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经济学研究方法篇1
现代环境经济学从总体上说是新古典经济理论对环境问题的拓展和运用，因此大部分环境经济学家属于新古典学派。当然，新古典环境经济学家们在政策方法上并不一致，广义地看，可分为两类。第一类，可称为干预学派，其出发点为“市场失灵”，以新古典经济学家亚瑟·庇古等人为代表。第二类，主要关注“产权”的建立和分配问题，通常称为“芝加哥学派”，以诺贝尔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为代表。在这两类政策主张中，迄今为止还是干预学派对环境政策的影响更大。
不过，虽然新古典经济学家在环境政策的形成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其研究方法已经受到广泛的批评。最主要的批评意见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以市场为导向的环境政策主张是不恰当的。把环境问题完全交给市场去解决的观点值得怀疑。甚至有人认为，完全市场化的环境政策其结果会适得其反，由人类活动引起的环境损害将有增无减。例如，新古典对所有环境影响都能通过金钱方式交易的假设就受到强烈的批评，因为有许多环境影响是不可逆或有限可逆和不确定的。另外，环境问题还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伦理和意识形态问题，因此即使接受新古典关于环境影响可以金钱方式交易的假设，但这类交易中的价格也始终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在传统的成本收益分析中资源配置的正确价格问题常常受到各种各样的挑战。例如，按照伦理学观点，自然资源不可逆转的退化，对赖以生存的后代子孙来说其代价是无限的，而且现实早己说明，这种不可逆转的环境后果不是例外而是常例。更一般地看，新古典方法的功利主义哲学基础本身就值得商榷。有些作者指出，功利主义回避了人的需要差别问题，忽略了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个体的道德价值取向的影响。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批评，新古典理论仍然似乎是经济学家们唯一可行的解决环境问题的方法。因此，问题的关键是能否找到一种在主流经济学思想之外的可行的方法来更好地体现环境问题的特征。目前看来，比占主导地位的新古典范式更有效地进行环境分析的方法是制度经济学方法（也称演化经济学或社会经济学方法）。在通常情况下，制度经济学方法比新古典方法分析范围更广、包含的变量更多（货币的、非货币的），更侧重于整体性和演化性。米勒对制度经济学方法的特点进行了很好的概括，他指出“制度经济学是演化的、整体的、跨学科的和非预言性的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家的共同特点是关注冲突而不是协同，关注损害而不是效率，关注不确定性而不是完全知识。他们一致反对把市场机制看作为无偏见的资源配置和分配机制，并一贯坚持认为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和利益之间存在差别。特权与权力的客观存在和滥用与分散的单个个体行为相比，会形成一种利益中心。”（miller，1978）
从一些制度经济学家在环境经济问题争议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看，似乎确实制度经济学方法比新古典方法在分析环境问题方面提供了更加丰富更有解释力的理论框架。卡帕、加尔布雷斯和米善等制度经济学家对现代环境经济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近期这方面作出贡献的制度经济学家有布罗米雷、施密特、苏特保坶以及斯旺内等。然而，尽管制度经济学方法提出了与新古典方法不同的见解，但迄今为止制度经济学文献还主要集中在对新古典方法的批判而不是提出建设性意见上。新古典方法尽管其前提假设和研究方法都成问题，但它为环境分析提供了一个非常一贯的理论框架，并为政策决策者提供了成本收益分析工具，借此决策者可得到某种看似“客观”的决策依据，这是新古典方法得以占据环境问题研究主流地位的重要法宝。因此，很明显仅靠批判还不足于取而代之，即使这种批判是正确的也如此。制度经济学方法在环境问题上要想取代新古典方法，必须提供一种为决策者所用的可操作性的方法才行。因此，本文的目标是回答以下问题：
1、制度经济学家在提供更有建设性意见建议必须做些什么？
2、在环境问题上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有哪些？
3、制度经济学要提倡的环境政策理论基础是什么？
为回答这些问题，本文拟安排如下：首先，概要介绍制度经济学方法。主要描述制度经济学在政策研究方面的一般研究范式。其次，描述制度方法在环境问题上的运用，主要讨论前面讲到的制度方法主要特色在环境问题运用上的作用，回顾总结现有的制度经济学家从理论角度对环境问题的研究和考虑，特别是卡帕所做的开创性工作。他为制度经济学在环境经济问题分析上提供了一个卓越的研究框架。第三，通过与新古典方法的比较，阐述用制度方法研究环境问题的政策意义。最后是总结。本文一个重要的结论是与传统的环境经济学方法不足相比，制度方法这种非传统的方法涵盖的面更广，制度方法确实能够提供一个比新古典的环境问题分析方法更丰富、更有说服力的分析框架。
一、制度经济学研究范式概述
制度经济学起源于对新古典经济学及其传统的静态均衡价格理论的反思与批判运动，这场运动开始于20世纪初的美国，代表人物要数凡勃伦（thorsteinveblen）、康芒斯（johnr.commons）和米契尔（wesleyc.mitchell）。这三位美国制度经济学派代表人物的著作跨越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也是在那个时代，经济学家克拉克（j.m.clark）、阿亚雷斯（c.e.ayres）和加尔布雷斯拓展和运用了制度研究方法。分析“古典”制度学派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契尔的作品，表面上看似乎他们关注的主题和研究方法都很不一致。凡勃伦主要关心经营中的权利关系以及消费者行为心理，康芒斯感兴趣的是从法律基础角度来分析经济系统，热衷于制度安排（私有制）的重要性和演化性质研究，而米契尔专注于统计数据的收集和分析，集中精力搞实证研究（他也是美国nber的创始人）。实际上，不仅是美国制度学派，其它的制度学者在研究主题、方法和重点方面也各不相同，要一两句话说清楚他们的共同特征并非易事。
正是如此，有些学者认为制度主义并不代表一种单一的精确定义或统一的理论体系、方法或研究程序，甚至认为压根儿也不存在这样一场标新立异的经济学运动。但无论如何，从上个世纪末到现在有这么多的著名经济学家们自称为制度主义者，并认为他们在追求经济学中的同一目标，很难想象他们之间不存在一些共同的原则。因此，米勒（miller,1978）指出：“制度经济学……虽然方法和重点表现特征迥异，但显然有一种共同线索，有一种共同的意识形态把他们联结成为一个学派。”要完整地分析描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原则不是本文的目的，以下是对制度经济学“共同线索”的粗浅概括：
1、制度经济学把经济看成是一种演化的、动态过程而不是静态的均衡过程。因此认为经济中的累计因素是经济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因素。
2、制度经济学家喜欢用开放式模型，并以此联结社会系统中相互关联的各要素。因此制度经济学即使在讨论某个特定经济问题时其模型也是整体性的。
3、制度经济学家在分析问题时，总是把方方面面的因素和变量，包括经济的非经济的变量都考虑在内。
4、制度经济学家认为经济不仅仅是市场，因此，市场也不是所有公共政策问题的解。为此，他们强调对市场产生强大影响的制度安排和权利设置的重要性。
5、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是学科间开放的，广泛吸收和接受其它科学的成果。
6、制度主义是其研究方法的标准，并认识到经济分析中价值的重要性。
7、制度主义者赞成某种程度的“社会控制”需要，因此也对某种程度上的政府干预表示赞同。
8、在方法论的偏好方面，制度主义者一般选择使用描述性模型（模式模型），反对新古典的预言性模型；把制度作为分析单位，反对新古典的个体消费者或企业最大化方法；接受行动主义心理预期，反对新古典主义者提倡的主观主义心理预期（个人主义）。
二、环境经济的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基本原则
制度经济学家面对特定的研究主题在方法和重点上会有所差异，因此对问题的定义和政策建议有时也会持不同观点。在环境问题研究上也不例外，制度经济学家在如何解决环境问题上有时会采取不同甚至对立的观点。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不同点，但仍然可以归纳出制度研究方法在环境问题上的一些共同原则和主张。
1、作为演化过程的环境经济问题：累积因素和共同演进原则
在制度主义提倡的演化方法中，累积因素原则是经济研究的核心。把这种概念运用到环境经济研究领域的第一位制度经济学家卡帕，他在凡勃伦和缪而达尔的基础上在环境问题研究中首先运用了累积因素原则，他把这项原则定义如下：“累积或循环因素原则强调，社会过程表现为受经济的和非经济诸多变量的交互影响，在其共同结果下导致系统偏离平衡和均衡状态。事实上，社会过程不是所谓的自动自稳定化趋势，而可以说是服从于一种社会惯性，这种惯性使系统朝着初始推动的同一方向移动。”（kapp,1965）根据这种观点，他认为环境经济研究的根本问题应该是引起物质和社会环境突变的因果关系过程。虽然卡帕认为物质因素在因果关系过程中非常重要，但他更强调社会因素在因果链中的作用。特别地，他强调现代社会中的社会经济和法律关系对理解环境突变因果关系过程的极端重要性。因此，他指出：“只注重物质因果链或脱离问题发生的制度框架孤立地看问题只能得出不完全甚至错误的结论。简单地说，因果链既是一种物质过程同时也是一种社会过程。”（kapp,1970a）
既然环境问题是物质过程和社会过程的共同结果，因此卡帕认为要特别关注这两个过程的相互关系。他强调指出，假定自然物质环境是一个特殊的生态结构并由特别的法律来监控，任何不遵守有关法律的人类行为都会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那么，虽然可能对这种行为会依法判决和处置，但这种行为造成的环境损害已既成事实。因此，自然物质系统和社会系统具有相互依赖性。与卡帕一样，美国制度经济学家斯旺内（jamesa.swanney）也认为，作为一种整体性的环境问题研究方法，必须基于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共同进化的认识基础上。（swaney，1987a）。为此，斯旺内提出“可持续共同演进”原则，即“在发展路径或知识运用上，应避免对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的兼容性造成严重威胁”。可持续共同演进清楚表明环境系统的演化与发展路径的相关性。可持续演进原则是制度经济学理论在环境问题研究上的直接运用，许多制度学家采用这种思路来研究环境问题。因此，很显然，在卡帕之后，制度经济学家们对自然物质系统和社会系统具有相互关联性这一点已经形成共识，这也是制度经济学环境研究方法的核心观点之一。这一点与新古典方法形成鲜明对照。到目前为止，新古典方法还很少注意自然物质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关联性，在其经济分析中还在继续构建静态均衡模型。
2、作为开放系统的经济：社会与生物种群的相关性
根据社会和生物种群相互关联的观点，许多制度经济学方法可运用到环境问题研究上。首先，制度经济学家一般把经济过程描述为一个开放系统，认为经济活动对生态系统存在各种各样的影响，反之亦然。换句话说，制度理论在环境问题上的立论基础是：生产和消费可能性完全依赖于当前可用的自然资源数量和质量，而当前和今后的自然资源数量和质量又受到当前生产和消费的影响。这种观点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在分析价格形成过程时把经济看成为一个封闭系统，即企业销售商品和服务，然后对各种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和资本）支付报酬。这里，要注意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家把经济过程看成为一种封闭系统的观点与马尔萨斯、李嘉图、米尔和马克思等古典经济学家也不同。古典经济学也认为经济活动的环境资源是有限的。在新古典经济学完全忽略真实世界经济学的重要特征同时，一些制度经济学家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开始争论经济增长的社会和环境限制问题。这方面最重要的开创性工作是卡帕（1950,1963）关于社会成本的研究，他首次深入研究了经济增长的外部性对环境所产生的长期不利后果问题。总之，制度学家把真实世界经济看成为一种开放系统，这种系统为了发挥功能必须从环境中吸取资源并把大量的废物又转嫁给环境。
3、多维度思考：环境问题分析中的货币和非货币因素
对生态与经济系统循环关联性的认识也意味着制度经济学方法涵盖更广泛的环境问题分析变量，既有货币的也有非货币的变量。这一点对注重整体性研究的制度经济学家来说是共同的，他们强调多维度而不是单维度思考。因此，制度经济学认为环境问题中的众多相关因素中往往是非市场特点的因素占主导地位，虽然这类因素难于进行价格量化和测量，但仍然必须纳入到分析中。在这类“非市场”因素中通常提到的有人类、社会关系、生态系统或自然资源等等。这一点上，应注意的是虽然某些新古典经济学家也接受这类变量的重要性并把它们纳入其分析中，但他们倾向于把所有的变量简化为货币形态，因而其提倡的仍然是单维度方法。而制度经济学家一般采用分解策略，分别观察货币和非货币影响，反对把所有因素或影响都简化为某种货币等价物的观点。因此，制度经济学家对成本收益分析和诸如显示性偏好或表述性偏好等估价技术并不抱多大希望。对此，卡帕（1970a,1970b）进行了简要评价。在他看来，由于市场的非完全性，环境突变原因的高度差异性和不可比因素，以及环境控制收益的差异性和不可比性，很难对社会成本和收益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因此，他认为决策者应寻找市场价值之外的其它方法来评估环境问题。他认为环境决策具有明显的政治特点，反对利用成本收益分析工具来帮助决策者决定最合适的环境政策选择。换句话说，卡帕认为成本收益分析既不能对环境变化的社会成本进行正确评价，也不能对环境控制措施的社会收益进行有意义的衡量。更进一步，制度学家认为把所有因素或影响简化为货币等价物的观点必须用分解策略来代替，也即货币和非货币影响要分别加以分析而不能混为一谈。例如，瑞典制度经济学家彼得·苏德保坶（soderbaum，1987）提出用环境影响综述和各种系统分析方式来替代成本收益分析等合计方法，在他的许多文章别推崇“位置分析方法”。在这种方法中，他把非货币影响描述为“流量”（相对于时段而言）和“存量”或“位置”（相对于时点而言）。在一般条件下，位置分析的主要目标是揭示决策情形的所有冲突而不是以一种无异议的途径“解决”问题，根据不同的价值观结论也会不同。因此“这种方法的结果对价值和伦理都是开放的”（soderbaum,1987）。
4、市场背后的环境经济问题：制度安排和收入分配对环境政策的重要性
通过供给和需求来进行市场分析是新古典方法的核心。但按照整体性方法，制度经济学者不同意把经济分析简化为市场分析，反对市场能解决一切环境问题的观点，而一贯强调对市场反应有重要影响的制度安排和权利设置问题。因此，制度经济学在分析环境经济问题时采用更广泛的方法，强调所有种类的社会规则都潜在相关，这些规则和市场联系在一起只是一种重要但特殊的情形。制度学者把市场看作为一种有用的分散机制，但他们不同意接受市场是所有公共政策问题解决之道的假设。（bromley,1985）。在这种保留意见的背后，在制度经济学家眼中市场不是资源有效配置和公平分配的中性机制，相反，它在很多重要方面会发生偏离。主要是由于市场受既存势力控制，因此交换条件只是谈判者既有优势的反映而已（miller,1978）。货币和非货币成本与收益总是依附于现存的制度安排，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而制度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不确定性，因而新的制度和博弈规则意味者不同的成本收益分配。（bromley,1989）。
这样，在环境政策方面，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共同主题是现实社会的制度安排以及相关政策变化的影响问题。在制度研究方法中，“制度安排”主要表现为组织机构、博弈规则、权力关系等对资源的控制。对新古典经济学家赞成认同的制度安排，制度经济学者常常表示怀疑。例子之一是关于效率的制度经济学观点。新古典把效率表述为与价值无关的概念，制度经济学家则认为效率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本质上与价值有关的概念（swaney,1987b）。因为效率的计算依赖当前的制度安排结构，而后者决定了什么是成本以及由谁来承担的问题。按照布罗姆雷的说法，“没有孤立的效率政策选择而只有在各种可能的制度设定前提下的效率政策选择。选择一种效率结果也同时是选择一种特定的制度安排结构和相应的收入分配方式。问题不是有没有效率，而是对谁有效率？”（bromley,1989）。因此，有些制度经济学家对新古典经济学评估环境政策的结果提出质疑，因为新古典方法没有比较不同的制度安排而是把分析建立在特定制度设定基础之上。从这个角度看，制度理论更适合于环境政策评估，因为它提供了制度调整的分析框架。确实，按照制度理论，为了解决问题应改变制度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利益目标。在环境经济学中，这意味着用于监督环境资源的制度安排，随着社会关注环境问题的目标更新也必须相应作出调整。卡帕在分析环境突变的主要原因时也认识到社会过程中制度安排的重要性。他强调，认为市场活动对环境总是有益的想法是危险的。特别地，他认为，市场经济的决策习惯有一种“固定化”趋势，漠视诸如空气和水污染的负面效应，常常把它们看成是决策单位的“额外”因素（kapp,1970a）。因此，任何经济单位为了减少其活动的环境负面效应，必然要提高运行成本，或必然降低其边际利润和盈利能力。然而，在按照投资利润最大化原则运行的决策系统中，对任何经济人而言，为了降低成本提高利润，会想方设法把视为“额外”的污染治理成本转移给其它经济人或作为整体的社会来承担。
沿着这种思路，卡帕认为社会成本是企业一般不考虑在内而对其它社会成员造成损害的成本。他指出（kapp，1965）：“社会成本概念是生产活动产生的各种各样的有害影响，它们在企业成本中没有反映因而往往为私人决策所忽视。也就是说，社会成本是在特定制度安排下由私人行为产生的，往往转嫁给其它部门、第三方或整个经济社会承担的有害后果。社会成本表现为各种有形的或无形的损失，会或快或慢地以其它部门的生产成本提高反映出来，会因为需要采取补救措施、公共政策和公共投资而额外增加的开支。”因此，卡帕定义中的社会成本很接近于外部性的概念，与一般经济学家把社会成本定义为“总的社会机会成本”相比，卡帕的社会成本是社会机会成本扣除私人成本之后的部分。卡帕进一步分析指出，社会成本是市场活动的直接和系统性结果，它不仅对环境产生有害影响，同时也对工人和其他人产生危害（kapp,1970b）。卡帕与其他制度经济学家一致认为，在一个特定社会中的制度安排对市场活动具有强大影响，特别是权力对市场活动所产生的社会成本转嫁给谁来承担具有决定性影响。
5、环境经济研究的跨学科方法
考虑到自然物质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复杂性和相互关联性，以及在环境问题分析中涉及众多变量（货币和非货币），制度经济学家认为任何单个学科都不能独自胜任环境变化因果过程的研究，必须通过跨学科研究才能担当此任。正如前面指出的那样，制度经济学一直相信在经济研究中跨学科方法的优势，在环境经济研究中尤其如此。对此，有些学者把制度经济学提倡的跨学科环境问题研究方法与新古典经济学提倡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方法进行了对照。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学和经济问题可以划分为许多分支，在“其它情形不变”的假定下能够在一定时期内研究一个变量。因此，环境经济学和环境政策可以与其它经济学和政策领域合理区分开来。关心环境问题并提出合理的环境政策建议是环境经济学家的事，其它经济学家勿庸多虑，原来干什么就干什么，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倾向于整体研究的制度经济学则强调学科间的联系，认为在社会科学方面并不存在明确的边界，相互间都有交叉。苏德保坶认为，经济学家应力求在专业知识和综合性的跨学科知识方面进行平衡。在环境问题研究上，按照整体研究观点，各学科要相互渗透，要考虑到环境政策和交通政策、能源政策、食品政策等的相互交叉关系（soderbaum,1992）。早在苏德保坶之前，卡帕就强调在环境经济研究中跨学科方法的重要性。他指出，社会经济和物质生态系统的相互关系十分复杂，对此各传统学科从各自特定的目的出发所进行的孤立研究远不能揭示其内在运行规律。任何社会科学家、自然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或公共卫生专家，都只接受了本学科的训练，只熟悉本学科范围的狭窄概念和理论，都不足于从总体上厘清和解决错综复杂的环境问题因果关系，因而必须采取相互合作的方式（kapp,1970a）。
6、环境经济研究的立场问题
另一个制度经济学家十分强调的是所谓“研究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色彩”问题。这个观点主要出自纲纳·缪而达尔。缪而达尔认为，虽然新古典经济学试图把经济学描绘成与价值观无关的科学，但在经济研究中总是带有一定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因此，在制度学者看来，在方法论上新古典经济学家是“天真的实证主义者”，经济学家应该更清醒地认识到隐含的价值判断，并在研究中把所包含的公众利益揭示出来，使非专家的决策者（如政治团体）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在环境问题研究中，经济学家应根据不同的价值观、伦理观和意识形态从多角度加以分析研究。这是制度经济学家普遍认同的研究环境问题方法的立场。作为一种更加规范的环境问题研究方法，制度经济学认为应该对当代留给子孙后代的自然资源数量和质量进行伦理判断。
7、环境政策的社会控制需要
最后，制度经济学家在环境问题研究方法上的一个共同观点是需要对环境政策进行某种形式的社会控制。这一点与制度经济学反对由市场来解决问题的观点一脉相承。按照制度经济学环境问题研究方法，之所以需要进行某种程度的社会控制至少有以下两点理由：首先，社会是个有机组织，即社会从需求总量到个人要求都有不同的要求。因此，社会附加到自然资源和环境上的价值不仅仅是所有个人价值的总和。社会要比任何个人的预期寿命长得多，作为整体的社会其价值与个人的价值一般来说是不一致的。另外，基于个体偏好汇总的方法可能意味着种群和生态系统不同特点的消失。第二，在一定政治经济制度下，权力的分配对个体而言既不可能是平均的也不可能是公平的，因此环境问题的市场方法只能反映社会当权者的利益，而当权者的利益与希望保护环境的人的利益往往并不相同。
三、制度经济学的环境政策主张
在概述了环境问题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主要原则之后，接下来分析这种方法对环境政策的意义。这里并不是研究针对特定环境问题的特定政策，而是试图提出并讨论制度经济学在构建环境政策上的理论基础。
总的看来，制度经济学构建环境政策的理论基础与新古典经济学存在很大差异。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的关键是在外生决定的偏好函数下经济人最优选择问题，因而基本上提出的政策基于对个体的激励和约束措施。这种方法背后的思想是，通过可计算的货币激励和约束，以效用最大化为目标的个体会改变其行为，使环境退化和资源损害降低到最优水平。换句话说，新古典环境经济学家开出的药方是建立经济激励和约束措施使得环境服务的使用者把其行为的机会成本考虑在内。这种政策主张受到制度经济学家的广泛批评。对这类政策的大多数批评意见集中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功利主义哲学基础上。例如，有些学者指出，环境政策只建立在奖励和惩罚基础上忽视了个体的正直、守信和围绕其身边的社会关系等因素。换句话说，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定义表示怀疑。认为人的动机并非是完全自利的，其合作和利他主义也并非只是在效用最大行为基础上产生的。制度经济学认为人在一定程度上是自利的，因而基于金钱和经济激励的政策手段是环境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这类政策通过道德价值诉求的补充会更加巩固。实行促进社会承诺和诚信等文化价值的政策能有效补充基于经济激励措施的环境政策（hodgson,1997）。另外，新古典环境经济学的另一项政策主张即“污染者付费”原则，就是污染者承担排污费用，直至其在经济上得不偿失而停止排污。其政策缺陷也受到制度经济学家的批评，特别是在把他人不可让与的权利和保护子孙后代不受长期环境损害影响的权利考虑到环境政策分析中时，上述政策缺陷就更加明显。制度经济学反对把功利主义作为环境政策的唯一基础，而倾向于站在环境变化对人类生活潜在影响的科学依据基础上，讲求人和自然的平衡（swaney,1987b）。考虑到生态系统的复杂性、相关性和脆弱性，为了人类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对环境采取小心谨慎的保护性政策。制度经济学家不是把目光集中在主观效用上，而是提倡对社会过程进行科学调查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措施。因此，很明显，新古典经济学家仅仅依据个体的欲望总和提出环境政策，而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应通过科学分析和公众讨论来制定环境政策。为此，环境问题的制度经济学方法创始人卡帕提出了基于“人类必要需求”概念的环境和发展政策主张。他强调应站在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物质需求角度重新设置公众行动的指导方针，应按照人类必需的物质要求来利用资源而不是按市场导向来运用资源。他认为可制订出符合环境最大容量限制或可接受污染物排放浓度的客观标准，通过这类安全限制，来决定对环境和人类构成威胁的活动的类型和程度。卡帕承认，这种“社会最小值”不是理想的或完美的状态，也不是资源利用的“最优”状态。然而，它为改善决策提供了某种操作性标准或指标。在没有充分考虑社会成本和收益情况下，这种操作性指标比按照市场成本与收益分析而形成的“最优解”要好的多。卡帕认为，一旦诸如最大污染浓度许可水平等安全限制体现到决策的政治过程之中，就能将其纳入到更广泛的生产函数（或物质投资模式）中，通过投入产出模型明确投入规模和生产技术，并按照所谓的既存最小需求来确定产出规模（kapp,1970a）。
上述“人类必要需求”方法要求某种形式的“制度调整”以确保环境和生态保护、恢复与延续。为了实施基于人类必需要求的环境政策，有必要调整当今社会与自然环境保护不相容的某些行为方式，以确保关系到人类生存繁衍基础的生命支持系统不受到人类活动的威胁。基于凡勃伦的实用主义与形式主义两分法，现代制度经济学理论提供了某种“制度调整原则”。特别是福斯特（foster,1981）提出了以下三项原则：1、技术决定性原则；2、相互依赖性原则；3、最小错位原则。福斯特的原则描述并推进了制度结构调整，特别是对技术引致型的社会结构调整问题更有用武之地。在福斯特的研究中，假定社会问题的主要原因为技术改变。这样，他提出的制度调整原则也主要倾向于帮助社会根据技术变化作出相应调整。斯旺内对此提出异议，他强调环境变化（无论是自然或人为因素）也同样会影响到制度结构，因此，在技术改变情况之外，还有环境引致型因素（swaney,1987a）。所以，斯旺内在福斯特的三项原则之外，又提出了第四项原则，即“共同演进可持续性原则”，用于强调生态环境不是给定和静止的事实。根据斯旺内的看法，在环境政策方面，共同演进可持续性原则提出了某些特殊的政策目标和方针。
特别地，他认为共同演进可持续性发展要求：1、对个人、利益集团和企业进行特殊的环境教育；2、为了弄清可能产生的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方法，对环境问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3、为刺激和响应知识更新并相应地引起行为调整，需要一种更加灵活和敏感的制度结构（swaney,1987a）。在这些建议中，显然新知识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快速渗透对巩固环境政策至关重要。在这一点上，dietz和vanderstraaten(1992)拓展了斯旺内的分析。他们指出，由于既得利益者的怀疑和抵制，在环境政策上新知识和新观念不见得会被采纳。因此，在环境问题上平衡各种社会势力应引起环境经济学家的更多重视。这一点对环境政策制度经济学方法相当重要，因为它强调了制度经济学在社会层面当务之急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不仅基于生态和经济问题，也要考虑社会问题。
五、总结评价
环境经济学研究方法篇2
【关键词】大学生；创业；创业环境
一、引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创业活动开始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创业带来了技术创新和组织突破，为社会提供了新的产品和服务，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大学生是市场经济急需的创新型人才，通过创业可促使具有创造性潜能的学生进行大胆的尝试与突破，有利于高校科技知识、创新成果向产业化转化；有利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产业质量的提升；有利于在全社会形成良好创业氛围，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繁荣发展。研究当前我国大学生创业的现状及面临的主要问题，建立有利于大学生自主创业的良好环境，使大学生创业成为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新的增长点，对提高我国的经济竞争力，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创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既受到创业者本身创业能力的制约，也受到外部创业环境的影响。而作为影响创业的外部环境包含的因素非常复杂，不同国家和地区由于自身的文化、经济与政治环境的差异，在创业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上有较大差异。如何在借鉴其他国家创业环境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市场调查，构建我国特殊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下的大学生创业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对创业环境理论的完善和发展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对促进大学生创业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二、大学生创业环境研究
创业环境研究是创业研究的一个关键领域，创业环境对推动区域创业活动和创业理论的创新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全球创业观察（Gem）提出创业环境的构成要素包括金融支持、政府政策、政府项目支持、教育与培训、研究开发转移、商业和专业基础设施、进入壁垒、有形基础设施、文化与社会规范等。Shane（2006）认为创业的环境方面包括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经济环境包括收入、资本税和财产税，经济增长和社会财富，低通货膨胀率和稳定的经济条件。政治环境包括自由、法律和财产保护措施、地方分权。社会文化环境包括对创业的社会尊敬、创业的压力和特定的文化信仰；蔡莉、崔启国和陈巍（2006）将创业环境概括为科技环境、融资环境、人才环境、政策法规环境、市场环境和文化环境。叶依广等（2004）认为，创业环境是政府和社会为创业者创办新企业所搭建的一个公共平台。张玉利和陈立新（2004）则将创业环境定义为：在创业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要素组合。池仁勇（2002）认为创业环境是创业者及其企业产生、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由创业文化、政策、经济和技术等要素构成，是多层面的有机整体。
从创业环境的影响因素来看，annika（2001）认为通技术渠道的多样性、技术转移的畅通性等对创业企业的绩效有积极影响。陈琪和金康伟（2008）认为融资环境对创业企业有重大的影响。Hyungrae和Lee的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对创业具有积极影响，有较高教育程度的创业者比低教育程度的创业者更有可能成功。Davidsson（2003）认为税收和其它优惠措施对创业有积极的激励作用。StandishKuon（2000）等学者通过对阿根廷、菲利宾、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比较研究，认为区域文化影响该区域创业活动。webster（2002）认为，公众对创业的态度影响创业者的信心，公众对创业的负面态度使创业者气馁。
从创业环境的绩效与评价研究来看，创业环境评价是按照一定的评价标准和方法对一定区域范围内的创业环境现状进行客观的定性和定量调查分析、评价和完善，其实质是对创业环境优与劣进行评价，包括环境评价影响因素、评价标准、评价方法及模型（朱燕空等，2008）。郭元源（2006）依据城市创业环境框架，构建了由经济、环境、科教、服务、文化、创业企业现状6个指标作为一级指标，18个二级指标，59个三级指标构成的城市创业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赵观兵等（2004）利用因子分析法和Spss软件，对2001年江苏13个省辖市的创业环境进行了评价，并得到了13市的创业环境排名。张玉柱等（2009）采用主观赋权法中的层次分析法（aHp）和模糊综合评价的方法，建立了大学生创业环境评价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王鹤听等（2009）对aHp方法进行了改进，将创业主体分为生存型创业主体和机会型创业主体，定量分析各环境要素对两类创业主体的贡献并构造决策矩阵，确定不同类别的大学生创业环境评价体系。李春晓等（2008）则通过问卷调查方法，筛选出中小企业创业环境评价指标，建立对中小企业创业环境的综合评价体系，在此基础上，利用德尔菲法及层次分析法等分析方法，在统一的标准下建立了中小企业创业环境综合评价模型。朱至文（2009）则将城市创业环境评价指标的分为显示性指标和解释性指标体系，显示性指标从城市创业环境的产出表现上，测量城市创业环境；解释性指标从城市创业环境的投入构成上，测量城市创业环境。
三、简要评述
从目前创业环境的研究现状来看：（1）在理论上，创业环境研究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大多数文献是在分析具体城市或区域的创业环境现状，并给出相应改善创业环境的建议和对策，而对创业环境的基本概念、特性、功能、理论框架的理论研究缺乏。而且，在创业环境的具体指标的选择上，理论界还没有达成共识，对各项指标的重要性程度也没有进行更深入的分析。（2）在实证研究上，创业环境研究主要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比较缺乏，难以对理论研究的结果提供强有力的实证支撑。
因此，要把创业环境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在理论上，必须把创业环境纳入企业管理的内生变量，借助于管理学和经济学的理论如战略选择理论、新制度理论等，结合各国和地区的特殊经济文化背景，对创业环境的研究对象、研究主体、研究边界、构成要素、与新创企业之问的相互作用机理以及创业环境的分析与评价进行系统的探讨和研究，构建比较完整创业环境研究框架，推动创业环境理论的发展；在实证研究上，既要积极吸收借鉴国外的最新研究成果，同时也应当结合我国创业环境特点探索适合国情的新的思路和研究工具，进一步通过更多的深入的案例跟踪研究，把定性与定量分析结合起来，运用统计学、计量经济学等分析工具，为理论研究提供实证支撑，实现理论与实证的统一，这将是创业环境研究未来的发展趋势。目前，从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来看，正好体现了这一研究趋势，其在Gem模型的基础上，通过问卷调查、案例跟踪等方法，获得反映创业环境因素的相关数据，在此基础上，运用统计分析和微观计量方法，具体的分析了创业环境中的某个特定要素对创业活动的影响。如：edward和william（2008）分析了当地的工业条件对创业活动的影响。Silvia和annamaria（2008）研究了政府管制对创业活动的影响。Simeonetal（2009）则分析了公司所得税对创业活动的影响。
因此，本课题试图在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应用Gem模型，通过对当前中国大学生创业现状与存在的问题的分析，建立一套反映我国特定经济文化背景的大学生创业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和统计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采用理论演绎、模型构建、实证研究和统计分析等相结合的方法，从定性和定量的角度来对中国大学生的创业环境进行综合评价，以期为建立有利于大学生创业的良好创业环境提供政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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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经济学研究方法篇3
[关键词]环境绩效审计方法现状发展方向
一、我国环境绩效审计方法的研究现状
我国环境绩效审计方法的研究，目前还没有形成权威的观点和比较成熟的方法,仍处于一种摸索阶段,其主要观点和方法如下:
1.对环境绩效审计方法的必要性的研究。宋尉在深化环境审计的思考中提到环境审计是一种新型审计，必须了解环境审计方法才能搞好环境审计。陈思维认为环境审计方法不仅具有丰富的内涵，而且在审计学科与审计工作中占据重要地位，对环境审计方法进行系统研究，不仅有助于完善审计学科体系，而且有助于指导环境审计工作的实践。
2.对采用常规审计方法的研究。关于环境绩效审计的方法，大家一致认为常规的审计方法通常也适用于环境绩效审计，但没有学者结合环境审计的特色展开详述。持有此观点和方法的学者如下：辛金国、邢小玲在试论环境审计报告时指出，常规的审计方法如观察、函证、检查等也适用于环境绩效审计。西南科技大学课题组在我国环境审计运行模式中提到环境审计的方法有审阅法、验证法、复算法、观察法、分析法等。
3.对借用相关学科方法的研究。关于借用相关学科方法尤其是环境经济学、环境工程学的方法，多数学者的观点一致的，典型观点如下：浙江省审计学会课题组在开展我国环境审计的构想中提到开展环境绩效审计还应引入相关学科的方法，如经济学中的费用效益分析法、环境经济评价法等。辛金国、邢小玲在试论环境审计报告时指出，除运用一般的审计方法外，如需要也可运用环境经济学的费用效益分析法、经济评价法等方法。
4.对环境绩效审计人员要求的研究。王志哲、马家平在试论实行环境审计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审计方法中提到环境绩效审计是一项势在必行而且迫在眉睫的历史性任务，需要环境审计部门与有关环境管理部门的通力协作，需要环境审计人员学会运用多种专业知识和技能，研究各种新的环境审计方法，才能做好这项关系到千秋万代的大事。
二、对我国环境绩效审计方法研究的评价
1.环境绩效审计方法研究的特点。（1)认识到了环境绩效审计方法的必要性。在某种意义上说环境绩效审计技术与方法的缺乏阻碍了我国环境绩效审计的开展。（2)继承了常规审计方法。各位学者都提到环境审计作为审计学的一个分支，因此大多数学者认为常规审计方法也适用于环境绩效审计，只是在考虑相关环境因素的基础上加以运用。（3)吸收了相关学科的方法。尤其是借用其他学科如环境经济学的方法，如费用――效益分析法，用以计量分析建设项目的全部影响，包括间接的、无形的、或者是难以计量的影响。然后对方案或建设项目的全部费用和效益加以比较，然后做出决策。（4)介绍与借鉴了国外环境审计方法。因此借鉴国外比较成熟的环境绩效审计方法对指导和完善我国环境绩效审计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同时也丰富了我国环境绩效审计方法体系。（5)认识到环境绩效审计对审计人员有更高的要求。要求审计人员不仅具备一般的财经审计理论，而且要有环境学、环境经济学、环境工程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
2.环境绩效审计方法研究的不足。（1)与相关学科融合不够。（2)缺少对环境绩效审计方法的定义、适用条件等的系统研究。多数方法没有突出环境审计独有的特色，泛泛而谈的比较多，具体深入地研究环境审计方法使用的比较少。（3）借鉴国外经验具有盲目性。与我国现实状况的结合方面有所欠缺，而不是盲目的照搬移植，应确实将适合我国国情有借鉴意义的部分吸收过来，体现中国特色。(4)操作性不强。（5)研究方法基本上局限于规范研究。规范研究倾向于理论的归纳，而理论只有来源于实践才能高于实践,才能更好的指导实践。
三、环境绩效审计方法研究的注意事项
1.要与环境审计的具体内容相结合。目前我国在环境审计尤其是环境绩效审计方面开展得还很少，实践经验也不多，前面提到过关于环境绩效审计方法只是点到为止，指导性不强，普遍反映技术与方法的缺乏是现今环境绩效审计面临的最大障碍，因此笔者建议，在进行环境绩效审计方法研究时，要尽可能与我国环境绩效审计内容结合起来，增强环境绩效审计方法的指导性和操作性。环境绩效审计主要对环境项目的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进行审计。
2.要更好融合相关学科的方法。要做好环境项目的评价和鉴证工作，就要把对环境项目的评价与鉴证工作应与环境经济学的评价方法结合起来，建立切实可行的财务指标评价体系和非财务指标评价体系，达到更好的指导环境审计实践的目的。
3.研究内容要强调可操作性。进行环境绩效审计方法研究时应重点研究每种方法的定义、内容或公式、适用范围、应用时的注意事项，从而使环境绩效审计方法更具有可操作性和指导性。
4.正确借鉴国外环境绩效审计方法。借鉴国外的环境绩效审计方法，但不能盲目照搬，必须领会其实质并结合我国国情和环境绩效审计的具体内容，找出自己的特色，到达为我所用的目的。因为国外尤其美国和我国环境绩效审计的起因不同。借鉴国外环境绩效审计方法的时候一定与我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
5.要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关于环境绩效审计方法的研究基本上局限于规范研究，难以达到指导实践的目的。环境绩效审计方法的研究属于应用理论的研究，只有更好地与我国的环境绩效审计实践结合起来，进行实证研究才能在环境绩效审计方法的研究上有重大突破，从而才能更好的指导我国的环境绩效审计。因此笔者建议在今后关于环境绩效审计方法的研究时应更多的倾向于实证研究，积极采用案例研究和调查研究。
参考文献：
环境经济学研究方法篇4
【关键词】循环经济会计；文献综述
近年来，随着以“减量化、再循环、再利用”为原则的循环经济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模式，我国进入了循环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全面推进阶段[1]，我国会计的宏观环境开始逐步发生变化。会计环境的变迁是推动会计理论演进的主要力量，面对新兴的经济增长模式，传统会计不能满足循环经济发展的特色需要，不能准确有效地确认、记录、计量和报告循环资源的取得和发出情况，也不能对企业生产消耗的环境资源做出确实有效的披露[2]，这对于会计实践工作是一大挑战，基于此，循环经济会计应运而生。本文基于国内研究的视角，对循环经济会计研究的情况作一简要的述评。
一、循环经济会计的基础研究
我国关于循环经济会计的研究从整体来说还处于初期探索阶段。其研究的内容还主要在循环经济会计的基础研究，包括循环经济的概念、目标、对象、基本前提、基本原则、理论基础等内容。
关于循环经济会计的概念。殷勤凡[3]提出循环经济会计，既是传统会计的一个新兴分支，又是循环经济制度体系的一个子系统，它是在循环经济思想和理论的指导下，以自然资源效率、生态环境效率和经济效率三者的最大化为目标，以企业与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有关的经济活动为对象，有选择地运用会计学基本原理及方法，对其进行确认、计量、记录、反映和管理的系统。张彩平等[4]提出，循环经济会计是通过探求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价值运动的规律，总结形成系统化的循环经济会计理论，然后结合会计特有的方法将这些规律性的总结应用于循环经济实践活动中，实现循环经济与会计的结合。任英阔等[5]认为循环经济会计是指以满足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两者最大化为目标，以资源的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为原则，以企业与循环资源有关的经济活动为对象，有选择地运用会计学基本原理及方法，对其进行确认、计量、记录、反映和管理的系统。
可以看出，与传统会计相比，循环经济会计强调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结合，将循环经济思想贯穿于会计理论的全过程。
关于循环经济会计目标。目前国内学者对循环经济会计目标的论述，大都围绕殷勤凡的观点：循环经济会计的基本目标应是，从自然资源效率、生态环境效率和经济效率的综合角度出发，在减量化、再使用和再循环的基础上提高经济效益。此外，它还应该包括以下几个具体目标：一是科学核算企业自然资源使用减量化方面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引发的财务会计事项，合理反映和控制相关的支出；二是向企业循环经济会计信息外部需求方提供及时有效的财务信息；三是向企业内部有关部门提供发展循环经济所需要的财务信息，支持企业追求自然资源效率、生态环境效率和经济效率三者的最大化。
关于循环经济会计的对象。殷勤凡、任英阔等认为是生产过程中与确保自然资源减量、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和谐相关（循环资源）的资金运动，包括需要保护并有能力保护的，与可再生和不可再生资源、可耗竭可补充资源、生态环境资源及资源的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相关的资金运动。具体如森林资源、渔业资源、能源资源、矿产资源、纸张、玻璃、水资源等。
关于循环经济会计的基本前提和基本原则。殷勤凡在传统会计基本前提的基础上，考虑循环经济会计的独特性，提出循环经济会计的六个假设：主体假设、持续经营与会计分期假设、货币计量与其他计量并以假设、可界定性与可复原性假设、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稀缺假设、和谐发展与科学发展假设。张倩[6]在此基础上还提出了会计实体联盟假设。殷勤凡、张彩平、阳秋林等在继承传统会计原则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原则：环境资本原则、代际和区域公平原则、依法调整原则、良性循环原则。
关于循环经济会计的学科基础。任英阔认为可持续发展理论、自然资本理论是循环经济会计的学科基础；殷勤凡认为生态经济学理论、环境经济学理论、资源经济学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和谐发展理论、社会成本与交易费用理论、绿色GDp理论是循环经济的理论基础；潘自强等[7]认为循环经济会计是诸多理论融合形成的边缘性学科，除殷勤凡所提出的学科外，还涉及哲学、逻辑学、经济学、管理学、数学中的部分相关理论。
关于循环经济会计的研究方法。由于环境资源中没有凝结人类劳动，无法按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方法确定其价值，若仅以货币作为计量单位就不能客观地反映会计主体的环境状况。因此殷勤凡、李长青等多为学者都提出了多元计量方法，即在循环经济条件下，可以将生物量度、物理量度、化学量度、实物量度等计量单位和货币计量结合起来反映资源和环境的信息。
二、关于循环经济会计核算
关于循环经济会计的核算主要涉及核算范围、核算方法、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等。
殷勤凡在构建了循环经济会计基本理论后，探讨了循环经济会计核算的范围：企业自然资源使用减量化、再利用和再循环的财务影响；对企业执行循环经济法律法规绩效的反映；企业生态环境活动的财务影响；企业的生态环境绩效。对于会计要素的分类，殷勤凡在传统会计要素的基础上增设了循环经济资产、循环经济负债、循环经济权益和循环经济变动4个要素，从而构建循环经济会计的基本会计等式，即“循环经济资产（期末）=循环经济权益（期初）+循环经济变动（当期）”，实现点数据与期间数据的有机结合。在此基础上设计了循环经济固定资产、循环经济无形资产、循环经济递延资产、循环经济长期投资、循环经济存货、循环经济负债、循环经济实收资本、循环经济销售商品收入、循环经济让渡资产使用权、循环经济成本与费用等10个会计科目，并对这些科目的核算进行论述，通过实例进行账务处理。
近年来，敬采云及其带领的团队对循环经济会计的核算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研究，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程静等[8]认为循环经济会计的目标关注了企业经济活动产生的外部性问题，要求进行环境成本内化核算，将企业的成本控制贯穿生产经营全过程，以提高企业资源利用效率，寻求企业可持续发展之策。熊运莲等[9]对体现循环经济会计核算思想的物料流转成本核算会计（mFCa）进行了研究述评。敬采云等[10]对废弃物再利用的会计核算具体范式进行了探讨，通过建立数据模型和流程图的方式，探讨了废弃物在企业内部及不同企业间的成本归集和核算方法。敬采云等[11]认为，为了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企业应专门建立资源成本控制系统，通过制定资源价格、节能标准，开展节能管理，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任英阔围绕循环资源交易将循环经济会计要素分为循环经济资产、循环经济负债、循环经济收入、循环经济成本、循环经济收益等5大要素，并对其的确认（概念、特征、分类）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刘晓东[12]认为可以把循环资源确认为循环资产，可以专门设置“循环资产”账户，反映循环资源的取得与发出情况，在进行核算时可以冲减成本。李长青[13]提出设立投入核算账户、资源利用核算账户、能源循环利用核算账户、能源循环效益核算账户、宏观效益核算账户、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账户。潘自强等提出在支出方面的核算上，除反映列支环境实际发生的费用外，还需考虑计提“循环负债”，形成类似于预提费用的发展循环经济模式的专用基金。为避免计提循环负债而减少国家的财政收入或给企业提供隐瞒利润的机会，计提循环负债的费用应按权责发生制原则纳入会计利润核算。对企业所取得的利润则进行“利润分割”，即按比例分割为企业利润和资源环境收益，后者直接进入国家设立的专门基金统一管理，以鼓励企业发展循环经济会计。周艳[14]通过改进现行的会计核算流程，计算出每个工序所产生的合格品的价值、不合格品（废弃物）的价值和废弃物外部损害价值。
三、关于循环经济会计信息披露
相比而言，关于循环经济会计信息披露的研究是比较多的。但大多集中在“应当披露”和“披露内容”上。殷勤凡、李恩柱、胡桂兰[15]、敬采云等的观点，可以将有关循环经济会计信息披露总结为提出两种披露模式：
一是在现行企业财务报告框架中增加信息的披露模式，把循环经济会计信息按其内容特征，分别纳入我国企业财务报告框架的不同部分后加以披露，即借助企业现行财务报告，提供循环经济会计信息。通过对美国财务报告框架的借鉴，殷勤凡认为，如果有必要，我国的“会计报表全部内容”可以由现行两个部分（会计报表和会计报表附注）扩展为三个部分（加补充信息）。另外，循环经济会计信息不仅可在年度报告和中期报告中披露，还可以在企业上市时的招股说明书和上市公告书中披露。殷勤凡指出这种披露模式的优点是简便易行、操作成本低、面对的理论和实践的难题少。但缺点也明显：循环经济会计的独特性被掩盖而无法显现出来；对循环经济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衡量较为困难；不利于循环经济会计的长远发展。
二是独立报告模式，即企业向循环经济会计信息使用方，提供单独编制的财务报告。胡桂兰认为应当由企业编制独立的循环经济会计报表和独立的报告来披露企业循环经济责任的履行情况。敬采云提出对于循环资源，可以设置单独的“环境资源循环利用效率表”来进行专门披露，可以明确地披露出企业利用循环资源的情况以及由此给企业以及社会增加的“名誉”价值，以便于准确地向投资者、债权人、政府、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者表明企业对循环经济发展的贡献。李恩柱认为独立的资源环境责任报告的内容应包括：循环经济法规执行情况，资源耗费与再生利用情况，环境治理情况，并对每种情况列出了细则。任英阔在借鉴环境报告书及相关信息披露内容的基础上提出循环资源活动报告书的具体内容。
四、关于循环经济会计绩效评价研究
张蕊[16]在分析循环经济对企业经营环境影响的基础上，讨论了在循环经济模式下企业的战略经营目标和战略经营管理，进而通过对传统的战略绩效评价原则进行扩展，提出了企业循环战略业绩评价及指标体系设计的原则。徐利飞等[17]从“企业环境活动总体情况、企业资源利用减量化、企业资源再利用和再循环”三个维度设计了循环经济模式下企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邢蓉等[18]以北京市2000—2008年的统计数据为依据，从“经济发展、资源发展、环境发展、社会发展”4个维度设计了北京市循环经济指标体系，共分三个层次18个明细指标，并通过熵权法为各指标确定权重。许乃中等[19]构建了基于生态效率——物质流分析的循环经济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利用模糊数学和灰色聚类方法分别建立了循环经济绩效评估模型，并以上海化工园区和南通农药化学工业园为案例，对其循环经济绩效进行评估。进而以上海化工园区作为标杆，针对南通农药化学工业园存在的资源效率偏低等问题，提出若干循环经济绩效改进措施。
五、目前研究的局限性及未来展望
相比国外循环经济会计的理论研究和会计实务，目前我国的情况尚存很大的差距。仅就循环经济会计实务看，国际上尤其是主要发达国家循环经济会计的发展就取得了较丰硕的成果，主要表现在：首先，从实务层面看，循环经济会计的应用指南逐步完善。例如，日本发行了关于循环经济会计的三本指南和官方指导，为循环经济会计的成本核算和管理提供了理论指导[20]；英国的《环境会计：实务指南》则对企业外部成本的估算提供指引，更好的贯彻了循环经济会计成本观念[21]；德国颁布的《环境成本计算手册》从企业的物质、能源运输与企业向环境输出产品与废弃物的流转平衡原理出发，以物理化学量单位计量各种环境负荷程度，并在此基础上核算环境成本，分析投入产出效果。其次，从操作层面看，许多国家都践行了循环经济会计理念并提出了相应的循环经济会计处理方法或准则。例如，美国就环境会计事项的处理提出了“eitF89-13石棉消除成本会计”和“eitF90-8污染处理费用的资本化”；加拿大通过完全成本会计理念的贯彻，充分考虑了循环经济下环境成本、资源耗费成本的影响。再次，从会计信息披露机制来说，联合国国际会计推荐的环境会计负债与财务报告模式下，在财务报表中单独设立披露项目：环境准备、退废准备、预期准备、环境效益、环境费用、或有事项评估中的污染等，在管理层的分析报告中也要充分反映企业的中长期环境问题。
我国目前的循环经济会计无论从理论研究还是会计实务方面都需要做扎实深入的工作。现阶段尤其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研究和提高：
一是循环经济会计的发展对循环经济财务的呼唤。会计与财务是辨证统一的关系，会计是财务的基础，为财务提供信息保障，财务以资金和价值实体的运动为会计的确认、计量、核算和报告等活动提供依据。因此循环经济会计的发展需要循环经济财务与之相呼应。
二是循环经济会计理论研究与实践操作需要“比翼双飞”。现有的研究大多是对循环经济会计的框架性研究，虽然涉及到循环经济会计的基础理论、会计核算、信息披露等内容，但以介绍和借鉴国际的经验为主，很少针对我国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具体情况进行可操作性的研究，因此理论研究迫切需要结合企业实践，研究针对某一行业在“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方面相关成本的核算问题，以及披露循环经济相关信息，所取得的收益与负担的成本、面临的风险之间的权衡。
三是要建立循环经济会计制度，以法律规范的形式，从上到下明确循环经济会计的法律地位和核算与计量的标准、内容、方法，明确对循环经济会计审计的办法和标准，强制性地规定企业必须实行循环经济会计核算和计量。构建循环经济会计发展的法律和政府行政保障体系，制订循环经济会计准则、循环经济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循环经济会计信息质量控制标准或准则，并促进循环经济会计的国际交流与协调。在企业融资和科技革新方面，政府应给予强有力的支持与优惠，比如优先发行循环经济债券、股票，政府给予财政绿色补贴，实施政府绿色采购，增值税、所得税减免等；促进资源回收利用技术商品化；研究固体废弃物的收集、分离、回收和再循环的新方法和新技术。
四是企业应树立环保责任和社会责任意识，建立绿色企业文化以推动循环经济会计的实施，使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连同企业文化并行发展。企业要配备具备专门财会人员，抓好在职会计人员培训，提高会计机构和人员的准入门槛，使会计能够适应循环经济核算和计量的工作需要。潘自强等提出企业自身要进行会计创新，以适应循环经济的发展。
五是从人才培养层面来说，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做好企业会计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的培训工作，满足循环经济会计对相关人员素质的要求，并提出，从长远发展来讲，应该调整和充实高等院校会计专业的课程，增设自然资源和环境方面的课程。培养一批具有新观念、新专业知识的核算人才是循环经济会计顺利推进的支撑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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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项目“循环经济模式下企业财务会计制度的理论研究和核算构建”（09XJa630003）和四川省社科“十二五”规划项目“低碳会计理论创新研究”（SC11XK010）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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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经济学研究方法篇5
20年来，中国环境科学研究硕果累累，研究实力在发展中国家达到了前列，一些研究领域在国际上也很有特色。这样的成就，应该总结。回顾过去20年我国环境科学迅速发展的历程，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跨上了3个台阶。
一、开拓、创业阶段
70年代初，国际上？i开首次全球环境保护会议。国家要求中国科学院组织有关学科的科学家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对我国的环境科学研究和环境保护工作提出建议;形成了1973年环保会议(全国首次)关于环境科学的起步设想。要求有关部门积极研究污染的危害、测定方法和消除污染的有效办法。努力研究环境监测的分析仪器。有计划地开展环境问题的基础理论研究”。
当时主管科学研究的中国科学院，面对国内已经出现的一些严重污染事件，从“三废”污染调查研究入手，首先开辟典型地区环境质量研究，对官厅水库水系、蓟运河、渤黄海海域、松花江、图门江、鸭儿湖等水域，以及北京西郊、东南郊，南京市区、沈阳、武汉工矿区和京津渤大区域，进行环境质量调査研究，建立区域环境质量评价方法、理论和模式;推动了环境监测方法研究，建立标准分析方法，研制大气污染自动监测车、长江水质污染监测船;针对当时农药、酚氰、汞砷、铬等污染源开展了迁移转化规律及其生态与健康效益.的研究，重视工业“三废”排放的污染源末端治理技术研究。这阶段研究成果，不仅为当时污染严重地区的治理提供方案;也在“区城环境”这一层次，开拓了环境科学的基础性研究领域，填补了我国环境科学的空白学科。如：中国科学院于1975年首先成立环境化学研究所、土地污染研究所环境室、声学所噪声室、地理所环境研究室、大气物理所环境研究室与325米气象观测塔、水生生物所环境生物研究室、地球化学所环境与健康研究室、林土所环保室、以及海洋所、植物所、动物所、昆虫所、微生物所、植生所、细胞所、化物所、应化所、有机所、煤化所、水土保持所、沙漠所、湖泊所、高能所、遥感所等单位的生态环境研究组，研究的领域遍及生物、地学、化学和物理、技术科学学部的30多个研究所。填补了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领域中有关环境科学的分支学科的空白。建立起环境化学与分析、环境生物学与污染生态、环境声学、环境地质与健康、环境地球化学、环境海洋、环境遥感与制图、环境毒理、环境气象、土壤污染、区城环境、环境质量、环境信息、生态系统与景观生态等学科与专业。由分到合，中国科学院专门成立环境科学委员会，加强综合研究，组织协调多学科协作、交流，并创办《环境科学》学术刊物，推动环境科学学科建设。1977年在全国自然科学学科规划会上，首次制订出我国环境科学的学科发展10年规划。1979年正式成立了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根据我国的特点，学会分学科设立专业委员会。有:环境声学、环境标准、环境监测与分析、环境医学、环境生物学、环境地球化学与污染化学地理、环境大气、环境海洋、环境化学、环境质量评价、环境工程、环境经济与管理、环境理论等学术委员会。从此环境科学在我国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以后在这基础上又有发展。这在国际上也是首先以“环境科学”命名，包括了自然、技术与社会三大学科领域，名符其实的新型的综合性环境科学学会。为我国环境科学全面发展，提供了科学的框架，也为下一阶段的起飞奠定了科学基础。
二、茁壮成长阶段
70年代末，我国生态学、经济学和国土资源等学科进入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研究领域，环境科学得到迅速发展，登上了“全国”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研究的新台阶。
进入80年代，我国围绕加强环境资源管理，推进经济与环保协调发展这个主题，组织科学攻关和软课题研究。如《中国2000年环境预测及对策研究》、《中国自然保护纲要》与《自然保护图集》研究、《中国典型生态区、生态破坏现状及其保护恢复利用研究:K《全国工业污染源调查评价与研究》、《全国环境背景值与环境容量研究》、《环境信息系统研究》、《我国酸雨来源、影响及控制对策研究》以及《型煤技术》、《煤的气化液化》、《城市污水资源化》、《氧化塘土地处理系统》、《城市生态》、《生态农业》、《三峡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有毒有机化合物在环境中的行为和生态毒理研究》、《地方病环境病因》研究、《生态经济与指标体系》等研究课题，都是80年代根据我国国情开展的部级大型研究课题。理论联系实际，很有特色，既完成国家科研任务，又大大发展了环境科学学科领域。这个阶段，环境经济、生态经济、生态系统、生态工程、生态环境建设、环境计量、环境法学、环境管理、环境预测、评价与规划的理论与方法研究蓬勃发展。形成了具有我国特色的“生态环境建设”理论与实践。
1S81年，中国科学院环境科学委员会马世骏主任等一批科学家，在向中央书记处开讲《现代化与环境保护》课时，就提出了生态环境建设的战略思想。他们的理论是人类一资源一环境”是个整体，自然资源是环境组成的一个部分，破坏资源也就是破坏了人类生活环境。环境问题，既是生态学问题亦是社会经济问题，因此必须运用生态规律,方能协调人类活动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要使经济持续发展就必须使环境和发展相互协调,在我国就要把环境工作纳入国民经济计划中去。
经过多年的实践，在第三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马世骏又专门发表了“加速生态建设、改善我国环境面貌”的论述,进一步阐述生态环境建设的论点：它实质上是把生态学的整体、协调、循环、再生的原理,应用到工农业建设及自然资源管理中；从国家经济建设的整体利益出发，协调生产、加工、需求各部之间的关系，通过多级利用，充分发挥物质的生产潜力，并化废为宝，使产品不断增加，保持自然活力的物质不断得到补充。把经济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列为评价一切建设的准则。其核心思想是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保持社会经济持续发展。这个正确的论点在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已得到承认。我国生态农业建设在80年代也得到蓬勃发展。到1990年初，全国生态农业县级规模的试点有29个，乡级的138个，村或农场级的有1200多个。联合国环境署全球环境建设《500佳》称号中，授予我国10项，其中生态农业占4项。江苏大丰生态县规划研究获得国家环保局科技进步头等奖。
工业系统也有生态工程的研究示范，如有色工业在推进四川峨嵋半导体厂建设生态工厂的科研成果，工业生态化的苗头很好。中国科学院环境科学委员会于80年代末连续召开生态环境建设学术研讨会，总结了十多项可供推广的生态建设工程(技术）。如污水土地处理生态工程、综合生物塘处理工程、城市污水资源化生态工程、山地开发与保护生态工程、平原农一牧一果型生态工程、黄土高原生态系统建设试验、聚土免耕立体种植生态工程、红壤丘陵区林果牧复合生态工程、荒山造林生态工程、功能植物群落生态工程、太湖流域生态农业试点、企业生态工程和草原矿山林草牧生态工程建设等等;大大丰富了我国生态环境建设的研究成果，为我国和发展中国家实现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促进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成果。
三、全面发展阶段
80年代末，中国环境科学开始向“全球环境变化”这个新台阶迈步。国际上环境科学研究从70年代开始已从地方污染公害转向全球资源环境研究。在80年代，国际科学组织已把“全球变化”列为前沿，大力突破。在温室效应和臭氧层变化方面取得重大成就,解决了全球升温的不确定性问题，为拯救地球提供了科学根据。
我国少数科学家在中国科学院支#下，早在80年代初就参加了国际科联全球变化研究的学术活动，他们为制定全球研究计划，提供许多重要科学思想。如气候变化与全球变化的关系，气候和植被过渡带在全球变化中的敏感性，全球变化中应优先研究的时间尺度和土地利用在全球变化中的作用等。80年代末中国科学院马世骏学部委员代表我国环境科学界参加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为联合国起草《我们共同的未来》环境宣言，提供“保护生态环境、持续发展”的学术观点。随着国际环境外交的进展，到80年代后期我国生物、地学和环境科学的一些科学家在国内率先行动，开展全球环境研究的准备工作。如1987年中国科学院环委会全体会议把“参与全球生态环境研究与改良行动”列为科研主攻方向，并发出快报，建议国家和科技界要“刻不容缓地开展”大气臭氧层破坏造成灾害性生态环境影响的预防性研究。接着，生物学部和地学部一些学部委员提出“全球变化研究我国生存环境变化及未来发展趋势”的专项研究计划，并继“人与生物圈”中国委员会成立之后，发起成立“中国全球变化国家委员会”,积极组织了全球变化预研究:如安排了碳、氮、硫生物地球化学循环、CFC替代技术、我国气候变化与生存环境变化趋势等科研专题;并着手建立全院野外台站网络、对全球变化进行观测。中国科协于1988年5月正式成立国际地圈、生物圈（即全球变化研究计划）中国委员会。有环境学会、水利学会、农学会、林学会、植物学会、土壤学会、自然资源研究会、生态学会、地质学会、气象学会、水土保持协会、地理学会、海洋学会、矿物岩石和地球化学学会参加。与会科学家一致肯定了中国科学^提出的学术思想，即从我国土地和水体资源的利用所造成的重大全球变化问题出发，研究由此而引起的地球系统中物理、化学和生物学过程的相互作用及其环境影响，预测未来十几年到几十年的重大全球变化问题及其对我国生态系统的影响，改善我国环境，提高资源管理和利用水平。
进入90年代，全球环境研究计划被列为国家科研项目。中国科协经认真准备，于1991年召开气候变化与环境问题的全国性大型学术讨论会，共收到论文300多篇。涉及气候变化诊断分析，对环境、农业、林业的影响，多控物质的生产与代用研究，气候变化与环境问题防治对策等各个领域。今年初，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开展了“海平面上升对g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影响与地策”的研讨和考察活动;标志着我国环境科学迈向一个新阶段，登上全球环境研究的新台阶。
进入90年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深入到“人与自然新关系”、“人类生态系统”、“智慧圈”等髙层次研究领域;开展了社会生态学、生态伦理、生态哲学、唯物辩论法与环境科学的理论研究。引导人类改变旧的世界观、价值观,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价值观，促进环境文化建设，从根本上解决全球环境问题。为推动环境理论研究，国家环保局首次召开了有哲学社会科学、管理科学和自然科学家共同参加的“全国环境理论研讨会”。这标志着我国环境科学理论研究，已走上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新阶段，这次讨论会，站在哲学高度，剖析环境问题;指明环境科学发展的方向；为全面开展我国环境科学理论研究，推动我国环境科学学科体系的建设打下了基础。
四、展望
1.展望
展望国际环境科学发展，这20年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环境科学已成为前沿学科,各国都在大力增强环境科研力量；全球《环境与发展》最高级首脑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人类进入了“环境时代”。当前国际上正在开展庞大的环境科学研究工作，跨国、跨学科的地球系统研究正在蓬勃发展，如全球海洋观察系统计划，全球环境变也中人的因素研究，全球气候观察系统计划，国际地圈、生物圈研究，国际水能研究，人与生物圈研究，太阳系天体能量研究，世界气候研究等等。美国国会通过巨大的全球变暖研究计划，经费w亿美元。欧洲制定生物技术政策，以保证环境持续发展。日本宇航工业会准备发射多颗观测卫星，组建全球环境监视网，赶超美、法，进行全方位、全天候监测，还推出“绿色计划”、“阳光计划”对付“全球环境”变化。1991年，世界科学家组织为全球环境专门召开“21世纪环境与发展科学进程国际大会”，发表“奔向21世纪宣言”，制订了未来10年到20年环境与发展的科学进程。科学家要求各国支持国际地球系统研究计划，把科技引导到有利于生态的发展道路，预测环境变化，把世界政治和经济计划置于“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推动环境道德发展、研究新的消费、生活方式。
展望国内，改革开放步伐大大加快，1992年经济发展速度达到12%，比原定计划高1倍。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2〗.7%，乡镇工业则更高.已突破百亿元产值，占全国工业产值的1/3。说明经济发展进入高速时期，规模已居世界第三，四位。怎样保持环境与经济协助发展、保证实现持续发展是个大课题。
2.建议
(1）针对国内外环境与发展的最新形势尽快修订中长期科技发展纲要和环保科技发展规
环境经济学研究方法篇6
关键词：环境；基本概念；展望
一、引言
环境科学源于人们对于周围环境及其影响的高度关注，并随着众多环境问题的出现而迅速发展成为一门新兴学科.它是一门介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技术科学之间的交叉学科，不仅涵盖地理学、生态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多个自然科学领域，还涉及经济学、社会学及政治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环境科学的学科形成历史虽然不长，但其学科框架日趋成熟、研究方法逐渐丰富、研究范围快速扩展、多学科交叉的特点日益彰显.从多学科到跨学科、从跨学科到学科交叉融合，环境科学经历了起源、发展并逐渐成熟的快速成长过程，同时也处于继续深入发展的重要关口.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需要归纳整理，一些重要的科学问题需要明确，一些关系到学科未来发展的框架需要搭建。
二、环境问题与环境科学
对于环境科学（environmentalScience）的定义，试将国内外一些主流的定义引用如下：环境科学是研究近代（包括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环境质量变化的科学.它研究环境质量变化的起因、过程和后果，并找出解决环境问题的途径和技术措施（马世骏，1983）.环境科学是以"人类-环境"系统为其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人类-环境"系统的发生和发展、调节和控制以及改造和利用的科学（刘培桐，1994）.环境科学是研究"人类-环境"之间辩证关系，掌握其发展规律，调控二者间物质、能量与信息过程，寻求解决环境问题的途径和方法，谋求人类环境系统协调和持续发展的科学（贾振邦等，2004）.环境科学是以"人类-环境"系统为特定整体，针对不断变化的环境问题，通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科学的跨学科综合研究，逐渐形成的交叉学科群（杨志峰等，2004）.环境科学是研究人类活动与环境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关系，寻求人类社会与环境协同演化、可持续发展的途径与方法的科学（郑度等，2007）.环境科学是研究和揭示人与环境相互作用规律、指导人类进行环境实践的科学体系（左玉辉，2010）。
从上面列举的环境科学定义来看，虽然表述有区别，但实质大同小异.可以归纳整理为：环境科学以复杂环境系统为研究对象、以各种环境问题为研究内容、以多学科融合交叉为典型特征、以揭示"人类-环境"相互作用规律为核心任务、以"人类-环境"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为最终目标的学科群.
三、环境科学的发展趋势
1、国际上环境科学研究的趋势
环境问题科学委员会是1969年成立的，其目的为改进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着重于七个方面的工作：（1）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碳、氧、氮、硫、磷）；（2）生态系统的动态变化和进化；（3）人类定居点的环境；（4）生态毒理学；（5）环境系统的模拟模式；（6）环境控制；（7）环境向题情报通讯系统。
七十年代初期，联合国环境规划暑（Une）指出，为了人类生活及幸福，必须取得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动态平衡，从而使人类的最高能力得以全面发展，并制订了研究规划（1972年），包括五个方面：（1）全球环境评价，为了提高环境质量，研究人类居住区的规划和管理，自然资源管理的环境前景（2）环境的管理活动。（3）支持措施。（4）自然野生生物和遗传种源（包括水陆生态系统和栖息地）的保护。（5）能源问题。
2、我国环境科学的发展趋势
我国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生态和环境保护问题。党的十二大政治报告别指出，必须"坚决保护农业自然资源，保持生态平衡"。这就需要专家、学者从事生态经济的研究，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来研究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关系，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统一起来，使我国的经济在协调的基础上更稳定、更迅速地发展"。
关于我国环境科学研究的发展趋势，环境科研工作者对此早就有所预见和观点.正如生态学家马世骏教授多次强调的观点，提出环境问题必须从生态平衡的观点去考虑。从生态平衡的整体观和经济观来研究，整体观点是生态系统的理论基础，经济观点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基础。从这两个基本观点出发，同时考虑经济建设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生态观和经济观的统一，方能避免生态间题的片面思想，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面临的生态失调的问题。
六十年代以来，生态学的发展由于环境保护问题而获得巨大的动力；同样，生态学理论作为环境科学基础理论之一，对环境科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七十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很重视生态学与环境科学两者之间的交叉研究。也就是说，运用生态学原理改革工艺，用生态工艺代替传统工艺，所谓生态工艺，是应用生物圈物质运动规律，把生产过程纳人生物圈合理的物质循环系统，运用系统工程原理设计闭路循环的生产系统，实现资源的多次利用，或无废料排出的生产过程，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坏境效益的统一，这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基本指导思想，同时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
当今，许多重大环境间题都是与生态系统有密切联系.如城市污水处理方面，要研究发展土地处理系统，充分利用生态系统发展生态农业研究，生态农业是以生态学理论为指导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新型农业生产模式.充分利用太阳能的转化率、生物能的利用率及农业生产废物的再循环、提高农业生态系统的生产力，以达到保护生态，改善环境和永续利用资源和发展生产的目的。此外，关于国土整治问题，它必然涉及到不同生产系统能源和物质循环问题。还要研究我国的环境区划问题，共中包括在环境本底、环境容量等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人口与交通等方面的合理布局与规划。由此可见，环境科学技术要更好地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必须重视生态系统的能源和物质循环研究.运用生态学观点和原理，以生态系统为中心，从不同侧面研究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是现代生态学和环境科学研究的共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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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经济学研究方法篇7
关键词：环境质量经济增长实证分析可持续发展
引言
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带来了能源消费总量的不断攀升。2011年能源消费总量达到了34.6亿吨，比2010年增长8.8%；2012年能源消费37.5亿吨，比2006年增长8.3%。因此，“十二五”规划期间，我国整体的经济消费模式依然不会有所改变，但是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未来趋势而言，依然要不断贯彻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而随着环境恶化以及高能耗所带来的种种问题的凸显，我国近年来逐步重视节能减排工作，积极倡导低碳发展模式。由于石油、煤炭等资源的稀缺性以及不可持续性，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包括美国、英国、法国以及德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都在积极寻求新的石油替代品，无论是生物能源的研发还是对于太阳能、风能、核能等可再生能源的使用与研究都在积极的开展，由此也预示着未来的能源发展的重大趋势以及方向。
如何协调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是当今社会的焦点问题，人类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以牺牲环境质量为代价的。本文拟采用实证和理论相结合，计量分析为主的研究方法，通过对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探讨目前环境质量本身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以及促进作用，并基于上述实证分析结果针对现有中国经济发展提出具有建设性的可持续发展建议。本文主要研究方法包括：第一调查分析，到相关经济管理部门和环境保护部门进行调研，进而获取一手资料。第二资料研究，对中国政府所公布的《2012年统计年鉴》以及《2010年中国环境质量公报》进行搜集，并基于上述资料进行统计分析。第三理论探讨，通过宏观经济学理论以及微观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等理论的研究与探讨，从理论研究方面对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并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总结。第四实证研究，运用计量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分析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外关于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都是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的基础上进行的。国外的学者的研究更多是侧重于对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验证。
所谓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KuznetsCurve，eKC）是由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在分析人均收入水平与分配公平程度之间关系的一种学说。研究表明，收入不均现象随着经济增长先升后降，呈倒“U”型曲线关系，如图1所示。1991年，Grossman和Krueger开创性地将库兹涅茨曲线引入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并发现So2排放量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符合库兹涅茨假说。
inmaculade对22个oeCD国家23年历史数据研究，得出二氧化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呈n型曲线关系。antleandHeidebrink（1994），ShafikandBandyopadhyay（1992），Simon.Dietzandw.neil.aclger（2003）和VanLantz（2002），涉及到了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但并没有从整体环境质量（包括环境污染与生态环境）研究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除此之外，国外学者的研究还集中于低碳经济以及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研究。如：D・约翰逊等学者通过对英国碳排放的研究分析，认为到2050年英国在碳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80%是能够实现的，但是前提是英国继续实行现有的低碳经济政策，不断加大对于可再生能源的研究与发展投入。澳大利业学者约翰（John）以化学的视角研究生产和消费，从经济学创新理论出发研究可持续发展与低碳经济问题。特雷福斯等学者认为通过相关政策措施的支持，德国在2050年实现1990年基础上减少碳排放80%是可能的。Birdsall在对全球现有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不断增长中得出影响全球气候变暖以及温室效应加剧的主要因素来源于两方面：一方面是人口的不断增长，人口数量的增加意味着对于社会资源的需求的增加，而资源的增加则会带动能源的消耗，包括汽车尾气、垃圾焚烧、煤炭的消耗等都会增加全球的碳排放量，另一方面是植物的大面积采伐会导致全球空气净化能力的下降。
（二）国内研究现状
环境经济学研究方法篇8
关键词：水环境；承载力；分析计算；发展趋势
【分类号】：X832
1.概述
人类社会进入二十世纪后，生产力飞速发展，环境污染日趋严重，在某些地区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及环境污染已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存，人们开始思考一个问题：这种生活模式能够维持多久？什么是健康的经济发展模式，因而出现了可持续发展的观点。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及挪威首相希伦特兰（Brundtland）提出了《我们共同的未来》这份著名的纲领性报告，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被定义为“即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人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人们很自然地提出了环境承载能力的问题，即人们寻求的资源开发程度和污染水平，不应超过环境承载能力[1]。
1.1承载力概述与水环境承载力的定义
承载力原为力学中的一个指标，指物体在不产生任何破坏时的最大（极限）荷载，通常具有力的量纲。当人们研究区域系统时，借用这一概念来描述区域系统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最大承受能力。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承载力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都发生了变化，并被赋予现代含义，成为用来描述发展限制程度常用的一个指标。承载力在生态学中一般被定义为“某一生境所能支持的某一物种的最大数量”[2]。
水资源承载能力特别强调“生态系统良性循环”这个目标。针对水环境来说，水体到底能容纳多大的污水及污染物，这是水环境承载能力计算问题。我国对水环境承载力的概念，表述从不同角度有下列三种：
第一种表述是站在单纯的水体角度，不考虑作用于水体的人类行为，以水体的纳污能力作为水环境的承载力。如汪恕诚提出的“在一定的水域，其水体能够被继续使用并仍保持良好的生态系统时，所能够容纳污水及污染物的最大能力”，这一定义的特点是其承载对象为污染物，指标体系容易表达，指标能够量化，便于和其它水体流域进行比较。该定义下水环境承载力和水资源承载力联合使用，可以较好地表达流域水体对经济社会的支撑作用以及经济社会对流域水体的反作用。
第二种表述是在第一种的基础上加入了水体环境所能承载的人口规模和人口数量，如高占喜在环境承载力中讲述的在一定生活水平和环境质量要求下，在不超出生态系统弹性限度条件下环境子系统所能容纳的污染物数量，以及可支撑的人口规模与相应人口数量。如朱一中在水环境承载力中讲述的某一区域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定技术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下，以维持生态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为前提，当地水资源系统可支撑的社会经济活动规模和具有一定生活水平的人口数量。这一定义的特点是将水环境对人类社会的“承载”内涵表述出来，把水环境承载力具体到人口数量和污染物。
第三种表述是在第二种的基础上加入了水体所能承载的经济规模。将人类行为（经济行为）对水环境承载力的影响概括在内，如何希吾在水环境承载力中讲述的“一个流域、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在不同阶段的社会经济和技术条件下，在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的前提下，当地水资源能够维持和支撑的人口、经济和环境规模总量”。
鉴于对辽河流域水资源承载能力进行的研究，因此，本次研究将讨论第一种定义下的水环境承载能力，即计算在辽河流域某一水环境单元在给定的环境目标下所能容纳的污染物的量，也就是指环境单元依靠自身特性使本身功能不至于被破坏的前提下能够允许的污染物的量。
1.2水环境承载力的内涵
人类社会发展初期，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生产活动对水环境破坏程度轻微，水环境并没有对社会发展带来制约作用，直至工业革命以前，水环境问题一直没有成为社会的突出问题。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人类开发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空前增强，人类从自然界获取的资源越来越多的同时，排放的污染物也迅速增加，其排放量已远远超出水环境的自净能力，水环境质量日益恶化，人们开始注重水环境问题的研究。本文以辽河流域为研究区域，进行了区域水环境承载能力评价。
水环境承载力是在人们对社会可持续发展与水环境相互关系有了较深刻认识的基础上被提出来的[3]。少量污染物进入水环境并不会引起环境质量的明显变化，但水环境的纳污量是有限的，污染物的排放量超过一定限度之后，水环境质量就会发生恶化。随着污染物种类和数量的增多，水环境构成的制约作用越来越明显，人们不得不考虑水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问题。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人们很自然地提出了环境承载能力的问题，即人们寻求的资源开发程度和污染水平，不应超过环境承载能力。
1.3水环境承载力的基本特性
水环境承载力针对不同时空、流域等因素具有不同计算结果，但是水环境承载力在某些方面上是一致的，这些一致的特征，就是水环境承载力的基本特性，可以归结为以下五方面：
（1）相对极限性：指在某一具体的历史发展阶段，水环境承载能力具有最大的特性，即可能的最大承载指标。随着历史阶段的变更，水环境承载能力也会发生一定的变化。
（2）动态性：说明了事物总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中，通过提高不同时期的总体技术或生产力水平，使水环境承载力在不同时期上具有跳跃性，因而水资源承载力在时间上具有动态性。
（3）模糊性：承载主体水环境系统受生态环境、水生生物及人类活动的影响，有着一定的不确定性。而承载客体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维护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系统，有着更大的随机性。两方面因素加上人类认识世界和自然规律的局限性，决定了水环境承载能力的模糊性。
（4）可增强性：随着人类社会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不断拓宽水环境的研究范围，提高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从而增加水环境的承载能力。
（5）被承载模式的多样性：即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它决定了水环境承载能力研究是一个复杂的决策问题。
2.研究的背景及意义
当今，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己被人们所广泛接受。要实现人类生存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自然资源的持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根本的物质保证。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口的不断增长，水资源短缺和水环境破坏已经成为全球性的严峻问题。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不容忽视的，一方面是用水量逐年增加，另一方面则是人类随意地乱砍滥伐、不合理的放牧以及向环境排入大量污染物，造成水污染不断加剧、水环境明显恶化，人们开始注重水环境问题，流域水环境承载力是自然资源承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经济社会与河流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开展水环境承载能力研究，对于协调区域水资源分配、改善流域水环境，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水环境系统到底能够承载多少污染物？选择什么的数学模型才能有效计算出水环境承载能力？怎样做才能保持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处于水环境承载能力范围内？这对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要，也是水环境承载能力计算方面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研究水环境承载力，了解当前水环境的承载状况，并通过对影响水环境承载能力的各因素有所侧重的改善与发展，从而对达到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居民生活水平与生态环境建设关系的目的是非常重要的[4]。它是水资源安全度量和规划的基础，不仅能够给管理者提供决策依据，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增强人们的节水意识，对促进水资源的持续利用和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水环境承载力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提到水环境，不得不提及环境与生态环境。环境按其主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人类为主体，其他生命物体和非生命物质都被视为环境要素的环境；另一类是以生物体作为环境的主体，只把非生命物质视为环境要素，而不把人类以外的生命物体看成环境要素的环境。生态环境是以人类为主体，其他生命物体和非生命物质都被视为环境要素的环境，除包括自然因素外，还包括社会因素。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有机结合体，包括生物性的生态因子和非生物性的生态因子，如草木植被、河流、湖泊、土地气候等自然地理条件和人为条件都是人类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基础。影响生态环境演变的因素不外乎两大类，即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人为因素形成的生态环境演变现象，包括农垦引起的荒漠化、盐碱化，水生生物减少或灭绝、草场退化；排污引起的水环境污染、大气环境污染、土地肥力下降、生物生存环境破坏。特别是人类活动日益强烈的近代，人类作用急剧加剧了生态环境的破坏。在环境与生态环境的研究基础上，针对水环境研究，国内外都有了很大进展。
3.1国外研究现状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在共同发表的《保护地球一可持续生存战略》一书中指出：承载力是“地球或任何一个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最大限度的影响就是其承载力”。随着承载力研究的深入，水资源具有量的承载力，同时提出质的承载力，首先研究了水资源承载力，水环境承载力国外的经典研究很少，很多只是泛泛的讨论。
如1968年首先由日本学者提出，水环境承载力（waterenvironmentalofCarryingCapacity，weCC）是承载力概念与水环境领域的自然结合，其理论雏形为水环境容量；1993年，pearceD.w研究了经济、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国外对于流域、海湾、湖泊等水体进行的生态学意义的承载力研究中，也涉及到一些水环境承载力研究，但专门的研究较少，一般仅在可持续发展文献中简单地涉及。如北美湖泊协会曾对湖泊承载力进行定义；美国的UpS公司对佛罗里达Keys流域的承载能力进行了研究，内容包括承载力的概念、研究方法和模型量化手段等方面；Rijiberman.J等在研究城市水资源评价和管理体系中将承载力作为城市水资源安全保障的衡量指标；2002年，美国环保局UnitedStatesenvironmentalprotection）进行了4个镇区环境承载力研究（FourtownshipenvironmentalCarryingCapacityStudy），具体计算了4个湖泊的环境承载力，并提出了保护和改善湖泊水质的建议。
3.2国内研究现状
水环境承载力的研究对控制环境污染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但由于环境承载力指标与经济开发活动、环境质量状况之间的数量关系非常复杂，加之诸多偶然因素的影响，环境承载力研究进展不快，对水环境承载力的理论和实践研究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
我国较严格的“环境承载力”概念最早出现在《福建省泥洲湾开发区环境规划综合研究总报告》中[5]，即“在某一时期，某种状态或条件下，某地区的环境所能承受的人类活动的阖值”。此后，许多学者对环境承载力展开了研究。
1995年，唐剑武等在《环境承载力及其在环境规划中的初步应用》中给出了水环境承载力的概念，但水环境承载力的科学定义目前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
郭怀成[6]等认为水环境承载力是指某一时期、某种环境状态下、某一区域水环境对人类活动支持能力的闭值。
贾振帮[7]认为水环境承载力的含义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条件和特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下，区域水环境（包括水资源和水污染）对其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持能力。
崔凤军把城市水环境承载力定义为：某一城市（含郊区）、某一时期、某种状态下的水环境条件对该城市的经济发展和生活需求的支持能力。
廖文根[8]认为水环境承载力是指：水环境系统功能可持续正常发挥前提下接纳污染物的能力（即纳污能力）和承受对其基本要素的改变（系统调节能力）。
汪恕成[9]认为水环境承载能力指的是在一定的水域，其水体能够被继续使用并仍能保持良好生态系统时，所能够容纳污水及污染物的最大能力。
崔树彬[10]在《河流水环境承载能力及定量化问题探讨》中认为，水环境承载能力就是通常意义上的“水环境容量”或者是“环境（水体）的纳污能力”，水环境容许污染负荷量等。
钱华在《河流水库水环境承载力研究一以黄河万家寨水库为例》中提出的水环境承载力的定义：水坏境系统在自我维持、自我调节能力正常的情况下，水环境系统的承纳能及其可维育的社会经济活动强度和具有一定生活水平的人口数量。
在联合国开发署资助的《华北水资源项目》中，研究的内容就是华北地区的经济发展、资源配置和环境承载能力之间的平衡和协调问题。当时确定的两个最主要的目标函数就是国内生产总值GDp和生物需氧量BoD5，前者衡量经济发展及效益，后者衡量水环境清洁水平，而没有明确提出其可接受的最大限度，即承载力。
鉴于对辽河流域水资源承载能力进行的研究，因此，本次研究将采用的水环境承载能力，即计算在辽河流域某一水环境单元在给定的环境目标下所能容纳的污染物的量，也就是指环境单元依靠自身特性使本身功能不至于被破坏的前提下能够允许的污染物的量。
4.水环境承载能力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时空变化差异很大，不管是南方或北方，水资源危机以及相关生态环境问题都相当突出，在优化水资源配置的同时，也要充分地考虑到各个地区的水环境承载力。我国水环境承载力研究，目前虽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仍然存在以下几点问题。
（1）基础理论不完善
关于水环境承载力概念及其内涵特点多为经验性描述，系统分析不足，其外延模糊，至今还没有统一、公认的定义、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未形成一个完整的计算体系。定义与计算形式不统一，承载力的单位不明确，因此应用上缺乏足够的可行性，实施和操作性还不强。水环境承载力的研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多目标决策问题，其研究领域宽广，涵盖了从生态功能等宏观领域到水生生物呼吸作用等微观领域，从水文学到生态学、环境学、社会经济学、管理学等不同层次、不同学科的研究范围，学科交叉性强。但目前的理论基础还不足以支撑所有的研究领域[11]，因此要加强水资源承载能力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完善。
（2）研究原则和目标不明确
水的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制约因素。这就需要我们在进行对水的研究时要充分地考虑可持续发展[12]。而我们在水环境承载力的研究过程中，究竟应该以怎样的可持续发展标准来评价和计算水环境承载力，或者怎样的水环境承载力才可以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目前尚未明确和统一。
（3）亟待建立完善公认的、适合流域特点的承载能力指标体系
现有的水环境承载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不多，大部分的评价指标体系过于简单或冗余，一般仅是探索性的成果，还未形成统一的、公认的评价指标体系，尚无适宜的筛选框架和分析方法。在承载力研究中，虽然引入了研究复杂系统的数学建模方法，但各方法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13]。而且数学模型中涉及到的指标和指标体系往往过于简单，没有给出分析和筛选框架。这些指标往往不能同时描述人口―生态―社会经济复合系统的复杂性和水环境承载力的大小。而且水环境承载力研究中有大量的定性指标，如政策法规、管理水平、环保意识等，而对这些定性指标的定量化具有相当的难度，所以至今还没有既能描述水资源社会经济系统结构的复杂性，又能描述水环境承载力大小的评价指标体系。现行的指标体系忽略了对自然生态系统各因子间相互作用规律的研究，对水环境承载力的评价因子的引入不全面，这极大地阻碍了水环境承载能力评价研究的深入开展，也限制了水环境承载能力研究的系统性和规范性。
（4）计算分析方法尚待进一步创新
目前，对于水环境承载力的研究大多都是在定性的分析上，而且静态的分析较多，动态的分析计算较少。因此，不能充分反映出动态下的水环境系统、宏观经济系统、社会系统以及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协调、相互制约和合理配置的关系。基于水环境的特殊性，建立一套属于水环境承载力系统本身的计算方法非常必要。
5.结语
经过上述探讨，水环境承载力的研究应加强以下方面的研究，以促进水环境承载力分析计算的理论研究和应用发展。
（1）将水环境承载力置于可持续发展框架下进行研究。研究应建立在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下，因此，只有真正明确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深入剖析水环境承载力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才能合理地对水环境承载力进行评价和计算，同样，只有进行了水资源承载力的研究，才能使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社会的经济发展达到可持续。
（2）重视生态系统需水量的研究。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水环境承载力的研究必须以维护生态环境良性发展为条件，科学研究生态需水量，然后进行水环境分析。
（3）加强水环境承载力理论基础的研究。完善水环境承载力理论体系，为水环境承载力研究寻找新思路新方法提供理论依据，并为国家决策、规划、计划和社会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4）以系统的观点研究水环境与其他资源的综合承载能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水环境和其他资源的共同支持，因此必须从系统的角度研究水环境与其他资源的综合承载力。[14]
（5）引入新方法。现代计算手段和新技术的日新月异，将为水环境承载力研究提供崭新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技术手段。
（6）结合物理、化学、生物自净理论，把人工措施与水体自净能力相结合等方面，如建设氧化塘来处理污水，利用土地处理系统处理污水，及结合筑堤、建库等水利工程措施来提高河流自净能力等。利用沿河滩湿地，提高水生生物多样性，提高河道的水体自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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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经济学研究方法篇9
论文关键词：可行性研究，环境影响，经济评估
一．建设项目环境的经济评估现状
环境影响评价是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中的一项主要内容。但是,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中的环境影响的经济评价存在一些问题。目前的现状是,环境影响评价仅仅通过影响项目投资额来作用于建设项目的经济可行性。对于项目建成之后运行期间,由环境影响产生的成本费用如排污收费、排污交易许可证收费、环境税等并没有在项目前期的可行性研究阶段作为影响项目可行性因素考虑进来，深入研究分析。
1.在项目可行性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1）环评性质界定不明确
在项目立项论证的前期工作中,环境影响的经济评估应该是一个决定其是否可行的关键因素。但是，在现有的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中环境影响评价只被列为一个普通的参考项。环境影响评价在决定项目是否可行方面到底发挥多大的影响力?目前的实践中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存在很大的模糊。很明显,在分析项目对未来环境的影响时,如果技术上不能达标,则该项目不具有可行性；或者污染治理成本以及运行费用太高,也会导致该项目整体上不可行。但是,建设项目所作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中,环评的约束力只停留在反映项目对环境造成的一般影响及相应的治理措施。
(2)环境成本分析缺失
原则上环境评估须包括环境成本效益分析，即通过项目的环境费用效益分析,比较不同方案的优先性,或者计算出项目实施后的环境污染经济损失,以判断项目环境影响的可承受性和项目的可行性。虽然我国对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早已起步,环境影响制度已经实施了近20年,但是项目环境影响的经济分析始终是个薄弱环节。虽然评价内容也列入了环境影响的经济分析,然而由于缺乏经济分析的标准方法和参数,实际上没有什么实质性进展。对于项目建成之后运行期间,由环境影响产生的成本费用,现在的可行性研究报告都对此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项成本费用是项目现金流的组成部分,会对项目的可行性产生很大的影响,不考虑、不计入这个数字,严重地弱化了可行性研究的科学性、准确性。
2.项目可研中环境影响经济评估的必要性
目前我国现有的建设项目的经济评价中一般从项目本身角度进行财务性分析，而项目的环境影响由环保部门进行，环境影响的经济评估在可行性研究中几乎流于形式中国学术期刊网。以经济效益为目标，而没有考虑因环境影响所带来的社会成本和费用的评价模式，忽略了环境经济外部性，不利于做出正确的项目决策。
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加速时期的中国，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为了解决中国所面临的环境问题毕业论文题目，我国较早建立了投资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规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内容应该包括“建设项目对环境影响的经济损益分析”。但是，目前我国并没有制定出环境影响的经济量化分析的实施细则或技术导则。根据有关研究，环境影响的经济量化分析对完善我国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通过把环境效益、环境损害和环境保护费用纳入投资项目的费用效益或费用效果分析的框架体系之中，有助于实现经济分析所强调的核心效率目标，即要求以最低的成本来实现最优的政策目标。
二．建设项目环境经济评估案例研究
1.案例描述
（1）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巫溪县300吨野生松籽加工生产扩建项目
建设性质：扩建
建设地点：重庆市巫溪县尖山镇大包村（原黄泥村）
（2）产品方案
本项目建成后，可实现年加工松籽2250吨和年产松仁450吨目标，满足重庆周边及国内外市场对天然野生松仁产品的不断增长的需求。
充分利用、挖掘现有的基础生产条件和加工规模，在已有的松籽加工生产线基础上实现设备升级、加大研发力度、改善生产环境，购置包括松籽加工、松仁烘烤、松籽烘干、松仁脱红皮、松仁自动拣选等5套设备和运输车3辆；完成技术转让的引进；完成工厂绿化、给排水等基础设施的改善。
（3）项目效益
经济效益：项目建成投产后，可实现项目增量销售收入3600万元，增量净利润235.67万元，增量投资利润率22.75%，增量财务净现值1387.78万元，增量财务内部收益率41.42%，增量投资回收期3.87年。
社会效益：本项目的建设可直接带动当地农户5800户，2300户农户间接受益，安置农业就业人口200人。农户年均收入增加0.5965万元,人均增收0.376万元。对完善农副产品产业链条，提升种植业和加工产业比重，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具有积极意义。
生态效益：本项目建设实现森林资源合理开发和永续利用，发挥林业建设的生态与经济、社会三大综合效益的结合毕业论文题目，有助于“森林重庆”目标在巫溪的实现。
（4）环境评估
环境影响：该项目对环境的主要影响为项目施工中和项目建成后所形成的废水、固体废弃物、废气和设备产生的噪音等，会对周边环境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开发利用野生松籽，可以提高林业附加值；有效避免成熟松塔落地发芽生长，造成树林过于密集，影响林木正常生长；有利于实现森林资源合理开发和永续利用，促进林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环境治理措施：该项目严格执行建设项目“三同时”制度；项目在施工期间产生的污水和交付使用后产生的废水，基本上不含有对环境污染的有害化学物质；拟收集、处理后排入尖山镇市政工程管网；在施工过程中做好临时的排水沟渠，采取可行有效的施工方案；项目建成后营运期间垃圾或废弃物送至处理场予以填埋处理或回收站循环利用；项目建成后产生的废气也会较少；在项目建成后，也会严格按照《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中Ⅲ类标准，即：昼65dB，夜55dB。项目建设严格执行相应的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在工程建设后期会有计划的恢复。
环境影响评价及审批：经项目区环保部门综合论证认为，该项目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和重庆市的城市总体规划，加工厂选址合理，污染治理措施可行，污染物能达标排放。对于环境的影响在相关规定许可范围内，同意建设该项目。
2.案例解析
案例简介中建设项目基本情况涵盖建设名称、性质、地点、规模、技术方案、建设期限、投资结构、资金来源等，此外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还要做项目的建设背景、基础条件、市场风险收益分析、项目组织管理、投资估算、财务评估和社会效益方面的分析研究。而项目环境评估是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中的一个环节。
案例中建设项目的环境评估是从环境影响、环境治理措施、环境影响评价及审批等三个角度展开，环境影响部分只是针对项目施工中和项目建成后所形成的废水、固体废弃物、废气和设备产生的噪音等，对周边环境产生一定程度影响进行定性描述和分析。并提出若干一般性的措施，集中在项目施工方案及项目建成后营运期间垃圾或废弃物的循环利用等。但是毕业论文题目，环境影响评价的定量指标体系并没有建立，更谈不上实施过程中的操作性强弱问题。
如果项目方案的环境影响不能以货币价值的形式予以量化，就无法采用基于费用和效益量化结果进行分析评价，无法计算诸如经济净现值、经济内部收益率等经济评价指标，对各方案的经济费用和效益进行分析和比较以确定项目的取舍，因而也就无法采用费用效益分析方法对项目建设方案进行经济分析。在这种情况下，应借助于经济费用效果分析方法，对效益不能货币量化的环境影响效果进行定量分析。
三．结论与对策
通过以上对建设项目环境经济评估现状问题的总结分析，在案例剖析的基础上可得出如下结论与启示：现行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中环境成本效益分析的缺失忽视了环境影响评价作为一项可行性因素的影响力,忽略了项目建成之后运行期间由环境影响产生的成本费用,国家在税费征收管理的内容和标准方面有很多空白等。
针对这一现状，在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中纳入环境影响的经济评估是亟需且必要的。如何有效纳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的经济评估不仅是环保观念的问题，更是制度设计的问题，尤其是现实可操作性问题中国学术期刊网。关于现实可操作性，本文提出“路径可行性”，这种“路径可行性”首先体现在项目环境经济评估的应用条件界定和使用方法的选择上。
1.项目环境经济评估的应用条件
经济费用效果分析是指当用于分析的资金有限、信息有限，难以用货币形式计算效益时，可以不考虑效益，只估算所有备选方案的费用，选择费用最小或在一定费用水平下效果最好的方寒。费用效果分析主要用于互斥建设方案的比选。环境所提供的物品和服务的效益无市场交易条件，很难用货币价值估算出来。当这些物品或服务的损失不可逆时，最优的选择就是选取某种方案，使环境破坏所造成的损失最小化。经济费用效果分析的应用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l)待评价的方案数目不得少于两个毕业论文题目，并且是互斥方案。(2)待评价的方案有着共同的目标和目的。如果待评价的各个方案追求的目标不一致，各个方案就没有可比性，费用效果指标也就失去了意义。(3)各方案的费用采用货币单位计算，效果采用非货币的同一单位计算。
2.项目环境经济评估的方法选择
常用的环境成本计算方法包括市场价值法、机会成本法、恢复和防护费用法、影子工程法、人力资本法等。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按对环境造成的损害价值作为计算基础；第二类是以污染后果的消除与损失补救的成本作为计算的基础；第三类是以建设项目的环保设施投资及运行费用作为计算基础。第一类计算基础为众多专家学者所接受，认为其最合乎经济学原理，主要从经济学角度进行环境成本的计量；第三类指标主要针对建设项目的环保设施投入量进行的，技术上最可行，信息处理量不大。综合对比，第一类的环境的损害价值与第三类建设项目的环保投入，在操作上最可行。由于相同的投入所带来的环境效益的不同和消除环境不良影响的成本差异的巨大，所以在项目可行性的论证中容易造成决策重点偏差，影响决策质量。而环境的影响有四大类：生产力、选择价值、健康和舒适性，所以在可行性研究的操作中，可根据项目对环境产生影响的实际情况来选择环境成本的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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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经济学研究方法篇10
关键词：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X-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4-0255-01
我国资源总量丰富，生态类型多样，然而生态环境基础总体比较差，同时由于人口规模众多而且增长幅度大，因此人均资源占有水平并不高，且出现持续下降趋势。此外，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也比较落后。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比较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对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较大的威胁。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中国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的关系和问题就开始引起国家、政府和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在这种背景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于1997年调整研究生专业目录时，在理论经济学的一级学科下设立了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二级学科，并列入研究生专业目录。这一学科的设立，扩展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和领域，将人口、资源与环境要素共同纳入经济学家的视野中，来重新构建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是一个重大的创举，对于中国的未来发展乃至全球的可持续发展，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自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设立以来，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在该领域已经取得了一大批科研成果，学科点几乎遍布全国各重点院校，学科队伍迅速壮大，这一切都说明了该学科这些年来的昌盛和繁荣。然而，由于学科建立时间短，学科跨度大等多种原因，到目前为止，许多关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包括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基础理论、学科性质、研究内容等还都没有形成共识，尤其是作为理论经济学的分支，目前本学科的发展缺乏经济学的范式，也未能得到主流经济学学界的重视和积极参与。这些问题的存在，非常不利于该学科的进一步健康顺利发展。
本文在对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的基础上，对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这门新兴学科进行了浅显的分析和探讨。
一、当前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对研究对象的认识不统一，且很少体现出经济学的特色
关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概括起来学术界主要有这样几类：（1）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口与资源、环境及其相互关系，或者研究经济过程和经济发展中的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总之是将人口、资源与环境三者关系作为研究对象。（2）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研究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上述关系中将经济纳入相互关系的研究中。（3）认为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可持续发展，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就是可持续发展经济学。还有其他一些表述，不一一详述。
总的看来，目前学科关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表述，还没有形成一个基本统一的认识，而且严重缺乏经济学特色和范式。
（二）学科体系不严谨且缺乏整体性
从目前已经出版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教材和著作来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体系所包含的内容可谓是五花八门，由于在上述基本问题上的认识尚不统一，因此在其研究内容上也存在非常大的差异。由于学者们的研究背景和基础不同，以及对人口、资源和环境经济学学科对象的认识不统一，因此在研究体系构建上差异极大。一些学者建立的体系，绝大多数内容是属于环境经济学或者资源经济学的内容，增加了少量的人口学或人口经济学的内容；也有一些学者是在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之外增加了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更有学者的体系干脆就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体系一致。绝大多数学者的研究体系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点：即缺乏一个建立在经济学基础上的相对统一的学科体系，而是把人口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和资源经济学以及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几门学科硬性捏合在一起，进行简单加总，没有很好地融合在一起。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把一个统一的学科割裂开来。
（三）缺乏应有的基础理论支持
任何学科的形成，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理论基础。但是从目前来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除了借用已有的人口经济学、资源环境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中的各种现成理论，没有自己本学科独有的理论。或者在各学者所建立的体系中，有意识地忽略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四）相关研究成果数量庞大但质量不高
目前市场上已经出版了近10本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专门教材或以此冠名的著作。而相关的研究著作与论文无法计数，因为本学科涉及领域特别宽泛，很难分清楚哪些是真正属于本学科的研究成果。总之，围绕着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是非常多的。但从研究的内容上看，可以发现，大多数研究对问题和现象的描述多，理论分析少；定性研究多，定量研究少；社会学、系统学角度研究的多，经济学角度研究的少。很多相关研究还停留在对一些学科基本问题的研究上，或者对一些现实问题的描述性分析上，难以体现出这样一个高度综合，横跨文、理的学科所应该具有的水平。
二、对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浅显分析和探讨
（一）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发展，必须进一步纳入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框架将其统一起来，该学科才能得到顺利健康的发展。需要有更多经济学、人口学、资源与环境学领域学者来共同协作，将其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对中国和世界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的学科。
（二）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可以用经济学的理论加以抽象，以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和矛盾为研究课题，从人口与环境资源的共性加以抽象，将该学科的研究对象表述为“研究在可持续发展系统（而非传统的经济增长）中人口、资源与环境稀缺性资源的合理调配（或配置）的学科”。这样的表述，既符合经济学的惯例，同时又能充分体现人口、资源与环境关系与问题的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的复杂性和关联性，并具有超越传统经济学的更广阔的视野。
（三）采用经济学的外部性基本理论，对人口与环境的关系与矛盾加以分析，不仅是可行的，也是该学科今后逐步纳入主流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途径。
（四）采用微观经济学中的成本效用基本分析手段，对人口资源环境关系与矛盾问题进行分析研究，也有着广泛的前景。
当然，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经济学角度和视角远非这几个方面所能囊括的。重要的是，我们怎样将经济学基本概念、基本视角以及分析方法，借鉴到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关系和问题分析中去，这应该是本学科需要做出极大努力的方向。而且，将人口、资源、环境等作为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共同引入经济系统之中，这不仅是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发展趋势，也将带来宏观经济理论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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