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区别篇1
[关键词] ，区别论，等同论，委任，授权
一、“区别论”和“等同论”的本来表述
无论在大陆法还是普通法中，都是重要的制度。大陆法中的和普通法中的存在很大的区别。两大法系制度的区别，是否反映了两大法系制度的法理根据的区别？学者对此作了探索。原联合国法律顾问、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主席、著名法学家施米托夫认为，大陆法的法理根据是“区别论”，普通法的法理根据是“等同论”。①就笔者所见，大陆学者在论述两大法系制度的法理根据时，都采用了施米托夫的观点。②
那么，“区别论”是什么意思呢？具体地说，是什么和什么的区别呢？施米托夫原文是：
大陆法上的最重要的特征是把委任（mandate，即委托人与人之间的合同）与授权（authority，即人代表委托人与第三人签订合同的权力）的概念严格地区别开来。用克拉里斯（Clarise）的话来说，这两个概念：阐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方面……委任指本人与人之间的内部关系；另一方面，则指交易的外部方面，即本人和人同第三人的关系。③
从引文可知，在文字上，施米托夫所谓的区别，指委任和授权的区别。但根据他所引用的克拉里斯的话，“区别论”是指委任和的区别。需要指出，授权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施米托夫没有解释为什么在这里可以互相替代。
那么，“等同论”又是什么意思呢？具体地说，是什么和什么等同呢？施米托夫原文是：
普通法把本人与人的等同论作为的理论基础。这个理论可以用“通过他人去做的行为视同自己亲自做的一样”（quifacitperalterumfacitperse）的短语来表述。④
从引文可知，在文字上，施米托夫所谓的“等同”，指本人与人等同。但根据他所引用的短语，“等同论”是指行为和本人行为等同。所谓行为等同，只能理解为行为的结果等同。但从行为结果等同不能推论行为人等同。行为的结果归本人而不归人，正说明本人不等同于人。
从以上介绍可知：第一，无论是“区别论”还是“等同论”，施米托夫在文字上和解释上的表述均存在内容的不同。第二，无论在文字上还是解释上，施米托夫的“区别论”的区别的对象，都不是他的“等同论”的等同的对象。也就是说，大陆法区别的对象，不是普通法等同的对象。施米托夫只是告诉人们：在某两个概念的关系上，大陆法持“区别论”；而在另外两个概念的关系上，普通法持“等同论”。这样的逻辑是令人费解的：因为大陆法区别的对象，普通法未必不区别；而普通法等同的对象，大陆法也未必不等同。如此比较有什么意义呢？
二、大陆学者对“区别论”和“等同论”的表述
大陆学者在“区别论”的表述上与施米托夫有所不同。
《国际法》一书认为：“大陆法上的制度建立在将委任与权严格区别开来的区别论的基础上。其中委任（mandate）指本人与人（agent）之间的合同，调整本人与人之间的内部关系；权（authority）则指本人和人同第三人（thethirdparty）之间的外部关系。”⑤在这里，“区别论”之区别，成了委任和权的区别。需要指出，在施米托夫的原文中，“授权”两字后有一括号：（authority，即人代表委托人与第三人签订合同的权力）其中，authority的意思不是“授权”，而是“权”，即所授之权-顺便指出，民事关系各律地位平等，权是权利，不是权力。施米托夫称权为权力不妥-“委任”表示委托人和人之间的合同关系，而权是人为行为的资格，“委任”和权不是同类概念。但学界在使用时并不注意区分。⑥把委任和授权的“区别”表述为委任和权的区别，是不确切的。
《商事法》一书认为：“大陆法上的制度是建立在将委任与权严格区别开来的区别论的理论基础上的。所谓区别论，其最主要的特征是把委任（即委托人与人之间的合同）与授权（即人委托人与第三人签订合同的权利）的概念严格区别开来。委任指被人（委托人）与人之间的内部关系；则指交易的被人和人同第三人的外部关系……”⑦在这里，“区别论”之区别有三种含义：委任和权的区别；委任和授权的区别；委任和的区别。这三种区别究竟是什么关系，没有说明。这样，“区别论”所区别的对象究竟是什么，难以知晓。
因此，大陆学者对“区别论”的表述和施米托夫原文的意思是有出入的。而大陆学者在“等同论”的表述上几乎一字不差地转抄了施米托夫的原文，⑧包括施米托夫文字和解释中的差异，但未作分析。当然，大陆学者也没有提及“区别论”和“等同论”比较对象的不同。
三、“区别论”和“等同论”的应有含义
应该如何评价施米托夫的理论呢？
先说“区别论”。在理论中，“委任”和“授权”是两个最基本的概念，但民法教科书只是告诉人们：“委任”是双方行为，反映了的内部关系：“授权”是单方行为，反映了的外部关系。但为什么这样？究竟什么是“委任”？什么是“授权”？却未见说明。这种情况了理论的研究。施米托夫观点的流传和误传，不能说和这种情况没有关系。
确切地说，在大陆法中，所谓“委任”，指委托人聘请受托人就任某一职务，因此必须得到受托人的同意，属双方行为；所谓“授权”，指许可人许可被许可人在特定情况下行使许可人的姓名权或名称权，即许可被许可人以许可人名义，向第三人表示被许可人的某类效果意思，或接受第三人的某类效果意思，因此无须得到被许可人的同意，属单方行为。“委任”不包含“授权”，“授权”不是“委任”的组成部分。也不存在接受或不接受“授权”的。委托人聘请受托人就任某一职务后，可以向受托人作出某一“授权”，也可以不向受托人“授权”。委任合同通常不包含授权条款，但也可以包含授权条款。委任合同如包含授权条款，表示“委任”和“授权”同时发生，并不意味着“委任”包含“授权”，或受托人接受授权（“许可”）。“委任”必须向受托人为之：“授权”可以向被许可人为之，也可以向第三人为之。“委任”是委托人向受托人的承诺。“授权”是许可人向被许可人和第三人的承诺：（1）被许可人可以许可人名义，在授权范围内向第三人表示自己的效果意思，或接受第三人的效果意思，而由许可人承担行为后果；（2）第三人可接受被许可人在授权范围内以许可人名义表示的被许可人的效果意思，而请求许可人承担被许可人的行为后果。这是一种附条件的请求权。可见，虽然“授权”本来是许可人向被许可人授予权，但“授权”的效力表现为许可人在授予被许可人权的同时，也为第三人设定了一种附条件请求权。“委任”变动了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授权”不仅变动了许可人和被许可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而且变动了许可人和第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委任”行为的相对人是受托人，“授权”行为的相对人包括被许可人和第三人。因此，“委任”是的内部行为，无对外效力；而“授权”是的涉外行为，既有对内效力，又有对外效力。大陆法赋予“委任”和“授权”以完全不同的含义，“授权”和“委任”被严格地区分开来。
显然，“授权”不是让与权利。“授权”是许可他人行使权利，授权人“授权”后仍享有所授之权。而权利让与后，无论有偿让与还是无偿让与，让与人均不再享有权利。“授权”也不是委托行为。“委托”是请人代办某事，属双方行为。被许可人并无法定或约定义务以许可人名义行使许可人的姓名权，但如被许可人为此行为，推定被许可人和许可人之间成立委托合同。因此行为不构成无因管理。⑨
因此，虽然在本来的意义上，授权与含义不同，但在施米托夫的行文中，“授权”与“”是一个意思，均反映了人可代本人向第三人建立的法律关系。这是的外部关系。在大陆法中，曾有这样的理论：委任合同对权限的约定，对人来说，其含义不过是“你不应该”，而并非“你不能”。大陆法也有类似的规定，如《德国商法典》第50条（1）款：“对法定商业范围的限制对第三人无效”。施米托夫的“区别论”的区别，其实是指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的区别，即本人和人之间的合同关系，与人可代本人向第三人建立的合同关系的区别。
再说“等同论”。前文指出，根据施米托夫所引用的短语，“等同论”应解释为行为等同于本人行为。但施米托夫在阐述“等同论”时，又有这样的文字：
本人与人的等同论与拉班德的区别论针锋相对，它的含蓄意思是：作为本人知己的人已得到适当授权，其行为是在授权范围之内。等同论最为清楚不过地表达了拉班德之前欧洲大陆法典编纂中所体现的“是委任的后果”的思想，至少两者在上是不可分割的。⑩
从引文可知，施米托夫的“等同论”，其真正的含义并不象他自己表述的那样，是人等同于本人；也不是他为解释“等同论”所引用的短语的意思：行为等同于本人行为；而是权限在授权范围之内，是委任的后果-其实就是行为等同于委任行为，的外部关系等同于的内部关系。这样，施米托夫的“区别论”所区别的对象，与他的“等同论”所等同的对象，就一致了：都是指委任和授权，表现为委任行为和行为，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
然而，虽然大陆法区别了授权行为和委任行为，但普通法也没有规定权限绝对地受委任合同的制约。譬如，普通法规定了不容否认的，在此类中，本人必须承担行为人的无权后果。
同样，虽然普通法主张行为等同于委任行为，并规定了行为等同于本人行为，但在大陆法中，行为的结果同样归本人。这意味着，在大陆法中，行为的结果也被等同于本人行为的结果。
实际上，为了平衡关系各方的利益，无论大陆法还是普通法，都不可能使权限绝对地受委任合同的限制，也不可能允许权限完全背离委任合同。早期的大陆法未从理论上区别委任与授权，1794年的《普鲁士法典》甚至规定委任包含授权。这样的规定损害了第三人的利益，已为后来的大陆法制度修正。而按照《德国商法典》第50条（1）款，权限完全不受委任合同的制约，又对本人不公平。德国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对该条规定的适用范围不止一次作了限制。[11]大陆法各国通过对各种权的具体规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行为与委任行为的区别。
可以说，基于关系各方的平等地位，在一定限度内区别委任行为和行为，区别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是包括大陆法和普通法在内的一般民事制度的本质要求。以是否区别（或等同）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对相对成熟的制度分类，是十分困难的。施米托夫的“区别论”和“等同论”，并不能严格区分大陆法和普通法，更不是大陆法和普通法的法理根据。当然，对于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的区别，两大法律体系的强调程度是不同的。这一将在下文讨论。
四、两大法系的法理根据比较
要寻找大陆法和普通法在法理根据上的区别，必须从两种制度的区别着手。大陆法和普通法的主要区别是：（1）大陆法限于法律行为（表意行为），而普通法不限于法律行为；（2）大陆法限于显名，而普通法除显名外，还包括隐名和不公开关系的合同行为。造成这两个区别的原因是什么呢？
罗马法早期无制度，原因有二：（1）家子的人格在很大程度上已为家父所吸收；（2）坚持债只能自为。后来逐渐地有所突破，但仍坚持不得为他人设定义务。民事关系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不得为他人设定义务向来是民事活动的原则。行为人代本人向第三人所为民事行为，[12]有两种情况。（1）事实行为，包括传达本人所表示的效果意思。此时行为人只是本人肢体的延长，行为后果应由本人承担。（2）法律行为，即表示自己的或接受他人的效果意思。此时行为人不仅延长了本人的肢体，而且延长了本人的意志。所谓延长了本人的意志，指行为人既在授权范围内行为，又有自己的意思表示；即既不改变本人意志，又不是本人意志的传达。其中，延长肢体是手段，延长意志是目的。又可分为两种情况：（1）为他人设定权利；（2）为他人设定义务。第一种情况不损害本人利益，自可允许。第二种情况损害本人利益，有违民法原理。因此，在近代以前，大陆法始终一般地禁止代他人订立合同。
随着贸易的，在许多情况下，合同需由他人代订已成为一种必然。法律必须制定一套制度，使合同后果归属于本人。这就是制度。可见，大陆法制度是专为被许可人向第三人的法律行为而制定的制度。大陆法建立了法律行为理论。大陆法是建立在法律行为理论的基础上的。
普通法原来也一般地禁止委托他人代订合同，但普通法没有法律行为理论。普通法在将陈述性行为的行为后果归属于本人时，并不区分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没有法律行为理论是普通法不限于法律行为的原因。
前文指出，自罗马法以来，民法一直坚持不得为他人设定义务。这一限制的法理根据是民法的平等原则：民事关系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平等原则是民法的第一原则，民法的其他原则都派生于这一原则。大陆法在表面上或者说形式上突破了不得为他人设定义务的限制，从绝对地不得为他人设定义务，至有条件地为他人设定义务。这是大陆法区别于其他民事行为的本质特征，是民法中不得为他人设定义务的例外。为保证各方的平等地位，这一例外的发生，需要一定的条件。大陆法认为，条件之一是披露授权人姓名，否则授权人不是合同当事人，自然不受合同约束。大陆法通过规定某些条件，使人可为显名授权人设定义务。在这里，大陆法坚持的是民法的平等原则。然而，授权人显名是关系中坚持平等原则的必要条件吗？在普通法中，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同样是民事活动的底线，不可突破。但普通法在坚持这一底线的前提下，通过规定某些更为复杂的条件，使人可为隐名授权人和不披露关系的授权人设定义务。可见，授权人显名不应成为制度的要件。大陆法和普通法在表面上都突破了不得为他人设定义务的限制，都坚持了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的原则。但大陆法采形式主义，要求关系形式完备。普通法采实质主义，不要求关系形式完备。
从以上可知，是否坚持显名，与“区别论”和“等同论”没有关系。
在普通法商业中，第三人必须善意才能得到保护，而德国的法定商业则无此要求。这说明大陆法比普通法更强调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的区别。但正如前文所说，这一区别只是程度的不同，不是有无的不同。
自罗马法以来，大陆法基本上走了一条抽象之路，创造了一系列高度概括、可以明确界定其内涵和外延的范畴，并在这些范畴的基础上，构建了一套体系完整、逻辑严密的法学理论。大陆法不仅要求解决现实的法律问题，而且要求按照现有的逻辑体系解决现实的法律问题。大陆法的这一特点，使大陆法在世界各大法系中，具有无可比拟的思辨性、逻辑性和清晰性，为、掌握法学理论，认识法律现象的本质，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但现实生活是无限丰富、不断发展的。大陆法庞大严密的理论体系，使大陆法在适应现实生活时不够灵活，有时表现出形式主义。相对于大陆法，普通法所走的基本上是一条具体之路，不追求创造高度概括的范畴，构建无所不包的逻辑体系；不是从逻辑出发，而是从经验出发。普通法的这一特点，对学习、掌握法学理论，认识法律现象的本质，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普通法因此在适应现实生活时比较灵活。大陆法和普通法不同的传统，在制度中得到了明显的表现。大陆法创建了法律行为理论，使大陆法仅适用法律行为，不适用事实行为。而普通法无法律行为理论，普通法无此限制。大陆法在法理逻辑上的形式主义，使大陆法仅适用显名，不适用隐名和不披露关系的；而普通法在法理逻辑上的实质主义，使普通法无此限制。
总之，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是两种关系。大陆法和普通法都承认它们的区别，但由于传统的不同，对这一区别强调的程度不同，如；普通法商业与《德国商法典》对第三人善意有不同的要求。称大陆法为“区别论”，普通法为“等同论”，不符合实际情况。当然，“区别论”和“等同论”更不是大陆法和普通法的区别的法理根据。两大法系制度的区别，包括对内外关系的区别的强调程度的区别，都源自各自的发展道路。
注释：
①[英]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法文选》，赵秀文译，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371、381页。
②参见郑自文：《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4页；张艳：《商事法》，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8页；江帆：《法律制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44、50页。
③[英]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法文选》，赵秀文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371页。
④[英]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法文选》，赵秀文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381页。
⑤郑自文：《国际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⑥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⑦张艳：《商事法》，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⑧[英]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法文选》，赵秀文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郑自文：《国际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⑨华东政法学院民法教研室傅鼎生教授曾在一次讨论的座谈中指出，人如为行为，推定被人和人之间成立委托合同，因此行为不构成无因管理。本文引用了傅教授的观点。
⑩[英]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法文选》，赵秀文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381页。
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区别篇2
关键词：访问控制列表；校园网络；定位丢包
中图分类号：tp3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044（2017）17-0033-02
1aCL介绍
接入访问控制列表英文全称（accessControlLists，简称aCL）。目前按照功能划分主要分为安全的aCL和基于服务质量的QosaCL两大类。接入访问控制列表主要功能是对网络数据流按照管理员设定的模板进行过滤，限制网络中数据类型、使用者和特定设备等。安全的aCL在网络数据流经网络设备的时候，首先对网络数据进行分类、然后进行检查。完成分类和检查后，根据网络管理员设置的conditions匹配条件，决定对各类网络数据的处理方式，处理方式通过包括允许（permit）和丢弃（deny）。网络数据通过安全aCL处理后，下一步可以使用基于服务质量的QosaCL策略，对符合管理员预先设置的QosaCL对网络数据类型进行优先级的分类处理，类似交通警察对马路上各类车辆进行优先级的差异化处理模式。
aCL通常是用各种类型的功能表项，依照网络管理员对网络进行有效管理而产生的集合统称为接入控制列表表项（ac-cessControlentry：aCe）。下面通过5个地区和5个地区管理员举例说明aCL和aCe的关系。a地区处于B、C、D、e地区包围之中，并与其4个地区相邻。a地区人员前往其他地区，必须经由a地区管理员检查后才能离开a地^。其他B、C、D、e地区的人员想前往地区，也必须途径a地区才到到达目的地。a地区的管理员对经由本地区的人员进行严格的过境人员身份检查限制，其过境检查规则如图1。
a地区通往其他四个地区均有不同的出口通道，因为a地区管理人员有限，故每天通过出口通过的人数都有一定限制。基于这种情况，a地区管理机构根据人员身份不同进行了分类处理，给特殊人群不同的待遇，方便特殊人群进出出口通道。具体情况如图2。
通过上面的例子，网络设备就如同a地区管理员一样，要对通过a地区所有人员进行分类、检查、处理。与a地区相邻的四个地区出口就如同网络设备的四接口。管理人员采用不同的规则如图1所示就是安全aCL，而对进入人员进行身份识别规则就是QoSaCL。a地区管理员对出入人员的每一条规则就是aCe，若干条aCe组合在一起形成了完整的aCL，而每一条身份识别可以理解为是aCe规则条件。对于出入人员能否通过就如同aCe处理方式中的允许（permit）和拒绝（deny）。
地区管理员对出入地管理规则中每一条细则称为aCe，aCe通常要对人员身份进行识别，按照图1所示的人员身份情况进行相关人员进行permit和deny两种处理方式。例如当出人a地区人员满足从B地区到D地区（条件三）的时候，a地区管理员会对这类人员进行（permit）处理方式；如携带危险物品人员进入a地区，aCe会根据图1的条件一拒绝进入a地区，其处理方式为（deny）。
同理，图2的人境身份识别规则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aCL，而形成aCL中的每一条规则则是aCe。图2的aCL是先让人员进人a地区后进行检查后，在对应aCL规则进行处理。因此每条规则中都隐藏着允许人员进人a地区，利用QoS进行分类识别后，要求对各类人员进行permit和deny的处理行为。而在各类网络设备中QoSaCL是不能定义deny为首条规则的aCe。
通过上述的例子，a地区依照自己本地区的特点和相关地区的友好程度，可以制定不同的规则。如a地区与C地区关系非常融洽，制定针对C地区非常宽松的规则。B地区因其他因素导致存在大量携带危险物品的人员，故B地区经过a地区的人员进行严格检查。同理针对网络设备，网络设备的不同接口，也可以定义不同规则的aCL。
2aCL的输入和输出
访问控制列表各类规则制定完善后，需要定义在不同的接口。在接口处配合制定好的规则才能形成良好的管理方式和方法。例如第一节的例子中，a地区管理员对出入境人员管理方式可以采用以下三种方式：
（1）进入a地区和出a地区进行双重检查；
（2）进入a地区检查、出a地区不检查；
（3）进入a地区不检查、出a地区检查。
在网络设备中，在接口处输入和输出aCL，类似a地区出入人员管理规则。分别在网络设备接口处对进出数据进行检查，也可以采用以下三种方式：
（1）进入接口和出接口处进行双重检查；
（2）进入接口时检查、出接口时不检查；
（3）进入接口时不检查、出接口时检查。
数据在经过网络设备接口接收到报文时，需要对报文进行检查，确定该报文是否与该接口输入aCL中某条aCe相匹配。而输出aCL和输入aCL类似，当报文已经经过网络设备后，流出网络设备进行检查，检查报文是否与aCL中的某条aCe进行相匹配。in和out是相对于网络设备来说的，离开网络设备接口的流量即为out；进入这个网络设备的接口的流量即为in，在配置aCL的时候，in和out并不是绝对的。
aCe中的过滤域模板（masks）和规则（mles），类似a地区出入境管理方式。在制定管理方式的时候按照所在地区、目的地区、职业、年龄、所持证件、携带物品等若干主要因素，对各类人员身份信息进行识别。
3定位丢包功能实例
对于支持aCL计数功能的交换机，通过使用技术功能，能够方便定位丢包问题。客户网络出现丢包的情况，可以通过aCL计数功能来定位丢报点，方便我们后续进一步排查。但是并非所有交换机都支持该功能，如果设备支持ipaccess-listcount命令，就可能支持该能。
举如下案例：
1）客户网络环境：
客户电脑的网关在S57交换机上，S57交换机与S86交换机通过三层口互联
pC（10.1.1.1）――G0/1（10.1.1.254）$57（20.1.1.1）G0/2――G1/1（20.1.1.2）S86
2）客户问题：
客户pCping$86交换机出现丢包，但是不确定报文丢在哪台设备上。
3）aCL调用：
可以在5750-e的G0/12还有$86交换机的G1/1口的in方向和out方向都调用一条acl：
acl定位发现，通过以上测试效果可以发现，S86交换机可以发出报文，但是没有接收到回应报文，丢包点在S86交换机上一级设备。
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区别篇3
[关键词]区域史；东亚史；区域识别；区域划分；历史分期；区域互动
长期以来，有关东亚史的研究已经得到了世界各国学术界的普遍重视，各种版本的东亚史、远东史、东洋史著作纷纷问世[1]3―5，但不可讳言的是，这些著作，或按照国别史排列，体现不出东亚作为一个地区的共同性和特殊性[2]2；或出于特殊的政治目的，存在对历史事实的曲解[1]4―5；甚至对东亚应该包括哪些国家和地区的看法都很不一致[1]3。2006年，由长春出版社出版的《东亚史：从史前至20世纪末》一书，首次采用区域史视角，将东亚作为一个单位进行研究[1]5，在东亚史研究方面作出了新的有益的尝试。捧读之后，获益良多，突出地感到该书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
《东亚史》一书在编纂体例上最大的特点，在于“打破了传统的按国别叙述的编纂方法，把东亚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叙述”[2]2，即首次将东亚作为区域史研究对象。区域史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对区域的识别，作为区域史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一个能自我说明问题的单位”。因此，“作为区域史研究对象的区域的空间范围，不能是对自然地理空间的任意切分，而必须是一个能自我说明问题的单位所覆盖的地域”。而所谓“自我说明问题”，是指其历史具有特殊性、连续性与完整性。“自我说明问题的单位”，至少应该在自然地理、文化要素、历史进程等三个大的方面具有特殊性、连续性与完整性，这是识别区域的三个基准[3]3。
《东亚史》一书，开宗明义在“绪论”中对东亚的范围进行界定：涵盖中国大陆与海岛以及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在内的15个国家和一个地区，即中国、朝鲜、韩国、日本、蒙古、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外加亚洲俄罗斯地区[1]3。这种“15+1”所构成的东亚地区，在自然地理上构成了一个独立而完整的单位。“大体上讲，东亚的自然地势是以青藏高原为中心，向北部、东部与南部展开，形成一个扇形结构，扇面的内环是二级台地地区，中环区是三级台地地区，外环区是海岛区。正是作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与其北部中国新疆地区的沙漠带一起，构成早期人类非常难于穿越的地理阻隔，将东亚与亚欧大陆的其他部分分隔开来，形成相对封闭的区域地理环境，这是东亚历史发展具有特殊性的重要原因”[1]7。
文化要素方面，上述“15+1”所构成的东亚地区，在长时段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东亚文化圈。“也许我们可以将文化理解为人类的存在方式。生存方式上具有特殊性、连续性与完整性的人群所活动的地域，也就构成了作为区域史研究对象的区域。由于生存方式几乎包括人类社会的全部内容，无法以之作为可操作性的标准，在研究中我们不得不从中选取若干种文化的重要方面即‘文化的要素’作为识别区域的标准”[3]4。日本学者西攵ㄉ最早提出，东亚文化圈的要素或文化特征主要是：汉字、儒学、佛教、律令制度。中国学者多数支持这种观点，只不过在术语上，有些中国学者是把律令制度称为中国式的典章制度。秦汉以后，以册封和朝贡贸易为媒介，中国与东亚其他民族和地区一直进行文化的互动。7―8世纪，在大量吸收中华文明的基础上，东亚各国的文化开始趋同，东亚文化圈最终形成[1]146。
此外，上述东亚地区的发展具有独特的历史进程：与世界其它地区的发展不具备同步性与同质性、内部的互动频率远高于与区域之外的互动频率。“作为当代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并列的世界三大文明之一，东亚文明走过了自己独特的历史进程。在古代，东亚各国曾形成以中国为主导的封贡体系、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在欧美势力进入以前，东亚内部也早已形成了半封闭的贸易圈，作为一个独特的世界，东亚各地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保持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并具有相当大的共性”[1]5。同时东亚地区内部的人种、语言也具有一致性。因此上述东亚地区完全符合识别区域的各项基准，将东亚作为一个单位进行研究，完全符合历史和现实的情况，进而可以正确、深刻地理解东亚各国的历史，对东亚的历史进行整体的把握。
二
《东亚史》一书不仅首次将东亚作为区域史研究对象，而且首次将东亚内部划分为七个亚区，并进一步识别了其中的核心区与过渡区。依照区域史研究理论，区域是分为不同层级的，不同层级的区域识别要从自然地理、文化要素、历史进程这区域识别三大要素出发[3]5。区域史的研究，首先要根据自己的研究目的确定进行哪一层级区域的研究，然后再依据这一层级上的自然地理、文化要素与历史进程这三大要素识别出不同的区域，然后才可以开始对特定区域的研究或对若干区域组成的结构的研究[3]6。《东亚史》一书，正是从区域史的角度出发，将东亚视为一个整体，作为最高一级的区域，并依照区域识别三大要素，将东亚内部划分成七个不同的亚区，即黄河流域区、长江流域区、蒙古草原区、青藏高原区、天山南北区、东北亚区与东南亚区[1]7―9。
上述七个亚区中，黄河流域区、长江流域区与东北亚区三个区域的文化共性更为明显，共同构成东亚文化圈的核心地带。而其他四个区都是东亚文化圈的核心区与其他文化圈的接触地带，同时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影响，在文化上具有过渡性。天山南北是东亚文化与中亚、西亚文化的过渡地区，青藏高原是东亚与南亚文化的过渡地区，东南亚早期是东亚文化与南亚文化的过渡地区，14世纪以后，逐渐变为东亚文化与西亚伊斯兰文化的过渡地区，蒙古草原则是游牧文化的代表，但一直深受东亚文化的影响[1]9。
一般认为，划分核心区与过渡区的方法，最早由文化人类学家威斯勒提出，其在《人与文化》中系统地阐释了“文化区”的观点。认为“文化区”是指一个地理上的空间单位，即该处可见到的相似的一种文化或多种文化。威斯勒认为，文化是由各个层次的单元所组成的一种完整的结构，包括多种层次，分为“文化特质”、“文化丛”、“文化型”、“文化带”、“文化区”等。所谓“文化特质”，也就是文化的最小单元，是指一个部落成员的“生活模式”或思想与行为的“集合体”；比“文化特质”高一层的单元叫做“文化丛”，它是由一系列相关的“文化特质”组成；比“文化丛”更高一层的单元则是“文化型”，它是由“文化丛”在中心观念的内聚力作用下，在时空中凝结成的一个持续存在的“型式”；所谓的“文化带”，是指一个文化区内依文化特质标准的不断减少而划分成的许多不同的地理范围，它是以一系列相关的“文化丛”互相结合，表现出一定的独特性，并且占有一定的地域；而在一个“文化区”内则有诸多个相关联的“文化丛”，并且在其“文化中心”地区，文化特质标准最显著，在“边缘文化”或“离心文化”区，文化特质较淡薄[4]44―45。
在威斯勒“文化区”的观点中，“文化丛”是识别“文化中心”地区与“边缘文化”或“离心文化”区的标准。在此我们借用西攵ㄉ提出的东亚文化圈的四要素（汉字、儒学、汉传佛教、律令制国家）作为识别东亚核心区与过渡区的“文化丛”，各个“文化丛”皆可以解析为若干个“文化特质”。如“汉字”可以解析为建立在汉字基础上的文学、人名、地名等，“律令制国家”可以解析为国家体制、司法体制、税收体制等。即“汉字”作为一个“文化丛”包含所有文学相关的“文化特质”，“儒学”作为一个“文化丛”包含所有统治思想相关的“文化特质”，“汉传佛教”作为一个“文化丛”包含所有宗教相关的“文化特质”，“律令制国家”作为一个“文化丛”包含所有和政治相关的“文化特质”。黄河流域区、长江流域区与东北亚区三个区域自身的文化特质显然与上述“文化丛”相重合，其余四个亚区，以蒙古草原区为例，从历史上看，蒙古草原的民族主要分为匈奴、突厥、东胡三大族系，各民族使用本民族文字，对儒学的受容程度明显不及黄河、长江流域以及东北亚地区，信仰的佛教亦不是汉传佛教而是藏传佛教，同时匈奴、突厥、蒙古等民族在步入国家形态后，不是仿照中原建立律令制国家，而是采用“两翼制”建立草原帝国。同理，青藏高原区、天山南北区的文化特质基本与上述“文化丛”不重合，东南亚区虽使用汉字、提倡儒学，但早期信奉印度宗教，后期信奉伊斯兰教，且较少建立律令制国家，文化特质亦与黄河、长江流域以及东北亚地区不尽相同。
综上，《东亚史》对于内部七个亚区的划分以及对核心区与过渡区的识别是完全正确且有着重要意义的。识别核心区与过渡区的重要意义在于，我们所要研究的区域的核心部分，区域历史发展的特殊性、连续性与完整性在核心区有着明确而充分的体现，区域史研究的重要任务――研究特定地区的历史发展规律和该地区的特殊性，主要靠对核心区的研究来完成。而研究区域间的互动关系，则需要靠对过渡区的研究来完成[3]7。这就为我们从事超越国别史的区域史研究、思考区域与国家究竟是什么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由于中国在长时段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整合了上述七个亚区中的黄河流域区、长江流域区、蒙古草原区、青藏高原区、天山南北区的全部，以及东北亚区与东南亚区的各一部分，从而使得中国在政治上成为“联结东亚七区的国家”，又因中国在文化上的核心地位，使得东亚文化呈现出“核心―外缘双重环状区域结构”[1]9。因此，中国的历史进程必将对东亚的历史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
《东亚史》一书实际上是一部集通史和区域史研究优点于一身的创新之作，其内容既包括五千年来东亚整体区域与各个具体区域的历史，也包括各个区域之间互动的历史。该书匠心独运，首次以东亚区域结构的变化特点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标准，将东亚史划分为七个时期：①早期东亚世界（远古―公元前3世纪末），这一时期最大的特点是东亚只有中国一个国家，这一时期只有中国与其他地区的互动，还谈不到国家之间的互动[5]95。中国领有东亚核心地区，“经历战国时代的扩张后，华夏先民的势力东达大海，西限青藏高原、新疆沙漠，向东西两个方向的发展已达到地理环境的极限”[6]37。②区域结构形成时期（公元前3世纪末―8世纪末），这一时期最大的特点是出现了中国之外的东亚其他国家。东亚在中国之外第一个形成的国家是匈奴帝国，而且匈奴帝国作为游牧民族建立的国家自形成之日起就与农耕帝国秦、汉相对峙[1]10，秦朝向北的发展受到了蒙古草原游牧文化的拒斥，不得不以长城划定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界线[6]37，而这一农耕―游牧明确界线的出现，使得核心区与过渡区的差距不断扩大，这条分界线成为影响东亚格局、影响东亚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随后，在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中南半岛以及东南亚各主要岛屿上，逐渐形成了中国之外的成熟国家，盛唐时期，中国采用羁縻统治的方法，确立与东亚其他国家的封贡关系，建立了一种东亚古代国家之间的粗略的秩序[1]10。③多族多国竞相发展时期（8世纪末―13世纪末），这一时期最大的特点是东亚各族各国取得了大发展，各族各国自树意识增强，东亚文化开始呈现出多元的特点[1]11。辽中期以后，辽金与高丽之间的封贡关系在册封、使节往来频度、交往礼仪等方面都已经出现了制度化的规定，标志着辽金与高丽之间的关系已经由之前的简单的封贡关系（羁縻统治）步入到制度化封贡体系的模式之内。“作为古代东亚世界国际关系模式的封贡体系，其起源可以上溯至辽中期，或者准确地说，可以上溯至11世纪初”[7]117―124。但是，由于这一时期东亚处于大分裂时期，决定了制度化的封贡体系无法在整个东亚地区得到实行，但辽金与高丽间封贡关系的制度化，为东亚封贡体系时期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④封贡体系时期（13世纪末―1874年），这一时期最大的特点是东亚古代特殊的国际体系――封贡体系的最终形成，并以封贡体系为标志，东亚形成了新的区域结构和新的国际秩序[1]11。封贡体系既顾全了大一统的政治理念，又照顾到中国无法将东亚纳入一体统治的政治实际，使中国人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一个切合点。同时，面对中国实力的威慑和朝贡贸易的利益以及在儒家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心理认同，名义上的从属关系对东亚各国来说也是容易接受的[6]38。直到近代，东亚封贡体系同时面临内、外两个方面的冲击，逐渐走向全面瓦解，之后东亚进入到⑤条约体系时期（1874―1945年）、⑥二战后冷战时期（1945―1992年）、⑦后冷战时代（1992―）[1]11。
该书“从东亚地区整体的视角出发，按照分期和分区，从古至今、由近及远、先后有序地叙述东亚各时期的历史，即采取分区叙述与分国叙述相结合，以分区叙述为主的编纂方法；以地区内国家和民族的互动关系，特别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为侧重点”[2]2。书中既有核心区及核心区之下各地区发展状况的精到论述，又有过渡区及过渡区之下各地区发展状况的展示；既有核心区内部各地区互动的论述，又有边缘区内部各地区之间的互动以及核心区与边缘区互动等问题的研究。更有将东亚作为一个整体，论述其与世界其他地区关系的章节。如第六章东亚与世界关系的滥觞、第十章东亚与世界关系的发展等。从而最终完成了以核心区与过渡区政治、经济、文化生态为基础，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核心―外缘双重环状区域结构，以东亚区域内部互动以及东亚与外部世界互动为发展模式的东亚整体史的建构。限于文章篇幅，书中其它独到新见之处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东亚史》首创区域史视角下的东亚史研究体系，在区域识别、区域划分、历史分期、整体区域研究及各部分具体区域研究、区域内部互动及外部互动等方面都提出了许多新的独到的见解。正如朱寰先生在序言中指出的那样，“《东亚史》是我国学术界第一部公开出版的东亚地区的历史专著，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2]1。又如陈景彦先生所言，“作为国内第一部东亚通史，作为区域历史编纂方法的一种新的尝试，该书对编写东亚史乃至其他区域史都是有借鉴意义的。尤其需要提到的是，在东亚区域化进程涉入‘深水区’的今天，中国的学人们在东亚通史的研究方面走出的这一步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5]9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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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景彦.可贵的创新，明显的缺憾――评《东亚史》[J].史学集刊，2006（5）.
[6]杨军.中国与古代东亚国际体系[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2）.
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区别篇4
l.引言
2.自然保护区级别划分的背景
3.我国自然保护区级别划分的原则
4.我国自然保护区的分级
5.讨论
提要本文在总结国内外自然保护区级别划分背景的基础上，根据我国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的现状，提出保护区级别划分应遵循的原则，如以定性方法为主，与现行行政体制相一致等。根据这些原则，研究制定了我国自然保护区级别划分的标准。该标准将自然保护区划分为部级、省级、市级和县级。并对其标准进行了详细描述和定义。此外，本文还对保护区级别划分的依据和确定保护区重要性的评价指标进行了阐述和讨论。此标准的研究对于当前我国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和规范化管理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自然保护区保护区级别分级标准评价标准
l.引言
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对于保护典型的自然生态系统、保存有特殊价值的地质地貌景观和自然遗迹、拯救珍稀濒危生物种、探索自然环境的发生演变规律和自然资源的持续利用方式、促进经济建设和科学、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及旅游等事业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的自然保护区建设虽然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发展迅速。至1991年底，全国已建有各类各级自然保护区708个，总面积达56.80mha，其中陆地面积53.18mha，约占国土面积的5.5％，达世界平均水平(薛达元，1992)。自然保护区虽然数量很多，但并不处于同等的重要地位。根据自然保护区保护对象的价值和重要程度，可将其划分为不同的级别，以便区别管理，将有限的财力和人力用于特别优先保护的区域。然而，自然保护区级别的划分，要求一个科学的、客观的标准。本文试图在研究我国自然保护区发展状的基础上，探讨我国自然保护区级别划分的标准。
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区别篇5
【关键词】寒地；别墅景观；植物配置；文化
1寒地别墅景观设计概述
1.1寒地城市概念
其实关于寒地城市，目前还没有一个能通过广大认知的定义。现在我们所说的寒地城市，大致是指根据城市所在地域的冬季气候所定义的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指因冬季漫长、气候严酷而给城市生活带来不利影响的城市。[1]它通常包括北半球北纬以北,每年至少有2个月的时间月平均气温在0℃或0℃以下,并伴有阵雪、昼短夜长现象的城市。与我国南方相比，寒地的环境景观形象相对厚重、朴实庄重，但同时也会造成景观设计过于的单一、环境色彩与形态相对贫乏的缺点。随着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发展，人们逐渐重视生活环境质量，随之而来对景观设计的高要求、对景观设计的日益重视，从而不断探索新时代背景下居住环境质量的提高和改变。
1.2景观设计学理论
景观设计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发展到现阶段理论体系已基本健全，景观设计学理论观点强调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围绕的关系，强调人与土地相协调的关系，这也是景观设计学与古典园林设计的区别。
1.3寒地居住型别墅景观设计的原则
人本原则：衣食住行是人类活动的四大主题和内容。居住活动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是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居住环境的质量不但要满足人们生存的需求还要满足人们心理上的需要，是提高生活质量的标准之一。地域文化原则：寒地景观最突出的就是冬季的寒地自然特色，表现不同文化区域上的无限发展变化。比如吉林市松花江形成的冬季雾凇成为我国独特的四大自然景观之一。可持续原则：可持续发展在当今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人类的发展原则和目标。在景观环境设计中，应秉持此原则为中心，不应该用破坏环境来换取自身的利益，要尊重自然环境。所以在别墅景观设计建构中，要充分保护自然环境，多利用再生环保材料来构建自己的家园。
1.4环境营造概念
环境营造，即围绕人这一主体，通过人为参与建造主体周围的物质条件与非物质条件。营造，在汉语语境中更倾向于通过营建手法，达到形成一定的环境氛围。
2影响寒地景观营造的其他要素
2.1寒地的太阳辐射
冬季的寒地居住区太阳升起晚，落山早，随着建筑楼阴影面积的扩大所接受的太阳辐射相对降低。因此在寒地地区设立居住区首先想到的就应该是如何充分的利用太阳资源，尽量避免在太阳不照射的地方设立人们活动区。所以要满足居住者对所处环境的温度要求是进行寒地景观营造的要素之一。
2.2寒地水文条件
寒地城市主要降水形式是降雪，雪或雨夹雪。寒地城市的清洁最大压力就在于降雪，而寒地城市所面临的不光是降雪带来巨大的清雪工作,而交通事故的频发是降雪带来的巨大难题。由于地域特点,气温相对较低的寒地城市，绝大多数植被无法适应寒地的生长条件，冬季景观较为单调,较为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在别墅区中适当的地形变化。在大雪纷纷冬季,降雪覆盖在相对变化的地形上，层层不已,增强了寒地冬季别墅区外环境的美观性。
3寒地别墅景观设计的不足及策略
在寒地景观设计中，会受到多种因素的限制影响，为确保设计达到预期效果，要根据实际环境情况来满足水平要素。
3.1寒地别墅景观设计的不足
3.1.1不重视寒地气候对景观设计的影响
我国对寒冷地区的景观设计研究开展和起步较晚，并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在设计中存在生搬硬套和模仿已有的设计理论现象。这就导致了实际的作品成果满足不了当地的功能性需求。
3.1.2缺乏当地的景观特色
对于当地的景观设计没有一个属于当地的景观特色，缺乏对当地的文化历史，人文风情，民族，地域的研究，这样就造成了地理上的区域景观雷同化、设计手法单一、缺乏设计特点[2]。
3.1.3设计与施工容易脱节
设计师均须亲临指导，不少设计者不愿意下工地，参与施工现场，导致设计与施工有脱轨的地方，所以说擅于处理现场是一个优秀景观设计师的基本素质。
3.2寒地别墅景观设计的策略
3.2.1充分利用当地现有的乡土树种，丰富植物景观种类
据调查统计，2000年沈阳市栽植的树木有83种，长绿灌木3种，落叶灌木41种，但能在沈阳陆地栽植的树木品种可达482种，其中生长良好的品种就有273种，而应用于城市绿化建设的品种却不足百种。由此可见寒地的乡土树种还有挖掘的潜力，因此挖掘和育种乡土树种对丰富植物配置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并能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植物景观[3]。
3.2.2注重冬季植物的生长及景观特征，突出冬季植物景观特色
冬季是大部分植物的休眠期，这就显得冬季植物配景对别墅环境的影响。对于冬季植物的生长，冬季植物的形态颜色会产生很大的变化，充分使植物展现其独特的一面，如使别墅冬季景观可观，就必须充分挖掘植物本身的特点。再次，可以利用冬季植物枝干颜色、宿存果实等进行造景。
3.2.3塑造多样化的景观空间
改造时一定要“亲近”自然，做到再现大自然，满足人们心理上对于大自然的需求。在景观设计中我们可以从三维活动的角度出发,来直指活动区域的分界或者是活动区域在不同人们的视角中划分的边界。塑造寒地别墅外环境景观空间方面,地形是占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的。首先是地形具有很强的空间围合感,可以根据设计师的需求结合植物等景观元素，起到巩固围合感的作用,再次塑造空间地形与自然的结合，丰富别墅周边空间环境景观[4]。
4结语
寒地别墅区景观设计要针对实时现状中存在的问题,参考传统的山水理论、风水学理论、行为心理学以及后现论等相关理论,提炼研究出寒地别墅区景观的设计原则。居住区是人们衣食住行生活、休息和游憩的场所，应该让人们有在身体上和心理上的轻松，愉悦。从而使人们自然地感受到寒地景观与历史文化等方方面面的联系与交融。
【参考文献】
【1】朱少华.北方寒地居住区园林植物配置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12(32):15769-15770.
【2】白若甫.论别墅设计发展[J].科技资讯，2009(31)：21-23.
【3】朱小地,张果,孙志敏,等.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规划与设计[J].北京园林，2009(03)：56-57.
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区别篇6
关键词：区域性；行政管理；改革
中图分类号：D5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1-0-01
二十一世纪以来，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生的巨大变化，公共行政学在这种环境中不断的演变，内容上得以丰富和创新，其研究领域在不断扩展，特别是对区域经济的研究更加深入，这个研究领域涉及到的就是区域行政管理，自改革开放以来，对于行政区域的划分中，中央直辖市区域和普通省制区域并无根本差别，而民族区域自治区域和特别行政区域有着明显的特征。区域的协调性主要体现在政府之间的关系政府管理行为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关系，会促进经济发展，同时区域间的发展也会得以平衡。
一、区域性行政管理的特点
1.民族区域自治制区域行政管理的特点
民族区域自治制区域行政指的是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它是二者的结合，它以《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为依据，在国家所管辖的领土区域内，由国家统一领导，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地方自治，并在自治地区建立自治机关，自治区行使自治权，以管理本民族内部的事务，这体现的是民利，保证了政治、法律上的平等。民族自治区域的自治机关与普通省制区域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和地方国家行政机关是同性质的，它是也是我国人民民主国家政权的一部分，同时它也是民族自治区域的一级国家权力机关，属于国家行政机关，根据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赋予其自治权，自治权是民族区域自治的核心，自治机关行使的自治权应同它的行政地位相适应。例如很多少数民族，因地小人少，属于县级以下的，称为自治乡，对于行政地位来说，这样的基层行政区域不具备行使民族自治权利的条件，不能制定相关的自治条例；而在民族区域自治区中，自治区具有典型的自治特征。近代社会在官家、僧侣、贵族三大领主统治之下，是一个封建农奴制社会，而在1951年，由于我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办法的协议》，得以和平解放，解放了各民族的基本人权，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它从封建农奴制社会逐步进入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以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为出发点，自治机关配备的人员可以使用本民族的语言，尊重和保护自由，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实行区域行政管理，促进了民族间的尊重和团结[1]。
2.特别行政制区域行政管理特点
“一国两制”属于是区域自治，但是高于民族区域自治程度，特别行政区域直辖于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已包含在中国当代区域行政范畴内。特别行政区域通过国家在法律上确认以及原有的权利和制度，享有的各种自治权和保持资本主义制度，享有高度的自治权，这种自治权力更为广泛。香港回归中国后，依据《香港基本法》，“行政主导”为香港政制一大特色，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首长，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首长是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领导特别行政区政府行政，具有双重法律地位。
对于香港、澳门，中国实行“一国两制”，恢复行使，而则是国家和平统一的问题，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司法独立，享有自，可保留军队，以及台湾人民的利益都将得到切实保障[2]。
二、区域性行政管理的改革
1.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自治地方各级政府通过开展行政管理活动，推动了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但是在开展行政管理活动的同时，民族自治地方对自身角色的定位存在一些困惑。主要体现在行政管理活动的法制基础不够完善。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活动需要有法律的约束。要在一般行政管理的法制和区域自治法制的基础上，行使自治权，但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律体系还不够完备，缺乏必要的法制基础，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自治权行使不足，《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条文比较抽象，原则性的规定较多，一些自治地方制定的《自治条例》不具备可操作性，对于自治权的行使没有实际的指导意义。因此，法制基础的完善，可以推动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发展[3]。
2.强化自治权的特殊性。全国行政体制改革后，地方权力得以扩张。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制定的制度体系，其中自治权的内容不同于其他地方政权机关享有的权力，具有明显的特殊性。改革开放以来，民族自治地方专享的权力特殊性逐渐淡化，这也是中国整体经济社会发展和行政体制改革的必然结果，这种结果会给民族自治地方带来改革和发展的动力，但是，在当前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行政管理体制变革的进程较快，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需在这种背景下适时调整，在新形势下，探索科学的方法以促进自治权的有效行使[4]。
总而言之，区域性行政管理推动中国政府管理，对其的研究有助于政府管理现代化的实践，公共行政学的研究领域与范围得以拓宽，丰富和发展了行政管理的内容，这对于推动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白雪梅.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比较研究[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
[2]R•J•Dilger,nationalintergovernmentalprograms(englewoodCliffs,nJ)prentice-Hall,1989.
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区别篇7
随着人口增长、经济发展、资源过度开发，生态系统破坏和海洋环境污染的程度日益加剧，保护海洋环境、维护生态平衡、保证海洋经济和社会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已迫在眉睫。在这样的背景下，海洋保护区应运而生。从国内外相关研究及实践经历可以发现，作为海洋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保护区是保护海洋环境和生态系统、协调海洋开发与保护的有效途径之一。部分发达国家在海洋保护区建设方面起步较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各种领域上的实践都取得了显著地成效。
二.我国有关海洋保护区的分类
我国的海洋保护区事业目前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我国的海洋保护区分为海洋自然保护区和海洋特别保护区两大类，二者在保护宗旨、目标、对象、选划标准、保护内容和范围、保护任务和管理方式等方面有诸多不同。从国际上对海洋保护区的定义和分类来看，海洋特别保护区应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海洋保护区类型。海洋特别保护区，是指具有特殊地理条件、生态系统、生物与非生物资源及海洋开发利用特殊要求，需要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和科学的开发方式进行特殊管理的区域。根据海洋特别保护区的地理区位、海洋开发利用现状、资源环境状况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海洋特别保护区可以分为海洋特殊地理条件保护区、海洋生态保护区、海洋资源保护区和海洋公园等类型。为贯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促进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和海洋环境保护，我国自2005年起在管辖海域发展建设一批海洋特别保护区。随着国家与地方对海洋环境资源的日益重视，海洋特别保护区的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
目前，我国已有23处部级海洋特别保护区（不含海洋公园类型）和18处部级海洋公园，海洋特别保护区总面积已近36万公顷。我国海洋保护区的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初步形成了包含特殊地理条件保护区、海洋生态保护区，海洋公园等多种类型的海洋特别保护区网络体系。珊瑚礁、红树林、滨海湿地和重要渔业水域等脆弱海洋生态系统、珍稀濒危海洋生物得到了有效保护。但是，我国海洋特别保护区的整体布局有待进一步优化：首先，海洋保护区的数量和面积较小，空间分布不均衡，与我国管辖海域面积相比，海洋特别保护区的面积仅占0.076%，还没有达到国家对于推进海洋特别保护区建设的目标；其次，由于各地经济实力和人才资源发展不均衡，各特别保护区的管理水平存在一定差异，个别保护区的管理仍停留在简单的看护水平上，影响保护区功能和效益的发挥。
三.胶州湾滨海湿地海洋特别保护区现状
本文将以胶州湾滨海湿地海洋特别保护区作为范例，对目前的我国的海洋特别保护区的管理现状进行一定的分析。胶州湾滨海湿地海洋特别保护区选址在胶州湾内，处于规划中的胶州湾湿地保护的核心区，包括大沽河河口区、洋河河口区及邻近海域，总面积3621.92公顷，功能分区为生态保护区、资源恢复区、环境整治区和开发利用区，是青岛市最大的湿地保护区。该区域内的湿地植被群落发育完善，建群植物主要为河口和三角洲湿地的芦苇，微咸水沼泽的盐角草等，生物资源非常丰富。
该保护区成立于2009年，是省级海洋特别保护区，也是青岛市第一个海洋特别保护区。由于保护区成立时间较短，建设和管理还处于起步阶段，随着胶州湾内的开发活动日益增多，保护区面临的生态环境压力越来越大，因此根据保护区的生态环境状况制定切实可行的环境管理体系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虽然近几十年来在资源环境、水文地质、岸线变化、湿地修复、海岸带管理等方面对胶州湾做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但专门针对胶州湾滨海湿地海洋特别保护区的研究很少，尤其是还没有对其环境政策、环境绩效和环境因素识别等的研究和探讨。目前胶州湾湿地面临的问题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1）城市与港口开发使自然湿地的面积不断枯萎。沿海城市和港口的扩建和开发是造成滨海湿地面积不断消失的一个主要原因。20世纪后半叶以来，因港口的开发和城市的扩建，海岸湿地正在加速消亡。我国是人口大国，沿海湿地所承受的城市和人口压力远大于其它国家，城市、港口的发展和扩建造成了海岸湿地大面积的损失和破坏。JoanGehrenfeld研究发现受城市影响的海岸湿地环境在生物、物理、生态、水文和地貌等方面与原始海岸湿地间的区别很大。在我国主要如下图所示，
（2）湿地水质不断恶化。沿海岸不断发展壮大的工业、海运业导致的城市人口增加，将工业和生活污水、船舶废水、养殖废水、事故溢油和各种生活、工业垃圾倾倒在胶州湾，导致水质不断恶化，湿地无机氮、无机磷含量超标严重。
（3）生物多样性下降。水质恶化使胶州湾潮下带湿地浮游植物、底栖生物多样性下降。近40年来，胶州湾潮下带湿地浮游植物细胞数量明显下降，1977～1978年比1962～1963年细胞数量大约减少一个数量级，1980～1981年比1977～1978年大约又减少了一个数量级，90年代比1980～1981年浮游植物数量又有大幅度下降。每年2月浮游植物优势种群也发生了明显变化。
（4）滨海湿地自然景观分维数下降。将自然湿地转化为盐田、虾蟹池等人工湿地，使胶州湾滨海湿地景观格局发生明显变化，被形状不规则面积较小的湿地景观斑块取代，沿岸景观格局趋于简单化，景观斑块分维数下降。
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区别篇8
1研究与分析方法
1.1实地调查与资料收集对贵州省核实的分布于60余县、市的120处已建保护区进行实地调查，确认保护区主管部门，要求管理人员填写数据调查表并提供保护区管理相关资料复件，收集的资料包括保护区批建文件、范围及功能区划调整批文、管理机构与人员编制批文、涉区建设项目环评批文、科考报告、总体规划、各类宣传资料、图件、图片等。
1.2管理基础现状评价模型与分析为方便与其他省区进行比较，本项目采用夏欣等［13］构建的全国自然保护区基础定量评价模型进行分析。该模型基于权重加权法来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按不同指标所占权重进行加权，最后得出评判自然保护区管理基础现状的综合指数。指标体系分为客观条件、人员机构和经费设施3大类，下设S1范围与功能区划、S2区内人口数、S3保护区拥有土地使用权属证面积、S4管理机构类型、S5管理机构级别、S6人员编制、S7事业经费、S8生态保护投入资金、S9基础设施共9个指标，各指标解释权重分配及赋值规则详见参考文献［13］。根据该体系，自然保护区管理基础指数(nRi)是9个评价指标的加权求和。依此评价模型对单个自然保护区管理主体进行评价，分级参考标准见表1。最后，对于全省的总体评价，则是基于部级自然保护区所拥有的较高重要性，将部级与地方级自然保护区分别按相同比重进行nRi总和计算。3贵州自然保护区建设发展的历史趋势特征从保护区建立的数量发展(表2)来看，贵州自然保护区发展与全国的趋势高度同步。根据历史发展趋势(图1)，从数量上看，贵州自然保护区事业发展可分为4个明显阶段，分别为起步阶段(1978～1985年)，年均建立1.14处，属于缓慢起步阶段;稳步增长阶段(1986～1995年)，年均建立2.7处，属于稳步增长阶段;快速增长阶段(1996～2005年)，年均建立8.1处，所建保护区占到当前总数的3/4(67.5%);潮退阶段(2006年至今)，年均建立0.5处。数量增长与贵州省经济增长趋势基本一致，反映出自然保护区事业的发展得益于社会经济的总体发展。而贵州与全国保护区数量发展的历史趋势更是极其相似(表2)，均在1996～2005年间呈现出暴发式增长高潮，说明贵州保护区建设事业完全趋从于全国的大趋势，在量的发展上并没有落后。
2结果与分析
2.1评价指标得分根据评价指标赋值标准，各指标分值依最差至最好情况取值域为0～3分。贵州自然保护区管理基础评价模型指标平均分值统计结果见表3。表3结果表明，贵州自然保护区管理基础整体均较差。在大类指标类别平均分中，均未超过1.0，与浙江等［13］发达省份差距十分显著。贵州与浙江自然保护区管理基础评价指标得分比较见图2。指标第一类型为保护区建立的基础指标，所含3个指标中关于土地权属的得分最低，表明保护区自有权属比例少、土地权属纠纷等问题较突出;第二类型为管理软件指标，所含3个指标分均低于1.0，表明贵州保护区在管理机构建立与人员配备方面管理较差，多数保护区处于无管理机构、无管理人员的真空状态;第三类型为管理硬件指标，所含3个指标均低于0.5，最低为“生态保护投入资金”指标，表明大量保护区基本或极少有资金投入，基础设施缺乏。
2.2nRi指数得分由表4可知，全省120处保护区中，管理基础等级达“优”者仅11处，占9.2%;达“中”者仅13处，占10.8%，其余80%的保护区均为“差”;而从分值看，部级与省级保护区平均分值相近，但仅得到80分左右，表明为较低的“优”等水平。地市级与县级保护区得分波动较大，但平均分值仅41.7和27.1，处于“差”等水平，与部级及省级保护区相差极大。图3显示各级别保护区S1～S9指标得分分布，部级保护区因其特殊性，历来是建设重点，各指标得分均较高(3分)，但在“S2区内人口数”及“S3保护区拥有土地使用权属证面积”两项指标上有低分出现。省级保护区在S1～S6指标上与部级保护区得分相似，但在S7～S9三项属于经费与设施类的指标上，则明显逊于部级保护区。地市级与县级保护区仅在S1、S2、S3、S6和S9指标上略有得分，其他指标则多为“0”分。从第一类到第三类共9项指标上，各类保护区得分分布从相对均匀到明显趋向于“0”和“3”值的两端，表明在“客观条件”管理基础上相差不大，而在“经费与设施”管理基础上则明显地将部级、省级和地市级县级保护区水平等次区分开来。
3结论与讨论
自然保护区的建设与管理是一项综合工程，其建设管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保护目标的实现与公众对自然保护事业的认识和支持，因此保护区建设事业绝不仅是量的建设，更需要质的提升［7～8］。而长期“重数量、轻质量”的自然保护区管理现状，已成为保护区事业发展的诟病之一。对现有管理基础水平进行科学评价，有利于决策部门掌握当前牵制保护区事业质量发展的基础性管理问题，做到有的放矢。虽然贵州省自然保护区的发展趋势基本与全国同步(图1)，但管理基础水平低下和结构失衡的情况更为严重。全省nRi得分仅56.1，远低于浙江等发达省份，而数量发展的主体主要是低级别(地市级与县级)保护区，省级及部级保护区则相对数量较少，由高级别到低级别的数量比例为1︰0.5︰2︰11.5，低级别保护区比重过大造成贵州保护区建设管理基础水平整体较低。目前全国已开始由数量建设转向质量建设，一些发达省份开始先行，而贵州在数量建设上虽能紧跟全国趋势，但质量建设则任重而道远。自然保护区在建立之时就需确定范围及功能分区，同时保证减少核心区与缓冲区人为活动干扰，而若保护区管理部门拥有土地使用权则更容易确标立界实施管理。但实际上缺乏土地权属或权属不清等是大部分保护区普遍存在的问题，其原因也是极其多样而复杂的。
而从S3的得分(图3)看，贵州大部分保护区得分为0或1(得分0者为整体土地权属小于10%或核心区小于20%;得分1者为10%～30%及20%～40%)，且大多数部级保护区也如此。同样地，保护区内的原住民数量与核心区移民问题也是困扰保护区管理的一大难题，这一问题原因同样是深层的，过多的原住民人口及核心区内的原住民问题为保护区开展保护管理与社区协同发展带来一定难度，也使得大量的保育管理成本消耗在协调处理与原住民关系上。从S2的得分可看出，大多数贵州自然保护区包括部级自然保护区均存在人口密度相对较大的问题。指标S1的得分则表明，界线不清及缺乏功能分区的问题主要出现在部分地市级与县级保护区，其主要原因是这些保护区在建立时没有规范的绘图与确标定界，或者在成立后范围界线因其他用途变更而没有严格进行绘图标定导致的，还有一些则是当保护区与地方经济开发发生冲突时，地方政府保护意识不足而随意修改边界，导致保护区边界出现多个版本的情况。管理机构的设置与人员的配备是保护区管理的基础，S4～S6指标表明部级与省级保护区拥有独立良好的机构设置与人员配备，而地市级与县级保护区大部分无管理机构或多处于代管状态。这类保护区多数由县市林业局林政资源科、野生动植物保护站、林场、林业站等部门代管，但由于保护区管理业务不清、责任不明、投入不力等原因，多数情况下，“代管”变成了“不管”。其实就实际需要而言，代管形式对于低级别保护区管理更为节省管理成本，应是较好的管理形式。自然保护管理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人的管理，然而如何真正发挥代管职能，切实做到代管也能管到位，仍然值得进一步思考。
资金投入一直是我国保护区建设管理的瓶颈问题。S7～S9项的得分可见，贵州部级保护区与地方级保护区存在明显两极分布，而在地方级中，由于部分省级保护区得到省级财政支持，得分较地市级与县级情况稍好。作为公益性事业，自然保护区的自给能力十分有限，而利用保护区独有资源，开展与保护方向一致的生态旅游活动及相关服务，对公众自然保护教育与保护区自养自给均有好处［9］。但贵州120处保护区仅有15处有较为系统的生态旅游开发活动，且一旦保护区开展生态旅游获得显著性效益，则又会沦为地方政府与相关部门利益争抢的目标。地方级保护区自给无路，政府财政投入缺乏，又没有国外良好的社会捐赠习惯与环境，融资渠道十分单一，只能靠政府吃饭。近年生态补偿机制的实施探索，使得自然保护区资金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缓解，但距离实际需求，尤其是低级别保护区的建设管理资金需求，仍有较大差距。总之，利用自然保护区管理基础评价指标模型分析结果表明，贵州自然保护区管理基础处于较低水平，低级别保护区多处于“三无”(无机构、无人员、无资金)状态，省级及部级保护区也存在较多问题，而低级别保护区庞大的数量占比，使贵州自然保护区未来的建设管理面临巨大压力，因此，未来贵州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重点应放在低级别保护区上，加强低级别保护区资金投入、代管能力建设及基础性的确标定界工作。
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区别篇9
本课程是在强调人文地理学内容的系统性与完整性的前提下，突出以人地关系为中心，文化理论为基础的特点，构建人文地理学的知识框架。目的是让学生掌握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布与空间差异，提高对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和文化活动的深层理解，并能够对人类各种文化现象及其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进行正确分析，树立科学的人地观。
本课程所讲是狭义的人文地理学，在学习过程中将全部内容划分为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绪论，介绍人文地理学的对象与任务、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历史和人文地理学的思想进程和学习要点。
第二部分以terryG.Jordan的theHumanmosaic一书为基础介绍文化地理学的相关理论。内容包括分布区，扩散，文化生态学，文化整合和文化景观五个方面，并对相关的人地关系理论分别进行介绍。
第三部分从人的群体性特征出发，分别介绍“人口与发展”和“人口的分布与迁移”。
第四部分介绍农业与工业。基于对农业和工业本身就是文化产物和二者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关系的认识，以农业与工业的发展过程为主线，以空间的格局作为其发展的空间表现来阐述。
第五部分是人文地理学的主体部分，包括种族、民族、民俗、语言、宗教、聚落、旅游、行为、政治七方面内容。这七方面均是把每个要素作为人文地理学体系中的一门分支学科系统全面进行阐述，而且把文化作为人地关系的中介，强调其横向联系。
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区别篇10
【关键字】房价收入比测度方法；房价收入比测算模型；城市房价泡沫；合理房价
引言
近几年来，房地产价格日益飙升，在社会上引起强大的反响。而对于上涨的房地产价格是否合理，也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如何判别城市房地产价格的合理性，城市住房价格是否回归理性，以及价格合理水平的度量指标成为当今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国外对房价合理性的研究主要侧重两个方面，一是采用房价收入比，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银行专家安瑞荷马（andrewHamer）来华进行房改研究时，提出的一个世界银行认为“比较理想”的比例——3：1至6：1。二是采用住宅价格工资比，认为房地产价格的上升直接影响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成本，进而影响企业提供就业机会的能力的有meen，Gameron和muellbauer【1，2】。国内对房地产价格合理性的研究起步比较晚，主要源于对房地产是否产生泡沫的问题，开始了对房地产价格合理性的研究。研究主要侧重三方面内容：一是合理价格判别研究。鞠方（2010）认为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土地价格与我国房价成正相关关系；而实际利率与我国房价成负相关关系【3】。二是合理价格政策研究。房地产业是我国经济的支柱产业，明确房地产价格影响因素，并采取有效措施。三是房地产价格机制研究。王东（2012）从货币供应量角度分析货币政策对我国房地产价格的影响机制及原因分析【4】。综上所述，对房地产价格合理性的认识、判断等不同专家学者认识角度是有差异的。本文通过调查问卷发放、网络调查等途径进行资料搜集，对房价合理性获得感性认识；其次预测徐州未来十年不同收入群体对于房地产的购买力；最后通过对数据的论证分析并结合徐州房地产市场的实际情况对徐州市的房价合理性进行系统论证。从而为政府加强宏观调控，提供参考依据；帮助开发商准确定位，审时度势，正确决策；指导消费者理性消费。
1房地产价格合理性的问卷调查
本文基于调查问卷的方式，对徐州泉山区，铜山区，鼓楼区，云龙区，以及贾汪区五个区域进行了调查。涉及泉山森林海，国基城邦，民富园，风华园等100多个小区，本文就其中四个典型小区做以分析，在调查的500多户住宅中选取其中200多户作为典型案例进行分析。
1.1调查内容
调查问卷调查的内容主要涉及到家庭年收入、住宅销售价格、居住楼层、居住面积、银行住房贷款利率、还款期限、首付比例、以及家庭人口组成等八个方面、。其中，家庭年收入是指家庭所有成员年收入总和；住宅销售价格通常以单位建筑面积的价格确定；居住面积是指住宅建筑各层平面中直接供住户生活使用的居室净面积之和。【7】
1.2调查方法与数据处理
调查过程中，采用了典型调查和随机调查，在云龙区，泉山区，铜山区，鼓楼区，贾汪区等五个区片设立4个典型小区进行调查，然后采用随机方式发放调查问卷。随机方式调查时，采用实地调查和网络调查两种方式进行。
在数据处理时，首先对调查问卷中存在不合理的问卷进行人为剔除，然后根据调查的家庭收入，参考国家标准分为高等收入，中等收入，低等收入三个档次，进行对253份合格问卷进行数据处理。
2.采用房价收入比进行房地产价格合理性研究
2.1合理房价收入比测算
设住宅售价为p元，家庭年收入为i元，银行住房贷款利率为i，还款期限为n年，则按揭还款的期数为12n年，还款首付比例为k，每月贷款偿还额占家庭月收入的比例为m，房价收入比为piR。利用等额系列支付现值公式可得：
房价收入比piR为：
以徐州市为例：关于首付款的比例，目前的规定是首套购房的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30%，本文所采用首付款比例为30%，即k=30%
经过前期对徐州市不同收入人群的调查，得出不同收入人群认为的合理购房支出占年收入的比例如下：
低收入户、中等收入户、高收入户购房支出占家庭总收入的合理比例m分别为40%、30%、20%。
银行贷款的利率取目前央行最新5年以上贷款利率7.05%，则按揭还款月利率为i=7.05%/12=0.5875%。
由于不同收入人群用于购房的支出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不同，所以不同收入人群的合理房价收入比也存在较大的差别，对于不同收入人群的划分，本文将购房者分为三个等级，分别为低收入户、中等收入户、高收入户。
可以看出不同收入人群的合理房价收入比区间，经市场调查，徐州市不同收入人群选择的还款年限大部分在15-25年间，故本文确定的低收入人群的合理房价收入比区间为2.64—3.35中等收入人群的合理房价收入比区间为3.96—5.03高收入人群的合理房价收入比区间为5.28—6.71
2.2合理房价的测算
在得出了科学的房价收入比计算模型及确定了不同收入人群房价收入比的合理区间基础上，我们可以利用房价收入比这个公式商品住房合理价位的计算公式：
3结论与讨论
从合理性房价的判别中我们发现，高收入的房价基本上与合理性房价一致，而低收入却没有达到，中等收入占绝大多数，也基本上与合理的价格拟合。说明整个徐州目前的发展状态处于平稳的阶段，政府政策对房地产市场的积极影响，但对待低收入的住户，希望政府在他们买房时多给予优惠或者多建设廉租房。
参考文献：
[1]meen，G，theRemovalofmortgageConstraintsandtheimplicationsforeconometricmodelingofUKHouseprices，oxfordBulletinofeconomicandStatistics，VoL32，1-23，1990.
[2]Gameronm.ReseachoninternalmigrationintheUS：asurvey.JournalofeconomicLiteratture【m】.1975，13，p393-433.
[3]鞠方，欧阳立鹏，我国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因素及其合理性研究【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8（7）：116-119.
[4]王东，货币政策对我国房地产价格的影响机制及原因分析【J】，时代金融，2012，12（中）：9.
[5]2012徐州地区生产总值破4000亿增长率连续3年江苏第一，中国网江苏频道，2013.1.21.
[6]中国指数研究院，2012年11月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百城价格指数.2012.11.
[7]刘贵文，李婧，我国家庭住房适宜居住面积研究【J】，住宅科技，2007（2）：5-10.
备注：基金项目：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项目（51074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