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支付特征篇1
【关键词】移动支付；运营模式；特征；案例
0.引言
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寻求更加简约快捷的商业支付模式以满足日益快速的生活节奏，移动支付就是在这样时代背景下新兴而起的支付形式，并正迅速的被更多的人群所接受。移动支付产业要想取得长期稳定的发展，则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庞大的用户群、成熟的移动通信技术以及合理的运营模式。目前，我国的手机占有量为世界最多，并且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也使其日渐成熟，这些不可或缺的条件是移动通信技术产业发展的基础。然而，移动支付产业链涉及到移动支付运营商、移动支付服务提供商、金融机构、移动设备提供厂家、移动设备商家以及移动设备用户群等众多实体，在这种环节过多的模式下，移动支付运营模式能否取得稳定发展尚不能确定。
1.移动支付运营模式的主要特征
目前，在整个国际移动通信技术的大背景下，移动支付产业的运营模式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以移动运营商为主导地位的支付运营的商业模式，目前在日本已经取得了初步发展，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二是以金融机构为主导地位的支付运营的商业模式，这种模式在韩国已经初具规模，并且正在被快速的普及推广；三是以第三方服务提供商为主导地位的支付运营的商业模式，这种模式在欧盟已经被基本确立，其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也相对成熟。
1.1以移动运营商为主导地位的移动支付运营模式
这种以移动运营商为主体的移动支付运营模式的特点是，支付平台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运营商，但运营商则会提供三种不同形式账户设置类型，即手机账户、虚拟虚拟银行账户以及网银账户，移动终端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自主选择。目前，最为快捷的方法就是用户直接用手机账户进行商业支付活动，该种账户可以在没有银行卡的情况下完成支付活动。另一种较为常用的形式是用户可以在银行账户中专门建立一个虚拟银行账户，专门用于这种运营模式下的移动支付活动。
1.2以金融机构为主导地位的支付运营的商业模式
这种以金融机构为主体的移动支付运营模式的特点是，通过互联网技术，各大银行建立专线，并以此为媒介与移动通信网络之间相互连接，实现银行与移动通信商的互联，从而提供自己的银行卡用户独立的移动通信支付平台。通常情况下，金融机构会建议移动用户将银行账户绑定一个手机账户，当手机用户需要使用移动支付时，可以通过银行卡账户来完成相应的支付活动。在这种模式下，银行严格控制了所有的交易活动信息，而移动运营商仅仅作为完成此项商业交易活动的信息通道，并没有参与到具体的支付活动中。
1.3以第三方服务提供商为主导地位的支付运营的商业模式
这种以第三方服务提供商为主体的移动支付运营模式的特点是，移动支付服务提供商是独立于金融机构和移动通信商之外的第三方单位，也被称为移动支付平台运营商。因此，与以金融机构为主导地位的支付运营的商业模式相同，该种模式下移动运营商并没有参与到具体的商业支付活动中，仅作为信息通道或者手机账户支付中的结算单位，但银行则是最终结算单位并管理账户的相关信息。此外，第三方服务提供商独立于移动支付运营平台。
2.移动运营模式典型案例分析
2.1以运营商为主体的模式——上海世博手机票
上海世博手机票采用了两种支付技术相结合的方式，即近距离支付和远距离支付。近距离支付是指手机现场支付，为了实现这种移动支付模式，中国移动推出了RFiD-Sim卡，也就是双界面智能卡技术向手机领域渗透的产品。该种卡采用的技术标准为2.4mHz，具备普通的Sim卡一样的通话及上网功能，同时又可以进行近距离无线通信，使其可以完成手机现场支付的相关操作，但需要有专门与之相连的天线与读卡器。对于移动远距离，上海世博门票采用了二维码身份确认技术，使远距离支付更加安全、快捷。
上海世博手机票用户在入园和消费之前，首先要更换RFiD-Sim卡。如果需要使用手机进行购票，可以通过手机直接登录中国移动官网购买，购票金额直接从用户的手机账户中扣除，随后就会收到身份确认二维码，即可使用所购买的门票。如果需要使用手机进行支付，那么只需将手机贴近poS机的感应区，即可完成扣款过程。为了体现移动支付的透明度，在每次交易结束后，用户都会收到移动发出的短信，告知该次的交易详情。
2.2以银行为主体的模式——中国银联“手付通”
中国银联“手付通”的支付载体为手机中的金融智能卡，该智能卡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手机Sim卡，另一种是智能SD卡。所要完成的支付信息通过手机进行终端处理，采用无线通信网络和非接触通信技术实现手机现场支付和远距离支付。手机用户只需在手机上安装相应软件，就可通过简单的操作完成银行支付、网购等多种交易活动。
中国银联“手付通”专业版采用基于13.56mHz标准非接触技术的nFC方案，为实现远程支付的安全，该方案采用SD卡硬件加密技术。此外，“手付通”大众版还采用了智能iC卡加密技术，并且用户在现场支付时还可以依据需求选择wap和短信支付两种方式，并通过K-JaVa安全认证客户端提高支付的安全性。
2.3以第三方服务提供商为主体的模式——支付宝“手机安全支付方案”
作为网上支付领域的领军者，支付宝在2010年了“手机安全支付方案”。通过该种支付模式，手机用户只需在手机上安装带有支付宝接口的应用软件，就可以通过支付宝账号完成软件中所包含的所有交易活动的支付操作。相比前两种移动支付运营模式，支付宝“手机安全支付方案”不需要更换手机Sim卡或者安装智能SD卡，让用户在使用上更为方便。
不过第三方服务提供商主导的运营模式存在的问题也很多：首先非金融机构进行支付业务的门槛较高，支付宝必须根据新出台的管理办法进入；其次第三方支付平台虽然简化了支付流程，但是对于支付宝本身如何协调与运营商及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参考文献】
[1]李林，陈吉慧.我国移动支付商业模式发展趋势研究[J].电子商务，2010（30）：39-40.
移动支付特征篇2
[关键词]生态补偿;财税政策;路径分析
生态补偿最早是一个自然科学的概念,后被引入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生态补偿作为保护生态环境的一项经济手段,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开始出现并逐步成为环境政策的一个重要领域,其核心内容是生态保护外部成本内部化,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改善、维护和恢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调整相关利益者因保护或破坏生态环境活动产生的环境利益及其经济利益分配关系,以内化相关活动产生的外部成本为原则的一种具有经济激励特征的制度。
财税视角下的生态补偿涵义更加广泛,其政策涵义是一种以保护生态服务功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的,运用财政税收手段,调节生态保护者、受益者和破坏者经济利益关系的制度安排。…财税政策是生态补偿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财税视角下考察生态补偿路径,有助于拓宽生态补偿的理论思路和操作渠道。
一、生态补偿与生态税收政策
生态补偿资金筹措渠道是多方面的,但生态税收收入是其中重要的来源。借鉴国外先进的生态税收建设经验,完善生态税收政策,建立与生态补偿机制相适应的生态税收体系,是税制改革的要求,也是经济、社会、环境和谐发展的需要。
(一)完善资源税 1拓宽资源课税范围。(1)应扩大资源课税的课征范围,征税范围除包括自然资源中矿产资源(非金属矿原矿、金属矿原矿、黑色金属矿原矿、石油、天然气、煤炭)和盐之外,应开征水资源税,以解决我国日益突出的缺水问题。(2)开征森林资源税和草场资源税,以避免和防止生态破坏行为。(3)将稀缺性的可再生资源纳入资源税征税范围。(4)扩大土地征税范围,将在农村占有土地用于非农业生产纳入土地使用税征税范围之中,对于农民居住用地给予税收优惠,平衡城乡之间土地使用税的税收负担。
2建立多层次的资源课税体系。完善的资源课税体系应该涵盖开采者开发资源、生产者耗费资源、消费者消费以资源为原材料而生产的产品及对其产生的废弃物处置的整个过程。可在各个环节,根据各自的特点,设置相应的税种,形成协调统一、目标一致的资源税体系。(1)在开采阶段,可以设置资源税。引导资源的合理开发,限制在资源开采过程中发生“采富弃贫’’的现象。(2)在生产阶段,设置生态税。首先在生产过程中限制使用稀缺资源以及不可再生资源,对以稀缺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为原料进行生产的行为征税;对生产过程中使用替代品行为给与一定的税收优惠。其次根据生产过程对环境的影响,限制生产行为对自然环境产生的污染,避免走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所走的“先污染,再治理”的弯路。(3)对产品的消费行为,可以通过科学地设置消费税税目,对消费行为和消费习惯进行限制或鼓励,通过引导消费行为,诱导消费方向,间接影响资源品在生产中的运用和资源的开发。这种间接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效果更好。(4)对废弃物的处置征收环境保护税,使企业产生的外部成本通过税金的形式集中起来,为国家治理环境提供资金保证。通过上述各环节的协调统一,实现资源的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
3合理设计资源课税的计税依据和税率。对资源课税的计税依据和税率的合理配置可以考虑分两个层次进行:首先以开采量为计税依据,设计合理的定额税率,在这一层次主要解决对绝对地租的分配问题。即所有权垄断应取得的收益;然后,再按销售价格为计税依据,设计合理的比例税率,在这一层面上解决相对地租,即经营垄断带来的超额利润。将资源课税的计税依据从销售数量改为开采量,使企业积压的资源产品也负担税收,增加了企业的成本,使企业从关心本企业微观效益角度合理安排资源的开发,引导企业珍惜与节约国家资源,避免过度开采。以销售价格为计税依据,使资源课税的税额随着资源的价格的变动而变动,价格杠杆和税收杠杆相互协调,发挥调节作用。
(二)调整消费税 为了增强消费税的环境保护效应,筹措生态补偿资金,应对现行的消费税进行改革。扩大消费税征收范围,将天然气、液化气、煤炭等二氧化碳排放量大的能源类产品作为应税消费品;把一些可能造成环境破坏的产品(如电池、杀虫剂、一次性塑料用品等)纳入征税范围,达到以较低的成本刺激厂商或个人减少污染。适当提高含铅汽油的税率,以抑制含铅汽油的消费,推动汽车燃油元铅化进程。在继续实行对不同排气量的小汽车适用差别税率的基础上,应对排气量相同的汽车,视其是否安装尾气净化装置而实行区别对待,并应明确规定对使用“绿色”燃料的汽车免征消费税,以促使消费者和制造商做出有利于降低污染的选择。
(三)开征环境税 在生态经济建设过程中,各国都在努力寻求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税制建设的最佳结合点,环境税收政策日益发挥重要作用。各国政府的生态环境税大致可分有以下几种:
1对污染排放物进行课税。征收此类税的目的是利用税收政策限制或禁止某些经济活动。主要税种有二氧化碳税、二氧化硫税、水污染税、固体废物税、垃圾税等。
2对有污染环境后果和资源消耗较大的产品征税。征收此类税的目的在于通过课税促进企业最大效率地利用能源、燃料和原料,并能回收循环使用,减少废物的遗弃与排放,减轻环保压力,并能节约能源。主要税种有润滑油税、旧轮胎税、饮料容器税等。
3对造成其他社会公害的行为征税。如为了控制噪音对人类生活环境的危害,针对飞机和工业交通所产生的噪音,根据噪声水平和噪声特征征收噪音税;为减少城市交通压力,改善市区环境开征拥挤税。㈨
随着科学发展观的全面落实,在我国开征环境税已经非常必要。目前,我国环境税课征对象可暂定为排放的各种废气、废水和固体废弃物。对于一些高污染产品,可以以环境附加税的形式合并到消费税中。在开征环境税的初期,为易于推行,税目划分不宜过细,税率结构也不宜太复杂。可考虑将现行的水污染、大气污染、工业废弃物、城市生活垃圾废弃物、噪音等收费改为征收环境保护税,发挥税收对环保工作的促进作用。
(四)完善排污收费制度
逐步扩大排污收费的范围,将各种污染源纳入收费范围内,制定严格的征收标准,加大收缴力度。按照“污染者付费原则”,将环境要素成本量化纳入企业生产成本,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利用谁补偿”的原则,建立公平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
二、优化生态补偿财政投入政策
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生态补偿资金丰腴程度不同,补偿能力差别较大,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手段是建立健全生态保护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财政转移支付是生态补偿最直接的手段,也是最容易实施的手段。
(一)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的几个相关问题1转移支付规模。在安排财政转移支付生态补偿资金时,首先应合理确定转移支付规模,一方面在总量上要有足够的数量保证,解决生态补偿公共支出责任的纵向不平衡和缓解地区间财力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实现各地的基本生态补偿公共支出的均衡;另一方面,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应有上限,如果转移支付规模太大,超出了合理范围,会在资金分配过程中造成交易成本无谓增加和效率损失。财政转移支付的额度应使财政收支的纵向不平衡达到既能保持上级政府的控制力,又使损失的效率最小化。
2转移支付对象。中央的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应在全国范围内根据需要确定重要支持对象。西部和三江上游地区的天然林保护和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对全国的生态安全至关重要,应成为国家财政进行生态补偿的重点地区。各级地方政府根据本地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的实际情况,在本级预算范围内确定辖区内的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对象。
3转移支付结构。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环境污染情况的加剧,在加大财政调控力度的同时,应优化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的结构。以科学发展为主线,注重加强政策引导,着力推进结构调整、节能减排、自主创新,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二)构建多层次的生态补偿财政分担体系
1中央政府财政转移支付。中央政府在安排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时,主要针对全局性的补偿问题,将全国作为一盘棋,通盘考虑,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生态效益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改进转移支付办法,突出对生态地区的转移支付,设立重点生态区的专项资金和西部生态补偿与生态建设基金。对欠发达县实行税收增量返还和激励性转移支付办法,促进县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2省级财政转移支付。省级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应根据本省具体情况,合理安排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向、规模,明确投资重点、分配使用原则和专项资金的使用范围等内容。重点是对重要生态功能区的支持,关注本省欠发达地区的生态补偿的落实。设立环境整治与保护专项资金,整合现有市级财政转移支付和补助资金。在资金安排使用过程中,市级各部门明确倾斜性的生态环境保护项目,结合年度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目标责任制考核结果安排项目。根据当地排污总量和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污染物治理成本测算,安排补偿资金的额度,原则上应按上年度辖区内环境污染治理成本的一定比例安排补偿资金。各省、市等地方政府可以就本地区生态环境项目设立地方补偿资金,并可在补偿计划上单列出对物权受限人的补偿。设立这种多层次的补偿资金可以对地方环境保护起到刺激作用,同时形成上下多层的互动机制。
3建立乡镇财政保障制度。首先,针对由于分税制改革带来地方乡镇财政收入减少的现状,县财政通过转移支付补足乡镇生态补偿资金缺口。其次,针对部分乡镇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所做的牺牲,县财政应将增加生态保护补偿预算资金,列入每年度财政预算。
财政投人是构建生态补偿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财政应根据不同的生态保护和生态补偿的要求,以不同的形式,制定不同的财政补偿投入政策,采取不同的措施,加大对环境保护建设的投入力度,补偿维持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的公共资金。
移动支付特征篇3
关键词：农林特产资源；财政政策；研究综述
一、引言
我国农林特产资源极为丰富并具有较高经济效益，对农林特产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已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点。财政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手段之一，用财政政策促进资源保护和利用的思路逐渐明朗，政策大方向上已有相关规定。然而，目前在资源保护与利用方面的财政政策较少，特别是农林特产资源方面，各项财政政策仍不完善。因此，应构建促进农林特产资源保护与利用的财政政策体系。
二、农林特产资源的概念界定
目前，理论界对农林特产资源尚无明确定义。但普遍认为特产资源至少应具备两个条件，首先是地域性特点，这是形成特产资源的先决条件；其次是品质。本文将农林特产资源界定为生产要素，且农林特产资源为那些源于特定的地域、特殊的生态环境，具有特异的品质、较高的经济效益及经济价值的生产要素。
三、国内外研究概况
（一）促进资源保护与利用的财政收入政策研究概况
我国对促进资源保护与利用的财政收入政策研究逐步深入，并将重点放在了与资源保护与利用有关的税收研究上。1984年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条例（草案）》，从当年起对原油、天然气、煤炭征收资源税。1986年和1994年国家对资源税进行改革，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资源税逐渐成为理论界研究和关注的焦点。随着资源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的意识不断增强，资源税的改革将更加深入。世界各国为了保护资源，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均采取了有效的财政收入手段。通过对不利于资源保护与利用的行为征税，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促进资源的有效利用。
1、资源税设计方面。美国现行为保护资源而设计的税种有：原料税、开采税、新鲜材料税等；日本为治理环境、减少污染、节约资源，建立了世界上最庞杂的税收体系；欧盟及加拿大等国也在积极制定绿色税收政策；俄罗斯于2001年进行了税制改革，建立了新的资源税制系统。
2、资源税归属方面。国外资源税归属情况各异，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资源税是中央和地方共享税；英国资源税由中央独享，给地方以财政补偿。
（二）促进资源保护与利用的财政支出政策研究概况
我国促进资源保护与利用的财政支出政策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财政转移支付政策，我国已初步提出生态转移支付构想。2007年9月，浙江省出台《生态环保财力转移支付试行办法》成为第一个促进环境与资源保护的财政转移支付方面的制度。二是财政投资政策，目前大多数政府都采用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相结合的方式，并提出绿色投资理念。三是促进科技进步的财政支出政策，科技进步有助于资源种类和数量的增加，实现资源替代，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资源浪费。
世界各国对保护环境及合理利用资源均十分重视。美国在环境与资源保护高新技术产业方面的投资占到了其政府科研投资的一半；日本、美国、德国、荷兰等国家积极采取政府投融资政策鼓励绿色产业的发展。
四、促进资源保护与利用的财政政策存在的问题与启示
（一）存在的问题
1、资源税方面：主体税种缺失，当前我国缺少针对促进农林特产资源保护与利用的资源税税种，弱化了税收对农林特产资源的保护作用，并且资源税征收范围狭窄，单位税额总体偏低，难以遏制对资源的过度开采，无法体现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计税依据不合理，资源税以销售量作为计税依据，对已开采但未销售或使用的资源不征税，造成了资源的积压和浪费，税收增长缓慢；资源税的指导思想与促进资源保护与利用的思想相悖；资源税征收管理环节存在问题。
2、财政支出政策方面：目前我国用于促进资源保护与利用的财政支出政策有生态转移支付制度、绿色投资及促进环境科技进步的财政支出政策。在实践过程中，以中央政府为主导的纵向转移支付的总量和标准普遍偏低，使生态转移支付制度缺乏长期稳定的财政资金来源渠道；绿色投资的资金总量较小、效果较差，资金渠道单一，没有形成完善的市场机制；对有利于资源高效利用的科技研究项目资金支持不足。
3、财政政策影响评价方面：缺乏有效的财政政策影响评价机制，对影响评价的结果重视程度不够；财政政策影响评价的法制建设不完善、指标体系不健全；评价方法单一，结果的准确性较差。
（二）启示
1、农林特产资源税设计。对农林特产资源征税的目的：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促进农林特产资源的有效利用，防止资源浪费，起到保护农林特产资源的作用。农林特产资源税征收的指导思想以“普遍征收，级差调节”的思想为基础，本着资源可持续利用、公平公正、节约与效率及依法征税的原则。同时，农林特产资源税设计体现在以下方面：农林特产资源税的纳税义务人约定为在我国境内，利用农林特产资源作为生产要素生产农林特产产品的企业和个人及用于出口的农林特产资源，对农林特产资源出口企业征收农林特产资源税；农林特产资源税采取“从价计征”的计税依据；农林特产资源税税率可实行超率累进税率。
2、农林特产资源转移支付制度构想。目前，农林特产资源转移支付制度尚处于空白状态。农林特产资源转移支付制度应是“双重转移支付体系”，即为中央纵向转移支付与地方横向转移支付相结合的体系。农林特产资源纵向转移支付的目标是激励农林特产资源经济效益低的地区增加农林特产资源投资积极性，补偿农林特产资源提供区政府因保护资源而丧失发展可能的机会成本。具体实施方法：中央政府通过农林特产资源纵向转移支付，以财政专项补贴形式，对农林特产资源经济效益较低的地区提供一定数额的财政补贴，使各地区间农林特产资源均能得到有效保护；农林特产资源横向转移支付的目标是使农林特产资源受益区政府向该资源提供区政府支付一定资金，使后者提供的农林特产资源成本与效益基本对等。具体实施方法：本着“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建立区际资源转移支付基金，通过政府间的相互合作，由农林特产资源的受益区政府向该农林特产资源提供区的政府支付一定资金，补足后者在保护农林特产资源方面所花费的成本，促进其保护及经济的发展，构建农林特产资源转移支付体系（如图1所示）。
3、促进农林特产资源保护与利用的绿色投资政策。建立用于农林特产资源保护与利用的绿色投资体系构想如下：绿色投资主体方面，实行以政府投资为主，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个人及外商投资为辅的政策，政府在促进农林特产资源保护与利用方面投资最多，但受到资金总量限制，需要实施联合投资方案；绿色投资方式方面，政府应采取直接投资、以入股的方式参与企业的发展及实行投资补贴政策等绿色投资方式，鼓励企业采用清洁生产技术和减量化手段进行清洁生产；资金来源方面，实行投资单位自筹、银行贷款、财政拨款及利用外资等多种筹资渠道，使社会闲散资金最大限度地用于农林特产资源的绿色投资中；绿色投资制度方面，采用适当的激励制度，避免用于农林特产资源绿色投资的供给不足。制定有关资源合理利用的法律法规，解决绿色投资的外部性，弥补市场不足；绿色投资运行机制方面，促进农林特产资源保护与利用的绿色投资主体为政府和企业，因此其绿色投资机制应体现为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如图2、图3所示。
4、促进资源节约型科技进步的财政支出政策。促进资源节约型科技进步的财政支出政策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政府将部分财政科技拨款直接投入农林特产资源科技进步领域，推动促进农林特产资源保护与利用的科技进步，促进农林特产资源可持续利用产业技术创新体系的形成，突破农林特产资源节约技术瓶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另一方面利用财政间接支出政策，将财政担保、政府补贴、激励政策用于促进资源科技进步。构建农林特产资源科技进步财政支出体系（如图4所示）。
参考文献：
1、张卫明.我国特产资源产业化状况与发展战略[J].中国野生植物资源,2002(1).
2、陈抗.国外财政政策实践及其启示[eB/oL].中国论文下载中心,2008-07-30.
3、郑雪梅.生态转移支付制度研究[J].农业研究,2007(9).
移动支付特征篇4
移动支付的安全性直接影响着其业务的发展，随着移动支付领域的进一步扩大和无可厚非的便捷性，移动支付不再仅仅支持小金额的购物消费，也开始服务于一些金额较大的转账业务。此时，安全性就显得尤为重要。移动信息网络的开放性日益增强，使得信息安全面临的威胁与日俱增，用户的资金及信息安全每时每刻面临被泄露的风险。移动支付是一个过程，涉及多个部门，任何一个步骤都可能是安全隐患点。用户是请求的发起方，既要防止病毒入侵，又要防止伪基站电信诈骗，而近些年电信诈骗方式层出不穷，防不胜防;手机支付系统既要保护信息不被外泄，又要抵御黑客的恶意攻击，难免在安全系统和侵入程序的相互厮杀中承受损失;发卡银行和缴费中心对用户的身份进行识别时要提防恶意攻击的干扰，还要对用户信息进行保护以免泄露引发更大的损失。各个部门进行必要的安全验证和安全保护是很有必要的，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用户资产损失的风险。对移动支付安全的讨论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
刘冠群(2015)认为，保证移动支付安全性应从硬件防护身份验证管理措施三个方面着手。袁娜(2015)针对移动支付存在的安全隐患提出提高设备安全性、应用发行加强管理、链接可信任的网络、加强安全防范意识等对策。黄丽云等(2013)认为，解决移动支付安全应从应用/服务层安全平台层安全网络层安全无线加密技术四个方面开展。综观学者们的观点，大多数学者是从硬件技术和软件技术两个层面针对移动支付安全提出了建议。但是入侵技术和安全防护本就是攻守双方，彼此在历次交锋中相互促进，通过技术层面很难达到完全的安全。这种防御和攻击的行为注定是无法终止的，而安全系统的升级也往往是原系统抵御失败后亡羊补牢的修复漏洞，而此前遭受的损失往往无法挽回。
2保险制度的内涵分析
保险的产生和需求源自于两点：一是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其内涵为风险无处不在和风险的复杂性;二是剩余产品的出现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这是保险产生的物质基础和必要前提。而这两点都是移动支付安全所存在的因素。保险是一种风险应对机制，其具有经济补偿、经济给付、资金融通、防灾防损和社会管理等功能，保险有助于企业在事故发生后能够及时恢复生产经营，保障社会再生产活动的顺畅运行;加强企业的经济核算和风险管理能力;具有安定人民的生活，促进社会稳定的功能;保证一定的民事赔偿责任履行，以保障受害者的利益。根据转移风险财务手段的学说，宋明哲认为：所谓保险，系指不可预期损失之转移和重分配之一种财务手段。这种观点是从企业风险管理的角度给保险规定的定义;根据经济补偿制度的学说，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被保险人遭受保险事故以后得到保险人给付的保险金，其本质为被保险人的经济补偿。保险的种类有很多，关于财产保险，它的特征有如下几点。
(1)保险标的的多样性。广义的财产保险是以财产及其有关的经济利益和损害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按标的具体存在形态通常可划分为有形财产、无形财产或有关利益;狭义财产保险的标的仅指有形财产中的一部分普通财产(如企业财产保险的保险标的、家庭财产保险的保险标的、机动车辆保险的保险标的等)。
(2)保险金额的可估价性。财产保险的保险金额确定一般参照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或者根据投保人的实际需要参照最大可能损失、最大可预期损失确定其所购买的财产保险的保险金额。确定保险金额的依据即为保险价值。保险人和投保人在保险价值限度以内，按照投保人对该保险标的存在的保险利益程度来确定保险金额，作为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的最高限额。由于各种财产都可依据客观存在的质量和数量来计算或估计其实际价值的大小，因此，在理论上，财产保险金额的确定具有客观依据。
(3)财产保险的补偿性。不同于人身保险合同，财产保险合同属于损失补偿合同，保险人只有在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发生并造成被保险人的财产损失时才承担经济补偿责任，而且补偿的额度以被保险人在经济利益上恢复到损失以前的状况为限，绝不允许被保险人获得额外利益。
(4)财产保险的时限性。大部分财产保险的保险期限较短。通常，普通财产保险的保险期限为一年或者一年以内，并且保险期限就是保险人实际承担保险责任的期限。
3保险介入移动支付风险预警的实现
保险特征与移动支付并不冲突，而是具有很大的相容性。首先，财产保险标的的多样性必然包括货币资金，而货币资金就是移动支付的对象;保险金额的可估价性是指标的的损失是可以用金钱衡量的，移动支付的主要风险恰恰是资金安全，具有明确金额;财产保险的补偿性是指保险并不能预防标的损失的发生，是一种损失发生后的补偿性质，结合保险的可估价性，补偿的赔偿款恰好是客户损失的标的物;财产保险的时限性是指保险公司在承保后规定时间内承担对客户的保险责任，换句话说，只要在保险规定时间内保险公司就对客户的资金安全承担责任。支付平台为客户提供支付安全保险服务，并不会增加太多的营运成本，而由此带来的优势却十分明显：第一，提高用户满意度，对拓展市场起到积极的作用;第二，分散自身意外损失风险，将损失风险大部分转嫁给第三方，提高自身运营的稳定性;第三，给投资者信心，企业以积极肯定的姿态面对风险，向投资人表现出对系统安全的技术自信、品牌自信;第四，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社会责任是企业承担的义务之一，能够直面风险，做出敢赔承诺，是一种企业责任的体现;第五，投入成本低，将保险引入支付体系，并不会对原有体系造成不良影响，仅仅是在流程上做出细微调整，即可满足要求。移动支付存在的风险主要是资金盗窃风险，对比参照较为成熟的机动车辆盗抢险。移动支付面临的资金盗窃风险具有数额确定、时间确定、流程清晰、监管严密等特点，事后公安机关破案难度相对较低，保险公司承担的风险也相对较低。相比风险更高的机动车辆盗抢险已经成功投放市场，单单从风险角度分析，移动支付的相关保险更容易被保险公司所接受，也更容易被市场所接受。
移动支付特征篇5
【内容提要】省以下财政收入体制是国家财政收入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央对地方财政收入体制的贯彻和延伸。我国省以下财政收入体制的框架，出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的要求，但目前过渡色彩较浓，合理化程度和规范性都不高。从十二年来的运行情况看，现行体制在提高“两个比重”，增强宏观调控能力，调动各级政府当家理财积极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省以下政府间收入划分的现状各地不一，科学性、公平性、均等性和稳定性不高。财政运行中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突出表现为在全国财政总收入高速增长的同时，基层财政困难加剧，农村义务教育、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农村基础设施等建设滞后，维系基层机构正常运转和提供均等化公共服务的内生机制日显体制性缺陷，重要机遇期和矛盾突现期，正确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看待，适时完善财政分配体制，统筹经济社会和城乡协调发展已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如何调整和改进省以下财政收入体制，科学合理划分政府间收入，建立健全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的良性运转机制，缓解基层财政困难，实现中央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的目标，是当前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加快公共财政体系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本课题在对政府间收入划分体制改革背景、运行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体制和现状分析后认为，近期是调整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有利时机，通过适度向地方分散财力，以缓解基层财政困难和调动地方合理发展经济、精简机构、增收节支的积极性。从中长期目标来看，按照构建公共财政体制的要求，需对分税制下财政收入体制进行系统化的调整、改进和规范。
一、政府间财政收入划分体制的现状分析
(一)我国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历史背景及基本评价
1、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历史沿革和阶段特征
规范政府间财政收支划分关系历来是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体制和收支划分主要经历了十多次体制调整和变化，其基本取向都是沿着集权与分权关系判断与选择这条线来进行的。过度的集权影响地方政府的积极性，阻碍地方基本职能的发挥，而过度的分权又会导致中央政府宏观控制力下降，实现其必要职能能力的削弱。因此，寻求适当集权与分权的体制，是我国政府间财政收支划分关系变革和完善的主要动因与基本走向。
从建国以来我国财政体制的历史演变进程可以基本佐证这一趋势判断。建国初期至分税制财政体制实行之前，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演变大体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建国初期统收统支体制(1950—1952年)阶段，政府间财政关系基本上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体制，财政收支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适应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特殊历史背景的需要。第二阶段，统一领导、分级管理体制(1953—1978年)，实行了“总额分成”为主要特征的各类体制，其基本特点是在中央统一领导下的适当分权型体制。这类体制是在中央集权的前提下，调动地方政府管理经济，组织财政收入，安排财政支出的积极性。第三阶段，划分收支、分级包干体制(1980—1993年)，在经济体制实行重大改革的背景下，对地方政府和国营企业的放权让利是改革的主要基调。适应这种改革要求，政府间财政体制逐步走向分权性体制。以“分灶吃饭”为典型的分权体制，使得地方政府的财力不断增长，中央财政的财力在全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逐年下降，中央财政对各地区的财政调节能力明显减弱。
以上三个阶段的财政体制，基本适应了当时的经济体制和国家的政治形势，推动了当时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当时背景下是客观现实的选择。从历史发展阶段的特征变化来看，大致是沿着从集权向分权这条主线推进的，特别是第三阶段的划分收支、分级包干体制，走向分权的步伐更大，在充分调动地方当家理财积极性的同时，中央财政收入在全国财政收入中的比重相应下降，削弱了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一是弱化了中央政府在预算管理体制中的主导地位，影响了中央财政的控制力；二是强化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三是包干制阻碍了流动性，影响了资源配置效率；四是模糊了各级政府的职责，不利于税收制度的优化。有鉴于此，财政包干制已不适应当时经济发展的要求。
2、分税制财政体制的试点及全面推行
1994年开始实行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力度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制度创新。其改革初衷是要建立与国际上市场经济国家通行做法的中央(或联邦)政府控制下的各级政府适当分权的财政关系。与“分灶吃饭”的包干体制相比，分税制财政体制是向适当集权的方向改进，核心是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更好地发挥国家财政的职能作用，增强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基本内容包括：按照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合理确定各级财政的支出范围；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原则，按照税种统一划分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并建立中央和地方两套税收征管机构；科学核定地方收支数额，逐步实行比较规范的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建立健全分级预算制度，硬化各级预算约束。
在认真总结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为进一步增强政府宏观调控能力，2002年中央又实行了所得税分享改革，各省也相应出台了调整和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的改革措施。这次所得税分享改革是对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深化和完善，除少数特殊行业和企业外，打破了原按隶属关系划分所得税收入的办法，所得税分享范围和比例全国统一，进一步增加了中央财政收入的集中程度。
3、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取得的主要成效及存在的缺陷
经过十几年的运行，我国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规范了国家与企业、个人的分配关系，建立了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机制。这一改革的成功实施，结束了我国长期实行的以减税让利和财政退让为主要特征的财政支持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模式，逐步增强了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和政府配置资源的能力。1978年至1994年，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31.2％下降到11.2％，财政职能作用不断消弱，各级财政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明显的或者隐形的赤字，财政困难已影响到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分税制和所得税分享改革后，从1994年至2001年我国财政收入增加了2.14倍，年均增长17.8％，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1.2％提高到17.1％。
二是建立了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均快速增长的双赢的财政体制，调动了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从1994年到2001年，中央财政收入从2906亿元增加到8583亿元，增加了1.95倍，地方财政收入从2312亿元增加到7803亿元，增加了2.37倍。同时，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也从1994年以前的最高38％左右提高到近年来的50％左右，增强了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
三是政府转移支付力度不断加大。1994年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为2386亿元，到2002年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达到7362亿元，增加了2.09倍。从转移支付结构来看，逐渐增加了对困难地区的转移支付补助。因此，基本上维持了地方的既得利益。
总体上看，1994年推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主要是采取渐进式改革方式，初步构建了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基本框架，但在许多关键之处仍留下了诸多“先天不足”。
一是照顾既得利益，在某种程度上使改革流于形式。以1993年为基数的两税增量改革之路，日后几乎所有财税改革、政府间财政关系调整都纷纷效仿，过多增量改革路径的选择，回避了改革的诸多关键环节和主要矛盾，致使部分改革流于某种简单形式上的转换，使改革成效大打折扣。
二是政府间事权财权划分不清，成为日后深化改革的羁绊。1994年分税制财政改革，在政府间事权划分上，存在着“内外不清”、“上下不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弊端，虽为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但实际操作上仍保留和延续了“基数+增长+分成”的传统做法。时至今日，制度安排和体制设计上的“先天不足”，一直制约着科学规范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有效构建。
三是以集中中央政府财权为出发点的改革，很大程度上重新步入了“集权”与“分权”的怪圈。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根本出发点，就是要提高中央政府的财权集中度，削弱诸侯经济实力，采取一种“倒轧账”方式，确定中央与地方的财力规模比例，在零和博弈状态下，中央政府增加的财力无疑就是地方政府减少的财力。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由于过分强调收入而忽略事权的及时调整，不知不觉中步入“集权”与“分权”的怪圈。
(二)当前省以下政府间财政收入划分体制的实际运转
1、省对市财政收入划分体制的实际运转
1994年，中央开始实施分税制财政体制，随后，湖北省对地、市、州也实行了分税制的收入划分体制，将市、州财政收入划分为中央固定收入、省级固定收入、地市州固定收入、省与地市州共享收入。2002年，省政府根据中央实施所得税分享改革的精神，再次对财政收入划分体制进行了调整和完善，该体制运行至今。
案例1：省对*市财政收入划分体制：
2002年，省对*市财政体制作了相应调整。主要内容,一是实行企业税收属地征管。从2002年起，将中央下划的一般企业所得税和省级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增值税25％部分、营业税、7种小税(包括城市维护建设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资源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耕地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全部下放到市，实行属地征管，从而解决了以往多头征税问题，理顺了税收征管体制。
二是扩大税收分享范围。在中央对地方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实行增量分享的基础上，省里除对市的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分享外，还将增值税25％部分和营业税纳入分享范围。与中央的分享改革一样，省调整体制实质是增量分享，即以2001年为基期年，统一实行省与市分享增量。其具体分享比例是：①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2002年地方50％部分省分享20％、市分享30％，2003年地方40％部分省分享15％、市分享25％，2004年至今省、市分享比例与2003年相同；②增值税25％部分省分享8％、市分享17％;③营业税省分享30％、市分享70％;④7种小税以2001年实际入库数为基数实行定额上解省，未实行增量分享。
三是改变所得税基数核定办法。省对省级、市的个人所得税、增值税、营业税，都以2001年实际完成数为基数;对企业所得税，省级以2001年实际完成数为基数，市以2000年实际完成数乘以2001年1-9月增幅或者1999年、2000年两年平均增幅为基数。如果以后年度市的“四税”收入达不到核定的基数，省相应扣减对市的基数返还或调增市的基数上解。
从2002年省对*市财政体制调整以来的运转情况看，这次体制调整实质上是保存量、分增量，但形式上是对“四税”全额分级入库，资金上平时给予调度，这对地方财政收入的统计口径和可用财力都带来了较大的影响。从财力上讲，2003—2005年三年间，省净集中*市增量资金累计23亿余元，平均每年7亿元。从发展趋势看，中央和省集中度呈逐年上升趋势，地方财政收入占比逐年下降。
2、省对县财政收入划分体制的实际运转
2004年以前，实行的是市管县的财政体制，为了加快县域经济发展，2004年省政府决定在全省实行省管县(市)的财政体制，随后，也相应确立了省对县(市)的财政收入划分体制，其运行情况：
从2004年起，全省所有市、县(市)财政体制统一按鄂政发〔2002〕29号和〔2003〕50号及有关文件规定执行，市不再完成所属县(市)税种和新增集中县(市)财力，省、市、县(市)收入中企业所得税按中央60％，省15％，市(县市)25％比例分享；个人所得税按中央60％，省15％，市(县市)25％比例分享；增值税按中央75％，省8％，市(县市)17％比例分，省同时分享相应的税收返还增量；营业税按省30％，市(县市)70％比例分享执行；七个小税种按确定的定额上交省财政。为了进一步加大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对68个县市区调整和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省集中增量，以2003年为基数，2004—2006年新增上交省的增量，全额返还县市区，用于支持县乡综合配套改革和县域经济发展。
3、市对区财政收入划分体制的实际运转
据调查了解，目前全省市对区财政收入划分体制主要有两种形式：
一是实行按行政隶属关系划分市区财政收入范围的体制。对市属企事业单位缴纳的财政收入划归市级收入，对区属企事业单位缴纳的财政收入划归区级收入，然后核定收支基数，对收大于支的定额上交，收不抵支的定额补贴，收入超基数的比例分成或超收全留。
二是实行分税制的收入划分体制。打破行政隶属关系，将市、区收入捆在一起，按税种划分收入范围，核定收支基数，定额上交或定额补助，超收入基数比例分成。
案例2：随州市对曾都区财政收入划分体制
2000年地级随州市成立后，从2001年起，对曾都区实行“按税种划分收入范围，核定收入基数，定额补助，超收入基数比例分成”的收入划分体制。
1、财政收入范围的划分。(1)市级收入：增值税地方留用部分的15％，农业税30％，地税收入40％，市属企事业单位缴纳的耕地占用税、契税、罚没收入、土地出让金、基金收入、规费收入等；(2)区级收入：增值税地方留用部分的10％，地税收入60％，农业税70％，农业特产税100％，区属范围内的耕地占用税、契税及非税收入等。
2、基数计算。以1997、1998、1999三年的实际完成数和2000年的计划数加权平均数递增10％作为2001年收入基数，对区财政收入超基数部分，市、区2:8分成；短收入基数部分，市、区2:8负担。
3、定额补助。区支出基数大于收入基数部分为市对区的定额补助。2002年以后，随着农村税费改革政策出台和省对财政收入划分体制调整，随州市对曾都区财政收入划分体制也作了相应的完善。
4、县对乡财政收入划分体制的实际运转
据了解，全省县对乡财政收入划分体制各有特色，但大同小异，其主要体制模式有三种：一是实行“划分收入范围、核定收入基数、定额上交或定额补贴、超收全留”的收入划分体制；二是实行“划分收支范围、核定收入基数、超收分成、短收自补或短收分担”的体制；三是实行“定收定支、收支挂钩、递增包干上交”的体制。
案例3：随州市曾都区对乡镇财政收入划分体制
根据税费改革及上级财政体制变化后的实际，2005年，曾都区调整对乡镇财政收入划分体制，实行“按税种划分收入范围、核定收入基数、超基数全额返还”的新财政收入划分体制，将乡镇收入划分为中央收入、省级收入、区级收入、镇级收入，其中区、镇级收入范围分别为：
1、区级收入：耕地占用税、土地有偿使用收入、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国有资产经营收益。
2、镇级收入：增值税17％，企业所得税25％，个人所得税25％，一般营业税70％，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印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城镇教育费附加、契税等8项收入的100％及罚没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其他收入等非税收入。
3、收入基数确定：按上述税种和比例将2003—2004年实际完成数进行加权平均作为收入基数。
(三)省以下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的实际运转
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和进一步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以后，省以下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实际运行情况有所变化。我省现行省对市(县)转移支付，按转移支付的目的不同，可以分为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性转移支付两类。一般性转移支付是无条件的，或者叫均等化转移支付，根据均等化目标设计，专项转移支付也叫专项拨款，是有附加条件的转移支付，主要按照规定的用途使用资金。
一般性转移支付由均衡性转移支付、激励性转移支付和政策性转移支付构成。均衡性转移支付额主要参照各地标准财政收入和标准财政支出差额以及均衡性转移支付系数计算确定。用公式表示为：某地区均衡性转移支付额=(该地区标准财政支出-该地区标准财政收入)×均衡性转移支付系数。标准财政收入和标准财政支出,采用2002年统计资料中的国内生产总值、总人口、乡镇数量等数据分别建立线形回归模型计算确定。激励性转移支付由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增长激励性转移支付、工商四税激励性转移支付、市州本级支持县域经济发展激励性转移支付、财政改革与管理量化考核激励性转移支付和烟草销售激励性转移支付、发挥财政职能支持新型工业化和县域经济发展试点激励性转移支付组成。具体支付数额分别设立公式计算确定。政策性转移支付包括：省集中税收增量返还政策性转移支付、农村义务教育政策性转移支付、公检法司政策性转移支付等。分别按公式计算确定支付数额。省对下一般性转移支付从1995年的1.75亿元，经过十年的发展，到2004年已达到23.5亿元，增长12倍，其中，均衡性转移支付9.20亿元，占39%；激励性转移支付3亿元，占13%政策性转移支付11.3亿元，占48%。
除一般性转移支付外，针对特定的政策目标，省还设计了一些补助下级财政专门的转移支付，称为专项转移支付。目前省对下的专项转移支付主要有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取消农业特产税降低农业税率转移支付、调整工资转移支付、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粮食直补转移支付等。专项性转移支付数额根据各种款项的性质考虑相关因素综合确定。
案例4：省对潜江市财政转移支付情况
2000年至2005年湖北省对潜江市转移支付额分别为3925万元、3607万元、6418万元、5694万元、15227万元、31895万元，分别占潜江市可用财力的12.36％、9.7％、14.82％、12.35％、26.48％、42.65％，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2000年至2002年为零，2003年50万元，2004年1800万元，2005年6599万元；专项性转移支付2000年至2005年分别为3446万元，2470万元，2840万元，2360万元，4073万元，6792万元；其他转移支付分别为479万元，1137万元，3542万元，3284万元，9354万元，18504万元。从上面数据可以看到省对潜江市转移支付资金增加较快，但专项性转移支付增量不大，一般性转移支付增量很大。
二、当前政府间财政收入划分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中央、省财力集中度较高，过分强调集中收入，忽略了事权的调整，制约了科学规范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有效构建
1、实施分税制财政体制十多年以来，中央、省收入占比大幅度提高，地方收入逐年下滑
分税制财政体制实施以来，中央、省级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提高，增强中央和省级财政宏观调控能力的意图得到充分体现，与此同时，地方财政收入比重不断下降。如随州市2000年中央、省级收入的比重分别为23.3％、1.7％，到2005年上升为44.9％、9.5％，分别提高21.6、7.8个百分点；而地方收入的比重下降了29.4个百分点。加上垂直管理部门(如工商、药监局、交通)收取的专项收入，中央、省级收入所占比重将更大。
2、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主体税种的增量大部分集中到了中央、省，影响了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
增值税、消费税、所得税、营业税是与经济增长最密切相关的主体税种，其增长幅度一直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也较大。如随州市2000年这四项税收占财政收入比重为41.4％，2005年达到68.6％，提高了27.5个百分点。增值税、所得税、营业税中央、省与地方共享，且中央、省分享比例相对过高，消费税全部归中央，税收增量大头都集中到中央、省。如随州市，2000年中央、省分享了这四项税收的61.8％，2005年达到72.1％，增长10.3个百分点，绝对额增长130％。尽管中央对增值税、消费税的增量实行1：0.3系数返还，省对集中的增量给予返还，但由于中央计算增量返还实行环比计算法，省实行增量返还只给予3年优惠期，地方分享的收入比重仍然持续下降，严重影响了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
3、主体税种过多采用共享税模式，有复归“比例分成”老体制的倾向，失去分税制改革的本来意义
2001年中央、省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对主体税种所得税，中央分享60％、省分享15％；对增值税、营业税，省分享8％、30％；随后调整了出口退税政策，对超基数部分实行中央与地方共担，进一步扩大了主体税种的分成范围。由于主体税种构成了财政收入的主体且比重不断提高，对主体税种过多采用共享模式，有复归“比例分成”老体制的倾向，有违分税制改革的本来意义。
4、税权过分集中中央，地方税收立法权有名无实
当前开征的税种绝大多数由中央立法开征，省级只对少数税种的税率有调整权，而且这少数税种的税率有调整权也很难实现，使得地方税收立法权有名无实。税收立法权、政策的制定权的高度集中，保证了上级收入、实现宏观调控，但对地方利益考虑不够。
(二)地方财力留成偏低，难以保障地方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1、地方财权与事权不对称，基层财政日趋困难
分税制改革后，中央、省不断集中财力。如随州2001年以来，上划收入年均递增19.4％，从2001的20763万元，增长到2005年的50476万元(参见表2)。财力上移的同时，事权呈现不断下移的态势。如民兵训练、预备役部队经费、武警部队营房建设等。目前，地方政府担负的事权很大，包括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社会治安、环境保护、社会保障、行政管理等，这些事权大都刚性强、欠帐多、所需支出基数大，无法压缩，财权上收、事权下放的结果是地方财政困难与日俱增。根据2004年省财政厅开展的基本保障能力调查分析，随州市按标准财政供养人员测算，财力缺口近亿元，按实际财政供养人员测算财力缺口达2亿元。人均财力仅为1.7万元，仅仅只够维持工资的发放。
2、地方财政的自给能力薄弱，缺乏基本稳定的自主财力
地方财政自给能力不断下降，地方支出需要过多依赖上级政府转移支付，对上级财政依赖程度日益加深。随着中央及省不断加大集中财力力度，地方财政自给能力越来越差，收支缺口逐渐拉大，对上级财政的依赖度也逐年增大。以随州为例，2001年，随州市完成一般预算收入34333万元，财政自给系数为0.47；到2005年，随州市完成一般预算收入42460万元，财政自给系数为0.3，比2001年下降0.17(参见表1)。由于地方财政自给能力越来越弱，只能依靠中央及少量转移支付来勉强维持地方运转。加之目前中央及省转移支付制度仍然带有浓厚的过渡色彩，基数法痕迹过重，专项资金比例过大，一般财力性转移支付的比重过低等，使得基层财政处在“等米下锅”的艰难境地，从而严重影响了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
[表1]2001—2005年随州市财政自给系数(单位：万元)
3、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刚性强，财政平衡难度大。
由于地方财政财力规模小，事权范围大，形成支出结构刚性强，调整难度大，从地方本级支出结构看，基本上为行政事业单位人员经费，农业、科学、教育等法定支出，粮食风险金、下岗职工生活费、社会保障等政策性支出各占1/3。人员经费是必须确保的项目，农业、教育、科学等支出项目，相关法律规定其必须按照高于经常性收入的增幅安排。粮食风险金、下岗职工生活费、社会保障等都是近两年中央出台的重要支出政策，必须落实到位。所以，从目前的地方支出结构上看，没有调整的余地。
4、地方政府债务负担沉重，维持正常运转和社会稳定的压力较大
由于地方财力严重不足，为了发展本地经济和各项事业，不少地方政府直接借入大量资金或出面担保贷款，形成了巨额债务负担。截止到2004年末，湖北省各级政府债务余额836亿元，为当年地方财政收入的2.7倍。其中县乡政府债务余额453亿元，占债务总额的54％，为当年县乡地方财政收入的5.3倍。全省逾期债务余额387亿元，占债务总额的46％，为当年地方财政收入的1.25倍。日益膨胀的政府债务已成为地方财政的沉重负担。更为严重的是，地方财政并未将债务收支列入预算。因此债务负担自然也就成为地方财政的无形缺口，当勉强维持政府运转的地方财力在偿还债务的情况下，必然挤占用来保工资、保运转、保稳定的资金，甚至诱发专项资金的违规和错位，严重侵蚀财政的根基。
(三)转移支付体系不健全，稳定、规范、科学的转移支付缺乏制度保障
1、财政转移支付形式不规范
现行的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方式有税收返还、原体制补助、专项补助、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各项结算补助和其他补助等，种类过多，错综复杂，政策指向不明确，多年沿袭的财政体制利益交错，得不到很好的解决。转移支付形式种类繁多，补助对象涉及各行业，缺乏统一、严密的制度，资金分配的标准或依据尚不够具体和科学，造成专款的分配过程不透明，资金零星分散，难以发挥财政资金的规模效应。这种多形式转移支付制度，不可避免地使各级政府所承担的公共事务划分不稳定，省以下地方各级政府所承担的公共事务与其财力不匹配。
2、财政转移支付中的各项专款过多，且缺乏程序化、公式化的分配办法，随意性较大
目前，省对下的财力性转移支付相对而言较规范，大多设立了公式，透明度和科学性均有所提高。但专项拨款范围过宽，几乎覆盖所有的支出科目；专项资金的分配使用缺乏事权依据，分配方法缺乏严格的制度约束随意性大，客观性差，容易发生“寻租行为”。同时，不稳定的专项转移支付分配，使下级财政对上级财政的转移支付难以准确预测，在编制年度预算时无法纳入当年的财力安排，影响了预算的全面性和完整性，不利于接受人大监督。
3、转移支付资金拨付不及时，影响了拨付进度和政策落实到位
如社会保障专项转移支付，由于地方自身社保基金收不抵支，和自由财力不足，必须依靠上级财政专项转移支付来提供保障，如果上级财政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不及时到位，下级为按时兑现落实政策，除财政拿出一部分进行补组助外，大部分基金缺口需向银行贷款解决，因此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和利息负担，加重了本级财政的困难。
4、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不够，调节功能微弱
中央、省对下的转移支付大部分是按分税制以前的基数返还的税款，不仅起不到调节地区间财力差距的作用，而且因体制中包含了过去体制中不合理的因素，在逐年滚动的过程中，不合理因素还呈逐渐扩大趋势。目前，转移支付办法对一些地区的特殊因素考虑不周、考虑不足，使得省级财政向市(县)级财政的均等化转移支付额偏小，同时市(县)政府基本上处于简单的收入接收者地位，对市(县)政府供应公共产品和服务缺乏激励机制，无法有效地促进地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应，不能充分调动和发挥市(县)政府的积极性，财政均衡作用未能得到充分有效地发挥，即使在同一省份或城市，不同地区间的人均支出水平相差悬殊。
(四)财政收入征管关系有待进一步理顺，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
1、国税、地税、财政机构分设，征管协调困难大，成本高
一是国税、地税分设，税务人员分散，征管力量不足的矛盾依然没得到有效缓解。受财政体制(即“一级政府，一级财政”)的影响，现行国税、地税基层征管机构基本上是按照行政区划设置，相对有限的税务人员随着大量征管机构的设置，造成征管力量更加分散化。有的基层税务所甚至只有2—3人，根本上形不成征管合力。二是国税、地税并行运行，税收成本增高。除了税务部门固定运行费用的增加外，为保持各级税务机构正常运转，征管成本也呈现出逐年上升的势头。相当比例的边远地区税务所一年所征收的税收收入还不及保持税务所正常运转的税务支出。而且，从纳税人角度讲，全国90％以上纳税人往往要同时向国、地税办理涉税事项，给纳税人带来极大的不方便，也增加了纳税人的纳税成本。
2、国税、地税征管权限相互交叉，地方政府难以合理组织收入
国税、地税各自的税收征管范围不仅存在纳税人的大量交叉重叠、税种的交叉，所征收的税种之间更是存在着非常紧密的因果关系。两套税务机构围绕各自的税收征管范围进行的征管活动，人为地割裂了各税种之间的有机联系。国税、地税以组织收入为中心，“争”、“抢”税源，税收流失严重。特别是集贸市场税收、个体零散税收，哪一边征税少、税负轻，就“靠”向哪一边申报缴纳，而另一边也不可能去督促纳税人重新按规定缴纳，形成税收流失。而不易于征管地方(如边远地区、征管难度大的地方等)的税收，国税、地税都不愿意去征管，形成税收征管“真空”，造成税收流失。分头征收、多头管理、重复检查，使得地方政府难以有效组织收入。
三、进一步完善政府间财政收入体制的基本思路与建议
(一)基本思路
政府间财政收入划分体制的重要内容在于正确处理收入的集中与分散的关系，适时选择合适的财政收入的集中度和分散度。集中程度高一点比较好，还是分散程度高一点比较好，不能一概而论，要视具体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而定，其中，经济的发展程度和水平是要考虑的主要方面。回顾我国财政体制演变的历程，政府间财政收入的划分受经济发展形势影响进行了多次调整，都较好促进了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从国际经验来看，不同的国家，其财政体制亦选择了不同的集权与分权关系，也都较好地促进了其经济社会的发展。尽管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的财政收入集中与分散选择各不相同，但还是有一些共同的选择标准的。从原则上讲，财政收入划分上集权与分权的选择，一是要保证中央有一定的宏观调控能力，二是要有利于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方面的积极性，促使全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经济发展较低阶段，政府需要有一个财力集中的阶段来推动经济进入发展的快车道，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和阶段后，政府应适当地放权来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促进经济有效率地发展。发展经济学理论也说明了这一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启动阶段，需要动员大量的资源来进行基础设施等大规模建设，但受经济发展水平限制，市场难以集中资源，必须由政府通过计划手段集中大规模的社会资源，来引导经济发展。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市场已有能力完成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源配置，此时政府就应将更多的权利交给市场，财力应适当分散。
我国经济改革之前，财政体制虽几经变化，但受当时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总的来看是偏重于集权的，收入划分自然是以中央集中为主。改期开放的初期，我国财政体制经历了一个快速放权的过程，使得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和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称“两个比重”)迅速降低，并由此产生许多负面影响，影响了中央宏观政策的有效实施。为此，我国于1994年进行了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目标是提高“两个比重”，增强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预期调控目标是，中央预算收入占全国预算收入比重提高到60%，全国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提高到20%。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建立以来，中央财力大幅度提高，国家调控能力大为增强，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从1993年的22%提高到了2005年的55%。同时，财政收入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也从1993年的12.6%，提高到2004年的19.3%[x]，已基本上达到20%与60%的既定目标。预期目标的基本实现，意味着两个比重在此后一个时期应当保持“基本稳定”，而非“继续提高”。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着自动向上集中财力的效应，如果维持现行体制不变，“两个比重”将持续不断提高，形成财政收入大幅向上集中，地方特别是基层财政收入比例逐年下降的局面。财力过度向上集中，既不利于地方经济发展，也不利于地方有效履行行政职能，保证基层正常运转和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鉴于目前“两个比重”基本达到或即将超过调控目标，国家已具备了相当的宏观调控能力。因此，增强地方自主财力，调动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是新时期财政体制完善的主要任务。
作为财政体制重要组成部分的转移支付制度，其功能是弥补体制在收入划分上的不足，协调各级政府的预算平衡，在财政体制的收入划分功能中，只能起补充作用，而不能替代。因此，增强地方政府财力，解决地方财政困难，从根本上来看，只能靠体制的完善来解决，不能过多依靠强化转移支付功能。同时，现行的转移支付在运行上也有诸多不是：一是具有不稳定性。由于对地方来说，每年的转移支付是不可预测的，年初不能知道转移支付的数量，无法和地方自主财力一起统筹考虑使用。二是中央有些属于自身职能范围的支出政策，中央只通过转移支付安排一部分资金，其他的要求地方安排配套资金。由于地方的财力年初预算已经有所安排，如果安排配套资金，对地方预算的执行造成较大冲击。三是转移支付的拨付不及时，地方不得不靠银行贷款使资金按时到位，由此背上沉重的债务和利息负担，更增加了地方的财力紧张程度。因此，当前的财政体制通过提高财力集中程度，进而将集中的财力以转移支付形式来弥补地方财政支出的缺口，而代行一部分体制功能的做法是一种被动的、低效率的无奈选择。
基于当前经济发展阶段和中央财力的实际状况，近期应是适时调整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有利时机，以缓解基层财政困难和调动地方合理发展经济、精简机构、增收节支的积极性。具体可考虑：一是在中央地方共享收入中，将个别税种适当调低中央和省级的分享比例，相应调高地方，特别是市县的分享比例。二是对于个别中央预算固定收入，如消费税，通过与地方分享，使地方相应增加部分收入。从中长期目标来看，仍需对分税制下财政收入体制进行系统化的调整、改进和规范。
(二)具体建议
1、合理调整收入结构，切实增强地方自主财力
2003年全国财政收入突破2万亿元，2004年达到2.5万亿元，到2005年突破了3万亿元，[x]三年三个台阶，财政收入大幅增长，中央、省级宏观调控能力大大增强。适当让度部分财力，以增加地方自主财力，财力条件已基本具备。因此，在确保中央和省加强宏观调控的前提下，按照公平、规范、简便的原则，减少地方税收上划基数，适当调增地方收入分成比例，切实增加地方自主财力，调动地方加快发展的积极性。
2、合理调整事权范围，逐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
按照财权、事权对等的原则，合理界定各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切实改变地方政府“小马拉大车”的状况。根据公共品受益范围原则，对农村义务教育、计划生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以及道路、水利工程等公共品，进行合理划分。凡属中央和省政府承担的政府支出，中央和省级财政应加大财力保障，不得转嫁给市、县财政。凡委托市、县政府承办的事务，要足额安排专项拨款，不留资金缺口或要求地方配套。凡属于共同事务，应根据受益程序，并考虑市、县财政的承受能力，确定合理的负担比例，积极探索共同事务的经费负担办法，逐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
3、认真清理乡镇债务，努力化解基层债务风险
要认真清理核实县乡债权债务，分清债务类型，落实偿债责任。对属于落实中央和省级事权形成的债务，中央和省应承担化债责任；对关闭乡镇“五小企业”、发展乡镇企业形成的债务，中央和省应给予国有企业改制相同的优惠政策支持化债；对农村合作基金会等解决地方金融风险形成的债务，中央和省应比照金融不良资产处置办法支持化债，妥善处理各项债务。要建立举债约束机制，控制产生新的债务。对县乡举债的审批实行上收一级管理，对举借外债要由省级统一管理，努力防范和化解基层债务风险。
4、强化转移支付资金分配的稳定性和及时性，确保基层政权正常运转
以科学的分配方法和严格的制度规定，强化转移支付资金的稳定性和及时性，使地方政府在编制年度预算时统筹当年的财力安排，提高预算的全面性和完整性，确保基层政权正常运转。
5、深化税费和机构改革，提高地方财政保障能力
移动支付特征篇6
如何调整和改进省以下财政收入体制，科学合理划分政府间收入，建立健全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的良性运转机制，缓解基层财政困难，实现中央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的目标，是当前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加快公共财政体系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本课题在对政府间收入划分体制改革背景、运行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体制和现状分析后认为，近期是调整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有利时机，通过适度向地方分散财力，以缓解基层财政困难和调动地方合理发展经济、精简机构、增收节支的积极性。从中长期目标来看，按照构建公共财政体制的要求，需对分税制下财政收入体制进行系统化的调整、改进和规范。
一、政府间财政收入划分体制的现状分析
(一)我国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历史背景及基本评价
1、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历史沿革和阶段特征
规范政府间财政收支划分关系历来是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体制和收支划分主要经历了十多次体制调整和变化，其基本取向都是沿着集权与分权关系判断与选择这条线来进行的。过度的集权影响地方政府的积极性，阻碍地方基本职能的发挥，而过度的分权又会导致中央政府宏观控制力下降，实现其必要职能能力的削弱。因此，寻求适当集权与分权的体制，是我国政府间财政收支划分关系变革和完善的主要动因与基本走向。
从建国以来我国财政体制的历史演变进程可以基本佐证这一趋势判断。建国初期至分税制财政体制实行之前，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演变大体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建国初期统收统支体制(1950—1952年)阶段，政府间财政关系基本上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体制，财政收支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适应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特殊历史背景的需要。第二阶段，统一领导、分级管理体制(1953—1978年)，实行了“总额分成”为主要特征的各类体制，其基本特点是在中央统一领导下的适当分权型体制。这类体制是在中央集权的前提下，调动地方政府管理经济，组织财政收入，安排财政支出的积极性。第三阶段，划分收支、分级包干体制(1980—1993年)，在经济体制实行重大改革的背景下，对地方政府和国营企业的放权让利是改革的主要基调。适应这种改革要求，政府间财政体制逐步走向分权性体制。以“分灶吃饭”为典型的分权体制，使得地方政府的财力不断增长，中央财政的财力在全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逐年下降，中央财政对各地区的财政调节能力明显减弱。[i]
以上三个阶段的财政体制，基本适应了当时的经济体制和国家的政治形势，推动了当时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当时背景下是客观现实的选择。从历史发展阶段的特征变化来看，大致是沿着从集权向分权这条主线推进的，特别是第三阶段的划分收支、分级包干体制，走向分权的步伐更大，在充分调动地方当家理财积极性的同时，中央财政收入在全国财政收入中的比重相应下降，削弱了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一是弱化了中央政府在预算管理体制中的主导地位，影响了中央财政的控制力；二是强化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三是包干制阻碍了流动性，影响了资源配置效率；四是模糊了各级政府的职责，不利于税收制度的优化。有鉴于此，财政包干制已不适应当时经济发展的要求。[ii]
2、分税制财政体制的试点及全面推行
1994年开始实行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力度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制度创新。其改革初衷是要建立与国际上市场经济国家通行做法的中央(或联邦)政府控制下的各级政府适当分权的财政关系。与“分灶吃饭”的包干体制相比，分税制财政体制是向适当集权的方向改进，核心是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更好地发挥国家财政的职能作用，增强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基本内容包括：按照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合理确定各级财政的支出范围；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原则，按照税种统一划分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并建立中央和地方两套税收征管机构；科学核定地方收支数额，逐步实行比较规范的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建立健全分级预算制度，硬化各级预算约束。
在认真总结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为进一步增强政府宏观调控能力，2002年中央又实行了所得税分享改革，各省也相应出台了调整和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的改革措施。这次所得税分享改革是对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深化和完善，除少数特殊行业和企业外，打破了原按隶属关系划分所得税收入的办法，所得税分享范围和比例全国统一，进一步增加了中央财政收入的集中程度。
3、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取得的主要成效及存在的缺陷
经过十几年的运行，我国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规范了国家与企业、个人的分配关系，建立了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机制。这一改革的成功实施，结束了我国长期实行的以减税让利和财政退让为主要特征的财政支持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模式，逐步增强了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和政府配置资源的能力。1978年至1994年，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31.2％下降到11.2％，财政职能作用不断消弱，各级财政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明显的或者隐形的赤字，财政困难已影响到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分税制和所得税分享改革后，从1994年至2001年我国财政收入增加了2.14倍，年均增长17.8％，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1.2％提高到17.1％。
二是建立了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均快速增长的双赢的财政体制，调动了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从1994年到2001年，中央财政收入从2906亿元增加到8583亿元，增加了1.95倍，地方财政收入从2312亿元增加到7803亿元，增加了2.37倍。同时，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也从1994年以前的最高38％左右提高到近年来的50％左右，增强了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
三是政府转移支付力度不断加大。1994年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为2386亿元，到2002年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达到7362亿元，增加了2.09倍。从转移支付结构来看，逐渐增加了对困难地区的转移支付补助。因此，基本上维持了地方的既得利益。[iii]
总体上看，1994年推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主要是采取渐进式改革方式，初步构建了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基本框架，但在许多关键之处仍留下了诸多“先天不足”。
一是照顾既得利益，在某种程度上使改革流于形式。以1993年为基数的两税增量改革之路，日后几乎所有财税改革、政府间财政关系调整都纷纷效仿，过多增量改革路径的选择，回避了改革的诸多关键环节和主要矛盾，致使部分改革流于某种简单形式上的转换，使改革成效大打折扣。
二是政府间事权财权划分不清，成为日后深化改革的羁绊。1994年分税制财政改革，在政府间事权划分上，存在着“内外不清”、“上下不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弊端，虽为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但实际操作上仍保留和延续了“基数+增长+分成”的传统做法。时至今日，制度安排和体制设计上的“先天不足”，一直制约着科学规范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有效构建。
三是以集中中央政府财权为出发点的改革，很大程度上重新步入了“集权”与“分权”的怪圈。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根本出发点，就是要提高中央政府的财权集中度，削弱诸侯经济实力，采取一种“倒轧账”方式，确定中央与地方的财力规模比例，在零和博弈状态下，中央政府增加的财力无疑就是地方政府减少的财力。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由于过分强调收入而忽略事权的及时调整，不知不觉中步入“集权”与“分权”的怪圈。[iv]
(二)当前省以下政府间财政收入划分体制的实际运转
1、省对市财政收入划分体制的实际运转
1994年，中央开始实施分税制财政体制，随后，湖北省对地、市、州也实行了分税制的收入划分体制，将市、州财政收入划分为中央固定收入、省级固定收入、地市州固定收入、省与地市州共享收入。2002年，省政府根据中央实施所得税分享改革的精神，再次对财政收入划分体制进行了调整和完善，该体制运行至今。
案例1：省对武汉市财政收入划分体制：
2002年，省对武汉市财政体制作了相应调整。主要内容,一是实行企业税收属地征管。从2002年起，将中央下划的一般企业所得税和省级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增值税25％部分、营业税、7种小税(包括城市维护建设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资源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耕地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全部下放到市，实行属地征管，从而解决了以往多头征税问题，理顺了税收征管体制。
二是扩大税收分享范围。在中央对地方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实行增量分享的基础上，省里除对市的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分享外，还将增值税25％部分和营业税纳入分享范围。与中央的分享改革一样，省调整体制实质是增量分享，即以2001年为基期年，统一实行省与市分享增量。其具体分享比例是：①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2002年地方50％部分省分享20％、市分享30％，2003年地方40％部分省分享15％、市分享25％，2004年至今省、市分享比例与2003年相同；②增值税25％部分省分享8％、市分享17％;③营业税省分享30％、市分享70％;④7种小税以2001年实际入库数为基数实行定额上解省，未实行增量分享。
三是改变所得税基数核定办法。省对省级、市的个人所得税、增值税、营业税，都以2001年实际完成数为基数;对企业所得税，省级以2001年实际完成数为基数，市以2000年实际完成数乘以2001年1-9月增幅或者1999年、2000年两年平均增幅为基数。如果以后年度市的“四税”收入达不到核定的基数，省相应扣减对市的基数返还或调增市的基数上解。
从2002年省对武汉市财政体制调整以来的运转情况看，这次体制调整实质上是保存量、分增量，但形式上是对“四税”全额分级入库，资金上平时给予调度，这对地方财政收入的统计口径和可用财力都带来了较大的影响。从财力上讲，2003—2005年三年间，省净集中武汉市增量资金累计23亿余元，平均每年7亿元。从发展趋势看，中央和省集中度呈逐年上升趋势，地方财政收入占比逐年下降。
2、省对县财政收入划分体制的实际运转
2004年以前，实行的是市管县的财政体制，为了加快县域经济发展，2004年省政府决定在全省实行省管县(市)的财政体制，随后，也相应确立了省对县(市)的财政收入划分体制，其运行情况：
从2004年起，全省所有市、县(市)财政体制统一按鄂政发〔2002〕29号和〔2003〕50号及有关文件规定执行，市不再完成所属县(市)税种和新增集中县(市)财力，省、市、县(市)收入中企业所得税按中央60％，省15％，市(县市)25％比例分享；个人所得税按中央60％，省15％，市(县市)25％比例分享；增值税按中央75％，省8％，市(县市)17％比例分，省同时分享相应的税收返还增量；营业税按省30％，市(县市)70％比例分享执行；七个小税种按确定的定额上交省财政。为了进一步加大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对68个县市区调整和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省集中增量，以2003年为基数，2004—2006年新增上交省的增量，全额返还县市区，用于支持县乡综合配套改革和县域经济发展。
3、市对区财政收入划分体制的实际运转
据调查了解，目前全省市对区财政收入划分体制主要有两种形式：
一是实行按行政隶属关系划分市区财政收入范围的体制。对市属企事业单位缴纳的财政收入划归市级收入，对区属企事业单位缴纳的财政收入划归区级收入，然后核定收支基数，对收大于支的定额上交，收不抵支的定额补贴，收入超基数的比例分成或超收全留。
二是实行分税制的收入划分体制。打破行政隶属关系，将市、区收入捆在一起，按税种划分收入范围，核定收支基数，定额上交或定额补助，超收入基数比例分成。
案例2：随州市对曾都区财政收入划分体制
2000年地级随州市成立后，从2001年起，对曾都区实行“按税种划分收入范围，核定收入基数，定额补助，超收入基数比例分成”的收入划分体制。
1、财政收入范围的划分。(1)市级收入：增值税地方留用部分的15％，农业税30％，地税收入40％，市属企事业单位缴纳的耕地占用税、契税、罚没收入、土地出让金、基金收入、规费收入等；(2)区级收入：增值税地方留用部分的10％，地税收入60％，农业税70％，农业特产税100％，区属范围内的耕地占用税、契税及非税收入等。
2、基数计算。以1997、1998、1999三年的实际完成数和2000年的计划数加权平均数递增10％作为2001年收入基数，对区财政收入超基数部分，市、区2:8分成；短收入基数部分，市、区2:8负担。
3、定额补助。区支出基数大于收入基数部分为市对区的定额补助。2002年以后，随着农村税费改革政策出台和省对财政收入划分体制调整，随州市对曾都区财政收入划分体制也作了相应的完善。
4、县对乡财政收入划分体制的实际运转
据了解，全省县对乡财政收入划分体制各有特色，但大同小异，其主要体制模式有三种：一是实行“划分收入范围、核定收入基数、定额上交或定额补贴、超收全留”的收入划分体制；二是实行“划分收支范围、核定收入基数、超收分成、短收自补或短收分担”的体制；三是实行“定收定支、收支挂钩、递增包干上交”的体制。
案例3：随州市曾都区对乡镇财政收入划分体制
根据税费改革及上级财政体制变化后的实际，2005年，曾都区调整对乡镇财政收入划分体制，实行“按税种划分收入范围、核定收入基数、超基数全额返还”的新财政收入划分体制，将乡镇收入划分为中央收入、省级收入、区级收入、镇级收入，其中区、镇级收入范围分别为：
1、区级收入：耕地占用税、土地有偿使用收入、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国有资产经营收益。
2、镇级收入：增值税17％，企业所得税25％，个人所得税25％，一般营业税70％，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印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城镇教育费附加、契税等8项收入的100％及罚没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其他收入等非税收入。
3、收入基数确定：按上述税种和比例将2003—2004年实际完成数进行加权平均作为收入基数。
(三)省以下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的实际运转
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和进一步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以后，省以下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实际运行情况有所变化。我省现行省对市(县)转移支付，按转移支付的目的不同，可以分为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性转移支付两类。一般性转移支付是无条件的，或者叫均等化转移支付，根据均等化目标设计，专项转移支付也叫专项拨款，是有附加条件的转移支付，主要按照规定的用途使用资金。
一般性转移支付由均衡性转移支付、激励性转移支付和政策性转移支付构成。均衡性转移支付额主要参照各地标准财政收入和标准财政支出差额以及均衡性转移支付系数计算确定。用公式表示为：某地区均衡性转移支付额=(该地区标准财政支出-该地区标准财政收入)×均衡性转移支付系数。标准财政收入和标准财政支出,采用2002年统计资料中的国内生产总值、总人口、乡镇数量等数据分别建立线形回归模型计算确定。激励性转移支付由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增长激励性转移支付、工商四税激励性转移支付、市州本级支持县域经济发展激励性转移支付、财政改革与管理量化考核激励性转移支付和烟草销售激励性转移支付、发挥财政职能支持新型工业化和县域经济发展试点激励性转移支付组成。具体支付数额分别设立公式计算确定。政策性转移支付包括：省集中税收增量返还政策性转移支付、农村义务教育政策性转移支付、公检法司政策性转移支付等。分别按公式计算确定支付数额。省对下一般性转移支付从1995年的1.75亿元，经过十年的发展，到2004年已达到23.5亿元，增长12倍，其中，均衡性转移支付9.20亿元，占39%；激励性转移支付3亿元，占13%政策性转移支付11.3亿元，占48%。
除一般性转移支付外，针对特定的政策目标，省还设计了一些补助下级财政专门的转移支付，称为专项转移支付。目前省对下的专项转移支付主要有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取消农业特产税降低农业税率转移支付、调整工资转移支付、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粮食直补转移支付等。专项性转移支付数额根据各种款项的性质考虑相关因素综合确定。
案例4：省对潜江市财政转移支付情况
2000年至2005年湖北省对潜江市转移支付额分别为3925万元、3607万元、6418万元、5694万元、15227万元、31895万元，分别占潜江市可用财力的12.36％、9.7％、14.82％、12.35％、26.48％、42.65％，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2000年至2002年为零，2003年50万元，2004年1800万元，2005年6599万元；专项性转移支付2000年至2005年分别为3446万元，2470万元，2840万元，2360万元，4073万元，6792万元；其他转移支付分别为479万元，1137万元，3542万元，3284万元，9354万元，18504万元。从上面数据可以看到省对潜江市转移支付资金增加较快，但专项性转移支付增量不大，一般性转移支付增量很大。
二、当前政府间财政收入划分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中央、省财力集中度较高，过分强调集中收入，忽略了事权的调整，制约了科学规范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有效构建
1、实施分税制财政体制十多年以来，中央、省收入占比大幅度提高，地方收入逐年下滑
分税制财政体制实施以来，中央、省级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提高，增强中央和省级财政宏观调控能力的意图得到充分体现，与此同时，地方财政收入比重不断下降。如随州市2000年中央、省级收入的比重分别为23.3％、1.7％，到2005年上升为44.9％、9.5％，分别提高21.6、7.8个百分点；而地方收入的比重下降了29.4个百分点。加上垂直管理部门(如工商、药监局、交通)收取的专项收入，中央、省级收入所占比重将更大。
2、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主体税种的增量大部分集中到了中央、省，影响了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
增值税、消费税、所得税、营业税是与经济增长最密切相关的主体税种，其增长幅度一直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也较大。如随州市2000年这四项税收占财政收入比重为41.4％，2005年达到68.6％，提高了27.5个百分点。增值税、所得税、营业税中央、省与地方共享，且中央、省分享比例相对过高，消费税全部归中央，税收增量大头都集中到中央、省。如随州市，2000年中央、省分享了这四项税收的61.8％，2005年达到72.1％，增长10.3个百分点，绝对额增长130％。尽管中央对增值税、消费税的增量实行1：0.3系数返还，省对集中的增量给予返还，但由于中央计算增量返还实行环比计算法，省实行增量返还只给予3年优惠期，地方分享的收入比重仍然持续下降，严重影响了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
3、主体税种过多采用共享税模式，有复归“比例分成”老体制的倾向，失去分税制改革的本来意义
2001年中央、省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对主体税种所得税，中央分享60％、省分享15％；对增值税、营业税，省分享8％、30％；随后调整了出口退税政策，对超基数部分实行中央与地方共担，进一步扩大了主体税种的分成范围。由于主体税种构成了财政收入的主体且比重不断提高，对主体税种过多采用共享模式，有复归“比例分成”老体制的倾向，有违分税制改革的本来意义。
4、税权过分集中中央，地方税收立法权有名无实
当前开征的税种绝大多数由中央立法开征，省级只对少数税种的税率有调整权，而且这少数税种的税率有调整权也很难实现，使得地方税收立法权有名无实。税收立法权、政策的制定权的高度集中，保证了上级收入、实现宏观调控，但对地方利益考虑不够。
(二)地方财力留成偏低，难以保障地方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1、地方财权与事权不对称，基层财政日趋困难
分税制改革后，中央、省不断集中财力。如随州2001年以来，上划收入年均递增19.4％，从2001的20763万元，增长到2005年的50476万元(参见表2)。财力上移的同时，事权呈现不断下移的态势。如民兵训练、预备役部队经费、武警部队营房建设等。目前，地方政府担负的事权很大，包括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社会治安、环境保护、社会保障、行政管理等，这些事权大都刚性强、欠帐多、所需支出基数大，无法压缩，财权上收、事权下放的结果是地方财政困难与日俱增。根据2004年省财政厅开展的基本保障能力调查分析，随州市按标准财政供养人员测算，财力缺口近亿元，按实际财政供养人员测算财力缺口达2亿元。人均财力仅为1.7万元，仅仅只够维持工资的发放。
2、地方财政的自给能力薄弱，缺乏基本稳定的自主财力
地方财政自给能力不断下降，地方支出需要过多依赖上级政府转移支付，对上级财政依赖程度日益加深。随着中央及省不断加大集中财力力度，地方财政自给能力越来越差，收支缺口逐渐拉大，对上级财政的依赖度也逐年增大。以随州为例，2001年，随州市完成一般预算收入34333万元，财政自给系数为0.47；到2005年，随州市完成一般预算收入42460万元，财政自给系数为0.3，比2001年下降0.17(参见表1)。由于地方财政自给能力越来越弱，只能依靠中央及少量转移支付来勉强维持地方运转。加之目前中央及省转移支付制度仍然带有浓厚的过渡色彩，基数法痕迹过重，专项资金比例过大，一般财力性转移支付的比重过低等，使得基层财政处在“等米下锅”的艰难境地，从而严重影响了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
[表1]2001—2005年随州市财政自给系数[v](单位：万元)
年份一般预算收入一般预算支出地方财政自给系数
200134333733690.47
200236021880990.41
2003441101032790.43
2004448161145200.39
2005424601424260.30
[表2]2001—2005年随州市上划收入变化情况表[vi]
年份划收入(万元)递增幅度(％)年均增幅(％)
20012076310.219.4
20023075548.1
200329680-3.5
20044485951.1
20055047612.5
3、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刚性强，财政平衡难度大。
由于地方财政财力规模小，事权范围大，形成支出结构刚性强，调整难度大，从地方本级支出结构看，基本上为行政事业单位人员经费，农业、科学、教育等法定支出，粮食风险金、下岗职工生活费、社会保障等政策性支出各占1/3。人员经费是必须确保的项目，农业、教育、科学等支出项目，相关法律规定其必须按照高于经常性收入的增幅安排。粮食风险金、下岗职工生活费、社会保障等都是近两年中央出台的重要支出政策，必须落实到位。所以，从目前的地方支出结构上看，没有调整的余地。
4、地方政府债务负担沉重，维持正常运转和社会稳定的压力较大
由于地方财力严重不足，为了发展本地经济和各项事业，不少地方政府直接借入大量资金或出面担保贷款，形成了巨额债务负担。截止到2004年末，湖北省各级政府债务余额836亿元，为当年地方财政收入的2.7倍。其中县乡政府债务余额453亿元，占债务总额的54％，为当年县乡地方财政收入的5.3倍。全省逾期债务余额387亿元，占债务总额的46％，为当年地方财政收入的1.25倍[vii]。日益膨胀的政府债务已成为地方财政的沉重负担。更为严重的是，地方财政并未将债务收支列入预算。因此债务负担自然也就成为地方财政的无形缺口，当勉强维持政府运转的地方财力在偿还债务的情况下，必然挤占用来保工资、保运转、保稳定的资金，甚至诱发专项资金的违规和错位，严重侵蚀财政的根基。
(三)转移支付体系不健全，稳定、规范、科学的转移支付缺乏制度保障
1、财政转移支付形式不规范
现行的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方式有税收返还、原体制补助、专项补助、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各项结算补助和其他补助等，种类过多，错综复杂，政策指向不明确，多年沿袭的财政体制利益交错，得不到很好的解决。转移支付形式种类繁多，补助对象涉及各行业，缺乏统一、严密的制度，资金分配的标准或依据尚不够具体和科学，造成专款的分配过程不透明，资金零星分散，难以发挥财政资金的规模效应。这种多形式转移支付制度，不可避免地使各级政府所承担的公共事务划分不稳定，省以下地方各级政府所承担的公共事务与其财力不匹配。
2、财政转移支付中的各项专款过多，且缺乏程序化、公式化的分配办法，随意性较大
目前，省对下的财力性转移支付相对而言较规范，大多设立了公式，透明度和科学性均有所提高。但专项拨款范围过宽，几乎覆盖所有的支出科目；专项资金的分配使用缺乏事权依据，分配方法缺乏严格的制度约束随意性大，客观性差，容易发生“寻租行为”。同时，不稳定的专项转移支付分配，使下级财政对上级财政的转移支付难以准确预测，在编制年度预算时无法纳入当年的财力安排，影响了预算的全面性和完整性，不利于接受人大监督。
3、转移支付资金拨付不及时，影响了拨付进度和政策落实到位
如社会保障专项转移支付，由于地方自身社保基金收不抵支，和自由财力不足，必须依靠上级财政专项转移支付来提供保障，如果上级财政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不及时到位，下级为按时兑现落实政策，除财政拿出一部分进行补组助外，大部分基金缺口需向银行贷款解决，因此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和利息负担，加重了本级财政的困难。
4、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不够，调节功能微弱
中央、省对下的转移支付大部分是按分税制以前的基数返还的税款，不仅起不到调节地区间财力差距的作用，而且因体制中包含了过去体制中不合理的因素，在逐年滚动的过程中，不合理因素还呈逐渐扩大趋势。目前，转移支付办法对一些地区的特殊因素考虑不周、考虑不足，使得省级财政向市(县)级财政的均等化转移支付额偏小，同时市(县)政府基本上处于简单的收入接收者地位，对市(县)政府供应公共产品和服务缺乏激励机制，无法有效地促进地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应，不能充分调动和发挥市(县)政府的积极性，财政均衡作用未能得到充分有效地发挥，即使在同一省份或城市，不同地区间的人均支出水平相差悬殊。
(四)财政收入征管关系有待进一步理顺，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
1、国税、地税、财政机构分设，征管协调困难大，成本高
一是国税、地税分设，税务人员分散，征管力量不足的矛盾依然没得到有效缓解。受财政体制(即“一级政府，一级财政”)的影响，现行国税、地税基层征管机构基本上是按照行政区划设置，相对有限的税务人员随着大量征管机构的设置，造成征管力量更加分散化。有的基层税务所甚至只有2—3人，根本上形不成征管合力。二是国税、地税并行运行，税收成本增高。除了税务部门固定运行费用的增加外，为保持各级税务机构正常运转，征管成本也呈现出逐年上升的势头。相当比例的边远地区税务所一年所征收的税收收入还不及保持税务所正常运转的税务支出。而且，从纳税人角度讲，全国90％以上纳税人往往要同时向国、地税办理涉税事项，给纳税人带来极大的不方便，也增加了纳税人的纳税成本。
2、国税、地税征管权限相互交叉，地方政府难以合理组织收入
国税、地税各自的税收征管范围不仅存在纳税人的大量交叉重叠、税种的交叉，所征收的税种之间更是存在着非常紧密的因果关系。两套税务机构围绕各自的税收征管范围进行的征管活动，人为地割裂了各税种之间的有机联系。国税、地税以组织收入为中心，“争”、“抢”税源，税收流失严重。特别是集贸市场税收、个体零散税收，哪一边征税少、税负轻，就“靠”向哪一边申报缴纳，而另一边也不可能去督促纳税人重新按规定缴纳，形成税收流失。而不易于征管地方(如边远地区、征管难度大的地方等)的税收，国税、地税都不愿意去征管，形成税收征管“真空”，造成税收流失。分头征收、多头管理、重复检查，使得地方政府难以有效组织收入。
三、进一步完善政府间财政收入体制的基本思路与建议
(一)基本思路
政府间财政收入划分体制的重要内容在于正确处理收入的集中与分散的关系，适时选择合适的财政收入的集中度和分散度。集中程度高一点比较好，还是分散程度高一点比较好，不能一概而论，要视具体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而定，其中，经济的发展程度和水平是要考虑的主要方面。回顾我国财政体制演变的历程，政府间财政收入的划分受经济发展形势影响进行了多次调整，都较好促进了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从国际经验来看，不同的国家，其财政体制亦选择了不同的集权与分权关系，也都较好地促进了其经济社会的发展。尽管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的财政收入集中与分散选择各不相同，但还是有一些共同的选择标准的。从原则上讲，财政收入划分上集权与分权的选择，一是要保证中央有一定的宏观调控能力，二是要有利于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方面的积极性，促使全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经济发展较低阶段，政府需要有一个财力集中的阶段来推动经济进入发展的快车道，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和阶段后，政府应适当地放权来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促进经济有效率地发展。发展经济学理论也说明了这一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启动阶段，需要动员大量的资源来进行基础设施等大规模建设，但受经济发展水平限制，市场难以集中资源，必须由政府通过计划手段集中大规模的社会资源，来引导经济发展。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市场已有能力完成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源配置，此时政府就应将更多的权利交给市场，财力应适当分散。
我国经济改革之前，财政体制虽几经变化，但受当时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总的来看是偏重于集权的，收入划分自然是以中央集中为主。改期开放的初期，我国财政体制经历了一个快速放权的过程，使得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和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称“两个比重”)迅速降低，并由此产生许多负面影响，影响了中央宏观政策的有效实施。为此，我国于1994年进行了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目标是提高“两个比重”，增强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预期调控目标是，中央预算收入占全国预算收入比重提高到60%，全国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提高到20%[viii]。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建立以来，中央财力大幅度提高，国家调控能力大为增强，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从1993年的22%提高到了2005年的55%。同时，财政收入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也从1993年的12.6%，提高到2004年的19.3%[ix]，已基本上达到20%与60%的既定目标。预期目标的基本实现，意味着两个比重在此后一个时期应当保持“基本稳定”，而非“继续提高”。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着自动向上集中财力的效应，如果维持现行体制不变，“两个比重”将持续不断提高，形成财政收入大幅向上集中，地方特别是基层财政收入比例逐年下降的局面。财力过度向上集中，既不利于地方经济发展，也不利于地方有效履行行政职能，保证基层正常运转和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鉴于目前“两个比重”基本达到或即将超过调控目标，国家已具备了相当的宏观调控能力。因此，增强地方自主财力，调动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是新时期财政体制完善的主要任务。
作为财政体制重要组成部分的转移支付制度，其功能是弥补体制在收入划分上的不足，协调各级政府的预算平衡，在财政体制的收入划分功能中，只能起补充作用，而不能替代。因此，增强地方政府财力，解决地方财政困难，从根本上来看，只能靠体制的完善来解决，不能过多依靠强化转移支付功能。同时，现行的转移支付在运行上也有诸多不是：一是具有不稳定性。由于对地方来说，每年的转移支付是不可预测的，年初不能知道转移支付的数量，无法和地方自主财力一起统筹考虑使用。二是中央有些属于自身职能范围的支出政策，中央只通过转移支付安排一部分资金，其他的要求地方安排配套资金。由于地方的财力年初预算已经有所安排，如果安排配套资金，对地方预算的执行造成较大冲击。三是转移支付的拨付不及时，地方不得不靠银行贷款使资金按时到位，由此背上沉重的债务和利息负担，更增加了地方的财力紧张程度。因此，当前的财政体制通过提高财力集中程度，进而将集中的财力以转移支付形式来弥补地方财政支出的缺口，而代行一部分体制功能的做法是一种被动的、低效率的无奈选择。
基于当前经济发展阶段和中央财力的实际状况，近期应是适时调整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有利时机，以缓解基层财政困难和调动地方合理发展经济、精简机构、增收节支的积极性。具体可考虑：一是在中央地方共享收入中，将个别税种适当调低中央和省级的分享比例，相应调高地方，特别是市县的分享比例。二是对于个别中央预算固定收入，如消费税，通过与地方分享，使地方相应增加部分收入。从中长期目标来看，仍需对分税制下财政收入体制进行系统化的调整、改进和规范。
(二)具体建议
1、合理调整收入结构，切实增强地方自主财力
2003年全国财政收入突破2万亿元，2004年达到2.5万亿元，到2005年突破了3万亿元，[x]三年三个台阶，财政收入大幅增长，中央、省级宏观调控能力大大增强。适当让度部分财力，以增加地方自主财力，财力条件已基本具备。因此，在确保中央和省加强宏观调控的前提下，按照公平、规范、简便的原则，减少地方税收上划基数，适当调增地方收入分成比例，切实增加地方自主财力，调动地方加快发展的积极性。
2、合理调整事权范围，逐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
按照财权、事权对等的原则，合理界定各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切实改变地方政府“小马拉大车”的状况。根据公共品受益范围原则，对农村义务教育、计划生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以及道路、水利工程等公共品，进行合理划分。凡属中央和省政府承担的政府支出，中央和省级财政应加大财力保障，不得转嫁给市、县财政。凡委托市、县政府承办的事务，要足额安排专项拨款，不留资金缺口或要求地方配套。凡属于共同事务，应根据受益程序，并考虑市、县财政的承受能力，确定合理的负担比例，积极探索共同事务的经费负担办法，逐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
3、认真清理乡镇债务，努力化解基层债务风险
要认真清理核实县乡债权债务，分清债务类型，落实偿债责任。对属于落实中央和省级事权形成的债务，中央和省应承担化债责任；对关闭乡镇“五小企业”、发展乡镇企业形成的债务，中央和省应给予国有企业改制相同的优惠政策支持化债；对农村合作基金会等解决地方金融风险形成的债务，中央和省应比照金融不良资产处置办法支持化债，妥善处理各项债务。要建立举债约束机制，控制产生新的债务。对县乡举债的审批实行上收一级管理，对举借外债要由省级统一管理，努力防范和化解基层债务风险。
4、强化转移支付资金分配的稳定性和及时性，确保基层政权正常运转
以科学的分配方法和严格的制度规定，强化转移支付资金的稳定性和及时性，使地方政府在编制年度预算时统筹当年的财力安排，提高预算的全面性和完整性，确保基层政权正常运转。
5、深化税费和机构改革，提高地方财政保障能力
移动支付特征篇7
关键词：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公共产品；公共经济学；财政联邦主义；“以足投票”假说
一、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社会保障事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仍然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好，其中之一是社会保障的地区差异以及相关资金的分担和转移支付问题。林治芬(2002)运用财政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财政全部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以及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等指标分析我国社会保障的地区差异。许晓茵、韩丽妙(2006)运用1996-2004年我国31个省份离退休退职人员保险和福利费用支出的相关数据，分析了社会保障水平的地区差异。彭海艳(2007)运用Ge指数分解法，分析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区域差异及贡献率，并运用Gini系数分解法，分析社会保障各项支出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柯卉兵(2007，2009)分析了2005年我国社会保障地区差异的现状以及1995-2005年我国社会保障地区差异的演变轨迹。社会保障地区差异过大的主要成因是我国社会保障事业主要由地方政府来承担责任，而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直接决定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的强弱，从而引发地区间社会保障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水平的差异。同时，柯卉兵(2008)认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社会保障领域内财政关系的纵向失衡会导致落后地区的地方政府没有积极性，也无财力提供充足的社会保障公共产品。社会保障的地区差异过大的现实，是导致中央政府对地方进行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直接原因。所以，要理顺这些问题，必须研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基本理论问题。
目前，国内关于社会保障转移支付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周顺明(2000)首次提出了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概念和原则。李珍(2001)从资金分配量、分配制度和管理体制方面指出，转移支付制度是社会保障制度安排得以实现的经济支持制度。杨良初(2003)界定了政府间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内涵与范围。刘志英(2006)对社会保障转移支付进行了分类。柯卉兵(2010)研究了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理论依据、国际经验和道路选择。
国外相关文献研究主要集中在关于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和转移支付理论与实践方面，较为著名的理论有musgrave的财政分权理论、oates的分权定理、Buchannan关于分权的“俱乐部”理论、Fisher的州和地方财政理论、tiebout的“以足投票”理论以及mcGuire对其的补充和完善。其中，公共产品理论和财政分权理论是20世纪财政学的重大发现，它们较好地解决了政府间公共事务的分类以及地方政府公共产品的提供问题，因而是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的重要理论支点。公共产品的特性与层次性理论、奥茨和马斯格雷夫的财政联邦主义以及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说，均对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产生了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公共产品的特性与社会保障的产品属性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1954年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一文中首次提出公共产品的概念。他将纯粹的公共产品定义为“是指这样的物品，即每个个人消费这种物品不会导致别人对该物品消费的减少”。萨缪尔森从产品在消费中的非竞争性角度定义了公共产品，并进一步揭示了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是判断公共产品的主要标准。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是指公共产品在消费过程中所产生的利益不能为某个或某些人所专有，在技术上难以把不付费的人排除在外，或者说，虽然可以这么做，但是要付出高昂的成本。非排他性同时也意味着非拒绝性，“是那种不论个人是否愿意购买，都能使整个社会每一成员获益的物品”。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是指某人在消费某一产品的过程中，不会影响其他人同时消费，某人从这一产品中获益不影响其他人也同时获益。换言之，在产品的收益上不存在利益冲突，增加消费者的边际成本为零。
依据公共产品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程度大小的不同，公共产品又具体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两类。凡是同时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被称为纯公共产品。凡是介于纯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的产品，即只具备一个标准，或者虽然两个标准都不完全具备，但又具有外部性的产品，则属于准公共产品。那么，社会保障产品究竟是属于哪种性质的产品呢?经典的经济学教科书把社会保障定义为政府以税收作为融资来源，无偿提供给个人的福利。就这一定义而言，显然，私人机构不会生产和提供任何社会保障产品，社会保障制度具有明显的强制性和政府行为特征，对社会发挥着“安全网”和“减震器”的作用。所以，许多学者将其产品属性划为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有的学者认为，社会保障不同时具备公共产品的两个特征，因而将社会保障归为准公共产品(或混合品)。有的学者则认为，社会保障是介于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的一种产品，是宜于由政府强制提供给公民消费的优效品。
如果我们不愿意穷究概念的话，那么容忍纯公共产品与准公共产品之间存在一个模糊的界限，也不会造成太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采取一种比较模糊的处理方法，即认为政府规定的资格或条件越宽松、外部性越强，那么这项社会保障计划的公共产品属性就越强；反之，获得社会保障的资格或条件越严格、外部性越弱，则其公共产品属性就越弱。这样，从社会保障产品提供的具体项目来分析，社会保障就不能简单地归属于公共产品或者私人产品，而应针对不同的保障项目进行具体分析。
移动支付特征篇8
政府问转移支付是分权化财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政府政治经济活动的一项有力政策工具，政府间转移支付在弥补纵向财政不均衡、促进财政均等、鼓励下级政府提供具有外溢性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缓解经济波动和增强国家内聚力等方面发挥着显著作用。因此，对于政府间转移支付而言，最重要的问题不是由谁进行了支付以及谁得到了这笔资金，而是它们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产生了何种激励效应，以及对资源配置效率、收入分配公平以及宏观经济稳定等造成了怎样的影响。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这些效应取决于转移支付本身的设计和转移支付所处的制度环境。由于转移支付在各国中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环境和预期目标存在差异，因此简单而统一模式的转移支付体系通常无法广泛适用。
1978年中国开始了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财政分权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方面。尽管从广义上讲，中国的财政分权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财政分权存在一些共性，都是指中央政府将财政控制转移给地方政府。但是，无论从分权的初始动力、法律环境和制度框架还是从分权的表现形式及后果上看，中国的财政分权都与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地区差异显著、政府级次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范围内建立理想的转移支付体系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从考察政府间转移支付的目标人手，探讨制度环境对转移支付的影响，在分析中国财政分权特征的基础上提出完善中国政府间转移支付的路径选择。
二、政府间转移支付的主要目标
(一)弥补财政缺口
大部分国家通过转移支付实现纵向财政平衡，即弥补不同级次政府支出与自身收入之间的差异。尽管这些财政缺口原则上可以通过其他方式予以弥补——赋予地方政府更多征税权，将更多的支出责任移交给中央政府，或者减少地方支出、提高地方政府收入，但是，在大多数国家中，各级政府收入与支出的不匹配仍然需要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发挥平衡作用。
实际上，无论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高级次政府向低级次政府的转移支付都将有助于弥补财政缺口。但是，如果以自身收入能力为衡量标准，那么当最富裕的地方政府支出与收入(包括转移支付)达到均衡时，就可以认为实现了纵向财政平衡。显然，较为贫困的地方政府仍然存在着财政缺口，但这些缺口更应被视为地方政府部门内的横向财政平衡问题，而不是各级政府间的纵向均衡。
(二)均等化
横向财政平衡，即通常所称的均等化，存在争议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理论界对财政均等化的概念一直存在着多种不同的解释；另一方面，对于均等化模式的选择，不同的国家又具有不同的偏好。
如果将地方政府的人均实际支出作为均等化的衡量标准，将各地区的人均实际支出都提高到最富有的地方政府的水平，那么地方偏好差异就很难得到应有的体现，从而削弱了分权的优势。除了地方偏好差异外，该模式也未考虑地方需求、成本以及自身收入能力等方面的差别。同时，人均实际支出的均等化还将抑制地方收入努力和地方支出约束，因为在该体制下支出最高、税收最低的地方政府将得到最多的转移支付。实践表明，这种不理想的激励效应在收入分享体制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例如，在德国、俄罗斯等一些国家中，一定比例的地方税须在所有地方政府间分配。换言之，地方政府仅能得到部分来源于自身辖区的收入，其余部分则通过既定的均等化公式分配给其他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地方的征税成本被人为提高，由此而导致的阻滞效应也非常明显——当地方政府能够对被分享税基的税率产生影响时，采用这种收入分享体制将导致较低的征收率。即使税率由中央政府确定，但是如果实践中收入由地方政府征集，那么问题仍会产生。
相反，财政能力均等化的目标是为各地方政府提供充分的资金(自身收入和转移支付)，以提供由中央政府事先确定的公共服务水平。转移支付的基础是对各地区潜在收入能力(例如财产税的估价或其他税种的税基)的测量而不是采用实际收入。如果能够准确测量收入能力——尽管通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么这种转移支付将不会在地方政府取得收入方面产生抑制作用，因为从边际上看地方政府仍对支出和税收决策承担全部财政责任。当然，如果地方政府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控制转移支付公式中使用的能力变量，那么能力均等化也将引致不理想的激励效应。例如，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一些州所采用的“代表税收体系”(RtS)均等化公式。按照RtS方法，每个地方政府得到的转移支付等于测量的税基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的赤字额乘以适当的目标税率(通常是全国平均税率)。如果所有的政府都选择目标税率，那么能力差异将完全均等化，所有地区拥有相同的(人均)财政资源。但是各地区的税基通常会随着税率的提高而降低——例如，随着更高的税率资本化入财产的价值，以及随着经济活动转移至其他地区。因此，将税率提高，超过目标水平的地方政府会发现其税基缩小，转移支付额度增加。换言之，当地方税正好处于目标水平时，由于转移支付效应的存在，地方政府征收更高税率的边际超额负担为零，尽管从整个国家的角度看是正的。
(三)解决辖区间外溢性问题
当地方服务溢出至其他地区时，为使地方政府提供合理数量的该类服务，有必要提供某种形式的配套拨款，以使单位补贴等于溢出收益的边际价值。同时，配套拨款也有利于均等化地方需求或中央政府不易监控的支出偏好等方面的差异，使更多的资金流向中央政府所希望的领域。尽管配套(或有条件)转移支付使地方政府更易受到中央政府的影响和控制，但也具有重要的政治优势，即在受补助行为中引入了地方参与、承诺与责任感等要素。对于资本项目而言，这些要素尤为重要。
原则上说，合理的配套比例，即中央政府在总成本中负担的比例，应由溢出的规模即相关的外部性水平决定。当然，也会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央政府提供补助的意愿强度影响。当外部性较低或中央仅愿意提供基本或最低水平国家标准的服务时，这一比率可能会随着支出水平的提高而下降。同时，如果相对于其他地区而言，某些地区具有更高的需求价格弹性，那么各地区间的比率也将存在差异。此外，除非地方财政能力完全均等化，否则统一的配套拨款(实际上为不同的地方政府提供了相同的价格)对贫困地区不利。实际上，即使收入基础完全均等化，也仍然存在着需求或成本方面的差异，要求将均等化要素植入配套拨款公式中。通过与收入水平相反的配套比率确定各地方政府提供服务的价格，有利于保证所有的地方政府，无论其财政能力大小，都能为其居民提供水平大体相同的某些(存在外溢性或具有特别的价值的)公共服务。因此，在特定的转移支付计划中，某一地区所面临的配套比例将随中央政府关注程度(无论是出于对外溢性或某项行为所具有的价值特征的关心，还是完全出于实施某项计划的意愿)的加深而提高，因地方期望程度(价格弹性)以及支持该计划所需能力(收入弹性)的降低而提高。
实践表明，发展中国家鲜有配套补助方面的成功案例。原因之一是许多国家在确定配套比例时考虑更多的是再分配问题，而不是效率——贫困地区因为贫穷而得到更多帮助，而不是提高配套比率，以使整个社会提供最优数量的服务。此外，配套补助的应用要求对所需提供的服务水平进行明确的界定以及对各种水平服务的成本进行准确而适时的评估，因而在信息方面的要求相对较高。再者，要想使地方政府能够对激励措施作出反应，还有必要使其具有相当程度的税收自主性。显然，许多发展中国家并不完全具备这些条件。
(四)增强中央政府的政治控制
从根本上讲，一国的财政体制是由其政治体制和政治目标决定的。作为财政体制的构成要素，转移支付在很多情况下首先遵从于政治方面的需要，其次才是经济效率的考虑。从财权上看，转移支付使上级政府占有更多份额的财政资源，并使下级政府对之形成依赖。转移支付的份额越大，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影响力就越大，前者对后者的控制程度越强。可见，中央政府可以通过转移支付来规范和监督地方政府的行为，减少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倾向。换言之，转移支付不仅是一个技术性问题，还是中央政府用于实现其政治目标的一项重要工具。但是，从经济角度看，在实现这些目标的过程中转移支付可能会导致某些损失。例如，出于拯救地方发展、为地方居民提供就业机会，中央政府可能会对某些经济上难以为继的地方政府进行一定的转移支付。在该过程中，中央政府显然失去了一项重要的潜在工具，该项工具能够帮助其实现发展目标并引导资源进入缺口最大的地区。此外，当转移支付发生改变时还会产生重要的政治问题——由于赋予远比索取更容易被接受，因此很难将转移支付调整至中性的状态，通常的结果是转移支付总额在短期内有所增长。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需要考虑的往往是如何使政治目标在不带来更大效率损失的条件下得以实现。换言之，转移支付应尽可能在增强中央政府政治控制能力与有效配置财政资源之间达到某种程度的一致。
三、政府间转移支付的制度环境约束
一个国家如何组织政府间财政关系是地理状况、政治均衡、政策目标以及其他一些特征共同作用的结果，因而各国之间差异较大。发达国家往往具有更为规范和正式的政府间财政体制，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和所需采取的措施却经常与发达国家不同——这些问题往往伴随着政治上的不稳定性以及技术能力方面的欠缺。因此，尽管政府间财政关系的一些主要特征在各国间是类似的(例如普遍存在的纵向不均衡和横向不均衡问题)，但最为有效且可行的方案则在各国间存在差异，这取决于各国所处的境况和由此而确定的目标。(一)财政分权
作为财政体制的构成要素，政府间转移支付的设计、作用和效应必须放在所处的特定制度环境下理解。在分权框架下，如果将地方政府视为中央政府的人，代表其执行某些职能，或者相反，地方政府不仅执行而且有权决定某些事项，换言之，具有相当的地方自主权，那么转移支付所发挥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例如，在印尼由中央政府主导的分权模式中，地方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作为人发挥作用，委托人(中央政府)可以单方面改变与人(地方政府)之间既定的制度安排，以克服信息不对称以及与人之间目标不一致等问题。尽管财政自主程度——由地方收入筹集的地方支出份额——在各省份之间差异较大(从8％到70％)，但平均而言，地方政府自身能够取得的资源不到四分之一，其主要收入来源是实际上由中央政府征收的地方财产税。中央政府拨付给省和地方的资金主要用于提高地方自主权和改善地方基础设施，旨在缓解由于地区间溢出而导致的无效率和均等化提供最低水平的公共服务。与这些目标相符，印尼大部分转移支付的分配以公式为基础，但要求资金的使用符合中央政府总体原则并用于特定领域。例如，用于改良省、区道路的特定拨款。该计划的设计目标是在全国提供最低标准的道路服务，促进国内统一市场的发展。资金拨付公式与道路水平的欠缺程度和机动车注册指标(大体反映道路支出需求)成正比。地方对拨付资金的使用限于对既有道路的修缮和升级：新道路必须通过其他来源筹资且须经中央政府批准。
相反，在加拿大等一些国家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不是一种委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一种委托人之间(并不一定是平等)的协商关系，政府间财政关系设计中的核心问题通常不是资源配置而是对政治稳定所产生的影响。在该框架下，中央与各州财政或管理权力的协调程度、国内市场的统一程度等事宜实际上是由各级政府在适当的政治(或宪法)领域内共同决定的，中央政府不能依据其政策偏好单方面予以更改。在这种情况下，合理的政府间转移支付通常既具有均等化的特征又是无条件的。该模型最为贴切地描述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两个地区均等化体系颇为完善的国家中央与省或州级政府之间的关系。
可见，在转移支付问题上，考察结果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出发点的不同。然而，无论是更有效地实施中央政策还是提高地方自主权，设计合理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对于确保在公共部门决策中建立明确的责任界限都是至关重要的。地方政府的有效性一方面取决于居民对政府提供的服务与其课税之间进行比较的能力，另一方面则取决于居民影响和改变政府决策的能力。当然，民主是履行责任的一项重要机制。缺乏充分信息的民主和缺乏民主的信息都是难以为继的。即使在民主机制尚不完善的国家，充分的信息对于保证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仍十分重要。实践表明，信息越公开，公众掌握的信息越多，分权的结果越理想。因此，转移支付应尽可能简单、全面且具有可预见性。
(二)中央政府政策
地方政府运行的体制环境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种情况：被过度监控的地方公共部门、监控不足的地方公共部门和管理扭曲的地方公共部门。第一种情况在发展中国家中非常普遍——大多数地方政府的具体事项都由中央政府控制，留给地方自主行动的空间十分狭小甚至没有；中央政府通常直接为地方公共服务提供资金或专项拨款，并对地方财政予以限制。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的微观控制往往导致地方政府的羸弱和能力不足。相反，一些国家不适当的分权策略导致了对地方公共部门的监控不足。例如，欧洲的一些转轨国家赋予地方政府的责任以及财政收入的份额较大，由其负责执行重要的公共服务职能，但却未能相应建立充分的制度体系以保证财政资金的合理使用。最后一种情况是地方政府经常从中央政府得到扭曲或错误的信号和指令。例如，在一些国家中，能够得到的转移支付数额取决于地方赤字的规模，这显然是一种不正确的激励。还有一些国家的地方基础设施投资可以在不支付任何成本的情况下得到中央资金，但其运行或维护却得不到资金支持。这导致了对新投资的扭曲性偏好，因为这种资金支付导致了地方政府不去维护既有设施(必须使用自有资金)，而强化了对新设施的需求(中央政府将予以支付)。
如何使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政策的影响下仍可采用一定的主动策略以使地方居民的生产和生活得以改善是转移支付设计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为实现这样的目标，中央政府在对地方政府进行管理的过程中，有必要采用多样性的政策与地方政府实际情况的多样性相匹配。实践表明，成功的分权必须认识到地方政府体系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并允许其针对特定的分权策略采用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的政策，包括对特殊的地方性问题采用地方提出的解决办法。因此，对于中央政府而言，明智的方案也许是根据各地区的能力和利益与地方政府签订具体的合同(涵盖一定年限而不是以年度为基础，并采用开放性的、双方相互达成协议的方式)。在很多国家都存在多样性并且从政治方面考虑有必要使法律保持名义上的统一性的情况下，只有这种类似签订合同的方法才能使中央政策保持必要的非统一性，从而以最低的成本取得最理想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契约”体制与纯粹的斟酌使用的政策体制之间是有区别的——尽管这种情况下转移支付的设计看起来相对复杂、多样且具有一定的主观随意性，但从本质上说，该体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仍与后者存在很大差异，并更具透明度和可预见性。
(三)地方政府的负责程度
要想使分权化财政体制运行良好，掌管地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部门还必须对为之付费的人和从中受益的人负责——当存在转移支付时这两个群体并不完全一致。执行和承担这些职责不仅要求明确而合理的激励机制，还要为地方选民提供充分的信息，并且使他们能够对公共服务提供体系产生某些实际影响或控制。由于提高负责程度是改善公共部门绩效的关键，而信息又是提高负责程度的关键所在，因此系统收集、分析和报告可以用于证明对目标的遵从并对未来决策有具有帮助的信息在分权体制中是一个重要因素。完备的信息对于通过政治程序的公众参与以及对负责监督和为地方政府行为筹集部分资金的中央机构对地方政府进行监督都非常重要——除非地方公众清楚地方政府都做了什么，做得怎样，耗费了多少成本以及由谁为之付费，否则为选举有效政府而建立的地方选举机构就无法产生。
同样，除非中央机构能够胜任对地方绩效的监督和评价，否则很难保证分权后在全国范围内具有重要意义的职能被地方政府充分履行。因此，分权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由此而变成了中央评价能力的提高。中央在对地方努力给予财政支持的同时，也必须在地方绩效不够理想时通过减少支持予以惩罚——这种政策要求制定胜任的标准以及对绩效进行衡量的标准。在分权计划中建立这种评估能力的机制包括：在转移支付计划中加入落日条款，也就是规定几年后对地方机构的转移支付可以延续，前提是这些转移支付能够通过某种对其绩效进行的独立评估。另一种方法是将中央政府支持为基础设施筹资而进入资本市场的必要性既作为否定具有明显缺陷计划的甄别器，又作为建立地方能力水平和努力程度的评估体系。再有就是收集有关地方政府绩效的可靠信息并给公众。
四、中国政府间转移支付的优化路径
作为政府间财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转移支付在不同制度环境下产生的效果也存在差异。我们不能从某一具体的环境中拿出一种制度安排，并将其植根于另一环境的外部土壤中，而期望得到同样的结果。因为对于某一国家而言，改革方案是否可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具体的制度环境及其成因。换言之，好的政策建议必须量体裁衣。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经历了渐进的分权化改革。从目标和动力上看，财政上的压力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直接原因，而选择财政体制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是中国财政主导型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因此，从中国近年来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的目的上看，分权中强调更多的是发挥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和保证中央政府取得足够的财政资源。在这种自上而下的财政分权体系中，地方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发挥着中央政府人的作用。作为许多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地方政府并不具有关键的决策权——尽管中央政府将许多活动的管理权授予下级政府，却很少下放决策权和对收入的控制。在税权高度集中、支出责任高度分散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缺乏必要的税收收入为公共服务提供所需的资金。因而，转移支付不可避免地被用于弥补纵向财政缺口，成为中央政府实现纵向控制的重要手段，这在1994年推行的分税制改革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为取得地方政府对改革的支持和对中央控制的认可，中央政府在转移支付中设置了以保障地方政府既得利益为目的的以来源地为基础的税收返还体制，并一直在转移支付中占有较大的份额。按照该模式，地方掌握的资源越多，经济发展程度越高，地方居民越富有，获得的返还收入就越多。尽管收入来源地规则较好地顾及到地方政府的既得利益，在政治上易于被广泛接受，但从平衡各地区财政能力的角度看，收入来源地规则并不具有再分配效应，无益于实现财政均等化目标。此外，包括专项拨款、结算补助和老体制上解等在内的转移支付拨款都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均等化目标，有的甚至产生了逆向均等效果。再者，在地方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过高的转移支付很容易使地方政府在作出财政决策时忽略税收与政府支出收益之间的联系，有关地方公共服务范围和水平的决策很可能变成地方与更高级次政府间关于地方公共项目补贴规模和形式的谈判结果。在信息不对称和中央政府监控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大量资金流向了地方偏好的支出项目，支出绩效难以保证。
如上所述，中国自上而下的财政分权强调更多的是发挥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和保证中央政府取得足够的财政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中央政府的人而不是独立的行为人，其财政收入也必然会更多地依赖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因为转移支付有利于使地方政府按照中央政府建立的标准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因此，如何在保证中央政府政治控制能力的情况下减少对资源配置的扭曲效应应当是中国政府间转移支付的努力方向。笔者认为，改进中国转移支付体系的策略应当是进一步完善以公式为基础的分配标准，并在政治上可行的情况下促进均等化。理想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形式应当在数量上具有可预见性，且不会因受益人的行为而发生改变。以公式为基础的转移支付体系有利于使中央政府从提高地方政府对其支持的压力下解脱出来，为地方政府提供具有可预见性和稳定性的分配机制，从而使地方政府的预算具有更大的确定性。因为地方官员清楚，中央政府的资金支持力度将按照已知的公式变化，而不是根据临时商议而作出的决定。转移支付的分配公式应当建立在对地方财政能力和支出需求进行可行和可接受的测量基础上，将分配要素严谨而充分地融入公式中。同时，资金的拨付应以绩效为条件。支出需求即公共服务需求，通常用人口和地方政府的职责来表示。财政能力指的是各地方政府的潜在收入能力，而不是实际收入。由于主观上不努力征税地区的财政能力通常会被低估，从而导致努力征税的地区在均等化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中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因此，尽管税收努力的测定相对复杂，均等化转移支付也必须考虑税收努力的因素。
此外，转移支付体系的完善还需要建立大量的数据和信息，因为充分的数据和信息一方面是资金分配公式建立的基础，另一方面也是中央对地方政府财政绩效进行监督的前提。由于货币可换作其他商品，因而即使基于财政需求和能力指标的转移支付也无法保证接受地区的政府将得到的资金用于中央政府所希望的领域。因此，建立并维护有关地方财政的完整信息并使公众能够接触到这些信息以提高对地方政府资金使用的监督能力是运行良好的转移支付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移动支付特征篇9
关键词：分税制；财权；事权；财力
到2008年我国的改革开放经历了30年，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重要内容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自1994年1月1日开始也实行了14年；毋庸置疑，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为了缓解我国当时的财政困难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我国财政收入增长迅速，尤其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财政收入屡创新高，2005年我国财政收入突破3万亿元，2006年我国财政收入接近4万亿元。但目前分税制也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许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改革思路。当前我国财税体制改革到了关键时刻，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和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能力。”这为继续完善我国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一、建国以来我国财政管理体制的演进历程
自从建国以来，我国在财政体制的变革中进行了不断探索；从总体来看，大致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
建国初期经济形势是通货膨胀严重，工人大量失业，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为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采取了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该体制的基本特征是中央政府处于主导地位，并且中央政府统一制定所有收支项目管理办法，一切开支标准也同样由中央政府统一决定。地方政府组织的财政收入要全部上缴中央财政，地方政府所需的相关支出全部由中央财政另行拨付。因此，该体制也被称为“收支两条线”。
（二）分类分成的财政管理体制
分类分成的财政体制实行了三个时期，包括“一五”计划时期、“二五”计划时期的第一年（1958年）和“六五”计划时期。为了完成“一五”计划确定的任务，即奠定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以及确定我国农业、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必然要求变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为分类分成的财政体制。在1954年实行了“统一领导、划分收支、分级管理、侧重集中”财政管理体制，即是所说的“分类分成”财政体制。
（三）总额分成的财政管理体制
为了克服分类分成的财政体制的一些不利方面，我国自1959年实行“收支下放、计划包干、地区调剂、总额分成、一年一变”的总额分成的财政管理体制。该体制的实行大致包括1959年至1967年、1969年至1970年、1976年至1979年和1986年至1990年。总额分成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使全国财政收入有一定比例的增长。
（四）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速，分类分成和总额分成的财政管理体制已经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其弊端不断出现。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为了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前期试点的基础上，于1994年1月1日起开始在全国推行分税制财政体制。
二、对我国现行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评价
为了解决中央财政当时的困难状况，增强中央政府的调控能力，提高“两个比重”，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我国于1993年开始了分税制改革的试点，并在1994年开始在全国推行。
（一）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基本含义
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简称分税制，是指在国家各级政府之间明确划分事权及支出范围的基础上，按照事权与财力相统一的原则，结合税种的特征，划分中央与地方的税收管理权限和税收收入，并辅之以转移支付制度的财政管理体制。分税制总体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支出划分；二是中央与地方的收入划分；三是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四是预算编制与资金调度。
（二）当前分税制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
应该说，1994年推行分税制改革是一大进步，实现了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和“两个比重”的迅速提高。但我们却曲解了西方国家的分税制，把“财权与事权相匹配”变成为中国分税制的基本原则，从而扭曲了分税制，在改革中产生了一系列新问题。
1.财政管理体制层次过多
我国目前仍在实行中央、省、市、县、乡五级行政体制和与之配套的财政体制，过多的财政级次分割了政府间财政能力，使各级政府之间的竞争与权力、责任安排难以达到稳定的均衡状态，并进一步加大了纳税人对政府的监督难度。
2.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
目前我国财政体系中，四种主要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形式均有自身的缺陷。首先，税收返还的设计并不是根据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的差异，与行使事权所必须的财力无关，且这种转移支付形式保护了既得利益，与建设财力与事权相匹配体制相背离；其次，一般目的转移支付的测算基础并不科学、合理，实现不了财力与事权的匹配；再次，过渡期转移支付的规模很小，起不到太大的调节作用；最后，专项拨款名目太多，很多专项拨款并不具有专项的目的，这种转移支付资金数额的决定也没有一定的标准。
3.税收征管成本过高
税收征管成本指税务机关在征收税款过程中自身消耗的各项费用。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有关数据测算，1994年国税、地税分征分管体制实行后，税收征管成本比以前明显提高。1993年，我国的税收征收成本率约为3.12%，从1994年开始上升，1996年征收成本率约为4.73%，其后持续增长到5%～6%。而西方发达国家的税收征管成本一般都在1%左右。
三、探讨解决分税制面临的主要问题的策略
面对分税制面临的一系列困难，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以贾康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应继续推进分税制改革，在分税制的改革进程中解决面临的困难；但是也有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笔者认为应从以下方面继续推行分税制改革。
（一）减少财政管理层级
从国际经验来看，一般来说，分税制的大国家，就是三个层级左右，比如说实行联邦制的美国，还有实行单一制的英国；既有单一制特征，又有地方自治特征的日本也是三个层级。从我国目前省以下财政体制看，五级政府、五级财政造成基层财政困难、主体税种缺乏、难以进一步推进分税制改革等问题，应首先简化财政管理级次，这样做会使财政级次与政府级次出现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的不对应，但从长远看是应该最终对应起来的。改革的方向是实行省、市、县三级财政管理体制，县市同级，乡财县管；简化财政级次之后，乡级政府随着事权的大量减少，一般应转为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而市级政府由于其事权与财权同县级政府趋于一致，也需要改变原来的上下级关系，成为平级政府。同时，要做好精减政府人员工作，使财政供养人口同扁平化后的政府级次相适应，减轻财政负担。
（二）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建立科学、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不仅是分税制财政体制的题中之义，也是公共财政框架下调节地区差异、加速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规范和健全、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提高基层财政的公共服务水平，必须在改革、创新的基础上，重点加大以“因素法”为主要方式与手段的均等化转移支付的力度，尽快构建与分税制体制相适应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体系。一方面，要在确保中央财政财力分配主导地位和调控能力有效发挥的基础上，强化中央财政的再分配功能。另一方面，要在提高转移支付总量和增加转移支付规模的基础上，加大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转移支付的力度和省级财政对县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
（三）改革税收征管体制，降低税收征管成本
从长远看，国税和地税应合并，但并不意味着否定分税制，回到分税制改革之前的状态，而是按照国际经验对分税制的完善。目前，已经有了成功的经验和创新的道路，这就是浙江省、上海市的经验。即将国税局和地税局合成一个机构，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税收仍然划分为中央税和地方税，分别征管。但要避免操之过急，在实践中稳步推进，不搞一刀切；根据各地的具体条件推进此项改革的进程，尤其要避免简单合并回到原来的老路上去，并且做好相关配套改革。
四、结束语
在新的形势下，我国一定要按照“财力和事权相一致”的方向完善我国的分税制体制，财力和财权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其带来的影响却是深远的，财权只是中央的行政形式划分，没有考虑到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而财力考虑到了我国二元经济的发展状况，正视了东、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差异。因此，在分税制改革进程中，要正确处理财权、财力和事权三者之间的关系，在中央有效控制的前提下，给予地方必要税种立法权、税率变动权限等，在中央给予地方纵向转移支付的同时，可以考虑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给予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横向转移支付，以真正达到“财力和事权的一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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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楼继伟.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j].中国财政，2006，（3）.
移动支付特征篇10
近年来，各级地方政府的收支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地方公债规模庞大和“土地财政”等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热点。只要深入地研究不难发现，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都与我国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有着紧密的联系。我国的分税制究竟还存在什么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又是怎样表现出来的?这些疑问必须从分税制的概念和我国分税制的概况说起。
一、我国分税制概述
分税制是按照税种划分中央与地方收入及其管理权限调整各级政府财政分配关系的一种财政体制。它是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和公共财政理论确立的，是当今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我国于1994年实行了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核心框架有两个：一是分税、分征、分管；二是实行规范化的转移支付制度，中央保持必要的自上而下的调控能力。
(一)中央与地方税权的划分
中央与地方税权的划分必须建立在合理划分事权的基础上，以使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相统一。税权即税收管理权。包括税收立法权、征管权和收益权(即税收收入的享有权)三部分。其中，我国的税收立法权集中在中央，税收征管权和收益权则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进行了划分。
我国分税制将所有税种划分为中央固定税、地方固定税和共享税，分税的基本原则是将一些关系国家大局和实施宏观调控的税种划归中央，把一些与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关系密切以及适合地方征管的税种划归地方。同时把收入稳定、数额较大、具有中性特征的增值税等划作中央和地方共享收入。
(二)我国的转移支付制度
在分税制财政体制下，政府间支出范围的划分依据是公共产品的层次性和配置效率，收入范围的划分依据是各税种的特点、税收的收入功能和调节功能。由于收支范围的划分所遵循的标准不完全一致，以及各地区经济发展的非均衡造成各级政府收支不对称。为实现各级政府事权与财权的最终统一。必须建立用于调节各级政府收支水平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我国现行转移支付制度主要有四种形式：一是体制补助和上解；二是一般转移支付；三是年终结算补助或上解；四是专项补助。与转移支付制度并列。中央政府对地方的补助还有一种特殊的形式，即税收返还。2009年起，我国进一步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简化为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两类。
二、我国分税制存在的问题
(一)政府职能和事权范围界定存在的主要问题
政府职能的清晰界定是正确划分各级政府事权的基础，但我国政府职能界定存在一定程度的“内外不清”问题。首先，市场与政府职能的界定不清晰，政府越位与缺位并存。其次，事权划分原则化。各级政府之间事权存在交叉重叠现象。除了少数事权属于中央政府外，各级政府的职责并没有明显区别，事权重叠交叉，地方政府拥有的事权几乎全是中央政府的事权延伸或细化，以致形成了同一事务各级政府齐抓共管的局面。同时。各级政府的事权错位，造成事权层层下移。最后。事权划分缺乏明确的法律界定，使得各级政府在事权的履行过程中，上推下卸的问题屡见不鲜。
(二)税权和财权划分存在的主要问题
首先，财权过于集中。分税制改革后，中央财力大大加强，宏观调控能力得到提高，但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比较突出的是财权和财力逐渐向上转移，事权责任却层层下放，给基层带来不小的收支压力，从而异化出地方政府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违规借债等问题。我国目前财权过于集中，地方政府过多依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来履行公共服务职责，不利于调动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积极性。
其次，地方税体系不完善，地方政府缺乏主体税种。我国分税制改革虽然对中央税和地方税进行了初步划分。但是这种划分更多的追求“两个比重”的提高，忽视了地方税体系的建设。在税种划分中，中央政府将数额较大、较稳定的税种划归本级或作为共享税：而留给地方的税种小而杂、税源分散、收入零星，没有可靠的主体税种。缺乏足够而稳定的税收来源。
(三)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
目前我国的转移支付制度还不完善，问题主要有：首先，转移支付结构不合理，均等化转移支付占比低，而税收返还占比则较高。由于税收返还的设计主要是保证分税制改革方案的顺利推进，存在财政收入较多的省获得税收返还多，财政收入较少的省获得税收返还少的情况，不利于缩小地区间财力配置差距，反而会扩大这种差距。其次，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方法不规范。目前的转移支付中，只有一般性转移支付相对比较规范。专项转移支付拨款的依据和标准不规范，随意性强，立项审批不规范，项目繁杂，几乎涉及所有预算支出项目。而且，部分专项转移支付需要地方配套资金，进一步加剧了困难地区和富裕地区可用财力的差距。最后，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不统一。省级以下政府间财力差距不断扩大、基层财政困难等问题。很大程度上与缺乏有力、规范的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有关。
三、完善我国分税制的若干建议
(一)正确界定各级政府的职能和事权范围
首先，要正确划分市场和政府的职能范围。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政府的职能范围仅限于市场失灵领域，不能越位更不能缺位。这就要求：一方面政府要逐步从一般竞争性领域中退出，重视发挥政府对基础性和战略性领域的支持引导作用，调控社会资源向制约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区域和领域倾斜配置：另一方面，一些应由政府解决的市场失灵问题，如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政府应尽快补位。
其次，必须科学明确地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并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定。第一，应基本按照公共产品的属性来对各级政府的事权进行明确细分。一方面，应当改变当前我国在事权划分中实行多重标准的现状，全国性公共物品一般应属于中央政府的事权责任，地方性公共物品属于地方各级政府的事权责任，区域性的公共产品应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责任。另一方面，要明确细分各级政府的职责，明确各级政府各自承担的责任，并建立相应的费用分摊机制。第二。明确划分省以下各级地方政府的事权范围，并将地方各级政府事权与支出责任安排重心适当上移。第三，完善政府间事权划分的法律体系，使各级政府间事权划分“有法可依”。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各级政府间不仅有明晰的事权划分，而且事权的划分与调整都是通过立法的形式来确定的。
(二)完善税权和财权在各级政府之间的划分
首先，要适当下放财权，合理配置政府间税权、收费权和举债权。第一，应通过完善分税制的财政管理体制，赋予各地方政府必要的税收方面的立法权和政策调整权。对全国普遍开征但经济影响较小的税种，立法权在中央，税收政策解释权应在地方，如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对收入规模小、未在全国普遍开征的税种，立法权和税收政策解释权均应在地方，如屠宰税、筵席税等。第二，可以允许有条件的省级政府发行一定规模的地方债。不过要对债务发行进行严格审批，并明确规定债务收入的用途。第三。在收费权方面要继续规范地方政府的收费权。将各种收费逐步纳入到预算中来。
其次，选择地方税主体税种。地方税主体税种税基应较广，收入稳定且规模较大，具有非流动性，税负不能转嫁。选择主要有三：一是营业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第三产业的发展动力越大。与此密切相关的营业税有较大的增长空间。二是房地产税，将房地产税、土地使用税合并后，作为财产税类主体税种的房地产税的收入将迅速增加。三是城市维护建设税，改革后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数量在地方财政收入中占较高比重，可作为地方税主体税种之一。
最后，适当增加新的地方税种。当前我国遗产税、社会保障税等尚未开征，影响了税收对经济的调节力度和广度。另外，目前相当一部分收费本身就具有税收的性质，例如资源费、排污费等。将一些具有税收性质的收费和基金纳人到税收范畴中，通过“税费归位”来理顺地方政府的分配秩序，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完全必要而且紧迫的。
(三)建立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各级政府财力与事权相匹配
规范化的转移支付制度是以各级政府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均衡化为目标，在合理划分政府间财权和事权的基础上，采取科学的方法，核定各级政府的“标准收入能力”和“标准支出要求”，据以确定均衡拨款和上缴，同时辅之以必要的专项拨款。要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我国现行的转移支付制度。应采取的具体措施：首先。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在全部转移支付中的比重。逐步降低直至最终取消税收返还制度，将其纳入一般性转移支付形式。其次。借鉴国外经验，进一步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分配计算公式，改进标准支出和标准收入的测算范围和内容，提高指标的科学性和可获得性。对于专项转移支付，要控制和缩小专项转移支付的规模和范围，明确界定列为专项转移支付的项目的标准。最后，在明确划分各级政府事权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和完善省以下的一般转移支付制度，并通过立法的方式规范我国的转移支付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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