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传承的困境篇1
【关键词】西北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困境对策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西部项目《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建设与研究——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例》（2012.01…2015.06课题批准号：12eD11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2000年7月，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在兰州参加“第六届人类学、社会学高级研讨班”时提出：“在西部大开发的事业中，我们不应当忘记对人文遗产的保护，尤其是对民俗文化内涵丰富但又极其容易遗失的传统音乐作品的保护、传承、发展和利用。”①这一见解充分指出西北地区传统音乐作品的重要价值及其保护的难度。
西北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
据统计，2010年西北地区（含陕、甘、宁、青、新）有28项传统音乐进入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扩展项目名录，其中包括甘肃、青海一带的“花儿会”、满族民歌、兰州鼓子、陕西信天游、西安鼓乐、眉户、陇剧、敦煌曲子戏等。政府不仅通过行政手段为民间音乐创造适宜的生存环境，而且也通过资金扶持，实现民间音乐的自我造血。除此之外，不少专家和学者也积极加入到了传统音乐的保护与传承的队伍中来，一方面组建起众多民俗学会、民间音乐学会、民歌协会、传统曲艺协会等，进行传统音乐作品的研究、保护与传承活动。
当前西北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问题
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十分系统而复杂的工程，结合西北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其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西北地区传统音乐在传承方面呈现出后继乏人的现象。一方面包括眉户、陇剧、敦煌曲子戏、满族民歌在内的传统音乐样式，都是通过方言进行演唱的，对演唱者的方言习惯、嗓音条件、演唱技巧有着较高的要求；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很多年轻人不愿学或者根本学不会传统音乐艺术。
其次，当前西北地区在传统音乐保护与传承方面还存在一定的“轻保护、重开发”思想，甚至出现把音乐非遗项目作为“摇钱树”的现象，比如为了增强传统音乐的视听效果，吸引观众的注意，很多传统音乐表演从演出服饰到舞蹈、配乐，甚至是词曲内容都进行了“现代化、时尚化、流行化”的“包装”，流失了其应有的文化观念、思想内涵与情感意蕴。
再次，由于生存环境的改变，很多传统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只能被各种唱片、电影等现代技术记录下来，成为“博物馆里的艺术”。甚至在很多情况下，一些音乐作品连最基本的纸质版的曲式旋律、歌词内容都没有，比如陇东丧俗仪式中的鼓吹乐等。
最后，从整体上来看，西北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存在严重滞后的现象，即当特定的音乐艺术濒临消亡的时候，才会引起政府部门和保护组织的关注，从而采取紧急的措施。
西北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保护措施
针对当前西北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可以采取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加大保护力度：
第一，政府部门要加大对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投入，一方面为民间老艺人提供传统音乐表演的舞台，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另一方面大力鼓励年轻人积极投入到传统音乐的学习与传承中来。
第二，诸多专家、学者要对传统音乐进行深入研究，挖掘其蕴含的民俗文化价值，同时还可通过电子媒介、纸质文本的方式，对传统音乐的歌词内容与曲式旋律进行记录和保存，从而为后世的传统音乐研究、欣赏、学习活动提供充足的资料。
第三，我们在注重实现传统音乐经济价值的过程中，更要明确“继承与创新”、“保护与开发”、“原生态文化与次生态文化”以及“旅游经济与文化保护”之间的关系，谨防过度“开发”导致“遗产”变色变味现象的出现，尤其要避免低俗的、劣质的传统音乐作品的出现。
第四，当前社会中的诸多音乐院校作为音乐专业高等人才的培养地，有能力而且也有责任承担起西北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传承与创新工作。
第五，广播、电视媒体也应当加大对西北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力度，通过经典的音乐作品调动观众欣赏、了解、学习，甚至深入研究传统音乐等。
西北地区特殊的历史、地理与人文环境成就了诸多演唱技巧独特、风格鲜明、文化内涵深厚的传统音乐艺术。在新的时代环境下，我们既要提升对传统音乐重要性的认识，更加要采取合适的手段和发展理念，加大保护与传承的力度，由此实现西北传统音乐文化丰富多彩与兴旺发达的局面。
注释：
①费孝通接受本报独家专访[n].兰州晨报，2001-08-01（1）.
参考文献：
[1]王文澜.论我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保护与发展[J].兰州大学学报，2005（3），142-146.
[2]赵毅.论西北“花儿”的现状与未来[J].歌海，2011（1），31-33.
[3]李彦荣.西部传统音乐的保护及其历史意义[J].中国音乐，2010（2），38-39.
[4]王晓平.西北地区传统音乐的文化生态及发展趋势[J].甘肃社会科学，2006（5），57-60.
非遗传承的困境篇2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103（2017）03-0020-03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们在长期生活中形成的无形传统民间文化遗产，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岁月传承，具有广泛民众基础的地域性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丰富和繁荣，是国家、民族和世界的宝贵财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本目地，是保护地域和民族的独特人文环境、文化传承和自有的生活氛围。
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极其丰富，相较于有形的物质类文化遗产，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延续上更容易受到破坏甚至消亡。目前，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状态非常严峻，迫切需要行之有效的保护方式，这对优秀民族文化的传承，意义深远。
位于河北省中部的廊坊市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城市，但是它坐落在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燕赵大地上，这里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在这片土地上，孕育出了地域特点鲜明、内容丰富的非物质文化传承，这些散落在廊坊市乡土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民价值理念的延续、文化生活的皈依。大力保护廊坊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凝聚城市文化内涵、提升地区文化品位的重要途径，经济发展与文化支撑，必将成为廊坊地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形成具有独特地域色彩、富有归属感的文化氛围。
廊坊非物质文化遗产共计10种，分别是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杂技与竞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和民俗，种类多样，极具有地域生活色彩。比如秸秆扎刻技艺与本地区主要农作物种植习惯明显相关。
廊坊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建立有专门的廊坊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进行长期的普查、申报工作，制定了本地区的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对传承人的专项保护，效果是非常明显的。目前已经有部级项目22项、省级76项；部级传承人7名、省级传承人47名；还有部级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省级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省级民族传统节日保护示范基地、省级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经常举办本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活动，并在青少年群体间进行普及性宣传活动，比如“廊坊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活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一、廊坊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问题
1.廊坊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环境比较艰难
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想长期传承下去，具备有自我更新的创造能力，最好的状态莫过于该文化传承在现今社会仍然有良好的生存环境，能成为人民群众生活有机的组成部分。但是，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的生存环境比较艰难，情况较好的是传统技艺类文化遗产，比如衡水老白干传统酿造技艺和安新芦苇画。这些技艺在今天也具有市场价值，不但没有退出群众的日常生活，还有日益更新、自我发展的趋势。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用性较强，继续生存发展下去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
需要注意的是，某些与原有时代背景联系较紧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如源自民间或者民间节庆祭拜活动的传统音乐、舞蹈类，现在基本的生存状态是局限于某些规模较小的演出活动，适用场景非常有限，即使是想转型为商业演出，由于审美习惯、文化情感的变迁，也很难获得广泛的市场接受。生存环境的无源性，导致此类文化遗产无法自然延续，必须进行保护型干预。
2.廊坊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商业化开发需要适度
非物质文化遗产能成功商业化不是件坏事，起码表明具有自身延续的可能。目前的两难之地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必然要寻求其自身的延续和发展之路，开发利用在所难免，如果一味采用封闭式的保护方法，文化遗产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最终也无法延续。
可是商业化同时也会带来负面效果，商业活动追逐利润的本身，会导致为商业利益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破坏性修改，丧失了文化遗产原有的历史承载性和文化特点，也就丧失了保护和传承的价值。后果严重的话，会导致文化遗产的灭失。
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态度非常明确，“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这是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的方针。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商业化开发必须适度，目前关于适度的掌握问题缺乏明确的衡量标准和监督途径，基本上处于放任自主的状态，这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非常不利。
3.廊坊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后继乏力
传承人对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非常重要，但是，鉴于此类文化遗产基本上口传心授的师徒传承模式，没有规范系统的学习方法，学习起来难度非常大，并且无法在短期之内取得效果。年轻人愿意学习并传承此类技艺的非常少，老一辈的传承人又体衰年长，未来传承断代的情况有可能出现。
当然，为改变这种局面，也做了很多针对性的措施，比如被确定为“非遗”后，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宣传，扩大社会知名度，本地各相关部门也努力给传承人提供各种外出交流和宣传机会，吸引有兴趣的年轻人进一步了解和学习。政府也对传承人给予资金支持和帮助，改善该文化遗产的生存状态，来鼓励新生代的加入。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传承人都是以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职业或主要生活来源的，多数传承人在实际生活有其他的工作和负担，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文化和社会的责任感坚持这类活动的，这就导致他们分配在非项目上的时间和精力必然是有限的，就更不要说延续和发展了。
4.廊坊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缺乏有效的传承机制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对传承人的延续，更重要的是其代表的文化因素的再生和发展。任何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曾经长久传承，都是因为能和地域性生存环境相互共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难度，主要在于与其相关的民间信仰、文化传统。所以，越是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越容易保护，越是文化精神内核丰富的文化遗产越是难以保护。可这些，反倒是真正的非物|文化遗产精华。
所以保护此类文化遗产必须把本地区的区域群体的文化认同、传承因素都考虑，让历史遗留给我们的珍贵文化遗产，不仅“形”在，更要“神”在，这样才是具有文化意义的保护。
二、解决廊坊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的法律途径
1.完善地方立法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环境
我国地域辽阔，非物质文化遗产多样性明显，各地区的资源差异较大，这决定了高位阶层的立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规定必须原则性较强，具有普遍适用性，而不会具有明确执行性。这需要各地区在此精神指导下，根据本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特色进行地方立法，尤其是对于本地区生存环境较差，与社会对接有困难的类型，要进行倾斜性保护。这种困境不是该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通过自身发展予以解决的，只能特别扶持和关注。
这方面的地方立法的完善应首重实效性。对于制定的规章制度要进行定期法律实施评价，综合评估该地方立法实施后的具体功效、对文化遗产生存环境的改良程度、社会综合影响和效果对比、社会意见反馈和建议，阶段性修正，通过地方立法的不断调整，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良好社会效果。
2.法律规定与合同约定相结合控制非物质文化遗产适度商业化
并非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适合商业性利用，何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最大意义是保护民族文化传承，相较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意义，其经济意义并非首要的保护对象。
法律规定与合同约定相结合的模式，有利于界定商业化的程度。具体而言，商业性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应以法律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效果，在合同签订时约定第三方评价制度。对于破坏性利用的情况，可终止合同的履行。
3.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实施重点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权利没有明确的法律保障，这导致传承人不可能把整个职业中心放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展上，所以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行重点保护，使其无后顾之忧，可以专注于文化传承和保护。
首先，根据现有的传承人分级制度，兼顾其所传承文化遗产的价值大小、濒危程度等因素进行评选，按照行政许可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做到标准透明、条件明确、评选公开、结果公正。在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序传承的前提下，明确传承人的权利和职责，给予相应的待遇，使之不仅是传承人的道义责任，更是法律明确保障的权利责任，可以以此安身立命。
其次，建立传承人的发展和上升空间，吸引年轻一代的加入。引人类似级别或职称类型的规定，配置相应的薪酬待遇和社会福利。其别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或者作出突出贡献的传承人，可以获得类似政府专家津贴或项目专项补贴。根据传承人对文化宣传和延续方面义务的规定，例如表演宣传、技能传授、对外推广等工作，进行职业评价，给予相应待遇。
4.拓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机制
非遗传承的困境篇3
“这对‘招财蛙’太可爱了，造型独特。”
……
贵州文博会期间，众多游客对牙舟陶器赞不绝口。
牙舟陶源于贵州省平塘县牙舟镇，以其盛产丰富优质的制陶泥土而得名，距今有600多年历史。
上世纪90年代末期，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牙舟陶小作坊式的发展模式已不能适应手工艺品现代化的发展要求，牙舟陶产业一度衰败。2006年，在深圳务工的张禄麒决定回家传承祖业。经过两年多的挖掘，2008年，牙舟陶列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享有中国“十大名陶”之称的牙舟陶又得以发光。
“祖辈传下来的东西不能丢，不管传承之路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下去。况且这条路上不是我一个人在奋斗，政府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机会，就如这次文博会，让我们山沟沟里的精美陶器得以展现在世人面前，让他们知道我们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张禄麒很感激政府提供的非遗展示平台，一家三口在展厅里各司其职，忙得不亦乐乎。
年仅11岁的儿子张狄在柜台边给游客讲解陶器“水鸟”的发声诀窍，开馆第一个早上，他就卖出300多只“水鸟”。“我现在主要是跟爸爸学习制陶技术，会制作一些‘怪兽’、烟灰缸之类的小陶器，长大了就能传承他的手艺。”
“这是龙凤倒须壶、荷叶口苗绣花瓶，这是‘双龙戏珠’、‘喜上梅梢’……”妻子罗龙萍在展柜前介绍牙舟陶器精品，三天就卖出了两万多元的产品。文博会展览结束后，罗龙萍将在非遗馆长驻，以此为基地，为游客“量身定制”牙舟陶艺产品。
张禄麒手捧陶土在拉坯机前小心翼翼地炼制陶泥，准备制作一个“百鸟朝凤”花瓶。“制作一件陶器大体上要经过调制陶泥、拉坯成型、贴花刻线、施釉注彩、装窑煅淬等步骤。”张禄麒说每一道工序少则半年多则一年才能熟练。
“陶泥的干湿度、拉坯的技术、烧窑时火候的把控，这三点很关键，要做到心、眼、手三者合而为一，没有深厚的功夫是做不到的。”游客的提问，张禄麒耐心地逐一解答。
展会中，张禄麒身边总围坐着一群“新学生”，教他们制作脸谱、十二生肖、茶杯等简单器物，看着学生们专注的神情、围观游客的赞叹、闪烁的相机灯光，张禄麒很舒心，他喜欢这样的课堂。“牙舟陶能在本土文博会的非遗展馆中参展，这是我梦寐以求的，通过这个平台，让更多人知晓牙舟陶、喜欢牙舟陶、宣传牙舟陶，同时，我们也能了解大众的需求，进而转变发展思路，这是我参加这次文博会的首要目的。”言及此，张禄麒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忧虑。
展会上的热闹景象反衬着展会下的落寞，牙舟陶的复兴传承之路并非张禄麒起初设想的那么简单，不管是技艺的传承还是产品的发展，牙舟陶艺都面临着极大的困境。
“掌握牙舟陶艺的老一代艺人大多年岁已高，传承人匮乏。牙舟陶产品设计陈旧，很多塑料制品、不锈钢产品等生活用具进入大众家庭，牙舟陶产品的市场开始边缘化。”在张禄麒看来，牙舟陶艺当前的困境也是众多贵州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困境。
非遗传承的困境篇4
【关键词】桑植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一、桑植县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况
桑植地处武陵山脉腹地，湖南省西北部，隶属国际旅游新城――张家界市。全县总面积3474平方公里，拥有28个民族，总人口45万人，其中以土家族、白族、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92.6%。地理区位的相对闭塞、历史的悠久以及多民族文化的相互融合等因素，形成了形成了桑植县独特而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陈俊勉、侯碧云的《守望精神家园：走进桑植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书中，归纳了桑植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共分为了12类：民族语言类、民间文学类、民间美术类、民间舞蹈类、民间音乐类、戏曲类、曲艺类、民间手工技艺类、人生礼俗类、民间信仰类、民间知识类以及游艺、传统体育与竞技类。笔者在对桑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中了解到，截止2014年底，桑植县共有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项，省级5项，市级13项，县级20项。其中，桑植民歌和白族仗鼓舞被列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除这两项外，桑植傩戏，桑植白族仗鼓舞、桑植白族游神、桑植花灯、九节鞭等被列入桑植县重点保护名录。
桑植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桑植人民世代相承，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民族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是桑植千百年来积累和传承的古老文化财富，具有珍贵的现实及历史价值。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这些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遭遇了人们的忽视。近年来，出于对传统文化保护的理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逐渐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和重视。对濒临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抢救性的保护更是迫在眉睫。自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以来，桑植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特别是2006年桑植民歌被列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以来，桑植县政府和部分民间人士，对桑植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表现出了极高的热情。
二、桑植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分析
（一）桑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所取得的成就
政府对桑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有效的推动了非遗的保护。桑植县人民政府在发展文化产业的过程中，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原则，有组织、有次序、分步骤地对桑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普查工作，对非遗的普查有效地推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桑植县人民政府组织专业的技术人员分六个片区对桑植民间信仰、人生礼俗、民间医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摸底工作。建立了比较完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档案，并对全县面临濒危、具有较高价值、影响力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抢救性的保护。对桑植县的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全面的、系统的整理，并强化了各项保护措施，有效的推动桑植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
民族旅游促进了非遗的可持续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们在长期的生活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巨大的精神财富，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逐渐的淡出人们的视野，也丧失了其原本的价值功能。民族文化旅游业的兴起，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文化价值得以重现近年来，随着民族旅游业的兴起，民族旅游在推动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有效的推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在桑植县，旅游资源中最具特色的为白族风情、土家风情、苗族风情等人文旅游资源，这些旅游资源历史文化厚重，带有浓厚的民族气息，传统文化保留的较为完整，这些传统民族文化是一种最能吸引异域游客的资源。桑植县保护非遗的过程中，让非遗项目巧妙的融入到节日庆典中，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统的节日里得到“复活”。通过举办民歌节、三月三文化节、赶庙会等活动，桑植民歌、白族仗鼓舞、白族游神等非遗项目都全面生动地展示在旅客面前，使桑植具有民族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节会活动中得以展示和传承，在促进桑植县经济文化发展的同时也达到了保护“非遗”的目的。
（二）桑植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困境
桑植人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淡薄。民众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直接传承者，如果他们不能有效的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来，就不能达到全社会共同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的。通过我们的实地走访调查，我们了解到目前的桑植地区，民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淡薄，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这种现象更是极为严重，他们对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是特别的了解。在桑植县，由于经济落后等原因，大多数的年轻人迫于生计外出打工，这样一种外出务工的现象并不能够增强他们对本民族非遗保护的意识，他们在外来主流文化的影响下，认为这些都是过时的，不被需要的东西。民众非遗保护意识的淡薄，更是加大了桑植非遗保护工作的困难度。
传承人数量的减少。与物质文化遗产相比，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遗产，它强调的是以人为核心的技艺、经验、精神，其特点是活态流变。它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活”的文化及其传统中最脆弱的部分。因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过程来说，人的传承就显得尤为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掌握并承载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和精湛的技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相传的代表性人物。在桑植县，初步确定的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共有206人，这些传承人中年龄大多在60岁以上，他们大部分生活在农村，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有的传承人的收入甚至只能解决温饱问题，这样的艰苦生活导致了年轻人不愿意从老一辈的手中传承这些古老的文化及技艺，伴随着老年传承人的离世，传承人数量的减少是桑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参差不齐。在桑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大多放在部级及省级非遗的保护上，对于民间其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并没有引起政府及民众的注意，民间手工技艺、民间文学、传统医药等领域的保护力度更是微乎其微。比如对传统医药类的针灸技艺、治包药方、治蛇斑疮等方面的民间医药知识并没有得到注重，导致了一些土偏方的失传。这种在保护力度上的参差不齐的现象导致了很多弱势民间非遗面临失传困境。
文化空间的缺失。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的娱乐活动不再单一化，使得部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无法适应人们的现代化生活。现代的娱乐活动渐渐被电视、电脑、手机等所取代，古老的民谣、戏曲、编制技艺等民间文化及技艺逐渐在人们的生活中失去了活力。同时，生产方式的现代化，使得物质利益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观念，传统的娱乐和技艺不能给人们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为谋生计的人们外出打工，无暇顾及这些传统的文化，更不愿意去学习和传承这些古老的文化和技艺，开始出现对自己本民族文化的忽略甚至背弃。
缺乏相关政策法规支持。随着社会民主法制的发展，运用法律法规手段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各地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法规主要遵循的是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相关法律。虽然中央政府的法规能够给非遗的保护提出指导性的意见，但是，由于各地区非遗保护的情况不同，国家层面的法律并不一定完全适用于当地的非遗保护。各地区应该在国家法律的基础上，根据本地非遗保护情况的不同，制定相应的地方性法规。桑植县出台的《桑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规划》和一些相关的文件，对桑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是，对非遗保护的相关法规的不健全，使得桑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还不能走上一条法制化的道路，导致了非遗保护的“无序无规”。
三、保护桑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建议
充分发挥非遗保护过程中的政府角色。在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过程中，一般都是由政府充当保护的主题，政府的行政支持直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成效。政府可以采取多种措施发挥其行政支持的作用，比如直接组织人员对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整理；开展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来展示和宣传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拥有法律的支持；加大财政的支持力度等。
加大对未申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整理和宣传工作。目前，桑植的非遗保护及宣传工作主要集中在部级、省级和市级的非遗保护项目上，对桑植民歌和白族仗鼓舞的宣传力度较大，而对于县级及以下的保护及宣传力度较小。应该以桑植县文化保护为出发点，进一步加大对未申报的非遗的挖掘及整理工作，并对其进行宣传，选择具有特色的项目，下大工夫申报市级及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增加桑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量。
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队伍的培养。文化的主体是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核心是对传承人的培养。桑植县目前已经注重了对各个乡文化干部的培养，并定期的组织培训，然而并没有注重对传承人的培养。培养文化干部并不等于培养传承人，因此应该注重对传承人队伍的建设，建立专门的机构，进一步培养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事业所需要的各类各级人才。对于某些后继乏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可以建立专门的保障基金，由乡级政府负责培养传承人才。而对于生活环境困难的传承人，应该在生活上给予一定的补助，保障其基本生活，并且制定一套奖励政策，给非遗文化传承人量身定价，也给年轻人一个鼓励，促使他们加入到非遗传承人的行列。
增强青少年的民族认同，使其愿意传承本民族的文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要增强青少年的民族认同感，关键的是要他们认同本民族的文化，让他们切身的感受到本民族文化的价值，成为非遗保护的接班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青少年对本民族的文化的认识缺失严重，他们往往成为主流文化的一个受众，追求时髦的、现代的东西，而忽略了自己文化的核心价值。在桑植，为了加强青少年的对本民族文化的认识，有关部门已经把桑植白族仗鼓舞列入到中小学校操的行列，但是这还远远不够，他们学习到了仗鼓舞的跳法，却不了解其内涵价值，没有增强他们对非遗的保护意识和责任感。在增强青少年对非遗的保护意识方面，应该开设一些相关课程，加深他们对本民族历史及传统文化的理解，给中小学生提供接触传统文化的机会，培养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爱好，使青少年教育背景里增加非遗保护这一理念，为以后非遗的保护工作打好基础。
非遗传承的困境篇5
关键词：文化生态学;关中;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研究关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实选择
在当下的文化困境中，如何保持各自民族国家文化的多样性和独特性，增强文化认同和文化自觉，提高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无疑是一项艰巨而又复杂的命题。在此时代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国家民族传统文化中重要形式和重要内容，对其保护和利用研究尤为显得尤为紧迫和关键。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的总和，是其最根本的基础文化，是民族群体共同文化共同心理素质的集中体现。关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指反映关中地区的群众意愿，以文化形式表现出来的有关关中民间口头文学、生产技能、表演艺术、礼仪节庆、社会风俗、崇拜信仰等，并主要通过人作为载体进行世代相习和传承的生生不息的文化现象。
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关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华文化的发展，而且决定着中华文化的内在结构和价值取向。换言之，关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民众精神意愿立场观念的展演，是中华民族文化生命的重要标识，是中华民族精神构建的内在凝聚力。
二、反思关中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困境和挑战
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中，世界文化生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蕴涵民族精神家园的关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猛烈的冲击。关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面临着五大严峻问题：一是关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本体生存的文化生态环境急剧改变，资源流失状况严重，后继乏人，有些传统技艺面临灭绝；二是相关法律、法规建设仍不完善，关中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没有充分得到依法保护；三是关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本体保护意识有待提高；四是多种保护机制急需完善；五是关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方式需创新。反观关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概括起来总体呈现如下几对矛盾或困境：遗产的真实性与舞台化、遗产的整体性与碎片化、遗产的活态性与静止化、遗产的民俗性与官本化、遗产的多样性与同一化、遗产的娱乐性与功利化、遗产的主体性与去主体化、遗产的农耕性与资本化等。
三、研究关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和目的
在新的时代背景和自身困境的前提下，开展对关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研究具有重要的时代战略意义。它不仅是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保存民族个性和特色，维护民族文化的时代选择，更是彰显地域文化，提升地域形象，传承传统文化的现实应对。具体来讲，开展关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研究有利于：
第一，推进关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发展。在充分利用现存的关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资源的同时，着力挖掘和恢复原有的关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资源。
第二，拓展关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展示和社会服务功能。充分利用关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资源，建设各类关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表演形式，创新文化产品，进一步发挥宣传展示和服务功能，更好地展示关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文化遗产。
第三，提升关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的社会影响力和市场价值。通过挖掘内涵和外部“包装”，开展关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将沉睡的关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展现在游客面前，这是提升关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的社会影响力和市场价值的有效手段。
总之，开展关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就要求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铸造中华文化新辉煌，这就必须依托历史、立足现实，尊重过去、面向未来，以礼敬、自豪的态度善待关中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挖掘整理和科学扬弃，使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得以延续，始终保持中华文化的鲜明个性和独立品格，最终推进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的伟大进程。
四、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关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
㈠关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1，地理生态环境的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必须同时保护好遗产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任何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有其生态背景。民族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民居建筑、民族性格、思维特征、审美情趣等等，都与地理生态环境有密切联系。因此，在开展关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同时应抓住国家西部开发机遇，狠抓生态建设，重新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挖掘关中地区民间生态文化智慧，通过生态重建来保持关中地区传统文化的延续。
2，社会经济环境的保护
目前，关中地区民间艺人的老化现象十分严重，各级政府命名艺术大师身体状况不容乐观。年青一代都不愿学习民间文艺，除枯燥难学的因素外，关键是民间艺术、民间艺人地位还不高，他们没有良好的生存环境。因此，提高民间艺人的社会地位，给他们适当的津贴非常必要。如果全社会形成了尊重民间艺人的氛围，就会有很多人学习民间文艺。
3，社会制度环境的保护
要大力宣传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维护文化多样性，对增强民族意识、振奋民族精神、教育后人、加强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会、增强民族凝聚力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意义和作用，使广大干部和群众形成自觉保护非物质文化的意识。因为文化是我们民族的灵魂，是民族价值观、审美观最本质的反映。发展经济和科学技术，追求高度物质文明只是一种力量，而不是民族精神。文化要解决的是民族的形象、自尊、自爱和生命的延续。要改变过去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为落后的代名词观念，重新审视其对人类永续发展的极端重要性。
非遗传承的困境篇6
关键词：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发扬
中图分类号：F2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8-0160-02
一、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况
扬州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拥有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市级名录共有153项（第一批市级名录有104项，第二批市级名录有49项），其中扬剧、扬州评话、扬州弹词、扬州清曲、广陵琴派、高邮民歌、扬州剪纸、扬州玉雕、杖头木偶戏、雕版印刷技艺、扬派盆景技艺、富春茶点制作技艺、扬州毛笔制作技艺、扬州漆器髹饰技艺、富春茶点制作技艺等15项被列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古傩舞（跳娘娘）、隋炀帝传说、露筋娘娘传说、竹西谜语、扬州道情、扬州牙刻、江都漆画、扬州装裱技艺、朴席制作技艺、三和四美酱菜制作技艺、扬州炒饭制作技艺、宝应捶藕和鹅毛雪片制作技艺、界首茶干制作技艺、扬州民歌、扬州竹刻、扬州园林营造技艺、扬州通草花制作技艺、扬州“三把刀”、扬州灯彩、扬州刺绣、扬州绒花制作技艺、江都传统金银饰品工艺、邵伯锣鼓小牌子等23项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为民间艺术，如扬剧、扬州清曲、扬州评话、扬州杖头木偶、扬州弹词、广陵派古琴艺术、扬派盆景艺术、扬州雕版印刷技术等；第二类为民间工艺，如扬州玉雕、扬州漆器髹饰技艺、扬州剪纸、扬州通草花、扬州刺绣、扬州灯彩、扬州绒花制作技艺、江都传统金银饰品工艺、扬州装裱技艺、朴席制作技艺等；第三类为民间习术，如扬州“三把刀”（餐饮、沐浴、美容美发技艺）、富春茶点制作技艺、宝应捶藕和鹅毛雪片制作技艺、界首茶干制作技艺等。此外，扬州市还有许多历史悠久、技艺精湛、地方特色鲜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有一些正在普查整理，进行申报的前期准备工作，如扬州八刻、谢馥春香粉制作技艺、大麒麟阁茶点制作技艺、扬州酱菜等等。
二、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与发扬面临的困境
1.保护意识不强。政府不能真正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目的和意义，没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及申报工作给予足够的重视；不知道“非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认识不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不可再生资源，缺乏保护的紧迫感。
2.法规建设滞后。200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加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确立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方针和目标。2006年《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出台。在扬州市，除了2004年制定的《扬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实施方案》以及2007年制定的《扬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外，其他相关法规制度建设明显滞后。
3.保护经费缺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也是遗产，保护工作需要查阅许多历史、地理、人文等方面的书籍，同时需要购买一些先进的器材（如音像器材、录音、鉴别设备、数据库设备等），各项调查、考证、申报、管理、展示、保护工作，在用人、用车、用料等具体工作上耗资大、耗时长，若没有强有力的经济支撑，很容易给工作造成被动。目前，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中心每年的活动经费仅靠省文化厅下拨的几万元，各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的费用也只是由各自所属的企业或行业协会承担，市财政至今无专项经费支持部级及省级名录中的项目。
4.宣传力度不够。缺乏展示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广阔平台，没有充分运用新闻媒体和各种宣传手段，广泛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意义和作用，没有形成全社会共同关心、爱护并积极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氛围。如在“4・18烟花三月国际经贸旅游节”的开幕和闭幕晚会鲜有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表演和展示；中国扬州网、扬州文化网等对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介绍也不够全面。
5.传承工作不力。从传承人培养的角度看，我市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后继无人，如扬州通草花制作技艺仅存两位老艺人，扬州琉璃灯制作技艺仅剩一位非工艺系统的家传艺人，这些技艺随时面临人亡艺绝的局面。
三、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与发扬可持续发展途径
1.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必须全盘考虑。要科学确立扬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目标和方针，制定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远景规划，细化每年的各项工作任务，确保规划的科学性和权威性，使之有效地指导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
建立专门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机构，建设一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专业人才队伍。充分发挥专家、学者的作用，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专家咨询机制和检查监督制度。政府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并通过政策引导等措施，鼓励个人、企业和社会团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行资助。
继续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工作，全面了解和掌握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种类、数量、分布状况、生存环境、保护现状、传承人物，充分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各种方式，对遗产及其传承人物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建立民间艺人档案，建设和完善多媒体平台和数据库，建立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四级”名录体系，实行分级保护。
2.及时保护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立“政府扶持引导，公众广泛参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机制，实施扬州市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对具有重大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扬州特色鲜明、又处于濒危状态的项目进行抢救性保护。广泛征集珍贵、濒临灭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物和资料，组织力量编辑出版《扬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详解》，有计划地出版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分类和所需环境，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点的建设。
3.营造良好的文化遗产保护环境。整合扬州文艺、曲艺和工艺等网络资源，建立扬州非物质文化网站。运用报纸、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和大幅标语、墙报等多种形式，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任务和作用，凝聚社会共识，吸引广大群众参与保护工作，营造全社会重视、关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浓厚氛围。建立社会公众参与和监督的有效机制，扩大公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并对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精神和物质上的奖励。通过公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展览等方式，鼓励社会各界踊跃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营造良好的文化遗产保护氛围。
4.走非物质文化产业化之路。河北蔚县剪纸近年来已在当地形成了颇具规模的文化产业，从业人员众多，收入可观，且较好传承了蔚县剪纸的风貌和特征，已形成了保护与产业化发展的良性循环[1]。扬州环古运河一带，可建立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和产业开发区，引进传统工艺美术的制作、展示、销售，开发民俗文化等旅游项目和富有特色及收藏价值的旅游文化纪念品；在古邗沟遗址、康熙朝修的邵伯运河大堤、瓜洲古渡等地，开发大运河沿线文化旅游观光带；继续推动扬州的剪纸、漆艺、玉雕、“三把刀”、雕版印刷等走产业化之路。
5.其他措施。（1）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走进校园。我们知道教育是人类社会文化传承的主要途径和手段；作为兴国之本的教育，同样也是传承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最为有效的途径和方法。教育的本质就是文化传承，而学校是这种文化传递和延续的最主要场所和方式。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学校教育是全民参与保护的最有效方式之一[2]。国务院办公厅在《意见》中明确规定：“教育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逐步将优秀的、体现民族精神与民间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编入有关教材，开展教学活动。”为使扬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能长久地得到保护，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应在中小学校增设诸如扬州剪纸、扬州刺绣、扬剧、扬州清曲等教学内容，在高校、职业院校旅游管理专业、历史专业等开设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2）通过各类活动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继续开展“周周看扬剧”、“扬州非遗大讲堂”等活动。尝试以“文化遗产日”以及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为契机，举办一系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演出、论坛等活动。充分发挥民间艺人、文化能人在活跃农村文化生活、传承发展民族民间文化方面的作用，鼓励带徒传艺，举办相关传习活动，拉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3）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认为，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本[3]。因此，要不断提高传承人的物质待遇，改善其工作环境，鼓励“师带徒”，传授技艺；继续强化大师级人物的培养，形成扬州非物质文化“大师团队”；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突出贡献的传承人和传承单位，要给予奖励；整合扬州职业院校教育资源，充实在扬高校非物质文化教育师资力量，广泛培养文化传承人；积极申报省级、部级文化传承人，确保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薪火相传。（4）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研究。目前全国许多高等院校都设立了专门机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研究。扬州要充分发挥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人才和科研优势，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证。
参考文献：
[1]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几个问题[n].河北日报，2010-06-(9).
非遗传承的困境篇7
【关键词】皮影；困境；数字化保护
皮影戏是一种以兽皮或纸板做成的人物剪影来表演故事的民间戏剧，又称“影子戏”、“灯影戏”等。艺人一边在幕布后操纵皮影道具，一边配以独特的曲调和乐器，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是我国优秀的民间艺术之一。2006年，皮影戏被列入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皮影戏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然而目前皮影艺术正面临着传承困难、观众断层等严重的问题，使得这项艺术的传承岌岌可危[1]。虽然皮影戏已经进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并不意味着就得到了有效的传承。
一、传统皮影的艺术魅力
皮影戏在我国流传地域甚广，在发展中吸收了各个地方音乐曲调和表演技法中的精华，从而不断演化形成了众多流派，有唐山皮影、四川皮影等各具特色的皮影。虽然流派很多，但皮影的制作工艺却都非常精良，都要经过选皮、制皮、画稿、过稿、镂刻、敷彩等八大工序[2]，才能呈现出十分精美的皮影造型。皮影的造型十分独特，一个完整的人物由头茬和戳子组成。头茬分为脸谱、帽饰、发饰等部分；戳子则由上身、腿等十来个部件组成。用线将头部和四肢连缀起来，这种人物造型避免了二维平面人物的单调性问题，表现方式更加灵活，有更多的表现空间。人物镌刻更是继承了“公忠者雕以正貌，奸邪者刻以丑形”的设计思想，并在雕刻技法上注重阴阳协调的原则，使人物端庄稳健。再搭配表演者的操纵能力和极具地方特色的唱腔曲调，以故事演绎的形式歌颂了忠、孝、礼、义、仁等美好品质。皮影人物动可上天入地，翻江倒海；静可悲喜交加，思绪万千；舞台表现力极强，极具艺术魅力。
二、传统皮影戏的困境
皮影艺术历经千年传承，现在出现了断裂倾向，主要表现在表演人才缺失、成品保护困难、表现形式单一三个方面。首先，从表演团的数量上来看，皮影戏班的数量急剧减少。据统计，上世纪五十年代，仅湖南省一个省就有1500多个皮影戏班，大约到八十年代，全国还有1000多个皮影戏班，而时至今日，全国设备齐全具有传承能力的皮影戏班已不足20个。而且很多皮影戏演绎者年岁已高，全国皮影艺人中60岁以上的老人约占90%[3]。再加上皮影戏的学习难度大，学习时间长，三年时间或许都难以培养一个成熟的皮影艺人，而现在的年轻人热衷于新媒体，对传统艺术缺乏耐心，因而表演人才出现严重断层，后继无人。其次，皮影成品保护困难，长时间日晒会使颜料褪色，温度和湿度不当也会使皮影变形。在所有工艺流程不减不换的前提下，难以进行工业化大批量生产。最后，当下受众的审美倾向发生改变，而皮影戏仍传唱古代经典剧目，表现形式单一，互动性与娱乐性不强，再加上西方文化的冲击，皮影戏很难得到当下受众的青睐，更难以使受众产生对皮影艺术的认同感。
三、皮影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承思路探索
要想让传统皮影活起来，就要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进行保护和传承，即数字化保护与传承。数字化技术对皮影艺术的保护与传承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数字化存储提供保障、数字化再现提供支撑、数字化展示提供平台、虚拟现实提供发展空间[4]，通过总结可具体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皮影博物馆数字化展示从国外的“美国记忆”到国内故宫、敦煌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数字技术一直在博物馆的信息采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皮影博物馆的展示分为静态展示、活态展示和数字化展示三种。静态展示力求还原皮影戏的原始风貌。活态展示即现场演绎皮影戏，动态的表演和静态的陈列相结合，更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要求。目前我国有静态和活态展示的皮影博物馆有北京龙在天皮影文化博物馆、北京崔永平皮影艺术博物馆、中国西安皮影博物馆等。但皮影的现场演出受时间和空间条件的限制，而数字化展示方式则弥补了这一不足。中国美术学院立项开发基于网络平台的皮影数字博物馆，该“博物馆”可通过图文和二维三维动画对皮影进行充分展示；环县地区运用道情皮影数字化管理系统将濒临失传的珍贵道情皮影音频、视频、图谱等进行存储。
（二）皮影元素融入现代设计皮影艺术图案丰富，可将其直接运用到现代装饰中，比如皮影人物的各类挂件可运用到现代封面设计中；还可将皮影图案进行重新解构，皮影中的人物造型以线性镂空为主，简洁美观，富有运动色彩，可以此为基础，创造出具有动静结合风格的特色化产品，如珠宝创意大赛的戒指造型、皮影字体挂历和象棋产品等。皮影上色采用传统的晕染方式，叠加的色彩更具有梦幻感，并且白青黑红黄与中国传统的金木水火土对应，对比鲜明，这可用在服装设计中，比如中国品牌夏姿陈的服装设计[5]。事实上，皮影元素融入现代设计正是现代设计与传统文化融合的体现，好的设计不仅能满足功能需求，还能承载丰富的文化内涵，可以由此追溯到某一个时代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渊源，成为探究文化发展方向的载体之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和创新。
非遗传承的困境篇8
“采取措施，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包括这种遗产各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和传承”，其中我们可以看出“宣传”是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宣传”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指传播。一切文化都是在传播的过程中得以生成和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有在不断的传播中，才能获得更好的生存和发展。本文通过研究江津米花糖制作技艺在传播过程中的存在的困境，寻找出适合其发展的新型传播途径，使这项古老的技艺在不断的传播中，获得更好的生存和发展。
江津米花糖历史与制作技艺
江津米花糖是重庆著名的特产之一，因其发源地为重庆江津区而得名。江津米花糖制作技艺于2011年被列为重庆市第三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米花糖是江津传统老字号产品，创始于1910年，其前身为炒米糖，由爆成米花的糯米与糖浆混合而成，后由江津太和斋糖杂糖铺的陈汉卿、陈丽泉兄弟改创制而成。
传统的米花糖，以纯手工制作。首先要对所用材料进行分别制作与处理：包括米花糖主要原料阴米的加工制作，多种辅料白糖、饴糖、花生仁、桃仁等的综合制作，标志性香型辅料玫瑰花等的处理制作等，经熬糖、油酥、搅拌、烘干等八道工序制作流程，最后开盆成型、包装成品。江津米花糖制作工艺特殊、流程复杂，每道工序都要求操作规范，周密细致，特别讲求制作工艺的严谨性与精细性。
江津米花糖制作技艺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初，江津太和斋陈氏兄弟在炒米糖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加以改进，将原来的砂炒工艺变更为油酥工艺，用白糖炒米糖代替糖浆改变其糖色，又加入花生，核桃，冰糖，芝麻等辅料增加其口感，在1924年终于制成油酥米花糖这一新食品。这阶段的米花糖生产是手工作坊式的，生产效率比较低。
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由于时代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江津米花糖的生产工艺被迫进行了改革。米花糖的生产过程中切割机逐渐投入使用，沿用了几十年的煤灶逐渐变为电灶，手工作坊式生产逐渐被半机械化生产所代替，生产效率有明显提高。
第三阶段：进入21世纪，随着人工成本的增加及商业发展的逐利性，全机械化式生产逐渐进入米花糖生产厂商的视线中，米花糖的生产制作工艺朝着机械化发面发展，生产效率将会有质的提高。米花糖的生产制作由手工作坊式逐渐过渡到机械化生产，科技的进步固然使生产技术显著提高，但也可能导致传统手工制作技艺的失传。
江津米花糖制作技艺传播困境
1.传播遇冷
非遗项目被人为划分成世界级、部级、省市级乃至区县级等不同级别。这些主客观因素造成了非遗项目的冷热之分，热门项目拥有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在群众中积聚了大量人气，在传播中也最容易吸引眼球；冷门项目则生存状况堪忧，在传播中常遭遇无人问津的窘境。加上我国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国，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各项非遗项目无论是在历史、文化、还是在群众欢迎度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差别。再加上，随着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涌现出来各种不同品牌的米花糖，同时市场上可供选择的食品越来越多，并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消费需求也越来越多样化。于是在这样的情境下，江津米花糖制作技艺作为一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变成了一项冷门项目，在整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过程中往往被忽视。江津米花糖及其制作技艺的传承发展局限于江津地区。
2.传播途径单一
随着互联网与数字技的不断发展，新媒体得到了迅速发展。在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渠道变得多元，信息传播效率也得到很大提高。但是，目前江津米花糖制作技艺的传播渠道主要是报纸、电视等，并未充分利用大众媒体与新兴媒体等多种传播渠道。传播方式也主要表现为新闻报道方面，未采用纪录片、电影等多样化的表现形式。因此目前江津米花糖传播渠道和传播方式都比较单一，不能把江津米花糖深厚的历史及其文化内涵全方位的展现出来，从而不利于其发展与传承。
3.传播受众中年轻受众缺失
由于江津米花糖及其制作技艺的传播仅限于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形式。而在新媒体时代的今天，传统媒体的受众越来越老龄化，年轻受众大多都更青睐新兴媒体。并在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的影响下，江津米花糖制作技艺在传播的过程中，年轻受众严重流失。目前江津米花糖的消费群体主要是中老年人和小孩。对中老年消费者而言，江津米花糖历史悠久，他们长期消费米花糖，对米花糖这种传统的食品有着较深厚的感情。少年儿童是江津米花糖的第二大消费群体，因其香、脆、酥、甜的特点比较符合小孩子的口味。从消费群体中也可看出年轻群体并不是江津米花糖的主流消费者。年轻受众是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中坚力量，因此，江津米花糖制作技艺在今后的传播过程中，去赢得年轻受众是传承发展江津米花糖制作技艺的关键。
江津米花糖制作技艺传播策略
1.注重整体性传播
王文章先生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创造力的表征，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体现了对人类创造力的尊重”。每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人类创造力的体现，也是文化多样性的体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指出：“文化多样性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多样性是人类共同的遗产，应当从当代和子孙后代的利益予以承认和肯定。”就像黄仲山在《2013年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中所说的：“按照保护文化多样性的要求，所有的遗产连同它们的生态环境，在大众传播中都应该有一席之地”。江津米花糖作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传播的过程中同样应有一席之地。
2011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集中、特色鲜明、形式和内涵保持完整的特定区域，当地文化主管部门可以制定专项保护规划，报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行区域性整体保护。”该法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上升到了法律层面。因此，政府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引导者，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过程中，要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传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要全盘考虑，将江津米花糖制作技艺结合其他非遗项目进行传播，利用各项非遗项目的特点和优势，进行优势互补，从而使资源发生整合效益。
2.运用多种传播媒介
2011年国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明确规定：“新闻媒体应当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宣传，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这就要求大众传播媒体应有宣传、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责任。
在当今社会，大众传媒早已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正如仲富兰所说：“媒介带来的信息充满着人们生活的空间，并成为一种举足轻重的生活环境，即便个人没有使用大众传媒，人们仍然生活在一个大众传媒和各种现代媒介已广为使用的社会之中。”大众传媒是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可或缺的重要渠道。因此，对于江津米花糖制作技艺的传播，要充分利用报纸、期刊、电视、广播、户外媒体等大众媒介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系列报道。如开设文化遗产类的专题节目、拍摄非物质文化遗产纪录片等。更重要的是利用好当地媒体，如报纸、广播、电视等进行多样化、重复性传播，从而加深当地人对其的了解与重视，有利于其传承发展。
其次，江津米花糖制作技艺的传播离不开新兴媒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决定了非物质文化传播不仅需要依赖传统的大众媒体，更离不开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新兴媒体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等方面的限制，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如互联网几乎吸收了所以传统媒介包括书籍、杂志、报纸、广播、电视等，集视频、音频于一身，并具有良好的互动性。借助互联网对江津米花糖制作技艺进行传播，有利于对其全方位的展示与保存，并扩大受众范围，从而更有助于其传承发展。
3.定位年轻受众
目前江津米花糖制作技艺的传播受众趋向于老龄化，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年轻受众才是传承与发展江津米花糖制作技艺的最终群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是以全体民众的认知为前提。因此，传播江津米花糖制作技艺要对传播受众进行重新定位，不仅要抓住中老年受众，更要赢得更多的年轻受众，让更多的年轻受众对江津米花糖制作技艺产生认知。充分利用年轻受众喜爱的新兴媒体，通过新兴媒体并配合多种表现形式，将江津米花糖制作技艺对年轻受众进行传播，使他们了解江津米花糖制作技艺以及其所承载的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从而唤起年轻受众对自己家乡、自己民族、自己国家的文化自觉，并使其成为江津米花糖制作技艺以及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终传承者与守护者。
结语
每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文化多样性的体现。江津米花糖制作技艺作为一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它同样承载着人类文明与智慧，是我们不可缺失的重要财富，它不应该遭到人们的忽视与冷遇，它依然有着其存在的独特意义，它依然值得我们去传播和保护。
非遗传承的困境篇9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花儿与花儿会
2006年，花儿（甘肃莲花山花儿会、松鸣岩花儿会、二郎山花儿会，青海老爷山花儿会、丹麻土族花儿会、七里寺花儿会、瞿昙寺花儿会，宁夏回族山花儿）入选首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②。以此为契机，花儿艺术的保护与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2009年，在阿联酋举行的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甘肃花儿成功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甘肃花儿是西北民歌花儿的典型代表，随着甘肃花儿成功申报世界非遗，学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花儿的研究愈加深入。研究花儿的保护与发展，离不开对“花儿会”的探讨。“花儿会”是西北高原上汉、回、东乡、保安、撒拉、土、藏等各民族群众演唱花儿、交流情感的集会活动，是花儿演唱的重要载体。它历史悠久、规模宏大，被誉为“中国的狂欢节”、“西北的民间文化盛会”。③
花儿与“花儿会”联系密切。“花儿会”上，各族群众在山野中共聚，抒感，演唱花儿，民间大规模的歌唱传统和集体的口头传承成为花儿艺术的重要特征。可以说，历史上的“花儿会”为花儿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化平台，得到各族群众的广泛认同。然而，在新时期多元文化交融，经济发展，娱乐方式日益丰富的形势下，花儿与“花儿会”也不可避免地发生着变化。
当看到“花儿会”上歌手拿起麦克风，登上舞台，模仿专业歌唱家时，我们不禁思考，西北民歌花儿能否保有其纯朴的风格？当看到“花儿会”上唱花儿渐渐不再是重头戏“，花儿会”对人们（尤其是年青一代）的吸引力有所减弱时，我们不禁担心，花儿艺术民间大规模的歌唱传统和集体的口头传承是否能得以延续？这样的“花儿会”还可以作为花儿艺术传承与发展的文化平台吗？在花儿成功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后，面对新时期出现的新问题，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花儿会”中的“花儿”，应当把“花儿会”作为完整的研究对象加以考量，思考“花儿会”本身对花儿艺术传承和发展所起的作用。在传统农耕社会背景下“，花儿会”何以长期稳定地作为花儿的载体？“花儿会”本身具有哪些功能？新时期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出发，当如何看待“花儿会”面临的困境，怎样推动“花儿会”得到健康发展，使其继续作为花儿艺术传承与发展不可或缺的文化平台？
二、与传统礼俗依附共生的花儿会
历史上的“花儿会”与传统礼俗依附共生，具有娱神、娱人的双重功能。正因为此，在传统农耕社会背景下“，花儿会”得到各族群众的广泛认同，能够长期稳定地作为花儿的“载体”，保证了花儿艺术民间大规模的歌唱传统和集体的口头传承。回顾历史上“花儿会”的形成，早期“花儿会”与传统礼俗活动密不可分，往往被称做“某某庙会”“，主要与民间的迎神赛会和祭祀活动有着密切关系”④。虽然具备艺术特质的“花儿会”与属于传统礼俗的祭祀活动同时存在，但娱神功能是主要的，祭祀祈福的功利目的突出，宗教气氛浓厚。
经过长期发展，花儿的艺术表现力日益凸显，演唱花儿、抒感成为“花儿会”的主要内容，商贸活动也成为“花儿会”的有机组成部分，“花儿会”兼具娱神、娱人的双重功能，其中，娱人功能是主要的。但是，由于“花儿会”与传统礼俗曾经长期依附共生，传统礼俗已渗入人们的文化心理中，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存在，因此，娱神功能的淡化并没有破坏由传统礼俗活动与“花儿会”共同构成的文化空间，而恰恰是这一文化空间维系着花儿艺术民间大规模的歌唱传统和集体的口头传承。
在农耕社会中，与传统礼俗依附共生的“花儿会”得到各族群众的广泛认同，传统礼俗活动对“花儿会”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以青海省大通县的老爷山花儿会为例，民国八年（1919）编篡的《大通县志》记载老爷山：“每逢天贶，士民游集，称大会焉”。⑤每年六月六，老爷山都要举行大型的进香朝拜活动，谓之“朝山会”。通过举行进香朝拜等传统礼俗活动，吸引大批民众聚会，“朝山会”习俗的形成，为唱花儿构建起重要的文化平台。
再以甘肃省和政县松鸣岩花儿会为例，松鸣岩花儿会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清人黄陶庵编纂的《导河县志》，其中引用了当时诗人张建的《游松鸣岩》一诗：松鸣佳景出尘埃，一度登临一快哉；石磴疑从云际上，天桥浑向画中排；林藏虎豹深山古，路接羌戎绝径开。我变龙华游胜会，牡丹听罢独徘徊。⑥花儿中常有以牡丹为比兴的，当地有把唱“唱花儿”称做“唱牡丹”的习俗。因此，这里的“牡丹”显然是指松鸣岩花儿会歌中唱的“花儿”，说明至少在清代就有在传统礼俗活动中唱花儿的习惯。松鸣岩寺庙里举行的龙华会，亦称“浴佛节”，每到此时，便有成千上万的善男信女来烧香许愿，还有回、东乡、保安等少数民族群众来游山、经商、唱花儿。清朝痒生祁奎元在《松鸣岩古风》中有云：“老僧新开浴佛会，八千游女唱牡丹。”另有“花儿”唱道：“四月里到了四月八，大殿里把香降下，尕妹妹降香为的是你，你莫把良心坏下。”这些都比较形象地记录了松鸣岩传统礼俗活动与“花儿会”依附共生的盛况。
部分地区与“花儿会”相辅相成的传统礼俗活动，在历史上甚至曾由官方主导，升格为“官祭”。以甘肃省岷县二郎山花儿会为例，二郎山花儿会最早源于岷县的祭神赛会，据考证其形成时间为明代。每年农历五月初分布在境内的18位湫神（龙神）全驾出巡，位于其巡行路线上的村庄分会定点祭祀，祈祝丰收，这样在祭祀地点便形成点蜡、求神、发愿、唱花儿的大小会场达四十多处，其中，尤以中心部分的五月十七二郎山花儿会规模为最大。祭祀当天午后，18位湫神依次被抬上二郎山接受官祭，同时祭祀群众赛唱“洮岷花儿”，其时赛会参与人数达十余万，场面极其热烈。光绪庚寅（1880），岷州进士尹世彩有诗曰“：五月十七二郎山，祖褐裹程人万千，少年都是谁家子，一声姊妹一声怜。”⑦“花儿会”分布在传唱花儿的甘、青、宁、新地区，尤以甘、青两省为多，主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唱“河洲花儿”为主的花儿会，另一类是唱“洮岷花儿”为主的花儿会。从甘肃、青海两省在20世纪60—80年代主要“花儿会”的会场分布调查⑧可知，“花儿会”会场多在偏僻的山区，大多数“花儿会”会场本身就是进行传统礼俗活动的地点，传统礼俗是“花儿会”不可或缺的因素。人们参加“花儿会”的目的，由最初的祭祀祈福，延伸出唱花儿、自由抒发个人情感，使“花儿会”兼具娱神、娱人功能。“花儿会”与传统礼俗依附共生，得到各族群众的广泛认同，构建起非物质文化遗产花儿传承与发展所必需的文化空间，维系着花儿艺术民间大规模的歌唱传统和集体的口头传承。
三、新时期“花儿会”面临的困境
任何事物的存在与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新时期“花儿会”与“花儿”赖以生存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变。因此，如何应对新时期“花儿会”面临的困境与机遇，是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新时期“花儿会”面临的困难主要来自两方面：其一，内部原因：自身功能的弱化与缺失，这是“花儿会”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其二，外部因素：新思想、新娱乐方式的冲击。
1.内部原因。历史上的“花儿会”具有娱神、娱人的双重功能，传统礼俗活动与“花儿会”依附共生，为唱花儿构建起必要的文化空间。20世纪中期以来，以祭神、祈福为代表的传统礼俗活动遭到禁革，一度绝迹。长期无神论的教育，又使青年一代对传统礼俗活动难以形成普遍的文化心理认同。缘此，当下存留的传统礼俗活动往往徒具形式，新时期“花儿会”的娱神功能缺失，传统花儿所倚赖的文化空间发生了显著的变异。新时期“花儿会”在娱神功能缺失的同时，娱人功能也渐趋弱化。各族群众演唱花儿、抒感，让位于舞台化、程式化的表演，“花儿会”上唱花儿交流情感的作用逐渐淡化。由于媒体技术的进步，现在许多人，即使是“花儿”的部分忠实粉丝，也开始习惯于在家中欣赏“花儿”歌手演唱的录音与录像，而很少会赶上几十里的山路去逛“花儿会”，于是，“花儿会”现场的娱人功能也遭到削弱。当下的“花儿会”，商贸活动得到极大加强，商人们在会场内开展不同形式的销售活动，使得“花儿会”成为促进当地商业繁荣的重要载体。让人忧虑的是，人们赶“花儿会”不仅仅是为了“花儿”艺术，更为重要的是去参加各种商品交易会，因为对于物流业尚不发达的西北山区来说，这样的商业活动会为人们提供了购物的方便。目前更为流行的形式，则是当地政府以“花儿会”为契机有组织地开展的商业活动，即“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于是，“花儿会”由传承与发展花儿艺术的文化平台，嬗变为以繁荣商业、满足人们物质需求为主要着眼点的经济平台。
2.外部因素。在信息快速传播的时代，来自外部文化的影响不可避免，在当下“花儿”唱词中使用英文、唱词出现国际时事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伴随着电视、网络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已经把看电视剧、上互联网作为主要的娱乐方式，面对多元文化、多元娱乐方式的冲击“，花儿会”提供的娱人功能已经对许多青年人失去了吸引力。
可以想见，当“花儿会”的娱神、娱人双重功能均日渐萧条时，当“花儿会”与传统礼俗构建的文化空间发生变异时，新时期的“花儿会”如何能作为花儿艺术传承与发展的文化平台，又需要面对怎样的困境！显然，新时期“花儿会”面临的新问题已经影响到花儿艺术民间大规模的歌唱传统和集体的口头传承，不利于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花儿的保护工作。
非遗传承的困境篇10
这座千年学府正是宝马2013“Bmw中国文化之旅”北线车队的第一站。这场主题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性”的儒学文化论坛，是文化之旅四场论坛中的一场。
“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其中很重要的就是文化薪火相传的过程。现代文明可能会遭遇种种的冲突，文明冲突当中的困惑如何去解决可能要回到传统去寻找。”文化之旅嘉宾、中国文化书院院长王守常在论坛上如是说。
传承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守护古今相承的精神家园，正是宝马一以贯之的追求。宝马于2007年正式发起“Bmw中国文化之旅”，过去六年间，“Bmw中国文化之旅”的探访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今年，宝马第七次探寻中国文化的旅程在江西大地展开。
围绕“物华灵秀，古今相承的精神家园”这一主题，今年的文化之旅分为“物华”、“灵秀”南北两条线路。两支车队分别造访“千年瓷都”景德镇、“中国最美乡村”婺源、“南国药都”樟树、“江南望郡”吉安、“道教正一派祖庭”龙虎山等江西文化重地，全部行程达1300多公里。
宝马还对“永新盾牌舞”、“铅山连四纸制作技艺”、“金星砚制作技艺”、“湖口青阳腔”、“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婺源纸伞制作技艺”等亟待保护的1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项目予以总计100万元的捐助，继续助力传统文化保护。
在深入赣地探访传统文化的同时，宝马还邀请文化专家学者加入车队，除了儒学文化论坛，还举办了景德镇陶瓷文化论坛、樟树中医药文化论坛以及关于“表演艺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等各具特色的文化论坛，共同探讨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之道。
另外，除了9月份的探访活动外，宝马表示，还将鼓励和支持全国经销商在当地开展相关的文化促进活动，并带动广大宝马车主参与其中，以唤起更多人的文化自觉性和对传统文化的认可，一起“保护文化遗产，守护精神家园”。
非遗之美与保护之困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如下：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
中国于2004年加合国非遗保护公约。2006年，国务院公布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518项。同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挂牌成立。
此次“Bmw中国文化之旅”探访了江西省20多项部级及省级非遗项目，所到之处，《汽车商业评论》记者感觉到，这些凝聚着劳动人民智慧结晶的文化之美无不让参与者叹服。
在瓷都景德镇，车队成员近距离领略了瓷器艺术之美。景德镇自五代开始生产瓷器，明清时期成为全国制瓷中心。如今，当地的制瓷艺人依旧保留着祖辈积累下来的精湛手工技艺。从泥坯到烧制成精美的瓷器，其间要经过“七十二道工序”，许多制瓷艺人可能终其一生都在钻研其中的一道工序，手法炼得炉火纯青。
2008年被评为“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这一部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王炎生，祖上五代拉坯，他从小跟随父亲学习这项技艺，终于熟练掌握，一次成型可以拉出多达13节而且中空的葫芦，而这份手艺，他一干就是六七十年。
而画茶花碗的手绘艺人，完成一个小型茶花碗的绘制仅仅需要21秒。“这样一种经过长期手工磨炼表现出来的不假思索的工艺，就是我们常说的无心之美，不是那种刻意追求的个性美，这种无心之美在非遗保护中是非常重要的文化内涵。”中国艺术研究院工艺美术研究所常务副所长邱春林与车队成员分享他的感受。
在机械复制时代，这种手工技艺之美殊为可贵。不过，陶瓷业的机械化生产正日益加剧，随之而来的是传统手工制瓷技艺人才的生存空间快速萎缩。2006年，“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和“景德镇传统瓷窑作坊营造技艺”被列入第一批部级非遗名录。
本刊记者跟随2013“Bmw中国文化之旅”北线车队探访这些非遗项目，在领略非遗之美的同时，也深深感到非遗保护现状不容乐观。以被列入第一批部级非遗名录的青阳腔为例，这个在我国戏曲史上占有显赫地位的古老剧种，曾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徽剧、赣剧、川剧、黄梅戏等剧种的形成与发展，如今正面临生存困境。
最大的困难是继承人的培养，目前，湖口县青阳腔的两位部级传承人都是80多岁的老艺人，一位省级传承人也40多岁了。年轻人外出打工，这种古老戏剧很难传承下去。现在剩下的唯一一个可登台演出青阳腔的乡级农民剧团，平时的演出也很少。仅靠民间自行传承很困难，申报国家非遗项目之后，青阳腔有了少量的保护经费来支持。
青阳腔研究专家刘春江30年来四处收集青阳腔资料，苦心钻研。他说：“青阳腔往回看是京剧的爷爷辈，我们再不保护说不过去了。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光要靠各级领导高度重视，还要全民来保护，光靠某个地区某个人去保护那是不行的，因为它是不可能再生的资源。”
作为有影响力的汽车企业，宝马充分发挥了企业公民的作用。2008年，在“Bmw中国文化之旅”的第二年，宝马与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正式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开启了政府和企业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合作的先例。截止今年，这一具有显著社会意义的公益项目，已经连续六年被列入我国“文化遗产日”系列活动。
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能宪表示：“文化的繁荣发展，离不开人民群众和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Bmw中国文化之旅’，一方面体现了Bmw的社会责任意识，另一方面为全面实践‘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原则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典范。”
参与的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的一种形态，它的自然濒危，以及人们对它的刻意保护，都是文化传承的一部分。
《汽车商业评论》认为，宝马参与非遗保护，不光为非遗项目提供了资金援助，更重要的还有精神支持。宝马车队成员的来访，给这些传统文化传承者带来精神上的慰藉――快速发展的社会没有忘记他们。
目前为止，“Bmw中国文化之旅”累计行程超过一万五千公里，足迹遍布20个省份及直辖市，探访了中国六大部级文化生态保护区以及170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对其中69项亟待保护的非遗项目和研究课题进行了总计700万元的捐助。
“Bmw中国文化之旅”带动Bmw员工、经销商、车主、文化专家、媒体、社会公众等多方成员深入中国乡土社会，促进各个地域、民族和社会群体之间的文化交流，为所有喜爱传统文化的参与者提供了绝佳的人文体验，并将非遗保护的知识与深远意义传达给广大的公众。
作为企业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成功榜样，“Bmw中国文化之旅”唤起了更多人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关注和自觉意识。当然，CSR从来不是单纯地做做公益这么简单。
“将可持续发展作为企业发展的核心，在中国寻求商业发展和社会贡献相结合的长期和谐发展”，这是Bmw在中国的CSR理念。Bmw对中国社会的长期承诺主要体现在三大领域：资源创新、文化交流与社会融合，以及教育支持。
近年来，宝马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增添其品牌在人文、责任等精神层面的元素。在中国，宝马做CSR的重要经验是同时把车主、经销商、媒体、公众结合在一起，并长期持续地做下去，形成品牌效应。
要说做文化之旅，汽车企业中也不止宝马一家，但像宝马这样深入扎实持之以恒地做下去的并不多。一开始，宝马就把“Bmw中国文化之旅”项目上升到战略高度，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结盟，也保证了该项目的专业性与连续性。
追溯中国传统文化，挽救濒危的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并非一家跨国汽车企业的责任义务。但宝马这么做了，并且做出了口碑。“Bmw中国文化之旅”的持续开展，为宝马近年来孜孜以求的中国化和本土化添力不少。
“在宝马的企业公民战略中，‘Bmw中国文化之旅’这一特殊的项目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康思远已经连续四年参与文化之旅的探访活动，他的亲力亲为也表明了宝马高层对文化之旅活动的重视。
他说：“我们希望深深植根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表达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无限敬仰，并以多种方式与更多的朋友分享中国传统文化的多彩魅力，唤起他们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自觉性。”
近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及社会公益事业的《冬吴相对论》主讲人梁冬先生，今年第三次参与“Bmw中国文化之旅”项目。
梁冬对文化之旅有一番这样的解读：“如果一件事情能够坚持做下去，就可以产生累积效应。作为一个企业公民，宝马在这方面起到了非常好的表率作用。‘Bmw中国文化之旅’已经连续做了七年，宝马对中国的‘非遗’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这也是在广结善缘，广种福田。”
东风公司参加中国慈善展会
9月21日～23日，第二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以下简称“慈善展会”）在深圳会展中心举行。东风汽车公司以“中国梦东风润”为主题参展，全面展示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工作取得的成果。
在此次慈善展会上，东风公司对“润”计划内容和东风公益基金会相关情况进行了全面展示，并重点介绍了“润计划”在公益与环境责任方面开展的三大特色履责项目――“东风润苗行动”、东风“碳平衡”生态林项目、湖北“三万”活动，吸引了众多观展者参观询问。
在综合运用图片、视频、文字介绍、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等展示公司社会责任工作的同时，东风公司还展出了新能源汽车e30L等实物，以展示公司作为车企在新能源汽车研发领域取得的成绩，传递公司“节能环保地造车，造节能环保的车”节能环保理念。
为让公众切身感受公司“东风化雨润泽四方”企业社会责任理念，东风公司将互动体验引入展会，为参展者精心打造新能源汽车e30L团队拼图游戏，让公众有机会深入了解东风新能源汽车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