。
内部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特征篇3
劳动力市场分割是一种客观存在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有效机制，其主要原因就是可以凭借社会自发自主的内在秩序，为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配置及使用提供空间，从而使供求趋于平衡，效率和效益实现有效的统一。劳动力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也应由市场来配置。但纵观世界各国，即使是市场经济十分发达的国家，也未能真正建立起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这是因为，与其他生产要素市场相比，劳动力市场具有较明显的非竞争性。西方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正是以区别传统劳动力市场理论的新范式来理解这种非竞争性的。该理论强调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特征，强调制度和社会因素对劳动报酬和社会就业的影响。其中，二元结构是分割理论的代表。二元结构把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主要市场和次要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职业比较稳定、待遇较高、工作条件好、晋升机会多，而次要劳动力市场人员流动性大、待遇低、工作环境差、晋升机会少。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现代分割理论的解释主要有两种，一种强调生产特性，一种强调个人特性。把市场分割归因为生产特性的观点认为，有些工作是要求经过特殊培训和学习的，由于培训费用高，在劳动力流动成本很低的情况下，为员工培训支付费用的企业很可能因员工的流动而遭受损失。为避免这种情况发生，那些竞争力强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有意建立内部劳动力市场，给员工较高的工资和晋升机会。这种机制就形成了主要劳动力市场。而那些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竞争力弱的企业，没有建立稳定劳动力队伍的条件和能力，人员处于高度流动状态，这就形成了次要劳动力市场。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存在不会威胁到主要劳动力市场员工，因为这两个市场之间几乎不存在竞争。把市场分割归因于个人特征的观点认为，劳动者的种族、性别、国籍等是造成劳动力市场分割的重要原因，如发达国家新移民就业受到歧视，男女职工工资待遇不同,等等。
上世纪90年代，这一理论引进到我国。学者们在对我国劳动力分割状况进行研究后认为，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具有与西方国家明显不同的特点。虽然也存在如同西方国家由于生产特性等形成的主要、次要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因性别等个人特征形成的就业歧视，但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突出地表现为一种制度性分割。笔者在对苏南地区劳动力市场进行考察后认为，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除上述由于政治、经济等外在制度性因素所形成的分割外，还存在着一类分割形态，即由于不同区域、产业、行业、岗位对劳动力知识、技术、能力有差别的要求，以及由于教育发展不均衡造成的劳动力知识、技术、能力差异而形成的分割。这是一种内生性分割，介入了更多的市场因素。无论是由体制因素形成的分割，还是由经济内生因素形成的分割，对经济发展和劳动者就业都有着直接影响，进而对职业教育的发展也产生影响。
影响职业教育发展规模
劳动力市场分割导致次要劳动力市场需求旺盛，促使政府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扩大职业教育规模。当前，对中国劳动就业影响最为深刻的是由于体制原因形成的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体制内的主要劳动力市场运行仍带有传统体制印痕，它的需求者主要是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大中型企业。机关、事业单位设有内部劳动力市场，进入其内部劳动力市场，有严格的编制控制，也有学历、职称等资格要求，一般需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并且要通过国家或地方政府统一组织的招聘考试。有些低学历者，即使由于工作需要进入，也没有编制，只能以人事、租赁人员的身份进入，这部分人仍然不能享受正式员工的待遇，实际上还是在体制外的次要市场上。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企业对劳动者的雇佣应该市场化，但由于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存在，国有企业尤其是那些带有垄断性质的行业企业，其雇佣行为仍然不可能市场化。由于体制内企业效率低下，且劳动力价格更为刚性，许多劳动力边际成本大于劳动力的边际收益，导致这些企业或者在旧体制外发展企业，即旧体制企业派生出新体制企业，或者在旧体制企业派生出一个次要劳动力市场，以降低成本。这两种情况都导致次要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因此，在劳动力市场中，能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人数相对较少，大多数人只能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
内部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特征篇4
一、新型集体经济的内涵
新型集体经济是对传统集体经济的突破，产权明晰，包括多种新的实现形式，是“以劳动者的劳动联合与资本联合为主，融合合作制与公司制管理模式，凭借劳动和资本分享企业收益。劳动者为自己和社会创造财富的一种组织形式”。一些传统的集体企业通过改革改制，明晰产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成为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展现出新的活力。
二、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特征
1、企业是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体
企业全部或多数职工既持有本企业股份，又在企业内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强调以职工持股为主体，其持股比例为本企业全部资本或占绝对控股、相对控股地位。一些企业采用股份的形式引入企业外部出资入做股东，这种企业产权主体的设置，改变了原有企业资金制度单一内生性，拓宽了企业吸引外部资本途径。在组织形式上，自愿组合，自筹资金，民主管理，自主经营，集体积累，按劳分配，入股分红。在联合的基础上确立了劳动者的个人所有权，实行个人所有，集体占有。
2、劳动者通过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对本企业具有控制权
劳动者资本之和在企业产权结构中占有相对控股以上地位。在产权制度上，逐步建立了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管理规范的现代企业管理体制。通过控股和企业章程规定取得对企业控制权，参与重大问题决策。大多数企业建立了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等现代企业制度的构架，按现代企业治理模式决定企业经营投资计划、选举高管人员，审批财务预决算等重大事项。
3、实行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相结合分配制度
按劳分配形式主要体现在支付给劳动者工资和奖励、按劳分红上，依据劳动贡献决定。按资分配体现在各方股东按其股份分得红利，也有一些企业把劳动技术等要素折成股份的，这部分名义上按股分红，实质上仍是按劳分配。职工具有股东与雇员的双重身份。在取得工资性收入的同时，还可以取得劳动分红、股金分红等生产要素分配的收益。建立了以劳动合同为基础的新型劳动关系。
4、与其它所有制企业区
主要在资本结构上加以区别。新型集体经济出资入主体是本企业劳动者，劳动者对本企业有经营控制权，而国有企业出资人是国家，国家按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原则授权，任用经营者，企业盈亏是国家的事，职工不具有控制权。而在私营企业中，不允许劳动者入股，或投资者不一定是劳动者。这些与集体经济主要由大多数劳动者共同出资共同劳动。企业不是少数人所有，而是多数劳动者所有的特征有根本不同。
5、与传统集体企业区别
所有权形式，由单一共同共有变为明晰到人，按份共有；人事及决策权由上级任免决定变为职工以股东身份决策；分配上由按劳分配变为按劳与按资分配并存的多种分配制度。企业治理结构由单一集体制度变为具有现代企业制度特征的多种实现形式；企业地位由政府管理变为独立的市场主体。
三、新型集体经济实现形式
新型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有：以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要特征的股份合作制企业；以集体共有和按份所有相结合，集体共有为主的集体企业；由职工股控股或相对控股的有限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由集体资本控股或相对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以劳动者个人资本为基础的合作制企业；其它具有新型集体经济特征的各类企业。
新型集体经济的产生始于传统集体企业进行的产权制度改革，初期大都以股份合作制改造为主，并在股份合作基础上继续深化产权制度改革，逐步过渡到有集体资本参加的有限责任制、股份制为主要形式的公司制企业。这些企业吸纳社会资本，与国内外企业合资合作，发展成为多元投资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使各类新集体经济大量涌现。
四、新型集体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相适应的
新型集体经济的发展符合市场机制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的经济运行方式。是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这种市场经济赖以存在的基础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同时它作为市场经济，要以市场作为主要手段配置资源。由市场机制调节经济运行。新型集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而这种公有制经济有明晰的产权，产权结构趋于多元化，法人治理结构科学化，机制市场化，同其他利益主体的关系是竞争的关系。因而有追求资源配置合理性和资源利用充分性的内在机制，容易与市场经济融合。
1、新型集体经济本质特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新型集体经济实行“共同共有与按份共有相结合”及“个人所有，集体占有”的产权制度，其财产在价值形态上可以量化到劳动者个人。但在实物形态上不由个人支配，而由集体占有和支配，在共同占有基础上，重建劳动者个人所有制，将企业共同共有与劳动者按份共有结合起来。这样的产权制度使所有者真正到位，解决了传统集体企业终极产权不到位的问题。
新型集体经济是“民有民营民享”的公有制经济。集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它的资本主要来源于劳动群众，是一定范围内劳动群众民有民营民享的公有制经济。新型集体经济确立“民本经济”的观念，不同于传统集体经济经营活动由政府决定，经营者由政府调配，企业用工由政府安排，排斥个人所有权的二国营模式。
新型集体经济突出了集体经济民本位的特点。首先，在产权上以投资的劳动者为主体，实行民有，体现了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资本联合。其次，在经营形式上实行民营，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企业章程确定经营者的产生方式，自主决定企业的用工制度，自主开展经营活动。第三，在内部管理上实行民主，劳动者通过股东会参与企业管理，通过直接持股和间接持股等形式。行使股东权利及其它民利，参与企业的决策活动，第四，在经济利益上实行民享。职工在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取得工资性收入的同时，还可以根据自己对企业的投资享有收益。第五，在经营风险上实行共担。
这种新型的集体经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体现了公有制经济与市场机制的有效结合。
2、新型集体经济符合我国生产力现状及发展要求
新型集体经济的发展符合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要求。生产的社会化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适应这种变化要求的资源配置方式，新型集体经济是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把单个的资源(人力、资本、技术等各种生产要素)组合起来，既在生产力的发展上体现了生产社会化的要求，又在生产关系变化上体现了公有制的特点，一方面，集体资本参股控股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的共同共有财产具有直接的公有性质；另一方面，在新型集体经济组织中，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是分离的，劳动者个人投入的资金转换成了集体经济组织的财产，以法入主体形式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种转变是向联合生产方式的转化，符合生产社会化的要求，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是公有制的新的实现形式，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变化方向相一致。
当前我国生产力还不够发达，而且发展很不平衡。生产力水平多层次性是我国的重要国情。新型集体企业是自发形成的适应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容纳不同层次生产力的组织形式。它的企业规模可大可小，企业组织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它既可容纳手工劳动和半机械化的生产力，也可容纳机械化和自动化、专业化的社会大生产。新型集体经济具有兼容性。能在各种行业中发展。同时独立自主性强，既有主动联结现代产业链，进行协作配套的能力，又有适时调整产品结构的机制。由于集体经济量大面广，遍及城乡各个行业，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因而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3、发展新型集体经济有利于加强和巩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
《宪法》中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根本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新型集体经济的长期发展，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所决定的。
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公有制经济中，由于国有经济分布过广，资源配置不尽合理，必须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随着国家对国有经济的调整，国有经济将集中力量发展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产业和骨干企业，对一般性行业将逐步退出，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下降。只有发展新型集体经济，积极向各方面渗透，大量进入混合所有制企业中，才能增强公有制经济控制力，填补国有经济退出份额，才能保持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否则公有制经济就失去在国民经济中主体地位。
4、新型集体经济与我国促进就业。共同致富的基本国情相符合
就业是民生之本。劳动者只有实现了就业(创业)，才能摆脱贫困，不断提高生活水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由多种经济成份、多种资本的融合形成混合所有制经济，能提高创造社会财富的效率，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物质基础。新型集体经济实际上也是一种集体资本控股或劳动群众有控制权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新型集体经济具有把劳动群众的个人资本融合为公有资本的功能。劳动者为了共同富裕的目标，共同出资、共同劳动、共享收益，职工既是劳动者，又是所有者，成为企业真正的主人，极大地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真正为劳动群众实现共同富裕创造了条件。
5、新型集体经济符合市场经济对微观参与主体的要求
经过改革，新型集体企业不再是政府附属，摆脱了二国营模式，产权清晰，通过资产量化，经济补偿金转为股份。鼓励职工投资人股，吸收社会人人股，对外合资合作等措施，实现出资人到位，产权结构也逐步多元化。建立了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依职责规范行使各自权利。随之配套产生新的用工制度、内部分配制度、管理和决策制度、对经营者激励约束制度、各项岗位考核制度等，都按现代企业制度的规范运行，企业作为法入主体，在市场中有竞争发展的动力。经营行为完全由自己决定，盈利自身受益，亏损自行负担，与其它性质类型的企业是平等竞争关系。
6、国内新型集体经济的发展证实了其与市场经济是相适应的
一大批传统集体企业、国有中小企业经过改革变为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发展较好。例如，白山喜丰公司原为集体企业。2003年企业进行改革，把净资5584万元量化折股，法定代表人占公司总股本13％，公司高管人员占9％，公司一般管理人员占13％。职工占12％，退休职工公益股占10％，职工平均每人量化2万元，其余为吸收社会自然人人股。随后，公司又进行了一系列配套改革。现在职工是企业持股主体，既是股东，又是劳动者，重大决策由职工占大多数的股东大会决定，公司实行按劳分配工资奖金后，还按股分红利。公司2004年销售4亿。产量3万吨，利润3千万元，均实现历史性突破。
当前数量庞大的厂办集体企业和国有中小企业正在进行改革，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要量化现有资产，吸收职工入股，变为新型集体经济。
7、国外具有新型集体经济特征各类企业得到了广泛发展
资料显示，集体性质的经济在国外也有较好发展。如西班牙蒙德拉贡、英国工业共有权运动、美国职工持股计划、加拿大合作社、日本农协等，目前，合作性质经济已遍及世界五大洲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各类合作社的社员数亿人。在农业、工业、流通、金融、保险以及各种服务业都出现了大量不同类型的合作社，西欧、北美许多国家80％以上的农场主都参加了不同类型的专业合作社，丹麦的奶制品90％由合作社经销，荷兰合作社销售的花卉、水果、蔬菜占市场份额的80％以上。实践说明，在发达国家，集体经济也是有发展空间的。它适应市场制度与生产力发展。
综合上述，新型集体经济在产权和治理结构上既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又保持了公有制的本质特征。实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新型集体经济的存在是促进就业，共同致富的需要，是保证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需要。新型集体经济符合市场经济对企业法人主体、竞争主体的要求。大量改革改制发展起来的新型集体经济的蓬勃发展进一步证明了其在市场环境下具有旺盛生命力。现在我国大部分国有中小企业，集体企业适合改革成为新型集体经济。将来还要有一部分中小个体私营企业在面临生存危机或无法扩大生产时，发展成为新型集体经济。
内部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特征篇5
[关键词]道义小农理性小农过渡小农经济性质
〔中图分类号〕F06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8）08-0080-06
一、引言
我国当前正处在体制转轨和结构转化同时推进的阶段，在此阶段，以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农村进步为指向的“三农”问题始终处于极为突出的地位，从国际经验看，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推进阶段农业和农民发展问题会凸现出来，而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人口大国，且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这种国情也决定了我国的“三农”问题比其他国家更为突出和重要。解决“三农”问题需要外力以适当方式嵌入，但在市场化改革的条件下，其关键应是从农户的经济性质出发，努力形成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和农村进步的自生能力，如果说外力支持是“输血”机制，那么自生能力则是“造血”机制，长期来看，“造血”机制相对于“输血”机制更能形成解决“三农”问题的常规性安排。从逻辑上说，自生能力和“造血”机制应能最大程度地耦合农户的经济性质，而理解当前我国农户的经济性质，是讨论“三农”问题并在此基础上给出相应政策含义的一个恰当的切入点。
二、“道义小农”假说和“理性小农”假说：一个比较
在经典的农民学理论中，农户的经济性质主要指农户在约束条件下追求风险最小或利润最大，由于对生产目标和约束条件的理解不同，现有农户经济性质的讨论基本是沿着两条线索展开的。
第一条主线是以“恰亚诺夫―斯科特命题”为核心的“道义小农”假说。此假说认为农户的经济活动具有区别于市场经济背景下企业行为的“异质性”：农户的要素投入过度倚重劳动力、农户的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自身消费、农户在经营别强调风险规避。恰亚诺夫指出：农民经济是“非资本主义的家庭农场”，[1]即以家庭成员劳动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生产单位，这种生产单位的基本特征是：生产主要采用家庭内部的劳动，而较少雇佣劳动且投入不采用货币度量，这意味着农户的生产难以按照成本―收益法则计算回报；同时，农户生产主要不是为了市场交易和获取利润，而是为了满足自身的消费需要，“家庭经济活动的基本动因产生于满足家庭成员消费需求的必要性”。上述观察表明：对农户的经济行为而言，以雇佣劳动和追求利润为基石的古典经济学理论不能使用，而应采用文化人类学和经济人类学的方法进行深入研究。沿着恰亚诺夫的分析，美国经济学家斯科特通过案例研究指出：农户的经济行为不能用被主流经济学奉为圭臬的成本―收益法则进行解释，比较契合农户经济性质的是“道义经济”，即农户开展经济活动的主要原则是“安全第一”的“拇指法则”。[2]具体地说，具有强烈生存取向的农民更倾向于规避经济不确定性，而不会冒险追求收益最大化，农户的经济行为基准是选择回报率较低但较为稳妥的策略。
第二条主线是以“舒尔茨―波普金命题”为基础的“理性小农”假说。此假说强调农户的行为方式与其他微观经济主体没有本质差异，农户具有足够的理性去优化资源配置并实现利益最大化，即使对最贫困的小农来说其行为方式也具有追求效率的“便士资本家”特征。舒尔茨批评了农业存在零值劳动力的传统学说，指出农户在配置其所拥有的要素是很有效率的，他们从事生产活动的动因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且能够对市场与价格、成本和收益的变化做出灵敏反应。[3]这表明，农户的行为方式等同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标准“厂商”，“贫困但有效率”这个命题可作为分析农户经济行为的逻辑起点，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对于理解农户行为来说也是适用的。作为对舒尔茨观点的延伸，波普金通过对越南农村社会的深入解析，认为越南农民是非常理性的个人主义者，农户所组成的村落只是空间概念而缺少利益认同纽带，不同农户往往是在松散而开放的村庄中相互竞争并追求利益最大化，尽管在个别情况下农户会照顾邻居或村民的利益，但在通常情况下各家各户均是自行其是且自谋其利的。[4]进一步的观察显示，小农无论是在市场交易领域还是在政治社会活动中，都倾向于按照理性投资者的原则行事。
概括起来，上述两条线索均是围绕农户的生产目标和约束条件而展开的。从生产目标的角度看，“道义小农”和“理性小农”试图给出农户生产的最终目标，在这个方面两者不存在实质性的分歧，它们可能各自凸现了“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古典经济学中的“经济理性”假定可概括为“以尽量小的代价换取尽量大的利益”，在这个意义上，“道义小农”强调农户的“风险规避”和“理性小农”强调农户的“盈利动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农户经济行为在本质上可概括为追求代价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农户的生产目标可以概括为风险规避和利润追求之间的某种组合。然而，不同的经济体或同一经济体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的两者的组合方式可能并不相同，这暗示着对农户经济性质的理解应该注重对风险规避―利润追求组合方式的考察。从约束条件的角度看，农户的经济行为是对外部环境或约束条件的一种反应，约束条件不同会使农户行为表现出差异性特征。在这个层面上，“道义小农”和“理性小农”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前者假定农户劳动力配置被严格局限在农业内部，农户的需求也被限定为农产品或简单手工产品，经济体缺少社会保障机制去提高农户的风险规避能力；后者则假定认为农户对市场具有足够的判断和理性，商品和要素市场是充分且有效的，农户的生产目标和要素投入能够得到完备市场的有力支持。可见，对要素投入和市场条件的判断也会导致对农户经济性质的不同认识。当前中国正处于体制转轨和结构转化同时推进的特殊阶段，农户从事经济活动的目标追求和约束条件必定不同于“道义小农”和“理性小农”这两种极端状态。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当前农户的经济行为具有从“道义小农”向“理性小农”的过渡特征，对“过渡小农”的解读无疑会成为理解中国“三农”问题的一个逻辑起点。
三、过渡小农：中国农户经济性质的一个描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农业生产力和农产品供给能力已有了显著的提高。但是，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依然比较薄弱，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刚性的特征未有实质性变动，特别是在体制转轨和结构转化同时推进的背景下，农户行为具有既区别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也区别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的异质性。从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的角度看，农户的经济行为具有典型的过渡特征。
首先，从生产目标的角度看，农户生产的目标是风险最小化或利润最大化，但在不同经济体或同一经济体的不同发展阶段，农户对风险规避和利润追求的优先序列可能会出现差异，这从“道义小农”和“理性小农”的分歧中看得非常清楚。显然，决定这种优先序列的主要不是农户的经济偏好出现改变，而是资源禀赋或发展阶段是否为农户的风险规避或利润追求提供有利条件。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当前农户的经济行为正处于从“缺少社会保障”到“构建社会保障”，从“缺少市场渠道”到“拓展市场渠道”的转变时期，结果导致农户生产目标也表现出“两重性”特征，这种特征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说明：一方面，从农业内部的角度看，农户生产具有显著地摆脱自给自足状态并逐步走向高商品化率的趋势，当前农户的农业生产既不是完全的、传统的自给自足状态，也不是主要进行市场交易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状态，而是部分用于市场出售、部分用于家庭消费的中间状况。数据显示：1991-2005年我国农户三种主要粮食的商品化率虽趋于提高，但并未达到发达经济体所表现出的农业高商品化率的水平，稻谷从44.30%变化到50.70%，小麦从49.70%变化到56.30%，玉米从54.50%变化到69.70%，这说明农业内部生产的“半自给、半交易”的特征依然比较显著。另一方面，从农业和非农业的关联性来看，农户生产具有典型的“农忙时种田、农闲时打工”的兼业化特征，农户的收入构成包括了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雇用收入两个部分，其中农业收入具有平抑农户风险和提供社会保障的功能，而非农雇用收入则有增加收入、弥补家庭开支的功能。黄宗智在对中国华北和长三角小农经济的研究中，指出中国农户存在着“以农为根本、以商为补充”的“拐杖型”收入特征。[5][6]在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化流转机会已有了显著增加，但这些劳动力在短期不能割裂同农业和土地的联系，这不仅源于现有的公共品配给体系难以为农业人口的大规模流转提供条件，而且源于农村劳动力对土地和农业具有超越经济性考虑的观念或文化依赖。据此，我们能够理解在中国存在着1.5亿的“农民工”群体，这些群体在城乡之间的“候鸟性”转移反映的正是农户依靠农业来规避风险、依靠打工来增加收入的“拐杖”模式。
其次，从要素投入的方式看，要素投入方式考察的是农户生产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给性劳动，由于要素禀赋分布的非均匀性，则劳动力的流动不仅体现了农户生产效率的提高，而且标度了其他要素对农业劳动的替代程度。据此，“道义小农”强调农户经营单纯依靠家庭内部的劳动，“理性小农”认定农户社会化配置生产要素的充分理性。当前中国农户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可以引入其他生产要素，从而不再完全依靠家庭内部的劳动力因素，长期来看这种要素替代趋势还会延续下去。但是，目前农户经营中自给性劳动仍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要素投入的序列中，绝大多数农户会首先考虑密集使用家庭内部的劳动要素。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农业生产的迂回生产程度在不断提高，即农户经营越来越多地使用了机械、化肥、农药、良种、薄膜等资本品，而资本深化体现的正是农户要素投入的结构性变化――从单纯强调劳动转向更多使用资本和技术等现代生产要素。如果用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拥有的机械总动力表示机械化程度，用每亩耕地面积平均投入的化肥总量表示生物化程度，则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的生物化和机械化程度均在不断提高，其中生物化程度增长了6.2986倍，而机械化程度增长了5.8831倍，生物化和机械化水平的提高显著增强了中国农业的生产能力，导致农业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总体提高。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农户的生产仍在很大程度上强调劳动投入，农业生产具有土地生产率较高而劳动生产率较低的不对称性。黄宗智指出中国小农经济具有典型的“过密化”或“内卷化”倾向：即密集使用劳动以致出现劳动边际报酬递减的情形。当前，农业生产的“过密化”和“内卷化”虽然因农民工流转而有所缓解，但由于户均耕地面积的有限性以及非农化流转的渐进性，则密集使用劳动的生产方式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如果对2004年36个国家农业生产效率进行比较，则就土地生产率而言，中国5185.39公斤/公顷的水平在样本国家中处于第10位，但就劳动生产率而言，中国827.08公斤/劳动力的水平是非常低的，在36个国家中中国仅高于蒙古和斯里兰卡，居第34位，这从侧面证实了农户的要素投入仍具有劳动密集使用的特征。
最后，从市场发育的程度看，约束条件描述了外部环境对农户经济选择的影响机制，而外部环境与市场的发育程度紧密相关。在这个意义上，“道义小农”否认存在着发育完全的市场，而农户缺乏在市场中进行交易的理性和能力；“理性小农”则认为市场是有效的，农户面对的是发育成熟的产品和要素市场。显然，在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上述见解需要基于渐进式体制转轨的背景进行适当修正。艾利思从市场风险、依附性、内部差异、农业生产、土地占有、家庭劳动等角度分析了农民的经济行为，并指出：农民可以部分用他们始终变化、但从不全面的市场参与程度、部分地用他们参与的市场的不完全性来定义。[7]这种市场的不完全性或者不充分的市场参与度能够与中国农户的生产特征相耦合，而在市场化深入推进的条件下，农户所面临的市场体系具有渐进式完善的特征。对此，可以从两个角度去说明：一方面，从要素市场来看，农户面对的是一个存在较大程度的“割裂”、“垄断”特征的要素市场，在生产资料市场中，农户所需的化肥、农药、良种和机械多数由少量生产资料公司专营，分散的农户并不具有与生产资料供给者进行有效谈判的能力，而农业产业链延伸也很难深入到上游生产资料提供领域；在资本市场上，农村存在着比较典型的“供给短缺主导型”的金融抑制现象，农户之间依靠的主要是亲戚朋友这种“熟人社会”的关系型信贷，正规金融机构不仅因贷款条件苛刻而对农户的金融支持不够，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将农村剩余资金转为非农信贷的“虹吸效应”；在劳动力市场上，户籍制度因涉及公共产品再配置而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效应，影响了农业劳动力在不同地域和产业之间的职业转换，且农民工就业也大多集中于具有“苦、累、脏”等特征的城市形成部门。另一方面，从产品市场来看，农户作为农产品的生产者和供给者，虽然进入市场从事农产品交易的自，但并不能对农产品价格形成持续有力的影响，农户的农产品销售存在着“小农户、大市场”的不对称性。市场尚未发育出可以有效缓解自然风险的农业保险体制以及有效缓解市场风险的农产品期货交易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农户经常遇到“蛛网模型”所展示的市场困境：产量和价格的滞后决定意味着农户对市场具有“瞄不准”特征，而在某些国有农产品流通机构的机会主义影响下，农户也不能充分享受农产品价格上调所带来的经济福利。
综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户的生产目标正从风险规避向利润追求演变，要素投入正从劳动密集向资本―技术密集演变，市场条件正从市场不完全向逐渐完善演变，这意味着当前农户的经济特征具有从“道义小农”向“理性小农”的过渡性质。自然的，过渡小农是与当前我国正处在体制转轨和结构转化同时推进的背景紧密相关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深入推进不仅为要素相对价格的改变提供了条件，而且可以通过反哺和带动效应直接促使农业要素投入结构的变化；而市场化和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导致农户的生产目标更多与商品交易连接起来，且农户生产要素购置和农产品销售所面临的市场条件也在发生转变，这说明，过渡小农是对当前我国农户经济特征的一个相对客观的描述。
四、过渡小农条件下中国农户发展的政策选择
我国当前农户的经济性质具有过渡特征，这体现在农户的生产目标、要素投入和市场条件等方面，导致过渡特征的主要原因是经济体正处在体制转轨和结构转化同时推进的阶段。在过渡小农的条件下，农业和农户发展的政策应具有针对性，即应尽量契合过渡性才可能内生出农业发展的自生能力。据此，当前我国农户发展政策应围绕农户生产目标、生产要素投入和市场体系完善三个方面展开。
在农户生产目标层面，我国农户生产目标仍体现为风险规避和利润追求的某种组合，这是农户对经济体中较少为其提供风险规避手段的一个理性反应。在农业保险发展滞后且社会保障不充分的条件下，农户只能选择高比率的自给性生产和土地保持某种连带关系并通过土地来提供保障，所以农地除具有经济功能之外还具有社会保障功能。[8]然而，“亦工亦农”的兼业化方式和商品率低的生产方式长期来看会损害到农业的分工经济。未来必须从两个层面提高农户的风险规避能力，逐步形成对土地的接替性社会保障形式，提高农户参与市场并追求利益的能力：一是针对农业生产的风险规避，由于农业生产面临着较大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因此必须充分利用加入wto后的农业“绿箱”政策，积极创新投入机制和经营机制，通过发展农业保险体系、构建农产品期货交易、农产品收购制度等方式消减农业生产中的自然风险，特别是借鉴美日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大力发展政策性、综合性的农业保险体系，提升农户对生产过程中自然和市场风险的应对能力。二是针对农户生活的风险规避，由于土地对绝大多数农户而言承担着就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功能，因此必须通过国家性社会保障和合作型社会保障的发展来替代农户的非正规型社会保障，必须通过完善农村的医疗、养老、就业培训、子女教育等制度安排，提高农户抵御生活性风险的能力，增加对农村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促使正规社会保障延伸至农村，鼓励农民形成自发、合作的社会保障体系。
在农户要素投入层面，当前我国农户生产中的机械化和生物化程度已有了显著提高，但土地生产率较高而劳动生产率较低意味着劳动密集投入仍极为普遍。未来必须积极推进生产要素投入方式逐步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通过提高农户的劳动生产率来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新格局。为此可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通过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户籍制度改革，拓展农村劳动力的流转渠道，降低农村劳动力流转的交易成本，使工资能够真实反映劳动力要素的供求关系。由于农户和其他群体的劳动生产率差异主要是产业意义上的，因此农村劳动力流转应不仅强调提高城市化率来实现劳动力的异地流转，而且强调通过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实现劳动力的本土流转，城市化水平提高和改造传统农业是实现要素投入方式转化的两个基本方式。劳动力流转将提高农业生产中劳动投入的“机会成本”，激励农户更多采用资本―技术密集型生产而改变劳动密集型生产。另一方面，机械、化肥、良种、农药、薄膜等生产资料对于农业生产率提高至关重要，而生产资料的有效利用需要考虑资本和技术两个条件。为此，必须深化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产权改革，降低正规型金融供给的交易成本，扶植小额信贷等农村内源性融资方式，通过正规型和非正规型两种渠道来解除农户面临的金融抑制；必须形成科学发现―技术创新―产品开发―典型试验―普及推广的农业技术进步模式，培养更多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不断提升技术进步对农业发展和农户增收的贡献度。
在市场条件完善方面，我国农户所面临的市场环境在趋于优化，但与经济发达国家相比，农户面临的市场不完全或不充分的情况依然比较突出，农户生产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外部条件的制约，存在着“小生产―大市场”之间的不对称格局。为此，必须从两个方面进行努力：一方面积极推进农户生产的组织方式创新，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有条件的地方可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应以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指向，改革土地制度、加速土地流转，使家庭式、所有农户兼业的生产方式向企业式、部分农户专业的生产方式转变。在此基础上，发展遵循“农有、农治、农享”理念的专业合作组织，逐渐实现农业生产资料共同购买、农村资源共同开发和农业产品规模销售，以降低农民参与市场的交易成本，增强农民发现市场价格的意识和能力，并在农业生产者、加工者和销售者之间建立有效的利益分配机制。另一方面，在生产资料和农产品的市场载体方面，应逐渐解除农业生产资料供给的垄断格局，消减生产资料供给者和农户的市场谈判能力不对等；明确农产品流通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取向，拓展农产品交易品种、加强交易的网络建设，在现货市场和远期市场之间形成协调，形成有效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应在扩展集贸市场的基础上，规范批发市场的发展，提高批发市场的效率，促使批发市场在农产品流转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另外，需要健全农产品价格预警和调控机制，以期货市场和国际市场为引导形成适合中国的农产品价格预警机制，并在农产品价格偏离“警戒线”时采用经济手段有效平抑波动。
五、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总量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面临着许多结构性问题，特别是“三农”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影响经济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解析“三农”问题的逻辑起点是分析当前农户的经济性质。本文在对“道义小农”和“理性小农”两个理论线索梳理的基础上，指出我国农户的经济性质具有过渡特征，过渡小农为描述当前农户经济行为提供了一种途径，具体地说：在生产目标方面，农户生产目标仍体现为风险规避和利润追求之间的组合，但通过市场追求利润正逐渐处于主导性地位；在要素投入方面，农户的要素投入虽然强调劳动的基础性作用，但对资本和技术性因素的使用程度在不断增强；在市场条件方面，在渐进式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中国农户经营所面临的外部市场条件正在不断改善，但与“理性小农”假说所隐含的完备市场状态相比仍有很大距离。显然，农户经济性质的过渡性是与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等背景紧密相关的。未来，我国应立足于资源禀赋条件，从生产目标、要素投入和市场完善等方面入手，采取措施切实推进农户的经济性质演变。在这个方面，中央政府已将“三农”问题放在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等战略高度来对待，并针对农民社会保障、农业风险管理、农村劳动力流转、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业生产组织创新和农产品流通体制等问题，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这些将在本质回应当前农户经济性质的过渡特征，并逐渐内生出解决“三农”问题的自生能力及“造血”机制，促使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和农村进步等多重目标的有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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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特征篇6
关键词：劳动价值论；刘诗白；现代财富
以怎样的商品价值观作为经济学的基石，是经济研究的首要任务。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治经济学，必须透过商品交换关系的研究，努力构建和谐社会下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公有制与多种经济成份的关系、社会各阶层的关系，特别是要研究变革生产方式与促进生产力的关系。这些问题的研究，集中在一点就是劳动的交换、分配关系。在当前创新劳动占主导地位的知识经济条件下，仍然需要建立在“活劳动一元假设”的前提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就是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一元论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创新和发展研究，是丰富而不是“修正”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研究。“丰富”在于继续“坚持”马克思对诸多价值概念的科学抽象基础上，进一步拓宽这些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而不是抽去价值概念这个基石，用另外一套价值概念去取代马克思的价值概念。
刘诗白教授的《现代财富论》堪称是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典范。他并没有把研究的视野局限在“抠”价值名词上，而是从时代特征出发，从生产力的要求出发，深刻论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财富的特征和促进现代财富充分涌流的社会变革要求。其主要贡献在于：坚持劳动价值一元论的命题不变。刘教授在《论当代技术创新》一文中，诠释了高科技时代创新劳动的时代特征：(一)当代技术创新表现为高技术产业产生和发展，是一个“高技术群”，而更多表现为以某一核心技术创新为主轴、带动相关技术的发展与创新。(二)高新技术具有十分密切的内在关联性，某一项技术创新会迅速引发另一项技术创新，呈现出高技术的强联动效应。(三)高新技术研发成果不只是作为技术储备供企业未来使用，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要投入当前生产，来实现不间断的物质手段的革新和产品的升级换代。(四)技术研发成为企业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环节，科学劳动成为劳动的一种具体形式。高科技劳动不但是现代企业生产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劳动，而且高科技劳动将促进高附加值商品财富的生产。季正松认为：“从体力劳动价值论到脑力劳动价值论，使价值决定由劳动时间转向能动性和创新程度，不同性质的劳动交换比例由“算术级数”向“几何级数”转化。”从劳动价值的外延上，刘教授认为不但包括生产商品的劳动，还包括管理劳动、商业劳动、服务劳动。这就是劳动价值的时代特征。
在使用价值的内涵与外延的认识上，刘教授对现代财富的论述更是极富有创造性的发展。其贡献可以概括为：(一)现代财富本质是商品(或产品)的使用价值，而且是高附加值商品(或产品)的使用价值，从而满足以现代人需求变化为特征。(二)认为现代财富具有商品特征，也具有非商品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既要最大限度地促进商品性财富的生产，也要促进非商品性财富的生产。(三)认为现代财富不但是具有实物形态、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商品(或产品)，而且包括无实物形态、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产品、服务产品。因此，基于社会主义解放生产力的要求，充分发挥政府调控和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拓宽公共品等非商品性财富生产的同时，大力促进现代财富的商品性生产。不但要促进物质财富的商品性生产，而且要促进文化、音乐、艺术品等精神财富的商品性生产和服务业的劳务生产。
刘教授在论现代文化生产中，更体现了拓宽商品价值、使用价值认识的精妙之处。文化作为商品化生产的前提是近代“在社会分工的作用下，逐步形成了一个由多种专业组成的自由职业者阶层，他们或者是从事独立生产的‘自由撰稿人’，或者是受雇于文化企业，自由职业者的形成和壮大，是文化商品发展的重要前提”。随着高科技嵌入到文化品生产中，形成了庞大的文化品产业市场。“文化品作为商品，它由此获得价值性，商品性文化生产的最重要经济功能，如像创造与实现产品价值和资本增值，进行积累，促进经济增长等，均是立足于文化品的价值性的基础上”。在论述文化品商品性或价值性时，更是经典地论述了文化品价格与价值的经常背离性。认为一个充分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会使商品价格通过不断波动，趋向和定位于某一个价格轴心，这个价格轴心水准决定于生产中的社会劳动耗费，即价值。因此，也出现了价格背离价值的多样化表现形式，基于对价值与价格范畴内涵的科学理解，人们就不难发现市场经济中多种多样的价格与价值相背离模式。例如：(一)有价格无价值。张亚认为：“以商品零价值参与商品交换”。(二)以价值为轴心的市场价格。(三)垄断价格。总之，科学认识价值与价格这一对范畴的内涵，用之于分析当达市场经济中更加复杂的商品结构和多种多样市场价格模式，人们并不难以劳动价值论原理来对文物、文化品及其它知识产品等的价值决定做出科学阐明。
从刘诗白教授运用马克思劳动价值一元论的原理分析现代财富的特征、表现形式、内涵、外延、交换和消费中，不难看出马克思劳动价值一元论对于现代财富充分涌流的指导意义。马克思的《资本论》在分析商品价值、使用价值这对矛盾运动时，把使用价值作为商品价值的物质承担者的地位，从而撇开商品使用价值多样性的研究，专心研究商品价值规律，从而揭示资本主义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社会关系运动规律。在马克思的研究中，商品价值居于矛盾的主导地位，商品使用价值居于从属地位。基于这一把握，才得以完成资本运动规律的研究。而刘诗白教授的《现代财富论》则相反，基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出发，把研究视野集中在商品使用价值上，认为在当代社会中的商品价值、使用价值矛盾运动中，商品的使用价值居于矛盾的主导地位。形成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使现代财富充分涌流的现代生产方式。这就进一步从驾驭市场的高度(而不是西方经济理论研究市场均衡价格的适应市场论或是商品效用价值的消费心理论)说明完善我国市场经济制度的必要性，说明生产方式的变革仍然是当前社会经济中的主要矛盾。灼见《现代财富论》是《资本论》的时代深化，是一部较为完整的诠释商品价值、使用价值矛盾运动的认识论。可见《资本论》与《现代财富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一元论上，不但互相补充，而且分析方法上互逆思维，抓住了时代特征。《资本论》立足于18世纪工业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研究商品价值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资本家剥削相对剩余价值和绝对剩余价值，揭示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现代财富论》则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先进生产方式如何促进多样性商品使用价值的生产，实现了当前高科技时代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继承、发展与创新。
《现代财富论》的创新，还表现在社会主义制度解放劳动生产力的高科技创新优越性上。刘教授并没有囫囵于亚当·斯密的自利经济人假设的“市场万能论”上。根据劳动价值交换要求，工业革命时期，
资本主义生产也是千方百计节约活劳动的消耗，使商品生产的个别时间低于社会必要时间，从而使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在当代高科技飞速发展时期，不论是社会主义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都要不断地调整生产方式促进科技创新，提高劳动价值中的创新劳动含量。进而刘教授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于驾驭市场中可以发挥“集中资金”办大事的优势，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激励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自觉调控，引导和促进商品性财富的生产。江泽民同志深刻指出，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最近，胡锦涛总书记再一次强调，把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同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有机结合起来，这是我们改革和建设中必须坚持的方向。刘诗白教授从现代财富的使用价值人手，从价值概念的运用分析推导出社会主义制度能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社会制度优越性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绩。
刘诗白教授还诠释了在当代高科技革命下的复杂劳动的内涵。他认为，即使是后工业时代机器的不断革新、不断地把劳动简化成“站”在机器旁边的替代劳动，但是，不论机器对人的劳动替代到什么程度，生产要素的结合，仍然是“在劳动启动、粘合、调控等功能下，非劳动要素才能真正发挥出使用价值形成的功能，即使在当代高技术经济中，任何产品始终是劳动产品，是对象化的劳动体现，可见，劳动创造价值的经济学原理并未失效”。这就批驳了刘有源所谓“如果该劳动资料只需要人进行简单的启动或关闭，调控或遥控，或完全控制，那么它就形成了对人及其劳动的一种替代，同时也形成了对劳动价值功能的一种替代，同时也形成了对劳动创造价值功能的一种替代”。换言之，资本家拥有机器，则机器对活劳动的替代价值也只能归资本家占有。
的确，在工业时代的后续阶段，机器革命更是高科技劳动的创新活动并成为现代企业总生产过程中的一部分。生产工具的改良实际是高科技劳动价值对象化为机器形态。与其说机器替代活劳动，不如说高科技创新劳动替代生产过程的简单劳动、复杂劳动，而使简单劳动成几何级数倍增。事实证明刘教授的观点是十分正确的。
参考文献：
[2]刘诗白，论当代技术创新[J]，经济学动态，2006，(7)。
[4]刘诗白，论现代文化生产(上)[J]，经济学家，2005，(1)：4-16。
内部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特征篇7
一、整合培训资源，构建培训网络
江北区在市老三区范围内学校设施相对较少，师资力量相对较弱，在对全区范围教育设施进行全面排摸的基础上，通过充分利用和有效整合就业培训中心、高中及职业技术学校、乡镇成人学校、人才培训中心、社会培训机构、企业培训场所等各类可供利用的教育培训机构，实现培训资源的优化整合。目前，全区形成了以区技能培训中心为主体，各镇成人学校为依托的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基地，其中仅慈城镇成人学校培训中心占地10219平方米，健全了区、镇、村三级培训网络，在每个村设立了培训报名点，不仅方便了农民及被征地人员报名，同时也为培训生源组织提供了基础性保证。此外，通过与市职业培训中心及市技工学校的密切协作，实现了培训师资、教材以及基地建设资源市、区两级共享；通过与企业携手，并给予一定的扶持，将江北永久磁业、海通汽配等5家技术含量高、企业规模大、劳动力较密集、员工技术素质高、工种门类齐的不同企业确定为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的实习基地。如今，全区已拥有6家农村劳动力培训基地、5家实习基地，为广大农村劳动力实现就近就地培训提供了方便。2004年5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办事处专家到江北区考察农民技能培训情况时，对妇女培训和就业情况给予了肯定。
二、树立创新意识，转变就业观念
有关部门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召开被征地人员代表座谈会，发放500余份调查表，了解到不少被征地人员整体素质不高，缺少就业技能，但受传统观念影响，对工作岗位的社会评价和工资要求期望较高，就业心态不平衡，存在等、靠、要的思想。针对这些问题，江北区加强转变落后择业观念和农民创业意识教育，树立“主动培训，劳动创造财富”思想，使其以良好的心态投入到就业队伍中。为了使农民及时、全面了解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政策和近期培训信息，使培训政策深入民心，全区组织发动和走村串户，并发放资料、接受咨询，充分利用报纸、电视、广播等媒体加强宣传，引导组织广大农民走进课堂，参加培训，极大地激发了农民参加培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通过引导性培训，为农村富余劳动力和被征地人员提供基本权益保护、法律知识、城市生活常识、寻找就业岗位等方面的知识，提高其遵守法律法规和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此外，专门制作了培训政策与信息载体―――《被征地人员技能培训卡》，将各种培训专业及有关政策以菜单形式在卡上列明，全区劳动部门将3万多份《技能培训卡》送到了农村被征地人员手中，真正实现“送培训上门”。为了营造农民培训的氛围，注重“以培训带动培训”
，如在“创业者素质”培训班的课堂上讲解各类政策，发放各种信息资料，学员们往往在培训结束后都会自觉成为义务政策宣传员，通过这种“一传十、十传百”的大众化宣传渠道，大大扩大了培训的宣传面。
三、创新培训方式，探索培训机制
推行“三单”培训模式。围绕市场需求，结合区域经济特点和企业的实际需求，积极推行“企业下订单，培训机构出菜单，政府来买单”的培训模式。一方面，对辖区内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和被征地人员进行调查摸底，建立求职意向信息库；另一方面，深入企业排摸工作岗位，建立企业用工需求库，同时，加强与区内就业中介机构的信息沟通，根据市场需求排出培训菜单。机械制造是劳动力市场的紧缺工种，全区根据市场需求，两年来，先后在庄桥、洪塘、慈城、甬江等地举办了电工、焊工、机械加工、维修钳工等20多期涉及机械制造类工种的培训班，引导被征地人员及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军“车、钳、刨”。1000多名学员绝大部分成了企业的技术工人。2004年初区工业区的6家服装企业与其中的一个定点农村劳动力培训基地签订了输送1000名技术工人的用工协议后，该基地举办了10期农村被征地人员服装制作培训班，结业学员780名，已有450名进入当地服装企业工作或自主创业从事服装制作。
探索培训机制。针对不同素质、不同条件，因人而异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增强培训的实效性。对年龄偏大、文化基础差的人员，重点开展以社区服务业、家庭手工业、种植业、养殖业为主的实用技能培训。对其中男50周岁、女40周岁以上的人员，全区组织开展了保洁、保绿、保安及社区协管员、家政服务、编织工艺、插花等贴合实际的培训专业。对男45周岁、女35周岁以下的人员，则重点开展以提高就业竞争力为目标的职业技能培训和适应区域经济发展需要的岗位技能培训；对有一定文化程度的青年人，重点开展技术含量高、就业前景好、市场需求大的技术工种培训，如电工、焊工培训，并鼓励他们积极参加职业技能鉴定，取得职业资格证书；对于有创业愿望和相应条件的人员，集中组织举办创业培训。
拓展培训内容。从市场新形势出发，适时推出面点、服装、保安、插花、发电机组机手培训、创业小老板等新的培训专业。如今年电力资源紧缺，各企业纷纷购买发电机，但熟练发电机手却很少。根据这一状况，劳动部门专门组织了发电机手培训班，共有58名农民和被征地人员参加了培训，他们“出师”后被当地企业一抢而空。而服装与面点培训班由于紧扣市场需求，开班与报名一直保持火爆的形势，成为了江北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品牌”专业。此外，还加强了农业科技的培训工作。根据各地实际，筛选出具有江北特色、有较大潜力、能形成产业化的项目开展实用技术培训，对农村劳动力进行适应区域经济发展需要的实用新知识、新科技培训，如甬江、庄桥的无公害都市蔬菜、洪塘早熟蜜梨、慈城茶叶、杨梅、四季笋、平原地区的粮食作物等，使2/3以上的农民掌握1~2项实用技术，形成一批种养大户和科技示范户，实现了科技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两手抓”。
巩固培训成果。加强与企业的联动，开展农村劳动力在岗技能培训，深入企业车间办培训，使教学与生产相结合，不仅使学员取得了更好的学习效果，而且也使职工的技术素质得到了进一步提高。如在庄桥昌祺氟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和永久磁业有限公司就业的46名农民和被征地人员，由于自身技能不高，工作质量及效率都不尽如人意，于是培训基地与企业将维修钳工培训班搬进了车间，通过夜间理论培训和白天技能培训，使46名学员顺利结业，并获得了相应的资格证书，个个成了熟练的技术工人，工资也由500~600元/月上涨至1000~1500元/月。
四、挖掘就业岗位，开辟就业渠道
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按照中心城区有市场、乡镇有网点、街道社区有窗口的目标，基本形成了辐射镇（街道）、社区的劳动力市场体系，设立了服务“专窗、专线、专场”，组织举办了一系列专场招聘会，积极为用工单位和农村劳动力求职牵线搭桥。2004年5月，开展了“江北区被征地人员就业帮扶服务周”，甬江、洪塘等镇举办了5场农村被征地人员就业专场洽谈会，初步达成意向的被征地人员和农民1000余人。劳动部门还开辟了一条就业“绿色通道”，提供政策咨询，免费求职登记、职业指导等各项就业服务，受到了农民和被征地人员的欢迎。
努力开辟就业渠道，提供“一条龙”就业服务。积极开发公益性岗位，将培训后的农村就业困难人员安置在公共保洁、保绿、公用设施维护、散车管理等岗位上，有针对性地解决了这部分人的就业难题。如今年大型拆迁安置小区“慈湖人家”建成后，需要大量的物业管理人员。针对这一实际，全区重点吸收被征地人员中的大龄就业困难人员参加培训，一期53人经培训后全部实现上岗。积极引导建立公益性组织，拓展就业渠道。各镇、街道成立的综合性保洁公司吸纳农村劳动力中“4050”人员，负责各村环境卫生工作。另一方面，与厂家联姻，组织参加过培训的人员开展松散型的手工劳动，如简单的来料加工、包装、编织等，可以采取家庭劳动的形式，实现灵活就业。
五、完善责任体系，强化保障措施
完善责任体系，落实专项培训经费。江北区专门成立了以区委副书记为组长的培训工作领导小组，建立起全区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工作进度双月报制度，把各项培训任务逐级分解到各镇、街道和相关部门，在有条件的村确定培训工作联络员，将农村素质培训组织服务功能向农村基层初步延伸。财政每年安排400万~500万元培训专项配套资金，资金一部分用于农村劳动力的培训费用，另一部分用于培训经费补贴，部分培训专业实现全额“政府买单”。
做好配套工作，夯实工作基础。目前已完成全区农村劳动力资源状况调查，并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汇总和分析。这不仅为摸清农村劳动力和被征地人员情况提供了有效依据，也有利于政府科学决策。稳步推进被征地人员“二证”（《被征地人员申请就业登记证》、《城镇新增劳动力失业登记证》）发放工作。全区共完成32240名被征地人员相关信息的电脑录入工作，并发放了11750本《被征地人员申请就业登记证》，将被征地人员逐步纳入了就业失业统计范围。2004年6月正式开展被征地人员的劳动事务工作，目前已为260名被征地人员办理了养老保险参保手续，为他们实现“自由流动”就业提供了保障。
内部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特征篇8
关键词：农民工就业歧视；统计性歧视理论
中图分类号：D42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117（2012）01-0126-02
在世界范围内，劳动力市场上普遍存在着就业歧视问题，而农民工就业歧视问题则是我所特有的一个现象。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时期的一个特殊群体，农民工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然而却很难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在劳动市场上遭受到各种各样的就业歧视，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普遍关注的问题，政府必须对此给予充分的重视。关于我国的农民工就业歧视问题，学者们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不同角度角度做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本文试图运用劳动经济学的统计性歧视理论，对我国的农民工就业歧视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一、文献综述
徐玉龙等人指出，农民工就业歧视的主要表现为就业进入歧视（农民工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成本远远高于城市就业人口的进入成本）、就业机会歧视（农民工接受雇佣和进行职业选择时不能享有与城市就业人口均等的机会）、就业待遇歧视（主要表现为工资歧视和工作环境歧视）、就业培训歧视。袁书华认为，歧视源于偏见，偏见又是由社会群体的利害冲突、社会化、个体人格和心理等因素产生的，偏见会产生预言的自我实现和疏离。王磊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农民工就业歧视的原因：历史原因方面，他指出封建残余思想和重工业发展战略对农民工就业歧视问题具有重要影响；宏观经济形势方面，他分别从我国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和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进行了分析；制度及观念方面，他认为户籍管理制度是农民工就业歧视的根源，同时雇主的偏好和主流观念都造成了对农民工的就业歧视。蔡指出：“如果歧视性就业政策延续下去，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所要求的任务就会被无限期的搁置，目前仍然十分严重的城乡收入差距就难以缩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初步形成的目标也会被延缓，更重要的是，将会使中国今后一个时期的经济增长丧失掉一个重要的源泉。”张体魄副从社会保障角度具体分析了农民工就业歧视政策的影响，指出对农民工的就业歧视侵蚀了农民工的经济基础，阻碍了农民工分享城市经济发展成果，加大了改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难度，造成农民工人力资本社会保障的匮乏。
二、统计性歧视理论及运用
（一）统计性歧视理论。统计性歧视理论最早由美国学者菲尔普斯提出，斯彭思、埃格勒、克恩等人对其进行了发展。该理论可以概括为：在不完全信息的前提下,理性的雇主会将一个群体的典型特征看作该群体中每一个个体所具有的特征，并利用这个群体的典型特征来做工资和雇佣决策，从而对劳动者造成工资或就业歧视。统计性歧视可以被看成是甄选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企业在进行雇佣决策时，需要掌握关于求职者实际生产率的信息。但由于企业和求职者之间存在在信息不对称，企业很难直接得到这面的信息。因此企业只能借助于一些能够衡量求职者实际生产率的信息，如教育水平、工作经验、测试分数等。可以将这些信息看做是求职者实际生产率的“指示器”。然而根据求职者的这些个人特征并不能对其实际生产率做出完全准确的判断。企业要想更加全面准确的了解求职者的生产率信息，就需要收集更为详尽的资料。然而任何一种获取信息的方式都是要付出成本的，信息收集得越详尽就意味着所要付出的成本就越多。在成本约束下，理性的雇主在进行决策时会选择利用求职者所属群体具有的一般性信息来帮助完成雇佣工作。这样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在运用群体资料时有可能会引起市场歧视。原因在于，具有相同的可衡量性生产率特征的人将会得到系统性的不同对待，这取决于求职者属于哪一群体。雇主采取这种做法是有风险的。因为它可能把群体特征强加给那些虽然属于某一群体但其自身的群体特征并不十分明显的个人。同一群体中的成员间的相似性越差，则运用群体信息作为甄选工具所带来的成本就越高。随着相关人口群体内部的不可衡量的差别越来越大，民族或性别群体的群体信息被使用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少，统计性歧视也就会随之而逐渐消失。在不完全信息的前提下，处于信息成本约束和利润最大化考虑，企业利用统计性歧视来甄选求职者是一种比较理性的选择。
（二）理论运用。下面就运用统计性歧视理论来具体分析我国劳动市场上特有的农民工就业歧视问题。由于企业对农民工的实际生产率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因此企业在雇佣农民工时需通过某种方式获取其相应的生产率信息。然而获取信息的过程是需要成本的。出于利润最大化考虑，企业希望以更低的信息收集成本雇佣到一定生产率水平的农民工。现实中，雇佣农民工的绝大多数都是中小型私营企业，大多数企业在雇佣过程中的招聘程序极其简单，有的几乎没有正式的招聘环节，农民工求职主要是通过亲戚、老乡、朋友的相互介绍。见表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是以什么为依据来鉴别并雇佣农民工的呢？一个简单易行，并且在现实中企业认为十分有效的方式，就是把农民工群体的整体特征看作是每个农民工求职者的个体特征，即认为一般情况下二者几乎是等价的。这样，企业就不用投入过多的成本去详细了解农民工求职者的个体特征具体如何，从而简单快捷的做出雇佣决策，决定是否提供给该农民工某些岗位及薪酬待遇水平。那么，在这种雇佣模式下，农民工求职者的职业类别、薪酬水平会怎样呢？这个问题的回答，需要首先解决一个十分重要问题，那就是农民工的群体特征如何呢？在我国当前的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群体被贴上了低生产率水平的标签，一般从事着危、苦、脏、累的低技能的体力劳动职业，工资水平低，福利待遇差。这就是当前农民工群体的整体特征。企业在进行雇佣时，绝大多数正是将这样的特征看作是每个农民工求职者的个体特征，进而做出雇佣决策。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某些农民工求职者有着与群体特征显著不同的个体特征，也无法引起企业的重视；因为在信息成本约束和利润最大化下，理性的企业不会过多的投入成本去仔细考察农民工求职者真实的个体生产率特征。这样，就造成了典型的劳动力市场就业歧视。具体表现为：1、职业歧视。农民工群体具有普遍从事低技能的体力劳动职业这一群体特征，企业在雇用农民工时，往往提供的就是这类岗位，如建筑工、搬运工、城市清洁工和门卫等等。即便有一些农民工有其他才能，如销售、管理等，或者通过适当的培训（事实上很难接受到企业培训）可以很快掌握这些技能，并有潜力做得很好，通常也很难得到这一类职业。长期以来，农民工大多拥挤在危、苦、脏、累的职业上。国家统计局课题组2006年在全国的调查结果表明，农民工从事的职业有各类服务员、生产工人、技术工人、建筑工人、专业技术人员、一般职员、办事员、居民服务人员、商务服务人员、个体业主、小摊小贩、家政服务人员、市政环卫工人等。见表2：
由于绝大多数农民工长期从事这样的低技能职业，不仅企业，甚至整个社会都形成了对农民工职业的固化的惯性思维，认为一个农民工求职者就理应从事那些前景暗淡、环境恶劣、工资报酬低的职业，而不管他是否具有和农民工群体显著不同的个体特征，比如这个农民工本身具有很高的能力，只是由于家庭经济困难，而未能参加高等教育，但是企业在雇佣他时，习惯性地根据农民工群体特征，将其归入低技能的类别中，给予其的职业也就是农民工群体所一般从事的建筑工、搬运工、城市清洁员等职业。2、待遇歧视。根据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现状，农民工群体平均工资水平低，福利待遇差。在这样的群体特征下，企业在雇佣农民工时，绝大多数会提供给农民工这种水平的薪酬待遇。根据国家统计局课题组2006年8月的调查数据显示，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平均月收人为966元，一半以上的农民工月收人在800元以下，其中月收入在500元以下的占19.67%，月收入在500―800元的占了被调查农民工总数的33.66%,只有一成农民工的月收入超过了1500元。由于统计性歧视，农民工绝大多数被划归到低工资水平的行列。农民工所在的单位提供的工作待遇普遍不高。据国家统计局课题组2006年对去全国29425名农民工进行调查的结果来看，农民工所在的单位提供的工作待遇情况如下：
3、人力资本投资歧视。农民工一般长期从事低端的体力劳动，很难有机会获得企业的工作培训；同时企业出于利润最大化考虑，想方设法延长农民工的劳动时间，加班加点的生产，农民工的身体健康很难得到有效的保障。调查结果显示，在城里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平均每周工作6.29天，平均每天工作8.93小时。见表4：
由于统计性歧视，绝大多数农民工长期在低端劳动力市场上就业。这一层次的劳动力市场流动性非常大，培训收益具有不确定性，因此企业没有激励来做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同时由于低端劳动市场农民工大量过剩，农民工面临随时被解雇的风险，就业极不稳定。在这情况下，一般来说，企业可以随时解雇一名农民工，并相信很快能够雇佣到一个条件更好的农民工，因此也没有激励来做既有农民工的培训。长期以来，农民工群体被认为是低文化素质、低生产率水平的，并且这种成见越来越深。试想一位准备求职的农民工，由于预期到自己进入劳动市场后，企业会以群体性的特征来进行判断，即使自身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也可能会被企业所忽视。在这种情况下，人力资本投资存在着成本与收益的不对称性。结果，在面临统计性歧视时，理性的农民工会选择减少教育、技能学习等人力资本的投资。这样会影响农民工群体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进而影响到生产率水平的提升，加深了劳动力市场对农民工群体低生产率特征的成见。由此看来，统计性歧视不仅能将农民工群体特征类型化，而且还一定程度上减弱农民工对教育和培训进行投资的激励，反过来又强化了劳动力市场关于农民工群体特征的成见。
结论：农民工群体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在劳动力市场上却一直遭受就业歧视，这无疑会影响到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造成农民工就业歧视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宏观经济形势、制度、观念等诸多方面的原因，而统计性歧视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需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及获取信息需要成本，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雇佣农民工时，往往将农民工的群体特征推断为农民工的个体特征，从而造成了劳动力市场长期以来对农民工的就业歧视。而由于农民工群体特征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不利地位，从而给农民工求职者造成了许多问题，损害了农民工求职者的利益。这种典型的统计性歧视，既包括群体间歧视，也包括群体内歧视。农民工更多的被排挤在低端劳动力市场上，从事低技能的体力劳动岗位。相比其他群体而言，农民工普遍薪酬福利待遇低，并且群体内部差异不大。企业很少有激励对农民工进行培训，同时由于成本与收益不对称，农民工自身也缺乏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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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何铁强.就业歧视挑战公民平等权[n].广州日报,2002-2-22(40).
内部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特征篇9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的特殊性
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是一切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基础和承担者，这就要求我们在分析社会经济现象时，既要把人放在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中去考察，同时也要把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提升到人的高度去理解，即要正确把握“人”与“物”的两个层面的关系。
就“物”的层面来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规定性是在与市场经济一般本质的结合与分离中获得的，上述过程主要是：个人之间的等价交换、企业之间的等价交换、个人与企业之间的等量劳动交换。前两个过程是结合，后一个是分离，正是后者的分离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有本质。
就“人”的层面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人主要存在于三层面：个人，企业，社会，但在经济运行实践中，主要是两个，即个人和企业，只有这两个才真正成为实体。社会在剩余劳动水平阶段还无法成为经济实体。换言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交换关系具有三种类型：个人之间、企业之间和个人与企业之间，前两者具有市场经济一般性，主要是价值规律和等价原则起作用，后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有，等量劳动交换原则起作用。因此，对这一过程，我们不能用价值规律去衡量，道理很简单，就像对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与资本交换是等价的，但我们决不能就以此原则去衡量剩余价值生产过程。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具有特殊的规定性。弄清这种特殊性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具有重要意义。那么这种特殊性是什么呢？
我认为，它特就特在社会主义的企业具有双重性。就资本主义企业来讲，总体上讲企业是资本的社会载体，是物化的资本家。但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看，情况就复杂。一方面，企业是不完全的社会的代表或象征，因为剩余劳动水平决定了其主体是私人，虽然生产资料公有，但公有的层次还只是停留在国家和集体所有的层次上，也就是说，并非社会每个人所有??社会所有，因此，他在与“社会”进行等量劳动交换时，这里的“社会”并非指人类社会，而只是社会的一部分??企业。根本原因是，剩余劳动水平还无法提供足够的社会总劳动，社会总财富还达不到“充分涌流”的程度。总之，企业成为社会的象征和代表。另一方面，企业同时还是扩大了的私人，因为在公有程度还不充分的前提下，在企业内部，劳动者是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他们只拥有劳动财富，因此他们个人劳动直接就是“社会劳动”，个人之间交换直接就是个人与企业之间的交换；但在企业之间以及不同企业里的劳动者之间，由于占有生产资料的数量和质量不一样，他们实际上又是不同的所有者，因此受等价原则支配，企业本身是扩大了的私人。
可见，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企业的双重性，决定了它与市场经济一般的对立和统一关系，形成了两者之间既有结合又有分离的双重过程。而正是分离过程并且也只有分离过程，才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有本质，因此，辩证理解社会主义的企业的本性，成为我们考察其所内含人学逻辑的基础。
概括讲，我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人学逻辑主要有三个：
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来讲，社会主义企业的特殊性要求劳动者成为直接的主人和管理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实行经济民主。
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的来讲，劳动者对劳动成果的享有具有双重性，即既有按价值分配又有按劳动量分配，其核心原则是以按劳动量分配为基础的劳动者充分分享原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是分享经济。
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现手段来看，由于企业的双重性质，企业在作为公有制的载体时产生公有产权的外部性问题，即对公有产权无人负责和“免费搭车”现象，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是一种监督经济。
2.主体逻辑：民主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民主经济，这是由社会主义的企业性质决定的。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企业具有双重性质。一是就企业之间来看，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不是共产主义的公有制，因此企业具有私人性质，是扩大了的私人。现阶段的公有制本质上是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是一种不充分的社会所有，因此，国家所有体现为国有企业的实现形式，集体所有体现为集体企业的实现形式。而每一个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所支配的生产资料，在数量上和质量上是不一样的，因此，企业在经济上就成为不同的实体，具有自己的利益需求，具有私人性。二是，就企业本身来看，生产资料公有，其内部劳动者只拥有劳动，除此没有任何的生产资料，这样，对劳动者来讲，其私人劳动直接成为社会劳动，相应，企业内部劳动者之间的交换就成为私人与企业的直接交换。此时，个人之间交换已无必要，在个人与企业交换中，等价交换原则也不再起作用。因此，这时企业成为不完全的社会的象征，成为企业范围内的社会劳动的载体。
而正是后者，即企业作为不完全社会的代表的性质，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这就意味着，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来讲，应具有以下权利：一是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二是生产资料的使用权，三是劳动成果的消费权，并且三者必须统一，不能分割。因此在经济实践中，企业内的劳动者既是决策者同时也是管理者和成果享有者。那么，怎样的经济形式能满足上述要求呢？
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的观点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他们提出这样一种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即劳动者管理型的市场社会主义（labor-managedmarketsocialism）,该模式的基本特征是：（a）工人拥有企业的控制权和收入权，(b)企业决策的基础是一人一票制，(c)企业管理由对工人负责的经理或直接通过工人委员会，面向市场经营，(d)企业净收入属于企业的全体劳动者，并在投资、工资和集体需要之间分配，(e)企业之间的关系是市场竞争的关系。问题是，我们应当怎样实现经济民主.
我认为，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民主经济之内在要求，关键也是核心的因素是建立和实行两个经济机制：劳动者的完全参与制和经济上的充分民主制。
第一，劳动者的完全参与制。这一机制的含义是：在经济运行中，行为主体的决策来自于每一个执行决策的人，即劳动者既是决策者又是执行者。很显然，传统和目前的经济机制本质上是一种等级制，在这种机制下，企业的决策权被权力分割，管理的特权属于管理者，劳动者只是决策的被动执行者，其地位只相当于一种投入的生产要素，本质上，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种物。这显然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相违背。这是一种情形，另一种状况是，在现代企业制度中的股份制，人人持股，工人似乎参与了企业行为，事实上并非如此。工人持股，只是以企业利益相关者的身份参加企业的决策机构（董事会），但他们只是有发言权，没有决策权，是不完全的参与，劳动者与在等级制下相比其地位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因此，真正的参与制应是完全的参与制，所谓完全参与是指必须具备下面几个因素：（a）工人以企业所有者的身份参与最高决策机构，（b）企业最高决策机构是工人代表大会以及常驻机构工人委员会，（c）企业重大决策必须实行表决，其基础是一人一票制，（d）企业日常管理雇佣经理，经理向工人代表大会和工人委员会直接负责，（e）企业工人就业自由。
那么，完全的参与制是否可行呢？它的动力来源是什么呢？
可以看到，参与制的核心是决策权与执行权的合一，其根本的前提是每个人都拥有所有权，而生产资料的企业公有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规定所在，因此其可行性不是问题。那么，参与制的动力机制是什么呢？
一般来说，人的动力在现实中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人内在的需求，二是外部的压力。显然，后者是一种消极的动力来源，但现实中它力量很强大，例如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的动力是完成任务指标，完成就奖完不成就罚，雇用制度下，是完成既定工作量。完全的参与制下的动力是那一种呢？是前者，是企业中每一个劳动者都享有的，满足自己消费的需求。瓦内克(vanek)认为参与制动力有两个部分，一是狭义的动力，即参与制经济的目的是使每个成员的收入最大化，一是广义的动力，即除金钱外的因素，例如，工人可能愿意少拿点钱以换取额外的休闲时间等。可见，社会主义条件下，完全的参与制不仅是可能的更是可行的。
第二，经济上的充分民主制。这一经济机制的含义是：企业内部实行民主管理，即企业的控制权必须掌握在劳动者手中。这一机制的核心内容是消除企业的等级制和官僚决策机构，实行决策的一人一票原则。我们看到，由于等级制和官僚决策机构的存在，使得劳动者不控制生产资料，他们只是用自己的劳动换取工资收入，在决策机构中他只是一个部属，这样，劳动者会感到自己没有任何权能，因此他们不会对劳动的成果和企业的经营状况关心，而这一切又成为造成其他异化现象的开端。因此，为消除上述劳动的异化现象，实行经济上的充分民主是很必要的。
现实的问题是，充分的经济民主能否带来经济效率呢？回答当然是肯定的。一般来说，经济民主通过消除异化，把劳动者与企业紧密联系起来，会极大刺激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事实也是这样，资本主义经济中生产者合作社的经验可以作为佐证：蒙德拉贡德缺勤率大大低于私人企业的缺勤率，相反，美国一个从合作制转变为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企业在生产线用的监工和工头是原来的4倍，等等。
总之，劳动者的完全参与机制和经济上的充分民主机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民主经济本质的内在要求，两者表述的是一个事物的不同方面，前者是民主经济的事实因素，后者是价值因素，两者的核心是：所有权公有，而这正是社会主义的优势所在。
3、目的逻辑：劳动者充分分享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时还是一种充分分享经济，这是由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特有的规定性决定的。
社会主义企业的特有规定性是：企业是一种不完全的社会代表或象征。如上曾所论述，在企业中，劳动者与企业存在直接的等量劳动互换关系。在社会主义的企业中，“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也就是说，在分配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直接就是一种消费经济，因此，这就要求企业在对其净受益的分配上，实现劳动者充分分享，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充分分享经济。
什么是充分分享经济呢？企业按一定的市场价格出售商品或劳务所获得的货币总额称为总收益，企业生产这些商品或劳务的货币总支出称为总成本，总收益减去总成本后的剩余部分就是净收益，即：净收益＝总收益－总成本。如果，全部净收益在作必要的扣除后，根据民主原则在全部劳动者之间进行分配，我们称之为“净收益分享”；如果，只把一部分利润拿出来与劳动者分享，我们称之为“利润分享”。可以看到，两种分享具有根本的区别：前者分享的对象是“净收益”，是劳动者创造的成果（必要扣除后），后者只是一部分；前者分配依据的是民主原则，劳动者是平等的，后者不是，劳动者地位是不一样的；可见，前者的分享是完全的、充分的，是真正的分享，后者是不完全的、不充分的，我们把前者称为充分分享。
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分享就是充分分享。其所以可能在于以下几个因素：（a）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内部，劳动者的私人劳动直接就是社会劳动（企业范围内的社会），（b）劳动者与企业的交换是一种等量劳动互换关系，（c）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要求实行经济上的充分民主和完全参与。
不仅如此，劳动者的充分分享在经济实践中对经济效率的提升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理由很简单，第一，它把劳动者的切身利益与企业直接联系起来，大大激发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第二，工资由传统的刚性转变为弹性，而工资的弹性可以使企业更灵活适应市场变化；第三，可以使收入最大程度的实现平等化，使分配趋于合理，从而激发全体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总之，社会主义企业内实行劳动者对净收益的充分分享不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殊本质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有的价值目标，在实践上，它不仅可能，而且可行。在社会经济实践中我们没有理由不充分实现它。
4、手段逻辑：监督经济
最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企业的运行实践上又是一种需要监督的经济，这是由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所决定的。
由上所述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有本质是在市场经济一般与公有制相结合的过程中生成的。公有制是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殊本质的关键因素。那么，公有制因素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具有什么特殊性呢？
一般说来，公有制因素在市场经济的运行中体现为产权公有以及由此而决定的收益必须分享。在实践中产生的问题主要是公有产权的外部性问题。所谓公有产权外部性问题，是指，在公有财产的使用中，它不具有排他性，即因为公有谁都可以来用。这样，每一个人都可以不支付成本而获得收益，而每一个人都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最后使成本转嫁给共同体的其他人员，公有财产最终枯竭。为什么公有产权会有外部性问题呢？原因在于：公有产权本质上是公有但还达不到人人所有的程度，即达不到私人财富直接就是社会财富的程度，因此，事实上谁都不是主体，即公有产权的主体缺位，既模糊又无法界定，所以在使用中必然造成效率低下。那么，公有产权的这种矛盾的根源是什么呢？根源就在于，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对立，如果私人劳动直接就是社会劳动，那么私人财富也就直接成为社会财富，公有就是人人所有，人人都有，公有与社会所有直接统一。那样，公有主体明确，就是每个个人即社会本身。
然而，私人劳动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直接统一需要劳动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即自由劳动水平，显然，在剩余劳动水平的历史阶段，整个经济社会是做不到的。但是，仅仅就公有企业内部来说，却是可以的，即公有企业内必须是完全的参与制和充分的民主制。只有这样，公有企业内才不会有公有产权的外部问题，否则问题依然存在。因为，目前的公有企业是不完全意义上的社会，本质上是社会的象征和代表。
因此，总体上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有产权的外部问题是普遍存在的。一则是上面所说的公有企业内部，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一则是整个社会企业之间是扩大了的私人之间的关系，其经济活动隶属价值规律支配。
基于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其运行中必须对其外部性进行约束，即进行公有产权监督。如何监督呢？
一种观点认为，进行私有化。诚然，产权私有可以消除公有产权的外部性，但是其代价如何呢？举例来说，在公海中捕鱼，如果鱼的数量有限，但又归公共所有，那么每个人就会尽最大能力捕鱼，相应，他人所得的就会少了，由于公共所有，没有谁会关心鱼会枯竭的问题，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大家都无鱼可捕。假定对公海私有化，那么人人都要争夺所有权，显然最后决定胜负的只能是强力，事实上，私有化的历史就是一步血和火的历史。不仅如此，进一步的后果是，一部分人拥有了产权，占有了公海，这些人会发展起来，那么，另外的呢？怎么办呢？世界就会两极分化，世界就会永远不安宁。可见，私有化的社会成本和代价太高。
一种观点认为，可以设计使用公有财产的约束机制和监督机制。他们认为，公路现象可以给人启示，公路也是公有财产，但它为什么不会出现财产的浪费现象呢？原因在于，制定了交通规则和有专门执法的交警。
我认为，后一种观点是可取的。但也存在着问题，就是，有了监督机制和监督机构，那么谁来监督监督者呢？
内部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特征篇10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的特殊性
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是一切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基础和承担者，这就要求我们在分析社会经济现象时，既要把人放在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中去考察，同时也要把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提升到人的高度去理解，即要正确把握“人”与“物”的两个层面的关系。
就“物”的层面来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规定性是在与市场经济一般本质的结合与分离中获得的，上述过程主要是：个人之间的等价交换、企业之间的等价交换、个人与企业之间的等量劳动交换。前两个过程是结合，后一个是分离，正是后者的分离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有本质。
就“人”的层面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人主要存在于三层面：个人，企业，社会，但在经济运行实践中，主要是两个，即个人和企业，只有这两个才真正成为实体。社会在剩余劳动水平阶段还无法成为经济实体。换言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交换关系具有三种类型：个人之间、企业之间和个人与企业之间，前两者具有市场经济一般性，主要是价值规律和等价原则起作用，后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有，等量劳动交换原则起作用。因此，对这一过程，我们不能用价值规律去衡量，道理很简单，就像对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与资本交换是等价的，但我们决不能就以此原则去衡量剩余价值生产过程。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具有特殊的规定性。弄清这种特殊性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具有重要意义。那么这种特殊性是什么呢？
我认为，它特就特在社会主义的企业具有双重性。就资本主义企业来讲，总体上讲企业是资本的社会载体，是物化的资本家。但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看，情况就复杂。一方面，企业是不完全的社会的代表或象征，因为剩余劳动水平决定了其主体是私人，虽然生产资料公有，但公有的层次还只是停留在国家和集体所有的层次上，也就是说，并非社会每个人所有――社会所有，因此，他在与“社会”进行等量劳动交换时，这里的“社会”并非指人类社会，而只是社会的一部分――企业。根本原因是，剩余劳动水平还无法提供足够的社会总劳动，社会总财富还达不到“充分涌流”的程度。总之，企业成为社会的象征和代表。另一方面，企业同时还是扩大了的私人，因为在公有程度还不充分的前提下，在企业内部，劳动者是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他们只拥有劳动财富，因此他们个人劳动直接就是“社会劳动”，个人之间交换直接就是个人与企业之间的交换；但在企业之间以及不同企业里的劳动者之间，由于占有生产资料的数量和质量不一样，他们实际上又是不同的所有者，因此受等价原则支配，企业本身是扩大了的私人。
可见，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企业的双重性，决定了它与市场经济一般的对立和统一关系，形成了两者之间既有结合又有分离的双重过程。而正是分离过程并且也只有分离过程，才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有本质，因此，辩证理解社会主义的企业的本性，成为我们考察其所内含人学逻辑的基础。
概括讲，我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人学逻辑主要有三个：
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来讲，社会主义企业的特殊性要求劳动者成为直接的主人和管理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实行经济民主。
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的来讲，劳动者对劳动成果的享有具有双重性，即既有按价值分配又有按劳动量分配，其核心原则是以按劳动量分配为基础的劳动者充分分享原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是分享经济。
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现手段来看，由于企业的双重性质，企业在作为公有制的载体时产生公有产权的外部性问题，即对公有产权无人负责和“免费搭车”现象，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是一种监督经济。
2.主体逻辑：民主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民主经济，这是由社会主义的企业性质决定的。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企业具有双重性质。一是就企业之间来看，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不是共产主义的公有制，因此企业具有私人性质，是扩大了的私人。现阶段的公有制本质上是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是一种不充分的社会所有，因此，国家所有体现为国有企业的实现形式，集体所有体现为集体企业的实现形式。而每一个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所支配的生产资料，在数量上和质量上是不一样的，因此，企业在经济上就成为不同的实体，具有自己的利益需求，具有私人性。二是，就企业本身来看，生产资料公有，其内部劳动者只拥有劳动，除此没有任何的生产资料，这样，对劳动者来讲，其私人劳动直接成为社会劳动，相应，企业内部劳动者之间的交换就成为私人与企业的直接交换。此时，个人之间交换已无必要，在个人与企业交换中，等价交换原则也不再起作用。因此，这时企业成为不完全的社会的象征，成为企业范围内的社会劳动的载体。
而正是后者，即企业作为不完全社会的代表的性质，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这就意味着，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来讲，应具有以下权利：一是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二是生产资料的使用权，三是劳动成果的消费权，并且三者必须统一，不能分割。因此在经济实践中，企业内的劳动者既是决策者同时也是管理者和成果享有者。那么，怎样的经济形式能满足上述要求呢？
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的观点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他们提出这样一种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即劳动者管理型的市场社会主义（labor-managedmarketsocialism）,该模式的基本特征是：（a）工人拥有企业的控制权和收入权，(b)企业决策的基础是一人一票制，(c)企业管理由对工人负责的经理或直接通过工人委员会，面向市场经营，(d)企业净收入属于企业的全体劳动者，并在投资、工资和集体需要之间分配，(e)企业之间的关系是市场竞争的关系。问题是，我们应当怎样实现经济民主.
我认为，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民主经济之内在要求，关键也是核心的因素是建立和实行两个经济机制：劳动者的完全参与制和经济上的充分民主制。
第一，劳动者的完全参与制。这一机制的含义是：在经济运行中，行为主体的决策来自于每一个执行决策的人，即劳动者既是决策者又是执行者。很显然，传统和目前的经济机制本质上是一种等级制，在这种机制下，企业的决策权被权力分割，管理的特权属于管理者，劳动者只是决策的被动执行者，其地位只相当于一种投入的生产要素，本质上，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种物。这显然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相违背。这是一种情形，另一种状况是，在现代企业制度中的股份制，人人持股，工人似乎参与了企业行为，事实上并非如此。工人持股，只是以企业利益相关者的身份参加企业的决策机构（董事会），但他们只是有发言权，没有决策权，是不完全的参与，劳动者与在等级制下相比其地位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因此，真正的参与制应是完全的参与制，所谓完全参与是指必须具备下面几个因素：（a）工人以企业所有者的身份参与最高决策机构，（b）企业最高决策机构是工人代表大会以及常驻机构工人委员会，（c）企业重大决策必须实行表决，其基础是一人一票制，（d）企业日常管理雇佣经理，经理向工人代表大会和工人委员会直接负责，（e）企业工人就业自由。
那么，完全的参与制是否可行呢？它的动力来源是什么呢？
可以看到，参与制
的核心是决策权与执行权的合一，其根本的前提是每个人都拥有所有权，而生产资料的企业公有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规定所在，因此其可行性不是问题。那么，参与制的动力机制是什么呢？
一般来说，人的动力在现实中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人内在的需求，二是外部的压力。显然，后者是一种消极的动力来源，但现实中它力量很强大，例如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的动力是完成任务指标，完成就奖完不成就罚，雇用制度下，是完成既定工作量。完全的参与制下的动力是那一种呢？是前者，是企业中每一个劳动者都享有的，满足自己消费的需求。瓦内克(Vanek)认为参与制动力有两个部分，一是狭义的动力，即参与制经济的目的是使每个成员的收入最大化，一是广义的动力，即除金钱外的因素，例如，工人可能愿意少拿点钱以换取额外的休闲时间等。可见，社会主义条件下，完全的参与制不仅是可能的更是可行的。
第二，经济上的充分民主制。这一经济机制的含义是：企业内部实行民主管理，即企业的控制权必须掌握在劳动者手中。这一机制的核心内容是消除企业的等级制和官僚决策机构，实行决策的一人一票原则。我们看到，由于等级制和官僚决策机构的存在，使得劳动者不控制生产资料，他们只是用自己的劳动换取工资收入，在决策机构中他只是一个部属，这样，劳动者会感到自己没有任何权能，因此他们不会对劳动的成果和企业的经营状况关心，而这一切又成为造成其他异化现象的开端。因此，为消除上述劳动的异化现象，实行经济上的充分民主是很必要的。
现实的问题是，充分的经济民主能否带来经济效率呢？回答当然是肯定的。一般来说，经济民主通过消除异化，把劳动者与企业紧密联系起来，会极大刺激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事实也是这样，资本主义经济中生产者合作社的经验可以作为佐证：蒙德拉贡德缺勤率大大低于私人企业的缺勤率，相反，美国一个从合作制转变为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企业在生产线用的监工和工头是原来的4倍，等等。
总之，劳动者的完全参与机制和经济上的充分民主机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民主经济本质的内在要求，两者表述的是一个事物的不同方面，前者是民主经济的事实因素，后者是价值因素，两者的核心是：所有权公有，而这正是社会主义的优势所在。
3、目的逻辑：劳动者充分分享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时还是一种充分分享经济，这是由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特有的规定性决定的。
社会主义企业的特有规定性是：企业是一种不完全的社会代表或象征。如上曾所论述，在企业中，劳动者与企业存在直接的等量劳动互换关系。在社会主义的企业中，“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也就是说，在分配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直接就是一种消费经济，因此，这就要求企业在对其净受益的分配上，实现劳动者充分分享，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充分分享经济。
什么是充分分享经济呢？企业按一定的市场价格出售商品或劳务所获得的货币总额称为总收益，企业生产这些商品或劳务的货币总支出称为总成本，总收益减去总成本后的剩余部分就是净收益，即：净收益＝总收益－总成本。如果，全部净收益在作必要的扣除后，根据民主原则在全部劳动者之间进行分配，我们称之为“净收益分享”；如果，只把一部分利润拿出来与劳动者分享，我们称之为“利润分享”。可以看到，两种分享具有根本的区别：前者分享的对象是“净收益”，是劳动者创造的成果（必要扣除后），后者只是一部分；前者分配依据的是民主原则，劳动者是平等的，后者不是，劳动者地位是不一样的；可见，前者的分享是完全的、充分的，是真正的分享，后者是不完全的、不充分的，我们把前者称为充分分享。
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分享就是充分分享。其所以可能在于以下几个因素：（a）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内部，劳动者的私人劳动直接就是社会劳动（企业范围内的社会），（b）劳动者与企业的交换是一种等量劳动互换关系，（c）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要求实行经济上的充分民主和完全参与。
不仅如此，劳动者的充分分享在经济实践中对经济效率的提升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理由很简单，第一，它把劳动者的切身利益与企业直接联系起来，大大激发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第二，工资由传统的刚性转变为弹性，而工资的弹性可以使企业更灵活适应市场变化；第三，可以使收入最大程度的实现平等化，使分配趋于合理，从而激发全体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总之，社会主义企业内实行劳动者对净收益的充分分享不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殊本质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有的价值目标，在实践上，它不仅可能，而且可行。在社会经济实践中我们没有理由不充分实现它。
4、手段逻辑：监督经济
最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企业的运行实践上又是一种需要监督的经济，这是由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所决定的。
由上所述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有本质是在市场经济一般与公有制相结合的过程中生成的。公有制是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殊本质的关键因素。那么，公有制因素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具有什么特殊性呢？
一般说来，公有制因素在市场经济的运行中体现为产权公有以及由此而决定的收益必须分享。在实践中产生的问题主要是公有产权的外部性问题。所谓公有产权外部性问题，是指，在公有财产的使用中，它不具有排他性，即因为公有谁都可以来用。这样，每一个人都可以不支付成本而获得收益，而每一个人都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最后使成本转嫁给共同体的其他人员，公有财产最终枯竭。为什么公有产权会有外部性问题呢？原因在于：公有产权本质上是公有但还达不到人人所有的程度，即达不到私人财富直接就是社会财富的程度，因此，事实上谁都不是主体，即公有产权的主体缺位，既模糊又无法界定，所以在使用中必然造成效率低下。那么，公有产权的这种矛盾的根源是什么呢？根源就在于，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对立，如果私人劳动直接就是社会劳动，那么私人财富也就直接成为社会财富，公有就是人人所有，人人都有，公有与社会所有直接统一。那样，公有主体明确，就是每个个人即社会本身。
然而，私人劳动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直接统一需要劳动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即自由劳动水平，显然，在剩余劳动水平的历史阶段，整个经济社会是做不到的。但是，仅仅就公有企业内部来说，却是可以的，即公有企业内必须是完全的参与制和充分的民主制。只有这样，公有企业内才不会有公有产权的外部问题，否则问题依然存在。因为，目前的公有企业是不完全意义上的社会，本质上是社会的象征和代表。
因此，总体上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有产权的外部问题是普遍存在的。一则是上面所说的公有企业内部，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一则是整个社会企业之间是扩大了的私人之间的关系，其经济活动隶属价值规律支配。
基于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其运行中必须对其外部性进行约束，即进行公有产权监督。如何监督呢？
一种观点认为，进行私有化。诚然，产权私有可以消除公有产权的外部性，但是其代价如何呢？举例来说，在公海中捕鱼，如果鱼的数量有限，但又归公共所有，那么每个人就会尽最大能力捕鱼，相应，他人所得的就会少了，由于公共所有，没有谁会关心鱼会枯竭的问题，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大家都无鱼可捕。假定对公海私有化，那么人人都要争夺所有权，显然最后决定胜负的只能是强力，事实上，私有化的历史就是一步血和火的历史。不仅如此，进一步的后果是，一部分人拥有了产权，占有了公海，这些人会发展起来，那么，另外的呢？怎么办呢？世界就会两极分化，世界就会永远不安宁。可见，私有化的社会成本和代价太高。
一种观点认为，可以设计使用公有财产的约束机制和监督机制。他们认为，公路现象可以给人启示，公路也是公有财产，但它为什么不会出现财产的浪费现象呢？原因在于，制定了交通规则和有专门执法的交警。
我认为，后一种观点是可取的。但也存在着问题，就是，有了监督机制和监督机构，那么谁来监督监督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