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地理学定义篇1
[关键词]约瑟夫·阿伽西，科学观，科学主义，相对主义，全球政治
约瑟夫·阿伽西（josephagassi），是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学家，也是以色列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1927年5月7日生于以色列耶路撒冷，1951年在以色列研究物理学，后移居伦敦，成为卡尔·波普尔的研究生，并于1953～1960年担任他的助手，后来加入伦敦经济学学派，转任香港、北美洲、欧洲和以色列等各地的学术岗位。2003年出版的《科学与文化》（scienceandculture.dordrecht：kluweracademicpublishers.2003.）一书是约瑟夫·阿伽西最新出版的著作，书中的大部分章节由1969～1999年业已发表的论文汇编而成，从自治、宽容、理性、哲学和责任五个方面全面阐释和集中体现了阿伽西学术高峰时期的主要思想。本文以此著作为读本，尝试对阿伽西的科学观作简单概括。www.133229.Com（因为引文出自同一本书，故直接在后面以括号注明页码。）
基本主旨：科学是文化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
阿伽西在绪论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我的主旨是,科学是现代文化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firstintroduction,ⅹⅶ）。他认为科学是最富理性的理智活动，但不是唯一的一种理智活动。科学的独特性在于它系统地理解事物和对自身创造的成果保持坚韧不拔的批判态度，科学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在人类文化中发挥多种多样的作用。（abstract.ⅶ）因此偏执地寻求科学确定性或其他确定性的一切古典主张都是错误的，并且妨碍了科学的自由及其与文化总体的融合。他指出，“科学不等于确定性。只要人们还是把科学看作是确定的知识，那么就等于认为科学可以不受环境施加于人类行为的各种限制的约束。”（firstintroduction,ⅹⅸ）20世纪之初物理学革命的巨大影响已经使我们不得不放弃将科学看作是确定的或十分确实的知识的观念。认识到科学具有可错性使人们对理性大失所望。阿伽西说这是一种误解，因为有些错误，特别是一些伟大的科学理论都生动有趣和让人振奋。否则科学不会存在如此多的缺陷还这样富有成果和价值。这是主导本书的基本思路。阿伽西因循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认为完全真理或确定性两者都是无法实现的，作为绝对知识、甚至具有完全确定性的科学的理想十分天真。他认为，科学不是黑白分明的东西，科学是可错的。
正如r．s．科恩在《序》中所言，“《科学与文化》一书提出了他的科学哲学，这种科学是置身于各种情境的科学，镶嵌于文化中的科学，在玩弄文化、引领文化、有时左右文化的科学。但是有一点阿伽西非常明确：在科学与其他文化之间没有分界线。”（foreword,ⅺ-ⅻ）阿伽西认为是社会学传统分离了科学和文化这两个概念。大约在1900年弗迪南德·滕尼斯（ferdinandtönnies）对社区与社会以及文化与文明进行了区分，把科学贬低为没有道德价值的小玩意。接着c.p.斯诺提出两种文化说，即科学与人文。阿伽西赞同斯诺的观点，认为除了宗教文化和政治文化以外，科学文化还与人文文化相平行，但是与斯诺不同的是，他认为二者之间并没有分界。
阿伽西认为在某些意义上孤立地看待科学也情有可原，但是孤立的图景可能歪曲图景本身，从而导致混乱，产生误导作用。孤立地看待科学会导致科学主义，认为科学是或者可能是我们文化中具有理智重要性的唯一部分。这对文化总体，甚至对科学本身都产生了危害性的影响。因此，科学不是人类文化中孤立的岛屿，科学与文化的其他部分发生着密切和持久的相互作用，而且文化的各个方面相互映射彼此的特征。科学缘于不同的理由而显示出重要性，并且都持之有据。科学极其有用，也极有趣味，它有助于我们反思许多原来被人们错误地不加批判地接受的事物。“文化之中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不与科学发生强烈的相互作用，即使最稳定的部分也不能例外，诸如宗教。面对事实你难以迷信盲从。科学不断地发现新的事实，让我们保持批判的态度。”（firstintroduction，ⅹⅹⅰ）由是认为文化史根本无需关注科学，或者科学的背景情境与理解科学的内在逻辑没有关联，这都是错误的。
阿伽西批判这样的观点，即“科学是纯粹客观的，完全无私的，除了通过事物的经济面之外完全与文化的其他方面毫无联系”（310）。他反对人们将科学与艺术直接对立起来，相反,他认为艺术与科学之间的合作存在许多有趣的内容。人们之所以希望科学与艺术尽可能以严格的方式保持分裂状态，是因为人们有这样一种感觉：一旦艺术染指科学，科学就立刻丧失了它的客观性要求；同样，一旦艺术在某种程度上思想睿智起来，它就丧失了追求美的权利。（309）阿伽西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见解。在他看来，一个领域可以从另一个领域借用一个成就或一项技巧，科学和技术会利用艺术成果和艺术家所发现的敏感性，艺术也会运用科学方法，科学和艺术相互激励（306）。有些人认为主观愿望存在于艺术而不是科学当中，因为科学是对真理的追求。阿伽西指出，这个合理的观念建立在一种不合理的思想之上，即艺术只是情感，而科学只是理性，理性和情感在混合的时候必然相互抑制。
阿伽西说，无论是宣扬没有科学的社会的梦想（蒙昧主义），还是宣扬除科学外一无所有的社会的梦想（科学主义），对于科学和对整个文化来说都十分危险。“没有科学的文化是可能的，但是如果不用残酷的手段尽力压制科学，科学出现之后这种文化就无法幸存。没有科学的观点科学无法存在，而科学的观点与大众科学有重大的关系，而大众科学推进了人类亲缘关系的概念。人类亲缘关系推进了科学的批判精神，即使只是因为科学可以帮助我们抵御饥饿，瘟疫，还有战争。这创造了我们当今的现代文化。”（391－392）既然大众科学不但对整个文化，而且对科学本身来说都至关重要，那么我们必须经常寻求更新的和更友善的途径来使科学观念被大家普遍接受，应用科学思想扩展更多的领域，扩大人们的视野，让生活更为理性化，并且用各种途径如科学史、社会科学等打破科学与其他文化之间的隔离状态。
根本态度：既反对科学主义，又反对相对主义
基于其思想主旨“科学是文化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阿伽西在《摘要》中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立场，既反对科学主义，也反对相对主义,在他看来，无论是科学主义还是相对主义都必然导致不宽容和非理性主义。
阿伽西认为科学主义是一种传统的科学观，一种纯粹的科学内在论观点。他指出，科学主义想当然地孤立看待科学，含蓄地认为科学本身是完美无缺的，而不去考虑科学的背景情境和与文化其他部分的相互影响。“科学主义认为科学是确定可靠的（或者几乎是确定可靠的），并要求人们认同科学思想，按照科学思想行事。它认为科学并且只有科学具有合理性，因此否认或者忽视文化的其他部分。”（abstract.ⅶ）阿伽西的观点是，科学主义貌似支持科学，实际上却非如此。因为科学主义主张科学的权威优先于个人的自治，实质上是一种独裁，科学主义因此是反科学的。因为它将科学看作是既定的事物，而不是茁壮发展的事业。
阿伽西分析了科学主义的吸引力和危险性所在。科学主义的吸引力在于它投射出一种绝对无可置疑的朴素的理性形象，并且用强大的威力证明了这一点。科学主义解决了许多棘手的疑难问题，并且杜绝了其他疑难问题。科学主义的危险性则在于它权威地映射了一种极其卑劣的人性形象，因为它孤立地看待人性，将人性的形象碎片化和过分扭曲，因此也扭曲了文化的形象。这是因为当我们忽视生活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时候，它们就全部失去了自身的意义。（firstintroduction,ⅹⅶ）他认为科学主义曾经推动了科学的发展和促进人们接受科学，但是科学主义是一种错误的观念，是有害的。“科学主义寄生于科学，然而它有助于支持科学。它在传统社会让人心悦诚服，因为它有力地推动个体从迷信走向科学。但是死守科学主义就是无批判地接受当前的文化和现存科学社会的价值观念，让他们变成了家中的陌生人。”（firstintroduction,ⅹⅹⅰ）
阿伽西批判科学主义的霸权和立论谬误。“无需争辩，科学主义成为了公认的观点：受过启蒙的理性的个体必须相信一切科学思想，摈弃所有的其他思想”。他表示科学主义实际上华而不实，其理论根基不稳，因为科学主义是两个庸俗的和危险的科学观念的结合，而这两个观念事实上是无法相容的。“它们就是理性信念与常规科学。理性信念理论认为，研究共同体所支持的理论是最理性的理论，因此对它们的信任不是建立在任何人的权威之上，而是建立在事实和理性的权威之上。常规科学理论或科学的范式理论把科学人描述为技术上高度能干、勤勉有加的专业研究员，遵守严格的强制纪律。他们相信他们的领导人要求他们相信的东西。但这两个理论是相互冲突的：一个把信念建立在合理性上，另一个把信念建立在领导人的权威之上。”（360－361）
与此同时，阿伽西分析和批判了相对主义。“相对主义认为，每一种文化都包含自身的合理性，因此只是在文化本土发挥作用。相对主义表面上看似乎支持地方科学，但其目的是要支持许多文化……他们认可任何传统，因此是以科学的名义或以某种地方传统的名义施行独裁。它看起来似乎宽容地将每个权威限制在自己的领域内，但这却是以分裂不同领域和使每一个领域坐大为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威为代价的。因而它是独裁主义的和非理性主义的。”（abstract.ⅶ）他说，“科学主义强迫人们接受科学理性的律令，相对主义则把这种强制限定于科学文化”。（ⅷ）
阿伽西在《科学与多元论》一节中比较了古典理性主义传统的科学主义、浪漫反动的或传统的相对主义、一元论的进步主义（无论是归纳主义还是批判理性主义）和多元论的批判理性主义。（126）科学主义建议遵从科学，并且只遵从科学，任何问题最多只有一个答案是合理的，其竞争者一律毫无价值。科学主义和要么接受要么放弃的态度是两种古老的极端观点。科学主义要求一个给定问题只能接受一个和只有一个可证明的答案。这是不明智的。而相对主义容许存在不同的标准，只要它们不会混杂在一起，它事情没有定论，合法性是相对于时空区域的，每一个都有自己的选择标准。相对主义的思想容许不同的体系并驾齐驱，但是禁止它们混为一谈，禁止它们通过批判与比较而获得进步：它不允许个体反对自己的文明/文化/宗教，因此，它是不宽容的，无论它有多少善意的理由。阿伽西指出一元论进步主义是相对主义的替代项，波普尔和库恩是其理论代表。（126－127）多元论的批判理性主义，简称多元论，它认为同时间出现的不同答案都可以是合理的（理性的，合理的，假定为真的），但不是所有的答案都是合理的：只有那些符合当前需要的答案才是合理的。阿伽西指出，相对主义不能够称为多元论，因为多元论必定不仅仅是具有不同文明/文化/宗教的社会的多样性而已。相比教而言，“一元论反对意见分歧：它要求快速地给出解决方案。多元论喜欢这样的状态，一个给定的问题有不止一个合理的答案，以作为理性争论的基础，而不需要他们快速给出解决方案。多元论不同于相对主义，但它同意一元论的批判理性主义的地方是，多元论认为一些被驳斥的答案是不合理的（甚至新的和更好的合理性标准出现以后）。多元论同意相对主义、但与一元论的批判理性主义有差异的地方是，它容许存在不同的选择标准。多元论与相对主义的差异在于，一个为合理性标准划分等级，而另一个拒绝这样做。（迪昂和爱文斯-皮特卡德的不可通约理论宣称这是不可能的。）多元论建议为标准分级，因而区别于所有其他形式的进步主义。多元论把合理性当作是行动的一个特征（包括思虑和争论），而从不是一个信念选择的问题（贾维）。”（127）
阿伽西倡导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多元论，他认为可以把多样性作为合理争论的一种理想手段，“科学主义建立在诉诸普遍同意来排除纷争的愿望之上，而相对主义和皮浪主义则建立在诉诸思想的偏狭来排除争议的愿望之上。多元论愿意让毫无疑问的东西与有疑问的东西并驾齐驱而加入争论。”因此，阿伽西得出结论，“多元论是科学主义与相对主义之中最佳部分的结合。它是宽容的，因而符合相对主义的允诺，它消除了孤立性，因而符合科学主义的允诺。”（135）
最后落脚点：人类对于“太空船地球”的责任
阿伽西引用了巴克明斯特·富勒（buckminsterfuller）的奇妙表述“太空船地球”（spaceshipearth），指出我们目前的系统越来越成为整个人类。他说，“巴克明斯特·富勒（buckminsterfuller）引入的这个太空船地球概念提供了一幅人类为了自己的生存而相互依赖的鲜明影象。”（397）阿伽西认为“科学与文化相关联的最重要方式是经由科学的基本公理。这个公理是，科学是一项公共事业，它对一切人敞开：它没有隐秘的部分。”（389）而科学的根本开放性正是奠立在我们都是兄弟姐妹这个思想之上，传统的说法是“人类的兄弟情谊”，不过阿伽西认为“人类的亲缘关系”概念或许更为贴切。
阿伽西指出，科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了根本改变，大科学取代了传统的科学，即小的和与公共利益关系不大的科学，但我们自此拥有了毁灭人类的能力。但人类必须承认，我们对于如何拯救人类安危和我们应当如何规避实际风险实际上却茫然无知。（375）不过，阿伽西警示道，虽然科学给人类社会带来了许多问题，但是又一点必须引以注意，“科学的灾难要求予以揭露，但不对科学带有敌意，不要恐惧。”（369）
阿伽西不无担忧地指出，当前的全球政治局势十分严重，迫切需要公众意识和关注。他认为提出一些解决全球问题的地方性方案没有什么用处，除非它们能够将公众意识充分提升扩展到和变成全球性的。（397）因此，阿伽西呼吁和倡导通过公众意识的培育和提升来引导教育运动和民主运动，鼓励个人自治，经由公众的批判讨论和有效地传播最低限度的科学文化的手段来寻求一个全面综合的观点。他认为有必要建立新的科学教育，而这个事业的起点应当是拒绝科学主义，拒绝科学对理性具有垄断权的观点。他认为科学文化、大众民主和个人自治的结合有助于形成一种综合性的对全球局势的概观，因为全球政治是整个人类的政治，我们必须努力让全球政治广为人知，从而促成一种民主的和科学的大众运动。（402）
参考文献：
josephagassi.scienceandculture.dordrecht：kluweracademicpublishers.2003.
asurveyofjosephagassi’sviewofscience
wuxiao-yan
人文地理学定义篇2
根据我们对文化价值观的理解，科学主义的一般特征应当在三个层面上展开：第一，价值特征，即对某一文化形式或要素的认定。在其极端形态上它包含两个相关的方面：肯定特征与否定特征。以科学主义而言，肯定特征是对科学这一文化形式的完全认定乃至崇拜；否定特征则是对其它非科学文化形式，主要是人文方面的文化形式的贬抑和排斥。第二，认识特征，即对围绕价值认定的对象所进行的描述和合理性说明。科学主义在这方面也包含两个相关的方面：自身说明与关系说明。前者是对科学这一文化形式自身价值的绝对性描述和论证；后者是对科学文化与其它文化形式的关系描述与说明。第三，功能特征，即尚未现实化了的功用特性。按照大文化结构的概念，它应当有精神文化功能、社会的调节功能和器用。下面，我们按照这一解释框架对科学主义的一般特征作出初步的描述。
1、科学主义是关于科学的一种崇拜
科学主义的价值特征从肯定方面来说是科学崇拜。如r·g欧文所说，科学主义“使科学被认为是全知全能的人类救世主而逐渐受到崇拜”。或者径直而言，科学崇拜就是声称所有的问题都能被科学所解决，直至能检验精神价值和自由问题。韦莫斯说：“唯科学主义一词，……其意义可以理解为一种信仰，这种信仰认为只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和由现代科学家描述的科学方法，才是获得那种能应用于任何现实的知识的唯一手段。”所以，科学主义是一种价值认定的极端形态，这种极端形态使得科学神圣化，从而由一种自然知识的体系上升为一种神学信仰似的东西。因为这一点，科学主义与中世纪的宗教神学精神有了某种相通之处。如果说中世纪宗教神学认为上帝是全知全能的，则科学主义就认为科学是全知全能的；如果说宗教神学对上帝的崇拜是对一种精神范畴的崇拜，则科学主义对科学的崇拜就是对一种特殊文化形式的崇拜。不管科学与上帝是多么的不同，科学主义与宗教神学的共同之处是把人类的某种文化产物奉之为神明，使之成为高于人类的救星。就这一点也可以说，科学主义是新的历史文化条件下带有宗教神学态度的一种文化思潮。
2、科学主义是人文主义的对立形式
从价值特征的否定方面看，科学主义是作为人文主义的对立形式而存在的。科学主义对科学的理解是排斥人文因素的。科学主义的典型形式，如逻辑实证主义认为科学是真命题的集合，是不包含错误的，因而它否认科学的人性特征。科学主义推崇科学的认识方法而贬斥人文的方法，如历史的、心理学的、社会学的方法，实际取消了人文方法的地位和它与科学方法的互补作用。科学主义竭力把人的情感、意志等精神因素以及人本身排除在外，从而造成了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分裂，使得科学与人文精神处于对立的两极。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尖锐对立还集中表现在人与科学的价值关系上。按照人文主义的观点，科学主义对科学的崇拜实际是人的一种异化。因为科学是人认识与改造世界的产物，它是属人的、为了人的并且服务于人的。如果我们把它看得高于人本身，对人的这一创造物顶礼膜拜，反过来受其统治，我们就走向了反面，导致自身的异化。这种情形，是把人作为价值中心的人文主义所不能容忍的。
3、科学主义是一种绝对的科学观
科学主义是把科学绝对化的产物，把科学这种人类的特定认识形式凝固化了。由于作了凝固化处理，本来是历史性的东西，现在则丧失了历史性；本来是人的创造物，与人的实践密不可分，现在则远离人本身，成为一种绝对本体。
科学主义对科学的绝对化主要表现在：
——科学定律是绝对正确的。构成科学具体内容的是真命题。科学就是真命题的集合，它不包括任何假的或错误的命题。因此，科学是掺不得一点假的。如果说科学有发展的话，也只是真命题、真子集的量的增加，而不是真与假、正确与错误的某种辩证运动。科学就是真理的化身，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科学内容的绝对化。
——科学方法是绝对有效的，存在着通向真理的绝对可靠的途径。在某种意义上，科学内容的绝对真理性是由科学方法的绝对有效性予以保证的。如果不存在一条通向真理的绝对可靠的途径，科学的绝对内容就不能获取。不论是归纳主义，还是演绎主义，抑或是批判理性主义，都企图找到一种绝对可靠的认识途径。为了保证认识方法的绝对有效性，他们也都认为科学的认识方法是统一的、规范的，如同他们所认识的科学内容是统一、规范的一样。近现代科学主义的主流是规范主义的。
——存在着绝对的科学本体。绝对科学本体存在的基本条件是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存在着截然分明的绝对界限。这条界限恰似一条鸿沟保证了科学的绝对纯洁性，使它免于被非科学所污染。这一点对于科学主义是至关重要的。如果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存在哪怕是微乎其微的一点模糊之处，科学本体就丧失了它的绝对存在，科学的至高无上性与神圣地位就无法得到根本的保证。长期以来，科学主义的理论家们所以竭尽才智围绕科学划界问题连篇累牍地大做文章，根源在此。
——科学的社会作用是应当绝对肯定的。近现代以来人们对科学的社会功能与实际效用是肯定的。科学主义者比通常人们走得更远，他们认为科学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只有正面效应而不存在负面效应。他们对科学社会作用的理解是一重性的而不是两重性的。他们不认为科学这种文化形式除了它的巨大社会进步作用外，还可能有历史局限的一面，还可能有在一定条件下对社会产生负面效应的一面。他们截然拒绝接受这一可能性。
所以，对科学内容、科学方法、科学划界以及科学社会作用的绝对化理解，构成了科学主义的绝对科学观。
4、科学主义是一种片面的文化观
什么是文化？按照科学主义的理解，文化的基本目标是求真而不是求善求美；文化的基本内容是科学而不是其它学科；文化的基本结构是逻辑加经验而不应该包含其它基本要素；文化的基本方法是科学方法而非人文等学科的方法。总之，把文化归结为科学，把科学归结为逻辑加经验，把善和美的范畴归结为真的范畴，这是科学文化观的片面性所在。按照科学主义的理解，唯有科学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文化，才有资格进入神圣的文化殿堂。而其它文化形式无此地位，不堪佩以文化的绶带。这实质是一种科学文化的单一论与其它文化形式的取消论。
科学主义片面文化观还有其人本学方面的认识根源。文化，是人特有的生存和发展方式，对人的理解直接影响到对文化的理解。科学主义基于其特定时期的自然科学背景（牛顿力学），它把人理解为一种机器，因而不可避免地把人的存在方式——文化理解为一种机器的原理，即某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自然科学。
5、科学主义在精神文化方面的功能表现为科学基础主义
在科学主义看来，科学是其它一切文化形式的基础；在其极端形态上，科学主义甚至企图同化或消解其它文化形式，使其科学化或使其在文化领域丧失其独立性。所以，从文化功能的角度看，科学主义是一种科学基础主义。
科学基础主义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或实现途径。一种是把科学本身的有限原则直接运用于一切文化领域，使它成为文化领域的公理，从而使科学成为一切文化形式的基础。例如，牛顿力学体系问世后，首先出现了将牛顿力学的原则推广到其它科学领域的倾向，继而它又被推广到社会学领域，此后几乎成为其它一切文化学科的基础或模式。另一种是从科学中先概括出一般方法，然后以此为标准对其它文化形式进行重新建构，使它们获得某种科学的形态。逻辑经验主义以及某些结构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就是这样一种类型。这两类都属于科学化的工作，只是后者比前者更具有典型特征而已。
6、科学主义在社会功能方面表现为科学一元主义
科学主义认为，科学是调节和改善社会关系的唯一正确有效的指导思想。科学主义者甚至以物理学为模式提出了社会动力学与社会静力学，用以重新架构整个社会关系。在历史观方面，科学主义认为科学是唯一对历史发展起根本作用的因素。以此为基础，他们把历史观归结为科学，归结为一种物性的机械法则，而将历史观中属人的一面、与人的特性有关的一面排除出去。甚至在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理解方面，科学主义也按己所需力图把马克思思想中所有人道的因素排除出去，而仅仅保留所谓科学的因素。在这种科学一元主义影响下，活生生的人的世界似乎变成了冷冰冰的物的世界，人的社会似乎变成了物的机械性的社会。
科学主义社会功能的另一表现是社会器用层面的单一价值取向。这种取向对于科学技术的进展与生产力的发展当然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它也毫无疑问地具坌某种负面的功能。它不仅使人变得如同马尔库塞所说是一种单向度追求的人，而且尤其使社会环境变得极为不平衡，甚至是一种分裂、对立的状态。科学技术迅速地外化为造福于人的工具器用，使得社会的科技环境迅速地膨胀。与此同时，社会的人文环境却引人注目地相对萎缩。至于社会的生态环境则严重地受到损害而急剧地恶化，成为当代和下一世纪人类面临的突出问题。
二、关于科学主义一般特征的初步评析
首先看科学主义的价值特征。一方面，科学主义在价值特征上具有某种合理性，另一方面从根本点来说它又是不合理的。从合理的方面说，科学主义对科学的态度有可取之处。19世纪和20世纪毕竟是科学的世纪，科学主义对科学的倾向性具有某种历史的根据。同时，人类文化的活动就总体而言是在主体—客体的结构中进行的，它总是可能有不同的方向。它可能沿着经验的方向向外超越，体现为客体性的文化内容，形成对科学的倾向态度；也可能沿着超验的方向向内超越，体现为主体自身的文化内容，形成对人文学科的倾向态度。当然也可能是两者彼此结合，这或许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希望所在。但不管怎么说，科学倾向在特定的条件下和一定的范围内确实在文化本体的结构里有自己存在的某种理由。历史地看，科学主义对科学的倾向性不管其程度如何，在其早期阶段对科学这类文化现象的滋长蔓延确实起了推动作用。任何一种“文化热”，都与某种倾向或偏好有关。“科学热”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它的另外一个积极作用在于，通过它的价值驱动，科学日益外在化，分化为某种独立物。这是科学发展必经的一个历史阶段，也是需要给予某种肯定的。
但是，我们毕竟看到科学主义在根本点上站不住脚。科学成为一种被崇拜物，从服务于人的工具成为似乎高于人的统治者，从而产生了某种异化现象，使科学的价值走向反面，这是科学主义由对科学价值肯定的极端化而导致的对科学价值的否定。它提醒人们，对任何一种文化形式的价值评价都应以人类主体为根据，人类不应当对自己的任何一种文化形式取崇拜的态度。正是基于这种反思，现实生活中出现了下述的逆转：在人与科学的关系方面，重心开始摆向人本身；科学开始寻找自己的目的——以人为归宿；科学也开始意识到人文主义对自身的制约，意识到科学作为工具理性应当置于人的需求这一目标之下。科学的内容愈来愈带有人的色彩，成为属人世界的一部分。科学的人性特征日益显示出来。科学不再仅仅是客体性的积淀，主体性也被视为它的内在特性的有机构成之一。科学的外在性正在被扬弃，显示了它向人文精神的某种复归。这种情形本身就是对科学主义价值特性不合理性的批判，同时也表现出在人类文化创造的实践中主体与客体走向统一的某种趋势。
另一方面，科学主义把人类文化总价值全部赋予科学，这种以偏代全的文化态度是对人文学科乃至人文精神的贬斥，是以否定人类总体文化的存在为出发点和目标的。这使它自身走向反面，成为具有某种反文化特性的思潮。它在客观上遏制人文学科的发展，使人类文化成为一种跛足的文化。由此也限制了科学自身的发展，堵塞了它走向未来的道路。现实生活中由于重理轻文而导致了人文萎缩、灵魂空虚已经强烈地使人感到文化创造失却了它的原动力。这决不仅仅是人文学科的危机，而是包括科学文化在内的整个文化的危机。
其次，我们对科学主义的认识特征作一些分析。科学主义关于科学的价值论证是多方面的，而集中起来看主要是关于科学自身合理性和科学与其它文化形式关系的合理性说明。在这种说明中，科学主义的思想家们关于科学的结构、方法、语言等方面的研究，都不无合理的建树。某些研究之精致独到，令人刮目相看。这些，对科学的研究和发展起到了有益的作用。我们今天从事科学观的研究，对这些成果也不能绕道而行。尽管如此，科学主义由于在认识特征上的绝对化而使自己陷入困境。这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方面，绝对化使科学作为一种文化形式所特有的属性丧失，科学的知性特征被淹没了。另一方面，绝对化又使人们关于科学文化地位的认识极度扭曲，似乎科学不再是人类文化园林中的一员，从而失却自己的归属。
在实证科学兴起的早期，一些科学思想家关于科学的认识还没有被绝对化。随着科学主义的形成和成熟，这种情形发生了变化。科学认识理论的研究虽然更加精致化，形成了专门学科并包含了许多具体的合理内容，但科学的性质、内容和方法被绝对化了。科学好象达到了绝对本体，不再是一种知性的文化形式。这种文化本性的丧失，是科学主义认识特征的致命之处。正因为此，它受到了人们愈来愈多的批评，而最大的挑战则是来自科学本身的发展。二十世纪科学的进展愈来愈显示出科学相对性的一面。科学主义的价值论证因而失却了自己的依恃，陷入了某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科学不顾科学主义的反对似乎又回到了知性的地盘上，表现了某种回归。与此相应的是，科学的文化地位也重新为人们所审视。人们注意到，科学可能并不象科学主义所预期的那样，是唯一具有终极意义的文化形式，科学只是整个世界过程集合体的一部分，并非至高无上的。科学，不应当以否定其它文化形式的价值为前提来确定自己的价值和地位；相反，它应当在人类总体文化的范围内，在与其它文化的整合关系中确定自己的位置。人类的文化园林可能不象科学主义描绘的那样是科学一枝独秀，而应当是百花齐放。
最后，简要提一下科学主义的精神文化功能与社会功能。科学主义的精神文化功能与社会功能是科学主义价值特征和认识特征的逻辑延伸。文化关系中的科学基础主义与社会环境中的科学一元主义无非是科学崇拜与绝对科学观的文化表达和社会表达。从理论方面说，前面对科学主义价值特征与认识特征的评析已经包容了这两种特征的本质说明。至于这两种功能的具体评析，譬如科学基础主义的实现机制和科学一元主义的社会评价，则需专文作述，非本文所能纳涵。但它们根本的价值立足点与认识支点，应当说已经清楚。
总起来看，科学主义在走向世纪末的时候，似乎已江河日下，远非世纪初时的那般雄心勃勃。当代对科学主义文化思潮的激烈批评以及同时而起的新人文主义思潮，预示着人类文化方向的某种调整。长远地看，这种调整预示着新的更高类型文化的到来。人类将通过对原有文化思潮的批评，通过对科学文化的反思，特别是通过不断的文化创造实践为自己寻得一条文化新路。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旧有的文化格局正在发生变化，新的文化类型正在旧文化类型的化解和调整中孕育而出。正是有了这样一种展望，我们说对科学主义一般特征的评析就不仅可能有助于我们深化对科学主义的批判性认识，而且可能有助于我们对新文化的选择与构建。
部分参考文献
①郭颖颖《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雷颐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②约翰·洛西《科学哲学历史导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年版
③m·怀特《分析的时代》，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④艾耶尔《二十世纪哲学》，李步楼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
⑤a.j.ayer,"language,truthandlogic",publishedbypelicanbooks,1987
⑥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上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⑦江天骥《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⑧赖欣巴赫《科学哲学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⑨江天骥《科学理论的评价问题》，涂纪亮主编《分析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人文地理学定义篇3
【关键词】价值体系核心价值社会主义价值民族教育
引言
本文通过对少数民族大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与实践的研究提出了少数民族地区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实现途径。
1新时期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必要性
1.1维护社会稳定以及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保证
在民族地区高校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能够凝聚和统一广大师生的思想，进一步加强民族地区高校主流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和健康发展。民族地区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不仅对于抵御和抗衡西方社会价值对民族地区的渗透和影响、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维护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在民族地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统领民族地区各族人民的价值取向，具有促进民族地区文化建设、促进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建设的意义。因此在民族地区应当把政治建设、军事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统一起来，促进其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重要的是在民族地区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即深化马克思主义在民族地区各项事业发展中的指导地位，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用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激励民族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建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一言以蔽之要让民族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都有科学思想的指导和统领。
1.2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需要
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深入批判旧的意识形态，用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去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作长期的、彻底的斗争，这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特点，同时也是一个包括坚持主流意识形态、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和民族精神、倡导和谐社会道德建设的系统的、基础性的文化工程。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抓住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把握了和谐文化建设的性质和方向。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是我国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决定着高校的性质和方向，高校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指导地位的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高校意识形态建设，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形态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当前，民族地区所面临的国内和国外的现实状况，要求我们必须有计划、分步骤地加强民族地区高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各族师生头脑，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真分析民族地区社会矛盾各方面的变化，揭示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形成、传播的社会基础和演变规律，针对各族师生思想中存在的各种疑惑做出符合实际的、有说服力的解答，帮助各族师生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
1.3高校和谐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
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高校校园文化思潮，是高校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校园文化的重要任务，是高校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思想保证。建设和谐校园，和谐文化是根本，坚持用校园文化所蕴涵的人生信仰、理想信念、道德情操等文化因素去引导师生塑造灵魂，共同建设高尚、健康、文明的和谐校园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和谐文化的根基和主干，它指明了和谐文化建设的指导理论和灵魂，确定了和谐文化建设的方向和目标，揭示了和谐文化建设的精髓和动力，规定了和谐文化建设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对和谐文化建设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和作用。
由于民族地区特殊的文化环境，以及民族地区高校内部特殊的主体构成，使得民族地区高校校园文化呈现出一定的特殊性。此外，由于历史、宗教以及思想认识等多方面的原因，民族地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相对滞后，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民族地区高校的发展。因此加强民族地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构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的新型管理模式，对于加快民族地区高校的稳定发展、促进民族地区高校校园和谐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所以在不同民族师生员工的交往过程中，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冲突就不可避免。因此，通过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统领，为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沟通搭建有效的交流平台，对于增进各族师生相互了解、促进民族地区高校和谐校园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1.4培养各民族合格大学生的现实需要
各族大学生是未来推动民族地区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骨干力量。他们的政治思想、价值观念正确与否，直接决定和制约着民族地区小康社会的实现和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建设。从这个意义上讲，谁赢得了年轻人，谁就赢得了未来。因此，民族地区高校加强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就显得十分重要和必要。我们必须站在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的高度来认识民族地区高校建构与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重要性，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深化马克思主义在民族地区各项事业发展中的指导地位，用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激励民族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树立共同的理想，建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努力培养各民族大学生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理想信念的合格人才。
2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建议
2.1促进少数民族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合
高等学校和广大青年学生历来是西方敌对势力争夺和渗透的重点。民族地区严峻的现实状况，要求我们必须认真解决好办什么样的高等教育、如何办好高等教育和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面对民族地区高校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多样化，我们更需要强调和坚持指导思想和主导价值的一元化，重视和巩固少数民族地区大学在读学生的理想信念，确立和壮大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撑。同时，少数民族地区大学必须始终坚持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大是大非面前不糊涂，关键时刻不动摇，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和主导价值引领多元化的社会意识，确保少数民族地区大学执行上级党委的决策部署不折不扣地得到贯彻落实，确保宣传思想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做到清醒、坚定、有作为。
2.2民族之间的“和合”教育
在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师生要弘扬和合精神，并不是抹杀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学生自身的特点，而是要特别强调同族师生之间的协作，使各民族师生在沟通和交流中相互吸收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养分，实现个人成长的提高和升华，达到所谓的“和合而生”。为此，少数民族地区大学各族师生必须以和合精神为理念，用这个精神支柱团结起来，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为战略目标的实施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价值观的多样化是社会发展进步的表现，我们要在少数民族地区大学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和而不同的社会，允许和而不同的多种价值观的存在，但在少数民族地区大学做到“和”就要控制多种价值观的冲突，这就要求在价值导向上坚持一元性，即要坚持社会主导价值观，而坚持社会主导价值观的前提是少数民族地区大学师生认同和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以，必须提高少数民族地区大学广大师生的思想认识才能产生实际效果。
2.3开展校园文化活动
校园文化活动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的有效载体。在少数民族地区大学通过开展具有民族地区特色的学术、艺术、文化、体育、娱乐等校园文化活动，不仅可以扩大学生的知识面，陶冶情操，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更重要的是可以使无形的价值理念直观化、具体化。高校是和谐社会建设的人才培养基地，是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高校校园文化是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基地，也是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杠杆。因此，为建设和谐校园，建设和谐的校园文化，少数民族地区大学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作为中心环节。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少数民族地区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就是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四个方面的基本要求融入校园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建设的全过程，力图建设高品位、形式多样、具有民族特色的校园文化。
每个高校都有自己的传统和独特的精神。少数民族地区大学学校传统是学校在办学过程中积淀下来的学校优良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体现；大学精神是在某种大学理念的支配下，经过所在大学人的努力，长时期积淀而成的稳定的、共同的追求、理想和信念。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独有的文化因素往往蕴涵着深刻的价值观念，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必须要坚持和发扬具有民族地区高校特色的优良传统，积极培育具有民族地区高校特色的精神。要对学校传统深入挖掘，特别是挖掘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密切相关的传统，如爱国主义传统、民族团结传统等。要加强校史研究，加大校史馆、人物展等展示学校传统的展馆的开放程度，鼓励各族师生参观，积极推进学校传统教育。充分利用一些广受学生欢迎的精品校园文化活动，例如少数民族地区大学校园电影节、名人访谈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相结合，激发学生的参与积极性，使学生在活动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价值观的熏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具体化，引发学生的共鸣，在此基础上以事述理，以理服人，以行动促教育，增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传播，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深入人心。
2.4发挥政治理论课的渠道作用
少数民族地区大学要充分考虑其特殊性和复杂性，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的过程中探索新途径，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运用各种手段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各族师生所感知、所认同、所喜爱、所接受，以在脑海中形成牢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的学生进入大学之后必须接受大学学校教育所代表的主流文化的价值和要求。然而这些主流文化价值和要求必然会与母体文化中的一些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产生冲突。所以有必要实施文化精品品牌战略，增强先进文化的影响力，以提高学生对学校教育的认同。少数民族地区大学应加强对理论教育工作的特色管理，以掌握工作的主动权和主导权，还应该做到加强对理论教育阵地的科学管理、依法管理、有效管理，牢牢掌握理论教育工作的主动权和主导权。
2.5加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队伍建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工作队伍是加强和改进少数民族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组织保证。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工作队伍建设，努力建设一支具有政治坚定、爱岗敬业、专兼结合的高素质思想政治工作队伍，是加强和改进少数民族地区大学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重要组织保证和长效机制，对于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把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落到实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少数民族地区大学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工作队伍建设的专业化要做到以专职人员为主，兼职人员为辅。把少而精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人员，从兼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工作中分离出来，负责学生的教育管理；把一批适合从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工作的干部，从正常的教育管理活动中分离出来专门从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工作者中培养一批德育专家，从事德育研究活动。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工作队伍建设的专业化必须使广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工作者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和工作能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工作是一门综合性、实践性很强的应用性学科，必须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工作者提出明确的专业要求，使从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工作的人员具备合理的知识结构和相应的工作能力。
3结语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配合共同努力才能做好。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社会思潮引领的功能，从社会价值取向上巩固少数民族地区高校主流意识形态阵地。高校作为社会各种思潮的生产、的集散地，客观上需要核心价值体系对社会思潮进行引领和整合，使之朝着有利于实现社会预期目标的方向发展，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稳固占领意识形态阵地，主导各族大学生价值追求。文章提出了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除了要应对与内地高校面临的共同挑战外，还必须正视由于地缘、人文历史潮流、风俗习惯等因素带来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因此少数民族地区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一定要在高度关注其特殊地位、特殊人群、特殊的教育背景和方式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地开展工作，体现人本精神，才能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人文地理学定义篇4
关键词：儒家人文哲学；三才之道；有机人本主义；宗法群体主义；主观能动主义；道德理性主义
anattemptofreinterpretationfromtheangleofcomparisonbetweenwesternandeasternphilosophy
abstract:Departingfromtheimplicationsofthe“threepowers”(ofheaven，earth，andhuman)embracedinYijing，andthroughexaminingtheinteractionandmutualpermeationbetweenConfucianismandtheYiology，thispaperdiscussesthecosmologicalbasisandthinkingmodeoforiginalityofConfucianhumanisticphilosophy.then，bycomparingthedissimilaritiesbetweenwesternandChinesephilosophy，thepapergeneralizesfourconceptsof“organichumanity”，“clangroup”，“subjectiveinitiative”，and“virtuousrationality”，andanalyzesandrevealstheuniquenessandspiritualvalueoftheConfucianhumanisticphilosophy，tosupplynecessaryconditionsandfoundationforareasonableappraisementforthemodernsignificancesoftheConfucianhumanisticresources.
Keywords:humanisticphilosophyofConfucianism;theDaoofthreepowers;organichumanity;clangroup;subjectiveinitiative;virtuousrationalism
一、一个需要重新探讨的课题
就儒家哲学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而言，其内在的人文意识和深沉的人道精神无疑是突出的一项内容。这里讲的人文意识和人道精神，主要是指儒家在哲学上思考人文、人道问题而展开的思想观念和理论学说，集中体现了儒家极具特色的人文主义精神。对此，本文用“儒家人文哲学”一说加以概括。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热”的持续和“传统文化再评价”的深入展开，关于儒家和儒家哲学的研究已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尤其于儒家人文主义研究方面取得了许多积极的成果。应该承认，首先由于一批现代新儒家学者的不懈努力，使儒家人文主义的研究在海峡两岸、港澳及海外汉学界似乎成了一门专题性显学，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次，大陆学者所做的积极回应、辩析探讨，更使这项研究通过国家课题、团队协作攻关以及个人治学等多重途径，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健康的发展，进而为我们立足时代、反思传统、繁荣学术，推进现代精神文明建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和氛围。
但综合来看，关于儒家人文主义的研究仍有不足之处和薄弱环节。我以为可概括为两点：一是对儒家人文主义的探讨和价值发现，往往确认其有与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以来的近代）人文主义相似的东西，并完全转换成西方人文主义者的话语系统和表述方式来体现，如称儒家亦有其人格平等、个体独立等观念，这不仅容易产生儒家人文主义和西方人文主义的时代错位，而且导致了对儒家人文主义之精神特质的误解和民族特色的忽视。二是大都局限于孔孟一系发源的儒家传统来考察其人文精神，而缺乏对儒家人文主义之所以发生的文化背景、内在基因的探讨，因此而弱化了对儒家人文主义内容上的丰富性、发展中的多样性及其价值两重性的理解。
钱穆曾提出过一个令人深思的论点：“我们与其说孔子与儒家思想规定了此下的中国文化，却更不如说：中国古代文化的传统里，自然要产生孔子与儒家思想。”［1］对于孔子与儒家思想来说，其所处“古代文化的传统”的基本面在书、诗、礼、乐、易、春秋这“六经”，而就哲学思想传统而言，更以《易经》为最。
有鉴于此，我主张从《易经》哲学意蕴的剖析和揭示入手，通过易学与儒学思潮互动、渗透的角度，进一步探讨儒家哲学人文精神的形成机制，深入揭示其思想内涵，并和西方人文主义作差异比较，以重新诠释儒家人文哲学的精神特质及其价值。
二、宇宙论思考：儒家人文哲学之原创
哲学上的原创性思维，一般是在哲学形态的形成和展开过程中确立的。原创性思维体现着哲学形态的灵魂和精神气质，是维系、保持哲学生命力、独特性的支柱和基因性要素。所以，探讨和理解儒家人文哲学，需要以把握其原创精神为契入处。
不管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人文哲学思潮的形成和展开都不是孤立的、单向性的，一般是在人与宇宙（上帝或神）的关系结构中实现的。正因为这样，西方人认为，“更为适当的提法是：凡重视人与上帝的关系、人的自由意志和人对于自然界的优越性的态度都是人文主义”（中文版第761页）［2］。但关于人与宇宙关系思考的发生机制及模式，在中国尤其是儒家那里却有不同于西方的自身特色。
在西方思想史上，如何看待人与宇宙的关系，曾经出现过神学的（或称超越宇宙的）、科学的（即自然的）、人学的（即人文主义的）三种模式。人学的模式是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思潮和宗教改革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强调以人的自我觉醒、独立人格和主体价值为中心来审视和判断人对自然、对宇宙、对上帝的关系，使信仰上帝和确认人的价值相协调。其所谓人文，既不同于那种视人为上帝奴仆的中世纪的神学模式，亦有别于人力掌握自然、战胜自然的近代科学模式。
当西方人针对神文讲人文、通过“走出中世纪”来追索人文主义的确立和展开时，儒家则要回归“五经”制作的年代，寻觅人文哲学的源头活水，并通过《周易》与儒学的互动来塑造其原创精神。和西方相比，儒家的人文哲学是早启的。在孔子开创儒家以前，其先导们就表现出对宗教神学的反思和分辩：周公的“敬德保民”以配天，《易经》的“推天道以明人事”等观念，正构成了古典中国的“宗教改革运动”，并通过这种“宗教改革运动”，生发出人文意识的觉醒，促使儒家哲人们能以理性的态度思考人文和人道问题，探求如何“明于天人之分”，终于得出“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彖传·贲》）的结论。其所讲的“人文”，实针对“天文”而言，又突出了“教化天下”的功能，内蕴了自身独特的文化观念和精神内容。
事实上，儒家哲学的人文思考，从一开始就是纳入天（道）人（文）关系结构展开的。但在这种天人关系结构中展开的人文思考，并没有出现西方那样多种类型模式（神学、科学、人学）的分野，而往往是消解了神学的或科学的建构，将其因素融入人学的体系之中，从而形成了儒家关于天人关系思考的包容性和综合型特点。其原因，显然和儒家喜好探求天人之“际”来发展人文思考有关。“际”，是就天人关系讲的，有交往沟通、融汇之意。《郭店竹简·语丛》提出“易，所以会天道人道者”的命题，被视为可能是最早说明天人关系存在着内在沟通、融汇的一个例证对此，汤一介先生曾有《释“易，所以会天道人道者也”》专文详论。见《周易研究》2003年第6期。以后，司马迁的名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可以概括先秦诸子（主要是儒家）的思想主旨的。董仲舒称：“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对策》），虽凸现了儒家的思维观念，但其“通（观）天人之际”的原创思维，仍然是和“易，所以会天道人道”的思想相通的，而且其源头就在《易经》关于天、地、人“三才之道”的宇宙论建构。
喻示于图式、卦象，表述于爻辞、卦辞的《易经》，首分阴阳二爻，次列上、中、下三位，分别对应天、人、地“三才”及其相互关系，才据此展开八单卦、六十四重卦的卦象体系。《易传》对此作哲理的诠释，强调“《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系辞传》下）以六爻重卦、三才两之解释三才之道，不仅指出了天地人三者的空间组合，更揭示出正是阴阳、柔刚、仁义之“两”，分别贯之于天地人而成天道、地道和人道，集中表述了人与天地“相参”的道理，确立起宇宙论的核心观念。“相参”，不仅说明了人与天、地并立为“叁”才是构成宇宙的基本要素，而且揭示了人参与天地之化育、促成宇宙演化、运动的实在过程。比较起来，与西方人发展了机械论的物质主义的宇宙论不同，《周易》的宇宙论思维是有机主义的、人文化的。
正是《易经》关于天、地、人“相参”的观念，启发和影响了儒家人文哲学的宇宙论思考的基本路向。战国时大儒荀子确立“明于天人之分”的命题，提出“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的观点，还是一种“三才之道”思维格局的展开。而《中庸》又以“天人相参”观念作诠释的依据，申明：“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在汉代，大凡有影响的思想家鲜有不以“人与天地相参”观念阐述其宇宙论的。陆贾曾引《传》曰：“天生万物，以地养之，圣人成之，功德参合而道术生”，以为“先圣乃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图画乾坤以定人道”（《新语·道基》）。王符作《潜夫论》，以《易传》揉杂儒家、道家思想，其中称：“是故天本诸阳，地本诸阴，人本中和，三才异务，相待而成。各循其道，和气乃臻，机衡乃平。天道曰施，地道曰化，人道曰为”，“人行之动天地，譬犹车上御驰马，蓬中擢舟船矣”（《本训》）。显然是以人为中心，依据“三才之道”，构建了人文化宇宙论的基本框架。
宋明理学在天人关系上果然有认同“天人合一”的一面，如程氏兄弟提出“天人一也，更不分别”（第20页）［3］。张载直言“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离）人”（第183页，《横渠易说·系辞上》）［4］。但不能因此将理学的天人思考归结为“天人合一”论。恰恰相反，理学更多的仍是讲人与天地“相参”。究其原因，往往与理学家力主“以《易》为宗”，把人文思考归“源”于“三才之道”的宇宙论密切相关。理学开山周敦颐作《太极图说》，提出“所谓易也，而三极（才）之道立”的命题，据此展开为理学以太极、阴阳、四时、五行为架构的宇宙论体系，肯定所谓人道者“于是乎在”［5］，重开宋学纳人文于宇宙论思考之模式。至于程氏兄弟，朱熹指其所言“性与天道”，实多出于周氏《太极图说》。张载也称：“盖尽人道，并立于天地以成三才，则是与天地参焉。”（《横渠易说·系辞》）朱熹则撰《太极图说附解》，指出“此天地之间，纲纪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断言：“阴阳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刚柔成质，地道之所以立也；仁义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5］，从而以“成象”、“成质”、“成德”范畴为中心，依循天地人三才之道的框架，阐发出宋代“新儒家”的人文哲学体系。
事实证明，儒家人文哲学的原创思维可以说是源于《周易》，立基于“三才之道”的宇宙论，又通过易儒互动过程展开的。对此，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王船山有过概括总结和展开说明。
首先，他指明：“所谓‘天地之间’者，只是有人物的去处。上而碧落，下而黄泉，原不在君子分内。”强调“只是有人物底去处，则天地之化已属于人物，便不尽由天地”（第928页，《读四书大全说》）［6］。旨在揭示中国君子们所关注、考察的“天地之间”，只限于人生活其中、参与活动而能自觉感应到的“宇宙”。至于“上而”之有天堂、上帝，“下而”之有冥狱、阎罗，皆不属“君子分内”，应剔除于视野之外。这种排除了宗教的、神学的因素又纳入宇宙论框架的人文思考，和孔子注重“仁”道，不语怪、力、乱、神以及《大学》张扬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君子之道，是一脉相承的，正集中呈现了儒家人文哲学的原创精神和民族特色。
其次，以既不相易又不相离的“相容相受”观念解释人与天地的“相参”，揭示了人文相对于天文的辩证统合关系。在王船山看来，“夫《易》，天人之合用也。天成乎天，地成乎地，人成乎人，不相易者也；天之所以天，地之所以地，人之所以人，不相离者也。易之则无体，离之则无用。”是讲天地人之“已成”为不可替代，互相区别，而其“所以成”则不相离而可合。这就叫“彻乎天地与人，惟此而已”（第157页，《周易外传·系辞传上》）［7］。对此，他又通过诠释“易道”作发挥，说“道一成而三才备，卦一成而六位备。六位备而卦成，三才备而道成。天地有与来，而人有与往。都往来之通，凝天地之交，存乎其中，人乃以肖道而主天地”。“故天地之际甚密，而人道参焉。相容相受，而人终不自失。别而有其三，同而统乎人”（第239页，《周易外传·系辞传下》）［7］。强调只有人参与天地交通往来，才能效法天地之道并最终主宰天地。故宇宙虽别而有三，仍归统于人。由此才构成了“悉备乎广大”的易道。
第三，王船山还引伸《易传》“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的思路，指出“继者，天人相接续之际”，认为天人之间“形异质离，不可强而合焉。所谓肖子者，安能父步亦步，父趋亦趋哉？父与子异形离质，而所继者惟志。天与人异形离质，而所继者惟道也。”（第34页，卷一“皋陶谟”）［8］是举子继父者惟志为例，着重说明人文思考的基点在效法天地，其所效者非以形、质，而在“继道”。显然，王夫之虽看到了人与天地间的“异形离质”，但他对此并无深究的兴趣，倒是更关注“继”天之“道”，以为这是人趋善成性的前提和关键。他申明：“惟其有道，是以继之而得善焉，道者善之所从出也。惟其有善，是以成之为性焉，善者性之所资也。”进而断言：“成乎人之性，惟其继而已矣。”（第181、182页，《周易外传·系辞传上》）［7］以图通过对《易传》“继善成性”说的阐发，进一步从宇宙论的角度揭示人性、人格形成的根据。
需要指出的是，王船山的总结和诠释，相当程度上是继承发展易学的思路和儒学的理念，是可以反映古代中国正统派人文哲学的一些原创性思考的。令人深省的是，这种原创性思考以宇宙论的形态出现却很少追求对宇宙的实存性、形上学的把握，也缺乏认识论的、科学理性的考察理解，它所注重的所谓继天地之“志”，循天地之“道”，主要在领悟和掌握天地宇宙的精神和境界。如《易传》所言：“天行健”、“地载坤”，以为君子应明白天地精神的刚健和敦厚，就可效法而承继成“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人文品格。在这一点上，我们似乎找到一个重要原因，可以说明在儒家思想为正统的条件下，中国虽有悠远发达的宇宙论传统，却何以发展不出西方那样系统的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也缺乏西方那样的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
三、比较中的考察：儒家人文哲学之精神特征
特征，总是相比较而言，有鉴别而发展的。
据于宇宙论上的原创性思维而展开的儒家人文哲学，当然有其特定内容，但要拿它和西方哲学中的人文主义思潮相比较，首先就得面临比较双方的对应性和层次性问题。毕竟，儒家的人文哲学发生、发展于古代，属传统性范围，比照对应西方的原本应是希腊罗马时代的人文主义。问题在于，当西方人走出中世纪、发展出近代人文主义时，儒家哲学却仍然停滞于传统人文模式的巢臼。所以，当我们主要以儒家传统人文主义和西方近代人文主义作比较时，在时限上似乎有对应性，但在发展层次上却有阶段性的差异。有鉴于此，我们进行比较考察，果然有通过异同鉴别揭示儒家人文哲学之内容特征的一面，更重要的是着眼于和西方人文主义的比较参照、诠释和理解来把握儒家人文哲学的精神特质。为此，本文特地提出有机人本主义、宗法群体主义、主观能动主义、道德理性主义四个方面，展开扼要的分析、论证。
（一）有机人本主义之确立
从《周易》与儒学互动、发展的线索看，儒家哲学中那种以宇宙论为基点，通过天地人三才关系展开的人文意识，首先表现为针对天文讲人文，以“人为天地立心”命题立论，采用宇宙人生的一体化、有机性思考来确立人文主义的基本观念，尤其是人本观念。
和西方人针对神文讲人文、针对上帝主宰性而强调人作为个体的本位性、独立性不同，儒家哲人肯定的是人在天地面前的高贵、尊严和独立，以昭示人的权利意识和主体意识的觉醒，确定人本性原则。孔子已提出“未知人，焉知鬼”的人文思考，断言，“天地之性人为贵”（参见《汉书·董仲舒传》）。《礼记·礼运》称：“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荀子以为“人有气有生有知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董仲舒则肯定：“人下长万物，上参天地”，“而摇荡四海之内”（《春秋繁露·天地阴阳》）。宋明时期的理学家更引入周易的阴阳思维，论证“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周敦颐《太极图说》）。认为：“万物各正性命，而纯备者人也，性之极也。”（胡五峰《知言》）又断言：“人能穷理尽性，与天地参”，“然后范围天地之化”（《张子正蒙·三十》），据此主张“建人极”，“为天地立心”。显然是把人纳入天地自然的有机系统中，来说明人的高贵性和本位性，形成了和西方人文主义不同的人本观念，可称为有机人本主义。
儒家人本主义还有一个观念，就是相对于制度、政体，人也是个本位性因素。《中庸》引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进而指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断言“为政在人”。又解释“为政在人”要在“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由外在的政制环境和内在的道德修身的相互联系中，确立人本的原则，仍然是体现了有机性特征的。
在明清之际前启蒙思潮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已通过对专制、集权意识的批判和对传统儒学反省、审视，提出了某些类似西方启蒙理性的观念，但毕竟没有形成中国的启蒙运动，故以“前启蒙”名之。涌动的背景下，这种有机人本主义观念有了进一步的凸现。王船山就申明：“天地者自然，主持者人。人者天地之心。”（《周易外传·复卦》）断定：“天地之生也，则以人为贵。”（《周易外传·无妄》）又认为：“天地之灵，以人而灵之”，“大荒之外，有天地焉。人所不至，礼所不行，则亦恶知其有天地”（《船山经义》，更强调了人与天地自然的依存性互动关系，展现出人在天地自然面前的高贵、灵性和“主持人”地位，侧重于价值论的角度，拓展、掘深了有机人本主义的内涵。
（二）宗法群体主义之提倡
在儒家人文哲学的传统中，我们很少看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那种以功利主义、个人主义立论的人本观念，也难见18世纪法国人道主义那样从生物学角度看“人”、视人为“机器”或“理性生物”，而是重在厘清人与禽兽的区别，主要通过群己、人我关系结构展开，并在趋善成性的意义上肯定人的社会性和伦理性，突出了人本原则的群体性特征。在此，可以儒家的“圣人”为本观念作个说明。
我们知道，原始儒家对“人”有个基本要求，就是“明哲”，明哲加以德性化和神威化就能成圣。但儒家讲的“圣人”，不是对现实个体人格的美化和规定，而是通过对远古民族酋长代表尧舜禹的理想化追忆，寄托儒家对理想人格的诉求加以设计和塑造的。孔子问学，讲“学者为己”，却是以“复己复礼、天下归仁”为据，要求学者下学人事、上达天道，主张通过知识积累和道德修养的完善实现体道成圣，其成圣就不在发展个体的自我特性，而在自觉适应礼仁制度下的人伦秩序。这恰恰是消削个性而使人格合于群体人伦。所以，到了孟子提出“途之人皆可为尧舜”时，就直接以“人伦”讲圣人，称：“圣人，人伦之至也。”（《孟子·离娄上》）强调：“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由此可以看出，孔孟儒家以圣人观念阐发人本原则，侧重在群己、人我的人伦关系组合，和西方近代人文主义者张扬个人主义的人格独立不同，而更倾向于认同群体人格和人际间的协调。
其实，孔孟儒家的这种“人本群体”观念，在后来的《易传》中还获得了宇宙理论的支撑。《易传》讲人与人伦是宇宙自然的产物，但它不像基督教圣经那样讲人如何“被造”，而是以“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媾精，万物化生”（《系辞传下》）立论，阐述人类起源及人伦秩序的形成，皆体现为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即“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序卦传》）试图以一种理性的、历史的思考方式和话语系统来说明人类起源的客观性、必然性，确认人总是处于人伦关系结构之中，以穷理尽性、体道成圣为目标，而不采取个体化的存在形态和功利性的追求。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从哲学的角度论证了人本、人伦观念的价值导向应该是社会化的、群体主义的。
当然，就思想史意义而言，《易传》并非专属儒家，而有综合、总结先秦诸子尤其是儒、道、阴阳家思想的特点。所以，《易传》对人文、人伦的论述，可以看作是先秦哲学人文主义的一项重要内容和特征。事实上，墨家就曾立论于“义即利”观念，力倡“兼相爱、交相利”，以为“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墨子·尚贤中》）。进而断言，平治天下关键在“唯能一同天下之义”（《墨子·尚同上》）。这种关于人伦规范和社会政治治理的一体性思考，和《易传》所论也有相通互补之处。可以说明，儒家人文哲学的宗法群体观念，在先秦时期就具有了多元融通和普遍性影响，表现出和社会结构秩序的有效契合。同样，荀子有著名的“明分使群”之说，他说明“人有其治”，要在“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悫禄多少厚薄之称，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又据此断定：“故曰‘斩而齐，枉而顺，不同而一’，夫是之谓人伦。”（《荀子·荣辱》）所以，这种以礼义节制下的群居和一之道所阐发的儒家人伦观念，很容易和传统中国的宗法文化、集权理念相结合，发展成兼有人性说、伦理学、政治学和社会管理思想的人文学，对以后中国人文主义思想的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如果从“寻源溯流”的角度看，这种“深远影响”实际上又是儒家宗法观念、人文哲学的泛化和延伸。
这说明，儒家人文哲学价值导向上的群体主义是宗法型、伦理性的。当然，这种宗法群体主义虽据于血缘亲情，但在发展中又突破血缘亲情，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转化过程中，添加了地域性、社会化的色彩了。就此而言，宗法群体主义不是僵固的，而是处在变动发展中的。只是总体上讲，既不同于现代西方的社群主义，也不宜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集体主义作简单类比的。
（三）主观能动主义之阐扬
承认和肯定人在天地自然面前的作为和能力，是人文哲学思考的题中应有之义，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莫不如此。问题是如何看待和理解这种作为及能力。
需要指出，近代西方固然有科学与人文的对峙与分流，但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本身就包涵着科学态度和认知意识，注意发展科学理性和功利主义，由此催生了“役天”、“胜天”的能动主义精神。正是这种能动主义精神的激励和引导，促使人意识到在天地自然面前的作为和能力非偏重于主观夸张，而要有客观性、科学性依据。应该说，这是西方人文主义的一大长处。
对于儒家来讲，类似西方那样于客观性、科学性基础上讲人的能动性，不是没有。荀子就是一例。他指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肯定天地自然的实存性和客观性。又指出：“明于天人之分（职分），则可谓至人。”认为“天有常道（规律）矣，地有常数（法则）矣，君子有常体（行为规范）”，主张人应“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由此可实现“天地官而万物役”（《荀子·天论》）［9］。这就颇为清晰地表述了儒家哲学中人文主义和古典科学精神相结合的思想。
但遗憾的是，像荀子那样的能动主义思想后来并未得到很好的引伸、发展，这恐怕也是儒家人文精神中难见西方那样悠长深远的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的又一个重要原因。那末，能否就此断定儒家人文主义缺乏合理的能动精神？！显然不能。
恰恰是《周易》和儒学，曾相当集中地阐扬过人作为主体相对于天地自然所具有的能动性意识。《易传》以为：“《易》与天地准，故能弥论天地之道”，“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宣称：“《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易·系辞传》）这个追求“极深而研几”以“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务”的活动过程，就体现人在天地自然面前的积极作为。而孟子则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上》）确认了人在宇宙间负有“知天”、“事天”的使命。不过，孟子倒不是从认知理论和科学主义的进路来说明人何以能“知天”、“事天”，而是以“万物皆备于我”的命题立论，力主人应“反身而诚”，通过“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以至“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孟子·公孙丑上》）的途径实现的。这当然是从主观主义、先验主义的角度阐扬主体的能动精神的，和荀子讲“制天命而用之”的能动主义是不一样，但后来对宋明新儒家尤其是陆王派新儒家产生过很大影响。王阳明曾引伸孟子的“良知”观念，称“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主张“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并认为正是这个“致良知”，才促成“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传习录》下）［10］。显然，王阳明讲的“致良知”、“灵明”、“主宰”等，无非是一种夸大了的主观能动精神。就认识论而言，这种思想观念当然是片面的，易导致荒谬的唯我论，但在价值论、意义论上，那就另当别论了。所谓“主观能动主义”的名称即指此而言。
从比较角度对这种主观能动主义作新的反思，我们不能简单否定其价值合理性。明清之际思想家王船山曾以“扩张”、“承担”、“宰制”等观念诠释过先秦延续至宋明的主观能动主义的内涵和意境，颇发人深思。他指出：“孟子言‘皆备’，即是天道；言‘扩充’，即是人道。”（第996页，《读四书大全说》）［6］又指出：“所谓‘塞乎天地之间’，也只是尽天下之人，尽天下之物，尽天下之事，要担当便与担当，要宰制便与宰制，险者使之易，阻者使之简，无有畏难而葸怯者。”（第928页）［6］主要在说明人道的、人文的精神就是要人发扬“尽物”、“尽事”的能动性，要有“担当”意识和“宰制”能力，克服畏难消极情绪，积极去“扩充”天道，促使人在天地自然面前掌握到主动权。
王船山虽意识到人的这一主动权有天赋权利的一面，但他强调人更要在后天靠自身的努力去争取和发展，并因此把这种主动权称为“自取而自用”之权。他说：“生之初，人未有权也，不能自取而自用也。惟天所授，则皆其纯粹以精者矣。天用其化以与人，则固谓之命矣。生以后，人既有权也，能自取而自用也。”（《尚书引义·太甲二》）［8］是肯定了人的生存活动和生命过程，通过自己的权衡和选择，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获取生活所需，发展自己。在此基础上，王船山发挥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断言“人定而胜天，亦一理也”（第587页，《续春秋左氏传博议》卷下）［11］，就显示出是以朴素辩证的思考来阐述人的主观能动性问题了。
（四）道德理性主义之建构
指出传统中国哲学内蕴有理性主义的思想因素，其实不是什么新见解。17世纪的耶稣会士在用拉丁文翻译中国经典《中庸》时，就以“天赋予人的是理性”来解释“天命之谓性”句，引西方的理性观念，附会儒家传统的“性”。日本近代哲学家西周茂树称：“宋儒和理性主义二者在说法上虽有不同，然也有酷似之处。”［12］而梁漱溟则断言：“儒家假如亦有其主义的话，推想应当就是‘理性至上主义’。”进而认定理性主义为二千年中国人“在儒家领导之下养成的一种社会风尚或民族精神”（第七章）［13］。
问题在于，要合理分析儒家传统理性主义的内涵特征和精神实质却颇为不易。因为，理性主义是近代西方哲学的一个思潮。理性作为一个复合性概念，在西方哲学中又分析为形上理性、工具理性、目的理性、认知理性和价值理性等。而这样的思潮和概念在中国传统中很难直接找到。但不容忽视的是，中国人使用“理性”一词，形成理性观念应该说由来已久。汉代学者在解释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命题时就说过：“夫刻意则行不肆，牵物则其志流，是以圣人导人理性，裁仰宕佚，慎其所与，节其所偏，虽情品万区，质文异数，至于陶物振俗，其道一也。”（《后汉书·党锢传序》）是说人有理性，就在“慎其所与，节其所偏”，使人的内在要求和外在秩序适度协调，思想行为应该有合“理”性的根据。
当然，汉代人所说的理性，既不属形上学范畴，也不是从认知角度讲的，其意义不在一般地对主客体关系作事实的判断，而侧重于对人的理性能力作价值论的定位。不仅是对先秦儒家观念的某种概括，而且对《易传》、墨家的思想亦有所总结。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称这种理性为道德理性（或价值理性），是开中国人文传统中道德理性主义之先河的。后来的宋明理学家往往以理、性、命三者合而论之，例如，朱熹在解释孔子“性与天道”思想时指出：“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体，其实一理也。”（第79页，《论语集注·公冶长》注）［14］又居明代钦定编纂的《性理大全》性理篇记载，程子就强调“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尝有异”，并顺着“穷理则尽性，尽性则知天命”的思路，论证了性与理相通为一。可以说程朱派理学的一个基本点，就把正统儒家的道德理性观念发展了、完善了，由此所展开的论述，则意味着在性理学、心性学的标帜下初步建构起道德理性主义的体系。
以上所说，只是以论纲形式，提出了重新探讨儒家人文哲学的契入点和思路，对其思想特质、精神价值作出概括和评析。其实，儒家人文哲学是一份深厚的传统资源，有十分丰富的内容，是个可以常做常新的研究课题，不应该让它流为一个“文化热”中加以炒卖的学术快餐。尤其是从易儒互动渗透的角度把握儒家人文哲学的演变，由中西比较考察剖析其精神特质，重新诠释其价值和意义，还有许多艰苦的研究工作要做。本文只是又一新的开始，愿以此和诸位学界同仁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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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地理学定义篇5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信仰；当代；大学生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2）04-0135-03
一、何谓“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80年代开始风靡西方并在全世界蔓延，成为当代西方颇为流行并产生了重要影响的社会思潮。它最初出现于建筑学，建筑师们反对全球性风格缺乏人文关注，从而大胆创作，发展出既独特又多元化的后现代式建筑方案，之后，这一思潮扩展到文学、哲学、社会学、音乐、美术、心理学等众多领域。
“后现代”是相对于“现代”而言的，从根本上说，它是“后工业社会”在文化上的一种反映。20世纪中后期，随着新科技革命的进行，工业文明达到了高度发展的阶段，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但与此同时，生态环境却受到严重破坏，产生了人与外部世界的分裂。另外，理性的高度发展致使人的价值发生萎缩乃至分裂，致使人越来越成为单向度的人。这一切迫使人们以一种怀疑的眼光重新审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科技理性及其信奉的意识形态，后现代主义由此而生。但是对这一理论，人们却很难精准地下一个定义，因为后现代主要理论家，均反对以各种约定俗成的形式，来界定或者规范其主义。从词义上看，学界通常把“后现代”之“后”归纳为两点：一是指“非现代”，否定、颠覆现代文明的理论、实践以及意识形态；二是指依赖于现代的“高度现代”，是现代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是对现代的继承和强化，如斯蒂文·贝斯特和道格拉斯·凯尔纳所说：“后现代主义不过是现代主义的一种新面孔、新发展”。
二、后现代主义对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影响
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产生背景来看，它产生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背景下，按此推理，我国还没有形成足以产生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土壤。但是，由于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快速扩展普及，使得我们难以避免世界思潮的影响。所以，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后现代主义思潮在风靡欧美之后，又迅速横扫中国。
在这思潮的横扫中，有两个观点对当代中国大学生的影响很大。
第一，后现代主义关于语言和真理之间关系的论述。
在后现代主义看来，真理是通过语言来再现的，我们通常所认为的真理，实际上是对建构语境的那个世界的再现。在这个再现的过程中，我们对文本的强调超过了对语境的强调。但是由于语言本身的限制，有时我们无法通过有限的词语来准确、清楚、细致地表达当时世界的真实情况；另外，文本本身表达的意思很多时候并不一目了然，读者所理解的文本不一定就是作者想说明的。我们无法确定文本的真实性，也没有办法根据文本来判断所表述真理的真实性。既然如此，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所有的文本在对现实的再现中具有同等价值，文学文本在真理的建构中可能与历史文本的价值等同，因为这两种文本最终涉及的都是解释。
后现代主义对待语言和真理的质疑，甚至扩展到了自然科学体系。尽管后现代主义者会同意物理世界可能是基于一定法则运作的，但揭示这些法则的过程创造了文化，反过来，文化又从属于旨趣、政治以及统治的模式。例如，在亚原子物理学中类似于法则的知识，已经反映了制造战争的政治旨趣，或者有机界的法则可以被看作是服务于生物技术公司利益的。物理世界与有机世界的法则反映了道义的、政治的、经济的等社会范围内的其他旨趣。以后现代主义者的观点来看，科学中的“事实”并不是在现代性陈诉与实际社会宇宙之问的一致的东西，而是一种像其他符号系统一样的文化产品。因此，科学并不能享受一种“特权的声音”，因为它类似于所有的文化情境。后现代主义对科学的颇具哲学性的攻击否定了任何知识体系的特权地位，也包括其自身。“因为任何到达的位置并非只是一个暂时的位置。没有任何地方上的人有超越性，没有任何地方比其他地方更好，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比其他地方更接近水平线。
后现代主义者强调说，作为人类的创造物，知识与它得以产生的环境是相关的，并且是相伴而生的。因为知识最重要的是作为一种符号系统或者说是一种人类表达的语言，所以它自身之外是一个“外在那儿的”外部世界。后现代主义认为对给定的一个文本、表征和符号有无限多层面的解释可能性，这种对文本、意义、表征和符号的解构，造成了对真理、进步等价值的否定，认为根本不存在这种永恒性的、具有普遍效用的绝对真理，真理只能在实践的启迪中获得，是一个开放的、不断变化的过程，因此，必须放弃对终极价值、绝对真理的追求。由此，导致产生了价值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使人们认识到价值的相对性和多元性。
第二，后现代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人性解放的论述。
马克思的兴趣在于改变现实世界。他认为，人们运用语言、思考及分析生活状况的能力会使人们改变自己的环境。人们不仅不必以某种机械的方式对物质状况作出反映，而且他们还能运用他们的思考和反映能力去建构新的物质状况及和谐的社会关系。马克思含蓄地指出：社会力量的目标在于用人类独一无二的能力去揭示那些带有压迫性的社会关系，提出替代性的选择。马克思的整个生涯都致力于达成这个目标，他使用“实践”这一术语来描述理论和行动的联合。他说：“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所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通过对资本主义运行规律的分析，马克思指出，随着人类实践生活的扩大和深入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资本主义社会必将灭亡。比如，资本家肯定会在城市里的机器周围集中大量的劳动者，而这使工人们可以在一起交流他们的不满，并在政治上组织起来改变资本主义的真正本质。这样，资本家私人占有利润就与社会化组织生产进程相矛盾；这个矛盾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制造出冲突性的社会关系，即工人革命，它会改变和转变社会关系的本质，并由此改变社会结构，代之以一个崭新的共产主义社会，被压迫被剥削的无产阶级将挣脱资本主义的枷锁，解放自己，并最终实现全人类的解放。
但在后现代主义看来，商品化意味着各种象征、符号、物体、文化、关系以及事实上存在的任何东西都能够被推到市场上，以金钱的形式定价后被买卖。因此，当资本家追逐利润的时候，他们所买卖的并非人类生存所必须的物品，而是他们制造和出售作为商品而丧失了为人类生活提供权力的象征和符号。就如马克思从来不敢设想的信息技术以及马克思不能完全预料的服务市场和文化象征一样，现实世界已被符号、象征、情境及其他文化商品的产品及分布控制了，由此导致展示着个体品位、生活方式、地位及个体的其他一些符号代表的指示价值开始挑战商品的使用价值或者交换价值。这种转变已经改变了人类理解和对他们生活状况做出反应的能力特征。
在这些观点传播的过程中，青年大学生是受影响最大的群体。因为，从2008年之后，高校大学生就是90后，到今年为止，在校学生除了硕士和博士外几乎全部都是90后了。90后相对于其他年代的人来说，具有非常大的不同特点。他们成长于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信息化和全球化浪潮中，网络成为他们获取信息的主渠道，这一信息获取方式打乱了传统的文化代际相承的程序——信息不再按照由老年人向青年人的顺序传递，很多时候年轻人成为信息的发起者。在这个信息庞大的网络中，当代90后大学生的创造性、批判性和独立性明显提高，他们喜欢用批判性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人和事，在价值取向和文化取向上呈现多元性。这些当代90后大学生的特征和重视个人选择、个人参与，崇尚创造性、差异性、多样性、不确定性和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思潮迅速结合，对当代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产生重大影响，主流意识形态对他们的影响已经变得比较微弱。
在关于青年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状况的调查中，虽然大部分学生认同马克思主义理论有说服力，但也有少部分学生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另外，有些大学生口头上和理论上承认共产主义是人类最美好的制度，但内心却认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是渺茫的。甚至有小部分大学生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这一重大问题上认识模糊不清，面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科技的领先地位，动摇了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信心，认为只要国家兴盛、百姓富裕，国家实行什么社会制度都无所谓。因此，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趋同论”、社会主义能否战胜资本主义的“怀疑论”、资本主义取代社会主义的“取代论”，在大学生中间具有一定的市场。在入党这一问题上，学生的动机变得越来越复杂，很少有学生是因为信仰共产主义而入党的，为他人和社会多做贡献而入党的比例也比较低，很多学生入党都是基于实用和功利的目的——为了加分，为了奖学金，为了评优，为了找工作能得到好处，为了能顺利地进入机关事业单位，为了能得到提拔和晋升。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课程的课堂教学过程中，学生普遍存在一种厌烦心理，很多学生是迫于无奈被迫来上课的，是为了完成学分、为了应付点名而不得不来的。在课下的访谈过程中，很多学生觉得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抽象的、枯燥的、没有实际意义的，还有一些学生质疑为什么大学还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中学时就已经学过了，建议取消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课程。
三、对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的疗救
（一）加强理论学习，增强识别能力。
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是一切学科研究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的主要指导思想和主流意识形态，在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导地位，不能动摇。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讲授过程中，教师不能一味地抽象地讲课本上千古不变的教条，应该能够结合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让学生们能够感受到新的思想，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比如，在讲授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世界必然瓦解的论断的时候，就可以加进沃勒斯坦关于世界体系的理论——资本主义世界必然瓦解，要使资本主义的矛盾展现出来就必须渗透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只要边缘国家依然受核心国家的剥削，资本主义就可以依靠不发达国家的资源与廉价的劳动力维持下去。但是，一旦资本主义无所不在，就无可逃避马克思的预言。资本主义的独特的问题——产品充塞市场、需求下降、生产减少、需求进一步减少——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瓦解。
在加强大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基础上，可以通过开设选修课、专题讲座等方式，就学生关心的各种后现代主义思潮（哲学、文化、艺术）进行评价、讨论，让大家能够全面、客观地认识后现代主义思潮，消除大学生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神秘感、新奇感，改变他们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盲目崇拜。
（二）改变教育模式，增强教育针对性。
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教学偏重理论体系的阐述，向学生灌输一整套意识形态、主流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千方百计把学生引到已有的结论上来，以期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学生成了被动接受先进思想的“容器”，是被灌输的对象，没有自主学习和独立思考的空间，导致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反感与抵触，认为只是空洞的政治说教，与自己的成长、发展没有多大关系。
对于崇尚个性、自由、平等、差异、多样的90后大学生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堂教学要改父传统的冷冰冰的、教条式的教学方法，关注社会、生活情境的需要和变化，结合社会现实和学生实际进行理论阐述，使充实到教学中的材料符合学生的思想状况和接受能力。在师生平等的对话中，让知识活起来，不是通过灌输而是通过讨论、辩论、探究等方式让学生认识到各种现象的真伪，在具体分析、对比、鉴别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增强对各种错误言论的免疫力。
（三）在社会实践中进行信仰教育。
人文地理学定义篇6
【关键词】马克思人学/西方当代人学/人文主义/当代性
【正文】
越是原创性的思想，越是能够敞开并需要敞开面向新的历史境况的理解视野，这一活动本身就构成思想的再创造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底蕴就在于通过其人学思想所实现的原创性与当代性的融合。形成于19世纪中叶的马克思人学，其深远影响却在20世纪，尤其表现在与西方当代人学运动的批判性关联中，这是当我们站在21世纪的起点上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效应时应当高度重视的。
一
马克思哲学的核心是人学，通过对传统哲学的批判与超越，马克思的人学思想直接开启了西方哲学范式的现当代转换，这就是从传统哲学的超验的、实体性的本体论哲学形态以及知性的认识论哲学形态转向奠基于实践的、感性的生存论本体论基础上的，以人的主体性及价值为理论硬核的人学形态。
传统哲学当然也是以某种特有形式所体现出的对人的关怀，哲学作为一门学问的存在方式以及哲学家们具体的工作方式从来都是认识人存在的意义与根据。但人不可能成为传统哲学的直接立足点，传统哲学也不足以称为人学。传统哲学总是将人以及与人相关的世界知性地对立起来，把人的存在及其本质的规定性归结为外在于人的活动的“对象物”，即抽象的一般生命存在物，把人的问题完全归结为形而上学，反过来又用形而上学遮蔽人的真实性，忽视人的实践活动在人的本质化活动中的根本意义（注：由旧唯物主义所主导的经验论及无神论传统当然是在还原论的意义上看待人。其实，不仅如此，由形而上学所主导的超验论及有神论传统也一样将人的本质还原为一般生命物，形而上学通过否弃现实存在或者说抽象地设定人的实存性，往往就是对内在于人的生命活动中的精神本性或本质规定性的否定；反过来说，也正是把人的本质还原为一般生命物，才形成一种支撑起超验论及有神论传统的形而上学。海德格尔就说：“形而上想人是从生物性方面想过来而不是想到人的人性或人道主义方面去。”（海德格尔：《论人道主义》，《存在主义哲学资料选辑》上卷第366页。商务印书馆，1997））。
形而上学本身只是人存在的一个维度（人存在的形上性），这一维度不应该夸大为人存在的全部根据。形而上学从形式上看承载着人存在的绝对理念，但由于对于人存在的绝对规定与无限抽象，因而必然造成与人的实践活动及其理论需要的割裂。实践并不意味着拒斥理论，问题倒在于缺乏某种与之相匹配的理论。而马克思的人学，由于其对旧的哲学范式的批判，由于其实践性品格与理论蕴含，从而实现了现代西方思想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
在马克思那里，这种重大突破及其由此蕴含的与西方当代人学思想形成批判性关联与影响的人学思想大致可以梳理
——通过对传统哲学与人的生存相疏离的抽象的形而上学形式以及直观的、二元对立的知性思维方式的破解和超越，从而形成了一种实践观的思维方式。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双重批判，其根本的思想旨趣就在于确立一种以实践观为核心的主体性人学哲学。
——通过强调人的历史实践活动的哲学基础意义，废黜所谓“异己的存在物、关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问题”（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4页。），赋予对象世界以属人意义，将人的对象化活动直接看成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过程，从而形成“感性的个人、社会化的人与自然主义的人的三位一体”的人学的生存论结构（注：参见拙作：《论人学的生存论基础》，《江海学刊》1999年第4期。）。
——通过强调“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对对象世界的改造”并“创造一个对象世界”，确证人自己是超越于一般生命物的“类的存在物”（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0—51页。），从而确立起了对人生存的总体的哲学与文化人类学的阐释。
——通过“批判现在的生活关系”，“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共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活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0页。），通过在精神与实践的双重意义上“把自己化分为二，并且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1页。），从而形成了深刻体现着人的实践本性的主体感性理论。
——通过将“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看成是历史活动的起点，强调人的“实际生活过程”与生存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页。），从而确立起新唯物主义，即实践的唯物主义的价值论起点。
——通过人的现实的历史实践活动去确定人的本质，把科学技术与工商业直接看成是人的本质的具体展开过程，把人的自我异化与自我异化的扬弃看成是人的本质之历史生成的同一过程，从而体现并贯彻了一种理解和处理人的问题所应有的辩证理性及现实主义立场。
——通过对资本主义结构的分析与解构，提出并运用世界历史时代的理论，揭示了人类不断克服异化、实现自身解放的历史发展道路的必然的历史逻辑，肯定了社会及社会的人的历史性的生成对于实现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的内在统一的至关重要的意义，从而赋予马克思人学以深刻的历史合理性。
——当然，从其中蕴含的社会政治及人类性关怀而言，马克思人学是内在地超越于西方思想传统及资本主义制度的、以全球性现代文明为理论追求，因而直接体现着对非西方现代化道路及命运的深切关注与冷静探索的人类性哲学范式。
二
马克思人学不仅突破了传统哲学范式，同时也直接开启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当代哲学变革。整个现当代西方哲学的主题就是人的问题。现代人本主义哲学对人的问题的高度重视，起初都是以反叛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传统理性主义而发端的，但在所有反叛黑格尔的哲学家中，影响最大、最彻底、最久远的当数马克思。最初的现代人本主义者，如克尔凯郭尔、叔本华、甚至尼采，在对黑格尔哲学的反叛中并没有与马克思的人学思想相遇，他们所关注的是个体的生存体验、人性的内在结构以及影响欧洲文明的精神气质与状况，在他们的视野中还不可能有马克思人学所特有的社会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维度。但是，随着现代人本主义运动的深入以及人的问题本身的积累，马克思人学逐渐被吸纳进西方当代人学的视野中。
西方现当代人本主义的发展受到两种思想的直接影响并分为两个主要发展阶段。一是唯意志主义及早期生存主义哲学阶段，其思想特征是与黑格尔式的绝对理性截然对立、但却处于边缘态势的非理性，这一阶段从形式上看并没有受到马克思的影响，不过，为马克思所批判的以施蒂纳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倒有理由被看成是早期的唯意志主义。接下来是受现象学哲学影响的生存主义及释义学哲学阶段，这是西方当代人本主义的主流。胡塞尔的继承者们舍弃了其现象学的超验本性，将现象学发展成为一种经验现象学或感性现象学。非理性仍然还是这一阶段人本主义的核心精神，而且由于弗洛伊德主义的推波助澜，非理性的特征显得尤为突出。但这一阶段的非理性并不是仅仅与黑格尔式的理性绝然对立着的，而是直接参与了哲学理性的自我修复与校正活动，并逐渐融入了理性形式从形上理性向实践合理性的转换历程（注：参见拙作：《从形上理性到实践合理性》，《求是学刊》1995年第3期。）。
马克思人学对西方当代人学的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先行地蕴含着理性形式转换的可能性及方向。也许，在黑格尔式绝对理性的视阈内，马克思的努力也可以看成是某种非理性，但马克思绝不放弃理性，而是把批判的矛头直指传统的形上理性。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形上理性，当远离人的实践活动而又要强扮成人的一切实践活动的终极根据时，往往是在要神秘主义花招，而一旦揭开这种神秘主义花招，也就识别了形而上学的空洞的躯壳。“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正是在对传统哲学的“无人身的理性”的批判与解构活动中，基于对当代生存实践活动的内在分析，马克思确立起了实践的唯物主义。实践合理性乃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理性形式，理性就存在于人作为主体对于自身实践活动的理解活动中，人是通过对对象世界的改造活动从而才真正实现对世界的解释的，这一被解释的世界不过就是人自身的历史实践活动所造成的属人世界。因此，人、生存、历史、实践、文化、理性以及语言等等属人的活动直接构成了一个网状的解释学循环系统，而诸多人文科学的使命就在于呈现、反省并建构这一解释学循环系统——这正是从狄尔泰、海德格尔以及伽达默尔等人的人本主义解释学所要竭力追求而又未能达到的方向。
将马克思人学纳入到自己视野中的生存哲学家们，大都明确承认马克思人学思想的无法比拟的优越性。萨特曾将17世纪到20世纪分为三个思想的时代，即笛卡尔和洛克的时代、康德与黑格尔的时代、马克思的时代。萨特断定，当代西方所处的正是马克思的时代，“马克思主义非但没有衰竭，而且还十分年轻，几乎是处于童年时代，它才刚刚开始发展。因此，它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是不可超越的，因为产生它的情势还没有被超越。”（注：萨特：《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辩证理性批判》上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8页。）海德格尔则断言：“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优越。但因为胡塞尔没有，据我看来萨特尔也没有在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所以现象学没有、存在主义也没有达到这样的一度中，在此一度中才有可能有资格和马克思主义交谈”（注：海德格尔：《论人道主义》，《存在主义哲学资料选辑》上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80页。）。
在马克思人学中，对西方当代人学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是其中所包含的人道主义旨趣、异化观、实践观、社会批判理论、以及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通过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及文化状况的批判性关联，直接形成了在今天审视当代马克思主义状况时不可回避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人学与当代西方人学、特别是人本主义思潮互动的结果，这种互动构成了当代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人学研究的新景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中心问题还是人的问题，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的问题。在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卢卡奇运用黑格尔的历史理性与辩证法思想，得出主体（即无产阶级）通过实践的态度与行动从而克服物化、摆脱异化、实现主体阶级意识的觉醒的总体性逻辑，这与马克思本人的《巴黎手稿》中的人学思想不期而遇；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则揭示出马克思的哲学是超越了传统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极对立模式的新的哲学形式，这本身就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相契合。在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哲学家那里，马克思人学主要表现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文化批判、技术批判与工具理性批判活动。更多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对马克思感兴趣的西方哲学家、社会学家们，则通过运用马克思的相关人学理论，致力于剖析晚期资本主义主义时代的人的问题，诸如公共性问题、社会整合问题、经济伦理问题、环境哲学问题、后发展与新殖民主义问题、女性问题，等等。
马克思人学与西方当代人学的互动关系以及西方当代人学的思想演进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比如，在人本主义哲学“内部”，从唯意志哲学向生存主义哲学的演进、由生存主义哲学向所谓后现代主义哲学的转移以及对整个当代西方人学的批判与反思，都包含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强势作用，而这种强势作用又始终潜存着向马克思人学思想的“回复”。以卢卡奇为例，他的哲学就构成了马克思人学与生存主义发生关联的有效中介，萨特、梅洛一庞蒂以及海德格尔等人都直接从《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汲取了营养。卢卡奇的哲学努力还潜存着一种批判西方当代人本主义哲学并使之合理地导向马克思的内含着实践观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人学努力。在卢卡奇看来，生存主义式的人本主义对人的设定同样也是将人的问题重新形而上学化。“如果一方面把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人的存在的不可能性当作纯粹的（或无时间性的）事实，另一方面又用存在的入（不管是在过去、在将来，或者是作为一种应该）直接地，或者（结果是一样的）通过形而上学和神话的中介间接地与人的这一不存在相对抗，那末这只能导致含混不清地提出问题，而决不能指出一条解决问题的途径。”（注：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81页。）“因此，如果对于每一个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来说，物化是必然的直接的现实的话，那末它的克服也只能采用这样的形式：不断地、一再地努力通过与具体表现出的全部发展的矛盾具体联系起来，通过认识到这些矛盾对于全部发展所具有的固有意义，从实践上打破存在的物化结构”（注：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90页。）。可见，卢卡奇坚决反对象费尔巴哈那样将人性问题完全情感化和道德化，不幸的是，这种倾向在西方当代人学思潮中仍然十分严重——在这个意义上，卢卡奇的工作实际上是在继续深化马克思人学的历史理性批判活动。
马克思人学本身就内含着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不过是人自身生成的逻辑学，它所要凸显的是人的历史，即人的自我解放与自我创造的历史。马克思说得好：“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2页。）。“‘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页。）但是，将人学与历史唯物主义分离开来，并且将人学降格为人的生物学，将历史唯物主义简化为经济决定论，却是二十世纪长达50年中人类思想对马克思人学的严重误解。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为的历史境况造成的——甚至于连卢卡奇这样的哲学家也不得不在后来驯服于某种理论教条。不过，由此造成的思想后果却不得不让历史本身来承担和消化[16]。苏联模式使许多并不真正懂得马克思人学思想的西方学人们留下了一个难以改变的成见：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唯经济决定论，但是对于众多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他们的一项重要任务就在于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与困境，反思、拓展和重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致力于揭示和发掘在当代这样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多元一体时代历史与人（文化）的同构关系（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人的研究重点在历史领域。其中，直接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主题词的专着就可以列出许多：马尔库塞：《历史唯物主义现象概要》、《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新材料》、莱尔因：《重构历史唯物主义》、哈贝马斯：《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吉登斯：《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等等。）。这种努力实际上拓展了马克思人学的当代视野。
大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哲学看成是人学，又是对有意设立“两个马克思”（即“早期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还原为旧唯物主义哲学的批判性回应。从对人的问题的关注层面而言，1845年以前的马克思与1945年以后的马克思确有区别，前者更多地是关注个体感性及人的总体性问题，后者更多的是强调人的社会性、公共性以及人的具体生活条件与生存状况，但绝不能由此断定后者就不再是人道主义的。“两个马克思”的观点决不是一种确定无疑的看法（注：基于具体问题阈的区别所导致的马克思思想在前后的客观差别，甚至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也以某种方式再现，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表现出浓厚的个体主义关怀与社会批判旨趣，而当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则带有鲜明的理性化与社会理解及建构旨向。但万变不离其宗，这一“宗”正是根本的实践人学旨趣。没有理由认为1845年以后的马克思就不再是一位人道主义者，在类似的情况下恐怕也没有理由断言当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就不再承担个体关注与社会批判功能——实际情况也许是，他们通过理性化的方式更为切实和建设性地承担着个体关怀与社会批判功能。）。阿尔都塞所谓“认识论断裂”，即早年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与成年的“科学主义的马克思”的二分法实际上是在走极端，这种二分法多半是基于阿尔都塞在并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对东方世界的某种想像性的迷恋，并不意味着对马克思前后思想的不同界面作出了某种理性的及科学的区分。按照弗洛姆的观点，并不需要把“早期马克思”或“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或“老年马克思”“一分为二”：“事实上，在《经济学—哲学手稿》（即巴黎手稿，引者注）中马克思所表达的关于人的基本的思想和在《资本论》中所表达的老年马克思的思想之间并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马克思并没有……抛弃他的早期观点。”（注：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8页。）另外，如果把《巴黎手稿》看成是所谓“不成熟时期马克思的代表作品”（这是持“两个马克思”论者的基本看法），那么卢卡奇本人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却是一个反证：在写作《历史与阶级意识》时，《巴黎手稿》并没有面世，但卢卡奇通过引用马克思其它着作中的思想却得出了与《巴黎手稿》相一致的结论。
三
马克思人学对西方当代人学的更为深远的思想效应还在于马克思的人学思想嵌入并继续影响着整个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现当代转换（注：西方当代人本主义本身就是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在当代的表现，本文将西方当代人本主义与人文主义区分开来，将西方人本主义看成是一场哲学运动，而将人文主义看成是一场更加宽泛的社会文化劳动。切入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现当代转换，则便于从更广泛的思想文化意义上探讨马克思人学对整个西方当代人学的意义。）。阿伦.布洛克曾将丹麦作家奥尔格.勃兰兑斯出版《取得现代突破的人们》的那一年即1883年确定为人类史进入现代的一年（注：参见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95—196页。）。勃兰兑斯第一次使用了“现代”一词，但是否就有理由称该词出现并流行起来的1883年为人类进入现代的起始点？！在编年史的意义上，1883年确实不同凡响，马克思本人正是在这一年逝世。不过，在马克思肉体的终结与已经蕴含于他的人学思想中、并且持续性地影响着人类现代化进程的现代性之间恐怕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现代性是现代的思想属性，只要现代性没有确立起来，那么现代本身就难以确定其起点，这一起点也许有理由一直延迟出场，因为现代性本身又意味着现代性问题的积累，问题就在于哪一种思想最大限度地容纳了现代性的广阔内涵与张力。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推出马克思的人学思想。
马克思人学参与了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之现当代转换，这表现在：马克思人学所包含的深刻的人道主义关怀、对现实社会的不懈的批判态度以及贯穿其中的关于人类自我解放的信念，直接成为现当代西方人文主义的内在的、不可分割的部分或维度。但马克思人学对于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之现当代转换的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这一转换所遭遇的问题困境，在于人文主义传统凭藉其自身逻辑而无法进一步延展开来的“历史”终结处。这一意义就是，面对当代西方人文主义的散漫、颓废与非理性的状况，马克思人学提供了一种正视人的问题的复杂性以及人生存的悖论状况的信念，以及相应的分析和处理人的问题时的历史理性方法。
如果说近代的人文主义传统还对人性，包括对科学所支撑着的理性精神有着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念，那么现当代的人文主义的重要特点则是对科学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怀疑与批判活动，但强势的科学技术与工业化背景反过来又导致当代人文主义本身的困惑及危机，人文主义的困境显示了当代人性的脆弱与萎顿。与近代人文主义相联系的描述是：理性、秩序和乐观，与现代人文主义相联系的描述则是异化、不连续性、分裂、焦虑。但如果认为靠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话语转换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装载这一系列生存论的焦虑及悖论性并置换为生活世界的平实，恐伯本身就是对生活的无知。走向生活世界确实是当代人学及人文主义的主导趋向，但生活世界的基础既不是某种超验世界，也不是一种散漫任意的体验活动，而是基于人的历史实践活动以及在此之上所形成的自觉的生存论建构（注：参见拙作：《生活世界话语的困限与生存论的自觉》，《教学与研究》2000年第5期。）。这是在马克思人学中已经蕴含的方向。在马克思人学中，科学技术与工业既是其人性反思与批判活动的目标，同时又被看成是人的内在的本质规定性，“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打开了的书本，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0页。参见阿伦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86页。）对人性的信念是马克思人学的首要精神支柱。从气质上看，马克思人学当然蕴含着一种后现代性，但从其思想底质看，马克思人学却直接包含着一种稳实的、具有丰富的张力与开放性的现代性关怀与立场，这恐怕是当代哲学家如哈贝马斯等人能够通过马克思从而展开与后现代性的建设性对话的关键。马克思人学的现代性是不断延展开来的，有生存哲学意义上的现代性，有结构主义意义上的现代性，有解构主义意义上的现代性，这些现代性都已不同程度地呈现于当代思想文化中。然而，马克思人学所包含的社会历史哲学意义上的现代性则尚未完全开显出来，这是与西方当代人文主义的尚未完成的转换联系在一起的。
西方当代人文主义当代转换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从20世纪前期那样一种片面的个人主义式的、充满着存在主义焦虑感的人文主义转换为蕴含着公共性与交往理性的现实的人文主义。这一转换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超越了人文主义所固有的范式，并具体表现为社会结构与生活领域的转型。生存主义以及弗洛伊德主义的兴盛意味着那种传统的“用永生的生命关怀以及哲学意义上的形上关怀整合人的共同价值”的“公共领域的丧失”与“私人生活的迷失”[24]。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并没有实现当代意义上的分离。生存主义以及弗洛伊德主义确实凸显了生存的个体性问题，但这种凸显往往又伴发着某种病态的生存焦虑症，这种病症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有意撇开了与群体性及公共性之关联的产物，它看起来似乎是超越了个人与公共生活的现实依赖关系，但实质上正是无视公共生活范式的情感表现。事实上，在这种个体焦虑背后仍然存在着一种片面的个人主义的价值设定，个体生存的这种症候正是由于用私人生活替代或僭越公共生活的结果。因此，随着六十年代以后生存主义以及弗洛伊德主义的衰落，代之而起的必然是公共领域以及私人领域的重建与分离，相应的人文主义旨趣则表现在确立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差异与界限，表现在对公共领域的解释、评价、以及建设性的批判活动。
在西方当代人文主义的上述重要变化中，马克思人学及其政治哲学一直是作为一项强有力的思想资源介入其中的。马克思的人文主义本身就包含着政治哲学，而且必然要表现为现实的社会政治关怀，人的社会政治活动是20世纪前期的西方人文主义有意忽略了的，60年代以后的人文主义则致力于思考和建构文化与政治的内在关联。马克思通过对基督教神学以及资本主义结构的批判性解构，已经蕴示着传统的公共领域以及私人领域的衰落与丧失，而传统国家功能的逐渐消弱必然要求重建公共领域并规范私人领域，其中，马克思所特别关注的问题则在于如何理解个人。马克思并不否定个人，相反，“个人的全面发展”正是马克思全部人学的归宿，但个人必须同时是现实中的个人。“社会结构和国家经常是从一定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30页。）。个人之所以成为现实中的个人，只是由于个人充分考虑到了现实中的个人的条件与规范，从其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寻求到了其作为个体存在的规定性，这意味着“个人”真正从那种“私人等级”式的“狭隘的、利己主义的个人”上升为“现代国家制度的私人”，也即从狭隘的“市民”成为具有政治意义和政治效能的“真正的公民”，并通过公民社会“进入自己的个体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41页。）。在这里，“私人等级”、“狭隘的市民”、“狭隘的、利己主义的个人”正是片面的个人主义的典型表现。这其实是马克思人学开出其政治哲学的关键，对马克思来说，如何超越片面的个人主义至关重要（为他本人所批判的无政府主义的现实表现就是个人主义），而超越无政府主义或片面的个人主义的结果就是走向一种切实可行的社会公共范式——这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西方人文主义的当代转换的另一个关键问题则在于是否能够实现从西方人文主义向人类性人文主义的转换。人类性有两个规定性：其一是总体的人类性理解，既包含一种健全成熟的人类中心主义理念，也包含从超越于一般生命物的意义上理解人类生命的类哲学观念，在这个意义上，总体的人类性理解直接预设着一种先行的思维规定性与思想立场。其二是一个现实的政治性概念，在这一规定性中，任何一个主体首先要确定的是自己是否有能力和理由代表人类整体，并承担作为人类整体中的一员应当承担和享有的权利、义务与责任。上述两个规定性，可以看成是人类性的理想性与现实性两重维度。仅仅只是第一个规定性，很可能还是一种抽象的逻辑设定，这一设定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已经确立起来了。仅仅只是第二种规定性，那么这样的人类性还只能算作是狭隘的地域性、民族性及私人性。只有同时包含着上述两个规定性或维度，这样的人文主义才真正具有人类性的意义。历史时代正在走向世界历史时代或曰全球化时代，但是，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人类文化却没有造就出真正人类性的人文主义，这当然与所谓世界历史时代或全球化时代并未真正来临相关——作为问题的全球化其实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本身就构成了对人类性人文主义的限制——但同时也与某种冥顽不化的自我中心主义观念有关。西方当代人文主义的一个困境就在于难以跳出西方中心主义。西方文化传统将“人类”直接置换成“西方”，视非西方为“非我族类”，一个多世纪以来非西方奋起直追的现代化运动使非西方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人类身份，西方思想文化中逐渐包含了非西方意识，但西方中心主义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
人文地理学定义篇7
一、学术渊源：超越纯文学
本尼特是在马克思主义和英国文化研究的学术背景下开始学术研究的，他在博士阶段主要研究卢卡奇的现实主义和阶级意识的观念，在1970年代初与雷蒙•威廉斯和爱德华•汤普森有过私人交往，并深受他们的影响。［1］1975年，他进入面向成人教育的开放大学工作，曾主持一门面向工人阶级而开设的开放性的“大众文化”课程，在此期间，与伯明翰学派的领导人建立了密切联系﹙斯图尔特•霍尔后来到开放大学任社会学教授，成为其同事﹚。就文学理论而言，托尼•本尼特的研究是以威廉斯和特里•伊格尔顿等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文论观为起点的。威廉斯和伊格尔顿等人在文学理论方面的重要贡献在于冲破了形式主义、新批评和阿诺德—利维斯传统的道德形式主义构建的纯文学的樊篱，动摇了文学作为审美自主领域的观念，而重新把文学纳入社会、政治、经济、伦理相互作用的网络。作为“文化研究之父”的威廉斯是伊格尔顿、霍尔和本尼特等人的导师辈学者，他曾从历史语义学的角度对文学概念进行梳理进而指出，所谓的具有恒定的独特审美品性的文学概念，实际上是意识形态建构的产物。文学最初指的是阅读条件﹙即阅读的能力和经验﹚，文艺复兴之后，才渐渐有了“精英”和“人文”学识的意义。随着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促成的新社会秩序所带来的社会压制和知识学科的机械化，文学也日渐呈现出专业化的趋势，而专指“创造性”或“想象性”的作品。随着“审美”概念由一般感性意识转变成“艺术”和“美”的专门范畴，文学成为具有某种精巧品质的审美对象。不过，在如何定位这种精巧品质上还存在矛盾：即是将其看成“想象性”维度﹙即比“科学”、“客观”或“日常”现实更加深刻的真理﹚呢，还是看成“审美”维度﹙即语言、形式或风格之美﹚？人们逐渐采用了否定和对比的方式来对其进行界定，即文学不仅与“科学”和其他写作种类相对，而且也与大多数“文学”本身﹙“劣质”、“通俗”和“大众”的文化﹚相对，即不是一切“虚构”都是“想象”的，不是一切文学都是“文学”的。于是，文学渐渐成为惯例性的不言而喻的假定，暗指一种具体描绘、充分直接、重要、富有价值和活生生的人类经验。人们往往宣称这种经验的特权性和优先性，并把其他实践的概念如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的“抽象”和“一般”降格，把它们看成某种简单的僵化生硬的外壳。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认为社会和历史的事实的活生生的经验不如那些文学经验更为具体直接。这样，文学概念就成为一种抽象系统，它在挑选真正“伟大”或“重要”的作品时，也有效地贬黜排斥“次要”、“劣质”或“不入流”的作品，甚至把绝大多数言说者的语言实践视为对伟大作品和优秀传统的“背叛”或“亵渎”。
显而易见，文学概念已经成为一种活跃的意识形态，它加强和维持了某种生硬的社会阶级区分。在威廉斯看来，文学是在某种语言的社会属性和形式属性中进行形式创作的过程和结果，是语言的社会发展的具体形式的标记，是通过这些语言的术语而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生产出来的。当这些社会关系发生深刻转变时，也会导致基本生产手段的变化和新的语言技术的出现。“二战”后，如电子传播、言语录音、演讲词制作、图像的电子创作和电子传播等新技术使语言实践超越了以前一统天下的印刷技术，而在社会语言本身中构成了突破“文学”专门化观念的崭新的物质实践。［3］因此，威廉斯指出，现在不应该怀旧式地固守与新文明产物相敌对的文学概念，因为它限制了文学的实践和运用，而是应该走出纯文学的强大樊篱，把一切人民的经验形式、新型的语言实践形式和一切符指形式都纳入研究的范围，从而发展把一切生活方式都视为文化、把一切文化都视为物质性实践的文化唯物主义。伊格尔顿是另一位重要的不断发展变化的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与更为重视文学的实践、运用和功能的威廉斯不同，早期的伊格尔顿把文学文本当作其理论重心，试图保留文学与其他文本相区分的特殊性和自主性，而构建一种文本科学。在这点上，似乎又听到了对伊格尔顿影响甚大的阿尔都塞的艺术观的回响，即科学、意识形态与艺术并不相同。在阿尔都塞看来，艺术是以看到的、直接感觉到的生产形式加工塑造原材料﹙意识形态﹚的，而科学是以概念的和理性分析的形式做到的；真正的艺术尽管来源于意识形态，但已经与后者疏离开来，并以巧妙的感性方式暴露其虚伪性和幻觉性。［4］不过，伊格尔顿反对阿尔都塞把读者的观看和感受视为文本效果的最终保证，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坚持文本中心论。在伊格尔顿看来，文学文本缺乏现实直接所指的特点正是其虚构性的表现，文学文本的体裁、形式、惯例、具体主题、情节、情境、作品的肌质和结构、句子的样式或叙事角度的作用、韵律选择或修辞手法，构成了与其他文本区分开来的内在价值。
不过，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伊格尔顿认为文本内部的审美价值既不能庸俗地化约为意识形态，也不能形式主义式地化约为文本技巧的操作，而在于文本与意识形态相互联系的状态。在他看来，文学文本是一个对各种符号进行加工、扭曲、压缩、糅合和陌生化的舞台，它可以摇动这些符号，使其脱离原来的固定位置，从而摆脱大一统的意识形态的规定性力量的制约，而与不为历史所知的、向无限可能性敞开的某种自由联系起来。1980年代以后，伊格尔顿的文学观有所变化，其研究旨趣渐渐由学术性转向文学实践的政治关联，其关注焦点也由文本科学转移到文本生产的政治使用上。他倡导一种革命文学批评，希望把文学文本重新置于文化实践与其他社会活动联系起来的整个领域。他甚至把文学看成一种政治性修辞实践，即组织语言来达成特定的政治效果的“话语实践”。考虑到文学文本的政治效果，他认可福柯的话语理论，认为文学话语与其他话语之间在本质上并无二致。
他实际上重新肯定了威廉斯冲破纯文学的狭隘界限的贡献，认为应该把文学纳入更为广泛的文化之中。不过，伊格尔顿并未滑向相对主义，在他看来，文本虽然不是完全自主的，并不存在永恒不变的规定性的文学的内部特性，但是，文学这个概念的“摆脱实用语境”的基本规定依然是可普遍化的；文学文本是特定时代的占支配地位的特定人群出于特定目的并根据自己的价值标准而构建的一种界定，是意识形态的产物和表现形式，其实际效果在特定历史语境下是可以确定的。托尼•本尼特不仅借鉴了威廉斯的文学观和文化观，而且在其基础上做出了更为激进彻底的发展。在超越纯文学和关注广泛的文化实践方面，本尼特要比威廉斯走得更远，他不仅对通俗小说、流行电影和电视剧等审美现象，而且对博物馆、艺术展馆和画廊等各种机构的文化实践也给予了充分关注。在文化唯物主义方面，本尼特在威廉斯的基础上，又吸取了福柯和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理论，甚至解构了社会与文化、存在和意识、历史现实与意识形态的二元对立的区分，认为后者本身就是有机化社会关系的活跃组成部分，而不是社会现实的附带现象的显现和表征。托尼•本尼特更为认同1980年代后的伊格尔顿对纯文学的解构，他同意后者关于“不存在与其他符号体系区分开来的纯文学特性、应该把文学研究作为与话语研究或符指实践联系起来的更大的智性工程的组成部分”的倡导，但对后者“由于不存在文学这一对象，因此文学理论也是一种幻象”的观点表示异议。在本尼特看来，虽然不存在文学﹙审美﹚的文学理论，并不排除存在其他类型的文学理论的可能性。他倡导一种非审美的、非“文学”的文学观念，而把文学看成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的表征空间，其特性不在于文本的实际身份，而在于选定文本被付诸使用和运用的制度话语的调节形式。
二、理论创新：与审美决裂的文学观
如前所述，本尼特的学术研究以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为起点，不过，他还吸取了福柯学派、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理论和解构主义思想，［8］其文学观显得更为激进。根据话语理论，意识形态或话语实践并不依赖于社会现实，它们本身就是社会关系的有机部分。由于社会关系是以话语关系的方式存在的，而后者又是流动的和测不准的，因此很难存在固定或稳定的社会客体的边界，也就很难把社会视为“每个部分都参照着另一部分而各居其位和各行其事”的有机整体。在话语理论看来，社会是把网络式的散乱差异捕捉于一系列不断移动变化和偶然暂时的链条式的相互关系之中的场域。在这种社会结构中，生产方式、基础或者阶级矛盾不再占据支配或中心地位，存在与意识、基础与上层建筑、现实与表征的二元对立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消解。而对于文学来说，也就不能再将文学文本解释成社会现实的衍生现象的显现。本尼特也认可解构主义和新历史主义对统一连续的传统大历史观的解构。在后者看来，历史本身不过是一系列叙事和修辞手法的产物与话语实践的效果，而不是其他一切事物的超话语来源；把历史看成具有内在方向的连续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制造的进化论式的神话和意识形态操作的产物。这种逻辑一定程度上动摇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一直坚持的文论观，即文学和历史分属于存在的不同领域，历史是现实、基础和超话语的真理，而文学文本依赖于历史，却又中介性地以特殊方式表达了历史状况或历史趋势。在本尼特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通过把文学文本构建成具有特权的表征来破译历史的发展进程，并试图组织连续和统一的历史叙事的做法，不仅在逻辑上是错误的，而且很难产生政治实践效果。不过，本尼特并不持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立场，而是试图提出一种替代选择，促使文学与史学的关注重新连结起来。他同意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格林布拉特的倡导，即挖掘特定历史时刻的制度策略，在这种特定时刻，文学文本通过这些制度策略而成为特定的意义和影响的承载者而发挥功能，从而成为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不过，这里并没有否定文学概念而将其特性简单地削平，因为文学的区分性概念已经在历史中成为发挥实效的强大的制度系统。［9］本尼特也借鉴了其澳大利亚同事约翰•福娄﹙JohnFrow﹚关于取消文学与历史对立的思考。福娄认为，社会的实践制度的不同区域之间一直存在错综复杂的互动，其中的所有符号和物质现实都拥有同等的本体论力量和存在，一旦这些力量在任何一点上汇聚的复杂情况发生变化，这些区域的组织关系的状态就会随之发生变化。［10］由此出发，福娄主张保留文学这个并不完美的但已经成为历史的实际组成部分的概念，从而对文学进行精确定位的和有所差异的历史分析，认为应该让具体历史场合的文学概念取代本质主义的“文学概念”。
在福娄看来，考察文学文本不应该是为了揭示关于过去的社会关系，看它们说了什么，而应该是通过它们所说的，揭示它们在这些社会关系中做了什么。据此，本尼特进一步指出，要使文论与现实实践关联起来，关键不在于如何理解文学，构建某种区分性的内在形式的特殊品性，或者构建某种维特根斯坦式的相似、差异和延异的关系，而在于如何处理和运用它们；关键不在于将文学文本与历史关涉起来提取意义，而在于生产某种关于如何运用文学文本的具体的差别对待模式的知识，并使这种知识作为权力策略和主张的构成部分，在当下发挥作用。本尼特认为应该把文学看成某种发挥实效的社会场域和社会技术，它们制度化地调节了书写和阅读的实践，形成了社会性的组织场域，而在自我结构的形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2］他引用了史蒂芬•希思在《性的定位》中的研究来论证文学如何成为一种文化技术。在希思看来，小说是叙述个体社会关系的宽广文化的组成部分，促成了社会个体的意义秩序，它们在构成和组织个体性的特定社会形式上，作为自我型构的历史特定的文化技术的组成部分而发挥了作用。［13］希思细致地分析了小说作为便于调节性共同体和的相关机制或技艺的组成部分，不仅在话语层面，而且在生成和使它们流通的制度层面是如何运转的。在希思看来，性的小说化建构，帮助组织了具体的性能力和性身份得以形成的社会领域，它们是化具体化形式的社会工具的组成部分。本尼特还认可伊恩•亨特在《文化与治理：现代文学教育的兴起》中对文学文本日益成为道德训练机制和教育塑造工具的有机部分的研究，认为现在不能再像西方马克思主义那样简单地把文学看成一种压制性的意识形态，而应该看成一种规范广大民众品行的手段和强大实效的个人自我形成技术，看成更为普遍的治理手段和治理机制的组成部分。
从这种学术理路出发，本尼特分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的美学关注存在的问题。一方面，西马一直坚持文学艺术的自主性、审美特性和超验性，意欲从文本本身提取一系列潜在、独特和超历史的形式结构的共同品性。在本尼特看来，西马往往通过抽象的手段，将艺术作品从现世琐事中抽象出来而提取一种普遍的审美特性，却遗忘了现世琐事制约和影响着它们的生产、接受及其效果，实际上说明它们还没有完全摆脱哲学美学的影响。另一方面，西马又依据社会历史条件来对文学文本进行解释，力图理论地说明二者的相互作用，并为文学文本的共同品性寻找历史条件的支持。在本尼特看来，这种矛盾很难克服。因为，只有认定文学具有独特的永恒品性，才能获得文学的相对自主和相应的决定自身的能力，这样，这种文学本质就必定是社会历史分析难以触及的。而且，西马的这种文论观依赖连续的、具有前进方向的大写历史观。本尼特曾以卢卡奇的普遍性使命理论为例进行分析。在卢卡奇那里，真正的文学艺术表征了其所处的历史时代的进步趋向和普遍性的社会经验，这样，就存在一种区分和排斥，以克服了异化影响而认识到普遍性使命的审美主体来排斥一般的劳工大众，以所谓的经典艺术来排斥大众经验和通俗艺术。而且，在判断文学文本是否算得上经典艺术方面，其标准主要依赖文学文本在未来的价值和意义，这种以并不存在的未来而决定文学文本的价值和意义的方式，显然带有唯心主义色彩。本尼特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将文学自主理论化，还面临一种深层困难：必须参照意识形态和科学，而通过双重区分来界定文学，即文学既不是意识形态，又不是科学；同时因为文学的功能在某些方面与意识形态相联系，所以它也并不完全是非意识形态的，而又因为它可以将主体从意识形态的幻觉导向科学真理的康庄大道，所以它并不完全是非科学的。这样，西马的文学相对自主观就成了一种无立场﹙not−statements﹚的理论。而且，如果要依据科学与意识形态来否定地定义文学，那么后两者必须依据其本身而得到明确定义，但是把意识形态理论化为统治阶级的话语和科学真理的对立面，现在似乎也成了不可能的任务。
本尼特也指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因为固守文学特性观念，而导致其染有精英化色彩，如当它要判定哪一种书写算得上真正的文学时，往往照搬由资产阶级批评所提出的形式等级，总是强烈地趋向于所谓的伟大传统，而排斥小说写作的更宽广领域，即通俗小说或大众小说。在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进行对话的基础上，本尼特同意伊格尔顿的“不存在与其他符号体系区分开来的纯文学特性”的观点，但是与后者不同的是，他认为应该为文学保留一个位置，不过需要把文学看成一系列社会的而不是形式的实体和程序；尽管不存在文学的文学理论，但并不排除存在其他种类的文学理论的可能性。本尼特大胆地指出了一种重新理论化文学的可能性，即可以把文学看成某种特殊的社会组织的表征空间，其特性在于选定文本被付诸运用的制度话语的调节形式。这样，就把那些文本的实际身份的经验问题视为一种并不影响定义的偶然性，文学理论就毋须再从理论上或经验上证明一种具有形式特性的文学存在，而只需集中关注文本的运用构成的社会实践区域。相应地，就会把文学的本体身份看成一系列可观察的社会过程，而不是看成一种深不可测的神秘存在。本尼特的目的在于发展更加注重历史社会实效、更加透彻地贯彻实践意识的文学理论，他倡导一种周密规划﹙calculation﹚的文学政治观，即政治行为者要周密规划所选定的文本在具体语境中运用的实效、可能性和后果，从而促成生产一种关乎文本的社会历史运用的技能性的专业知识。
总体来看，本尼特是一位后马克思主义者，其理论也很难超越后马克思主义的限度。不难看出，本尼特的学术研究以文化唯物主义、话语理论和解构主义为理论基石，而后者的根本问题在于过分夸大了文化表征相对于经济条件的独立性，而滑向否定了经济条件的基础作用的立场。在本尼特看来，社会中的一切符号和物质现实各不相同，具有相互区分的差异性，而且都拥有同等的不依赖其他存在的本体论力量。他否定这些多元平等的存在的背后还有共同的隐蔽的长期的支配性力量，这实际上已经暗暗地否定了经济状况的最终决定作用，而放弃了基础或社会存在决定上层建筑或社会意识的立场，否认了经济结构、政治制度和社会阶层等对意识、社会心理和文化表征的基础性的决定作用，而滑向了文化唯心主义的立场，其错误也是显而易见的。另外，本尼特的历史观也存在不少问题，尽管大写的、连续的、进化式的历史观是一种意识形态式的资本主义神话，但并不能否认，在纷纭变化的历史事件背后，尤其是一些重大事件，如衰落、帝国殖民的兴起及崩溃、大规模贩运黑人事件、两次世界大战等诸如此类的重大事件背后，还是存在一些深层的必然性和普遍性的规律，卢卡奇等人强调文艺作品通过书写这种重大事件而揭示普遍性的历史规律，也是可以理解的。可以说，本尼特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历史观的批判，并不能彻底摆脱后现代主义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局限性。
人文地理学定义篇8
但我们总是把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混为一谈。一种是“意识形态”(ideologie)，一种是“意识形式”(bewuβtseinsformen)，二者在来源、内涵、性质等方面存有本质区别，一味在二者之间进行“心脏搭桥手术”，不仅难免郢书燕说以讹传讹，而且会过度强调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并极易造成乱贴“阶级”标签的粗暴学风。西方学者把意识形态作为考察社会的一个视角，在他们眼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与其说是两种制度的对峙，不如说是两大意识形态的对抗；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与交融，也是两种意识形态的较量与融合。20世纪60年代以来，意识形态成为社会科学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范畴。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的形成与失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第三世界(特别是非洲大陆)的出现及其政治意识的觉醒，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的解体，都是培育“意识形态”研究的适宜气候与土壤。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意识形态”一词的滥用，不过同时又强化了它的语义威力。?
“意识形态”是20世纪西方思想史上内容最复杂、意义最含混、性质最诡异、使用最频繁的范畴之一，撒姆纳曾经归纳、总结了10种意识形态定义，伊格尔顿归纳、总结了6种意识形态定义，其中都充满了对立、矛盾和歧异。“意识形态”与“政治”、“经济”、“道德”、“伦理”等简单概念不同，它是一个动态复合概念，表达的是一个动态复合过程，既包括历史、社会和文化的深层互动关系，又包括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既包括主体的认知，又包括价值的评判；既是一个思维的过程，也是一个信仰的过程；既具有理论的性质，又具有实践的品格。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无法用其他内涵清晰、外延明确的概念取而代之，因为意识形态绝非一个可有可无的“标记性术语”，而是一个无可替代的“实体性术语”。这个事实本身表明，“意识形态”这一术语的重要性是无可怀疑的，缺少了它，对学术研究来说，或者课题的性质有变，或者课题的范围受限。在这种情况下，对“意识形态”的概念构成、诸种定义、历史背景、哲学框架进行考察，对“意识形态”各种意义、各种用法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省思，对“意识形态”进行“知识考古”，无疑有益于澄清围绕“意识形态”问题引发的各种混乱。意识形态是由“意识形态家”创造出来的，而“意识形态家”来自知识分子阶层。知识分子不仅拥有“知识”，而且能在“知识”的基础上创造、传播、发展、阐释某个特定的价值体系——他掌握的是一个知识系统，但这个知识系统包含着人类的欲望、幻想、想象、情感、认知、理解、评价等诸种心理因素。他们或者维持现状，或者批判现实；或者着重建设“古典世界的影象”，或者倾尽全力建构新世界的蓝图。意识形态的分类有许多种，有人分为描述意义、贬义、褒义上的意识形态，有人分为主流意识形态和非主流意识形态，有人分为具体意识形态和整体意识形态，有人分为认识论意义、社会学意义、心理学意义、文化心理学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无论哪种分类方法，它们都只能把握问题的某个方面或某个向度。?
概念的界定是学术研究的第一步，而定义事物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实体性定义，它着重认定事物静态的本质；一种是功能性定义，它着重描述事物动态的功用。不同的历史时期拥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实体”：18世纪末以前的意识形态通常以(巫术、宗教、神话、传说)为载体，19世纪初之后的意识形态通常以学术思想(思想、学说、理论、观念)为载体。即是说，意识形态本质上是某种并不特定的事物(“体”)呈现出来的功能(“用”)，能够发挥意识形态这种“用”的“体”在不同的时代是各不相同的——在古代是巫术、宗教、神话、传说，在现代则是思想、学说、理论、观念。任何思想、观念、意识、理论、学说、见解……都既可以是纯粹的学理，也可以是地道的意识形态，只要它发挥了意识形态的功能。意识形态的功能是多方面的，但概而言之，它可以区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反映现实，界定情境；第二，面对现状，指引方向；第三，社会动员，付诸行动。意识形态，也只有意识形态才能发挥这样的功能：认识世界的面目，阐明现状的意义，指引前进的方向，提供解决危机的方案，强化民众的团结，进行必要的社会动员。它既能综合性地满足人类认知、情感、想象、理解等方面的精神需要，又能高效率地控制人类对世界的感知、态度与行动，并为人类生活提供适当和适度的行为模式。意识形态具有“反映现实，界定情境”、“面对现状，指引方向”、“社会动员，付诸行动”的社会功能；同样，举凡一切观念、信念、教条、理论、哲学、世界观、价值、意见、神话、乌托邦，只要具有了这样的功能，均可以称之为意识形态。?
2、历史的探源 意识形态理论得以产生的基本动机是去除意识上的蒙蔽——“去蔽”，并确立科学的观念意识。虽然如此，但只是到了近代，人类才真真切切感到了意识形态的存在。从历史发展看，“意识形态”概念史可以大致划分为五个阶段：特拉西阶段、马克思阶段、曼海姆阶段、列宁阶段、西方马克思主义阶段。特拉西的重要性在于他创造了“意识形态”一词并将其置于认识论的基础之上，马克思的重要性在于他把意识形态问题从认识论的基础上置于历史社会学的基础上，曼海姆的重要性在于他把意识形态问题从历史社会学的基础上置于知识社会学的基础上，列宁的重要性在于他清除了意识形态的贬义色彩(意识形态成了阶级斗争和阶级对抗的盛大典礼，成了每个阶级用以武装自己的思想武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在于他们从文化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开展了深入细致的“意识形态批判”。?
“意识形态”是特拉西在18世纪末的首创，他用“意识形态”一词命名一个新学科——观念学。马克思采用了“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分析19世纪德国哲学，使“意识形态”概念史发生了革命性转折，因为马克思内在地否定了意识形态在反映现实、揭示真理方面的“无能为力”或“倒行逆施”。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就是“虚假意识”或“错误观念”，它源于社会角色的阶级立场：不同的人由于在经济生产中所处的位置和利益关切点不同，故而形成不同的“观念”——既包括真实观念又包括虚假观念，意识形态是特定的社会阶级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而扭曲真实的现实关系的结果，是“利令智昏”的真实写照。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意识形态的，还有两位欧洲早期的社会学家——默斯卡和帕莱托，他们研究意识形态问题的途径与马克思并不相同，却得出了和马克思极其相近的结论，并因此被人称为马克思的复仇女神。?
曼海姆在两种意识形式之间作出区分：一种是没落阶级的思想偏见——“意识形态”；一种是新兴阶级的思想观念——“乌托邦”；同时他在两种意识形态之间作出区分：一种是具体意识形态，一种是整体意识形态。具体意识形态是个别人的观念和表象，目的在于掩饰个人的私利；整体意识形态是特定历史时期或特定社会团体的意识形态，目的在于塑造特定的世界观，确定理论思维的总体构架和主体的认知态度。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整体意识形态，因为只有它才能揭示出一个时代或一定团体的思维结构、一个社会的主体的认识态度是怎样形成的。曼海姆之后，盖格尔把意识形态看成是以“理论”的形式掩饰着的原始情感、审美情趣和价值判断，这样，意识形态的精神分析便渐渐浮出水面，而文化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对意识形态理论的透视，使我们发现了另一片生机勃勃的新天地。?
从社会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的角度研究意识形态，成为曼海姆之后意识形态研究的一个新方向。在弗洛伊德那里，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并不表现在它是某个特定阶级出于利益的考虑而对现实所作的扭曲，而是来自个体与团体无意识间的“自欺”，是人类为了抚慰心灵的伤痛而制造的“狗皮膏药”。威廉·莱希在《法西斯主义的群体心理》中精彩分析法西斯主义的起源、结构与功能等问题，对精神压抑、意识形态、社会现实三者相互关系进行了透彻分析。弗洛姆认为意识形态是“纯粹的幻想”，“意识形态批判”的使命就在于揭露掩藏在各种幻想下面的真实状态。?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识形态理论颇具特色。资本主义的长盛不衰，迫使卢卡契、科尔施、葛兰西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现实，以便解开当代资本主义“垂而不死”、“崩而不溃”、“灭而不亡”的秘密。他们较为一致的看法是，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几经波折大难不死，原因很简单：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还没有觉醒，因此他们无法肩负起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使命。只有重视意识形态问题，才能使无产阶级形成自觉的阶级意识，才能在革命斗争中获得胜利。但随着20至30年代早期垄断资本主义的巩固，卢卡契和科尔施直接激发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努力宣告失败，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界再次明白了“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的朴素道理，只好退而求其次地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展开批判。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有阿尔都塞、伊格尔顿和法兰克福学派。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是具有独特逻辑和独特结构的表象(形象、神话、观念或概念)体系，人们需要意识形态，是因为它能为人类体验世界确立某种模式，没有这种模式人类就失去了认识世界和体验世界的可能性。阿尔都塞还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这与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密切相关。伊格尔顿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传统，以“意识形态”一词对西方种种文化现象进行深刻剖析。最具有典范意义的还是“法兰克福学派”，他们认为只有进行“意识形态批判”，剔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神秘因素，才能复活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马尔库塞认为，科技的进步和工业的发达不仅没有使意识形态走向终结，反而使它以一种新颖独特的方式得以强化，并以无形的力量支配着人们的一言一行。虽然法兰克福学派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恨之入骨，但在如何消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问题上，也是苦无良策。在这方面，哈贝马斯较为系统地提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以“意识形态批判”著称于世，因此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实质上是“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致之处在于，他志在社会批判；与马克思主义的歧异之处在于，他虽然注重理论的实践性，但无力因而也无意资本主义制度，只是试图建立一种超越性观念，以消除他所谓的“被制度扭曲了的交际”。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具有浓厚的空想色彩。?
3、思潮的透视 意识形态与学术思想在形式上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概念，但在内容和功能上又不乏交叉重合之处：经历了启蒙主义的精神洗礼之后，任何意识形态都可能以一定的学术思想为根基，任何学术思想都不能排除发挥意识形态功能的可能性。由学理到思想，由思想到价值，由价值到信仰，由信仰到行动……便是学术思想发挥意识形态功用的步骤和过程。?
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是一部地地道道的意识形态史，这与中国近现代特殊的社会现实有密切关系。近代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危机时代孕育危机哲学，近代以来的社会思潮都以“危机哲学”为核心和基石。中国危机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现实危机，亡种、亡国、亡教是中国人面临的灭顶之虞；二是文化危机，情境上难以界定，精神上流离失所，乃其典型表现。中国步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时代，解决危机是全体中国人的当务之急。这就不难理解，情境的界定以及方案的制订对于现代中国来说是多么急迫；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现代中国一切学说、理论、思想、观念都在发挥意识形态的功能，都高度意识形态化了。一切学说、理论、思想、观念，只有为解决中国危机“献计献策”，才有生存的可能性；一切无关乎解决中国危机的学说、理论、思想、观念都将被弃之如敝屣。?
一方面，传统的经学、史学、理学逐渐式微，这不仅因为它们无法应付西学的挑战，而且因为它们对处于危机中的中国局势束手无策，在“反映现实，界定情境”、“面对现状，指引方向”、“社会动员，付诸行动”方面完全无能为力。另一方面，我们从西方引进的现代学术思想无一能够逃脱被意识形态化的命运——我们并没有接收西方现代学术思想博大精深的学理，没有顾及孕育、产生它们的具体文化环境，只是一味在“经世致用”的驱策下对其予以“生吞活剥”。我们特别注重每一种学术思想的社会含义及其解决具体问题的可能性，对其学理漠不关心。这种华而不实、逐流而不探源的学风已经成为根深蒂固的学术传统，今天我们在面对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时，依然还在接受这种“传统”的“赐福”。?
科学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在中国所能发挥的功能还是相当有限的。科学主义或许可以在“反映现实，界定情境”方面发挥一定功能，但在“面对现状，指引方向”、“社会动员，付诸行动”方面却是无能为力的。它具有的只是一定的阐释职能，却无力解决任何现实问题。它可以解释自然现实，甚至可以隐喻性地分析社会政治问题(讨论民族救亡大业)，解释人的生理现实和精神现象，但究竟如何进行民族救亡，它既无切实可行的方案，也无实现这方案的纲领步骤，“社会动员，付诸行动”更是无从谈起。作为科学主义之一种，进化论之所以成为一种持续发生影响的思想主流，就是因为它同时具有几项功能：第一，解释当时中国的险恶情形及其成因。第二，提出应付三千年未见之变局的策略和方法。第三，为变法维新、民主革命提供理论根据。但它最终为马克思主义所取代，其原因显然不外乎：第一，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危机的成因。第二，它提出的改变中国近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策略失之于粗疏无当。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可以弥补它的缺陷，它能告诉我们如何组成政党，如何进行阶级斗争，如何实行无产阶级，如何打倒帝国主义，一招一式十分清晰。第三，作为变法维新、民主革命的理论依据，它具有天然的脆弱性。它的中心议题是以变应变，变到最后的结局将是如何?我们不知其详。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的理论依据是十分完备的，它对人类社会的分期，对共产主义的构想，都使人信服，而且又有俄国革命成功的先例，于是替代进化论已经成为时代之必然。第四，马克思主义能够为中国及中国人寻找自身的意义，而进化论却做不到。在进化论那里，人只是受难者和牺牲者；在马克思主义那里，人是革命者，人的价值与光辉全都体现在解放全人类然后解放自己的革命实践之中，因而能够引发强烈的革命激情。第五，进化论一方面强调物竞天择是进化的普遍规律，另一方面又强调人力可恃，二者之间的矛盾一直没有很好解决，这使中国人困惑；进化论中不可避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使得一向钟情于传统道德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感到矛盾：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又不可爱。他们一方面在接受西方的学说，另一方面又时刻受到西方的威胁。中国接受进化论的历史就一直是这样矛盾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成功地克服了这样的矛盾，在许多外力条件的作用下，赢得了中国人的好感，也在情理之中。从这个角度说，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成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绝非偶然。它多方面地满足了中国的现实需要，深深根植于中国现实土壤之中。只要它还能多方面地满足中国的现实需要，还能深深根植于中国现实的土壤之中，它就会永远保持自己的生命力。?
4、理论的批判 不仅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是一部地地道道的意识形态史，而且一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也是一部意识形态史——文学的意识形态化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所谓“文学的意识形态化”，就是指某些人在特定的社会形势之下，在某种特定利益的驱使之下，让文学发挥着意识形态方面的功能。我们文学理论所强调的文学的“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其实也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功用，因为强调文学的“认识作用”就是要求文学发挥“反映现实”、“界定情境”的作用，强调文学的“教育作用”就是要求文学发挥“指引方向”、“社会认同”、“社会动员”、“情感沟通”的作用。我们有这样的批评传统，孔子所谓的“兴观群怨”，就把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极其简明扼要地概括了出来。从理论上讲，文学能不能发挥意识形态的功用取决于许多因素。要而言之，这首先取决于文学自身是否具有发挥意识形态功能的潜质，其次取决于社会需要的内容与性质，一个危机重重、动荡不安的社会不需要“杨柳岸晓风残月”式的抒怀，一个平安富足、安乐祥和的社会也不需要“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式的悲壮。现在看来，无论就文学的性质而论，还是就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现实而言，文学的意识形态化都是历史的必然。这是一个沉痛的事实，也是一个无奈的感慨。?
化约和确立假想敌是学术思想发挥意识形态作用的一个重要步骤。化约就是简化，意识形态在反映现实、界定情境方面具有极强的简化、诠释功能。中国近代启蒙主义者失望于现实的政治专制，因而迁怒于政治专制的文化?心理基础，把这个文化?心理基础化约为中国传统文化，把中国传统文化化约为传统儒家文化，把儒家文化化约为宋明理学，把宋明理学化约为几个腐儒乡愿式的标语口号(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就是简化的典型表现。孔子的地位在现代史上的变化可以表明假想敌的确立对意识形态建构的重要性。维新初期孔子名声还很不错，后来谭嗣同认为两千年来的封建专制是“秦政”，为之服务是“荀学”，可它们“罔不托之于孔”，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荀学”，把“荀学”当成封建旧礼教、旧思想、旧文化的根源。真正使孔子“斯文扫地”的是康有为。维新失败之后，变法维新的意识形态——康有为的“托古改制”论的合法性已经渐渐消失；袁世凯复辟打出了孔子的旗号，想以此为专制复辟寻求合法性，康有为甚至要“定孔教为国教”，这不仅使孔子之学进一步走入困境，而且迅速激发起知识分子批判儒学的政治与道德热情。“打倒孔家店!”成了一个时代的标志和象征。?
人文地理学定义篇9
论文摘要：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科学知识社会学顺应时展潮流，随科学对社会作用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其指导纲领。从强纲领、社会建构论到社会学有限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经历了不断向实践纬度演进的三展历程，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并逐步摆脱其理论困境，开拓了新的发展空间。
一、科学知识社会学产生的历史条件
(一)二战后科学霸权地位的确立、“大科学”观念的形成和“反文化运动”的兴起是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ofscientificknowledge)产生的时代背景
20世纪的历史文化史有一种十分吊诡的现象，即作为人类文明象征的现代科学受到了文明社会的怀疑和批判。科学在理论和应用上所取得的迅速而广泛的进步，不断强化了人类自启蒙运动以来根深蒂固的科学主义信念，科学唯我独尊的霸权地位得以确立。“大科学”(bigscience)观念也随普赖斯《小科学，大科学》(1963)的发表而日益深人人心。然而，在经历了20世纪20年代的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核军备竞赛及环境和生态危机后，科学之剑的“双刃性”已为人们充分体会。人文学界在20世纪60年起了“反文化运动”，支持与科学共同体普遍主义立场相对立的价值与精神，两种文化(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对立由此形成。人文学者认为科学并不是理性的解放力量，而是被广泛的教条所限制，或被福柯表达为一种等价于权力的知识系统。这种对“文化霸权”的批判促使人们注重对知识与社会相互关系的研究。
(二)知识社会学、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和科学社会学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思想渊源，库恩的相对主义是其理论来源
1.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思想渊源。19世纪德国图宾根学派的“教会编年史”认为应把正统与非正统思想都给予中肯对待，这可视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最早渊源。知识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确立于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舍勒、曼海姆、默顿等是其先驱。马克思“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思想是“知识社会决定论”的由来，并为它给出了一条基本原理:所有知识都是由社会决定的。因此“马克思主义成了知识社会学的风暴中心”。
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早期代表迪尔凯姆(e.durkheim)“从科学中获得的概念与完全从集体中获得的权威概念只有程度上的差别”的观点为科学知识社会学提供了启示和灵感。“知识社会学”是由舍勒(m.scheler)首先在((知识社会学问题》一文中正式提出的。对舍勒来说，知识本身永远是集体的产物。舍勒对自然科学知识的至尊地位提出了挑战，对两种文化间的歧视现象表示强烈不满。而曼海姆(k.mannheim)则强调知识与社会间的互动关系，认为知识不仅取决于人们的社会地位、身份及阶级利益，且根植于特定的文化类型中;历史与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和动态性质是知识社会学研究的主题。曼氏的观点接近于“反身性原则”，表明了构成知识信念的是社会而非个人，知识是群体互动和社会协商的产物。他试图突破传统的知识划界，打破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长期对峙的局面而代之以相对主义面孔。这种相对主义研究纲领有向自然科学领地进行边际扩展的倾向，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基础。
晚年的维特根斯坦(l.wittgenstein)开始对自然科学知识享有免于社会学研究的特权提出异议，明确表示了对科学知识普遍一致性的怀疑。维氏引人“语言游戏说”和“家族相似性”概念，认为知识就其本性而言是社会的;社会相对于个体来说具有优先性;个体行为和信仰可视作自然现象。维氏对事物的刻画、描述与分析，均渗透着社会学特征，为强纲领的提出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支持。
默顿(r.merton)对早期知识社会学进行了较早也较成功的概念化处理。他利用经验分析方法证明了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是怎样受到以新教育为标志的特殊价值关系的培育而出现的，以及科学对于当时社会利益的应答，明确了一个把科学与社会结合起来的新方向，成为科学社会学的纲领性文件。默顿科学社会学以宏观社会学方法发展出对科学事业的社会建制研究，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学转向”(thesociologicalturn)奠定了学科研究框架。
2.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来源。库恩(t.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中阐明了历史一相对主义观点:科学发展分为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两阶段。科学发展是不连续的，是在“范式”内部从事“解谜”活动的常规科学和“范式转移”的科学革命二者交替的结果;科学活动是由科学共同体所选择的范式决定的，这种选择是非理性或反理性的突变;“范式”间具有“不可通约性”。“范式”及“不可通约性”对科学的“客观性”、“理性”形成了真正的挑战，促使了相对主义的兴起，打开了用社会原因说明科学的方便之门，为科学知识社会学最终形成提供了直接理论支持。
20世纪70年代初以巴恩斯和布鲁尔为首的英国爱丁堡学派顺应时代潮流，通过对知识社会学的深刻研究，对维氏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批判与反思，在广泛汲取库恩思想基础上建立了科学知识社会学。
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代际演进
(一)第一代科学知识社会学
以布鲁尔(d.bloor)、巴恩斯(b.barnes)和柯林斯(h.collins)等为代表的第一代科学知识社会学学者以“强纲领”(strongprogram)为指导纲领，从宏观视角和相对主义立场出发考察了科学的合理性，强调科学评价中的情景和偶然因素，提倡怀疑主义，以消解科学理性的合法地位。其主要任务是将科学知识与社会因素连接起来，通过贯彻相对主义强纲领揭示科学知识的社会性质，力图打破传统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二分观念，把社会学方法贯彻到底。他们坚信经验知识是渗透理论的，而理论又受制于科学共同体所遵奉的特定范式;科学内蕴了社会性本质。这些信念围绕着知识的社会性纬度或轴心，遵循历史主义科学观的后现代取向，把科学观推进到了更加激进的相对主义立场和更为极端的非理性主义态势，使后现代科学观随“社会学转向”而发生深刻的演变。
在第一代科学知识社会学代表作如布鲁尔的《知识与社会意象》、巴恩斯的《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柯林斯的《改变秩序》中，学者们强调相对主义在经验上是有效的，其特征为:强调知识内容的社会决定性和历史依赖性，否定知识的普遍性和客观真理性;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具有地方性和建构性;否认经验证据是理论选择的标准，理论选择是科学家间磋商、解释和争论的社会过程;有意混淆事物间的界限，否定事物间的区别和对立;用文化中的非理性方法否定科学中的理性方法。理性、客观性和真理最终被归结为具体的社会文化群体通常所采取和执行的有局限性的社会文化规范。
爱丁堡学派和巴斯学派是第一代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学派。布鲁尔的“强纲领”和巴恩斯的“利益分析模型”奠定了爱丁堡学派的基础。在《知识与社会意象》(1976)中布鲁尔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制定的“强纲领”具有四条原则:(1)因果性(causality)。能导使信念或知识诸状态的条件都应是因果性的。(2)无偏见性(impartiality)。不论真或假，合理性或非合理性，成功或失败，都要公正地加以同样对待，这些相悖的两个方面都得到相应的证明。(3)对称性(symmetry)。在说明的样式上要求是对称的，同样的原因应同时能解释真实的和虚假的信念。(4)反身性(reflexivity)。原则上它们的解释模式能应用于社会学本身。而巴恩斯则从解释学纬度积极建构其“利益分析模型”。他认为“利益”不仅包括广泛的社会背景因素(如经济、政治的冲突)、一般文化取向(如意识形态)，还包括科学共同体内部的特殊条件(如专业或学派)，强调特定的科学事件和科学行动可依卷人方的特殊利益得到较好说明。说明重点集中于有关知识信念产生的条件上，任何时候社会原因都应被考虑且为决定性因素，广泛的社会利益与科学主张间存在内在关联。因此，科学知识是在利益驱动下得以建构的社会产品，应置于社会学研究中，服从社会学因果分析。
以柯林斯为主帅的巴斯学派，采用微观社会学的观察与访谈法，将注意力放在争论结束的机制上。柯林斯等人提出并采用经验相对主义纲领作为争论研究策略，即从科学实践本身出发对科学家的理论和信念做相对主义说明，以表明不存在“跨文化的理性标准”。他引人“涵文化模型”进一步说明各种社会因素是如何影响科学家的态度及如何使科学家达成一致意见的。根据这一模型，实验知识的传递是一种文化传递，它依靠科学家间成功的、非正式的、个人的交流;科学争论是“社会和物质的支持网络在控制上的冲突”，是少数知名科学领导人组成的“核心组”(core-set)的磋商过程。经验相对主义纲领促使其他科学知识社会学学者对争论结束机制和微观研究方法给予必要关注，为技术的社会建构研究直接提供了示范性工作。
(二)第二代科学知识社会学
以拉图尔(b.latour)、塞蒂纳(k.cetina)、伍尔加(s.woolgar)和卡龙(m.callon)等为代表的第二代科学知识社会学学者以社会建构论(socialconstructivism)为指导纲领，从经验主义和与境主义的微观视角出发，通过对处于科学核心地带的实验室进行田野式考察，揭示了实验室生活如何集中体现现代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特征;提出了第二代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纲领—“实验室研究”(laboratorystudies)及“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networktheory，简称ant)。他们抓住科学实践的行动本质，把握住大科学时代中科学知识产生过程之即时(real-time)、现场(in-site)和动态(dynamic)的特征，说明了科学知识的具体内容是依赖于社会过程的，科学观察是负载理论的，科学知识是负载利益、文化、实践与情景的。在科学研究“社会学转向”基础上发动了“人类学和文化转向”(theanthropological&cultureturn)，开启了后现代科学元勘的实践研究方向。
在第二代科学知识社会学代表作如《实验室生活》和《制造知识》中，学者们揭示了科学知识为人们所忽视的一面，即社会性方面和科学家利一学工作日常的、真实的生活情景，体现了社会建构论的本质意涵:科学知识是人类的创造，是用可以得到的材料和文化资源制造的，而不仅仅是对预先给定的、独立于人类活动自然秩序的解释;某些领域的知识是我们社会实践和社会制度的产物，或是相关社会群体互动和协商的结果，核心是将科学知识内容与社会因素建立因果联系，否认自然在知识中的作用，科学知识不是已有知识的理性、逻辑延伸，而是不同社会、文化、历史过程的偶然产物。涉及的主要是认知相对主义，目的是解构科学理论的逻辑结构、客观逻辑方法和实验在检验真理时的权威地位。
巴黎学派和柏林学派是第二代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流派。拉图尔与伍尔加合著的《实验室生活》(1979)的出版奠定了巴黎学派的基础。在20世纪80年代，拉图尔又与卡龙合作倡导“行动者网络”理论，自此巴黎学派正式成立。拉图尔的研究主旨和学术兴趣集中于“事实是怎样在实验室里被建构出来的，社会学家是怎样说明这种建构，事实建构与说明建构间的区别又是什么(如果有的话)”，目的在于揭示科学的神秘性和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性本质即科学事实作为人为的结果，其外在性或客观性只是实践建构的产物。他应用人类学田野调查法(fieldinvestigation)对“索尔克研究所”(salkinstitution)进行研究，通过参与式日常观察和正式或非正式访谈，证明了“科学事实是社会建构出来的”。柏林学派的女学者塞蒂纳认为科学实验是一种认识论文化(epistemiccultures)，科学研究中存在资源要素分配，在实验室中不同科学家间体现了一种交换关系，如实验室领导和实验科学家间的互惠互利关系，表明了社会是科学活动可行的真正基础和深层原因。
受赫丝(hess)和后现代思想影响，卡龙首先提出对社会科学研究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拉图尔对之进行了进一步发展。通过强调科学活动的实践本质，拉图尔把科学理性的深厚基础建基于广泛的社会语境中，凸现了科学活动的人类学本质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科学知识的微观研究框架与科学文化的宏观社会体制间的分野，丰富和捍卫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建构论，为科学与人文的辩证关系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三)第三代科学知识社会学
以社会学有限主义(sociologicalfinitism)为指导纲领的新一代科学知识社会学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巴恩斯、布鲁尔和亨利(johnherry)(简称bbh)是主要代表人物。bbh在《科学知识:社会学分析》(1996)中，系统阐述了社会学有限主义的基本主张，旨在倡导一种语境中的科学知识即情景知识(situatedknowledge)，认为社会成分是作为一种社会背景而存在。他们在理性和相对主义的冲突中寻求一种“根植于实践的理性”，希望采取一种第三条道路为无法否认的非个人化的科学知识作主观框架介人的语境解释(explanationincontext)，但并不完全排斥对科学客观性的合理性辩护。科学知识社会学学术思潮由此步人了广泛而深人的“实践转向”(thepracticeturn)中。
在bbh看来，有限主义解释强调分类活动的社会学利益和传统特性。从社会学角度看，分类词汇的含义不仅与其使用时的“意义”相关，且与在当前情境下所有其他词汇的含义有关。社会学有限主义的基本含义为:(1)(分类)词汇的未来使用是开放的(open一ended)。强调分类行为的不确定性。(2)任何分类行为都具有可错性。强调分类活动中的集体判断与磋商。(3)所有分类行为都具有可改变性，集体权威贯穿于分类活动的始终。(4)每个分类词汇的连续使用是有条件的(conditioned)和相互独立的。(5)不同的分类词汇在使用上的相互联系可看作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基于此，bbh把这五原则推广到信念和范例中，通过对科学家实在论策略的社会学有限主义解释，提出了“利益和目标因果解释模型”，并将之推广到科学划界问题中。又通过对非经验知识—数学和逻辑进行社会学有限主义解释，证明了社会学有限主义的普适性。这样bbh建立了社会学有限主义的纲领体系，并对这种新纲领进行了详细论证和初步使用。
从强纲领、社会建构论到社会学有限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策略经过了微妙调整。通过比较可发现，社会学有限主义既回避了前期纲领的基本信条，又继承了其基本精神:(1)回避了受到强烈批评的强纲领原则，只字不提反身性、对称性和无偏见性，而继承和发展了因果性原则，从而建构出了社会学有限主义的工具—目标和利益因果解释模型。(2)进一步强化了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因素，为科学知识社会学未来的生存和发展提供理论资源。词汇的意义、信念和范例未来使用的开放性、不确定性、可错性和可改变性，词汇、信念和范例连续使用的背景依赖性或非独立性，以及不同词汇、信念和范例使用的有条件性，都旨在强调科学知识之偶然的、即时的、在地的(local)相对主义特性，表现了怀疑主义立场。(3)继续坚定地贯彻用经验研究的方法来论证相对主义立场，以实现科学知识社会学科学主义诉求。他们通过对较简单的科学常识(而非以往的物理学、天文学)进行社会学分析，来论证社会学有限主义的有效性和合理性。
三、反思科学知识社会学
(一)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局限
贯穿于科学知识社会学始终的相对主义具有明显的局限性:(1)有着不可克服的理论矛盾。巴恩斯和布鲁尔的相对主义建立在“等值假设”基础上，即“可信性”等同于“有效性”，但可信性原因的合理性若仍用相对主义方法去决定，就必须再找出合理性的可信性原因，势必导致“可信性原因”的无穷后退;科学知识社会学相对主义否认科学的理性地位，但又声称要把科学知识社会学发展为一门科学，这显然相抵触。(2)实际上是社会学主义。为强调社会因素对科学知识的影响，学者们不惜把一切因素归结为社会学因素，表现了社会学主义的野心。(3)“重经验轻理论”。主要从有关“科学事实”的个案分析人手，很少涉及理论层面。这既与其反对经验主义的态度相悖，因许多科学知识社会学代表人物如布鲁尔明确表示反对经验主义，又表现了其理论的局限性和浅薄性，因为科学既是经验的又是理性的，科学不仅包括观察和实验，还包含理论，且“观察渗透理论”，理论比经验更具有基础地位。
强纲领在社会学意义上解构理性与非理性、正确知识与错误知识的界限，导致混淆科学与迷信、科学与伪科学的界限，对称性、无偏见性和反身性原则自身并不能实现，且“利益分析模型”是一种不对称的社会说明方法，与其自身理论相矛盾。
社会建构论根植于西方文化尤其是德国思辨哲学传统精神和英美经验主义科学取向基础上，极易陷人西方文化原子论的、分散的、碎片式的思维方式所形成的科学与社会二元分立对决、非此即彼的思维误区。它奉行“零和”游戏逻辑，具有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倾向，全面否定客观性、理性、可靠性与合理性，否定自然的基础地位，只强调社会因素的意义，夸大了社会偶然性因素。在实践中也遇到了挑战。
社会学有限主义是一种情景相对主义，自身也充满了逻辑矛盾，它通过回避反身性和对称性原则，强化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因素，走经验相对主义的道路，而将强相对主义和经验研究机械地结合起来，不仅不能摆脱原有的理论困境，反而可能会加重其理论困惑和实践矛盾。因相对主义是一把“双刃剑”，作为抵制传统科学观的批判武器它无疑是有力的，但相对主义常从怀疑论开始，以历史相对性和文化多元论为依据，到放弃解构任何“客观性”和“合理性”，最后往往难以自拔地导向虚无主义的泥潭。
(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启示意义
强纲领以独特的研究视角阐释了实在观、真理观和合理性信念，创造性地形成了一种社会化认识论并引导人们思考:社会文化传统在评价理论的真理性和合理性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科学知识的基础是多元互补的;在元科学的研究中应结束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对立和分离的历程，走向融合和统一的新时代;它打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绝然区分的界限，把科学知识纳入社会学研究领域，展示了科学知识作为一种社会实践产品和文化形态的特点，引导人们重新审视科学在整个文化框架中的地位、科学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关系，客观上影响了人们对当今科学的理解，即科学只是人类生活中的一小部分内容已成为个体的共识;为人们提供了看待科学时的一个外在、中立、客观的视角;破除了人们对科学、理性的迷信，所谓的科学及科学家的地位、身份、声誉其实是一个并不存在的“symbol"。这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在社会意识层面上的最大功绩之一。
科学知识社会学学者采用相对主义的经验研究，如实验室研究、科学争论研究和话语分析研究，对科学相对性的展示本身就是相对主义的一大成果;坚持“相对主义”—自然态度，有助于更客观地看待科学知识的产生过程，也使人们意识到“科学知识实则意味着权利和分配”;其反科学倾向可能使科学部分具有自我反省功能，更有利于科学的健康发展。
科学知识社会学倡导的相对主义、平权主义反映了社会发展到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并主张自己的怀疑、平等和介人权，对科学发现的质疑就是一种体现;它揭示的“知识的利益载荷”和利益“渗透性”问题，表明科学家具有利益倾向，使人们对“科学是一种力量”进行反思:科学既是一种好的力量，又是一种“勾勒姆”(golem)的力量，谁都可利用。
人文地理学定义篇10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哲学概述价值内化基本特点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一场发生于欧美，并于七八十年代流行于西方的艺术、社会文化与哲学思潮。它的存在和发展深深根植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科技和文化之中，是当今资本主义制度各种危机的产物。
一、后现代主义哲学概述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左右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泛文化思潮，它涉及文学、艺术、语言、政治、哲学等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诸多领域。后现代主义最早出现在建筑学中，它的含义是指那种以背离和批判某些古典，特别是现代设计风格为特征的建筑学倾向，后来被广泛地移植于文学艺术、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和自然科学等领域中，具有类似反传统倾向的思潮。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为观照现代性提供了一面新的镜子，既折射出现代性与传统的矛盾，又折射出现代性自身矛盾的方方面面。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全世界广泛流传。
后现代主义哲学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理论基础。它是伴随着现象学、分析哲学的式微和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的衰落，以后结构主义和新解释学的兴起为标志而登上当代思想舞台的。其主要流派有：以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福科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以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为代表的新解释学；以美国哲学家罗蒂为代表的新实用主义。尽管它们的理论来源有所不同，观察问题的角度、分析问题的方法各异，但却有着共同的理论前提、理论倾向、基本观点和思想实质。这就是从否定物质与精神、主体与客体对立统一关系的前提出发，宣扬所谓不确定性、易逝性、碎片性、零散化，最终陷入了以推崇主观性、内在性和相对性为特征的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由此得出，后现代主义思潮及其哲学作为观念形态文化的产生和迅速流行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它既是当代资本主义文化发展的必然逻辑，又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冲突的必然结果，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在文化上的反映。
二、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基本特点
（1）超越理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哲学对传统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理性主义提出了质疑。罗蒂认为，理性主义是一种统一性的、总体化、极权化的的理论模式，它模糊了社会领域多元分化的性质。而后现代主义哲学与其相对立，提倡差异性、不可通约性、零散性和特殊性。绝对的理性导致了理性中心主义思想的泛滥，这本身也就预示着理性中心主义必然以失败而告终。正如费耶阿本德所言：“理性不再是指导其它传统的力量。它本身只是一种传统，它要求进入舞台中心的权利与任何其它传统同样多(或同样少)。”利奥塔主张把哲学的注意力重点投向我们的现实社会，他指出，世界上许多因战争和屠杀所引起的灾难都是在理性的幌子下造成的，人类的非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疯狂表现彻底摧毁了人们对理性的迷信。
（2）反主体性和反人道主义。近现代哲学的一个最大特点是高扬人的主体性，强调人在世界中的主体地位。认为人在发挥主体性的条件下，可以不断地认识世界，为了谋求人类的幸福，人可以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为自己服务。而人道主义是以主体性为基础的，他从共同的普遍的人性出发，认为人既是自然的产物又是自然的中心，它高扬人的价值、人的地位，宣扬“自由、平等、博爱”，天赋人权，提倡个性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对这种传统主体性和人道主义的批判和反思是后现代主义哲学的重要特点。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们坚决反对主体性哲学和人道主义哲学，认为人不应该是存在者的主人，一切存在者的存在并不是由人来决定的，而是由存在所决定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福柯提出了“主体的死亡”。德里达提出“人已终结”。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们根本不承认人在世界中的主体地位，把历史看成是无主体的过程，从而站在了反人道主义立场。
三、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价值内化
价值内化是价值主体将一定的社会的精神文化经学习而转化为稳定的心理因素的过程，内化是在个体的实践中经过语言文化等中介而实现的。它不仅使人类的许多知识与经验被吸收、转化为不同的个体的知识与经验，而且使一定的社会规范与价值体系被吸收、转化为不同的信念，形成不同的价值观，这是一个由外向内的过程，主体对客体的评价实际上就是通过不断由外而内的价值转化而逐渐形成的。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对前现代、现代主义的质疑，即反中心性、反体系性、反元话语、反二元论、反形而上学。当然，后现代主义哲学也包含着建构性或重构性，但在“反传统”这个问题上，后现代主义哲学并不像席沃尔曼所认为的“没有特定的发源地”。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反传统的精神，即它的价值所内化的精神文化就源于西方整个反传统的精神文化之中。实际上，后现代主义的反传统精神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有其产生的认识论根源。
后现代主义的兴起与现代主义的兴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反对强权主义。后现代主义终结的是传统与现代的霸权主义，而现代主义终结的是教会的霸权主义。虽然二者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和内容，但反强权主义、反霸权主义的精神则是一致的。如果说后现代主义继承和发展了前现代、现代主义的某些合理性的话，那么反强权主义和霸权主义则是后现代主义从它们那里所吸取的一个重要品性，这一品性是西方文化反传统中的一个传统。绝对理性的失败，表明了现代性的危机。但现代主义中的反传统、反霸权主义、反教条主义、反理性主义的精神则被后现代主义所吸收，成为后现代主义哲学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1]徐飞.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观比较[J].理论学习与探索,20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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