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观遗传学研究方法篇1
关键词：表观遗传学教学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研究生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高素质、高层次人才的重要手段。今天的社会对研究生的全面素质和创新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而专业课教学是研究生教育的最基本部分，是提高研究生专业素质和创新能力的直接途径，因此，提高专业课教学水平对研究生的培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随着生物技术和医学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知识更新速度加快，学科之间相互交叉、相互渗透，边缘学科和新兴学科不断涌现。表观遗传学是近几年来生命科学迅速发展的前沿学科之一，其理论与技术已经广泛渗透至生物学、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及预防医学的各个学科。表观遗传学是我们学院学术型硕士研究生专业课程和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专业知识模块的主干课程。如何适应新形势下研究生培养的需要，笔者主要针对研究生表观遗传学教学谈一些自己的看法及建议。
1教师业务素质的提高
生物医学模式的转变对教师的业务素质和能力提出了相应的更高要求。不仅要求教师有生命科学、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专业知识，而且还要有生物医学理论方面的知识，同时要求教师的技术知识层次能跟上生物医学实验技术推广周期不断缩短的趋势。我们在研究生的表观遗传学教学中，随时进行文献调研，密切关注最新高水平期刊和学术会议的相关信息，不断补充传达的最新知识。引导学生关注当前研究活跃的肿瘤、衰老、心血管疾病、感染性疾病与表观遗传学的最新研究进展情况，着重介绍营养、环境、应激、细胞代谢在表观遗传变化中的重要作用机制。这些新知识非常受研究生的欢迎，引起他们浓厚的兴趣。通过这些新知识的学习，不仅开阔了研究生的学习视野，启发了他们的创新思维，同时使他们形成良好的文献调研和学术研讨的习惯，逐步形成和掌握正确的科研方法，为即将开展的课题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教学过程中反过来能进一步促进教师知识结构的不断更新，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
2改革教学内容，形成完整的表观遗传学知识结构体系
与经典遗传学以研究基因序列决定生物学功能为核心相比，表观遗传学主要研究基于染色质事件对于这些“表观遗传密码”的建立和维持的机制，及其如何决定细胞的表型和个体的发育。在表观遗传学研究生课堂教学过程中必须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引导研究生关注表观遗传学学科的发展动态，密切注意学科的交叉和延伸，紧跟表观遗传学的发展方向和学科发展的突破点。课堂教学过程中把最主要的精力放在表观遗传学学科领域发展最活跃最富潜力的研究方向上，例如表观遗传机制在癌症等疾病中的作用机制，细胞代谢与表观遗传变化的关系等。表观遗传学是生命科学中一个普遍而又十分重要的新研究领域。它不仅对基因表达、调控、遗传有重要作用，而且在肿瘤、免疫、病毒感染复制等许多疾病的发生和防治中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教学过程中主要内容包括：表观遗传学概论，Dna甲基化，组蛋白修饰，染色质重塑，基因组印记，X染色体失活，siRna与miRna介导的调控，表观遗传学与疾病，表观遗传学与癌症，天然产物及中草药的发展对表观遗传学的展望，表观遗传学的治疗进展。上述内容形成完整的表观遗传学知识结构体系。在教学过程中，通过有选择地插入一些小型专题讲座及相关的研究历史背景资料的方式，介绍和强调学习和掌握表观遗传学的重要性，既活跃了课堂，又把课程从枯燥的理论讲解中解放出来，同时激发了研究生的学习积极性，拓宽相关的知识面[2]。同时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前沿进展内容的加入，如代谢、营养、环境等影响因素与表观遗传学的相关进展。
3改革教学方法，培养研究生的创新能力
本课程所授课的对象是已具备一定自学能力和学习主动性的研究生，最重要的是培养他们科学地发现并解决问题的能力、准确表达个人思想见解的能力以及科研创新能力。本课堂选课人数一般在十人左右，因此课堂教学的特点在于小班授课。由于是小班教学，增加了教学的灵活性和增强了师生之间互动的可能性，师生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增多。因此在教学过程中采用教师课堂授课、学生参与研讨、学生讲授等多种教学方式，强调讲授、研论、文献调研、学术讲座、论文报告、文献综述等多种方式并重的原则。在教学过程中，合理安排时间，让研究生充分参与到教学的研讨，结合自己的研究方向发表自己独特的见解，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这种教学方式为研究生迅速进入科研工作的角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增强了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发挥现代多媒体技术在教学中的重要作用，电子课件与板书相结合，同时采用图片、视频播放、动画等多种方式的应用。倡导启发式教育，摒弃灌输式教学方法，讲授基本理论知识的同时注意结合科研最新进展情况拓宽学生知识面，加强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使学生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应用能力同步得到提高，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对由于受学时限制而不能在课堂上详细介绍的前沿内容可使用讨论法，安排学生课后自学，启发学生提出问题，通过课堂讨论得到解决。还可以在部分单元结束后，要求研究生根据自己的专业方向，结合查阅最新的文献资料，撰写小专题报告，组织交流讨论，以便巩固学生所学知识，并进一步拓宽知识面。研究生不同于本科生，他们有强烈的求知欲孥，有较高的学习热情，有较强的自学能力，所以在教学中倡导自学，组织讨论，是因材施教、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好方法。
4多种考核方式结合，检验教学效果。
在研究生的考核方面，不仅仅局限于对课内授课内容的掌握程度，还可以采用综述、专题小报告、ppt汇报、模拟课题设计等综合考核方式，注重知识的活学活用和创新意识的培养，这样才有利于研究生即打好广博、坚实的理论基础，又能其重组知识框架，只有这样，研究生的创新意识才能够得到增强。
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是受多因素复杂交错影响的，要提升研究生的创新能力，既要保证培养研究生的客观条件充足，又要发挥研究生的主观能动性。研究生教育只有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才能不断培养出符合社会需要的高层次创新型人才。表观遗传学既是目前迅速发展的学科和热点领域，在生物医学各种学科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也是我们学院研究生重要的专业基础课，对于培养研究生的创新意识，培养研究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重要的作用。只有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地提高教师自身素质，调整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才能达到预期目的。
参考文献
表观遗传学研究方法篇2
>>成瘾相关记忆的表观遗传学机制愈肝颗粒对大鼠肝癌的抵制作用及其表观遗传学机制自身免疫疾病的表观遗传学表观遗传学的研究进展表观遗传学与人类健康表观遗传学研究进展表观遗传学与食管癌相关性研究进展表观遗传学调控的研究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表观遗传学在抗肿瘤领域的研究现状及前景研究生《表观遗传学》课程的教学改革与探索表观遗传学在中医药研究中的应用表观遗传学标记在急性白血病微小残留病检测中的临床意义急性髓细胞白血病表观遗传学的靶向性和个体化治疗策略浅析表观遗传学在高中生物课程中的教育价值及其实现神奇的遗传学遗传学的未来表观遗传学有助解释妊娠高血压关于遗传学教学的思考遗传学中的数学思想遗传学的概率计算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l）。有很多基于亚硫酸氢盐（bisulfite）处理Dna的检测启动子甲基化的方法，其原理是亚硫酸氢盐修饰将去甲基化的胞嘧啶转化为尿嘧啶，但留下甲基化的胞嘧啶不变。在随后通过聚合酶链反应（pCR）扩增CpG区域时，尿嘧啶被转化到胸腺嘧啶，而从甲基化的胞嘧啶则在此过程之中保持不变。甲基化和去甲基化的胞嘧啶之间的区别可能是胞嘧啶和胸腺嘧啶之间的区别，最初甲基化的程度可以由pyrosequencingtm技术计算。最近亚硫酸氢盐测序、（定量）甲基化特异性pCR（mSp，methylation-specificpCR）、甲基化敏感单克隆核苷酸引物延伸（ms-Snupe，methylation-sensitivesinglenucleotideprimerextension）等技术也普遍用于基因的甲基化测定。另有一些技术可以用于研究全基因组染色质结构的改变。例如利用特异性识别甲基化胞嘧啶的抗体进行免疫沉淀实验，后进行质谱测定；另一方面也利用Dna结合蛋白抗体或组蛋白的特异性修饰抗体，进行染色质免疫沉淀（Chip，chromatinimmunoprecipitation）测定，后进行Dna测序。更新的技术可以结合芯片，进行高通量的实验设定。
迄今为止，有关于神经性疼痛模型的表观遗传学研究数量并不是很多。从以往的研究报道来看，Dna甲基化、组蛋白乙酰化和非编码Rna的调控模式在神经性疼痛的发生、发展及其维持的各个环节都有发生非常明显的改变并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将进一步的探索表观遗传学参与神经性疼痛的调控的分子机制，研究相关的修饰程序是如何带来了持久而长期的痛觉异常和痛觉过敏的，并为以后进一步的深入研究神经慢性病理性疼痛是如何发生、发展与维持打下基础，并为其后续的控制、治疗提供新的作用靶点。
*通讯作者：陈恒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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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观遗传学研究方法篇3
关键词行为遗传学，抑郁，焦虑，行为偏差，双生子研究。
分类号B845
1情绪与行为问题的行为遗传学研究现状
行为遗传学是在遗传学、医学、心理学等学科基础上形成的一门交叉学科，结合微观的分子遗传学水平和宏观的社会行为水平的研究，探究在基因和环境的动态交互过程中人类复杂行为的形成机制。19世纪末至今，行为遗传学已跨入第3个世纪。从孟德尔单基因遗传定律到多基因系统与环境交互作用影响复杂的人类行为，从传统的计量遗传学研究到连锁、关联研究再到功能基因组学技术的应用，无论在思想体系还是研究方法上，行为遗传学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在情绪和行为问题的研究领域内，研究者在抑郁、行为等方面开始取得令人振奋的成果，同时也提出了更多的研究问题。
1.1焦虑障碍的行为遗传学研究
焦虑障碍是包括广泛性焦虑障碍、恐怖症、惊恐发作、创伤后应激障碍以及强迫症等在内的一大类情绪障碍。焦虑障碍是最常见的心理疾病之一，据国外研究报道，惊恐发作的终生患病率为3%，广泛性焦虑障碍为5%，特殊恐怖症为11%，社交恐怖症为13%，强迫症为3%[2]。焦虑障碍不仅直接地损害着个体的身心健康，而且可以导致酗酒、抑郁等问题。
目前，研究者认为焦虑障碍是遗传和环境两者互动的结果，但目前针对焦虑障碍的行为遗传学的具体研究结果还存在争议。家庭研究发现这类障碍具有家族相似性[3]。两项基于临床样本的双生子研究显示，遗传因素对焦虑发病有影响[4]；而另外两项基于一般人群的双生子研究则得到了相反的结论[5,6]；但是一项基于一般人群的大规模女性双生子研究结果似乎又偏向于支持遗传的影响[7]。针对儿童和青少年群体的双生子研究结果同样有不同倾向。例如，一项使用8~16岁双生子的研究支持共享环境的影响而不支持遗传因素的影响，而另一项使用3~18岁双生子的研究发现两者对社交焦虑都有影响。Bolton等对英国上千对双生子在4~6岁时的研究则发现，遗传对分离焦虑障碍、特殊恐怖症等早期焦虑障碍具有重要影响，两者病症的遗传影响显著大于环境因素的影响[8]。对于各种特定的焦虑障碍，各研究间仍然无法得到统一的结论。目前被认为与遗传有关的焦虑障碍包括惊恐发作、广泛性焦虑障碍、强迫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9]。
焦虑与抑郁障碍的共病率高达60％，研究者倾向于认为两者在病因学上存在部分共因，例如相同的遗传易感性。分子水平的研究显示杏仁核－颞叶－前额叶皮层、单胺系统、应激－激素反应系统与焦虑和抑郁障碍有关。具体来说，从基因与环境互动的角度，研究者探讨了5-Ht1a受体、五羟色胺转运蛋白（serotonintransporter,5-Htt）、色胺酸羟化酶2（tryptophanhydroxylase2，tpH2）基因的作用及影响这些基因表达的发展关键期。但总的来说，焦虑障碍的分子行为遗传学研究目前尚处于初期阶段[10]。有报道指出，5-Htt基因多态性与焦虑相关人格特质有关，大约可以解释总变异性的3%到4%，可以解释遗传差异的7%到9%[11]。
1.2抑郁的行为遗传学研究
在世界范围内，抑郁症是名列前五的致残和导致疾病负担的原因之一。预计到2010年，抑郁症将在全世界范围内成为第二大负担的疾病。在我国，随着社会的转型，国民经济的迅猛发展，抑郁症发病率有着逐年上升的趋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不断发生青少年抑郁患者的自杀事件，不仅对家庭和社会造成了相当大的精神和物质损失，还形成非常消极的社会影响。科研人员正不断努力，试图了解影响抑郁症发病的各种因素，寻找有效的手段控制和治疗抑郁症。
行为遗传学研究专家Robertplomin等综合7项家庭研究的结果显示抑郁症患者家庭成员的发病危险为9%，明显高于3%的基线水平，提示遗传因素在抑郁症发病中的重要作用。而运用双生子研究的方法也证实遗传因素在抑郁症发病中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一项基于住院患者的研究显示，同卵双生子的共病率为40%，显著高于异卵双生子的共病率11%[12]。在近期的两项基于住院患者的研究中，同卵双生和异卵双生的平均共病率分别为42%和20%[13]。对于轻、中度抑郁症，比较各研究的结果，似乎很难得到较确定的结论。但一些研究显示，遗传的影响程度与疾病的严重程度成正比，抑郁越严重，遗传因素的影响就越显著[13,14]。
现代分子生物学为行为遗传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许多研究者致力于将二者结合起来，并且已经取得了一些令人振奋的成果。例如，Caspi等考查了基因－环境交互作用的问题：面对同样的压力生活事件，为什么有些人会出现抑郁症状，而另外一些人则不会[15]。他们发现，5-Htt基因在压力性事件诱发抑郁的环节上具有调制作用。5-Htt基因在启动子区有短和长两种等位基因，具有短等位基因的个体面临压力性事件时，更容易出现抑郁症状、患上抑郁症甚至自杀。另一个与五羟色胺代谢有关的基因tpH基因被认为是与自杀行为和抑郁有关的主要候选基因之一[16,17]。
1.3青少年偏差行为的行为遗传学研究
发展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观点认为，青春期的个体正处于身体和心理发展的关键时期，经历性的萌发到成熟，正处于人生的转折点。这时期的个体常常面对学业、家庭关系、就业、人际交往等问题，承受较多压力和挫折。而青少年的社会适应功能和应对挫折的能力发展还不成熟，因此，青春期容易发生行为偏离。但越来越多的行为遗传学研究却显示，青少年偏差行为的发生也受遗传因素的影响。
结合分子遗传学的研究，Caspi等2002年的研究[18]发现儿童受虐待的生活经历与单胺氧化酶（mao－a）基因的交互作用，结果表明那些幼时受到虐待并且携带编码低水平mao－a基因型的儿童与那些虽然幼时受虐待但携带编码高水平mao－a基因型的儿童比起来，前者的行为几乎是后者的两倍。
国外关于青少年焦虑、抑郁和偏差行为的行为遗传学研究正方兴未艾，还有很多具体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与此同时，我们国家的研究则正在起步，建立我国的青少年行为遗传学研究的样本库，并开展相关研究具有特殊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
2行为遗传学研究中双生子研究的价值与现状
2.1双生子研究方法的新进展
近年来，行为遗传学的研究方法，包括双生子研究方法都有了新的发展。2000年人类基因组全序列的公布与分子遗传学新技术的发展，大大推动了分子人类遗传学的研究，并增加了人们对基因产品及其在细胞水平上功能的理解，为研究基因和行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机会。伦敦大学精神病学研究所于1994年建立包含16000对英国双生子被试的大规模纵向研究项目，开始重构量化行为遗传学的研究。2002年和2003年，Caspi等结合传统的心理学评估方法和候选基因技术进行研究，获得的研究成果更极大地鼓舞着研究者进一步探索微观分子水平和宏观社会行为水平间的联系[15,18]。
在过去的20年里，随着行为遗传学研究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发现，在人类行为遗传学研究中微观层面的基因技术不再是主要困难，影响研究水平的关键因素回归到宏观层面的行为数据问题上。行为数据的来源、获取方式、客观性等成为目前行为遗传学研究首要考虑的问题。
自高尔顿在百年之前对天才的遗传因素进行研究以来，双生子设计――比较同卵双生子（mZ）和异卵双生子（DZ）在行为上的相似性，一直是行为遗传学量化研究中使用范围最广的研究方法。双生子在遗传与环境方面的异同可谓“天然实验设计”。近十几年来，双生子研究方法本身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最初，研究者只是单纯利用双生子研究来定量估计遗传作用的大小，估计遗传度的方法也只是简单的相关系数法或方差分析法。随着统计学的发展，研究者不仅可以得到更可靠的遗传度估计值，还可将各种影响因素进一步分解，并且进一步探讨遗传度的年龄性别差异。另外，许多研究者还将双生子研究与其他类型研究结合起来，以获取更多的有用信息。如与收养研究结合起来，可以将环境因素进一步分解。近年来，结合新的分子遗传学技术后，双生子研究方法变得更加富有价值[19,20]。
行为遗传学在分子和环境水平的迅速发展使我们不再局限于研究遗传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人类行为。研究人员现在可以进一步去探寻基因和环境如何影响行为的变化，探讨其中的连续、共变和异质问题，阐述先天与后天交互发展的问题。这些新发展对基因和环境在遗传、表型及环境中交互作用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
2.2国内外双生子库的发展状况
双生子库已经在北欧国家系统地建立起来，其他工业化国家（如，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意大利，荷兰等国）正在积极地开展相关工作[4]。丹麦于1950年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双生子库[21]。瑞典有世界上最大的双生子样本库，该库有近14万对双生子[22]。行为遗传学研究专家Robertplomin教授在英国建立了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双生子追踪研究样本库。美国有多个区域性的双生子库，明尼苏达双生子家庭研究项目（minnesotatwinFamilyproject，mtFS）是其中最著名的之一。在亚洲，目前见诸报道的有影响的双生子库是斯里兰卡双生子库[23]。国内近年来也开始开展相关工作。例如，近年青岛疾控中心在青岛地区建立了双生子发展促进协会，登记了青岛地区双生子并在一部分成人中开展了与疾病有关的研究[24]。
国外研究情况显示双生子库为解决一些边缘学科问题提供了非常有力的研究方法，成果产出非常显著。如，仅芬兰双生子库的相关研究已经发表了近400篇科研报告[25]。而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以“双生子”、“孪生子”、“双胞胎”为关键词检索到我国1979~2006年2月发表的中文报告累计163篇。从研究内容上看，国内双生子研究主要以生理发育和躯体疾病为主[26]，缺乏心理发展和精神健康方面的追踪性研究。这和我国的人口水平和科研需要很不相符合。此外，我国大陆人口已达13亿，研究统计显示我国绝大部分地区双生子的出生率在0.5%~0.9％[27]，我国的双生子资源非常丰富。因此，充分利用我国的人口优势结合我国独特的社会文化环境背景，建立一个基于人口学特点的双生子样本追踪数据库将对促进我国的人类行为遗传学研究发挥重要意义。
2.3我国青少年双生子研究的意义及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青少年双生子库的建设
随着国际上行为遗传学的迅速发展，随着我国对心理健康问题的日益关注，建立我国行为遗传学研究的样本库，并深入开展心理健康的遗传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研究已势在必行。
国际上，分子行为遗传学总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国内的相关研究基本处于空白状态。有关环境－基因交互作用的研究结果具有很高的价值，但相关的报道尚不充分。关于tHp基因、5Ht1、5Ht2、5-Htt、mao-a等候选基因与人类行为、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探究。而且现有的基因研究大多以欧美白种人为样本，其结果有待于在其他人种和社会文化环境中进一步证实。因此，建立中国的双生子样本库，并以此为基础，研究抑郁、焦虑和偏差行为的问题，不仅可以为国内相关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科研基础，而且为国际行为遗传学领域提供了基于黄种人和东方文化社会的宝贵资料。
青少年期是心理发展的关键阶段之一。以往研究发现青春期时个体的生理、认知和社会情绪会发生显著的变化，行为问题大量涌现[28]。以抑郁为例，青少年期是抑郁的性别差异产生的主要阶段，也是抑郁水平的曲线发展的重要阶段[29,30]，因此对探明抑郁的发生机制十分重要。现在研究发现青春期发动是有更多遗传基础的，它的出现将伴随着生理、内分泌及脑的共同变化。因此，这一时期为研究人类行为、认知和情绪的变化性与连续性提供了理想的契机。
值得指出的是，国外对青少年心理和行为的重要研究都采用了追踪研究方法。事实上，青少年的心理和行为随年龄不断发展变化并受生活变迁的影响，如果不进行多年的追踪考察不可能获得有价值的发现。然而，我国目前非常欠缺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追踪研究。由于文化社会背景的巨大差异，我们无法确定我国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的现象和机制与国外的研究结果是否相符。因此，有必要开展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追踪研究，探明一些重要问题，例如：我国青少年的抑郁随年龄是否也是曲线发展，拐点在什么年龄？我国抑郁的性别差异状况如何，在何时产生，主要机制如何？青少年行为的发展的环境和遗传交互作用如何体现？这些问题都有赖于我国本土的追踪研究，无法由其它研究替代回答。
中国科学院正建设行为遗传学研究平台，集中心理学家、神经生物学家、遗传学家、生物化学家、生理学家和药理学家的综合优势，对意识与思维的本质以及对神经系统疾病机理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通过国际学术合作的方式组建了一支研究队伍，采用双生子研究方法开展有关青少年认知、情绪及偏差行为发展的行为遗传学研究，探索遗传和环境影响人类行为的机制。该项目葛小佳教授对青少年的情绪和行为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28,30~38]，特别是青春期过渡对行为的和情绪问题的影响及其基因与环境互动[32]。该项目成员对儿童与青少年情绪特点与发展[39]、情绪与认知的关系[40~42]、情绪问题的心理测量[43]等方面也进行了一定研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支研究队伍，致力于研究影响人类行为的遗传和环境因素。
目前，该项目已初步建立青少年双生子信息登记系统，已在北京地区登记400多对双胞胎，并确立了表型和基因型数据的收集方法。表型数据的收集主要采用心理测验。通过比较焦虑、抑郁和偏差行为及有关因素的多种测量工具，继而在中学进行试测，确定了一套适用于青少年的多角度的心理测验。为了建立最优的口腔细胞收集方案和Dna提取方案，开展了以Dna产率、Dna完整性和储存时间等作为衡量指标的预实验，比较了文献中介绍的几种常用方法，并结合该项目的实际情况加以改进，确定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科学收集方法和技术。
该项目旨在建立我国青少年双生子库，结合心理学研究设计与分子行为遗传技术研究遗传和环境影响人类行为的机制。通过纵向研究，收集大规模双生子代表性样本的表型和基因型数据，分析遗传和环境资源的变化性和连续性，系统探讨焦虑、抑郁和偏差行为的环境影响和遗传作用，研究抑郁、焦虑和偏差行为的发展机制。为进一步理解人类情感、认知和行为的形成和发展机制提供重要的科研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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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advanceofBehavioralGeneticsStudiesonadolescentanxiety,DepressionandDeviantBehaviors
ChenZhiyan1,LiXinying1,YangXiaodong1,GeXiaojia1,2
(1adolescenttwinStudyGroup,instituteofpsychology,ChineseacademyofSciences,Beijing100101,China)
(2DepartmentofHumanandCommunityDevelopment,UCDavis，USa)
abstract：Behavioralgeneticsresearchesonadolescentemotionalandbehavioralproblemshaveshownthatbothgeneticandenviormentalinfluencesondepression,anxietyanddeviantbehaviors.Forthelasttwodecades,thenewadvancesofbehavioralgeneticsmethodshaveprovidedresearchersbetteropportunitiestoelucidatethemechanismsofgeneandenviornmentinteractions.itisalsoaopportunetimeforpsychologiststobeinvolvedintheinvestiagtionoftheeffectofgeneandenviornmentinteractiononpsychologicaldevelopment.wereviewedthecurrentstatusofrelatedresearchesanddiscussedthesignificanceofdevelopingChinesetwinregistryforcarryingoutbehavioralgeneticsresearchonadolescentemotionalandbehavioralproblems.
表观遗传学研究方法篇4
关键词：遗传病主线；高职学校；医学遗传学；课程建设
医学遗传学是介于医学与遗传学之间的一门边缘性学科，也是高职护理专业教学的重点和难点课程，学生学习起来普遍感到难度偏高。为了提高高职医学遗传学课程的建设质量，近年来，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构建了以遗传病为主线的课程建设策略，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核模式方面进行了优化，现将具体的教学措施总结如下。
一、资料与方法
（一）一般资料
将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2016级护理专业学生纳入到本组研究中，均为女生，共計128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64人。对于观察组学生，以遗传病为主线进行教学改革，对照组采用常规的护理教学模式，两组采用同样的教材，由同一老师授课，学生基础成绩、课时等一般资料上，无显著差异（p>0.05），不会对教学质量产生影响。
（二）教学方法
对照组学生，采用常用的理论+实践的授课模式。对于观察组，以遗传病为主线对教学内容进行改革。
1.成立研究小组
成立《医学遗传学》研究小组，制作出玻片标本，以小组为单位开展染色体核型分析，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组织学生针对医学遗传问题进行社会调查，指导学生搜集自己家乡的遗传病调查资料，编制论文集，并将相关知识力所能及的传递给亲人、朋友等。并普及《医学遗传学》的相关知识，在校内开展义诊活动与知识竞赛活动，结合教学目标来改革教学评估方式。
2.重构教学内容
在教学活动中，将遗传病作为教学大纲，从遗传病原理、分子基础、遗传病细胞、遗传病临床表现、传递方式、疾病诊断、治疗和预防进行教学。并结合《医学遗传学》的内容来制作多媒体课件，课件满足高职《医学遗传学基础》教材规划，介绍学科的发展动态，将抽象的知识形象化、具体化，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记忆。课件中有大量的遗传病资料图片，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在与主动性。同时，设置网络虚拟课堂，建立微信群，为学生提供关于遗传病理论、实验教学、教学课件、遗传病视频的相关知识，内容包括习题、教学视频、参考资料、课件和教学大纲等，学生可以随时下载、复习。此外，以遗传病为主线，编写实验教学大纲，优化实验教学内容，构建遗传咨询门诊，成立诊断见习基地，在成绩评价上，不仅关注学生的理论成绩，也增加了实验与社会实践内容，提高考核的全面性。
3.建立遗传咨询门诊
遗传咨询即根据咨询对象的遗传病发生情况、诊断、防治问题进行商谈与讨论，让患者对自己家族的遗传病有系统地了解，选择合理的方式。在欧美发达国家中，遗传咨询门诊已经非常普遍，是遗传病治疗的重要内容，负责为患者提供生殖保健、优生优育、遗传病防治知识的宣传。建立遗传咨询门诊，学生可以感受医生、患者的双重身份，从而知道怎样有的放矢地学习知识，锻炼自己的综合能力。
4.举行社会实践活动
在节假期，组织学生上社区、街道、特殊学校、社会福利院等，举办义诊活动，宣传优生优育的相关知识。在寒暑假，为学生发放调查表，为学生介绍调查方法、调查内容与注意事项，让学生利用假期来进行调查，写出报告汇编。通过调查，有的学生拍摄了珍贵的照片，最后由教师负责汇总。在一个个的实例中，学生感受到了消除传统封建陋俗、保护环境的重要意义，增强了学生的责任意识。
（三）观察内容
对比两组学生的理论与实践考核成绩，满分均为100分，60分及格。
（四）统计学方法
本次实验数据采用SpSS12.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其中，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s）来表示，组间对比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对比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果
结果显示，无论是理论考核成绩还是实践考核成绩上，观察组成绩都优于对照组，上述数据组间比较差异显著（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具体数据详见表1。
表1两组学生理论与实践考核成绩对比示意表
组别例数理论考核成绩实践考核成绩
观察组6486.4±7.688.4±6.1
对照组6473.9±8.275.9±7.8
三、讨论
医学遗传学是高职护理教学的一门重要内容，涉及的内容复杂，包括医学遗传学、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等多个知识，内容复杂、抽象度高，对学生的创新能力、自主学习能力、科研能力都有更高的要求。传统教学模式方法陈旧、学生学习兴趣不高，主动性与积极性均受到了影响，不符合新时期高职院校的育人需求。为了提高教学质量，需要创新教学模式，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
遗传学课程既包括基础知识，也包括与遗传病防治相关的内容。为了解决传统教学模式的问题，我院以遗传病为主线，改革了传统的教学模式，重构了教学内容，包括成立研究小组、重构教学内容、建立遗传咨询门诊、举行社会实践活动四个方面，不仅包括理论教学内容，也对实验、实践教学活动进行了改革。以“遗传病”为主线引导学生学习相关的理论知识，再将其付诸于自己的实践中，利用节假日、寒暑假的时间，走出课堂，深入社会，进行调研，这种“理论+实践”的教学模式，对于学生理论能力、实践能力的培养十分有益。本组研究结果显示，无论是理论考核成绩，还是实践考核成绩上，观察组成绩都优于对照组，上述数据组间比较差异显著（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以遗传病为主线的高职医学遗传学课程教学模式，有效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将临床实践与理论真正结合起来，借助于各类新型教学模式，创新教学内容，完善教学体系，对于应用型、创新型人才的培养非常有益。
作者：赵忠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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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观遗传学研究方法篇5
关键词：企业基因；仿生学；适应环境；企业惯例
中图分类号：F 27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758（2012）06-0494 06
外部环境对企业可持续成长具有重要影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企业的生存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低能源成本、低生产资料成本、低劳动力成本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如何适应新的环境，在更为严峻的环境中生存，实现转型成长，是学界和企业管理者共同关注的话题。
传统理论将企业看做机械体，认为企业的发展以及对环境的适应来自于掌握企业机械体运行的人，也就是企业家的决策，企业只能被动接受和改变。然而，人们渐渐地发现企业的很多行为和现象与生物有着相似之处，比如企业与生命体一样存在从诞生到成长、衰退、死亡的生命周期，企业拥有很强的新陈代谢、自我复制、繁殖与适应能力，它们会主动地去适应环境，这是无法用传统理论去解释的。企业基因理论正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
企业基因理论产生的时间不长，1982年nelson&winter最早将惯例与生物基因相类比，认为企业的惯例与生物基因的作用相同，1993年tichy&Sherman关于企业基因模型的提出真正开创了企业基因理论的研究。随后近20年的发展，企业基因理论经过很多学者的潜心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人们普遍认同企业中存在着与生命体类似的基因，但是对于企业基因是什么、构成如何、如何复制和表达等，却没有统一的见解。
本文将对企业基因理论已有研究进行评述，根据企业基因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先后从企业基因的定义、企业基因的结构、企业基因的遗传中心法则、企业基因的变异以及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四个方面进行梳理，最后就目前研究的状况和不足进行评价，以为后续研究提供思路。
一、企业基因的定义
国内外学者都是在与生物基因的类比中认识企业基因的，但是对企业基因内涵的认识却并不相同，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可以将学者对企业基因含义的观点分为以下六种。
1 智力资本观
李宝山和王鸿羽（2002）认为，企业的智力资本就如生物的基因一样，是“企业的先天属性之一”，决定企业能否健康发展，是企业的基因，并认为企业的智力资本是指“企业运用知识实现价值增值的能力”，主要包括人力资本、市场资本、企业结构资本和知识资本。企业可以在分析自身基因缺陷的基础上，通过“双螺旋结构诊断法（omei）”的企业智力培养策略来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2 个人Dna和企业Dna集合观
金占明和杨鑫（2011）创新性地从企业基因的角度来探讨管理研究领域的模式和路径，他们认为企业的基因由“企业中的个体Dna和企业Dna共同组成”，是“决定企业一切战略、行为与结果的最根本原因”。企业组织中的个体Dna由组织中包括董事会、股东、Ceo、高管团队（tmt）、其他管理人员和普通员工在内的各种成员的个人特质（即人口统计学特征）以及包括性格、认识能力等在内的心理特质共同构成。企业Dna则是由企业自身与生俱来的符合基因定义的如所有制类型、股权结构等要素组成。
3 能力要素观
能力要素作为企业基因的论述最早由奥瑞克等（2003）提出，他们认为企业的业务能力要素是“企业价值链中的一组可以为企业带来特定产出的价值元素”，这些价值元素基于一定的资源基础，包括有形能力要素、交易能力要素、知识能力要素，与决定人类个体的体貌及性格特征的Dna一样，业务能力要素是企业价值链中对企业产出有独立贡献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企业的基因。他们以此来研究新的竞争环境下企业如何通过“重组业务能力要素”实现新的基因组合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和价值。企业基因能力要素说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如王伟（2005）完全借鉴了奥瑞克的理论成果，用能力要素作为企业基因来研究企业基因的重组，深入地分析了能力要素驱动型价值网络的形成、特征和策略。徐宏玲等（2005）在研究模块化组织对于大型企业尤其是垂直一体化企业的作用时认为，能力要素是企业的基因，而“模块化组织是企业基因能力要素重组的结果”。李贤柏（2009）运用企业基因的理论研究企业基因的遗传规律在企业并购中的解释和应用，集中探讨了并购中文化能力要素、技术能力要素这两种企业基因及其组合的整合模式，并认为与生物遗传规律相比，企业遗传规律存在差异。薛晓芳等（2009）将企业基因理论扩展到虚拟企业这一特殊的企业组织种群的研究领域，认为能力要素是虚拟企业的基因，并认为基于多种群协同进化策略的能力要素基因重组可以实现虚拟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4 心智模式观
“心智模式”一词是由苏格兰心理学家Craik在1943年提出来的，之后就被很多认知科学家所采用并逐渐成为人机交互的常用名词。心智模式是一种人们用来描述系统目标与形式、解释系统功能、观察系统状态和预测系统未来的心理机制，是一种“思维定式”。赵春明（1998）最早提出“心智模式”是企业的基因，他认为“企业基因就是构成每个经理人员乃至每个企业员工心智模式的基本要素”，它会影响到企业的经验。经验来自于单个经验和总体经验，由于经验的固化会给企业带来较大的风险，因此要使企业的基因目标多元化来降低这种风险。李刚（2007）认为，默会知识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技术层面的默会知识表现为企业的经验；第二层认知层面的默会知识即是企业的心智模式，心智模式即是“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也就是企业的基因。
5 企业文化观
David（1994）认为企业文化是一种存在于组织内每一个员工心中的信仰，是企业的Dna，并分析了改变企业Dna的方法及可能面临的阻力。卫华诚（2004）将企业文化作为企业的基因，同时认为创新是造成企业强制性突变的因素；从企业文化和企业惯例的对比分析，认为惯例只是企业文化结构层面的东西，企业文化具有基因的特征，因此才是企业的基因。田奋飞（2008）认为企业的各种行为最终都会因其他企业的“共享”、“购买”、“学习”和“模仿”等行为而趋于消失，而唯有基于以价值观为核心的企业文化的异质性则因其难以“共享”、“购买”、“学习”和“模仿”而得以持续。李全喜等（2009）同样认为企业文化是企业的基因，所以才具有复制作用。王丽娟（2009）通过对各文献的综述，分析得出企业文化就是企业的基因，并且企业基因也存在着与生物的基因表达和进化中反应循环、催化循环和超循环类似的三级循环，组织学习能力如同酶一样贯穿始终。
6 企业惯例观
“惯例”一词最早于1982年由nelson&winter提出，他们将惯例描述为“企业的一切规则和可以预测的行为方式”，包括企业明确的技术惯例，投资、研发和广告的决策、企业的商业战略，并认为企业的惯例是“可以遗传的”，起着“基因在生物进化中的作用”，他们以此来研究企业在动态经济演化中的行为。惯例一词的提出，使其作为企业基因的定义得到了相当的认同。郭强和盂宪忠（2004）通过将企业惯例与生物基因类比，进一步得出惯例在企业中具有类似基因功能的结论，是组织中的记忆，执行着传递技能和信息的功能，它具有学习效应的获得性遗传特征；这种惯例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是长期积累形成的、储存在组织内部、影响企业行为的遗传因子。潘超平和傅贤治（2007）在认同惯例作为企业遗传基因的同时，对惯例进行了三个层次的划分，包括战略层惯例、经营层惯例和操作层惯例，并对各自层次的特点进行了多角度分析，他们认为“做”是实现基因复制的途径，“学习与创新”是企业变异的途径。许晓明和戴建华（2008）在讨论基因的精细结构时构建了企业的生命模型，以资源管理能力（包括管理对象和管理能力）为核苷酸，即企业基因的突变子和重组子，以企业惯例为企业基因，以企业价值外显机制（文化使命、组织架构、市场行为）等为染色体。另外，郑燕和张术丹（2009）也认同企业惯例作为企业基因的观点。
二、企业基因的结构
生物基因是生物Dna上一段具有遗传效应的片段，具有双螺旋的结构，由双链四碱基组成；双链是两条3'，5'-磷酸二酯键相连构成的长链，它构成基因的骨架；四类含氮碱基是鸟嘌呤、胸腺嘧啶、腺嘌呤、胞嘧啶，它们排列顺序的差异便产生了不同的基因，内含遗传信息。生物基因的这种特殊结构使得学者们在研究企业基因时对企业基因结构的观点按照与生物基因结构是否相似可以分为创新型结构和模仿型结构两类。
1 创新型结构
由于考虑到企业并不是真实的生命体，企业基因的结构也不应拘泥于生物基因的双链四碱基，学者们提出了很多与生物基因结构不同的企业基因结构。
一些学者从构成企业基因的要素上进行研究。tichy（1994）最早提出了企业基因的模型，该模型包含“决策架构”和“社交架构”两要素，前者是企业制度的重要因素，后者是企业文化的重要因素，两者共同构成企业的营运机制。Baskin（1995）认为企业基因应该包含“组织特征”和“过程描述”两个部分：组织特征是指在市场中组织特有的生存方式，这通常明确体现在企业的远景、价值观念和认可的行为上；过程描述是组织内每一个人对自身工作与组织整体契合关系的了解及自我学习途径的认识。neilson（2004）提出的企业基因结构是认同比较广泛的一种，后续的很多研究也都借鉴了他的成果，他认为企业基因结构包括“组织架构”、“决策权”、“激励机制”和“信息传导”四个要素。李刚（2007）在借鉴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认为企业基因的结构应该包含“赢利模式”、“决策模式”、“组织结构”和“信息传导”，将激励机制换成赢利模式。涂发亮和李俊蕾（2009）则认为这一结构应该包含“商业模式”、“管理模式”、“组织架构”和“资源支持系统”四个要素，与上述类似，但最大的不同是将信息传导要素换为资源支持系统要素。
另外一些学者从企业基因的层次结构上研究。nelson&winter（1982）将惯例视为企业中的基因，并将其分为三个层次，包括“与经营特点有关的惯例”、“与投资规则有关的惯例”以及“指导改变其他惯例的惯例”。与此类似，潘超平和傅贤治（2007）同样将惯例分为三个层次，包括战略层惯例、经营层惯例和操作层惯例，各层次惯例之间使用频率、变异程度和遗传难度存在不同。刘晔和阎淑敏（2007）并没有指明企业基因的内涵，但认为企业基因应该包含理念层面和惯例层面，两层面基因通过不同要素传递，且遗传和变异发生情况不同。龙贵玲（2009）在借鉴了企业基因要素构成等研究的基础上认为企业基因应该包含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以核心价值观为代表的企业文化；第二层次是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危机反应能力；第三层次则与neilson（2004）一致，是组织结构、信息传导机制、决策机制和激励机制；前两个层次是隐性基因，第三层次是显性基因。
2 模仿型结构
该类型的企业基因结构完全模仿生物基因双链四碱基的结构。周晖认为企业基因结构中的双链是“劳动力链和资本链”，四个碱基分别是“技术、公司治理、企业文化和企业家”。李欲晓（2007）的研究与上述存在重叠但又不同，他认为该结构中的双链是“企业文化和人力资源”，四个碱基分别是“制度、管理方式、技术和非人力资源”。许晓明和戴建华（2008）认为企业基因的四个碱基是“资源一能力碱基对”和“信念一意识碱基对”。李全喜等（2009）运用和谐理论进行分析，认为双链是“和链”与“谐链”，四碱基则是和链上的“理念、制度”以及谐链上的“技术和工具”。薛晓芳等（2009）通过研究虚拟企业，认为企业基因结构的双链是“契约链和知识链”，四个碱基则与neilson（2004）的研究完全一致，为“组织架构、决策权、信息传导与激励机制”。
三、企业基因遗传中心法则
生物遗传中心法则是1958年由Crick提出的，是指遗传信息从Dna传递给Rna，再从Rna传递给蛋白质，即完成遗传信息的转录和翻译的过程，也可以从Dna传递给Dna，即完成Dna的复制过程。通过该法则，基因实现了代际之间遗传信息的稳定传承和对生物性状的控制。鉴于此，企业基因的研究者们也自然十分关心企业基因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在此从企业基因复制机制以及基因表达机制即转录和翻译过程两个方面对该部分研究进行综述。
1 企业基因复制机制
生物基因的复制是通过以自身的一条单链为模板实现的“半保留复制”，从而实现遗传信息的精确复制和传递。鉴于此，有学者认为企业基因在复制时同样借助一定的“模板”来进行。李刚（2007）认为基因的复制依托于企业Dna模板，麦肯锡公司的7S框架（结构、战略、体制、人员、作风、技巧、共同的价值观）可能是这个模板的一种。另外一些学者并没有考虑企业基因复制时是否借助模板以及依据怎样的模板进行，而是直接指明企业基因复制的实质。潘超平和傅贤治（2007）认为“做”是实现基因复制的途径。卫华诚（2004）则认为企业基因的复制是通过企业的“内部学习”功能来实现的，这也得到了李刚（2007）的认可。
2 企业基因表达机制
生物基因的表达机制是通过基因转录形成Rna再翻译成为蛋白质实现的，Rna起着中介的作用。同样地，有学者也是按照该三级关系构建了企业基因的表达模型。李贤柏（2006）认为技术相当于Rna，产品则相当于蛋白质，表达过程是通过“基因一技术一产品”实现的，并结合生物基因探讨了该表达过程的合理性，蔡巧福（2008）在研究企业“技术基因”时也借用了该观点。与上述观点不同，李欲晓（2007）则认为“企业战略”相当于Rna，是传递中介，而“企业活力基”相当于蛋白质。王丽娟（2009）认为企业文化是企业的基因，基因表达过程是通过“文化一惯例一绩效”实现的，惯例相当于Rna，是传递中介，绩效则是“蛋白质”。
除以上研究之外，其他学者虽未按该三级关系构建表达模型，但是也给出了自己的观点。刘晔和阎淑敏（2007）并未指明企业基因表达的结果，但对基因表达的中介进行了阐述，认为不同层面的企业基因传递中介不同，理念层面基因通过“企业文化”进行传递，惯例层面基因通过“决策机制、组织结构、经营方向和激励机制”四个要素进行传递。金占明等（2011）并未构建基因表达的模型，但对基因作用于企业绩效的路径进行了描述，认为企业基因决定“态度”，态度决定“结构和行为”，行为最终决定“结果”。
四、企业基因的变异及与环境的相互作用
生物基因的变异分为可遗传的变异和不可遗传的变异，其中前者包括基因的突变和重组，突变和重组为生物带来了更多的性状，通过环境的选择作用使生物得以进化并更好地适应环境。学者们对企业基因变异及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的研究也基本按照这一路径进行，其中对企业基因变异的研究更多地关注于可遗传的变异。
生物基因的变异主要来源于复制偶发性错误、碱基组成改变等内部因素及物理（如紫外线）、化学（如亚硝酸）、病毒等外部因素影响，具有随机性的特点。卫华诚（2004）认为企业基因在复制过程中也会产生“随机性突变”，这种变异来源于复制过程中的“不完全复制”。
但是，与生物基因变异不同的是，企业基因更多地是主动性的变异，是“带有主观努力方向”的“强制突变”。这种变异的动力来源于企业外部环境的变化，“当社会、经济及技术和市场环境发生急剧变化时，企业会表现出不适”，从而“迫使企业搜索新技术以及新组织”。
对于企业主动性变异的实现途径，nelson&winter（1982）认为这种途径包括在现有技术和惯例基础上的“搜寻”以及通过研究与开发去寻找原来没有的技术和惯例的“创新”；这得到了刘晔和阎淑敏（2007）的认同，并认为组织的搜寻和创新并不是完全分离的，而是“相互交叉进行的”。另外一些学者的观点与上述存在相似的地方，而在表述和内容上与上述又存在不同。大多数学者都认同“创新”是企业主动变异的途径，而有些学者将“学习”也作为企业主动变异的途径，认为“内部学习的量变积累达到质变后，最终使企业基因达到了非线性化的突变”，是企业变异的“内部动力来源”。“学习”与“创新”之间是存在联系的，“学习是创新的基础”。
企业基因的变异在不同层次发生的水平并不相同，企业基因从战略层、经营层到操作层，可遗传程度越来越高，变异频率越来越低，并且企业基因的变异只发生在惯例层面而不发生在理念层面。企业基因主动性变异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阻力，David（1994）认为这种阻力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主动的阻力来源于高管团队，被动的阻力来源于组织的较低层次。
生物基因通过基因的表达实现对生物性状的控制，生物基因表现程度的状况取决于基因自身和外界环境两方面的作用。企业基因同样存在这一过程，Baskin（1995，2000）认为这一过程通过企业基因和企业神经系统的互动实现；企业的神经系统把外部环境的信息传输到企业内部，企业基因提供如何应对外部环境的信息；企业家是企业的中枢神经系统，起到协调和监控的作用。
除现有企业基因会与环境共同作用于企业外，企业基因还会通过变异的方式与环境发生作用。从上面可以得知，外部环境的变化是企业基因变异的动力来源，企业通过“搜寻”、“创新”以及“学习”获得基因的变异。企业的变异产生了“新的企业基因”，这一新基因要由“外部环境和企业内部环境进行选择”，“环境起着选择机制的作用”，企业的这种主动性的变异使“企业行为与环境更加匹配”。
五、企业基因理论评价与展望
企业基因理论从仿生学的视角来寻找影响企业成长、适应环境等企业现象和行为的根本动因，对进一步认识企业的本质，研究如何促进企业健康成长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按照企业基冈的定义、结构、遗传中心法则、变异及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四个方面进行了综述，可以看出企业基因理论经过若干年的发展在不断地深化，并得到较广泛的认可，但同时，也能看出现有研究仍存在很多不足，这可能是未来的研究重点。
第一，企业基因定义、结构、遗传中心法则内部及相互之间存在交叉但尚未达成一致的观点。企业基因的变异及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相关研究基本达到了一致，而企业基因的定义、结构及遗传中心法则却众说纷纭，缺乏广泛认同的观点。不仅如此，企业基因定义、结构及遗传中心法则内部及相互之间还存在交叉。内部的交叉主要体现在各种观点之间存在概念上的相似或一致性，如企业基因定义中的心智模式、企业文化、企业惯例等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再如在企业基因结构研究中显然能够看出各学者之间的观点存在相似性和重叠。相互之间的交叉主要体现在各理论内容之间的重叠，如作为企业基因的企业文化在某些学者研究中，又成为企业基因结构中的碱基或双链，又如作为企业基因的企业惯例在有的学者研究中成为遗传中心法则表达过程中的中介“Rna”。以上的不一致及交叉尚需要深入研究和规范。
第二，企业个性及与生物共性之间的协调在企业基因理论中尚未取得一致。在综述中能看到企业基因结构中的双链四碱基结构、遗传中心法则中的三级基因表达结构、环境的选择作用都是模仿生物基因，而企业基因结构和遗传中心法则中的其他观点以及企业基因的主动性变异观点等又与生物基因存在显著的不同。作为一种理论交叉的仿生研究，既应考虑企业与生物之间的共性，又要考虑企业自身的个性，两者之间的关系在企业基因理论中如何最优体现尚需深入研究。
第三，基因组的观点尚未引入，现有很多研究混淆了基因与基因组的概念。生物体内有一个基因组，这个基因组内包含数量众多的基因，每一种基因只负责一种功能。但在企业基因理论研究中，尚未出现以基因组的形式进行的研究。在已有研究中也能看出很多学者所说的基因实际上相当于生物中的“基因组”。基因组观点的引入以及如何界定企业基因与基因组尚需进一步研究。
表观遗传学研究方法篇6
关键词：木兰科；遗传多样性；研究
木兰科（magnoliaceae）植物是古老的第三纪孑遗植物，分布于亚洲、美洲的热带至温带，我国有11属约9o种，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华南至西南的地方[1]。据记载，木兰科是被子植物中受到严重威胁种类最多的科，其中有8属35种是中国濒危稀有植物[2]。
生物保护的最终目标是保证物种或居群的延续及维持物种的进化潜力[2]。物种的遗传多样性既是其维持繁殖活力和适应环境变化的基础，同时又是其它一切多样性的基础[3]，而居群的遗传多样性水平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一个居群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可以因此预测这个居群未来的发展趋势[4]。种内遗传变化是物种适应环境变化以及物种进化的基础，对物种保护有重要意义[5]。
近年来野生居群遗传多样性的减少已经成为保护生物学最关注的问题[6]，从一个居群或物种的遗传数据可以估算出它的遗传多样性水平、遗传漂变的影响力、遗传分化程度和基因流，了解这些数据是防止这个居群或物种灭绝必须做的第一步[7]。因此，了解木兰科植物中如华木莲、巴东木莲、乐昌含笑等濒危物种的遗传多样性并据此分析其致濒原因，这对保护物种多样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有益于研究木兰科的系统分类，系统发育、分布及其起源，被子植物的起源与演化等问题。
1华木莲属（Sinomanglietia）
1.1华木莲（S.glauca）
在1999年国务院公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中，华木莲被列为一级保护植物。根据iUCn（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联合会）（2001）公布的“2001iUCnRedListCategoriesandCriteria”，如果一个物种的生活区域不超过100km2，仅存一个居群，且个体数量还在持续减少，则这个物种属于极度濒危物种。华木莲仅分布于27°34′n～27°36′n，114°19′e～114°22′e[8]，总面积仅16km2左右，属于极度濒危物种。因此，对华木莲的遗传多样性进行研究，进而探讨其濒危的原因将对华木莲的保护及物种多样性的保护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林新春和俞志雄利用RapD分子标记对华木莲的l9个天然群体进行了遗传多样性分析，结果表明：华木莲居群在遗传距离为0.205处可分为三大类：玉金山居群、模式标本树周围居群、模式标本树对面山上的其余居群；19个居群之间的遗传相似性指数介于0.7000～0.9389之间，遗传距离值介于0.0931～0.3808之间，平均观察等位基因数与平均有效等位基因数分别为1.5444和1.3l34，平均基因多样度和平均Shannon信息指数分别为0.1847和0.2782[9]。
华木莲自然居群的遗传多样性水平低于一般物种。与其它濒危植物相比，它低于观光木、北美鹅掌楸及中国鹅掌楸，高于版纳青梅，可能与水杉相当而高于银杉。其居群间的分化可能主要受环境因子选择和基因流阻隔的影响，华木莲陷入濒危之境的主要原因可能是生境破坏严重和它自身的生物生态学特性。应对华木莲现有生境进行保护，并人工促进生长更新，扩大现有居群，提高遗传多样性，并开展迁地保护。
廖文芳和夏念和运用iSSR标记对采自江西宜春的华木莲进行遗传多样性研究，结果表明，无论与物种的遗传多样性平均水平，还是与同科的乐昌含笑和观光木，或其它特有、珍稀濒危物种相比，华木莲的遗传多样性都是很低的，其遗传结构显示了它作为珍稀濒危物种的特性[10]。研究指出了导致华木莲遗传多样性较低的两个可能原因：一是华木莲演化历史与生境破坏。最早的、最可靠的木兰科大化石出现在白垩纪[11]，第三纪时，木兰科植物曾经广泛分布于北半球[12]，到第四纪，我国东部出现了干冷与湿暖气候的交替变化[13]，极不利于当地植物的生长，华木莲的生长可能在历史的气候变迁中遭遇了严重的瓶颈效应，从而遗传多样性极低。二是人为破坏。华木莲是国家保护树种，而且个体很少，竹林中的成年华木莲大树在当地的林业部门有记录，而幼苗则无记录，农民为其自身的利益，常在竹林管理时将华木莲幼苗清除，使华木莲个体数量急剧减少，直接导致了华木莲遗传多样性的降低。人为破坏是导致华木莲遗传多样性低的直接原因，而低的遗传多样性是导致华木莲濒危的主要原因。
在保护珍稀濒危植物中，栖息地的保护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由于华木莲种群数量稀少，生长区域狭窄，遗传多样性水平低，抗干扰能力弱，因此，对华木莲的保护应以就地保护为主，将华木莲的整个生长区域保护起来，以提高其遗传多样性。为了增加遗传变异，在就地保护的同时，还应该进行迁地保护。在迁地保护过程中应尽可能地从华木莲的整个生长区引种，由于华木莲靠昆虫传粉（主要是甲虫），种子的传播主要依靠鸟类，在进行迁地保护时，应充分保证移栽后华木莲的正常繁殖，在选择栽培地时，尽量选择与华木莲原始生境相似，受外界干扰少的区域，以保证移栽后华木莲的成活及生长；同时，应该尽量避免移栽幼苗，而采用种子培育的方法进行移栽[10]。
2木莲属（manglietia）
2.1巴东木莲（m.patungensis）
巴东木莲隶属于木兰科木莲属，为我国特有珍稀濒危物种。分布范围狭窄，仅见于湖北、湖南、重庆及四川的局部地区，且极为零散，很多居群的个体数量不超过10株，较大的分布点估计有30株以上。垂直分布多见于海拔600～1000m的密林中[14]，其树形美观、四季常绿，是良好的园林绿化树种，树皮为中药厚朴的代用品。尽管我国的植物学工作者对其繁殖技术进行了一定的研究[15，16]，但整体来看研究较少，资料欠缺，尤其在居群遗传多样度及遗传结构方面。
何敬胜等[17]采用等位酶分子标记的技术和方法，系统地对巴东木莲遗传多样性、遗传变异程度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巴东木莲具有较高的遗传多样性和一定程度的遗传分化。[此为18号文献，与17号文献的顺序应该调整一下。]较高的遗传多样性可能与其繁育系统等生物学特性、生活习性及生境特点有关。其次，巴东木莲为长寿命多年生的树种，而且种子萌发能力较强[18]，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可以保持原有的遗传多样性。最后，巴东木莲所处的长江流域地形复杂、气候差异显著，在第四纪冰川期成为许多第三纪古老植物和特有植物的避难所，并形成一个遗传多样性孑遗中心，也是木兰科植物的现代分布中心和多样性中心之一。与受第四纪冰川影响更大的北美相比，该地区更有利于物种在冰期保持遗传多样性，从而削弱冰期后的瓶颈效应。
巴东木莲目前仍有较高的遗传多样性，说明导致它濒危的不是遗传基础，而是生境破坏。因此，建议以就地保护为主，迁地保护为必要补充[17]。
3含笑属（michelia）
3.1乐昌含笑（mi.chapensis）
乐昌含笑，木兰科含笑属植物，自然分布于我国中亚热带偏南地区，是南方常绿阔叶林的主要组成树种之一。原始林因受人为砍伐的影响，现呈间断零散分布，水平分布东起福建武夷山，西至贵州黔东南山区，南至广东怀集，北达湖南慈利，包括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福建六省[19]。乐昌含笑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被作为优良绿化树种推出后，在华东地区得到广泛研究利用，其引种育苗、嫁接繁殖等方面的技术很快被攻克了。但是，由于乐昌含笑开发利用前期被无节制地采种和砍伐，野生资源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遗传多样性受到严峻考验。
姜景名和滕花景应用随机扩增多态Dna（RapD）标记方法分析了珍稀木兰科植物乐昌含笑6个种群的遗传多样性及分化程度，探讨了其群体遗传结构。研究结果揭示乐昌含笑具有较高的遗传多样性，平均Shannon指数为0.4751，多态位点频率高达81.98%，种群间的基因分化系数为22.26%[20]。
乐昌含笑群体内的遗传变异大于群体间的遗传变异，所以在进行种质收集或种源试验时，可以适当地在群体内加大取样单株的数量，以增加遗传变异的来源[20]。
4鹅掌楸属（Liriodendron）
鹅掌楸属现存2种，一种是生长在我国中部和南部山区的中国鹅掌楸（L.chinese），另一种是生长在美国中西部至加拿大东南部一带的北美鹅掌楸（L.tulipifera），既是地球上残存并处于濒危状态的双种属，被称为跨洲际分布的特殊类型“树种对”，又是优良的杂交育种配对亲本种[21-22]。
20世纪90年代parks等人[23]和parks本人[24]分别利用等位酶标记和RFLp技术进行了中国鹅掌楸与北美鹅掌楸的遗传分析，计算出nei’s遗传距离为0.434，北美鹅掌楸的群体遗传变异与遗传多样性大于其他异交授粉树种。国内同时期的研究得出了鹅掌楸育种潜力大，中国鹅掌楸与北美鹅掌楸各自空间格局形成的假说[21，25]。1997年朱晓琴等人通过等位酶分析研究，认为鹅掌楸种内遗传多样性水平较高，种内遗传变异的20.6%分布在群体间、79.4%分布在群体内，东部分布亚区的多样性水平和群体问分化程度高于西部，其遗传多样性水平随着纬度增加而递减[26-27]。近年来，逐步开展了鹅掌楸花粉流标记和检测鹅掌楸属种间杂交的花粉污染等研究[28-29]。
刘丹和顾万春运用群体遗传学原理、RapD分子标记技术，从Dna分子水平阐述鹅掌楸的群体遗传多样性、群体遗传变异规律等，探讨中国鹅掌楸、北美鹅掌楸遗传变异丰富程度及杂种鹅掌楸的偏重亲本杂交程度，为鹅掌楸遗传资源保存、测定、评价和利用提供实验依据[30]。
RapD所提供的遗传信息与已发表的中国鹅掌楸等位酶揭示的遗传规律大致相符。研究结果从分子水平上进一步证实了中国鹅掌楸群体具有丰富的遗传多样性，并证实了北美鹅掌楸遗传多样性要高于中国鹅掌楸。
在中国鹅掌揪、北美鹅掌揪的等位酶研究中，用RapD分析结合表型研究的结果都表明鹅掌楸存在着广泛而丰富的遗传变异，但为什么又处于濒危状态？许多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论证，多数人认为是生殖上隔离和濒危生态造成鹅掌楸日趋濒危，但如何挖掘其广泛的遗传资源，还有待探讨。
5观光木属（tsoongiodendron）
5.1观光木（tsoongiodendronodolum）
观光木是木兰科单种属植物，其形态与含笑属相近，因其聚合果于果熟时愈合而与含笑属不同，是研究被子植物系统发育方面的重要材料。该种分布区很广，包括湖南、江西南部、福建、广东、广西、云南东部及海南，但种群通常较小，为稀有植物，是我国二级保护植物[31]。
表观遗传学研究方法篇7
1.内蒙古医科大学，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059；2.内蒙古包钢医院口腔科，内蒙古包头 014010
[摘要]错畸形的病因学研究是口腔正畸学的热点之一。错畸形多具有遗传倾向，表现为亲代与子代之间牙及颅面性状的相似性，牙齿发育作为全身发育的一部分，环境因素可以通过影响基因的表型而使牙齿发育表现多种多样，但牙齿发育受遗传因素影响更大[1]。牙冠宽度是牙齿形态测量及牙量指数的重要指标，牙弓形状、大小与牙弓间隙分析、矫治后牙弓的稳定性密切相关。牙冠和牙弓的测量值在正畸诊断和治疗中具有重要意义。该文对遗传性因素影响牙齿和牙弓正常发育的研究现状进行概述，以期为错畸形的临床诊断和治疗提供参考。
关键词遗传度；模型测量；牙冠；牙弓
[中图分类号]R78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742（2015）03（c）-0015-03
ResearchontheHeritabilityofDentalCrownandDentalarchinteenagersandChildren
LiUJing1ZHanGJinghui2QianYichao2
1.innermongoliamedicalUniversity，Hohhot，innermongoliaautonomousRegion，010059，China；
2.DepartmentofStomatology，BaogangHospital，Baotou，innermongoliaautonomousRegion，014010，China
[abstract]etiologyofmalocclusionisoneoftheresearchhotspotsinorthodontics.malocclusionhasgeneticpredispositiongenerally，whichshowsthesimilarityofdentalandcraniofacialtraitsbetweenparentandoffspring.asapartofthebodydevelopment，toothdevelopmentisaffectedmorebygeneticfactorsalthoughtheenvironmentalfactorscanmaketoothdevelopmentbediverseviaaffectinggenephenotype[1].thewidthoftoothcrownisanimportantindexofmeasuringtoothmorphologyandtoothsize.theshapeandsizeofdentalarcharecloselyrelatedtodentalarchspaceanalysisandthestabilityofthedentalarchafterthetreatment.measurementvalueoftoothcrownanddentalarchhasimportantsignificanceinorthodonticdiagnosisandtreatment.thispaperoutlinesthestatusofresearchonthegeneticfactorsinfluencingthenormalgrowthofteethanddentalarch，inordertoprovidereferenceforclinicaldiagnosisandtreatmentofmalocclusion.
[Keywords]Heritability；Dentalcastmeasurement；Dentalcrown；Dentalarch
[作者简介]刘静（1989-），女，内蒙古临河人，在读硕士，医师，研究方向：口腔正畸。
[通讯作者]张景慧（1966-），女，内蒙古包头人，硕士，主任医师，研究方向：口腔正畸。
依据2000年中华口腔医学会学分会的调查，以个别正常为标准，乳牙列、替牙列及恒牙列中错畸形的患病率分别为51.84%、71.21%和72.92%。当前正畸学主要是以错畸形的病因为研究热点，大部分结论一致认为错畸形的原因包括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两方面。遗传度是表示遗传与环境互相作用的参数，在0~1之间，主要表示的是遗传因素。以往很多研究证明可以通过双生子的方法来得出遗传因素与环境因素对牙性状发育产生的影响。双生子包括同卵双生、异卵双生，同卵双生的遗传结构一模一样，而环境因素也可能对个体差异造成一定的影响；异卵双生，是指个体相互之间拥有相同的遗传物质，但差别在于性状与表现型特征方面的不同，由于二者生长环境相似，所以对不同基因型的表现型效应研究可借助此条件。子女与父母之间也存在遗传性，因此在形态结构或生理特点上相似。以往有通过对子女与父母、双胞胎之间、同胞之间牙模型测量及遗传度的计算来研究遗传因素的报道，并对错畸形的发展方向进行预测，为治疗青少年儿童错畸形矫治提供正确指导。本文对遗传性因素影响牙齿、牙弓发育的研究现状作一综述。
1模型测量方法
目前，对于牙特征的研究多采用模型测量的方法，牙模型能够客观而完整地记录口腔各器官的形态特征，可用以在临床上找出错形成的原因、机制，对错畸形制定治疗方案、正确诊断和预后评估提供依据。
模型测量包括接触式和非接触式两种。接触式是指借助不同测量仪器直接测量模型，但接触式主要分为手工测量和针触机械测量两种。作为最传统的测量方法，手工接触测量法测量精度不高，针触机械测量（通过测量头直接与被测牙冠表面接触并记录坐标，计算机进行图形重建）有一定的测量盲区。
非接触式测量有近景立体摄影测量与激光三维扫描测量两种。在解析几何原理基础上利用高精度控制网通过照相机或摄像机获得不同角度的立体像对，并对其进行计算机技术处理并测量，该方法称为立体摄影测量法，在颌面部软组织测量方面应用广泛。当前最先进的立体陈测量方法是激光立体测量法，它精度高、功能广泛，可以测量空间任意两点之间距离和角度、牙弓弧长、曲面面积，也能够完成牙的移动、旋转、拔除、咬合等动态模拟，但设备多，价格昂贵，需专业人员操作。
陈俊等[6]对牙模型三维激光扫描系统与手工测量的可靠性比较显示二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牙模型三维激光扫描系统具有一些手工测量所无法达到的功能。宋又廉等[7]发现在牙模型的测量方面，对其测量精度要求在0.1mm是合理的，因为其它任何一种测量仪器都不可能超越这个精度。而且，目前的要求对医疗和研究工作的需求已经完全能满足，也能够为标准测量数据和如何选择工具、研发新型牙模型测量系统提供依据。
2遗传度的研究
2.1牙冠遗传度的研究
同卵双生子由于有相似的基因结构，他们的牙齿冠宽较异卵双生更为相似。许多研究证明牙齿冠宽受遗传基因的影响较大如外国学者Hughes等［8］通过观察同卵双生子99对和同性别异卵双生子81对、不同性别异卵双生子41对还有个体牙模型160个，得出牙齿的大小的遗传性也很强。
随着研究的深入，牙冠大小的遗传被研究得更细致。在牙冠的近远中径与唇舌径同遗传的关系方面，也有许多研究人员做出贡献，如，Dempsey等［10］计算出各个牙齿近远中径的遗传度为0.81～0.91；而Hluskode计算的近远中径遗传度平均为0.67。国内学者刘鹤［11］计算的各个牙齿近远中径的遗传度在0.73~0.91。续美如［13］采用Holzinger经典双生子法进一步计算牙齿近远中径总和的遗传度，上颌为0.69，下颌为0.75，证明牙齿在近远中径方面还是有较强的遗传因素。
aLVeSa[14]早在1974年就对芬兰一个海岛的90组全系家族进行了牙冠近远中和唇舌宽度测量，所有牙齿平均近远中遗传度为0.54，上颌所有牙齿值近远中的平均遗传度为0.60，下颌近远中为0.47。牙冠近远中宽度遗传度从高至低是上颌中切牙、尖牙、第一前磨牙和下颌的侧切牙、第一前磨牙、磨牙。所有牙齿平均唇舌向宽度遗传度为0.67.上颌唇舌为0.78，下颌唇舌向为0.56。唇舌向宽度遗传度从高至低是上颌尖牙、第一前磨牙、磨牙和下颌第一前磨牙、磨牙。牙冠唇舌宽度遗传力可能超过近远中宽度，上颌受遗传影响更大一些，可能与下颌活动频繁及动度大更多受环境影响有关。对称性在遗传作用中较为明显，两侧同一位置牙齿的测量指标（近远中宽度或唇舌宽度）由相同遗传因子控制；下切牙近远中及唇舌向宽度由一个遗传因子支配，而上切牙的近远中宽度和唇舌向宽度未发现有共性因子存在，受不同的遗传因子影响，上下切牙在遗传作用方面的具有独立性。近年，刘鹤［11］对82对6~12岁女性双生子，进行切牙牙冠的近远中宽度和唇舌向宽度测量，通过因子分析发现，牙齿发育虽然表现为多基因遗传，但也会因为基因表型的变化影响环境进而使牙齿发育呈现多样性。
2.2牙弓遗传度的研究
乳牙列的牙弓宽度和高度具有较强的遗传特性。Hughes［15］用硅橡胶取模得到精确的牙模型，通过测量及统计学分析后得出乳尖牙牙间弓宽度的遗传指数为0.47~0.82，乳磨牙牙间弓宽度的遗指数为0.80~0.93，而牙弓高度的遗传度为0.76~0.93。这些数据证明了乳牙列牙弓受遗传因素影响较大。
恒牙列牙弓受遗传控制不及牙齿强，续美如［13］对48对双生子研究发现，牙弓受遗传控制最强的是高度，其次是宽度，长度最弱。遗传因素更强烈的参与促进牙弓高度变化。另上颌牙弓弧形长度的遗传度（0.71）明显高于下颌（0.31），这可能是由于下颌在咀嚼活动中更活跃，更易受环境因素的影响而产生变异。
Shosei等[16]采用三维测量对44对同卵双生子以及25对异卵双生子进行牙齿模型测量，获得牙弓宽度的遗传指数在0.49~0.92，牙弓长度的遗指数在0.86~0.94，得出遗传因素对牙弓形态具有决定性作用。eguchi等对双生子的研究也获得类似结果。eguchi［16］研究了澳大利亚的同卵双生、异卵双生双胞胎样本量化遗传和环境因素变化对牙弓宽度，长度和腭高度的相对贡献，结果为遗传度分别为牙弓宽度0.49~0.92，牙弓长度0.86~0.94，和牙弓高度为0.80~0.81。同时，他发现遗传因素对同卵双生双胞胎的相关性普遍高于异卵双生的双胞胎。
Cassidy等[17]研究分析了来自155对同胞关系的320名青少年上颌和下颌牙弓的大小和形状。牙弓的大小有一个适度的遗传因素，约0.50，尽管这个估计可能包含共享环境的影响，牙弓长度和宽度生长因子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的。Brown等人也发现牙弓宽度和长度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独立的，可能是受不同的发展过程影响。一个群体中牙弓宽度遗传力最高，平均约0.60。牙弓形态的家族性影响研究显示，遗传率低于平均水平，平均为0.39，牙弓大小和形状被看作是更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而不是遗传。这些研究结果显示需要更好地了解是什么外在因素调节发育过程中牙弓的大小和形状。
Harris[27]在对同胞之间以及父母与子女之间进行牙17个变量遗传度的估计发现，兄弟姐妹间下颌牙弓宽度的遗传度和下颌的尖牙牙弓宽度遗传度，分别为0.80和0.79。其表型相似是受到了母亲的影响。在对母亲与后代咬合变量遗传度估计中，上颌尖牙牙弓宽度，和上下牙弓的长度这三个性状表现出相对较高的遗传度。
在许多已尝试单独在颅面形态遗传和环境的影响的研究中，环境已被发现是重要的。以往的研究结果表明，虽然遗传变异对牙弓宽度和牙弓长度等特点产生重大影响，环境之间的相似之处与不同家庭比之间的遗传变异也很重要。此外，食物结构、后牙颊舌向倾斜角度、咀嚼载荷程度和习惯性活动都可能影响牙弓的宽度，牙弓在大小以及形态方面表现出的差异是由于遗传因素和口周肌肉等微环境的影响。
牙模型的测量分析对于正畸治疗具有及其重要的意义，随着计算机图像处理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在正畸研究中的应用，更为精确的测量方法将用于牙模型的测量，为正畸临床上错畸形的诊断、分析、矫治计划设计等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遗传因素对牙齿大小的决定性作用较牙弓强。牙齿大小与牙弓大小、形态之间的关系以及各类型错畸形之间遗传性状的异同也应该被进一步深入研究。同时，为了应对环境因素对牙特征影响，在儿童阶段应尽早纠正口腔不良习惯，积极防治替牙障碍，保持乳牙列的完整，避免牙弓长度的缩短。在治疗错畸形时一定要关注与父母相关性强的牙颌面特征对发育期儿童生长趋势的影响，并注意父母影响的差异，以便制定出更为合理的临床矫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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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观遗传学研究方法篇8
两天的会议中，与会代表除了在会议上发表演讲、宣读论文之外，还就各自所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广泛地接触和交流，无论何种方式，都体现出人们对中国建筑遗产保护工作的关心和热爱。
关注与支持
建筑是历史文化的载体，存在着社会发展的印记，建筑遗产是人类的物质文明、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共有的财富，保护建筑文化遗产也被认为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其中，对建筑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已经成为公众、学者和政府部门共同关注的事件。
中国在世界上的遗产大国地位也带动了建筑遗产保护的繁荣与发展继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在文物建筑保护方面取得突出成绩以后，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也于2006年8月成立了历史建筑保护研究技术中心，专门从事建筑遗产的研究、设计、修缮、修复、保护和改造等工作。
据国家文物局傅清远研究员提供的数据，截止到现在，国务院已公布的六批部级文物保护单位总计为2351处，其中建筑遗产(包括建筑遗址)共2117处，占总量的92％；尤其是在本届政府公布的第六批部级文物保护单位1080处里面，建筑遗产(包括建筑遗址)占公布总数的40％。在经费投入上，国家也加强了投入的力度，国家财政在“四五”期间对国宝单位的投入为0.6亿元“五五”期间为0.4亿元，“六五”期间0.3亿元“七五”期间2.5亿元，“八五”期间为5.5亿元。2006年国家文物局和财政部对国宝单位的保护经费投入已达到7.2亿元，这还尚未计算各省、市、自治区的投人。巨大的经济投入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国家对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视。
为从法律的角度对搞好文物保护工作给予有力的支持及保证，国家制定并完善了相应的法律、法规，国家文物局还规定，由国家文物局颁布的法令、法规必须与国际公约相接轨。近20年来，中国文物建筑保护专家也一直在努力寻求合乎国情的建筑遗产保护之道，特别是今年5月28日，由国家文物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共同主办的东亚地区文物建筑保护理念与实践国际研讨会，形成了木结构古建修缮的指导性国际文件《北京文件》正式确立了东亚地区木结构文物建筑的保护原则，特别予以尊重各国遗产保护机构自现代保护运动发起以来，从各自保护实践中以及从世代相传的文物建筑保护的传统做法中总结的原则和经验，体现出国际同行共同审视和思索不同文化背景下不同文化遗产保护手段的多样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威尼斯》对东亚地区文物建筑保护与修复原则的不足。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历史建筑保护和建筑史学研究取得的成绩被国内外同行所认可并予以关注。
现状与问题
以往的经验表明，文化遗产容易保护的地区一种是经济特别发达而有能力进行保护的地区；一种是经济特别落后且根本无力改造的地区。傅清远研究员认为，突出的问题是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对建筑遗产保护的巨大冲击和负面效果，特别是城市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面临沉重的压力，作为历史长河的文化记忆正在逐渐消失；旧城旧房与老城老房在内涵理解上的误区和过度开发造成的老建筑大片被拆除；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不正确理解，造成有些地方民族特色的乡土建筑面临着大量的历史信息被破坏和消亡的潜在危机。建筑遗产保护的设计、规划、施工队伍的数量和比例远远满足不了建筑遗产保护工作的需求；建筑遗产的保护理念在设计和施工过程中没有真正地得以体现；一些落后的观念，还使许多专业人员受到干扰；保护技术和多学科的加入还是建筑遗产保护的弱项传统工艺技术和材料的传承还有待于保护和研究。
云南丽江虽然被保护下来，但过度开发及不合理的建设已使丽江失去原本固有的文化及内涵。台湾著名学者夏铸九先生在对泸沽湖摩梭族文化模式、村落及建筑的保护研究中发现旅游市场与资本的快速与大规模的穿透，使得地方文化与生态环境遭到难以恢复性的破坏，并改变了地方原有的社会结构与空间意义。
面对建筑遗产保护产业的繁荣相应的建筑史学研究理应受到重视。上海市规划局副局长伍江说得很明确，他认为，唯有认识历史建筑的价值，才能更好地进行保护，要重视基础研究。有这几十年来的建筑历史研究才使建筑遗产保护取得了今天这样的成绩和进展，没有基础研究，就没有现在的成果。然而基础研究的现状还不容乐观。北京建工学院曹汛教授用“两担愁云”来形容建筑历史和历史建筑的研究困境，特别是历史建筑的考古断代研究面临后继无人的情况；文物虽有，但是懂文物的建筑史学者却变得稀缺，像梁思成先生当年能够确定佛光寺乃唐代木构的功力已成为绝学；《中国建筑史》教材中仍有诸多史实错误也无力纠正。除了经费不足等因素外，缺少高水平、有能力的专业研究人员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曹汛教授致力于隋唐古塔的断代研究工作，无奈势单力薄，其研究工作正面临很大的困难。
开拓与进取
中国建筑遗产保护工作历经多年的努力与奋斗，虽然面临种种困难与艰辛，但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依然取得了不少成绩。对西方建筑深有研究的方拥教授指出，欧洲古代建筑着眼于物质层面的史书价值和艺术原则，只是一种单边话语的叙述，不能贴切地适用于中国；探讨中国古代建筑遗产的价值，必须站在精神层面，开拓更宽的人文视野，进而做出正确的判断。回眸往昔，我们看见的建筑物也许不足以同希腊，罗马比肩，却不能忽视深藏其内的人文理想。
在古代城市研究方面，清华大学王贵祥教授和他的研究生在对唐长安城，北京各类衙署等建筑二维布局规律和模数的研究中取得突破。
在传统木构体系方面，东南大学朱光亚教授的《中国古代木结构谱系再研究》对以往将中国建筑木构架简单地划分为抬梁和穿斗两种形式做出补充，以大量实例说明有介乎两者之间的过渡形式存在；在斗拱形式方面
敦煌研究院的孙毅华女士以壁画的直观资料展示了历代斗拱的形式变化和特点。
在古典园林研究方面，苏州古典园林以群体面貌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再次为世界所瞩目。著名建筑学家刘敦桢先生担纲完成的《苏州古典园林》是一本研究中国传统建筑的经典著作东南大学陈薇教授对它的历史意义、学术地位和内在价值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探讨和挖掘。
在近、现代建筑研究方面，香港中文大学LynneDistefano/李浩然LeeHoYin以开平碉楼为例，说明建筑元素和装饰设计风格受到海外华人心中的西方建筑印象，以及本土观念的存在、多种来源并存并不断强化带来的住屋形式与文化的流散，探讨19世纪～20世纪海外华人建筑理念的变迁；日本学者奥富利幸谈到日本近代能乐堂的形成与西洋剧场概念的导入之间的关系；南京工学院的汪永平教授曾多次进藏，他对碉楼建筑进行了探源。
发展与方向
时代为建筑师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如何使建筑遗产在技术上延年益寿并得到更好的保护，是建筑师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会代表的经验及研究更是研讨会上交流的重要内容。上海市规划局副局长伍江在强调理论研究的同时也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他认为，建筑历史研究必须注重实践。建筑历史研究者有责任将历史留下来的建筑遗产完整地交给公众，因此需要很多实践经验，这也是遗产保护的重要内容。建筑遗产保护与建筑史研究两者不可互相替代也不可分开，遗产保护的动力又促进了基础工作的研究，二者相辅相成。
台湾汉宝德教授在《多元价值社会中的古建保存》一文中谈到，文物保护与日常生活观念之间的冲突，在多元化的社会中不易达成共识参与制定准则的人越多争议越大，最后只能靠政治决策。夏铸九先生通过对摩梭族文化模式的分析提出“建筑遗产整合性保护”的对策，并对其可行性做了充分的论证。他认为，要达到所制定的目标，需要政府引导、建筑师和建筑史学者的专业投入、以及自下而上的民间力量能够得到支持。
清华大学郭黛垣教授认为，文物建筑的保护应当注重其本体的全部历史信息，具有历时性，不是某一位使用者或者某一阶段的局部历史。保护工作必须寻找到文物本体真实的历史信息，保护的最高标准是其所具有的全部历史信息得到保护，并传之久远因此修缮不仅要保护建筑的坚固更在于使其具有历史可读性。
天津大学王其亨教授以《中国文物建筑修复的实践与理念》为题，阐述了70多年来的文物保护的历程泰国thammasat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VimosiddhiHorayangkura教授，讲述了在西方观念冲突下的泰国本土文物建筑保护的情况；意大利罗马大学东方建筑研究所所长LuigiGazolla教授，阐释了在中国都市保护和复兴运动中，运用意大利式“类型学的程序”，在不改变城市肌理的情况下，提供了一种将北京原有四合院改造成新形式并使之现代化的思路；瑞士苏黎士州建筑保护局前局长ChristianRenfer就与同济大学合作项目――江苏泰仓沙溪古村落修复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台湾华梵大学萧百兴教授则以21世纪初面临全球现代化冲击下的北台石碇小镇营造经验为例，阐释地域归真的话境编织，探讨文化遗产在深度建筑史协助下重新切入全球化魅力发展的可能性，同济大学常青教授以《探索风土聚落的再生之道》为题，介绍了第二大城市、后藏中心日喀则“桑珠孜宗堡复原工程”；同济大学章明女士就近期上海章明建筑设计事务所完成的近现代历史建筑保护再生的项目――上海外滩中国银行的改造做了介绍，上海新天地项目的主创、国际知名建筑设计大师本杰明・伍德(Benjaminwood，aia)也以《人的尺度，公共空间与城市形态》为题做了发言。东南大学刘先觉教授以海外华人建筑的新动态――新加坡佛教建筑的继承与革新为主题发表了演说，华中理工大学张良皋教授以新老建筑的协调为主题，对古今中外建筑创作的方法做了精彩生动的报告，希望通过中国建筑的文艺复兴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东西方建筑文化的整合与交融。
文物建筑保护已成为当今世人共识及发展潮流，如何成功保护可见的和不可见的文物?如何使保护与使用相结合?香港城市大学薛求理教授讲述了香港历史建筑保护和活化利用的三种模式，一种是自上而下，政府统筹包办文物建筑的修复和运作管理一种是自下而上，政府支持，社区和个人承办文物建筑的维护和使用，这类建筑往往无法开张或难以为继，还有一种是介于两者之间。总之，应以更为理性的态度、切合实际的方法推动文物建筑保护并使之持续发挥作用。
建筑文化遗产作为产业在经营方面的研究一直是中国学者的弱项。既往对于遗产保护多着重于静态的“物”的保存修复，而较少触及经营管理等课题。1972年世界遗产公约明确指出了持续性的有效管理，占有重要的关键地位。既往的研究者在多元开放的社会里，其角色扮演将更为多样。按照文化产业的观点，保存目标一旦选定，经修复再利用至永续经营管理是一个需要高度整合的操作系统。建筑专业人员除了提供专业的保护技术外，如何做好整合者的角色，将是一个重要课题。中国科技大学阎亚宁副教授以《遗产保护与经营的整合性观念架构》为题，阐释了自己对建筑遗产保护与经营上的观点和态度。
2010年上海世博会总规划师吴志强教授介绍说，在世博会总体规划中，已纳入了保留原江南造船厂等历史建筑保护的内容，并已明确得到世博会董事会的批准，这在世博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保护上海工业遗产的同时也意味着在未来几年中建筑师将付出更多的智慧、创意和辛劳。
研讨会期间，会议组织与会代表考察了上海工业遗产和外滩历史建筑保护工程，其中包括台湾著名建筑师登琨艳利用工业厂房改造成的“滨江创意产业园区”。他开风气之先，自1990年即开始致力于上海旧建筑的保护和利用，对今日上海社会舆论的整体改变功不可没。苏州河畔的旧仓库保护再生项目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亚太文化遗产保护奖”。
建筑史学因涉及建筑遗产的保护和利用而遇到了历史性的机遇，这是文物保护工作者、建筑史学者和建筑师共同的幸事。本次旨在探索中国特色建筑遗产保护方式和理念，推动中国建筑遗产保护观念变革和完善的研讨会结束了，来自四面八方的与会代表带着问题来到这里，带着与同道交流心得的欢愉离开，希望将中国地域优秀建筑遗产以更好的方式展示给世界，以期使中国的建筑遗产保护事业获得进步。
表观遗传学研究方法篇9
【关键词】精准医疗；肿瘤；研究进展；综述
Doi：10.14163/ki.11-5547/r.2016.04.216
精准医疗是通过基因组、蛋白质组等组学技术和其他前沿科技，依据患者内在生物学信息及临床特点，在分子学水平为疾病提供更加精细的分类及诊断，从而对患者进行个性化精准治疗的一种新型医疗模式[1]。2011年美国相关学者首次提出精准医疗的概念[2]。2015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谈到“人类基因组计划”，并宣布实施精准医疗计划将这一研究推向新的高潮[3]。
恶性肿瘤已成为目前全球主要的死亡原因之一，其是一类基因性疾病，大多具有自己独特的基因印记和变异类型，基因组发生的突变，可以影响细胞信号、染色体、表观调节及代谢等过程。这些研究成果很早已被利用在肿瘤的治疗中，许多针对这些特异基因改变及表观遗传学改变的靶向药物已经上市或正在研发。肿瘤的精准医疗通常分为3个步骤：基因及表观遗传学检测、大数据分析和临床药物应用[1]。
1基因及表观遗传学检测
基因是指携带有遗传信息的Dna或Rna序列，是控制性状的基本遗传单位。基因通过指导蛋白质的合成来表达自己所携带的遗传信息，从而控制生物个体的性状表现。基因检测是通过对血液、其他体液或细胞的Dna检测，获得肿瘤单核苷酸有义突变、拷贝数变异、融合基因等基因变异的信息。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DLBCL）曾一度认为是一类性质单一的疾病，但近年发现DLBCL中具有不同的基因表达亚型，如GCB（germinal-centerB-cell-like）、aBC（activatedB-cell-like），其起源于B细胞分化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生物学特性，aBC亚型中的基因变异可以引起nF-κB的活性改变，导致预后不良[4]，这已被临床实践所证实。
表观遗传学就是研究基因表达的学科，是指基因表达的改变不依赖于基因信息的改变，而是依赖于Dna甲基化和组蛋白的化学修饰。这些异常改变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向正常逆转。肿瘤发生过程最常见的表观遗传学改变为抑癌基因启动子区CpG岛的甲基化，其引起的表达沉默可以影响肿瘤相关信号通路[5]。Dna甲基化是真核细胞的表观遗传修饰之一，甲基化程度愈高，基因的表达则降低。骨髓异常增生综合征存在p15、p16、降钙素基因等一系列抑癌基因的过度甲基化，使抑癌基因表达受抑制，细胞易于形成恶性克隆[6]。其他表观遗传学改变如组蛋白的乙酰化、磷酸化等也均可影响基因的转录活性[5]。随着二代基因测序技术及大规模多水平组学生物学技术的兴起，肿瘤精准医疗有了越来越强的技术基础。
2大数据分析
目前已经知道人类各种正常组织的基因及基因表达，患者的基因及基因表达都有了参考标准，基因表达数据的分析与建模已成为生物信息学研究领域中的重要课题。人类的基因数目很大，基因及其表达的变异信息数据库也十分庞大，从海量的组学数据中提取有价值的数据，就要祛除大量的“无关信息”，这需要具有极高精确性的分析模型与分析方法，全球很多学者均致力于该领域的研究。如人类肿瘤基因图谱计划（tCGa），就是应用基因组分析技术，特别是采用大规模的基因组测序方法，将人类全部癌症（近期目标为50种包括亚型在内的肿瘤）的基因组变异图谱绘制出来，并进行系统分析，旨在找到所有致癌和抑癌基因的微小变异，其中包含体细胞突变、拷贝数变异、mRna表达、蛋白质表达等各类信息。这一计划整合了约7000种人类肿瘤的复杂分子网络[7]。2012年，国际千人基因组计划团队发表了1092个人类基因数据，绘制了人类基因组遗传多态性图谱[8]。这些均表明人群中存在大量的遗传变异，从而造成肿瘤细胞生物学行为和药物疗效等方面的差异。
3临床药物应用
肿瘤的精准医疗就是以大数据分析结果作为参考，给予患者个体化的药物治疗方案，再根据治疗结果进行反馈，确认更多有价值的基因及蛋白组靶点，开发更多的药物，保证精准医疗的不断完善。在应用这些药物治疗肿瘤之前，必须明确肿瘤中是否包含这些药物所靶向的改变，也只有这一部分患者才会对上述治疗敏感。而对于无特异性基因改变或表观遗传学改变的肿瘤患者，上述治疗除了无效，还会带来一定的毒副反应。
1997年11月上市的利妥昔单抗是抗CD20人鼠嵌合抗体，是第1个应用于临床肿瘤的靶向治疗药物，已成为治疗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及滤泡淋巴瘤等CD20阳性的淋巴瘤的一线药物[9]。伊马替尼通过抑制bcr/abl融合基因的酪氨酸激酶活性、pDGFR和干细胞因子受体c-kit的活性，治疗慢性粒细胞白血病、ph染色体阳性的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和胃肠间质瘤[10，11]。曲妥珠单抗仅适用于HeR2基因阳性的乳腺癌患者[12]。而阿扎胞苷则是首个被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批准的去甲基化的表观遗传药物，用于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的治疗[13]。均显示出了显著的疗效，堪称精准医疗的典范。可以看出，可供选择的药物的多少直接关系到治疗的成败。研究表明，这些靶向药物除了单用，还能相互或与化疗药物联用，以进一步提高临床疗效。例如利妥昔单抗联合CHop方案治疗DLBCL，可以提高缓解率，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是目前国际上治疗DLBCL的一线方案。
4小结
当前的肿瘤治疗正逐渐从宏观层面对“病”用药向更微观的对“基因、表观遗传”用药转变，精准医疗可以实现“同病异治”或“异病同治”，已成为肿瘤治疗的一个趋势。但目前该治疗模式仍需进一步完善，需要发现更多的目标靶向，建立更完善的疾病知识网络和新分类系统，建立更精确、可靠的组学数据标准化整合模型，研发更多有效、低毒的靶向药物。肿瘤的精准医疗之路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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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观遗传学研究方法篇10
会议开幕式由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所长戴嘉枋教授主持，会议开始，全体与会代表为刚刚去世的我国音乐学家、新疆十二木卡姆专家周吉先生默哀一分钟，以表达对先生的深切哀悼与追思之情。
本次大会共收到论文43篇，参与讨论的学者达50余人次，无论是研究视野的宽泛、研究内容的深度还是研究方法的前瞻性，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代表们分别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了自己对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工作的观点和建议。
一、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范围、特点
刘承华的《“保存”与“生存”的双重使命――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特殊性》，区分了“遗产”与“需要保护的遗产”之间的不同，分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技术性、行为性、符号性、口传性和“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高度精神性、对受众的高度依赖性和成果的易逝性等特点，提出“保存”性保护和“生存”性保护两种策略。
周海宏教授的发言指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保持我们母性文明的丰富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关键在于恢复感性良知，而这种感性良知来源于理性良知。另外，“京剧进校园”为时已晚，要真正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从幼儿园抓起。周先生还从心理学和语言学角度对我国民歌中衬词的使用进行了深入研究。
郑茂平的《关注本体――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心里本质及其保护的心理取向》从文化自觉的心理本质揭示了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心理特征，即感性体验性、情感凝结性、心理图示性、心理期待性、心理弱势性、心理内隐性，这些蕴含于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本体中的心理本质特征，会使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呈现出多层次、多目的的心理取向。
邓钧的《论“原生态民歌”的不可比性――兼及民歌的社会功能和文化属性》通过对民歌概念和“原生态”词汇分析，认为当下关于“原生态”民歌实属一个伪命题。深化民歌形态、文化特性和功能的认识，将有助于对传统音乐文化本质特征的认识，为民间文化的保护和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周雪丰的《音响与音场――浅谈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指出，形态与生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两个方面，音乐最直接的形态是音响，而音响又寄生在音场之中，作者以音乐类“非物质”属性之音乐行为过程为切入点，阐释了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音响易逝性、传播变异性、听觉强制接收性特征，与音场直接影响其音响效果的特征。
二、有关音乐卖非物质遗产保护的基本理论与保护方法研究
这一板块的论文数量最多，充分显示出学者们在丰富的田野考察和音乐文化保护实践的同时所进行的学术反思与理论求索。
周吉先生生前提交的论文《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我见》，结合自己多年田野调查经验，提出要保护好我国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至少应该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其中对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本体风格”的保护和传承，以及保护好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传承人，这两点是做好保护传承工作的关键。
秦序的《实现继承传统与艺术创新间的良性互动――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思考》分析了“十年”中继承与创新的矛盾冲突的本质，指出唯有总结历史教训，找寻正确处理继承传统与艺术创新的契合方式，实现传统与创新的良性互动，方能更好地保护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动艺术的全面繁荣。
杨民康的《传统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我见》从四方面深入探讨了对传统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些认识：1、应该对“表演艺术”设定一个合理的适应性范畴；2、加强音乐文化生态学的相关研究；3、掌握好“传统与变异”、“保持与创新”的相互关系和评价尺度；4、注重多学科学者的合作与互动。
桑德诺瓦(和云峰)的《“有所为”亦“有所不为”――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理论与实践方法》认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树立“有所为”亦“有所不为”的理念。对于“品相”杰出、“血统”正宗、“转型”适时的品种，应尽吾所为而为之；对于那些在社会发展中“转型扬弃”或丧失“民俗根基”的品种，应适当有意不为之。提倡并鼓励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西部大开发”、“文化大繁荣”或“文化产业链”的有效补充和延伸，以及理论与实践相得益彰的创新思维。作者指出，尊重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发展规律，其本身就是一种适时、科学、求实的保护。
曾遂今的《关于音乐类非物质遗产的保护行为的思考》提出了两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为什么要“保护”以及怎样来“保护”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此，作者提出了音乐无形资源研究应该涉及的三个方面，并客观地指出几种值得质疑的保护措施，以供学者们思量。
李玫的《保护无形文化遗产还需建立文化结构形态系统化研究》从三个方面阐述了音乐文化研究必须立足到音乐结构内部的、微观的系统研究，其中重点提到对文化物质载体的工艺结构形态要加以关注。
李宏峰的《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论律学研究在音乐遗产保护中的作用》针对当前遗产保护、传承中的不足，阐述律学研究在纠正音乐遗产传承偏差、促进濒危音乐技艺恢复、确立传承者文化自信等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并对律学研究如何与音乐遗产保护实践结合、如何为音乐遗产保护提供有益参考等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胡晓东的《社会转型期民间音乐传承的思考》指出，社会转型时期音乐学者应该实现文化身份的转型，做好民间音乐文化“太史公”和“服务员”的工作，并且与管理学专家密切配合。此外，给民间音乐以音乐伦理学的关怀，使各种文化事象恪守准则，实现其应然状态，那么，民间音乐文化势必获得相对宽松的生存空间。
此外，就这一论题发言的专家还有张友刚、尹红的《唱起家乡的歌 跳起家乡的舞奏起家乡的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策略之一》，刘子殷、林弥忠的《平民化、价值论和变化论――也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措施》，丁璐、赵杰的《充分发挥艺术教育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继承中的巨大作用》等。
三、各国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成功经验、有效政策、法规研究
韩国汉阳大学权五胜教授在其提交的论文《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后的当前韩国国家无形文化财活动》主要介绍了“皇室典礼音乐”、“盘嗦哩(叙事歌)”和“江陵端午祭”三个韩国无形文化财的基本情况及其保护现状，详细介绍了韩国政府和民众对其所采取的保护措施及当前所举办的一些很有意义的展演活动，对国内学术同行很有启发。
日本丽泽大学教授孙玄龄先生的《关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感想》提出“发展是文化的特点”，要求人们“注意当前文化的发展趋势”，认为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舞台表现也是保护工作的重要环节。此外，作者还介绍了日本在保护本国文化遗产方面的一些表现，并简单介绍了日本的“人间国宝”制度，并以“日本民谣协会”为例，揭示了日本民间组织在传承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
从法律维护的角度论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有周安平、王庆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著作权保护模式制度设计的思考》，作者从准著作权保护角度对保护模式制度设计的几个相关问题予以思考，得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的几个研究思路。
周安平、姚刚应的《浅析民间音乐作品受法律保护的正当性――以法理学视角为中心》，则通过一两个纠纷争议和部分文献，分析民间音乐作品涵义，试图从法理学视角来探讨民间音乐作品受法律保护的正当性。
另就这一论题发言的还有周安平、张文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现状――从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裴小松、张国强的《析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战略方向选择――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社会文化空间的系统共生关系》等。
四、我国近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及相关问题的宏观研究
项阳的《民间礼俗――传统音声技艺形式的文化生存空间》通过对自己田野考察的相关例证进行辨析，精要地阐述了当下民间礼俗与多种音声技艺形式相互之间的依附关系，旨在强化对民间礼俗和音声技艺形式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开启了学者们对“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新的认识。
宋瑾的《原生态音乐的抢救与活态保护》强调了抢救原生态音乐的手段问题以及抢救之后原生态音乐的处置问题。呼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应采取录像方式来抢救，进一步采用教育方式来传承，并制作数据库加以保存，作为重要的审美资源供各方挖掘利用。另就音乐的“活态保护”提出了一些思考。
章华英的《有关中国古琴音乐保护、传承的几点思考》针对如何对古琴艺术采取保护措施提出了七项具体措施，其中重点指出“古琴打谱与古曲整理研究”，以及“琴学研究的深入与现代琴学之重建”的紧迫性。
张振涛提交的论文《神迹超群，辉映古今――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乐器收藏史》简要回顾了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乐器收藏史，充分肯定了以杨荫浏、李元庆为代表的老一辈音乐学家们为中国乐器收藏事业的发端，为中国民族音乐事业的复兴所付出的辛劳与汗水。作者还特别指出在音乐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理念的重要性，给与会代表以很深的启发。
围绕本论题发言的还有韩启超的《“一代有一代之戏曲”启示下的戏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杨曦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野中的少数民族传统音乐――兼谈应用民族音乐学的视野与方法》、尚建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的音乐教学范式转型》等。
五、有关各地音乐卖非物质遗产保护的具体实例调研及个案分析研究
崔宪研究员的《长角苗音乐遗产保护得失谈》首先描述了长角苗的生态现状、梭嘎生态博物馆、长角苗民俗音乐及特色，并着重介绍了长角苗规模最大的文化活动――“打嘎”，最后指出长角苗音乐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四大矛盾，即保护与脱贫、“先进”与“落后”、现代教育与传统习俗、继承与放弃之间的矛盾。
贾怡、伍国栋的《经济搭台、文化唱戏――大理古城“洋人街”戏台“天天有戏”调查》，在对云南大理古城“天天有戏”活动的兴起缘由、内容结构、操作程序等事实进行扼要梳理和描述的同时，结合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理论与之对应，阐述了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传统音乐文化与旅游业互生互利关系的看法。
曹贞华的《固守于绵延――影响朝鲜族传统文化保护的诸因素》，从中国的礼文化对朝鲜族传统文化的指导性影响，儒、佛二教对朝鲜族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及岁时节令习俗对朝鲜族传统文化传承的影响和民族认同是朝鲜族传统文化保护的重要基石四方面阐述了影响朝鲜族传统文化保护的诸因素，揭示出其传统文化保护在“固守”中不断“绵延”的特点。
齐易的《从冀中“音乐会”看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指出，要解决目前乐种分类混乱的局面，就必须尊重民间音乐局内人的自称，按约定俗成和“名从主人”的原则来为乐种命名。另就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不正常的“崇古”心态，以及各单位各部门重申报、轻保护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与探讨。
就这一论题的发言还有马西平的《“西安鼓乐”溯古追今》、孟凡玉的《巢湖秧歌现状考察及保护工作的几点思考》、王晓平的《论紫阳民歌的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个案分析》、金艺风的《羌族多声部民歌――“男声二重唱”》、李红梅的《关于二人台传承与发展的几点思考》、王群的《失落文明的挽回――云南7个人口较少特有民族濒危民歌保护研究》、王志军的《京杭大运河流域音乐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历史价值与作用》、徐作生的《莲歌渔唱舟争渡――阳澄湖渔歌实例调研及分析研究》、甘绍成、朱江书的《四川成都地区行坛道乐的现状调查》、秦太明的《泉州北管的艺术特色与传承保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