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态势篇1
一、当前世界经济发展态势分析
纵观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态势，有利因素和不确定因素并存，总体趋势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从有利因素看：一是经济保持较快增长。增速将达到4.8%，略低于2006年5.4%和2007年5.2%的水平，但仍将是世界经济连续第6年增速超过4%以上。从2003年起的这一轮世界经济增长，主要源于支撑增长的基础条件不断改善，以信息通讯技术为核心的技术进步提高了世界经济的增长潜力。二是国际贸易更加活跃。2007年世界货物与服务贸易增长率达到6.6%，今年一季度达到6.7%，延续近十年来的平均增长速度。国际贸易失衡状况有所改善，2007年美贸易逆差总额出现近6年来首次下降，今年贸易逆差总额将继续减少。三是国际投资流量加大。2006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达13060亿美元，增长38%，接近历史最高水平。2007年全球跨国并购同比增长54%。2008年，全球FDi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四是国际产业转移加快。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进程加快，国际产业转移呈现出新特点、新趋势。国际产业转移日益体现为产品工序环节的转移，高新技术产业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重点。制造业及相关技术加快向新兴市场转移，全球和区域合作方兴未艾。从不利因素看：有些指标呈下降和减速趋势，经济产值增速低于前两年水平，全球贸易增速下降3个百分点。世界经济巨头美国、欧盟、日本经济也呈低速运行。美国经济维持2%左右，连续3年低于3%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欧元区经济从2007年的2.6%降至2.3%；日本经济从2007年的2%降至1.7%。世界三大经济巨头特别是美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和发动机，其趋缓的经济增速必然波及到世界经济的发展。综合分析世界经济负面影响因素，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美次级房贷危机。一般估计，美次贷规模大约在1万亿美元左右，其中违约和失去偿还能力的贷款规模介于2000-4000亿之间。今年问题更加突出，并牵连到大银行。传染渠道也从资本市场向银行信贷体系和实体经济蔓延。二是全球通胀加剧。2002年以来，世界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原油、铜、锌、黄金、铝的价格分别上涨2.6倍、2.9倍、1.3倍、1.9倍和0.6倍。今年油价已经超过每桶130美元大关，全年平均价格预计达到100美元，高于2007的73.5美元。一旦中东地区爆发战事或国际上出现重大突发事件，油价甚至可能升至每桶160美元以上。三是美元大幅贬值。2002年以来，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整体贬值约36%。美联储曾连续降息，美元呈继续下跌走势。世界28个主要经济体有15个减持了美国国债。美元大幅贬值将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加我外汇储备保值增值难度。
二、世界经济负面因素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全面分析世界经济不利因素的影响，已经波及到中国经济社会的各个层面，从衡阳目前的情况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领域：
（一）对工业发展的影响：由于美元贬值，港币贬值，人民币升值，波及国内市场，导致水、电、油等原材料价格急剧上涨，运输费用增加，生产成本大幅提高，通货膨胀加剧，严重挤压企业利润空间。据匡算，今年1―4月份，衡阳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因原材料上涨，导致企业利润减少1.3亿元，增速同比下降43%。出口型企业造成汇率风险加大，美元贬10%的话，企业产品的利润空间就下降10%。今年1―4月份，衡阳产品出口总额为29300.01万美元，因美元贬值导致企业损失300万美元以上。衡阳出口排名靠前的主要产品无缝钢管、铅矿沙及其精矿、未列名冷轧管、钨铁等四种产品出口量大幅度下降，同比分别下降9.39%、53.57%、61.12%、45.15%。主要产品出口量下降，导致衡阳进出口下滑。
（二）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因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美国等西方国家便利用玉米、小麦，甚至用大米等粮食提炼优质燃料（乙醇）取代石油，从而减少了粮食供应量。加之中东国家发生战争，社会动荡不安，导致全球性粮食价格上涨。美国、泰国、乌克兰、越南、印度等产粮大国开始控制粮食出口，由此更加刺激粮价上涨，带来粮食市场的不稳定，引发全球性粮食危机。受国际粮食市场影响，衡阳粮价也随之急剧上扬，今年4月份，衡阳大米价格普遍比去年同期上涨30%以上。衡阳是农业大市，也是产粮大市，但由于农药、化肥、种子等农资以及劳动力价格同期上涨幅度更大，增加了种粮的成本，农民种粮比较效益差，种粮积极性并未得到充分调动，粮食生产水平基本维持现状。
（三）对消费市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石油供应急剧紧张。由于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出口减少，加之少数不法油贩囤货居奇，导致石油市场供应趋紧。去年底以来，衡阳就曾出现两次大的“油荒”事件，导致司机排长龙加油，交通堵塞，秩序混乱，给社会造成不稳定因素。二是房地产市场变冷。中国房地产市场一度十分火爆，房产价格一路攀升。受次贷危机影响，中国房价急剧下滑，一线城市最高跌幅达到40%以上。作为三线城市的衡阳，房价跌幅虽然不大，但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却不容低估，就象股票市场一样，越是上涨，买的人越多，越是下跌，买的人越少。因此，一度十分火爆的房地产市场趋于冷寂，有的房地产企业因有房卖不出，资金链面临断裂的危险，导致企业严重亏损。
三、应对世界经济负面影响的战略性举措
在世界经济发展态势中，区域经济特别是衡阳这样的欠发达地区没有多大选择的余地，只有通过自身努力，调整发展战略，挖掘区域比较优势，承接积极因素，摆脱负面影响，启动自身资源经济向资本经济的转化，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一）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一要积极引导产业升级，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衡阳的无缝钢管全国闻名，占有50%以上的市场份额。资源型矿产品及初级产品出口占全市出口总额的比重也比较大。从近几年的情况看，国家对资源型产品逐步实行紧缩性政策，资源型产品及初级产品的出口不容乐观。因此要引导企业加大技术改造，促使产业升级，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优化出口产品结构，转变对外贸易方式，逐步形成以钢管及其深加工产品为龙头，资源型矿产品及其它优势产品为扇形的出口产品群。二要积极承接加工贸易产业转移，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了[2007]44号公告，公布新一批加工贸易限制类目录，与以往规定相比，突出表现在实行区域差别政策，一方面会增加东部沿海省份加工贸易企业的经营成本，促使其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另一方面，政策调整后有利于我国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衡阳在区域、劳动力、土地、交通、发展平台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应抓住这一机遇，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积极承接加工贸易转移。同时，省政府已经决定，将粤港奥直通车在衡阳等湘南三市先行试点，届时通关效率将大大提高，物流成本将大大降低，这些优惠条件将会吸引众多的国内外企业到衡阳投资办厂。我们应该充分抓住这一有利契机，引进核心企业和关键企业，提高产品层次和产业配套化程度，形成一定规模的产业链，辐射和带动衡阳乃至周边地区的加工贸易发展。三是引导和鼓励扩大进口。衡阳进口一直滞后，今年1―4月，进口仅为4946.15万美元，占进出口总值的16.8%。从这一个侧面反映出衡阳工业利用先进设备组织再生产能力不足，企业规模小，缺乏高附加值、生产型大项目，发展后劲不足。因此，衡阳企业急需培养核心竞争力，加快工业的升级换代。四要积极拓展国际市场，改善结汇方式，通过提前结汇或使用硬币（欧元等）收汇，规避汇率变化影响，切实提高抵御世界经济风险、防范国际市场变化的能力。同时强化资本意识，巧用资本平台，借用资本市场的杠杆撬动衡阳经济实体的发展。
（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千方百计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世界粮食价格的暴涨，对中国的粮食安全形成巨大压力。中国的粮食储备虽能应对世界性的“粮荒”，但加强粮食生产是最有效的应对之策。衡阳是农业大市，也是产粮大市。要充分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巩固农业大市和产粮大市地位，抵御汹涌而来的全球性粮食风险。一要认真落实中央惠农政策，该给农民的中央支农资金和地方配套资金，要一分不少，全部发放到位。二要加大农村道路、水利灌溉等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切实推进农业产业化，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各级财政要增加专项资金投入，采取由相关部门统一规划设计，政府组织招标，市场运作，把钱真正用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三要增强农民承包的责任意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不能只讲承包，不讲责任，承包经营户与当地政府可以签订责任状，明确规定其责任，履行责任的，政策补助资金按期发放，不履行职责的，除了不给补贴，而且应给予一定的处罚，未发放的补贴以及处罚金在银行开设专项帐户，资金用于当地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农村经营无序、土地抛荒的现象。四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土地流转机制，扩大规模经营，提高农业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三）优化资源配置，降低经济对外依存度。资源配置行为就是通过资源的重新优化组合，以尽量少的资源耗费取得尽量大的增量资源。换言之，是一种追求资本增值的行为。降低成本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机制是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力量。但市场配置资源客观上存在不足，不可能使资源配置尽善尽美。当一定时期资源配置出现问题，如地区结构、产业结构、市场结构、企业结构存在失衡时，消费市场出现动荡，价格急剧上涨，政府要通过财政政策，把掌握或控制的资源转移分配到急需发展的工业、民生等重要领域，使资源结构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生活的需求。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开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节能降耗，挖潜节约，控制生产成本，增加设备投入以增加产能，降低区域经济对外资源的依赖程度。
（四）坚持扩大内需，不断刺激衡阳市场投资消费需求。衡阳属欠发达地区，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在争取国家支持的同时，而更多的还是需要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解决。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衡阳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即外贸依存度）虽持续增长，但自身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仍然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源。在衡阳的经济增长率中，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来自国内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贡献。因此，通过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来扩大投资需求，通过启动消费市场刺激居民消费需求，是促进衡阳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举措。我们应紧紧围绕扩大内需，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宏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断刺激衡阳市场对于投资和消费的需求，当前要着力促进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挖掘农村市场潜力，加大新农村建设投资，进一步发展三产服务业，提升市民消费水平。
世界经济态势篇2
一、国际经济周期协同性研究综述
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经济周期协同性和同步性程度不断提升。Frankel和Rose通过回归模型实证研究表明,工业化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不断增强。.[1]Kose等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经济周期的协同性呈现下降态势,但发达国家经济周期的协同性水平有所上升。.[2]21欧元区的成立使得最优货币区域理论(optimumcurrencyareatheory)变为现实。近年来对欧元区经济周期协同性的研究文献不断增多,主要侧重研究新加入成员国与原有成员国经济周期协同性问题、欧元区对成员国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影响。Savva等通过月度工业产出数据检验新旧欧盟成员国经济周期的协同性发现,新加入成员国与原有成员国经济周期协同性显着提高。.[3]DarvasZ.等则认为斯洛文尼亚、匈牙利和波兰与原有成员国的经济周期协同性程度较高,其他新加入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较低,甚至不存在协同性。.[4]欧元区对成员国经济周期影响方面,多数研究表明欧元区有助于提升成员国经济周期一致性和同步性.[5],但也有实证研究认为,欧元区对欧洲经济周期协同性影响不大.[6]15,而且进一步加剧了核心成员国与边缘国家的经济周期差异性和不平衡性.[7]。
早期经济周期协同性研究主要是围绕发达国家展开的,但是近年来,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有关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脱钩”(decoupling)问题的提出,促进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研究文献的增多。Kose等研究认为,没有充足的理由证明全球经济周期的趋同性,但是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周期协同性较为显着,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的协同性并不高。.[2]20waltiSebastien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周期协同性并没有下降,反而进一步上升,只要全球化没有止步,全球经济周期的协同性就不会出现系统性下降。.[8]14Chan和Khong则认为亚太地区经济增长与日本经济增长的协同性要高于与美国经济协同性程度。.[9]
中国与国际经济周期协同性研究较少,Kose、Fidrmuc等均认为中国与发达国家或者oeCD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较低,这进一步支撑了新兴经济体脱钩的观点。.[2]27,[10]然而,waltiSebastien却认为中国与发达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没有下降,而是呈现进一步上升态势。.[8]13贺书锋和郭羽诞考察了1960—2007年中国与27个主要贸易国的经济周期一致性认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在增强,而与发达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在下降。.[11]
总体看,当前对于经济周期协同性研究依然存在一定分歧和争论,这可能与所使用的数据样本、计量方法有关系,不过经济周期协同性本身作为国际宏观调控政策以及最优货币区域理论的基础,日益得到重视。
二、经济周期协同检验方法概述
经济周期协同性检验就是衡量不同国家、地区经济波动的一致性和同步性。目前,经济周期协同性检验主要方法有相关系数检验法、因子模型检验法以及mink指标法。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8月
第29卷第4期袁吉伟: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研究
相关系数检验法就是计算两个国家、地区或者经济团体经济周期的相关系数,为进一步反映趋势变化,也可以将样本数据划分为若干个子样本,或者计算滚动相关系数(rollingcorrelation),这是检验经济周期协同性最早也是最常用的方法。随着计量模型的发展,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结构性向量自回归模型逐步纳入相关系数法中,主要用于提取能够反映经济周期变化的各种冲击因素。相关系数法的缺点在于其与样本本身有很大关系,不同的样本区间可能产生不同的相关系数。滚动相关系数虽然不用人为划分子样本,但需要设定移动窗口(movingwindow),而不同移动窗口可能产生不同的结论。同时,相关系数还可能混淆经济周期的协同性和振幅(amplitude)。
动态因子模型(dynamicfactormodel)近年来开始逐步应用于衡量经济周期的协同性。其原理是将实际经济增速分解为系统性影响因子及各国非系统性影响因子,然后判别不同因子对实际经济增速的解释能力,进而评价不同国家或地区经济周期的协同性。Kose、SybilleLehwald等分别利用动态因子模型研究了世界以及欧洲经济周期协同性问题。.[2]57,[7]710动态因子模型的优势在于其应用灵活,不用假定参照经济周期(referencebusinesscycle),能够同时计量多个指标间的同步性问题,但是其建模过程涉及模型识别问题。
mink指标法是mink等在2007年提出的衡量经济周期协同性和相似性的非参数法。.[6]3该方法已在多篇研究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学术文章里得到应用。假定用于计量经济周期协同性的样本的t时期参照产出缺口为gr(t),那么样本数据经济周期协同性公式为:
目前经济周期协同性研究尚无统一方法,不同方法各有利弊。本文采用滚动相关系数法以及mink指标法检验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关系。
三、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定量分析
(一)数据分析及处理
本文主要采用mink等提出的经济周期协同性非参数检验方法研究中国与世界经济同期协同性问题。.[6]1研究经济周期协同性首先需要选取衡量经济周期的指标,常用的经济指标包括月度工业产出、季度GDp和年度GDp。由于工业产出仅是整体产出的一部分,可能无法完全代表经济周期变动,世界GDp又缺少季度统计数据,因而本文采用1980—2011年全世界GDp数据,共32个数据样本,并进一步将全世界GDp数据分拆为发达国家GDp数据和发展中国家GDp数据,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经济发展数据库。
本文主要采用GDp缺口衡量经济周期。为此,首先,将名义GDp通过GDp平减指数转化为实际GDp;其次,采用Hp滤波方法,分离出GDp的趋势项和周期项;最后,产出缺口表达为(实际GDp-GDp趋势项)/GDp趋势项。
从处理后的样本数据看,中国以及世界产出缺口在1983年、2000年以及2009年,这3年均处于负值区域,经济处于回落或者衰退的状态。这3个主要时点分别对应着第二次石油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和互联网泡沫危机以及全球金融危机,表明全球主要经济危机事件对中国及世界经济都产生了负面冲击。
从样本数据统计描述看,全世界、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产出缺口平均值均为负值,只有中国为正值,表明中国在样本期间经济增速较快;波动性方面,发展中国家产出缺口波动性最大,而中国产出缺口的波动性最小,见表1。
(二)定量分析
1.相关系数法检验结果分析
通过对样本数据计算相关系数可以看到,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周期协同性最高,其产出缺口的相关系数为03191,与世界经济的相关系数为01474,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周期协同性最低,其相关系数仅为00630。
为了进一步观察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动态变化,本文以5年期移动窗口为基准,进一步计算滚动相关系数。从动态趋势看,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相关关系波动较大,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协同性。1984—1994年,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同性不稳定,波动较大,中国与发达国家经济周期的协同性要大于其与世界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周期协同性。1994—2004年,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同性保持较大稳定性,呈现较高的正向关系;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的协调性大于与世界及发达国家经济周期的协同性。2004年至今,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又呈现一定波动性,但是整体呈现正向关系,同时与世界、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的协同性程度趋于一致,见图1。
图1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滚动相关系数趋势
由图1可见,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同性存在较大的时变性,同时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协同性差异趋于缩小;1995年以来,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总体呈现较高的正向关系。
2.mink指标法结果分析
本文运用mink指标非参数法进一步分析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同性问题。根据式(2)计算并经过滤波后得到趋势项。从图2可以看到,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呈现了较大的变化。
第一,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周期协同性的波动性最大,最大值达到了074,最小值达到了-052。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呈现了明显的三个阶段变化:第一阶段为1980—1988年,这一时期两者经济周期协同性出现了显着的下滑态势;第二阶段为1988—2002年,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周期协同性处于一个较快的上升周期;第三阶段为2003年至今,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的协同性呈现下滑态势,但依然呈现正相关关系。
图2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趋势
第二,中国与发达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呈现上升态势,也呈现三个明显的阶段:第一阶段为1980—1990年,这一时期
两者经济周期协同性表现为下降态势;第二阶段为1990—2004年,这一时期中国与发达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较为稳定,基本保持在01左右;第三阶段是自2005年以来,中国与发达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呈显着上升的趋势,并已经超过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程度。
世界经济态势篇3
关键词：全球经济；现状；走势
引言：
目前，全球经济已经逐渐恢复，但是存在的威胁还是不容忽视的。国际市场上，大宗商品的价格仍不稳定，但应该不会出现大幅上涨的情况。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仍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则相对宽松。在内忧外患的国际形势下，我国面临的国际贸易摩擦不断增大，外需也严重紧缺，通货膨胀的压力不断增大，经济形势令人担忧。
一、世界经济呈现出复苏的态势，但是仍将长期处于低速增长的态势
截至2012年下半年，世界经济形势再度呈现缓慢增长的态势，美国经济复苏的后劲严重不足，日本经济出现停滞现象，欧元区经济严重受制于世界形势，连续出现负增长，世界主要新兴经济体的经济都放慢了增长的步伐。2010年世界经济在政策的支持和刺激下快速回升，但是自2012下半年以来，经济增速放缓，但是相较于以前，投资和私人消费在经济中的推动力不断增强，这些都表明经济增长对政策的依赖作用减弱，经济复苏的根基较为稳固。
目前，美国经济增长态势喜人，房地产市场打破市场泡沫，呈现回升态势，就业率增加，失业率不断下降，国内就业形势趋于乐观，美联储实施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经济不断朝着好的态势发展。日本经济复苏仍面临多方面的压力，但是由于国内实施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经济政策，扩大政府的公共投资，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政府加大宏观调控的力度，日元适度贬值，增加了经济增长的砝码。欧元区经济复苏仍存在相当难度，目前欧元区的债务危机逐渐缓解，金融市场对经济复苏的信心加强，但是欧元区的经济发展状况仍不稳定，失业率逐渐增加，负资产状况严重，经济发展瓶颈难以突破。新兴经济增长体受国际市场的影响较大，外贸出口严重不足、国内市场疲软，这些都制约了经济的发展，但是主要国家已经加紧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改变了经济发展方向，采取积极政策扩大内需，希望借此改变经济增长颓势，促进经济快速增长。[1]
纵观全球，世界经济形势仍然相当严峻，经济增长的不稳定因素较多，下行风险仍不容忽视。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世界经济将在2012年的基础上小幅增长，发达国家的增长幅度约为1.4%，而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经济增幅将达5.5%。
二、世界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但是不稳定因素仍然存在
年初以来，在世界经济出现回暖的背景下，全球金融形势明显好转。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连创历史新高，日经指数刷新4年半高位纪录，欧洲股市亦温和上涨，投资者风险偏好明显上升。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小幅上涨，西班牙、意大利10年期国债收益率较去年7月份高点大幅下跌，与德国国债收益率之差分别缩小2.9和2.2个百分点。虽然近期塞浦路斯爆发银行业危机，但欧洲金融市场抗冲击能力明显增强，金融形势有望继续保持稳定。国际汇市总体平稳，虽然近期日元贬值和美元汇率趋于走强，但主要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兑美元汇率有升有贬，印度卢比、巴西雷亚尔和墨西哥比索分别升值0.8%、3%和4%，韩元和俄罗斯卢布则贬值5%和1%。
同时，应当看到，世界经济复苏基础仍不稳固，金融市场缺乏实体经济的有力支撑。美国财政悬崖问题仍未得到完全解决，欧元区重债国银行资产负债表持续恶化，意大利、西班牙等国仍存在债务违约风险，塞浦路斯危机的后续影响有待观察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投资者信心和金融市场稳定，全球金融市场再度出现动荡的可能性仍然较大。
三、大宗商品价格仍将高位震荡，但大幅上涨的可能性不大
供求关系仍是影响大宗商品价格的基本因素。一方面，在世界经济总体趋向复苏的背景下，国际市场原油、铜、农产品等大宗商品供求关系总体上仍将处于紧平衡状态，大宗商品价格将处于高位；另一方面，美国页岩气革命导致其原油进口需求增速明显下降，新兴经济体调整产业结构和推动经济转型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对铁矿石、铜、铝等矿产资源的需求。但总体看，今年原油等能矿产品价格大幅度上升的可能性不大，个别产品价格甚至可能出现小幅回落。世界银行预测，在不考虑地缘政治冲突、严重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的情况下，2013年原油价格指数将下降2.6%，金属类产品价格指数上升1.3%，农产品价格指数则下降0.1%。由于大宗商品价格金融属性不断增强，全球金融市场流动性、美元汇率走势以及突发事件等因素引发的市场投机趋向，将会导致大宗商品价格在短期出现大幅震荡。从目前的情况看，全球金融市场仍有可能出现波动，一方面，发达国家继续扩大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规模，主要货币汇率走势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中东、东亚等热点地区局势依然不稳，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短期出现较大波动的可能性难以排除。[2]
四、发达国家财政政策总体仍将趋紧，货币政策可望继续宽松
发达国家政府债务率仍在上升。欧盟最新统计，2012年第三季度，欧元区和欧盟27国政府债务相当于GDp的比率较上年同期分别从86.8%和81.5%升至90%和85.1%。据imF数据，2012年美国和日本政府债务总额相当于GDp的1.07倍和2.36倍。为降低公共债务负担、维持财政的可持续性，美欧仍将继续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日本虽然继续扩大财政支出以刺激短期经济增长，但在中长期仍将通过增加税收和减少社会福利开支等方式稳固财政。
在经济复苏总体乏力、财政政策难以为经济增长提供支撑的情况下，发达国家只能通过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来促进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根据目前形势判断，美联储仍将继续实施低利率政策，近期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可能性不大。欧央行在继续承诺无限量购债的同时，可能再度降息以支持经济增长。日央行也会进一步放宽货币政策，以努力摆脱通货紧缩的状况。
五、全球经济发展趋势
当前发达国家工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需求不旺和生产能力过剩，发展中国家则迫切需要获得资金和技术支持。面临这些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在寻找着适合自己的出路，因此相互间的联系会更加密切，同时为了保护贸易，也会出现相应的维护和引导的组织。[3]
1.各国对外贸的依存度不断增加
对外贸易依存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对外开放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它反映了一个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经济合作的程度。为了进一步扩大内需、加强技术交流与创新，世界各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都在不断提高。一般情况下，外向型，小国依存度大；自主型，大国依存度小。
2.区域经济一体化
出现了诸如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等一体化组织。在确保平等与合作的基础上互利互惠，在很多领域上相互合作和支援，成员国之间共同促进本区域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文化的发展。
3.跨国公司是国际贸易的主渠道
在国际贸易中，传统的竞争手段是价格竞争。而今，由于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提高、耐用消费品支出占总支出比重的增大，跨国公司通过高质量和性能的产品以及优良的售后服务将更能争取到国家市场地位。
4.国际服务贸易快速增长
世界贸易的蓬勃发展，使得一个新的行业――国际服务贸易迅速成长起来。国际服务贸易是指国际间服务的输入和输出的一种贸易方式。贸易一方向另一方提供服务并获得收入的过程称为服务出口或服务输出，购买他人服务的一方称为服务进口或服务输入。
5.电子商务应用广泛
电子商务是指利用简单、快捷、低成本的电子通信方式，买卖双方不谋面地进行的各种商业和贸易活动。电子商务减少人力、物力，降低了成本，大大提高了贸易的效率；电子商务的全球性和开放性，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多的商机。
六、对我国的影响及对策
世界经济缓慢复苏态势短期内难以改变，我国出口增长仍将受到外需不足的制约；针对我国出口产品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还将层出不穷，对相关产品的出口带来不利影响。发达国家继续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我国输入性通胀压力增大。全球流动性充裕，我国经济企稳回升可能吸引短期资本大量流入。由于世界经济复苏依然面临较大不确定性，跨境资本流向也可能出现反复，对我国跨境资本管理带来较大压力。[4]
在国际经济环境仍然复杂多变的情况下，我国既要立足扩大内需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也要努力保持出口平稳增长，继续扩大我国出口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当前，一是要继续稳定促进出口的各项政策措施，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努力改善出口企业的经营环境。二是要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和”走出去”步伐，通过深化区域合作和扩大对新兴市场国家的投资和工程承包，积极促进出口。三是要完善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三位一体应对贸易摩擦机制，维护我国企业正当权益。四是要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监管，妥善应对输入型通胀压力，继续做好控制物价上涨工作。
参考文献：
[1]刘玉成，童光荣.世界经济失衡与资本失衡：基于《资本论》的视角[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2（04）
[2]刘航，赵景峰，吴航.国际经济合作思想及其对世界经济再平衡的启示[J].经济学家.2012（06）
世界经济态势篇4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性”。(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剧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
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环境保护组织、发达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毫无疑问，在一个半世纪多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已有数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占绝对优势，并主导这一进程；社会主义形态作为只有不到一百年历史的新生事物，仍处在相对的劣势地位。必须指出，由于历史文化与政治理念的差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至今仍有一批死抱冷战思维不放的人士，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持敌视态度。冷战虽已结束十几年，但“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的战略意图并没有改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世界经济态势篇5
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国家安全的态势分析
由于历史原因，世贸组织是一个以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经济理念和文化形态为背景 的国际组织，从它的主导思想、组织运作到依据世贸组织条款所达成的各种多边贸易协 定，无不带有明显的西方色彩。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游离于Gatt/wto体系之外，再加上较 为特殊的政治经济体制、意识形态与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对世贸组织的运行机 制和法律规则不甚了解。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为实现国家利益提供更多可能性的同时， 也为维护国家安全设置了更多的障碍，从而会对我国的国家安全构成某些现实或潜在的 威胁和挑战。
(一)经济安全
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能够有效地消除和化解潜在风险，确保 国家经济主权不被分割，从而实现国家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纵深 发展的时代条件下，经济安全已经取代军事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重心。如果一个国家独 立自主处理本国经济事务和保证经济不受外界影响与冲击的能力受到削弱，进而引起经 济主权受损和弱化时，该国的经济安全就受到了威胁。虽然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 获得了迅猛发展，但由于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中占有的份额较 少，在国际分工中处于弱势地位，因此，我国的经济安全在入世后容易受到威胁。
第一，产业安全面临着激烈的国际竞争。产业安全是在产业结构分析的基础上，从国 家安全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经济安全所处的状况。加入世贸组织虽然会给很多行业带来 新的发展机遇，但还是有相当多的产业特别是传统产业和企业将会受到巨大冲击。首先 ，在世贸体系中，我国仍然属于国际分工体系的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总体上处于 比较低的层次，与发达成员国形成垂直分工，经济发展容易受到其它成员国的不良影响 ；其次，由于我国长期以来一直游离于Gatt/wto之外，没有机会参与Gatt/wto机制法律 法规的制定，因此，世贸组织的法律法规没有反映出我国国家利益的要求；再次，我国 目前的大多数企业规模小、资金缺乏、科技水平和管理水平较低，与在世贸体系中发展 成熟起来的国外公司企业竞争，其艰难程度可以想象。同时，一些敏感行业，如通讯、 航天、互联网络和金融等领域的对外开放，还有可能会对我国的军事和政治安全产生直 接的不利影响。
第二，国内市场面临着巨大挑战。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外公司企业对我国市场的 渗透会进一步加强。这些公司涌入我国国内市场，对我国的社会变化和经济发展有着双 重的作用：一方面会给我国带来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刺激我国的经济发展， 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另一方面，由于拥有长期积累的竞争优势，它们的产品已经在我 国国内市场上占据着有利的地位。另外，长期以来，外国投资企业在华享受的“超国民 待遇”对我国国内某些行业的企业发展已经产生了一些不利的影响。
第三，金融安全受到潜在威胁。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金融市场是国家经济体 系的动脉，一旦金融机构出现危机，便很容易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引起连锁反应，导致经 济秩序的混乱，甚至引发严重的政治危机。尽管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在金融领域的开放 享有5年的过渡调整期，但由于我国金融行业整体固有的脆弱性，以及国际金融领域斗 争的复杂性等因素，使得维护和确保金融安全成为我国在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很长一个时 期内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
第四，经济运行机制会受到影响。世贸组织作为一个国际性的经济组织，它的首要目 标是为成员国提供一种国际经济交往的游戏规则。在这种游戏规则的制定与完善过程中 ，势必要涉及到众多成员国之间经济权益的重新分配与整合。因此，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就意味着参与了本国经济权益在世界范围内的重新整合和资源的再分配过程。这对于仍 处于转型时期的我国经济来讲，如何应对世界经济的强势冲击，能否建立一个既公正又 富有效率的经济运行机制，事关我国的发展道路及发展模式能否成功等国家安全的大局 。
(二)意识形态安全
意识形态表现为一种建立在明确的世界观之上，对国家的发展道路及政治经济制度进 行自我规定和自我辩护的信念与理想体系。由于意识形态对维护国家政治稳定、保障国 家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灵魂。冷战后，世界上绝大 多数国家呼吁在国际交往中淡化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依然 顽固地坚持冷战思维，对社会主义国家继续加大意识形态的冲击力度，企图实现资本主 义意识形态的一统天下。
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西方国家对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在国际社会扩大影响存 有戒心，因此，对我国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申请求全责备，设置了重重障碍，以迫使我 国在政治上作出较大的让步，其真实目的是把我国纳入由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 中。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西方国家寄希望于通过世贸组织对我国的意识形态 进行渗透与演变。西方国家借助于世贸组织体系，在利用其巨大的经济、科技优势与我 们展开竞争的同时，在政治上也积极向我国渗透西方的民主价值观，以达到最终演变我 国的战略目标。
同时，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必然会有很多棘手的社会 矛盾与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有可能进一步激化，使其成为西方 国家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侵蚀的温床，社会中的一部分人更容易接受西方的发展模式和 价值观念。这将极大地威胁到我国意识形态对我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中的整合。
(三)文化安全
文化安全是指保护本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免遭渗透和侵犯。虽然文化的表现形 式千差万别，但是文化本身所承载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归属感却是唯一的。历史的实践 证明，文化的渗透往往是与经济力量的扩展相伴而行的。伴随着我国的入世，众多西方 的文化形态将以产业化的形式纷纷涌入。发达国家向我国输出资本和技术的同时，也会 输出发达国家所谓的精英文化。这种文化模式的影响在其占有明显优势的经济攻势的掩 护下，往往会产生更加明显的效果。国际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使世界变得更紧密相连，为 西方国家传播其文化模式创造了便利条件。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新闻、广电部门将陆 续开放电视、出版、电讯等行业，外资也将进入我国的网络领域。西方国家将会利用我 国社会转型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机，不断加大文化渗透的力度，而且，西方对我国的文化 渗透力度、范围和方式还会随着我国国际活动空间的扩大和国际经济贸易联系的增多而 更加复杂化和尖锐化。
(四)信息安全
信息时代的到来使得国家安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信息产业已经成为入世后国外 公司企业竞相投资的热门产业，这无疑将会促进我国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但是，值得 注意的是，信息产业的蓬勃发展也会带来一系列的信息安全问题。
第一，我国规范信息市场的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健全，信息管理的手段和方法滞后，由 此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可能在某些事关国家重大安全利益的政治、经济、军事等领 域出现一定程度的信息失控。
第二，我国国家信息安全的指数不高。近期公布的《国家信息安全报告》显示，我国 的信息安全指数仅处于“相对安全和轻度不安全之间”。信息与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 国家的边界变得异常脆弱，某些方面甚至形同虚设，这对于我国的整体国家安全的维护 埋伏着巨大的隐患。
第三，我国在信息技术的软硬件方面均受制于人，这无疑会增加我们确保国家信息安 全的难度。网络系统的关键技术都掌握在外国生产商手中，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使我 国网络安全存在很大的漏洞。
(五)科技与人才安全
一个国家的科技安全态势体现着国家能否用科技手段有效地维护本国的国家安全，其 国家的整体利益能否免于受制于国外科技优势的威胁，能否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得以提 高本国的综合竞争力。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的科技安全将面临着严重的威胁。其一， 我国的整体技术实力同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不小的差距。这些差距必然使我国技术领域 显现出更多的易受攻击性。其二，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难以发挥对技术成果的保护作用 。世贸组织中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协议将进一步加强跨国公司在技术供应方面的 垄断地位。而这种技术独占权将会自然地转化为市场垄断权，从而在技术转移方面对我 国产生更大的限制，我国企业获取高新技术的成本会更高。尽快健全我国的知识产权保 障机制，在竞争异常激烈的世贸组织体系中使我国的技术成果得以有效的保护已是当务 之急。
当前，知识传播和流动的世界性特征越来越明显。为了在激烈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中取 得优势，人才尤其是高科技人才正在成为世界各国首要争夺目标。一国拥有科技人才的 数量和质量，已成为当前国际竞争中国家安全的一项重要指标。人才天然具有流动性， 所以人才安全也就具有相对性与不稳定性。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势必要面临着一场长 期的人才竞争大战。这场大战有两种表现方式：一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主要表现为西 方发达国家利用固有优势从我国掠夺人才，从而导致我国的人才流失越来越严重，而且 流失的势头还有增无减；二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表现为登陆我国的外国公司企业 就地吸纳我国内人才，成为外国公司企业的雇员。从长期看，外国公司企业对我国的人 才资源会更加趋之若鹜，使我国的人才安全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
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国家安全对策的宏观分析
通过全面融入全球化来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利益，全面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推进与 加速我国的现代化进程，这才是真正维护国家安全必须做出的历史抉择。
首先，加强和深化世界贸易组织体系对我国国家安全影响的研究，建立起一套国家安 全风险的应对机制。世贸组织及其前身关贸总协定有着较长的历史，且拥有140多个成 员国，其运行规则与法律法规相当复杂，因此，广泛吸纳社会各界人士对我国入世后的 国家安全及其风险进行研究，对世贸组织的运作体系及其行为规则进行深入而细致的分 析与探讨。同时，认真评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我国整体国家安全的各个方面可能带来 的影响，并就国家安全风险的防范提出具有较强操作性的建议，建立一套快速、灵活的 应对机制。
其次，尽快完善我国的市场运行机制，确保我国的经济安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直 接受到冲击的是我国的经济安全，经济安全又是维系国家安全的根本之所在。从加入世 贸组织这个角度来看，一个国家经济安全的主要问题就是视其市场运行机制是否完善与 健全。世界贸易组织是建立在高效和规范的市场机制基础之上的合作机制，世贸组织框 架下的经济竞争归根结底是市场机制效率之间的竞争。因此，要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 况，结合对世贸组织体系的科学认识，尽快建立健全符合世贸组织法律法规要求的市场 运行机制，努力促进我国的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进一步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从根本 上抵御和化解威胁国家经济安全的风险。
最后，全面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从根本上增强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 世界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变化了的世界呼唤一种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安全观。国家间 的竞争已转为综合国力的较量，国家安全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安全，而应是包括政治和社 会稳定、经济安全、网络信息安全、文化意识形态安全、科技人才安全以及能源环境等 在内的综合安全。因此，只有全面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才能从根本上增强维护我国国 家安全的能力。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国家的安全，归根结底要靠增强我们的综 合国力。”加入世贸组织后，我们要在加强防范国外各种势力有可能危害我们国家安全 的同时，要加快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尽快优化产业结构，提升科技产业竞争能力 ，从而加快提高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步伐。这样，我国的国家安全才能建立在 坚实的基础之上。
【参考文献】
[1]王勇：《论我国的新安全观》，《国际政治》1999年第1期。
[2]楚树龙：《冷战后我国安全战略思想的发展》，《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9期 。
[3]蔡拓：《全球问题与安全观的变革》，《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9期。
[4]程德良：《信息技术进步与国家安全》，《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1期。
[5]陈乔之，魏光明：《“入世”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影响》，《当代亚太》2001年第3 期。
[6]夏宝成：《国家安全论》，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
世界经济态势篇6
[关键词]世界经济；信息化；全球化；区域化；多极化；中国经济
[中图分类号]F113.4/1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08)03-0049-05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21世纪初期的世界经济所呈现的多重发展趋势，不仅构成当代世界经济的总的图景，而且深刻影响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背景和前景。准确把握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和国际市场变化的走势，对于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世界经济信息化条件下的中国经济
20世纪后期以来，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推动信息技术、信息产业和信息网络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挥日益突出的作用，并且逐渐主导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过程。信息化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
首先，信息技术的发展成为科技革命的先导。以计算机的运算速度为例，1946年2月，诞生于美国的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其运算速度只有每秒5000次；到2007年。美国iBm公司发明的超级电子计算机――“蓝色基因，L”，其运算速度已经达到每秒280.6万亿次。而发达国家还在研制每秒上千万亿次甚至上万万亿次的电子一光子计算机。
其次，信息产业的发展成为经济进步的动力。近年来，世界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为3％左右，而信息技术及其相关产业的增长速度是经济增长速度的2-3倍。对于整个经济而言，信息产业的发展，既加重了自身的分量，同时也优化了产业结构。
最后，信息网络的发展成为经济活动的载体。1982年，互联网开始出现。到1999年底，全球互联网用户已经达到2.6亿户。到2007年底，全球互联网用户更是达到11.7亿户，即世界人口近1/5已经融入互联网。目前，以信息网络为依托、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网络经济、信息经济等“新经济”的发展，正在不断提高整个经济的素质。
应对信息时代的挑战和机遇，各国基于本国国情，适应世界潮流，积极推进社会生活信息化进程，以便在新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在这方面，发达国家先行一步。西欧小国爱尔兰仅有几百万人口。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该国推行信息化及新经济发展战略，其人均收入很快上升到2006年的3.5万美元，30年间增长了30多倍。
然而，世界经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特别是在信息时代，“技术差距”、“数字鸿沟”愈益成为南北“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贫富分化继续加剧的基础和突出表现。联合国秘书处公布的资料显示，富国和穷国的互联网用户数量比起国民收入数量，相差还要悬殊。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其人口仅占全球总人口的1/5，却拥有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86％和互联网用户数量的93％；人均收入最低的国家。其人口也占全球总人口的1/5。却只拥有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1％和互联网用户数量的0.2％。
发展中国家只有努力发展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及其相关产业，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才能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目前，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等具有一定的工业基础和科技实力的发展中大国和韩国、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化国家，都在规划本国未来的信息化发展，力争尽早建成世界信息技术大国。
最近10多年来，中国的信息化技术和信息化产业的发展相当迅速。互联网是在1994年进人中国的。到2000年底，中国互联网用户就达到2250万。到2007年底，这个数字超过2亿。
更重要的是，中国信息化发展的路径愈加明确。本世纪初，中国把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信息化发展放在优先位置，力求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十六大报告提出。“优先发展信息产业，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广泛应用信息技术”。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就要“大力发展集成电路、软件等核心产业”，普及和应用信息技术。十七大报告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提出“全面认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特别是“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这意味着，在今后5年、甚至更长一个时期，我国加快信息产业发展的同时，还必须着力加强信息化与工业化相结合、信息技术应用与传统产业改造相结合。
世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中国经济
经济全球化，是指这样一种状况和进程：经济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全面自由大量结合式的流动与配置，使各国经济越来越开放和相互依存，使各国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变动越来越紧密和相互制约。
经济全球化的第一个基本内涵是经济资源跨国流动。其特点，一是经济资源在全球范围的流动愈益自由，即弱化国家界限，实行贸易投资自由化；二是经济资源在全球范围的流动愈益全面，即包括商品、劳务、资本、技术等各种资源在内；三是经济资源在全球范围的流动愈益大量。即流动速度加快，借以流动的国际市场容量增大。四是经济资源在全球范围的流动愈益结合，即各国经济更加紧密地联结成一体，而非各自互不相干的发展。
经济全球化的第二个基本内涵是各国经济相互影响。随着世界贸易增长超过世界经济增长，世界经济的贸易依存度迅速上升：全球的货物与服务的出口占全球总产出的比重，1950年为5％，1990年为18％，2007年达30％。美国、日本等经济大国的货物与服务的出口占全球总产出的比重也突破了20％。一方面，一国国内经济的发展受制于外部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一国国内经济的发展也制约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
经济全球化的客观基础是国际分工。国际分工既反映国际范围内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也反映国际范围内的生产关系状况。国际分工的二重性决定着经济全球化的二重性。
在历史上，正是由于科技革命、产业革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分工才超出民族国家的界限。形成国际分工，‘并且通过世界市场把各个民族国家的经济联结起来，促成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国际化(那时还不叫“全球化”)发展。各国经济因而越来越具有世界性。
在当代，也是由于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的新科技革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国际分工的广度、深度才得到新的突破。在此基础上，各国经济的联系、交融愈益广泛和深入，经济国际化因而表现为强
势发展的经济全球化。20世纪90年代初，联合国时任秘书长加利宣布，“世界进入了全球化时代”。
可见，国际分工、从而经济全球化。代表了人类走向文明和进步的社会历史潮流；国际分工、从而经济全球化，作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历史进程。并非人为造成的。参与国际分工和经济全球化。对于世界各国来说，都是必然的和必须的。
国际分工所体现的生产关系国际化的性质，取决于参与国际分工的各国(主要是占据支配地位的国家)生产关系的性质。且不说最初的国际分工是资本主义的国际分工。就是在当代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是国际分工体系中占据支配地位的参加者。尽管这些国家仅占全世界国家总数的一成，这些国家的人口仅占全世界人口总数的近两成，但体现经济实力的主要指标――国内生产总值、进出口贸易额、对外投资额、国际信贷额，以及国际技术专利申请额等，均占世界相应总额的七成、八成、甚至九成。因此，当代国际分工体系的性质，主要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决定。国际分工、从而经济全球化，也就具有不平等的性质。
经济全球化可以使世界经济获得总体发展，并且给所有国家提供发展机会：也可以使一些发展中国家抓住机遇、发挥“后发优势”。迅速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但是，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经济全球化并非是通向各国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它不仅不会改变世界经济的南北两极分化，甚至会导致发展中国家继续走向更大的落后：或者被卷入全球化进程之内，失去经济自主性，得益不多，受害不小；或者被排除全球化进程之外。成为世界经济的边缘化国家。
其实，上述危险正在变为现实。早在20世纪90年代，当经济全球化进程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在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下。在不平等的国际生产关系的支配下。南北贫富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持续拉大。随着不平衡的全球化继续发展。世界经济还将继续分化。可以预见，未来一个时期，世界上将只有20多个富国和20来个不断缩小同富国之间差距的新兴国家。而其余的大多数国家依然是穷国，其中最穷的50个国家会更加落后。
面对全球化和两极分化的挑战。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唯一战略选择。其一。切实拓展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扩大开放、充分参与国际分工和全球化进程，才能更广泛、更深刻地融入世界经济。更好地运用比较优势和禀赋资源，更快地提高劳动生产率，更多地实现价值、积累财富，有效地发展本国经济。其二，正确处理国际经济合作与国家经济利益、经济安全的关系。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在扩大开放、实行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同时。必须采取适合本国实际情况、又符合国际经济规则和惯例的保护手段，以保护本国的产业、市场和国家经济利益。特别是注意运用当前各国普遍通行的“技术壁垒”做法(技术性贸易保护措施)和反倾销、反补贴措施。
世界经济区域化条件下的中国经济
21世纪之初的国际经济一体化表现为两大趋势――发生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一体化，就是经济全球化趋势；发生在区域范围内的经济一体化，就是经济区域化趋势。相应于这样的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各国要在不同层次上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关系。
第一个层次是积极参与全球化――发展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全球多边经济关系。
积极参与全球范围内的资源流动，在广阔的国际空间中合理地配置资源。有效地运用比较优势，有利于本国经济的发展。与此相应，全球性的经济组织和经济协调机制，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逐步发展和完善起来。
我国的对外经济关系首先是根据本国经济发展需求和经济全球化要求。全面发展同各类国家、各个地区的经济关系。事实上，我国的对外经济活动，已经波及世界的各个地方。并且还要继续扩大、不断完善。而加入全球性经济组织，是参与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开展国家对外经济活动必须具备的国际体制保障。目前，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们在全球性经济框架之下，积极发展本国与他国的多边经济关系。
第二个层次是积极参与区域化――发展自由贸易区框架下的区域多边经济关系。
区域化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同根共生的并存发展趋势。全球化比区域化的范围更广，区域化比全球化的一体化程度更高。经济一体化的规律在于，它的范围与内部差异成正比，与整体程度成反比。全球化由于其范围广泛，参与者众多，差异巨大，利益协调比较困难，一体化程度就不易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地缘经济关系密切。相对经济差异较小，从而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区域一体化及其相应的区域合作组织、区域合作机制。便蓬勃发展起来。
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同时必须足够重视区域一体化。因为。我国的对外经济关系既是全球多边的，也应该是有区域重点的。我国参与经济区域化，既要继续参与现有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这种地区经济论坛性质的组织框架，也要构建新的、范围更小而一体化程度更高的、有实质性内部优惠安排的区域多边组织框架，特别是自由贸易区这种合作机制。2001年11月，几乎是在加入wto的同时，我国提出要在10年之内建立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而我国签署协议的自由贸易区已有5个。正在谈判的自由贸易区还有7个。可以预期。发展各种类型的自由贸易区，必将进一步推动我国的对外开放和建立起更加紧密的对外经济合作关系。
世界经济多极化条件下的中国经济
世界经济全球化不排斥、甚至加强多极化。
全球化增强大国的利益倾向，为多极化注入新的动因。由大国主导的国际分工、生产国际化、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国际利益关系，不是“零和”关系。全球化促进世界经济的增长。在这一过程中。既有全球共同利益，更有各自国家利益。由于相互利益寓于共同利益之中，所以全球共同利益最终要分解到、归属为、化解成各个国家利益。经济全球化不仅不排斥各国的国家利益，反而加剧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利益分野和大国之间的利益争夺。近年来发生的国家之间的“贸易战”，具体体现了国家利益的矛盾与斗争。在利益分配、利益争夺之中，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大国，不仅能够更多地分享到经济全球化制造的好处，而且会主动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全球化加剧大国的实力消长，为多极化提供新的条件。大国之间的动态经济发展速度，从来都是不平衡的。由大国需求所支配的经济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同时孕育着、放大着各国经济发展的机会和风险。各国之间原本就存在的不平衡将进一步加剧。一国的经济发展，或者更容易受到国外不利因素和不测事件的冲击，造成该国经济实力的急剧下滑：或者更合理地配置本国资源、更方便地运用国际资源。推动该国经济实力的迅速增长。现有大国之间
的经济实力对比，不断变化；已有经济实力基础的准大国乘势而上。跃升为新的大国。
总体上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多极化世界的经济格局表现为美、欧、日三极并存，同时还有新的经济力量中心正在崛起。
(一)美欧日经济三极的发展与变化
在上个世纪最后一个10年里，当今世界经济三极出现的一大变化就是。美国与日本发生了动态增长速度的位置互换。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之前，日本经济增长最快，经济实力呈上升态势；欧洲经济增长居中；美国经济增长最慢，经济实力呈相对衰落态势。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期间，美国经济增长速度变成最快，日本经济增长速度却变成最慢。在这10年里，就年均GDp增长率而言，美国为3.5％，欧盟为2.2％，日本仅为1.3％。
美国经济为期10年的动态增速优势，使其到1999年前后，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上升了4个多百分点。然而，自2000年第三季度开始，美国经济的增幅陡然下滑。2001年第一、二季度的增长率分别只有1.3％和0.3％。第三季度遇到9・11事件的冲击，更是给增长乏力的经济雪上加霜，出现了1.3％的负增长。从2002年初开始。美国经济从衰退走向复苏，经济增长率从2001年的0.3％到2002年的2.4％，再到2003年的3.1％、2004年的4.4％，之后由高点下降为2005年的3.5％、2006年的3.4％和2007年的2.2％。与实体经济相应，美国虚拟经济――如纳斯达克股指在同期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当然，美国经济中的高财政赤字、高外贸赤字、低储蓄率，特别是次贷危机，也是不能忽视的大问题。预计美国经济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年均增长率，比上个世纪90年代的年均增长率，呈增幅回落的态势。
欧盟经济年均2.2％的增长率持续了10年。然而，在2001年，欧盟经济也同美国经济、日本经济一样陷入不振。2002年、2003年，欧盟经济只有1％的低增长。2004年、2005年，欧盟经济有所恢复，但欧元区经济的增长率仍未达到2％。2006年、2007年。欧元区经济发展大大加快，增长率分别达到2.8％、2.7％。预计欧盟经济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年均增长率与过去lo年的年均增长率相比，大致持平。
日本经济的不振状态持续到上个世纪90年代的最后一年。受到美国9・11事件和美国经济疲软、衰退的影响，2001年，日本经济陷入10年来的第4次衰退。2002年下半年，日本经济开始走出谷底，全年经济增长率达到1.6％。2003年、2004年和2005年。年均增长分别回升到到2％、2％和2.4％；2006年、2007年。年均增长率又分别回落到2.2％和2％。日本经济出现这种情况，除了经济周期的原因和经济的影响，也有严重的内在结构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则需要花费较长时间。所以，日本经济在2l世纪第一个10年里，只会是中低速增长。显然，日本经济的增长速度稍慢，但后一个10年比起前一个10年，年均增长率则呈上升的态势。
(二)正在崛起的其他经济力量中心
随着世界经济多极化的发展。除了现有的美欧日经济三极之外。目前还有实力规模较大和发展势头强劲的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如果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中继续抓住机会、有所作为，这几个国家也可能不用多久的时间，就会分别在多极世界的经济格局中占据一席之地。
毋庸置疑，现时的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尚不具备分别作为多极世界中的一极经济大国的条件。因为如此，至少需要具备两个方面的条件：一是要有巨大的国民经济总量。即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5％以上。二是要有密切的国际经济联系，即对外贸易总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5％以上，本国货币是国际储备货币，并且占世界外汇储备总额的5％以上。这“三个5％”，是世界经济大国的经验数字。而现时的美国、欧盟、日本同时具备了上述两个方面的条件。可谓当今世界经济中当之无愧的三极。其他国家则还不具备上述两个方面的条件。
(三)中国在多极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
到上个世纪的最后一年――200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和外贸进出口总额各约占世界相应经济指标的3％，而人民币还不是国际储备货币。可见，在迈进新世纪门槛之时。我国还不具备作为多极世界中的一极经济大国所必需的“三个5％”的条件。
然而，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大发展，我国的生产、贸易、金融的实际水平，正在使我国愈益接近成为多极世界中的一极经济大国所必须具备的“三个5％”的衡量标准。
从生产发展看，2001―2007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率逾10％。2007年，我国的GDp总量达到24万多亿人民币元，按照当年年末的汇率折算，约为3.4万亿美元，占世界生产总值的逾6％。可以预见，再经过十几年不低于年均增长率7％的发展，到2020年，我国的GDp总量将达到6.5万亿美元左右(人均4500～5000美元)。这样，从国内来说，将实现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目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从国际来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占世界生产总值的近10％。
从外贸发展看，2001―2007年，我国外贸年均增长率为24％。2004年，我国的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11548亿美元，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首次占到世界贸易总额的5％以上；2007年，我国的外贸进出口总额进一步达到21738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额逾8％。可以预见，再经过十几年年均增长率10％的发展。到2020年，我国的外贸进出口总额将达到近6万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额逾10％。
世界经济态势篇7
关键词：新常态;创新驱动;转型调整
中图分类号：F7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5）06-0040-008
中国经济在2014年实现7.4%的GDp增速并在近五年来呈现下行趋势，已进入“新常态”，在未来较长时期内，中高速将取代此前的高速增长。要素驱动及投资驱动是此前经济增长的主要模式，但由于消费局限性及经济环境新特点，中国经济面临内需不足、投资趋于饱和、出口增长难以为继的巨大压力，同时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需要逐步转变形成。自九五计划我国明确提出调整产业结构，但回顾20年的转型调整，对于调整方向的明确性及调整的有效性却仍然不尽如人意，同时经济发展模式在“新常态”阶段也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新常态下，我国面临经济转型调整之痛，但发达国家如德国提出了工业4.0、美国提出再工业化战略，力图通过建立相应标准从而确立在世界上的经济核心地位，以此构建有利于自身的贸易规则、继续主导国际经济秩序。在此情形下，我国应如何面对国际经济竞争新格局？既摆脱粗放式发展的增长限制，又能通过转型发展在新的世界经济格局中寻求一席之地，从而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现代化强国梦？
一、增长极限论
罗马俱乐部梅多斯[1]（1972年）提出“增长极限论”迄今已40余年，认为人类社会面临人口增长、粮食供应、资本投资、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五大因素限制，经济应最终趋于“零增长”，以避免经济崩溃。近年来世界经济举步维艰，似乎也印证了该论断。
1972年世界人口约为38.49亿，其后基本按年平均约8000万数量增长，至2014年底约为72.82亿。人口数量激增首先带来的问题便是资源短缺，包括人均耕地的减少、粮食供应短缺、水资源匮乏等，同时也引起老龄化、劳动力短缺、健康医保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资本追逐增值的本质使得资金的跨国流动从未像这个时代如此频繁、大规模跨越众多国度，由此造成的金融风险及动荡，如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2009年欧债危机等，给各国经济带来的影响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使世界经济蒙上了难以挥去的阴影。
在经济增长中，要素投入的扩大虽然创造了规模效应，促进了经济增长，但由此带来的环境问题也给世界各国带来了严峻挑战，诸如碳排放、低碳经济、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等也屡屡成为世界各大经济论坛、各国政要晤面所商讨的关键主题，为各国日益所重视。而诸如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开采与衰竭也将会成为经济增长中各国所面临的不争的事实，因而阻碍经济的健康发展。[2]
遍观近年来世界各国经济，欧美日发达国家长期经济增长乏力，近几年受金融动荡或债务危机影响，国内经济呈现增长率低、就业率低、通货紧缩的特征。我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风暴中虽独善其身，但付出的代价是一味通过资源消耗扩大规模，从而造成部分行业严重产能过剩，并且放弃和错失了产业调整及升级的空间和时间。[3]在外部市场需求不足、内部市场消费缺乏新亮点情形下，中国经济也面临增长拐点，直接体现便是GDp增速的下降。
二、中国经济“新常态”
美国次贷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欧洲国家首当其冲，席卷希腊、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意大利等国家的财政危机也印证了这种后续效应。尽管德国作为欧元区主力，依靠厚实的工业底蕴，依然维系着欧盟的统筹发展，但中短期内也无法改变低通胀给整个欧盟带来的经济增长压力。中国经济在2008年制定了4万亿的刺激计划，尽管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投资方向及落位的偏差，但很大程度上也避免了中国经济在当时的不利形势下陷入泥潭，此点从2007―2009年我国的GDp增速中可见一斑，分别为11.4%、9%和8.7%（见图1），依然维持了较快的增速，但至2014年止整体处于日渐下降趋势。
基于我国国情，GDp需要保持在7.2%左右的增速才能满足当前居民收入、消费的需求及缓解就业的压力。尤其是改革开放37年以来，中国经济作为新兴经济体国家的代表，改变了发达国家一统天下的局面，已成为世界经济中不可忽视的一极，我国经济的增长及发展态势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
（一）经济“新常态”的提出及内涵
2014年11月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中国领导人结合中国经济当前阶段的特征及发展机遇，正式提出中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基于经济可持续发展，需要认清“新常态”的内涵及经济形势特点，从而对此进行把握、适应、引领。溯源“新常态”一词，最早源于2004年美国人罗杰・麦克纳米[4]在《thenewnormal：Greatopportunitiesinatime》一书中提出“newnormal”的概念，认为经济面临太多的不确定性因而难以再塑辉煌。2009年金融危机时，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的两位首席投资官使用该词表明金融危机导致的世界经济恢复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其后逐步见诸西方主流媒体以诠释环境变化带来新的影响。
基于国情的不同，分析我国经济“新常态”，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理解：
1.较长时期内具有共性的经济常规状态
“常态”意味着在未来一段较长时期内，中国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将会持续存在。改革开放及中国入世为我国带来了重大的发展机遇，世界市场给予中国经济广阔的发展空间，但在现阶段，其作用都随着边际递减效应达到一个低临界值，阶段性的改革红利、自然性的人口红利、突飞性的市场红利对我国经济的促进作用都已经大大降低，这也决定了过去三十几年，依靠要素不断的投入、经济规模效应、低成本扩张等一定程度上的“野蛮式”增长在现阶段已经不可持续。在世界经济普遍面临发展动力不足、消费浪潮缺失、重大技术革命未现的情形下，环境污染、资源受限的问题便更加凸显，从而对各国经济增长与发展造成重大制约。
对于我国而言，在“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引领下，经济飞速迈进，新中国成立至1977年我国共计实现GDp总量约4.72万亿元，而改革开放至2014年共计实现GDp总量约517.2万亿元，扣除通货膨胀因素，经济增长的速度及规模是相当可观的。改革开放和融入世界经济是其中最主要的关键因素，但随着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下降，依靠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已不能适应现阶段的经济增长要求，同时受制于资源限制、技术限制、市场限制等因素，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必然难以为继，必须转变到新的集约式发展模式，改变要素及投资驱动为创新驱动。与此同时，创新驱动模式将是一个漫长而又艰苦的过程，所以，未来中国经济将面临一段较长时期内的经济发展常规状态，并呈现出一些普遍的共同特征。
2.经济面临新困难、迎来新机遇、亟须新战略
“新”表明经济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新状态，因此经济特点、经济面临的困难、经济发展战略都将与以往大不相同。
中国2014年人均GDp为7353美元，居世界第84位。按照中国近十几年人均GDp衡量（见图2），虽然我国经济总量很大，但与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相比，人均GDp差距极为明显，目前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的痼疾依然存在，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日益浮现。在经历了经济起飞阶段后，“新常态”意味着无论是从外部环境还是内部形势，现阶段面临的困难与障碍与以往是有所不同的。一方面，世界市场及贸易格局呈现新的特征与发展趋势，我国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以及我国与新兴经济体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也随之变化，需要制定新的竞合策略;另一方面，“新常态”带来新风险的同时，也迎来新机遇，需要新的经济发展战略，协调区域发展、产业布局、经济结构优化等，才能化解各种矛盾适应此经济状态并进而引领经济增长与发展。
（二）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征
中国经济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由于国内外形势均发生变化，这也使得“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呈现不同以往的特征。
1.经济增长速度发生转变、中高速增长将成为主旋律
20世纪80年代始中国经济迎来大众消费时代，轻工产品如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等大众消费既促进了当时的经济增长，也初步提升了中国的工业水平。90年代“空调进入寻常百姓家”，家电产品如空调、冰箱、洗衣机成为消费主流，同时通讯产品、电子产品如电话、手机、电脑等开始逐渐普及，在中国庞大的人口消费群体支撑下，更兼东南亚金融危机摧毁了东南亚各国生产体系，因而诸如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被注入到中国，结合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制造开始在21世纪初期成为重要标签。[5]
经济水平的提升为国内房地产消费、大众汽车消费形成了可能性，随着人们需求的增加，此三阶段的消费浪潮使得中国经济保持了平均近两位数以上的增长。“新常态”下，消费的基础促进作用已发挥殆尽，模仿型排浪式消费被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所代替，不仅我国，世界也面临同样缺乏消费新亮点的尴尬，因此，我国经济增长的高速不可避免受到影响。
与此同时，投资需求在房地产行业趋于饱和、西部缺乏投资吸引力及东部投资空间缩小的形势下，在“新常态”阶段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必然下降。我国目前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依然突出，“胡焕庸线”所分割的东西差距仍然明显，西部大开发战略执行15年以来未见明显成效，西部缺乏投资的土壤而东部缺乏投资的空间，并且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时我国启动的4万亿投资计划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一定程度的偏差，造成高铁投资资金使用不当以及催生房地产泡沫，由此引发了一定程度的虚拟经济盲目扩张，反之造成实体经济融资困难，地方债、影子银行、民间非法融资等问题的出现无不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降低了投资的关键作用。
中国入世后，世界市场以巨大的容量吸纳了中国产品，出口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产生了支撑作用。加入wto三年，中国出口产品总量成倍扩张。无论是欧美市场、东南亚市场，还是拉美市场、非洲市场，中国制造随处可见。但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增长、劳动报酬增加快于劳动生产率提高，我国低成本扩张优势已经大大缩小，比较优势发生变化。而世界经济普遍面临下行压力，市场制约对我国的外向经济开始呈现不良影响，由此造成贸易摩擦、反倾销、反补贴事件层出不穷，贸易保护日益加剧。更兼人民币大幅升值，可以预见，未来一段时期内，出口市场不旺将会影响到我国的外向型经济发展，进而影响到我国经济的整体发展。
由此可见，经济增速将告别以往高速发展的时代，但由于国内消费比例的加大以及我国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工业制造规模保持了相对稳定，增长代之以中高速会成为“新常态”下的首要特征。
2.产业结构亟须优化升级、居民收入亟须与经济发展同步提高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以增量的扩大化解存量的矛盾，通过投资形成规模经济效应，同时以牺牲环境作为代价，在高速发展中放弃并错失经济转型及结构优化的时间及空间，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通过大规模投资延续了以往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事实及经验均证明，依靠简单的“野蛮式”增长在资源约束及技术限制下一定是不可持续的。“新常态”面临经济下行压力，问题倒逼改革使得对于经济结构及产业布局必须进行优化调整，改变过去依靠要素不断投入的简单模式。
此外，我国幅员辽阔，但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一直突出。东部发展居于领头羊地位，部分省市人均GDp已超过1万美元，而中部地区崛起、西部地区大开发及东北老工业区振兴依然是协调区域平衡发展的关键。城乡之间的差距依然较大，新型城镇化的步伐有所放缓，这些都使得提高居民人均收入会成为“新常态”经济面临的巨大考验。
3.创新驱动成为经济增长动力
改革开放的既定方针为中国融入世界经济奠定了基础，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使中国融入世界经济成为可能，2011年中国入世则使得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经济增长重要一极。回顾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要素与投资驱动成为主要动力，形成了“潮涌”现象。[6]伴随劳动力的不断投入、吸引外资的加大、海外市场的支撑、基础设施的建设、房地产市场的兴起等，我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规模经济体，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带来产能过剩的隐患。
“新常态”下，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手段，通过创新克服资源约束及环境限制，实现可持续发展。创新理论最早源于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包括产品、市场、生产方法、供应及组织创新。[7]“新常态”下，创新驱动应包括产品创新（创造消费需求）、技术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制度创新（优化经济治理结构）、管理创新（提高组织效率）、理念创新（提高创造力），以创新驱动模式适应经济‘新常态”并进而引领经济新发展。
三、现阶段我国面临的转型调整桎梏与误区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呈现新的特征，这些特征与经济增长的桎梏是密不可分的。同时，也可以看出，近20年以来转型调整之所以不成功，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对于如何进行调整存在一定的误区。
（一）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传统“三驾马车”后继乏力
消费、投资、出口在我国经济增长中发挥了各自作用并形成合力，保障了我国三十多年以来的高速增长。在GDp总量成倍增加的历程中，各国耗时不尽相同：英国经历了53年，美国经历了47年，日本经历了34年，韩国经历了11年，唯有中国连续两个9年使GDp总量成倍增加，是历史上他国从未取得的成就。
“新常态”之前，我国模仿型排浪式的消费浪潮形成的经济总量约在45%～51%左右，随着大众消费的缺失，个性化、多样化消费难以形成大规模趋势，从而不利于快速形成大的产业规模。同时，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边际消费倾向的递减效应也将对消费总量的增加产生抑制作用，因而可以预见，依靠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是难以达成长期目标的。
我国东部地区基础设施完善、工业基础良好，而西部地区基础设施落后、工业基础薄弱，从而造成东部缺乏投资空间而西部缺乏投资土壤。尤其是1998年7月份我国出台了深化城镇住房改革制度的相关政策，房地产业开始吸纳大量的金融资本，行业快速扩张，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一度超过13%。但随着过度开发及过度膨胀，房地产泡沫开始形成，市场开始逐渐回归理性。与此同时，高铁的快速发展虽然提供了公众极大的便利性，但在此过程中的腐败现象也对行业发展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其他如钢铁、玻璃、水泥、化工、光伏产品等行业都存在产能过剩危机，因此未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必然会有所下降。
出口的形势则更为严峻，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得世界市场对中国初步开放，而2001年入世则使得世界市场对中国敞开了怀抱。国际市场风云变幻，随着人民币大幅升值、我国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下降，各种非关税壁垒及贸易争端将会困扰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8]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中国经济的增长既需要出口市场的支撑，但不能仅仅依靠单一的海外市场扩张。
（二）新的创新驱动增长模式生成尚需假以时日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重大的技术革命才能使得社会产生质变。从远古社会人类茹毛饮血到刀耕火种，火器及石器的发明让人类看到了光明;蒸汽机的发明使得人类第一次工业革命进入了机械化时代，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使得资本主义社会逐渐进入垄断阶段;其后电气时代、互联网时代到今天的智能化趋势时代，都伴随着重大的技术发明创造，可见唯有创新才是可持续发展的本源。
然而重大的发明创造都需要假以时日，尤其是长期困扰我国的“李约瑟之谜”所引发的“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之争在学术界还一直都是众说纷纭，其折射出我国创新力的不足却是不争的事实。我国出口高速增长中，加工贸易一直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虽近年来比例下降，但曾长期占据出口贸易的半壁江山。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比例一直保持在95%左右，包括来料加工、进料加工、oem生产等多种形式，其根本还是在于我国低成本优势所形成的强大的中国制造力，从而在国际分工深化过程中承接了国际产业的转移，成为国际产业”击鼓传花”的最后一道接力棒。[9]在国际市场中，中国制造虽然比比皆是，但原创性产品、知识产权性产品、国际品牌性产品都非常有限。现阶段我国是制造大国，但还不是制造强国，在人类的两次工业革命中，我们一直都是旁观者，现在仍然居于价值链的“微笑曲线”低端，以加工及装配为主的方式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竞争力比较薄弱，处于从属地位，究其原因，缺乏创新能力乃是其中的根本。[10]
（三）经济增长的质量效益处于较低水平、产业优化升级存在较大困难
值得反思的是，多年的高速增长带来的负面效应不容忽视。要素投入的边际递减效应以及资源日益枯竭，使得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及效益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时刻，所谓凡事有利必有弊，过去依靠国内外市场进行吸收和消化，一定程度上催生了粗放式、野蛮式增长。因此，转型势在必行，采取集约式增长才能使得经济发展可以持续。[11]
经济增长的中微观基础是产业和企业，我国产业以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技术密集型企业及资本密集型企业所占比例还不够，农业的现代化程度不高。第三产业比例近几年来提高迅速，2014年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但与发达国家在经济总量中超过70%以上的占比相比还远远落后（见图3）。无论是从质量、效益、可持续角度，还是从全球产业竞争力角度，调整产业结构、转型优化升级都成为必然选择。
“新常态”下面临的问题是，产业结构调整及优化升级的具体目标、方向和手段在具体实行过程中存在执行困难。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例，基于低成本的优势，虽然面临附加值过低的先天不足，但由于规模效应，承接了全球绝大部分的制造环节，同时解决了我国的大量就业问题，保持了社会稳定，从而不能仅仅以经济附加值加以衡量，还要看到其背后存在的良好社会及政治效应，因此不能简单加以否定这种产业模式，一味追求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及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9]更应该看到，在技术密集型及资本密集型领域，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存在很大的“先发优势”，如果盲目进行不合理的调整，在面临技术创新“后发劣势”的不利情形下，将会置中国经济于进退维谷的不利境地。
因此，产业结构调整及优化既存在迫切性及必然性，也应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产业结构调整应以需求为导向，加大产业压缩重组力度，加快传统产业升级，扶持战略新兴产业。[12]“新常态”下需要对我国三次产业的内在状况及世界他国的产业结构进行对比分析，从而才能克服这种决策两难的尴尬，最终依靠创新驱动，真正使得我国经济步入健康有序的良性发展轨道。
（四）金融市场化程度不高导致资本配置低效、实体经济融资举步维艰从而创造力不足
金融的最基本功能在于对资本进行有效配置，从而服务于经济增长需要。我国目前的金融市场化程度还不高，利率、汇率还无法实行市场化，由此导致金融系统出于自身的利益需要，资本更多地倾向于配置到垄断性企业或国有大中型企业，造成大部分中型企业及小微企业处于告贷无门的境地，使得整个金融市场发展无序。同时由于采取担保公司介入制度使得企业融资成本进一步扩大，并且催生了民间非法融资、影子银行等一些列问题，极大地阻碍了我国企业系统的立体化发展。小微企业既是一国企业成长之源，也是创新之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视小微企业的诉求无形中剥夺了它们在未来成长的机会。并且利率市场化程度不够，致使银行利润与成本不匹配，商业资本过多地分享了产业资本的利润，如此“杀鸡取卵”式的做法容易造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也不利于金融系统的自身发展。
此外，受金融衍生产品的影响，虚拟经济带来的投机效应被成倍放大，高倍杠杆效应带来的高利润诱惑更容易吸纳资本，2015年6月份中国股市的大起大落正是对此鲜明的写照。金融市场流动的各种理财产品对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冲击非常巨大，金融空转更进一步使得金融系统的最基本配置资源功能严重丧失，并催生严重的金融动荡及风险。从长期看，金融改革势在必行，以回归其本位，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实体经济只有获得充足的资金保障，才能加强研发，从而不断推陈出新。
四、“新常态”下创新驱动引领转型调整
经济增长是宏观经济的首要目标，“新常态”下面临的困难与以往不同，需要以创新驱动摆脱经济增长之困。
（一）科技创新：实现以工业化为核心、农业现代化为基础、服务业为重点并联发展
在世界经济普遍增长乏力的情况下，工业4.0智能化趋势将会引导下一轮工业革命，数字化、智能化、自动化将是今后工业发展方向，占据制高点的国家将会在未来世界经济格局中居于主导地位。
目前德国正在凭借厚实的工业基础及领先的技术优势，积极推行工业4.0标准。对于作为前两次工业革命旁观者的中国而言，如果不能紧跟工业4.0趋势，未来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将会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因此确立工业化为核心，积极参与到工业4.0革命，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至关重要。在确立创新驱动模式的前提下，建立一套有效的技术创新体系，依托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企业研发部门，辅以万众创新，以点带面，将会有效弥补我国历年来的创新不足。通过科技进步及国际合作，为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发展创造先决条件。
结合我国的经济发展历程及国情，”二元”经济仍然是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特征。因此，以科技创新为动力，实现以工业化为核心、农业现代化为基础、服务业为重点并联发展是今后我国需要长期坚持的发展战略。[13]
以工业化为核心的意义在于能够将工业技术运用到农业中，构建现代农业体系。社会工业化程度的深入使得农业对经济总量的贡献下降，但农业是国家得以存在的基础，同样面临质量、效益、可持续问题，绿色生态农业、可循环农业经济离不开工业的发展。[14]
同时，中国作为金砖国家之一，服务贸易已经取得长足进步并在未来有着广阔发展前景。[15]工业在农业及服务业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既能对农业现代化进行促进，又是服务业得以形成和发展的主要载体。而服务业又成为工业化的黏合剂，全面参与各个经济部门的价值创造，战略推进经济的发展。[16]因此，“新常态”下，应将三次产业并联发展，细分“追赶型”、“领先型”、“转移型”、“弯道超越型”及“战略型”产业，建立相应的发展战略。
（二）外交创新：“一带一路”开创对外合作新局面，开辟对外投资新领域
入世使得中国尽享世界市场红利，但随着wto框架对各国的约束日渐减弱，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需要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注入新的内容，“一带一路”战略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作为对外开放战略的有力延续，犹如中国经济再次腾飞的两只羽翼。
2013年9月，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中国领导人首次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议，紧接着于10月份在印尼倡导与东盟国家发展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便是“一带一路”新战略构想，通过加强亚太地区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深化亚太伙伴关系，实现和平、富强、进步的亚洲梦，同时实现欧亚之间的经济融合，构建欧亚共荣圈，进而在未来辐射非洲大陆版块。
现代经济不仅包含企业经济活动，也包含政府经济职能。[17]“一带一路”战略正是我国政府发挥外交及经济职能的表现，其重大意义在于既力求解决中国现阶段的产能过剩问题，又能够以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丝路基金、金砖银行等为平台，实现中国外汇储备的结构调整，从过去单一对美债的依赖转为引领中国资本“走出去”，消除我国长期以来的资本账户顺差，通过制造装备出口、基础设施投资建设、金融合作等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及金融服务业，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更加深入地参与到全球价值链的构建。[18]
（三）金融改革与创新：回归金融对实体经济的资源配置基本功能，保障实体经济健康发展
金融系统通过配置资本，对实体经济形成促进，但是不可避免受到虚拟经济的严重影响。无论是从世界范围还是我国国内情形看，金融自由化已经成为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资本大范围的流通加速了经济全球化进程，另一方面，高风险金融衍生产品的高杠杆化、高风险化加剧了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毋论资本空转、投机效应对金融系统自身的损害，仅就实体经济受到的不利影响而言，我国的金融改革及创新已经到了不可忽视的地步。对于我国中小微企业而言，融资困难一直是束缚企业的发展瓶颈，如果说大型企业是我国经济跳动的“心脏”，那么中小微企业无疑就是必不可少的“毛细血管”，尤其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必然是以中小微企业为基础才能形成广积薄发。
目前利率市场化及汇率市场化在我国还没有得到贯彻，其中利率高台式固化一直是制约我国企业发展的不利因素。同时我国国有银行的强势地位使其更多的是考虑自身效益，在利率非市场化机制下，企业利益及诉求基本被无视，资本配置过于集中到大型企业。因此，造成资本通过金融加以合理配置的基本功能发生扭曲，长此以往，不仅微观经济基础无法得到保障，金融自身更多的自我循环无疑会加大“空壳效应”，影响实体经济、虚拟经济的同步循环发展。
同时，我国在金砖银行、丝路基金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并成为其中的主导，获得了英、德、法等多个欧洲发达国家的积极响应，这对于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以aiiB作为契机加大金融创新，不仅有利于我国金融体系与世界接轨，更能够在未来促进我国金融制度的完善，从而增强我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实现我国产业结构在全球价值链中突破制造业附加值较低的瓶颈，向更高的产业层次迈进。
结论
“新常态”面临新困难、迎来新机遇、亟须新动力，在未来较长时期内，经济下行的压力会持续伴随中国经济增长。如何化解增长中的矛盾、消除成长中的烦恼，对经济变化的国内、国际局势作出认真的剖析，是认识把握、适应引领“新常态”经济的关键。世界经济普遍增长乏力及国内消费需求、投资需求的变化是经济增长受到制约的外因，内因则是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发展方式的不合理、创新驱动的不就位带来的下行压力。
创新包含了多个层面的创新，“一带一路”作为我国新的经济外交战略，体现了新的外交理念，将“一带一路”作为带动我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双翼，以“互联互通”作为经脉，辅以“长江经济带”以及“京津冀一体化”两大区域发展战略，构成我国未来较长时期内的新型经济发展战略，体现了国内外市场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的新型治理创新。
在此战略下，如何真正转变发展方式，实现集约式、低碳可循环经济发展，依靠的是创新驱动增长模式。尽管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却是一个正确的同时也必须按此进行转变的方向。中国不能被排除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之外，工业4.0的智能化趋势将是我国经济赖以增长的核心技术动力，在此基础之上构建现代农业体系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才能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应对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带来的严峻挑战。深化改革的进程没有终点，政府只有完成正确的职能转化，才能真正实现有效治理，而金融作为国家经济的命脉，也必须能够为实体经济的扬帆出海保驾护航，并在此过程中生成汲取养分的载体与土壤。
参考文献：
[1]德内拉・梅多斯，乔根・兰德斯，丹尼斯・梅多斯.增长的极限[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6-12.
[2]JesusFelipe，UtsavKumar，arnelynabdon.HowRichCountriesBecameRichandwhypoorCountriesRemainpoor：it’stheeconomicStructureDuh[R].workingpaper，2010
[3]王维.全球视角下的中国工业转型升级制约因素分析[J].亚太经济，2012，（4）：46-50.
[4]Rogermcnamee.thenewnormal：Greatopportunitieinatime[m].portfolioHardcover，2004：3-6.
[5]黄卫平，丁凯.双赢的未来[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1）：2-10.
[6]林毅夫.潮涌现象与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理论的重新构建[J].经济研究，2007，（1）：126-130.
[7]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83-120.
[8]胡迟.“十二五”以来制造业转型升级：成效、问题与对策[J].经济研究参考，2012，（57）：3-22
[9]黄卫平，朱文晖.温特制：美国新经济与全球产业重组的微观基础[J].美国研究，2004，（2）：8-24.
[10]GreyGereffi，miguelKorzeniewicz.CommodityChainsandGlobalCapitalism[m].praegerpress，1993：6-10.
[11]厉以宁.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8-15.
[12]桑百川.开放视角下经济结构调整的若干问题[J].国际贸易，2013，（6）：16-20.
[13]李永坚.服务业成为第一大产业后的战略转型：现实问题与政策含义[J].中国经贸导刊，2014，（16）：23-25.
[14]赵红岩.本土创新能力、跨国资本技术溢出与长三角高技术产业升级[J].上海经济研究，2013，（7）：81-89.
[15]桑百川，郑伟，谭辉.金砖国家服务贸易发展比较研究[J].经济学家，2013，（3）：93-99.
[16]Hutton，t.a.Serviceindustries，Globalization，andUrbanRestructuringwithintheasia-pacific：newDevelopmenttrajectoriesandplanningResponses[J].progressinplanning，2004，（61）.
世界经济态势篇8
中国经济在2014年实现7.4%的GDp增速并在近五年来呈现下行趋势，已进入“新常态”，在未来较长时期内，中高速将取代此前的高速增长。要素驱动及投资驱动是此前经济增长的主要模式，但由于消费局限性及经济环境新特点，中国经济面临内需不足、投资趋于饱和、出口增长难以为继的巨大压力，同时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需要逐步转变形成。自九五计划我国明确提出调整产业结构，但回顾20年的转型调整，对于调整方向的明确性及调整的有效性却仍然不尽如人意，同时经济发展模式在“新常态”阶段也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新常态下，我国面临经济转型调整之痛，但发达国家如德国提出了工业4.0、美国提出再工业化战略，力图通过建立相应标准从而确立在世界上的经济核心地位，以此构建有利于自身的贸易规则、继续主导国际经济秩序。在此情形下，我国应如何面对国际经济竞争新格局？既摆脱粗放式发展的增长限制，又能通过转型发展在新的世界经济格局中寻求一席之地，从而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现代化强国梦？
一、增长极限论
罗马俱乐部梅多斯[1]（1972年）提出“增长极限论”迄今已40余年，认为人类社会面临人口增长、粮食供应、资本投资、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五大因素限制，经济应最终趋于“零增长”，以避免经济崩溃。近年来世界经济举步维艰，似乎也印证了该论断。
1972年世界人口约为38.49亿，其后基本按年平均约8000万数量增长，至2014年底约为72.82亿。人口数量激增首先带来的问题便是资源短缺，包括人均耕地的减少、粮食供应短缺、水资源匮乏等，同时也引起老龄化、劳动力短缺、健康医保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资本追逐增值的本质使得资金的跨国流动从未像这个时代如此频繁、大规模跨越众多国度，由此造成的金融风险及动荡，如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2009年欧债危机等，给各国经济带来的影响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使世界经济蒙上了难以挥去的阴影。
在经济增长中，要素投入的扩大虽然创造了规模效应，促进了经济增长，但由此带来的环境问题也给世界各国带来了严峻挑战，诸如碳排放、低碳经济、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等也屡屡成为世界各大经济论坛、各国政要晤面所商讨的关键主题，为各国日益所重视。而诸如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开采与衰竭也将会成为经济增长中各国所面临的不争的事实，因而阻碍经济的健康发展。[2]
遍观近年来世界各国经济，欧美日发达国家长期经济增长乏力，近几年受金融动荡或债务危机影响，国内经济呈现增长率低、就业率低、通货紧缩的特征。我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风暴中虽独善其身，但付出的代价是一味通过资源消耗扩大规模，从而造成部分行业严重产能过剩，并且放弃和错失了产业调整及升级的空间和时间。[3]在外部市场需求不足、内部市场消费缺乏新亮点情形下，中国经济也面临增长拐点，直接体现便是GDp增速的下降。
二、中国经济“新常态”
美国次贷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欧洲国家首当其冲，席卷希腊、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意大利等国家的财政危机也印证了这种后续效应。尽管德国作为欧元区主力，依靠厚实的工业底蕴，依然维系着欧盟的统筹发展，但中短期内也无法改变低通胀给整个欧盟带来的经济增长压力。中国经济在2008年制定了4万亿的刺激计划，尽管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投资方向及落位的偏差，但很大程度上也避免了中国经济在当时的不利形势下陷入泥潭，此点从2007―2009年我国的GDp增速中可见一斑，分别为11.4%、9%和8.7%（见图1），依然维持了较快的增速，但至2014年止整体处于日渐下降趋势。
基于我国国情，GDp需要保持在7.2%左右的增速才能满足当前居民收入、消费的需求及缓解就业的压力。尤其是改革开放37年以来，中国经济作为新兴经济体国家的代表，改变了发达国家一统天下的局面，已成为世界经济中不可忽视的一极，我国经济的增长及发展态势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
（一）经济“新常态”的提出及内涵
2014年11月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中国领导人结合中国经济当前阶段的特征及发展机遇，正式提出中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基于经济可持续发展，需要认清“新常态”的内涵及经济形势特点，从而对此进行把握、适应、引领。溯源“新常态”一词，最早源于2004年美国人罗杰?麦克纳米[4]在《thenewnormal：Greatopportunitiesinatime》一书中提出“newnormal”的概念，认为经济面临太多的不确定性因而难以再塑辉煌。2009年金融危机时，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的两位首席投资官使用该词表明金融危机导致的世界经济恢复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其后逐步见诸西方主流媒体以诠释环境变化带来新的影响。
基于国情的不同，分析我国经济“新常态”，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理解：
1.较长时期内具有共性的经济常规状态
“常态”意味着在未来一段较长时期内，中国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将会持续存在。改革开放及中国入世为我国带来了重大的发展机遇，世界市场给予中国经济广阔的发展空间，但在现阶段，其作用都随着边际递减效应达到一个低临界值，阶段性的改革红利、自然性的人口红利、突飞性的市场红利对我国经济的促进作用都已经大大降低，这也决定了过去三十几年，依靠要素不断的投入、经济规模效应、低成本扩张等一定程度上的“野蛮式”增长在现阶段已经不可持续。在世界经济普遍面临发展动力不足、消费浪潮缺失、重大技术革命未现的情形下，环境污染、资源受限的问题便更加凸显，从而对各国经济增长与发展造成重大制约。
对于我国而言，在“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引领下，经济飞速迈进，新中国成立至1977年我国共计实现GDp总量约4.72万亿元，而改革开放至2014年共计实现GDp总量约517.2万亿元，扣除通货膨胀因素，经济增长的速度及规模是相当可观的。改革开放和融入世界经济是其中最主要的关键因素，但随着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下降，依靠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已不能适应现阶段的经济增长要求，同时受制于资源限制、技术限制、市场限制等因素，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必然难以为继，必须转变到新的集约式发展模式，改变要素及投资驱动为创新驱动。与此同时，创新驱动模式将是一个漫长而又艰苦的过程，所以，未来中国经济将面临一段较长时期内的经济发展常规状态，并呈现出一些普遍的共同特征。
2.经济面临新困难、迎来新机遇、亟须新战略
“新”表明经济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新状态，因此经济特点、经济面临的困难、经济发展战略都将与以往大不相同。
中国2014年人均GDp为7353美元，居世界第84位。按照中国近十几年人均GDp衡量（见图2），虽然我国经济总量很大，但与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相比，人均GDp差距极为明显，目前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的痼疾依然存在，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日益浮现。在经历了经济起飞阶段后，“新常态”意味着无论是从外部环境还是内部形势，现阶段面临的困难与障碍与以往是有所不同的。一方面，世界市场及贸易格局呈现新的特征与发展趋势，我国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以及我国与新兴经济体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也随之变化，需要制定新的竞合策略;另一方面，“新常态”带来新风险的同时，也迎来新机遇，需要新的经济发展战略，协调区域发展、产业布局、经济结构优化等，才能化解各种矛盾适应此经济状态并进而引领经济增长与发展。
（二）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征
中国经济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由于国内外形势均发生变化，这也使得“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呈现不同以往的特征。
1.经济增长速度发生转变、中高速增长将成为主旋律
20世纪80年代始中国经济迎来大众消费时代，轻工产品如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等大众消费既促进了当时的经济增长，也初步提升了中国的工业水平。90年代“空调进入寻常百姓家”，家电产品如空调、冰箱、洗衣机成为消费主流，同时通讯产品、电子产品如电话、手机、电脑等开始逐渐普及，在中国庞大的人口消费群体支撑下，更兼东南亚金融危机摧毁了东南亚各国生产体系，因而诸如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被注入到中国，结合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制造开始在21世纪初期成为重要标签。[5]
经济水平的提升为国内房地产消费、大众汽车消费形成了可能性，随着人们需求的增加，此三阶段的消费浪潮使得中国经济保持了平均近两位数以上的增长。“新常态”下，消费的基础促进作用已发挥殆尽，模仿型排浪式消费被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所代替，不仅我国，世界也面临同样缺乏消费新亮点的尴尬，因此，我国经济增长的高速不可避免受到影响。
与此同时，投资需求在房地产行业趋于饱和、西部缺乏投资吸引力及东部投资空间缩小的形势下，在“新常态”阶段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必然下降。我国目前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依然突出，“胡焕庸线”所分割的东西差距仍然明显，西部大开发战略执行15年以来未见明显成效，西部缺乏投资的土壤而东部缺乏投资的空间，并且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时我国启动的4万亿投资计划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一定程度的偏差，造成高铁投资资金使用不当以及催生房地产泡沫，由此引发了一定程度的虚拟经济盲目扩张，反之造成实体经济融资困难，地方债、影子银行、民间非法融资等问题的出现无不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降低了投资的关键作用。
中国入世后，世界市场以巨大的容量吸纳了中国产品，出口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产生了支撑作用。加入wto三年，中国出口产品总量成倍扩张。无论是欧美市场、东南亚市场，还是拉美市场、非洲市场，中国制造随处可见。但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增长、劳动报酬增加快于劳动生产率提高，我国低成本扩张优势已经大大缩小，比较优势发生变化。而世界经济普遍面临下行压力，市场制约对我国的外向经济开始呈现不良影响，由此造成贸易摩擦、反倾销、反补贴事件层出不穷，贸易保护日益加剧。更兼人民币大幅升值，可以预见，未来一段时期内，出口市场不旺将会影响到我国的外向型经济发展，进而影响到我国经济的整体发展。
由此可见，经济增速将告别以往高速发展的时代，但由于国内消费比例的加大以及我国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工业制造规模保持了相对稳定，增长代之以中高速会成为“新常态”下的首要特征。
2.产业结构亟须优化升级、居民收入亟须与经济发展同步提高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以增量的扩大化解存量的矛盾，通过投资形成规模经济效应，同时以牺牲环境作为代价，在高速发展中放弃并错失经济转型及结构优化的时间及空间，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通过大规模投资延续了以往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事实及经验均证明，依靠简单的“野蛮式”增长在资源约束及技术限制下一定是不可持续的。“新常态”面临经济下行压力，问题倒逼改革使得对于经济结构及产业布局必须进行优化调整，改变过去依靠要素不断投入的简单模式。
此外，我国幅员辽阔，但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一直突出。东部发展居于领头羊地位，部分省市人均GDp已超过1万美元，而中部地区崛起、西部地区大开发及东北老工业区振兴依然是协调区域平衡发展的关键。城乡之间的差距依然较大，新型城镇化的步伐有所放缓，这些都使得提高居民人均收入会成为“新常态”经济面临的巨大考验。
3.创新驱动成为经济增长动力
改革开放的既定方针为中国融入世界经济奠定了基础，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使中国融入世界经济成为可能，2011年中国入世则使得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经济增长重要一极。回顾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要素与投资驱动成为主要动力，形成了“潮涌”现象。[6]伴随劳动力的不断投入、吸引外资的加大、海外市场的支撑、基础设施的建设、房地产市场的兴起等，我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规模经济体，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带来产能过剩的隐患。
“新常态”下，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手段，通过创新克服资源约束及环境限制，实现可持续发展。创新理论最早源于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包括产品、市场、生产方法、供应及组织创新。[7]“新常态”下，创新驱动应包括产品创新（创造消费需求）、技术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制度创新（优化经济治理结构）、管理创新（提高组织效率）、理念创新（提高创造力），以创新驱动模式适应经济‘新常态”并进而引领经济新发展。
三、现阶段我国面临的转型调整桎梏与误区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呈现新的特征，这些特征与经济增长的桎梏是密不可分的。同时，也可以看出，近20年以来转型调整之所以不成功，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对于如何进行调整存在一定的误区。
（一）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传统“三驾马车”后继乏力
消费、投资、出口在我国经济增长中发挥了各自作用并形成合力，保障了我国三十多年以来的高速增长。在GDp总量成倍增加的历程中，各国耗时不尽相同：英国经历了53年，美国经历了47年，日本经历了34年，韩国经历了11年，唯有中国连续两个9年使GDp总量成倍增加，是历史上他国从未取得的成就。
“新常态”之前，我国模仿型排浪式的消费浪潮形成的经济总量约在45%～51%左右，随着大众消费的缺失，个性化、多样化消费难以形成大规模趋势，从而不利于快速形成大的产业规模。同时，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边际消费倾向的递减效应也将对消费总量的增加产生抑制作用，因而可以预见，依靠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是难以达成长期目标的。
我国东部地区基础设施完善、工业基础良好，而西部地区基础设施落后、工业基础薄弱，从而造成东部缺乏投资空间而西部缺乏投资土壤。尤其是1998年7月份我国出台了深化城镇住房改革制度的相关政策，房地产业开始吸纳大量的金融资本，行业快速扩张，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一度超过13%。但随着过度开发及过度膨胀，房地产泡沫开始形成，市场开始逐渐回归理性。与此同时，高铁的快速发展虽然提供了公众极大的便利性，但在此过程中的腐败现象也对行业发展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其他如钢铁、玻璃、水泥、化工、光伏产品等行业都存在产能过剩危机，因此未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必然会有所下降。
出口的形势则更为严峻，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得世界市场对中国初步开放，而2001年入世则使得世界市场对中国敞开了怀抱。国际市场风云变幻，随着人民币大幅升值、我国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下降，各种非关税壁垒及贸易争端将会困扰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8]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中国经济的增长既需要出口市场的支撑，但不能仅仅依靠单一的海外市场扩张。
（二）新的创新驱动增长模式生成尚需假以时日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重大的技术革命才能使得社会产生质变。从远古社会人类茹毛饮血到刀耕火种，火器及石器的发明让人类看到了光明;蒸汽机的发明使得人类第一次工业革命进入了机械化时代，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使得资本主义社会逐渐进入垄断阶段;其后电气时代、互联网时代到今天的智能化趋势时代，都伴随着重大的技术发明创造，可见唯有创新才是可持续发展的本源。
然而重大的发明创造都需要假以时日，尤其是长期困扰我国的“李约瑟之谜”所引发的“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之争在学术界还一直都是众说纷纭，其折射出我国创新力的不足却是不争的事实。我国出口高速增长中，加工贸易一直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虽近年来比例下降，但曾长期占据出口贸易的半壁江山。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比例一直保持在95%左右，包括来料加工、进料加工、oem生产等多种形式，其根本还是在于我国低成本优势所形成的强大的中国制造力，从而在国际分工深化过程中承接了国际产业的转移，成为国际产业”击鼓传花”的最后一道接力棒。[9]在国际市场中，中国制造虽然比比皆是，但原创性产品、知识产权性产品、国际品牌性产品都非常有限。现阶段我国是制造大国，但还不是制造强国，在人类的两次工业革命中，我们一直都是旁观者，现在仍然居于价值链的“微笑曲线”低端，以加工及装配为主的方式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竞争力比较薄弱，处于从属地位，究其原因，缺乏创新能力乃是其中的根本。[10]
（三）经济增长的质量效益处于较低水平、产业优化升级存在较大困难
值得反思的是，多年的高速增长带来的负面效应不容忽视。要素投入的边际递减效应以及资源日益枯竭，使得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及效益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时刻，所谓凡事有利必有弊，过去依靠国内外市场进行吸收和消化，一定程度上催生了粗放式、野蛮式增长。因此，转型势在必行，采取集约式增长才能使得经济发展可以持续。[11]
经济增长的中微观基础是产业和企业，我国产业以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技术密集型企业及资本密集型企业所占比例还不够，农业的现代化程度不高。第三产业比例近几年来提高迅速，2014年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但与发达国家在经济总量中超过70%以上的占比相比还远远落后（见图3）。无论是从质量、效益、可持续角度，还是从全球产业竞争力角度，调整产业结构、转型优化升级都成为必然选择。
“新常态”下面临的问题是，产业结构调整及优化升级的具体目标、方向和手段在具体实行过程中存在执行困难。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例，基于低成本的优势，虽然面临附加值过低的先天不足，但由于规模效应，承接了全球绝大部分的制造环节，同时解决了我国的大量就业问题，保持了社会稳定，从而不能仅仅以经济附加值加以衡量，还要看到其背后存在的良好社会及政治效应，因此不能简单加以否定这种产业模式，一味追求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及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9]更应该看到，在技术密集型及资本密集型领域，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存在很大的“先发优势”，如果盲目进行不合理的调整，在面临技术创新“后发劣势”的不利情形下，将会置中国经济于进退维谷的不利境地。
因此，产业结构调整及优化既存在迫切性及必然性，也应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产业结构调整应以需求为导向，加大产业压缩重组力度，加快传统产业升级，扶持战略新兴产业。[12]“新常态”下需要对我国三次产业的内在状况及世界他国的产业结构进行对比分析，从而才能克服这种决策两难的尴尬，最终依靠创新驱动，真正使得我国经济步入健康有序的良性发展轨道。
（四）金融市场化程度不高导致资本配置低效、实体经济融资举步维艰从而创造力不足
金融的最基本功能在于对资本进行有效配置，从而服务于经济增长需要。我国目前的金融市场化程度还不高，利率、汇率还无法实行市场化，由此导致金融系统出于自身的利益需要，资本更多地倾向于配置到垄断性企业或国有大中型企业，造成大部分中型企业及小微企业处于告贷无门的境地，使得整个金融市场发展无序。同时由于采取担保公司介入制度使得企业融资成本进一步扩大，并且催生了民间非法融资、影子银行等一些列问题，极大地阻碍了我国企业系统的立体化发展。小微企业既是一国企业成长之源，也是创新之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视小微企业的诉求无形中剥夺了它们在未来成长的机会。并且利率市场化程度不够，致使银行利润与成本不匹配，商业资本过多地分享了产业资本的利润，如此“杀鸡取卵”式的做法容易造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也不利于金融系统的自身发展。
此外，受金融衍生产品的影响，虚拟经济带来的投机效应被成倍放大，高倍杠杆效应带来的高利润诱惑更容易吸纳资本，2015年6月份中国股市的大起大落正是对此鲜明的写照。金融市场流动的各种理财产品对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冲击非常巨大，金融空转更进一步使得金融系统的最基本配置资源功能严重丧失，并催生严重的金融动荡及风险。从长期看，金融改革势在必行，以回归其本位，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实体经济只有获得充足的资金保障，才能加强研发，从而不断推陈出新。
四、“新常态”下创新驱动引领转型调整
经济增长是宏观经济的首要目标，“新常态”下面临的困难与以往不同，需要以创新驱动摆脱经济增长之困。
（一）科技创新：实现以工业化为核心、农业现代化为基础、服务业为重点并联发展
在世界经济普遍增长乏力的情况下，工业4.0智能化趋势将会引导下一轮工业革命，数字化、智能化、自动化将是今后工业发展方向，占据制高点的国家将会在未来世界经济格局中居于主导地位。
目前德国正在凭借厚实的工业基础及领先的技术优势，积极推行工业4.0标准。对于作为前两次工业革命旁观者的中国而言，如果不能紧跟工业4.0趋势，未来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将会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因此确立工业化为核心，积极参与到工业4.0革命，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至关重要。在确立创新驱动模式的前提下，建立一套有效的技术创新体系，依托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企业研发部门，辅以万众创新，以点带面，将会有效弥补我国历年来的创新不足。通过科技进步及国际合作，为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发展创造先决条件。
结合我国的经济发展历程及国情，”二元”经济仍然是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特征。因此，以科技创新为动力，实现以工业化为核心、农业现代化为基础、服务业为重点并联发展是今后我国需要长期坚持的发展战略。[13]
以工业化为核心的意义在于能够将工业技术运用到农业中，构建现代农业体系。社会工业化程度的深入使得农业对经济总量的贡献下降，但农业是国家得以存在的基础，同样面临质量、效益、可持续问题，绿色生态农业、可循环农业经济离不开工业的发展。[14]
同时，中国作为金砖国家之一，服务贸易已经取得长足进步并在未来有着广阔发展前景。[15]工业在农业及服务业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既能对农业现代化进行促进，又是服务业得以形成和发展的主要载体。而服务业又成为工业化的黏合剂，全面参与各个经济部门的价值创造，战略推进经济的发展。[16]因此，“新常态”下，应将三次产业并联发展，细分“追赶型”、“领先型”、“转移型”、“弯道超越型”及“战略型”产业，建立相应的发展战略。
（二）外交创新：“一带一路”开创对外合作新局面，开辟对外投资新领域
入世使得中国尽享世界市场红利，但随着wto框架对各国的约束日渐减弱，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需要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注入新的内容，“一带一路”战略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作为对外开放战略的有力延续，犹如中国经济再次腾飞的两只羽翼。
2013年9月，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中国领导人首次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议，紧接着于10月份在印尼倡导与东盟国家发展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便是“一带一路”新战略构想，通过加强亚太地区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深化亚太伙伴关系，实现和平、富强、进步的亚洲梦，同时实现欧亚之间的经济融合，构建欧亚共荣圈，进而在未来辐射非洲大陆版块。
现代经济不仅包含企业经济活动，也包含政府经济职能。[17]“一带一路”战略正是我国政府发挥外交及经济职能的表现，其重大意义在于既力求解决中国现阶段的产能过剩问题，又能够以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丝路基金、金砖银行等为平台，实现中国外汇储备的结构调整，从过去单一对美债的依赖转为引领中国资本“走出去”，消除我国长期以来的资本账户顺差，通过制造装备出口、基础设施投资建设、金融合作等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及金融服务业，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更加深入地参与到全球价值链的构建。[18]
（三）金融改革与创新：回归金融对实体经济的资源配置基本功能，保障实体经济健康发展
金融系统通过配置资本，对实体经济形成促进，但是不可避免受到虚拟经济的严重影响。无论是从世界范围还是我国国内情形看，金融自由化已经成为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资本大范围的流通加速了经济全球化进程，另一方面，高风险金融衍生产品的高杠杆化、高风险化加剧了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毋论资本空转、投机效应对金融系统自身的损害，仅就实体经济受到的不利影响而言，我国的金融改革及创新已经到了不可忽视的地步。对于我国中小微企业而言，融资困难一直是束缚企业的发展瓶颈，如果说大型企业是我国经济跳动的“心脏”，那么中小微企业无疑就是必不可少的“毛细血管”，尤其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必然是以中小微企业为基础才能形成广积薄发。
目前利率市场化及汇率市场化在我国还没有得到贯彻，其中利率高台式固化一直是制约我国企业发展的不利因素。同时我国国有银行的强势地位使其更多的是考虑自身效益，在利率非市场化机制下，企业利益及诉求基本被无视，资本配置过于集中到大型企业。因此，造成资本通过金融加以合理配置的基本功能发生扭曲，长此以往，不仅微观经济基础无法得到保障，金融自身更多的自我循环无疑会加大“空壳效应”，影响实体经济、虚拟经济的同步循环发展。
同时，我国在金砖银行、丝路基金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并成为其中的主导，获得了英、德、法等多个欧洲发达国家的积极响应，这对于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以aiiB作为契机加大金融创新，不仅有利于我国金融体系与世界接轨，更能够在未来促进我国金融制度的完善，从而增强我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实现我国产业结构在全球价值链中突破制造业附加值较低的瓶颈，向更高的产业层次迈进。
结论
“新常态”面临新困难、迎来新机遇、亟须新动力，在未来较长时期内，经济下行的压力会持续伴随中国经济增长。如何化解增长中的矛盾、消除成长中的烦恼，对经济变化的国内、国际局势作出认真的剖析，是认识把握、适应引领“新常态”经济的关键。世界经济普遍增长乏力及国内消费需求、投资需求的变化是经济增长受到制约的外因，内因则是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发展方式的不合理、创新驱动的不就位带来的下行压力。
世界经济态势篇9
关键词：船市指标；影响因素；船价
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2-0038-02
一、与船市走势密切相关的重要指标分析
判定船市能够挤出多少泡沫，我们从表征船市的两个重要指标入手分析。
1.世界新船订购量与新船完工量之比。世界新接订单量与新船完工量之间的关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市场的供求矛盾。回顾世界船市的兴衰以及影响船市萧条的重要事件，我们看到历次大的船市深度调整都与世界经济衰退有关。
1957―1958年――二战后的世界第一次经济危机；1973―1975年――二战后的世界第二次经济危机，既第一次石油危机；2007―2009年――美国次贷危机扩散到全球实体经济。
历次船市大的调整有以下特点：首先，正常情况下，新接订单量与新船完工量之比更多的是在1～1.5之间徘徊。其次，船市升幅越高，日后伴随的调整程度也越深。最后，船市深度调整到底部后，恢复过程是痛苦和缓慢的。从历史上看，在世界经济发生最严重的危机时，船市很难呈现“V”字型恢复。1957年的世界经济危机，船市在底部徘徊了二年（1958―1960年），1973年的经济大危机致使船市低迷了三年（1975―1978年），届时新接订单量与新船完工量之比通常小于1。
2.手持订单与世界船队的比例。世界手持订单量与船队规模之间的关系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航运市场对船舶需求的供求矛盾（见图1）。当比例过高时，说明航运市场供给压力过大；当比例回落时，航运市场供给压力得到缓解。
2008年手持订单占世界船队比例占到54%，2010年底这个数字回调速度到约36%。2008―2010年船市下跌的速度犹如从2006―2007年的上升速度，调整速度非常快。
自2008年以来，船舶手持订单的泡沫正在逐渐挤出。从历史数据分析，我们认为，手持订单占世界船队的比重可能要调整到20%～30%这样的比例才为合理，船市复苏还需要自2009―2011年近三年时间的等待。在正常年份，世界手持订单量与船队运力之比通常达到13%左右，之所以将该比例提高，这是因为我们认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依然不会改变。
二、影响新船市场的重要因素变化
1.全球贸易增长将谨慎乐观。尽管美、日、欧国家步履蹒跚，但是以中国、印度为引擎的亚洲新兴经济体国家却以“V”字型态势强劲复苏。今年1月imF报告调高了原先的估计，重新预测2011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4.6%，并认为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幅将继续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并拉动全球贸易在2011年和2012年保持8%的增长速度。不过目前中东、北非局势的不稳定因素却令我们极为担心，近来国际油价继续飙升，纽约市场油价盘中冲破每桶100美元，这种局势能维持多久？如果紧张局势不能很快平息，世界经济复苏将会受到阻碍。
2.主流船东经营业绩状况恢复。自2008年的10月份，航运市场渡过了最黑暗的时期。从财务数据上看，2009年船东面临最大的亏损，2009年6―9月份，全球20大航运公司几乎全部陷入亏损状态，直至第四季度亏损才明显收窄。2009年全球第一大航商丹麦马士基创下历史最高纪录的净亏损70.3亿丹麦克朗（约合13亿美元），韩进亏损10.9亿美元，智利航运亏损6.69亿元，东方海皇亏损7.41亿美元、现代航运亏损6.91亿美元、东方海外亏损4.01亿美元。2009年国内主要航商中国远洋大亏人民币75.41亿元，中海集运净亏损人民币64.9亿元。2010年航运运价已经逐渐恢复。从财务数据上看，丹麦航运企业马士基在2010年财年净利润为263亿丹麦克朗（约合48亿美元），营业收入为560亿美元，创马士基成立106年以来的最好业绩。2010年中国远洋公司净利润为67.6亿元。中海集运公司净利润盈利人民币42亿元。
从财务状况分析，2010年第一季度全球航运企业的回暖还仍然是扭亏性质的。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在2010年底航运公司经营业绩迅速得到恢复，一些大型航运公司净利润已完全弥补了2009年的亏损，尤其是大的班轮公司其恢复程度比我们预期的要高。不过在2011年，持续下跌的运费将给主流船东经营状况埋下一些阴影。我们认为，今年全球前十家航运公司收入的增长将比2010年同期有所减少，主流船东资金链的恢复情况将逊于2010年的增长情况。
3.主流船东订单由配角转换为主角。自2008年10月以来，船东下单在不同阶段具有的特点是。第一阶段，2008年10月至2009年底，主流船东几乎没有订单；第二阶段，2009年底至2010年5月，船东主角是抄底和战略投资者，过去传统意义的主流船东仍是配角；第三阶段，2009年6月至2010年底，主流船东在新船投资方面俨然成为主角，但世界著名船东还没有像样的新船订单，船东投资规模还没有放大。我们所述主流船东，主要是指过去几年世界上的最重要的、最具有规模的航运公司。我们注意到，在2009―2010年上半年期间，新船订单主要来源于战略抄底，原有订单丢弃后的改签以及船舶融资租赁公司、船舶投资基金投机性公司的投资等。2010年下半年，新船订单结构悄然发生变化，世界主流船东陆续进入。
综上所述，我们对世界船市将充满乐观的期待。从世界经济增长速度、船东的资金链和手持订单占比情况的分析来看，世界船市的真正复苏可能要等待到2012年，自此全球手持订单将结束下跌的态势，逐渐企稳回升。
三、如何看待2011年船价走势
如何判断船舶价格的走势？我们分析：货币因素和供求因素在不同的阶段，其作用大小是不一样的。在世界船市非常明确的上升或下跌阶段（手持订单和新船订单同时都在上涨或下降阶段），市场的供求因素起的作用更大；而在船市处于拐点的附近时段，货币等因素将具有更大的影响。例如在2007年9月至2008年10月期间，新船订单不断萎缩，但其下滑其程度还不足以立即反映在船价上。
我们认为，2011年船价将从底部区域中走出――或将逐渐提高。在上半年作用于船价的主导力量依然是供求因素，受航运指数低迷和船厂与船东博弈的结果，船价依然会底部徘徊。而在下半年，主导船舶价格走强的主要推动力不是供需影响下的“商品属性”，更多的是货币因素影响下的“金融属性”。
世界经济态势篇10
2009年4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在视察山东时就提出了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科学开发海洋资源，培育海洋优势产业的要求。据介绍，截至到2008年，我国海洋经济生产总值接近3万亿元，占GDp总量的9.9％，而且提供了数以千万计的就业岗位。
就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发展趋势而言，21世纪无疑是海洋的世纪，蓝色海洋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已成为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其中，海洋文化产业作为海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显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成为拉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产业。然而，目前我国海洋文化产业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我国的海洋产业产值还不足世界海洋产值的2%，海洋文化产业所占比重则更低，这显然与我国海洋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
作为海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文化产业（尤其是高端海洋文化产业）的内涵极其丰富。其中，高端海洋文化产业更是以海洋文化为核心内容，逐渐呈现出与信息科技和旅游等紧密结合，规模不断扩大，业态不断创新等趋势，其中就包括海上娱乐文化产业、海洋创意产业、海洋科普产业、海洋教育产业、海洋信息产业、海洋数字产业等全新的领域。
在国家“海洋战略”的指引下，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海洋文化产业不仅有利于国家从战略层面推进当前的经济结构转型，更为重要的是，海洋经济、海洋文化产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必将全面提升全民族的海洋意识，大力弘扬我国悠久的海洋文化，有利于树立我国真正海洋大国的形象和地位。正是鉴于此，海洋经济、海洋文化产业的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战略意义。
二、当前我国传媒海洋意识的欠缺
鉴于海洋问题，尤其是海洋经济、海洋文化产业，随着国家“海洋战略”的提出而日益成为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对我国主要的几家广播电视媒体（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平面媒体（《人民日报》、《北京晚报》、《中国青年报》），及四大门户网站网易、新浪、搜狐、雅虎进行了非系统性抽样，对上述媒体在2011年6月1～30日与海洋报道（其中包括海洋经济、海洋文化产业、海洋科技等内容）相关的内容进行了大致的统计。结果显示，包括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人民日报》、《北京晚报》、网易、新浪等在内的主流媒体，对海洋问题的报道在6月8日（世界海洋日）当天达到最高峰，是6月份中最为集中的一天。而除6月8日“世界海洋日”之外的其余时间，无论是广电媒体、平面媒体，还是网络媒体，对海洋问题的报道则明显偏少（相对而言，网络媒体稍好于广电媒体与平面媒体）。
6月8日为“世界海洋日”，出于宣传的需要，各类主流媒体均拿出专门的版面和时段对其进行大篇幅的宣传与报道确是必不可少的，这有助于通过集中式的宣传报道在社会公众中形成一种强大的媒体冲击力，提升公众对于海洋问题的认知力度。然而，需要指出的是，除了世界海洋日当天，整个6月份各类媒体的海洋报道明显偏少，并且缺乏连贯性，这种现象存在于包括广播电视媒体在内的各类媒体。相对而言，网络媒体对海洋问题的报道更为积极，时效性更强，尽管从常态化报道的角度来看也缺乏一定的连贯性，但相对于传统的广播电视媒体、平面媒体，网络媒体的报道无论从数量、还是篇幅，抑或重视程度都好于前两者。鉴于6月8日为“世界海洋日”，整个6月份理应成为海洋日宣传月，媒体亦应在该月将海洋问题作为宣传报道的重中之重，为“世界海洋日”造势，但即便如此，除世界海洋日当天的报道之外，海洋问题并未成为媒体关注的重点与焦点。
众所周知，大众传媒具有显度功能与深度功能。其中，“显度功能”表现为大众传媒通过传播科学知识来提高大众的智力水平，通过反映公众的日常需要，来提供生活服务。显然，传媒的显度功能是其深度功能的根本与前提，传媒必须首先做好基础性的工作，达到基础性的目的，即传播科学知识、培植社会理念、提高公众的智力水平、扩大公众的生活视野，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进一步拓展其深度功能。
具体到海洋问题的报道，对于社会公众而言，海洋经济、海洋文化产业等均为全新的领域，公众不甚了解；而且，客观地讲，我国公众的海洋素养还处于很低的水平，海洋意识还相当匮乏，绝大多数公众对于包括海洋经济、海洋文化产业等在内的海洋问题还知之甚少，这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我国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海洋文化产业的总体规划和战略部署。对此，媒体应该积极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和义务，充分发挥其在海洋问题报道中的“显度功能”，通过传播与海洋经济、海洋文化产业等有关的科学知识，培植公众的海洋意识和海洋理念，扩大公众在海洋问题上的视野。唯有如此，大力发展蓝色海洋经济、海洋文化产业才能够真正落到实处。
本文只是对2011年6月份国内一些主要的主流媒体进行了大致的抽样统计，来了解当前传媒对于包括海洋经济、海洋文化产业等在内的海洋问题的宣传报道情况，这并不能全面、准确地反映我国传媒对于海洋问题的重视程度。然而，上述媒体在“世界海洋日”所属月份中表现出的海洋意识的淡薄却依然非常值得反思。作为社会环境的监测者、守望者与建设者，传媒有责任、有义务向全社会及时提供和传递海洋问题方面最新的发展资讯、动态，不能到了“世界海洋日”才一拥而上，做些应景式的宣传与报道。换言之，当前传媒对于海洋问题的宣传报道所反映出的，乃是传媒自身海洋意识的淡薄与缺失，这不仅不利于社会公众海洋意识、理念的培养，而且还会在更大程度上制约和限制海洋经济、海洋文化产业在我国的发展与繁荣。
三、传媒“海洋意识”的具体表现
随着人类社会进入到信息时代，不可否认，传媒对社会的影响力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传媒对于某一报道领域的意识和态度就显得尤为重要，倘若传媒自身在某一个报道领域中意识淡薄，必将极大地影响到该领域在社会公众中的传播效果。鉴于此，本文认为，在我国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海洋文化产业的过程中，传媒应该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积极提升自身的海洋意识水平。具体而言，传媒的海洋意识首先应该表现为传媒对于海洋问题报道的常态化，即传媒将海洋问题的报道与传播视为一种日常的、持续的、不间断的、一以贯之的传播行为，给予其应有的、足够的重视和强调，使之能够真正进入传媒的报道视野，真正成为传媒日常关注的话题和议题。对此，传媒应该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1.海洋理念的常态化传播与报道
海洋以其丰富的资源，正成为人类的第二发展空间。正如大多数学者所言，21世纪是大力开发和利用海洋的世纪。尽管目前海洋综合开发的核心内容是关于海洋经济、海洋科技、海洋文化产业等层面的问题，但归根结底是文化问题、理念问题，是怎样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发展海洋文化的本质及其蕴涵的问题。当今世界，各强国、大国，大多都是海洋国家，从某种程度上说，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其实就是海洋国力的竞争，说到底，其实就是海洋文化、海洋理念的竞争。一个国家的海洋思维、海洋意识、海洋理念等海洋文化因素，在与其他国家的竞争中发挥着关键的支撑作用。简言之，海洋文化乃是海洋世纪综合国力的重要衡量指标。因此，伴随着海洋世纪的到来，相应的海洋文化、海洋理念的研究乃是不可或缺的。大众传媒具有社会教化、文化知识与观念意识普及的社会功能，因此，传媒必须持久地、潜移默化地向全社会广泛传播和普及符合当代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海洋理念、海洋文化，将之逐步带入社会的主流，使其最终成为社会主流的理念与文化。
2.海洋知识的常态化传播与报道
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海洋经济、海洋文化产业的发展必须首先致力于在全社会广泛普及关于海洋经济、海洋文化产业的基础与专业知识，力求让全社会对与之相关的基础及专业知识有一个全面的、理性的认识，这应该是我国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全面迈向海洋世纪的又一个重要前提和条件。作为一个全新的领域，海洋经济、海洋文化产业涉及众多的产业门类（如海洋渔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滨海旅游业等）与繁杂的专业知识（如休闲渔业、海洋节庆、滨海娱乐业、海洋工艺品业、海洋民俗等），而这些都是绝大多数社会公众非常陌生的。传媒则需要通过其常态化、日常化的报道，全面、深入地介绍与海洋经济、海洋文化产业密切相关的基础与专业知识，逐步提高社会公众的海洋知识水平，培养公众的海洋意识，为海洋经济、海洋文化产业的发展奠定良好的社会公众基础。当前，传媒对于海洋知识的传播还仅仅停留在每年“世界海洋日”时的集中式宣传，远未做到日常化、常态化，这非常不利于海洋知识在社会公众中的普及、传播，不利于公众海洋素养水平的提高，进而不利于海洋经济、海洋文化产业的大力发展与繁荣。对此，传媒必须本着服务公众、服务社会的责任感、使命感，加大对于海洋知识的传播力度，将其与社会公众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真正做到日常化、常态化。唯有如此，我国的海洋文化产业、海洋经济才有望获得真正的大发展、发繁荣。
3.海洋态势的常态化传播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