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高考改革的建议篇1
关键词：高校;美术教育;现状;改革建议
中图分类号：J124-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0125（2014）11-0172-01
随着素质教育时代以及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我国美术教育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设立美术专业课程，美术专业的学生也不断在扩招，但是当前大多数高校美术教育仍然采用的是传统的管理体制以及教学模式，导致学生的学习兴趣低下，教学效果较差，有必要对高校美术教育进行创新和改革。
一、目前高校美术教育现状
就目前高校美术教育发展现状来看，虽然在高校教育中的地位有所上升，但在管理和教学方面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教育资金投入不足。美术教育是一种“贵族教育”，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作为支撑，然而很多高校的经费主要用于扩张规模、新建教学楼等方面，在美术教育的投入经费非常有限，很多高校并没有正常供应一些重要的美术教学设施，导致美术教育效果低下。②重专业轻文化。目前，高校美术教育中普遍存在重专业轻文化的现象，教师过于注重美术专业理论知识以及技法的传授，忽视了文化课的重要性，缺乏创新精神、创作性情及审美能力，导致美术专业学生的整体素质偏低。③美术专业师资队伍素质建设不完善。目前，高校美术专业师资队伍的结构较为单一，很多高校因为扩招导致师资力量严重不足，在美术教师招聘的过程中，由于急缺人才，因此招聘的条件相对较低，导致美术专业师资队伍中缺乏带头人以及骨干教师。
二、改革高校美术教育的几点建议
（一）应适当控制艺术专业学生招生规模，提高生源质量
随着我国社会文明与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对于艺术专业人才的需求不断提高，因此，很多艺术院校开始扩招，但是扩招也会引发社会就业、教学质量等各种问题。为了为社会培养高素质的美术专业人才，高校在扩招的过程中应注意合理、适度的基本原则，不能盲目扩招，一定要重视生源的质量。
（二）应进一步优化美术课程设置
高校应打破传统的教学结构、教学内容，以市场为导向，明确人才培养方向及目标，合理优化美术教学结构以及专业课体系，丰富课程教学内容，高效结合美术基本理论、专业技能以及综合性课程，加强学生的基础训练，适当减少专业性练习。具体而言，应在美术教学课程中适当增加艺术创作心理、中国思想史、西方哲学史等有利于锻炼人文修养方面的教学课程，使理论、技术、专业、文化均衡发展。
（三）应进一步加强美术教师队伍建设
美术教师队伍素质水平对于高校美术教学质量有直接的影响，想要培养出高素质的美术专业人才，首先应加强美术教师队伍的素质建设，为人才培养提供强硬的支撑后盾。高校美术专业教师队伍结构应以中老年教师+青年教师相结合的模式为主，青年教师适合作为创作的主力军，因为他们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而且后劲十足;而中老年教师应充分发挥其中坚作用，作为学科的带头人。同时，高校应制定一些美术教师优惠政策，吸引一些不仅具有扎实理论基础，又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的综合素质型教师作为客座教师，并且邀请他们亲自参与科研、教学等工作，形成一种编内、编外互补局面。
（四）应注重学生的个性化培养与发展
传统的美术教育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导致学生的创新能力、创作新意缺乏，美术实践能力不足。新时期下，教师应转变传统的教学理念，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培养学生的个性化思维和创新能力。教师平时应鼓励学生多涉猎相关学科的知识，引导学生养成自己的艺术个性风格，形成自己的个性表达方式。当然，培养学生的个性发展是一个长期积累、实践的过程，教师在学生刚踏入大学时就应该开始筹划，制定具体、科学的个性化培养方案将一些个性特征培养循序渐进的融入美术教育中。在课外活动中，教师应有意识的引导学生多注意不同的地域文化，在实际教学中适当引入民间美术的相关理论和知识，有利于丰富美术教学内容，使学生更深入的理解美术的内涵及文化，为学生的自主创作提供更多的灵感。
综上所述，当前高校美术教育理念、教学方法及手段较为落后，高校美术教育应转变传统的教学理念，适当控制招生规模，确保生源质量，优化美术课程结构及内容，加强美术师资队伍建设，注重学生的个性化发展，不断创新、实践，总结经验，研究出更多、更有效的教学方法，为社会培养更多优秀的美术专业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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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高考改革的建议篇2
>>浅谈海洋化学实验课程教学改革关于改进与提高无机元素化学课程教学的几点建议关于提高农村化学课程教学效果的思考关于结构化学课程教学的若干思考关于结构化学课程改革的探讨结构化学课程建设的实践与思考对大学化学课程建设的思考关于化学课堂教学改革的几点建议蓝色产业调研及海洋化工专业群建设初探关于化学课程无机化学实验部分校本教材的开发提高化学专业有机化学课程教学质量的几点思考无机化学课程建设与课程教学改革的体会融合到课程群建设中的环境化学课程改革与实践提高化学实验室建设的几点建议基于专利信息分析的广西海洋化工产业发展研究关于信息技术与高中化学课程整合的几点思考关于高校分析化学课程教学的优化改革分析关于高职院校分析化学课程教学改革的探索关于高职物理化学课程教学的几点思考小议化学课程中的德育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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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高考改革的建议篇3
备受市民关注的中考改革听证会，近日下午在市级机关会议中心举行，15名听证代表实到13人，每人都得到了发言机会，并对自己的发言签字确认。整场听证会，持续了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有听证代表表示，希望中考能减轻学生负担，历史、地理、生物纳入中考分数制当中，无疑会增加学生负担。会前反复征求意见中考招生改革关乎广大学生和家长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注。为增强中考招生改革的科学性、民主性，规范行政决策行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根据《山东省行政程序规定》，市教育局召开了本次市内三区中考招生改革听证会。听证会之前，青岛市教育局进行了广泛深入调研，反复征求意见。分别召开了各区市教育（体）局分管局长、市内三区各初中学校分管校长、市内三区各公办普通高中学校分管校长、初中学校教师代表、普通高中学校教师代表、初中学生家长代表、网友代表等座谈会，充分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形成了《青岛市教育局关于市内三区初中学生学业考试与普通高中招生改革有关事项的说明》，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实到13名听证代表经过抽签，青岛市教育局从前期报名的市民当中，选取了15名听证代表，并在听证会前进行了公示。昨天下午2时30分，市内三区初中学生学业考试与普通高中招生改革听证会在市级机关会议中心如期举行，原定15名代表中，有2人请假，实到13人。其中，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教育专家共4人。听证会期间，青岛市教育局给予了每名听证代表发言机会，每人发言时间为5分钟。“总体比较好，大家都能在规定时间内如实表达自己的意见，个别超时代表，工作人员会给予提醒。”市教育局工作人员说，发言结束后，现场速录人员会将听证代表的发言整理后打印出来，交给听证代表签字确认。合理建议予以吸纳中考改革一波三折，原先准备实施的等级制，最后无奈取消，实行分数制和等级制并行。此次听证，市教育局也表示，本着积极稳妥、分步实施的原则，在广泛征求意见、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市教育局对市内三区初中学生学业考试与普通高中招生改革方案进行了调整和完善，实行分数制与等级制并行，条件成熟后再实行完全等级制评价与录取。青岛市教育局表示，将继续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继续实行指标生录取、特长生录取、自主招生、统一招生等多元招生录取政策。继续实行第一、第二志愿平行录取政策。继续实行公办普通高中学校按顺序录取。以录取分数线高低决定公办普通高中学校录取顺序。继续划定公办普通高中学校普通班录取资格分数线、公办普通高中学校普通班特长生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和民办普通高中学校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中考改革关系到学生的备考，因此新政出台也迫在眉睫。青岛市教育局表示，将认真梳理、逐项研究听证代表的意见，吸纳代表们的合理化建议。综合多方面因素后，新政最迟在下月初公布。建议给学生减负担青岛心彼岸心理研究所的郭广平，是此次听证会的代表之一。郭广平的孩子，今年开学后读初二，正是中考新政影响的第一批学生。因此，他对教育部门的政策非常关注，在看到征求听证代表的通知后，便立即报了名，并最终幸运地得到了听证资格。郭广平说，近日下午的听证会，热烈而有秩序，大家的发言都得到了保证。针对市教育局公布的征求意见稿，郭广平建议，应降低指标生的比例，并且取消高中学校的自主招生。此外，他还建议给学生减负。
对高考改革的建议篇4
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9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会议指出，考试招生制度是国家基本教育制度，是人才培养的枢纽环节，关系到国家发展大计，关系每一个家庭的切身利益，关系亿万青少年学生前途命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考试招生制度不断改进，为学生成长、国家选才、社会公平作出了重要贡献。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多样化高素质人才的需要，认真总结经验，突出问题导向，回应社会关切，进一步促进教育公平、提高选拔水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通过深化改革，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健全促进公平、科学选才、监督有力的体制机制，构建衔接沟通各级各类教育、认可多种学习成果的终身学习“立交桥”。要改进招生计划分配方式，提高中西部地区和人口大省高考录取率，增加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完善中小学招生办法破解择校难题。要改革考试形式和内容，完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规范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加快推进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深化高考考试内容改革。要改革招生录取机制，减少和规范考试加分，完善和规范自主招生，完善高校招生选拔机制，改进录取方式，拓宽社会成员终身学习通道。要改革监督管理机制，加大违规查处力度。要统筹规划，试点先行，分步实施，有序推进。会议要求，中央有关部门、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教育部等有关部门要抓紧研究制定配套文件，积极稳妥推进改革。要充分考虑教育的周期性，提前公布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要及时研究解决改革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总结经验、完善措施，逐步推广。
对高考改革的建议篇5
关键词：最高法院规则；宪法改革法：议会改革；欧洲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D93.62（5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0544（2013）01-0182-05
一、《最高法院规则》颁布的背景
长期以来，英国的最高司法权掌握在上议院手中，2009年的《最高法院规则》颁布以后，英国也有了独立的最高法院，尽管在案件管辖权问题上，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具有各自的特点，但是这不会影响英国设立最高法院的划时代意义。英国设立最高法院的影响因素来自多个方面，首先，工党上台以后继续采用保守党的经济政策。被认为放弃了应有立场，因此对进行改革是彰显左翼力度的重要手段，上议院绝大多数席位由保守党占有，致使工党的决策屡遭拒绝，这是工党对上议院进行改革的重要原因，而改革也是英国最高法院司法改革的根本原因；第二，上议院拥有最高司法权，使立法权和司法权掌握在同一主体手中，违背了司法独立的原则，因此经过长时间的议会辩论，2005年《宪法改革法》规定设立最高法院，并于2009年颁布《最高法院规则》；第三，上议院实行贵族世袭制违背了英国民主社会的理念。遭到了民众的抵制，民众要求司法独立的意愿为最高法院的设立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此外，欧洲一体化趋势不断加强，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各个方面，这也对英国最高法院司法改革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一）根本原因——议会改革
英国对于上议院进行改革的议题已经讨论了百余年，2005年《宪法改革法》的出台也经历了各界代表长期的辩论。1873年，执政的自由党政府试图通过《司法法》来废除上议院的司法，而随后执政的保守党则推迟了该法的生效时间，并最终废除了该法。上议院司法权存废的争议与斗争不仅由来已久，而且从开始就是保守与革新势力实力消长的晴雨表。总体上，上议院司法权一步步在缩小，但上议院仍然做出种种积极的努力来维护和保留其权力，如力图使其司法高度职业化、精英化，确保司法独立、审判公正等。1998年《欧洲人权法案》成为英国法的渊源，对英国政府与司法间的平衡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议会”理论部分地被宪法优先所取代。法官解释法律时为与传统相合，导致了大量与政府意图相冲突的先例判决。为解决面临的困难，继续推进改革的进程，英国政府于2003年6月宣布对司法体制进行改革的计划。
在2003年1月21日英国国会议事录中记载了对于上议院进行改革的讨论情况。DrJackCunningham（Copeland）指出了议会改革的长期性和冲突性，并在附件中提到了许多关于改革的重要标志，如1671年，下议院断言它对征税有唯一的控制权事件和改革议会法案等等，这些改革都是在争论中产生的。罗斯伯里议员警告自由主义的政府干涉上议院组成是非常不合适的，除非他有能力来解决组成问题的矛盾，这也是联合委员会的观点。他强调改革的第一项任务是解决上议院的地位、功能和权力。联合委员会报告致力于建立一个强大的、实际的、赢得广泛支持的上议院。mr.erieForth（Bromley，andChislehurstl指出，报告提出了7个投票项是一直存在的工作，并对完成目标的时间和可能性提出质疑。DrJackCunningham指出，报告中规划的目标和时间是经过具有专业知识、经验和判断能力的议员制定的，并接受了所列举团体的严格指导，不仅参考了充足的证据参数，还考虑到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白皮书、公共行政管理委员会的报告。报告的第二部分关于上议院的地位、功能和权力：第三部分是议会五种类型的尝试；第四部分是议会的组成、任期和过渡性安排。对于这几个重要部分，报告中贯穿了我们商议和决定的过程。上议院改革是议会、政府和联合委员会共同努力的结果，而不是某一个部门。需要强调的是，报告没有继续维持现状，而是决定移除世袭贵族成员，代之以建立一个法定的独立任命委员会来平衡各个区域、种族、年龄的议员的资格，这是议员在投票时要谨慎考虑的。mr.DavidClelland（tyneBridge）反驳道，任命不必然是维持现状任命的内阁也会对委员会产生约束，报告采用的方法和实际情况才是更需要进行解释的地方。Dr.JackCunningham说，这次改革是一个历史的机遇，使上议院继续扮演补充下议院的重要角色，应当从历史的范畴去考虑这次改革。此外补充强调这个报告在提交议会决定前已经经过仔细慎重的思考了。mr.markFisher（Stock-on-trent，Central）说，对于刚刚提到改革任命上议员最好的方法是否有预先判断和衡量？是否反对一个完全选举的内阁？Dr.JackCunningham认为这是对他的话的误解，他的意思是如果在不得不任命的情况下将会有一个新的安排，而且是不可选择的。很明显一个完全选举产生的议会是不会发生的，如果那样的话，随着独立派的产生，主教们和司法委员将会被移除，因为他们不具有代表因素。因此需要一个新的、更好的、更具代表性的系统，正如报告中所说的。andrewmackinlay说，当委员会考虑到两院关系的时候，是否考虑部长作为特殊措施的制定者或有特殊职务的人，应当能够回答两院问题或者通过议会控制立法呢？这是其他大部分威斯敏斯特型宪法和议会的模型。Dr.Cunningham说并没有考虑这样的设计，委员会不希望上议院是复制下议院的，并提出了几个疑问。一个完全选举产生的上议院是否会接受现在的地位、功能和权力，以及既有的惯例和束缚？选举产生的议员是否会主张更多对于下院和政府的权力？一个新的独立任命委员会是否能给上院带来更大的合法性和代表性？独立性和独立派怎样在上院改革中确保其安全地位？这样的安排足够承受长时间吗？他认为下院不能忍受作为竞争对手的上院拥有类似的权力。他指出大众并不关心议会讨论的核心是什么，而是迅速提供更好的治理、权力组成的防御体系以及他们社会和经济幸福的增长。他以美国滑稽演员GeorgeBurns的话结束此次问询会：知道如何管理国家的人却在忙于开出租车和理发，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
接下来由mr.williamHague（Richmond’Yorks）来回答对报告的质询，他提到1911年议会法序言中设想它是临时措施，指导议会具有新的代表性。92年后，讨论的仍然是这个问题，不知道是否还需要一个92年，使议会具有普遍代表意义是上下两院未来共同商议的问题。1649年，统治者相信上议院是没用的、危险的，因此决定将其废除。这种想法也被今天一些人接受，即使这是附随军事独裁的。报告中陈述了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一院制，世界各个主要国家已经将宪法基点放在自由和民主上，除了新西兰都采用两院制。petewishart提示大家注意1995年国际议会联盟的调查，共有178个立法机关，127个一院制。mr.Hague说尽管像平壤只有一个立法机关，但是更多同家不是这种组织形式，而委员会报告中强调坚持自由和民主的观念。议会上下两院的权力不是零和游戏，而应当作为一个整体加强。对于提高政府审查的改革，提高了下议院的一些权力，这样的措施应当与改革相伴而生。迄今为止上议院改革减少了英国地理上的代表性，形成了一个以东南线为中心的集体。对于世袭贵族唯一的尊敬就是让他们分散遍布整个英国。mr.Forth问代表性在某种程度上是政治迷雾吗？一个人可能找到各种方式、各个议会成为代表，无论性别、种族、地域、职业、政治、宗教或其他的东西，但是要实现代表性是不可能的。mr.Hague说，从数据上看，要达到每一个类型的代表是不可能的，但让人们通过一种方式感觉到他们被代表或者被联结是可能的。委员会一些阁下相信上院的权力将保留，正如他们在议会法中所写的规则一样，但实际上，上议院的这些权力经过历史实践，很少哪些与写下来的相对应。回溯18世纪，上院与下院享有平等的权力。除了财政方面。如果他们愿意，他们能够完全扔掉法案，但是他们只在18世纪受到国王的命令时做过一次。因为任免权已经超过他们实际应有的权力。从此次议会记录可以看出英国议会制改革艰难的过程，而这只是英国改革道路上的一天，查阅英国国会议事录可以发现，一部法律的颁布需要经过数次讨论，听取各方意见，以达到对该法有充分的共识。
（二）直接原因——宪法改革法
2005年《宪法改革法》在序言中称：“本法对大法官办公室进行修改，并规定其职能；建立英国最高法院，取消上议院的上诉管辖权；规定了枢密院司法委员会的管辖权及枢密院院长的司法职能；规定了法官制度。及其任免和惩戒；及与此相关的目的。”从序言可以看出《宪法改革法》废除了上议院的最高司法权，设立最高法院代之，此举是在各界人七的推动下完成的。无论最高法院需要多久形成成熟的体制，应当说这是英国司法的进步之作，议会的职责本不在于此。从代议制度的表现形式来看，英国、德国采用议会制；法国采用“半总统半议会制”；日本采用内阁制；美国虽然有国会，但是采用的是总统制；俄罗斯虽然有联邦委员会和杜马，采用的也是总统制。代议制度是以“民主”为核心价值观的，无论各国以何种制度体现，代议制度作为间接的民主形式是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手段和途径。因此将最高司法权从英国议会剥离以后，我们期待一个更加完善的英国议会制度。2005年《宪法改革法》第四十五条对《最高法院规则》①的制定进行了规定，（1）最高法院院长可以规定《最高法院规则》，并掌握法庭进行的实践和程序；（2）制定《最高法院规则》权包括根据不同案件、程序类型、管辖制定不同条款；（3）院长行使制定《最高法院规则》必须保障：（a）法院注重便民性、公平性、高效性（b）规则的制定与表述都要求简易化；（4）院长在指定规则之前应当与以下人员商议：（a）司法大臣，（b）第五款列举的机构（c）院长应当将咨询的适当名额分给该规则将影响的团体的代表；（5）依照第四款应当咨询的机构团体有：（a）英格兰和威尔士律师总理事会；（b）英格兰和威尔士法律协会；（c）苏格兰律师联合会；（d）苏格兰法律协会；（e）北爱尔兰律师总理事会；（f）北爱尔兰法律协会。
（三）群众基础——抵制上议院议员世袭制
英国上议院的贵族世袭制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主要依赖于贵族政治和神职人员的地位。但是这与英国民主的核心是相悖的。随着民主思想的传播和民主观念的加强，英国民众对于改革上议院议员世袭制的呼声越来越高。因此对上议院贵族世袭制进行改革被提出以后，便势在必行。从19世纪开始英国上议院的权利逐渐衰弱，“行政集权时代的英国议会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政治机构，相反，它在提供人民向政府治权的合法性转换、内阁政府的立法和政策的权威性认定、提供政党合法活动的一种体制框架、作为公民向政府“诉苦”（陈述民情）的必要场所等方面仍然具有其他机构无法替代的作用，更何况议会在法律上至今依然保留了“议会”的形式地位。”经过多次改革，近几年的改革措施是最为彻底的。一方面有工党积极推进改革进程，另一方面下议院采取多项应对改革上议院的措施，更重要的是，随着英国选举制度的不断完善，无论是内阁成员还是民众，都拥有较为完善的选举权。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这也是废除世袭制的重要因素。上议院放弃了最高司法权，其职能逐渐向行政方面转化，正如2006年女男爵海琳·海曼当选上议院议长，但并没有担任最高法院法官，这是英国改革重要的一步，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四）内在要求——司法独立
尽管社会各界要求司法独立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真正赋予它法律的意义并非易事。例举2003年9月8日英国国会对于司法独立问题的讨论，思考英国设立最高法院的艰难历程。LordLesterofHerneHill问权威的政府他们建立英国最高法院和司法任命委员会的建议如何保障司法独立。大法官说，辩论会让议会讨论司法行政如何根据政府的改革方案得以加强，当然司法是独立的，这不仅是一个正确的司法系统的要求。也是法治的基本要素，这不仅是对法官、律师也对每个人都很重要。生活在民主法治的社会是幸运的，但是辩护的社会也要求我们改变管理体系，包括司法体系改革不仅要好好设计，而且要以一种培育和扶持司法程序的方式仔细地实施，以给公众信心。在司法独立被高级部长暗地里破坏的情况下完成这个是很困难的，正如司法内政大臣的攻击，或者在建议提出之前没有法官自己的讨论。Lordirvine的离开留下了一个没有高度、权威，时而没有独立性的政府，由他来平衡政府机构，内阁机构和议会机构的结合，仅仅靠强加给部长一个法律责任来促进司法独立是没用的，这个责任应当适用于整个政府，不管怎样，法官在需要保护司法权威时能为自己辩护是必要的。比任何正式的和非强制的立法责任更加重要的是司法和行政。政府各个部门和公众之间的相互信心、信任和尊敬的文化，机构改革的建议是非常合理的，政府一开始错误地处理改革建议，毫无疑问地毁坏了公众和司法对改革的信心，所以他们欢迎Lordwooff决定继续作为英格兰和威尔士首法官的消息，可以使司法独立得到保障和司法系统得到保留和提高。这咨询文件没有请教司法部长，为了加强法治原则，他应该被授权参加内阁和内阁委员会的所有会议，以对法律和法律公共政策提出权威的建议。首相可能根据澳大利亚的例子和结束这个从司法部长到内阁成员的惯例。我们支持政府建立一个司法任命委员会的建议，用英国最高法院代替上议院法官，建立一个多样化的司法制度，结束政府对高级顾问的任免权，我们已经对这些改革做了多年的工作。我们欢迎政府近来的改变，确实，内阁部长不应任命法官和作为终审法官，LordBingharnofCornhill说“上议院法官是裁判者而不是立法者，也不属于他们能做一点贡献的议会。”我们应当花边上议院法官对委员会工作所做的贡献，并加以讨论。但是他们的确已因避免利益冲突的需要而变得勉强，他们正确的职责是审判而不是政治的，法官应当被咨询法律公共政策，但他们不应当是立法者。
把最高法院移到合适的地方可以克服现在严重的空间缺乏。这是现在阻碍上议院法官有足够支持人员和阻碍公众拥有适当设备的，高级法官和公众的需要都不将再受到这座大楼中空间缺乏的约束。当然，高级法官应当从中得到一个比现在更多样化的具有候选资格的地方，在性别、种族传播、经历赫尔经验方面，我指的“好的资格”是不仅有智力上的资格，而且在独立和公平的行为和品质上也有资格。独立品质是法官从独立条款中获得的，这个条款是宣称自我掌控、有个人主见、经受过坚定的独立观念训练，但是这个独立条款缺乏多样性，他没有提供这样潜在判断才能的专有权，法官和律师需要承认辩护的经验是作为一个好的法官不可缺少的条件。这个需要的品质能被独立条款之外的专业训练所提供，包括事务律师，进入法院的人，已成为著名学院教授学者的人或公务员。司法独立包括法官个人的独立，反映在任期保障上，由法官主持法庭的机构独立，包括政府的行政和法律分支机构间的关系，这不意味着法官是免责的，或者没有任何对法官表现的评估，但是它意味着机构的设置必须考虑任何法官的经验、能力、独立性，以及我之前谈到的相互信心、信任、尊重。
他分享Lordwoolf关心的问题，关于司法任命委员会的建议可能过度受政治家的影响。正如他所说“如果行政能影响谁是任命委员会的成员，谁来任命，它就影响司法”。由于政治立法和议会责任，议会特别委员会以某种方式或首相推荐高级法院的最高权威的任命都是令他们满意的。但是这不会意味着部长能影响这个程序，而不是通过接受或拒绝这个建立任命委员会的提议。部长的自由裁量权应当严格局限于批准和拒绝任命，我们当然也反对像美国操作的政治党派的压迫批准程序。一个独立的司法任命委员会应当对直接任命的下级和推荐的上级任命负责。委员会成员的任命方式是重要的，委员会不需要法官来主持，不能被法官左右，因为它将导致合作主义的形式。但他需要包括高级法官的重要比例，以在工作中咨询法律问题。他必须被看做是明显独立的，任命程序的标准必须是经过良好的设计和透明的。他强烈反对咨询文件中任何委员会成员的推荐机构是英国政府宪法事务部，而不是一个完全独立于政府的机构。预算和人事的问题很重要，我认为最高法院如同澳大利亚高级法院和美国联邦法院，应控制它自己的预算，对法院人事和服务负责。这是一个重要的改革，要费更多精力的工作，冲突不是在咨询文件中爆发，第一次是在多年前由LordBrownewilkinson提出。
二、《最高法院规则》的内容
英国上诉法院常任高级法官菲利普斯勋爵。作为英国最高法院第一任院长，根据2005年《宪法改革法》赋予的权利和规则，制定了2009年颁布的《最高法院规则》。第一部分是关于基本问题的解释说明和范围的规定，第二部分是关于上诉申请的规定，第三部分是关于上诉的初始准备工作，第四部分是关于听证和裁决程序的规定，第五部分是关于一般案件审判程序的规定。第六部分是关于特殊案件审判程序的规定。第七部分是关于诉讼费用的规定，第八部分是关于过渡性安排的规定。
第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最高法院审判案件的范围。国会关于苏格兰最高司法权的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annabelleewing问政务次官（国会秘书），英国政府宪法事务部的顾问反对英国新的最高法院的管辖权包括苏格兰刑法的上诉。
mr.Leslie说政府2004年1月公布了一个大概的回答。英国政府宪法事务部网站也公布了全部的回答。政府已经提议英国新的最高法院管辖权不包括苏格兰刑法的上诉，大多数顾问都同意，但包括苏格兰的社会法和行政法的上诉。annabelleewing说英国政府宪法事务部部长上次与苏格兰长官见面讨论英国最高法院的建议是什么时候mr.Leslie说：2004年2月20日annabelleewing问是否英国政府宪法事务部部长已经会见苏格兰律师协会、苏格兰律师公会、地方司法官机构、苏格兰法官、苏格兰法律援助委员会的代表，讨论英国最高法院的提议，mr.Leslie说部长已经会见了苏格兰律师公会、苏格兰法官的代表讨论这个问题。与苏格兰律师协会和其他响应建立最高法院的部门咨询文件的组织已交换了意见。但与地方法官和苏格兰律师援助中心无任何会议。最终，英国最高法院享有英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案件具有最高司法权，而不能受理苏格兰刑事案件的上诉审。苏格兰高等法院为苏格兰的终审机构。苏格兰的法律体系具有独特性，因此在议会讨论中并没有强加给苏格兰接受最高法院刑事诉讼终审权的义务。
第二部分到第五部分是审判的一般程序和事宜，此处不做赘述。第六部分规定了特殊案件和例外适用情况，主要是《人权法案》的问题。如果一个上诉案件与1998年《人权法案》第四部分相冲突，应当给王权21天对此问题的关注时间，如果王权愿意调整，适当的部长或者其他人应当相应地调整。如果审讯中第一次出现这种问题，应当注意下放管辖权的问题。最高法院下放管辖权时，处理上诉请求或者参考推荐信应当与规则相一致，但是法院应当给出特别的指示。特别是关于1998年《苏格兰法案》的第33部分，1998年《北爱尔兰法案》的第11部分或2006年《威尔士政府法案》96、99、112部分。最高法院应参考F放管辖权问题的相关意见。直接指导参考资料有1998年《苏格兰法案》附件6的第33和34段，1998年《北爱尔兰法案》附件10的第33和34段，2006年《威尔士政府法案》附件9的第29和30段。相关长官提出的参考意见是用于归档和给其他在程序上有潜在利益关系长官以通知。
第七部分是关于费用和成本的规定。在国会讨论时annabelleewing说英国政府宪法事务部在民诉费用方面对可能产生的变化的评估是必要的，随着最高法院在苏格兰和英联邦其他国家的建立。mrJeslie说由民诉引起的英国最高法院的费用将与英格兰和威尔士、北爱尔兰的费用相符合，政府正在做的工作是通过苏格兰的行政法，发展一个适合苏格兰的提供资金途径。第八部分是关于过渡性安排的规定。英国最高司法权一直掌握在上议院手中，要使最高法院完全将其取代，还需要实践的检验和法律的完善。过渡性安排规定，除非法院或者司法常务官有指示，可以对规则进行必要的修改。
三、英国最高法院发展趋势
英国最高法院于2010年7月28日对o’Brien上诉司法部的案件进行裁判，从裁判结果可以看出英国最高法院受到欧洲法律和欧洲法院的影响。o’Brien是一个律师，1978年3月1日被任命为兼职法官，他一直连任，直到2005年3月31日退休。与其他兼职法官一样拿到一笔劳务费用。但是，与全职法官和拿兼职工资的法官不同，他和其他兼职法官没有退休金。2005年9月29日，他到就业仲裁处诉请被告（前身是英国政府宪法事务部）给予他与其他类型法官一样的退休金。他依据欧洲众所周知的兼职工人条款和欧洲关于兼职工人的框架协议。欧洲立法寻求兼职工人与全职工人的平等待遇。框架协议第2条第1款说该协议适用于有合同和法律范围内雇佣关系的工作者，协议在成员国有效。2000年关于预防兼职工作者不利待遇的第17条，是英国将欧洲法调转为国内法，但是却排除了对兼职法官的权利。mro’Brien主张他属于欧洲立法定义的工作者的范围之内。他强调，即使没有这个案件，兼职法官也是在英国国内法范围内有劳动合同和雇佣关系的工作。欧洲立法不准许国内权威机构武断地使用如第17条规定一样的条款来分离工作者的地位。mro’Brien在就业仲裁处获得了成功，但是却在上诉审查中因超过时效的问题被驳回请求，因此他将此案上诉到最高法院。mro’Brien和被告在提交的意见书中都认为涉及到的欧洲法对他们有利，但是他们强调，如果最高法院不能通过意见书进行审查，那么应当向欧洲法院求助于关于欧洲法的规定。
对高考改革的建议篇6
思想决定行动，没有思想的破冰，就没有行动的突围。在推动我省港口水运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上，我们应当以思想解放为先导，以党建高质量发展为引领，强化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大力弘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鼓足干事创业的精气神，以赶考姿态投身改革发展洪流中。
一、以改革的思维提升基层党建水平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2020年，集团在极为不易、极不平凡的情况下，在履行政治、社会、经济三大责任中展现了担当之力，在港口资源整合落实、集团组建稳步推进、项目建设全面提速三大任务中彰显了奋进之为，在发挥平台优势、功能优势、组织优势中凸显了发展之效，在集团发展元年走过了开局即决战、起步即冲刺的奋斗历程。
当前，集团正面临建设世界一流港口、交通强省战略、国资国企改革、加快水运改革发展等重要的“窗口期”“机遇期”。改革动作大、范围广，势必会带来思想上的碰撞、思想上的交锋。因此建议用改革的思维从领导、中层和员工三个层面，掀起一场思想大解放，引导干部职工学习贯彻政策、理解支持改革，跳出习以为常的思维框框，从单向思维转向多向思维、从静态直观思维转向动态变革思维，凝聚力量找出冲破阻碍、摆脱束缚的有效办法，推动集团各项改革全面深化；建议建立经常性思政工作机制，通过日常性的宣传讲解、近距离的观察和思想沟通，提前化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确保改革进程中干部思想平稳、工作推进有序；建议制定保护大胆改革的相关政策，出台具体可行的容错制度，论大功者不录小过，激励干部放下包袱、甩开膀子、大胆尝试，营造包容开放的改革氛围。
二、以文化的力量增添改革发展动力
企业文化代表着企业的活力和精神面貌，是改革发展的粘合剂，为提升集团文化建设，特提出二点建议。
一是建议在文化育人上下功夫。
充分发挥党管干部、党管人才的优势，在企业文化中注入党建引领新动力，把干部人才队伍建设放到改革发展的大环境下考虑，以经济效益优先为原则，考虑选拔一批懂得市场经济，善于捕捉市场机遇，富于改革进取精神，驾驭子公司在竞争中求发展的管理人才，不断拓宽企业业务领域，提升改革攻坚能力，同时围绕集团高质量港航建设、高效益板块经营、高水平运营管理的目标定位，以助推成长为目标，积极开展“港口工匠”“改革先锋”等育人活动，通过活动进一步激励人、鼓舞人、凝聚人。
二是建议在制度文化上下功夫。
企业要发展，激励是关键，建议集团在绩效考核、薪酬管理等制度上进行适度调整，进一步完善科学的、区别性的目标考核机制和绩效考核体制，建设相对统一、去行政化、兼顾公平、效率优先的薪酬体系，充分调动干部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增强员工的事业心和责任心。
三、以比较的优势做强做优做大企业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企业发展需要利用好自身优势，以己之长推动工作事半功倍。
对高考改革的建议篇7
按审计机关的归属不同，人们在争论中逐渐形成了“立法论”、“审计院论”、“垂直论”、“升格论”、“合并论”和“双轨制论”等多种体制改革观点[2]，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格局。事实上，人大工作本身就与审计监督存在密切联系，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曾说道：“离开审计监督，人大的财政监督将无法进行。”那么，人大工作者和全国“两会”代表和委员又是如何看待现行审计体制及其改革呢？笔者借助于文献搜集、问卷调查、采访调查等多种渠道对他们的意见进行收集、总结并加以评价，相信这对于全面评价现行审计体制以及提出合理适当的改革设想具有比较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来自于人大工作者的看法
从目前公开的文献资料看，无论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财经委、预算工委），还是全国人大领导，在公开场合或正式讲话中基本都没有对现行审计体制及其改革问题公开发表意见。但值得注意的是，人大在其职权和工作范围内，却一直在推动着审计监督工作的发展，“审计机关在逐步按人大的要求突出审计重点”。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大对审计监督工作的重视与推动正是审计体制走向改革的关键所在，就如审计署石爱中副审计长所指出的“变革从政府内部和从国家审计内部是无法突破的”。
实际上，人大机关从事理论和政策研究的部门以及一些人大工作者对审计体制问题的讨论一直持续不断并提出了不少改革设想[3]。突出的是：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周芳芳曾对现行审计监督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认为现行审计监督制度还不够合理和完善，制约着审计监督职能和作用的充分发挥，而审计监督正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经济监督权力架构中的一个薄弱之处，亟待引起重视，得到加强。为了“健全和完善审计监督体制，加强审计监督的力度，遏制腐败，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保持审计监督旺盛的生命力”，周芳芳提出了以下三种改革意见：第一种，借鉴国外“立法型”的审计监督模式，改变现行体制，建立中国特色的立法型审计监督体制，审计部门对人大负责，向人大报告工作，而不是向政府和上一级审计部门负责。第二种,不改变现行体制，但同时强化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审计监督上的作用。第三种,针对人大的监督工作内容广泛和整体性，将审计监督列为整个人大监督体系中不可分割的重要一环，为此要合理架构人大监督权力，保持人大监督权力的完整性和统一性，使各种监督形式包括审计监督都充分实现其效率，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在体制上，把审计监督纳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建立审计监督机构作为国家审计监督机构，在本级人大常委会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审计监督工作；同时，政府部门仍然保留内部审计部门。在审计监督的内容上，与人大的预算监督相应，人大的审计机构负责预算执行的审计监督；政府审计部门负责政府各部门、企事业单位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并向人大提交报告，接受人大的监督。
上述改革意见可分为“立法论”意见（第一种）、“现状论”意见（第二种）和“双轨制论”意见（第三种），但明显看出，偏重于第三种。其实，无论是“立法论”，还是“双轨制论”，都是“以人大为主导的审计监督制度”，区别就是把审计监督工作是全部还是部分转移到人大。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安晨光、刘来宁指出：“加强地方人大有关机构和工作力量的建设”要“充分发挥审计的作用，借助审计手段加强对预算的监督”，“从世界各国审计机构发展的共同特点和趋势来看，各个国家审计机构的名称、职权不一，产生和组成的办法也有区别，但共同点就是协助议会审批监督预算。在我国建立人大审计制度已提出多年，应尽早把各级审计机关划入各级人大序列，使各级审计机关协助同级人大对预算的合法性、真实性、效益性进行监督。这有利于把人大经济监督推向专业化、科学化、综合化的轨道，以解决人大经济监督过多依赖于政府主管部门(被监督者)的问题。”
北京市人大财经委赵巨鹏认为，现代审计具有监督性、独立性和客观性，世界上很多国家的议会都设置有审计机构，专司对政府财政收支活动的审计监督，我国目前实行的审计体制是政府审计，属于内部审计监督性质，因而，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削弱了对预算审计监督的独立性、权威性和客观性，因此，在政府审计系统以外，建立隶属人大的审计机构及审计制度，实施对同级政府财政收支活动的审计，应当说是十分必要的，所以建议在适当时机设立隶属于人大的审计机构，以加强对预算的审批监督。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王力群建议，设置隶属于权力机关或完全独立的审计机构，改变现有的审计机关属于行政内部审计的性质，为更加客观的财政预算监督奠定基础。
海南省人大常委会罗时祥、褚晓路认为，随着民主法制建设的推进和人大监督工作的不断加强，建立一支专业化的人大监督队伍显得越来越迫切和重要，为此建议“在县以上各级人大常委会设立预算和审计监督委员会，专司对计划、预算进行预审，对国家和地方重大建设项目进行核审，对财政预决算和国家机关行政经费开支进行审计监督，以适应加强财政、经济监督的要求。”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尹中卿指出，代议机关的财政监督实质上是从财政资金方面制约和监督政府的活动，对国家生活具有重要影响，在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财政预算、财政决算的过程中，审计监督具有重要的作用，世界上很多国家的议会设置有审计机构，专司对政府的财政收支活动的审计监督，但我国目前实行的审计体制是政府审计，从审计性质和工作实践的效果来看，政府审计仍属于内部审计监督性质，因此，建立人大审计制度是十分必要的。
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刘洪科建议，尽快在人大机构中增设专门的审计工作委员会，这样可以使人大对财政预算及执行、财政决算的监督工作机制更加完善，更加合理，较好地弥补人大专业力量的不足，改变人大监督的被动地位，使人大的监督由形式性监督向实质性监督转变，有利于更好地履行其法定职权。他同时认为，人大设立审计工作委员会并不是把现有审计部门的审计监督职能以及审计组织机构和人员都一并归入人大管辖，而是将审计部门审计本级政府财政预算及执行、财政决算的职能剥离出来，纳入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范围，并设置相应的机构和人员，这样做不会导致权力机关的职权膨胀，因为这只是剥离政府审计部门的一小部分职能，相反会强化人大监督的力量和手段，而政府审计部门则可以把主要精力用在审计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等具体业务活动上，更好地发挥审计部门的监督职能。
从他们的观点可明显看出：一方面，无论人大工作者从什么角度看审计，最终都把审计监督职责定位在财政监督上，即借助于审计监督搞好人大财政预算监督工作。值得注意的是，与审计机关或者一些学者不同，他们并没有单独的“就审计问题谈审计问题”，也没有仅仅从加强审计监督角度探讨体制改革，而是把改革纳入人大制度建设中、把预算执行审计作为人大监督重要的“专业支持”来思考的。另一方面，他们的改革观点可以说多是“双轨制论”。尽管并没有明显提到“双轨制”这一术语，但他们一般都是把审计监督和审计体制的重新安排与强化人大监督特别是预算监督制度相联系，也就是说，在他们眼中，审计机关设立在人大或者改革现行审计体制，主要就是把“预算执行审计队伍”安排在人大，而这与预算法和人大审批监督财政预算职权是相一致的，至于现行审计机关的那些国有企业审计、经济责任审计、金融审计等审计工作基本没有提及到。
二、来自于全国“两会”代表和委员的看法
近年来，在“审计风暴”中，越来越多的全国“两会”代表和委员开始关注审计监督问题，并从中引发出对现行审计体制的深入反思。他们对现行审计体制及其改革的看法和观点，基本反映在他们向全国“两会”提交的相关建议、议案和提案（以下简称“建议”）中。
其实，很早就有全国人大代表提出过有关改革现行审计体制的建议。1992年，前审计署审计长吕培俭在讨论审计法（草案）时就说：“有些同志提出，审计机关应该设在人大并实行垂直领导。这些意见，过去有些人大代表曾提出过。”但较多的建议是近些年提出的，特别是“审计风暴”之后，具体情况如下：
1．2001年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期间，党磊等32名代表联名提出“关于修改审计法和地方组织法有关条款，建立审计部门垂直领导体制”的议案。
2．2002年全国政协九届五次会议上政协农工组提出“关于我国现行政府审计创新”提案，建议“建立审计机关由审计署和地方审计机关‘二级’垂直领导模式。”
3．2003年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叶青等33名代表提出“使审计机关由现在的直属政府改为隶属人大”的议案。
4．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叶青代表继续提出“改变现行审计行政模式为审计立法模式”的建议。
5．2004年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上，北京西城区政协原副主席杨骥川委员提出“关于调整审计机关隶属关系”的提案，建议让审计机关由政府的组成部门变为人大的工作机构。
6．2004年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上，全国政协常委俞正委员提出“加强预算监督，改革现行行政型审计体制”的提案，建议建立可兼顾人大预算监督和政府经济监管双重需要的审计体制。
7．2005年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上，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墨文川委员提出“审计体制应向立法模式转变”的提案，建议将我国审计体制适时地由行政模式向立法模式转变。
8．2005年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期间，辽宁鞍山市政协副主席王淑媛代表提出“审计体制要从行政型模式转向立法型模式”的建议，建议构建审计体制的立法型模式，使审计机关接受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委托，独立对政府进行财政监督。
9．2005年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上，陕西西安市副市长张道宏委员提交的提案建议改革现行审计体制，将审计署的地位提升半格，审计长相当于副总理或者国务委员级别。同时，将分散于中纪委、监察部、财政部等部门的审计职能进行整合，并入审计署。与此同时，地方审计机构应该从目前的受地方政府与审计署的双重管理改为直接由审计署领导的垂直管理，并将省级审计厅改为特派办，以保证执行审计职能时与地方政府的独立性。
10．2005年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期间，吴新春等30名代表联名提交议案，建议修改审计法等相关法律，推动审计体制由行政型模式向立法型模式转变，使审计部门改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领导。
11．2006年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上，前上海市审计局副局长郑建龄委员提出建立“双重”审计体制的提案，建议依法正式在人大常委会建立预算执行审计组织，调整现行审计机关职责和工作体系，彻底实现预算审计监督制度与人大预算审批监督制度结合，在人大系统建立的审计组织即为中国国家审计机关——国家审计委员会，同时政府仍然保留“审计署”这样的政府内部审计组织。
12．2007年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上，全国政协常委俞正委员再次提出“关于将预算执行审计直接纳入人大预算监督工作体系的建议”。
除之，近些年还有许多代表和委员是在其他相关建议、议案和提案中间接提出审计体制问题。如李汉宇委员提出预算执行的审计和评估职能应由权力机构行使；马淑洁代表建议，人大为做好对财政预算的审查和执行情况的监督工作，应改革审计体制，充分发挥审计在对财政预算监督中的作用；朱天宝代表建议提高审计报告的透明度，落实人大代表的知情权；骆少君委员建议改进现行审计经费预算编报制度，制定审计组织法；吴国华委员建议制订审计公开制度；王天戈代表提出的议题是，在各级人代会上，都要有各级审计部门向人大代表报告审计问题查改结果。
可见，近年来，“两会”代表和委员对审计体制改革问题的关注程度逐渐在增强。不仅提出相关建议的代表和委员在增加，而且建议的力度也在加大。值得注意的是，无论这些建议提出怎样的体制改革设想，大都是从“独立性”和“财政监督”角度考虑问题。
这些建议也启示我们，应考虑将提高审计机关在预算执行审计中的独立性和有效性从而强化人大预算监督作为改革的着眼点，即“提高预算执行审计独立性和有效性以加强人大预算监督职能可能是或应该是未来审计体制改革方向”。
三、来自于问卷答卷者的看法
问卷调查“既可为准确评价和改革现行审计体制提供重要的学术研究数据，也可为那些关心国家审计和人大预算监督问题的各界人士提供可资思考和参考的实证信息”，为此笔者于2006年下半年向包括全国人大、审计署以及各级地方人大、政府、审计机关、财政机关和高校科研单位发放了1498份问卷调查表[5]。其中，人大系统发放409份。人大工作本身就与审计监督存在密切联系，审计体制改革与人大制度之间的联系也很紧密，而且人大领导干部大都曾担任过党政部门领导，具有比较丰富的党务和政府工作经验，所以相比其他系统和部门，他们的意见应该是比较综合和成熟的。基于答卷者（特别是人大系统的答卷者）调查数据，部分调查结论如下[6]：
1．现行审计体制是“劣势突出而优势不明显”[7]。
2．许多有关中国国家审计在理论上或传统上达成的“共识”现在却受到质疑甚至否定，受到质疑的传统认识主要集中在对现行审计体制优势的认识上[8]。
3．中国国家审计“实际是政府的内部审计”。另外，像现行审计体制下“审计独立性比较缺乏”、“审计结果难以对外充分披露”、“审计监督难以有效规范政府行为”等结论也得到进一步确认。
4．预算执行审计对于人大预算监督职能的有效实施具有重要作用。
5．审计监督与人大监督之间关系的深化必然受到现行体制的限制，审计对于人大的服务面临体制性“壕沟”。
6．现行审计体制是不完善的，应对其进行比较彻底的改革。
7．何为“比较彻底的改革”，观点极不统一[9]。
8．“提高预算执行审计独立性和有效性以加强人大预算监督职能”可作为未来审计体制改革方向。
为了充分了解答卷者对不同审计体制观点的看法以及印证问卷调查结果，还对部分答卷者进行了采访调查。
四、评价
可以说，每一种改革观点都有其道理和提出的成因，同样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不足或缺陷。对于众说纷纭的诸多观点，该如何评价？首先需要确定一个价值标准，以此作为评价各种改革观点合理性和适当性的依据。笔者认为，改革的评价标准应来自于以下三方面：“改革应反映中国政治经济发展要求，有利于满足人大和政府监督工作的需要”、“改革应有利于提高审计独立性”、“改革应具有现实可能性”三方面。这三方面共同影响或制约体制改革设想的选择，缺一不可。过于强调或偏重某一方面都可能造成选择的偏向，也就是说改革只有综合反映和考虑了上述三方面要求，才真正具有合理性、适当性以及可能性，提出的改革设想才真正有意义。据此，对各种改革观点做一简明扼要的评价。
“升格论”虽然看上去通过提高审计长的行政级别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审计的地位和独立性，但审计机关实际上仍然是政府的组成机构，仍然会受到政府或政府首长直接行政制约和影响，还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独立性问题。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刘来宁认为，现行体制下的审计长属国务院组成人员，提高行政级别的办法只有副总理或国务委员兼任审计长，在地方由相应的政府副职兼任审计厅（局）长，但作为政府的组成部门，如果不是政府副职兼任，怎么能随便提高一个组成部门负责人的行政级别？这必须根据宪法和相关组织法作出规定，而这实际上是没有多大可能性。
“合并论”尽管能提高审计监督力度和权威性，但却没有解决审计独立性问题，而且混淆了不同监督的性质区别。刘来宁认为这种观点把纪检监督、监察监督和审计监督混为一谈。纪检监督属于党内监督，依据的是党内的各种规定，如党内监督条例、党员处分条例等；监察监督属于国家行政机关内部监督，依据的是行政监察法及其他行政法规、规章、纪律等；而审计监督依据的是宪法和审计法，尽管当前仍然属于行政监督的一种，但其应该是代表纳税人意愿和依据宪法实施的监督，严格讲它要高于行政监督，是对行政机关实施的国家监督，所以说这几种监督性质是不同的。现在虽然党的纪检和政府的监察部门是合署办公，但两个机关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在对党员干部的处理上，依据不同的法规和规定，党政是分开的。尽管纪检监督、行政监督甚至人大监督在实施中都可能要借助于审计结果，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一回事，而且“合并”是与“党政分开”原则相悖的，不符合民主政治建设的要求。但如果继续维持现行审计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将审计监督与监察监督合并则有一定的可行性，因为这属于行政体制内部的机构调整。
“垂直论”的赞成者颇多，但赞成者多来自于基层审计人员，而且越是财政困难的地方呼声越大，但没有考虑审计如何与当地经济发展连成一片，这样做不利于审计与当地党政部门工作的协调，容易造成审计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维护当地经济秩序上不到位。中国各地经济形势比较复杂，想让一个统一的意志适合各种情况是不大可能的。就算中央的意图是贯彻了，但不一定适合各地的实际发展需要。另外，财政“分灶吃饭”但审计体制又垂直，而审计对象又是地方财政，这就不配套，因为这样使地方事权划分不清，一级政府有一级事权，一级事权有一级财权，财政是有地域性的，财政监督权应该与财权相配套归地方，即财权的监督权是与财权的所属权相统一的。
以上三种改革相对简单易行，的确便于操作，因为都是在行政型体制总体不变的情况下所作的局部性调整。但这类改革仍然是对现行体制的“修修补补”，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审计独立性问题。就像审计署南京特派办王景东所言：“当前，国家审计监督的法治化需要解决的是独立性和公开性两大难题。独立性是审计的灵魂。在我国，要想充分发挥审计监督的作用，就不能让审计机关再依附于行政机关。”
同时这些“修修补补”的改革仍然会涉及修宪问题。比如“垂直论”就涉及宪法第一百零九条的修改。实际上就为这样“修修补补”式的改革去修改宪法实在是可能性不大，因为修宪必定是要解决重大体制问题。这里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这些改革是为了“审计自身而为”的，并没有反映出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发展要求，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财政审计中的体制弊端问题，没有把人大监督意志真正体现出来，同时也不符合世界国家审计发展规律和潮流。
“审计院论”看上去也是一种比较彻底确保审计独立性的改革思路，而且“审计院”与“一府两院”“平起平坐”无疑会大大提升审计的政治地位和权威性。但这种体制改革意味着中国现行宪法所确立的人大领导下的“一府两院”制将被改变为“一府三院”制，这必将对现行宪法、地方组织法和国家政权体制作重大的、过多的改动和调整，这是不现实的，缺乏可行性。单就审计监督权是否应上升为与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这些国家根本权力“相提并论”的层面或审计机关是否应上升为与国体和政体直接关联的国家政权机关就值得好好考量。行政学专家毛寿龙认为：“没必要在国家行政、司法、立法三权外再设审计权；前三者是国家的根本权力，审计只是程序性的业务工作，是前三者的助手”，“审计拔得太高，会对审计本身构成腐蚀性，对我国长期的制度建设不利。根本上，审计应该是执法和业务机构，是行政、司法、立法方面的派生权力。应该完善立法、司法、行政权力，靠三者之间的互相制衡，靠与审计衔接法规的完善，促进审计的发展。”
“立法论”被许多人看做是最为理想的，这种体制强化了审计与政府之间的独立性，克服了现行审计体制存在的主要弊端，突出了人大监督地位和意志，也反映出国家审计脱离于政府控制并监督政府的世界审计发展潮流，但与“审计院论”一样又都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一方面这类改革要对现行中国政权体制和宪法做大的改动和修正；另一方面则是与中国政治体制发展方向不符合。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就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这意味着完善人大制度以及选择和实施各种能够加强人大监督职能的制度和措施将成为必然，而作为监督机制或用于监督目的的国家审计就应与之相适应或相联系，但这两种改革并没明显地反映出这点。
此外，这两种改革还存在同一个重大缺陷，即从整体上看没有反映出政府经济监督的要求，并可能使政府失去了曾经直接拥有的审计监督手段和资源，从而削弱政府经济监督效力。要知道，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建立国家审计的初衷主要是为了加强政府经济监督职能，“国家审计是政府经济监督机制的组成部分”，而且现阶段，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建立，政府依据行政手段对经济生活（包括国有企业、金融单位）实施监督仍然举足轻重，政府经济监督工作仍然十分重要和繁重。所以审计体制改革不能不考虑政府经济监督需要，任何弱化政府经济监督效力的改革都是脱离于现实并难以取得各方面的成功。
而没有考虑政府监督需要，也是众多的改革“反对派”们反对改革的一大理由。“现代行政学的理念也要求政府内部必须设立单独的审计机关，负责监督政府内部的各项活动，保证其合法、经济、有效、公平，并且把是否设立了独立的审计机关作为政府‘善治’的重要标志之一。我国目前的审计体制的设计符合政府管理的需要和‘善治’政府的要求。也就是说，即使目前的审计机关改变了隶属关系，归人大或者中央垂直管理了，各级政府也需要再设立隶属于本级政府的审计机构。”
另外，“立法论”把国有企业审计、金融审计、经济责任审计也放入人大体系中，却是与人大制度和人大监督权内容不相符合的。人大作为一种政治架构，作为对“一府两院”及其工作实施监督的权力机关，不可能直接面对大量的、具体的经营性单位和非人大任命的政务类官员。
综上所述，这两种改革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
“双轨制论”的提出结合了“立法论”。两者的理论基础和原理是一致的，强调的都是立法机关对审计监督的控制。两个观点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双轨制”改革只是把现行审计职能职责和工作体系部分地从政府行政系统转移到人大，在保留现行行政型审计机关的同时，又在人大系统中构建新的立法型审计机关。可以说，“双轨制论”是在“立法论”基础上形成的，或者说是对“立法论”的一种修正。
由此看，“双轨制论”一方面充分考虑了“立法论”原理、特点和有利之处，适应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对审计监督的需要,克服了现行预算执行审计中所存在的体制弊端,使预算执行审计与政府保持了必要独立性。另一方面又生成了一些独特的有利之处，即基本可保留现行审计体制优势,不会对现有政府经济监管职能有大的削弱和冲击，不需对现行审计机关做过大的机构改革和隶属关系调整，不会对审计工作造成大的冲击。所以综合而言,“双轨制”改革在中国现实政治经济形势下实现了保障审计独立性、满足人大和政府监督工作需要以及与现实可能性的最佳结合。
注释：
[1]本文部分内容摘录于《中国国家审计体制问题：实证调查与理论辨析》一书，杨肃昌、肖泽忠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
[2]“立法论”，即将现行审计机关的职能职责和工作体系完整地、全部地从政府转移到人大，重新构建“立法型”审计体制。“合并论”，即把审计机关与纪检、监察等部门合并，形成党政监督与财政财务监督高度结合的审计体制。“垂直论”，即将当前地方审计机关由上一级审计机关和本级人民政府“双重”领导的体制改革为由上一级审计机关“垂直”领导的体制。“升格论”，即是指在继续维持现行审计体制基本格局下，将审计署的地位提升半格，审计长相当于副总理或者国务委员级别，各级地方审计机关及其负责人的行政级别也做相应调整。“审计院论”，即设立与国务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相平行的审计院(即实行“一府三院制”)，审计院直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工作。“双轨制论”，即指为满足人大预算监督与政府经济监管双重需要，在人大和政府分别构建履行不同职责的审计组织：在人大常委会（或财经委）之下构建预算审计组织，专门进行预算执行审计，重点对政府行政部门和具体用款的预算单位预算资金收支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效益性进行监督；政府所属的审计组织主要承担除预算执行审计之外的政府经济监管所需要的各项审计监督任务（如国有企业审计、金融审计和经济责任审计等）。这种体制下，国务院及县级以上地方政府中的审计机关作为政府的一个内部职能部门仍继续保留，即“审计署”仍然存在，只不过工作职责和工作体系已有所调整。
[3]比如，2000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以及全国近20个省、市人大常委会从事人大理论研究的若干同志，组成了人大监督问题课题组，从两个方面开展了人大监督问题的研究：一是宪法、法律有关监督的规定以及在这些规定基础上形成的各项监督制度；二是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开展的监督工作以及在实践中形成的一些带有普遍性的做法。课题组把这两方面问题分解为20多个专题，其中就有审计监督问题的专题，该专题在对审计监督及其审计体制的历史沿革、现状、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极其重要的体制改革建议。
[4]问卷调查详细情况见杨肃昌、肖泽忠：《中国国家审计体制问题：实证调查与理论辨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
[5]调查内容包括中国国家审计基本状况、人大预算监督和预算执行审计基本问题、现行审计体制总体评价、审计体制改革应考虑的原则性因素、各种审计体制改革观点的比较与选择等五部分。
[6]因篇幅所限，本文只列举了部分调查结论。
[7]答卷者对于现行审计体制劣势的认同是比较一致的（其中人大系统、专家系统答卷者认同度最高），整体上差异不大；但对现行审计体制的优势则难以取得比较一致的认同；整体上，认为现行审计体制的劣势大于优势。
对高考改革的建议篇8
讨论缘起于清华大学谢维和教授2012年12月14日在本版发表的《高等学校的三种入学形式――从高考制度改革的“兼顾原则”及其变量说起》一文。在连续几篇重要文章引发教育界关于高中教育定位和改革的讨论之后，谢维和找到了中国教育改革的突破口――高等学校的入学考试及招生制度（以下简称“高考制度”），并毅然决然地开始上下求索。他建议，高校应根据高等教育和高中教育发展变化的实际，建立和形成申请入学、考试入学与推荐入学三种入学形式。
1.高考制度改革期待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身之弊
《决定》指出，“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弊端”。
多年来，考试招生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考试招生制度是国家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高考制度是考试招生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育规划纲要的重要内容。
中国教育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中国特色的现代教育体系需要建设与之相配的考试招生制度。谢维和认为，高考制度是一个覆盖高考制度中所涉及的各种相关活动与因素，以及各种利益相关者的系统，包括高中教育及其学业水平考试与综合素质评价，高中的推荐、大学入学的报名与考试，考试的命题与判卷以及大学的招生与录取，考生及其家庭的参与等活动或因素的系统或综合，以及与这些活动相关的一系列法律法规与政策规范的体系。
高考制度受多种因素影响。厦门大学教授刘海峰认为，高考制度的发展和改革，必然要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制约，十分典型地体现出高等教育的基本规律。
高考制度具有不容否认的历史功绩，也取得了一定的改革成就，但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与弊端，成为教育改革的难题。湛江师范学院院长罗海鸥认为，高考制度下产生了一些不合理现象，第一类是高考变“高压”，众考生寒窗苦读，失去快乐童年；第二类是高考失利等于“人生失败”，因高考失利而自杀的悲剧每年都在上演；第三类是高考“独木桥”负面效应引发不良竞争态势。江苏省教育厅中小学教研室副主任董洪亮认为，受现行高考制度的钳制，教育内涵缩水，“教育”只对考试而不是人的培养负责。
谢维和认为，目前高考改革中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制度本身的结构性失调，没有与时俱进地体现高考制度的“兼顾原则”，即高等学校的入学形式与高考应该“兼顾”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的特点与诉求。而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和高中毕业生上大学的升学率则是这种“兼顾变量”的两个基本变量。
科学规划考试招生制度，要理清考试和招生两个概念。清华大学附中校长王殿军教授明确区分了“高考”与“高招”：“高考”指每年举行一次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高招”指每年高校组织的招生工作，包括保送生招生、自主招生、特长生招生、国防生招生、完全按照高考成绩进行的招生等。高校招生制度毫无疑问是基础教育的“指挥棒”。王殿军说：“现行的高校招生基本完全按照高考成绩这个唯一的指标进行选拔，由此导致了高中教育过度追求分数，偏离了素质教育的正确方向，甚至偏离了教育规律和人才培养规律。”
谢维和认为，大学特别是若干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应该充分尊重考生的自，科学地安排考试时间与空间，为考生提供更多机会，改变“一考定终身”的现象。天津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张武升研究员认为，高考给予学生选拔的机会太少，“一考定终身”是现有高考制度的一个突出病症。
高考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进行综合改革。江苏省苏州十中校长柳袁照建议，让学生、学校在科目、考试、路径等方面能够有多元、多次、多样的选择，形成“立交桥”的局面，各级各类教育之间多几个岔路口。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高中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王本中说：“高考改革仅仅靠教育部门是无法完成的。大部分问题在教育内部能够解决，比如学分银行、学分积累、学分认证等。教育是培养人的，成才以后，能否人尽其才、人尽其用，这是人事制度要解决的。”
2.考试制度改革学生考试多次选择
《决定》指出，“学生考试多次选择”，“探索全国统考减少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语等科目社会化一年多考”。
在考试制度改革方面，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主任田慧生建议处理好四对关系：“考试改革与高中课程改革要紧密结合；统一考试与高中综合评价改革要密切结合；考试内容与考试方式改革要紧密结合；考试改革与招生录取模式改革要紧密结合。”
《决定》指出，考试招生制度要“探索专业机构实施、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参与监督的运行机制”。董洪亮认为，高考应该社会化，“考试机构是接受地方政府或者高等学校委托的社会服务机构。高考模式、参加高考的模式等，不能仅仅由教育行政部门决定，公众、高校、专业机构、参考者个人的意愿也会发挥作用”。江苏省无锡锡山高中校长唐江澎则建议：“把高考改革提升到国家战略上来关注，实行免费考试制度，由国家支付高考命题、试卷印刷、考试组织和评卷阅卷等成本。”
多位专家提出，增加高考的次数，给学生更多选择。这其实与“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弊端”是紧密联系的。张武升建议，要为学生提供多次高考机会，例如每季度一次，成绩一年有效。王殿军则建议，高考每年由一次变为两次，分为高校招生资格考试和能力考试。
一些专家尤其提到科目改革。田慧生提出，把一些科目如英语，由基本高考科目变为水平测试，一年进行多次考试。王殿军建议，由教育部考试中心设立专门的英语测试机构，统一负责组织全国的高中生英语考试，每年可以安排4至6次考试。
分类考试是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要求，田慧生说：“应在统一考试框架内进行更有针对性的分类考试。目前，重点院校、地方大学和专科院校录取考试采用一张试卷，虽然分数线不同，但没有体现出针对性。”
考试科目改革极为重要。江苏省启东中学校长王生说，如果高考科目设置不合理，就会直接影响到高校的人才选拔、创新人才培养，直接影响国家未来的发展，也会导致当下高中教育改革与发展出现诸多问题。王本中认为，高校自主招生应减少考试科目。王殿军建议，高校招生资格考试全面考查学生综合学业水平，强调文理并重、学科均衡发展理念，有效避免高中过早进行文理分科。
不少专家“剑指”高考命题。福建师范大学教授黄光扬认为，高考命题存在如下问题：一是有些科目题目的阅读量偏大，与题目满分值不对称。二是小题目大障碍，故意提高与测量目标无关的答题障碍。三是有不少内容关联、责任连带、评分株连式的分步解答题目。四是叠加捆绑式选择题和分值偏大的选择题，违反了选择题编写原理，即“题目多些、分值少些”。另外，他建议改进现有高考科目考试大纲的编写，使它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高考科目考试标准。
有考试便有应试，但应试之甚，已成痼疾。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晓辉认为，应该创新考试方法，比如，适当增加考试题量，延长考试时间，从而降低每个考题的权重，保证考生能力的全面发挥等。
3.招生制度改革逐步推行多元录取机制
《决定》指出，“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加快推进职业院校分类招考或注册入学。逐步推行普通高校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
高校选拔新生的方式，事关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事关国家人才战略。
招生制度要回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谢维和建议，对于大部分普通大学和高职院校，可实行申请入学，以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及其综合素质评价替代高考，作为大学选拔和录取新生的主要依据。中国人民大学前校长纪宝成建议，将高等教育分为普通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两大体系，同时相应设立两类不同的国家统一高考。
招生制度要体现教育公平。福州一中校长李迅认为，除谢维和提出的高校三种入学途径外，还应注意指标分配的区域性和选拨的多样性。可将条件落后的乡村高中学校归为一个区域，985高校和其他211高校等均应划出一定名额给这个区域的学生。大学录取机制应更自主开放。张武升建议，把高校每年增加的招生指标、特别是部属院校增加的招生指标与解决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地高考的数量挂钩，流出地指标少增加甚至不增加，流入地多流入、多增加。上海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校长刘次林则建议高校招生名额根据实际情况公平分配，京沪考生，没有考到必需的分数就不能留在本地，外地考生通过平等地参与竞争，可以选择在任何地方就读。大城市的部分青年离开故土，走向全国，有利于了解真实的国情。全国各地多元化的青年才俊走进大城市，有利于改造城市人口的生态结构。
招生制度改革要有利于消除“升学率崇拜”，有利于高中教育的健康发展。江苏省泰州中学校长蒋建华建议，高考选拔方式多样化、层次化，把与高考有关的数据模糊化、保密化，评价方式多元化、科学化。他说：“现在，因为选拔方式太单一、评价标准太单一，评价学校往往只看分数、升学率和尖子生，各项数据一目了然，自然容易排队，客观上助长了片面追求升学率。”唐江澎说：“实现录取多元化，把高考“折腾”得样数多些，能为高中教育提供改革空间，为不同的人才设置不同的课程，让学生学到感兴趣的、有用的东西。”
招生制度要促进创新人才的选拔和培养。谢维和、张武升等人均建议对于在创新、创造等方面取得杰出成就的学生采取推荐入学，甚至免试。
招生制度的功能要由单维转向多维，既有利于高校招生“选拔”，又有利于学生“选择”。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主任张才生认为，现行高校招生录取环节，如学校批次设计、志愿结构设置、投档方式等，都可以从学生利益出发重新设计。
招生录取方式的多元化，必然要求评价方式的多元化。除高考成绩、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和综合素质评价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评价方式？
王殿军认为，高校招生可以增加如下几个新的维度指标：资格考试成绩（全国或分省统一考试）、能力考试成绩（全国或分省统一考试，只面向通过了资格考试的学生）、英语考试成绩、大学先修课程成绩、中学选修课程成绩和学业水平测试成绩。另外，还可适当采纳一些重要的辅指标，如学生平时成绩、学生特长、综合素质发展记录、学校推荐、高校综合面试成绩等。他说：“如果我们的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建立起了良好的诚信体系，这些辅指标完全可以直接作为高校招生选拔学生的维度指标。”
《决定》明确提出，“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学校办学自”。江苏省连云港海州高中校长周艳说：“现有的高考制度使高中办学自严重不足，也很难办真正的特色化高中。”
招生自是高校办学自的重要内容。王本中说：“高校办学自里很重要的一条是招生自，将来，高校招生必然都是自主招生。”柳袁照说：“给高校真正意义上的招生自，让高校按照自己的学校特色、专业特点取人。这样，高中才能特色发展，培养出多种多样的人才。”
但是，江苏省无锡市教育局局长陆卫东认为，在现行高考制度之下，大学的招生自严重不足。王本中说，现在高校自主招生被分数公平绑架了，自主招生转变成了自主考试，给学生的压力不亚于高考。
王本中认为，高校自主招生的改革方向是，“减少考试科目，推迟考试时间，将来逐步过渡到充分利用高考。每所高校的招生简章里，可以针对不同的专业设定不同的总分和单科分数。面试也更有说服力和甄别性”。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所长崔允教授、华南师范大学冯生尧教授认为，高校及其院系，可以规定必考科目的计分方式和权重。他们把这样的制度称为自主性、市场化的院系招生或者专业分化制度。
王殿军说：“在高中创造出可用的多维指标体系之后，教育管理部门要放权给高校去综合使用，高校要敢用、会用，建立起自己基于这些多维指标的学生评价和选拔机制，做到科学、合理、公开、公平、公正。高校一定要向社会公布综合评价的选择和方式，接受社会监督。这是对大学选拔评价学生能力的挑战，也是在人才强国战略中大学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
4.构建终身学习网络试行学分转换，拓宽终身学习渠道
《决定》指出，“试行普通高校、高职院校、成人高校之间学分转换，拓宽终身学习通道”。
去年“两会”期间，袁贵仁部长曾说道：“我们现在就是想设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整体目标和基本框架，引导每一个孩子都能有自己的选择空间，有自己理想的发展道路，选了不理想的路还可以岔过去。用通俗的话表述就是要修更宽的路，修多样的路，同时要建立体交叉的路。就像坐了汽车可以换火车，坐了火车可以换飞机，坐了飞机还可以换轮船，最后到达自己理想的目的地。”
这样的教育体系，上下畅通，左右衔接，互联互通，构成了一个终身学习的网络。学分转换是这个终身学习网络实现连接、贯通的必要工具。实现了普通高校、高职院校、成人高校之间的学分转换之后，职业教育、普通教育、成人教育之间就有了沟通的可能。王本中甚至提出一种“学分制度认证制度”的设想，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继续教育、社会学习、社会工作经历之间，均可以实现学分转换。
要实现中国的教育梦，就应该为学生建一个四通八达的体系，给他们提供多样性选择和转换的条件，各个环节互通互联，让他们有充分的选择机会。
5.美好教育畅想我们的教育充满希望
如果高考制度改革是一只蝴蝶，它扇动一次翅膀，会带来哪里的海啸？
谢维和把高考制度看作高中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的衔接与中介，把高考制度改革看作高中教育乃至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突破口。刘次林说，希望高考这个“指挥棒”发挥出促进学生、学校和社会健康发展的正能量。
试想，高考制度改变之后，高中教育就会改变，高中教育的多样化、特色发展，也许就有了新的发展契机。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胡金波教授说：“普通高中要将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放在重要位置，防止偏离教育方针，违背教育规律，片面追求分数，压抑个性发展。基于准成年人身心特征，创设丰富生动的教育生活情境，为学生提供多层次、多种类的发展选择。”高中教育作为基础教育的高级阶段，它的变化会相应地影响初中教育，初中教育会影响小学教育，等等，牵一发而动全身。高考制度改变之后，高等教育也会发生变化，招进来的学生会更适合在自己的学校、专业学习，从而获得更好的发展，成长为更优秀的人。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也会相应发生变化。
对高考改革的建议篇9
问：规划建议的教育部分为何以提高教育质量作为主题词？
答：教育既是国计，更是民生。提高教育质量，意义重大，在我国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的今天，将更需要有质量的发展。规划建议在确定“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的指导思想时，强调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这就意味着，未来5年我们要坚持把提高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牢固树立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教育发展观，更加注重教育内涵发展，为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可靠的人力资源支持。
问：规划建议有何亮点，体现了哪些政策考虑和现实需求？
答：最突出的有六大亮点，一是明确要求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把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作为重点任务贯彻到国民教育全过程。二是将高中阶段教育从“基本普及”提升为“普及”，大幅提高从中等职业教育到普通高中渐进式免除学杂费的进程。三是多措并举促进教育公平，积极回应群众期盼，重点抓均衡、抓普惠、抓资助，努力让所有学子都能有平等受教育机会。四是提高高校教学水平和创新能力，继续重视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加快形成人才培养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机制。五是落实并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和教育教学改革，强调探索建立个人学习账号和学分累计制度，畅通继续教育、终身学习通道，为显著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打下良好基础。六是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鼓励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本提供多样化教育服务，努力开辟调动多方资源发展教育的新局面。
问：在义务教育均衡、普及高中教育、发展学前教育、提高高校教学水平和创新能力等方面，改革举措与质量发展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
答：改革是发展的强大动力，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十三五”时期教育发展和质量提高，必须始终瞄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必须紧紧抓住改革和法治战略举措，规划建议指出的“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问题。包括教育发展和服务供给在内，都需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教来加快解决;2020年前全国各级各类教育质量的提高、群众满意度的增加，都离不开规划建议多次强调的教育改革、教学改革和相关制度机制的创新。
问：相关措施是否针对当前教育改革发展的难点热点？
答：依法切实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平等受教育权，有效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将是今后5年全党全社会全力打好脱贫攻坚战、保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的重要环节，使其涵盖所有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资助全覆盖”，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问：学分累计制度是新提法吗？
对高考改革的建议篇10
热词一：入园难、入园贵
入园难、入园贵问题如何解决？今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启阳集团董事长王麒建议，将学前教育纳入十二年义务教育范畴。王麒说：“国家投资学前教育，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符合群众心理愿望，是关系国家建设后继有人的最大民心工程。因此，建议将学前教育纳入十二年义务教育范畴。”
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教育厅副厅长李和平提议，要加快落实国家发展公办幼儿园政策，大力增加公办幼儿园资源，从根本上解决入园难、入园贵问题。李和平认为，公办幼儿园近年来发展较慢，比重较低，资源不够，加剧了“一园难求”矛盾。因此，应按照城市市区、县城城区每3万常住人口建设1所以上不少于9个班建制公办园的要求，加大财政投入，合理确定城区公办园的布局。同时建立幼儿园教师长效补充机制，积极拓宽师资来源渠道，保障教师待遇，制定幼儿园师资培养规划，提高学前教育质量和水平。
热词二：高考改革
高考改革一直是“两会”的热点议题。今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说：“高考改革要治本，不能只是治标。”他指出：“所有改革都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不要轻易地改，也不能盲目照搬过去的和外国的。”
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大学校长陈骏在谈及高考改革时认为，改革最关键在于高校应有更多择录权。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提出，希望能建立“多投多录，高校、考生双向选择”的录取模式。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社科院院长王战提交了“关于取消高考分批录取、加快高考改革步伐的建议”。他提出，高考招生应取消分批次录取，实行同时录取，取消现有招生分批次录取制度，实施高校同批次录取。
热词三：女童安全
今年“女童保护全国两会座谈会”上公布的一组数据引起哗然：“2013年国内一共有125起媒体公开报道的女童案例，平均每2.92天就有一起曝光案例，其中受害者8―14岁居多。”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曹义孙，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俞金尧一起提出建议，将儿童安全教育纳入九年义务教育课程体系，出台权威的防教育教案，并完善立法保护，废除嫖宿罪。
曹义孙说：“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经过科学论证的全国性防教材教案。虽然广东等地的教育部门陆续出台了性教育或防的读本，但仍缺乏权威性、标准性、可推广性，导致儿童安全教育的地方实践只停留在一地、甚至可能是一届教育部门主管领导的任上。”
与会的代表、委员们提议，将儿童安全教育纳入九年义务教育课程体系，让“安全教育第一课”作为小学新生入学第一课。
热词四：大学改革
首先是高校“分为三六九等”的问题。我国有39所“985高校”、112所“211高校”，41所省部共建高校。今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河南大学校长娄源比喻称：“这些学校有的是娘娘级学校，有的是贵妃级学校，还有的只是‘答应’，还有‘常在’，他们所受的待遇自不相同。”娄源建议，政府教育主管部门不宜管那么多学校，“因为你掌握着很多资源，而你没有管的学校得到资源的机会就会少”。
其次是高校去行政化的问题。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大学航空航天学院副院长刘占芳提出：“学校的重心在于创造型人才的培养和学术研究，高校不能在行政和教学科研上‘双肩挑’。”他建议，针对不同高校的定位和特点，应该实施分类指导，以法规确定高校职能部处机构设置，限定职数，同时制定此项改革的时间表。
南方科技大学的改革也成为热点话题。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认为，南科大既想改革创新，又想得到体制认可，只会陷入所谓的“囚徒困境”。
热词五：教育均衡
教育均衡发展依旧是今年全国“两会”热点关注的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刘益春认为，要使教育公平，首先要实现教育资源的均衡发展，而实现教育资源的均衡发展，核心是师资队伍问题。他建议，国家要培养更多的教师资源，促进教育早日公平均衡发展起来。
全国政协委员、杭州市政协副主席赵光育带来了完善教师交流轮岗政策、均衡配置城乡义务教育资源的提案。赵光育认为，改革教师人事制度，建立以县（市、区）为单位的教师管理制度，统筹区域教师流动。
对于“择校”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民盟太原市委主委、太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傅建荣建议：出台配套政策，要求新建、扩建、改建的住宅小区应当按标准配套建设中小学、幼儿园，并与住宅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同步使用；按照国家规定的中小学服务半径标准，建设义务教育学校，同时取消义务教育阶段“公参民”学校，让这类学校参与“就近入学划片分配”。
热词六：教育腐败
教育腐败包括教育系统和学术腐败等。
全国人大代表、民革党员方青说：“教育系统中的腐败现象，更具垄断性、隐蔽性和巨大危害性。”方青建议，要规范教育部门各级领导以及中小学教师隐蔽性收入的界定标准。对此，他建议出台一个类似中央制定的各级党政机关杜绝浪费的实施细则，建立师德师风惩戒机制，加强执行力度。
对于学术腐败，全国人大代表、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认为，导致学术腐败的原因是我们太过于追求单项指标，让老师们有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让他们觉得好像非要通过非正常手段才能获取他们想获取的东西。对此，全国人大代表、吉林大学校长李元元指出，学风是一所大学最宝贵的无形资产，对学术腐败、学术不端必须做到零容忍。
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医科大学副校长胡刚呼吁，应明确全国所有高校校长不能担任校学术委员会或教授委员会主任，所有学术事务都由校学术委员会或教授委员会决定，校长不得干预学术委员会或教授委员会的活动和决议。
热词七：农村教育
全国政协委员、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马敏关注农村教育，她通过调研数据指出，目前农村教育存在财政投入不够、留不住教师、办学质量差等问题。她建议实施“农村教学点振兴计划”，创新教育管理体制，将教学点视为与其他学校具有同等法人地位的学校，在人、财、物方面给予农村同等的政策和制度安排。
来自基层的全国人大代表、广西河池市大化瑶族自治县高级中学的教师蓝春桃认为：“改善农村师资队伍状态，必须提高其收入水平。要为农村教师营造优质的生活条件，不仅要事业留人、感情留人，更重要的是待遇留人。”
同样来自基层的全国人大代表、广西玉林市陆川县乌石镇陆河村党总支书记梁丽娜建议，建立“城乡教师轮岗制度”，规定城里的教师必须到农村支教，服务期满的教师可获得更多晋升和加薪机会。同时，农村教师要到城里交流，获取知识，开阔眼界。
热词八：大学生就业
针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统计存在“水分”的问题，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专家朝克说，有的高校出于生存需要，诱导学生就业造假，而教育主管部门出于政绩需要，往往也不会主动严查就业率造假。因此，就业统计必须以就业质量为标准，这样才会倒逼学校调整专业设置和招生制度。
而对于就业中的“拼爹”现象，全国政协委员、安徽大学校长黄德宽说，我们必须从制度设计上呵护高校毕业生进入社会的起点公平，更要逐步实现“好工作在体制外”。
全国人大代表、郑州海龙集团董事长徐晓关注就业中的“性别歧视”问题。她说，要缓解女大学生就业难的现实状况，需要社会重塑男女性别平等的新观念，消除企业重男轻女的用人观。徐晓建议加强立法，制定专门的反就业歧视法。
热词九：职业教育
全国人大代表、南开大学校长龚克，全国人大代表、浙江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沈琪芳共同认为，职业教育是和普通教育平行的另一种教育类型，而不是等而下之的层次。
沈琪芳指出，我们一直有个偏颇的误区，总觉得职业教育是低的层次，是生产一线的社会制造业的方向，其实职业教育是人才培养的一种类型。
如何建立现代职教体系？沈琪芳建议打通纵向和横向，她说：“纵向不仅是打破中高职的衔接，更应该进行更多的融通，比如说中职到高职，可以借助学分制，中职可以学习高职甚至本科的知识，普通高职和中专也应该融通，普通高中应该向中职进行分流，高职也应该向本科进行延伸。”
全国政协委员、教育部副部长李卫红在今年“两会”上，呼吁经济实体部门一定要支持职业教育，“企业没有积极性就没有办法”。
热词十：增强学生体质
“近几年世界男性平均身高排名中，韩国排第18位，平均身高1.74米；日本排第29位，平均身高1.707米；中国排第32位，平均身高1.697米。”全国人大代表、小学数学名师吴正宪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列举了以上数据。吴正宪呼吁，尽快制定安全保护法规，分清责任，解决教育工作者的后顾之忧，激发学校让学生积极进行体育锻炼的热情，确保学生增强体质。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朝阳糖尿病医院院长王执礼发现，目前我国关于学校体育教育风险方面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是造成学生不能充分进行体育锻炼的原因之一。他建议，把学生健康素质纳入高考考核，这样才能让学生、家长、学校真正重视孩子的身体健康。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篮球运动员姚明认为，在完善制度的同时，提升学生体育锻炼的兴趣也同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