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的方式篇1
宏观经济形势的三个判断
从近期我国主要经济总量指标的变化中，有许多信息值得我们仔细分析、思考，以便能够解读出某些基本判断。
我国实行多年的宏观调控政策开始产生明显效果，但在很大程度上却是由外部经济环境的急剧变化形成的。近几年我国实行的宏观调控主要体现在货币政策方面，但直到2007年之前政策效果却始终不明显，表现为：经济增速从2003年之后一直维持在双位数以上，并且一年比一年加快，2007年达到最高值11.9%，出现了经济增长明显过热的现象；固定资产投资压而不降，2003年之后始终保持在25%左右的超高增速，并且使投资率长期维持在50%左右的过高水平；通胀压力不断加重并终于从2007年下半年后爆发明显的通货膨胀。
为什么前几年宏观调控政策未能起到预期效果，而今年又忽然显效呢？我认为以前效果不明显的根本原因在于国际上有大量外资源源不断地流入我国，遂造成国内严重的流动性过剩。虽然中央银行通过货币政策手段积极进行对冲，但仍然不能完全抵消这些外资涌入我国形成的资金泛滥之势。流动性过剩的必然结果即是推高各类资产价格并形成泡沫；而这将带来“财富效应”，放大社会总需求，从而拉动固定资产投资持续过高增长。同时，外资持续大量涌入我国并形成资产泡沫的过程，也是从出口及其顺差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源――当然，反过来也正是我国经济过热增长、宏观调控政策难以奏效的原因。此外，各级政府因换届追求政绩工程等因素，虽不失为推动本轮经济过热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但其发挥积极作用的前提条件，却是手中必须有钱（可以融到资金，包括财政收入），而这正是流动性过剩所的附带效应。
其次与调控的方式、力度有关。我们从前边列举的中央银行进行宏观调控所采取的三项主要货币政策来说，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发行央票所发挥的作用和目的基本上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收缩银行过多的流动性。但这类政策操作的结果，实际上并不能压缩基础货币总量，更不能控制中央银行资产运用增加。所以，到2007年末我国中央银行资产总额达到15.3万多亿元（同年美联储总资产约9017亿美元），比2001年末的4万多亿元翻了3.7倍，而基础货币早已突破10万亿元。真实的过程是：在现行我国外汇管制――结售汇机制的安排下，当外资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中国之后，中央银行只能被动地收购，结果即造成人民币资金过多积压在银行体系，出现所谓的流动性过剩；而为了收缩这些过剩的流动性，中央银行只能采用提高准备金率和增发央票的办法――这样中央银行一手从资产运用方创造了流动性过剩，另一手又从负债方设法收回这些过剩的流动性。在这个操作中，中央银行始终陷于被动和滞后的困境中，永远是发生流动性过剩在前，收缩在后，结果便出现流动性过剩总是覆水难收的局面。而收缩流动性的过程，实际上并不能真正减少那些已经投放出去的人民币资金（存款），也不能改变这些资金的性质、用途和需求，只是可以起到抑制信贷扩张及存款资金的派生作用（即所谓的货币乘数）；另一方面还等于变相强化了人民币升值预期。此外，中央银行吸收流动性的能量也不是无限的，容量（空间）终究会受到客观的限制。比如，中央银行收那么多资金到底可以干什么？如果用途有限，那么为何又收回那么多资金呢？这显然是一个悖论，是一对无法解决的矛盾。问题在于：由于资金天然具有趋利性，当全球资金出于避险和盈利的目的而潮水般地涌向中国时，我们在现有结售汇制度安排下又不得不把这些外汇兑换成人民币资金，因此即出现了“水浸”中国的现象。此外，利率虽然在抑制投资膨胀、防止经济过热增长等方面有不容怀疑、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由于我国目前决定汇率的“一篮子”货币中美元仍占较大比重，结果就影响我们利率工具难以有效使用――因为人民币与美元如果利差过大，必然会引诱更多国际投机资本涌入中国进行套利活动。因此，就我国目前的利率水平来看，还不足以在宏观调控中起到压缩固定资产投资、抑制通货膨胀等目标的实现，甚至自去年下半年又出现了“负利率”现象，看来也无可奈何。这本来是个汇率机制安排或汇率定价不准确的问题，却非得由中央银行数量型货币政策来解决，自然就会政策效率不佳的状况。
在宏观调控中除了货币政策之外，财政政策本来是另一方面的重要措施，但至今却乏善可陈。其中主要原因是财政搭上了流动性过剩的“顺风车”，自2003年开始每年超常增长，使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迅速上升，已由1990年代最低时的约11%提高到目前的20%以上。总之，流动性过剩为财政增收带来了巨大“红利”，也为政府融资创造了千载难逢的前提条件，而各级政府则抢抓机遇，发挥到了淋漓尽致、无以复加的地步。因此，对于财政政策虽然我们在提法上由“积极”改变为“稳健”，但实际上近几年的财政政策无论就其收支规模及占全社会比重来说，还是庞大的政府投资规模来看，均充当了一个非常“积极”的角色。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财政政策在本轮宏观调控中，非但没有起到控制作用，反而发挥了巨大的推动能量。
宏观调控在今年显效，主要是由三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是国际经济、金融环境忽然发生变化所引起的收缩效应。自2007年3～4月开始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到下半年以后日益严重起来，并很快波及到欧洲，使欧美大多数金融机构普遍受到牵连，遭受重创。次贷危机进一步引发了欧美主要国家的信贷危机，导致主要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安，流动性出现异常收紧现象。迫不得已，美国、英国等中央银行三番五次地为市场注入流动性，至今美英已累计分别注入大约3600亿美元和1000多亿美元，但仍然未能完全解除全球信贷紧缩状况。次贷危机不仅波及的区域非常广泛，基本上形成了一场全球性危机；而且影响纵深，既牵扯到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各类基金公司、保险公司等所有类别的金融机构，又涉及到信评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多种中介机构，还关联到房地产、建筑业、建材业、黑（有）色金属行业等实体经济。总之，这场危机的影响非常重大和深远，其结果尚难准确评估，普遍认为是美国自1929～1933年发生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一场金融危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已明显放缓，并呈现衰退之势，从而影响全球经济、贸易增速下滑。据权威机构初步预计2008年全球贸易将增长4.5%，是2002年以来的最低增长率（2006年、2007年分别增长8.5%和5.5%），世界经济增长必将低于4%（imF预测为3.7%）；而联合国5月的年度最新经济展望报告则进行了重新调整，由4个月前的3.4%调低为仅增长1.8%，其中美国全年更是下降0.2%。
全球贸易市场出现收缩对中国出口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中国是全球最重要的消费品生产国；而近几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外向度迅速提高，净出口（贸易顺差）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出口放缓，那将对中国经济构成直接的影响。据摩根士丹利研究部门预测：全年中国出口增长会放慢至16%，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将降至0.4%，相比前三年的2%减幅明显。一季度中国经济增幅放缓的主要因素即是由出口及净出口增速下滑引起的。
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还有第二个方面，即全球主要金融市场动荡引起的信贷紧缩，造成国内市场外汇资金相对紧张，直接制约了内外资银行的外汇存贷款业务，并连带着影响到实体经济的涉外业务活动。总之，美国次贷危机通过贸易出口和外汇市场资金紧缺两个方面，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直接的、明显的，实际上企业感受突出，并不像某些学者或官员所谈论的那样无足轻重、无关痛痒。当然，从另一方面来看，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经济金融环境的巨大变化，对我国近几年正在进行的宏观调控来说，客观上也产生正面效应，这使多年效果不彰的宏观调控政策，今年忽然开始显灵。
第二个因素与宏观调控方式的改变、调控的累加效应有关。主要是从2007年9月后中央银行又祭出计划经济时期曾经长期实行的信贷规模控制方法，并把这些控制层层下达到各地基层（直到县级，计划经济时期未曾实行），确实起到了明显的抑制信贷增长的作用；并且随着通货膨胀上扬，这种控制的效果愈显严厉，体现更为突出。此外，国家连续出台的控制房地产市场的措施，尤其是去年下半年由银行监管部门推出的关于第二套住房按揭贷款首付比例提高到四成并上浮10%的措施，对过热的房地产市场无啻于泼了一盆冷水。而调控累加效应的发挥，既包括十多次调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增发央票等数量型调控政策的累积作用，也包括2007年6次调高利率、部分贷款利率上浮等措施。尤其是紧缩与加息结合起来所造成的社会资金趋紧，导致今年以来企业的融资成本已显著上升。
第三个因素是通货膨胀对宏观调控的收缩效应。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我国通货膨胀明显高企，三季度Cpi已上升至6.1%，以后逐月升高，四季度达6.6%，今年一季度更踏上8%的高台；正当政府下决心压制高通胀之时，ppi也开始拾阶而上、屡创新高，由2007年三季度之前的3%以下（2.7%左右）迅速跃升到四季度的4.4%，今年一季度则达6.9%，4月份更突破8%。ppi为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三年连创新高说明企业对能源、原材料涨价及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已难以承受。因此，普遍认为此次ppi踏入上升轨道，并不会在短期内止步，必然要转嫁到消费品价格上，并推高Cpi指数。如此看来，目前几乎所有的经济专家及研究机构都感到今年政府实现Cpi控制在4.8%的预期目标难度极大，几乎肯定会超过6%。
控制通货膨胀虽然是今年以来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但通胀一旦发生却对宏观经济产生重要影响，甚至可自动起到收缩银根的作用。比如，2008年4月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资产总额已超过55.5万亿元，若通货膨胀率为8%，就意味着同样的55.5万亿元资产实际缩水4.44万亿元。具体从微观来看，如果一家企业在能源、原材料等生产资料涨价之前，组织生产所需要的流动资金为100万元，那么ppi上升之后，它肯定需要增加相应的流动资金占用，否则会出现流动资金缺口，无法正常组织生产。再联系到中央银行正在实行的信贷规模控制来说，今年以来之所以效果明显，并不是从信贷规模增长上看有多大幅度的减缓，而是由于高通货膨胀“吃掉”相当一部分资金从而自动起到信贷规模收缩的效应。这种情况在我国改革开放历次通货膨胀的治理过程中已屡见不鲜。其中在1984～1985年、1988～1989年、1992～1993年的三次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的治理后期均出现过因控制信贷规模而造成资金紧缩的现象，当时社会上出现的所谓“三角债”即是这一现象的集中爆发和典型反映。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判断：在通货膨胀升高及治理时期，一般均会出现信贷紧缩现象；目前我国宏观调控之所以显效，与此规律相吻合，并预期这种现象仍会延续一段时间。
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承受成本上升的能力已近临界点，宏观调控力度也走到边缘。随着近几年宏观调控力度的持续加重，以及企业生产成本的迅速上升，以出口为导向的低附加值企业，已普遍感到不堪重负、力不从心，基本上已到了亏损边缘。这从2007年下半年以来在珠三角、长三角出现大量纺织、服装、鞋帽、化工、金属类等中小企业停产、关闭、搬迁即可反映出来。在江苏的调查显示：今年以来出现了“三个30%”，即有30%左右的中小企业已陷于停产或半停产状况，信贷资金供给缺口约30%左右，企业执行新劳动合同法、提高工资等新增成本约30%左右。造成企业成本上升、出口困难的主要原因有：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仅今年一季度全国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同比上涨9.8%）、通货膨胀高企与新劳动合同法共同推动劳动用工成本上升、从紧货币政策使资金相对紧缺从而推动融资成本明显提高、出口退税率降低甚至有的产品改为征税、人民币升值造成汇兑损失增加，等等。企业成本上升是多种因素的合成效果，并不是某个单一因素使然，因此，单指（责）某一方面都是不全面的。
那么再看宏观调控。既然企业成本上升、出口困难并有大量中小企业停产关闭，造成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经济效益、出口等普遍增长下滑，那么就反映出近几年持续收紧的宏观调控已开始见效。在此时期，如果仍然一味地继续加大宏观调控力度，那么就有可能形成调控过度的局面，从而对国民经济发展造成巨大损害。因此，如果上述判断成立的话，就需暂时停下来仔细观察一下，静观事态发展，三思而后行。或者想得更简单一点：既然宏观调控已经显效，为什么我们还要不管不顾地不断加码呢？看一看走势不更好吗？
本轮美元贬值周期也许已经结束，作为贸易结算的货币功能，人民币已无多大升值空间，或可告一段落。本轮美元贬值从美国科技网络股泡沫破裂及遭受“9.11”打击之后的2002年开始，至今从美元最高值算起已对欧元等世界主要货币贬值80%以上，即从大约0.85美元兑1欧元，贬为今年最低时的1.60美元兑1欧元；即使以欧元诞生时大约1:1的兑换率来看，美元也已贬值约60%。但近几个月来，我们却观察到：尽管美国因次贷危机拖累经济显著放缓，现已陷入衰退的边缘，尽管美联储7次减息使联邦储备利率处于2%的历史次低水平，但美元对欧元的汇率却始终难以突破1.60：1的水平（仅在4月22日等个别时点出现过），长时间徘徊在1.60之内，这说明美元贬值已基本到了最低水平，下一步反弹机会大于贬值机会。并且展望未来，美国经济更加变坏、欧洲经济更加变好的机会不大，美元进一步减息、欧元进一步加息的空间也越收越窄，因此我们可以初步作出一个判断：本轮美元贬值已基本见底，进一步下跌的机会微乎其微。那么，回头来看人民币，因中国作为一个全球消费品的主要生产国，目前多数出口企业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普遍上涨等因素已处于亏损边缘，并有不少企业转迁他国，所以制约中国生产及出口难以继续高速增长，并可能出现明显下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生产企业更难以生存，会有更多企业被迫停产、关闭或搬迁他国。因此，就货币充当的贸易结算功能来衡量，我认为人民币升值也已走到边缘。
但另一方面，现实情况是人民币依然抢手，面临的升值压力似乎有增无减，致使我国外汇储备巨增依旧，这又是为什么呢？我认为：随着近十多年来迅猛发展的经济全球化、金融国际化热潮，世界主要贸易大国的货币，无论其是否实行自由兑换，只要长期保持坚挺，均会受到多种需求、多种货币功能的追逐和影响；人民币除了发挥中国进出口企业贸易结算功能之外，事实上还承担着价值储藏、金融投机等多种货币功能的作用。因此，人民币目前之所以还面临着巨大的升值压力，主要来自货币投机、金融资产保值增值等多种需求的影响，并且当中还有一个近年来人民币连续升值带来的惯性作用。不过，我认为：即使价值储藏、金融投机等功能的人民币需求，也快走到了尽头，尤其是随着欧美等国出现流动性紧缩现象，形势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发生根本性改变。原因是：人民币虽然自汇率生成机制改革以来表面上对美元升值18%（美元兑人民币1:7计算），但同期由于中国通货膨胀明显高于美国，等于人民币变相升值，若将其计算在内，美国财政部测算的真实升幅已达22.7%。若再考虑到劳动力成本提高（工资收入）等因素，升幅将更高。
对这一点的观察、判断十分重要，企业也好，居民也好，宏观调控也好，均要积极地做好相应准备。否则，稍有风吹草动即可能发生突如其来的逆转，并使我们措手不及，又给我们的生产、生活、经济利益带来反向损失。至此顺便提示一下：千万别相信某些经济学家的论调，他们至今仍在大谈人民币巨幅升值问题，讨论是一次性到位好，还是逐渐升值好。他们并不了解中国经济内在的真实情况。
综上所述，由于国际经济、金融环境的急剧变化，由于宏观调控的叠加效应以及调控方式的改变，我国宏观经济形势正在或已经发生方向性的改变。在这种情况下，亟需我们仔细观察和把握这种趋势，冷静地加以思考和分析，及时地作出准确的判断和反应，灵活地进行有效的调整和调控。而不应当反映迟钝，决策滞后，方法简单、僵化，那样终将错失良机，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不应有的危害。
对货币政策的几项建议
我国经济发展以及宏观调控中的主要矛盾，是由外资大量流入形成流动性过剩引起的。在中国现有政治体制下，宏观调控中还会出现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博弈升级的局面，因为地方政府肩负着发展地区经济、“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责任，碰上这种资金宽松的难得机遇，自然不愿轻易放过，非干个“大干快上”、“飞速发展”、“业绩辉煌”不可，否则即会发出愧对“盛世”的感慨；而中央政府除了考虑全国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之外，还背负着掌握发展方向、保持大局稳定等责任，需要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这显然与地方政府的目标、任务并不完全协调一致，从而相互之间会产生磨擦，使上下博弈升级。商业银行也好，地方政府也好，实际上背后牵涉到众多的利益主体，往往代表了社会大多数，因此其博弈的力量经常表现出非常强大的态势，会通过各种渠道、各种方式、各种诉求反映出来，稍不留意或不明智，就可能在政治上酿成大祸，最终形成一场经济、社会的巨大灾难。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宏观调控难度很大，一定要倍加小心、保持清醒头脑，敏锐观察、冷静分析。当前应把握好如下几点。
改进调控方式，有效控制信贷总量。如前所述，在流动性过剩环境下进行宏观调控，控制好信贷总规模至关重要。往往宏观失控，实际上就是信贷失控。但信贷是个总量概念，要控制信贷并不等同于恢复计划经济时期的规模控制方法，并层层、条条向下分割“蛋糕”，直到基层分支机构。实际操作中，规模控制方法弊端较多，实现宏观调控目标的代价过大。一是这种方法过于僵硬、行政化，由央行分支机构层层落实的过程中，极易固化和权力化，并层层加码，常犯控制过头的毛病，即过去所谓的“一放就乱、一控就死”便是由此种体制产生，今又有死灰复燃之嫌。二是人为阻隔资金融通，条条块块，纵横交错，形成资金与规模两张皮、互不匹配的格局。现在就普遍出现了有规模的地区、银行没有贷款需求或资金来源，而有资金来源或需求的地区、银行又没有贷款规模的局面。相互之间不能调剂使用，画地为牢，造成地区之间、行际之间苦乐不均，极大地降低资金融通、使用效率。三是由各家银行自上而下层层下达信贷规模指标并“按季控制、按月监测”的过程中，必然层层“截留”，使信贷规模指标难以最大限度地有效使用，自动起到加速“紧缩”效应。结果会出现一方面违背农业生产季节性规律、工业生产正常的销周期规律；另一方面又可能在季初、年末等时点上造成突击放贷的不正常局面。这样忽紧忽松、忽起忽落的信贷行为，对经济造成的损害不言而喻，更不可能合理调整经济结构，做到“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等等。四是这种方法太陈旧、落后，本来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是与旧时经济体制相辅相成的管理方式，硬性套在今天已取得重大变化的经济体制上，显然不伦不类、格格不入。试想：如果今天又在全国恢复粮票、布票等用以配给这些短缺物品，我们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相信人人都感到极不适应，甚至会引起市场体系的紊乱。贷款规模控制与发粮票、布票的情形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一个隐性，一个显性；一个不易被察觉，一个表现突出。因此，我们亟需设计出更加可行的方法，改变这种状况。
最简便易行的办法是在现有银行存贷比管理的基础上加以改进，灵活、合理地调整存贷比成数，即可起到控制信贷总规模的作用。比如，目前规定商业银行存贷比最高设限为75%，如果在特殊时期需要紧缩银根，便可以降低存贷比成数，如降为70%；如果仍嫌太松，还可进一步降低，比如65%，等等。除了总量存贷比之外，还可以对增量存贷比进行调控，即新增存款的放贷比例，这更是一个灵活的调节手段，弹性更大。并且总量存贷比与增量存贷比是相互联系的，增量控制最终会在总量中得到体现；总量控制力度较大，增量则属微调。比如2008年江苏省银行业金融机构总量存贷比约为72.57%，增量存贷比约为51.96%。总体来看，采用存贷比控制信贷总规模的方法更加市场化，一个规则、一个标准，未加入任何行政权力因素；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处于同一个游戏规则之中，多存即可多贷，也有利于资金在社会上的融通使用，更有利于货币市场的有效运行。
慎重提高利率。虽然利率是宏观调控中的重要政策工具，但鉴于目前我国的利率水平已经不低，人民币汇率目前很大程度上又与美元联系紧密，两者之间的利差因美联储连续减息而显著扩大，如果我们再提高利率，那将进一步强化人民币升值预期，吸引更多外资涌向中国。并且，近几年我国生产企业的比较成本优势已大幅降低，目前困难不小，也不宜进一步提高企业的财务成本。更需指出的是：鉴于本轮通货膨胀的不同特点，调高利率本身对当前通胀的抑制作用并不大。但可考虑调高存款利率，或允许其在基准利率之上实行一定比例的浮动，如上浮10%、20%甚至30%。这样一方面可以缩小我国由于未能实行利率自由化而明显过大的存贷款利差，减少银行垄断利润，还利于企业和居民等存款人；另一方面也可鼓励资金存放在银行体系中，减小“负利率”幅度，自会起到紧缩作用。同时，也是以相对市场化的方法，部分缓解中小银行机构的流动性紧缺问题。
多用增发央票收缩流动性，慎用提高准备金率的方法。原因是存款准备金率管理过于刚性，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已然过高，给中小银行的流动性管理造成巨大压力，如果再持续调高，就可能出现资金链断裂。但另一方面，如果社会流动性过剩依然持续增加，那么怎么办呢？应该更多使用增发央票的办法加以收缩，这是一种市场化的手段，相对柔和一些，资金多余的大型银行机构可以多购买，而资金紧张的中小银行机构可以少购买，便于全社会的流动性管理。
宏观调控的方式篇2
一、我国经济法与宏观调控
中国经济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具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其自产生确立以来，概念的界定与理论的构建始终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依法治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体进程保持着密切的联动性。那么，在当前中国的总体进程中，经济法被赋予当代的与时俱进性，是指国家为了预防或克服市场自身调节缺陷造成的失灵而制定的，对具有全局性和公共性的经济关系所进行的国家干预的相关法律规范总称，也就是调整需要宏观调节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总称。
宏观调控最早由经济学家凯恩斯所提出，是国家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对国民经济总体活动进行的一种调节与控制，是保证社会再生产协调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经济的重要职能。宏观调控是以国家为行为主体，运用一定的手段和方式对宏观经济或宏观经济运行进行的，以预防和克服由市场失灵所带来的、在宏观经济总量和结构等宏观方面所存在的失衡、失调、失序状况，并促使经济宏观平衡、协调、有序发展为目的的合法行为。宏观调控的目的并不是消除波动，而是努力避免大起大落，防止经济过度扩张或衰退，增强经济稳定性，即在社会本位的价值利益取向基础上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具体目标又体现为：总量均衡、结构优化、就业充分、国际收支平衡等。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都是为了实现对资源的配置以达到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因此，宏观调控更应该尊重市场规律，并以尊重市场规律作为宏观调控的原则，让市场配置资源起到决定性作用。宏观调控涉及经济的众多领域，其是个全方位的调控系统，对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持续均衡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经济法在国家宏观调控中的价值
国家对宏观经济的干预不能毫无节制、毫无根据，经济法就是对这种行为进行规制使其合法化的规范，可以说，国家运用宏观调控体系进行的宏观调控行为要符合经济法的相关规定，经济法同样要契合宏观调控的实际需要。
首先，经济法是对宏观调控适时性的精神贯彻。现代的市场经济除了传统市场经济的特点外，还具有更现代化的特征：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机制的并存;国际与国内市场的关联;经济运行与活动的法制化(即“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以萨缪尔森为首的现代主流经济学认为，传统的自由放任和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是同一理论体系的相辅相成的两种手段。不断建立完善的法制经济体系，经济法律规范的一个鲜明特点即贯彻国家干预的精神，突破了传统民法所奉行的“私法自治”和“契约自由”的原则，使调整经济关系的私法开始公法化。当今的经济法正是在市场经济对宏观调控的需求下应运而生，是宏观调控、国家干预的精神贯彻。
其次，经济法是国家宏观调控行为的重要准则和重要内容。国家宏观调控体系内容上可以分为调控手段和调控方式两个方面。在调控手段方面，法律也属于一种调控，经济法律在宏观调控中，同计划、经济政策的作用性质一样，应归于宏观调控方式的一种，法律调控方式中的目标和任务是国家通过制定经济运行的行为规范，制约社会经济运行中的各种行为关系(宏观调控经济关系和市场规制经济关系)，维护经济秩序，使社会经济运行中的活动行为以及相互关系都纳入与法律意志相统一的轨道，使其有法可依。法律调控的原则可以高度概括为强制性原则，并具体表现为有法可依，违法必究。无论是法律手段，经济手段还是必要的行政手段，都必须符合经济法的规范，在经济发展需求的条件下按照经济法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合法合规的国家干预行为。在调控方式方面，除了要针对市场经济的形式选择合适的方式进行直接调控、间接调控等外，其还要通过经济法的规制来克服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失灵来进行适度干预。宏观调控体系中是相互联系的宏观经济政策、法律等，其中包括的法律主要是经济法，如计划法、产业法、投资法、中央银行法、预算法等等，这些都是经济法中国家宏观调控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不同种类的部门经济法律制度，反映了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不仅使政府宏观调控行为以及具体措施更具权威性、法定性、普遍性，同时又通过法律具体条文规范的形式保障了这些目标的实现，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行为的法律依据。
再者，经济法基本原则体系是宏观调控体系的灵魂。经济法是以维护和实现社会利益为基本立场，坚持“社会中心”的利益价值取向，注重整体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这就决定了国家的宏观调控对经济的调控程度要符合整体发展。经济法适度干预原则要求国家干预的范围、方法、手段、程度适度，要求国家宏观调控的均衡，决定了国家宏观调控行为的适度性。经济法坚持的经济民主原则为经济法的创制和实施提供了法律归宿，经济民主原则体现了社会、国家、个人之间的利益均衡，能够提供国家干预的效率，确保宏观调控目标的顺利实现，是宏观调控体系实体内容方面的具体要求。经济法坚持经济公平原则，是经济法实质正义理念的价值体现和原则确认，注重竞争公平、分配公平、代际公平，这也是国家宏观调控时对社会资源的处理的具体要求和准则。
三、结语
经济法是市场经济发展至今随时代需求产生的经济规范，是伴随国家干预，宏观调控需求产生的法律法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无论是实施宏观经济政策，保障政府计划的实现，还是纠补“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其运用的手段方式等各个方面，都离不开经济法的宗旨和要求，经济法在宏观调控体系中的价值不单体现为是宏观调控体系的重要部分，更体现在经济法在宏观调控体系中地位的不可替代性。
宏观调控的方式篇3
当前，国家宏观调控受信息不对称、调控力量和技术限制以及一些体制机制性问题等因素的影响，存在诸多问题，国家审计又刚好能够解决当前宏观调控所面临的难题，国家审计在宏观调控发挥重要作用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对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的国家审计在宏观调控中的全新作用进行归纳，有利于全面把握和理解国家审计在宏观调控中的重要作用。国家审计未来将会更加系统、科学地为宏观调控服务，将会更多地利用大数据参与宏观调控，更加注重发挥其综合性、专业性的优势。
关键词：
国家审计；宏观调控；作用机制
2013年底，总理在听取审计署工作汇报时指出，国家审计是重要的宏观调控工具；2014年总理又提出，审计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器”，是重大宏观调控政策落实的“督查员”，这充分肯定了国家审计在宏观调控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2014年10月国务院48号文件提出“持续组织对宏观调控部署落实情况的跟踪审计”和“提高运用信息化技术进行宏观分析的能力”的意见，这是对国家审计充当宏观调控工具、发挥宏观调控作用的具体要求，是国家对审计在宏观调控中作用的全新定位。国家宏观调控主要有财政、货币、产业等政策，这些调控政策有很多的实施工具，比如财政政策有税收、投资等中介工具，货币政策有利率、存款准备金等中介工具。虽然这些传统的宏观调控工具在保持经济增长，维护经济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当前宏观调控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很多宏观调控目标完成得不好甚至不能实现。国家审计的本质特点和属性决定审计监督可以解决宏观调控当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例如，审计监督可以保障宏观调控政策得以畅通无阻的实施，可以催化传统宏观调控工具的充分发挥作用、增强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效果，可以在审计中采集宏观调控需要的信息，可以通过提出审计意见或者督促整改等方式协调各部门进行宏观调控。经济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中核心要素之一〔1〕，宏观调控又是当前经济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国家审计又刚好能够解决当前宏观调控所面临的难题，因此可以说国家审计在宏观调控中发挥重要作用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水到渠成的结果，是应国家治理需要而形成的。深刻把握和体会总理“国家审计是重要的宏观调控工具，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器，是重大宏观调控政策落实的督查员”这一全新定位和国务院48号文件对审计工作的意见，以此为基础梳理和总结其中所蕴含的重要理论贡献，进一步挖掘国家审计完善国家治理的功能，拓宽审计理论研究工作的方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理论研究，都是非常必要且具有现实意义的〔2〕。
一、当前我国宏观调控存在的问题
宏观调控顺利的实施需要完善的宏观调控体制予以保障。目前我国宏观调控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解决。宏观调控的问题具体表现为：部分职能部门不能很好地贯彻落实各项政策方针和内容；宏观调控主体无法掌握调控效果的充分信息；宏观调控各部门间协调不足；宏观经济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不够；调控针对性和灵活性不足。
（一）部分职能部门和地方政府不能很好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宏观调控政策部分职能部门和地方政府不落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宏观调控政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弄不清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有些地方政府和部分部门分不清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只顾打自己的“小算盘”，为谋求地方、部门和行业利益“各吹各的调”，不顾长远全局的利益，弱化党和国家宏观调控效果，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二是部分职能部门和地方政府不执行或者不完全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宏观调控政策。地方政府和部分职能部门对党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阴奉阳违，搞两面派政策，对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只是停留在会议上和口头上，没有落实和完善已出台的政策措施，没有制定相关的实施细则和具体方法。
（二）宏观调控主体无法充分完全掌握调控效果的相关信息由于信息不对称，宏观调控主体无法充分、完全掌握调控效果的信息。信息不对称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体制机制的不完善导致了信息传递通道受阻，上传下达效果大打折扣。有一些体制性机制性的制度设计可能会影响到宏观调控信息传递，比如说地方业务部门是地方政府的组成部分，地方业务部门人财物都受地方政府统管，中央部门对于地方业务部门的指导还不够有力，地方业务部门受到来自地方政府的压力，于是中央业务部门不能完全或者充分掌握地方政府宏观调控的相关信息。二是宏观调控主体受制于自身力量和客观条件的限制，无法全面了解宏观调控的效果。宏观调控的主体力量有限，不可能深入到宏观调控各个实施现场去收集第一手信息，同时由于技术和手段的有限，宏观调控主体也无法一一控制调控结果。三是宏观调控的客体出于自身利益需要，可能存在传递着误导性、不完全甚至虚假的宏观调控信息。例如有些地方可能是为了保持经济的发展，隐瞒一些高污染高能耗项目处理的情况，这样就影响到宏观政策的调控效果。
（三）宏观调控各部门间协调不足经过200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后，我国基本上形成较为完整的三大块的宏观调控主体，其中发改委、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为三大核心综合经济部门，农业部、国土资源部、工信部、环保部、商务部、证监会、银监会和国家统计局等专业职能部门为补充宏观调控主体，以各地方政府为主体宏观政策执行部门。由于宏观调控部门众多，我国宏观调控部门间有协调和衔接不足的问题，存在九龙治水的现象。宏观调控部门间协调不足主要体现在宏观调控综合部门直接政策协调机制不健全，综合调控部门和专业调控部门协调程度不够高，中央综合调控部门、专业调控部门和地方政府协调不一致。
（四）宏观调控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不够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相依性不高，呈现为离散性和跳跃状，宏观调控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有待提高。宏观调控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不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宏观调控的多重目标以及目标侧重点发生变化引起的。我国宏观调控的目的包括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影响，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稳定市场预期，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由于宏观调控的目的具有多重性，而不同时期宏观调控的目的侧重点还有可能发生变化，因此宏观调控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存在一些问题。二是不同调控风格导致宏观调控没有连续性和稳定性，例如，宏观调控的模式从相机决策切换到规则抉择模式也会导致宏观调控政策的不稳定性。
（五）宏观调控的针对性和灵活性不足目前，我国综合经济部门宏观调控针对性和灵活性不足，我国货币供给属于总量工具，而税收、利率等宏观调控工具属于间接工具，这些工具的特点就是针对性较弱，灵活性较差。当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给的时候，则仅能增加货币总量，这些货币会造成整个经济社会的货币增加，包括那些不需要更多流通货币的地方，而有些需要货币的地方又满足不了需求。例如四大商业银行可能自有资本很充足，不需要更多的货币，而一些区域性的商业银行可能需要更多的流动性，这种总量的宏观调控工具就失去了针对性和灵活性，这样的总量调控没有抓住关键环节、重点领域、薄弱地带来进行调控，造成了“大水漫灌”现象。专业部门调控亦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例如，住建部门普遍性的限购可能就是不适应那些房地产供给过剩的二三级城市。宏观调控应该针对特定的目标，进行定向调控，摒弃“大水漫灌”思维，要“滴灌“”喷灌”，要定向发力。
二、当前国家审计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
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优化政府工作流程，完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行政运行机制。宏观调控是政府的重要工作，这说明政府主导的宏观调控至少应该包括决策、执行和监督三个模块。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了审计监督是对行政权力运行制约的监督之一，这为国家审计在宏观调控中发挥更好的作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国家审计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贯穿于宏观调控的决策、执行和监督整个流程当中〔3〕。国家审计之所以能够在宏观调控中发挥重要作用，一方面是因为国家审计自诞生起就投入到宏观调控服务的工作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宏观调控经验，另一方面是因为国家审计能切实解决当前宏观调控中遇到的问题，可以说国家审计在宏观调控中发挥重要作用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一般来说，国家审计是行政权中监督过程的主要执行力量，为决策提供独立第三方的意见，但不直接参与到执行过程中。根据国家审计本身的特点和服务宏观调控形式，可以将国家审计在宏观调控的作用归纳如下：国家审计可以保障国家宏观调控政策贯彻实施，国家审计可以采集和分析宏观调控的信息，国家审计可以协调各部门进行宏观调控，国家审计可以创新和催化传统宏观调控工具，国家审计是进行宏观调控的微观依托基础，国家审计是宏观调控工具的引导工具。具体作用机制见图1。
（一）国家审计保障宏观调控政策贯彻落实国家审计是保障宏观调控政策贯彻落实的重要机制设计，也是“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保障”的具体体现。国家审计按照宪法和审计法赋予的职责，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以及根据自身审计实际，对宏观调控政策贯彻落实情况进行跟踪审计，以保障宏观调控政策贯彻落实。保障工具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在日常审计过程中揭示和发现有关宏观调控政令不通的体制机制性问题，从根本上保障宏观调控政策能够在适用的地方顺利得到贯彻和执行。二是根据党中央和国务院工作部署，对党中央和国务院制定的宏观调控政策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以保障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宏观调控政策得以顺利实施。例如，审计署按照国务院部署，在2011年和2013年开展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2013年和2014年开展财政存量资金摸底，2014年开展稳增长等宏观调控政策落实跟踪审计，这些审计都围绕中心工作，保障了党中央和国务院宏观调控政策得以顺利进行。三是国家审计结合自身实际情况，量力而行、因地制宜，积极主动开展系列审计，保障宏观调控政策的贯彻和落实。2012年，审计署对能源节约利用、可再生能源、资源综合利用等节能减排方面宏观调控政策落实情况进行了审计，这保障了资源能源节约利用政策的贯彻落实，促进了地方政府加快调整经济结构的步伐。四是国家审计在经济责任审计当中将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国有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和金融机构主要负责人是否将贯彻落实宏观调控政策作为履行经济责任的重要内容，经济责任审计将是否落实宏观调控政策责任直接划分到个人，等等，这样有效地督促党政机关主要负责人和国有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切实贯彻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策。
（二）国家审计是宏观调控的信息采集和分析工具国家审计是宏观调控的信息采集和分析工具的论断则是“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的具体体现，因为信息和数据就是国家治理的基础。由于市场机制的失灵不完善，宏观调控主体受制于自身力量和客观条件的限制，宏观调控的客体出于自身利益需要可能存在传递着误导性、不完全的信息造成了信息的不对称，使宏观调控当局无法全面了解宏观调控的效果。国家审计能够解决宏观调控的数据信息问题，能够综合利用各方面数据信息为国家审计和其他部门为国家治理提供有效的信息。国家审计作为宏观调控的信息采集和分析工具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国家审计可以发现和反映影响宏观调控信息收集和传递方面的体制机制性问题，打通宏观调控信息的传递通道和拓宽宏观调控信息传递渠道。例如，国家审计可以揭示中央—地方之间管理而导致的宏观调控机制问题，揭示和发现的问题得到整改之后，就打通了宏观调控信息的传递通道，甚至也拓宽了原有的传递渠道。需要强调的是，国家审计本身就是宏观调控信息传递的载体，这也拓宽了传统意义上的宏观调控信息传递渠道。二是国家审计实行全国一盘棋的作战方式，不留盲区和死角，实现审计全覆盖，这为全面准确采集和获取宏观调控信息打下基础。国家审计组织方式和审计模式破除了有关综合调控部门和专业调控部门自身技术和手段有限的藩篱，深入到宏观调控各个实施现场去收集第一手信息，这一方面保证了宏观调控部门宏观调控信息的真实性，可以排除那些具有误导性、不完全甚至虚假的宏观调控信息，另外一方面也完善由于其自身力量不足而遗漏的信息。三是国家审计具有整合各方面宏观调控信息的资源和优势，并能综合利用数据。由于工作性质和业务限制，各综合宏观调控部门、专业宏观调控部门和地方政府之间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他们各自都能详尽地掌握自身所负责的相关宏观调控信息，他们所做出的分析和判断也是依据自身掌握信息所得出。在信息资源这方面国家审计有着绝对的优势，拥有的信息质优且量多，国家审计可以综合利用各方面的数据进行分析和得出结论，同时可以利用不同部门之间的数据进行相互印证，检验宏观调控的效果。
（三）国家审计协调各部门进行宏观调控国家审计在完成宏观调控的信息收集和分析工具的角色之后，可以进一步利用宏观调控信息数据的结果，对各产生宏观调控数据源的部门提出审计建议，督促他们进行协调和合作，为共同的调控目标通力协作。国家审计宏观调控的协同作用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审计充当协调宏观调控“看不见的手”作用。国家审计对综合宏观调控部门、专业职能部门和地方政府提出宏观调控政策方面的审计建议后，这些宏观调控部门整改之后的结果就自然达到协调一致的效果，审计在其宏观调控当中扮演的角色就类似于亚当•斯密对于市场的定位———“看不见的手”，国家审计就是宏观调控中“看不见的手”，虽然看不见国家审计在宏观调控中协调作用，但是宏观调控协调中却到处都有审计的影子。二是国家审计主动发挥宏观调控协调作用。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审计以其全局性、宏观性的视角，主动发现和识别宏观调控中不协调、不配套的问题，有意识地站在国家治理的战略高度提出审计建议，要求各综合宏观调控部门、专业职能部门和地方政府采取措施，保持各综合宏观调控部门和专业职能部门协调一致，保持各综合宏观调控部门和地方政府衔接的通畅。在这个方面，国家审计可以建立政策模拟仿真系统，为协调各方面更好地进行宏观调控建立科学的基础和依据。
（四）国家审计是宏观调控政策的创新工具和催化剂国家审计是宏观调控的创新工具和催化剂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监督纳入了宏观调控政策体系。跳出宏观调控仅仅只是一个决策程序的框架，将宏观调控看作是囊括决策、执行和监督的系统。这个系统前后联系且动态变化，通过国家审计的反馈和监督，然后就可以在监督基础上产生一个更好和更完善的决策和执行程序，这创新了原宏观调控体系。二是国家审计让已有现存的宏观调控工具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让他们的功能得到充分的释放。国家审计在宏观调控体系、催化传统宏观调控工具方面发挥了更大的作用，释放更大的能力，提高这些政策的利用效率，这就是催化剂功能的体现。国家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的时候，也可以利用审计去催化这些政策的执行。例如，可以开展财政政策实施情况跟踪审计，督促那些没有落实到位的资金到位，这样就催化了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再例如，配套以存量资金的审计去挖掘出很多的财政资金，可以让积极财政政策发挥更大的作用。
（五）国家审计为宏观调控提供微观依托基础国家审计为宏观调控提供微观依托基础的论断也是“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的具体体现。国家治理的宏观性是建立在众多微观基础之上的，无数微观主体就是治理基础和基石，无数微观主体的有机结合就是宏观。目前，新凯恩斯主义也非常强调宏观调控的微观基础，因为现实的社会体系不能脱离于微观主体而存在。在中国也一样，科学的宏观调控需要坚实的微观基础，中国的国家审计非常合适而且非常胜任，能够担当起这个重任。最初的国家审计仅仅是一项微观实践活动，但是随着国家治理对国家审计提出更高的要求后，国家审计一直是在坚持微观的基础上竭力为宏观服务。立足宏观全局，坚持微观查处、揭露和总结已经成为当前国家审计的基本特征。国家审计宏观调控的微观基础主要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一是审计机关有机会接触大量微观实体，掌握各微观主体的情况。按照审计全覆盖的要求，审计机关采取全面审计，突出重点的思路，每年审计的项目超过十万之巨，审计的单位则是不计其数，大量接触微观主体为收集宏观调控的微观信息提供可能。二是审计机关按照审深审透的原则，掌握大量微观主体的真实可靠的情况。一个个微观主体的有机集合就形成了整个宏观系统，审计机关一一审深审透各个微观主体就相当于弄清整个宏观系统。三是审计机关具有处理微观信息的能力，并可以将这些信息用于宏观调控。因此可以说，国家审计为宏观调控提供了强有力的微观基础。
（六）国家审计是宏观调控政策的引导工具国家审计会针对经济社会中的关键环节、重点领域、薄弱地带进行有重点的审计，在审计过程中会积极地提出具有建设性、针对性的建议，引导已有宏观调控政策进行精准调控，定向发力，以避免造成了“大水漫灌”的现象。国家审计是宏观调控政策的引导工具，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家审计在审计过程中通过审计要目等形式向党中央国务院反映目前宏观调控政策体制机制性的问题，建议党中央国务院层面出善和优化宏观调控政策的法规。例如，当经济面临下滑的时候，建议不搞那种全面大规模的刺激扩张政策，要出台那种可以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前瞻性宏观调控政策。二是国家审计在日常对宏观调控政策制定部门和执行部门进行审计时候，直接通过审计建议督促这些部门向关键环节、重点领域、薄弱地带有针对性地定向进行宏观调控。例如，针对直接发行基础货币造成流动性泛滥的现象，可以要求以创新方式向流动性紧张地方发行特别支持工具，针对那种全面调高准备金造成部分社会资金紧张的情况，审计可以建议有关调控部门实行定向增加准备率，即让那些风险资本较高的中小银行施行较高的准备金率，较大银行可以施行较低准备金率。三是审计机关在日常综合利用数据分析和政策研究当中主动适应国家治理需要，对现有的宏观调控政策进行综合和梳理之后，提出相关引导宏观调控政策的理论研究报告。
三、国家审计和传统宏观调控工具的联系与区别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和宏观调控体系的目标。国家审计是国家宏观调控体系的一个组成部门，国家审计自身在不断发展和完善，并正在推动传统宏观调控工具的发展和完善〔4〕。为便于国家审计在未来宏观调控体系中更好地发挥作用，有必要将现有的国家宏观调控工具进行整理和总结，探索各宏观调控工具的特点，厘清各宏观调控工具的关系。
（一）宏观调控工具的特点和分类我国宏观调控部门总体上可以分为两类，其中一类是综合宏观调控部门，这是宏观调控的核心部门，主要包括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综合宏观调控部门可使用的工具有很多，例如基础货币供给、利率和减免税收等等；另外一类是专业职能调控部门，这一类主要是环境保护部、国土资源部等部委，这一类的宏观调控部门工具比较有限。从表1可以看出，宏观调控职能主要集中在发改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等综合调控部门，他们常用宏观调控工具有15种，而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专业职能调控部门的宏观调控很有限，他们常用的调控工具只有6种，而且差不多每个部门只有一种宏观调控工具，国土资源部是个例外，它有两项宏观调控的工具。根据宏观调控工具的特点，可以将宏观调控工具分为宏观调控总量工具、间接工具、行政干预型宏观调控工具和监督工具等。第一类是总量型宏观调控工具。总量工具是那些只能从总量上控制，并且可以直接影响到总产出的工具，总量工具主要包括基础货币投放量、信贷供给总量。第二类是间接型宏观调控工具。间接型工具的特点是使用间接性调控工具作为中介影响产出的关键参数指标，进而改变总产出的工具，这类工具有银行同业拆借利率、公开市场业务和再贴现政策等。第三类是行政干预型宏观调控工具。行政干预型宏观调控工具就是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直接动用行政力量干预市场的行为。例如严把土地供应“闸门”和限制居民购房等，就是典型的行政干预型宏观调控工具。第四类是监督型宏观调控工具。监督型宏观调控工具本质上是一种保障、引导和催化现有宏观调控政策的宏观调控工具。例如国家审计和加强环境影响评价是典型的监督型宏观调控工具。
（二）国家审计和传统宏观调控工具的联系与区别国家审计和传统宏观工具联系和区别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分属于行政运行机制的不同流程当中，二是作用的宏观调控的受力点不同，三是参与的范围和程度不同，四是组合方式和效果也不同。国家审计与传统宏观调控工具联系区别具体关系见下页图2。1.国家审计是宏观调控体系中独立性很强的监督工具，传统宏观调控工具都属于宏观调控体系中的执行实施工具。国家审计是整个宏观调控体系中的监督工具，具有高度的独立性，它一方面保障宏观调控政策的执行，另一方面还反馈宏观调控整个过程中的信息，为新的宏观调控政策的出台和修订提供基础和依据。国家审计是宏观调控的保障和催化工具，并且反作用于宏观调控，而其他宏观调控都属于宏观调控体系中的执行实施工具，他们属于宏观调控的不同体系。2.国家审计间接作用于宏观调控，传统宏观调控工具直接作用于宏观调控。目前国家核心的宏观调控政策主要有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这些政策使用本身就是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而监督则不直接参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监督只是保障这些政策的贯彻和落实。监督不直接发挥宏观调控作用，这是因为监督宏观调控政策的执行和落实才使得监督具有宏观调控的功能和属性。传统宏观调控工具能够独立于国家审计发挥宏观调控功能，而国家审计不能脱离了这些传统宏观调控工具单独发挥作用。如果说传统的宏观调控工具（例如货币供给量、税收政策）可以直接作用或者影响到经济系统，那么国家审计则是通过影响这些传统宏观调控工具间接作用或者影响经济系统。3.国家审计可以全面参与宏观调控，传统宏观调控工具则是部分参与宏观调控。作为宏观调控工具，国家审计综合性比较强，传统宏观调控工具则是专业性比较强。由于国家审计是宏观调控政策贯彻落实的督察员，所以它可以跨部门地渗透到宏观调控体系的所有方面，它可以和所有的宏观调控工具配合使用，广泛地参与宏观调控的各个方面。传统宏观调控工具则是以守之以专，达之以强的精神参与宏观调控，传统的宏观调控工具一般只负责一个具体事项、领域或者方面，左右和影响的方面都比较有限。4.国家审计和传统宏观调控工具是纵向合作关系，传统宏观调控工具之间则属于横向合作关系。国家审计一般是单方面推动和催化传统宏观调控工具更有效率地发挥更大的作用，国家审计一方面先解决信息不完全的问题，让传统宏观调控工具尽可能在完全信息下充分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国家审计和传统宏观调控工具结合，催化传统宏观调控工具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国家审计和传统宏观调控工具之间是一种纵向合作关系。传统宏观调控工具之间则属于横向合作关系。传统宏观调控工具之间互相补充，互相配合，消除彼此之间的负面影响，共同将宏观调控作用发挥得更完美。例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的配合和协调，可以部分解决经济增长和通胀之间的矛盾。传统宏观调控政策相互配合甚至产生出非常著名的丁伯根规则。
四、国家审计未来进一步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展望
（一）国家审计在未来的宏观调控系统中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国家审计可以在宏观调控中发挥更为重要作用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经济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中核心要素之一，宏观调控又是当前经济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宏观调控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例如，宏观调控政策不能被很好地贯彻落实，宏观调控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宏观经济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和系统性不够，调控的针对性和灵活性不足等，而国家审计又刚好能够解决当前宏观调控所面临的难题。所以，国家审计义不容辞的作为重要宏观调控的工具走上了前台，且在宏观调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说国家审计是宏观调控工具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的水到渠成的结果，是因国家治理需要而生。二是国家审计本身的特点和丰富的宏观调控实践经验决定了国家审计可以很好地在宏观调控中发挥作用。国家审计自诞生起就积极参与宏观调控，并在宏观调控中发挥重要作用，形成了诸多宏观调控实践经验；同时国家审计具有专业的技能和独特的条件，自身的特点和积累的经验让国家审计非常胜任宏观调控工具这一角色。
（二）国家审计将会更加系统、科学地为宏观调控服务目前，国家审计是较为碎片化和发散式地为宏观调控服务，还没有形成系统化的服务机制；同时为宏观调控的服务没有建立在数量模型分析的基础上，譬如说一些成果不能进行精确地量化。不过我国审计机关比较注重对现代先进技术的运用，并将其糅和到审计实践当中。因此，未来国家审计也可能会建立政策模拟系统，采用模拟仿真技术对于审计参加宏观调控的政策进行模拟和推演，精确地计算出审计结果，提高国家审计服务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同时国家审计还可以根据模型计算的结果，统筹国家审计进行宏观调控安排，以增加国家审计服务宏观调控的科学性、系统性、持续性和协调性。除了建立自己的宏观调控政策模型系统以外，审计机关还可以对有关部门的政策模拟模型进行审计，检验他们模型的有效性和科学性，以促进他们科学地进行宏观调控。
（三）国家审计利用大数据参与宏观调控，增加宏观调控效果国家审计已经建立了国家审计数据中心，并将有关部分财政、税收、海关及工商和金融数据进行了整合。这些在坚实微观依托基础上采集的真实和完整的大数据，有助于准确判断宏观调控形势，采取正确宏观调控措施和有效评估宏观调控效果。
（四）国家审计将会在宏观调控中更加注重发挥其综合性、专业性的优势国家审计将通过发挥其综合性优势促进各宏观调控部门协调合作，增强宏观调控政策组合拳的整体性和协同性，提高宏观调控效果。国家审计将会充分发挥其在整个决策系统中的独特作用，为宏观调控提出前瞻性和预见性的审计意见，引导有关部门积极出台具有长效机制的宏观调控政策。
参考文献
〔1〕刘家义.论国家治理与国家审计〔J〕.中国社会科学，2012（6）：60-72.
〔2〕高培勇.论国家治理现代化框架下的财政基础理论建设〔J〕.中国社会科学，2014（12）：102-113.
〔3〕刘家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3.27-34.
宏观调控的方式篇4
内容提要:面对金融危机及政府救市措施，宏观调控法关于目标、原则、价值、主体、责任等诸多研究成果却缺乏适用性。因此，迫切需要变革研究范式，构建程序主导模式的宏观调控法，并具体拓补宏观调控动议程序制度与退出程序制度。
面对金融危机，各国政府秉承凯恩斯主义理论，以货币和财政手段强力干预经济，试图熨平经济周期。我国政府积极应对，适时把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从“防经济过热、防明显通胀”调整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后又果断地把宏观调控的着力点转到“防止经济增速过快下滑”上来，并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出了四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在经历了初期的恐惧、震惊和暂时的成功之后，人们进入了对危机及其挽救措施的冷静与理性反思阶段。经济法学界也从经济法理论、金融监管法、竞争法等视角对金融危机的产生、扩展和解决展开了深入研究。但是，面对上述“眼花缭乱”的宏观调控措施变化，与之相关的宏观调控法（或认为是经济法的核心）在这一进程中却几近“失语”。宏观调控法研究中取得的“理论成果”面对复杂的宏观经济世界为何显得如此“贫困”？
一、危机中的危机：宏观调控法理论研究的困惑
我国政策上明确使用“宏观调控”一词始于1988年2月。（注释1：学者一般认为1989年11月中共中央十三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据笔者掌握的资料，1988年2月10日国务院《关于广东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经济发展请示的批复》中已经明确提出这一概念。）法学界对宏观调控法的研究也始于这一阶段，初始研究带有明显的注释法学倾向。20世纪90年代后，宏观调控法研究逐步在价值、主体、权利配置、运行、责任等多层面展开。但回顾危机进程及政府救市措施，我们储备的这些知识却未能在危机“大考”中取得优异成绩，我们“错”在哪里？
（一）宏观调控法的价值目标
一般认为，宏观调控的具体目标即减少失业和通货膨胀，防止经济衰退或过热。但不同的目标又相互矛盾，如反通货膨胀和反失业，往往需要痛苦的权衡与抉择。宏观调控法研究中往往又区分宏观调控的目标和宏观调控法的目标，认为宏观调控法的价值目标与宏观调控法的目标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或认为宏观调控法的价值具有层次性：即理性价值和实践价值。通过宏观调控法的实施，能够直接保障宏观调控行为的安全、科学和有效率，能够间接保障经济危机的克服和避免、宏观调控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以及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1]或认为发展公平与经济安全是宏观调控法的价值定位[2]，等等。如此定位宏观调控法目标似乎是对宏观调控目标的法学超越，使其更具有法律品味。但这一论断也使目标进入了更为不确定性的层面。众所周知，即使宏观经济学领域用了大量数模或实证研究方法，其对同一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实现的判断也总是争论不止。而现在，宏观调控法的价值目标被界定为诸如经济安全、公平、平衡等更加不可计量的目标。假若，我们自问一下：此次危机应对政府实施的宏观调控中宏观调控法价值目标实现程度如何？我们又该如何作答呢？
（二）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
经济法学似乎有一种天然的对原则研究的偏好，宏观调控法也没逃脱这一定律，也一如既往的出现了诸如三原则、四原则、五原则、六原则现象[3]。当然，原则的主要功能是指导意义，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基本准则。但是，此次政府救市宏观调控法这一原则是否实现了指导功能呢？政府救市是干预过度，用“高压水枪灭小火”呢，还是“果断及时准确”呢？这一结论还依赖于时间的验证。
（三）宏观调控法的主体
宏观调控法的主体是宏观调控法研究领域内又一长期争议的话题。或者认为宏观调控法主体仅限于中央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或认为应包括地方政府；或认为应包括全国人大；甚至有的学者走的更远，论证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宏观调控主体地位[4]。理论上的成果并未为本次政府救市作贡献，倒是救市的实践为理论研究提供了启示。
（四）宏观调控法的调整方式
对于宏观调控法调整方式或认为只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或认为应该涵盖计划、产业政策、税收调控、财政调控、金融调控等。本次危机中，政府自2008年9月开始，在两个半月的时间里，央行五次下调人民币存贷款利率，三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除此之外，国家还采取了印花税单向征收、暂免征收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的个人所得税、调整出口退税率等措施。大规模增加政府支出，实施总额四万亿元人民币的两年投资计划，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大范围实施产业调整振兴规划等。显示了我国宏观调控的中国特色，也提示我们宏观调控法的研究更应立足于中国转型经济的特征。
诸如上述等等，宏观调控法的特征也许是为上述困惑提供了最好的注解，为什么在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基础上制定宏观调控法呢？简而言之，是宏观调控法研究对象上的经济性、专业性或技术性特质弱化了其制度性色彩和法律品味，使其在追求“实体真实”中遇到了难以逾越的障碍，使我们对宏观调控法理论前景充满希望的同时，也陷入了实务操作上的困惑。
二、程序主义消解：宏观调控法的出路
宏观调控法的理论与实务“悖论”是现实存在的。如果我们仅用“经济法的模糊性”[5]进行注解显然并非是一种解决方案，其根本出路首先在于对我们既有的研究进行整理。实际上，我们始终遵循的“主体—权利（权力）—行为—责任”的研究范式，根本上是在一种实体法框架下展开的。尽管，我们一再声称：宏观调控法是实体法与程序法的统一。但是，程序法始终未能成为宏观调控法的一个主导问题加以讨论。这主要是由于三个原因所致：一是大陆法系长期以来偏爱于通过法典化的实体法来规范和调整社会行为；二是我们传统观念上对法律程序总是以诉讼法为核心；三是宏观调控中调控主体与被调控主体之间，由于宏观经济变量或参数的介入使得调控中往往并不存在双方当事人的直接争端。
行文至此，笔者试图表达这样一个观点：宏观调控法本质上是程序法，或者说程序主义是宏观调控法解救自己的最好路径。这就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宏观经济政策是一面，宏观调控程序规范又是一面，宏观经济学与宏观调控法各自主导其一。倘若越界过大，各自在对方领域中话语权的消失也就在所难免了。一如本次政府救市过程中我们所闻：有关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时机、救市措施的实效等实体性问题的争论并无法学界的参与，有的只是律师提出程序上的质疑（注释2：上海律师严义明分别向发改委和财政部提出了公开财政预算与四万亿投资计划的信息公开申请。）。程序之于法治的意义，学者已有很好的解读：其一是对于恣意的限制；其二是作为理性选择的保证；其三是将其作为国家与公民个体间联系纽带的功能；其四是其反思性整合的特性。尽管这完全能够运用到宏观调控程序法框架之内，但程序之于宏观调控法的特殊价值仍有必要在现有成果基础上进一步证明。[6]
（一）信息选择价值
宏观经济经济关系纷繁复杂、变动不居。任何决策都会受到众多要素和系统的干扰。一个精巧的宏观调控程序将通过角色定位分工、时空限制、内容集中、专业判断等造就一个中立的过滤机制。通过对信息与理由的加工、分析，选择最有效和最相关的数据信息。
（二）说服价值
宏观调控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一种行为，具有明显的外部输入性，而非当事人的合意，客观上具有遭遇阻力的可能。程序的民主设计则具有疑虑与对抗的消解功能。正如日本学者谷中安平所言“世界已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价值体系五花八门。常常很难就实体上的某一点达成一致。一个问题的正确答案因人而异，因组织而异。程序是他们唯一能够达成一致的地方。而且他们能达成一致的程序是能够保证程序公正的程序，因为他们一旦同意了程序，则无论结果如何，都必须接受所同意的程序带来的结果。”[7]
（三）教育价值
由一系列晦涩而抽象的专业术语构成的宏观调控，远非一般公众所能理解，假若一个政策或立法的出台受到其影响的法律关系主体甚至难以去读懂它所表达的内容，那将是一件灾难性的事件。宏观调控法所论及的术语、内容迫切需要进行反复学习与认识。程序天然的直观性加上信息公开与参与机制的配合，将会使任何一次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动成为一个宏观调控教育最好的范本。
三、纯粹程序正义：宏观调控程序法的定位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8]正义包括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约翰·罗尔斯提出并分析了程序正义的三种形态：完善程序正义、纯粹程序正义以及不完善程序正义。完善程序正义具备两个特征，即具备结果正义的独立标准，并可以设计一种保证达到结果正义的程序；纯粹程序正义是不存在对正当结果的独立标准，但是存在着有关形成结果的正当性和合理性过程或者程序，只要这种正当的程序得到人们恰当的遵守和实际的执行，由它所产生的结果就应被视为是正当的；不完善的程序正义的基本标志是，当有一种判断正确结果的独立标准，却没有可以保证达到它的程序。显然，是否存在一个正当结果的独立判断标准成为三种程序正义形态划分的关键，宏观调控程序法的定位也就主要取决于此。
从理论上讲，宏观调控结果体系是一个包括但不限于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的多重判断标准。其中，经济增长是对效率的追求，增加就业则意味着公平，物价稳定则关乎秩序。可见，结果并非唯一，各种结果之间也难以孤立的判断。
从实践上看，宏观经济政策也并非如操作机器一般的简单，我们也无法对一次宏观调控对国民财富的影响进行一次物理学似的实验，各种调控手段的选择意味着该路径的各种可能结果的概率分布。
从判断上看，这样的一个概率分布，也需要一个长时间的等待去验证，甚至长时间等待后的结果评价仍然是分歧不止。因为解释同一经济问题具有不同的理论与模型，不同的经济学家又有着不同的模型偏好，不同的模型选择又意味着不同的结论。
因此，宏观调控过程中我们无法寻求一个确定的结果标准，宏观调控法律程序具备了纯粹程序正义的基本标志。这一判断也可从之前我国历次宏观调控后效果总是“众口难调”的事实中得到验证，也一如本次金融危机中政府救市成效的再次分歧；这一判断也再次印证了宏观调控间接性特征而无法溯及每个市场具体主体特殊利益的论断；这一判断也能为解决宏观调控程序制度构建中的若干分歧提供一个解释工具。当然，这一判断的前提是决定结果正当的程序必须被严格而实际的执行。
四、宏观调控程序法构建之拓补
在纯粹程序主义形态之下，具有独立要求的宏观调控程序法如何建构？学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以下尝试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对其不尽完善之处略做“拓补”。
（一）宏观调控程序法构建之模式转换
法学角度分析，程序是从事法律行为、作出某种决定的过程、方式和关系[9]。仅就文本意义而言，我国现有宏观调控法也并非毫无程序的“影子”，但这些文本意义上“程序”无不总是体现出这样一个共性的特点：程序中审批事项总是按照政府级别高低、抑或官员职级大小“逐级申报”，政策落实总是遵循“上级传达，下级执行”的路径。这样的调控程序与其说是法律程序，倒不如说是一种封闭于机构之内的上下级之间的“手续”。宏观调控的专业性与技术性也决定了绝不是“职级越高越可能达到理性”。宏观调控不仅仅需要“程序”，更需要一种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法律程序”。
整体而言，未来宏观调控程序法的构建需要两个模式转换：一是由“行政机关主导决策”向“权力机关主导决策”转换；二是由“纵向权力分配”向“横向权利分配”模式转换。
第一种模式转换不难理解，被广泛支持。纵观本次金融危机救助中，没有哪个法治国家在如此重大的关于国计民生的问题完全是靠行政权力决策的。这不仅有违基本法理，而且也与国际通行做法相背离。
第二种模式转换要求在宏观调控全过程中，由纵向权力对权力的负责转为宏观调控参与权利的分配。比如，过去受控主体主要通过被动服从的方式接受调控；而模式转换后，受控主体通过知情权、建议权等方式参与调控执行过程，化解了消极抵抗的因素，有利于宏观调控的顺利施行；此外，横向权利的配置上，还可以考虑赋予权力机关质询权、监督权和公共媒体的监督权等。
（二）宏观调控程序法之具体制度补缺
从宏观调控手段的角度，宏观调控程序法之具体制度可按照计划程序、产业政策程序、货币政策决策程序、财政预算程序、减税程序和政府投资项目程序进行划分。这也构成了宏观调控秩序法的具体内容。实际上，我国在没有一部宏观调控法典的情况下，上述程序规范也主要散见于各实体法规范之中。但从宏观调控法研究的共识来看，学者们更偏好依据宏观调控程序法的过程进行概括性分类，即宏观调控程序制度主要包括宏观调控决策法律程序、宏观调控执行法律程序和宏观调控救济法律程序、宏观调控监督法律程序。
1.宏观调控程序法过程尚需完备
就整个宏观调控过程来看，上述程序尚存缺陷。从过程的完备性和科学性角度而言，还应包括宏观调控的动议和终止，因而需要设置并完善动议程序和终止（退出）程序。
动议程序的设置应把握一个原则，即要保持与决策程序的独立性和“对抗性”，就调控方案进行充分论证，从源头最大程度地保证宏观调控的科学和完善。因此，该程序的具体制度设计上，应包括以下内容：其一，动议主体与决策主体保持独立（注释3：比如，《预算法》中，预算草案的制定主体与批准主体之间独立；《中国人民银行法》中，货币政策动议主体与决定主体应保持独立。基于该法第十二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应当在国家宏观调控、货币政策制定和调整中，发挥重要作用”。我们认为，可通过动议程序的独立性，赋予货币政策委员会在宏观决策中更加独立的地位）。其二，动议方案作出所依据的信息来源及其完备性要求；（注释4：这一问题至关重要。就做出政府大规模经济刺激方案而言，其动议的做出不能仅靠决策部门的主观判断，或者政府部门的简单统计资料，信息的来源必须可靠、完备。要求动议主体通过一定的程序广泛获取信息，征集民意，尽可能掌握全面、客观的材料信息。这里还体现了宏观调控的广泛参与问题。公众可以在动议阶段即对宏观调控提出建议。）其三，宏观调控方案中明确调控的基本目标及期限设定。尤其是针对本轮政府大规模救市方案而言，这种前置性程序显得尤为重要。应当对刺激经济的目标和时效有明确的规定，避免随意性；动议程序的设置对政府救助方案的科学性提出更高要求，并保证在执行前得到充分的论证，最大程度做到决策的科学性。
终止（退出）程序是整个宏观调控程序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任何宏观调控措施不能无期限、无休止地反复进行。因此，应当设置宏观调控的终止程序，并详细规定终止的条件。比如，宏观调控设定的目标已实现；客观经济环境已发生变化，继续调控已无必要；预定目标无法实现等（注释5：基于本文将宏观调控程序界定为一种纯粹的程序正义，因而我们可以设计完善的程序，但由于宏观调控面对的经济形势异常复杂，并不必然能够保证调控目标的实现。而当预定结果无法实现时，应当为宏观调控设置一种及时退出的程序。）。我国政府金融危机救助计划中预设了总额为四万亿的资金支持。但是，当预设目标已经实现，或者客观无法实现时，应当适时终止计划，避免资金等资源的浪费。
2.救济程序的再思考
救济程序完善的逻辑起点是对宏观调控可诉性的认识。对于宏观调控可诉性的问题，一直是学界争议的焦点。（注释6：参见邢会强：《宏观调控的不可诉性探析》，载于《法商研究》2002年第9期；胡光志：《论宏观调控行为的可诉性》，载于《现代法学》2008年第2期。）我们认为，除了理解宏观调控的本质以及现有诉讼制度的供给之外，还可从宏观调控程序法本质的角度作为切入点，作为支持国家宏观调控不可诉的理由。基于宏观调控程序法是一种纯粹的程序正义，经济形势的复杂多变性和决策主体认知的相对有限性，决定了其目标的实现具有不可预见性。因此，只要确保宏观调控主体严格依照程序行事、谨慎克己，则调控结果免受法律追究。这便对程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需要通过宏观调控的程序正义，充分保证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
尤其在应对金融危机这样的重大问题时，调控主体无法保证一定出现期待的结果。过分苛责法律责任的追究，可能由于调控主体出于顾虑过分犹豫从而影响调控的最佳时机。当然，免受法律追责，并不代表不承担责任。救济程序的完善，还有赖于其他制度的配合，比如消极不作为或滥用权力的行政责任承担、政治责任担当、权力机关的监督等等。
总之，本次金融危机政府救市为宏观调控法研究反思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契机。假若论证中的宏观调控基本法是一部程序主导的立法，应该不会再被讥笑为是“很好玩的事”（注释7：在谈到宏观调控法立法时，一位经济学家认为进行宏观调控法立法不可行，并认为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我们也期望它更应该是一部具有强制拘束力和可执行的程序性的基本规范，不再是一部仅仅宣示性经济活动纲领性的一个“软法”文件。
注释:
[1]李昌麒，胡代光.宏观调控法若干基本问题的法理分析[J].中国法学，2002，（2）：1011.
[2]叶珊.发展公平与经济安全是宏观调控法的价值定位——试析宏观调控法的价值定位[J].行政与法，2007，（11）：39~41.
[3]刘定华，肖海军，等.宏观调控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61~62.
[4]鲁篱.论最高法院在宏观调控中的角色定位[J].现代法学，2006，（6）：107~111.
[5]陈云良.经济法的模糊性研究[J].法学家，1998，（4）：68~73.
[6]季卫东.法治程序的建构[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15~19.
[7][日]谷中安平.程序工争论[a].宋冰.程序、正义与现代化——外国法学家在华演讲录[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376.
宏观调控的方式篇5
1．美国。美国是世界上市场经济最发达、对经济宏观调控的间接化程度最高，政府干预经济较少的完全市场经济国家。1929～1933年美国爆发严重经济危机，罗斯福总统主张在经济领域实行政府干预。例如政府为了加强对银行和金融系统的监管，先后颁布了《1933年银行法》和《1935年银行法》;为了加强对农业和工业的控制和调节，实施了《1933年农业调整法》和《1933年全国复兴法》。这些法律制度的建立不仅使美国基本形成政府宏观调控的框架体系，而且使美国经济从危机走向繁荣。
2．日本。日本在宏观调控方面主要采取经济手段，通过制定和实施一系列的经济政策，根据国民经济计划，制定相应产业政策。政府重点将企业和产业作为直接干预对象，重点针对产业结构、资源配置进行宏观调控，以实现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
3．德国。二战后，前联邦德国选择市场经济为其主导经济模式，迅速克服了战后的混乱，让经济实现高速发展，被称之为“德国的经济奇迹”。这种模式主要特点一是经济活动以市场为基础，二是强调国家对经济的指导与调节功能，认为国家对市场活动应当进行一定的干预和协调。联邦德国为了对社会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相继出台了《联邦银行法》《稳定与增长促进法》《财政管理法》《德意志联邦银行法》等相关法律，规范社会经济行为，加强政府宏观调控，促进了德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总之，各国虽然在宏观调控模式、宏观调控手段与方法上各有不同，但它们都是依据不同的国情存在的，都对国家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二、我国宏观调控法的产生与发展
宏观调控的方式篇6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经济步入了新一轮的快速上升通道。2001年到200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分别达到8．1%、9．1%、10%、10．2%、10．4%和11．1%，呈现出逐年递增的态势。但在快速增长的同时，投资的膨胀、信贷规模的扩张、煤油电运的紧张、通货膨胀的压力等也给经济稳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经济结构失衡的矛盾日益突出。为防止经济“过热”，避免出现“大起大落”的局面，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如严格审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多次上调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存款准备金率、下调部分商品出口退税、对房地产交易课税、实行严格的土地管理政策等。“加大宏观调控，预防经济过热”，成为了我国宏观经济的基本政策取向。然而，中央政府的这些宏观调控措施在执行过程中往往大打折扣，调控效果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弱化。
目前学术界往往热衷于讨论我国经济是否过热，该不该进行宏观调控，以及如何进行宏观调控。但是，对于我国近年来已经出现的宏观调控效果弱化的现象，学术界的理论探讨还不多。就已有的文献来看，主要有以下观点：刘伟、蔡志洲（2006）[1]认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特殊国情是使得宏观调控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易宪容（2006）[2]认为，目前宏观调控效果弱化的原因在于目前中国整个经济基础与市场体制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而政府依然沿用计划经济思维，希望以旧有工具调控现有经济，走政府干预经济的计划老路，自然达不到调控效果。赵晓、谭国荣（2006）[3]认为宏观调控弱化，一方面由于当前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上，资金都处于“超级流动”状态，这就使得虽然中央政府不断加大调控力度，但实际运行效果不佳。另一方面，政府的宏观调控尤其是房地产调控涉及到中央和地方博弈以及多个部门，但由于受不同利益取向的约束，多只看得见的手在本位主义的驱使下相互牵制，从而大大抵消了调控的效果，最终看不见的手打败了多只看得见的手。
上述文献从不同的角度对我国宏观调控效果弱化的成因进行了分析，尤其是从中央和地方关系角度的分析，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笔者认为，现阶段中央政府宏观调控弱化是一个系统问题，需要有更广的分析视角。宏观调控效果弱化的根源，在于我国现行的投资型经济增长方式与宏观调控之间内在的矛盾，而中央对地方政绩单一指标考核形成的委托――关系，以及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权、事权不统一更加剧了这一矛盾。此外，中央在制定宏观调控政策时忽视民众预期，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宏观调控效果。本文试图对这方面进行一些探讨。
二、我国现行投资型经济增长方式与宏观调控的矛盾
自“九五计划”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国的有效供给能力显著增强，社会商品极大丰富，曾经长期存在的短缺状态宣告结束，我国开始从“卖方市场”变成“买方市场”。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国产能过剩、内需不足的问题更加突出。为了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经济增长不得不严重依靠于投资和出口的拉动，而消费不能有效地对经济增长起到拉动作用。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近年来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而资本形成和净出口占GDp的比重则逐渐上升。也就是说，在国内消费不能有效启动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必须依靠大量的投资拉动，而过度投资便成了近年来引发经济过热的直接原因。因此，我国目前的宏观调控，不再是过去既治理需求又治理投资的宏观调控，而主要是针对投资领域的宏观调控。但是在我国投资依赖型增长模式下，如果调控力度过大，投资骤降，势必影响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速度一旦放缓，对我国长期增长的影响是巨大的。
我国之所以形成投资型经济增长方式，是有其深层次的制度方面原因的。我国的市场经济制度是从过去计划经济制度转轨而来，一些旧制度的痕迹依然影响着现在的市场运行。而正是这些制度安排，导致了国内消费需求不足，也导致企业具有强烈的投资冲动。并且有些制度安排还导致企业普遍倾向用“资本替代劳动”，这就使得我国经济增长对就业的促进作用较弱。
从我国的税收体制来看，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利改税”以来，国有企业不再向政府上缴利润，而是和其他所有制企业一样交纳所得税，企业可以自由支配税后利润。这项制度改革在当时起到了减轻国有企业负担，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但随着近年政府“抓大放小”国有企业的政策，使得国有企业在公用事业、资源行业和高度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垄断程度不断提高，国有企业不上缴利润却成为了导致近年来我国投资型增长方式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资源行业，由于近年来资源价格的大幅上涨，资源溢价收入扣除税收后基本上都成为企业的未分配利润，而其它行业的垄断国有企业也获得了高额的利润。如2006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未分配利润达到8485．46亿元，占GDp的比重超过4%。①正是由于这些垄断高额利润不能转化成民众的收入，大部分便被用作企业的投资扩张，追逐更高额的利润。这种情况的必然结果就是消费市场不能有效启动，而企业投资十分旺盛。
另外，我国存在着劳动力市场、金融体系的“二元分割”的局面，这也是我国形成投资型增长方式的重要制度原因，并且直接导致了经济增长对就业的促进作用较弱。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使得我国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尤其是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正规部门就业的门槛变得极高，而一般的城市劳动力也很难进入国有部门尤其是国有垄断部门就业。金融体系的“二元分割”，使得大型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的大型工程很容易从国有商业银行取得贷款；在资本市场的融资方面，也是优先安排大型国有企业上市融资。这使得大型企业，尤其是垄断国有企业的融资成本很低。而资本价格被人为压低，又进一步诱使它们在产业和技术上选择用资本替代劳动。近年来的投资过热，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大型企业，尤其是有政府背景支持的大型国有企业选择资本密集型项目投资而引起的。与此同时，作为大量吸收农村劳动力和从国有企业富余劳动力的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却陷于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的困境，加之政策对民营企业的限制，导致它们在许多领域发展不足，无法承担起大量吸收劳动力的重任。
我们知道，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是任何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所要追求的主要目标，对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按照经济学中奥肯定律，人口就业和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关系，“劳动力需求的水平，在动态意义上主要决定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速度快，对劳动力的需求量相对较大，就业岗位增加，就业水平高，失业率低；经济增长速度慢，对劳动力的需求量相对较少，就业水平低，失业率高。”许多实证研究表明，在美国，当经济增长率达到3%时，实际失业率大体上相当于自然失业率（程晓农，2003）。[4]也就是说，美国保证社会经济正常运转，维持自然失业率的经济增长率下限仅为3%。但根据上面我们的分析可以知道，由于我国制度安排方面的问题，使得经济增长需要依靠大量的投资，而大量的投资又排斥劳动，从而经济增长对就业的促进作用较弱。在这种情况下，我国要保证社会经济正常运转所需要维持的经济增长率下限远远高于美国。
在20世纪80年代，只要经济增长率低于7%，就会出现企业全面亏损、失业率上升的局面（程晓农，2003）。[4]也就是说低于7%的经济增长速度通常被称为是经济“硬着陆”。进入1990年代以后，我国经济增长的就业效应更是呈现总体下降趋势，这点可以从图2看出。尤其是自2001年以来，我国就业弹性②逐年递减，2006年全国的就业弹性下降到了仅为0．068。也就是说，在我国目前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下，为了保持社会稳定，不出现大规模失业，我国必须保持更高的增长速度，而保持更高的增长速度又必须依赖于更大规模的投资。因而，我国近年来的宏观调控本身就陷入了一种矛盾的境地。在我国这种制度安排所决定的投资型经济增长方式下，一方面要避免经济“过热”给社会带来的种种危害；另一方面，如果使用过于激烈的宏观调控手段，“踩急刹车”对投资领域进行干预，使经济增长速度降下来，又会带来就业和社会稳定方面的诸多问题。现在我们谈宏观调控效果弱化，其实正反映了这种矛盾的境地，中央希望通过宏观调控解决经济过热，但宏观调控的力度究竟需要多大却很难把握，中央政府也不愿面对由于宏观调控减少投资而造成的经济增长速度放慢，进而导致就业压力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宏观调控措施往往很难有效的贯彻执行，于是出现了宏观调控效果的弱化。从根本上讲，宏观调控效果的弱化正反映出了我国现行投资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困境，而现行投资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困境又根源于我国制度方面的缺陷。
三、中央、地方委托―关系与宏观调控效果弱化
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承包制、放权让利还是分税制改革，中央在制度设计上都是强调重新划分中央和地方的利益权限、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在此基础上，钱颖一等人提出了著名的“中国特色的联邦主义”假说（Federalism,ChineseStyle.montinola,Qianandweingast，1995），[5](50-81)认为中央和地方的分权带来了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然而，随着中央和地方分权的不断深化，中央和地方间委托-关系逐步形成。在我国现行的投资型经济发展方式下，中央和地方政府这种委托-关系事实上产生出了与宏观调控抑制投资政策的矛盾，这种矛盾导致地方政府缺乏执行宏观调控政策的激励，从而削弱了宏观调控的效果。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现行制度安排下的投资型经济增长方式，使得我国维持自然失业率所需要的经济增长率下限非常高。也就是说，在经济增长模式不能有效改变的情况下，为了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我国必须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央政府以GDp作为衡量地方政府政绩的根本尺度是有其必然性的。当然，以GDp来衡量政绩也具有评价比较容易实现，考核成本低，不容易掺杂主观人为因素等优点。在中央和地方的委托――关系下，既然作为委托人的中央政府以GDp作为评价和奖惩地方政府官员的主要依据，那么作为人的地方政府为了得到中央政府的奖励、晋升，便会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如何提升GDp这个中央政府所关心的指标。而我国现行的制度下，经济增长方式必须依赖于大量的投资，因此，地方政府追求GDp的主要手段也就是吸引企业到当地投资，甚至是地方政府自己投资。虽然中央政府意识到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会导致经济过热，要对经济采取宏观调控措施。但是，只要中央和地方的委托-关系不改变，中央对地方的考核标准不改变，地方政府就必须追求GDp增长，因而很难抑制住投资冲动。这样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措施于是就难以得到贯彻。
四、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权、事权不统一与宏观调控弱化
由于我国分税制改革的局限性导致的地方政府的财权、事权的不统一，客观上造成了地方政府财力的紧张，地方政府为了解决财力问题，必须依赖于当地的投资，这也是宏观调控弱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大宗税源被划归中央，零星分散的小税源划归地方。地方缺乏主体税种，也没有完全实行分级财政管理的财政实力，但地方的建设等方面需要大量的投入，同时由于国有企业改革、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使得原本由中央政府和企业共同承担的社会保障责任转移给了地方政府。而且，地方的某些支出往往是以法律或行政规范的名义进行的，这就形成了我国独具特色的“比例预算”。
在现有体制下，不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公债，而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也不够规范。这样，在地方政府职能和事权没有减少的情况下，财政支出对于地方政府存在刚性，地方财政收入就成为支出的一种约束。这就迫使地方政府必须通过引进外部投资和鼓励当地企业投资来扩大地方的财政收入。此外，通过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有偿转让而取得土地出让金也成为了地方政府解决地方财政收入问题的一个“法宝”。地方政府一个通常的做法就是将城郊农村集体土地改为城市国有土地，形成可供出让的“熟地”，然后采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招标、拍卖和挂牌方式出售。地方政府这种“圈地出售”行为，不仅导致了房地产开发投资的过热，而且也为地方政府引进外部投资和鼓励当地企业投资提供了土地支持，为企业投资过热提供了条件。因此，在没有解决地方财权、事权不统一的状况下，中央的宏观调控要求抑制地方的投资，实际上是切断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这就使得地方政府执行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积极性较弱，甚至部分地方政府还公然出现了违抗中央宏观调控的行为。
五、预期以及时滞因素对宏观调控效果的影响
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市场主体是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对象，受到调控政策的影响，但市场主体是有预期的，他们会根据自己的预期在宏观调控政策实施前或者政策实施后采取相应的行动来减轻宏观调控对其的不利影响。因而，他们对调控政策的预期和反应，制约着调控政策的效应与调控目标的实现程度。也就是说，宏观调控政策的成功与否以及调控目标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不仅取决于调控主体（中央政府），还取决于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与消费者的预期及其相应的行为，他们行为的依据是使其自身效用最大化。然而，对于不同的市场主体而言，一定调控政策的实施对其利益影响的方向和程度是不一样的。如果市场主体的预期是调控政策对其有利，其行为调整就会顺应而不是抵制调控政策的实施。但如果市场主体认为调控政策对其有损，其行为调整就会抵制调控政策的实施，导致调控效应降低甚至失效。
在笔者看来，近年来中央政府的许多宏观调控政策，并没有注意到市场主体的合理预期能力，对于预期也未给予应有的重视。我们的宏观调控政策往往把政策作用的对象，即各类市场主体看作是没有预期能力，只会跟着政策指挥棒转。政策制定者往往认为，只要宏观经济政策就其内容来说是科学合理的，它就能发挥预定的作用。然而，随着现代信息工具的不断进步，信息传播速度不断加快，信息渠道不断增多，市场经济主体掌握信息的能力不断增强。有时，经济主体通过市场掌握信息的速度甚至比政府部门还快。此外，还存在着“信息泄露”的状况，某些宏观调控政策在出台往往在其正式公布、生效之前，就被网络等传播渠道散播出去。高层决策信息的泄露大大提高了市场主体预期的准确性，市场主体往往在政策公布之前就已经开始寻找“对抗政策”的措施，出现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因而市场主体的预期因素也是我国现阶段宏观调控效果弱化的重要原因。
当然，近年来宏观调控效果的弱化，也有来自政策时滞方面的原因。因为宏观调控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投资领域的，而投资一般都具有周期长的特点。一旦项目立项，除非遇到强力行政手段的调控措施（如江苏“铁本”事件，但这种情况极少发生），项目的投资将会在投资期内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因此，这种时滞效应也影响了宏观调控的效果。不过笔者认为政策时滞对宏观调控效果弱化的影响程度要小于上述的其他方面的原因。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对于如何解决宏观调控效果弱化的问题，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点入手。
(一)从制度改革入手，改变我国投资型经济增长方式
首先，要打破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缩小国民收入差距，使得经济发展的成果能够惠及绝大多数国民，也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启动国内的消费市场。其次，深化公共教育、医疗体制改革，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我国过去之所以消费迟迟得不到启动，很大程度来自于公共教育、医疗以及社会保障体制的不健全。民众感觉未来没有保障，因而消费倾向较弱，而储蓄倾向强烈。深化公共教育、医疗体制改革，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让民众感到未来有保障，对于刺激消费，加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改变投资型经济增长方式是非常重要的。最后，应该打破金融领域的“二元分割”，以及资源价格被低估的状况，减轻企业用“资本替代劳动”的倾向，避免人力资本价值的低估。
(二)完善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机制
建立有效的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机制，引导地方政府官员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实行政府官员政绩考核的内容要多样化，应该根据多种因素对官员进行综合性、系统性考核，增加考核指标。在经济发展方面，当然用GDp增长衡量政绩不可缺少，但同时应该加入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城乡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基尼系数等方面。只有综合考查，才能看到当地经济是否真正上了台阶，农民是否真正赋予，贫富悬殊是否真正缩小，等等。而且应重视社会发展方面的考核，如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
(三)解决中央和地方间的财权事权不匹配问题
在税制改革上，要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权、事权，依法治税。在财政上，适当将一些税种划归地方，并且调整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基数，解决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上的瓶颈问题。而地方财政收入的解决，对于消除地方政府的支出约束，解决宏观调控效果弱化的问题是非常有帮助的。
(四)制定宏观调控政策应该注重民众预期
中央政府在制定宏观调控政策的时候，应该充分考虑市场主体的预期，这样宏观调控政策才有可能发挥好的作用。因此，中央政府在制定宏观调控政策之前，应该充分调查市场主体可能产生预期，并对可能的结果提前进行评估。只有这样，才能减轻市场主体“预期抗体”对宏观政策的抵消作用。此外，中央政府应着力建立相对稳定的经济运行规则体系，致力于制定合理的法律和规则，而不是随意或是突然颁布宏观调控政策。宏观调控政策本身应具有严肃性和稳定性。
注释：
①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7》相关数据计算。
②就业弹性，表示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所带动的就业增长率。图2的就业弹性数据为笔者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主要参考文献：
[1]刘伟，蔡志洲．中国宏观调控方式面临挑战和改革[J]．经济导刊，2006（6）．
[2]易宪容．为何新一轮宏观调控效果不佳[J]．新财经，2006（10）．
[3]赵晓，谭国荣．看不见的手打败了多只看得见的手――对当前宏观调控及房地产调控的分析[n]．开放导报，2006（6）．
[4]程晓农．重新认识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与结果[J]．当代中国研究，2003(1)．
宏观调控的方式篇7
论文摘要：在全球化的今天，国家合法进行宏观调控的决策、执行，是解决国际国内经济问题的前提。而宏观调控权的监督机制，对业已发生的国家宏观调控行为进行评价和纠错，就凸显出重大意义。本文认为学界对宏观调控监督权的研究尚比较薄弱，现阶段如何更合理地配置宏观调控权并完善其监督机制，是我们必须妥善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论文关键词：宏观调控宏观调控权监督
一、宏观调控权的基础理论问题探讨
(一)宏观调控权运行机制
有学者把宏观调控权配置原则概括为：决策集权原则、执行分权原则和权力法定原则。
对于宏观调控的立法，笔者发现，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行政权力在国民经济生活中的引导作用越来越严重。在我国，只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制定、修改、废除法律，从法的本质来看，法是人们共同遵守的一种社会规范，而现状是，中央行政机关制订的行政法规以及地方政府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在国民经济生活中已趋向于模糊了与法律的界限。现行法律规定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计划是在国务院计划部门编制后报全国人大审议批准，根据《立法法》的规定，国务院享有制定行政法规的权力，同时国务院事实上也拥有着极大的“授权立法权”。宏观调控的执行机关同时成为立法机关，这无疑是不科学的，它的好处是提高了宏观调控的及时性，增强了应变能力，其不足却是对宏观调控行为缺少应有的约束，而且随意性也很大。这一环节在现实宏观调控权运行中已经暴露出很多问题，因而宏观调控权的监督机制必须予以重视和完善。
然而，宏观调控权的监督机制也是存在问题的。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权力机关，依法授予国务院及其职能部门宏观调控权，并监督其实施。但是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非常设机构，则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应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承担该监督义务。根据我国《宪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如下职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共同行使立法权;行使宪法和法律的解释权;行使宪法实施的监督权;行使对其他国家机关工作的监督权;行使对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人事任免权;行使对国家生活中重要事项的决定权;主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联系全国人大代表，组织视察，领导各专门委员会的工作。其中，大量的立法工作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承担，以及监督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撤销由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毫无疑问，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如此之多的职权，很可能无法充分行使其宏观调控权的监督权，换句话说，现行法律机制下，不利于宏观调控权的实施。
(二)宏观调控行为可诉性分析
宏观调控权是一种公权力，公权力的存在目的就是为了维护民众的利益。假定宏观调控主体的宏观调控行为是抽象行政行为，并且该宏观调控行为损害了国家、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那么现行法律只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改变和撤销宏观调控行为。这就容易形成一种局面：行政工作人员严格按照某涉及宏观调控的文件，做出实质上损害国家利益和民众的行为并造成了恶劣影响，但是因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并未予以改变和撤销，这就造成了受损利益主体无“法”寻求救济。那么最可能的情况就是，该损害行为会持续进行，直到其危害严重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甚至是全国人大去改变、撤销。
因而，宏观调控行为如果不可诉，对于国家法治建设进程来说，其影响是退步大于前进的。笔者认为，宏观调控权包含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宏观调控主体在宏观调控权运行各个环节中的决策行为、执行行为和监督行为，都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即人民有权利在宏观调控行为实质损害国家、社会和公众利益时对其实行现时的监督和纠错，有权利向人民法院提出对宏观调控行为的违宪审查，进行全面而又及时的司法审查。
二、宏观调控权行使问题研究
(一)宏观调控权滥用行为
宏观调控权是自由裁量非常大的权力，但缺乏法律的有效设计，再加之没有专业权威的外部监督机关和内部高度的敬业伦理，对它的滥用也就很容易产生。
首先，国家宏观调控主体模糊了宏观经济调控的界限。比如，政府借经济管理之名对微观经济的过度干预;其次，国家宏观调控主体为追求政府利益最大化而滥用宏观调控权。笔者认为，利益主体寻求己方利益最大化无可厚非，而如果宏观调控主体利用其他利益主体通过契约授权而进行“剪羊毛”，此种行为严重损害了公共利益，以牺牲众人的合法利益而满足权力者本身，则必须为此承担法律责任，对违宪实施该宏观调控行为的组织和负责人必须予以处分，并且国家机关对其违宪调控行为的具体受害人应给予国家赔偿。
(二)宏观调控权越权行使
宏观调控权的配置有横向配置与纵向配置两方面，依照权限法定原则，任何主体应该在法定范围内行使宏观调控权，因此宏观调控越权行为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
首先是纵向越权，地方主体因不具有宏观调控权，它只能在中央宏观调控主体作出宏观调控决策后依法予以执行;其次是横向越权，对于特别重大的宏观调控措施，宏观调控决策权应交由全国人大或人大常委会行使，而从事经济计划、财税、货币、内外贸易等国家核心经济事务的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和对外贸易部等行使其它宏观调控措施的决策权。一般情况下，中央政府的其他职能部门则无权制订宏观调控决策。
(三)宏观调控不作为
笔者认为宏观调控不作为，即为行政不作为。宏观调控主体不作为是一种行政上的渎职行为，宏观调控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必须承担的一项经济职能，也是宏观调控主体必须对其他利益主体应尽的义务。
三、对造成宏观调控权违法行使的原因及其危害分析
(一)宏观调控权违法行使的原因分析
从历史的视角来看，我国传统上是一个行政权高于立法权和司法权的国家，数千年的传统文化造成了“官高于法”的潜意识。
1.从立法的现状来看，我国立法不完备，重叠现象和法律空白大量存在。比如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能部门主要是计划部门、财政部门、金融部门等三大机关，但未对其进行法律规定的具体和细化;而如前文提到的国务院的“授权立法权”，造成的现状是“宏观调控的执行机关同时成为立法机关”。
2.从行政权力扩大化的角度分析，正如笔者前文所述，随着社会发展，中央行政机关制订的行政法规以及地方政府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在国民经济生活中起到愈发重要的引导和规范作用。笔者认为，行政权力扩大化的趋势会削弱宏观调控权的活力，也容易混淆行政职权与宏观调控权的界限。这就使得宏观调控权非常容易被僭越，被滥用。
3.从市场利益主体的分析框架入手，利益主体在博弈中，趋向己方利益最大化。宏观调控主体有为追求己方利益最大化而损害其他利益主体的合法利益的倾向。
4.从宏观调控权的监督机制分析，长期以来，宏观调控权的监督一直是我国法制建设中的薄弱环节。虽然宪法规定国家权力机关有权对中央政府进行监督，但是，这种规定过于原则和抽象，缺乏现实上的可操作性，使得监督基本流于形式，监督应有的作用尚未发挥出来;而国家权力机关系统外部的个人、组织作为监督主体，只能通过批评、建议或申诉、控告、检举等方式向有权国家机关反映，监督者的权利缺乏保障机制，致使其监督效果不尽如人意。由于尚无司法审查制度，司法监督更是无从谈起。
(二)宏观调控权违法行使造成的危害
宏观调控权违法行使会导致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遭到损害，宏观调控效果遭到损害。在某些问题上，由于宏观调控权在法律上规定不清，造成很多宏观调控主体重叠调控，其调控效果可想而知，而民众对政府公信力必然随之下降，随之很多社会问题便衍生出来。其次，量变造成质变。长期的违法调控行为除了损害社会利益、民众利益外，还会滋生对法治的不信任，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造成破坏。这是十分危险的：中国传统上就是一个行政权大于司法权和立法权的国家，法治遭到破坏会促成官本位的形成，而官本位的社会必然会破坏法治。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恶性循环。
四、宏观调控权监督机制的完善
(一)加强宏观调控主体自身监督
现行体制下，宏观调控主体中有不少是从事宏观经济监察、监督的，如国家的财务部、审计部门、统计部门、质量监督部门、物价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等。这些部门在履行经济职能时，必须从主体上、内容上、方式上遵守法定化的要求。总之，任何宏观调控权的行使都必须有相应的机构进行监督，任何违法环节也应由相应机构进行制裁。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
(二)建议成立宏观调控监督委员会
在宏观调控权行使中已经或者可能出现的越权行使、滥用宏观调控权以及不行使宏观调控权等行为是行使宏观调控权的最大危险，为了保证调控主体正确和有效地行使宏观调控权，就必须对之予以监督。有学者便提出，为了切实解决人民监督宏观调控权的问题，首先必须使调控主体的权力观回归到其本来意义，调控主体还要树立法治观念。对人民监督应有切实的制度保障应当在人大常委会新设受理人民监督宏观调控权的专门机构。
笔者十分同意该观点，该宏观调控监督委员会设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之下，强调了其相对独立性，不受中央行政机关的宏观调控主体领导，而直接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接受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有一点笔者认为很重要，该宏观调控监督委员会人事任免权应借鉴美国的法官终身制度。美国宪法规定：“最高法院和低级法院的法官如忠于职守，得终身任职。”笔者认为，人事任免权制度采取终身制可以保障宏观调控监督委员会成员的“监督独立”。
(三)明确宏观调控行为的可诉性
宏观调控行为的可诉性前文已有探讨，因此，笔者认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公民、组织对国家宏观调控行为提出的违宪审查诉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宏观调控监督委员会应该在地方设立办事机构，公民、组织亦可向办事处提交违宪审查申请，地方办事机构经初审后应当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宏观调控监督委员会，宏观调控监督委员依法行使监督权，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
该制度可以从实质上保障国民监督宏观调控行为的权利，可以为不特定的多数人的合法利益遭受宏观调控行为侵害时提供救济途径。
五、结语
宏观调控的方式篇8
【关键词】宏观经济管理；创新；调控
宏观经济管理指的是国家把国计民生作为最为基本的目的，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经济与法律手段，进行对市场经济在总量与结构方面的调整与控制的一项总和。从党在十四大上正式确定了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宏大的改革目标后，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得到了巨大的完善，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大背景下，也需要对我国宏观经济的管理试行一系列创新调整，使之更好的应对未来不断深化的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一、我国宏观经济管理运行的现状
同其它国家在宏观经济运行方面的现状相比较，我国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的运行有着自身的特点。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把投资当成驱动，把工业当成主导，在经济的具体投资中，政府干预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而西方的一些国家基本是在制度框架之下，经历很长时间的积累与发展，逐渐形成了统一的经济市场的大环境。
我国在开展宏观经济管理的具体分析过程中，一般采取静态这一种分析模型，但是却忽略了包含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动态不确定因素，导致了我国在进行宏观经济管理过程当中，自始至终是在受到局限的条件下进行发展，因此无法做出对当前所采取的宏观经济管理模式的客观上的评价。
二、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创新
1.对宏观经济管理的具体目标进行创新
我国经济在计划经济模式的长期影响下，政府相关部门在进行宏观经济的目标调控中还一直保持着计划经济时代的特点，这种类型的目标调控随着经济的发展，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对目标调控的确立直接对调控的方向与手段的具体选择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对宏观经济的具体调控路径进行创新，应该首先对调控的目标进行调整。当前，我国进行宏观调控的整体目标是基本实现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质检的一种平衡，而不是进行对经济发展的超额干预，对宏观经济的调控目标进行调整，应该从当前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灵活处理。如在整体经济在过热的情况下，需要执行紧缩型的经济调控目标；在整体经济在相对萧条的情况下，需要执行刺激经济发展的模式。当然。在保证宏观经济在整体平衡的这一前提条件下，还需要考虑到经济结构的平衡，如果出现某一行业失衡的情况，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及时制定相关措施进行纠正，如我国房地产经济的健康发展就不能离开国家对其的宏观干预。
2.对宏观经济管理的主体进行创新
同过去在计划经济体系下的宏观经济调控主体进行比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下的调控主体表现的更为多元化，当前，宏观经济调控的一个最为重要的主体就是政府部门，对调控主体进行创新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对组织机构进行创新，另一个方面是对调控职能进行创新。对组织机构进行创新指的是政府部门应该专门成立一个宏观经济的调控部门，明确这些部门的具体职能，避免出现多头管理的情况。对组织进行创新的重要基础就是改革政府机构，确定政府的具体职责。对职能的创新指的是宏观经济的调控主体在对经济实行干预时应该把市场手段作为主要的手段，以政府的行政干预作为辅助手段，避免出现具体职责的缺位与越位的情况。
3.对宏观经济的管理手段进行创新
对调控手段进行创新主要是指政府部门进行宏观经济管理的具体手段，政府在宏观经济管理的具体操作过程中所采取的达成经济管理具体目标的手段应该能匹配不断变化的经济调控。一般的宏观调控手段包括经济手段与行政手段。当前，我国在进行调控手段的创新时应该采取以经济手段作为主要手段，把行政手段作为辅助手段，在这个前提下，依据实际需要进行合理的创新。
4.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调整
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进行调整，在我国进行宏观经济管理的具体工作当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是对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具体效率产生直接影响的重要因素，是一项在政府的直接参与下，达成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具体目标的一项重要途径。为了与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相适应，改善当前我国在经济发展方面的不平衡情况，在进行宏观经济的调整时，应该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对我国当前的产业结构做出相应调整，与第一、第二产业相比较，我国当前第三产业发展是比较之后的，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二是对消费与内需情况做出调整，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我国在经济出口总量上大幅下跌，这样避让会对我国GDp的增长产生影响，而调整内需与消费，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使消费需求得到扩大，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并且能够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
总结：
一个国家在宏观经济方面的表现，是长期以来国际上在经济研究范围内的一项重大课题。宏观经济管理不仅可以作为一个国家具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而且还能作为一个国家政府的体现。对宏观经济的管理还能对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与水平产生直接的影响。所以，创新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能够完善我国的经济体制，提升国民的生活质量与水平，提升国家的综合国力。只有不断的创新，才能够与不断发展变化的国际形势相适应，才能在应对经济危机的过程中，找到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实现经济的全面、快速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赵铁民.对我国宏观经济管理中一条规律的探讨——浅谈“三个中心论”[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04）
[2]张勇.宏观经济管理中国范式的形成与发展——论中国宏观调控实践的理论价值[J].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2（01）
[3]张虹，刘兆博，刘海莺.中国宏观经济管理教育学会2006年年会纪要[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6（09）
[4]孙建波，秦晓斌.供给主义经济政策“空降”中国——梳理近期我国宏观经济政策[J].资本市场，2012（05）
宏观调控的方式篇9
[关键词]宏观调控 渐进转变 控制 调节
改革开放以来，宏观调控在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宏观调控体系和宏观调控方式的渐进性转变是中国改革成功、经济快速稳定发展的重要保证。
一、计划经济主导时期以控为主的宏观调控
1978--1991年中国的改革是初步的，计划经济体制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这期间政府对宏观经济进行了三次治理和控制，也就是我们现在意义上的宏观调控。
第一次：1980---1981年，以调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稳定物价为主的宏观调控。为调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加快经济发展，1979年4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主要通过对企业进行放权让利，调整价格结构等措施，调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在此同时，通过加强物价管理、控制集团购买力、严格财政管理、加强信贷管理、严格控制货币发行、压缩基建投资等直接的行政措施控制经济过热。
第二次：1985--1986年，以压缩总需求、稳定物价为主的宏观调控。1984年下半年开始，伴随经济的快速恢复和发展，投资和消费出现了双膨胀；1985年价格改革从结构调整向放开价格转换，在投资和消费的双重刺激下，宏观经济出现过热趋势。1985年开始，中央政府集中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包括严格控制发放奖金、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加强物价管理和监督检查、控制贷款规模等指令性的行政手段来压缩总需求，稳定市场物价，经济增速和物价涨幅才开始大幅回落。为避免经济滑坡，1986年中央政府又逐步放松银根，结束了这次宏观调控。这次宏观调控主要是以行政手段来控制物价上涨，压缩总需求，没有从根本上理顺中央、地方和企业之间的关系，也没有理顺流通市场、价格体系和信贷市场的混乱秩序，因此本次调控是不彻底的，经济中潜伏着再次过热的因素。
第三次：1989--1991年，以压缩总需求、抑制严重通货膨胀为主的宏观调控。伴随改革的推进，中央财政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使地方、部门和企业的自有资金大幅度增加。但由于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合理方向的宏观管理体系还未建立，从而导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消费基金增长过快，大量商品的放开和生产资料的价格“双轨制”导致物价不稳定。1988年经济中出现了投资和消费的双膨胀、明显的通货膨胀和信贷规模过大等问题。有鉴于此，1988年底国家开始实施三年的治理整顿。到1991年底，通货膨胀得到抑制，国民经济在经历短暂的萧条后基本恢复正常。这次宏观调控大量使用计划经济体制下常用的行政命令手段，而且力度和频度远超过前两次宏观调控，致使经济出现下滑，市场疲软，工业效益低下。
综上所述，在1978--1991年间，在传统的计划调控体系逐步减弱的情况下，由于宏观管理体系改革的滞后，经济手段没有相应的传导机制，宏观调控仍基本是以计划行政手段为主，对经济主要是以控制为主。
二、市场经济主导时期以调为主的宏观调控
1992年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的因素迅速成长，市场经济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期间政府主要进行了四次宏观调控。
第一次：1993--1994年，以治理金融秩序、压缩总需求、稳定物价为主的宏观调控。1992年开始，伴随税利分流、股份制等改革措施的实施，一些地方出现了房地产热、开发区热；由于金融市场和债券市场的放开，出现了计划外乱集资、乱拆借等现象，基础设施的“瓶颈”制约加强，建材价格上涨较猛。1993年6月24日，中央提出十六条宏观调控措施，开始了新一轮的宏观调控。本次宏观调控通过加快金融体制、投资体制、财税体制、物价体制改革来消除原有体制的弊端，将调控和建立新的宏观调控体系密切联系在一起，尝试使用调整利率、发行国债等经济手段来解决问题。同时，也使用控制货币发行、纠正违章拆借、制止乱集资、严格控制集团购买力的增长等行政手段来增强宏观调控的效力。到1997年经济成功实现了软着陆，中国经济成功避免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
第二次：1998--2003年，以防止通货紧缩、刺激有效需求、促进经济增长为主的宏观调控。20世纪末期，中国经济开始告别短缺经济，买方市场初步形成，宏观经济开始出现消费疲软、增长乏力的问题。为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1998年中国实施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主导的新一轮宏观调控。1992年开始建立的宏观调控体系已见雏形。因此，本次宏观调控更多地使用了经济手段和政策手段，包括通过西部大开发等区域政策来带动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通过加快农业、教育、房地产业、通讯等行业发展的产业政策来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在财政政策上通过长期建设国债投资和税收优惠的倾斜来配合区域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实施，货币政策上通过取消贷款规模限额管理、积极试点公开市场业务、连续多次降低利率来刺激消费和投资，拉动市场需求。2003年成功走出了经济周期的低谷，GDp增长率达到10％。
第三次：2003--2008年，以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主的宏观调控。中部崛起等区域政策的推出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区域经济结构趋同化、重复建设等问题。在利益驱使下钢铁、电解铝、房地产等行业发展迅速，导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加入wto使对外贸易的发展迅速加快，但长期的外贸顺差也引发了外汇储备过多、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等新问题。
2003年开始了新一轮的宏观调控，从清理整顿各类开发区、加强土地管理到推进土地有偿使用的改革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促进农业生产，出台了减免农业税、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等一系列重要措施。通过提高住房贷款首付比例、13次提高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8次提高存贷款基准利率、调整部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等措施来调控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调控流动性过剩等问题。运用出口退税政策、加工贸易政策、关税政策、进口税收优惠政策等来缓解外贸顺差过大问题，调整产业结构。
在日益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的支持下，本次宏观调控注重运用多种政策工具，以调节经济结构为主要目的，运用多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工具，有保有压，区别对待，使经济连续五年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目标。
第四次：2008--2010年，以保增长、扩内需、促转变为主的宏观调控。在国际经济环境趋冷和上一轮从紧宏观调控政策的双重影响下，2008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出现了新的变化，出口增幅、GDp增速、工业增速等指标明显回落。中国政府迅速调整了政策，开始了新一轮的宏观调控。2008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
明确提出，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把抑制通货膨胀放在突出位置。2008年11月5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提出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确定了40000亿元投资计划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2009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强调，要真正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机统一起来，在发展中保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
在上述会议精神的指导下，调整出口退税政策、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出台十大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提高城乡居民收a，7／
综上所述，市场经济主导下的宏观调控是伴随着市场体制的建立而实施的，对计划、财政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来建立宏观调控体系，国家开始运用经济手段和多样化的行政手段来调控经济的运行，对经济主要是以调节为主。
三、宏观调控由控制到调节的渐进性转变与启示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宏观调控，可以发现，宏观调控的类型演变与经济体制演变进程密切相关，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全面控制逐步转变到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总量调节。这两个阶段的宏观调控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点。
宏观调控的方式篇10
现代市场经济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政府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管理国民经济，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而其中的经济和行政手段，随着越来越多的趋同于经济规律作用的模式，这样，法制作为刚性准绳的重要作用，就随之凸现出来，因此，如何加强宏观调控过程中的法制建设，通过法制建设和制度创新，促进宏观调控突破体制性、政策，使市场经济能够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保持快速健康发展，是今后面临的一项新课题。
一、法制对经济宏观调控的作用和意义
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打破以往的政府为经济活动中心、以计划命令为主要手段的经济模式，将市场作为经济活动的中心，将经济规律作为市场运营的基本准则。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应当由直接的管理，转变为制定经济发展战略计划、确立市场运行规则、向市场主体提供引导和服务、促进市场健康发育，积极维护市场秩序等宏观的、间接的管理方式，这样，经济的宏观调控与法制建设就成为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就是说，法制是经济的产物；但同样的，我们也不可以忽视法制建设带来的巨大的反作用，法制建设对经济宏观调控的作用具体表现为：引导作用、促进作用、保障作用和制约作用。
（一）法制建设对政府宏观调控的引导作用。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其相对应的市场经济模式一样，有其自身的随机性和复杂性，如何使其能够在经济运行过程中适时、合理并行之有效，是充分发挥法制的引导作用的重要意义所在。目前，我国法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的指引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使宏观调控经济过程中的各种行为有法可依，有章可循，通过政府立法程序，将实践中调控经济所需的具体手段，上升为法律、政策和规范，为调控主体设定行为模式和权义界限，将其调控行为纳入法制轨道。第二、调控主体通过法的规范，引导市场经济主体在遵循市场经济体制自身要求的同时，也遵循一套统一而普遍适用的规则，避免或抑制各经济主体随意发展、大量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某些经济领域发展失控或呈现危机，使市场经济得以健康发展。
（二）法制建设对宏观经济的促进作用。法制建设对宏观调控经济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通过法律的规范，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反映市场经济规律，从而合理的确认政府职能以及随着经济发展的情况，政府职能相应的调整和转变，以促使它更好地为市场经济服务，正确理顺并处理好政治关系、社会管理关系和经济关系等，既调动了调控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使市场经济进一步按照法律所确认的原则，深入发展，稳定发展，为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扫除障碍和创造条件。
（三）法制建设对宏观经济的保障作用。法律以其特有的属性——国家强制性和规范性，在保障宏观调控经济顺利发展的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种保障具体表现在，通过法律的强制性和规范性，确认和维护宏观调控主体的权利模式和行为模式，引导调控主体的活动，预防、打击、制裁经济活动中各种违法、违规行为，保障并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秩序，平等地对待和处理好各种经济纠纷，保障各方主体的合法利益和权利得到实现。建立和维护必要的法律秩序、法律环境，为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等各个领域和环节提供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行为标准和规范，为制裁和处理市场经济运行中产生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提供准则，从而为市场经济运行提供秩序保障和环境保障。
（四）法制建设对宏观经济的制约作用。通过法律的规范，在引导、促进和保障市场经济的同时，也制约宏观调控过程中的强制性、盲目性和任意性等消极因素和市场经济的自发性、波动性等倾向，这种制约作用是法律本身的功能，也是改革开放、特别是宏观调控经济对法律的需求。
二、宏观调控与法制建设相结合，是我市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由之路
我市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增长,有赖于科学合理且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加以保障.因为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宏观调控本身不是灵丹妙药，不能一劳永逸的解决市场经济过程中存在的所有问题，而法制的本身可以合理的补充宏观调控经济上的不足，为宏观调控提供正确的引导和有效的保障，因此，宏观调控与法的功能紧密结合，是更好的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明显提升经济效益的有效手段。
（一）法制建设与宏观调控相结合的现实性。第一，法制建设对市场经济的特殊功能只有在宏观调控中才能充分、有效地发挥。因为宏观调控是指政府对经济的间接管理，是指政府对市场经济的服务、引导和必要的干预，而法律则是实现间接管理、必要干预的最佳手段。第二，法具有普遍性、规范性、客观性和强制性的属性，它能有效地满足宏观调控的需要。因为宏观调控的对象是总需求与总供给，是市场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是产业结构与公平分配的关系。而这些关系只有通过法才能调整、适应，引导和保障。
（二）宏观调控与法制结合的重要意义。传统的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把法律手段仅仅作为宏观调控手段之一的观念已经逐渐远离经济发展的舞台，法制的作用越来越从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凸现出来，因此，树立法制建设是宏观调控的依据、准则和保障的正确思想，全面认识宏观调控与法制建设的内在联系也就因此具有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如何合理的将法制建设与宏观调控有机的结合起来。第一，充分认识到法制建设对宏观经济的重要作用，要改变过去那种把三种手段，即行政手段、经济手段与法律手段并重的观念，因为经济手段与行政手段既要法律来确认、规定，也要法律来调整与保障，还要法律来解决使用经济手段与行政手段时所出现的矛盾、纠纷和具体问题。第二，我市的宏观调控既要借鉴外省市的经验与教训，更要从我市实际出发，并赋予它新的含义，即市政府经济管理部门通过对我市基本经济总量的调节，控制、组织市场经济的运行，引导经济的发展
三、我市存在的问题
（一）宏观调控管理体制没有完全理顺，法制建设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法制工作的领域不宽，没有渗透到社会、经济事务的决策和管理中去，法治政府的理念有待深入人心，“管理就是权力，管理就是审批”的观念转变还不到位，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行政干预经济活动的现象依然存在，在行政管理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责任权力、权利义务不对等，甚至违法设置行政管理权或被管理者的义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市场发育和经济发展。
（二）服务型政府建设尚未到位。政务公开不全面，法定应公开的信息尚未完全公示，行政决策、行政决定及其程序和依据没有公开；电子政务的发展滞后，有的网页内容单薄、更新缓慢、功能单一；行政许可事项及相关管理事项的集中办理、联审会办实现难度较大；应当统一在政务大厅受理、回复的事项存在“两头受理”、“两头回复”的现象；不依法、不按程序履行职责，行政管理工作制度不健全、不落实等现象依然存在，行政服务效能有待提高。
（三）宏观调控职能与经济发展有脱节，法制工作受功利因素干扰。由于权力本位、利益本位的驱动，加之机构设置不尽合理、职能交叉，以及法制工作的机制不够健全等客观因素，在宏观调控经济过程中，权力掣肘，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制”化等现象时常出现。
（四）对宏观调控行为的监督不完善。宏观调控主体内部监督制约制度尚未严格贯彻执行到位，而已开展的监督范围偏重在行政处罚，对行政许可、收费等执法的监督相对薄弱，部门法制机构监督工作难以开展，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手段，监督的效能未能充分、有效地发挥。
四、解决上述问题的几点建议
（一）积极理顺宏观调控行政管理体制。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理顺各种宏观调控关系，克服职责交叉、相互掣肘、以权压法、以言代法的现象，在各项工作中牢固树立依法办事的法治观念，坚持以人为本、以法为准、依法行政。将各种宏观调控方式和手段聚集起来，发挥综合效能；深化管理体制改革，培育、发展各类行业组织和中介机构，将政府经济职能还给市场主体，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功能，除法律法规明确必须由行政机关实施的以外，逐步将资质认定审查、行业信息披露等行业管理职能转移给行业组织，发挥其行业管理与行业自律的作用。
（二）建设服务型政府。第一，除涉及国家秘密和依法受到保护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事项外，凡是依法应当公开的政务信息，以及其他可以公开的行政决策、决定、政策等政务信息，都要通过能够为社会广为知晓的方式和渠道向社会公众公示，对于公众依法有权查询的政务信息，要创造便利、快捷的查询办法、渠道或条件。第二，完善决策机制。一是按照市政府要求规范决策程序，制订和完善决策程序和部门内部决策程序规定，按照“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建立健全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实现决策权和决策责任相统一。第三，加速管理转型。注重保护和合理利用各类资源，优化改善投资环境，积极探索和运用行政指导、行政规划、动态管理等多种间接管理、市场化手段，积极进行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推行事后监管为主的行政管理方式，促进宏观调控经济的协调发展。
（三）运用法律手段重新定义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打破以政府为中心、以计划命令为手段的经济模式，将市场作为经济活动的中心，将经济规律作为市场运营的准则。由此，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必须由直接的微观管理，转变为制定战略计划、确立市场规则、向市场主体提供服务、促进市场发育，维护市场秩序的以宏观、间接管理为主的宏观调控管理。也就是要求政府职能从传统的计划、审批许可、命令向规划、政策、运用经济杠杆、指导、协调、服务转变。这样，我们就应该通过立法、制定规范等方式，逐步规范政府权力，调整政府与市场主体的关系，废除那些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旧职能，另塑造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政府新职能，这是形成自由、竞争、公平的市场机制的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