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侦查的概念篇1
论文关键词 技术侦查措施 秘密侦查措施 特殊侦查措施 秘密性 技术性
一、技术侦查措施概念界定之意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的决定》。新刑诉法在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制度、侦查措施、审判程序等多个方面作出了重要修改，其中新刑诉法第二编第二章第八节更是用了整整一节五个条文（148-152条）对“技术侦查措施”作出了相关规定。通过立法明确“技术侦查措施”的法律地位，这绝对是我国司法界的一项重大突破、是犯罪侦查领域的一块里程碑。
然而从侦查办案的司法实践角度来说，新刑诉法虽然确立了“技术侦查措施”的法律地位，但是对于“技术侦查措施”的概念、种类、范围仍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目前学理界和实务界所热议的“窃听”、“测谎”等是否属于“技术侦查措施”呢？此外，新刑诉法在第151条还规定了“隐匿其身份实施侦查”和“控制下交付”，这一条的规定更让人产生困惑：从新刑诉法的条文编排来看，难道是把“隐匿其身份实施侦查”和“控制下交付”也归入了“技术侦查措施”吗？“技术侦查措施”难道涵盖了“秘密侦查措施”？
在学理界，“技术侦查措施”、“秘密侦查措施”、“特殊侦查措施”这三者的概念一直相互杂糅、难以区分。笔者认为在新刑诉法已经对“技术侦查措施”作出明确规定的大背景下，厘清“技术侦查措施”、“秘密侦查措施”、“特殊侦查措施”这三者的概念和区别，对于理解新刑诉法“技术侦查措施”这一节的内容和进一步指导司法实践具有重大意义。
二、技术侦查措施的概念辨析
对于“技术侦查措施”的概念，学理界存在不同的观点，各有千秋，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种观点认为“在侦查中需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装备来查明案情、搜集证据，技术含量高的侦查措施为技术措施，如监听、拍照和摄像，否则为非技术侦查措施。”这类观点以“技术含量高”作为判断“技术侦查措施”的标准。
另有一种观点将“技术侦查措施”基本上等同于“秘密侦查措施”。如有学者认为“所谓‘秘密侦查’，即侦查机关采取隐瞒身份、目的、手段的方法，在侦查对象不知晓的情况下，发现犯罪线索，收集犯罪证据，乃至抓捕犯罪嫌疑人的活动。由于秘密侦查往往要使用一些专门的科学技术手段，所以又称为‘技术侦查’。”还有学者认为“那些仅适用于特定犯罪案件的带有高科技含量且采用秘密手段取证的方法（指电话监听、电子监控、秘密拍照和秘密录像等），称之为技术侦查”。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技术侦查措施”是“秘密侦查措施”的一种，主要内容如下：秘密侦查措施主要包括三类:技术类侦查措施(电子侦听、电话监听、电子监控、秘密拍照或录相、邮件检查等)，诱惑类侦查措施(如机会提供型引诱、虚示购买、控制交付等)，派遣秘密调查人员类侦查措施(包括线人、特情、卧底侦查员等)。
上述几种观点都或多或少提到了“技术侦查措施”的主要特征和内容，但是并不全面、清晰。尤其是第二和第三种观点把“技术侦查措施”和“秘密侦查措施”混为一谈，不仅不易于理解，还容易造成混淆。
笔者认为，要明确“技术侦查措施”的概念，必须先厘清“特殊侦查措施”、“秘密侦查措施”、“技术侦查措施”这三者之间关系和本质区别，否则将形成类似上文第二和第三种观点那样的结论。由于这三者的概念在新刑诉法之前便已存在，所以在探讨三者之间的关系和区别时，不可避免得仍要涉及1996刑诉法中的相关规定。
因“特殊侦查措施”的概念相对而言争议较小、易于理解，所以首先分析何谓“特殊侦查措施”。“特殊侦查措施”，是相对于“一般侦查措施”而言的，而“一般侦查措施”即指我国1996刑诉法规定的五种强制措施和八种侦查取证措施，除此以外，其他侦查措施均属于“特殊侦查措施”。“特殊侦查措施”是个很宽泛的概念，只要刑诉法没有规定的侦查措施都属于特殊侦查措施，因为1996刑诉法并未对技术侦查措施作出相关规定，所以“技术侦查措施”应当是在“特殊侦查措施”的范围之内。“在现阶段，除刑诉法明文规定的侦查措施外，侦查机关在实践中采用的其他侦查措施都应划入特殊侦查措施的范围内。即使将来立法时在有关的法律中将通讯监听、诱惑侦查等措施予以明文规定，也不应将其视作常规侦查措施而广泛使用。这是因为，特殊侦查措施的“特殊性”不在于有无法律的明文规定，而在于其与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理念和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等原则的冲突。”
其次分析“秘密侦查措施”，秘密侦查是相对于公开侦查而言的，理论界对“秘密侦查措施”的概念表述都有一定的差异，但是对“秘密侦查措施”的隐蔽性特征都能达成共识的，即“秘密侦查措施”的主要特征是“秘密性”，或称“隐蔽性”。“关于秘密侦查界定的区别，主要包括秘密侦查主体、目的的表述差异以及秘密侦查对象范围不同。这些界定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不同学者对于秘密侦查的隐蔽性要求达成了共识。”
既然“秘密侦查措施”的主要特征是“秘密性”，或称“隐蔽性”，那么判断“秘密性”和“隐蔽性”的标准是什么？学理界一般是以“侦查活动的开展是否为侦查对象所知悉”为标准来区分秘密侦查和公开侦查。
最后，分析“技术侦查措施”，学理界对“技术侦查措施”是众说纷纭，但对于“技术侦查措施”的主要特征是“技术性”这一点也是能达成共识的。这里所强调的技术性，主要是指“科学技术”——是利用科学技术及专门技术设备来发现普通人类感官所不能发现的事物、痕迹、信息，而不是侦查人员的“工作经验技术”。
正是由于“秘密侦查措施”和“技术侦查措施”两者的本质特征不同，一是强调秘密性，一是强调技术性，所以“秘密侦查措施”和“技术侦查措施”这二个概念是不能简单等同的。但因为在实践中有些秘密侦查措施必须要技术手段支持，有些技术侦查措施又必须要秘密进行，所以造成了两者极易混淆，难以区分。实际上两者之间是相互交叉、互不包容的关系。
我们可以通过举例来进一步辨析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司法实践中，有些侦查措施，如“监听”、“秘密拍摄”等，因为是秘密进行的，同时又需要技术支持，所以既可以归入“技术侦查措施”范畴也可以归入“秘密侦查措施”的范畴。而有些侦查措施则无法兼具“秘密性”和“技术性”两种特征，如“心理测试”（俗称“测谎”），是在相对人知情且配合下实施的，不具有“秘密性”，但“技术性”强，属于“技术侦查措施”；再如，“信息数据恢复”，也是在相对人知情的情况下，利用相关技术将其电脑硬盘或U盘等存储介质中已经被删除或破坏的数据进行恢复，同样也不具有“秘密性”，但“技术性”特征明显，属于“技术侦查措施”。我们也可以从“秘密侦查措施”中举例，比如“卧底侦查”和“化妆侦查”，是侦查人员隐匿身份实施的侦查活动，具有“秘密性”但不一定具有“技术性”。
综上，笔者认为所谓技术侦查措施，是侦查机关利用科学技术及专门技术设备来发现犯罪、收集犯罪证据、查明犯罪事实的侦查活动的总称，主要包括监听、秘密拍照拍摄、电子定位、控制通信、网络监视、心理测试、信息数据恢复、跟踪、控制交付、催眠等。
“特殊侦查措施”、“秘密侦查措施”、“技术侦查措施”三者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三、对新刑诉法151条的理解
通过上文对“特殊侦查措施”、“秘密侦查措施”、“技术侦查措施”概念的辨析，结合新刑诉法的相关规定，再谈一谈笔者对新刑诉法151条的一点粗浅认识。
“隐匿其身份实施侦查”是秘密侦查措施之一，这一点比较容易理解。至于“控制下交付”，学理上一般都认为是一种特殊侦查措施。控制交付(controlleddelivery)系指在主管机关知情并由其监控的情况下，允许非法或可疑货物运出、通过或者运入一国或多国领域的做法，其目的在于侦查某项犯罪并查明参与该项犯罪的人员。这是“控制下交付”的原意，但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已经引申为：控制下交付，是侦查人员在发现违禁品后，为将犯罪组织或团伙一网打尽，在执法机关的监控下将违禁品放行。借此发现犯罪组织者和其他犯罪嫌疑人的一项新兴的特殊侦查手段……控制下交付属于秘密侦查的一种表现形式，本质上属于一种监控型秘密侦查。
技术侦查的概念篇2
【关键词】自侦案件技术侦查法律监督
技术侦查的概念。学界对于技术侦查概念的研究一直围绕着其与相近名词“秘密侦查”的异同展开，要给技术侦查下一个准确的概念，要做到明确基本内涵、体现研究价值、顺应立法趋势。从基本内涵的角度来看，技术侦查同时包含了外在的技术性和内在的秘密性两个基本特征；从研究价值角度来看，无论讨论人权保障、法律监督、还是侦查实用秘密性特征都应该是我们的研究重点；从立法趋势来看，2012年《刑事诉讼法》新增的第一百四十八到第一百五十二条中都采用了“技术侦查”的说法，而在证据适用和权利保护的措施中更为关注的是对“秘密性”的限制。所以，笔者认为，在现阶段我们应该统一采用“技术侦查”的说法，概念可以定义为：针对特殊案件以法定的程序和技术手段秘密进行的侦查措施。不可否认，这样定义是对广义的“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概念的同时缩小，但这使其内涵更为明确、中心更为突出、更具实际价值。
法律监督的内涵。自侦案件的法律监督主体。“法律监督”有狭义和广义之分，针对检察院自侦案件，从广义的法律监督来看可分为法院监督、内部监督、人大监督、人民监督员监督、律师监督、当事人监督、社会监督。但比较而言，在司法实务中后几种监督模式更多起到的是辅助作用，其地位是与法院监督和检察院内部监督无法相比的。所以，此处我们采用狭义的法律监督概念，主要讨论司法系统内部针对检察院自侦案的监督。
技术侦查案件的法律监督范围。所谓技术侦查法律监督的范围，即要对技术侦查中的哪些问题进行监督。从不的同角度进行分析，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种：从监督的时间不同来区分，可分为“司法令状主义”指导下的事前监督、侦查实施过程中的事中监督以及侦查终结后的事后监督；以监督的客体不同来区分，可区分为对侦查人员的监督和侦查技术手段的监督；以监督关注的重心不同，可以区分为对程序合法性的监督和对实体合法性的监督。
检察机关自侦技术查案法律监督的双重困境
自侦案件法律监督的固有难处。检察机关内部监督。检察机关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同时又肩负着对部分刑事案件的侦查工作，这就使得检察机关在行使侦查权的时候就必然要面临着自侦自监的窘境。实践中，对检察机关侦查部门的内部监督主要是通过批捕部门和公诉部门来完成的，但由于法律并未明确规定批捕和部门应该提前介入侦查的情况，使得对侦查部门的立案监督和侦查过程中的监督往往流于形式，而批捕部门和公诉部门拿到的材料也往往并不能完全反应侦查过程中的真实情况。
人民法院对自侦案件的监督。就人民法院而言，其对检察院自侦案件的监督主要体现在审判过程中对证据的采信和最终的判决上，所以这种监督也无疑是事后的，而且由于职权的限制，这种监督只能是被动的，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法院的中立性决定了其必须平衡地对待控辩双方，如果直接介入侦查就打破了这种平衡，可能导致对一方的不公；因为我国并未设置预审法官制度，所以在正式审判前法院并不能很好地了解侦查情况，只能通过公诉部门提供的“二手”材料来了解侦查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无论是对侦查程序合法性还是实体合法性的监督更多的都是以在法庭质证、辩论过程中当事人及其律师提出的质疑为前提的，但由于当事人在侦查过程中的弱势，其质疑往往缺乏证据支持，而法院在此时并不能主动调查取证。
技术侦查的秘密性使得侦查监督难上加难。技术侦查的秘密性决定了监督部门提前介入侦查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对技术侦查的监督只能通过事前批准和事后审核两种方式进行。
对于事前审批，从批准主体来看，其实在技术侦查“合法化”之前，技术侦查措施已经广泛被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使用，其审批程序也都是采用内部申报的方式。技术侦查被写入《刑事诉讼法》之后虽然对审批程序进行了限定，但仍然没有摆脱自报自批的形式，这就使得批准的严格性就很让人担忧。而即使是内部审批，法律也并未规定审批主体，从检察机关内部机构设置来看，这一权力很难交给同级其他部门来行使，报请检察长的方式则很容易使其以支持侦查为由把这种审批形式化。从批准条件来看，《刑事诉讼法》中只是规定了对“重大”案件“可以”适用技术侦查，这种纯主观的判断依据使得审批部门很难把握，对于没有事实依据但侦查部门坚持认为“重大”并且需要使用技术侦查的案件是否应该批准成为很难判断的问题。
对于事后监督主要涉及对当事人权利的保护和证据适用两个方面：其一，在当事人权利保护方面，《形式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侦查人员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过程中知悉的国家机密、商业机密和个人隐私，应当保密；对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获取的与案件无关的材料，必须及时销毁。”但很明显这一规定过于原则化，需要具体规定证据保护、销毁措施才能很好的实行，而且相关救济措施的规定并没有体现，这就使得监督效果很难得到实现。其二，在证据适用方面，笔者认为，对侦查人员的保护是必要的，但缺少法庭质证环节的证据适用不仅是对公开、公平审判原则的挑战，而且也很难保障证据适用的适当性，这一规定的合理性有待商榷。
完善检察机关自侦技术查案法律监督机制的建议
确立以事前审批为主的监督机制。首先，完善事前审批制度是司法令状原则的要求，严格的审批制度是展开后续侦查的前提。其次，完善事前审批制度符合技术侦查之“必要性”的需要，因为司法实务中的客观情况千差万别，法律不可能细致的规定出每一种可以使用技术侦查措施的情况，这就要求监督部门的审批要结合现实情况和侦查人员的申请，在做过大量分析工作之后才可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最后，事前审批绝非仅仅是批准可否实施技术侦查措施那么简单，还要对技术侦查实施的时间、范围、客体以及使用哪些技术手段进行限制。
确立上级检察机关的监督主体地位。针对技术侦查的法律监督，学界一般有以法院为主体的监督和以检察院为主体的监督两种主张。前者认为，统一体制内的监督必然要面对自侦案件自审自监的情况，容易使监督流于形式，效仿西方国家的预审法院监督更有利于保障监督有效。后者强调宪法赋予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主体地位，以检察院为主体的监督符合法律上的适当性，并且符合我国的司法体制。比较而言，笔者认为后者的观点更为可取。首先，从适当性而言，我国检察机关是法律明确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肩负部分案件的刑事侦查工作并不能改变其法律监督的主体地位，而法院是我国的审判机关，司法审判是其主要职能，相比而言由检察机关担任监督主体更加符合现行体制下适当性的要求。其次，从专业性的角度而言，检察机关长期以来一直承担着对刑事案件的监督工作，这使其具有丰富的经验和完善的机构设置。最后，从现实角度出发，法院自身的审判工作已让其压力巨大、不堪重负，如果再为其增添负担恐怕监督工作的效果也难以保障。
确立了以检察机关内部监督为主的监督机制之后，再针对自侦案件来分析。我国现行体制下对自侦案件的内部侦查监督主要分为最高检察院监督、上级检察机关监督以及同级其他部门监督，比较而言笔者认为上级检察机关的监督能够更有效地保障监督落到实处。其一，虽然法律赋予了最高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的侦查工作的权力，但这种领导显然是宏观的，最高检察院不可能事无巨细的对各级人民检察院的侦查工作进行监督。其二，同级其他部门对侦查部门的监督主要是通过履行本身的批捕和公诉职能来行使的，由于级别的限制，要求同级其他部门对侦查工作进行审批是不符合现行机制的。其三，如果把这一权利交给同一检察院内部的检委会，则势必要扩大知晓范围，不符合技术侦查本身秘密性的要求。
建立完善的申报审批程序。检察机关自侦技术侦查案件的申报审批程序应该由下级组织材料申报、上级审核是否批准、对予以批准的案件进行具体限制三个方面组成。
下级申报。下级人民检察院的侦查部门向上级人民检察院申报实行技术侦查措施时，应该以书面的形式提交事实理由，具体来讲应该包括客观的事实依据以及主观的合理怀疑两个方面。此外，还应对侦查时限、其要使用的具体技术、针对客体、相应的保护措施予以统一说明。
上级审批。上级检查院接到下级检查院关于实施技术侦查措施的申请后，应对其必要性进行严格审查，主要包括是否属于重大案件，是否使用正常侦查手段确实侦查困难，如果使用技术侦查手段是否会侵害国家、集体以及他人利益三个方面。对认为必要性不充分的驳回申请，并指示按照普通案件进行侦查。
限制规定。对认为确有必要使用技术侦查手段且不致给他人权利造成过度损害的，批准其技术侦查申请。并根据其提交的申请限定使用的时间和范围，规定其定期向上级汇报侦查情况、并将批准决定和报告情况真实准确记录在案，作为日后公诉机关和审批机关对案件的侦查程序和获取证据的合法性进行再次审核的依据。
技术侦查的概念篇3
关键词自侦案件技术侦查法律监督
中图分类号：D925.2文献标识码：a
一、关于技术侦查的定义
学界对于技术侦查概念的研究一直围绕着其与相近名词“秘密侦查”的异同展开，要给技术侦查下一个准确的概念，要做到明确基本内涵、体现研究价值、顺应立法趋势。从基本内涵的角度来看，技术侦查同时包含了外在的技术性和内在的秘密性两个基本特征；从研究价值角度来看，无论讨论人权保障、法律监督、还是侦查实用秘密性特征都应该是我们的研究重点；从立法趋势来看，2012年《刑事诉讼法》新增的148条到152条中都采用了“技术侦查”的说法，而在证据适用和权利保护的措施中更为关注的是对“秘密性”的限制。所以，笔者认为，在现阶段我们应该统一采用“技术侦查”的说法，概念可以定义为：针对特殊案件以法定的程序和技术手段秘密进行的侦查措施。不可否认，这样定义是对广义的“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概念的同时缩小，但这使其内涵更为明确、中心更为突出、更具实际价值。法律监督的内涵。自侦案件的法律监督主体。“法律监督”有狭义和广义之分，针对检察院自侦案件，从广义的法律监督来看可分为法院监督、内部监督、人大监督、人民监督员监督、律师监督、当事人监督、社会监督。但比较而言，在司法实务中后几种监督模式更多起到的是辅助作用，其地位是与法院监督和检察院内部监督无法相比的。所以，此处我们采用狭义的法律监督概念，主要讨论司法系统内部针对检察院自侦案的监督。
二、技术侦查案件的法律监督范围
所谓技术侦查法律监督的范围，即要对技术侦查中的哪些问题进行监督。从不的同角度进行分析，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种：从监督的时间不同来区分，可分为“司法令状主义”指导下的事前监督、侦查实施过程中的事中监督以及侦查终结后的事后监督；以监督的客体不同来区分，可区分为对侦查人员的监督和侦查技术手段的监督；以监督关注的重心不同，可以区分为对程序合法性的监督和对实体合法性的监督。
三、检察机关自侦技术查案法律监督的双重困境
自侦案件法律监督的固有难处。检察机关内部监督。检察机关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同时又肩负着对部分刑事案件的侦查工作，这就使得检察机关在行使侦查权的时候就必然要面临着自侦自监的窘境。实践中，对检察机关侦查部门的内部监督主要是通过批捕部门和公诉部门来完成的，但由于法律并未明确规定批捕和部门应该提前介入侦查的情况，使得对侦查部门的立案监督和侦查过程中的监督往往流于形式，而批捕部门和公诉部门拿到的材料也往往并不能完全反应侦查过程中的真实情况。
从人民法院对自侦案件的监督看，其对检察院自侦案件的监督主要体现在审判过程中对证据的采信和最终的判决上，所以这种监督也无疑是事后的，而且由于职权的限制，这种监督只能是被动的，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法院的中立性决定了其必须平衡地对待控辩双方，如果直接介入侦查就打破了这种平衡，可能导致对一方的不公；因为我国并未设置预审法官制度，所以在正式审判前法院并不能很好地了解侦查情况，只能通过公诉部门提供的“二手”材料来了解侦查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无论是对侦查程序合法性还是实体合法性的监督更多的都是以在法庭质证、辩论过程中当事人及其律师提出的质疑为前提的，但由于当事人在侦查过程中的弱势，其质疑往往缺乏证据支持，而法院此时并不能主动调查取证。
从另一个维度分析，技术侦查的秘密性使得侦查监督难上加难。技术侦查的秘密性决定了监督部门提前介入侦查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对技术侦查的监督只能通过事前批准和事后审核两种方式进行。
对于事前审批，从批准主体来看，其实在技术侦查“合法化”之前，技术侦查措施已经广泛被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使用，其审批程序也都是采用内部申报的方式。技术侦查被写入《刑事诉讼法》之后虽然对审批程序进行了限定，但仍然没有摆脱自报自批的形式，这就使得批准的严格性让人担忧。而即使是内部审批，法律也并未规定审批主体，从检察机关内部机构设置来看，这一权力很难交给同级其他部门来行使，报请检察长的方式则很容易使其以支持侦查为由把这种审批形式化。从批准条件来看，《刑事诉讼法》中只是规定了对“重大”案件“可以”适用技术侦查，这种纯主观的判断依据使得审批部门很难把握，对于没有事实依据但侦查部门坚持认为“重大”并且需要使用技术侦查的案件是否应该批准成为很难判断的问题。
对于事后监督主要涉及对当事人权利的保护和证据适用两个方面：其一，在当事人权利保护方面，《形式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侦查人员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过程中知悉的国家机密、商业机密和个人隐私，应当保密；对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获取的与案件无关的材料，必须及时销毁。”但很明显这一规定过于原则化，需要具体规定证据保护、销毁措施才能很好的实行，而且相关救济措施的规定并没有体现，这就使得监督效果很难得到实现。其二，在证据适用方面，笔者认为，对侦查人员的保护是必要的，但缺少法庭质证环节的证据适用不仅是对公开、公平审判原则的挑战，而且也很难保障证据适用的适当性，这一规定的合理性有待商榷。
四、完善建议
（一）确立以事前审批为主的监督机制。
首先，完善事前审批制度是司法令状原则的要求，严格的审批制度是展开后续侦查的前提。其次，完善事前审批制度符合技术侦查之“必要性”的需要，因为司法实务中的客观情况千差万别，法律不可能细致的规定出每一种可以使用技术侦查措施的情况，这就要求监督部门的审批要结合现实情况和侦查人员的申请，在做过大量分析工作之后才可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最后，事前审批绝非仅仅是批准可否实施技术侦查措施那么简单，还要对技术侦查实施的时间、范围、客体以及使用哪些技术手段进行限制。
（二）明确上级检察机关的监督主体地位。
针对技术侦查的法律监督，学界一般有以法院为主体的监督和以检察院为主体的监督两种主张。前者认为，统一体制内的监督必然要面对自侦案件自审自监的情况，容易使监督流于形式，效仿西方国家的预审法院监督更有利于保障监督有效。后者强调宪法赋予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主体地位，以检察院为主体的监督符合法律上的适当性，并且符合我国的司法体制。比较而言，笔者认为后者的观点更为可取。首先，从适当性而言，我国检察机关是法律明确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肩负部分案件的刑事侦查工作并不能改变其法律监督的主体地位，而法院是我国的审判机关，司法审判是其主要职能，相比而言由检察机关担任监督主体更加符合现行体制下适当性的要求。其次，从专业性的角度而言，检察机关长期以来一直承担着对刑事案件的监督工作，这使其具有丰富的经验和完善的机构设置。最后，从现实角度出发，法院自身的审判工作已让其压力巨大、不堪重负，如果再为其增添负担恐怕监督工作的效果也难以保障。
（三）加强检察机关自身内部监督监督。
技术侦查的概念篇4
【关键词】侦查学；基础理论；侦查学论；侦查本元论；侦查原理论
一、理论缘起
侦查学基础概念、基础范畴、基础原理是侦查学基础理论的三大要素。侦查学基础理论，其实质就是要解决侦查学基础理论“是什么”的问题。单纯地从基础概念或者基础原理来认识侦查学基础理论，无法对侦查学基础理论进行更加科学、完整、准确的把握。郝宏奎教授明确提出，对侦查学基础理论的把握，可以从“观念层面的本体基础理论”“原理层面的本体基础理论”以及用于支撑具体观点和方法层面的“相关学科的科学理论”三个层面的科学作为基础，但这种观点并未对具体的理论作以详细阐述。综上所述，为了对侦查学基础理论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笔者认为，对侦查学基础理论的重构，可以从侦查学论、侦查本元论、侦查原理论三个层面来把握。
侦查学论，主要是解决侦查学基础概念和基础范畴的问题，从而界定侦查学的研究内容。侦查本元论，主要是从观念层面解决侦查学研究“什么”的问题，是在侦查学论的分析基础上，对侦查学的基本规律进行更加深入的把握。侦查原理论，是对侦查学基本规律认识的高度概括和升华，是最高层次的理论。
侦查学论是侦查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起点，其科学定位是侦查本元论和侦查原理论研究的前提和基础；侦查本元论是侦查学基础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同时又反过来影响侦查学论；侦查原理论是对侦查学基础理论的总结，是建立在侦查学论和侦查本元论的研究基础上的。三者之间既相互统一于一个整体中，又具有紧密的逻辑递进关系。如果进一步将侦查学基础理论中各论的比重进行量化，可以用“橄榄模型”来解释。“橄榄模型”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两边小中间大”，具体而言，如果把侦查学基础理论看作是一个橄榄，那么侦查学论和侦查原理论就是“小”的部分，分置两端。位于正中心的也是最“大”的部分就是侦查本元论。
二、侦查学论
侦查学论是对侦查学基础概念、基础范畴的一个基本交代，也是侦查学学科存在、发展和交流的前提。建构侦查学论，需要明确侦查学的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和学科体系。
第一，学科性质。长期以来，在法学界，由于侦查活动是刑事诉讼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侦查学是作为一门法学分支学科、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而被定性的，还有对侦查学作为部门法学予以否认的。笔者认为，侦查学作为一门学科，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首先从研究对象来看，侦查学是研究侦查活动和犯罪行为的一门学科，由于侦查活动和犯罪行为的特殊性决定了侦查学学科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其次，从研究方法来看，由于侦查学既是一门社会科学，同时也借助于化学、物理学、生理学等自然科学的原理和方法，这决定了侦查学研究方法和任务的独特性。
第二，研究方法。侦查学研究方法直接决定了侦查学研究的结论成果。近年来，侦查学研究成果显著，但同时还存在着过分重视实证研究而导致的理论研究的滞后等问题。对侦查学进行科学研究，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界定。从宏观上看，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运用客观的原则、联系的观点、发展的观点来解读。从微观上看，可以采用案例分析法、调查研究法、归纳统计法、比较研究法等。
第三，研究对象。研究对象的确立决定了学科研究的基本内容。侦查学是一门研究侦查法律规范和侦查活动现象的学科。因此我们可以从犯罪规律、侦查规范、侦查规律、侦查方法四个维度对侦查学研究对象进行概括。
第四，学科体系。侦查学学科体系是建立在研究对象的基础上，是对整个研究内容进行系统规整。笔者认为，侦查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应当遵循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客观规律，在符合法理的基础上以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进行理论研究，同时注重实践，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侦查学学科体系。鉴于法学学科体系建设的启示，建议我国侦查学学科体系可以从侦查总论和分论两大部分构成。侦查学总论主要解决的是侦查学的历史发展等基本问题和基本原理，侦查学分论主要研究刑法分则规定的十类犯罪的侦查方法和复合性犯罪、特殊性犯罪的侦查方法。
三、侦查本元论
本元，是一种哲学范畴，是指构成万物的根源或构成世界的基本的、最初的元素。侦查本元论，是侦查学基础理论的“精神”和“生命力”，是侦查学基础理论最核心、最本质的部分。为深刻揭示侦查本元论的内涵，笔者拟按照“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逻辑结构进行阐述，即“侦查是什么――为什么要侦查――怎么侦查”。
第一，侦查是什么。一方面，我们要明确侦查的基本要素。从法律解释来看，我国《刑事诉讼法》第82条第1项明文规定：“侦查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依照法律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这一概念是从侦查的主体、内容和性质来阐释的。从学理解释来看，侦查是“刑事诉讼中为搜集证据、审查证据、揭露犯罪、查缉犯罪人以及追究刑事责任而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措施”。这一概念强调了侦查的目的和性质。要确立侦查的概念，必须明确侦查的基本构成要素，即侦查的主体，侦查的目的，侦查的对象，侦查的内容和侦查的性质。具体而言，侦查是警察机关或检察机关为了查明刑事案件情况、收集犯罪证据而对与案件有关的人、物、场所所采取的调查性措施和强制性措施。另一方面，我们还应把握侦查的特性。学界对于侦查的特性有多种理解。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侦查是一种法定职权；侦查是一道诉讼程序；侦查是一种犯罪调查的主动；侦查是一类专门性措施；侦查是一项证明查缉活动。可以说每种观点都是立足于不同的视角，都有其科学性。同时这种多样性也有助于深入侦查概念的研究。
第二，为什么要侦查。这部分主要论述侦查的价值（即侦查的必要性）。首先，论述侦查价值的概念。侦查的价值是人们通过设置侦查程序，开展侦查活动所要达到的理想目标和人们评价侦查活动的客观标准。其次，论述侦查的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侦查的外在价值，是指人们评价侦查在揭露和证实犯罪、揭发犯罪人方面的功效的客观尺度。一般而言，侦查机关在侦查程序中通过实施侦查行为，能够有效查明事实，为和审判提供证据，因此，侦查具有工具价值和手段价值。侦查的内在价值，是指人们据以评价侦查是否具有善的品质的标准。具体还可细分为侦查的秩序价值、正义价值和效益价值。最后，对侦查学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进行协调和位阶排序，以缓和侦查学各种价值取向和追求目标的冲突。
第三，怎么侦查。这部分主要是论述侦查的对策体系。侦查对策体系是对侦查实践中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性分析，是侦查人员对犯罪活动进行侦查时所采用的各种刑事技术手段、侦查措施、侦查方法和侦查谋略等的总和。侦查技术，是指用以揭露和证实犯罪所采用的各种技术方法。常见的侦查技术有痕迹检验、文书检验、指纹鉴定、刑事照相、Dna鉴定等，其主要任务是发现、提取和检验与犯罪有关的各种痕迹和物证，为侦查破案提供线索和证据。侦查措施，是指侦查机关在案件侦查过程中，为查明案情、弄清事实、收集证据、发现控制犯罪和揭露证实犯罪，缉捕犯罪嫌疑人而依法采取的各种有效的侦查活动和方法。常见的侦查措施有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勘验、检查、搜查、扣押、通缉、拘留、逮捕、辨认等。侦查谋略，是指侦查主体在侦查活动中，为达到一定的侦查目标，在一般策略原理指导下，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围绕侦查手段、措施的适用对侦查对象采取的智谋运筹艺术和斗争的方式方法的总称。常见的有迷惑型侦查谋略、利用型侦查谋略、诱导型侦查谋略等。侦查方法，是综合运用各种侦查措施和侦查谋略的综合反映和集中体现。针对不同的案件通常采取不同的侦查方法。
四、侦查原理论
侦查学原理，是侦查学领域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规律或道理。侦查原理论是对侦查学论和侦查本元论认识的深化和总结。从研究现状来看，侦查学界主要提出了五种基本原理：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物质交换原理、逻辑推理原理、同一认定原理和侦查对抗原理。其中，发展比较成熟的有物质交换（转移）原理、同一认定原理和侦查对抗原理。物质交换（转移）原理是侦查的媒介性原理，同一认定原理是侦查的标准性原理，侦查对抗原理是侦查的过程性原理。
第一，物质交换原理。该原理最早是20世纪初由法国侦查学家洛卡德提出的。他在《犯罪侦查学教程》中提到，犯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物质交换的过程，作案人作为一个物质实体，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总是跟各种各样的物质实体发生接触和互换关系。随着时代和科技的进步，物质交换原理逐渐发展成为物质转移原理。物质交换（转移）原理提供了物证存在的可能，为发现和证实犯罪提供了证据。
第二，同一认定原理。同一认定，是指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或熟悉客体某些特征的人，在研究和比较先后出现的两个反映形象的特征的基础上对其是否出自一个或是否是原属同一整体物所作出的判断。同一认定原理自20世纪50年代从前苏联犯罪学中引入我国以来，在侦查破案和认定罪犯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可以说同一认定原理是我国侦查学原理中最受人瞩目也是应用最为广泛的原理。尽管学界对于同一认定的定义及其定位还有所争议，但这并不影响同一认定原理的发展。总体来说，大多数学者赞同同一认定原理是侦查理论发展的核心内容，适用于侦查的各个阶段，并为侦查工作提供科学的证据。
第三，侦查对抗原理。侦查作为揭露犯罪、证实犯罪的一种法律手段，是犯罪的伴生物，二者从其产生就是一对矛盾对立关系。侦查对抗既是侦查行为与犯罪行为之间的抗衡，同时也是侦查人员与犯罪人员之间的对抗。具体而言，侦查对抗可以分为敌对性质的对抗和非敌对性质的对抗。侦查对抗性原理贯穿于整个侦查过程，侦查人员对它的正确把握有利于深化侦查规律，顺利进行侦查，从而达到侦破案件以及揭示犯罪的目的。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技的日新月异，犯罪手段逐渐呈现出朝高科技迈进的趋势。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侦查学实践要发挥好其功能，不能仅在策略方法上下功夫，更要注重理论的指导。如果把侦查学比作一棵树，那么侦查学基础理论就是它的根。只有根基厚实了，侦查学才能发展壮大，枝繁叶茂，侦查学实践才能“开花结果”。当前，我国关于侦查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仍比较薄弱，侦查学的学科隶属和定位尚无定论，研究视角不清，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相脱节。因此，加强侦查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刻不容缓。本文中，笔者运用系统论的思维，从整体上分析侦查学基础理论的构建，理清侦查学基础理论的脉络，并在已有研究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侦查学基础理论的“三论”，即侦查学论、侦查本元论、侦查原理论。由于笔者学识有限，文中难免有疏漏和不足之处，对部分观点的把握也不够到位，期待志同道合的同仁能够继续完善侦查学基础理论，以此来推动侦查实践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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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郭冰.侦查学基础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
技术侦查的概念篇5
【关键词】新刑诉法职务犯罪侦查措施技术侦查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以下简称新刑事诉讼法)。新刑事诉讼法在第二篇“侦查”一章中增设了“技术侦查措施”一节五个条文。其中,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在立案后,对于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按照规定交有关机关执行。”新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将技术侦查措施的授权从普通法律提升到国家基本程序法的高度,是惩治职务犯罪的现实需要,符合强制侦查法定原则,兼顾了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价值需求。笔者现结合新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对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中运用技术侦查的一些相关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以期抛砖引玉。
一、技术侦查的概念和特征
关于技术侦查的含义,目前法律上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学界对此也是众说纷纭。第一种观点认为,技术侦查是指侦查机关运用现代科技设备秘密地收集犯罪证据、查明犯罪嫌疑人的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总称。技术侦查通常包括电子侦听、电话监听、电子监控、秘密拍照或录像、秘密录音、秘密获取某些物证、邮件检查、用机器设备排查、传送个人情况数据以及用机器设备对比数据等秘密的专门技术手段。第二种观点认为,技术侦查亦即秘密侦查,是刑事侦查措施的一类,指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检察机关侦查人员在办理贪污贿赂等刑事案件中,依据国家赋予的特殊侦查权力,运用各种专门的技术侦查手段和秘密侦查力量收集证据、查明案情的专门的特殊侦查手段,包括跟踪监视、密搜密取、秘密辨认、刑事特情、化装侦查、窃听、邮检、密拍密录等。第三种观点认为,所谓技术侦查,是指利用现代科学知识、方法和技术的各种侦查手段的总称。实际上,技术侦查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专门行业术语,所以有学者认为“‘技术侦查’的提法不太准确。”[1]笔者认为,技术侦查主要指秘密侦查措施,是刑事侦查措施的一种,是指侦查机关和侦查部门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依据国家特殊侦查权力,运用各种现代科学技术、设备秘密地收集证据、查明案情的专门、特殊的侦查手段。包括定位监视、密收密取、窃听、邮件检查、密拍密录等。技术侦查不能等同于侦查技术。侦查技术是指侦查活动中一切具有技术内涵的调查事实、收集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的各种侦查手段和方法的总称。侦查技术则侧重于强调侦查人员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为办案服务的特殊的侦查手段。在多数案件中都需要运用某些技术手段,如勘验技术、记录技术和鉴定技术等。技术侦查具有以下鲜明特征:
1.专有性。它只能由特定机关的专门人员依照专门的程序采用专有的技术进行侦查,除此之外,其他任何机关和个人都无权进行技术侦查。
2.秘密性。对谁使用技侦手段、何时使用技侦手段、使用哪几种技侦手段、何时停止使用技侦手段、使用技侦手段获取了哪些情报资料等都属于绝密事项,自始至终都在秘密中进行。
3.技术性。技术侦查运用专业技术方法来获取情报,它的技术、方法、设备都具有很强的专业性,科学技术含量很高。
4.直观性。利用技侦手段所获取的视听资料证据,具有直接感知的特性,它主要是以声像、音像或储存的数据来证明一定的法律事实和法律行为。在表现形式上,既可以以静态、更多则以动态来反映被侦对象的特征或行为发生发展过程。
5.客观性。它是使用先进的技术、精密的设备客观地反映有关案件事实情况,直接来源于被侦对象,是其一举一动的真实记载,不易被篡改、伪造、变造,内容直接真实,反馈迅速准确,具有客观、真实、准确的特性。
6.合法性。侦查从立案后开始[2]。立案是技术侦查的基本前提,技术侦查是立案后所采取的侦查行为,其目的就在于依法收集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查明犯罪事实的有无和犯罪情节的轻重。同时,严格审批则是必备手续,即使有权使用技侦手段的机关,未经特定的批准程序,也不得使用。
二、对新刑事诉讼法关于检察机关运用技术侦查措施的相关规定理解
新刑事诉讼法在新增的“技术侦查措施”一节中,对检察机关运用技术侦查措施主要规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明确规定了适用主体和案件范围。除公安机关在立案后,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外。人民检察院在立案后,对于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对追捕被通缉或者被批准、决定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经过批准,也可以采取追捕所必需的技术侦查措施。
2.明确规定了批准程序和使用期限。为了查明案情,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检察机关要按规定交有关机关执行。批准决定应当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确定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种类和适用对象。批准决定自签发之日起3个月内有效。对于不需要继续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应当及时解除;对于复杂、疑难案件,期限届满仍有必要继续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经过批准,有效期可以延长,每次不得超过3个月。
3.明确规定了证据使用和保密义务。侦查人员对于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过程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应当保密;对于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获取的与案件无关的信息和事实材料,应当及时销毁。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获取的材料,只能用于对犯罪的侦查、起诉和审判,不得用于其他用途。依照法律规定采取侦查措施收集的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对于通过实施秘密侦查而收集的证据,如果使用该证据可能危及特定人员的安全,或者可能产生其他严重后果的,应当采取不暴露有关人员真实身份、技术方法等保护措施,必要时可以由审判人员在庭外对证据进行核实。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新刑事诉讼法主要规定了秘密监控、乔装侦查和控制下交付三种特殊的秘密侦查措施。秘密监控,在中国的语境中被称之为技术侦查,是指使用技术手段秘密获取公民信息的各种措施。乔装侦查,是指以人力为载体的、以欺骗为主要表现特征的各种秘密侦查方法,包括线人(在中国的语境中经常被称之为特情)、卧底、诱惑侦查,因为此类手段通常表现为改变身份进行侦查,它是与秘密监控相对应的另一类秘密侦查手段。控制下交付,是指侦查人员在发现有关违禁品后,为将相关犯罪组织或团伙一网打尽而将违禁品在执法机关的监控下放行,籍此发现更多乃至全部犯罪人,它作为一项特殊侦查手段,在侦破违禁品走私、贩卖犯罪案件中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笔者认为,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职务犯罪秘密侦查应专指技术侦查措施,它属于秘密侦查的一种,也就是秘密监控,其与乔装侦查和控制下交付应是并列的三种秘密侦查措施。职务犯罪秘密侦查所运用的技术侦查措施应有特定的种类,且必须作出明确的司法解释予以规定。通常包括电子侦听、电话监听、电子监控、秘密拍照、秘密录像、秘密获取某些物证、邮件检查等专门技术手段。秘密侦查中秘密监控(技术侦查)、乔装侦查和控制下交付都是属概念,乔装侦查和控制下交付不属于技术侦查措施,而是一种特殊的秘密侦查措施,这必须有司法解释进一步细化、明确相应的种概念。新刑事诉讼法将乔装侦查和控制下交付等同于技术侦查在逻辑上、语义上,乃至于在实践中都缺乏相应的支撑理由,对此应当审慎研判。
三、新刑诉法要求下查办职务犯罪中技术侦查措施运用的原则
1.重罪大案原则。技术侦查措施在案件适用范围上有着严格的限制,只有重罪才可以适用,轻罪不得适用。在适用范围上,新刑事诉讼法第148条规定,应该是“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才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应该对“重大”和“严重”制定相应的标准,在操作中应严格坚持“重大”和“严重”的标准,具体可通过案情复杂程度、涉案数额、可能判处刑罚等综合界定。
2.必要性原则。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必须坚持必要性原则,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148条的规定,技术侦查措施不得任意为之,只有确实存在侦查犯罪的必要才可以。在适用条件上,只有对犯罪嫌疑人已经涉嫌实施严重犯罪存在理由充分的怀疑,而且无法采用其他侦查手段时,才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新刑事诉讼法中“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表述过于笼统,应该有明确的细则。在启动条件上可限定为:不适用该手段难以收集证据、达到侦查目的;侦查部门必须经过初步的调查或侦查,掌握一定数量的线索和证据,证实嫌疑人具有确实的犯罪意图或者是正在实施犯罪,或该特定人员确实与案件有关。在结束条件上可限定为:收集到必要证据,达到适用强制措施的证据条件。
3.合法性原则。适用技术侦查应强调程序的法定性,同时明确程序违法的相关制裁规则和救济机制,尤其是确立犯罪嫌疑人的异议权和民事赔偿请求权。新刑事诉讼法第148、149、150条分别规定,技术侦查措施必须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才可以适用,未经批准不得自行适用。不能以技术侦查的名义超越法律之门,侵犯公民隐私。批准决定应当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确定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种类和适用对象。采取技术侦查措施,必须严格按照批准的措施种类、对象和期限执行。至于具体的批准程序、措施种类和对象范围,新刑事诉讼法并未明确,有待相关司法解释予以补充。
技术侦查的概念篇6
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侦查工作方式，是我国刑事侦查改革发展的必然选择。目前，我国提出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从刑事侦查工作角度看，就是要让刑事侦查工作紧紧围绕法院审判开展犯罪行为侦查、证据搜集等，让法院审判工作实现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统一。具体分析“以审判为中心”对刑事侦查工作的新要求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要求刑事侦查出发点与落脚点都围绕法院审判工作开展。二是要求刑事侦查工作必须做到侦查严谨，取证方式科学合理。三是刑事侦查部门应当与法院开展深入合作，及时了解法院审判程序和实质要求，尤其是在一些重大刑事案件中，必须要以法院审判证据作为刑事侦查工作的依据。总之，当前我国倡导建立的“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需要对刑事侦查工作理念、工作方式等进行改革与完善，才能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要求。
我国现有公安院校刑事侦查学课程教学的解构分析
1.刑事侦查学课程内容与司法审判衔接不紧密
我国大多数公安院校开设的刑事侦查学课程内容大同小异，尽管有所创新，但变化不大。以南方地区公安院校比较常用的《现代刑事侦查学》（胡宇清、柯昌林，2010年湘潭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为例，该书对以往传统刑事侦查学课程内容进行了一定创新与完善。如果按照以往刑事侦查学教学标准，该书应当是近几年我国司法界比?^出色的刑事侦查学专业课程。但在当前“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改革时代背景下，该书内容结构就存在与司法审判衔接不紧密的缺陷。其中，第一章“刑事侦查学概述”中，仅探究了刑事侦查学的研究对象、与邻近学科的关系、研究方法等，并没有涉及司法审判等相关内容。刑事侦查学课程如果离开司法审判的需求，就难免会产生“为侦查而侦查”的形式主义特点。该书后续章节中，虽然在部分地方谈到刑事侦查就是搜集犯罪证据，为法院审判提供有效审判依据，但很多地方对刑事侦查与法院审判之间的关系描述简单，没有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分析。因此，我国现有刑事侦查学课程教学要想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改革要求，就必须对传统教学内容、教学结构等进行与时俱进的修订与完善。
2.刑事侦查学课程教学理念滞后于司法审判的发展
我国相关公安院校开设的刑事侦查学课程，教学理念明显滞后于司法审判的发展。随着我国对法院审判工作重视度的不断提升，以往公检法三部门各负其责、各行其是的做法明显改善。目前，法院审判工作已经被确定为所有司法工作的核心。因此，要想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就需要刑事侦查学课程教学理念不断顺应我国司法改革的新要求。通过分析当前我国相关高校刑事侦查学课程教学理念，发现主要存在以下缺陷，一是刑事侦查学课程教学理念过于传统化，部分教学理念还沿用几十年前的观点，不利于我国高校培养更多高素质的刑事侦查人才。二是一些刑事侦查学课程教学目标脱离司法审判实际，不利于我国司法审判工作的开展。以上述《现代刑事侦查学》为例，该书第二章“刑事侦查的任务和原则”侧重于刑事侦查概念、性质、任务和原则等描述，尽管也有一些教学目标、教学理念等描述，但整体篇幅较小，不利于刑事侦查学教学工作的开展，更是与“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侦查学教学要求相背离。三是刑事侦查学课程教学标准尚未突出“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理念。
3.刑事侦查学课程过于侧重技术教学
我国公安院校现有刑事侦查学课程过于侧重侦查技术层面的教学，对刑事侦查综合素质培养工作重视度相对不足。诚然，作为一门犯罪侦查学，对学生开展刑事侦查技术教育非常重要。但是，如果单纯只教学生刑事侦查技巧、方法等，不能真正内化为学生刑事侦查素养，最终不利于学生长远健康的成长，也不利于他们未来真正走入刑事侦查工作岗位。仍然以《现代刑事侦查学》为例，该书共31章，其中26章从本质上看仅是开展学生刑事技术教学，如第四章“刑事照相技术”，第五章“手印检验技术”等，过于侧重技术教学，难免会导致当前我国高校刑事侦查学课程教学形式化。“为技术而技术”，容易导致学生过于追求刑事侦查技术、方法的学习，忽略刑事侦查本质内容的构建，不利于学生刑事侦查综合素养的提升等。西方发达国家高校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提出刑事侦查“唯技术论”不能真正培养高素质刑事侦查人才，刑事侦查人才除了具备刑事侦查技术外，还需要具备刑事侦查理念、刑事侦查价值观等，能够与其他司法工作开展有机配合等。总之，我国高校开展的刑事侦查学课程不能过于“唯技术论”，应当构建更高层次的刑事侦查核心素养课程教学体系。
除此之外，对我国现有高校刑事侦查学课程的解构中，我们还能发现部分课程内容与司法实践也存在一些落差，如法院审理的网络犯罪案件呈现多发态势，我国应当在现有刑事侦查学课程内容中添加一些典型的网络犯罪侦查技术教育等。
重构“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侦查学课程教学体系的建议
1.创新课程内容，与“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有效衔接
要想构建“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侦查学课程教学体系，首先需要对现有课程教学内容进行创新完善。要紧紧围绕“以审判为中心”开展刑事侦查学课程内容改革，要在课程所有章节中彰显“以审判为中心”的理念，所有刑事侦查学课程教学都应当服务于司法审判工作。我国司法教育界应当联合国内相关专家人士，共同开展“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侦查学课程教材的重新编写。同时，要积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在刑事侦查学课程设置方面的成功经验。总之，只有创新课程内容，才能实现刑事侦查学课程教学与“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有效衔接。
2.创新教学理念，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教学目标和标准
“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要求我国刑事侦查学课程教学必须要创新理念，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教学目标和标准。从教学理念看，需要在刑事侦查学课程中深入贯彻“以审判为中心”的思想，要明白所有教学工作都是为了能够为司法审判工作提供证据支持，要改变以往刑事侦查学课程教学理念滞后于司法审判改革的弊端。从教学目标看，要依托“以审判为中心”的思想进行刑事侦查学课程教学目标重置。从教学标准看，判断刑事侦查学课程教学实效应当以是否能够服务于司法审判实践为重要衡量指标等。
3.开展综合素质教学，构建刑事侦查核心素养课程教学体系
刑事侦查学课程教学应当改变以往“唯技术论”的做法，在开展法律专业学生刑事侦查必备技术教育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培养学生的刑事侦查理念、刑事侦查价值观等，要能够提高他们刑事侦查综合素质。要构建刑事侦查学课程教学体系，让法律专业毕业生能更快适应刑事侦查工作的需要。只有具备较强刑事侦查综合素质的人才，在未来刑事侦查工作中才能做得更加出色。总之，通过开展综合素质教学，才能真正推动高校刑事侦查学课程发展，进而为我国大力推进的“以审判为中心”司法改革提供有力支持。
技术侦查的概念篇7
关键词：经济犯罪；经济犯罪侦查权；配置；检察机关；公安机关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6-0133-02
近些年，关于侦查权配置的话题总在学界引起不小的争论，特别是经济犯罪侦查权的归属问题，更是学术界热议的司法体制改革的内容之一。现阶段，经济犯罪侦查权归属于不同的机关，因而在司法实践中，不同机关的侦查手段和侦查权限就存在较大差异，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最终的司法公正，造成了司法资源的浪费，这也被不少专家学者所诟病。本文，笔者对相关知识进行梳理，并试图找到经济犯罪侦查权合理配置的新构架。
一、经济犯罪与经济犯罪侦查的概念
弄清经济犯罪侦查权的配置问题，首先要搞清经济犯罪的概念，依据学术界的看法，主要存在以下三种观点：
1.宏观概念，即经济犯罪是侵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的犯罪，包括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所有犯罪；第八章“贪污贿赂罪”中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在经济管理过程中实施的相关职务犯罪，及散见于分则中其他章节的涉及经济利益、财产利益的相关犯罪。
2.中观概念，即经济犯罪是侵害一定经济关系的犯罪。其范围限定于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所有犯罪和第八章有关经济管理的职务犯罪，而不包括侵犯财产犯罪。
3.微观概念，即经济犯罪是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这种观点把经济犯罪的范围限制在刑法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的范围内。该观点把侵犯财产罪和贪污贿赂罪等与经济有关的犯罪均排除在外。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董邦俊教授认为，经济犯罪侦查是指有侦查权的国家机关，对国家工作人员或其他人员所实施的经济活动，按照法定程序，为收集证据、揭露证实犯罪、查缉犯罪人、以追究其刑事责任而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强制措施。①按董教授的观点，经济犯罪的范围涵盖了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五章、第八章的内容，这也和学术界的通说是一致的。
二、我国现行法律对经济犯罪侦查权的配置
明确了经济犯罪侦查的范围后，我们可以通过刑事诉讼法和公安机关内部的有关规定得出，现行法律规定下经济犯罪侦查权分属于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而在公安机关内部，又有不同的部门具有经济犯罪侦查权，其中除少数罪名的案件归于治安管理部门和刑侦部门管辖外，绝大部分的经济犯罪归属于经侦部门管辖，其具体负责侦查的经济犯罪包括：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绝大部分罪名的案件以及刑法分则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中的下列案件：职务侵占案、挪用资金案、挪用特定款物案。而人民检察院负责侦查的则是刑法分则第八章贪污贿赂罪的相关案件。
三、现行经济犯罪侦查权配置之合理性
正如开头部分所言，现行的法律规定，将经济犯罪侦查权割裂给了不同的侦查机关，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司法不公和司法资源的浪费。当前阶段，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的侦查能力存在较大差异：公安机关掌握了大量的经费，侦查人员的业务素质也较为熟练，在侦查基础业务特别是情报网的构建上享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并具有专业化的技侦手段和设备；而人民检察院在这些方面掌握的资源有限。那么在这种情形下，是否应该考虑将检察机关的经济犯罪权剥离，交给更有侦查能力的公安机关呢？②
笔者对此持反对意见，相较于将经济犯罪侦查权完全交给公安机关，笔者更倾向于我国现行体制的划分，即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各负其责，各承担部分经济犯罪案件侦查的任务。
对于公安机关来说，侦查权是其基本权力之一，而经济犯罪侦查，作为侦查工作的一部分，由公安机关来行使也是理所当然的。下面笔者就来着重说明一下，经济犯罪中职务犯罪侦查权由人民检察院行使的意义。
人民检察院自行侦查的案件从性质上讲，都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犯罪的相同点，因而，探讨经济犯罪侦查权部分归属人民检察院的缘由，可以从更广的层面上，即分析检察院拥有部分案件的自行侦查权的意义说起。
人民检察院侦查权的取得，归根结底是其法律监督的职能决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2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享有与职务犯罪相关的经济犯罪侦查权，是其法律监督权的一种体现。众所周知，缺乏监督的权力必要走向腐败。在我国的现行法制条件下，行政权力仍显过大，缺乏有效监督，在此情形下，司法监督显得尤为重要。人民检察院行使侦查权，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行为进行有效侦查，正好体现了这个特点。换个角度来说，假使这项侦查权仍由公安机关来行使，则由于其本身的行政机关的性质，难免受到行政力量的干预，职务犯罪行为大都为行政机关领导所为，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存在着利用行政权力干预司法的可能性，这是必须避免的。人民检察院的司法权将自侦权涵盖进去，在实践中也有效地遏制了腐败现象，比起行政内部的监督制约无疑更为有效。
不仅如此，对职务犯罪的侦查是一种强制性的司法性质的活动，应由拥有司法强制权的机关承担，而检察机关正是这样的机关；并且，检察机关的性质和领导体制也决定了检察机关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根据法律规定，检察机关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都较好地保证了侦查权的行使。
四、检察机关如何最大限度发挥经济犯罪侦查效能
之所以有人提出由公安机关，或者另一独立的侦查机关统一行使经济犯罪侦查权，除了充分发挥公安机关的侦查效能，还认为检察机关应该回归自己的法律监督本位，其认为，这种情形下，检察院自侦又自行，缺乏进一步的监督。
对此笔者不敢苟同，这种现象也是司法效率的体现，且我们必须相信司法机关的公正性，其本身作为保障私权利的最后一道防线，就必然有其权威性、合理性，而且现实表明，我国的司法现状在整体上还是能够满足民众的期待，社会面总体也是和谐稳定的；更何况，人民检察院须向同级人大负责，人大本身作为权力机关，可以制约检察院的权力；最后，我国的网络和媒体已经足够发达，在这样一个信息时代，任何一则丑闻都可以迅速传遍国内，因而整个社会的舆论都是对检察权的制约。不仅如此，关于职务犯罪案件批捕权上提一级的规定和人民监督员制度近年来逐步建立和完善，都保障了检察机关同样也在被监督的情形下行使国家权力。
当然，就像甘肃政法学院马红平教授所言，将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的经济犯罪侦查权统一行使，同样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值得思考和借鉴。笔者由此进行了相关研究，结合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属性和公安机关经济犯罪侦查权的效能，笔者认为，在机构上，二机关仍应各司其职，各负其责；而在业务上，应推动二机关建立互通的经济犯罪侦查平台。
公安机关现有的经济犯罪侦查能力自不必言，从检察机关来说，具体有以下几项举措：一是机构设置上进行内部整合，应将反贪、反渎两部门，结合职务犯罪预防部门、技术部门进行有效整合，并建立与侦检、公诉部门的情报共享平台，从侦查技术上、情报来源上进行扩展，强化经济犯罪侦查能力；二是从人员上和技术设备方面与公安机关平台共建，争取党委和人大的支持，可以特聘公安机关相关的经侦专家定期到检察机关进行业务指导，并争取经侦技术的共享；三是扩展检察机关的侦查权限，争取更多的诸如技术侦查措施的行使权，以及加强基层检察室的建设，扩大情报来源渠道。同时，假如能够保障检察机关特别是自侦部门财政上的独立和地位上的独立的话，则局面一定可以更加理想。
我想假如能够向上述方向进行努力，便可以一方面保证经济犯罪侦查权中的职务犯罪由具有相对独立地位的具有法律监督职权的检察机关行使，从而避免了司法权的预；另一方面，也能够有效提高检察机关的经济犯罪侦查能力，并且使得公安机关的司法资源得以充分发挥。
参考文献：
技术侦查的概念篇8
关键词侦查学学科归属性质
虽然从侦查作为一种国家职能来看，其历史与国家的出现同步，但侦查学以一门学科的面貌出现，却是从1892年奥地利侦查学家汉斯格罗斯写成《犯罪侦查》开始。一百多年以来，侦查学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但侦查学学科归属的问题还没有一种观点得到了大家的公认，笔者试从多个角度谈谈侦查学学科归属问题。
1从侦查学的历史沿革看
侦查学一经诞生，便迅速在世界各国得到普遍承认并发展起来。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英、法、日、俄、美等国都在本国司法实践的基础上，相继确立了各具特色的侦查学体系。[1]到了20世纪40年代，刑事侦查学研究冲破了“侦查方法”和“技术破案”的内容，把社会科学方面研究的内容引入了刑事侦查学。[2]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生产力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侦查学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高速发展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侦查学的发展走过了相当曲折又相当辉煌的路程。概括而言，从建国初期至50年代末是我国侦查学的酝酿初建时期；从60年代初到“”结束是我国侦查学的停滞倒退时期；从70年代末至今是我国侦查学的恢复发展时期。[3]经过50多年的发展，我国侦查学已经成为我国公安科学体系中最为成熟的学科。[4]不管是从国外还是我国的侦查学发展的情况看，侦查学都完全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2从侦查学的研究对象看
对侦查学的定义，不同专家和不同版本教科书的阐述是有差异的。有的认为“侦查学是研究犯罪活动和侦查活动及其规律的刑事法律科学。”[5]有的认为“侦查学是以刑事案件侦查活动规律为对象，研究如何遵循法定的侦查程序，运用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有效的策略方法，查明案情、收集证据、追击逃犯，使犯罪分子受到法律上应得惩罚的一门学科。”[6]有的认为“侦查学是依照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根据中国刑事犯罪活动的规律和特点，专门研究发现、收集证据，查明案情、揭露犯罪及查缉犯罪嫌疑人的途径、策略和方法的学科。”[7]还有的比较简略概括为“侦查学是研究刑事侦查活动的专门学科。”[2]总体概括起来：侦查学的三大研究对象是：抓（查缉、抓捕）、问（询问、讯问）、找（查找线索、收集证据）。这使得侦查学和其他法学学科和社会学科有本质的不同。
3从侦查学与邻近学科的关系看
哲学、思维科学促进侦查思维科学的研究和运用，使得侦查逻辑和推理成为侦查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不管是由人到案、还是由案到人的侦查模式，最基本的需要调查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关系，社会学的研究工作为侦查学提供了一种科学方法和途径；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刑事证据学为侦查学提供了法律方面的任务、原则和依据，它们研究的角度是各不相同的；侦查从某个角度可以看成是和人打交道，特别是和有着复杂心理的犯罪嫌疑人打交道，因此运用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可以更好的收集证据、提供侦查方向；侦查的三大支柱：刑事科学技术（包括痕迹检验、文件检验、图像技术、法化学、法医学、警犬技术等）、行动技术（以前叫“技术侦查”）、犯罪情报（又叫“刑事情报”）都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因此侦查学不能完全属于纯社会科学的范畴；侦查破案的全过程，就是不断进行决策的过程。[2]因此决策科学、管理科学、运筹学可以指导侦查进行决策。
这样看来，侦查学不应从属与某一学科，应有自己独特的学科地位。
4从侦查学的性质看
对侦查学的性质的认识，学界有几种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侦查学属于法学（属于刑事法学、边缘法学或者应用法学）；第二种观点认为侦查学属于公安学；第三种观点认为侦查学属于犯罪学；第四种观点认为侦查学属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综合性学科。[8]笔者认为从侦查学的长远发展来说，应该把侦查学归于公安学的范畴，而公安学则应作为一级学科。但从中国现阶段的诉讼模式来看，对人权的重视程度不够，应从法律规范上把握侦查学发展的方向，建议把侦查学作为法学的二级学科。
5从侦查的目的看
我国的侦查目/:请记住我站域名/的观缺乏一个较为清晰的定位。[9]有的认为应该按照传统的职权主义模式来确立侦查目的观，即找齐刑法所规定的犯罪的四大要件（犯罪主体、犯罪主观要件、犯罪客体、犯罪客观要件），这在北大研究生招生目录上有所体现，把侦查学归于刑法下；有的认为侦查只是刑事诉讼的几大职能之一，从程序规范和保护人权的角度来说，应该把侦查学归于诉讼法下，这在大多数院校的研究生招生目录上有所体现，比如四川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刑警学院等。笔者认为两种侦查目的观都太片面，应该把两个角度结合起来。
综合以上几个方面，侦查学应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成为法学体系中的二级学科，使得侦查学迎来发展的第二个春天。
参考文献：
[1]何理刑事侦察学导论警官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2]彭文刑事侦查学教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何家弘我国侦查学二十年来理论发展要览中国监狱信息网
[4]高春兴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的侦查学科学体系之构想侦查论丛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
[5]李静等侦查学概念及其科学性质再探侦查论丛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
[6]徐立根百年侦查学侦查论丛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
[7]王传道刑事侦查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二版
技术侦查的概念篇9
论文关键词 职务犯罪侦查模式 单一目的 双重目的
一、职务犯罪侦查模式何以成为独立研究课题：从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的概念说起
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的上位概念是侦查模式和模式，明确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的确切指谓，可以从分析侦查模式和模式的具体内涵入手。可以将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理解为在职务犯罪侦查实践中、在立法精神和侦查理念的指导下、通过对侦查程序和侦查行为的规律性认知、概括和抽象出来的类型和样式。
职务犯罪侦查何以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一方面，这与中国侦查权配置的现状有关，法律将检察院作为职务犯罪侦查的唯一主体，使得职务犯罪侦查模式表现出独特特征。另一方面，这与职务犯罪侦查的独特规律相关，职务犯罪侦查是对公职人员执行公务过程中犯罪的侦查，具有侦查难度大、侦办压力大等特点，使得单独研究职务犯罪侦查模式成为必要。
二、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研究的境遇：从职务犯罪犯罪侦查的类型说起
当前学界谈到侦查模式的类型时存在着以下主要观点：一是从不同法系的大背景出发，将侦查模式分为当事人主义侦查模式和职权主义侦查模式 ；二是从刑事诉讼结构的大框架出发，将侦查模式分为对抗式和纠问式 ；三是从诉讼性的有无分为行政治罪模式和诉讼追诉模式 。上述分类方法分别从法系类别、诉讼结构和诉讼程序的角度展开对侦查模式的研究，经历了从外部背景到外在结构再到内在特征的过程，显示出层层递进阶段性进步。但用这三种分类方法解释当前我国的职务犯罪侦查实践，总是存在着不能准确对应的问题。严格来讲，我国当时的职务犯罪侦查模式到底属于哪一种，我们还是不能明了。于是就有了“带有当事人主义倾向的职权主义侦查模式”、“我国现阶段侦查模式呈现出行政治罪模式因素和诉讼追诉模式因素兼有的混合性”种种论断。由此产生了对侦查模式自身定位的模糊不清，并造成对发展完善侦查模式的创新不足。
遵循上述由外部到内在、从结构到特征的思考路径，我们可以尝试着从侦查程序效果和侦查行为特征的角度将职务犯罪侦查模式划分为达成实体正义单一目标的侦查模式和达成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双重目标的侦查模式。前者代表了很长一段时期以来将惩罚职务犯罪做为首要目的的侦查模式，侦查机关凭借较大的侦讯权力调查讯问相对人、收集证据、揭露犯罪事实，强调惩罚犯罪的终极目标，轻视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的保护，追求实体正义价值而对程序正义关注不够。后者代表了以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为背景正在进行的、强调准确打击犯罪、尊重保障人权双重价值目标的侦查模式，要求惩罚犯罪的同时注重惩罚犯罪的程序规制，授予侦查机关侦讯权力的同时设定严格的实施条件，追求实体正义的同时要求程序必须正当。
三、职务犯罪侦查模式发展的进路：以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为考察背景
（一）目的性分析
1．准确打击犯罪。惩罚犯罪的准确性要以合理的取证程序和科学的确证体系为条件。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从以下方面建立起合理的职务犯罪取证程序：完善询问证人和讯问犯罪嫌疑人程序的细节，修改并完善了法定证据的类型，赋予检察机关以技术侦查权力，明确了特别重大贪污贿赂案件可以采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为建立科学的确证体系，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作了如下规定：在侦查程序中设定了审查排除非法证据程序，将非法证据排除原则贯穿到整个诉讼环节。
2．全面保障人权。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将保障人权放在突出位置，并做出系统有效的程序规制。将“尊重和保障人权”正式写入刑事诉讼法，使得人权保障成为刑事诉讼的重要价值目标之一。在侦查阶段建立起切实有效的辩护制度，有效保障了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构建起与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权相一致的取证、确证机制，完善了讯问程序，明确规定“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建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通过建立特别保护措施和证人作证经济补偿制度，强化辩护人、证人和被害人人权的保障。通过严格技术侦查的申批手续，加强了对公众信息和个人隐私的保护。
（二）特征分析
1．职务犯罪侦查的可辩性。侦查的可辩性要求在侦查阶段合法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构建侦辩二元对抗结构。诉讼的对抗性不能只体现在庭审阶段，而应贯穿到诉讼的全过程。特别是在更容易侵犯犯罪嫌疑人人权的侦查阶段，更需要辩护律师的介入来平衡犯罪嫌疑人与侦查机关之间的力量，以实现对侦查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对人权的有效保障。职务犯罪侦查机关不能将辩护权的及时介入视为阻碍办案的洪水猛兽，而应从刑事诉讼的科学构造角度认识到诉讼结果的正义和诉讼程序的正义都需要侦辩二元结构的建立。
2．职务犯罪侦查的可诉性。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司法实践中侦查的可诉性仅仅意味着侦查结果的可诉性，侦查程序不合法并没有后续的可诉性支持，由此产生了侦查程序的非正义，甚至造成了冤假案的发生。新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尽管没有实现对所有非法侦查程序的可诉性，但还是从非法证据排除的角度确立了犯罪嫌疑人对一些瑕疵程序的可诉性主张。
3．职务犯罪侦查的双向性。由于侦查的可辩性，侦查既要面向犯罪构成的成立收集固定证据，又要面对辩护方的辩解和建议释法说理、取证固证。犯罪嫌疑人从被动的调查对象转变成了辩护主体，由此侦查机关与辩护主体之间双向沟通的特征显现出来。另外，由于侦查的可诉性，有罪证据的成立与排除的变数增大。侦查机关不仅需要应对确立有罪证据，而且需要加强防范侦查程序对有罪证据的破坏。
4．职务犯罪侦查的公开性。由于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介入，特别是律师会见制度、律师阅卷制度的确立，使得侦查内容、侦查阶段在一定范围内被公开，这无疑会对侦查过程产生不利影响。侦查机关的侦查目的、侦查意图、查办思路容易被摸清，使得案情在律师介入后的侦查阶段很难有进一步的突破。
5．职务犯罪侦查的科学性。信息时代给侦查带来了更多的搜集信息的途径，科学技术给侦查带来了全新的收集信息的手段。新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根据司法实践对证据形式的迫切要求完善了证据有关规定，顺应侦办职务犯罪的需求赋予检察机关使用技术侦查的合法性，提高了侦查的科学化水平。
（三）趋势分析
1．从角色定位来看，要实现职权主义侦查向诉讼主义侦查的转变。正确认识检察机关自身和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的诉讼地位，深刻理解加强对抗性的诉讼价值，畅通犯罪嫌疑人及时得到辩护、寻求法律支持的通道，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履行权利告知、权利保障、权利救济义务，确保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得到有效保障。
2．从阶段划分来看，实现“套取口供”到“重视初查”转变。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第一次讯问后的侦查程序做了严格设定，使得初查和第一次讯问成为取证固证的黄金时段。首先要改变以前将传唤和讯问作为办案起点的传统思维，重视初查阶段，广泛获取证据，全面掌握被调查对象的个人信息、财产状况和经济往来资料，找准案件的突破口。其次要建立初查后期信息分析研判机制，评定口供以外证据的完整性和证明力，估算出职务犯罪立案后成案的可能性，明确侦查计划和策略。
3．从工作机制上，实现“进攻型”向“攻防结合型”转变。职务犯罪侦查部门不仅搜集证据，而且要审查证据，完善证据审查机制，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具体到部门、具体到人员。不仅要审查证据，而且要针对容易产生非法证据的办案环节建立风险防范机制。不仅要突破案件，而且要保障办案人员依法行使侦查权，提高侦讯人员应对、抵御办案风险的意识和水平。
4．从取证方式来看，实现从“由供到证”向“由证到供”转变。摆脱“口供情结”的影响，充分利用网络、通信等多种渠道收集犯罪证据，用多样性的证据形成对犯罪嫌疑人强大心理压力，为获取口供赢得有利条件。加强与公诉、审判机关的沟通与联系，明确对零口供案件的证据认定标准，积极应对可能出现的零口供案件。
技术侦查的概念篇10
一、技术侦查的概念
技术侦查手段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基础。随着20世纪60年代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犯罪现象也日益复杂起来，在传统的犯罪方式之外，出现了各种新的犯罪方式。白领阶层犯罪增长，把犯罪行为带入许多新的、从前有免疫力的领域，而且其犯罪手段技术化程度高、隐秘性强；同时，有组织犯罪也在新的形势下得到发展。“有组织犯罪早对社会肌体的大破坏，它几乎对个人、集体和机构等社会组成单元都产生影响，但它同时也是无视法律的一种狡猾形式，它毒辣地利用公民的权利和宪法的保障来减少被侦破的危险，尽最大可能逍遥于法外”。[1]总之，新的犯罪方式日益向组织化、技术化、隐秘化发展，给侦查机关的侦查带来重重困难，严重影响到了侦查的效果，同时也就“提出了对这些新型犯罪最适合的法律与司法工具问题。”[2]为应付犯罪形势的新变化，首先是在西方国家，侦查机关的侦查手段开始日益向技术化、高隐秘性方向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运用，许多现代科学技术成果被用于侦查之中，如窃听视听装置与技术、红外线望远镜以及电子计算机技术等，这就使得侦查机关的侦查手段丰富起来，技术侦查措施由此产生并日益成为打击犯罪的一种重要的侦查手段。
所谓技术侦查措施，指的是侦查机关运用技术装备调查作案人和案件证据的一种秘密侦查措施，包括电子监听（俗称窃听）、秘密录像、秘密拍照、用机器设备排查、传送个人情况数据以及用机器设备对比数据等手段。技术侦查措施是侦查机关为对付技术化、高隐秘性的犯罪而发展起来的，其特点在于不经当事人知晓而运用技术装备秘密调查、秘密取证，因而是典型的秘密侦查措施，《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称之为“不经当事人知晓的措施”。但是，技术侦查措施又不能等同于秘密侦查措施，因为秘密侦查措施除了技术侦查手段之外，还包括邮检、情报员（即线人）、诱捕等侦查措施。秘密侦查措施的概念在外延上广于技术侦查措施。
技术侦查措施因其高隐秘性而难免与公民个人的隐私权相冲突。隐私的概念和理论是由美国学者布兰戴斯和沃伦于1890年在《哈佛法学评论》上发表的《论隐私权》一文中提出：“紧张而又复杂的社会生活曾经推动过人类文明，但经过文明熏陶的人们，对于公开化变得更为敏感，因而隐私对人们来说变得更为重要。”[3]代表社会公益的技术侦查措施与代表个人私益的公民隐私权之间便存在着“善与善的价值冲突”而只能进行价值选择。各国均认为，在对上述“善与善的冲突”进行价值衡量时，应作有利于具有高度公益性质一方的判断，即为了维护法律和秩序，国家侦查机关得在一定条件下限制公民隐私权；依照法定程序进行技术侦查是正当的，在这种情况下，对公民隐私权的限制应被视为一种必要的成本或代价。
二、技术侦查措施的法定程序
英美法系国家从近代以来，大力倡导“正当程序”（Dueproess）观念，认为政府在处理有关人民生命、自由和财产问题时，必须遵守正当、合理的法律程序。由于电子监听等技术侦查措施的采用往往侵犯公民个人隐私权，因而其采用受到更为严格的程序控制。大陆法系各国在传统上虽无“正当程序”观念，在侦查的模式上也采用强化侦查机关职权，有利于打击犯罪的职权式侦查模式而与英美法系的对抗式侦查模式有别，但在技术侦查措施的程序设计上却与英美法系各国有诸多共同之处。其根本指导思想均是：技术侦查措施以侵犯公民隐私权为代价，其采用应受严格的程序控制。总体地看，两大法系为技术侦查措施设计了以下共同的程序原则。
1、重罪原则。技术侦查措施只能针对特定犯罪类型而采用。美国1968年《综合犯罪控制和街道安全条例》规定，电子监控只能针对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犯罪侦查。《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loo条规定，“在重罪或轻罪案件中，如果可能判处的刑罚为2年或2年以上监禁，预审法官为了侦查的必需，可以决定截留、登记和抄录邮电通讯。”《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98条a第1款规定，“有足够的事实依据表明：1.在麻醉物品、武器非法交易领域内以及伪造货币、有价证券领域内；2.在涉及国家安全（《法院组织法》第74条a，第120条）领域内；3.在公共危险罪领域内；4.对人身体、生命、自主或者人身自由；5.职业性、常业性地，等等；6.由团伙成员，以其他方式有组织地实施了重大犯罪行为的时候……允许对具备估计是行为人所具有的特定审查要件之人员，采用技术设备，将他们的个人情况数据与其他数据一起排查，以便排除无嫌疑人员，确定出对于侦查具有意义的进一步审查要件的人员。”《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266条也有类似规定。由此可见，技术侦查措施主要适用于两类犯罪：一是重罪，即处罚较重的犯罪；二是组织化、技术化、隐秘化的特殊类型的犯罪。前者反映出被害权益的重大性，针对这类犯罪采用技术侦查措施足以抵消因侵害公民隐私权而带来的负面影响；后者由于其犯罪行为的特点，给侦查机关的侦查带来重重困难，侦查机关采用一般侦查措施常常无济于事，不采用技侦措施，实难以发现犯罪、侦破罪案。
2、必要性原则。只有在采用一般侦查措施收效甚微甚或无收效时，才可使用技术侦查措施。也就是说，在考虑采用侦查措施时，技术侦查措施具有补充性，应在最后作考虑。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98条a针对用机器设备排查、传送个人情况数据措施规定，“对此项措旃，只能在以其他方式调查案情、侦查行为人居所是十分困难、难以奏效的情况下，才允许采取。”同法第100条a针对监视电讯措施规定，“在以其他方式不能或者难以查明案情、侦查被指控人居所的条件下，允许命令监视、录制电讯往来。”同法第100条c规定，“在采用其他方式进行侦查将成果甚微或者难以取得成果的情形下，可以采用不经当事人知晓的措施。”美国1968年《综合犯罪控制和街道安全条例》规定，审问法官在批准电子监控命令之前必须认定：有合理的原因使人相信只有使用某种专门的窃听装置才能从某种犯罪中获得需要的信息，以及对某一案件来说一般的侦查方法都已经试过，并且是不成功的，或者一旦执行起来一般地说有很大的危险性。确立最后选择原则的法理在于：国家权力的行使，以仅达目的为已足，不可过度侵害人民的自由权利，当国家权力机关为达同一目的有多种适合的手段可供选择时，应选择对当事人损害最少的手段。如前所述，技术侦查措施严重侵害公民隐私权，属于一种成本或曰代价较高的侦查措施。技术侦查措施与一般侦查措施相比，其对公民自由权利侵害较大，在采用技侦措施和一般侦查措施均能达到同样的侦查目的的情况下，当然应选择对公民自由权利侵害较小的一般侦查措施；只有在采用一般侦查措施无法达到侦查目的的情况下，侦查机关迫不得已才采用技术侦查措施。
3、相关性原则。又具体包括人的相关性原则和物的相关性原则两项。（1）人的相关性原则。指一般情况下，技术侦查措施只能针对被指控人及其相关人员。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凹条a5项规定，“命令监视、录制电讯往来时，只允许针对被指控人，或者针对基于一定事实可以推断他们在为被指控人代收或者转送他所发出信息的人员，或者针对被指控人在使用他们的电话线的人员作出命令”。同法第100条c第2款规定，“对前款措施只允许用来针对被指控人。针对其他人员，在采用其他方式侦查案情、被指控人居所只能取得微小成效或者难以进行的前提下，准许采用第1款第1项字母a的措施。对于第1款第1项字母b和第2项的措施，只有在基于一定事实可以推断其他人员与行为人有联系或者可以建立这种联系，使得措施将导致查清案情、侦查出被指控人居所，并且采用其他方式很难或者不可能取得这种成果的时候，才允许针对其他人员采用。”可见，在迫于侦查需要而不得已要对被措控人以外的其他人员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德国法从对象的范围以及技术侦查措施的种类、强度等都作了相应的限制性规定。
（2）物的相关性原则。即指技术侦查的范围应尽量限制在与侦查目的有关的内容上。美国司法实务中称之为最低限度要求，1968年《综合犯罪控制和街道安全条例》明确规定，在实行监控时要尽量减少对与侦察无关的通讯的监听。《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笫98条a第3款规定，“如果应予传送的数据只能以不相称的耗费才能与其他的数据分别开来的，依命令也要：降其他数据一并传送，对这些其他数据不准许使用。”同法第98条b第1款规定，法官决定排查、传送数据，必须写明负有数据传送义务的部门，必须限制在具体案件所需的数据与审查要件之内。这就明确规定了侦查机关用机器设备排查、传送个人情况数据的只能使用与侦查有关的数据，对其他数据不得使用。
4、司法审查原则。即侦查机关采用技侦措施必须向有侦查控制权的司法机关报批，在司法机关同意的情况下才能进行。《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00条规定，电讯截留措施由预审法官采取并监督。《德国刑事诉讼法典》规定，技侦措施只允许由法院决定，在延误就有危险的时候也可以由检察院决定。检察院决定后，应当不迟延地提请法官确认。在3日内未得到法官确认的，决定失去效力。《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267条规定，“公诉人要求负责初期侦查的法官决定进行第266条规定的活动。当存在重大犯罪嫌疑并且为进行侦查工作必须实行窃听时，采用附理由命令的形式给予批准”。同时，对技术侦查措施的审批必须贯彻书面原则。如德国法规定，法官作出决定要用书面形式；法国法第100条第2款规定，电讯截留的决定以书面形式。贯彻书面原则的目的在于：法官或预审法官以决定书和批准命令的形式载明了采取技侦措施的对象、时间等，侦查机关必须严格遵守。同时，即使法官或预审法官决定或批准采用技术侦查措施的，也是附有期限的。《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00条2规定，“此项决定规定的截留期限最长为四个月。继续截留必须按同样的条件方式和期限重新作出决定。”美国1968年《综合犯罪控制和街道安全条例》规定，“命令的执行期间是获得窃听所需要的唯一的时间周期，并且如果超过30天就会自动失效。在该法令的实施中不能添改，如需要添改，必须重新申请。”若不对技术侦查措施的采用限制期限，则等于是将决定权交给了侦查机关，因为侦查机关只要获得了审批，即可自行决定随时采用，而当事人的隐私权则长时间、不定期地笼罩在国家权力的阴影之下，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之中。
如前所述，技术侦查措施是以侵害公民隐私权为必要成本或曰代价的，为减少这种成本或曰代价，西方各国在对技术侦查措施进行程序设计的同时还规定了一系列补救措施以对公民隐私权进行救济。
补救措施之一：告知当事人。即在采用技术侦查措施进行侦查后，应当将采取措施的有关情况通知当事人，使其知情。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01条第1款规定：一旦对侦查目的、公共安全、他人人身或者生命以及派遣的侦查员的继续使用不会构成危险的时候，应当将采取的措施通知当事人。《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268条也规定对窃听的执行情况应立即通知当事人的辩护人，辩护人可以得到有关材料的副本，并且要求转录磁带上的录音。美国1968年《综合犯罪控制和街道安全条例》也规定：在监听结束后的至少90天内，在诉讼申请上被指名的人必须被告之有关诉讼申请的情况，以及通讯是否受到窃听。另外，在法庭使用通过窃听获得的证据之前的10天，有关案件的各方都必须得到有关授权监听的信息。各国作此规定，一是因为当事人的知情权，即当事人有权知道其应该知道的信息资料，包括其权利被国家侵害的消息；二是因为若采用技侦措施所获之资料将用作证据在法庭上指控当事人，让当事人（包括其辩护人）知晓有关情况也有利于其充分行使辩护职能。
补救措施之二：保密和封存。美国1968年《综合犯罪控制和街道安全条例》规定：即便窃听的通讯内容是有事实根据的也不能随便泄露，除非是根据法院专门的授权，但那也仅是在某种程度上泄露监听的内容。同时，对有关记录材料还应进行封存。该条例规定：如果可能的话对通讯的监听最好要记录，而不是简单地偷听。对于监听记录下的内容都应该封存，并且保留至少，10年。《法国刑事诉讼法典）也规定，对电讯截留和登记行动作出记录的登记册应该封存。这些措施都旨在防止当事人的隐私泄露和扩散。
补救措施之三：销毁不再需要的材料；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00条b第6款规定：“追诉不再需要以技侦措施得来的材料时，应当在检察院监督下不迟延地将它销毁。”《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269条第2款规定：“当诉讼不需要有关材料时，关系人可以为维护其隐私权要求曾经批准或者认可窃听工作的法官将其销毁。”《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00条6规定：“登记册根据共和国检察官或检察长的要求，在公诉时效期届满时销毁。”
三、采用技侦措施所获证据的证据能力
侦查机关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目的即在于调查犯罪人和获取案件证据，因而侦查机关只要是按法定程序采用技侦措施所获得的证据，就是合法证据，具有证据能力，可在法庭审理时用来指控被告人。一般地说，采取技侦措施所获证据只能在本案诉讼中用作证据，而不能用作其他案件的证据。但作为原则之例外，《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270条规定，“窃听所取得的材料不得在其他诉讼中使用，除非对于查明某些对其必须实行当场逮捕的犯罪来说这些材料是不可缺少的。”《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98条b第3款规定，“以排查获得的个人情况数据，只能在处理分析时发现了第98条a所述犯罪行为之一所需要的情况时，才允许用在其他刑事诉讼程序中作为证据。”同法第100条b针对监视电讯措施也有类似规定。这就规定了采用技侦措施所获资料只能在特定的其他刑事诉讼程序中作为证据。
由于采用技侦措施所获取的证据多为视听资料，而各国关于视听资料的性质有不同认识。因而对其是否适用传闻证据规则有不同规定。所谓传闻证据规则，又叫传闻排除规定，简而言之，就是对未经过反对询问的口述证据的证据能力予以否定的规则。审查口述证据的证明力的最重要手段，就是交叉询问中的反对询问。因此，另一方当事人未获对其进行反对询问机会的口述证据，原则上被认为必须从所采用的证据中排除。可见，传闻证据规则是针对陈述证据而言的。英国、美国的证据法上均将视听资料视为书证的范畴，因而对其不适用传闻证据规则。而日本法关于照片、录音磁带等，尽管存在把它们作为陈述证据的一种，比照侦查机关作成的现场勘验记录来决定其证据能力的观点，但通说和判例采取的是把这类证据视为非陈述证据的观点。按前一观点，这类证据适用传闻证据规则，摄影者及录音者作为证人被询问成为必须的条件，否则，视为传闻证据予以排除；按后一观点，这类证据不适用传闻证据规则，证据的正确性，即其广义的关联性只要以某种方法得到举证即可，不必询问证人。但即使是采用后一种观点，陈述如果被录音，且陈述的内容即表达的事实的真实性成为问题的情形下，也必须考虑适用传闻证据规则，因为摄影、录音的过程虽然是非陈述的过程，对被录音的陈述内容进行反对询问的权利仍必须得到保障，这就使录音的内容是否适用传闻证据规则成为问题。[4]
对于侦查机关违法采取技侦措施获取的证据能否具有证据能力的问题，美国根据宪法第四修正案确立了违法证据排除规则，即政府违反宪法第四条修正案反对不合理搜查和扣押的保障，以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不得在刑事指控中作为证明有罪的证据采纳。但对于在未获法院允许的情况下使用电子监听仪器和装置所获得的证据能否在法庭审判中得到承认却经历了一个认识发展过程。在1928年的奥姆斯特德诉合众国案中，最高法院认为第四修正案对无理搜查和扣押的禁止并不适用于窃听，除非意味着对嫌疑人的房产的非法侵犯。只要不构成对房产的物理性非授权侵入，窃听所获证据并不适用违法证据排除规则。但在1967年卡茨诉合众国一案中最高法院为了在第四修正案的条件下捍卫隐私权的概念，经研究后得出结论：对扣押来说，无形的语言是敏感的，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人员如果没有获得法庭对电子监控的授权，将造成监控行动不被承认的后果，此时，违法证据排除规则或许可以适用。[5]在此基础上，1968年《综合犯罪控制和街道安全条例》规定，禁止任何人在没有法院授权的情况下以电子的、机械的、或者其他类型的设计装置来达到窃听或企图窃听谈话或电话线传输的目的。这样，未经授权的违法窃听所获证据将适用违法证据排除规则而予以排除。但是，违法证据排除规则并非英美法系的产物，同为英美法系的英国、加拿大等国并未完全接受，对以违法手段所获的物证（广义的），并非一概否认其证据能力，而是交由法官自由裁量。
在法国，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问题是被纳入证据方法中加以讨论的，是作为证据自由原则的对立面，即证据自由的限制出现的。法国理论上认为，“尽管查明事实真相时刑事诉讼的根本目标，但却不能为查明事实真相而采取任何手段（方法）。就司法的尊严及其应当得到的尊重而言，最为重要的是，不可为了寻找证据而采用任何有损于文明之基本价值的手段。”[6]正是基于这一原则，“酷刑拷打”已经受到限制，法院判例在原则上对经查获司法官“使用不正当手段”要进行惩处。对于那些以非法方式取得的证据材料，法国最高法院各法庭都认定应排除在法庭辩论之外。但是，法国最高法院刑事庭后来也表现出某种松动的态度，承认民事当事人向预审法官转送以刑事犯罪为代价而获得的录制材料（录制品），并且承认审判法官以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拍制的录相材料为判决依据。最高法院刑事庭就此宣布，没有任何法律条文允许刑事法官以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形式系采用非法的或不正当的方法所获得为理由而排除这些证据形式。[7]可见，在法国，对于通过刑讯逼供和其他非法手段获取的言词证据，立法和判例均持否定态度，但是对于非法获取的实物证据，法院并不能一概加以排除。
德国与美国在关于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的探讨上起步是一致的。在美国最高法院于20世纪初期开始逐渐建立排除规则的同时，德国学者也已认识到这一问题，提出了“证据禁止”的概念，刑法学者伯灵（Berling）认为刑事诉讼程序已发现真实为最高指导原则的一贯见解，未必即属绝对，对人民权利的保障也不能完全抛之脑后，如果侦查机关以非法方式取得的证据，法院即不应利用。应该说，柏灵的这种观点与美国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基本上是一致的，只是由于德国学者之间意见不一致，不同的术语和标准推陈出新，致使“证据禁止”的实质性内涵与范畴难以确定，司法机关对此也持怀疑态度，因而在司法实践中，违法获取的证据，仍不影响其证据能力，可为法院正式采用。二战后，1950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136条a明文规定禁止以不正当方式讯问被告人，对被告人适用非法折磨、疲劳战术、妨害身体、服用药品、拷问、诈欺或催眠方法、威胁、许诺以及使用损害被告人记忆和理解力的方法所得到的陈述，即使被告人同意，也不允许使用。即对非法获取的供述证据，绝对地予以排除。但是对于非法获取的实物证据是否应当予以排除，仍无明文规定。司法实践中，是否排除由法院根据平衡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需要加以裁量。在1960年的录音案和1964年的日记案中，德国最高法院根据其宪法——《基本法》中保障人权的指导思想，于，直接援引《基本法》第一条“人之尊严不可侵犯”，第二条“人人均有谋求自由发展起人格的权利，”第十条“书信秘密及有鉴于电讯秘密不可侵犯”，判决违法窃听的所得的录音及非依法定方式取得的书证也应予以排除。[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