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和语言的关系篇1
关键词：语言；文化；社会；教学；相融
中图分类号：G632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2-7661（2014）11-305-01
语言是一种特定文化中基本和重要的组成部分，语言对文化有着本质的、不可替代的影响。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语言和文化之间关系的探求一直占重要地位，为了使我们有一个了解有关情况的方向，我把重点集中在语言和文化的关系上，以及语言、文化对语言教学的影响。
一、语言如何和文化先联系
语言和文化之间有密切的联系，这是一条不证自明的道理，如果我们简要回顾一下过去语言领域发生的事情，就可以找到更多的观点来支持这个观点，必须承认，自18世纪初以来，对语言的探究从本质上说要么是历史比较的，要么是结构形式化的；然而新变化在20世纪开始的时候出现了。无论在英国还是北美，语言研究都开始了人类学转向，这种传统的特征就是将语言研究置于社会文化的语境之中。在英国，马木诺夫斯基和弗斯是这一近动的先驱，而在与平行却有着独立传统的北美，人类学家马木诺斯基在新几内亚东岸的Frobriand岛进行田野调查时，观察到在这种原始文化中，一个词的意义在于很大程度依赖于他所出现的语境，或者说依赖于生活中真实存在的语言环境。比如wade一词。在本文化中，它既有英语中相当的用法，既指树的坚固的物质成分，也可更具体的指独木舟。独木舟是这些岛屿居民的一种重要交通工具，在语言社会的日常生活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这个词的第二中释义有着极强的环境色彩和文化意味，对一个来自不同文化环境的外来者而言，可能不是那么容易掌握。又如eat、crow、吃鸭；被迫认错或收回前言；rubber-chickencircwit(在竞选中出席的味同口嚼蜡的巡回鸡宴)基于上例述的分析，一方面语言可以决定我们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语言之间的相似性，是相对的，所反映的世界的认识也就不同。在语言和文化的关系中比喻性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如下内容只是个人在国文化中的经历的几个小插曲，但是讨论的目的。
1、在美国文化中，当我们说getyourhandsdirty,并不意味着你做了一些体力活而需要去洗手。交际情况：美国预言家教授和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杨教授正在办公室里谈论教学和研究的关系。tulai教授：从事研究意味着togetyourhandsdirty.
杨教授：喔不！我不是哪个意思。我那样说的是你在做什么？（youareengagedindoingsomething）或者“你在从事什么事情”
2、当说你haveenoughdumbbells,并不一定指你经常为了锻炼身体而拥有这种器械，交际情况：Goodell先生和杨先生的美国房东和杨先生正在打扫寓所，杨先生拍着地上的哑铃问：“先生，他们现在是否有用？”Goodell先生：我想最好是把他们放到库房去，我办公室里“havehaddumbbells”杨教授：是吗？你在办公室里可以联系哑铃？Goodell先生：当然不行了，我刚才在开玩笑。我真正的意思是我办公室里有许多愚蠢的家伙。因此，深入了解西方文化有利于外语学习者更好地理解所学东西。
二、文化在语言研究中占什么地位？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像水门（watergate）时间这一的政治丑闻不断被揭露，一连串的衍生词语涌进了英语中。如：“Billygate”(大米门)都是这样的复合形式。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感到在对于由“门”（-gate）构成的组合形式和衍生形式进行社会语言学研究时，有必要考察这些新词涉及的语义，结构以及功能的发展情况，同时在进行构词研究时需要更多了解这些相关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yang1997）.在对这一现象进行仔细研究后，我们发现：1、美国英语中，这个词缀有丰富的能产性；2、源于此的衍生词不可避免地暗含文化以上的贬损意义，即指“被揭发出来的高层丑闻”（BarncationandBarnhart1981:2364）,他们也就成了各种类型丑闻事件的同义词，不管是政治还是金钱的；3、在这种复合形势能产性的研究中，各种衍生形势（即换称发，功能转换发，词缀附加发）可以得到解释。基于这些发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假设性的结论：a、watergate作为一个指称任何高层政治丑闻的隐喻贬义词将在英语中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b、他在造词过程中不断产生新的衍生形式，导致其结构的语言中的地位变得十分稳固。C、它的隐语意义将和该词一起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实际上，这种组合形式变得如此广泛，以至有些-gate结尾的词已经走出了美国和社会，在其他文化中也用来指称政治丑闻。
三、语言教学中的文化
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确不是件轻松的事情，而能够在另外一种文化中保持恰当的行为举止则更为困难的工作。考虑到这一点，同时认识到语言学习中文化知识的有益作用，本文简要讨论文化学习和语言教学的关系。
总体上说，我们再语言课堂上讲授文化知识至少有三个目的：
1、让学生熟悉文化之间的差异；
2、帮助学生跳出自身文化的圈子，从目的文化的角度考虑问题；
文化和语言的关系篇2
论文关键词：语言，文化，冲突原因
一、前言
电影《喜福会》向我们讲述了中国母亲与美国女儿人之间沟通障碍以及她们在东方信仰与西方价值观及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的争执。母亲与女儿的交流障碍不仅仅反映出两代人之间的隔阂，更反映出一种文化差异。母亲代表的逐渐消失的传统文化，女儿代表的则是日益壮大的新型文化；母亲们坚守着特殊的国家文化，她们想要传授一些中国文化给女儿们，但却以女儿们没有满足她们的期望而失落不已。然而，女儿们在妈妈们的期望与美国的现实中打转，最终接受了主流文化，并且嘲笑和丢弃了以她们妈妈为代表的非主流文化，在这一系列冲突的过程中，她们不断地寻求自我和社会地位，并且努力去继承她们的文化价值。母亲们努力去调解她们“中国式的过去”和“美国当代”，而女儿们也试着寻找着自主与忠于文化遗产之间的平衡点。
二、母女关系冲突的原因
(一)不同语言的碰撞
语言是交流的渠道同时也是文化的传递者。不同的语言传达着不同的文化信息并有着不同文化特征。语言是不同年代人之间不可逾越的障碍。电影《喜福会》中母亲们的英语可谓是“支离破碎”，有时候甚至使用中英结合的英语或者中式英语。然而，由于女儿们在美国长大并接受美国教育，她们的英语很流利很地道。当然。这也是母女冲突的原因之一。不同的语言反应不同的文化背景。移民的人不得不面对忧虑和陌生感，因为这些来自她们生活方式和思想表达的改变，通过过去与现在间的不同形式的垄断，作对话，讲故事和交流叙述，语言建造了一个有着不同种族，性别和文化的网络协作。母亲不能说出流利的英语，通常会造成她和她们女儿之间交流的障碍。女儿们嘲笑她们母亲不完美的英语甚至有的人以此为羞论文怎么写。她们对她们母亲蹩脚的英语不耐烦，这导致了母亲们不愿意告诉女儿她们的秘密和烦恼。母亲们想要一直等到她们能够说出流利的英语时再告诉女儿们。她们用心良苦人文历史论文，想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在女儿的面前。女儿们能够说出流利的美式英语，但是她们不能很好的理解她们母亲的语言，因为是中文与英语的混合物。在《喜福会》的第一段情节中，景美说：“JoyLuck”的婶婶们开始小谈话，并不仅仅是听彼此说，她们说她们自己的特殊语言，一半是糟糕的英语，另一半是她们自己的中国方言。这位移民母亲安梅不能准确的发出“psychiatrist”的音，把它发成“psycheatriks”,另一个叫Ying-ying的母亲告诉别人，她的女儿Lena是一“arty-techy”，其实她是艺术家。还把公共安全发成“so-sosecurity”。
女儿对非标准英语的偏见根深蒂固，她们对母亲笨拙的英语持不耐烦的态度，并且在理解汉语方面也有困难，在很多时候保持沉默。Ying-yingStClair说：“这些年来我们紧闭嘴巴，这样自私的愿望就不会破灭。也因为这么长时间保持沉默，现在我的女儿不听我的话，女儿坐在漂亮的游泳池旁边，只听索尼牌无线电话……”。许多母亲的好意都在她们跟女儿在内的说英语的认得交流中丧失了，说英语时好像没有受过教育，不能读出单词。其实她们才是真正的知识丰富。在中国文化里，许多东西与之相对应的英语概念在她们的女儿看起来是很陌生的，因此语言成了她们间交流的障碍。她们想用完美的英语跟女儿交流，但为了清楚的表达，不得不把英语和中文混合在一起使用，英语还夹杂着中文是母亲与女儿交流的障碍，阻碍了她们良好的交流。她们各自的语言概念和不同的期望导致共同逻辑上的理解的缺失。缺少共同的语言与文化底蕴，母亲和女儿交流方面面临障碍，这不仅仅造成了代沟，同时也打击了美国更年轻的一整代人。
(二)不同文化价值观的碰撞
2．1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对比
个人、集体主义是衡量文化变化的重要标尺，为人与人交流之间的文化异同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解说性框架。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和美国当代文化共存影响是同样强烈的，不论什么时候，母亲向女儿提出期望或者管教她们的时候，总是不情愿的师徒唱反调或反抗。“美国制造”的女儿，非常重视个人自由，换句话说，个人主义。这意味着她们有能力在不受其他干涉，包括母亲，来掌握自己的命运。每个人首选应该被看作一个个体，其次才是集体中的一员。对于她们来说，追求个人自由的权益是合法的，不能被任何人剥夺。在中国文化里，一个人不是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家庭和社会，孝道最为重视。她们的父母是权威的，孩子必须在各方面服从他们。但是在美国的文化里面，孩子是应该独立的，并且孤立挑战权威和传统。美国出生的女儿们在个人主义原则下接受教育人文历史论文，因此容易与她们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母亲发生冲突。
在中国的家庭里，关系近的血亲是相互依靠并且感情皈依。根据孔子的观点，中国人属于他们的群落，个人利益从属于集体利益。因此，家庭成员的支持对个人很重要，无论是父母还是孩子，可以把文化称作“我们的”的文化而不是“我的”文化。在《喜福会》里，母亲从中国传统的，从侧重集体主义社会移民到注重个人主义的社会，她们的角色转变了，以前代表权威，现在移民到这个全新的社会，她们变得对自己不确定起来。女儿不再和以前一样，她们不能和在中国一样用同样的方式--权威来教育她们的女儿。
2.2隐私与和谐的对比
在美国，人们学习的是如何表达他们自己的愿望时做出选择，他们独立并敢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尊重不仅仅被看作是一种非常积极的状态，也应该被当作全人类渴求和满意的要求，但是在中国，隐私这个词代表的是很消极的意义，暗含着孤独与脱离集体论文怎么写。
比如说，一个人如果不能有足够的自控能力，就会简单的谋求他或她自己的利益而忽视甚至伤害其他人的利益。所以太注重个人利益时，也会危及社会和谐的关系，在意集体主义为导向的文化里，为了获得必要的支持，和谐相处被高度重视。每个人当被认为是在家庭中或社会里占有一席之地，就是这个位置暗示了这个人应该如何对待别人来与人和谐相处，所以每个人都关注自己的位置与角色，一边相应行动。在某种程度上，中国认为别人着想来获得和谐的人际关系是一种可贵渴求的品质。为了避免冲突，人们将自己的意愿从属于别人来表现尊重和爱，尤其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妻子服从丈夫，个人意愿很好的服从家里男性首脑的意志。中国人埋下身价为了共同利益，帮助组织里或者其他成员是非常必要的。中国人习惯遇到困难时依靠集体的力量来解决，换句话说，集体主义已僵硬的框架为特征，与群内合作与群外合作不同，人们指望他们的群内关系来照顾他们，作为交换，他们相信他们对群体有着绝对的忠诚。
三、结语
从母女冲突中我们分析出导致母女冲突的主要原因是文化的专制。母女来自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价值观。母亲来自家长统治的社会，有着占统治地位文化。女儿重视个人主义，自由，平等和独立。两种文化的价值观是完全不同的，但是人文历史论文，如果她们承认这些不同，并且接受彼此的文化，而不是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在彼此身上，那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冲突了。不幸的是，每一方都把自己的文化当成是中心，母亲想要控制孩子，展现父母的权威，要求孩子服从自己，去做被要求的是；而女儿要求独立，自由，希望与妈妈平等。母女对待彼此的文化态度，导致严重的冲突，这些冲突折磨她们，到最后谁都无法再容忍了。打破沉默，开始需要和对方进行沟通了。很长时间的斗争之后，她们知道斗争的目的是要求更接近对方。当她们感受到这一点，文化中心开始解体，和谐的关系建立了。从冲突的原因，文化专制和母女间的专制的解体到和谐关系的建立我们得出一个结论：任何有文化专制的人都会在不同文化的沟通中引起冲突；所说的文化专制不存在，那只是人们的虚构和想象，多种文化可以共存，只有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理解尊重其他人的文化，好好交流，那才会有和谐的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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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语言的关系篇3
关键词：文化语境；文化设定；恭维语
中图分类号：H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3-0-02
一、文化语境之说
“语境”是语用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是语用学研究的基础，它和言语行为的相互作用构成语用学的中心内容。“语境”从字面意义来看，就是“语言环境”，即语言的使用环境。语境信息在语言理解中具有较大的影响。虽然语言学家定义语境的因素不尽相同，但是这些定义没有本质的差别。简言之，语境影响着言语交际活动，它是决定词或话语确切含义的语言方面和非语言方面的各种因素的总称，也就是说，语境可分为语言语境和非语言语境。
“语境”这一术语的起源，可以追溯至波兰籍人类语言学家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早在1923年，他就提出了“情景语境”（contextofsituation)）和“文化语境”（contextofculture），这一对概念都属于非语言语境的范畴，前者指言语交际活动发生时的具体语境，后者指活动参与者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文化情景。美国语言学家爱德华・霍尔（edwardHall）于1981年提出了“语境文化”的概念，揭示不同文化对交际语境有着不同的依赖程度，不同文化中的交际行为的过程和方式因而也各异。
在我国，胡壮麟（1994）认为，“语境”可以分为三类：“语言语境”(linguisticcontext)、“情景语境”(situationalcontext)和“文化语境”(culturalcontext)。语言语境即言语交际活动中语言内部的环境；情景语境，也称上下文语境是指交际活动产生时事件的性质、参与者的关系、时间、地点、方式等；文化语境是指说话人所在的言语社团的历史文化、社会传统和风俗人情。胡壮麟认为文化语境可看作是最高层次的语境，即交际活动所涉及的文化社会背景。社会文化生活中的每一个侧面都会反映到语言中来。
因此，在某些言语交际活动中，对言语行为的理解除了借助语言语境和情景语境意外，还得联系文化语境。本文以汉语恭维语为语料，结合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从性别差异及权势关系两方面论述文化语境对恭维语的文化设定。
二、汉语文化背景下的汉语恭维语
恭维语是人类日常交际中使用频率较高的一种言语行为，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言语交际活动现象。美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说过：“人性最深刻的原则就是希望别人对自己加以赏识。”恭维语就是一种符合“人性最深刻的原则”的言语行为，它能表示对听话人优点的欣赏，因此能在交际中获得听话人的好感，使交际双方心理和情感上的距离缩短，从而建立或维系良好的人际关系。简单地说，恭维语具有维持、协调良好人际关系的言后行为及言外行为作用（locutionaryforceandillocutionaryforce），被称为社会交际的“剂”。
另一方面，恭维语的使用不是一个随意的言语行为，它受到语境及言语行为参与者的性别、年龄、社会关系等诸多因素影响，是一种复杂的言语行为。有效恭维及其成功应答构成了人们言语交际能力的一个方面。每个民族都有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文化和语言，不同的语言受到各自文化的影响，其恭维语因此也具有本民族特有的表现模式、内容及功能，同时也遵循不同的语用文化原则。
汉语恭维语是一种极富中国文化特色的言语行为，据贾玉新（1997）的调查，汉语中恭维语的功能主要集中在：（1）使对方感觉良好；（2）欣赏；（3）利用他人。“利用他人”是中国文化中恭维语的一个主要的功能，在贾玉新的调查中占第三位，这也是汉语恭维语独特的语用功能。
然而，不同文化群体的人对恭维功能的认知可能不同，而且同一句恭维用于不同的语境中，其表达的意义和发挥的作用亦有可能不同。因此，要确定一句恭维语的功能，必须依据文化语境和现实交际中双方的关系来具体分析。
三、文化语境对恭维语的文化设定
话语反映文化，与文化关系紧密。话语同时又是言语行为的表达方式，也就是说，言语行为同样与文化关系紧密。我们已经讨论了文化语境涉及的因素，它包含了说话人所在的言语社团的历史文化、社会传统和风俗人情。任何一个语言使用者都属于某个特定的言语社团，每个言语社团都有长期形成的历史、文化、风俗和价值标准，而这些必然反映在该言语社团的共同话语中。既然话语作为言语行为的语言表达方式，那么言语行为也可以反映文化，同时也应该受文化语境的制约，即文化语境可对言语行为产生文化设定。
文化设定是什么？文化语境从哪些方面设定言语行为？何刚（2004）对此作了一些阐释。他认为言语行为的文化设定是对言语行为和文化语境合适性的探讨。人不仅是自然时空的存在，而且是一个文化空间的存在，其言行很大程度上都是被文化设定的。文化语境对言语行为的设定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系统的。它主要体现在权势关系，性别差异等方面。
（一）性别差异的设定
语言中的性别差异，是语言使用者出于社会、文化、习俗等方面即文化语境的考虑所表现出来的一种语言现象（陈明芳，贺莉君，2005）。男女两性分属不同的言语行为群体，受文化语境影响，两性的话语差异除了表现在语音、语义和词汇语法三个语言层次上以外，其言语行为的方式、模式或策略的选择必定受到文化语境的设定，才能实现与文化语境的合适性。
从汉语恭维语的三个主要功能来看，在中国文化语境下，社会对女性的外貌、穿着打扮、发型等方面的恭维并不占主导地位，而是更注重于一个人的道德品质和才能等方面。男性受到的恭维主要来自对能力和所有物的积极评价，因为对于男性来说，自我价值的实现体现在能力被他人肯定及欣赏，这样的恭维就会使他们感觉良好。不同于西方的是，在许多场合，男性对女性长相、身材、穿着和打扮的恭维是不合适的，否则就会有“不太正经”的嫌疑。当然，较亲密的女性之间可以恭维彼此的外貌。例如：如果一个在中国学习汉语的美国男子不了解汉语的文化语境，按照美国的交际方式用“你是个挺性感的（sexy）姑娘”来恭维他见到的中国女孩，中国人一般是不会轻易接受，因为这样的恭维并没有让对方感觉良好，也没有表现出对对方的欣赏，反而是一种轻薄。我们再看下面的例子：
1、跳舞时，一位男士对一位刚认识的女士说：“你不是学英语，而是学跳舞的吧！”
2、一位第一次见到朋友妻子的男士对该朋友说：“你小子娶到这样的老婆可真有福气呀!”
3、（宝钗）因见林黛玉在做剪裁，因笑道：妹妹越发能干了，连裁剪都会了。”(《红楼梦》二十八回)
4、一位女士请男同事帮忙修电脑，一会就弄好了，该女士说道：强人，拜你为师吧。
以上4例恭维语的功能都体现了说话人对对方的欣赏，并会使对方感觉良好。在汉语文化语境下，由于男女两性各自不同的性别角色，说话人言语行为就会有某些倾向性特征。同性之间往往倾向于直陈式恭维，如例2，例3。异性之间则往往使用隐含式恭维，这样的方式不显唐突，同时也表达了说话人对被恭维对象的欣赏，听话者因此感觉良好，从而愉悦地接受，如例1，例4。也就是说，性别差异这一文化语境因素会对恭维语这一言语行为产生一定的文化设定。
（二）权势关系的设定
社会交际中，权势关系(powerrelation)是一组非常常见的互动角色关系，也是特殊文化语境的重要因素。在这样的语境中，言语行为会受到权势关系的设定或制约。何刚指出权势关系对特定行为的设定主要表现在：行为的顺序、容忍度、可磋商度及磋商方式。
以恭维语为例，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如果交际双方社会地位相等，说话者对听话者的恭维基本都出于真心的欣赏，权势关系的设定力较弱，说话者可选择的恭维话题、方式或策略的范围就较宽。如果交际双方不是平等的社会地位，权势关系对该言语行为的设定力较强，常常是下级（尤其是男性）对上级的能力和成就进行恭维，其目的主要是表达对上级的欣赏，以取得上级的好感，更甚者是利用这种好感以利于自己事业的发展或提升。例如：
5、两个职务级别相同的人下棋，输的人说：想不到你还挺厉害的嘛！
6、两位女性同事隔了一段时间见面，甲对乙说：一段时间没见，我发现你越来越漂亮了！
7、红玉笑道：愿意不愿意，我们也不敢说。只是跟着奶奶，我们也学些眉高眼低，出入上下，大小的事也得见识见识。(《红楼梦》二十七回)
8、一位顾客在家鞋店挑中了一双鞋，售货员说：您喜欢这双鞋就说明您眼光独到，穿在您脚上再合适不过了。
9、康熙拉着韦小宝，笑着对魏东亭说道：“东亭啊，这便是我整天对你提及的小桂子，多亏他帮朕想出来的主意，因此才救下苏克萨哈一命。”
韦小宝忙说道：“哪里是奴才的功劳，都是皇上英明神武，奴才只是耍些小聪明而已。”（《韦小宝传》第一章）
通过上述例子，我们发现在汉语语境下，恭维语的语言选择因权势关系的对等与否而不同。例5，例6中，交际双方的社会地位相等、权势关系对等，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发话人直接地表达出对听话人能力或外貌的恭维，使对方感觉良好，实现了恭维语的功能。
如果交际双方的社会地位不相等、权势关系不对等，同样的恭维语就不能使用，否则只会造成交际失败，甚至会有更严重的后果。汉语文化语境是绝不允许例5，例6中的恭维语发生在下级与上级的交际中。权势较低者对权势较高者的恭维更应讲究语言选择，要表现出对权势较高者权威的认可及尊敬。例7中的红玉是一个奴婢，她没有直接地称赞王熙凤，而是使用含蓄的语言称赞王熙凤办事能力强、见识广，巧妙地实施了恭维言语行为，委婉表达了自己的意愿。例8中的售货员同属于权势较低者，顾客对她来说就是上帝。售货员直接恭维顾客的眼光，满足其乐于听到赞美的心理世界，为自己赢得销售业绩。例9中韦小宝与康熙的社会地位及权势关系相差更大，略有不同的是，本例中由高权势者康熙对低权势者韦小宝首先进行“恭维”，受汉语文化语境中权势关系的设定，韦小宝采用“卑己尊人”的弱化恭维策略，将“成就”顺应的转移到康熙身上，同时也肯定了自己的能力，很容易得到康熙的“青睐”。值得一提的是，权势关系不对等者之间的恭维尤其体现了汉语恭维语的第三个主要语用功能，即利用他人。
四、结语
文化语境是话语理解的重要因素，话语是在语境中呈现，在语境中生成意义。文化语境关于话语或言语行为的设定，是文化语境作用在言语行为上的体现，是文化的语用价值的体现。恭维语作为人类言语交际中一种常见的言语行为，在汉语文化语境下发生的恭维语，必定受到汉语文化语境因素的制约，如性别差异、权势关系。我们应深入挖掘文化语境的其它因素，以更好地解读包括恭维语在内的其它言语行为与文化语境的关系。
参考文献：
[1]陈明芳,贺莉君.文化语境对话语的制约[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2005,(4):114-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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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语言的关系篇4
关键词：汉语；汉民族；文化；语言
一、语言、文化的定义及关系
文化是指人类活动的模式以及给予这些模式重要性的符号化结构。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一词最早来自于德语kultur。文化在汉语中实际是“人文教化”的简称，《辞海》中解释“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不同的语言观会导致不同的语言理论，产生不同的语言研究力法，追求不同的语言研究目标和结果。潘文国(2001：106/2002：83)先生提出“语言是人类认知世界及进行表述的方式和过程”，“语言是民族的世界观”是更为妥当的提法。
文化与语言二者既密切联系，又互相区别。语言是文化的凝聚体，是文化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语言不是文化之外游离存在的客体，而是文化整体中有其自身结构，而且自成体系的特殊部分。一切文化活动和文化创造都离不开语言的作用，所以文化的积累也都保存在语言的信息系统之中。语言不仅是文化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文化总体中最核心的部分(张公瑾，陈建民、谭志明主编，1993：344-346)。语言和文化互相渗透，互为因果，互相制约，互相推动。
二、汉语与汉民族文化
汉语是世界上最丰富、最发达的语言之一。汉民族文化也是世界上最丰富、最灿烂的文化之一。文化具有明显的民族性，文化形态上的差异，不可避免地会表现在语言大系统的不同层次上。汉民族文化的鲜明特点在汉语言中呈现以下一些表征：
1.汉字
汉字是汉族创造的独特的产物，可以说其本身就是一种中国文化。汉字平面型的方块形体能够比线型的拼音文字存储更多的信息量；汉字的表意特征使其具有超方言的功能，将数十亿汉语使用者维系在一个完整的汉文化系统内，使这一文化中的各个民族都能产生强烈的文化认同感：汉字多采用形声字方式字乳新字，为汉语的发展演变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脊粱，是汉人观念中的中心主题。汉字同西方表音文字的不同特质，造成了中国语言学传统与西方语言学传统的差异。
2.语序
语序是各级语言单位在上一级语言单位内的排列次序。汉语是语义型语言，在语言的组织中，语义的搭配是决定语序的最重要和第一位的手段。张世禄(1939)提出“凭语序而建立范畴，集范畴而构成体系”，把语序在语法研究中的作用提到了极高的地位。中国传统哲学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注重整体和谐，注重综合概括，因此其思维模式和言语观倾向于寻求整体和笼统，具有整体思维的特点。汉民族习惯于概括综合，往往从整体入手，认识和处理个体间的关系。汉语逻辑关系常常按先因后果，先假设后论证，先叙事后表态，由远及近，由大到小，由强到弱，由一般到具体的次序排列。
3.流水句
中国哲学、艺术和语言注重心理时空观，反映在句法层次上，表现为汉语“流水句”式的时间型构造。这也是汉语语法成为意合语法背后的文化因素。意合(parataxis)指通过意思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将句子合在一起。汉语的“流水句”是靠“意合法”组织起来的。在叙述事实过程和动作先后的句子里，可以包含两三个、甚至十个八个小句，小旬与小句之间没有连词，完全依靠意合，一切以达意为主，“辞达而已矣”。这正是汉语口语里流水句出现频率高的原因，也是汉人独特的思维方式在汉语语句结构上的反映。汉语的这种特征是和汉族人的整体观念、直觉妙悟的文化心理分不开的。
三、结语
语言与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文化具有明显的民族性，不同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不同语言，文化差异表现在语言系统的不同层面。一种语言是一个民族所观察到的客观世界的缩影，民族的传统文化、思维方式、意识形态、社会生活、风土民情等，都会充分反映在语言上。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研究可以为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和民族学等人文学科提供真实可靠的事实依据。同时，汉语言与汉民族文化的研究对拓宽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也具有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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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语言的关系篇5
【关键词】语言人类学；文化；学科建设
【作者】谭志满，湖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博士。湖北恩施，445000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06)03-0055-005
onLinguisticanthropologyanditsDevelopmentinChinatanZhiman
abstract:Linguisticanthropologyisacrossingsubject.itemergesanddevelopsinthebackgroundofanthropology.westernlinguisticanthropologygoesthroughseveralperiods,suchasfield-work,comparativeanalysisandtheoreticalgeneralization.therearemanyethnicgroupsandmanylanguagesinChina.thedevelopmentofLinguisticanthropologyhasawidebaseinChina.theresearchofLinguisticanthropologyisbeneficialtotheconstructionofanthropologysubject.meanwhile,itholdsimportantmeaningstoprotectthediversifyoflanguagesandcultures,tomakedifferentlanguageethnicgroupsrespecteachother,andtomakelanguageethnicgroupsdialogueharmoniously.
Keywords:Linguisticanthropology,Culture,Subjectconstruction
一、语言人类学的学科发展
语言人类学（linguisticanthropology）是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同时也是人类学与语言学的一个交叉学科。但由于世界各国的学科渊源不尽相同，语言人类学的学科界定以及学科归属不尽相同。在前苏联所体现的欧洲大陆体系中，人类学主要指体质人类学，它与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构成关系密切但又相互平行的学科。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美体系中，语言人类学与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考古人类学等一起构成人类学的学科体系。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语言人类学是人类学研究语言与文化关系的一个学科，有时也可当作人类语言学。不管是人类语言学还是语言人类学，都涉及到“传统的历史比较、亲属关系构拟，到‘认知语言学’(cognitiveanthropology)、‘说话民族志’(ethnographyofspeaking)、语用学和语言规划”。①语言人类学旨在通过语言的研究或借助语言学的研究成果达到深化认识人类文化的目的，同时也使不同的语言族群相互尊重和相互理解。
语言人类学的学科渊源可以追溯至西方的“民族语言即民族精神”的思想。18世纪末，德国学者海德尔(G.Herder,1744-1803)指出语言与民族之间存在着同一关系。他认为，一种民族的语言就是本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就是他的语言。语言学家冯堡特（wilhelmvonHumboldt,1767-1835）进一步发展了海德尔的观点，他认为语言是全部灵魂的总和，语言是按照精神的规律发展的。“语言的所有最为纤细的根茎生长在民族精神力量之中，民族精神力量对语言的影响越恰当，语言的发展也就越合乎规律，越丰富多彩。”②语言相对论认为，语言有比较完善的和比较不完善的，但是“即使是最野蛮部落的语言也不应该受到谴责或轻视，因为每一种语言都是人类原有的创造语言能力的表现。”海德尔和冯堡特都认为民族的语言是特殊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民族世界观和语言才能的体现。”③在这些观点中，语言作为“中间地位”的看法已基本式微，而语言作为特殊的民族文化，语言等同于民族精神这些思想，让人们逐渐认识到语言的文化性质和文化价值。语言是人们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这就是语言的文化性质；语言的文化价值主要指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各民族都会把自己的各种文化放在用语言作为标识的贮聚库里，通过语言可以来透视民族的文化以及民族的心理素质。
索绪尔（FerdinanddeSaussure,1857-1913）是真正把人类学与语言学结合起来研究的第一人。为了回答语言对于人类学、民族学和史前史能否有所阐述，索绪尔从语言与种族、民族统一体、语言古生物学、语言的类型和社会集团的心理素质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证。索氏树立了从语言的角度来探索人类历史上文化现象的典范，为以后语言与民族，语言与文化相互关系的研究开了先河。④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索氏通过“回顾法（retrospectivemethod）”进行语言重建的方法为人类学开展史前史的研究提供了借鉴。20世纪初期，索绪尔的追随者即社会心理语言学派代表人物梅耶和房德里耶斯(J.Vendryes)也比较注重语言与民族以及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人类学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B.K.malinnowski1884-1942）早年从事人类学研究，出版大量的人类学著作，为功能学派的开创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他晚年却转向语言学研究。马氏的学科转向加强了人类学与语言学的结合，强化了语言研究对于了解和揭示人类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
作为一门学科，语言人类学是在美国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摩尔根(L.H.morgan,1818-1881)在对易洛魁印第安人多次深入调查研究和收集材料的基础上，在1851年发表了《易洛魁联盟》一书。该书追溯了易洛魁人数百年的历史，详细的记录了他们的生活环境、经济活动、习俗、宗教和语言。1871年他又发表了《人类家族的血亲和姻亲制度》，该著作从语言学的角度讨论了印第安人的奇特亲属称谓和族源问题，开始了对人类早期社会组织原则及其普遍发展规律的探索。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人类学家在对印第安人的土著文化进行深入研究时，发现印第安人的语言不同于印欧语系诸语言。人类学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博厄斯（FranzBoas1858-1942）认为人类学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重建人类发展的历史，他强调人类学的基本任务就是研究语言、习俗、迁徙、身体特征等的全部总和。觉得要获得有关印第安人的资料就必须学习他们的语言。他对语言学极为重视，花了大量的精力研究了语言问题，他本人就懂得多种印第安人方言。他在研究过程种发现，每一种语言都有它自己的一套语音、形态的意义和结构、词汇的特点。描写一种语言只能根据它自己的结构来描写。他的这一主张被称为“描写语言学”或“结构主义”理论，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种方法对于研究无文字民族的语言尤其有效，对研究那些鲜为人知的语言亦很有效。1911年，博厄斯还组织出版了最早的《美洲印第安语言手册》（aHandbookofamericanindianLangguage），搜集了几十种语言资料，他为该书所写的序言一直被列为语言学的经典著作。博厄斯还于1920年创办了美国最早的语言学刊物《国际语言学杂志》，该杂志对语言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1940年博厄斯写成《种族、语言和文化》、1941年写成《达利他人的语法》。博厄斯的“描写”方法为语言人类学的学科方法奠定了基础。⑤
萨丕尔(edwardSapir,1884-1939)是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晚年开始转向人类学研究。萨氏重视语言与民族文化的密切关系。他说，“语言的内容，不用说，是和文化有密切关系的。不懂得神通论的社会，用不着神通论这个名称；从来没有见过或听说过马的土人遇见了马，不得不为这个动物创造或借用一个名词。语言的词汇多多少少忠实地反映出它所服务的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史和文化史沿着平行的路线前进，是完全正确的。”⑥沃尔夫(BenjaminLeewhorf,1897-1941)发展了萨丕尔的观点，认为语言形式决定着语言使用者对宇宙的看法；语言怎样描写世界，我们就怎样观察世界；世界上的语言不同，所以各民族对世界的分析也不同。⑦他们的观点浓缩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theSapir-whorfHypothesis)。虽然“萨丕尔-沃尔夫假说”遭到了许多人的质疑，但是，语言与文化、世界观之间的相互关系却一直成为人们长期讨论的主题。
20世纪中叶以来，语言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日臻完善。这一阶段出现了大量的语言人类学成果，尤以菲力普森（Robertphilipson）、萨斯曼（ZdenekSalzmann）等人为代表，菲力普森从语言人类学视角对英语进行了个案研究。他指出，由于文化上的不平衡，英语的支配地位造成了英语帝国主义，实际上是间接反映了一种盎格鲁文化中心观。⑧萨斯曼同样从语言人类学的视角对语言、文化和社会的相互关系进行了论述，指出不同的语言结构与其所反映的思维方式具有协同性；同时还对当今的语言人类学“实用性”展开了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语言人类学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发展。⑨
二、中国的语言人类学研究
中国传统语言学比较注重语言事实研究。先秦以文字训诂为主；隋唐以音韵为主；清代是文字训诂全面发展的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洋为中用时期。⑩但我们也看到，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由来已久。如前文所述，语言学思想有时是时代思潮的延伸，它离不开自己的时代社会背景。如先秦诸子百家关于名与实的讨论虽然属于语言学问题，但更是哲学问题。中国语言学后来的发展都是与经学分不开的。在西方，由于现实需要以及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19世纪诞生了人类学这门学科，在西方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引进到中国之后，中国的语言学研究就在搭建语言学与人类学之间的桥梁。
在国内，罗常培先生当属于从事语言人类学研究的第一人。上个世纪30年代，罗氏研究语言就已经不把研究的视角局限在语言本身的范围内了。罗氏通过对山东临川音系的调查研究，并结合方志、史籍、族谱和已有论著，写出方言与社会历史移民关系的论述《从客家迁徙的踪迹论客赣方言的关系》；抗日战争期间，受费孝通先生的《关于功能派文化论》的影响，于是把研究方向从音韵学和方言研究转向少数民族语言田野调查研究方面，并调查了多种少数民族语言。由于人类学历来比较重视后进民族的田野调查和研究，所以罗氏所作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已经表明中国传统语言学正在朝着语言学与人类学的结合方面发展。1943年以后，罗氏的治学道路从语言学转向了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他的研究范围涉及到了从地名研究民族迁徙的踪迹；从人名研究民族来源和；从造词心理研究民族的文化程度；特别是从词的来源和演变研究古代文化的遗迹等等。罗氏对于语言人类学的贡献，正如他本人所说，“假如我这一次尝试能够有些许贡献，那就可以给语言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搭起一个桥梁来。”其著作《语言与文化》尤其侧重国内少数民族和国外文化比较落后的口语，从语言所反映出的文化因素来透视该民族文化的特点。可谓是中国语言人类学的先声。[11]
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全球性文化研究热潮的兴起，民族自觉意识得到显著增强，文化语言人类学在国内重新被认识。从事语言研究的学者运用田野工作方法从事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达到深化认识民族文化的目的，同时来达到不同语言文化族群相互尊重以及和谐对话。关于此方面的论述，人类学家纳日碧力戈已有专门论述。如傅懋勋运用永宁纳西族的亲属称谓来探讨母系家族中的婚姻家庭制度。[12]练铭志运用田野调查材料，对现行土家语与古代土家语中的亲属称谓进行比较后认为，认为古老亲属制有如下一些特点：父系和母系的亲属称谓区分不明显，从亲属称谓大体可以区分出性别和辈分，亲属称谓是类分式和专门称谓相结合。湘西土家族古老亲属制的材料，不仅证明了摩尔根关于亲属制理论的主要观点是正确的，同时也反映了土家族历史上婚姻制度的演变过程。[13]罗美珍从语言角度阐述了傣、泰民族的发展脉络及其文化上的渊源关系。[14]周庆生根据傣族亲属称谓以及人名构建傣族社会历史和社会结构，力求把语言和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15]纳日碧力戈运用结构主义理论，分析了蓝靛瑶亲属称谓的一些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语言学与人类学之间的对话。[16]吴东海运用傣族诗歌、谚语等语言材料阐释傣族的水文化特征。[17]
在进行民族语言个案研究的同时，国内学者从宏观角度对语言与文化、语言与人类进行了理论上的阐述，为语言人类学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学良和戴庆厦二位先生从语言在民族诸特征中的地位、语言界限同民族界限的关系、从语言研究民族等几个方面论述了语言与民族的关系，提出从语言特点可以映射出民族特点。[18]陈保亚提出语言决定思维轨迹的观点，认为“思维轨迹是思维能力在语言系统中的实现。思维轨迹的差异是语言系统决定的，语言浇筑了思维轨迹。”[19]武铁平等人对陈保亚的观点进行了批评，认为人的思维方式并不是受制于语言，而是受制于人所生活的社会。[20]张公瑾把混沌理论引入语言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开阔了语言和文化研究的视野，同时也为语言人类学的方法注入了活力。[21]周庆生从古今文献资料以及第一手田野调查材料建立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理论框架，对语言与文化、语言交际与传播、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等多个方面的关系进行了阐释。[22]
除了对语言与文化、语言与人类相互关系的研究外，学者们将人类学与语言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从理论和实践等方面对语言人类学学科进行了阐释。李如龙是国内界定语言人类学的第一人，他认为语言人类学就是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用语言材料来研究人类，它是语言学与人类学相互为用的边缘学科。同时还明确指出了语言人类学的研究论题，即：语言起源；语言与思维；人类群体与语言社区之间的关系；从不同语言的借用看民族间的接触；从语言材料看人类社会的发展；语言与精神文化之间的关系。[23]邓晓华综合运用语言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从语言结构以及与社会文化结构的关系诸方面来研究语言为何在广阔的社会文化行为环境中运行其职能。同时，还对语言人类学的对象、范畴、理论和方法进行了界定。指出了语言人类学的特点在于强调语言的文化价值以及强调语言与社会、文化的双向互动研究。语言人类学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在语言与文化的内部联系上、从民族语言的结构等方面把握民族深层文化的特点。[24]
中国的语言人类学的学科建设以及学科推介也值得一提。早在1988年，厦门大学就设置了语言人类学课程；此后，中央民族大学、云南民族学院等民族院校也开设了该课程。现在一般的民族学科研以及教学机构，都把语言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放在同一个平面上对待。2003年，中国在申办2008年世界民族学人类学大会时，将语言人类学向国外人类学专家和学者进行了重点介绍。[25]
三、语言人类学研究在中国的现实意义
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语言人类学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其主要表现在学科建设以及科研成果两个方面。该学科毕竟是一门交叉边缘学科，在中国起步比较晚，基础也表现得比较薄弱，但从学科角度看，这显然是滞后的。我们认为，有必要加强中国的语言人类学研究，因为它既是学科建设的需要，同时又具有重要社会现实意义。
1.加强语言人类学研究是学科建设的需要。严格说来，中国语言人类学的学科渊源有文化人类学、中国传统文化史、文化语言学以及社会语言学等，虽然这些学科的历史并不很长，但它们有自己独到的学科理论与方法，语言人类学要达到与这些学科“平行”，还需要从理论与方法上做一些开创性的工作。中国人类学是从西方移入的，而西方人类学的分支学科文化人类学、语言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并驾齐驱，中国人类学特别强调文化人类学，似乎文化人类学可以代表中国人类学的全貌，虽然这在一方面反映了文化人类学学科的成熟，但同时也显示出人类学其他学科发展的滞后状况。所以加强语言人类学的学科建设是必需的也是必要的。中国的语言人类学要不断吸收和借鉴中外文化人类学以及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文化，这是中国语言人类学发展的比然选择。
2.加强语言人类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的国家，中国至少有80多种语言，而在当今现代化背景下，文化变迁日益迅速，许多民族的母语危机现象越来越突出。中国如此丰富的语言资源如何保护每一种语言所蕴涵的信息特别是传统文化如何得到传承这些都是人们非常关心的问题，人们对母语危机现象的“焦虑”以及对中国很多濒危语言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语言人类学学科的发展；中国丰富的语言资源也表明中国语言人类学具有十分广阔的前景。
语言是民族的标识，语言人类学研究有利于民族内聚力的增强。一般说来，不同的民族都拥有自己的语言，由于民族成员对自己民族语言的特殊情感，民族语言往往成为民族的象征。如，犹太民族早年曾因失去了自己的国家在长达2000年的时间里散居世界各地，但其成员由于对自己民族的热爱，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却不约而同地保留着自己的民族语言――意第绪语（Yiddish）。历史发展到现在，中国境内一些少数民族失去了自己的语言，一些少数民族语言的濒危程度正在加深，一些少数民族有语言无文字，所以开展民族语言的保护和抢救工作对于民族内聚力的增强，对于语言以及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尤其重要。从这方面看，加强语言人类学研究，建设有中国自己特色的语言人类学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①纳日碧力戈.关于语言人类学.民族语文［J］，2002年第5期.
②（德）洪堡特著.姚小平译.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③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
④（瑞士）索绪尔著.高明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⑤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
⑥（美）萨丕尔著.陆卓元译.语言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⑦刘润清编著.西方语言学流派［m］.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02.
⑧Robertphilipson.Linguisticimperialism.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m］.1992.
⑨ZdenekSalzmann.LanguageCulture&Society--anintroductiontoLinguisticanthropology［m］.westviewpress.1993.
⑩王力.王力论学新著［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
[11]罗常培.语言与文化［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12]傅懋勋永宁纳西族的母系家庭和亲属称谓.民族研究［J］，1980年第3期
[13]练铭志.湘西土家族古老亲属制述论。土家族历史讨论会论文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事务委员会主编，1981.
[14]罗美珍.从语言角度傣、泰民族的发展脉络及其文化上的渊源关系.民族语文［J］，1992年第6期.
[15]周庆生.傣族人命的等级结构与社会功能.民族语文［J］，1998年第2期.
[16]纳日碧力戈.从结构主义看蓝靛瑶亲属称谓的一些特点.民族语文［J］，2000年第5期.
[17]吴东海.傣语中的水文化.湖北民族学院学报［J］，2005年第1期.
[18]戴庆厦.语言和民族［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
[19]陈保亚.语言文化论［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3.
[20]武铁平，潘绍典.语言。思维。客观世界――评陈保亚《语言影响文化精神的两种方式》，民族语文［J］，2000年第2期.
[21]张公瑾.文化语言学发凡［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
[22]周庆生.语言与人类［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
[23]李如龙.略论语言人类学的一些课题.人类学研究［J］，1985.
文化和语言的关系篇6
【关键词】大学英语教学；语言文化；课程教学；文化能力
一、大学英语教学文化能力导向的提出
根据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的思想，大学英语的教学主要内容是以英语语言知识的实际应用、跨文化交际能力为目的，以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为教学目标，让学生在以后的社会交往工作学习中使用英语进行有效的交流和沟通，同时提高学生的综合文化能力的素养以及其自主学习的能力，从而为我国的国际交流和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从90年代开始，语言文化研究的思想在欧美兴起，这极大的影响了语言学理论，于是人们对语言学的研究慢慢的由社会范式转变为人类中心范式，教育心理学、跨文化交际学、文化学等众多学科开始了语言的综合性研究，于是便出现了文化能力和语言文化这两个概念，在对人的语言进行综合性研究的同时，还深入的考察了语言与文化能力之间的关系。这种崭新的语言学研究状况，使大学英语教学从只注重语言基础知识的培养逐渐转向了对语言文化能力和综合能力的培养。
二、大学英语语言文化教学的理念和文化能力教学的关系
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的第一要素，一个民族的文化的传播，其承载方式可以有多种，但最主要的方式还是以语言的方式表达和延续，文化的传播才能得以更好的继续。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文化环境，在人类认识世界和了解外部世界中，我们的母语起着主要的作用，也成了我们的主要思维方式。语言在人们的感情、思维、和感知等意识中起着决定作用，对人类的文化心态也起着决定作用。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在人类维护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中，语言显然是一个重要的纽带。因此，语言不但是文化最具影响力最核心的组成部分，而且还是文化得以发展的重要媒介。语言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文化的符号，而文化则是语言的深层建构机制。
语言在文化系统中具备两个特点：第一，语言是文化一般本质属性的体现，也就是说语言本身就是一个文化世界；第二，语言是文化的一种工具，在文化的传播中，语言起了传承和记载的作用，并直接推动了其他的文化的产生，并使其得以继续传播下去。
我国语言研究者在考察了语言文化的本质之后，逐渐的对语言能力和语言教学、文化能力以及跨文化交际能力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兴趣，于是开始为语言教学寻找新的思想，语言文化的教学观念慢慢的形成了。外语教学被这种观念看作是一种文化的教学，其任务不能只是对语言知识的传授和读写听说能力的培养，更重要是还必须培养学生对外语语言文化的了解。
随着全球化语境和信息化社会的到来，语言能力已经成为人类使用语言知识进行必要交流的重要手段和本领，它不但是文化能力形成的基础，而且还是文化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教学要求学生在继承、鉴别、批判和创新本民族文化和目的文化时，不但要使用语言进行思维，还要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状态下使用语言来进行交际，这样将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和差异进行转化，从而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价值的融合。在未来的大学英语教学中，其目标是使学生具备一定的语言、文化知识的基础上，着重培养学生的文化能力。
三、大学英语文化能力教学体系探索
（一）处理好大学英语文化能力教学体系中的几中关系
要构建一个完善的文化能力教学体系，一般来说是需要使用母语的教学来调整目标和理念，通过对学生传授本民族文化知识来提高学生对文化意识的自觉培养，提高学生接受和发现文化差异的能力，这是因为学生在学习第二语言文化时，总是会受到母语中的文化定势和思维定势的影响。学生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是一个由培养学生学习知识文化素养的过程逐渐转变为培养学生的文化能力的过程，所以要构建大学英语文化能力教学体系，要处理好以下关系。
高等英语和初等英语的教学区别。英语教学要以文化能力为导向，必然会要让学生在学习英语的基础教育阶段对语言知识和双文化知识掌握得较为扎实，而且要求学生能进行最基本的读写听说能力，在大学教育阶段的英语教学任务中，最好不要出现这些基础性的教学任务。
历史文化知识的教学和大学英语教学的关系。大学中提高学生人文素养的教学一般都是通过上选修课公开课和学术讲座的形式来对人文课程进行教学，通过开设这些课程，可以提高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接受能力和认知能力。这些课程的开设，有利于大学英语文化能力教学体系的建立，当然，我们的英语文化能力教学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不可能全部都是，所以还必须得培养学生丰厚的英语文化底蕴和对多元文化的适应、理解和接受能力。
（二）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内容体系及目标的重组
在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中，教学的目标主要是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以英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跨文化交际和学习策略为主要内容[4]。文化能力导向要求改变现有的以语言能力为导向的教学制度，把大学英语教学的目标定位为培养学生的文化能力，以文化比较、文化批评、文化鉴赏为主要内容，全面提升大学英语教学体系的层级，朝着更符合时代特征、人的发展要求的方向改革。
参考文献：
文化和语言的关系篇7
关键词：顺应论；得体性；人际交往；语用距离
interpersonalcommunication,discourseappropriateness,pragmaticdistance
liuhelin
(changshauniversity，changsha410003,china)
languagehasthefunctionsofconveyingmeaningsaswellasregulatingsocialrelationships.theuseoflanguagewillmakeagreatinfluence(positivelyornegatively)oninterpersonalcommunication.accordingtothetheoryofadaptation,theuseoflanguageisadynamicadaptiveprocess;i.e.,languageadaptscontextandviceverse;ortheyadapteachother.thispaper,basedonthistheory,mainlydiscussestheimportanceofpragmaticappropriatenessfromtheperspectivesofinterpersonalrelationships,appropriatenessinutteranceandpragmaticdistance.accordingly,pragmaticstrategiesareoffered.
keywords：theoryofadaptation;appropriateness;interpersonalcommunications;pragmaticdistance
1前言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人际交往中语言正确而语用不得体现象屡见不鲜。这无疑影响到交际的有效进行（thomas1983，leech1983，yule1996，王希杰1996，钱冠连1997/2005，王得杏1998，何兆熊2000，林大津谢朝群2005）。造成这类现象的原因是有多方面，误读语用距离就是其中之一。所谓语用距离，就是指“交际双方在特定交际环境中所感知和确认的彼此之间的关系密切程度，可用语用亲密度描述”（王建华2001：25-31）。它对人际交往具有规约作用：要求对不同文化、身份、地位等特征的交际对象实施不同的言语行为或采取不同的语用策略，以便达到预期的交际目的。相对于其他语用理论，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顺应论引起的“关注都相对不足”（何自然2007：65-80）。于是，本文力图以顺应论为基础，以语用距离为切入点，探讨交际、话语和语用距离间相互顺应的重要性，提出相应语用策略，促进人类社会和谐交往。
2顺应论的理论框架
j.verschueren创立的顺应论认为，人类之所以能够在语言使用过程中作出种种恰当的选择，是因为语言具备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语言变异性指“语言具有一系列可供选择的可能性”，商讨性指“语言选择不是机械地做出的，而是基于高度灵活的原则和策略进行的”，而顺应性则指“能够让其使用者从可供选择的项目中作灵活变通，从而满足交际需要”（verschueren2000：59-63）。这三个特点是人类自然语言的基本属性，它们使人类得以动态地使用语言。其中，变异性和协商性是语言运用的条件和基础，顺应性是根本特征和目的。
verschueren从功能综观论出发，认为语言交际是一个顺应过程。顺应论为语言现象的语用描述和语用解释提供了4个研究角度：语境关系顺应、语言结构顺应、动态顺应和顺应过程中的意识突显度。人们使用语言的过程是一个基于语言内部和外部原因，在不同意识程度下不断选择语言的过程。语言顺应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或多维的，即语言顺应语境、语境顺应语言，甚至两者同时顺应，还可以是交际主体的彼此顺应。无论何种顺应，其过程都是动态的。语言使用过程中的核心问题是“意义的动态生成”（verschueren2000：147-172）。所以，时间、空间、语境、结构客体、言语活动以及交际策略等都是动态的。
总之，顺应论是把语言、社会、文化和认知等因素结合在一起来考虑的语用学理论。顺应论属于动态语用学（dynamicpragmatics）范畴。动态语用学关注内在动机，即人们在相互交往的动态过程中为什么选择某些语言形式而不选择另一些语言形式，以此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或者说，人们以言行事，有其内在原因。（thomas1991)语言由静止描写到动态研究始于上世纪90年代，这既是语言发展又是人类认识的一次飞跃。
3话语得体与顺应
verschueren最新理论认为，语用学可以对公共领域的生态建设作出贡献（verschueren2008）。此公共领域指社会中所有（或大多数）成员（潜在）共享的空间。这一空间主要由话语组成，而话语并非发生在事先确定的语境或外部现实，话语能够创造自己的语境。公共领域（本文所讨论的人际交往领域就是其中之一）非常复杂，就是一个话语世界。然而，在日常交往尤其是跨文化交际中，话语不得体现象仍十分突出，这严重影响交际效果。因此，研究话语得体性（appropriateness）显得越来越重要，以至于国内语用学界有人认为应将得体性视为语用的最高原则。
语言在社会交往中起着重要的媒介作用。研究话语得体性也就成为言语交际学、语用学和修辞学研究的核心课题。为此，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得体性”进行了一系的研究。如海姆斯（hymes）提出的交际能力由4个方面组成，得体性就是其中之一（王得杏1998：105）；campel&wales提出，最重要的语言能力就是能够说出并能理解那些完全合乎语法，但尤其重要的是，在它所出现的语境中得体的话语(campel&wales1970：247)。王希杰系统、深入地研究了得体性原则，宣称“修辞的最高原则只有一条——那就是得体性原则”（王希杰1996：343）。钱冠连也强调，“语言得体是一个全局性的策略”，得体的交际就是“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场合、对适当的人说了适当的话”（钱冠连2002：164）。就语言交际来说，“得体”即指说话内容表达准确、清楚，语言表达流畅、优美，表达效果恰到好处地适应对象和场合（李瑞华1996：550-554）。 作为言语交际的一条总原则，得体原则本质上是社会对具体话语或语篇的认可度。社会是一个宽泛语境，要做到交际得体，必须考虑言语内容、言语形式、交际效果和社会语境等众多因素。显然，社会认可度所认可的不仅是话语的信息义,还有语体意义和风格意义等内容，因此对特定话语得体与否的评定仅凭信息义是不够的，还要考虑交际的语言风格等因素，否则就会出现交际失误或语用的不得体性问题。下面是一个交际失误的例子：一名黑人研究生被派出，采访家住内城的黑人家庭主妇。事前，有关负责人已经用电话与被采访人联系好了。男主人开门接待，微笑着面对来访者说话：
①husband:soy’regonnacheckoutmaollady,hah?
interviewer:ah,no,ionlycametogetsomeinformation.theycalledfromtheoffice.（甘柏兹2001：173）
顺应论认为，使用语言的过程就是选择语言的过程。选择以高度灵活的语用原则和语用策略为基础。人们之所以能够选择语言，是因为它具有变异性特征。变异性加到一定阶段，人们认识的有限性就产生选择时的不确定性或者语用失误。此例交际不成功的原因在于忽略男主人言语风格的意义。那句开场白是黑人英语中常用的套话，用它来检验陌生人，看他们能否做出类似的程序化的回答。但研究生使用的是训练时学来的正规采访语言，因此导致交际的失败。要顺应他们之间交际距离的需要，他应该用典型的黑人英语回答：yea,i’magitsomeinfo.以此证明他熟悉本地的人情世故，这样才能达到交际目的。goffman称这种顺应语境的话语为“回答反应”（repliesandresponses），即当发话人说出类似的固定性话语时，回答者将采取何种形式回答以及怎样回答才算圆满，发话人已有预设（goffman1981）。上例交际失误也正是因为忽视了男主人的会话预设。这种程序化表达法是一种间接性的交际策略，用来建立有利于交谈和理解的条件，以方便进一步的交际和发展人际关系。
4交往、话语与语用距离间的顺应
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人则居住在其深处。（海德格尔语）“后－分析的语言哲学”关注如何将语言问题和现实的外部世界、人的行为、社会交际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起来。（钱冠连2009：8，王寅2008：6）在人类生活的世界里，社会关系、文化传统、道德标准、行为规范、物质环境与自然力量组成一个恢恢的人文网络。网络里的各种体系、各种制度和各种关系（如人际关系）时刻都在限制我们的话语。人生活在言语编织的社会人文网络中。如何得体地处理人际关系、话语与语用距离3者间的关系。笔者认为，人际关系要顺应语用距离，语用距离也要顺应人际关系，或者它们相互顺应；语言在使用过程中须顺应语境，进行动态选择。
4.1人际关系顺应语用距离
人际关系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指人们通过交际活动产生的结果或心理接触，即心理距离。体现人际关系的是“人际间心理距离的疏密程度”（贾玉新1997:156），通常包括家庭人际关系、社会人际关系和商务人际关系。也有学者将其分为工作关系、朋友关系、家庭关系和情爱关系（wilmot1987:5）。研究表明，在特定交际行为中，人际关系一般是确定不变的，而语用距离在交际过程中不断变化。人际关系通常由社会确定，而语用距离是交际双方在交际过程中确立的。对此，scollon进行过如下研究（scollon2000）。
②即使在小企业内部，人事部门的主管与他/她的下属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人际关系。（如上文提到的工作/同事关系，作者注）由于他们每天在一起工作，很有可能发展成一种亲密语用距离；而同一企业那些比方说质量检测部门的员工与人事部门的员工和主管间就存在着相对较大的语用距离——因为他们相互间的沟通要少得多。(scollon2000:43)
显然，上例反映出的是，在人际关系（工作或同事关系）一致的前提下，语用距离或语用亲密度不完全一样。因此，他们之间的人际交往就必须顺应个人或部门间存在着的语用距离。质检部与人事部员工间的关系是同事关系，但无论是两部门间还是部门内部成员间都存在着语用距离：部门间人际距离、同事间人际距离、上下级间人际距离等。如果疏忽彼此间的语用距离，将会产生超越权利、规程等语用失误，从而将影响交际效果。与企业内部那些来自不同文化（如高语境文化或低语境文化）或不同言语社团的人员交往更要高度重视。
此外，人际关系受文化、社会、心理、自然和空间等众多因素影响，跨文化交际中必须考虑以上因素对交际活动的影响。研究表明，文化是冻结了的人际交际，而交际是流动着的文化。（贾玉新1997：16）ellingsworth认为，一切交际都与文化变量有关，理解跨文化交际应从人际交往入手，文化因素应考虑在内。（胡超2005：87）对比中西文化，我们发现，
可见，发话人在交际中出于社会、情感、美学等方面的考虑，可能会在话语的几个甚至全部层次上作出非常规选择，从而传达特定意义。可见，语言符号一旦进入交际，它与人的关系被更紧迫、更现实的人际关系所掩盖，就进入隐蔽状态，而人际关系凸显出来。此时的语用得体策略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做人得体，而并非真正为了语言本身得体。由此采取的语用策略也就是为了顺应人际关系的需要——维护人际间诸如面子、礼貌等因素的需要；或使用语言来建立、维护或威胁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后者是超越“礼貌原则”和“面子理论”的新的“关系管理理论”的主要研究内容（spenceroatey2007：11-46）。对此，笔者将另文讨论。
4.3语言使用顺应语境，进行动态选择
顺应论认为语境即语言交际所依赖的环境，指与话语相互顺应或影响话语处理的一切因素，包括交际环境和语言环境。（verschueren2000：76）人们使用和理解语言都离不开语境因素，这是一个普遍认同的事实。语境关系的顺应指语言使用过程中语言选择必须与交际语境和语言语境相顺应，语言使用者在“特定场景”、“特定公共制度”与“特定社区”（verschueren2000：92）中对话语作出恰当选择。维氏语境观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它的动态生存性，是在“语言使用过程中生存的”（verschueren2000：109），由不断被激活的语境因素和一些客观存在的事物动态生成、产生和构建于交际双方使用语言的过程中。verschuren和sperber&wilson都认为，语境不是交际发生之前就给定的，而是随着交际推进而不断发展、变化的(verschuren2000，sperber&wilson1995)。人际交往中，信息处理时语言语境的延伸或扩大可能影响听话人对最佳关联的寻找。交际中形成的各种假设称为认知语境假设，该假设随着语境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也即产生语境顺应。例如：
④a:大家都吃饱了吗？
文化和语言的关系篇8
关键词：对外汉语；文化；教学
著名的语言学家H.Goodenougd在《文化人类学与语言学》一书中这样阐述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一个社会的语言是该社会文化的一个方面，语言与文化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语言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其特征表现在：它是学习文化的主要工具，人们在学习和运用语言的过程中获得整个文化。”由此可知，语言是文化信息的载体，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依赖文化现象而存在的，语言是文化的反映，“语言反映一个民族的特征，它包含着该民族对人生的看法，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邓炎昌、，刘清)“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不能脱离社会继承下来的各种做法和信念。”(Sapir，1921)。可见，语言的产生、存在和发展都与一个民族的社会文化密不可分，文化是语言的内涵。
因为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密切，所以学习一种语言的同时一定要了解掌握与该语言相关联的文化背景知识。只有那些能够深刻地体会语言中的文化意蕴的人，才能真正称得上是掌握了这种语言。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要体现中国文化，这一观点已经达成了共识，对文化教学作过多的理论论证，其实际意义并不大，如何将语言与文化教学完美融合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就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进行粗浅的探究。
一、对外汉语教学中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的关系
1.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的含义
赵贤洲在第四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作了题为《对外汉语文化课教学管论》的发言，认为“对外汉语文化课教学应紧紧围绕汉语的、教学的、对外的三个基本出发点，不应与一般的、宏观的、宽泛的文化课混为一谈”。
文化本身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其本身可以包含许多个下位区分，语言是文化的一个下位概念，但不能把语言和文化简单的归纳成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语言是体现文化的重要载体，文化的发展也要以语言为基础，二者的关系十分复杂而特殊。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不同于广义上的文化，它的根本目的是用文化的韵味去提升语言教学，提高学生运用语言交际的文化能力，具有明显的实践性和技能性。所以，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可以界定为就是一种为促进语言教学的文化，它隐含在语言中，同时又制约着言语交际。
2.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的关系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文化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必须以语言教学为基点，同时为语言教学服务，为培养语言交际能力的教学目标服务，这是对外汉语教学专业的学科性质决定的，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相互依存、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二、文化教学的内容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课，也就是说文化教学的内容也应该有别于一般的文化课的内容。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是不是全部都要灌输给学生呢?当然不是。我认为文化教学一定要服务于语言教学，即选取那些跟语言教学有关的文化内容进行讲解，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语言要素中包含的文化因素
在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各个方面都包含着文化要素，特别是汉语词语中的文化因素更应该去挖掘与讲解。汉语词语中的文化现象异常丰富。例如：孙悟空、故宫、文房四宝、中药、春节、筷子等，都蕴藏着大量的文化内容，这些词语都是中国文化所特有的。当学习这些词语时，如果不了解中国文化知识是难以理解的，所以教师在讲授时，除了要考虑该词的基本意义外，还要考虑该词语是否带有文化意味，一定要尽量消除由文化因素而造成的对词语理解的困难。
2.与价值系统相关的文化因素
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语言总能或多或少地反映出这个国家或民族的、政治制度、价值取向、社会风俗和道德标准等。同样，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价值系统同样影响该国家或民族的语言。对于归属于某一文化的人来说，行为受价值观的支配，语言上也深深的打下了价值观的烙印。比如：中国人推崇社团和集体价值，重点强调社会群体的统一和认同，是一种社团价值至上的价值取向，因而体现了“welanguage”的特点。中国人非常重视整体思维，强调自然与人处于一个完整统一的整体结构中，因此思维方式上往往强调由大到小、从整体到局部，如时间(年、月、日)、地理位置，在表达组织，系统介绍人物等方面，汉语的顺序都是由大到小。由此看出，如果在对外汉语教学中适当地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知识是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汉语的。
3.习俗文化
习俗文化是指贯穿在日常生活和交际中的风俗习惯，包括招呼、问候、致谢、道歉、告别、打电话、请求、邀请等用语的规范使用、话题选择、禁忌语、委婉语、社交习俗礼仪等。比如汉语中“什么风把你吹来了?”有些留学生认为这是在外面刮了什么风，其实这是对熟人的不期而至所用的询问性招呼语。尤其是民族禁忌语、委婉语等，一旦使用不得当，将会给交流上带来很大不便或误会。
三、结语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注意文化知识的融入，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的能力是很有必要的。作为对外汉语教师，一定要把握好对外汉语中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以及文化教学的内容，把语言教学跟交际文化紧密结合到一起，努力培养学生的社会语言能力。
参考文献：
[1]赵贤州主编.《对外汉语教学通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年
[2]吕必松.《试论对外汉语教学的性质与任务》，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
[3]邢福义《文化语言学》，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文化和语言的关系篇9
关键词：大学外语教学文化教学文化潜力
《大学英语教学大纲》（1999）明确指出，大学英语的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阅读能力和一定的听、说、写、译能力，使他们能用英语交流信息。大学英语教学应帮助学生打下扎实的语言基础，掌握良好的语言学习方法，提高文化素养，以适应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需要”［1］。可以看出，大学英语的教学目的，一方面是要提高学生的基本语言技能，另一方面是要提高学生运用英语的交际能力。语言能力通常是指语言规则内在化的体系，即语音、词汇、语法等语言规则体系；而交际能力不仅包括语言能力，还包括语言运用。而语言所传递的意义通常具有社会性和文化性。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而文化是语言的内容，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正如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edwardSapir）所主张的：“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所谓文化就是社会遗传下来的习惯和信仰的总和，由它可以决定我们的生活组织。”所以，语言教学必定是文化教学，在外语教学中要充分挖掘语言中的文化潜力，使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
一、语言的文化性质与文化价值
张红玲（2007）指出，现代语言学在经历了描写主义和科学主义研究阶段之后，迎来了人文主义研究阶段。描写主义通过观察、分析大量的语言材料来发现语言规律；科学主义对语言及语言使用的抽象化、形式化状态进行描述和说明。这两种研究方法揭示了语言的内部规律，但是不能揭示语言最本质的东西，即语言的人文性。［2］随着文化语言学在中国的产生，将语言和文化联系起来，其任务就是揭示语言的文化性质和文化价值。［3］语言的文化性质是指，语言是文化现象，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总体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语言是民族的标记，它是维系民族的纽带，一切文化活动都离不开语言。语言的文化价值是指语言对文化现象的认识价值。通过语言分析文化现象，更能直观地了解持该语言民族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及文化价值观。
语言的文化性质和文化价值决定了语言教学离不开文化教学。同时，语言教学中蕴藏着巨大的文化教学潜力。外语教学改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已经由最初单纯强调语言形式的教学，逐渐认识到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再到认识到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性，文化教学作为外语教学的重要内容已经得到外语界广泛的认同。下面就从语言形式的文化内涵上分析语言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实施。
二、语言的文化内涵与文化教学
给语言下的定义很多。Brooks认为语言是一个有语音、语法和词汇等构成的符号系统，这个系统是由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句法），符号与其所指的关系（语义）和符号与语言使用者之间的关系（语用）组成的。［4］但语言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符号系统，必须与社会文化联系起来。语言的特征之一就是语言具有任意性，即这些符号本身之间没有意义，它们之间只是一些任意的、约定俗成的关系。莎士比亚说过，把玫瑰花叫做别的名字，他还是照样芳香。一旦这些符号和它们所指代的事物建立某种联系，语言的意义就被确定下来，并被注入文化功能。语言的文化功能主要通过语音、语法和词汇等层面来体现。
（一）语音与文化教学
语音即语言的物质外壳，是语言符号系统的载体。它由人的发音器官发出的具有特别意义的声音，负载着一定的语言意义，语音是最直接地记录思维活动的符号体系，是语言交际工具的声音形式。因此，语音与社会文化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语音的物理要素主要有音高、音强、音长、音色。语音因人而异，与人们的性别、年龄、职业、民族、种族和受教育程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比如英国英语（Rp）和美国英语（Ga），作为英语的两个不同变体，在发音上有着很大的区别。这是因为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发展变化，使语音发生变化，主导地位也有所不同。在Rp盛行时，伦敦音被认为是上层社会口音的标志。美国在殖民地时期保留了r的卷舌音，是继承了莎士比亚时代的语音特点。二战后，随着英国在世界经济、政治地位的相对下降，象征着身份地位的Rp受到了Ga的冲击，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美英发音。这些英语语音变化都体现出语音受文化影响，以及与文化之间的联系。
语调、重音、连读、弱读、语气和语速等副语言特征也是英语语音的重要特征。这些特征不但在区分词性和词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和说话人的情感有着密切的关系，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说话人的个性特征和社会文化背景信息。在教学过程中，笔者发现：语音掌握很好的学生，听、说、读的能力相对较强，而缺乏系统语音训练的学生，不仅发音不够标准，英语交流方面也往往受阻。这说明英语语音变化和社会文化的关系是必然的，文化对语音影响存在于人的思维中，在语言交流中得以体现。把语音教学和文化教学联系在一起是值得探究的问题。
（二）句法与文化教学
句法是连词成句的方法和规则。不同的语言有这不同的语法系统，同时也受该语言群体的思维特征和文化特点的影响。whorf正是通过分析Hopi语言的语法结构与词汇和文化的关系，得出了著名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并把语言对精神的作用绝对化，成为语言决定论。
语法结构的文化意义主要体现在语序和句子结构上。比如：
1.thegreatachievementshavebeengotinthereformingandopeninguptotheworldinChina.
汉语译文：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2.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英语译文：whatyoutoldmejustnowismoreandbetterthanwhatilearntfrombooksfortenyears.
通过对比这两个句子，可以看出，汉语的主语是指人或事物的名词，而英语中的主语是物；汉语经常用主动语态，而英语则常用被动语态。这就反映了英语文化中的客体意识和汉语的主体意识。此外，在句法上，英语注重句子结构的完整，注重结构形式规范，简单句以主谓为主轴、谓语动词为核心的中心辐射状，英语句子形合的手段主要通过词缀法、词的内部屈折、时态语态和形式词等形态变化来实现。
究其原因，中华文明长期以农耕为主的生活方式造成了“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注重主客观统一的主体思维模式，善于归纳、注重悟性、善形象思维，反映在语言结构上就是注重意合，即言和意的统一。英语文化起源于海洋文化，注重“天人各一”的个体思维，强调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对立，物我分明，善于演绎、注重理性、善逻辑思维，反映在语言结构上就是重形合。
通过英汉两种语言在句法结构上的对比，可以看出隐藏在语言后面的英语和汉语文化的差异，语法句型是语言使用者感知世界的思维方式，同时也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在外语教学中，尤其是汉英翻译和英语写作教学中，我们应充分利用句法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在语法教学中进行文化教学。
（三）词汇与文化教学
词汇是一个民族语言的核心部分之一，在语言的各个层面中，词汇与文化的关系最为显著。词汇包括单词、词组、习语、谚语等内容，它们都是语言中文化的结晶。词汇不仅指示事物，而且蕴涵了不同民族传统的哲学思想、价值观念、感彩、道德信仰等文化内涵，因此绝大部分的英汉词汇在意义上并非一一对应的。例如，英国诗人雪莱的《西风颂》（odetothewestwind）中，西风在英国是温暖的象征，然而在中国，西北风是凛冽的寒风。同样的词汇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被赋予了不同的文化意义。再如，英语中的颜色词除了颜色本意之外，还蕴含着更多的象征意义，也与汉语里的颜色词的象征意义大不相同。汉语中的“红色”用来比喻喜庆、吉利。而英语中的“red”有时却和负债、通奸等含义联系在一起。还有很多动物词汇如“dog”组成的词语也和汉语中表达的意义大不相同。
还有英语和汉语之间的词汇空缺现象。词汇空缺现象是指由于文化和语言的差异，一种语言有的词在另一种语言中也许没有对应或契合的词。如fireplace（壁炉），mantelpiece（壁炉台）是大多数中国人不熟悉的词汇，它们正反映了英国房屋的设计和陈设。又如“Sheismysister.”这个简单的句子，如果不了解说话人指的是“姐姐”还是“妹妹”，也很难翻译。这就是文化原因使然，表示亲属的词汇上远远没有汉语那么丰富，是因为西方强调家庭成员的平等，西方人在介绍自己的兄弟姐妹时一般说“He/Sheismybrother/sister.”并不分长幼，因此，英语里sibling这个词在汉语里没有对应的词。所以英汉两种语言的词汇有形同意不同、意同形不同、同形同义、同形同义等分布不同的现象，学习者必须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予以把握。此外，词汇从语体色彩可分为书面语和口语，从感彩可分为褒义词和贬义词，禁忌语、委婉语等。随着词语的演变，词义也在不断演变，有的词义扩大，有的词义缩小。
综上所述，词汇是文化的最大载体。很多词汇不仅有其本意（lexicalmeaning），还有其文化意义（culturalmeaning），如果只了解词汇的本意，不了解文化意义，那就无法了解某些词的真实意义。词汇的教学必然是文化的教学。
三、外语教学与跨文化交际能力教学
（一）文化教学与语言教学的具体方法
除了在语音、语法和词汇等语言层面中的文化教学之外，还可以在提高外语教师的文化意识和教学观念的基础上改进教学方法。
1.通过增设文化背景来进行文化教学
目前的教学方法通常是教师给学生就语言层面的基本意义进行解释，学生被动地接受，很少把语言现象置于真实的文化语境中进行综合理解。实际上，一些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都是很好的材料，它们都能是原汁原味的文化大餐、可以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给学生以身临其境的感受，学生在分析、欣赏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的同时，不仅提高了语言学习的积极性，而且能更深刻地体会目的语言的人的思维方式、风土人情和风俗习惯，无形中创设了生动活泼的文化语境，不断对目的文化和本族文化进行比较，使语言形式和文化内容结合起来。
2.提高外语教师的跨文化教学意识
外语教学是一门人文学科，不是纯粹的工具课程。外语教学不能成为培养熟练技能的机器的过程，而要把培养和树立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放在首要位置，培养具有健全的人格、高尚的情操、远大的理想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人。正如许国璋先生所说：“我教学生从来不以教会学生几句英语或教会一种本事为目标，而是教会怎样做人。英语教育是用英语来学习文化，认识世界，培养心智，而不是英语教学。”因此，外语教学不但要培养学生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而且要培养具有深厚的人文素养和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费孝通先生认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也可以说，文化自觉就是在全球范围内提倡‘和而不同’的文化观的一种具体体现。”因此，要求外语教师在知识层面上掌握文化知识、了解目的文化和本族文化的异同、理解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意义；在能力层面上合理利用教材和其他语言文化材料，采取多种手段组织课堂、课外活动，引导学生积极体验文化、关注文化能力的培养；在态度层面，外语教师应该勇于尝试、积极探索目的语文化。
（二）非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
跨文化交际不仅包括语言的交际，还包括非言语交际。非言语交际是指“包括在交际中认为的和环境产生的对与传播者或受传者含有潜在的信息的所有刺激”（Larrya.Samovar等）［5］。非言语是无声的语言，包括面部表情、身势语、目光接触、沉默、空间处理、时间取向等形式。非言语交际具有重复、补充、替代、规范和反驳等功能。非言语交际和语言交际都是文化的载体，也具有强烈的民族性，是语言交际的重要补充形式，能为语言交际提供语境支持，在跨文化交际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外语教学在培养学习者外语交际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过程中，非言语交际同样不可忽视。
总之，语言形式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含义，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相辅相成。语言教学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文化知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文化教学正是通过语言教学实现的。外语教学具有很强的文科性和人文性，作为外语工作者，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些优势，在外语教学中不仅为学习者打下扎实的语言技能基础，更要挖掘语言中的文化潜力进行跨文化教学，对母语和目的语进行对比研究，了解文化差异，使外语教学最终达到运用外语进行跨文化交际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大学英语教学大纲（修订本）［Z］.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2］张红玲.跨文化外语教学［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3］张公谨，丁石庆.文化语言学教程［m］.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
文化和语言的关系篇10
【关键词】生态语言学语言生态语言环境语言与生物语言消亡
生态语言学的建立为语言学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作为语言学与生态学的交叉学科，许多生态语言学研究者认为它具有很强的应用性，它的研究成果既可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建设性、有价值的理论指导，也可解决现实中各种实际问题，直接服务于人类社会。
一般认为生态语言学始于20世纪70年代。虽然学术界对生态语言学进行了多年的探索，但其完整的学科体系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对这门学科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还没有明确的、统一的认识。本文就生态语言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进行讨论。
“语言生态”和“语言环境”的概念
生态语言学始于隐喻。美国学者einarHaugen在1970年8月的一次报告中谈到“研究任何特定语言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时，曾将这种关系比作特定动植物物种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生态关系。他首次提出了“语言生态”（Languageecology）的概念，也宣告了生态语言学的诞生。在生态语言学里，“语言生态”和“语言环境”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国外学者有关生态语言学的观点大致包括：Huagen将生态语言学定义为“对人类使用的语言和多语社区间相互关系进行的生态学研究”①，w・trampe认为语言、语言使用以及与之相互依存和作用的环境构成了语言的生态系统。Fill认为生态语言学“研究语言在可能改善或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中所起的作用；生态语言学家使用生态系统隐喻来描述语言世界系统，并借助生物生态学概念对其做出分析。”。哈特曼和斯托克认为生态语言学是“在人种语言学、人类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这些领域中，对语言和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
国内相关研究者黄知常和舒解生对于生态语言学的定义是“以探究语言和环境的相互作用关系为中心，研究人类语言的生态性质，探讨语言运用的生态伦理，揭示语言发展的生态规律的学科。”
以上的观点概要地说明了生态语言学的基本概念。
那么“语言生态”是什么呢？Hangen的语言生态的概念是：特定语言与所在族群、社会、文化及地理环境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生存发展状态。m・hlh・usler指出，世界上现存的各种语言构成了语言生态。
国内学者郭志敏在谈到当今语言生态的现状时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1年2月20日的报告显示：世界上现存的6000多种语言中大约有一半的语言处在危险之中或濒临消亡。范俊军在“我国语言生态危机的若干问题”中把我国语言生态危机的主要表现归纳为四大类：一是语种的灭绝与濒危；二是双语和双语方言区的语言单极化；三是局部语言岛和方言岛的同化与消亡；四是弱势语言的结构整合力发生衰变；五是弱势民族和族群的母语权受到抑制。
从以上的研究可以推断出他们的语言生态概念：语言的多样性就是语言生态；语言的濒危和灭绝就是语言生态危机。这与自然生态的概念类似：生物的多样性就是自然生态的概念，生物的濒危和灭绝就是自然生态危机。
此外，在有些研究语言文化生态的文章里，语言生态和语言文化生态的概念也没有本质的区别，甚至没有表面意义的区别。也就是说，学者们对语言生态的概念还没有达成共识。
那么语言环境又是什么呢？
生态语言学中的语言环境准确地说应该叫做“语言生态环境”，以区别语义学和语用学中的语言环境。②但目前大多简称为语言环境。以丹麦学者JǐrgenChr・Bang和JǐrgenDǐǐr为代表的生态语言学派认为，语言不能脱离环境而存在，“语言环境就是包含意识―逻辑（theideo-logical）环境、生物―逻辑（thebio-logical）环境、社会―逻辑（thesocio-logical）环境三个结构层面的社会实践，是人类生物层面、精神层面和社会层面的环境复杂体。生态语言学就是要研究语言与这三个层面之间的相互关系。”张公谨（2001）认为“语言间的互补和共生构成了语言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又说：“世界上多种语言并存，这是一种人文生态环境”，这就意味着语言也属于人文生态环境。许多学者在论述生态语言学的文章中都提到了语言和人文生态的问题。那么语言生态环境与人文生态环境是同一概念的两种表述，还是完全不同，或是部分重叠的两个概念？
国内学者对生态语言学也有诸多研究，如李国正在他的《生态汉语学》一书中，将语言环境分为外生态环境系统和内生态环境系统，其中外生态环境系统包括自然系统、社会系统、文化系统以及人群系统。娜么塔和胡书津（2005）认为“语言生态环境包括外生态环境和内生态环境两个部分，外生态环境由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和人群环境四部分所组成，内生态环境是指语言的各构成要素（语音、语义、词汇、语法）以及它们之间的有机组合。”
Hangen认为“语言一般只存在于使用者的大脑中，只有在语言使用者相互之间产生关系并与周围的自然社会环境相关时才起功能作用”，因而部分的语言生态也属于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学科范畴，而某个语言生态体系状况主要由学习、使用、传播该语言的人们所决定。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对生态语言学的语言环境概念还没有明确的认识，似乎生态语言学的语言环境即是包含了与语言有关的所有学科的综合概念，如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人类语言学、民族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等概念。
语言现象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它与大多数学科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生态语言学家要重新考虑他们是要专门研究语言与自然生态的关系问题？还是借用生态学有关理论和生态平衡的概念，进行语言保护研究？还是要利用各学科的理论综合研究语言？如果是第三个，生态语言学的环境则是个相当“大”的环境。由于语言生态学着重研究语言与环境的相互关系这个大问题，而这个大问题又是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人类语言学、民族语言学等学科也要研究的内容，因此，摆在相关研究者面前的一个任务，就是要把这里面的“分”和“和”弄清楚。
语言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的关系
如果说生态语言学家只是要专门研究语言与自然生态的关系问题，那么事实也并非如此简单。
目前生态语言学基本概念之一是：语言生态系统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语言的多样性，多种语言在系统中共存，并与其所处环境相互作用而形成一种动态平衡。语言多样性与生态多样性相互制约、相互影响。语言研究者常用的经典例子是m・hlh・usler的有关澳大利亚袋目小动物的生态状况的调查。在澳洲大陆曾经生活着许多袋目小动物，可后来这些袋目小动物却被冠以与其属性不符的名字“灌鼠”或“本地鼠”，结果它们被当作老鼠一样的东西而遭到人类的伤害，其数量日益减少。国外研究者把这称之为语言的衰退导致生物的衰退。本文作者认为，就本例而言，这种结论未免太过草率。
人类在认知这个世界的过程中，按照自己的理解给这个世界的物象进行范畴划分或分类，赋予物象以不同的名称，同时也就规定了物象的属性。通过语言的传播，在人们的意识中形成了对物象的固定认识。可以说这是导致澳洲大陆这些袋目小动物濒临灭绝的语言原因。但这里面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当初给这类袋目小动物改名时，人们对于保护生态平衡的意识差，认识世界的深度不够，目光短浅，不知道保护生物的多样性、保持生态平衡对于地球、对于人类的生存具有多么深远和重大的意义。如果命名者当初没有给这类袋目小动物改名，是否它们就不会处于今天这种濒危状态了呢？是命名的原因还是生态保护意识的原因？世界上有多少动植物并没有被改名字，可已经灭绝的和濒危的有多少？是人的意识问题还是语言表达问题？我们还需深入研究。这里似乎又回到了长期以来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萨丕尔―沃尔夫的语言决定论。
如果说生态语言学家只是专门研究语言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问题，那么事实也并非如此简单。
生态语言学自建立以来，有些语言学家试图从纯粹的生态学角度证明生物的多样性与语言的多样性有着直接的关系。如williamSutherland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具有高度语言多样性的地区也同时拥有高度的鸟类和哺乳动物的多样性。”③
常识告诉我们，生物多样性的存在是自然环境的平衡未被破坏。生物的存在状况取决于生物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语言的存在状况当然也取决于语言生存环境，但自然环境只是语言环境的一部分。
FernandeKrier在研究所有可能与不可能影响葡萄牙的一种少数民族语言生存的环境因素时，她用了HaraldHaarmann建立的生态语言学变量，其中包括种族人口统计、种族社会、种族文化以及其他方面的各种因子，这些构成了一种语言的“环境”。
薄守生和董照辉认为：“语言环境是由人口、文化、经济、社会、交通、信息传播等因素构成的，也就是说，语言环境涉及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其中社会环境是语言环境的主要组成部分，社会环境非常复杂，是一个远离平衡的开放系统。”所以说，语言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的高度相关性并不能说明语言的生物属性。
沙漠地区生物数量极少，更不适合人这种物种的生存，也就没有语言存在，可以说在这种区域内生物的数量和种类与语言数量和种类高度相关，但人类这种生物与其他生物有着本质的区别，人并不是完全被动地适应自然，人可以改造自然。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就是最好的例子。同样，世界上有着广袤的原始森林、热带雨林、大平原、大草原，在那里生长着成千上万种生物，可是如果这些地方没有人种存在，就没有语言，所以这样“拥有高度的鸟类和哺乳动物的多样性”的地区并不“具有高度语言多样性”。
“具有高度语言多样性的地区也同时拥有高度的鸟类和哺乳动物的多样性”，这样的结论并不能证明语言与生物的直接关系的另一个关键点是语言的自然环境问题。我们也认为自然环境也是语言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这个语言的自然环境与生物的自然环境并不完全相同。
薄守生和董照辉认为，地形复杂、交通不便、条件恶劣的区域会对保持语言多样性形成一个保护屏障，又是保持生物多样性的一个屏障，这是自然环境对语言多样性的影响，但不能说明语言濒危与物种消失具有相同的规律。“把语言多样性比附于生物多样性更是缺乏根据，生物是自然的产物，遵循的是自然规律，语言是社会的产物，遵循的是社会规律。”④
语言的消亡与生态保护
生物多样性与语言多样性的关系是非直接关系。在生物多样性的生态地区未必都有人的存在，没有人就没有族群，没有族群，就形不成社会，也就没有语言的存在。
从生态学角度试图证明生物多样化与语言多样化有着直接联系的学者试图说明人类要想保护和挽救濒危语言，首先要保护生物（包括人类种群）和生物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因为生态的多样化形成了人类种群的多样化，从而形成语言的多样化。但保护和挽救语言远非那么简单。语言的生存、发展、乃至消亡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战争、宗教、移民、文化等紧密相连，生态环境对语言的直接影响相比之下微乎其微。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濒危语言问题特别专家组在一份报告（2006）中称“语言濒危即可能因外部力量所致，如军事、经济、宗教、文化和教育的逼迫等；也可能由内部因素引发，如语言族群对母语的消极态度。内部压力往往有其外部根源，二者都阻碍了语言和文化传统的代际传承。许多土著民族把自己的弱势社会地位与其文化相联系，进而认为自己的语言没有保留价值，于是抛弃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以期摆脱歧视，过上稳定的生活，增强在社会中的能动性，以及融入全球市场经济。”
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英语成为最重要的沟通语言。据统计，世界上约有15亿人使用英语。英语除了是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的母语外（使用人口约有3.75亿），它也是世界上70多个国家或地区的官方语言或第二语言（约有3.75亿）。中国、俄罗斯、日本等10多个国家或地区选择英语作为优先学习的外语（约有7.5亿）。也就是说，全球有近1/4的人口能使用流利的或基本正确的英语，而这个数字还在增加。
以美国为代表的英语国家在经济、科技等诸多领域显示出极强的优势，使得每个国家都对语言政策做出了一定的调整。
各国在反对英语霸权的同时，不得不主动学习和使用英语。据英国文化协会的统计报告，世界上80%的电子产品说明用英文撰写，66%的科技论文使用英文。
在工作语言上，英国文化协会专员大卫・格莱托说，一个世纪以前，只有外交官或Ceo这样的精英人物才在工作中需要使用英语，现在情况则完全不同，基于全球化的需要，最普通的职员都要掌握英语。在联合国各种场合当中使用的语言95%是英语。
在文化方面，美国正在以技术和娱乐的方式征服世界，造成全世界年轻一代对英语文化的崇拜。英语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准世界语”。再者，互联网最强有力的支持者微软、iBm、康柏等跨国公司都出自英语国家，很自然地，他们要用英语的格式和标准来支配虚拟世界。当互联网遍及世界各个角落的时候，英语自然而然地随之侵向全世界。据报道，目前互联网上的信息80%是英语，100%的软件源代码是英语格式。目前，在世界60多亿人口中，3.18亿人的母语是英语，2.15亿人的第二语言是英语；10亿人在学英语；20亿人接触英语。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更加快了英语的全球化。据统计，互联网上85%的网页是英语网页，英语电子邮件占80%。
另一方面，从世界语言发展的历史来看，语言的数量是在不断减少的。据语言学家们估计，公元前，全世界约有15万种语言，到了中世纪，还有七、八万种，到了20世纪，就只剩下6000多种了，在21世纪将有70%～80%的语言种类陆续失去它的交际功能而让位于国家或地区的官方语言。⑤据美国萨墨语言学研究所戴维・克里斯特尔于1999年2月在英国《展望》月刊上发表的一项调查表明，全世界只有一个人会讲的语言共有51种，使用者不到100人的语言有500种，使用者不到1000人的语言有1500种，使用者不到10000人的语言有3500种，使用者不到10万人的语言有5000种。这些统计数字也许有其不太确切的地方，但它说明了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全世界现有的语言数量在不断减少，而且很多语言面临消亡的威胁。戴维・克里斯特尔在其著作《剑桥语言百科全书》中指出：“世界上较小社团的语言可能消亡的速度确实值得注意。亚马逊河探险发现了许多新语言，但也发现语言迅速地消亡，因为那里的印第安人被处于统治地位的西方文化所吞没。政治决议迫使部落迁移或分裂，富裕的经济前景将吸引村子里的年轻人离家而去，新的疾病造成死亡。委内瑞拉库卢埃尼河下游仅一个村使用的特鲁迈语经1962年一场流行性感冒，把讲这种语言的人减至不足10人。19世纪，据知巴西有1000多种印第安语，而今天，只有不足200种了。”另据怀斯的统计，目前在秘鲁已灭绝的印第安语达84种，濒危或正走向灭绝边缘的语言有十几种。
根据世界语言要览《民族学》的统计，只有极少数高龄者使用的濒临消亡的语言达426种。同样，自欧洲人移民澳大利亚以来的200多年间里，澳大利亚已有150种土著语言寿终正寝，现在又有100多种语言濒临消亡。也就是说，目前世界上大约6000多种语言，在21世纪，其中有一半的语言行将消亡，200年后，其中80%的语言将不复存在。可以这样说，人类有史以来，许多语言诞生后又渐渐消亡了，然而，像今天这样语言消亡的速度之快也是前所未有的。
所以，面对这样严峻的形势，从生物种类与语言种类的关系，或从研究保护生物种类的角度研究保护和挽救语言是无济于事的，或者说是对生态语言学一种片面或肤浅的理解。
结语
生态语言学是一门前沿性学科，它在自然生态环境恶化的形势下诞生，这说明人类开始全方位地关注影响自身生存、发展、变化的各种因素，以及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在努力寻找解决人类生存危机的最佳办法。对生态语言学存在不同解释和理解很正常，因为它毕竟是个新学科。以上所讨论的个问题是生态语言学的关键问题，需要深入探讨并给以明确的界定。
有学者会有不同的意见，认为至少国内生态语言学在应用研究方面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语言濒危与语言消亡问题、强势语言与弱势语言问题、语言接触中的语码混用与语码转换问题、人们的语言态度与语言转用问题、人口迁移对语言的影响问题、网络时代语言符号多样体问题、全球环境下语言政策问题等等。但是，诸如此类问题的研究成果在没有生态语言学概念以前，早已非常丰富，或者说在诸如此类问题的研究上，加入和没有加入生态语言学概念，没有本质的区别。至于生态语音、生态文字、生态语法、生态词汇、生态语篇、生态修辞、生态语用、生态语言规范、生态语言学教学、生态语言学翻译、语言符号变异的生态研究等等，与生态有多大关系，对生态语言学科应用性拓展研究有多大作用，现在还不好下结论，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关于生态语言学研究状况，冯广艺（2010）认为我国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开始研究语言生态问题，评介国外的相关研究成果，且在相邻的学科如文化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民族语言学的学科中也不乏研究语言生态的论述，但对语言生态学这门学科的基本理论、学科体系和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还没明确统一的认识。
关于研究的系统性问题，冯广艺说“严格地说，我国对语言生态学的研究还只停留在零散的、不成系统的层次上，对于语言生态学的核心问题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的论述还显得很肤浅，真正从学科体系上对语言生态学进行系统的、深入的、全面的研究的论著还很少见到。有的单篇文章中，只是简单地套用语言生态学的相关理论来谈某些具体问题，给人生搬硬套的感觉。”本文同意这个看法，并认为生态语言学作为一门学科还处在雏形阶段，整个学科体系都有待完善。
（作者均为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教授）
注释
①王晋军：“生态语言：语言学研究的新视域”，《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②语言环境与语言生态环境在英语中不会混淆，因为在英语中语言环境为languagecontext，语言生态环境为languageenviron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