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法治社会的重要性篇1
一、道德建设在构建法治社会中的基础作用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社会发展思路，发挥法律和道德在国家社会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1.以道德作为法治体系建设的依据
创制科学、合理的部门法律条文及完善的法律体系是构建社会法制的重要前提，法律条文及法律体系是以时代道德的认知水平为基础的。法律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由作为统治阶层的国家创制的，并以一定的手段保证实施的一种行为规范，它是有根据且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法律的制定将人民意志作为基础，准确把握人民意志和利益。以社会主义道德对时代特征与要求的正确认识与把握，不断修正、完善和发展法律体系，将道德始终作为法律不断完善的基础和依据，在不断实践的基础上不断了解和掌握人民群众的生活诉求及道德发展规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法治社会的科学立法、民主立法。[1]
2.从法的起源及法的制定来看道德的基础作用
道德是法律起源的基础和前提，人类社会由最初的以风俗习惯、礼仪等氏族方式改变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逐渐发展成为以道德为约束准绳调节人们之间的关系，推进社会进步。[2]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进行选择，习惯行为逐渐演变成习惯法，在社会发生较大变化时，习惯法不足以调整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成文法也就由此而产生，成文法作为与社会生活发展条件相适应的法律制度，在社会生产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3]
从一定角度来说，社会是道德规范的集合体，具有系统化，法律是社会道德规范中的基本体现和强有力的后盾，法律制定的价值取向是社会道德规范，伦理价值观念作为现代人权观念、法制观念的基础和逻辑起点，只有在人权观念及法律观念中才能真正为法律找到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基础。有学者指出，法律作为人们道德生活的见证和外部积淀，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4]伦理道德包括个人和社会两个方面，包括对善恶、是非的认知和判定，对合理性、正当性的评判，它是处理人与人相互之间关系硬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对人的行为标准及价值评价所形成的。法律与道德在价值取向上保持一致性是获得普遍效力的基础，法律需与社会普遍认知的伦理保持一致性，获得有效的服从和认同，逐渐发展成为社会生活中的规则，当法律与社会伦理价值相违背时，则会受到道德力量的抵制和不认同，法律也会成为一个毫无社会发展意义的驱壳。法律在价值层面服从服务于社会基本伦理价值取向，使之成为产生实际效力及存在发展的有效基础和前提，法律在制定的过程中应以社会基本道德为基准，符合立法道德。[5]
二、我国法治建设陷入困境的原因――道德建设的缺失
1.立法中的道德缺失
立法道德的缺失为法治社会建设造成了困境，道德在立法工作中往往会受到
道德自身因素的影响，一些地区在制定法规时，违背立法道德造成了法治建设的困境，立法者责任心的缺乏导致立法的质量降低，地区政府政务公开程度较低且政策法规公布不及时，公众对于立法无从知晓，使得一些人在有意无意之中会违背法律的规定。对本地区道德资源的忽略，也造成了法治建设的困境，近些年来，中国法治建设以西方的发展模式为构建标准和模板，我国在法治建设中所应用的整套法律体系、概念、原则以及制度后的文化观念大多来源于西方国家，社会积淀是法的设计基础，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逐渐形成的传统精神和价值观念。[6]
2.执法中的道德缺失
执法机关是国家行政机关，国家法律的执行者是司法人员，而司法人员道德
建设的不足势必会造成法律的困境。法的适用是在法律实施的过程中具有实际应用意义和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活动，法律适用主体人的道德品质对法律活动贯彻与实施起着较大的作用。司法的本质在于公平公正，司法公正的实施需要以高尚的道德作为基础和依托，逐步形成具有高尚职业道德的司法群体，坚决杜绝人情案，杜绝吃拿卡要等社会腐败现象。
一些地区政府行政机关在明知自身的行为与中央要求不符的情况下，依然在人民群众没有提出异议的情况下实行，这些行政机关为谋求和发展自身利益而不顾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需求，官德的缺失成为造成法治建设困境的重要原因。
3.法律实施过程中的道德缺失
国家法治建设观念与权力本位观念在根本上是相违背的，现代社会的法治建
设以法律对权力的约束和限制为起点，是区别于中国古代以皇权为中心的封建法治的。旧时期的中国社会受到封建思想的影响，法律始终掌握在王权手中，法律成为维护王权的重要工具，法律文化的积淀作为一种潜在的社会意识，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些法律的拓展现象和行为逐渐出现。权力效力大还是法律效力大，对这一问题的深化研究会造成人们对权力本位思想意识的强化和对法治观念的淡薄，并对法律制定、实施等各个环节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渗透，权利制约及人权保障受到限制，法治建设的进程也因此缓慢。在现代化法治社会建设中，以弘扬人的主体精神及理性力量作为基本的价值取向，这种法治教育方式与以往的形式相比具有较大的不同，以往的政治教育更多的以法治教育为主，人民的观念泛泛化，主人翁意识淡薄。
三、加强我国法治建设进程中的道德建设
1.加强立法，重视立法程序
在我国的法治建设进程中，要注重对本土道德资源的吸收和挖掘，在立法的过程中要注重将道德资源与法律相结合，避免因道德与法治不相符所造成的立法过程中的道德缺失，重视道德在立法程序中的重要作用的方法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法律的确立要与本区域道德相符，对西方法律制度及思想观念、价值观的生搬照套，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实际不相适应，因此也无法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认同；二是，法治建设进程中以关注民族道德习惯为前提，法律的强制性能有效减少社会秩序的混乱和动荡。普遍性的基本道德规范需上升为法律规范，基本道德能有效地维系社会发展之需，是国家立法的基本标准，法律的制定不得超过社会基本道德规范的要求，现存的社会问题需以有效的手段来进行调节，对于道德无法约束的行为和习惯，需要以法律来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规范和约束，法律的制定需将社会道德的进步性反映出来。
2.注重道德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实施
政府要促进公正执法、严格执法，保障政府的公信力。政府公信力的提高能有效地保障政治稳定、社会和谐发展，公众对法律遵守的程度与政府的公信度是息息相关的，一个为人民所信服的政府所指定的规章制度更容易被人民所接受，而缺乏公信力的政府则在下达行政目标时，都要以付出多倍努力的代价来完成。
建设法治社会的重要性篇2
关键词：法治建设；趋势；大众化；均衡化；扩散化；知识化；权威化
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194(2009)05―0057―05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六十年间，我们经历了“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7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的10年”、“在徘徊中前进的2年”和“改革开放以来的31年”。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法治建设，凝聚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巨大的政治勇气、理论智慧和不懈探索实践的心血。其间虽有曲折和坎坷，但最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法治地位和法律权威得到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全面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新中国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毋庸置疑，新中国的法治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改革创新的伟大事业。全面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是党、国家和人民群众需要共同面对的一项艰巨使命。新中国已经成立60年了，法治建设的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和富有挑战性。面对60年来的法治建设历程、成就与经验，展望未来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前景，我们认为有五大基本趋势是全面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加快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应有之义和时代之径。
一、法治建设的大众化
法治建设的大众化与法治建设的精英化是一组对立的概念，它们是法治建设制度模式的主要选项。近代中国的法治探索，就是一条探求法治建设精英化的过程。但是历史无情地证明，在人治专制传统根深蒂固的中国社会，仅仅几个精英阶层的有识之士，既没有改变统治阶级的统治模式，也没有改善中国民众的法治认知。事实上，那时的法治精英论者所论证的法治不过就是西方法治的形式，而根本没有弄清法治是什么，中国法治建设的立足点何在，西方法治如何产生，中国法治是否需要西方法治模式，中国的法治如何借鉴西方法治成果等一系列根本问题。法治，只不过是那时所谓法治精英的“纯学术腔调”。我们权且不论旧中国的法治建设的本质属性如何，试想，作为一种文明化产物的法治，何以能在一个90％以上的国民文盲化的国度里生根发芽呢?
新中国成立以来，法治建设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正确道路。纵然期间存在各种挫折，但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前提和基础是稳固的，方向是正确的，而任何建设中的“试错过程”并不会影响这一建设的根本属性。毋庸置疑，建国之初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改变了政治精英对于政治统治的话语统治，党和国家的方针、路线和政策能够顺畅地通达基层人民群众，“五四宪法”产生就证明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从一开始就走上了法治建设大众化的道路。客观地说，之所以出现了诸如“”期间的法治踯躅不前，其原因并不在法治建设大众化的道路不正确，而是因为在这种大众化过程中我们对于法治的认识、地位和价值没有科学的认识，而意图根除人治和的愿望却成为牺牲法治的错误理由，最终导致了法治建设的低潮。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领导下，国家不断推动法治理念的普及，树立了法治建设的宪法地位，在立法、执法和司法等各个环节不断加快建设步伐，使得法治建设的本质始终坚持人民民主法制不动摇，使得法治建设的精神能够获得人民群众的普遍理解，使得法治建设的制度能够获得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使得法治建设的措施能够获得人民群众的密切关注，使得法治建设的成果能够为人民群众共同享有。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正反两反面的经验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必须坚持大众化――这是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决定的必然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决定的正确方向，是发展人权事业、尊重和保障公民人权的现实选择。迈向成熟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必须全面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必须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而实现上述目标就必须使得更广大的人民群众认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产生法治精神，使得一切法律制度建立在尊重和保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基础上，使得更加广泛的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贯彻和体现在法治建设的具体体制设计中，使得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尤其是弱势群体能够享受到法治建设带来的积极成果――平等地拥有政治权利、公平地享有改革开放成果、自由地表达个人合理意见。社会主义的法治建设之所以是社会主义的，就在于它是阶级性和人民性的有机统一，是国体的根本保障。离开了法治建设大众化方向，法治建设就面临困境和危机，国体的基础就面临动摇的危险。总之，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首要趋势就是坚持大众化方向不动摇。
二、法治建设的均衡化
众所周知，均衡是博弈论的核心概念，是指博弈达到的一种稳定状态，没有一方愿意单独改变战略。而在经济学中，均衡一般是指经济体系中变动着的各种力量处于平衡，因而变动的净趋向为零的状态。可见，均衡大概具有稳定、秩序和渐变的特点。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法治是一种政治生活的基本模式。一般认为，法治社会的政治建构基础应是稳定、均势的，即社会各阶级、阶层和不同群体、个体之间的矛盾能够通过政治结构、形式和行为得以缓解而控制在一定秩序范围之内；而这种均衡的社会结构和发展状态是法治建设完备化的前提，也是法治建设不断完善的目标。法治社会是一种追求公正的社会，是一种实践公正的社会。这里的公正就是一种优良的社会状态，即所谓的均衡的社会状态。
改革开放31年来，我国的法治建设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运行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事实上，中国的法治建设与经济建设之间的联系十分密切。改革开放伊始，党和国家在提出加快经济建设步伐的同时，就提出要建立健全社会主义的法制，使得法制规范化、稳定化。紧接着，在经济建设不断进步的同时，党和国家又提出了“一手抓经济、一手抓法制”的正确指示。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继续推进和深化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并围绕这一目标提出实行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开始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阶段。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的法治建设也出现了新的转变。我们既需要应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矛盾的挑战，又要面对经济全球化潮流带来的经济建设需要；既要因为我国加入wt0而适应新的国际经济的法律规则和体系，又要积极应对两次金融危机带来的制度失灵问题；既需要通过法律促进企业的生产发展，又必须制定《物权法》维护公民的财产权。这一切无不是围绕着经济建设这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核心而展开的。
在“经济发展一法治保障”的命题下，我国经济的发展获得更好的保障，取得令世人瞩目的发展速度和建设成效。但是，经济建设的蓬勃发展在促进法治建设快速发展的同时，又带来了许多问题，比如：过分强调GDp等数字政绩，却不重视通过法治的思维考量这种增长的合理性；很多地方以牺牲法治建设为代价，建立贸易壁垒，实行地方保护主义，在经济增长的虚假繁荣下却失去了规范、守法的市场基础和产业动源；在法律体系建设中，经济法法律部门以及与经济效益、经济发展和经济改善相关的其他法律部门获得较为充分的发展，而强调公平、均衡和制约的社会法法律部门建设却相对迟缓，例如，在职业病防治的法律规定中，要求用人单位向职业病鉴定机构提供职工从事工作的接毒史(可能造成职业病危害的工作记录)，却没有规定用人单位如果不配合提供应承担何种法律责任，这就造成了职工成为明显的法律弱势，或者说，用人单位完全可以不顾职工的基本健康而毫无顾忌地削减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卫生设备和职业病防护措施，以减少成本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当前，法治建设尽管已经写入宪法，成为国家的基本方略，但是法治建设与经济建设的“不平等”、“不对称”关系仍比较严重。
今日之法治建设，必须革除极端化或者非均衡化的倾向，而更加注重均衡化的发展。这意味着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必须注重任何行为和社会关系在法治建设体系中的地位，即共同考虑该行为可能带来的价值因素、效益因素和人民群众的可接受性因素。既不能放弃经济建设的核心地位，又不能将法治建设沦为经济建设的“傀儡”；既能够在法治建设中体现出更多的社会关怀，又能够使得法治建设真正实现法治经济。新时期的法治建设已经不再是法律体系内部或者为单一建设体系服务的具体手段，而是一种政治生活的结构模式，这就意味着法治本身就应该涵盖经济建设、法制建设、文化建设乃至技术发展，是一个能够调节和配置各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工作的发展均衡器。
三、法治建设的扩散化
关于新中国法治建设的动力问题，我国学术界的学术观点有很多，基本都以两个对立的路径为一组出现，主要包括：社会演进型和政府推进型，本土资源型与变法模式型，以及单一推进型与折中主义型，等等。西方国家的法治建设一般采用的是社会演进型，即法治理念和法治诉求首先在乡村共同体、市民社会和社区行会等社会组织中逐渐形成；当某一法治理念发展相对成熟的时候，该理念需要对当时的政治制度和政权统治机制进行反思和批判；先进的法治理念与相对落后的政治统治模式的争论甚至斗争，最终以制度依附于先进法治理念成为该时期法治建设的制度成果，并被固定下来构成某一社会中不同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新中国的法治建设则较为不同。不论是近代中国法治主义的兴起，还是新中国的法治建设，我国法治发展的主要动力依靠的都是政府推动。
与旧中国法治建设的政府推动法治建设不同，新中国的法治建设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法治建设选择政府推动型的法治建设路径是符合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基本国情的。一方面，这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根本方针。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特别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核心，这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时至今日，全面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愈发需要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愈发重视加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步伐和建设力度。这貌似一个市场和经济问题，但其实质则是一个政治发展问题。事实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问题一是发展社会生产，二是快速地实现社会生产力水平的较大提升，三是设计出能够保障和促进上述两项工作持续发展的制度体系。这就意味着，新中国的任何建设都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一个较为紧迫的时间表和一条相对稳定的治理手段。而能够实现这一切的只有政府。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国需要政府推进型的法治建设。另一个方面，社会演进型的法治建设不符合我国的社会习惯。有学者就指出，在中国社会认知法治化的基础上建设法治国家不切合我国的社会习惯，如果盲目依赖法治的社会演进，“中国的法治化进程恐怕目前还处于尚未启动状态，中国就有可能在国际社会中丧失生存的机会，就有可能在下一个百年史甚至更长的时期里重新接受被奴役、受欺辱的命运。”事实证明，新中国由政府推动的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长足的进步和发展，不但确立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而且各项法治建设事业也蒸蒸日上。
当前，我国法治建设已经到了新的临界点。2010年，我国将宣布正式形成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就意味着新中国法治建设正式进入了法治建设的完善期，也就是说，我国法治建设已经能够实现自身较快发展了。在进入完善期的法治建设阶段，制度性建设和立法建设更加成熟，趋向于修改和增补，而不会进行过于重大的制度调整。这也就说明国家的法治基础相对稳定。在这里，党和国家应该更加重视将法治建设的动力向社会演进方向推动。换言之，就是要让更多的人民群众开始更加主动、自觉和积极地参与法治建设，加快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和法律精神。随着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法治建设的建设性愈发倾向于文化养成和理念塑造，这绝非政府强制机制和严格的时间表所能实现的，而需要更广泛和最普通的人民群众参与进来，理解现代法治和我国法治建设的基本状况。必须承认，在人作为主体推动政治生活乃至人类历史不断发展和进步的作用中，人民群众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当法治建设的扩散化逐渐兼顾政府推动和社会演进的彼此交互影响时，法治建设的主体特征愈发明显，这符合政治建设的文明化和主体性的特征。这也是我国法治建设更加牢固地巩固我国法治建设的人民地位不动摇，最终实现法治文明的必然要求和方向。
四、法治建设的知识化
在一段时间内的政治学和法学研究中，许多学者认为既然法治是一种文明化的具体形态，那么认识法治和实现法治的过程应该是一种法学(及其交叉学科)的专业化建设过程。客观地说，法治建设专业化的初衷是正确的，因为我国的法治建设需要厘清法治的内涵、法治建设的本质、法治建设的根本路径、法治建设的未来方向和法治建设的机制选择依据等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但是，这种专业化的倾向比较容易发展成为一种法律精英主义，形成某种特殊的以具有法学专业知识为背景的法律职业共同体。
旧中国法治专业化的态势十分明显，但却没有建成中国的法治文明。其原因何在?简单地说，旧中国的法治探索是一种自我陶醉式的“文化器物学习”，是在不侵害统治阶级统治的前提下进行的法治模式的学习。那些洋务派、维新派甚至革命派人士都曾力拓法治建设的政治改革，但是终究流于朝廷教化和学者相惜，成为旧中国所谓精英文化的一支，只要不侵害到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内部价值，它就能够言说和“操作”，而只要它意图改弦更张，则必然遭到无情的打击甚至灭顶之灾。这也就造成了“介绍西方的研究成果更多，对中国问题研究得少，特别是研究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就更少”的法治专业化的虚假繁荣。
与法治建设的专业化相比，法治建设的知识化是一个更加理性和全面的命题。专业化和知识化都是一种认识过程，前者的认识指向“知识本身”，而后者则指向“认识知识”。知识化，是一种认识论或者知识论的动态表达，它是试图回答“人如何知道”这一问题的思考过程。对于中国的法治建设而言，60年来的法治发展更多地体现在法治这一模式和理念的出现与宣传，法治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从排斥走向了了解，从了解走向了泛化。我们曾经指出，当今中国社会，法治之名并不匮乏，人皆可言法治如何，但是真正了解法治、尊重法治和信仰法治的人却不多。这是一个信念问题，而信念来自于理解，理解来自于充分的认识。由此可见，未来中国法治之发展，需要法治建设知识论的发展。对于个人的日常生活而言，知识论的要求并不复杂，它“是一个关于如何知道的问题，而不是关于知道本身的问题。当我们问一个人是如何知道某事的时候，我们一般想了解的是他相信此事的理由。我们想知道什么东西使他的信念得到辩护。”在法治建设中，这就要求我们更加全面、科学理解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新时期法治建设的知识化趋向应有以下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也是最低层次，使得全民的法治知识(而不仅是法律知识)能够获得更加有效的提升；第二个层次，在法治知识普及的基础上，形成法治理性主义；第三个层次，通过具体法律制度和机制的创立革新，使得法治实践价值融入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即具有为法治思想和制度进行自觉辩护和遵守的生活习惯；第四个层次，形成较为完备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构建具有开放性和规范性的法治价值体系；最后一个层次，法治建设知识化的最终指向是使其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运行基础，成为具有自发强制性的普遍社会规则的法治标准。我们认为，法治建设的知识化趋向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根本意义，理解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实质；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看待自己的思想、行为与法治建设要求之间的差距，并及时矫正自身发展的方向；有助于我们可以用建设性的怀疑眼光去审视我们已有的制度建设，并不断使法制建设的现实符合法治发展的文明化要求；有助于我们形成独立自主而特色鲜明的中华法治文化，树立并扩大本土化法治文明在全球法治交流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五、法治建设的权威化
现代法治国家的法治权威化主要表现为法律至上、法律至圣、法律至贵和法律至信等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共同构成了法治权威的具体内容和建设要求，“法律至上表明了法律的地位，法律至圣展示了法律的威严，法律至贵说明了法律的重要性，法律至信揭示了人们对法律的内心信念。”近代西方法治理论的奠基人戴雪(a・V・Dicey)就是从法治权威化的角度点明了法治的精义：“首先，法治意味着，与专横权力的影响相对，正规的法律至高无上或居于主导，并且排除政府方面的专擅、特权乃至宽泛的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其次，法治意味着法律面前的平等。最后，法治可以用作一种表述事实的语式”，“我们已有的宪法性法律不是个人权利的来源，而是其结果，并且由法院来界定和实施……”
建设法治社会的重要性篇3
突出强调政治文明,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是党的十六大报告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点。江泽民同志在论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的同时,指出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从而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内容与实现途径结合起来,确立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框架。因此探讨制度建设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
(一)制度建设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政治文明是指人们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是指人类政治实践所形成的积极成果。由于政治文明概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关于政治文明的内涵,学术界有各种不同的观点,但是,政治法律制度作为政治文明的重要要素和发展水平的具体体现,则是人们的共识。正如有论者所说的那样:“政治文明的性质和发展水平的具体体现,就是政治理念指导下的政治制度的设置和管理(统治)方法的运用。”(注:王惠岩:《建设社会主义文明》,《文史哲》2002年第6期。)有论者甚至认为“政治制度是政治文明的核心,政治体制是政治文明的结构形态,它们构成政治文明的主要内容”。(注:严昭柱:《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提出及意义》,《政治学研究》2002年第4期。)一般说来,政治文明的基本内容,主要由民主和法治两方面的文明构成,其核心内容是民主政治。民主“既有基本的含义,又有扩展和延伸的含义,但作为人民权利和国家制度的民主是它的基本含义”。(注:李铁映:《关于民主理论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民主不仅仅是一种价值、一种原则,也不仅仅是一种工作作风和方法,它更主要是一种制度。现代民主正是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来保证其实现的。民主又是与法治有机统一,不可分割的。制度建设包括政治制度本身的建设和法律制度的建设。法制是民主政治的重要保障条件,它规定民主政治的原则,确认公民享有的权利,规范社会政治成员的政治行为。历史经验表明,“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146页。)因此,法制建设是制度建设的题之应有之义。
制度建设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由制度的内在属性及其作用决定的。政治制度“是在特定社会中,统治阶级通过组织政权以实现其政治统治的原则和方式的总和。”是“政治主体活动的规范和框架,是一个政治体系得以运行的机制。”(注:胡伟:《论政治》,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133页。)它是政治主体关系的稳定模式和政治行为的定型化,包括以下几个层次:其一,它是根本政治制度,体现社会政治文明的性质和价值原则,规定一定社会政治权力的主体归属,反映整个社会的性质;其二,根本政治制度的具体体现即政治体制,它是政治制度形之于外的结构形式和运行机制,是管理政治事务的规范体系,为政治文明建设提供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其三,一系列具体的行为规范。政治制度具有权威性和强制力,反映多数人的意志,一经建立对一定体系内的所有成员都发生效力;同时制度具有相对稳定性和长期性,不因个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个人注意力和看法的改变而改变。在政治文明的建设中,制度起根本的支撑作用,是政治原则、政治思想转化为政治行为的载体,失去政治制度的依托,政治文明的建设将失去保障,同时,政治制度蕴含的价值导向,又进一步引导政治的发展。因此,任何一个社会的政治文明建设,都应致力于制度建设,只有在制度的支撑下,政治文明才能健康有序地发展。
(二)保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制度建设是最根本的。制度建设对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性,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概括,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历史经验的总结和提炼。建国后一段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曾出现失误和曲折,甚至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错误,与党和国家在一些具体制度上的弊端是有密切关系的。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制度的影响,以至于对党和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江泽民同志针对党内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指出:“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加强制度建设。保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制度建设是最根本的。”(注:《人民日报》2001年11月12日。)
(三)加强制度建设是新形势新任务下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现实选择。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对我国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社会经济成份,组织活动形式,工作就业方式、物质利益关系和收入分配等愈来愈多样化,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中国加入wto,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使我国的制度建设尤其是行政管理体制面临着重大的挑战。同时,正如十六大报告所指出的:“一些党员干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和弄虚作假、铺张浪费行为为相当严重,有些腐败现象仍然突出,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因此,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回应对外开放的挑战,解决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都要求我们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尤其是基本政治制度和具体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二、在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中加强制度建设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包含丰富的内容,而最根本的是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这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内容,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最根本的特征。加强制度建设就是要围绕这一基本内容进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重视。”(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党的十六大报告阐述的制度建设的主要内容主要是围绕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而展开的,一些具体的制度包括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等,则是其内容的具体体现。
首先,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是制度建设的关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9页。)“问题是党要善于领导;要不断地改善领导,才能加强领导。”(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2页。)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主要是通过执政的方式来实现的。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全局性作用。因此,加强制度建设,关键是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从领导方式这一层面上讲,首先应明确党的领导的基本内涵,这就是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坚持依法行政,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同时,通过制度安排,规范党的领导体制,这既是党的建设本身的问题,也是党如何对国家和社会领导的问题。要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党的工作机构和工作机制,把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中,把党的先进性转化成人民群众衷心拥护的政治权威,从而实现党的意志与人民意志的统一。同时,相应改革和完善决策制度、干部人事制度、监督制度。从执政这一层面上讲,要进一步规范党政关系,这就是按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规范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的关系,既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又能更好地发挥其他政治组织的传动装置作用。在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过程中实现党的组织与政权组织及其他政治组织关系的制度化。
建设法治社会的重要性篇4
论文摘要我国传统上缺乏法治文化,儒家忠孝等级伦理和乡土社会的人情关系无法为现代化的中国提供制度支撑和文化底蕴。法治文化构建应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大繁荣的重要内容,是法制建设的基础性工作。,法治文化构建面临诸多障碍,如传统文化中的法治因素薄弱,熟人社会与人情关系阻滞法治文化生成,社会生活中法律权威尚未形成等。因此构建法治文化的过程中应明确如下几个问题:第一,政府守法是法治文化构建的关键;第二,法律规则成为社会生活准则是基础;第三,法治精神成为全社会的核心价值是归宿。
论文关键词法治文化法治精神构建
一、问题的提出
法治社会建设的基础在于法治文化的构建。法治文化是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部分,是法治社会建设成败的最基础的部分。我国传统文化中民主、限权、宪治等法治文化内核相严重缺失,因而当前法治文化建设的继续推进面临诸多障碍。本文试图从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出发,探析当前法治文化构建中存在的障碍,并厘清法治文化建设中必须首先解决的几个重要问题,以期推进我国法治文化建设,促进中国法治建设的发展。
二、构建法治文化的重要性
(一)构建法治文化是当代中国文化大繁荣的重要内容
法治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而且社会文化中的“显文化”即主体文化。法治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特征和重要内容,法治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离不开法治文化的构建。法治文化,乃是当代中国文化大繁荣的重要内容。
法治应成为社会生活的底线,应是守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门槛。法治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多元文化体系中的显文化和主体文化,是因为法治的目的是保障权利,它限制公权力,保护私权利,守护并不断地扩大人们所享有的自由。与其他隐性文化、亚文化、潜规则所不同,法治文化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它是一种积极的、乐观的同时又是一种相对保守强调社会传承的文化体系。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法治文化还意味着在承认各地区民族法治文化的基础上,全球范围内的法治文化有着高度的兼容性、共通性,这意味着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依赖于法治文化而实现的。由此可见,构建法治文化应是当代中国文化大繁荣的重要内容,“法治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构建法治文化是法治建设的基础性工作
法治文化属于法律意识范畴,法治文化赖以存在的基础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同时法治文化又对法治建设存在反作用力,能够推动法治建设的进步。法治文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法治精神得以社会普通化的实践和实现,是按法治精神实践的方式、过程和实现的结果。从个体角度来看,法治建设需要拥有良好法律意识的公民,他们是法治社会的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是法治社会建设中最重要的因素;从整体来看,一个良性发展的社会需要拥有一定的法治文化作为基础,在此基础上才能建设各项现代化的法律制度并确保这些制度的正常运转。
可见,法治文化构建是法制建设的基础性工作,离开了法治文化构建,法制建设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以法律移植为例,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移植了国外的诸多法律,试图以此推进我国社会迈进法治化,但是由于法治文化构建仍然相对薄弱,因而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依然大范围存在,影响了法治建设的效果,足见法治文化构建的重要性。
三、当前构建法治文化的障碍
(一)传统文化中的法治因素薄弱
当前我国构建法治文化的障碍之一是传统文化中的法治因素比较薄弱。现代社会所谓的法治与我国古代法家所谓的“法治”存在天壤之别。现代性语境中的法治意味着分权制衡、权利保障、民主宪政等,而古代法家所谓的“法治”仅仅是依据法律来治理社会,尤其强调奖罚分明、严刑峻法,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我国传统文化过多地强调忠君、孝悌等,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更多地依靠道德进行调整而不是依靠法律进行调整。例如,在犯罪与刑法上,我国古代社会强调“刑不上大夫”、“道德出罪”,这些观念均破坏了法律适应的平等性,不利于法治文化的生成,或者说这种带有东方传统色彩的“法治文化”,并不适用于现代社会。当然,我国古代文化传统中也强调“民为贵、君为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等积极思想,这些积极思想可以作为法治文化构建的本土资源,应得到妥善利用。
(二)熟人社会与人情关系阻滞法治文化生成
我国法治文化建设的障碍之二是熟人社会中的人情关系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法治文化的生成。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存在很多潜规则,最典型的是人们不管办什么事,都善于找熟人、找关系、找后门。这种根深蒂固的社会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法则,将会影响到法治文化的生成,使法治文化构建面临很多障碍。
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现象,是因为法治文化必须根植于陌生人社会中,而不是产生于熟人社会之间。熟人社会之间存在太多的人情关系,必然会对规则性比较强的法律制度产生冲击。在“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下,通过熟人关系得到满足利益关系的人,必然有胜于按照法律规则办事的人,久而久之全社会都试图通过熟人关系实现各自的目的。但是显然,熟人关系很难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流规则,这是因为通过熟人关系办事,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且其成本比较高昂,更重要的是通过熟人关系办事,很多时候会对社会公义产生影响,形成一些社会的阴暗面,这是与现代市民社会发展所格格不入的。
(三)社会生活中法律权威尚未形成
法治文化构建的障碍之三是社会生活中的法律权威尚未形成。所谓法律权威,是指法律成为社会生活中的最高权威,人们按照法律规则办事,并接受法律规则对利益的分配,如服从并尊重司法判决。与此同时,附属于法律之上的职业也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荣誉,如法官被成为守护社会正义的良心,他们往往任职终身,深受爱戴。比较中国与西方社会法治建设的差异,西方社会的民众普遍具有对制度的敬畏感和依赖心理,而中国社会普遍缺乏。西方社会依靠凝结了人的一般的理性的制度调整社会,从而避免了依靠人控制社会时无法排除的,个体人一定会有的弱点和缺陷,这便是“依法而制”。
在我国,法律还远远没有成为社会生活中的权威。在很多时候,领导讲话、红头文件,恐怕比法律更有效率。就人们的维权行动来说,人们对司法判决缺乏信心,而热衷于上访、信访,以非正常的、非制度化的方式维权,甚至不惜采用自焚、自杀等极端手段来宣告自己的权利要求。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原因无外乎两点:第一,法律缺乏协调社会关系的能力,权威性不足,导致人们对法律缺乏信任,其根本原因是法律缺乏取信于民的能力,如司法独立性不强,司法权被行政权挟持,造成司法权不足以保护公民权利;第二,人们不善于通过法律途径、法律方式维护自己的权利,如人们缺乏必要的法律知识和法律技能。笔者认为,当前我国法律权威不高的原因主要来自于第一种情形,即法律制度缺乏应有的权利维护品格,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现象又加剧了人们心中存在的“法律无用论”,导致人们对法律失去信心,造成法律权威低下。
四、构建法治文化应明确的几个问题
(一)政府守法是构建法治文化的关键
政府要守法,公务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要有法治精神和法治理念,这是法治文化构建的关键。如果政府意识不到法治的重要性,不能够率先垂范,严格守法,不依法办事的话,整个社会的法治文化的构建是根本不能可能的。因为政府是老百姓的楷模,政府官员的一举一动影响着整个社会。所以,政府依法行政,司法机关公正司法,立法机关科学立法,这些都是影响法治文化构建的重要因素。诚然法治文化构建需要从多个层面进行,但笔者认为最关键的一步是政府守法。守法是法律制度运行中的基础部分,大多数法律不是通过执行而是通过遵守得以实现对社会关系的调整。我国传统上强调公民守法,而忽略了政府守法的重要性,而事实上守法包括公民守法,也包括政府守法,且政府守法是守法中的主体部分。
从法治理念的角度来看,法律的制定不是为了限制自由,而是为了保障自由;法治并不仅仅意味着要求公民守法,而是为了限制公权力,使公权力在法律预先设定的轨道内行使,从而实现对公权力的控制,即“把公权力关进牢笼”。可见,法治文化的构建必须贯彻政府守法精神。通过政府的守法行为带动、影响整个社会的法治氛围。
(二)法律规则成为社会生活的准则是基础
法律规则具有高度的预测性,能够成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基本准则,相反,基于血缘所形成的传统人际关系,反而不能在现代社会中为人们提供交易的安全边际。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法律规则是一种低成本的规则,人们可以依据法律规则来预测自己和他人的行为后果,可见法律规则是一种明规则而不是一种潜规则。与之对应地,人们在社会心理上应认识到按规矩办事的重要性,应突破传统农耕社会的熟人关系套路,降低社会交易的成本。
建设法治社会的重要性篇5
【关键词】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现代化
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这标志着将政治文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内容和重要目标已成为全党的共识，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对人类文明发展的整体性有了更为深刻的把握。
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
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存在着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政治生活，由此产生三种文明即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三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缺一不可。早在1844年，马克思就曾提出“政治文明”的概念，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一段经典的论述，明确指出政治文明作为社会文明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不能被随意删除或刻意回避。
我党第一、二代领导也有过包含政治文明的论述，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就指出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十五大报告则再次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
党的十六大，政治文明被第一次写入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相并列，突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发展的目标。预示中国共产党已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长期的、根本的任务之一确定下来。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必将并驾齐驱。政治文明这一现代化建设目标的提出，是对邓小平现代化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充分展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于我们全面理解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既具有现代政治文明的一般属性，同时又具有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所赋予的个性特征。同志在5.31讲话中指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性，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优势。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这既揭示了人类现代政治文明所内涵的普遍价值在社会主义政治中的展现，同时又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鲜明特征。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根本特点，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方略的根本保证。现代政治大都是政党政治，离不开政党的参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的取得是中国近现代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西方多党制在中国没有存在的历史依据和现实条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只能由与时俱进的中国共产党来领导。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点，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根本出发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包含着丰富的内容，但其核心和精髓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求以人民民主为立国之本，依据社会主义民主原则、民主理论来建设，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和民主决策，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护人权，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我们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同时，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推向前进，真正全方位地把人民当家作主落到实处，以发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
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法制保证。党的十五大将邓小平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思想提升为依法治国的战略，标志着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的重大转变。它既是社会主义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也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依法治国的核心内容就是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顺利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从而使人民广泛的民利和自由得到法制的确认和保障。
总之，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伟大实践中，是一个有机整体，决不能把它们分割开来和对立起来。
三、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民主制度
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一项基本内容就是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政治民主，就谈不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同志在“5·31”讲话中明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
从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现状来看，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关键在于制度建设。因为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特点，民主政治如果缺乏具体的制度化内容，就难以保障其充分实现。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的惨痛教训，在党的建设方面得出一个重要结论，那就是“制度是决定性因素”。邓小平同志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曾指出；“制度问题，关系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当前，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就是要实现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并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真正落实依法治国方略。从而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水平，使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达到预期的目标和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从而保证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兴旺发达。
参考文献：
[1]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时代建构[J].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09（01）
建设法治社会的重要性篇6
关键词法治精神法治文化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DF02文献标识码：a
1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内涵
法治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或地区对于法律生活所持有的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我国的法治文化是一种以公平、正义为价值取向，以西方法治文化为范式、以传统中国法律文化为根基的基础上生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党领导下的以人民民主为内涵的法治文化，在价值观念上，体现主体平等观、诚实信用观和法律至上观；在意识观念上，体现自由、平等和人权，概括地讲，也就是法律的权威性和公众的普遍信仰。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传统与现代间相互交融、相互制约、相互补充、与时俱进的法治文化，与它相适应的社会是法理社会。它在显型结构层面上表现为：良好的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完备的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完善的法律组织和法律设施、严格的执法和司法程序；在隐型结构层面上主要表现为与显型法治文化相适应的社会成员的知法、守法、信法、护法、用法心理，较强的民主意识、正义观念和权利义务观念，法律的权威至上观念，依法办事的精神和法治的思想等，是一种内容有机构成、结构和谐统一的法治文化。
2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性
2.1是实现法治化的重要支撑
首先法治文化是法治化的前提。法治文化的生成，意味着人民形成了共同的法治价值观念，从而为法治化的推进提供了可靠的精神基础。如果没有法治文化，人民都不认可法治这种生活方式，即便拥有大量的法律制度和完整的法律机构，这些制度和机构也不会按照法治原则来运行，法治化将成为一句空谈。其次，法治文化是法治化的内在保障。法治文化确定了法治化的发展方向。指引着人民按照正确的价值取向和观念意识行事，这就使法治化进程沿着预设的目标推进。法治文化提供了法治化的行为基础。要求将国家内的一切活动都纳入法治轨道，所有机构组织和人民都必须依法行事。再次，法治文化是法治化的动力源泉。人民在创造法治文化的同时又会将其渗入自己的血液中，内化和积淀于自己的法律素质中，决定和支配着自己的行为。它一旦形成就会不断影响着每个公民，使法治价值、法治理念在人民心中得以强化和固化，从而逐渐成为人民群众的自觉意识和行为习惯，实现法治化就会成为人民群众的内心信念和追求目标。
2.2是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实践
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强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党的十六大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十七大提出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强调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党的十强调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法治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事业，我们不能期待它在短期内就能形成，当然也绝不是坐等法治文化自然形成，必须积极主动地去建设和培育。因此，面对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建设提出的新要求，我们要从新的高度、以新的视角深刻认识法治文化建设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2.3是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保障
法治作为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成果，是国家和社会一致追求的目标。我们只有把法治理念融入到自己的工作、生活和学习当中，才能把法治的思想、观念、精神、思维等渗透到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法治工作只有上升到文化的层次，使之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建设一个团结和睦、宽松自由、协调有序、运行良好的法治社会，不仅要有完备的法律制度规范体系，更需要一个尊崇法治精神、敬畏法律权威、自觉遵守法律规范的良好社会环境，而这样的社会环境需要有一个高度发达的法治文化来支撑和塑造。任何社会构建都是在一定文化环境中进行的，法治社会建设也离不开它的文化基础，法治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法治文化建设是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保障。
3如何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
3.1真正把加强法治文化建设摆上重要位置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全局，事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各级党委政府要从战略和全局出发，充分认识当前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把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作为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的重要任务，作为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有效措施，把它摆在重要位置，列入议事日程。要把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纳入文化发展总体规划，法治文化建设具有公益性、群众性、全局性、社会化、经常化的特点，涉及立法、司法、执法、法律监督、法制宣传、法律服务等多个领域。要加强对法治文化建设的组织领导，善于发挥各行各业的资源优势，发动全社会参与和支持法治文化活动，推动形成法治文化建设强大合力和整体效应。要加强法治文化建设经费保障，争取把法治文化建设经费纳入政府财政预算，除了政府加大对法治文化建设的经费投入外，还应采用财政支持与社会化、市场化运作相结合的方式，努力为法治文化建设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
3.2切实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
要树立法治理念、坚定法治信仰，切实打牢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的思想根基。要积极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新要求，坚持不懈地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法治建设的重要指针，是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核心内容。要通过普法活动，教育引导全社会特别是领导干部和执法人员深刻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要求，围绕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等内容，确立和实现以宪法和法律治理国家的最具权威价值的取向，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树立和维护法律权威，确立法律是人们生活的基本行为准则的观念，严格依法办事，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贯穿于法治建设的实践，在全体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特别是在立法、执法、司法等部门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的正确方向，把推进法治建设的过程作为学习和实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过程。
3.3着力培育公民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法治文化的形成以公民具有一定程度的法治意识和法治素质为前提，法制宣传教育应以切实提升公民的法治理念为中心目标，将法治“口号”内化为公民自愿自觉的行动，培养公民对法律发自内心的尊敬，形成法治文化和法律观念的现代化。普法的目的不仅是法律知识的传播，而是法治理念的渗透和法治文化的深入，更重要的是在于法律信仰的建立。强化普法宣传教育，推进法治文化建设要坚持做到法治文化与机关文化、校园文化、企业文化、社区文化、网络文化等有机结合。要以领导干部和公务人员为普法教育的龙头，着力建设机关法治文化。要深入开展法治文化进校园活动，创新校园普法载体，增强校园普法效果。要将法治文化与企业文化有机结合，实现普法效果和企业效益同步增长，法治理念与法人理念同步增强，从而提升企业诚信守法的形象。要将法治文化深入进社区文化之中，强化普法宣传教育，做到法制宣传的通俗化。要充分运用网络媒体开展法治文化宣传教育，创新法治文化宣传教育方式方法，不断适应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社会需要。
3.4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建设法治社会的重要性篇7
关键词：法治；建设；深化；探索
abstract:theruleoflawprogressistheimportantsymbolofsocialcivilization,theconstructionofruleoflawisthefundamentalguaranteeofsociallongperiodofstability,shouldhaveaprofoundunderstandingtodeepenYanchenggovernedbylawconstructionimportance,cogentenhancethesenseofresponsibilityandmission,adheretothecreationoftheruleoflawdon'tstop,theruleoflawconstructionofYanchengtoanewlevel.
Keywords:ruleoflaw;construction;deepen;exploration
中图分类号：D2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2104（2012）
开展法治城市创建活动，是党中央、国务院“六五”普法规划的明确要求，是施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具体实践，是促进地方法治建设，提高法治化管理水平的一项重要社会系统工程。做好法治城市创建工作，对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统筹城乡科学发展的进程中，推进城市法治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法治是一个城市走向现代化文明的必然选择，是现代城市治理的核心价值理念和关键环节，也是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基石。盐城市委市政府将“法治盐城”作为未来发展的重要目标任务之一，力求法治盐城建设工作“苏北领先、全省争先”，特色工作全省有位次、全国有影响，法治盐城创建绩效取得新的进步。这充分彰显了市委、市政府与时俱进、依法治市的理性思维和行动自觉，充分体现了市委、市政府对法治在构建重要战略支点中重要保障作用的清醒认识和高度重视，必将对加快富民强市进程产生重大而深远的积极影响法治城市创建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具体实践，对于促进城市依法管理，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建设“法治盐城”彰显的战略意义
进入新世纪以来，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形成为标志，我国的法治进程已经步入新的历史阶段。我们要牢牢把握沿海大开发的历史机遇，加快构建重要战略支点，必须以法治为保障。努力建设“法治盐城”，既是贯彻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的具体体现，也是盐城加快构建重要战略支点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沿海开发之要义。
（一）建设“法治盐城”是盐城社会发展进步的必要支撑。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形态的更替变化，法治思想逐渐成为治理国家和社会的主导思想。建设法治国家之所以成为人类社会追求文明进步的标志，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由法治的一般特性所决定的。我国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坚定不移的方针，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治国基本方略，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取得伟大成就，在全社会初步形成了尊重法治、崇尚法治、厉行法治的良好氛围，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和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提供了重要保障。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时代潮流，不可阻挡，我们理应审时度势、顺势而为，加快建设“法治盐城”。
（二）建设“法治盐城”是快速提升盐城经济实力、加快现代化城市进程的重要保障。法治是现代化城市的重要标志。法治与市场经济具有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法治经济。盐城的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日益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尤其需要法治来引导、保护和规范。当前，随着盐城硬环境的普遍改善，软环境日渐成为决定地方竞争力的关键因素，而法治环境则是“关键的关键”。法律的规范化能够保障市场的安全有序，有利于吸引外来投资；法律的透明化能够保障利益的预期，有利于减少交易成本；公正的司法制度和高效的仲裁机制能够有效裁决经济纷争，有利于平息社会矛盾。要让一流法治成为盐城新时期更为显著的城市特质，成为盐城最具竞争力的创新创业环境，成为盐城建设现代化先进城市的坚强保障。盐城要在激烈的沿海大开发的区域竞争中脱颖而出，必须更加着力于法治环境的优化，更加重视法治对经济的重要保障和积极促进作用。
（三）建设“法治盐城”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最佳方式。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是深化改革和促进发展的基本保障。法治是以理性平和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最佳途径，是社会治理的基本手段和最佳模式，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方向。当前，盐城既处于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转型和社会矛盾凸显期。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的任务十分艰巨。只有加强“法治盐城”建设，才能充分发挥法治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才能教育和引导广大公民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表达诉求、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才能增强广大公务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的意识，提高运用法律手段调处利益纠纷、妥善处理各类社会矛盾的本领，促进社会管理法治化，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
（四）建设“法治盐城”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迫切要求。新形势下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执政条件、党员队伍组成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来自外部环境的风险前所未有，改革发展任务十分繁重，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依法执政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途径，是党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的重要保证。建设“法治盐城”，从制度上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起来，能够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市委、市政府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能够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同时，通过法治把保障和改善民生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健全公民权益和社会公平保障机制，才能真正让全省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惟其如此，我们的执政活动才能反映人民群众的意志，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进而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
二、“法治盐城”建设的战略内涵
法治城市是指在国家统一的法治建设框架下，法治在地域范围内的具体体现，是城市生活的各个领域的法治化。即法律在城市生活、管理、运行过程中处于最高地位，并实现对城市生活方方面面的综合性控制和管理，从而形成和谐、稳定的法律秩序的城市。“法治盐城”体系庞大、内涵丰富。具体来讲，“法治盐城”建设的主要内涵是：
（一）有序规范的法治生态。形成有序规范的法治生态是“法治盐城”建设的重中之重。主要是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意识和能力的普遍提高，领导方式要趋于科学合理，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推动工作、促进发展。全社会各行业、各领域的管理与服务基本步入法治化轨道。法治政府建设水平跨入全省先进行列。法律成为政府工作的基本准则，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基本到位，规范高效、公正透明、监督有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基本形成，行政执法体制和行政监督机制比较健全，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政观念、能力和水平被社会认可，基本实现法治政府建设目标。社会管理领域法规规章进一步健全，依法调整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保障公民权益的能力进一步增强，公共权力配置和行使进一步规范，依法决策、依法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
（二）良好社会法治氛围---知法、守法、敬法、畏法通过持续不断的法制宣传教育，各类重点对象学法制度全面落实，各级领导干部学法用法自觉性显着增强；法治文化阵地基本实现市、县、乡镇和村四级全覆盖，全社会法治意识普遍增强。从社会成员的角度来讲，全市公民既依法行使权利，又依法履行义务；依法办事、依法表达诉求、依法维护合法权益的自觉性明显提高；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守法、带头依法办事、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与权威，自觉把依法办事作为行为准则，普遍养成依法决策、依法办事的习惯，成为构建“法治盐城”的表率。
（三）善良民主之治。民主和法治不可分离，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就是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建设“法治盐城”，需要把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贯穿到民主法治建设的全过程和各环节，不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总体目标是始终坚持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在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前提下，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通过加强法治来保障和实现公民的民利，在法治的轨道上拓宽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有效落实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这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途径，也是“法治盐城”建设的目标追求。
三、法治盐城建设遵循的基本原则
（一）坚持党的领导。在党的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把党的领导贯穿法治盐城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二）坚持以人为本。把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作为法治盐城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依法规范约束公共权力，尊重和保障人权，着力改善民生，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法治建设中的主体作用，使法治盐城建设成为全市人民共同参与的社会实践。
（三）坚持服务大局。把法治建设贯穿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之中，紧紧围绕科学发展、富民强市大局开展立法、执法、司法、普法工作，创造良好法治环境。
（四）坚持宪法至上。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维护宪法、法律的尊严和权威，确保宪法和法律在盐城的正确实施，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盐城的全面贯彻落实。立足盐城实际和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开展法治建设，使法治盐城建设体现地方特色、增强针对性。
（五）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健全完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推进权力运行程序化和公开透明，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四、从战略的高度全面深化“法治盐城”建设的实践
近年来，“法治盐城”建设不断取得新的进展。良好的法治环境保障了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也促进了民主的改善、增进了群众福祉。目前，要牢固树立抓法治就是抓科学发展、抓和谐社会建设的理念，紧紧围绕服务重要战略支点建设这个中心，统筹兼顾、坚持不懈，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法治盐城”建设进程。
（一）完善立法，保障盐城法律体系的完备。建设“法治盐城”的首要环节是立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表明我国已经基本实现“有法可依”，国家和地方立法已经从过去的“构建”阶段步入了“完善”阶段。当前和今后，我市地方立法应当更加注重提高地方立法的质量和效益。要大力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建立和完善以人大为主导、专家与群众相结合、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地方立法机制。盐城地方立法今后的任务需在结合本地实际上下功夫，突出地方特色，认真组织实施地方立法规划，着重做好自主性立法和先行性立法，建立健全与盐城“十二五”规划相配套、与加快构建重要战略支点相适应、与保障和改善民生相衔接的地方法规体系；要紧扣江苏省的战略部署来进行立法，使地方立法更好地服务一元多层次战略体系。加强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提高地方性法规规章执行的效力。要从创建法治城市的全局高度出发，着手地方的制度创新和体制创新，不断加强地方立法工作，提高地方立法质量。
（二）强化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法治的力量在于依法办事和严格执法。大力推进依法行政，将政府行政行为系统纳入法治轨道是“法治盐城”建设的重点任务。要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将法治政府建设的各项工作细化成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评价与考核指标，为整体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打下良好基础。必须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按照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的要求，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做到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不断提升政府执行力。要改革和完善行政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依法调整政府、市场、企业之间的关系，切实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进一步清理、减少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深化政务公开，加快建设政务服务体系。要加强和改进行政执法工作，合理界定执法权限，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明确执法责任，减少执法层级，推进综合执法，积极构建职能集中、管理规范、上下协调、运行有效的综合执法体系。要改进和完善对行政行为的监督体系，严格行政问责，严肃查处行政不作为、乱作为和失职渎职、、损害群众利益等问题，切实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和政府行政行为的公信力。
（三）坚持司法为民，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公正司法是保证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建设“法治盐城”，必须切实发挥司法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中的特殊作用。要从人民群众司法需求出发，以维护人民利益为根本，以促进社会和谐为主线，以加强权力监督制约为重点，紧紧抓住影响司法公正、制约司法能力的关键环节，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清除体制性、机制性、保障，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要紧紧围绕公正廉洁执法的目标要求，切实加强司法规范化建设，完善司法各环节的工作规范。进一步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警务公开、所务公开，把公正司法的要求落实到惩罚犯罪、保障人权、制裁违法、定纷止争、化解矛盾的全过程，以公正促公信、以公信树权威。要完善法律援助和司法求助制度，加快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让所有公民平等享受法律保护和法律服务。要加强各级党委对司法工作的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积极营造有利于公正司法的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
（四）深化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积极建设法治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积极培育法治文化，不断强化全民法治观念和法律素质是建设“法治盐城”的一项基础性工作。20多年来，我市先后实施五个法制宣传教育五年规划，对提高人民的法律素养和全社会的法治化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应当看到，一些干部群众还存在法律知识欠缺、法律意识淡薄、法律信仰缺失，甚至信“访”不信“法”、信“网”不信“法”的现象。人民群众既是“法治盐城”的受益者，也是建设者。建设“法治盐城”应当突出共建共享，紧密结合“六五”普法目标任务，深入持久地开展以宪法为核心的全民法制宣传教育，不断提高党政机关和机关干部运用法律手段处理问题、解决矛盾的能力，不断提高公民通过法定程序表达利益诉求、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必须坚持把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法律宣传作为重中之重，从群众需要出发，为保障民生改善、促进社会和谐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要积极推进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理念、制度、方式、载体的创新，因地制宜建设一批法治文化设施，积极创建全市公民有序参与“法治盐城”建设的载体和平台，着力构建党委统一领导、人大依法监督、政府组织实施、全社会齐抓共管、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法治盐城”建设工作格局，推动“法治盐城”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五、结语
法治进步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法治建设是社会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要深刻认识深化法治盐城建设的重要性，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坚持法治创建不停步，把法治盐城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法治盐城”既是盐城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的重要目标，也是重要保障，事关盐城长治久安、兴旺发达。法治盐城的建设进程与盐城现代化城市建设是相辅相成的，我们要努力加快“法治盐城”建设，在“法治盐城”建设的生动实践中助推重要战略支点的构建，助推盐城在沿海大开发中取得瞩目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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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法治社会的重要性篇8
和谐社会建设的法理思考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重要特征，是党坚持不懈的奋斗目标。民主法治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目标和任务，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也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制度保障。围绕法治与和谐社会建设，我国法学理论界与实务界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有学者认为，“和谐社会”具有普遍性、目标性和指导性。和谐社会既是事物属性的本质特征，又是文明进步的基本条件；既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又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必要的社会条件；和谐社会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其实现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状况和条件密不可分。有学者提出，和谐与平衡相对应。国家与社会是二元的协调，国家权力与公众权利之间需要平衡和协调。和谐不能无视社会的差别和矛盾，应承认社会存在利益差别。和谐社会是建立在公平、正义基础上的，不能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来实现。和谐是一种动态的平衡，要达到和谐必然要经历矛盾、斗争的过程。有学者深入阐发了法的和谐价值，认为法的适用目的之一是完善社会正义，及时的正义才能为大众接受。法协调双方的矛盾，充分考虑双方的利益，并努力消除矛盾。也有观点认为，和谐社会是以人为本、公平正义的社会。伴随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法治建设的繁荣昌明，公民权益的日渐保障，和谐社会将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法学研究者应当深究和谐社会的法律基础，赋予其深邃的内涵、获取其预期的价值、洞察其隐匿的缺漏、规制其牵涉的行为、诱导其未来的走向。
有学者分析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以人为本”的法治精神，认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既体现为相对静态的存在，又体现为动态的、辩证的过程；渗透着以物质文明发展为前提条件的“以人为本”精神，存在能够有效平衡或解决社会各种矛盾与冲突的多元机制，存在着以“民主与法治”为制度核心的生机勃勃的社会环境。当下亟待重构“以人为本”的法治观念、立法精神和执法司法理念。有学者认为，要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积极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适应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实践需要，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治建设的特殊属性，经历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的检验。法治建设强调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以实践和人民是否满意而不是以某种理论、模式来检验和衡量法律制度的正确性。有学者提出，和谐社会的法治意义包括体现秩序井然的法治观，体现制度正义的价值观，体现以民为本的人权观，体现监控特权的平等观，体现政府清廉的义务观，体现保护弱者的均衡观。构建和谐社会，必须重视解决群体利益差别、地方利益差别、民族利益差别、贫富利益差别、城乡利益差别以及由过渡性政策措施和传统性因素导致的不和谐问题。
有学者提出，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我们必须跨越西方社会18和19世纪以权利为本位和20世纪以社会为本位的两个法律文化历史阶段，构建一种新型的和谐本位的法律文化。它包括以下内容：积极构建富裕群体和困难群体之间的和谐；积极构建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的和谐；积极构建劳、资双方之间的和谐；积极构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发展之间的和谐；积极构建城乡居民之间的和谐；积极构建权利和权力之间的和谐。还有学者认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处理好四种关系：一是权力与权利的平衡；二是权利与权利之间的平衡，过度的个人本位的权利容易造成社会的分裂，危及社会秩序，过分的权利的诉求即所谓的“权利爆炸”需要得到平衡；三是权利与义务的互动和平衡，权利与义务是有限交换或者总体交换，权利的享有并不必然导致义务和责任；四是法律与多元规则的平衡，包括法律与道德的平衡、国家法与市民法的平衡、法律与宗教的平衡等。多元平衡和反思回应是法治发展的时代要求，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法治秩序的根本保证。
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和谐社会必须注重制度建设。有学者认为，构建和谐社会，要健全和完善民利保障制度，健全和完善法律制度，健全和完善司法体制机制，继续推进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健全和完善公共财政制度，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实现分配领域的公平正义，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逐步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学者探讨了和谐司法的问题，提出和谐司法是回应现实需求与司法发展规律的优先选择，和谐司法强调平衡、折衷、价值追求与运行过程的统一。和谐司法是司法权本性的反映，是社会公平的基本手段，是司法经验的外来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产物。实现和谐司法，要立足于国内外的司法实践，探求司法权良性运行的内部机制，进一步理顺区域、城乡司法的和谐关系，强化司法对社会秩序的维持力度和对无序与冲突的整合度，处理好和谐司法与严格司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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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与和谐社会建设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就是构建法治社会的过程。只有民主法治的基石得到巩固，才能促进科学发展观的深入落实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有学者分析认为，和谐社会是以法治为前提的社会。法治的实现条件有三个：精神要件包括善法恶法标准理念、法律至上理念、法的统治理念、奉行人道主义文化和权利文化；实体要件包括一切公共权力来源于法律并最终受制于法律、国家责任的不可逃避、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义务的法定化；形式要件包括保障国家法制的统一性、要有一支懂法、守法且对法律形成信仰的公务员队伍，要有一个独立公正的司法系统并赋予法院以解决社会纠纷和矛盾的权威地位，还要有一个发达的法学教育为社会提供法治理念、法治主体。有学者认为，法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手段。法律是追求社会和谐的行为规范，法治是和谐社会性质的内在需要，法治是和谐社会特征的必然要求。法治服务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立法发展奠定制度基础，法律指引减少冲突发生，依法处置消除矛盾纠纷，法治先导创新管理体制，法治完备提供运行机制。和谐社会对法治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确立法治理念，完善法律体系，力行依法执政，推进依法行政，实现司法功能，强化农村法治，保护弱势群体，应对突发事件，维护自然环境，实现社会公正等。
有学者认为，现代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厉行法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有秩序的社会、一个公正的社会、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一个依法保障权利的社会。也有学者深入分析了西方国家社会转型时期法治发展的路径和规律，认为在社会转型时期，法治建设要坚持法治规律与本国国情结合，要坚持立法引导与政府推进并举，要坚持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统一，要坚持理论变革与制度创新互动。
有学者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法治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法治社会都旨在追求在规则和秩序范围内的社会和谐与进步。法治社会从制度层面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经济领域中的内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必须以法治为中心。
有学者考察并分析了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不和谐现象及其成因，着重分析了法治、公正与和谐社会的关系，揭示出法治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基础性地位与作用，提出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法治国家建设的路径：第一，坚持法律至上，维护法律权威；第二，坚持依宪治国，切实遵从宪法；第三，坚持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第四，坚持司法公正，维护社会正义；第五，坚持保障人权，实现并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学者提出，法学家的任务是如何解决问题，要根据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总的指导思想，在每个具体领域中寻找方法；法律工作者在立法、司法领域中应该思考怎样做才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解决社会矛盾。有学者提出，要通过法治实现善治，实现社会和谐，需要处理好十大关系：（1）经济建设与社会事业发展；（2）经济发展与政治体制改革；（3）经济发展与文化事业发展；（4）东部发展、中部崛起与西部开发；（5）公有经济发展与非公有经济发展；（6）权利保障与权力行使；（7）中央宏观调控与地方自主发展；（8）公平与正义；（9）城乡发展的和谐；（10）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
有学者深入探讨了“依法治国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隐含意义和相互关系，指出法治国家的目标就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本质上构建的是一个更加合理、公平、有序的市民社会，是人的生命价值、内在需要和社会德性都能得到满足的社会。只有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非意味着没有冲突，没有利益纷争，而是意味着通过法治的途径来解决权利和利益等方面的纠纷，意味着国家与社会的相对的分离，任何侵犯他人或社会公共利益乃至国家政权的行为，都能够依法公平、正义地予以制裁。有学者认为，法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基本保障。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需要加强研究依法治国的实现途径问题，要从领导组织、目标规划和实现保障上研究如何促进。要研究法治建设的统筹规划问题，研究如何加强推进依法治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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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民主与和谐社会建设
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它要求我们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在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法治进程中，要维护宪法权威，促进宪法自身的和谐发展与社会的整体和谐发展。
民主法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特征。有学者认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中国人民新世纪新阶段肩负的重大战略任务，也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坚持民主法治的基本原则，夯实社会和谐的法治基础。有学者明确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新中国半个多世纪社会建设理论和实践经验的新概括、新总结，是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社会建设的总方针、总目标。
和谐社会与宪法发展关系密切。有学者认为，构建和谐社会为我国的建设提供了历史根据并将对我国制度的发展及其理性定位产生重大影响，而制度的变革与创新则为和谐社会提供了最根本的制度支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应进一步完善机制：一是重构观念，宪法应为私益的保障提供最终的救济手段和依据；二是进一步拓展民主参与的内涵；三是在健全现有的民主参与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民主参与渠道、规范参与方式，并逐步实现程序参与的法治化、规范化。有学者提出维护宪法权威对于推动依法治国的实现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认为宪法第五条的五款规定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法治观的基本内容。依法治国要求我们必须维护社会主义法律尊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权威。宪法至上原则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有学者从宪法和谐发展的原理、我国宪法和谐发展中的价值建设、2004年宪法修正案对于我国宪法的谐发展的重要意义等三个方面展开分析，指出宪法的和谐发展必然对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产生重大影响，使宪法的功能和作用得以发挥，使宪法的精神通过宪法的各项原则和制度的运行得以体现，从而使宪法适应社会实践的发展需要，促进社会在宪法的轨道上按照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稳步发展。
平等权是宪法基本权利之一。有学者认为，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权利平等、平等权问题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权利的平等保护，不仅仅指主体之间的平等保护，而且指权利类型之间的平等保护。平等意味着同样情况同样对待，不应有差别；但在条件不相同或不相等的情况下，区别对待可能也反映平等的原则、理念和精神。在平等的原则和理念中，包含差别对待的精神。
关于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建设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方面，有学者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基础和制度保障，在建设和谐社会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对此，我们应从我国国情出发，根据新形势新任务，发挥民主立法在推进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作用，充分发挥民主立法的表达与汇集作用、沟通与妥协作用以及导向与宣传作用。坚持科学发展观，通过立法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民主监督职能，保证国家政治秩序的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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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法制度完善与和谐社会建设
和谐社会不是没有矛盾和纠纷，而是存在化解纠纷、调解矛盾的机制。有学者探讨了近年来“强制调解”的现象认为，调解只能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禁止权力对人民调解的介入，并加强对它的法律规制，同时在法院的内外制度上保障法院调解的自愿原则的贯彻。设立纠纷解决机制时，不仅要考虑现实社会，还应考虑未来社会，努力形成一套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的纠纷解决机制。有学者从我国西北农牧地区公民权司法保障的现实模式入手，对我国司法理念的本土化问题进行了学理上的探讨，阐发了我国司法理念的三种模式，即积极型司法理念、消极型司法理念和折衷型司法理念，初步描绘了“和谐社会”视野中的“司法理想图景”。有学者介绍了恢复性司法的刑事司法新动向，认为恢复性司法与构建和谐社会在理念方面有诸多契合之处：恢复性司法比较全面地照顾到了有关当事各方，有利于建设和平社区；简化犯罪的处理程序，采取经济的责任形式，降低了刑法成本；有助于实现刑法预防犯罪的目的；有助于实现刑法的人权保障功能。
刑事法学者把刑事法治与和谐社会紧密联系起来，认为现代刑事法治是和谐社会的基本保障，发展和完善现代刑事法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有学者提出，刑事法治治理的主要问题是社会中最不和谐的现象———犯罪行为，刑事法治建设应当坚持科学、理性、务实的精神逐步推进，需要从刑事政策、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刑事执行、涉外刑事法治合作乃至公民法治意识培育等诸多方面进行系统化建设，故有必要强调，公正惩治犯罪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需要，刑事法治中充分保障人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合理运用刑罚手段调整与化解社会矛盾。有学者分析了我国打击商业贿赂的有关法律，认为我国打击商业贿赂的法治体系存在诸多不足，建议创设专门的反贪污贿赂法或反商业贿赂法，加大惩处商业贿赂行为的力度，完善与修改现行刑法，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完善刑事立法，废除我国刑法上关于的死刑设置，加强对商业贿赂关联犯罪的打击等。另外，还应从司法与执法方面完善我国打击商业贿赂的体制和机制。
还有学者从现代和谐社会建构的角度探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形式与方法，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为一种精神财富、以民族国家为权利主体的知识产权，是一种无形财产。建议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抵制外来不良文化对民族文化的侵蚀，守住民族文化。
经济法是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法律部门，是寻求促进社会和谐之法。有学者探讨了和谐社会与经济法之间的独特关系，认为经济法是一种社会整体调节机制之法，是一种确立和规范政府干预之法，是“自由企业大”，是“经济宪法”。加速实现产业结构优化，不能完全依赖市场机制，应根据市场经济规律、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结合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特点，通过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进行科学地引导和合理干预，制定产业结构发展方略，以有效实现产业结构优化。通过经济法律制度，调整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通过财政转移支付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社会保障，在保持货币稳定的前提下维持货币分配的平衡，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有学者认为，经济法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应当发挥主导性的作用，经济法的调整应立足于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期的现实国情，着眼于以人为本与利益和谐，把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有学者从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的核心制度———反垄断法的角度阐述了经济法在构建我国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应当坚定不移地推进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建立保护竞争的法律制度，推动市场竞争，使市场成为社会融合与社会和谐的工具。
建设法治社会的重要性篇9
【关键词】依法治国;以德治国;法律;道德;关系
自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理念在我国提出以来,法律和道德如何统一的问题一直是各界关注的焦点。党的十五大报告正式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各有什么深刻内涵,两者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在我国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两者应当怎样结合,这些问题就是要关注的焦点。
一、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内涵
(一)法治的内涵
以法治为特点的现代国家的形成,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纵观人类发展史,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以血缘为纽带的人类活动封闭、保守,伦理规范是社会通行规则,政治生活则趋于专制独裁。生产力的迅速提高带来的经济发展使人有了成为独立平等的权利主体的要求,反映到政治等上层建筑上,民主、正义、平等、人权等价值观念取代把血缘情感、伦理规则等观念绝对化的伦理体系,体现在法律之中。法律的性质、内容、适用范围和效力都得到了大大提高。正如古希腊先贤亚里士多德所言:“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和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这段话以“良法”与“普遍服从”两个特定概念的链接,建立了法治的基本内涵。依然可以发现,道德基础也是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内在要求。
(二)德治的内涵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德治与中外历史曾存在上的“德治”有着本质的区别,需要明确以德治国与传统“德治”的界限。传统“德治”的核心,是将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权力寄于统治者的个人素质上。其重大缺陷是是统治者拥有最大权力而不受任何制度制约,本质上是“人治”理念。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当权力不受任何强制力约束时,一定会导致政治不稳定与社会不平等。在中国历史上,主要寄希望于从思想方面遏制权力的变异,这种方法无法从政治制度上解决权力缺乏制约的问题,这一历史教训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仍有现实意义。
邓小平在总结我国建国以来特别是“”的教训时就深刻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邓小平十分强调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重要性,他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现在所倡导的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德治是两个根本不同的范畴。今天的“以德治国”作为一种治理方法,与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具统一性;传统德治则行人治之实,与民主、法制皆不兼容。两者的社会基础、性质、特点是完全不同。
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之间的关系
(一)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法律与道德作为人类社会规范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两大部分,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是调控社会关系和人们行为的重要机制。道德是法律的价值内涵,法律是基本道德要求的制度化,是道德体系的依托和后盾。良好的法律本身就能体现社会的道德要求。法律规范不断从道德规范中吸取营养,道德规范又以法律规范为底线和保障,使那些突破防线的严重违反道德的行为必然受到法律的制裁。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道德和法律的互相支持和配合作用更加突出,在很多情况下它们都是互相渗透、交叉甚至一致。
当然,法律和道德有所区别、不可混同。法律允许或禁止人们的某些行为,是对行为不得损害他人和社会的最基本规定;道德规范提倡和鼓励人们的某些行为,是对人的行为应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进一层次要求,注重通过潜移默化和榜样的力量来进行自我矫正,以期养成个人良好的行为习惯和品质。道德和法律各优缺点,如果能紧密配合,就可以更有效地规范、引导、评价和矫正人的行为。在加强法制建设的同时必须要重视加强道德建设,反之亦然,使之相辅相成,这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应高度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辩证关系
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在治理的手段上,法治带有权威性和强制性,保证社会生活有序运行和人民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德治则更多地依靠社会舆论、价值评判、良知,通过说服、劝导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在社会生活中有极强的渗透力和影响力。两者虽然形态各异,但内容上相互渗透,目的上也一致相同,二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
1.以德治国为依法治国奠定了思想基础
首先,德治是立法的思想基础。良好的道德规范不但为立法法律确定了基本价值,也是评价法律规范的重要标准,不体现道德,甚至背叛道德的“恶法”是非常危险。
其次,德治是守法的思想基础。道德水准的高低决定了守法自觉性的强弱。大多数人对法律的认同和信仰,是法律存在的基础。外在的法律规范必须转化为大多数人的内心自觉,才能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发生作用。“依法治国”能否顺利进行,与人的自觉自愿意识和道德素质高低以及“德治”思想是否深入人心是有一定关联的。
最后,“德治”是执法的思想保障。良法的实施,不但要依靠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也需要执法人员的切实执行。由于法律语言的复杂性以及自由裁量权的使用,法律适用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司法人员自身的综合素质,再完备的法律条文都不可能面面俱到。德治拥有法治所不具备的灵活性,在法律未涉及的领域,德治就可以起到补充作用。
2.法治为德治提供了法律依据。虽然道德在人类社会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但其强制力有限,难以形成有效的约束机制,不能以法律的制裁手段来约束人们的行为。道德亦具有差别性,不同的个体和群体对道德价值的判断存在差异,法律是经过严格选择,既从社会上大多数人道德水准的实际出发,又指引着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并因其强制性而使得法律既源于道德同时又高于道德。依法治国能以其明确性、制度性和强制性弥补了以德治国的不足,通过立法活动使一部分最基本、最重要的道德规范制度化、明确化,再通过司法活动使这部分明确化了的道德规范取得国家强制力的支持,以法治来推进德治。
由此可见,没有法治,不以法律的权威性和强制性手段来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社会稳定就没有保障。如果放松道德建设,就没有说服力和劝导力来提高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增强人们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信心。只有充分发挥法律和道德作用,才能进一步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
三、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方式
1.就哲学依据而言。这是由矛盾双方的主次地位不平衡所决定,法治和德治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手段,可理解为矛盾的两个方而,但它们的地位和作用有所区别。法治居于矛盾的主要方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性质,显然是由法治(作为治国根本方式的法律)决定。
2.就实践依据而言。德治不能作为治国的根本方式,德治强调人格权威,而不是制度化的法律权威,将国家和社会地命运寄托在统治者个人品质的好坏及才能的高低上(如中国人传统意识中的明君、贤臣、清官情结),这必然会导致人治甚至专制。如果能把德治这种治国方式摆在合理的位置,就能成为支持法治的重要力量并与之相辅相成,这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这样也能充分发挥社会规范系统之综合优势和功能因而也具有重要意义。
3.就现实的法治对德治的作用而言。厉行法治为推行德治提供了方向性保证、制度规范和秩序保障。
一是法治保证了德治建设的根本方向。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规定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地位、原则、核心和基本要求,为道德建设的健康发展明确了方向。
二是法治以其强制力为社会确认了符合道德要求的制度规范。我国现处于经济转型期,旧的道德规范体系已被打破,新的道德规范体系尚未建立,容易在道德领域出现一定的紊乱无序状态。由于小生产的习惯和计划经济体制对整个社会生产仍存在巨大的惯影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一些重要的道德要求,难以短期内自发形成,制约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有必要通过法律的形式将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所必需的一些重要的道德要求确认下来,使之成为人们的法律义务,加速新型的道德规范体系的建立。
三是法治创造了道德风尚形成的良好秩序。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新的道德风尚,但是它的形成、巩固和发展不能仅靠教育,必须借助法治的引导、评价、强制功能,创造良好的社会秩序,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进而巩固和发展新的道德风尚。
四是就维护社会稳定而言,德治的威慑力远不及法治的威慑力。社会稳定,是指国家和社会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科技教育以及对外交往,均依法有序地发展,全国政治局势安定团结,社会治安秩序稳定。在这种状态中,人们处于比较安定的环境之内,有基本的安全感,其人身、则产和民利有安全的保护。对社会稳定的维护,德治和法治必须并用,现实社会尚没有以道德手段为根本方式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
道德建立在人们对权利与义务共识的基础上,当人们缺乏共识时,道德的那种依靠社会舆论、人们的信念和习惯、传统和教育等来调整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方式;以榜样垂范来感化人,借以对国家、社会实现治理的方式,其威摄力就远不如法治的威摄力。道德与法律相比既缺乏明确性、统一性,又缺乏强制性。相反,法律的优点正在于其明确性、统一性和强制性,现实社会又具有法治实现其威慑力的充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
保护社会稳定必须以法治作为根本方式。换言之,只有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木方略,才能从根木上维护社会的稳定,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保证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顺利实现。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宏伟蓝图,在坚持以依法治国为本,重视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的指导下,只要立足实际,认真总结人类历史上的法治和德治经验,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必然能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制度和模式,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发展。
参考文献
[1]程玲.关于“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二维关系[J].法制与社会.2006(8)
建设法治社会的重要性篇10
在我国正处于世纪之交，深化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中的最强音；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中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而且“法制建设同精神文明建设必须紧密结合，同步推进。”在当今世界，现代化、民主、法治、文明及其一体化关系不仅已成为时代潮流，而且体现了我们时代的特征和时代精神；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以及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均已突显出了其特殊重要意义，它们都是保障和促进我国社会全面进步所不可须臾忽视的。为此，很有必要探讨一下其间的内在联系。本文特提出“法治文明”这一概念并以此为中心探讨一下有关问题。
一、法律的文明属性
认识法律的文明属性，首先需要在观念上的更新。由于中国古代传统法律意识及法律制度中德主刑辅、重刑轻民、严刑峻法甚至酷刑乱法以及义务本位和官本位的影响，似乎一谈到法就意味着惩罚、镇压、限制、禁止、束缚、不通人性、冷酷无情等等，使人们畏法、惧法、仇法、避法，这样形成的法律观念自然就与文明无缘。
然而事实上，法律不仅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产物和标志之一，而且法律本身就具有丰富的文明内涵和属性，同时法律发达史就是法律不断趋向文明化的过程。
之所以说法律是文明时代的产物和标志，这从法律的起源和产生过程也可以看出来。因为它是社会调整从原始社会个别的、偶然性的和任意性的调整进到普遍性、共同性和规范性的调整；从自发性调整进到自觉的调整；是从氏族社会中习惯同宗教、道德规范混溶，权利与义务不分，进展到逐步分化发展开来而形成法律规范的过程。固然调整阶级关系的需要是法产生的直接原因，然而适应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乃是法产生形成的根本原因和深层次动因。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一种生产方式持续一个时期，那么，它就会作为习惯和传统固定下来，最后被作为明文的法律加以神圣化”[7]。恩格斯也指出：“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随着法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出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在社会进一步发展的进程中，法律便发展成或多或少广泛的立法＂[8]。
不仅如此，法律本身就具有文明的属性，法律虽然是统治阶级意志的集中表现，但它作为一种公共权威和公共秩序的象征和保障，就必然体现着某种公平、正义、理性和正当利益（虽然不同的阶级对此有不同的理解）。所以无怪乎从词源上看，不仅中国古汉字“法”寓有法平如水，即有“平”、“直”、“正”的含义，而且从若干种外文词源来看，“法”和“权利”相通，也具有公平、公正或正义的含义。中国古代传统法律文化中儒家的伦理法思想之所以影响深远，西方把理性和正义作为法的基础的自然法学思潮之所以源远流长，经久不息，也表明了人类追寻法律的文明性，崇尚文明的法律的强烈的、共同的价值趋向。
法律的发展史或发达史也就是法律不断趋向文明的历史过程。从同态复仇到罪刑相适应，从罪行擅断到罪刑法定，从“刑不上大夫”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从刑、民、诉不分到形成各个专门法律部门，从充当专制统治的工具到作为民主政治、公民权利的保护神，作为“人民自由的圣经”（马克思语）。所以，近现代法制发展所形成的系列重要原则和制度，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适应、法不禁止即自由、法无规定不为罪、无罪推定等原则以及辩护制度、回避制度、公诉和公开审理制度、陪审制度、审判监督制度等等，都是法律文明发展的成果和表现。而现代法制所体现的文明，其实际内容就是一定性质和程度的社会秩序、社会正义以及以此为保障和前提的民主、自由、平等。而且，遵纪守法就是文明行为的表现，法律调整所要求的社会有序性是社会文明状态的基本条件。由此可见，法律文明的程度和状况是社会发展及进步的重要表征和指示器，法律和社会进步、社会文明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二、法治文明的价值分析
笔者认为，法治文明即一个国家实行法治的状态和程度所体现的文明，是人们在具备一定社会条件的前提下，把法律尊崇为治国的方式，以追求政治民主、社会正义、保障人民权利所取得的成果和成就。因此，法治文明与人类进步事业息息相关。法治文明是社会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是人类制度文明的特殊重要组成，并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起着保障和促进作用。因此，对法治文明作价值分析也就是要认识法治所包含的进步的内容，即分析法治所具有的文明性状和特征。而只要我们仔细思考就不难发现，文明确是法治特别是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和本质属性，是法治的总的价值特征，体现着现代法的精神。
法治，即法律主治，是一种贯彻法律至上，严格依法办事的治国原则和方式。它要求作为反映社会主体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并在全社会得到有效的实施，普遍的遵守和有力的贯彻。法治作为一种先进的治国方式，要求整个国家以及社会生活均依法而治，即管理国家、治理社会，是凭靠法律这种公共权威，这种普遍、稳定、明确的社会规范；而不是靠任何人格权威，不是靠权力者的威严甚至特权，更不是靠亲情。总之，不依个人意志、好恶、品质、素质以及升迁进退为转移。所以法治与人治是根本对立的，跟专制也是毫不相容的。它要求把法律至上，树立崇高的法制权威作为基本原则；法律是公民行为和政府活动的最终导向，是规制和裁决人的行为的最高标准和终极力量；使每个社会成员都共同受法律的保护和约束，任何人或任何组织都无例外地受领法律的规束以及恩惠，其行为和活动都纳入法制的轨道和范围。因此，法治是社会调整向高层次发展，以摆脱任何偶然性、任意性和特权，使社会在严密的规范化和制度化的良性运行中，形成一种高度稳定有序的秩序和状态的必然要求，以保障和促进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顺利发展。这正是社会进步所必须和趋向文明的表现。
就其作用和功能而言，“法治”概念的内涵比“法制”概念的内函更深刻，也更具有文明性。其最根本的区别就是“法治”与民主紧密相联，而“法制’则不一定。一般说来，“法制”即“法律制度”之谓，因此既有专制政体下的“法制”（如奴隶制和封建专制制度下的严刑峻法、酷刑乱法，以及绝灭人性的法西斯法），也有民主政体下的法制。所以只讲“法制”，就难以避免“恶法亦法”。只有作为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制产物的法制，才与法治有所通义。而且法制所关注的是建立和维护某种秩序，而法治所关注的焦点是有效制约和合理运用公共权力。特别是现代法治必然内含民主，以政治民主性为其本质特征。现代法治的产生乃是伴随着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宪政制度即资产阶级法治国的建立，它的基本精神就是民权至重（实质上或形式上）、法律至上、宪法至尊；因此政府权力有限，人民主权神圣；实行分权制衡，以法制权，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利，同时依法保障公共权力的合理运用和分配。所以现代法治的精髓和要义就是把法律从作为国家和政府对社会的控制手段和统治工具变为人民在当家作主（实质上或形式上）的前提下以法来管理国家、约束政府权力（使其合理运用、不致滥用和腐败），有效地治理社会，从而使国家权力服从于社会公众的共同意志，政府的权威从属于体现人民共同意志的法制权威。法治的政治民主性，反映了人类在构建有序化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秩序的目标下追求自由、平等和人格独立的共同要求，法治是社会在趋向文明过程中的必不可少的制度化特征。所以康德认为“文明的社会组织是唯一的法治社会”，而这种社会组织的“文明”在于它的成员即公民具有宪法规定的自由、平等和人格独立三种不可分割的法律属性，生活在依据“普遍的、外在的和公共立法”所形成的法律权威和权力之下[14]。
法治的基本特征还在于它的公正性、正义性、合理性。既包括立法公正（即制定出来的法律必须反映人民群众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也包括司法公正（其核心是审判公正）；既要求实体正义（法律应当体现和维护社会正义和基本道德准则，对社会利益进行公平分配），又讲求程序正义（在所有诉讼和非诉讼的纠纷解决过程和机制中均体现正义）。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等级特权和法外特权，不承认有任何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殊领域和公民。既弘扬法律至上、崇尚法制权威，又需要法律内含道德理念，并同道德相互支持、有机弥合，共同规范和引导人的行为。也就是说，要求社会主义法治和民主建设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紧密结合、相辅相成。
现代法治还必然要求法律具有科学性，即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必须以正确认识和反映客观规律为重要依据和标准，科学的法律是人类从事生产斗争和社会实践的经验和智慧的概括和总结，是人们对社会发展规律以及一些自然规律的正确认识之稳固化、规则化、制度化，因而可以指导和引导人们在行动中按客观规律办事，是人们遵循和运用客观规律，改造社会，调整社会关系，优化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和社会秩序的有效工具。这就必然要求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应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方法和手段，并有力地保障和促进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
现代法治尤以尊重人的权利（包括人的最基本权利即人权）、保障人的权利为依归，因而以弘扬权利本位为特征。国家权力以保障公民权利为宗旨，义务的设定和履行均以维护一定的权利和利益为目的。权利的实质即确认和保障的人们的正当利益，它是一切法律关系的核心，是人们法律行为的发动力和驱使力，是法这种社会现象的特定存在形式和载体，是公民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标志和象征。现代法治以权利为本位也就是尊重公民作为法律关系主体的资格和地位，强调法治的力量和作用就在于充分调动和发挥作为社会主体及法律关系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所以社会主义法治不是外在的、强加的、消极被动的东西，而是着眼于从人的内在需要出发来规范、调整和引导人的自觉的社会行动和行为。这丝毫也不排斥权利与义务必须相统一，因为权利与义务统一的目标指向，也是为了维护他人的权利和社会的利益。
现代法治的基础是市场经济，现代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把法律作为对经济运行实行宏观调控和微观调节的最主要手段，其他各种手段都必须纳入法制的范围，并要求整个社会生活的法治化与之相适应。市场经济作为法治经济的总的价值特征，既要求把竞争、效率和效益放到首位，又必须作到合法、合理，兼顾社会公平，因此必须充分重视和体现民主、自由、平等以及公开、公正、正义等原则和精神，才能在高度规范化的市场秩序下，充分调动市场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和开拓创新精神，优化社会资源配置，有效利用人力、物力、财力。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法治经济，也是讲求文明的经济，它不仅坚持自由与秩序、行为与规范、效益与合法的辩证统一，而且要求作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利”和“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辩证统一，重视和完善对公民和法人的权利保障（包括人权保障）、权利救济、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
正因为如此，所以现代法治在价值功能上的特征，就完全不同于传统法制那种重在禁止、束缚、限制、惩罚等消极方面，而是重在促进、引导、教育、调节、鼓励、授与、组织、管理、预测等积极方面。在现代法治的观念看来，法律并非是束缚人们手脚的东西，而是保障人们的权利和正当利益，可以据以争取和扩展自身合法权益的，特别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是我们组织和管理经济和各项社会事务、解放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有力武器。
由此可见，法治和民主、正义、人权以及科学技术等的这种内在联系，特别是作为现代法治本质特征的政治民主的各项要求、原则和精神，都表明法治和民主一样是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和表现，是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和标志，是人类追求真、善、美的成果和结晶，是社会趋向更高层次有序化，高扬社会主人翁主体地位从而更有力地驱动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一个国家的法治状况代表和标志着这个国家和人民的文明程度和水平。尽管资产阶级法治和民主因其在很多方面和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形式上从而具有其某种虚假性，但法治和民主作为对人治和专制的否定，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显著标志，其基本要求、原则和精神乃包含着人类追求文明社会的共同经验和智慧，体现着社会进步的若干共同价值取向和社会发展的某些普遍规律性，因而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和民主、依法治国，也具有借鉴意义。所以江泽民同志说：“依法治国是社会进步、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15]
不仅如此，法治的若干重要的形式特征，也表明它所具有的文明属性。
首先，法治具有普遍性。因为法律本身就“具有普遍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性质”[16]。法治具有普遍性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排斥任何偶然性、任意性，它给人们的行为提供一种必须共同遵循的模式、方向和标准；还在于它的作用和功能涵盖全社会各个部门和领域，没有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殊主体和角落，要求全社会所有人员在任何场合下均须一体遵行。因此法治的普遍性品格既是其重要的形式特征，又是其重要的实体特征，是法律至上性原则的进一步扩展和延伸。
其二，法治具有统一性、协调性。不仅是具有内部和谐统一的相对稳定的体系，从而有利于保持治国方略的连续性、稳定性；而且它同整个社会系统都处于一种相互协调的稳态联系，是社会有序化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关键性因素和力量，为社会全面进步和可持续发展所不可或缺。
其三，法治具有监督性和自我约束性。它不仅是对各项社会事务进行广泛监督的系统；而且法治具有内部自我监督（自我约束的）机制。司法独立就是其重要体现。坚持司法独立，才能保证审判公正、体现司法权威（这是法制权威的极重要内容），也才能保证法治系统对各项社会事务的有效监督。因此它既是程序正义之重要原则，也是实体正义和维护立法公正的必然要求。
其四，法治具有实效性。它不仅要求法律体系的完善，而且注重法律的有效实施和实现。特别是社会主义法治把法律权威同广大人民群众自觉的遵纪守法结合起来，使立法、执法、司法、护法、守法紧密衔接，使法律调整的目的同社会实际状况及人民群众的意愿相符合，并通过一整套可操作的规程，以寻求法律实施的良好社会效果--努力达到法律的真正实现。
其五，法治还要求法律工作的职业化和专业化，使法律组织及机构的功能和作用，法律工作者的能力和素质都得以不断改善、提高和优化，以适应社会法治化的需要。
三、法治文明的社会定位
法治文明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和显著标志，是人类制度文明中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环节和构成，对人类整个社会文明（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起着确认、巩固、维护、保障和促进的功能和作用。
人类社会的文明结构，完整地说来，应包括三大层次，即器物层、制度层、观念层。以器物（主要是生产资料及其产品）的发展为主体构成物质文明；以制度及其规则的发展为主体构成制度文明；以智力及观念的发展为主体构成精神文明。众所周知，物质文明是指人类改造自然和客观世界，创造物质财富的成果，即社会物质生产的进步和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主要表现为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精神文明是人们改造主观世界、创造精神财富的成果，即社会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的发展，表现为教育、科学、文化的发达和人们道德水准，思想面貌的提高和改善。至于制度文明，笔者将它界定为是人类改造社会，创造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各种制度和体制（各项具体制度的系统组合）的成果，即人们从事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种组织形式、活动方式及其规则的发展和改进，表现为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项事业上的制度建设和体制建设的成就和进步。
以往，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对制度文明的性质、特征、地位、作用认识不够，习惯于把人类文明仅限于（或主要归结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两大层次和领域，从而不承认制度文明之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不把制度发展及其成就归入社会文明的系统结构之中，这显然是不恰当、不合理、不科学的。事实上，制度之为文明，制度建设的成就之有必要纳入社会文明的领域，这已为整个人类发展史和我们当前的改革实践所证实。可以说，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在生产力发展及要求的基础上形成了本质上不同于以往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的严密的经济、政治制度（包括国家和法律）及文化制度；而且社会形态的更替和发展，革命和改革的进行，都是以社会制度和体制的更新、进步为纽带和杠杆；人类社会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的解放和发展，都要靠制度建设来予以保障和维护；当前我们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无不关系到一系列制度创新和制度建设的问题；我们的各项事业也都必须落实到制度建设上才能收到实效并巩固其成果；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廉政建设、党风建设，（更不消说民主、法制建设）以及各项关系到国家民族兴衰存亡的重要事业，都必须要靠制度化、规范化、法律化才能保证其顺利进行，使其卓有成效。正因为如此，所以邓小平同志深刻地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17]。这些都充分表明制度建设的进步和成就（即制度文明）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制度文明对整个社会文明系统都起着组织、协调和整合的作用，不仅维护、保障和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而且是联结这两大文明的中间环节，所以是整个社会文明结构中的关键部位和领域，它既根源并服务于物质文明，对物质文明有巨大的反作用；又直接地制约和作用于精神文明，积极地影响着精神文明的发展程度和水平，深刻地规定和决定着精神文明的性质和发展方向。经由制度文明的协调功能和整合作用，物质文明的发展成果才能合乎规律地反映、体现到精神文明的发展成就上来。本文第四部分将会具体阐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能否协调发展、相互促进而不至脱节和背离，很关键的就是要看制度是否先进以及制度建设是否健全，即取决于能否充分发挥制度文明的协调功能和整合作用。总之，制度文明在整个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过程中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直接关系到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
制度文明的内容构成主要是指社会经济制度以及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发展成就；同时也包括在文化事业方面的制度建设成就。也就是说，制度文明主要由经济制度所体现的文明、政治法律制度所体现的文明（即政治文明以及法治文明）所构成。而其中，法治文明乃是整个制度文明中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环节和构成。因为法律同制度有着天然的联系，法律化就意味着制度化，而任何制度要得以巩固和普遍得力的实行，也必须靠法律的效力和作用。固然法治不仅仅归结为法律制度，但制度性构成和规则体系毕竟是法治的基本条件和要素。如果我们把制度界定为关于人们人事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种社会关系、活动方式的稳定形式及其相应规则，那么它至少具有这样两大特性：第一，它不是偶然的、变动不居的，而是使人们的社会生产和生活趋于稳定性和有序化的，在相同的情况下它可以反复持续地起作用，因此通过制度可以评价人的社会行为并预见其后果；第二，它不是针对个别人和个别事，而是对一定范围内的所有人和所有事都有效，即提供了一种通行的准则和模式，因此制度往往都包含有一定的规则，伴随有奖励和惩罚两种手段和效果，以起到实行社会控制和调整的作用。这些都与法律的属性和特征相符合。而且法律是最强有力的社会规制手段，是普遍有效的、稳定一贯的、明确不疑的规则和规范，它给予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社会的组织形式以一定的标准、模式、范围、界限，使人们的活动和社会组织向有序化方向进行和发展。这些均充分表明法律同制度有着天然的和必然的联系，法律就意味着制度，法律化就意味着制度化；任何制度要普遍有效地发挥作用，也必须要通过法律化，即用法律手段武装起来，才具有全社会效力并得以巩固。在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任何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以及文化制度要得到稳固地确立、顺利地运作和健康地发展都必须要法律化、法治化。足见法治文明在制度文明中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意义和构造，它对整个制度文明都起着确认、维护、保障和促进的重要作用。
例如作为人类经济制度文明重要体现的商品经济关系，尤其是它的充分发展（在近现代社会）所形成的市场经济这一重要经济形式，之所以成为近现代各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有力杠杆，也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建设不可逾越的阶段，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富民的必经途经和必要手段，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市场经济制度或体制包含着人类经济制度文明的丰富内涵，体现着人类经济制度和体制建设与发展的若干共同的，行之有效的智慧和经验。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法律手段的规制和调节作用--以价值规律为基础，以市场为中心来调配社会资源，就使经济主体有更多的自主性、自由度并承担更大的竞争风险，从而使动力和压力并存，就必然要求严格、科学的经营管理形式和制度，要求稳定的、严密的普遍有效的市场规则和规范，以使经济活动有序地进行，创造出可观的效率和效益。这就促使人们不断地去探寻、创设、试验、修正和完善各种有关生产、经营、流通、交换和分配的制度、管理办法和规则，不仅各种经济学说和管理学说应运而生，而且有关的各种法律法规及其实施运行机制也愈来愈周密、完善。所以伴随市场经济而出现和不断完善的诸如公司制度、合同制度、法人制度、产权制度、专利制度、产品质量制度、消费者权益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和保险制度等，以及我们正在努力建立和健全的现代企业制度，都是人类制度建设的共同经验和智慧的成果。它们既是一种经济制度，也是一种法律制度；既是人类经济制度文明发展中的宝贵财富，也是现代法治文明的结晶和硕果。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的深刻道理。
法治文明更是政治文明的显著标志和核心内容之一。政治文明之两大核心内容就是民主和法治，然而，在现代社会，民主和法治总是紧密结合，水乳交融，不可剥离的，二者共同组构出政治文明的丰富内容。如前所述，不仅法治必然内含民主，以政治民主性为其本质特征；而且民主必然要求法治，必须上升为法治，即要靠厉行法治来体现和保障其政治的民主性及其向高层次发展，法治是政治制度的优化形式。所以民主政治也就是法治政治、责任政治，依法治国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法治体现了民主政治或政治民主之制度化和规范化的必然趋向和要求。政治民主的基本原则，如人民主权原则、分权制衡原则、平等自由原则以及依法治国原则，不仅都是法治的重要原则，而且均要由法治即要靠采取法律的手段来体现、保障和维护，因为法治的中心问题就是要确定国家权力的合理位置以及人民权利的重要地位。政治民主所必须坚持的一系列重要制度，如体现人民主权和便于人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代议制度、选举制度，少数服从多数并保护少数的民意体现制度，体现政府向人民负责的政治责任制度等，也不仅都是现代法治所应坚持的重要制度，而且均要靠法治并采取法律的手段来体现、保障和维护。所以宪法和行政法作为现代法治的产物，正表明了法治对民主的体现、保障和维护的重要功能及作用（宪法本身就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而行政法则是宪法的具体化，它们要解决的中心问题都是合理规范和有效控制公共权力，以保障和维护公民权利）。有的学者很好地概括了现代法治与民主的这种内在必然联系：“（－）法治的根蒂，在于人民掌握主权，通过自由表决和选举组成代议制立宪政府；（二）法治的效能，在于人民制定的宪法和法律能够保障和限定公民自由权利，促进大众政治参与向广度和深度扩展；（三）法治的活力，在于人民对于所委托的少数管理者及由他们组成的权力机构，通过人人必行的法律和各种形式的分权与制衡制度，保持有效的控制和监督，保证公共权力的合法权威和合理运行；（四）法治的形态，在于确立严格的依法治理的操作运行程序，这种程序必须符合民主的最一般规定和基本原则，如服从多数，尊重少数，为人民负责，越权无效等原则。”[18]这些都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的卓越成果和成就。虽然不同阶级基础的民主和法治实现程度和具体表现方式会有所不同，但都离不开这些基本原则和共同要求。而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一国两制”的国家体制和结构，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既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表现和补充，更需要靠加强和完善社会主义法治来保障、维护和予以巩固，所以也是中国当代法治文明的重要内容。
四、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法治化问题
法治文明的特殊重要地位还在于，它不仅对整个制度文明，而且对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内的整个社会文明都起着确认、巩固、维护、保障和促进的作用。特别是在现代社会，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需要法治化（即制度化、法律化），才能够顺利地进行和健康地发展。所以邓小平同志创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紧密联系着的两个“两手抓”：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两手都要硬；一手抓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一手抓法制建设，法制建设必须贯穿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然而现实的情况是，物质文明建设的法治化已受到重视并正在积极推行，虽然还有待作更大的努力；可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法治化却存在许多困难的问题，任务更艰巨。其中原因很多，首先包括一些理论上的问题亟待解决。
精神文明建设的法治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历来在学术界也有所争论。争论的焦点是集中在精神文明中的思想道德方面的建设有无必要和可能实行法治化以及怎样实行法治化这个问题上。因为精神文明也是一个复杂的体系，总体上由智力、文化方面和思想道德方面这两大系列所组成。智力、文化方面即社会在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等方面的发展和成就，它们是社会经济发展及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这方面的精神文明既同物质生产和生活的发展程度直接相联系（其中一些成分本身就是生产力的构成要素，科学技术还是第一生产力），又受经济制度以及政治、法律制度的深刻影响和制约。因此，这方面的精神文明建设的制度化、法律化问题是毫无疑义的，也比较容易引起重视并正在逐步推行。在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建设方面，法律不仅提供有效的保障，而且直接起着组织和推动的作用。如教育法、教师法、商标法、专利法等一些有关文化教育和科技方面的立法，以及国家颁布的有关对自然科学、创造发明、合理化建议和技术改进等各项奖励条例，还有近来国家用法律手段加强对精神产品的生产、流通领域及文化艺术市场的管理等，都具有这样的作用和意义。可谓抓得对、抓得及时，务必坚持下去。
精神文明中的思想道德方面，包括社会的政治思想（也包括人们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道德面貌、社会风尚、人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信念、理想、觉悟、情操、组织纪律性等方面的进步程度和状况。它们是精神文明中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部分，集中地体现着精神文明以及整个社会文明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并强烈地反作用于物质文明以及制度文明。我们平常所说的一个社会、地方或单位精神文明的状况，主要就是指的思想道德方面的水平和程度。它们是精神文明建设中更为复杂、困难的领域。然而，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均表明，精神文明中思想道德方面的建设也必须实行法治化，才能落到实处，收到实效，才能摆脱其软弱无力状态而成为过硬的一手。
首先，从人类社会文明的系统结构来看，搞好精神文明建设（尤其是其中的思想道德建设）的实际目标和效果，就是要使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同步协调发展。但是，由于物质文明虽然是精神文明发展的必要条件（为它提供物质基础，所以古人说“仓廪实而后知礼义，衣食足而后知荣辱”），但却不是充分条件（物质文明的发展并不一定会导致精神文明的同步协调发展，在许多情况下，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往往还会出现精神文明滑坡、道德水准下降等令人忧心的现象，甚至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形成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的逆向畸型发展状态。所以常言道：“饱暖思淫欲”，即谓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又会刺激人的贪欲和淫逸，致道德和精神文明倒退）；而且物质文明既不能直接决定整个精神文明（尤其不能直接决定其中的思想道德方面），也不能自然而然地引起精神文明的变化发展，而往往有赖于某种中间环节和经由一定的过程；精神文明作为社会意识的一种组合体系对于属于社会存在的物质文明也既有须相适应的一面，也有其相对独立性的一面。所以两个文明的存在和发展都要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其中极为重要的就是要受到制度文明即经济制度和政治、法律制度的性状和发展程度的影响制约。也就是说，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能否协调发展，相互促进而不至脱节和背离，很关键的就是要看制度是否先进以及制度建设是否健全，即取决于能否充分发挥制度文明的协调功能和整合作用。特别是精神文明中的思想道德方面，它并不直接同物质生产与生活相联系，而须通过经济制度和政治、法律制度的中介作用才能实现。换言之，物质文明对思想道德的作用只有通过经济制度和政治、法律制度的折光才能表现出来。所以，经济制度、政治法律制度及其发展乃直接决定着思想道德以及整个精神文明乃至整个社会文明的性质和发展方向。
因此，思想道德方面的精神文明建设也应该作到制度化法律化。因为只能制度化才能经常化、稳定化，也才能规范化；制度化的更高要求就是法律化（制度化当然也包括完善各单位的规章制度，但规章制度建设只是制度化的基本要求，作为一种重大国策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还必须上升到法律化、法治化、才更有效力和权威。）作到制度化、法律化，才能有章可循、奖惩分明；才能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偿罚严明。制度化和法律化的一个中心意义就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既享受正当权利和权益，又必须履行应尽义务和职责。享受权利以鼓励其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履行义务以确定和强调其应尽的职责和本分，否则就要负相应法律责任，受到追究和惩处。换言之，制度化、法律化的要义就是使行为主体的权、责、利相统一，使其既有动力又有压力，这是搞好包括精神文明建设在内的各项工作的基本保证。而实行制度化、法律化的关键就是要严格、斗硬、不讲情面、不徇私情，在制度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例外情况和特殊公民。所以精神文明建设要摆脱软弱无力状态，使之真正硬起来，就必须在制度上斗硬，在法律上斗硬，不能老是挂在嘴上、议在会上、写在纸上重要，实行起来就被挤掉、忘掉。有了制度和法律的效力和依据，精神文明建设就是硬任务，任何人、任何单位都不能掉以轻心。并且精神文明建设也有个体制建设问题，也需要进行相应改革，不能再象以往那样似乎跟每个单位、每个人都有关，但由于没有在制度和组织上落实，更谈不上法律保障和依据，结果又与每个单位、每个人的责任无关。而且不能落实权利，也无从履行义务，条条块块都无法管辖和监督，自然就流于形式、成为软任务。岂不可惜，可叹！
至于思想道德方面的精神文明建设的制度化、法律化有无可行性？这就涉及到如何正确处理在加强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中道德建设和法制建设的相互关系问题。
本来，道德和法在社会规范体系中就是姊妹关系，在任何社会中它们都是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和社会秩序的重要两手，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道德和法律的互相支持和配合作用更加突出，在很多情况下它们都是互相渗透、交叉甚至一致的。法律正义的基础就根植于社会的道义；有些法律本身就是这方面道德原则和规范的体现和确认，例如我国婚姻法、继承法、收养法等，许多法律规范中也体现着社会主义道德的精神和要求，例如我国宪法中对公民权利和人格的尊重，对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的规定等；特别是我国民法中的公平、公正、诚实信用、平等互利原则和对社会公序良俗的认可等，本身就体现了市场经济中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的要求和精神。所以社会主义法在以社会主义道德和法律意识教育人民，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和良好的行为方式，培养“四有”新人等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
当然，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就其性质和作用而言，也有所区别、不可混同。前者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并据以保证实施，违法犯罪者要受到应得的惩罚；后者主要靠人的自觉和社会舆论的监督，不道德行为是由人的良心、信念和公众舆论来裁处（即所谓“道德法庭”），对之一般是说服教育和批评，即遭到道义上的谴责。前者要求权利和义务的严格对应和统一；后者履行道德义务（即善行）则不以报偿为前提。法律规范允许或禁止人们作什么是对他的行为起码不得损害他人和社会的最基本，因而也是最严格的规定；道德规范提倡和鼓励人们作什么则是对人的行为应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进一层次要求。法律规范是控制人的越轨行为之最后屏障，突破这个屏障，就为社会和统治秩序所不容；道德规范则是抑制人的不良行为的内心防线和民间防区，它注重通过潜移默化和榜样的力量来进行自我矫治，以期养成个人良好的行为习惯和品质。法律对人的行力的规范作用主要是“他律”，道德对人的行为和思想的规范重在“自律”。所以道德修养讲究“自审”和“慎独”，着眼于启发和挖掘人的内在善、自觉性和自我调控功能。难怪黑格尔把道德观为人们“内心的法”。
可见道德和法律各有其优劣短长，所以需要互相取长补短以紧密配合和支持，才便于形成社会规范系统及其调控手段的严整体系和综合功能，以更有效地规范引导、教育、评价和矫正人的行为。所以一方面，法制建设需要道德建设的支持和配合，才能使人们在行为的选择及矫治上有更深厚的思想基础和更广泛的群众基础。法制教育有道德教育的支持和配合就会收到更好的效果，更易变为人们的自觉行动；法制观念的增强植根于群众道德意识，道德觉悟的提高上，也会更加牢固。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法治化的推行及其实现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提高和改善人们的道德水准和社会风尚；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赖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卓有成效；而且作为法制建设重要环节的法制宣传教育的重要内容，如培养人们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观念，提高公民遵纪守法的自觉性以及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等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本身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所以强调法律至上并不等于主张法律万能，依法治国不仅丝毫不排斥而且必须凭靠道德力量对人的行为的深刻影响和对人的思想的强烈净化作用。这也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宗旨和目标。
然而，另一方，道德建设也需要法制建设的支持和配合才能增强力度和强度。因为自觉性并不是每个人、每个时候都具有，说服教育也并非万能，不义之徒，寡廉鲜耻之流，何谈良心，更无惧众怒。因此，就非常有必要把一些重要的，涉及面广的，必须强制推行才能维护社会和公众利益的道德规范和要求上升为法律规范，以国家权威保证实施，这看来已是道德建设和法制建设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了。事实上，现实生活中不少法律规范就是由社会的道德规范、原则和要求升华转化来的，或者说，社会的道德要求采取法律的形式得以集中化和更强烈的表现。例如《社会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有关社会治安方面的法律法规，就是对某些社会公德要求的集中化和强烈表现。又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有关维护经济秩序方面的法律法规，就是对包括商业道德在内的经济职业道德要求的集中化和强烈表现；再如《法官法》、《律师法》等更是直接体现了司法职业道德原则和要求。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得更广阔些，还可以从历史上和国际上找到有关这方面的一些先例以作参考。例如我国历史上儒家所主张的伦理法，讲礼法结合，失礼入刑，把“三纲”、“五常’等道德规范也予以法律化，虽然以其强化封建宗法制度的消极意义为主，但也有其强调道德和法必须紧密结合，以发挥其社会控制之综合功能的合理成份可资批判性利用。新加坡把许多包括讲文明礼貌、公共卫生等社会公德在内的道德建设领域都纳入了严密的制度化、法律化的轨道，一旦违反无论何人概予以严惩。而且新加坡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确收到了显著的成效，呈现出与物质文明协调发展的良性状态。其中一些具体作法虽然可能有过于严苛之虞，但这种高度重视社会生活的制度化、法律化，强调必须给道德建设、廉政建设以及其他各项重要事业以严密的制度支持和法律保障的战略原则和策略思想，却很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借鉴。连美国也制定有《1978年政府行为道德法》，对在立法、行政、司法部门供职的公职人员的行为活动（包括经济生活中严格的财产申报）和职业道德要求作出了严格的规定，以旨在保持公务员的清正廉洁。这对我们也不无启迪作用。
上述事实表明，精神文明建设中思想道德方面的制度化、法律化，不仅必要，而且可行。只要我们注意方式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掌握好分寸，并分阶段、有步骤地进行，是会收到应有效果的。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还应分个轻重缓急，要有重点地推行。譬如，当前就应当把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建设的制度化、法律化提到首要的地位。因为社会公德是整个社会道德的基石和标志之一，是公众的道德水准，社会风气和社会道德风貌的直接体现，是一个地区、一个城市文明建设综合效果的重要表现。它对人们的道德要求虽然是最基本、最初步的，但其范围和作用又是最广泛。最普遍的，因而又是最不可忽视的。职业道德则是社会普遍道德原则和规范深入于每个人的职业活动的具体化，是各行各业中人们行力是善或是恶，是正义或非正义的具体道德要求。它深入、持久、细致、密切地渗透到人们所从事的工作和事业的整个过程中，关系着人们的工作态度。敬业精神、服务质量和对社会的责任，在各项工作和各个业务领域支撑着整个社会道德体系。因此切不可等闲视之。当前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出现的道德滑坡、价值沦落、社会风气不良等令人堪忧的现象，首先就表现在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的滑坡，并已引起人民群众的普遍愤慨和深切痛恶。紧紧抓住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建设制度化、法律化这个枢纽，其他措施和办法大力配合，才有希望尽快扭转和改善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建设的状况，从而进一步改善整个精神文明建设中思想道德建设的状况。
需要说明的是，对精神文明中思想道德建设的制度化、法律化，不应作孤立的、机械的、绝对化的理解，更不能简单化、庸俗化进行；它既不是包医包治的特效药方也不意味着要搞惩办主义。而是主张把制度建设和法制建设有机地、恰如其份地结合到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在内的精神文明建设中去，使其更有保障、更能有力有效地推行精神文明建设的其他各项措施。为此，就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精神文明建设中思想道德方面建设的制度化、法律化并不是要求把一切思想道德方面的问题都归于制度化处理，都诉诸法律解决；而是指把那些关系到国计民生、人民生活安宁幸福的重要领域实行制度化、法律化，即在这些领域不能单靠思想教育和道德自律，还要靠必要的强制和法律，这方面的越轨行为要受到惩处，要为这些领域树立普遍的、稳定的、明确的行为模式和标准，使人们有章可循、有法可依，遭到损害可以求诉和求救。
第二，思想道德建设的制度化、法律化不等于思想道德观念的制度化、法律化。思想道德建设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客观的、有形的社会实践活动，这类活动是完全可以把握和予以规范的现实对象，它不同于思想道德观念，后者乃属于社会意识的领域，更确切地说，思想道德建设的制度化、法律化是强调对思想道德建设的工作及其管理应实行制度化、法律化，以便严格要求，并赋予应有的权利，明确各自的职责和任务，才能落实各项措施，收到实效。
第三，精神文明建设的制度化、法律化并不排斥精神文明建设的其他重要措施，相反，必须有其他各项切实可行的措施和办法来密切配合，特别是要以加强思想道德本身的建设（包括政治思想教育，世界观、人生观的教育等）为基础，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起到标本兼治、德教和法治结合的效用。然而思想道德教育若是缺少了制度和法律保障，在一定场合和对相当一些人来说就收不到必要效果，特别是在拜金主义、利己主义泛滥的情况下没有制度法律作后盾更难以起到应有的作用。因此，也可以把思想道德方面精神文明建设的制度化、法律化看成是在特殊情况下，即思想道德教育失效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必要措施，是在此情况下用法律手段强化道德教育和推动道德普及的特殊需要。
第四，精神文明建设的制度化、法律化的确十分复杂，也是一个崭新的问题，既是道德建设的新问题，也是法制建设的新问题，很值得深入细致的探讨和研究，一定要注意不能简单化、庸俗化。例如，虽然规章制度可以对人的政治思想表现和态度提出要求，但是要注意，纳入法律规范调整范围的，却只能是人的行为，而不能扩展到人的思想领域。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说“对于法律来说，除了我的行为以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的对象。我的行为就是我同法律打交道的唯一领域”，所以“凡是不以行为本身而以当事人的思想方式作为主要标准的法律，无非是对非法行为的公开认可”[19]因此在实行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政策界线，掌握好分寸，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严防扩大法律责任的界限和范围。
至于精神文明建设法治化过程中应注意的有关战略和策略问题，初步考虑到如下几点：
第一，应把重点放在思想道德建设的制度化、法律化问题上，这也是其难点，是最薄弱的。应努力探寻这方面的规律性，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使其既卓有成效，又稳步地进行。同时应继续深化和完善智力、文化建设的法治化，增强力度、加快步伐。在当前，尤其应加强和加速文化市场、教育改革、新闻出版事业以及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法治化。
第二，应把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建设的法治化作为突破口，来推动和带动其他方面和领域的道德建设适时和适当程度的制度化以及法律化。而其中，又应把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的职业道德即“政德”建设的法治化放在首位，同时及时推进那些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及文化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业和部门的职业道德建设的制度化、法律化，并进而扩展到各类社会组织和法人。以利于惩治和防止腐败，从根本上改善党风和社会风气。
第三，应通过精神文明建设的制度化、法律化，着重探讨青少年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相结合的经验和规律，以增强对青少年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力度和深度，有效地预防青少年犯罪和道德失落。
第四，精神文明建设的法治化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包括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机构。实施体制、决策和运行机制以及队伍建设的制度化、法律化，并应通过这种法治化，建立和完善精神文明建设的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加强其物质保障和信息情报系统，深化其理论研究。显然，这一切都需要我们以科学求实态度和勇敢开拓精神去不断探索。
注释：
[3]引自莫里斯：《伟大的法哲学家--法理学读本》，宾夕法尼亚大学1959年版第467页，转引自谢邦宇《行为法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
[5]引自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第91页。
[6]凯尔森：《法律和国家概念》，哈佛大学1945年版第3、5页，转引自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第163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第101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538－539页。
[9]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154页。
[10]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36页。
[11]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10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71页。
[14]参见康德：《公正的哲学原理》第一章和第三章第二部分，转引自黄稻主编《社会主义法治意识》第3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71页。
[18]黄稻主编：《社会主义法治意识》第104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16、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