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篇1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中国经济学；经济发展模式
中国经济学体系主要包括了以下内容：一是在基础性逻辑层次上，它决定中国经济学及其中国经济模式的本质和基本性质，并从抽象层次反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法运动，以及在继起的更高层次上涵盖基本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方式；二是宏观层次，它涉及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主要环节及其宏观经济运行和调控机制等；三是在微观层次上，它涉及微观经济组织经济运行和调控机制等；四是侧重现象层次和具体层面，即具有综合化、政策化和宽泛化特征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理论，涉及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发展目标、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发展动力等。后三个层次的运行和发展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法运动的具体反映，是与一定的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方式紧密相关的，并且在第四层次中，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得到最为具体的综合反映。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尤其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方法为中国经济学逻辑体系的建构提供了指导思想和分析工具。
一、马克思的第三个重大发现：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尤其逻辑体系构筑方法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精髓是什么?它应该与该理论产生和加工的难度紧密相关。而在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所获得的理论加工难题最大的成果，是基本确立狭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结构或范畴体系。所谓结构是经济范畴的运动形式或各个经济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它必须用从抽象到具体的复制理论结构的叙述方法，从总体上和诸范畴、诸理论内在联系中，逻辑地又真实地再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貌、内部结构和运动规律。这就是著名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六册结构及其《资本论》四卷结构。马克思十分珍惜这一成果：“在象我这样的著作中，细节上的缺点是难免的，但是结构，整个的内部联系是德国科学的辉煌成就，这是单个的德国人完全可以承认的，因为这决不是他的功绩，而是全民族的功绩。”…恩格斯则把它上升到马克思第三个重大发现和理论贡献的高度。马克思的“逻辑方法”、“辨证方法”即“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尤其是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方法或学说，被恩格斯视之为马克思第三大发现和重大研究成果——“马克思过去和现在都是唯一能够担当起这样一件工作的人，这就是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作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而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方法则是它们在经济学领域的应用，也是“总体”方法论的具体化，或者说，这是“思想总体”再现“生产总体”和“具体总体”，主观辩证法或“概念辩证法”能动地反映客观辩证法，并从总的联系和内在矛盾中阐述概念辩证法或主观辩证法的运动的一门学问。
列宁赞成马克思这样一种说法，即作为“大写的逻辑”的《资本论》是“把辩证方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次尝试”。并且，他在“辩证方法”一语下加了两条横线以示重要。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尤其是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方法，即“生产力(生产资料)的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正是从“破”中耸立起来的。其中包括对黑格尔的唯心逻辑学体系的批判和扬弃；对黑格尔学派的有机整体论和德国“新个人主义”(施蒂纳)有机整体论的批判和扬弃；对普鲁东空想社会主义逻辑体系的“结构陷阱”的批判；对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尤其对斯密、李嘉图和穆勒体系的批评和扬弃。马克思批判了唯心主义和教条主义两种趋向，强调指出，不能“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也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尽快地构建体系。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尤其逻辑体系构筑方法散见于马克思的著述、信函和手稿之中。185—1858年《政治经济学大纲》，尤其其《导论》篇及其篇末的“经济学提纲”(8条)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结晶。其主要的规定性如下所述：
(1)结构的规定性和层次性。它包括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本身的结构，思想总体层次上的结构以及外在化的结构。
(2)经济学范畴转化或移植的三大规律。一是范畴转化的动力来自范畴自身内在的矛盾而不能借助于后继范畴；二是转化路径是范畴中介管道；三是具备“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二重性的范畴，在不同社会经济形态之间的移植规律。
(3)矛盾分析贯穿于逻辑运动的全过程。马克思批判了形而上学的“排斥‘矛盾’的逻辑”观。
(4)经济学范畴(逻辑起点)、中心范畴、中介范畴的选择原则和方法。
(5)抽象法，“内在观察法”，以及从抽象呈螺旋式上升到具体的方法。
(6)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运动的辩证法：主体和客体、历史和逻辑、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以及具体总体和思想总体相一致的方法。
(7)生产关系两分法及其派生化、中介性和渗透趋势。其中包括“国家形式和意识形态同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关系”、“国际关系在这里的影响”和“生产关系作为法的关系怎样进入了不平衡的发展”等。
学术界一些学者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解读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卢森贝模式，即归结为科学抽象方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三大方法，而忽视在《大纲》《导言》篇经济学提纲(8条)所揭示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尤其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方法，其中包括经济学提纲(8条)所提出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生产关系两分法和中介范畴理论等等。而西方学者虽然对《大纲》及其《导言》做了很高的正面评价，例如，美国学者麦克莱伦认为，《大纲》这部手稿为《资本论》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框架，因为“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几乎所有要素都在《经济学手稿》中得到了阐述。然而，既然这些要素在《资本论》中得到了更为详细的论述，那么对那些并没有再次展开的内容而言，《经济学手稿》对巨大著作的各个部分的完整性更感兴趣”；
但是，他们大都对“经济学提纲”(8条)关注不够。汤姆·洛克曼和加拿大学者马塞罗·默斯托虽然注意到这一点，但是没有领会到其要领和精髓。前者认为“《导言》结束语是一系列短小而重要的关于艺术和文化的说明”；后者认为这是“马克思对他计划在他的著作中要阐述的八个论点所做的简短的和片断性的论述”，“其焦点是物质生产和艺术发展之间的‘不平衡关系…，而把其中涉及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思想”亦即“生产力(生产资料)的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以及关于生产关系两分方法等原创性思想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而已。
第一，从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学说的本质特征来讲，就是构建了生产力一一生产关系这一经济学逻辑体系的核心结构，凸现“生产力(生产资料)的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逻辑运动。由此而规定了中国经济学体系的本质特征。
第二，区分了原生的生产关系和“非原生的生产关系”。前者是位于抽象层次上的第一级的原生的生产关系，而后者正是上升到具体层次的“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东西”、“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亦即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实现形式或发展形式。虽然，他没有提出关于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概念和用语，但是，他绽露了马克思关于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理论的思想萌芽。人们所熟知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实际上是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或发展形式。马克思实际上是第一个以社会的经济制度、经济体制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家。
第三，生产关系派生理论或者生产关系两分法，区分了原生态的生产关系和非原生态的生产关系。后者是横亘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中介范畴理论。生产关系是不可能直接与生气勃勃的现实生产力发生作用。我们不能犯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抽象过度的逻辑错误。它必须通过一系列中介范畴，例如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发展方式——经济政策等，即“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东西”、“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亦即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实现形式或发展形式，才能与现实的生产力相结合，并且适应或回应现实生产力的。
性质和革命品性。生产关系——中介范畴——生产力理论的提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否则，我们可能要犯李嘉图式的错误，变成只会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法标签的教条主义者。
因此，正确选择推进生产力发展，诱致生产关系革命、变革或完善从而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平衡发展的突破口，这一点至关重要。如果说，实施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的突破口是已成为生产力发展桎梏的私有化经济制度，邓小平发动改革开放的突破口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那么，现阶段的突破口是严重影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平衡发展的经济发展方式。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应该强调指出：现阶段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升级的突破口。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所要着重表述的问题。
另外一个争论问题是关于政治经济学“六册计划”结构、《资本论》“大写的逻辑”，这两大逻辑结构的相互关系和地位之争论已逾百年，应该强调指出：
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篇2
命题意图是通过试题题意体现出来的。试题由命题材料和设问构成。试题的命题材料和设问规定了试题的题意。试题题意就是试题的含义，即试题的规定性。它包括题型、题眼、题问、题旨。题型就是试题类型。目前政治学科高考试题有五种题型：最佳选择题、不定项选择题、简答题、辨析题、论述题。题型不同，答题方式和测试功能也不同。题眼就是试题命题材料和设问规定的命题角度。它主要体现在命题材料和设问中的关键词语上。它规定了题问内在逻辑关系的思维角度，规定了试题的答题角度。把握题眼，才能避免答题跑题漏点。否则试题解答就如同盲人走路。题问就是试题命题材料和设问规定的试题问题。它通过命题材料和设问中的关键词语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体现出来。辨析题的题问含在命题材料之中。题问从不同的角度划分为：直问型和变问型、归纳型和演绎型、抽象型和辩证型、理论型和实际型等。不同类型的题问，有的是相互交织的。题旨即试题的主题、立意，就是试题的中心旨意。它是题意的核心，反映命题的思想性，体现命题的根本意图。把握题旨，答题才能高屋建瓴、通观全局。把握了试题的题型、题眼、题问、题旨，才能完整准确地把握试题题意，进而明确命题意图。
明确命题意图是为了更好地解答试题。政治学科的学科知识、方法、能力、觉悟，是考生解答政治试题的四大要素。在政治试题解答中，知识是载体，方法是手段，能力是核心，觉悟是灵魂。考生解答试题的前提和关键是必须明确试题命题意图要求考查的学科知识、方法、能力、觉悟。明确命题意图，也就是确定命题意图。明确试题命题意图中考查的学科知识、方法、能力、觉悟，就是确定试题命题意图中考查的学科知识、方法、能力、觉悟，也就是确定解题的学科知识、方法、能力、觉悟。
明确即确定命题意图的依据是试题题意。政治学科命题考查的学科知识，主要是根据试题题意中的题眼的、题问、题旨确定的。题眼的命题角度规定了试题考查的知识范围及应用角度，是确定试题考查知识的重要依据。题问的内在逻辑关系规定的思维方式方法及其提供的逻辑思路，规定了试题考查知识的具体内容，是确定试题考查知识的主要依据。题旨规定了试题的主题、中心，规定了试题考查知识的基本内容，是确定试题考查知识的基本依据。另外，试题题型规定了试题考查知识内容的伸缩程度。论述题要比简答题考查的知识内容细致全面些；辨析题考查的知识内容，介于论述题和简答题之间。例如：1996年高考政治第32题题眼的主要命题角度是：“农村经济发展”，不是“国民经济发展”。因此规定了命题材料中的“无工不富”的“工”是指乡镇企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工业；规定了试题考查的知识范围是乡镇企业知识，不是工业知识。高考中不少考生把握不住这一命题角度，用工业知识答题，使答题跑题。该题还有一个重要的命题角度是：“无农不稳，无工不富”。这句话隐含着“发展农业和发展乡镇企业的关系”的命题角度，规定了试题考查的知识范围是发展农业和发展乡镇企业关系的知识。高考中很多考生忽视了这一命题角度，使答题漏点。该题的题问是：运用经济常识知识，说明“农村经济发展”，为什么“无农不稳，无工不富？”在把握题眼、题问的基础上，进而可以把握该题的题旨，即考查考生对发展农业和乡镇企业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发展农业和发展乡镇企业的关系的认识。从该题题旨可以折射出试题考查的学科知识的基本内容是：农业的地位作用、乡镇企业的地位作用、发展农业与发展乡镇企业的地位作用、发展农业与发展乡镇企业的关系。把握题眼，依据题旨，结合题型，按照题问的内在逻辑关系规定的思维方式方法及其提供的逻辑思路，折射学科知识，便可确定出此题考查的知识的具体内容是：农业的地位作用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乡镇企业的地位作用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发展农业和发展乡镇企业的关系。可见，准确确定试题考查的知识，才能使试题答案内容与标准答案内容基本吻合，才能增强试题解答的实效性。
政治学科命题考查的学科方法，主要是根据试题题意中的题问确定的。题问从思维方式上可分为：归纳型和演绎型、抽象型和辩证型。试题题问思维类型不同，考查的思维方式方法不同，答题的思维方式方法也不同。试题题问中抽象型题问主要包括归纳型和演绎型题问，考查的是抽象思维方式中的归纳法和演绎法，所以要求考生用抽象思维方式中的归纳法和演绎法答题。试题题问中的辩证型题问，主要考查辩证思维方式中的历史的方法、辩证的方法、具体化的方法（即理论和实际辩证的具体统一的方法），所以要求考生用辩证思维方式中的历史的方法、辩证的方法、具体化的方法答题。例如：1996年高考政治第36题，第一问是归纳型题问，要求考生用归纳法思维答题；第二问是演绎型题问，要求考生用演绎法思维答题；第三问是抽象型兼辩证型题问，要求考生用抽象思维中的演绎法和辩证思维中的具体化法思维答题。可见，明确试题考查的思维方式方法，把握试题解答的论证方式方法，按照试题命题意图要求的思维方式方法答题，才能保证试题解答的逻辑与标准答案要求的逻辑相一致，才能增强试题解答的逻辑性。
政治学科命题考查的学科能力，主要是根据试题题意中的题型、题问确定的。题型不同，对能力考查的要求不同。最佳选择题一般考查高考要求考查的1、2、3、4四种能力，重点考查比较分析能力；不定项选择题一般考查高考要求考查的1、2、3、4、5五种能力，重点考查判断推导能力；简答题一般考查高考要求考查的1、2、3、4、7五种能力，重点考查理解分析能力；辨析题一般考查高考要求考查的1、2、3、4、5、7六种能力，重点考查分析判断能力；论述题一般考查高考要求考查的1、2、3、4、5、6、7七种能力，重点考查综合评价能力。题问类型规定试题考查的能力。题问类型相同，考查的能力相同。分析近几年高考政治试题的题问类型变化趋势可见：高考政治试题题问类型趋向变问化，表明高考越来越突出地考查理论联系实际能力；题问类型趋向辩证化，表明高考越来越突出地考查辩证思维能力。题问类型不同，考查的能力也就不同。一般说来，直问型低于变问型对能力的考查要求；理论型低于实际型对能力的考查要求；归纳型低于演绎型、演绎型低于辩证型对能力的考查要求。同一道试题，题问类型不同，考查能力的要求就不同。例如：1996年高考政治第36题，第一问是归纳型题问，考查的是归纳思维能力；第二问是演绎型题问，考查的是演绎思维能力；第三问是抽象演绎型兼辩证具体化型的题问，考查的是抽象思维中演绎思维能力和辩证思维中具体化思维能力。显然，第一问低于第二问、第二问低于第三问对能力的考查要求。同一题型，题问类型不同，对考查的能力及其程度的要求也不同。例如：1995年高考政治第36题和1996年高考政治第36题都是论述题，但是1995年高考政治第36题考查的基本上是教材知识，知识跨度小，综合程度低，是理论型题问。1996年高考政治第36题考查的是教材知识和时事知识，并要求二者具体结合，知识跨度大，综合程度高，是实际型题问。可见，1996年高考政治第36题与1995年高考政治第36题相比，不仅增加了对辩证思维具体化能力的考查，而且对分析综合评价能力的考查要求程度也提高了。不同题型，题问类型组合不同，考查的能力及重点也不同，尤其是表现在主观性试题上。简答题的题问一般为理论型、抽象型，表明这一题型重点考查考生综合运用教材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抽象思维能力。辨析题的题问一般为理论型、辩证型，表明这一题型重点考查考生综合运用教材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辩证思维能力。论述题的题问一般为实际型、抽象型兼辩证型，表明这一题型重点考查考生综合运用教材知识和时事知识具体结合分析解决问题的综合评价能力，既考查抽象思维能力，又考查辩证思维能力。另外，由于题眼命题角度的转换，使测试难度加大，对各种题型考查能力的要求程度特别是对各种题型重点考查能力的要求程度也就提高了。例如：1996年高考政治第5题，命题设问角度由以往要求选出人物转换为要求选出孔繁森事迹。这样不仅提高了对再认能力考查的要求程度，而且也提高了对比较分析能力的考查要求程度。又如：1996年高考政治第32题，命题材料规定的隐蔽巧妙的变问命题角度（前面已经说明过，故略）显然比直问命题角度提高了对理解分析能力的考查的要求程度。可见，考生只有具备试题考查的能力，并明确试题要求考查的能力，在试题解答中有意地体现命题对能力的要求，使能力发挥到位，这样才能使方法运用到位，觉悟体现到位知识应用到位，才能增强试题解答的科学性。
政治学科命题考查的学科觉悟，主要是根据试题题意中的题旨确定的。试题题旨立意反映的思想性，就是试题命题意图考查的学科觉悟，也就是考生在试题解答中体现的学科觉悟。例如：1996年高考政治第5题，主要是考查考生对孔繁森先进事迹的掌握程度，以此考查考生对这一时事政治的认识水平。又如：1996年高考政治第36题，主要是考查考生对我国目前国有经济中汽车制造企业的经济效益状况，解决汽车制造企业经济效益的途径以及提高汽车制造企业竞争力做法的认识。以此考查考生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水平，考查考生的主人翁意识和思想政治素质。可见，考生只有具备试题考查的觉悟并明确试题命题意图要求考查的觉悟，才能在试题解答中自觉体现觉悟，充分发挥能力，正确运用方法，准确运用知识；才能增强试题解答的思想性。
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篇3
高三政治哲学辩证法知识点
1.事物联系的普遍性原理(与发展的观点并称唯物辩证法的两个总特征)【重点掌握】
【原理内容】唯物辩证法认为，联系是指事物之间以及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处在普遍的联系之中，没有任何一个事物孤立地存在，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普遍联系的统一整体。
【方法论】坚持用联系的观点观察和处理事物，认识和把握事物的真实联系，具体地分析事物之间的联系。【反对】切忌割裂事物之间的联系，用形而上学孤立的、片面的观点来认识和处理问题。
2.事物联系的客观性原理【重点掌握】
【原理内容】事物的联系不仅是普遍的，而且是客观的，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方法论】承认事物之间存在的客观联系，坚持联系观点看问题，根据事物固有联系，改变事物的状态(改变条件创造条件)，建立新的具体的联系。
【反对】否定和割断事物的联系，或主观臆造联系，把本来不存在的联系强加给事物。
3.联系的多样性原理
【原理内容】世界上的事物千差万别、无限多样，事物之间的联系也纷繁复杂、多种多样。事物之间多样性的联系表现为直接联系与间接联系，内部联系与外部联系，偶然联系与必然联系，因果联系、整体与部分联系等等。多种多样的联系对事物的存在和发展起着不同的作用。
【方法论】人们要了解一个事物，就必须对它所处的各种不同联系作出具体的分析。
【反对】以一种联系概括事物之间多种多样的不同联系，否认联系的多样性。
4.整体和部分关系原理【重点掌握】
【原理内容】唯物辩证法认为，整体和部分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
(1)区别：
①二者的内涵不同;
②地位不同：整体居于主导地位，统率着部分;
③功能不同：整体具有部分根本没有的功能。当各部分以合理的结构形成整体时，整体的功能就大于部分功能之和;当部分以欠佳的结构形成整体时，就会损害整体功能的发挥。
(2)联系：
①二者不可分割：整体由部分构成，没有部分就无所谓整体;部分是整体中的部分，没有整体就无所谓部分。
②二者相互影响：整体的性能状态及变化会影响到部分的性能状态及其变化;反之，部分也制约整体，甚至在一定条件下，关键部分的性能会对整体的性能状态起决定作用。
③两者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
【方法论】
(1)要树立全局观念，办事情要从整体着眼，寻求最优目标。
(2)搞好局部，用局部的发展推动整体的发展，使整体功能得到最大发挥。
【应用范围】应用此原理，说明在我国的改革和建设这些重大问题上，要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说明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要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必须维护国家整体利益和中央的权威，又充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说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既要发挥各地区的经济潜能，又要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说明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必须促进城乡经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必须坚持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和谐全面发展;说明航天产业的发展对整个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
5.系统和要素的关系原理
【原理内容】系统是由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诸要素构成的统一整体。要素是组成系统整体的各个部分。系统的基本特征是整体性、有序性和内部结构的优化趋向。
【方法论】掌握系统优化的方法
(1)要着眼于事物的整体性;
(2)注意遵循系统内部结构的有序性;
(3)注重系统内部的结构的优化趋向;
(4)要求我们用综合的思维方法来认识事物。
【注意】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系统和要素的关系。但整体和部分与系统和要素并不是完全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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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篇4
明确命题意图是为了更好地解答试题。政治学科的学科知识、方法、能力、觉悟，是考生解答政治试题的四大要素。在政治试题解答中，知识是载体，方法是手段，能力是核心，觉悟是灵魂。考生解答试题的前提和关键是必须明确试题命题意图要求考查的学科知识、方法、能力、觉悟。明确命题意图，也就是确定命题意图。明确试题命题意图中考查的学科知识、方法、能力、觉悟，就是确定试题命题意图中考查的学科知识、方法、能力、觉悟，也就是确定解题的学科知识、方法、能力、觉悟。
明确即确定命题意图的依据是试题题意。政治学科命题考查的学科知识，主要是根据试题题意中的题眼的、题问、题旨确定的。题眼的命题角度规定了试题考查的知识范围及应用角度，是确定试题考查知识的重要依据。题问的内在逻辑关系规定的思维方式方法及其提供的逻辑思路，规定了试题考查知识的具体内容，是确定试题考查知识的主要依据。题旨规定了试题的主题、中心，规定了试题考查知识的基本内容，是确定试题考查知识的基本依据。另外，试题题型规定了试题考查知识内容的伸缩程度。论述题要比简答题考查的知识内容细致全面些；辨析题考查的知识内容，介于论述题和简答题之间。例如：1996年高考政治第32题题眼的主要命题角度是：“农村经济发展”，不是“国民经济发展”。因此规定了命题材料中的“无工不富”的“工”是指乡镇企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工业；规定了试题考查的知识范围是乡镇企业知识，不是工业知识。高考中不少考生把握不住这一命题角度，用工业知识答题，使答题跑题。该题还有一个重要的命题角度是：“无农不稳，无工不富”。这句话隐含着“发展农业和发展乡镇企业的关系”的命题角度，规定了试题考查的知识范围是发展农业和发展乡镇企业关系的知识。高考中很多考生忽视了这一命题角度，使答题漏点。该题的题问是：运用经济常识知识，说明“农村经济发展”，为什么“无农不稳，无工不富？”在把握题眼、题问的基础上，进而可以把握该题的题旨，即考查考生对发展农业和乡镇企业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发展农业和发展乡镇企业的关系的认识。从该题题旨可以折射出试题考查的学科知识的基本内容是：农业的地位作用、乡镇企业的地位作用、发展农业与发展乡镇企业的地位作用、发展农业与发展乡镇企业的关系。把握题眼，依据题旨，结合题型，按照题问的内在逻辑关系规定的思维方式方法及其提供的逻辑思路，折射学科知识，便可确定出此题考查的知识的具体内容是：农业的地位作用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乡镇企业的地位作用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发展农业和发展乡镇企业的关系。可见，准确确定试题考查的知识，才能使试题答案内容与标准答案内容基本吻合，才能增强试题解答的实效性。
政治学科命题考查的学科方法，主要是根据试题题意中的题问确定的。题问从思维方式上可分为：归纳型和演绎型、抽象型和辩证型。试题题问思维类型不同，考查的思维方式方法不同，答题的思维方式方法也不同。试题题问中抽象型题问主要包括归纳型和演绎型题问，考查的是抽象思维方式中的归纳法和演绎法，所以要求考生用抽象思维方式中的归纳法和演绎法答题。试题题问中的辩证型题问，主要考查辩证思维方式中的历史的方法、辩证的方法、具体化的方法（即理论和实际辩证的具体统一的方法），所以要求考生用辩证思维方式中的历史的方法、辩证的方法、具体化的方法答题。例如：1996年高考政治第36题，第一问是归纳型题问，要求考生用归纳法思维答题；第二问是演绎型题问，要求考生用演绎法思维答题；第三问是抽象型兼辩证型题问，要求考生用抽象思维中的演绎法和辩证思维中的具体化法思维答题。可见，明确试题考查的思维方式方法，把握试题解答的论证方式方法，按照试题命题意图要求的思维方式方法答题，才能保证试题解答的逻辑与标准答案要求的逻辑相一致，才能增强试题解答的逻辑性。
政治学科命题考查的学科能力，主要是根据试题题意中的题型、题问确定的。题型不同，对能力考查的要求不同。最佳选择题一般考查高考要求考查的1、2、3、4四种能力，重点考查比较分析能力；不定项选择题一般考查高考要求考查的1、2、3、4、5五种能力，重点考查判断推导能力；简答题一般考查高考要求考查的1、2、3、4、7五种能力，重点考查理解分析能力；辨析题一般考查高考要求考查的1、2、3、4、5、7六种能力，重点考查分析判断能力；论述题一般考查高考要求考查的1、2、3、4、5、6、7七种能力，重点考查综合评价能力。题问类型规定试题考查的能力。题问类型相同，考查的能力相同。分析近几年高考政治试题的题问类型变化趋势可见：高考政治试题题问类型趋向变问化，表明高考越来越突出地考查理论联系实际能力；题问类型趋向辩证化，表明高考越来越突出地考查辩证思维能力。题问类型不同，考查的能力也就不同。一般说来，直问型低于变问型对能力的考查要求；理论型低于实际型对能力的考查要求；归纳型低于演绎型、演绎型低于辩证型对能力的考查要求。同一道试题，题问类型不同，考查能力的要求就不同。例如：1996年高考政治第36题，第一问是归纳型题问，考查的是归纳思维能力；第二问是演绎型题问，考查的是演绎思维能力；第三问是抽象演绎型兼辩证具体化型的题问，考查的是抽象思维中演绎思维能力和辩证思维中具体化思维能力。显然，第一问低于第二问、第二问低于第三问对能力的考查要求。同一题型，题问类型不同，对考查的能力及其程度的要求也不同。例如：1995年高考政治第36题和1996年高考政治第36题都是论述题，但是1995年高考政治第36题考查的基本上是教材知识，知识跨度小，综合程度低，是理论型题问。1996年高考政治第36题考查的是教材知识和时事知识，并要求二者具体结合，知识跨度大，综合程度高，是实际型题问。可见，1996年高考政治第36题与1995年高考政治第36题相比，不仅增加了对辩证思维具体化能力的考查，而且对分析综合评价能力的考查要求程度也提高了。不同题型，题问类型组合不同，考查的能力及重点也不同，尤其是表现在主观性试题上。简答题的题问一般为理论型、抽象型，表明这一题型重点考查考生综合运用教材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抽象思维能力。辨析题的题问一般为理论型、辩证型，表明这一题型重点考查考生综合运用教材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辩证思维能力。论述题的题问一般为实际型、抽象型兼辩证型，表明这一题型重点考查考生综合运用教材知识和时事知识具体结合分析解决问题的综合评价能力，既考查抽象思维能力，又考查辩证思维能力。另外，由于题眼命题角度的转换，使测试难度加大，对各种题型考查能力的要求程度特别是对各种题型重点考查能力的要求程度也就提高了。例如：1996年高考政治第5题，命题设问角度由以往要求选出人物转换为要求选出孔繁森事迹。这样不仅提高了对再认能力考查的要求程度，而且也提高了对比较分析能力的考查要求程度。又如：1996年高考政治第32题，命题材料规定的隐蔽巧妙的变问命题角度（前面已经说明过，故略）显然比直问命题角度提高了对理解分析能力的考查的要求程度。可见，考生只有具备试题考查的能力，并明确试题要求考查的能力，在试题解答中有意地体现命题对能力的要求，使能力发挥到位，这样才能使方法运用到位，觉悟体现到位知识应用到位，才能增强试题解答的科学性。
政治学科命题考查的学科觉悟，主要是根据试题题意中的题旨确定的。试题题旨立意反映的思想性，就是试题命题意图考查的学科觉悟，也就是考生在试题解答中体现的学科觉悟。例如：1996年高考政治第5题，主要是考查考生对孔繁森先进事迹的掌握程度，以此考查考生对这一时事政治的认识水平。又如：1996年高考政治第36题，主要是考查考生对我国目前国有经济中汽车制造企业的经济效益状况，解决汽车制造企业经济效益的途径以及提高汽车制造企业竞争力做法的认识。以此考查考生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水平，考查考生的主人翁意识和思想政治素质。可见，考生只有具备试题考查的觉悟并明确试题命题意图要求考查的觉悟，才能在试题解答中自觉体现觉悟，充分发挥能力，正确运用方法，准确运用知识；才能增强试题解答的思想性。
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篇5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有机对接
一、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辩证统一
构建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观是辩证统一的。科学发展观注重从发展的角度求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指导方针；构建和谐社会注重从和谐的角度求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指向目标。
（一）科学发展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指针
构建和谐社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核心组成部分。所以，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指针的科学发展观，也应该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指针。
1、科学发展观提供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保证。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演变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这就要求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建设”、“发展”等范畴有一个更全面、更深刻的理解。新的“建设”、“发展”等范畴应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建设、全面发展的涵义。从这个意义上讲，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根本保证。
2、科学发展观指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又具有新的历史起点和时代特点。我国整体经济结构、社会各级利益关系和社会生活关系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进入了“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的特殊发展时期。在这样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需要深刻研究的一个大问题。党中央提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时，强调了三个重要理念：一是发展，这是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二是以人为本，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三是统筹兼顾，达到全面、协调、可持续，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因此，科学发展观指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
3、科学发展观蕴含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本质。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正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除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上，使全社会所有成员的尊严得以维护，权利得以保障，人生价值得以实现，从而促进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4、科学发展观揭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规律。科学发展观突出强调了发展的为民性、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这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必须始终遵循的基本规律。只有坚持发展的为民性，才能使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睦相处，不断唤起参与和谐社会建设的热情；只有坚持发展的全面性，才能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为和谐社会建设创造有利条件；只有坚持发展的协调性，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矛盾，减轻社会震荡，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良好环境；只有坚持发展的可持续性，才能使和谐社会建设利在当代、惠及子孙，始终充满旺盛的生机和活力。
5、科学发展观明确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原则。科学发展观坚持了社会发展与和谐的有机统一。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坚持科学发展观所规定的这一原则，努力在发展中促进社会和谐，在和谐中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我国是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高的情况下着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如果离开发展去片面追求社会和谐，结果不仅会使和谐本身失去应有的价值，而且还会使整个社会停滞不前；另一方面，我国又是在社会利益格局深刻变动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和谐因素日趋增多的情况下来建设小康社会的，如果只顾发展而无视人们对社会和谐的迫切要求，不仅难以更好更快地发展，即便发展起来了，也只能是一个人民无法接受的畸形社会。
（二）构建和谐社会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指向目标
和谐社会的核心特征是以人为本和社会各领域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因此，构建和谐社会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在社会建设层面合乎逻辑的展开，它拓展了新的历史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格局的科学内涵，完美地体现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和谐一致的发展。从这种意义上说，构建和谐社会自然成为落实和树立科学发展观的坚实载体和指向目标。构建和谐社会作为落实和树立科学发展观的指向目标，主要包含着以下几个层面的意义：
1、经济建设。和谐社会不能建立在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必须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的基础上。
2、政治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
3、文化建设。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4、社会建设。和谐社会的社会建设是涵盖社会关系、社会管理、社会政策等范畴的建设。
5、生态环境建设。要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社会，就是全社会都采取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建立人与环境良性互动的关系。
6、党的建设。党要胜任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任务，要从党的建设抓起，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二、实现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对接
基于我国基本国情，要在落实和树立科学发展观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对接，必须坚持以下几个方面的辩证统一：
（一）改革开放和安定有序的辩证统一
“坚持改革开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原则，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动力；“安定有序”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社会条件。因此，只有坚持改革开放和安定有序的辩证统一，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充满活力，又稳定发展。
社会要和谐，关键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只有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才能促进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只有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保障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利和利益；只有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巩固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只有深化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才能增进社会团结和睦，保障社会安定有序。
同时，只有保持社会安定有序，才能妥善应对和处理各种新情况新问题，牢牢掌握加快发展的主动权，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只有保持社会安定有序，才能化解矛盾、理顺关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二）效率与公平的辩证统一
当前党中央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提出了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方针。中央强调更重视公平，并不意味着对于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将做出非此即彼的理解，而是要进行更科学、更辩证的处理，即应该努力追求一种既重视效率，又强调公平的目标状态。
一方面，注重效率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因为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竞争就要追求效率。公平不是靠市场而必须是由政府来加以实现的。另一方面，强调公平并不是要放弃效率。讲究效率仍然是我们重视公平、增进公平、缩小差距的基础和前提。
效率与公平代表了发展的两种取向，效率代表了工具理性，公平代表了价值理性，它们之间充满了张力，但又是可以加以辩证统一的。重视效率是强化公平的前提和条件，而强调公平是重视效率的归宿和目的，重视效率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增进社会公平，而只有实现了公平的社会才是和谐社会。
（三）共同建设和共同享有的辩证统一
“共同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力量，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力量之源；“共同享有”是和谐社会的本质特性，也是科学发展的根本目的。只有坚持共同建设和共同享有的辩证统一，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构建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
一方面，共同建设是共同享有的基础。如果不能形成全体人民共同建设的局面，就必然会影响和谐社会建设的效益和成果，共同享有就成为空话。另一方面，共同享有是共同建设的保障。如果和谐社会建设成果不能被大家共享，就势必会影响建设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全体人民只有在公平享有和谐社会建设成果之后，才能更加积极主动并富有创造性地参与和谐社会建设。
（四）民主与法制的辩证统一
首先，民主法治需要和谐的法律制度提供保障。民主法治目标的实现，关键在于法制的和谐。民主之所以与法治相伴而生，是因为民主需要有其制度上的保证，没有法治的民主是缺少制度基础的空中楼阁，而法治必须以法制为基础和前提。民主是多数人的统治，或人民的统治。就形式而言，民主就是多数公民直接参与政治决定或者通过自己的代表进行决策的制度。这里的关键在于国家法律制度是否赋予和保障人民直接参与或通过自己的代表进行决策的权利，在于法律制度是否赋予和保障人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参与、民主决策等权利。因此，要实现人民真正的民主，关键就是需要有和谐的法律制度赋予和保障人民民主的这些权利。
其次，没有健全和谐的法律制度，就没有完备的公民权利制约国家权力的监督制度体系，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就难以保障，国家公权机关的权力就容易扩张和滥用；没有健全和谐的法律制度，没有公民法治素质的提高，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就可能是无序状态下的“民主”，社会的各种矛盾就可能以无政府主义的“民主”方式凸显出来，社会和谐就无从谈起。
总之，民主和法制是对立的统一，要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就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有了健全的法制，经济社会发展才能有规则和秩序，有了规则和秩序，也才能够真正实现和谐。我国是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坚持以法治国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方略之一。而要坚持以法治国，首先必须坚持以法行政。各级政府机构和一切政府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必须有法律依据；在执行公务活动时，必须遵循法律规定的程序和规则，违反法律的要受到追究和惩处；使公民受到伤害和损失的，要给予赔偿。因此，应该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法制，特别是坚持以法行政，是实现政治和谐，从而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保证。
（五）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
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是人类文明得以延续和发展进步的基本条件。只有坚持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和谐社会建设才能始终充满生机和活力。应重点从以下两个方面努力：
1、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坚持开发与节约并重、节约优先，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在资源开采、生产消耗、废物产生、消费等环节，逐步建立全社会资源循环利用体系。积极推进节水、节地、节材、资源综合利用和清洁生产。加强对各种资源的保护和管理，实行有限开发、有序开发、有偿开发，为子孙后代留下充足的发展条件和发展空间，确保发展的连续性和持久性。
2、加强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可持续发展要求在发展中必须充分考虑环境的承载能力，统筹当前发展和未来发展的需要，既积极实现当前发展的目标，又为未来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实现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生态建设和保护的重点要从事后治理向事前保护转变，从源头上扭转生态恶化趋势。在制定发展规划、区域规划、产业政策及论证、审批重大工程项目时，必须把环境容量、资源消耗、生态影响作为决策的重要前提条件。
参考文献：
1、李君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观[n].人民日报,2005－10－10.
2、弓克.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建设[eB/oL].人民网,2007－04－24.
3、许耀桐.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关系[eB/oL].,2006-06-14.
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篇6
1、坚持虚与实的辩证关系。思想政治工作应做到既务虚又务实,把务虚与务实统一起来,才能收到较好的效果。对我们来说,只知务实而忘记务虚,就像只知埋头拉车而忘了抬头看路。务虚是一种能力、一种眼光、一种境界。有些单位之所以出现“热热闹闹搞活动,搞完成为无用功”,就是因为决策前思路不清、方向不明、论证不够、考虑不周,也就是没有很好地务虚。当然,务虚不能“玩虚”、“务空”,“务虚”要牢牢地为务实服务。务虚的方法是“求实”,务虚的成效必须由务实的效果来检验。我国目前正处在深刻的社会转折时期,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多样化。在这种情况下,各种社会群体的心里呈现出丰富性和活跃性,在务虚中只有研究这些不同群体的思想变化,思想政治工作才有发言权、主动权。所以,思想政治工作又要务实。要做到重实情、讲实理、办实事。
2、坚持刚与柔的辩证关系。就思想政治工作而言,该刚则刚,该柔则柔,二者必须相得益彰。所谓刚,就是严格管理、严格教育、严格要求,以严厉的硬手段去教育人,开导人,启迪人。所谓柔,就是讲“人情味”,善于关心、谅解、体贴人,一切行动入情入理。只有这样,思想政治工作对人们来说,才有亲近感、亲切感、亲和感、激励感,通过在感情上的变化和道理上的融通,促使思想的转变。成功的教育者,必须谙熟“刚柔相济”的道理,在实际工作中,要善于将火热的心、柔柔的情、铁打的法、严格的纪加以融合,使之严中有情、严中有理、严中有章,柔中有严、柔中有度、柔中有法、柔中有纪。
3、坚持情与理的辩证关系。思想政治工作的内涵,离不开情的融通,理的启迪。俗话说:“情理相通,情通理方至,情阻理难达”。在这里,我们说的理,指的是理论、道理、伦理、哲理、法则、法律,以及党性、原则、方针、政策、路线等较广的范畴。只有保持理论上的清醒与坚定,才能保证政治上的清醒与坚定。从一定意义上说,思想政治工作就是对群众进行说理的工作。我们所说的情,指的就是感情,具体讲,它是阶级友爱的产物,是思想交流的情趣,是相互之间信任和信赖的一种精神、道德风范。做好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工作,需要我们既讲道理,又讲情,实现二者之间的沟通、融通。
4、坚持新与旧的辩证关系。思想政治工作中,往往遇到新与旧的矛盾。对于这个问题,应该用辩证法的观点去看、去处理、去解决。既要注重解决旧问题,又要注重解决新问题。因为不重视解决新问题,思想政治工作就不可能与时俱进;不重视解决旧问题,就会拖住解决新问题的手脚,结果新旧问题相互纠结,增加解决的难度。我们要积极探索新旧问题的内在联系,把握其特点和规律。但是,不管是解决新问题还是解决旧问题,都要有新思路、新方法。客观环境在不断变化,引发人们思想问题的各种条件因素也必然不断变化,这就决定思想政治工作者的思想观念必须随之转变、改变,由旧交新、新旧结合,一并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
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篇7
和谐哲学的核心是系统辩证法，着眼点是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协调发展，落脚点是人的解放和幸福，因而和谐哲学是一种系统哲学、建设哲学、人本哲学。
从矛盾辩证法到系统辩证法：和谐哲学的理论基石
传统矛盾观是斗争哲学的根基。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认为一分为二是事物的根本特征，“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所以在把它分成两半时，这两个对立面就显露出来了”；和谐产生于对立，“自然也追求对立的东西，它是从对立的东西产生和谐，而不是从相同的东西产生和谐”；斗争是普遍的法则，“正义就是斗争，一切都是通过斗争和必然性而产生”；战争也是普遍的，“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赫拉克利特关于对立面统一的思想达到了那个时代对事物运动变化规律认识的最高峰，因而列宁称他为“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矛盾学说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深化，而赫拉克利特的这些基本观点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一再被强调和发挥。
系统辩证法是对矛盾辩证法的继承和发展，它在近代以来在克服形而上学的哲学变革过程中，在概括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新成果，总结复杂性科学的方法论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系统辩证法并不否定矛盾的存在及其推动事物运动发展的重要作用，但它把矛盾置于系统的普遍联系之中，强调整体大于部分，系统整体的质决定部分的质。任何事物都是多种多样关系的总和，任何事物都互为中介相互联结，把“一分为二”的矛盾观作为普遍方法论观察判断万物之间多维的、全面的、活生生的联系，势必把无限丰富无限生机的世界割裂化、简单化、凝固化。马克思把人类社会看作是一个活的有机体，是一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社会主体与社会客体等矛盾要素互动互生的复杂系统，把社会历史看作是一个由不同动机的人们所创造的合力交互作用过程，体现了系统辩证法的整体性、动态性、过程性原则。系统辩证法对传统矛盾辩证法的超越，就在于它强调矛盾与整个社会机体的结构的不可分割性，强调矛盾与该结构的存在条件和制约因素的不可分割性。传统矛盾论中所谓对立面的统一只是在把整体还原分割为部分的前提下，作为“简化模型”才有意义。可以说，传统矛盾论本质上是形而上学的一种形式，它在不相容的两极对立中思维，尽管在依具体对象的性质而展开的领域中可能是合理的，甚至是必要的，但是它每一次都有一个界限，一旦超过这个界限，它就会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在方法上和实践上会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
以系统辩证法为核心的和谐哲学将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理论指导，为人类化解现代社会困境、建设和谐世界做出贡献。
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来看，社会和谐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追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对西方现代化困局的破解和超越。但是，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尤其是我国目前发展正处在矛盾凸显期：经济发展与资源短缺、环境恶化和生态失衡等矛盾突出；伴随利益分化和利益主体多元化而出现的利益矛盾和利益纠纷普遍化；人民内部矛盾出现新的特点，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推进和谐社会建设，要从社会主义这个本质属性出发，充分认识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整体和谐的历史要求、时代意义和社会基础，摒弃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思维，以系统辩证法为核心重构社会改革发展的哲学基础，以“和为贵”、“和而不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东方大智慧，统筹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复杂关系；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确保社会可持续发展；妥善处理新时期存在的各种社会矛盾，尤其是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努力探索各种化解利益冲突和解决社会矛盾冲突的和谐机制；走出一条经济发达、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和谐、人民富裕、生态良好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新路子。
从人类社会发展角度来看，近代以来，伴随着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进程的发展，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代表的现代文明在有力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无数的社会问题和危机：尤其是它造成了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自然生态破坏、生物多样性减少等尖锐问题，使得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面临着严峻考验；它还造成了整个社会伦理道德沦丧、人际关系物化、人性异化，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尖锐化；此外，它还导致了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冲突日益复杂化和多样化。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既与西方社会制度的性质有内在的联系，也与西方的主—客、心—物、自我—他人两分的思维模式有内在的联系，是受传统矛盾辩证法思维局限的结果。以系统辩证法为核心的和谐哲学将有力化解现代工业文明的困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缓解日趋恶化的生态环境；通过“和而不同”、“平等”、诚信、互利等价值观化解世界各种冲突和危机、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消解不断升级的国际冲突等世界性难题，从而引领人类文明走向和谐世界新境界。
从革命思维到建设思维：和谐哲学的时代视角
从矛盾辩证法必然引伸出不断革命的哲学逻辑。在矛盾辩证法看来，矛盾双方的统一、同一是相对的、暂时的、易逝的，而斗争是绝对的、普遍的、常态的，为了达到对立面的转化，对保守方面的否定而达到质的飞跃是不可避免的，因而，新旧所有制的交替是不可避免的，阶级对抗和革命暴力是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的对立是不可避免的。系统辩证法则认为，世界是多样性统一的物质世界，人类社会和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物质世界是一个由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整体，强调对立双方的共生共存，侧重于对世界的整体性、动态性把握。如果说矛盾辩证法是革命性的哲学，那么系统辩证法则是建设性的哲学。
不可否认，在阶级斗争或敌我矛盾占据社会主要矛盾背景下，我们以革命思维为指导取得了社会主义政权，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但是，在取得社会主义政权后、在建设社会主义时代背景下，面对建设和发展的和平环境，如果还继续依据这种理论思维治党治国显然就有其局限性了。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过教训的，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前，我们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两个根本性问题进行了努力探索和回答，但由于受革命思维的制约，经历了很多挫折和弯路。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建国三十年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曲折实践进行全面反思，突破了革命思维的桎梏，以建设思维为指导，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和道路；使我们党从原来主要领导无产阶级斗争，为夺取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长期执政，带领人民搞建设谋发展的党。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审时度势，高瞻远瞩，根据时代特点，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要战略思想和发展目标，这是党在新时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进一步思考和创新，既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也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就需要以系统辩证法的建设思维为指导，团结和动员一切有利于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建设的力量和因素，形成最广泛的促进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建设的国际国内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和谐社会过程中，既要看到社会的内在矛盾以及矛盾各方的差异性、竞争性，又要看到社会各种矛盾的非对抗性及矛盾各方的依存性，促使各种矛盾在和谐社会的系统整体中得到合目的的转化和解决；既要代表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又要代表全民族不同阶层的利益，促使不同利益群体在公平正义的制度框架内达到利益协调和平衡；既要立足本国利益，提升民族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又要以大国心态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推进多极化趋势，维护世界和平发展。为了实现这个伟大历史使命，要吸纳和激活一切有利于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建设的文化资源和精神价值，形成最广泛的促进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建设的共同理想和思想共识。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又要承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经济、多种价值、多种思想共存的现实，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与各种思想对话、比较中发挥引领作用；既要立足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弘扬民族精神，又要与时俱进吸纳过去被贬斥为资本主义文化而实际上是体现人类现代化大趋势的先进理念。总理说：“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是整个世界在漫长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总之，从革命思维转向建设思维，就是要适应我国改革开放的新任务和全球化的历史潮流，深刻地变革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从依靠人民的政治激情到依靠常态的社会治理，从依靠行政权威到依靠法律的权威，从依靠经验决策到依靠科学理性决策，从重所有制的变革转为重制度、技术、文化创新，从重改造控制自然到重保护珍惜自然，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革命不易，建设更不易；革命可贵，建设更可贵。要把我国建成一个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强国，就要从思维方式上从重“破”到重“立”，从重“一”到重“多”，以建设性思维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让一切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一切社会潜能充分发挥，让一切思想成果为我所用，创造一个既有统一意识又有个人心情舒畅、充满活力而又安定有序的改革、发展和稳定有机统一的社会生态环境。
从斗争哲学到人本哲学：和谐哲学的价值向度
斗争哲学之所以是“左”的错误的思想根源，在于它片面地强调“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由此机械地把自然矛盾运动与人类社会运动混为一谈，把社会对立面的斗争作为推动历史进步的固定模式和唯一动力，习惯于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个领域寻找对立面，习惯于用斗争乃至对抗的方式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于是，斗争成为目的，运动成为一切，而人成为革命运动和经济发展的手段和工具。在革命和发展的名义下，人的价值、人的需要、人的享受被漠视，从而使社会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对立，使人的政治利益与人的经济、文化利益相对立，使每个人的发展与一切人的发展相对立。
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篇8
和谐哲学的核心是系统辩证法，着眼点是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协调发展，落脚点是人的解放和幸福，因而和谐哲学是一种系统哲学、建设哲学、人本哲学。
从矛盾辩证法到系统辩证法：和谐哲学的理论基石
传统矛盾观是斗争哲学的根基。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认为一分为二是事物的根本特征，“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所以在把它分成两半时，这两个对立面就显露出来了”；和谐产生于对立，“自然也追求对立的东西，它是从对立的东西产生和谐，而不是从相同的东西产生和谐”；斗争是普遍的法则，“正义就是斗争，一切都是通过斗争和必然性而产生”；战争也是普遍的，“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赫拉克利特关于对立面统一的思想达到了那个时代对事物运动变化规律认识的最高峰，因而列宁称他为“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矛盾学说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深化，而赫拉克利特的这些基本观点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一再被强调和发挥。
系统辩证法是对矛盾辩证法的继承和发展，它在近代以来在克服形而上学的哲学变革过程中，在概括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新成果，总结复杂性科学的方法论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系统辩证法并不否定矛盾的存在及其推动事物运动发展的重要作用，但它把矛盾置于系统的普遍联系之中，强调整体大于部分，系统整体的质决定部分的质。任何事物都是多种多样关系的总和，任何事物都互为中介相互联结，把“一分为二”的矛盾观作为普遍方法论观察判断万物之间多维的、全面的、活生生的联系，势必把无限丰富无限生机的世界割裂化、简单化、凝固化。马克思把人类社会看作是一个活的有机体，是一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社会主体与社会客体等矛盾要素互动互生的复杂系统，把社会历史看作是一个由不同动机的人们所创造的合力交互作用过程，体现了系统辩证法的整体性、动态性、过程性原则。系统辩证法对传统矛盾辩证法的超越，就在于它强调矛盾与整个社会机体的结构的不可分割性，强调矛盾与该结构的存在条件和制约因素的不可分割性。传统矛盾论中所谓对立面的统一只是在把整体还原分割为部分的前提下，作为“简化模型”才有意义。可以说，传统矛盾论本质上是形而上学的一种形式，它在不相容的两极对立中思维，尽管在依具体对象的性质而展开的领域中可能是合理的，甚至是必要的，但是它每一次都有一个界限，一旦超过这个界限，它就会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在方法上和实践上会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
以系统辩证法为核心的和谐哲学将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理论指导，为人类化解现代社会困境、建设和谐世界做出贡献。
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来看，社会和谐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追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对西方现代化困局的破解和超越。但是，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尤其是我国目前发展正处在矛盾凸显期：经济发展与资源短缺、环境恶化和生态失衡等矛盾突出；伴随利益分化和利益主体多元化而出现的利益矛盾和利益纠纷普遍化；人民内部矛盾出现新的特点，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推进和谐社会建设，要从社会主义这个本质属性出发，充分认识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整体和谐的历史要求、时代意义和社会基础，摒弃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思维，以系统辩证法为核心重构社会改革发展的哲学基础，以“和为贵”、“和而不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东方大智慧，统筹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复杂关系；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确保社会可持续发展；妥善处理新时期存在的各种社会矛盾，尤其是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努力探索各种化解利益冲突和解决社会矛盾冲突的和谐机制；走出一条经济发达、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和谐、人民富裕、生态良好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新路子。
从人类社会发展角度来看，近代以来，伴随着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进程的发展，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代表的现代文明在有力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无数的社会问题和危机：尤其是它造成了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自然生态破坏、生物多样性减少等尖锐问题，使得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面临着严峻考验；它还造成了整个社会伦理道德沦丧、人际关系物化、人性异化，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尖锐化；此外，它还导致了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冲突日益复杂化和多样化。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既与西方社会制度的性质有内在的联系，也与西方的主—客、心—物、自我—他人两分的思维模式有内在的联系，是受传统矛盾辩证法思维局限的结果。以系统辩证法为核心的和谐哲学将有力化解现代工业文明的困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缓解日趋恶化的生态环境；通过“和而不同”、“平等”、诚信、互利等价值观化解世界各种冲突和危机、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消解不断升级的国际冲突等世界性难题，从而引领人类文明走向和谐世界新境界。
从革命思维到建设思维：和谐哲学的时代视角
从矛盾辩证法必然引伸出不断革命的哲学逻辑。在矛盾辩证法看来，矛盾双方的统一、同一是相对的、暂时的、易逝的，而斗争是绝对的、普遍的、常态的，为了达到对立面的转化，对保守方面的否定而达到质的飞跃是不可避免的，因而，新旧所有制的交替是不可避免的，阶级对抗和革命暴力是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的对立是不可避免的。系统辩证法则认为，世界是多样性统一的物质世界，人类社会和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物质世界是一个由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整体，强调对立双方的共生共存，侧重于对世界的整体性、动态性把握。如果说矛盾辩证法是革命性的哲学，那么系统辩证法则是建设性的哲学。
不可否认，在阶级斗争或敌我矛盾占据社会主要矛盾背景下，我们以革命思维为指导取得了社会主义政权，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但是，在取得社会主义政权后、在建设社会主义时代背景下，面对建设和发展的和平环境，如果还继续依据这种理论思维治党治国显然就有其局限性了。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过教训的，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前，我们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两个根本性问题进行了努力探索和回答，但由于受革命思维的制约，经历了很多挫折和弯路。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建国三十年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曲折实践进行全面反思，突破了革命思维的桎梏，以建设思维为指导，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和道路；使我们党从原来主要领导无产阶级斗争，为夺取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长期执政，带领人民搞建设谋发展的党。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审时度势，高瞻远瞩，根据时代特点，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要战略思想和发展目标，这是党在新时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进一步思考和创新，既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也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就需要以系统辩证法的建设思维为指导，团结和动员一切有利于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建设的力量和因素，形成最广泛的促进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建设的国际国内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和谐社会过程中，既要看到社会的内在矛盾以及矛盾各方的差异性、竞争性，又要看到社会各种矛盾的非对抗性及矛盾各方的依存性，促使各种矛盾在和谐社会的系统整体中得到合目的的转化和解决；既要代表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又要代表全民族不同阶层的利益，促使不同利益群体在公平正义的制度框架内达到利益协调和平衡；既要立足本国利益，提升民族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又要以大国心态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推进多极化趋势，维护世界和平发展。为了实现这个伟大历史使命，要吸纳和激活一切有利于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建设的文化资源和精神价值，形成最广泛的促进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建设的共同理想和思想共识。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又要承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经济、多种价值、多种思想共存的现实，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与各种思想对话、比较中发挥引领作用；既要立足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弘扬民族精神，又要与时俱进吸纳过去被贬斥为资本主义文化而实际上是体现人类现代化大趋势的先进理念。总理说：“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是整个世界在漫长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总之，从革命思维转向建设思维，就是要适应我国改革开放的新任务和全球化的历史潮流，深刻地变革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从依靠人民的政治激情到依靠常态的社会治理，从依靠行政权威到依靠法律的权威，从依靠经验决策到依靠科学理性决策，从重所有制的变革转为重制度、技术、文化创新，从重改造控制自然到重保护珍惜自然，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革命不易，建设更不易；革命可贵，建设更可贵。要把我国建成一个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强国，就要从思维方式上从重“破”到重“立”，从重“一”到重“多”，以建设性思维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让一切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一切社会潜能充分发挥，让一切思想成果为我所用，创造一个既有统一意识又有个人心情舒畅、充满活力而又安定有序的改革、发展和稳定有机统一的社会生态环境。
从斗争哲学到人本哲学：和谐哲学的价值向度
斗争哲学之所以是“左”的错误的思想根源，在于它片面地强调“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由此机械地把自然矛盾运动与人类社会运动混为一谈，把社会对立面的斗争作为推动历史进步的固定模式和唯一动力，习惯于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个领域寻找对立面，习惯于用斗争乃至对抗的方式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于是，斗争成为目的，运动成为一切，而人成为革命运动和经济发展的手段和工具。在革命和发展的名义下，人的价值、人的需要、人的享受被漠视，从而使社会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对立，使人的政治利益与人的经济、文化利益相对立，使每个人的发展与一切人的发展相对立。
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篇9
关键词：自然辩证法；税务公共事务管理；应用探讨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受到重视，在时展需求下，需要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相结合，在税务部门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中积极应用这一哲学理论做出更科学的研究，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辩证法应用于公共事务管理。
一、自然辩证法概述
自然辨证法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的交叉，在不同的学科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处于相对独立的位置，自然辨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重要分支，反映出自然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的额重要规律，也间接体现出人类认识的重要过程，人类在认识自然的过程中必定会对自然造成影响，进而改造自然，逐渐这一理论逐渐发展成为重要的科学理论体系，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成为联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多种科学之间的重要纽带[1]。自然辨证法的研究重点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最终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来深刻认识客观的自然。自然辨证法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三部分，即人类的认识、人类的实践活动、认识自然过程中的科学技术。自然界具有不断演化的规律，也称为自然界的辩证法，同时科学技术也具有不断发展的规律，将其称为科学技术发展的辩证法，将研究科学技术的方法称为自然界研究的辩证法。自然辨证法的学科内容主要包含三方面，即辨证唯物主义自然观、辨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技术观、辨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技术方法论。
二、税务部门公共事务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公共事务是在国家发展过程中与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相关的重要社会，例如公共物品的生产和公共服务的设立等，具有显著的公共性。机关公共事务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如下。
1.治理理念滞后
现阶段在治理过程中仍然存在理念落后的问题，税务部门公共事务管理认识存在误区，对社会责任了解不够深刻，缺乏对社会责任和公共事务管理的统一认识，导致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不高。对一些企业而言，在公共关系的协调方面还不够完善健全，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针对治理理念之后的问题，主要原因是税务部门忽视了对自身和企业的深刻认识，无法认识到公众利益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仍然采用传统治理中的二元对立治理模式，导致社会责任中的经济目标较为独立[2]。
2.公共事务治理的政府垄断
公共事务治理中面临着政府垄断的问题，在现代政治活动中，政府是重要的政治行为者。政府管理将重点放在经济社会的主导方面，成为管理活动中权利的主要来源，在政府治理过程中强调权利来源的多样性，但是对实际的规范和管理造成了垄断。政府管理过程中采用自上而下的方法，扮演着全能型选手，承揽一切经济社会服务，政府更多地发挥宏观的规范和调控作用，不同的税务部门主体合作之间并未实现有效管理，政府在管控的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自身主观意愿，习惯对社会服务进行命令和控制。3.部门不完善在税务部门公共事务管理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公共事务治理也逐渐表现出多元化的特点，正是因为这一点，传统的公共事务治理机构无法与时代接轨，部门不完善的问题逐渐突出，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税务部门公共服务计划的进一步推进。
三、自然辩证法应用于公共事务管理
1.以科学性为核心
自然辩证法应用于税务部门公共事务管理中，需要进一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在管理的过程中，以自然辨证法的科学性为核心，对公共事务进行处理。以科学性为核心的重点是要认识到时展的特点，积极推进政府的治理变革，不断解放思想，促进治理观念的转变。公共事务管理需要结合实际发展，政府也不能单单依靠仅有的管理经验和固有的模式，必须认识到国家和政府的治理都是在多元主体协作下完成的。传统政府控制和管理的观念必须让位于当今社会的规范、调控和服务，管理的观念也必须转变为治理观念。在推进政府治理变革的过程中，首先健全宏观调控体系，正确认识政府的职能，并合法履行职责，在不断优化内部组织结构的同时，提高管理水平。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充分结合自然辨证法的科学性，政府、社会和公民之间进行良性合作和互动，形成新的伙伴关系，政府应放下身段，尊重合作伙伴，平等对待管理对象，在管理的过程中增强信息，信任社会。
2.以内在关系说和过程哲学，来促进公共事务管理
自然辨证法将自然界、人类和社会历史统一起来，将三者视为自然历史的过程，利用唯物主义主页原则将它们看作是统一的物质世界进行考察，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同时也将人与社会包含到自然的概念之中，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出发，加入主体性因素，突出“人化自然”的思想。在税务部门公共事务管理的过程中，结合自然辨证法的内在关系说，建立完善的适合公共参与的制度框架。在这一方面，在推进政府治理变革的同时，保证社会组织、市场主体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让更多的社会力量通过有力的制度渠道参与税务部门公共管理。推进政府治理变革的过程中，坚持民主和法治，为社会的治理和发展提供社会性的保障，深刻认识到民主和法治的重要性，没有民主的法治，会不断向集权和专制发展，没有法治的民主，最终会步入混乱和无序的局面。只有坚持民主和法治，才能有效地发挥机关税务部门公共管理部门的作用，规范社会秩序，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从税务部门的性质上讲，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虽然是相对独立的行政执法主体，工作职责和征管范围有所不同，但都是政府引导下的重要经济职能部门，在统一的税收法律的约束下，面对不同的纳税人。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必须在整合行政资源的过程中，加强协调配合，提高征管质量和征管效率。同时认清两者之间的关系，结合过程哲学理论，可以建立联席会议制度，便于及时交流沟通，共同解决工作中的问题，建立完善的信息交换制度，从内在关系上实现统一。同时加强日管工作的合作，提高对纳税人的服务质量。利用自然辨证法的内在关系说和过程哲学，促进公共事务管理，需要借鉴现代文明的优秀成果，结合自身发展实际，在政府治理的经验中学习到适合国情的发展方式，结合本土经验，在不断实践的过程中创造出治理变革的路子[3]。
3.加强公共事务管理的合理性和前沿性
为了加强税务部门公共事务管理的合理性和前沿性，必须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充分应用自然辨证法学说，将管理的主体和客体统一起来，实现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历史与实践的统一、唯物与经验的统一，最终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在税务部门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中，进一步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将政府的治理变革作为改革开放事业的重大战略构想。在发展经济、推进民主和改善民主的过程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丰富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同时清醒地认识到，机关单位税务部门公共管理过程中转型任重而道远，在管理的过程中必定会面临更多的困难，重点是要避免一些错误的观念和管理方式。第一，打破政府治理的垄断，将治理社会、治理市场和治理群众转变为政府治理，为社会和群众服务。第二，制定科学的税务部门公共管理目标，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同时，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稳定也是实现治理转型的重要条件。只有清醒地认识到管理过程中的挑战和困难，坚持实事求是，结合国内公共事务管理的发展状况，积极探索新的管理方法，将公共事务管理深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去，实现民族复兴。
四、结束语
税务部门公共事务管理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是现代社会管理中的宏大命题，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自然辨证理论，自然辨证理论崇尚人与自然的统一，借助这一理论实现群众、政府和社会关系的统一，以科学性为原则，加强公共事务管理的合理性和前沿性，提高公共事务管理水平。
作者:沈玉鑫单位:沈阳师范大学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薛勇民，路强.《自然辩证法》中的生态整体主义意蕴[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版），2014，15（5）：84.
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篇10
[关键词]埃尔斯特;马克思;辩证演绎;功能解释;历史目的论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15）02―0005―04
在《理解马克思》一书中，乔恩・埃尔斯特致力于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方法论个人主义的重释与重建，以期为马克思的理论构建微观的基础。他这样做是缘于对方法论集体主义解释框架的不满，“方法论集体主义认为在解释的次序中超个人的实体优先于个人，解释首先从这些大的实体的发展和自律的规律开始，个人行动的解释则源于这种集合的实体。”〔1〕6他认为方法论的集体主义原则与黑格尔启示的辩证演绎和功能解释的方法密切相关，马克思在阐释社会历史理论时就运用了辩证演绎和功能解释的方法，这致使马克思的历史观带有历史目的论的倾向。事实果真如此吗？笔者觉得有必要对埃尔斯特的这一诘难予以回应，这对于澄清马克思分析社会历史的方法，澄清马克思所持的历史观，尤其是避免唯物史观被不当误解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辩证演绎的方法：目的论诘难的第一个角度及其分析
埃尔斯特对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目的论诘难的第一个理由是他认为马克思运用了源于黑格尔的辩证演绎方法。他认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一种世俗的神学目的论体系，它借助于辩证演绎的方法，完成了绝对精神从外化到复归的“概念自决”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的行动不过是实现“理性狡计”的工具，历史发展的背后存在着一个目的。埃尔斯特认为马克思在某种程度上延用了黑格尔辩证演绎的方法，而这种方法的背后就预设了历史有一个目的的观点，因此在他看来“马克思对于历史有一种相当一贯的目的论态度”，这种目的论态度“偶尔出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受到强烈拒斥之后，又出现在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著作中。”〔1〕109
首先，就《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否运用了辩证演绎的方法以及是否存在由此而产生的目的论倾向予以分析。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进行了批判，“整整一部《哲学全书》不过是哲学精神的展开的本质，是哲学精神的自我对象化，......因此，全部外化的历史和外化的全部消除，不过是抽象的、绝对的思维的生产史，即逻辑的思辨的思维的生产史。”〔2〕98-99在这里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辩证演绎方法的抽象性、思辨性及其唯心实质，但与此同时他接受了辩证法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在对黑格尔“异化”和“劳动”概念改造的基础上，提出了“异化劳动”以及这种异化扬弃的辩证法，赋予了辩证法以唯物的内容。但在如何克服和扬弃“异化劳动”的问题上，此时的马克思更多的是围绕“类本质”、“人性”和“人的本质”来讲的，他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2〕81从中可以看到在唯物史观发现之前，马克思对共产主义和异化劳动扬弃的探讨并不是建立在实证和经验科学的基础之上，而更多的是表达了一个具有人本主义倾向的道德的“应然”，在他人性的异化和复归的推演中依然存在着黑格式的辩证演绎的影子，在这种推演中历史的发展暗藏着一个“人性回归”的必然目的，对此埃尔斯特评价道：“马克思最明确的目的论陈述存在一个假定的前提，即类利益是不可抗拒的。对马克思来说人性就是黑格尔所说的精神或理性――这个超个人的实体的全面发展才是历史发展的目的，即使它不具有一个能实现这一目标的有目的的活动者的性质。”〔1〕116尽管埃尔斯特将浸润着人本主义的人性与唯心主义的精神或理性等量齐观有失偏颇，但他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辩证演绎叙述方式中隐含的目的论观点的揭示和判断无疑是有道理的。确实，此时的马克思虽然对黑格尔辩证演绎方法的唯心色彩和抽象思辨进行了批判，但还远未将暗含其中的历史目的论从辩证法中剔除出去，事实上，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才自觉地从目的论的角度对黑格尔辩证演绎的方法进行了彻底地批判。
此外，埃尔斯特还认为马克思在写《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时重读了黑格尔的著作，这对马克思写作《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的部分章节有着明显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的影响是：马克思“相信经济学范畴彼此可以以一种使人联想起黑格尔在本体论中所运用过的方式相演绎。”〔1〕38埃尔斯特对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进行的从商品-货币-资本-资本积累的概念推演大惑不解，在他看来马克思这里再次借助了黑格尔的辩证演绎才推演出“《资本论》的逻辑”。他认为马克思的这种概念变戏法“不是对过程原因的解释，只是对各个相继阶段的一种想象地再述，”〔1〕38这样一种脱离人的行动的概念推演将历史演变为无主体的目的进程。因此，他认为马克思在19世纪50至60年代的著作中依然保留了历史目的论的观点。首先，上述概念的推演在马克思那里并非像埃尔斯特所理解的那样是“概念的自决”，马克思早在《哲学的贫困》中就对蒲鲁东颠倒经济范畴和现实的经济关系，并把现实关系看作是一些原理和范畴的化身的做法进行了批判，他深刻地指出了这种方法的唯心实质和形而上学性，他说：“把这个方法运用到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上面，就会得出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换句话说，就会把人所共知的经济范畴翻译成人们不大知道的语言，这种语言使人觉得这些范畴似乎是刚从纯理性的头脑中产生的，好像这些范畴仅仅由于辩证运动的作用才互相产生、互相联系、互相交织。”〔3〕141马克思后来在对“拜物教”的批判中也指出：“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我把这叫做拜物教。”〔4〕89-90可见这些经济范畴和概念所表现出来的物的属性和它们之间内在逻辑关联是以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关系为基础的，是人们现实的社会生产使它们获得了相应的经济性质和关系。因此，埃尔斯特显然把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简单化了，马克思并不是对经济范畴进行孤立的、抽象的推演，他采用的并不是埃尔斯特所言的黑格尔辩证演绎的方法。其实，关于这一方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已经言明，这种方法就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马克思认为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历史的方法，即从具体到抽象，这种方法是从历史事实中抽象和概括出概念。一种是逻辑的方法，即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这一方法从抽象概念的内在结构和关联出发，对混沌的历史表象加以整合形成思维上的、具体的整体，因此“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绝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5〕19在马克思看来，历史的方法只是对表面事实的一种概括，逻辑的方法才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只有后者才可以透过历史的各种偶然性，从中展示出历史的内在规律来。因此，在马克思看来重要的不是在形式上将经济学范畴与历史的顺序一一对应，而是强调经济范畴之间逻辑结构和关系在解释时的优先性，只有这样才能做到逻辑与历史规律的统一。可见埃尔斯特并未真正把握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这种方法，正是基于误解，他将辩证演绎的方法强加给此时的马克思，并因此错误的认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彻底批判过的历史目的论又再次出现在马克思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著作中。
二、功能解释的方法：目的论诘难的第二个角度及其分析
G・a・科恩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中认为马克思在阐释历史唯物主义时使用了功能解释的方法，埃尔斯特在《理解马克思》中也认为马克思使用了科恩所说的这种方法，但与科恩对这种方法的辩护不同，埃尔斯特不仅怀疑和批评这种方法在社会学研究中的科学性，而且还借此批评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他认为马克思历史目的论的观点与使用这种功能解释的模式密切相关。对于功能解释，埃尔斯特给出的定义是：“功能解释是援引行为的实际后果以说明行为本身。”〔1〕27埃尔斯特认为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生产力发展理论、政治上层建筑和观念上层建筑的理论中都可以找到使用功能解释的例证，而正是这种使用致使其理论不同程度的与历史目的论相关联。这是他对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目的论诘难的第二个角度。
在谈到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时候，埃尔斯特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哲学预设了共产主义社会到来这一目标，马克思对于行为方式和历史事件的解释则是根据它们对于这一目标的贡献来进行的。他说：“和黑格尔一样，马克思把异化视为人类能力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而且和他一样根据这种必然性在目的论上对它进行了解释。就像‘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一样，共产主义提供了理解资本主义的钥匙（而且，资本主义提供了理解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钥匙）。这种目的论态度与功能解释的倾向密切相关。”〔1〕54首先，唯物史观创立之后，共产主义已不再是一个理论的预设，而是一种现实运动的趋势。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曾做出过明确的解答，“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3〕87其次，通过历史回溯的方式对前一历史事件对于后边历史发展的意义的探讨是不是在对这一事件在做一种功能解释还值得商榷。科恩将回答“是什么――问题”的陈述称为“功能陈述”，将回答“为什么――问题”的陈述称为“功能解释”，他说：“虽然我们坚持认为存在功能解释，但我们没有断言每一个真实的功能陈述都正确地回答了一个为什么――问题，更没有断言功能陈述因为它们的含义而成为解释性的。”〔6〕292这句话说明不能仅仅因为某一陈述谈到了意义或功能就一定是回答“为什么――问题”的功能解释。马克思通过历史回溯的方式只是对前一历史事件或阶段对于历史发展的意义是什么进行了功能的陈述，而不是对这一历史事件或阶段为什么会出现，或者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种解释。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曾明确地对这种目的论的误解做出过回应与解释，他不无担忧地说：“事情被思辨地扭曲成这样：好像后期的历史是前期历史的目的……于是历史便是具有了自己特殊的目的并成为某个与‘其他人物’（像‘自我意识’、‘批判’、‘唯一者’等等）‘并列的人物’。其实，前期历史的‘使命’、目的’、‘萌芽’、‘观念’等词所表示的东西，终究不过是从后期历史中得出的抽象，不过是从前期历史对后期历史发生的积极影响中得出的抽象。”〔3〕88可见，马克思只是对前期历史进行了功能的陈述，在这种陈述中后期历史也并不是前期历史目的论意义上所讲的目的。因此，埃尔斯特在未严格的区别功能陈述和功能解释的前提下，就武断的把功能解释强加给马克思，并指责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是目的论显然既不严谨又无道理。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核心的理论问题，科恩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功能解释，并把功能解释看作是历史唯物主义不可缺少的思想方法。埃尔斯特对此不持异议，但与科恩不同的是他对马克思的这种方法予以了批判。在他看来如果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在对于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功能的意义上得到解释的话，那么任何历史事件就存在一个“为了……”的目的，这无异于暗合了历史目的论的传统即“全部历史事件既可以在因果上同时也可以在目的论上得到解释。”〔1〕115这里埃尔斯特的论证逻辑显然是（1）马克思使用了科恩所说的功能解释。（2）功能解释内在的蕴含目的论的解释链条。（3）马克思的解释是目的论的。我们想问的是马克思使用了科恩所说的功能解释这个前提是否是真实可信的？如果不是，其结论恐难成立。为此需要重新审视对历史唯物主义核心问题的功能解释。科恩认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在对于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促进或巩固的意义上被解释的，也就是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于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功能解释了它们的存在及其特性，这就是科恩对马克思表述所给出的功能解释，即“被解释的现象的特征，是由它对解释它的现象的作用所决定的”。〔6〕317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把被解释现象对于解释现象的影响同被解释现象在解释次序中第二的地位统一起来。那么按照科恩的理解，解释项的第一性体现在哪里呢？答案只能是：解释项的第一性体现在它说明被解释项是否在功能上与自己相适应上。具体而言就是说，生产力是在说明生产关系是否与自己相适应的意义上具有第一性，经济基础是在说明上层建筑是否对自己有巩固作用的意义上具有第一性。因此，在科恩的功能解释中，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对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是在功能的意义上讲的，关于这一点埃尔斯特的判断无疑是准确的，他认为在科恩的解释中“生产力的第一性必须是解释的而不是因果的，而这种解释事实上只能是功能性的解释。”〔1〕30事实上，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第一性”问题的功能解释是存在问题的，它未能从因果上解释“第一性”，因此功能解释弱化了“第一性”决定性的意义，而且“功能解释”具有不彻底性，即它不能进一步解释为什么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具有巩固或促进相对应的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问题。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历史唯物主义做了经典的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5〕32马克思在这里使用了“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词语来描述生产关系，实质是在强调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即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决定了生产关系的性质和可能性形式，因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存在内在的因果关系，也正因为存在这层直接的因果关系，才使得后者对前者具有促进或巩固的功能。而功能解释并未揭示这种深层的因果关系，也正因此“功能解释”在解释上具有不彻底性。在功能解释中，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不存在“一定的、必然的”的因果关系，前者对后者功能性的适应只是一种偶合，这势必在弱化“第一性”的决定作用的同时，也未能就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及它们为什么具有如此这般的功能做出彻底的解释。此外，功能解释对唯物史观的解释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功能解释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解释只是围绕它们与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关系来探讨的。而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生产力和经济因素作为决定因素是在最终的或根本的的意义上讲的，不能把它们理解成唯一的决定因素，否则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就变成了刻板的、机械的关系，历史也必将被理解为机械的决定论，或者被理解排斥人实践能动性的历史目的论。马克思曾担心人们会曲解他的表述，恩格斯在晚年致布洛赫的信中也一再提醒：“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7〕695-696可见功能解释只是在“归根到底”的层面探讨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而在现实的社会运动中，经济因素并不是直接的决定着一切社会现象，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需要通过一定的中介和环节才能实现，而且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也并非是消极被动的，它们的相对独立性和能动性也会影响着社会历史的具体进程。社会历史的现实运动不仅仅只是经济因素决定的，它是多种历史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而且社会历史的发展变革最终需要通过有目的、有意识的历史主体的实践活动才能实现，社会历史绝不是无主体的历史进程。因此，作为“归根到底”的决定因素也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作为历史活动主体的人也并不是历史的傀儡或者“理性狡计的工具”，如果仅仅只囿于从功能性适应的角度来探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的话，反而容易走向机械的历史决定论和历史目的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埃尔斯特论证逻辑的第一个前提是不成立的，功能解释不足以全面准确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不能把这种方法强加给马克思，因此，基于这种不能成立的论证所得出的马克思持有目的论的观点同样是不能成立的。
三、结语
综上所述，马克思早期的社会历史理论带有人本主义的倾向，尽管此时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演绎方法的唯心色彩及其抽象性和思辨性予以了批判，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未彻底摆脱黑格尔辩证演绎方法的影响，其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带有隐性的目的论色彩，就此而言埃尔斯特的提法不无道理。但在历史唯物主义提出之后，马克思已自觉地从历史目论的角度对黑格尔的辩证演绎方法予以了彻底的批判，并将目的论彻底地从辩证法中剔除了出去，此时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与黑格尔唯心的辩证演绎方法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区别，而埃尔斯特罔顾这一事实，仍然认为马克思19世纪50至60年代的社会历史理论采用了辩证演绎的方法并带有目的论的色彩，这种观点是不能令人信服和接受的。其次，继科恩之后，埃尔斯特将功能解释说成是历史唯物主义固有的一种解释方式，而经由分析可见，这种方法是强加给马克思的，它不足以准确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而且带有一定的理论局限，因此，立足于这种方法对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目的论诘难同样是不能成立的。
〔参考文献〕
〔1〕Jonelster.makingSenseofmarx〔m〕.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5.
〔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G・a・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收稿日期]2015―0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