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发展篇1
关键词：金融发展；政治经济学；利益集团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7)08－0043－05
本文试图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理解金融的发展。大量的文献表明，金融在经济发展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但是深一层的问题在于：为什么有的国家形成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金融体系，而有的国家则没有?虽然有的学者从法律制度、地理禀赋以及文化信用等方面给出了很多有力的解释，但是他们往往忽视金融发展的政治基础，特别是利益集团的力量在金融发展中的作用。本文所进行的跨国实证研究发现，金融利益集团的力量对金融发展有着显著而稳定的负面作用。同时我们的研究还发现，运用金融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能够很好地揭示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逻辑。要实现中国金融的进一步发展，必须削弱既得金融利益集团的力量。
一、金融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一个文献回顾
金融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历来是经济学中最古老也是最重要的问题，许多经济学家都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近年来经济学家开始关注各种制度因素在金融发展中的作用，Laporta、Lopez-de-Silanes、Shleifer和Vishny(以下简称LLSV)等提出了金融发展的法律理论，强调中小投资者权力和债权人权利的法律保护在金融发展中的作用；Beck、Demirguc-Kunt和Levine发展了由acemoglu等提出的地理禀赋理论(endowmenttheory)，强调一国的地理禀赋(主要是指移民的死亡率)在金融发展中的作用；Stulz和williamsone和Guiso、Sapienza和Zingales等提出金融发展的社会规范理论，开始强调文化与信用在金融发展中的作用。但是在现有的金融理论中，往往忽视金融发展的政治基础，特别是利益集团的力量在金融发展中的作用。实际上，利益集团对经济的影响很早就受到了经济学家的关注，甚至可以追溯到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他指出，“扩张市场，缩小竞争，无疑是一般商人的利益……因此，这一阶级所建议的任何新商业法规，都应当十分小心的加以考察……因为他们这般人的利益，从来不是和公众利益完全一致。一般地说，他们的利益，在于欺骗公众，甚至在于压迫公众”。在经济学上真正开始关注利益集团对社会活动影响的则始于olsonL以及Stigler等，他们指出，小而集中的利益团体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有着超常的权力，因为这些小规模的、有着共同利益的、容易组织的小利益团体，能够迅速采取一致的声音和行动来影响经济活动，而社会大众则由于人数众多、意见不一、利益分散而不能采取有效的行动，从而往往造成经济效率的低下。Rajan和Zingales开始关注利益集团力量对金融发展的影响，他们研究发现，金融发展往往会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特别是在经济衰退的时候，既得利益集团常常利用贫困人群对自由市场的反对来抵制金融的创新和发展，利益集团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金融发展历史中的逆转。Beck、Demirguc-Kunt和Levine进一步研究还发现，一个分权、开放、竞争的政治结构比一个集权的政治结构更有利于削弱利益集团的影响，从而更有利于金融的长期发展。
但是在现有的文献中，还缺乏对金融发展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系统实证检验，以及运用金融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来理解中国的金融改革与发展。本文试图通过对这方面的努力来弥补以上研究的不足。
二、金融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实证检验
(一)定义、数据及描述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于世界银行的发展指标数据库、金融监管数据库以及Freedomhouse等数据库，下面我们将定义有关变量如下：
1．金融发展水平(FinD)。我们使用国内私人部门信贷占GDp的比例来表示，它是用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一个有效指标，并且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它与经济发展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
2．利益集团的力量(inte)。根据olson的利益集团理论，利益集团的规模越小，它就越有动力采取措施影响政府的政策。从而一个国家的银行集中度越高，说明金融利益集团的力量越大(陆磊，2000)。因此，我们使用银行集中度来表示一国金融利益集团的力量。
3．经济发展水平(eCoD)。用人均GDp来表示。
4。政治制度(poLi)。我们用政治权利指数(poLi)来综合衡量一个国家政治体系的开放和竞争水平，数值从1～7，数值越高，说明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利越大。
5．法律制度。它主要由以下两个指标构成：(1)债权人权利法律保护指数(CReD)，数值从0～4，数值越高，说明对债权人权利保护越好。(2)法律的执行质量，我们使用产权指数来衡量(pRop)，数值从1～5，数值越高，说明司法体系的效率越高以及私人财产的法律保护水平越好。
6．文化传统。用一国的来表示。文中的数据分别为一国人口中天主教徒的比重(CatH)和穆斯林教徒的比重(mUSL)。
7．地理禀赋。用纬度的绝对值(Lati)来表示一国地理禀赋的总体情况，数值是从0～1。
(二)计量分析和对检验结果的几点解释
在表2中我们分别给出有关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从计量结果可以发现，金融利益集团的力量对金融发展有着显著稳定的负面作用，即使我们控制了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文化传统以及地理禀赋等因素。结果仍然是显著而稳定的，它说明一国利益集团的力量越大，金融发展越差。
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金融利益集团的力量越大，它就越有能力和动力采取措施影响政府的金融政策，要求政府实行更为严格的进入管制措施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从而阻碍了市场的竞争。
2．金融利益集团的力量与它对金融资源的垄断程度往往是一致的。金融利益集团的力量越大，金融垄断程度越高，从而金融服务的质量就会越差，金融就会越不发达。
3．在存在强大金融利益集团力量的金融环境中，金融业务的核心不再是开发新的金融产品，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而是如何维护既得利益，防止竞争，从而不利于金融的发展。
三、金融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逻辑
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但是中国的金融发展却严重滞后，其中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滞后已严重地制约了中国金融的进一步发展。在现有的研究中，许多学者主要从行业结构和规
模、国家能力和成本以及中央和地方银行等多元博弈的角度来理解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逻辑。但是在现有的研究中往往从少数金融机构的利益出发来研究问题，而很少从整个社会福利的角度来讨论银行改革。因此，现有的研究并不能解释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为什么严重地滞后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在国家控制金融的收益小于成本的条件下仍然保持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控制。
笔者的研究认为，金融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能够更好地解释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逻辑。理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市场结构来看，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具有很强的市场势力，从而具备形成独立金融利益集团的条件。从表3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份额不断下降，但是不管从存款份额、贷款份额还是资产份额来看，它们仍基本占60％以上，已具备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必要条件。第二，从实际经济效果来看，通过政府对利率的管制，使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获得了巨额租金。据估计，从1995年以来，国有商业银行获得的利差租金超过了1万亿元。第三，从政策效果来看，国有商业银行的行为对政府的金融政策具有很强的影响力，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所进行的几乎所有的改革措施都是为了维护国有商业银行的既得利益。从表4中我们可以看出，政府从1998年以来，花费巨资来拯救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但实际上很多政策无功而返，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明降暗增”就是对此最好的注脚。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金融利益集团的力量极大地影响了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的路径，并且从中获得了巨额的租金。但这些都以损害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和效率为代价的，并且影响了整体经济质量的提高。实证研究表明，在中国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系统中，不仅不利于硬化对国有企业的市场约束，而且也不利于实现资本的合理流动及有效配置。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在中国过去的金融改革中，我们片面强调和追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利益和稳定，而实际效果是带来整个金融系统的脆弱和低效率。因此，我们需要重新检讨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路径，并以新的理论视角来指导中国未来的金融发展。在今后的金融改革中，我们必须削弱既得金融利益集团的力量，以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与效率为目的来推动中国金融的进一步发展。为此必须一方面，要积极打破国有商业银行的行政性垄断，建立竞争性银行业市场结构。在行政性垄断的行业中，往往追求本行业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并且容易导致经济腐败和政治腐败。在中国，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和国有化，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形成了行政性垄断的地位，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中国银行业之间的竞争往往是一种低效率的竞争。因此，规范国有商业银行的行为，建立一个竞争性的银行业市场结构对于中国金融的良性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实践中，要进一步扩大外资银行持股比例，让外资银行真正成为“战略投资者”，积极推进中国民营银行的成立和发展，从而建立一个合意的竞争性的银行业市场结构。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削弱金融利益集团对社会福利的侵蚀。进一步加大开放的力度有助于迫使金融利益集团放弃用政治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市场地位。
政治经济学发展篇2
一、政治经济学的产生
政治经济学是阶级经济利益和意识的理性概括，通过特定的阶级意识分析探究了经济矛盾。经济关系，也就是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是其主要研究对象，它在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阐述着不同阶段支配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分配的规律。政治经济学是与资本和近现代国家的形式产生发展相一致的。十七世纪以前没有产生政治经济学总是因为商品经济不发达。当集权官僚制取代封建领主制的过程中，旧的部落和部落联盟被民族所取代，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得以形成。国家建立起来以后，为了争霸需要增强经济实力，那么不能仅靠发展农业，必须要发展商业，此时不成熟的重商主义成为了商业资本家和国王共同利益的代表。“政治经济学”作为术语，第一次出现是在法国重商主义蒙克莱田在1615年的《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后来英国重商主义者托马斯?孟和法国重商主义者卢梭等在他们的研究中更加明确地使用了“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并且将政治经济学与家庭经济分开，提高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管理的理念和方法的重视。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
二、政治经济学视角下我国现代经济的发展之本
政治经济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这个阶段它是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怎样增长财富，以及财富的生产和分配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为代表，它从国富的源泉劳动出发，说到增进劳动生产力的手段分工，因分工而起交换，接着论及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再探究商品的价格，以及价格构成的成分工资、地租和利润。其中在第一卷中，斯密主要分析阐述了形成以及改善劳动力生产的能力的原因，同时分析了国民财富的分配原则。斯密对重农主义者的土地是价值的主要来源这一观点予以了否定，认为劳动是重中之重，提出了分工理论，重点强调劳动分工会增加生产以及财富，同时对阻碍工业发展的一整套腐朽的、武断的政治限制进行了批判。在斯密看来，劳动是价值的源泉，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以及财富增长的重要方式就是劳动分工。在《国富论》中，斯密指出：“只有靠增进所雇用的生产性劳动者的生产力，或者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才能增加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价值。”这使我们可以看出斯密认为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是增加国民财富价值的重要途径之一，另外，斯密还指出：“某些人的良好行为所增加的资本，一定比其他人的私人行为不当和政府方面的公共浪费所取走的资本更多。”这也就显示了斯密对劳动者素质、劳动者的良好行为方式以及劳动技能的提高的高度重视，他将其放在是增加国家财富源泉的位置。斯密始终认为，增加国民财富不仅靠增加和改进生产的机器和工具，还应该靠适当的划分和分配工作，增强劳动者的生产技能和素质。劳动者所受的教育与其良好行为的形成具有密切联系。没有人在出生之日起就掌握了物理化学原理，与他人交流沟通也不是与生俱来，他们归根结底都是通过教育而获得的，这对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若缺少教育，人们就不会形成正确的判断力，那么也就会对经济发展造成阻碍。因此，从斯密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良好的教育才是经济发展之本。
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阶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确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他们认为对社会生产关系的研究，必须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运动中去研究。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要具备人的劳动、劳动对象、劳动资料三要素才能进行生产。任何一个生产过程，都是人使用劳动资料，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的过程。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相互关系。生产关系也叫经济关系，它是一切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关系。在这个整体中，起决定作用的就是生产。生产决定分配、交换、消费。生产又是人的生产，生产力是以人为主体的，在强调生产关系要适应发展生产力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强调生产力中的劳动力的提高。故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社会生产关系的框架下更应该重视对劳动力的研究。在目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的诸多版本里面，生产力的定义多种多样，对其内涵和实质也存在诸多争议。对生产力的认识经历了三次里程碑式的发展，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生产力就是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在《邓小平文选》中，邓小平也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刘德在《财富论》中提出：“生产力是人们创造财富的能力。”我们可以从这三次发展发展普遍联系，认为创造财富的主体就是人类和人类创造发明的技术。财富被创造出来后，在国度性的前提下经济就能迅速发展，所以探讨经济发展之本就是探讨人类的发展，素质技能的提高以及发明创造的能力的提升。素质技能以及发明创造能力的提高是一个长期的必须持之以恒的过程，是要通过对每一代人的教育来实现的。所以，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经济发展之本也是教育。
政治经济学发展篇3
关键词：经济学 发展史 流派
一、政治经济学的早期发展
1.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自己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确定政治经济学应该研究经济规律。他认为，经济规律是客观存在的，制定经济政策应该以经济规律为依据，确定了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的研究范围，建立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斯密的经济理论的特点有：首先，斯密的理论体系的核心是自由放任主义，认为只有通过国际贸易和自由竞争，各国之间的经济利益才能协调发展；其次，斯密的经济理论是立足于人性论的基础之上的。在他看来，各人都有谋求一己利益的本性。
李嘉图的经济理论主要有：认为个人利益的总合等于社会的利益；在研究方法上，采用了演绎法与抽象法；李嘉图认为使用价值虽然不能完全作为交换价值的尺度，但也是必不可少的，一般商品的使用价值是由劳动量决定的；建立了重要的地租理论；李嘉图认为，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各国不必生产他们所需的一切产品，只需生产占优势的一些产品，然后通过国际商品交换，就能获得比较优势。
2.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
主要代表人物有萨伊，马尔萨斯等人。萨伊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生产、分配和消费等三个部分，认为一般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可以运用于政治经济学，否认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和历史性的科学性质，并提出劳动—资，资本—利息，土地—地租的三位一体公式。马尔萨斯提出了庸俗的人口理论。他认为，人口增长要无限的大于土地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他主张用战争、疾病、灾荒、饥饿、贫困和瘟疫手段“积极的抑制人口”，他反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认为价值是由供给和需求的对比决定的，认为利润是商品所售卖的价格超过它在生产中所耗费的劳动，认为地租是“自然对人类的赠予”。
3.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主要代表人物有西斯蒙第和普鲁东。他们站在小私有者的立场上，批判资本主义，赞扬农民经济和行会手工业经济，主张保存资本主义生产，改良分配办法，使生产者不再与生产资料分离，让社会各阶级都成为小私有者和直接订货人。他们企图以此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保存私有制，达到社会的普通平等和幸福。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诞生
19世纪中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和斗争也日益明显和尖锐。马克思，恩格斯亲自参加了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创立了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其主要表现在：第一，透过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揭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上实现了变革。第二，提出了劳动二重性原理，指出了商品价值的真正来源，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第三，发现了剩余价值，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指出地租，利息，利润都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实质，以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第四，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揭示出各种经济范畴的历史性，科学的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灭亡的必然性。
三、西方政治经济学在当代的发展
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东方成为革命批判的武器，同时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而相继出现一些部门和经济学科的同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西方也得到了推进。
1.凯恩斯主义
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标志着凯恩斯主义的诞生。凯恩斯主义以有效需求理论为核心，主要强调总量分析法的重要性，把资本主义经济波动归因于有效需求不足，主张通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全面干预经济的政策，来消除资本主义世界普遍存在的失业和危机。由于凯恩斯主义迎合了资本主义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需要，引起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强烈反响，并且得到了美国的汉森、哈里斯、萨缪尔森，英国的罗宾逊、哈罗德等人的传播与发展。但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一系列分歧，使得凯恩斯学派形成两大经济学流派：以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为首的新古典综合派和以英国经济学家罗宾逊为首的新剑桥学派。
2.货币主义
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兴起的货币主义，被认为是“凯恩斯革命”的再度革命。弗里德曼是货币主义学派的创始人和领袖。货币主义者尽管在许多理论于政策问题上有着许多争论，但他们在两个问题的看法上是一致的：第一，认为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第二，认为西方国家的通货膨胀表明凯恩斯主义已经彻底失败，需要新的理论来取而代之。他们要求恢复经济自由，强调自由主义经济秩序的预定调和的稳定机能。
政治经济学发展篇4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意识形态连续性；劳动价值论
一、意识形态连续性的内涵意识
形态连续性是指意识形态在面临影响因素冲击时，既能适应新变化，又不会从根本上否定旧状态，做到为新旧体制提供相容性解释的演化特征。一个社会或体制的意识形态，作为社会存在的反映，从根本上讲取决于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或者说，取决于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而不同历史时期的分野往往伴随群体间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这种大幅变动的经济基础必然带来作为上层建筑主要内容的意识形态的相应变化，或剧烈或平缓，或断裂或连续。而意识形态变化的状况对于生活在这个体制或社会中人们行为的影响是巨大的。剧烈的、断裂式的变化导致对于之前利益格局、行为方式、思想观念、心理感受乃至历史选择的否定，往往带来一个社会群体间巨大的冲突和社会的混乱。这种变化的模式以苏联为例。平缓的、连续式的意识形态变化对待新的社会存在变化的调整与剧烈的、断裂式不同，它不是全盘的否定过去，而是既看到旧的意识形态已经不能有效的为新的经济基础的变化服务，又看到旧的经济基础之所以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进步性，继而看到历史局限性。意识形态必须是动态的，它要适应新的变化，只有这样才能在新的变化下为人们所接受，不能适应新变化的意识形态实质就是意识形态的死亡。因为意识形态是否有效不在于有多少人去宣传和谁在宣传，而在于处在这个社会中的各种群体是否认同。但是大的调整往往伴随利益格局的再调整，甚至发生对立式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从与之前意识形态完全对立的角度去解释并非难事，因为对立早已存在，更不乏其说。问题在于，这种对立式的解说往往是对过去行为方式、利益格局、思想观念、心理感受的完全否定，是对过去历史的完全否定。导致的是一代人、一段时间的历史性否定。如果新兴的社会群体秉持这样的认识，必然会与传统格局下占主导的群体产生极端的对立。群体间的冲突将无法避免。意识形态的连续性要求对于过去历史的总体承认，这种承认是建立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础上的，这并不意味着对于过去的全盘肯定。因为正如今天的人们逃脱不了历史的局限相同，过去的人们同样有着当时的局限。只不过，不能因为某些历史的局限而全盘否定了过去。
二、我国政治经济学面临的挑战
改革开放后的今天，我国政治经济学面临重大挑战。商品经济及其高级形态市场经济，其运行过程本质上是基于不同经济主体的分散决策，以价格为重要制度有效的解决了信息传递和激励约束问题，是人类生产力的巨大飞跃。商品货币经济或者叫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在带来生产力极大发展、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同时，也加深了资本主义矛盾，使得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成为常态。同时，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对于人的行为影响也是巨大的。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作为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其解决需要具体劳动转化为抽象劳动，需要使用价值与价值分离开来。作为商品内部矛盾发展的外化形式商品与货币相对立。本来是商品生产者之间私人劳动与私人劳动相交换体现为社会劳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商品经济形态下则体现为商品生产者的商品需要转化为货币，需要完成惊险跳跃的物与物的关系。而且这种物与物的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跳跃不成功伤害得不是商品而是商品所有者。所以人们以为是商品控制着自己，是货币主宰着自己。所以人们开始崇拜商品，崇拜货币。谁拥有了货币好像就拥有了主宰一切的经济权利。所以，想要充分享有生产力极大发展、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人们，就有巨大的动力去追逐作为财富一般等价值物的货币。用这套理论解释，资本主义国家危机频发，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生态危机、精神危机。有的问题我们国家可能比资本主义国家还要严重，产能过剩的问题、非经济关系货币化的问题等等，那么怎么去解释和理解？如何应对这种挑战事关紧要，一种说法把这些事情都归结到早已占国民经济半壁江山非公经济的头上，重提阶级斗争。另一种说法认为我们已经走上了和西方国家一样的体制，只有跟他们制度趋同才能解决现在的问题，彻底否定传统经典体制。这二者，前者故步自封，后者离经叛道，他们造成的后果必然是社会意识、心理、体制的撕裂，必然是社会的冲突，都不是切实稳妥的思路。
三、从劳动价值论创新发展看意识形态连续性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的重要理论基础。实践呼唤着我们创新政治经济学，既充分包容当代中国的新变化又保持与传统理论的相容性，为当代中国经济的科学发展，社会的安定和谐提供意识形态的支持。这里仅以劳动价值论为例谈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众所周知，劳动价值论是整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石。马克思其巨著《资本论》正是在创立科学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资本积累规律等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规律。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石的马克主义政治经济学深刻的指出资本对于劳动者的剥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灭亡的必然性，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我们党和国家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强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可以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系列经济活动其理论基础就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之上。以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为特征的经典社会主义，其理论基础简而言之就是私有制产生剥削，私有制之所以产生剥削的原因在于资本雇佣劳动，无偿占有劳动者创造的价值。毫无疑问，劳动价值论一元论也就是只有活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是有机统一的，并不会产生什么疑问。可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从来都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任何在逻辑上无暇的理论都要到现实的罗陀斯岛来跳一下。这也是劳动价值论面临挑战、需要调整的地方。劳动价值论一元论面临的挑战在什么地方？主要在于，在马克思那里，活劳动是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尽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分配的不是价值创造而是要素的所有权，但正是劳动作为价值唯一源泉，资本不创造价值却占有价值。难道不是吗，不是自己的却硬要占有难道不是极大的不合理？这种价值学说在一个劳资矛盾、阶级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革命与战争成为主题的时代无疑会引领一个历史的潮流。可问题在于，当一个时代的主题变换为和平与发展，一个国家的目标定位于发展与和谐，这种革命的、斗争的学说如何调整以适应变化了的时代主题和国家目标事关紧要。劳动价值论必须要做出调整或者妥协，这种调整一方面不触及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内核，另一方面又要充分尊重实践，为新的时代背景下符合历史进步潮流的利益理工合理性解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马克思认为商品即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而两种商品之所以可以交换肯定是因为二者有相同的可以比较的尺度，显然这种共同的东西不是使用价值，因为不同的使用价值无法比较，而相同的使用价值则没有交换的必要。而除了使用价值商品剩下的就是劳动产品这个属性，而劳动形式也是五花八门无法比较，所以能够作为交换尺度就只能是劳动一般，也就是抽象劳动。这也就是马克思分析逻辑的简单介绍。可见，在马克思那里价值论和财富论是两个不能混同的的范畴，活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而多种生产要素则是财富的源泉当然。不仅如此，马克思认为商品是财富，但价值论所揭示的是价值的属性，而对于使用价值的属性，马克思强调具体劳动在使用价值行程中的作用，资本、土地、技术等在使用价值的形成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实际上为我们发展劳动价值学说提供了一条思路。劳动价值论解释的是价值创造，而要素财富论讲的是各要素在财富创造中的作用。这样，在价值创造学说上坚持劳动价值论一元论，使得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学说上的一些列马克思主义概念、理论、观点得以坚持，继续为以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意识形态的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改造和建设提供支撑。另一方面，在财富形成上，承认劳动、资本、技术等一切生产要素在财富行程中的作用，承认他们在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的历史进步作用，而这无疑也有利于让一切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充分发展生产力。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政治经济学发展篇5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趋势；历史沿革
中图分类号：F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6-000-02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具有深厚的历史背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家族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社会财富和生产关系的社会科学，产生于十七世纪。在工厂手工业时代，由于社会生产的不断发展，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以及各欧洲封建民族国家的不断形成，整个社会对于一种能够解释社会财富的产生和发展规律，并能够向国家政权提供富国强兵的方略的科学产生了迫切需要。政治经济学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产生的。
伴随着社会生产的不断发展，西方进入了工业文明时代，蒸汽机的轰鸣不仅带来了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也带来了社会组织形式的深刻变革。社会成员之间的分化和力量对比的改变使工业文明之下产生的现代工人阶级迫切需要一种能够解释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以此指引他们改变社会发展的不公正状况。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初期，工人处于社会生产当中的被剥削地位。工业社会当中，广大工人阶级沦为了机器的附庸，被按照严格的组织纪律约束和管理起来，工人阶级还要忍受长时间的劳动，但他们创造的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在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大行其道的环境之下，工人们不得不面临十分严酷的劳动状况，食不果腹，饥肠辘辘，还要面临失业的危险。倍受压迫的无产阶级需要在一种科学理论的指引之下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旧有面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之下产生的。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产生的那天开始，就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这是一种服务于受苦受难的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无产阶级能够用这种科学理论作为武器指引自己的革命行动。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引之下，世界无产阶级很快就掀起了一场又一场工人运动，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政治组织——无产阶级政党，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逐渐改变。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又是其创始人在吸收了人类历史所产生的众多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之后创立的，在其创立过程当中，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合理成分又被马克思和恩格斯充分吸收。马克思通过对现实经济运行的充分观察，结合传统经济学的概括分析方法，塑造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架构。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帝国主义时代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于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运行发展规律的总结和对其未来发展趋势的科学论断。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一门可以在实践基础之上得到不断补充和发展的科学。当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十九世纪后半叶和二十世纪初，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形态逐渐被垄断资本主义形态的社会生产方式所取代。各种垄断组织最终使资本主义社会进入了帝国主义的社会发展状态，在这种新情况新问题出现的情况下，列宁通过自身领导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工作实践和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和升华，创立了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获得了良好的发展，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列宁对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他提出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的著名论断，并正确总结出了不同国家的帝国主义发展水平是不尽相同的重要特征，这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而言无疑是一种质的飞跃。
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在垄断组织的统治之下，产生了各个资产阶级垄断集团之间的相互矛盾和尖锐冲突。这种冲突最终导致世界大战的爆发，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相对薄弱的环节。列宁最终提出社会主义可以在某一个国家实现单独胜利的观点，这种一国胜利理论不仅大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也推动人类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终于，在列宁的英明领导之下，俄国人民发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带领俄罗斯人民进行了人类历史上首次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验，从此人类历史进入了新纪元。
三、二战之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不断发展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主义有一国走向多国。社会主义建设在不同的国家被同时展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实践当中被不断地发展。
政治经济学发展篇6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发展；指导价值
2014年7月8日，总书记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指出，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党的十八大以来，同志的系列重要讲话，及其主持起草并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等重要文献，谱写了政治经济学宏伟的新篇章。这些论述有助于充分发挥政治经济学的深层价值，根据政治经济学所阐述的价值规律、竟争规律、资本有机构成变动规律、社会化生产按比例发展规律、平均利润率规律等基本规律，实现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价值。
一、政治经济学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指导价值
1.1正确理解政府与市场的间良好协作关系
目前，我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良好，运行平稳。但面对新时代经济新常态的挑战，这一良好协作关系有待加强。将增强市场与政府关系为的创新改革重点，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在要求。这种创新改革并不意味着增加市场的自由性，更不是倒车回到传统经济体制，而主要是根据我国当今经济发展的具体实践状况，对市场和政府的关系进行合理调整。调整二者关系的关键是优化政府服务职能，根据经济发展实际及时放宽或锁紧经济政策，创造有利外部条件，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稳定高速发展。同时，政府要加强对维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职能建设，着力逐步解决生态环境恢复和社会保障等问题。
1.2正确理解角色，实现市场资源的有效合理分配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的：“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2]。”首先，明确指出了市场是资源配置中的主要力量，由市场决定价格，通过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审批事务，释放市场活力，实现市场资源的有效合理分配。其次，政府对创新型、节能型和其他符合国家经济长远利益的市场主体进行补贴，调控市场资源流向先进生产部门，补齐市场经济短板。
1.3正确理解转型，建设服务性政府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对经济发展占有主导地位，发挥主要管理作用。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传统行政管理型的上层建筑渐渐不再适应当今的生产力。但在当今特定时代环境下，政府还应兼顾对市场主体的服务职能，并积极进行转型。首先，政府可以对自身权利进行整理，根据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对管理制度进行改革，加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沟通交流，建立完善相关规章制度，比如，以公共服务为导向、社会满意度为导向的干部政绩考核、选拔机制等，促进地方政府的服务性转型[3]。其次，政府要充分发挥自身服务职能，维持市场经济的良性竞争，促进经济高效稳定发展。
二、政治经济学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指导策略
2.1建立完善适应新时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规章制度
首先，政府要根据市场发展趋势，建立完善适应新时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规章制度，为经济发展打好基础。通过明确规定参与市场竞争要求和相关竞争规则，使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的轨道上健康发展。其次，政府要保证市场企业可以严格遵守相关规章制度，将缺乏管理的市场企业的清出，切实保障我国经济市场的有序性。另外，密切关注新兴产业的发展状态及内在需求，积极应对市场挑战。
2.2加强制定交易价格的决定机制
市场交易价格是市场经济稳定发展的关键。政府要完善市场竞争制度，加强制定交易价格的决定机制，实现等价交换的市场原则，防止出现价格垄断同盟，危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市场主体应通过科学合理的交易活动，在我国经济市场上进行交易。在交易过程中，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为市场竞争创造良好条件。同时，要保证交易规则具有透明性、公平性、统一性，对不平等、存在异议的规定及时进行废除改正。
2.3重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法规的建设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环境下，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运行离不开法治。我们必须“改革市场监管体系，实行统一的市场监管，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严禁和惩处各类违法实行优惠政策行为，反对地方保护，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4]。”通过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使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的法律框架下健康运行，造福广大人民群众。
三、结束语
我国政府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具有很大影响力，受到政治经济学影响，我国政府要建立完善适应新时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规章制度，加强制定交易价格的决定机制，重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法规的建设，营造良好市场竞争氛围，促进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宋磊，孙晓冬.经济民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基于生产方式視角的分析[J].经济学家，2011（11）：5-12.
[2]周新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照搬西方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若干问题之二[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7（10）：32-35.
[3]谢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致力于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J].社会科学辑刊，2017（3）：13-15.
政治经济学发展篇7
关键词:文学发展经济政治
一定时期的文化是一定时期经济和政治的反映。经济的发展为文化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政治状况为文化的发展提供相应的社会环境。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因为铁农具和牛耕的使用和推广,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诸侯争霸称雄,战争频繁,给人民带来灾难和痛苦。为战胜对方,诸侯国纷纷推行改革,而经济、政治方面的这些变化必然反映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上。春秋末期,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文主义的作品《诗经》揭示了奴隶们血泪斑斑的生活,兵役、徭役给人民造成的极大痛苦,被剥削者阶级意识的觉醒,鲜明而强烈的反抗意识,青年男女对美满婚姻的向往和追求等社会现实。如《诗经》中的《七月》,作品在不长的篇幅里反映了当时奴隶充满血泪的生活,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伐檀》反映了当时下层劳动者的苦难,以及他们向剥削者提出的正义的责问;《硕鼠》也能真实地反映出当时人民不堪忍受沉重的剥削而想到逃亡,表达人民对剥削者的蔑视、仇视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战国末期,屈原的《离骚》则自始至终贯穿着诗人以理想改造现实的顽强斗争精神,反映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纷纷推行社会改革的趋势。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屈原积极主张变法图强。由于性格耿直,加之他人谗言、排挤,屈原逐渐被楚怀王疏远,被逐出郢都,遭到流放。《离骚》洋溢着对楚地楚风的眷恋和报国的热情,屈原叙述了自己信而见疑、忠而见弃的遭遇,抨击了楚国统治集团的无能,抒发了自己报国无门的愤恨,表现出坚贞不屈的爱国精神。诗人运用浪漫的手法,丰富的想象力,把深厚真挚的感情和丰富的想象融于作品中,表达了对楚国和人民的热爱。
两汉时期,国家统一,经济发展,国力不断增强。与此相伴随的,是文化事业和文学艺术再度繁荣。汉赋以其恢宏的气势、夸张的手法、华美的辞藻,丰富的内容,表现出当时宏大的文化气度、豪迈勇进的时代精神、丰富多彩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反映这一时期时代特点的佳作有西汉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上林赋》,东汉张衡的《二京赋》,等等。
唐朝的诗歌进入黄金时期,壮阔的山河、优美的田园、繁华的都市、苍凉的边塞、惨烈的战争等社会现实都在诗歌中得到充分表现。
李白生活在盛唐时期,他的诗自由奔放,想象丰富,气势宏大,手法夸张,既纵情歌颂祖国的壮丽山河,又猛烈抨击黑暗的社会现实,具有突出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风格。李白性格豪迈,热爱祖国山河,游踪遍及南北各地,写出大量赞美名山大川的壮丽诗篇,如《早发白帝城》、《蜀道难》、《望庐山瀑布》等。在天宝末年日益恶化的政治形势下,李白把反权贵和广泛的社会批判联系起来。如《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既为屈死的贤士仗义抗争,又表达了对朝廷的失望和轻蔑。又如在《书情赠蔡舍人雄》、《古风》第五十一、《登高丘望远海》等诗中,李白甚至借古讽今,对玄宗本人提出了尖锐的斥责。杜甫主要生活在安史之乱前后由盛转衰的时代,因而他的诗歌更多地揭露了统治阶级政治昏庸、生活腐朽,反映民生疾苦,以及战乱前后人民的悲惨境遇,表现出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对国事的关心,成为一位现实主义的伟大诗人。杜甫的《三吏》、《三别》等就深刻地反映了这个时期的社会现实。中唐时期,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于是完全取代了唐盛时期的那种昂扬乐观的情调。到了晚唐时期,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国势衰退,封建统治岌岌可危。因此,这时期的诗歌的现实性较强,著名诗人杜牧、李商隐的诗都反映了唐朝走向衰落的现实。
宋代商业发展,城市繁荣,市民阶层扩大,生活水平提高,能够歌唱的词和表演的曲更适应市井生活的需要,并且两宋时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尖锐,文学家用词和曲更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于是,词成为宋代文学的主流和标志。北宋豪放派词人苏轼的词豪迈奔放,清新俊逸;婉约派词人柳永的词作则主要反映市民的生活风貌。由于社会变迁,金军南下,宋朝山河分裂,南宋的词表现出许多慷慨悲壮、低迷感伤或激昂的爱国情怀等时代特点,如婉约派词人李清照和豪放派兼婉约派的辛弃疾等词人作品都散发出浓厚的时代气息。
政治经济学发展篇8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以进行第二次结合为基本遵循，据此形成与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紧密相连的内在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确立为历史起点的，毛泽东在这年4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讲话就是始创之作。在准备《论十大关系》讲话的调研中，毛泽东就提出：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初创之时，就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根本原则为遵循，就在战略思想意义上以对治国理政重大理论问题探索为思想特征的。
1984年是改革开放的重要一年。这一年，邓小平在论及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论断时认为，这是适合于当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际的新话，给人以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的印象，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回顾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规律性特征时，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以进行第二次结合为基本遵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基本遵循。
以进行第二次结合为基本遵循，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治国理政紧密相连的内在根据。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续写进行第二次结合的新篇章中，从多方面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为治国理政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成为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内容。在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从治国理政的高度提出必须加强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提出战略上要勇于进取，战术上则要稳扎稳打的要求。在2014年7月，在探索经济新常态的大逻辑中，提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强调学好用好主旨在于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2015年11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前夕，强调从治国理政的高度，即从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更好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高领导我国经济发展能力和水平的高度，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在之后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从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大局的高度，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得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的重要结论。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半年之后，在进一步探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时，再次提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强调要加强研究和探索，加强对规律性认识的总结，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在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的重要思想。关于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系列讲话，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形成结合为一体，就是以进行第二次结合为基本遵循的，也是以进行第二次结合为内在根据的。
二、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原则，也是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根本任务。
在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从努力实现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开局的治国理政的高度提出，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为了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改善，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思想。在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治国理政高度，在阐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问题时强调：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就是要深入研究市场变化，理解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中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从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原则到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中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最终目的，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共同具有的核心立场、价值旨向和根本任务的深刻阐释和表达。
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原则，凸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治国理政密切相联的深刻意蕴和思想特色。党的十八大以来，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上，深刻阐释了这一理论主线和思想特色的内涵。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上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还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从全面把握经济社会发展关系上提出：只有紧紧围绕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来部署各方面改革，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改革提供强大牵引，才能更好推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从准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意义上提出：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从治国理政全局上提出：我们讲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要有坚如磐石的精神和信仰力量，也要有支撑这种精神和信仰的强大物质力量。这就要靠通过不断改革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有效率，更能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能为社会发展提供有利条件，更能在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体现出来。关于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重大原则的系列论述，充满着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深刻意蕴。
党的十八大以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成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成为治国理政理论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聚焦点和着力点。2014年7月，在提出适应新常态，共同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问题时强调：必须审时度势，全面把握和准确判断国内国际经济形势变化，坚持底线思维，做好应对各种新挑战的准备。要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针对突出问题，主动作为，勇闯难关，努力提高创新驱动发展能力、提高产业竞争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提出的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是对经济新常态大逻辑的根本出发点和战略目标的深刻阐释。在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在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问题阐释中指出，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上要坚持稳中求进、把握好节奏和力度，战术上要抓住关键点，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在其中根本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就是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改善。从旨在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的经济新常态，到旨在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改善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系列论述，引导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改革的新发展，为治国理政提供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三、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原则，也是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基本要求。在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原则，也是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内涵。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后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不动摇，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动下一步改革。在2016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再次提出要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重要问题。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是贯穿于党的十八大以来五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事关治国理政的重要议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经济体制，是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根基的经济关系。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问题上，从治国理政高度，提出两个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的问题：一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结合问题上，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二是在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关系问题上，同样要讲辩证法、两点论，把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用好。政府和市场的作用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也不是简单地让市场作用多一些、政府作用少一些的问题，而是统筹把握，优势互补，有机结合，协同发力。这两个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的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治国理政的重大课题。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到：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自2013年之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这一核心问题既从政治经济学上做出阐释、从经济改革发展上做出具体部署，也从治国理政高度做出多方面的阐释并形成相应的战略举措。在实施全面深化改革战略举措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更紧密地结为一体，昭示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思想特征。
在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政府作用中宏观调控的黄金平衡点问题，提出了着力推进与市场机制作用相关的经济领域和环节改革问题。他提出：要把握好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和宏观政策的黄金平衡点，不断完善调控方式和手段。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着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实质进展。黄金平衡点是对更有效地发挥政府在宏观调控方式和手段的科学论述，而抓住重要经济领域和环节的改革，不仅是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也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所必需的经济条件和体制保证。
在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对经济新常态中总供给和总需求关系问题做出分析，提出更有效地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新观点。他提到：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必须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新变化，科学进行宏观调控。在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在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思路阐释时，提出政府和市场作用有机结合的问题，一方面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进行资源配置，要更加注重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中，宏观政策要稳，就是要为结构性改革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产业政策要准，就是要准确定位结构性改革方向。供给和需求作为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有着既相对立又相统一的辩证关系。马克思认为：说到供给和需求，那么供给等于某种商品的卖者或生产者的总和，需求等于这同一种商品买者或消费者(包括个人消费和生产消费)的总和。而且，这两个总和是作为两个统一体，两个集合力量来互相发生作用的。从全面把握总供给和总需求两个方面及其结合上探讨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一核心问题，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野，丰富了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内涵。
四、新发展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理念，也是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指导方针。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奋斗目标，从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上，对发展问题作出多方面的新阐释。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不久，就提出：我们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不断夯实实现中国梦的物质文化基础。发展问题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历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国是衡论的中心议题和根本要义。在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后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就强调：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决不能有丝毫动摇，必须全面深化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在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在谈到下一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时，强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积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注重永续发展等理念，提出了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抓紧制定战略规划，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
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加强海上通道互联互通建设，拉紧相互利益纽带的开放理念，以及让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的共享理念。在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在对创新发展理念阐述时指出：创新要实，推动全面创新，更多靠产业化的创新来培育和形成新的增长点，创新必须落实到创造新的增长点上，把创新成果变成实实在在的产业活动在对协调发展理念阐释时指出：要完善区域政策，促进各地区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等。在2015年制定十三五发展规划时，更是强调：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以新发展理念为主导，成为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谋篇布局之固然和所以然。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十三五规划时期的重要节点召开，这次会议提出的经济改革发展的工作总基调，是一个从加强和改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治国理政的高度，以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指导方针，达到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因此而强调：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回顾适应经济新常态的改革进程时，强调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已经初步引导经济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引领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一套政策框架。在对2016年经济工作总结和对2017年经济工作部署中，肯定了新发展理念所发挥着的引导引领作用。在对2017年经济工作部署时，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出发，提出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在对新发展理念的系列论述中，不仅对新发展理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意义作了深入阐释，而且从治国理政的高度强调了新发展理念的先导作用和方向作用。在新发展理念中，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发展的第一动力内在要求必要条件必由之路和本质要求这五个方面，紧密相连、相互着力，既各有侧重又相互支撑，形成一个崇尚创新、注重协调、倡导绿色、厚植开放、推进共享的有机整体。这一有机整体，统一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实施，统一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进程，统一于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新发展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导论题，也是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内涵和指导方针。
五、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开辟了
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新境界。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提出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历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正呈现于中国社会的经济事实和当今世界经济变化为背景和基础，直面的是中国的问题，提出的是办好中国的事情、解决好中国问题的理论和对策。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建设和发展，就是立足于我国国情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发展的实践，是对这一实践中形成的规律性成果的揭示和提炼，也是对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丰富。
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着力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关系研究，在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重要原则的基础上，推进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理论的发展，集中体现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其要点在于，要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二是坚持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其要点在于，坚持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动各种所有制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公有制经济是长期以来在国家发展历程中形成的，为国家建设、国防安全、人民生活改善做出了突出贡献，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是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三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理论。其要点在于，努力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不断健全体制机制和具体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不断缩小收入差距。要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做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我们的社会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
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着力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的研究，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方针，在坚持用新发展理念引领和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不断破解经济发展难题、开创经济发展新局面中，形成以下四个方面理论：
一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理论。我国进入经济新常态的战略性判断，是以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整体格局变化为基本依据，是以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大原则为基本前提和根本要求的。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是经济新常态思想的出发点，也是推进经济新常态的归宿点。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积极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切实完成转方式、调结构的历史任务，实现经济增长保持中高速、产业迈向中高端，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二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
政治经济学发展篇9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比较制度分析；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
中图分类号：F091.3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8)04―0022―08
新制度经济学在面对新古典经济学时的态度十分矛盾，一方面，批判新古典理论过于抽象，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借助于新古典的研究方法。这使得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面临以下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现实性与理论性的矛盾，即如果放松在信息、理性和认知方面的假设条件，可以更贴近现实世界，但会导致新古典理性选择范式的失效，难以形成一般性的理论；如果坚持较为严格的假设条件，又不能很好地解释制度的形成和演变；二是研究缺乏历史性与社会性，即新制度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抽象掉了行为人所处的历史情景和受到的社会约束。这两大问题阻碍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作为对上述问题的反思，新制度经济学家已经开始了将不确定性、有限理性和认知模式纳入制度研究的工作，也进行了一些降低历史和社会约束方面的抽象程度的尝试，其中以青木和格雷夫为代表的比较制度分析(comparativeinstitu-tionalaanalysis，简称为Cia)在这方面的工作最为引人注目。
无独有偶，政治学家们也遇到了与新制度经济学家类似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也因其反现实、反历史和而受到批评。“反现实”，即假设前提(完全理性和外生偏好)过于简化，具有Hall(1996)所说的“无情的优雅”；“反历史”，即忽视过去的制度对现在制度选择的影响，认为有效率的历史过程是迅速地走向某种最佳解决办法的过程；“”，即忽视个人身处其中的社会关系对制度产生和变迁的影响。这些问题使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解释现实政治世界时遇到了很多困难，比如无法解释无效率制度的存在、对不同制度之间的共时互动和历时互动也无力驾驭等等。面对这些与新制度制度学相似的问题，政治学领域兴起了历史制度主义(Hi)和社会学制度主义(Si)。
本文将从什么是制度、制度如何影响行为、制度如何变迁、过去的制度对现在制度的影响、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在制度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等方面，对新制度经济学的新发展(Cia)与政治学领域兴起的Hi和Si进行比较，希望通过这种学科间的对话与交流思考如何推动制度研究的深入发展。
一、制度及其对个体行为的影响
(一)各具特色的制度观
在Cia中，青木将制度概括为关于博弈重复进行的主要方式的共有信念的自我维系系统，其中“博弈重复进行的主要方式”可以等同为博弈规则；格雷夫认为制度是由规则、信念、规范和组织构成的系统。虽然表述形式有差异，但从本质上讲，他们都将制度看作是平等的参与人相互博弈所达成的均衡。他们认为任何一项制度都包括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要素，强调它们之间的相互契合。格雷夫指出只有与信念和规范相一致的规则，才是当事人有激励遵守的规则，才能成为制度系统的一部分；同样地，只有与行为协调一致的信念和规范才是制度系统的组成部分。
Hi和Si也强调制度不仅包括正式规则，还包括文化、规范和惯例等非正式规则。其中，Si的制度定义更加宽泛，他们将制度基本上等同于文化，不仅包括正式的规则、程序或规范，而且还包括象征系统、认知模式和道德模板。与Cia将任何一项制度都看作正式和非正式制度要素构成的系统不同，Hi和Si用“两分法”的眼光来看待制度，人为地将制度区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他们在研究时各有侧重，前者主要研究正式制度，后者主要关注非正式制度。另外，与Cia将制度看作平等参与人博弈的结果不同，Hi特别强调权力和资源的不平衡分配，将制度视为不平等的政治集团之间斗争的产品。同时强调制度在各社会集团间不平等地分配权力的方式，认为制度给予不同集团的接近决策过程的机会大小是不一样的。Si则忽略了各方行为者之间可能存在的权力冲突。
(二)制度如何影响行为
在Cia看来，参与人的偏好是外生于制度的，制度通过既协助又制约的方式影响参与人的行为以实现其外生偏好。一方面，在一个信息不完全的世界里，制度可以帮助理性有限的参与人节约决策所需的信息加工成本；另一方面，制度通过为参与人提供关于制度均衡的信息协调他们的信念，从而控制着参与人的行为决策规则。在多种可能性中，共有信念引导着参与人朝着某一特定的方向行动。格雷夫还进一步指出不同的制度要素在影响行为方面发挥不同的作用，“规则”提供共享信息并协调行为，“信念”和“规范”提供遵循规则的激励，“组织”产生并传播规则。
Si和Hi则认为制度首先塑造的是参与人的偏好。在他们看来，制度不仅提供信息和认知模板，还影响着行为者的身份认同、自我印象和偏好，行为人的策略本身也是经过制度过滤后才被构建出来的。“通过创造新的行为者及身份感，通过给行为者提供成功与失败的标准，通过构建关于恰当行为的规则”，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个人的偏好并构建了他们的自我身份认同。在Hi看来，个人行动遵循的是“最优标准”还是“满意标准”，是受理性驱使还是受特定的文化模式所驱使，要视特定的制度背景而定。制度构造了政治的情境，决定了行动者的偏好、策略和利益。
二、行为假设与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
(一)行为假设：薄弱的理性还是厚重的理性
Cia承认理性是有限的，在他们看来有限理性不仅包括有限信息，还包括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如青木认为个体参与人不可能具备关于博弈规则的完全知识，也不可能对其他人的策略决策和所处的情景做出完备的推断。相反，他假定每个参与人只拥有关于博弈结构的有限的主观认知，这些认知来自过去的经验，只有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或认知出现内部危机时才被修改。格雷夫原则上承认无论是信息还是认知都是有限的，但在实际研究中，为了能够运用古典博弈论(该分析框架假设参与人的决策集合是事先固定的)研究制度，他保留了参与人拥有信息的有限性，认为社会规则能够为参与人提供信息和协调，帮助他形成关于他人行为的预期，回避了参与人认知能力的有限性。
Cia与以往的新制度经济学将有限理性等同为有限信息相比已经前进了一大步，但在Hi和Si看来，他们所持的是仍然是一种薄弱(weak)的理性观。所谓薄弱的理性观，是指他们忽视了制度在塑造个人理性过程中的作用，把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研究的先验性前提。与薄弱理性观相对应，Hi和Si提出了自己厚重(Sick)的理性观，即认为制度塑造了参与人的理性(不仅包括信息和认知，还包括追
求的目标)。如Si认为个体的理性本身是在特定的情景中由制度建构出来的。他们不是在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假设下去谈理性选择，而是在选择行为是有目的和有意识的意义上来讨论它。在Hi看来，除非已知相关情境，否则任何关于“自利行为”的广泛假设都是无意义的。我们需要一个基于历史的分析去澄清什么是他们力图最大化的东西，以及为什么他们强调特定的目标甚于其他的目标。
(二)研究方法：均衡的还是非均衡的
在对制度变迁的研究中，青木和格雷夫的侧重点有差异：前者强调制度之间共时性和历时性关联，致力于提供一个分析经济整体制度安排及其变迁的统一框架；后者更倾向于比较不同经济体中具体制度安排的差异，或研究某项具体的制度安排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变迁。但是，Cia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在他们看来制度变迁就是从一个博弈均衡到另一个博弈均衡，是“沿着均衡点的演进”。他们致力于解释从新均衡到旧均衡的过程，努力把一系列的博弈均衡连接起来。即使在分析整体性制度安排时，青木也坚持均衡观，他认为各个博弈域的制度之间相互耦合、相互嵌入，形成有机的制度系统；整体性制度的变迁，是各种不同制度之间相互关联方式的变迁。
Hi和Si强调制度变迁是多项制度共同演化的过程，分析各种组织和制度如何相互关联塑造制度变迁的过程乃至结果。其中Hi特别强调多项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质疑将某一项制度安排从整个制度结构中分离出来单独研究的方法，认为必须将其放在更广阔的情景(制度结构)中。在这一点上，他们的看法与青木相似。与青木不同的是，Hi并不假设这些相互作用(交叉)的制度能够互相适应，形成彼此一致的整体。制度之间可能存在矛盾，为行为人提供多元化的行为逻辑。同时，他们也不赞成用均衡观来看待制度及其变迁，认为“制度本身是政治冲突和选择的有意或无意的结果”，相应地，制度变迁是充满了矛盾和冲突、充满了偶然性和无效率现象的历史过程。历史过程不会产生均衡，它会产生独特的、但是次优的结果。
(三)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
在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这一问题上，Cia强调制度自身发展的累积性影响，给出了制度变迁的内生性解释。如青木指出在一定的外生和内生规则下，重复博弈的累积性后果可能导致资产、权力和社会角色分配的不平等，当不平等累积到临界规模时，就会引发内生的制度变迁。在对制度变迁机制的具体研究方面，Cia内部存在差异。青木对制度变迁机制的研究演化色彩更浓，特别强调认知能力有限的个体与制度之间的正负反馈：制度为个体行为提供信息，同时又对个人的行动决策施加“人为约束”；参与人相互作用共同再生和印证着制度，或在外部冲击和内部累积性影响下调整主观认知寻求新的行动可能性，使原有制度陷入危机。在格雷夫看来，制度变迁机制是多样化的，可能有较强的理性选择色彩，也可能有较强的演化色彩，取决于准参数(受现存制度影响而逐渐改变，如人口数量、贸易规模等)的性质：(1)如果准参数可被观察到，它们的重要性能被很好地理解，决策者可能意识到过去的行为不再是自我实施的，从而有意识地改变制度。通过公共决策有意识地选择替代、建立新规则，是制度变迁机制的常见表现。(2)如果准参数是不可观察的、不确定的、不可识别的，制度变迁机制可能反映了个体愿意试验和冒险偏离过去的行为，或拥有更多知识的个人出现，指出新的制度均衡。
Hi用权力不平等的参与人之间的冲突来解释制度变迁机制。他们将制度演变过程分成制度存续的“正常时期”和制度断裂的“关键时刻”。正常时期的制度变迁遵循着路径依赖规律，各种政治力量之间保持着某种平衡；但是在“关键时刻”，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平衡被打破，冲突结果凝固形成新的制度。Hi一方面强调制度变化是多种政治力量共同发挥作用结果，否认制度的可设计性，另一方面强调可能的新制度往往不是唯一的，最终形成哪一种取决于政治冲突各方的力量对比，也会受到其它“干扰”因素(如观念、信仰)的影响。在Si看来，制度可以等同于文化，其变迁是非常困难的。他们用“价值的冲突”来解释制度变化，即制度本身所宣示的价值与周围社会价值之间的冲突。但是，制度的变化又不能简单地归因于环境的变化，因为“制度不是现在外部力量或者微观行为和动机的简单反映，它们把历史经验也嵌入了规则、惯例和形式之中”。制度通过学习过程来确认和适应变化的环境，忽略了制度变化过程中所必然包含的各方行动者之间存在的权力冲突。总之，Si眼中的制度变迁是学习、适应、演化的结果，而不是有意识设计的结果。
三、历史、路径依赖与制度变迁
(一)历史为什么是重要的
“历史是重要的”，这已成为各流派制度主义者的共识。但在历史为什么是重要的问题上，他们之间的意见就不完全相同了。
Cia认为历史是重要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历史有助于精炼博弈均衡。如青木指出，当现存制度由于外部冲击或内部累积性因素陷入危机，参与人不得不调整自己的主观认知，修正对其他参与人行为方式的预期。伴随着参与人在制度危机下寻求新出路的过程，至少有几个潜在的制度有可能逐渐演化出来，相互竞争。究竟哪一种潜在制度最终成为预期收敛的聚集点，进而成为一种新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过去的制度即历史。格雷夫则认为历史不仅有助于精炼博弈均衡，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待精炼的潜在制度的集合。他指出过去的制度影响着新制度的学习和试验过程，影响引入新要素的成本和收益，使潜在的新制度倾向于与过去的制度相互关联而不是严重地偏离它们。
Hi则认为个体的偏好不是不证自明的，而是需要加以解释的变量。历史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不仅塑造了行为者的策略，而且还塑造了他们的目标和利益，通过建构政治情景影响政治结果。在Hi看来，Cia存在的最大问题在于他们研究中的个人是抽象掉了时间和空间的理性人，其偏好是先验给定的。虽然格雷夫也提出了历史情景分析方法，但历史情景的作用也仅限于使理论模型的构建更符合史实，至于参与人，不管处于中世纪的穆斯林社会还是处于正走在通向“西方兴起”道路上的欧洲，都被先验地假定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
(二)历史如何影响制度的变迁
诺思认为历史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路径依赖上，即规模经济、技术互补性和网络外部性使制度一旦走上某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从而形成对该路径的依赖。实际上，过去的制度对现在的制度变迁的影响要复杂、深刻得多。格雷夫强调过去的制度影响现在制度的认知基础，认为个人在制度变迁过程中进行选择时会从过去的制度要素中汲取认知的、信息的、协调的和规范的内容。其具体机制包括：(1)环境效应，指过去的制度构成新博弈的外生规则的一部分；(2)协调效应，指过去的制度为当事人在多重可能的制度之间进行选择提供指导；(3)包含效应，指新制度很可能包括了过去已经存在的制度要素。格雷夫还指出以“群”形式存在的过去制度，其细节会影响制度变迁的性质：强互补的“群”，制度变迁很难发生，一旦发生更可能是全面的变迁；多个制度共享相同制度要素的
“群”，变迁也很难发生，一旦发生将是革命性的；制度间联系较弱的“群”，变迁更可能是渐进的、局部的。
Hi将历史看作一个过程，通过追溯事件发生的历史轨迹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考察过去对现在的影响。“过程追踪”是Hi研究制度变迁的核心方法。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Hi对长时间的、大规模但进程缓慢的制度变迁的关注，比如民主化、工业化、国家建立或福利政策的发展等。如果在短时期内研究，一些变化缓慢的关键性变量很容易被看作是固定的，从而被忽略掉。还有一些因果过程涉及多方面因素，其中的关联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充分显现，需要研究者在较大的时间跨度内进行研究。在历史影响制度变迁的机制上，Hi主要强调路径依赖、时间序列和关键枝节点(CriticalJunctures)的重要性。他们认为诺思所说的路径依赖现象在政治过程中也广泛存在，因为一旦某种制度固定下来之后，学习效应、协同效应、适应性预期和退出成本的增大使制度的改变越来越困难。而且，由于政治领域制度高度密集性、政治权力的非对称性、政治本身的复杂性和模糊性等，都使政治领域的制度变迁显示出更强的路径依赖性。时间序列之所以重要往往是建立在路径依赖的基础之上的，自增强机制将某些选择从政治选择菜单上删除掉了。关键枝节点，就是原有制度陷入危机、多种潜在制度竞争的时期，最终哪一种潜在制度胜出将显著影响随后的制度变迁。Hi认为抽象地讨论多重均衡的精炼意义不大，重要的是识别、探究这些关键枝节点，将其放在所处的历史情景中加以研究，这也是Hi更为宏观的研究视角的一大优势。
四、意识形态、文化观念和非正式制度
诺思在运用新古典框架研究制度变迁时，遇到了以下主要问题：为什么多数国家没有像西欧那样产生有效率的制度安排?为什么无效率的制度能够持续存在?作为对上述问题思考的结果，他在《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中引入了意识形态，在《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提出了路径依赖理论，力图解释人类经济制度的演变与停滞和无效率制度的存在。其中，路径依赖意味着“历史是重要的”，强调过去的制度对现在制度的影响；引入意识形态则体现了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
一旦我们承认非正式制度(如习俗、惯例等)是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就不可避免地将意识形态(指行为人的主观认知模式)和文化观念(指共享的价值观念)这些被新古典理论看作外生的变量带人了制度研究的视野。这是因为非正式制度(或者称为“规范”)根植于特定社会的文化观念之中，深刻地影响到了行为人的意识形态。当我们沿着“非正式制度是重要的”再前进一步，追问非正式制度如何形成和演化、它通过什么机制影响行为人的选择，就不能不关注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否则就无法回答上述问题。现实中制度理论的发展体现了这一趋势，除了诺思在20世纪90年代后转向研究非正式制度的形成和演化之外，青木和格雷夫也在将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纳入制度分析框架上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Cia将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纳入分析框架的方式与他们的制度观是一致的。在他们看来，制度本身就是包含了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要素的系统。其中，非正式的制度要素就体现为支持博弈均衡的共有信念。在共有信念形成和演化过程中，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或者说，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正是通过影响共有信念的形成和演化进入制度分析框架的。那么，影响是如何发生的呢?Cia通常将文化观念看作是外生的，用参与人协同修正意识形态来解释制度变迁，将作为非正式制度要素的共有信念看作参与人之间策略性互动的内生性结果。具体的机制如下：每个参与人对于博弈结构都有自己的主观认知，当他们基于自己的主观认知选择的行为相互一致(即均衡化)时，他们的主观认知将被行动共同决定的可观察的事实证实，并作为未来行为决策的指南而不断再生产出来。如果基于参与人主观认知的行为未能产生预期的结果，一种普遍的认知危机随之出现，并引发人们寻找新的认知模式。在多样化的新认知模式中，究竟哪一种能成为所有参与人的共有信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参与人身处其中的文化观念。文化观念协调了众多参与人的意识形态，为新均衡的实现提供了聚焦点。
Hi和Si都强调文化观念的重要性，这体现在他们宽泛的制度定义上。在他们看来，文化进入制度分析的方式反映了他们“两分法”的制度观，即人为地将制度区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其中，Hi主要关注各种正式的制度在政治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但很少有历史制度主义者坚持(正式)制度是产生政治结果的唯一因素，文化观念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等也是他们重点考虑的因素，他们尤其关注制度与文化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由于Hi的中观和宏观视角，他们缺少像Cia那样基于个人认知模式的微观分析，微观基础的缺乏使Hi不能够提供文化观念如何影响行为的更详尽的描述。Si主要研究非正式制度，他们将文化本身也界定为制度，从仅仅将文化看成是共享的态度和价值，转向了将文化看成是为行为提供模板的规范、象征或剧本的网络。通过将文化直接等同于非正式制度，Si眼中文化的影响远不止Cia所认为的协调参与人的意识形态、提供聚焦点那么简单。他们认为人首先是特定社会关系中的个人，该社会的文化观念指明了某人在既定的背景下能够把自己想像成什么样的。也就是说，文化不仅影响个体的策略性算计，还影响着他们的基本偏好和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如果用博弈论的语言来描述的话(虽然Si并没有这么做)，文化塑造了参与人本身(偏好、利益和策略集合)，提供了博弈的规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博弈的结果。与Cia相似，Si也注重从微观层面分析文化与行为的关系(虽然两者的行为标准不同)。他们强调文化与个体行动之间高度互动和同构性的特征：当按照文化所提供的规范展开行动时，个体会自然而然地将自己建构成为社会行动者，参与有社会意义的行动，并不断地强化他所遵循的规范。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将经济学领域内制度研究的最新进展(Cia)和政治学领域内最近兴起的Hi和Si进行了比较。这些研究是在各自的学科领域面对相似的问题――缺乏现实性、历史性和社会性――做出的不尽相同的反应。他们或多或少都在原有研究传统的基础上减轻了研究的抽象程度，包括对不确定性、无知和错误预期的抽象和对历史、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的抽象。这也体现了整个社会科学界共同关注的制度问题的最新研究趋势。由于不同流派拥有各自的理论渊源，当面对相似的问题，他们所做出的反应很自然地呈现出了路径差异。一方面，Cia坚持偏好外生和均衡观，始终把研究的理论性放在首位，强调对自己的命题提供“微观的诠释”；而Hi和Si则坚持偏好内生和非均衡观，注重研究的现实性，理论构建上相应薄弱，缺乏微观基础。另一方面，Cia所做的工作更多地是将历史、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其研究在本质上仍然是演绎的，而不是经验的和历史的；而Hi和Si扬弃了政治学和社会学组织理论的传统研究方法，主张用社会一历史方法取代建立在先验假设基础上的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演绎方法，他们的研究在现实性、历史性和社会性方面都更强。除了上述差异之外，通过比较也可以看到各个流派在多个方面表现出了趋同性。如Cia更加关注各种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共同演化，Hi和Si则更加强调为制度分析提供一种微观行为理论；Cia认识到行为人在做出选择时受到意识形态、文化观念和从前的选择的约束，Hi和Si也意识到通过引入厚重的理性观有可能实现与理性选择理论的融合。
各流派之间存在的差异为将来的制度研究提供了多角度的思考，它们之间的趋同则或多或少预示了制度研究未来发展的方向。本文认为：
(1)未来的制度研究将是跨学科的，不可能在任何一个学科的内部完成。
(2)未来的制度研究不能单纯地地依赖演绎法或归纳法，将演绎法和归纳法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一历史分析可能成为未来制度研究的主要方法。
(3)未来的制度研究将着力在微观行为基础和宏观制度结构之间建立起关联。
政治经济学发展篇10
《促进小康社会经济发展》的教学设计
一、设计思路
引导学生在合作探究的学习过程中明确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关注并认同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了解我国促进小康社会经济发展的举措，自觉投身到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行动中。
二、教材分析
1.课程标准对本框的基本要求：阐明科学发展观的含义;说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根本的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理解什么是新型工业化道路;能够运用所学知识说明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
2.本节课的教学内容是必修1《经济生活》第十一课“小康社会的经济建设”的第二框题，讲全面小康社会的经济发展必须以什么样的发展观及战略作指导。这一框分为两目，第一目“树立科学发展观”，目的是让学生掌握科学发展观。第二目“促进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目的是使学生对我国如何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及走什么样的经济发展道路有明确认识。
3.《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思想品德(九年级)》第九课“实现我们的共同理想”第二目“同绘小康蓝图”，涉及以下内容：一是认识我国人民的生活实现由贫困到温饱、再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及其深远意义;二是理解我国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三是了解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这些内容与第十一课第一框的内容大体相同。
三、学情分析
1.学生在九年级思想品德课中已经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所了解。
2.学生学习本课时可能对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要求了解不多，在理解相关理论方面有一定的困难。
四、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理解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理解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的重要性。
能力目标：培养学生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用科学发展观分析和看待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的知识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
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为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已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努力提高自身素质，为建设全面小康贡献力量。
五、重点难点
重点：全面准确地理解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协调发展。
难点：科学发展观、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经济协调发展。
六、教学策略与手段
本节课从学生亲身感受引出促进小康社会经济建设这一主题，并针对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结合海南省林昌村的成果经验，探究如何促进小康社会经济建设。在教学手段上，采用学生自主学习为主，教师讲授为辅的方式，通过在课堂探究，掌握知识，通过课堂练习，运用知识。
七、课前准备
1.学生的学习准备：阅读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关于经济建设的内容。
2.教师的教学准备：设计问卷、搜集有关的文字资料和图片。
八、教学过程
教学流程图：
新课程要求教学要贴近学生的生活，因而，本课的设计首先从学生切身的生活感受作为起始。时值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全国上下为之振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再次成为老百姓街头巷尾谈论的主题。让学生根据自己的感受谈小康社会实现的程度，不仅能自然的引出课题，而且能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第一个环节，首先给出调查问卷，
我国正在进行小康社会的全面建设，以下方面是否达到全面小康的标准，请结合自身感受进行判断，并用表示出满意度。
满意度饮食 居住 生态 教育 消费 平安 小康综合水平
通过对调查结果的分析基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党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来，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的经济等各项事业取得了较大的成就，经济实力大幅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改善，社会各界备受鼓舞。
2、目前我们的小康依然处在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距离全面小康还有一定差距。
【向学生展示相关资料，使学生对近五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成果有更清晰的认识。此环节关键词是“鼓舞”。】
资料一：过去五年我国各项事业取得新成就
资料二：2006年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经济效益较好
接上述结论2，引出第二个环节。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于10月15日在京胜利召开，大会对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提出了新的要求，问题跟上：
你知道此次大会对实现全面小康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吗?
【向学生展示资料，共同了解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代表大会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的新要求，此环节关键词是“关注”。】
资料一：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新要求的十大“亮点”
资料二：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摘要
──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在了解了新的要求以后，引导学生思考，进入第三环节。
思考的问题是：对照新的要求，谈谈我国目前经济发展中还有哪些突出的问题?
给出两个材料，引导学生分析、概括。
资料三：2006年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程度
资料四：2005年全国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程度
归纳学生发言，形成基本结论。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是：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等等。
【展示资料五：前进中突出的困难和问题，具体说明。此环节关键词是“发现”。】
经过关注新要求、发现问题环节，进入到探究如何解决问题的关键环节(第四个环节)。
播放资料六：视频：绿色小康路。请学生思考：
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林昌村，一个算不上富裕的村庄，在仅仅二年的时间里，村容村貌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切的奥妙究竟在哪里呢?
经过讨论得出结论：林昌村在发展中树立和认真贯彻了科学发展观。
进一步引导学生探究：
借鉴林场村的发展经验，针对我国目前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的问题，谈谈全面小康社会的经济发展必须以什么样的发展观及战略作为指导?怎样促进小康社会经济发展?
经过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
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必须深入贯彻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促进经济持续协调的发展要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全面提高农业、工业、服务业的水平和效益;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统筹城乡、区域发展。
【引导学生结合第三环节得出的结论进行分析。本环节关键词为“探究”。】
教学内容完成后，通过课堂练习帮助学生深化对知识的理解。
题目围绕广东的经济发展情况，有助于学生理论联系实际。题目及答案内容省略。
最后是课堂小结。【帮助学生梳理知识脉络。】
课后作业有两项，为开放式作业。【引导学生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问题持续关注】
请学生再次阅读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报告。关注全国、广东省、广州市在促进小康社会经济建设中的新举措，课后进行交流。
本课内容涉及到不少名词概念，如果课堂教学需要，可以点击课件中“解疑释惑”栏目了解。
九、知识结构或板书设计
略
十、作业设计
1.再次阅读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报告。
2.关注全国、广东省、广州市在促进小康社会经济建设中的新举措，课后交流。
十一、时间安排
时间大致安排如下：
鼓舞篇：2分钟;关注篇：3分钟;发现篇：5分钟;探究篇：20分钟。
课堂练习：7分钟;课堂小结、布置作业：1分钟。课堂答疑。根据课堂实际进程而定。
十二、教学反思
这堂课的教学内容虽然有比较多的名词、理论性较强，但考虑到学生已经在九年级思想品德课中学习过相关内容，因此本堂课的教学重点并不是放在解析有关理论上，而是让学生能结合党的十七大的精神，对促进小康社会经济建设有更新的认识。并结合课堂练习使学生对我省的经济建设有更多了解。本节课的教学目标除知识、能力外，更重要的应该是在情感、态度、价值观方面。本人希望学生通过了解我国在经济、社会建设方面已取得的成就，增强民族自豪感、自信心，进一步坚定继续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积极主动的努力提高自身素质，为建设全面小康贡献力量。本课的理论性比较强，要想让学生更深入得了解全面建设小康的问题还需要在以后的课程中不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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