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对封建社会的影响篇1
关键词儒家思想影响意识形态
儒家是古代诸多思想学派之一。它的创始人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孔子。儒家思想的出现打破了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由“学在官府”到“私人讲学”的转变，使得传统文化教育能够传播到整个民族。正因为这样，才导致了儒家思想有了强大的民族群众基础，对旧时代的整个社会而言，儒家思想已深入人心。儒家思想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极为复杂，其内涵也极为丰富。在早期，儒家思想是由封建皇权逐步发展出的基础理论和思想，即讲大一统、讲君臣父子和讲华夷之辨。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礼乐，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儒家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影响。
一、儒家思想的变迁
儒家思想起于春秋战乱年代。中国文明史经历了夏、商、周的近1700年之后，由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
（一）儒家思想的兴起
早在汉武帝之前，秦朝、汉朝都是以法家思想为政权的统治思想。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加之汉字尚处于雏形，不具备准确表达的功能，正统的儒家思想已基本消失。
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调以儒家思想为国家的哲学根本，杜绝其他思想体系。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从此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研究四书五经的经学也成为了显学。此时，孔子已死百余年。董仲舒在具体的政策上将道家，阴阳家和儒家中有利于封建帝王统治的部分加以发展，行成了新儒家思想。
在汉代的儒家思想普及过程中，很多社会问题得到解决。儒家思想倾向于施用仁政管理国家，政治家们以此为根据，限制土地过分集中，建立完善的道德体系。提出了包括“限民名田，以澹（瞻）不足”，“三纲五常”，等政策。
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断于法”，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经过秦、西汉初年的治国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在动荡年代，军阀割据，难以用儒家路线实行全国大一统，而法家路线却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在动荡结束之初，人口凋弊，生产破坏，应该实行道家无为政治，与民休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国家稳定，走上正常运行轨道之后，不能再实行严刑峻法的暴力统治，而以儒家路线为宜。三者之间表现出了互相融合趋势。
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线为基础，以法家路线为辅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从此以后，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辅助，以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的治国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国古代的国情，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奉行不变的治国圭臬。
（二）儒家思想的变迁
汉朝以后，历朝历代四书五经被无数次修订，孔子原作已面目全非。儒学在魏晋时期演变成玄学。唐代政权基本上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但是也渗透了道教和佛教。宋代时发展为理学，尊周敦颐、程颢、程颐为始祖，朱熹为集大成者。后取得官方地位。现在所说的儒家思想，绝大部分来自宋朝的文献。元明清时期，科举考试都以朱熹的理学内容为考试题目，对思想产生了很大的束缚。直到才取消了儒学的统治地位。
二、儒家思想对后世的影响
儒家思想的重要社会影响在与它为封建统治阶级创造了整套治理国家和社会的理论思想体系，并让中国的统治阶级成功的应用于中国的社会国家治理实践获得了封建社会统治中国二千多年的光辉人类发展社会史，这在全世界范围内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也是中华民族以前现在和将来屹立世界的根本所在。
儒家思想精髓不在于其治国理论学说，封建制度只是封建社会的思想外壳，儒家思想精髓在于它的社会伦理思想，正是封建社会伦理观从国家统治阶级的高度期望出发将人们生活现实中的行为规范用通俗的语言--道德意识规范起来，让农民成为社会道德思想的奴隶，而这种封建伦理观作为封建统治阶级上层建筑社会意识中的最广泛影响治理社会群众基础的核心，从而完成对国家社会双重治理的理想效果。
儒家思想在东亚各国都有广泛的影响。在韩国和日本，伦理和礼仪都受到了儒家仁、义、礼等观点的影响，至今都还很明显的。在韩国，信奉各种宗教的人很多，但是在伦理道德上却以儒家为主。
儒家学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儒家经典不仅是思想统治工具，同时也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保存了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儒家学说不仅在中国，在东亚世界也占有重要地位。儒学和汉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样，很早就传播到周围国家，并对那里的思想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儒家对封建社会的影响篇2
关键词：儒学 法律思想 司法实践
一、儒学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
(一)对法律指导思想的影响
先秦时儒家的法律思想基本继承和发展了西周以来“礼制”和周公的“明德慎罚”思想，提出了一系列维护礼治，重视人治的法律观点。最为重要的是孔子提出了“仁”的观点，基于此呼吁“为政在人”“德主刑辅”的观点。随着历史的发展，儒学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其“德主刑辅”的法律指导思想一直保留着，从汉朝“大德小刑”到唐朝“德刑并用，以德为主”再到明清“明刑弼教”，中国的法律精神自然和谐，以人为本是没有变化的，这也是其区别于西方法律思想的鲜明特征。
(二)对法律制定的影响
1．在刑法上
中国传统法律步入封建社会尤其是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后，根据德主刑辅的原则，刑法原则基本上秉承了“恤刑慎杀”的指导思想。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废除肉刑，这是儒家人治对法律的具体影响。此外，刑名的减少，封建制五刑的确立和不断完善，以及加役流，死刑复审的创立无不闪耀着当政者以民为本的儒学思想。
儒家法律思想对古代刑法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其家庭本位的观点对使古代法律伦理化。孔子从“亲亲”的家庭主义原则出发，提出了“父子相隐”，这不仅是引礼入法的表现，也深深影响了后世的刑法适用与诉讼。从以后的封建法典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带有明显亲情原则的刑法规定，如“亲亲相隐”“存留养亲”“宽纵复仇”。此外，这种法律思想还体现在男尊女卑对法律适用的影响以及爱护老幼的人本色彩。
2．在民事法律中
中国古代的民事法律一向不发达，这与儒家主张的息讼有很大关系，但儒学还是深刻的作用着传统民法的发展。孟子是儒家学派中对法律与经济关系把握最好的。他提出的“薄税产”“制民之产”，告诫统治者不要暴敛，重赋。后世的明君都把其作为民事的基本原则和富国之策。
儒家思想毕竟是与封建大一统相适应的，在具体的民事法律关系中也要维护封建统治者的利益。具体到土地所有制度上就是坚决贯彻地主土地私有制，并制定严格的户籍赋税制度。本着重农抑商的原则，在商业发展中也有大量限制。即使在封建社会最为发达开放的唐朝，集市也只能在固定的地点，固定的时间开放。在婚姻继承制度上，女人的地位也低于男人，这种状况一直没有改变。
3．关于行事法律
中国的官僚制度是封建法律的特色，其本身却饱含了儒家的特色。从选官制度看，汉代举孝廉强烈的体现了儒家重孝对社会的影u向，而魏晋的九品中正制也是儒家重门第，区分，维护封建等级制的表现，隋唐后科举的出现不仅体现了儒家“为政在人”的思想，科举其本身也促进了儒学的发展，巩固了儒学的统治，因为国家以儒学考生，举人都是因儒学而致世。而在为官之上，儒学影响也颇大。举例来说，官员的品级不论多大，父母去世都要弃官守丧，否则有悖伦常，遭人谴责。连明朝首辅张居正也不例外，其不为父守丧虽有皇帝夺情，也不免他人非难。
(三)对法律解释和司法实践
1．在法律解释上
儒学并不是一开始就获得统治地位的，其在法律上的确立经历了很多过程，而其中法律解释的发展发挥了关键作用。我们知道一种学说成为法律思想，不单单是一部法律就能达到的，它必须通过解释使大多数人了解，接受，并通过此使法律更好的适用于实践。儒学在汉代确立后，就是通过以经断律和以经注律使儒学法律化，再经过后世纳礼入律最终到《唐律》一准乎礼，法律的儒家化告成。
2．在司法实践中
儒学对司法实践影响的最大体现就是《春秋决狱》，将儒家经典直接作为律文案例指导实践。此外，儒家思想讲究天人合一，运用到司法实践中，从刑狱时令到灾异赦宥，都有浓厚的对自然与和谐的考虑。另外，秉承儒家一贯的等级观念，封建法律大多都规定了特权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也遵循着不平等的原则。而且行政与司法不分，这也是中国传统法律的一大特色。
二、儒学对中国传统法律影响的利弊
儒家思想对中国封建法律的积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它向来主张“礼主刑辅”，使法律与思想教育，道德感化紧密结合，并且儒家主张阿“礼乐刑政”并举，这些对我们今天建设自己的法律体系都有深刻影响。而且儒家一直教导人们经世致用，有一种“天下为公”的无私精
[1] [2]
神和“先忧后乐”的奉献精神，这些都是我们应当继承的瑰宝。
诚然，儒家思想不可避免的有其消极的一面，比如其思想上的保守与落后，以及它对法治精神的极大破坏。其表现最为明显的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它导致了人们对法律的轻视和对诉讼的惧怕。礼教为主，法律为辅，人们往往崇尚礼节，鄙视法律，尤其是诉讼。而畏官，畏法也常常使人们不敢为自身权利诉诸法律。其次，它是导致中国封建民法不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儒家的影响，中国没有独立的民法典，民法附于刑法，而民事法律关系由礼来调整，一旦触犯了礼就科以刑罚。
儒家对封建社会的影响篇3
一、儒家思想概述
（一）儒家思想的产生与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天下大乱，为了救世，思想家各自提出了不同的政治主张，自由争鸣，形成百家（主要包括儒家、道家、法家、墨家、阴阳家、纵横家等）。儒家的创始人是孔子，他整理了古代优秀文化遗产，深入研究历史与现实的政治问题和文化问题，提出了“仁”的概念，构建起了儒学的思想理论体系，创立了儒学。孔子的思想以“仁”为核心，在政治上主张德治，“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儒家所提出的仁政等主张无助于当时社会的统一，不能适应新兴地主、诸侯当权者和当时社会环境的需求，导致先秦儒家思想在当时备受冷落。而到了秦王朝，由于秦王朝的历史传统重视法家思想，儒家思想一直不受重视、受到排斥，设置出现了“焚书坑儒”的政策。董仲舒是先秦儒学的继承者和汉代儒学的奠基人，他提出了大一统论、天人感应和独尊儒术的观点。朱熹是宋明儒学的集大成者，他以天理观作为理论基础，继承了北宋程颢、程颐的理学，完成了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他认为，理是世界的本源，“理在先，气在后”，这种理具有道德属性，是封建道德的根本原则，也是自然界的基本原则。他政治上主张沿用传统儒学，提出了为政以德的仁政思想。宋明儒学以后，儒学又出现了新的发展。
（二）儒家刑法思想的主要内容
1、德主刑辅
儒家认为治国有两种方式：一是以法治国；二是以德治国。孔子是“德治”的极力提倡者，认为“德化”、“礼教”是根本。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德治即为礼治，孔子之所以如此重视礼治，这与其受西周的礼仪制度的影响不无关系。当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有了国家以后，统治者阶级即奴隶主阶级根据其统治意志和利益，他们都是以礼为治，以刑为用，相辅相成，以巩固其阶级统治的。春战国时期，社会动荡，礼崩乐坏，是我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孔子在总结西周礼仪制度的基础上主张恢复西周的礼仪，以恢复社会的安定秩序。
2、恤刑慎刑
孔子主张德主刑辅，以德治国。由“德礼优于政刑”的思想必然引申出儒家的恤刑慎刑思想，使道德教化成为首先选择的治理社会的手段，使之能禁犯罪于未萌，将预防犯罪作为社会控制的重要环节，对于犯罪的惩罚也应有德的准则，不能一味的酷杀，而应谨慎使用刑罚，做到罚当其罪。孔子说：“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孟子继承孔子的思想，认为“无罪而杀士，则大天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汉代大儒董仲舒则鉴于秦王朝单纯用法家思想治国而亡的历史教训，主张“省刑薄赋；以宽民力”。
3、先礼后刑，重礼轻刑
儒家认为“礼禁于未然之前，法禁于已然之后”。孔子对西周的礼仪制度非常推崇，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把实行礼治看作是救活时弊的治世良方。他说：“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同时，孔子并不反对对老百姓适用刑罚，但他认为“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也就是说，国家不兴礼乐，那刑罚就不能合情合理；刑罚不恰当，老百姓就会无所适从，连手脚放在那里都不知道了。可见孔子是反对单纯以刑罚作为治理国家的手段，而是把实行礼治作为治理国家的最高原则和根本方法。荀子认为，礼和法相比，礼居于主导地位，法则居于从属地位。他说：“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以生而制法度。”
二、儒家思想的法典化进程
儒家思想的法典化进程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先秦时期儒家思想的法典化、汉朝时期儒家思想的法典化和唐宋明清时期儒家思想的法典化。
（一）先秦时期儒家思想的法典化
儒家思想肇始于孔子，经孟子、荀子等人的进一步发展，其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即先秦时期。但是在这一时期，社会动荡，各诸侯为了扩大领土群起逐鹿，正所谓“春秋无义战”，即使孔子周游列国进行游说劝说，对于当时的社会纷争也无能为力，“为政以德”的政治主张在当时社会纷争、兼并战争频发的背景下是不可能实现的。
众所周知，秦国一贯奉行法家路线，秦制起于商鞅。公元前356年，商鞅接受了李悝的《法经》，入秦变法，改法为律，颁行秦国，是为秦律。在夺得政权后，秦始皇不懂得马上的天下，而下马治天下的道理，未改变一贯的统治方法，居功自满，二世而亡。秦王朝的短暂而亡，宣告了法家理论的彻底破产。
（二）汉朝时期儒家思想的法典化
汉武帝时，大儒董仲舒以孔孟儒家思想为主，兼采各家有利于封建统治的思想，建立了一整套适应汉王朝封建统治需要的新的儒家学说。
董仲舒以《春秋》经义附会西汉法律规定，制定了《春秋决狱》以作为判案量刑的一种刑法制度。为了维护“三纲五常”的封建宗法秩序，宣帝时下诏：“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坐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这是孔子“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思想的法律化。为了推行儒家以“仁孝治天下”的思想，汉章帝制定了《轻侮法》。该法规定父亲被人侮辱，儿子为报父仇把人杀了，也要恕免死刑。由此可见，儒家思想对统治阶级的影响之深。
自从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以后，儒家学说就成了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
（三）唐宋明清时期儒家思想的法典化
汉末以后，学术上造诣最深、影响最大的是朱熹，他汇集前人的理论和研究成果，完成了对儒学的新发展。他以天理观作为理论基础，继承了北宋程颢、程颐的理学，完成了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由于程朱理学的思想严密完整，有利于维护封建专治统治，因此成为元、明、清三代的官方哲学。陆王心学强调主观意志的作用，曾产生过重要的社会影响，在明中叶以后的一段时期达到鼎盛。
三、儒家刑法思想对中国古代刑法的影响
儒家刑法思想对中国古代刑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犯罪成立条件伦理化
由于儒家思想是维护封建统治关系最基本的思想基础，因此一切有悖于儒家礼义的行为均被视为危害封建统治和社会秩序的行为，为法律所禁止，伦理道德是刑法的重点保护客体。律有时迳以单纯违背道德的行为为犯罪，如亲属被杀而私和，违律为婚或收养，负债不还，服丧违法，居丧嫁娶，父祖及夫被囚禁而作乐，上书奏事犯讳，立春后秋分前决死刑。虽非如此，罪条亦具有浓厚的道义性。
2、亲亲相隐制度的确立
亲亲相隐是对一定范围的亲属之间的相互隐匿犯罪的行为不予追究的一项制度。亲亲是中国古代家族伦理的一项重要内容，亲属之爱是中国古代社会一切关系存在的基础，任何规范制度都不能背逆这一根本。亲亲相隐虽然就个案来说是对国家司法权的侵犯，但追究其精神实质却是在维护伦理纲常，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起到维护家庭稳定，促进封建社会和谐发展的作用，同时有利于统治者用儒家伦理的思想来恩泽百姓，争取民意，巩固王权的权威，儒家伦理家庭本位，亲属一体的观念通过“容隐”的规定被法律化了。
3、存留养亲制度的适用
存留养亲也是基于血缘伦理而产生的一项刑罚制度。所谓存留养亲制度，即对于罪至死流刑的独子，若其所犯非十恶之罪，而其祖父母、父母老疾，家无期亲在丁的则可免去死流刑，让其在家中养亲祭祖。儒家传统思想注重子孙对尊亲的生养死祭，独子犯罪，一旦被处死或远流，则不仅不能供养双亲，而且从此切断了自家祭祀的香火，实乃有违儒家伦理纲常。出于家族伦理的考虑，古代官吏在对独子执行死流刑时，都尽可能的兼顾伦理的需求。存留养亲制度在北魏正式确立，之后的历朝法典也都设置了存留养亲制，以之协调国家主义与家族伦理的冲突。
纵观我国古代刑法，一方面道德具有等同于法律的权威，道德被法律化。另一方面，法律规范同时也发挥着道德的职能，法律被道德化。中国古代刑法是被儒家道德伦理所支配的伦理刑法已成为大家都认同的事实，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古代刑法在中国持续了几千年，也曾影响了世界几千年，虽然它有许多不可避免的缺陷，但是，儒家学者倡导的重视教化、礼刑并用、慎刑恤刑等一系列刑法思想，对当代中国预防惩治犯罪仍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周桂钿著.中国儒学讲稿〔m〕.中华书局，2008年第一版
[2]马秋丽、张德苏著.儒家思想导论〔m〕.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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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对封建社会的影响篇4
关键词：法律儒家化；礼法融合；影响
自儒家思想得到汉官方的承认，它就成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它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道德价值评判。儒家思想是深深植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土壤，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已成为人们的信仰。
一、中国法律儒家化的特点
（一）引礼入法，礼法结合
在儒家精神内涵中，礼与法是相互融合与渗透。而在法律儒家化的过程中，法的内涵中也融入了礼。之所以在法律儒家化的过程中礼法能够结合，正是因为礼的等差性和法的特殊性是一致，两者能够融合互补。
（二）国家权力本位，维护皇权至上
古代礼法的制定都体现了皇帝的意志，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权威。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从“重罪十条”到“十恶”的确立，体现国家权力本位，维护皇权至上。这十种犯罪是：“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恶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义，十曰内乱。”
（三）官僚贵族司法特权法律化
中国古代以成文法形式肯定了不同阶层在法律面前所处地位是不同的，由此确立了不平等原则，它代表的是贵族官僚的特权。如增加范围为官僚特权的“八议入律”和请、减、赎以及官当，更高权限随着地位的越高也逐渐增多。
（四）维护宗法伦理道德
宗法制度源于西周的礼，在秦汉成为宗族制度，明清以后变为家族制度。以血缘为纽带，以亲属关系、等级制度为核心，由此决定了血缘的尊卑，身份的贵贱，权力和财产的分配。
（五）重和谐，轻诉讼
古人认为进入诉讼会破坏人们之间的和谐关系，对自己产生的不利影响大于通过诉讼帮自己解决问题带来的效益。由于中国社会是熟人社会，等级差序，天人合一思想而且宗法性强以及司法制度与司法黑暗等都为无讼，轻诉讼提供支持。在古人的眼中，任何行为都不能与天道相违。对社会秩序的和谐追求是与天道的遵循相一致的。
（六）重视孝道
自己的亲属犯罪允许其包庇藏匿而法律不予处罚的制度。在“孝”中五服制罪的观点以及在供养父母时的存留养亲。
（七）宽仁慎刑
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允许包括父母子女、祖父母孙子女、夫妻甚至同居（同财共居）在内亲属间相互包庇藏匿犯罪者，且法律对其不予处罚。无论是从老幼犯罪可以减轻或免除刑罚，还是从自然伦常关系出发，对亲属的隐匿行为从宽处理，这些都是儒家思想中“宽仁”对法律的渗透。
（八）重刑轻民
这与汉武帝后“外儒内法”法家思想的主流地位是密不可分。儒家伦理约束着皇帝至百姓人群，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出礼则入刑”，很多本属于的民法，行政调整范围的内容也被列入刑法典中。
（九）德主刑辅，综合为治
法律儒家化后，更重视儒家“仁”的思想，在立法指导思想上倡导德主刑辅，把法与道德结合起来，纳礼入律到礼法并重到礼法完全结合，治理国家的手段上已经不分彼此了。
（十）法律的不完全成文化，不规范化
礼是不成文、任意的、也没有严格的规范；而法律是标准化、成文化、强制性，自礼法结合之后就导致一个不成文的法律，又通过成文形式，非标准化效果呈现出来。
二、法律儒家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一）积极影响
（1）礼法的高度结合，使得存在于法律与儒学之间的矛盾得到调和，两者的协调发展得以实现。在一定程度上，随着儒家思想对人们的渗透，使得人们更容易认可封建社会的法律。
（2）封建统治者借助儒家文化，发挥儒学价值在维护统治秩序方面的作用。在民间家族统治中，儒家思想的渗透不可不说是全面的。对民间适用的法大都以默认或肯定的形式予以确认，利用它来安定社会，以促进天理、国法、人情三者的最大限度地结合。
（3）儒家思想中“先天下之忧而忧”、重视气节、讲求修养、发愤图强等对增强人们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爱国节操，促进国家的繁荣具有重要作用。
（二）消极影响
（1）法律儒家化使得人情在司法审判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虽然法律往往是以强制性规范的面目出现，但其仍然要受到天理、国法、人情的约束，此现象在封建社会中并不少见。甚至有时当天理、人情与国法发生严重冲突，官方往往会遵从人情，暂屈国法，法律就这样在人情的笼罩下苟延残喘。
（2）在封建社会产生的等级特权思想的影响下，使得法律明文规定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有时在现实中得不到贯彻，比如：因受到特权例外的影响，会出现有罪被判无罪，应判重刑的被判轻，应判死刑的被判无期。
（3）在儒家“无讼”思想影响下，造成了中国古代司法道德化。于汉形成的“无讼”文化，由于它强调对“无讼”的形式上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人们对正当权利的追求。直至现在还有许多人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家丑不可外扬，放弃司法诉讼，使自己的权力得不到救助。
三、儒家文化对当今社会借鉴意义
（1）在中国证人制度改革方面，亲属相隐制度有其借鉴价值。现在强调犯罪嫌疑人亲属承担作证，一方面会导致亲人间感情的决裂，也容易背上绝情冷漠的舆论压力，使其无地自容，进而造成亲人间的不信任，影响家庭、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也会使法律被束之高阁，降低法律的权威。现代许多国家的近亲属强制提供不利证据的义务已经被法律免除。
（2）在中国缓刑制度改革方面，存留养亲制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它所蕴含的“孝”的观念仍是现代社会所提倡，使人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一方面可以使孝的儒家传统的美德得到切实的落实，人人都能尽到孝；另一方面可以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减少一部分对社会上老年人的生活的补贴，使这部分的财务用于其它更需要的方面。而且它也使中国法文化更具有亲情味。
参考文献：
[1]陈金全，王世荣.中国传统司法与司法传统（上）[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美]德克.布迪，克拉伦斯.莫里斯.的法律[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儒家对封建社会的影响篇5
一、儒家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演变
春秋时期创立。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思想核心是“仁”，主张以爱人之心调解与和谐社会人际关系；主张以德治民，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统治者要爱惜民力，取信于民，正身律己。还主张政治上逐步改良，可以“损益”旧的章法，历史是不断演进的。主张“礼”维护周礼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儒家文化后来发展为中国古代正统文化。
战国初步形成和发展。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代表，发展了孔子的学说。政治上主张施行仁政，并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主张“政在得民”，反对苛政，反对统治者“虐民”“暴民”；主张给农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农民的劳动时间，宽刑薄税。同一时期具有唯物思想的荀子提出“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以水喻民，以舟喻君，强调民心的作用。
秦朝遭受灭顶之灾。韩非子专制集权的主张适应秦统一的需要，秦朝专崇法家思想，打击儒学。针对儒生主张实行分封制，打击郡县制和指责秦始皇的言行，秦朝“焚书坑儒”使儒家学说遭受沉重打击。
两汉时期儒学被改造而处于统治地位。西汉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学。其核心是“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并提出“大一统”思想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之适应封建中央集权的需要，得到汉武帝的采纳。于是独尊儒术，兴办私学。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但是东汉前期，唯物思想家王充首先反对天人感应说，对神学展开深刻批判。此时的儒家思想与先秦的儒家思想不同。它吸收了法、道、阴阳家等思想，尤其是特别强调法治，把儒、法两家糅合为一体，更有利于地主阶级的统治，这种统治思想一直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推广。
东晋时期被利用。葛洪结合儒家思想改造道教，宣扬采药炼丹，长生不老，使道教变成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宗教。
唐朝快速发展并外传。唐太宗尊儒学为国学加以推广。如兴科举，增加考试科目，明经科，主要考经义。以儒为师，大办学校。此时儒学影响国内外，尤其是东亚地区的新罗和日本的各级学校都教授儒学。可见儒学不仅成为汉族的正统思想，也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主流思想。
宋朝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成熟。北宋王安石变法改革科举制度，废除死记硬背的明经诸科；整顿太学，重新编纂教科书，《三经新义》作为太学主要教科书，内容为儒家经典。南宋的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继承了北宋哲学家程颢、程颐的思想，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发展成为新儒学――程朱理学是宋代主要的哲学思想。其核心内容是“理”为宇宙万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气”只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材料，是第二性的。他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认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实际上是为封建等级制度辩护，即注重依据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行。
明朝儒学地位空前加强且儒学走到极端。为了严厉控制士人的思想，创立了八股取士制度，规定科举考试仅从儒家的四书五经中命题，不许发挥个人见解，使儒学的地位空前加强。明中叶的王阳明反对朱熹把心与理视为两种事物的观点，创立与朱熹相对立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心学。理学由客观唯心主义向主观唯心主义演变，说明它已经走到极端。明朝后期的进步思想家李贽指责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否定孔子是“天生圣人”，反对“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李贽是我国反封建思想的先驱，带有民主性色彩。
清朝，儒学遭受批判和被利用。清初出现了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进步思想家对传统儒学的批判。如：黄宗羲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激烈批判，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反对重农抑商。其思想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对晚清民主思潮的兴起也有一定的影响。顾炎武强调“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主张把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力图扭转明末不切实际的学风。著有《天下郡国利病书》，目的在于批判理学，反对君主专制政治。王夫之，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认为“气”是物质实体，“理”是客观规律；提出“气者，理之依也”和“天下惟器”的唯物主义观点，对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给以批判；他还提出“静即含动，动不舍静”，否定理学家动静的形而上学思想，用发展观点看待历史，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他提出在政治上要“趋时更新”。王夫之的思想闪烁着革新的光芒。当然，此时的儒学也被介绍到西方，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人物伏尔泰特别推崇中国的儒家思想，在其著作中进行过专门论述并大加赞扬。晚清，农民阶级洪秀全吸收儒家大同思想将其与西方基督教义和农民的平均主义结合起来，创立了拜上帝教的宗教理论号召清政府。十九世纪末，资产阶级维新派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把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与传统儒家思想相结合，宣传维新变法的道理，将儒家思想赋予了新的内容。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的诏书废除八股，改设策论，但很快被慈禧废除。但1905年清末新政中终于废除了八股取士，清政府在世界民主潮流的冲击下对自己的统治思想及其手段进行反思和修缮。
中华民国时期儒学的正统地位受到严重动摇。民国初年，袁世凯大搞尊孔复古，陈独秀等人掀起新文化运动。这些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认为儒家伦理道德阻碍了民主科学的实现，儒家思想维护君主专制制度，必须摧毁。于是，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儒家思想，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彻底否定儒家思想。新文化运动严重动摇了以儒学为代表的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但儒学的统治地位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居于主导地位，儒学的统治地位被彻底。“”时期，由于采取极“左”政策，先后进行“破四旧”、“批林批孔”等，儒学再次受到猛烈批判，影响进一步减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思想界对儒家学说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肯定它包含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思想的主流，同时存在许多封建落后的内容。
二、儒家思想在历史和现实中的积极作用及世界影响
儒家学说对巩固封建统治，维护国家统一发挥过重大作用。儒家思想提倡的大一统思想，对维护安定统一的社会状况和推进祖国的统一大业具有极大的现实指导价值。
儒家思想的“仁”、“仁政”、“以德治民”等观点，有助于防止暴政，使统治阶级缓和对农民的剥削压迫，有利于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这种民本思想对于今天的“三农”问题的解决有一定参考价值。
儒家的“仁义”、“孝”等观点，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的道德伦理观，对于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建当今的和谐社会有重要作用。
儒家教育思想，如：“温故而知新”、“因材施教”等对我国古代和现代教育，人才培养有积极作用。
儒家思想渗透到我国文学、艺术、科学等各个方面，对我国文明的进步，传统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的儒家思想在世界上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是中国文化的象征，在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不仅被启蒙运动的领袖人物伏尔泰大加赞扬和介绍，今天东亚、东南亚一些国家仍被广泛推崇，新加坡甚至用儒家思想来治国。
儒家对封建社会的影响篇6
关键词：汉代；法律原则；法律儒家化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297（2008）07-050-02
一、儒家思想源于周礼，正位于西汉
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之正统思想始于西汉。但儒家思想本身起源于周代的周礼，其真正提出者是春秋时期的大思想家孔子。西周建立后，统治者为了对自己“犯上作乱”找到合法根据，便提出“革命理论”。用“天命”“天罚”的思想维护自己的统治。并且得出要敬天保民，明德慎罚。国家在政治上实行宗法分封制度，就是“以宗为法”或“因宗为法”的制度，以“宗”的关系为纽带的政治法律体制，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组织与国家组织一体化，以保证血缘贵族世袭统治权力的政治制度。在思想上，周公制礼成为整个社会予以遵守的规范。从礼义，礼法到礼仪，周礼的内容既是等级社会的政治准则，也包括社会的道德规范和各项制度。周礼的实质是统治者维持宗法等级社会秩序的工具。从周平王东迁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政治权力重心逐渐下移。思想领域的天赋神权观念已经动摇，反映并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也已崩溃。代表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孔子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希望恢复周代以礼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儒家思想经过孔子，孟子，荀子的发展和扩充，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理论，即以宗法血缘伦理为中心，以礼乐教化为根本，强调“为国以礼”的礼治，“为政以德”的德治，“为政在人”的贤人政治。而作为儒家思想核心的“仁”归根结底应为讲求贵贱、长幼、亲疏、尊卑之间的差别，讲求“爱有差等”。
然而，儒家思想并不为当时企图夺取政权而一统霸业的统治者所看好。秦朝建立后，秦始皇继续沿用法家的重刑思想和依法治国的理念，完善与强化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短暂的秦朝灭亡后，西汉统治者特别注意吸取秦亡之教训。汉初时，国家采取“休养生息”，“清净无为”的黄老思想，力图减轻人民的负担和恢复生产。至汉武帝时，汉王朝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强大。武帝已不甘心再用“无为”的思想统治国家。以董仲舒为首的思想家倡导的儒学独尊受到武帝的重视，随后的“春秋决狱”“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学成为朝廷之官方哲学。汉代即成为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开端。此时的儒家化已不单是前秦时期的纯儒家思想而是融合儒家、法家和道家思想为一体的外儒内法思想。
二、汉代法律原则的儒家化表现
（一）汉代法律原则的内容
要分析汉代法律原则的儒家化表现，笔者以为首先应明确法律原则的概念。根据学界的通说，法律原则是法律的基础性真理、原理，或是为其他法律要素提供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原理或出发点。法律原则对法律的制定和理解法律规则具有指导意义。③虽然汉唐的法律原则在当时并非存在，而只是散见于各种文书中，但其是在思想上指导统治者的立法，可以反应统治阶级对法律的价值取向。
根据学者的总结和归纳，汉代法律原则包括：（1）君亲无将，将而必株（2）矜恤老幼妇孺（3）亲亲得相首匿（4）原心论罪（5）官僚贵族有罪先请（6）从严治吏（7）罪无正法不合致纠（8）法不溯及既往（9）已赦之罪不再究（10）自首者减免其罪（11）保辜论定罪（12）诬告反坐。
（二）汉代法律原则的儒家化表现
根据汉代法律原则的性质，我们可以明确前六条法律原则是关于制度性或实体性的，而后六条法律原则是关于技术性或程序性的。
对于前六条实体性的法律原则，我们又可以把其主要分为三方面。
1、关于保护皇权的法律原则
“君亲无将，将而必株”是该类法律原则的集中体现。意思是要格外注重保护君权，注重尊君。《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之《贼律》规定：“谋反者，皆腰斩；其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又规定：“伪写皇帝信玺、皇帝行玺，要（腰）斩以匀（徇）。”法律的规定充分表现国家对皇权的高度维护。而在儒家思想中，与儒家思想中的“尊尊”相暗合。同时，也反映了儒家思想关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想伦理秩序。
2、关于保护封建等级制度和宗法家族秩序的法律原则
包括：“亲亲得相首匿”、“官僚贵族有罪先请”，前者意思是法律允许一定范围内的亲属之间可以包庇犯罪。汉宣帝地节四年下诏曰：“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可见，国家是从人们的天性出发，考虑到不能因为外在原因而强制剥夺亲属间的诚爱。如果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告发亲属的犯罪事实，就会使整个家族的伦理道德沦为虚无。这也充分体现了孔子的“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的伦理思想。
“官僚贵族有罪先请”的法律原则强调官僚贵族在法律上的特权，其来源于周礼中的“刑不上大夫”，当时这一思想主要指大夫以上贵族有体面地接受司法审判和体面地适用刑罚的特权待遇。汉代时，发展该思想并通过立法确定了“官僚贵族有罪先请”这一法律原则。高宗时曾下诏“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请之”。后来不断扩大特权等级上请的范围。至汉光武帝时诏“吏不满六百石，下至墨绶长相，有罪先请”总言之，两汉时期公侯其子嗣和官吏俸禄在三百石以上的在法律上都享受有罪“先请”的特权，凡经上请，一般都可以减刑或免除处罚。《荀子-富国》中说：“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汉代这一法律原则充分体现了儒家思想所倡导的社会等级制度。
3、关于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社会道德正义及一般公平理念的法律原则
主要包括（1）矜恤老幼妇孺。汉惠帝时曾诏令“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满十岁，有罪当刑者，皆完之”，“年八十以上，八岁以下，及孕妇未乳，师、侏儒当系者，颂系之”。宣帝，成帝，汉光武帝也有类似的规定。虽然一些学者认为汉代统治者作此种规定是基于老年人和幼儿及妇孺能力有限，不足以危及到封建统治。《汉书、刑法志》记载，“耆老之人，发齿堕落，血气既衰，亦无暴逆之心”，而七、八岁或以下的孩童又稚气未脱不明世事，皆无刑事责任能力。但我们不能因为这样就否定国家注重保护弱势群体和提倡尊老爱幼。汉律中所规定的“矜老和怜幼”，这正是儒家思想理想化社会状态的法律价值观的体现。（2）原心论罪。所谓，“原心”，或称“原本”、“原情”，都是指特别考查行为人动机的伦理性质。该思想源自《礼记――王制》“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在汉代，司法官在法律无明文规定的疑难案件中常引用儒家经典《春秋》中的义来判案。就是特别注重行为人内心的动机和善恶。出于善的动机的行为即使违法也不应追究，出于恶动机的行为即使合法也要追究。"春秋决狱"是儒家经义有凌驾于成文法上的权威，使其直接成为国家法律渊源，这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典型表现。（3）从严治吏。范老师书上说这是汉承秦制的表现，反应了法家“明主治吏不治民”之主张。笔者愚以为统治者加大打击官吏贪污枉法等犯罪也是为了更好的维护统治和实现天下太平。因为如果官吏腐化堕落，欺压百姓也会直接影响百姓对统治者的信任和成服。只有从严治吏，才能使官吏不敢欺上瞒下，并且得到百姓的信服。孔子曾说，“文武之策，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政息。”孟子说：“惟仁人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重也。”可见，从严治吏也反应出儒家贤人政治之思想。
三、对汉代法律原则儒家化的认识
通过对汉代六条实体性法律原则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汉代自武帝以后,中国传统法律由于为儒家思想所支配,法律一贯重视维护儒家的伦理纲常。汉代成为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开端，其一系列儒家化措施促进了礼法的结合。
笔者以为我们应该从以下几方面认识汉代法律原则的儒家化：
（一）任何统治阶级制定的法律都维护统治阶级的意志，汉代法律原则的儒家化充分反应了汉代治国思想的转变，即由“清净无为”的黄老思想开始转变为强调礼治及忠孝伦理的儒家思想。这一历史性的变化与当时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密不可分。
（二）汉代法律儒家化开始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通过“春秋决狱”及注释法律章句引礼入律，并最终导致法律原则的儒家化。我们应该认识到此时的儒家思想并非单指先秦时期的儒家思想。它是以儒家经典思想为基础,结合了法家、阴阳和道家顺应天意、道法自然的思想并将儒家的家庭伦理、理想社会形态纳入了统治思想的范畴,进而在法律上影响了汉律以至历朝历代的立法和人文思想、生活习惯、道德规范,而更使儒家思想法律化、制度化,更加适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3）汉代一系列儒家化措施促进了礼法的结合。一方面将儒家伦理引入法律使儒家思想从社会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原则，有易被人们所接受。立法技术也比较成熟。引礼入律大大加深了法律的强制性，利于儒家思想的贯彻另一方面引礼入律使法律增添更多道德伦理性质，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汉代法律原则的大部分内容如君亲无将，矜恤老幼妇孺，亲亲相匿等一直为后世各朝代所沿用，有力地推进了中华封建正统思想的形成。
四、汉代法律儒家化给当代中国法制建设带来的思考
儒家对封建社会的影响篇7
关键词：儒家思想；传统戏曲；影响
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至今二千五百多年。汉代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调以儒家思想为国家的哲学根本，杜绝其他思想体系。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从此儒学成为正统思想，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义、礼、智、信”五行思想，此外还有“恕、忠、孝、悌”的社会伦理道德思想。作为我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被历代统治者极力推崇和宏扬，已浸淫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自然包括民间戏曲艺术。
一、儒学对戏曲作者的影响
古时文人士子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社会阶层。和平民百姓相比较他们的文化素质与学识修养等方面确实高出很多，他们的感受与欲望也会和普通百姓有所不同。一是他们目睹了封建社会的种种腐朽与黑暗，他们所经历的生活困厄与沉重的精神压抑致使他们与平民百姓的精神世界有共通之处。二是他们在世俗平民面前又表现出相当明显的精神优越，而且不少人对封建统治者难免有所依附，使得他们的精神格局难以逾越统治者设定的框范。大多数身怀济世之志的贤达之士，由于怀才不遇，所以他们的“治国、平天下”的宏大抱负屡屡付之东流；或是奋力跻身仕途，却遇官场险恶，饱尝仕途坎坷。
在实现人生理想的道路遇阻时，便只好退而求其次，投身于文学事业，从事散文、诗歌、骚赋、小说、戏曲的创作。尤其在元代，由于异族入侵，打压汉族知识分子，使文人士子处于极端困境之中，而且现实的黑暗残酷使他们的心理变得无比郁闷与失落。此时各种民间的伎艺开始进入他们的视野，瓦舍勾栏中的杂剧，留驻了他们的目光与脚步。他们发现自己的才志和情怀可以在这里得到充分的容纳与宣泄，于是遂“以其有用之才，而一寓之乎声歌之末，以舒其怫郁感慨之怀。”（明、胡侍《真珠船》卷三十四《元曲》，《丛书集成》初编），以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为代表的这些元代文人专业剧作家，他们站在民间百姓的立场上，作品大多都反映下层民众的苦难和悲哀并表达出对公理与正义的吁求。正是在他们的努力推动下，宋金以来的杂剧、院本和诸宫调逐渐演变成元杂剧这一成熟的戏剧形式，创作出了丰富的、永留史册的剧目。进入明清时代，文人学子从事戏曲创作又有了新的变化。明学是整个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程朱理学取得独尊地位。此时，统治阶层也逐渐重视戏曲的教化功能，以戏曲宣扬封建伦理，以立言而弘扬其理学之道，成为御用文人士大夫的自觉行动。如剧作家丘浚、邵璨等人，本身就是理学名家，并为朝廷中人。丘浚为宣扬理学、维护朝廷统治特作《五伦全备记》，目的就是“使世上为子的看了便孝，为臣的看了便忠……虽事一场假托之言，实万世纲常之理。”（明。丘濬《五伦全备记·副末开场》）。明初时期，由于宫廷政治争斗十分严重，一些王公贵族为远祸避害，苟安求存，他们表现出留心词曲、佞佛信道或诗书乐律。其中尤以朱权、朱有燉为代表人物。朱权为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有燉则是朱元璋第五子朱橚的儿子。
他们都是“博学善书”的文士，长期接受过儒学的熏陶和教育，最终成为了时代的剧作家。自明中叶到清朝前期，是中国古代戏曲发展的第二次高潮。这一时期的文人剧作家的作品，以一种辉煌的理性力量和忧患意识，将中国传统戏剧的文化品位提升到一个全新的层次。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广大文人把满腔才情投入到了戏曲创作中来的呢？首先就是由于反天理思潮的影响。明代传奇剧的代表作家汤显祖的《牡丹亭》就是与明代后期反天理思潮彼此呼应的，该剧中演奏了一曲响彻云霄的情定胜理的赞歌，肯定和歌颂了爱情战胜天理的伟大力量。同时，明代中叶以来的不少戏剧文本作者对于戏剧有益教化、抒写情怀的作用认识也较为明确，所以，当面临出处仕隐的人生抉择时，就比较自觉地选择了“乐道著书”，亦即在戏剧创作中“安身立命”的道路。著名戏曲家汤显祖就是一位在科举之途中备尝艰辛的儒生，他创作了《临川四梦》等优秀剧作，并且在其影响下，还形成了临川派优秀创作群体。沈璟，二十一岁即中进士。任职兵部主事、礼部员外郎。因为上疏立储以及为王妃诸封，忤递帝旨，而被贬官。旋即致仕乡居。一年改编、创作戏剧十数种，在其影响下，亦形成了作家众多的吴江派。综观明清以来有成就的剧作家，他们几乎都是儒学弟子，饱读圣贤之书，儒家思想根植于心，同时，他们又对民众疾苦和诉求有一定程度把握。在这种状态下创作出来的戏剧，既渗透着儒学的精髓又让民众喜闻乐见，更进一步推动了戏曲在民间发展。
二、儒学对民间戏曲内容的深刻影响
儒家所倡导和宏扬的忠孝节义早已成为封建社会最根本的行为和道德规范。综观古代戏曲，以忠孝节义为主题和题材的剧目比比皆是，在宋元南戏、元杂剧、明清传奇到弋阳腔、乐平腔、饶河戏以及赣剧中，处处可见，信守拈来。
（一）忠君之戏
“忠君之戏”从广义上讲就是指涉及忠君思想的戏剧，这本来应该在“帝王戏”中表现出来，但是在古代戏剧中，以帝王为主要人物的“帝王戏”却很少，更多的是在戏曲中蕴涵有忠君思想的“忠君之戏”。“忠”属于品德和行为准则范畴，是一种对事对人应有的品德和行为准则。儒家对帝王的总体看法是拥护和忠于明君而憎恶昏君暴君。受这种思想影响下的古代戏曲，一方面对在维护国家的安定统一、独立，或与民修养生息，发展生产，促进经济繁荣等方面体现出“文治武功”的封建皇帝加以肯定和讴歌；另一方面又生动形象地揭露部分帝王的虚伪阴险、残酷无情、腐朽糜烂的精神实质。帝王的昏庸或圣明直接影响朝廷的风气，昏君必定奸臣当道，忠臣受到打击，如遇明君，定风清气正，贤臣、忠君报国有门，也定能成就事业。这在古代戏曲中也常展现。明代在乐平盛行的弋阳腔特别流行演出帝王将相戏，现剧本留有的就有《和戎记》《千金记》《草庐记》《金貂记》《东窗记》《白袍记》《白兔记》《鹦鹉记》《绨袍记》《赵氏孤儿记》《古城记》《赤松记》《云台记》等等。《千金记》写楚汉相争，韩信的故事；《金貂记》剧情写薛仁贵为皇叔李道宗所忌，被诬下狱，时值苏宝童率兵犯境，薛仁贵复职出征，但为苏宝童邪术所败，遣程咬金救援，又被把持朝政的李道宗所阻。其子薛丁山获知，毅然请行。遂大破敌军，迎父还朝，合门旌奖。剧中对帝王、忠臣、奸臣进行了细仔的刻画和描写。《东窗记》全称《岳飞破虏东窗记》，演岳飞为秦桧所害，秦桧与妻王氏谋于东窗、事将发，桧赴灵隐寺烧香，途遇颠僧济公，为其点明隐情并用掃击之；桧死，入阴司对薄，令传语归告其妻曰：“东窗事发矣。”《草庐记》写刘备自徐庶走后，三顾茅庐，请得诸葛亮为军师。后来，刘备在诸葛亮的忠心辅佐下，进据西川，于成都称帝。这些剧目从多个层面体现了儒家思想中“忠君”意识，也反映出了对明君、昏君和暴君的不同看法。
（二）说孝之戏
在我国“孝”的观念可谓源远流长，商周以前华夏先民就已经有了孝的观念。至春秋晚期，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就在《论语·学而》中专门论述孝道。儒学后人继承并发展了孔孟的孝道学说，特作《孝经》十八章，将“孝”的地位提得更高，孝的内容规定得更为具体。孝表现在事亲、事君、立身这三个方面，涵盖了君、臣、民等所有人。而且“孝”又常常与“忠”并列在一起成为古代民众最讲究、最看重的两大思想观念。含忠孝内容的戏曲，在古代戏剧中占有极重的份量。在古代有一种说法：忠孝难以两全。而当尽忠与爱国主义相联系，爱国又能与尽孝道相统一时，这种孝就是大孝。反映这类题材的戏剧中，以木兰从军、岳飞抗金的戏剧故事最得普通民众喜爱。徐渭杂剧《雌木兰》倾力塑造了一位智勇双全的女中豪杰形象。木兰的代父从军是以强烈的孝心为基础做出的决定，同时，也凝聚着浓厚的爱国情怀。同样，岳飞抗金的戏曲故事也广为传唱。明传奇《精忠记》、弋阳腔《岳飞传》、饶河戏《风波亭》以及赣剧《斩岳飞》，这些声腔、剧种虽然具体写法上不尽相同，但剧情集中表现出岳飞诚挚接受母亲的爱国为民的训教，顺从母意，勇敢投身于杀敌报国、抗击外寇的正义战斗之中，这是儒家思想中崇高的孝道。当然，在古代戏曲中除了表现木兰、岳飞等大孝，还有大量的戏曲不是主题表现孝道，而是在剧情中处处体现和赞美为人之孝，谴责不孝言行。如嘉靖《风月锦囊》收录的嘉靖年间弋阳腔传奇演出本的摘录本，其中《五伦全备》《香囊记》《五伦传紫香囊》《王祥》《周羽寻亲记》等都是宣扬孝道的剧本。
（三）讲节之戏
“忠孝节义”中的“节”在儒学发展历史中也是自成体系，并且不断衍进变化。孔子在《论语》明确提出：“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节成为行“礼”的方式。古代戏剧中的“节”戏象“忠孝”戏一样占据着传统舞台，尤其是在爱情剧，生活伦理剧中体现得更充分。粗略的归纳“节”戏有几种类型：第一种，宣扬好的观念，极力维护夫权统治的戏曲。这类戏曲反对自由婚恋和寡妇改嫁，倡导女性从一而终坚守贞洁，婚姻恪守父母之名，婚后夫权至上。如传奇剧《蝴蝶梦》就是这一题材的剧作典型。第二种宣扬较为进步的爱情观和婚姻节操观，反映民间对封建伦理道德思想斗争的戏曲。如《西厢记》一剧，通过红娘之口，肯定了张生与莺莺这对“怨女旷男”自相结合的合情合理。
《墙头马上》一剧，李千金既已钟情于裴少俊，便效法卓文君故事，毅然与之结为夫妻并大胆私奔。这些戏曲表现的都是对封建礼教的公然背叛，对“节操”的崭新理解和评价。第三种，颂扬坚守民族气节、坚守气节操守的正义气节观，展示民族气节和爱国情操的戏曲。如杂剧《楚大夫屈原投江》展现的是在外敌入侵国家危难之际，屈原积极呼吁内修法度，外御强敌，同卖国奸佞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虽遭放逐，九死而未悔。体现了屈原坚贞的爱国精神。传奇剧《精忠旗》、杂剧《东窗事犯》、饶河戏《斩岳飞》等颂扬民族英雄岳飞的戏曲，全面反映了“忠孝节义”的儒家思想精髓。这些历史上的民族英灵都是儒家思想极力倡导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情操的杰出代表。还有一些节戏虽然不是取材于恢宏的历史故事，展现崇高的民族气节，但是也讲述了一些做人的气节和操守。如明代弋阳腔剧目《荆钗》《孤儿》《三元登科记》《姜女寒衣记》《江天暮雪》《节妇金钱记》《双兰花记》《窦滔回文记》等都属于节戏范畴。
（四）重义之戏
同忠、孝、节一样，“义”是儒家倡导的封建伦理道德，起到为统治阶层服务的作用。同时，义又是根植于民间的朴素而又积极的思想情感，是一种天然的传统民间文化。经过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以及封建统治阶层的运用和推动，义有了政治化、伦理化的阐释，便成为了规范整个封建社会人们思想行为的最高伦理道德准则。在古代戏剧中，以“义”标名的剧目很多，如传奇剧《义贞缘》《义侠记》《忠义烈》《义烈记》；如弋阳腔、饶河戏及赣剧中的《桃园结义》《八义记》《忠义缘》《十义记》等，还有许多民间戏曲虽然没有以“义”来命名，但实际是写义的戏剧。同时，在忠戏、孝戏、节戏中，也有很多写义的戏曲情节。《三国演义》中的关羽，历来被视为“忠义”的化身，他知恩必报、义不负心，是儒家、统治阶层、普通百姓都极力推崇的大义之人。
历史上关公戏长期占据着民间戏曲舞台。元杂剧中关公戏成为重要剧目，如《单刀会》《三战吕布》《千里走单骑》《桃园结义》《古城会》等。弋阳腔、饶河戏、赣剧也大量搬演、改编了关公戏。如戏曲《华容道》，讲述了关羽因感念曹操之恩在华容道放走了曹操的故事。关羽知恩必报的“义举”，单纯从儒家的“礼仪”“仁义”思想来看是值得赞颂的义举。但是，关羽这样的行为既贻误了军机大事，也造成了难以弥补的遗憾，实则是愚昧的封建伦理观念。上述两个方面可以看出，儒学对民间戏曲的影响是深刻的，也是全方位的。历代戏剧家、戏曲的创作者无不深受儒学的教育和儒家思想的影响，由他们创作的剧目自然流淌着儒学文化的基因。即使是一些作者在创作的戏曲中，流露出对儒家思想的批判和否定，也会因为统治者的监管，受到极大的控制无法流传。因此，儒家文化和民间戏曲文化作为两种文化形态，它们是相互影响的，但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民间戏曲文化只是民俗文化的一种重要形式。
参考文献：
[1]乐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乐平市志[m].方志出版社，2002.
[2]景德镇市戏曲志编纂委员会.景德镇戏曲志[m].2003.
[3]金泽.中国民间信仰[m].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
儒家对封建社会的影响篇8
南朝梁萧氏父子指梁武帝萧衍、昭明太子萧统、梁简文帝萧纲和梁元帝萧绎四人。他们既是梁朝的统治者，又是梁代文学的领军人物。受晋宋时文学风气影响，他们都表现出了言语崇尚的风格，但同时他们又对文学有着自己的体会与认识，并为当时和后世文学做出了贡献。梁武帝以开国之君的身份对文学进行提倡，必然对梁代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萧纲与萧绎是“宫体诗”的倡导者，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南朝绮丽文风的形成。作为整体来看，四萧的文学思想除了受到时代风气与社会思潮的影响之外，他们之间所表现出的传承也是很明显的。梁武帝曾写作了大量艳诗，客观上对萧纲与萧绎的“宫体诗”创作有很重要的影响，而萧统正是他所提倡的雅正文风的承继者。
萧统、萧纲、萧绎之间的文学对话对他们的文学主张的形成有一定的促进。作为统治者，除萧统外，他们在创作中，都表现出了与所提倡的儒家文学观念相反的一面。在他们所提倡的儒家文学观念中，强调最多的是儒家的诗教观。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他们创作了一部分作品，这些作品大都缺乏文学性，并不能代表他们真正的文学思想。能够代表他们真实文学思想的是那些言语绮丽风格的作品，其中以萧纲的“宫体诗”最为典型。就文学产生来说，他们提倡的又不是儒家的诗教观，而是萧氏所倡导的物感说。总体来说四萧并没有真正践行他们所提倡的诗教观，并且在自己的创作中随着时间的推移离它越来越远。为了更好地理解他们的这种文学思想的成因，本文拟对他们的儒家文学观念、特别是其中的诗教观念做出具体分析。
一、儒家诗教观念对四萧的影响
“诗教”一词最早出现于《礼记•经解》：“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①诗教，就是用《诗》进行教育的意思。温柔敦厚，指态度温和，朴实厚道。在古代，《诗》也是可以用来歌唱的。所以《墨子•公孟》说：“颂《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②《史记•孔子世家》又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③梁武帝建立梁朝后，“思阐治纲，每敦儒术。轼闾辟馆，造次以之”，非常重视礼乐教化，并多次下诏，修礼作乐。④《访百僚古乐诏》中说：“夫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所以移风易俗，明贵辨贱，而《韶》《濩》之称空传，《咸》《英》之实靡托。魏晋以来，陵替滋甚，遂使雅正混淆，钟石斯谬。”⑤《立学诏》中说：“建国君民，立教为首。砥身励行，由乎经术。”⑥这里强调的是礼乐教化，但从中可以看出，梁武帝提倡儒家的文学观念，并且受到了诗教观念的影响。昭明太子萧统在梁武帝的影响下，受到的儒家文学观念的影响更为明显。他在《文选序》中引《易经》的话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⑦将文学看作教化百姓的一种重要方式。并且他还进一步引《毛诗序》中的观点说：“诗者，盖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关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间》、《濮上》，亡国之音表；姑风雅之道，粲然可观。”⑧由此可知，萧统也是提倡“发乎情，止乎礼仪”⑨的儒家诗教观的。他十分推崇“雅正”的诗风，从《文选》所收录的作品来看，典雅之作多于华靡之作。骆鸿凯先生说他是“黜靡崇雅”瑏瑠?，这很好地体现出了萧统的诗教观立场。梁简文帝萧纲也受到了诗教观的深刻影响，他也是十分注重提倡诗教观的。他曾在《请尚书左丞贺琛奉述制旨毛诗义表》中说道：“臣闻乐由阳来，性情之本。《诗》以言志，政教之基。故能使天地咸亨，人伦敦序。……孝敬之德，化洽天下，多识之风，道行比屋。”瑏?瑡这表明，他已把《诗经》看作治国的基础。梁元帝萧绎受儒家思想影响也极深，深信儒家的“三不朽”瑏?瑢思想，这很自然地使他去提倡儒家的诗教观。他在《召学生教》中说：“吾亲承天旨，闻《礼》闻《诗》，方欲化行南国，被于西楚。”“化行南国，被于西楚”瑏?瑣，这自然也就涵盖了诗教观在内。
综上，从萧衍到萧绎，他们都深深受到了儒家文学观念，特别是诗教观念的影响。并且这种思想构成了四萧文学思想中非常特殊的一面。但是他们对此却没有正面提倡，而是经常在公共场合表现出相反的一面，这就形成了他们所提倡的儒家文学观念。这种实际态度当然不是他们文学观念的真正表现，可是我们却不能忽视它，因为这是他们文学思想中的一部分。具体说来，这种儒家文学观念自有其形成的原因。
二、萧氏文学思想中诗教观念的形成原因
梁朝当时上承魏晋宋社会思潮的余绪，受到了玄学与佛教思想的严重影响，这时儒家正统思想虽然有减弱的趋势，但这只是相对而言的。在封建社会的统治者那里，儒家思想仍然具有很强的主导性。也就是说，梁朝当时的思想是三教合流，而儒家略有优势。在这种情况之下，儒家思想对统治者仍然产生着重要的影响。首先，在封建人才的培养模式中，儒家经典是必修课，并且是被作为立身之道来学习的。
儒家对封建社会的影响篇9
关键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民主；儒家“性善论”
中图分类号：D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5-0047-03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政治文化在民主政治建设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是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国家，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主要是封建社会政治文化，这种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而儒家思想的基础是“性善论”，这直接导致中国政治民主的缺失。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过程中深刻解读儒家“性善论”，特别是它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民主缺失的影响，逐步减少它对民主政治建设的负面影响，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快速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义重大。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性善论”
性善论是先秦儒家心性论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后来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哲学范畴，是整个儒家思想的理论基础。从孔子到孟子，其形成有个嬗变的过程。孔子没有明确提出性善论，但其学说中包含着性善论的思想，应该说性善论发端于孔子。孟子提出“四端”说与“尽心”说，是完全的性善论者。孟子首先提出善是人的本性，即“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在人性本善的基础上提出了人性之善有“四端”，分别是礼、义、仁、智。“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孟子・告子上》）“四端”产生于“尽心”，他认为“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孟子・告子上》）。“孟子所谓的‘性善’不是指人天生具有道德观念，而是说人在意识上有向善的要求和为善的能力”[1]。孟子还认为，人还具有恶的一面，原因有二：一是客观原因，二是主观原因，二者之中主观是最重要的，所以应该注重强调个人自身修养，修回善性。在执政的问题上，孟子提出了统治者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应该实行“仁政”，“仁政”要求是孟子“性善论”理论的顶点。
孟子的“性善论”一开始并没有得到统治阶级的完全认可，到了汉代，汉武帝重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理论成为统治阶级的主导理论，“性善论”才逐渐被采用，并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人性本善的“性善论”思想是我国封建社会政治文化民主缺乏的思想根源之一，至今有许多民众的政治意识、方法论、价值观中仍留有“人性本善”的思想，这种政治价值观对当代社会的民主政治建设、特别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是不利的。
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民主的缺失
（一）民主的内涵
“民主”一词源于古希腊。“民”指的是人民，大多数人。“主”指的是主导、管理、统治。民主的原意是由多数人管理国家事务，大家都有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权利，在国家大事问题上，多数人都有发表意见的权利。古希腊的政治家、思想家伯里克利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权只有掌握在全体公民手里，这个国家才能称之为民主的国家，它的政治制度才能称之为民主政治。近代法国著名思想家和政治学家孟德斯鸠指出：“共和国的全体人民握有最高权力时，就是民主政治。”[2]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认为，民主首先是一种国家制度，是一种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国家制度，有共同管理权利的人有一定阶级的限制，统治阶级以外的人是没有参与管理国家的权利的，他们在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过程中坚持两个原则：平等的原则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人类历史发展到目前为止民主制国家分为两类：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制国家，但是它实现的是资产阶级内部的民主，是少数人的民主，具有民主主体的局限性，民利的狭隘性，民主内容的不真实性，是虚伪的和不真实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是人类历史发展到目前为止最高类型的民主，它具有民主主体的广泛性，民利的普遍性，民主内容的真实性，真正实现多数人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质是使人民当家做主。
在一个民主政治国家，管理国家事务主要具有三个最基本的原则，首先是少数人意见要服从多数人意见、管理过程公平合理和少数人意见坚持原则。所谓少数人意见要服从多数人意见即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就是在民主的前提下，大家都可以发表、坚持自己的意见，但是，为了防止各执己见，形不成决策，必须少数服从多数。管理过程公平合理要求程序正义，就是民主过程必须规范，让人们感觉到民主过程的公平性和合理性，这是是否设施民主政治的重要标志，也是能否真正设施民主政治的重要保障。少数人意见坚持原则，应该充分尊重少数，少数也应该充分发表自己的建议，坚持自己的正确认识，整个政治过程必须有严格的程序和规则。三个原则既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又相互制约，以真正实现民主政治，防止“多数的专制”。
（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指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中华民族在不同时代的各种政治活动中产生并通过后天学习和社会传递形成的反映客观政治过程的观念意识，它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其所包含的各种政治态度、政治认同、政治共识、政治理想、政治作风和政治价值观念等得到大多数中国人的认同和遵循。主要分为专制主义和德治主义两大类。起源于夏、商、周时代，秦、汉时期形成体系，唐、宋、元、明、清时期进一步发展，近代走向衰落。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封建专制制度很完善，封建主义的政治思想已经形成完整的体系，在中国人的潜意识中已经是约定俗成的定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就是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主义政治文化，儒家思想就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导，性善论也就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起点，它也必然造成中国民主政治的薄弱。
三、儒家“性善论”χ泄传统政治文化民主缺失的影响
（一）“性善论”片面强调德治，阻碍民主法治制度的发展
儒家“性善论”首先强调人天生有善的一面，这种善是人的最基本的潜质，人在本质上都是美好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像孔子、孟子等一样的圣贤，人在一生中需要做的最重要事情就是把自己的善的本质通过自我道德修养挖掘出来，所以，每一个社会成员加强自身道德修养最为重要，社会也应该大力提倡德治教育，强化社会道德，让社会成员在心灵深处把道德放在第一位。至于社会的法律制度、军队法庭、规范条例则不应该是社会的主流。所以，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儒家“性善论”所强调的通过自我道德修养让自己成为圣贤成了中国社会公认、民众深入人心的道德实践原则。儒家传统的德治理论设想非常美好，但是，这只能是一种“乌托邦”的空想，从实践中看，德治理论存在着实践上的局限性、虚伪性和不可操作性。因为，人本质上并非总是完美无缺的，人性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就像近代法国著名思想家和政治学家孟德斯鸠说的：“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3]。所以，“性善论”片面强调善的一面而忽视恶的一面，在理论上是狭隘的，在实践上必然会造成法治的脆弱。
道德和法律都是社的管理手段，二者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二者发挥作用的方式不同。道德规范的调控作用几乎体现于人们的所有活动领域，既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也体现在有组织的社会活动中，它是一种软约束，主要依靠人的自觉和良心，具有自律性，目的是扬善。法律是为了制恶，它是依靠国家强制的力量，通过制定制度、条例、规范等来约束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以保证社会的秩序。两者所起作用不同，起作用的方式也不一样，不能强调一个否定另一个。只强调道德不重视法律，就不会制定完善的法律制度，也不会广泛的宣传以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更不会建立健全司法机构来维护法律的设施，法制制度的形成与完善就成为一句空话。而如果只有法治没有道德，那社会就缺乏情感，也会导致苛政，引起社会的不满，这也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根源。所以，二者是相互渗透、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
（二）“性善论”将“义”和“利”严重对立，导致以尊重个人权利为核心的民主理念和行为的缺失
“性善论”强调重义轻利，反对个人拥有自己的物质利益，认为利乃罪恶之源，社会应严格控制个人权利，道德的价值高于物质利益，人的精神需求比物质需求更重要，舍利求义，大公无私成为国人的行为准则。像“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成为漫长中国历史中衡量中国公民社会认可度高低的古训，主张“义以为质”“义以为上”，提倡“见利思义”“见得思义”“先义后利”，反对“重利轻义”“见利忘义”“以私废公”。在这些思想的长期熏陶下，人们都从内心深处觉得有自私欲是见不得人的，是万万不应该有的，自己不是一个正常的、坦坦荡荡的人，是遭人鄙视的，自己是社会的异类，会被人另眼相看，所以，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从统治者到一般老百姓，都极力掩饰自己的私欲，装出一副拥有高尚道德情操和大公无私的样子来，从而形成整个社会的虚伪和虚假。为了掩饰这种虚伪和虚假，统治阶级大力宣扬君权神授的思想、宗法思想、大一统思想，严重阻碍了民主政治的发展过程。
儒家强调的义利对立的价值要求，压制个人的权利观念，使义务要求变成社会的首要要求，这就同民主社会中以尊重个人权利为核心的民主理念和制度相矛盾，使得社会成员在争取个人权利方面意识缺失，在行使个人权利方面则更处于极端弱势。在社会中，官员的“老百姓为什么不公布自己的财产？”之问，财政公开之艰，城市拆迁之乱，等等，所有这一切其背后都隐藏着民主理念和实践的缺失。
（三）“性善论”主张皇权至上，致使权力制约机制不健全
儒家思想发展到汉代，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的理论体系形成，儒家学说成为统治阶级实现统治的依据，儒家思想的核心“性善论”自然也被统治阶级极力推崇。使儒学成为中国社会正统思想，影响长达二千多年。董仲舒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运用阴阳五行说，形成帝制神学体系，强调神权、君权是上天赐予的，是至高无上的，不容怀疑的，至于父权和夫权则主要是强调男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绝对权利，是对女性的统治和支配，实际上是封建社会男尊女卑思想的体现。为了中央集权需要，儒家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为了加强君权需要，提出“君权神授”的政治思想和相应的儒家道德观点。针对土地兼并现实，为缓和地主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加强了封建统治阶级，防止社会进一步动乱，防止农民起义，提出发挥儒家的仁政思想，主张限田、薄敛、省役，实行礼义，布施仁德的政策，以德治为主，重视“教化”，主张用仁德代替严刑。
“性善论”被统治阶级利用是其自身的悲哀。“性善论”对皇权一味鼓吹和赞扬使封建统治者对百姓的最基本的生存要求都不顾及，百姓的反抗意识削弱，不敢反抗、害怕反抗，对皇权盲从和愚忠，皇权不受制约。中国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权利的分立，但是，始终没有影响到的皇权，反而使皇权更加突出。例如，隋唐时期设施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三省制度，宰相的权力一分为三：决策权由中书省掌管，审核权由门下省掌管，尚书省是执行机构，其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具体负责各项政令的执行。三个部门相互制约，防止了宰相权力过大，使宰相的权力削弱了。但这种制度并没有对皇权造成影响，这与“君权神授”、皇帝至善、不会有恶有内在的联系。所以封建社会的法律，不过是权力的玩偶，人们漠视法律，根本不把法律当回事，只有皇权才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
对儒家“性善论”及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民主缺失的研究，主要是希望从传统文化中去寻找我国当代民主政治发展的不利因素，为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找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西汉以来，儒家思想在传统政治文化中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对中国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及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产生了深刻影响，我们也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吸取精华弃其糟粕，巧妙嫁接，进而构建多元的、开放的文化系统来为现代文明建设服务，为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而努力。
参考文献：
[1]马振铎，等.儒家文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33.
儒家对封建社会的影响篇10
它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
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仁治”。
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
具体指的是儒家学派的思想，由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