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人口流动分析篇1
onitsDeterminantsandmodesofincorporation.international-migration-Review,vol.23,no.3,fall,1989,pp.606-630.），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推拉理论”。本文试图运用推拉理论模型对影响中国农民工流动的因素进行分析。本文的核心假设是，中国的推拉模型与国际上相比有巨大差异，其中最突出的差别是，由于户籍制度的影响，推和拉都发生了变形。本文将分析在中国户籍制度背景下产生的特殊的推拉模型。文章所使用的实证数据主要来源于笔者近年来所组织的一些问卷访谈（注：这些调查包括：(1)1999年8月，笔者对四川15个区县农村地区移民和外出农民工家庭进行的调查，本调查采取入户访谈方式，共完成农民家庭户有效问卷451份，其中所记录的外出农民工为278人；(2)2000年11-12月在北京市丰台区进行的调查，共完成北京市居民有效问卷752份，流动人口有效问卷493份；(3)2001年5-12月在辽宁、黑龙江、河北、河南、山西、内蒙古、宁夏、山东农村等地对农民工流出地进行的调查，共完成农民家庭户访谈有效问卷547份，其中所记录的外出农民工为236人；(4)2002年3-4月在北京市朝阳区进行的调查，共完成北京市居民有效问卷504份，流动人口有效问卷307份。以上4次调查均采取调查员面对面访谈方式，访谈成功率均超过97%。此外，本文还采用了过去的一些个案调查材料，这些个案的调查地点均为北京地区。在此谨对协助笔者完成问卷调查和个案材料的学生深表谢意。）。
一、推拉理论与影响中国农民工流动的推拉因素
1.推拉理论
“推拉理论”(pushandpulltheory)是研究流动人口和移民的重要理论之一，它认为，在市场经济和人口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人口迁移和移民搬迁的原因是人们可以通过搬迁改善生活条件。于是，在流入地中那些使移民生活条件改善的因素就成为拉力，而流出地中那些不利的社会经济条件就成为推力。人口迁移就是在这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完成的。当然，以往的研究也提出，流入地和流出地各自都有推和拉两种因素，即流入地和流出地都同时具有吸引和排斥两方面的作用力；此外，在流入地和流出地之间还有中间障碍因素，比如流入地与流出地之间的文化差异也会对流动产生影响。
2.农民工外出的经济驱动力
近来的一些研究表明，农民工的外出有愈演愈烈之势。2002年调查中询问：“您是哪一年第一次外出的？”结果回答1999-2002年的占50.3%（153人），1995-1998年的占29.6%（90人），1990-1994年的占13.5%（41人），1979-1989年的占6.6%（20人），可以看出，绝大部分被调查对象是新近几年首次外出的。那么，是什么因素促使农民工高比例流出的呢？2000年和2002年的调查均详细询问了农民工外出的原因,结果见表1和表2。
对比2002年与2000年的调查结果，虽然有差异，但如果将排在前五位的回答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前五位的内容是完全一致的。即属于农村推的因素有三个（农村收入水平太低、农村缺乏发展机会、农村太穷），属于城市拉的因素有两个（城市收入高、外出见世面）。2002年将“城市收入高”列为外出驱动的第一位因素，2000年将“农村收入水平太低”列为第一位驱动因素。其实，农村中推的力量与城市中拉的力量是影响农民工外出流动的两个方面；再者，所谓农村收入低是与城市收入高对比而言的，所以，这里的驱动因素实际上是一回事。笔者试将表1和表2列在第一位的因素总结为“经济收入的驱动力”，不管是农村收入低还是城市收入高，核心问题是经济收入的驱动力驱使大量农民工外出。
对比我国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水平，一个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相当于一个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倍数，在改革开放以前，高的时候曾达到2.9倍；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农村改革充当了先锋，低的时候曾为2.2倍到2.3倍。然而，随着市场改革在城市的推进，到了90年代初期以后，城乡消费差距比例不断攀升，到90年代末期和新世纪初叶，已经超过3.6倍。在如此巨大的差距下，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推力和拉力，两者都是十分巨大的。
表1 哪些因素影响您外出？（2002年）（总人数307人）
影响外出的因素
推还是拉 排列位次 选择的百分比(%)
城市收入高
拉
1
54.8
外出见世面
拉
2
52.1
农村收入水平低，没有挣钱机会推
3
48.5
农村太穷，生活太苦
推
4
43.9
农村缺乏更好的发展机会
推
5
38.7
别人都出来了，受别人影响
拉
6
34.1
城市生活条件好
拉
7
31.1
对在家乡从事的职业不满意
推
8
27.5
农村税费过重
推
9
27.2
呆在家里没事干
推
10
25.2
家乡学习条件差、受教育机会少推
11
24.6
不愿意干农业
推
12
23.3
家乡封闭保守，思想不解放
推
13
18.4
村干部作风恶劣
推
14
14.8
想外出多生孩子
拉
15
2.0
表2 哪些因素影响您外出？（2000年）（总人数493人）
影响外出的因素
推还是拉排列位次选择的百分比(%)
农村收入水平太低，没有挣钱机会 推
1
62.6
农村缺乏更好的发展机会
推
2
62.3
外出见世面
拉
3
58.5
城市收入高
拉
4
57.5
农村太穷，生活太苦
推
5
54.9
对在家乡从事的职业不满意
推
6
37.2
别人都出来了，受别人影响
拉
7
35.4
家乡封闭保守，思想不解放
推
8
34.3
农村税费过重
推
9
26.6
城市生活条件好
拉
10
25.2
家乡学习条件差、受教育机会少
推
11
21.3
村干部作风恶劣
推
12
16.1
当地人际关系复杂、难处
推
13
5.9
和领导关系不好
推
14
2.0
想外出多生孩子
拉
15
0.4
那么，农民工进城以后，可以获得多大的经济利益？本研究对比了农民工在城市中的收入与自己在家乡时的收入（参见表3）。
笔者2002年的调查显示，进城前与进城后的年收入比较，农民工平均比进城前多收入8738.3元。表3显示，90.1%的农民工进城后，收入都比在家乡时有了明显上升。其中，约20%的人高出10000元及以上，而52.4%的人高出5000元及以上。巨大的经济差异作为一种驱动力，促使越来越多的农民流入城市。
表3 农民工在城市中的收入比自己在家乡收入高出的数额（2002年）
按高出数额分组（人民币：元） 人数
各组的百分比
24000及以上
16
5.9
10000-23999
38
13.9
6500-9999
43
15.8
5000-6499
46
16.8
3000-4999
52
19.0
1000-2999
47
17.2
200-999
4
1.5
与在家乡时收入相等
16
5.9
低于在家乡时收入
11
4.0
合计
273
100.0
那么，究竟是推力大一些还是拉力大一些？以往的国际研究表明，不同地区推力和拉力是不同的。Jenkins对墨西哥向美国移民的研究表明，墨西哥的推力所起的作用大于美国方面拉力的作用（注：J.CraigJenkins,push/pullinRecentmexicanmigrationtotheU.S.international-migration-Review,vol.11,no.2,Summer,1977,pp.178-189.）。笔者以上使用的材料，由农民工自己排序时，2000年排在前两位的是推的因素，2002年排在前两位的是拉的因素，似乎不相上下。但是，考虑到城市对外来民工的种种限制，如各种针对外来工的限制政策、城市居民对外来工的歧视等，我们就会意识到，在中国场景下，城市对外来工不仅仅是拉力，推力也不可小视。与此同时，农村对于农民工的吸引力却十分弱小，因此，城市拉力和农村推力两种力量相权衡，还是农村中的推力所起的作用更大些。
当然，在注意到经济收入驱动力第一位因素的同时，也不可忽视其他非经济因素(noneconomicfactors)的影响。而以往关于流动人口推拉的研究中，对此是有所忽略的（注：Yu.p.Doshchitsin&n.n.Lapin,ForcedmigrationinaLargeindustrialCityofSiberia.
Sotsiologicheskie-issledovaniya,vol.22,no.9,1995,pp.96-99.）。80年代，农民通常是与过去没有承包土地时相比，而不是做横向比较。90年代以后，农民开始与外出的老乡比较，甚至与城里人比较，所以“见世面”和“发展机会”就变得重要起来。在表1和表2的两次调查中，“外出见世面”均占有较高位次，选择比例也均超过了50%。同样的非经济因素“别人都出来了，受别人影响”在两次调查中，一次占第6位，一次占第7位，所填答的百分比为34%-35%，这是比较重要的心理因素。这是对推力与拉力因素的分析。那么，推力与拉力作用的力度有多大？换言之，它对流动距离有什么影响？
3.影响农民工“流动距离”的因素分析
对流动距离以及影响流动距离因素的分析也是传统推拉研究的重要方面。所谓流动距离指的是外出远近问题。
笔者对四川15个区县农民工流出的研究数据表明，多数农民工属于跨省的长距离流动。本次调查方式是向农村的家人询问外出农民工打工的地点。结果，26.6%是本县以内，7.0%是县外省内，而66.4%是出省流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和西部内陆地区的经济差异是远距离的，所以，农民工的远距离流动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下面，笔者具体分析影响农民工流动距离的因素。
第一，教育对流动距离的影响。国际上以往的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与流动距离呈正比例关系（注：李强：《关于国外人口流动研究文献的回顾》，《国外社会学》1996年第3期。），本研究印证了以往的结论，即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倾向于长距离流动，反之，受教育程度越低则越倾向于近距离流动。表4反映了这种正相关关系，它反映了高教育者的较高流动能力。
第二，性别对流动距离的影响。关于性别对流动的影响，早年英国研究者雷文斯坦(e.Ravenstien)曾提出，女性流动率要高于男性。笔者的数据并不支持这个结论。笔者的研究证明，在流动人口和农民工中，男性比女性的比例要高一些。比如，2000年数据，男性为61.1%，女性为38.9%；2002年数据，男性为63.2%，女性为36.8%。不过，有意思的是，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长距离流动。下面运用相关系数测量外出距离与流动者性别之间的关系。虽然相关系数不是太高，但正相关的关系很清楚，女性比男性流动的距离更远（参见表5）。
第三，年龄对流动距离的影响。对于年龄与流动距离的关系，以往的数据不多。本研究证明，年龄与流动距离呈负相关关系，即年龄越大越倾向于近距离流动，年龄越小则越倾向于远距离流动。流动人口年轻化的趋势十分明显，农民工中30岁以下者占到总数的比例1999年为69.3%，2000年为66.5%（参见表6）。
表4 受教育程度与流动距离的关系
项目
相关系数
Sig.
样本数
2000年数据
.113*
.016
455
2002年数据
.152**
.009
290
*p＜0.05,**p＜0.01(2-tailed)
表5 农民工性别与流动距离的关系
项目
相关系数
Sig.
样本数
2000年数据
.191**
.002
455
2002年数据
.136*
.020
290
*p＜0.05,**p＜0.01(2-tailed)
表6 年龄与流动距离的关系
项目
相关系数
Sig.
样本数
2000年，城市调查
-.298****
.000
455
2001年，农村调查
-.192**
.003
236
2000年，城市调查
-.294****
.000
290
**p＜0.01,****p＜0.0001(2-tailed)
表8 在家乡时遇侵害次数？（2000年）
被犯罪者侵害的次数 人数
有效百分比
439
90.5
1
14
2.9
2
10
2.1
3
8
1.6
4
6
1.2
6
1
.2
7
1
.2
8
1
.2
9
5
1.0
合计
485
100.0
表9 在北京遇侵害次数？（2000年）
被犯罪者侵害的次数
人数
有效百分比
392
80.3
1
59
12.1
2
22
4.5
3
8
1.6
4
2
.4
5
2
.4
6
2
.4
12
1
.2
合计
488
100.0
4.对推力、拉力分析的国际比较
在以上分析中，笔者就影响流动距离的教育、性别、年龄因素做了比较。那么，从影响人口城乡流动的全方位因素看，我国的推拉因素与国际比较，有什么主要共同点和差异？表7列举了在国际研究中，通常涉及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并与中国的现状进行比较。与国际上相比，两者相同之处在于：农村中不充分就业和贫困；资本密集型技术在城市中的迅速发展；向城市倾斜的发展政策；经济活动集中在城市地区。
表7 国际上影响流动的因素与中国的比较
国际上的主要原因*
中国的现状
1.农村失业、不充分就业和贫困
明显
2.农村暴力（冲突，不稳定和社会紧张局势）
不明显
3.快速人口增长
不明显
4.土地和收入分配不均
已出现
5.土地不断减少
不明显
6.资本密集型技术
明显
7.向城市倾斜的发展政策
明显
8.经济活动集中在城市地区
明显
*参见国际劳工局发展政策司《未来的城市就业》，日内瓦，国际劳工局，1995年12月，第18页。
不同之处在于：(1)国际上，农村人口迁移的重要原因在于农村暴力。但是中国的情况却不一样。在问卷里，我们让被访者比较家乡的治安状况与城里的治安状况，统计结果发现，农民工认为家乡的治安状况比他们目前居住城市的治安状况要好。问卷进一步询问：被访者是否遇到过被侵害的事件，结果见表8、表9中数据的比较。
表8是在家乡时的情况，表9是到了北京以后的情况。在家乡时有9.4%的人受到过侵害，到了北京以后却有19.6%的人受到过侵害，受侵害情况比在家乡时高出一倍以上。北京是全国的首善之区，而农民工受到的侵害居然比在家乡时还要高。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农民流入城市以后，往往居住在市郊的某些集中区域，而在这些区域流动人口内部相互之间犯罪比较严重。这显然与户籍制度有关。
(2)国际上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转移，大多是因为农村人口增长过快。我国虽然受到80年代以前高人口出生率的影响，但到80年代以后，各地的计划生育政策都比较紧，近20年来城乡人口出生率均大幅度下降，因此，目前主要不是人口增长的原因。
(3)国际上人口大规模向城市集中，往往与农民失去土地密切相关。中国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土地承包给农民，承包后几十年不变。因此，不存在国际上那种因失去土地而不得不流入城市的农民。相反，很多农民不愿意承包土地，或者索性将土地转包给他人，甚至撂荒不种，可见，土地并不能留住农民。当然，中国的农民比起国际上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来说，还是有优势的，土地是流入城市农民的最后一道生存保障。
二、户籍制度对推拉的影响
在推拉背后，与国际上最大的差异是中国的户籍制度。户籍制度可以使推力或拉力失去效力。如在严格实施户籍制度的60-70年代，虽然城乡经济和收入差异也十分巨大，城市亦有更多机会，但当时极少有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反而是相反的“疏散”流动，显而易见是当时的政策特别是户籍政策使然。只是到了80年代户籍政策放宽以后，推拉才重新发挥效力。80年代初期以后，外出农民工数目不断膨胀，主要原因与其说是推力和拉力，不如说是户籍制度变革。
我们知道，推拉能够充分发挥效力的前提是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市场经济。回顾我国农村改革，其核心是市场放开。80年代初，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开始突破传统集体管理体制的束缚，与此同时，剩余劳动力问题也开始暴露出来。为适应此种状况，1984年中共中央文件提出农村工业可适当集中于集镇，并进行了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的试点。198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文件首次提出允许农民进城开店、设坊、兴办服务业，提供各种劳务。从实践上看，也正是80年代中期以后，民工潮出现了骤然激增的现象。但这时候的户籍政策仅仅是允许农民在小的“集镇”定居，并不允许农民在各级城市里正式定居。90年代以后，户籍制度的改革出现多元化倾向，但直到90年代后期，户籍改革的基本导向仍然是：放开小城镇户籍，对大中城市特别是北京等特大城市采取严格控制政策。新世纪初两年，各地户籍改革变得异常活跃，已有石家庄等在不同程度上放宽了常住户口的准入条件，有的甚至取消了城市户籍和农村户籍的分割。但是，在全国绝大多数的大中城市中，户籍仍然是主要的制度屏障。此外，由于心理上的惯性作用，户籍仍然有巨大的心理限制效应。
1.对我国户籍屏蔽现状的分析
从现有制度法规看，我国也只能算是半自由的、有限度的劳动力流动体制。目前，虽然流动是许可的，但是限制非常多，如就业限制等。笔者将就业限制归纳为四点：就业手续繁琐；不能进入正规劳动力市场；收入低于市民；没有城市居民享有的城市福利保障。限制的核心问题还是户口问题。
在户籍屏蔽下，城市农民工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了户籍歧视。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城市农民工感受到的最大困难是来自户籍方面的歧视（参见表10）。
表10 现实生活中，您遇到的最主要的困难是什么？（2002年）（总人数307人）
困难
位次
加权得分
各种针对外地人的限制
1
144
本地人对外地人的歧视
2
129
工作机会不多
3
90
工作压力太大，竞争太激烈
4
84
缺乏亲人，常感到孤独寂寞
5
74
针对外地人的各种收费
6
61
子女的受教育问题
7
54
住所不稳定
8
51
生活条件差
9
48
害怕生病
10
41
表10中，被访农民工对生活条件、医疗、住所等物质条件困难排的位次都比较靠后，而政策歧视和社会歧视是主要的，后者是体制和制度原因。
因此，虽然近年来户籍管理体制有所松动，但根本性的变革并没有发生。作为一种身份体系的户籍制度给每一个人打上了身份烙印，为每一个人确定了社会地位，此种定位的影响是长期的，亦非短期的变革可以消除。
2.户籍制度塑造了多数农民工的生活预期，锁定了他们的生活目标
根据社会学家威廉·奥格本的理论，在社会变迁中，社会观念、社会价值准则和意识变迁是最为滞后的，它不仅滞后于物质文化变迁，而且滞后于社会制度变迁（注：威廉·奥格本：《社会变迁：关于文化和先天的本质》，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60页。）。农民工对户籍制度变迁的反应，体现了同样的滞后特征。在城市里众多农民工拥有较好的经济条件，不少农民工也拥有了相对稳定的工作和社会关系。但是，当问到农民工的长远打算时，绝大部分人却回答：准备回家乡。在这里，决定农民工生活目标的，主要是一种观念上和心理上的预期。
研究表明，长期户籍制度塑造的农民生活预期和生活目标并不因短暂的户籍改革而发生变化。从农民工的年龄结构可以看出，农民工是循环流动的：年轻的不断出来，年纪大一些的就回家乡去了。因此，回家乡是多数农民工的一种生活预期。
这里所说的“生活预期”包括两方面。一种是他人预期，即当一个农民工外出时，他的家人对其生活轨迹有一种预期。表11的数据表明，农民工的家庭成员认为，他们外出打工的亲人最终绝大多数一定会回到家乡。
表11 据农村家人估计，外出农民工今后是否会回家乡定居？（1999年）
回答
人数
百分比
会回来
210
89.7
不会回来
24
10.3
合计
234
100.0
第二种“生活预期”是外出农民工自己的预期（参见表12）。两种预期虽有差异，但还是可以看出，多数农民工都预期最终是要返回家乡的。这里，显然户籍起着首要作用。
表12 城市农民工本人对未来的打算（2002年）
对未来的打算
人数
百分比(%)
只是暂时在外面，将来一定回家乡 62
20.3
赚到一定的钱后回家乡
84
27.5
看一段时间，没有工作就回家
27
8.8
北京不能发展就到别的地方去
38
12.4
争取在北京定居
61
19.9
决不回家乡（回家探亲除外）
17
5.6
其他
17
5.6
合计
306
100.0
本文第一部分研究证明，农民进城受到巨大经济利益的推动和拉动。这里的数据表明，虽然有巨大的经济利益驱动，但是，由户籍锁定的生活目标却是一道巨大的心理鸿沟，对于许多农民来说是不可逾越的。推拉只对农民工近期的活动发生作用，对于长远的“生命周期”(lifecycle)或人生目标设计并不发生作用。对长远生活预期和生活目标发挥作用最大的还是户籍制度。所以，户籍制度仍然是中国最主要的制度结构，它在总体上改变了一般自由市场经济下劳动力流动的通常规律。户籍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了严格的“铁律”，这样就在广大人群中建立起一种长久的“生活预期”或“生活目标”，这种“心理定位”的现象一旦出现，几代人都无法改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威廉·奥格本“文化滞后”的心理原因。
当然，不能忽视中国城市农民工高比例的人口倾向于返回家乡也与我国特有的土地政策有关系。上文已述，外出农民工在家乡还都拥有土地，不存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大批失去土地农民流入城市的问题。家乡土地显然也是吸引外出农民工最终返乡的重要因素之一：土地能够在经济萧条时成为农民生存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土地还能成为农民养老和还乡的重要依托。此外，农民工返乡还受中国人眷恋家乡、落叶归根等乡土观念的影响。
3.在锁定生活目标的情况下，传统推拉失效
由于上述外出农民工生活预期，一般推拉因素就会发生“变形”甚至失效。
首先，它改变了一般流动人口阻碍理论。一般理论认为，当劳动力在城市中受到反向的阻碍因素时，劳动力会从城市返回农村。而对于中国农民工来说，被户籍锁定的生活目标是年轻时在城里挣钱，年纪大时才回到农村。因此，他们在年轻时遇到再大的阻碍因素，也不会彻底返回到农村（参见表13至表16）。前述农民工外出是为了经济利益，但在失去工作，没有经济利益的时候，绝大部分人仍然不回去，即使遇到了身上一分钱也没有的时候。这从一般推拉理论中无法得到解释，而只有通过分析中国特殊的户籍制度才能得到理解。
表13外出以来是否遇到过完全没有工作的情况？（2002年）
回答
人数
百分比(%)
遇到过
139
45.4
没有遇到过
167
54.6
合计
306
100.0
表14 失业期间怎么办？（2002年）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找亲戚朋友老乡借钱
45
33.3
靠自己过去的积蓄
67
49.6
回家乡去
9
6.7
其他
14
10.4
合计
135
100.0
表15 是否出现过身上一点钱也没有的时候？（2002年）
回答
人数
百分比(%)
是
111
36.3
否
195
63.7
合计
306
100.0
表16 出现身无分文时，您当时怎么办？（2002年）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我有自己的办法
13
12.4
回家乡去
7
6.7
借钱
74
70.5
其他
11
10.5
合计
105
100.0
其次，拉力理论认为，只要城市里有足够大的吸引力，农村中有足够大的推力，农民工就会留在城市里。但是，在城市和农村推拉都没有变动的情况下，那些“生命周期”到了应该回去的农民工，也按预期回到农村。所以，在中国场景下，推拉发挥作用是因为农民工处在特定的“生命周期”中，如果不符合农民工生命周期，推力与拉力都会失去效力。
4.对推拉失效的分析
户籍是影响中国劳动力流动的首要因素，按照一般推拉理论分析，如果有如此巨大的户籍障碍，中国农民工的流动比率会很低。Kusuda教授的研究证明：在印度，影响流动的诸种阻碍因素，包括语言差异、宗教差异等社会规范因素，其相互作用的结果是造成了比较低的流动率（注：KyuKusuda,SurpluspopulationandmobilityofLabor,Developing-economies,vol.9,no.2(June1971),pp.154-173,Japan.）。然而在中国，为什么一方面是制度化力量最为强大的阻碍流动的户籍因素，另一方面却是巨大的农民工人口高比率流动？
笔者以为，国际上对推力与拉力的研究是以劳动力充分自由流动的市场经济为前提的。我国的市场发展还是很有限度的，其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户籍制度。在户籍制度的作用下，推力与拉力都出现了变形。有些推力和拉力会出现“功能失效”问题，即此种因素虽然还存在，但它却失去效用。如城市中对农民工的限制因素，显然是一种迫使农民工返乡的推力。但年轻的农民工并不因此退却，而是在奋勇地拼搏。因为他们正处在生命周期的外出阶段，再大的阻力也难以阻止他们外出（注：杜鹰、白南生：《走出乡村：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实证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86-290页。）。
三、推拉因素对农民工两种不同生存策略的影响
1.两种生存策略及其相互关系
以上证明，一般推拉因素，特别是经济方面的推拉因素是促进农民工流动的，而户籍制度则阻碍农民工流动。在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下，城市农民工产生了两种生存策略，即出现了准备定居与不准备定居的农民工之间的分化。国际学界以往的研究，虽然也曾涉及对定居与不定居移民的研究，如对“永久移民”和“暂时移民”的研究，对“安置模式”与“返回模式”的研究（注：Gary.G.Hamilton,temporarymigrationandtheinstitutionalizationofStrategy,
international-Journal-of-intercultural-Relations,vol.9,no.4,1985,pp.405-425.）。但是，过去的研究都是以劳动力市场的自由流动为前提条件的。
根据笔者的研究，在中国场景下，由于户籍严重障碍作用，推拉影响因素发生分化，一种表现为单纯为了外出打工者身上的推拉因素，另一种表现为准备定居者身上的推拉因素。单纯为了打工的农民工，对很多推拉因素（如城市“歧视”）根本不予理睬，而那些准备在城市中定居的人则会十分在意。
当然，两种生活策略不是一成不变的。对有些农民工来说，他们最初出来的时候打算干几年就回去，后由于经营比较成功，经济条件改善，将家人也接到城里，于是改变了想法，准备在城市定居。另一些农民工初来时年龄较小，憧憬未来，希望留在大城市，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体会到城市生活的艰辛且日益思念家乡，于是其生活目标发生变化，决定最终返回家乡。
另外，农民工的两种生活策略和其是否融入城市主流生活也是相互影响的。城市农民工长期生活在城市居民的圈子以外，没有融入城市主流生活，可能是他们选择最终返回家乡的原因；反过来，也可能正是因为决定最终回家乡，才使得他们不愿意与城市居民有更多的交往。总之，推拉因素与两种生活策略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虽然存在着以上界限不清的情况，但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场景下，农民工的意愿还是很明确的，而且该意愿对其生活策略直接发生作用。
2.两种生存策略影响下的生活模式和行为模式
上面分析了在户籍制度下农民工形成的两种生存策略。这里提出，如果农民工是以最终回家乡为目标的，那么，他们就不太重视在城市里与市民、工作单位以及居委会等社区组织之间的关系。反之，如果是以在城市定居为目标的，他们就会十分重视与所在社区居民、与所在工作单位及与居民组织的关系，因为良好的关系会为他们将来在城市的发展铺平道路（参见表17）。
表17 生活策略选择对农民工在城市中社会关系的影响（2002年）
相关因素
相关系数 Sig. 样本数
1.越是打算回家乡的农民工与工作单位之间
-.191** .002 260
的关系越不密切
2.与一定回家乡的人比较，决不回家乡的人
.141* .021 260
更乐于与工作单位保持密切关系
3.与一定回家乡的人比较，争取在北京定居的 .181** .004 260
人更乐于与工作单位保持密切关系
4.与一定回家乡的人比较，争取在北京定居的 .170* .020 260
人更乐于与居委会保持密切关系
*p＜0.05,**p＜0.01(2-tailed)
笔者的一些个案研究也反映出同样的情况。以最终返回家乡为目标的农民工由于没有在城市定居的打算，所以很少与城市居民往来。他们的交往圈子基本上都是与自己相似的农民工，这样，他们就在城市里形成了一个自我交往的封闭群体。小群体内有频繁互动，有事情大家会互相帮忙，甚至团结起来与“外群体”冲突。在此情况下，农民工对所居住社区没有归属感，将市民视为“外群体”。而作为第二种模式的农民工，是以定居为前提条件的。于是，他们希望融入城市社会，尽量与市民、邻居搞好关系，希望能够适应当地的生活（注：t.S.wu,aFrameworkfortheStudyofUrbanadaptationintheprocessofRural
migration.national-taiwan-University-Journal-of-Sociology,vol.7(april1971),pp.43-53.）。
那么，多少人准备定居，又有多少人是准备回去的呢？这里有两个估算：一个是农民工家乡亲人估计的（参见表11），认为89.7%的外出农民工会回到家乡；另一个是农民工自己的估计（参见表12），比例比家乡亲人估计的略低一些。此外，从农民工每年是否回家这个问题上也可以反映出未来的趋势。1999年在四川农村的调查显示，春节回家的农民工占76.7%，不回家的占23.3%。2002年在北京的调查也显示出农民工与家乡家庭之间的频繁互动：外出以来，平均回家4次；78.3%的人在3个月以内回过家；82%的人回家以后都花了钱，花钱在1000元及以上的占72.1%，在2000元及以上的占60.1%。可见，农民工与家乡之间的互动是比较稳定的，绝大多数农民工视家乡为自己的归宿。
3.影响农民工形成两种生活目标的因素
那么，是什么因素影响了农民工做出留在城市抑或返回家乡的决定呢？这里，我们利用2002年调查的数据，具体分析影响农民工返回家乡的因素。本调查问卷询问了被访者对于未来的打算，通过态度差异分类，做出态度差异量表，两端的分值是："1"为决不回家乡，"6"为一定回家乡，由此可以进行相关分析。具体数值参见表18。
表18 影响农民工更倾向于回家乡态度的因素（2002年）
因素
相关系数
Sig. 样本数
a.流入地距离家乡的距离
-.181**
.003 303
B.受教育程度
-.278**** .000 289
C.性别
.167**
.004 289
D.农民工和家人在家乡时的生活水平
.243**** .000 289
e.农民工在城市里挣的钱比他本人
-.163*** .009 259
在家乡时高出的数额
F.来北京的时间长短
-.162**
.006 286
G.在城市中职业地位上升的可能性
-.174**
.003 286
**p＜0.01,****p＜0.0001(2-tailed)
下面，笔者按表中的问题顺序做出分析：
a.流入地距离家乡的距离。相关系数反映出，农民工工作的城市与其家乡的远近对农民工的去留是有影响的，两者为负相关关系。学界过去关于流动距离的研究，多是集中于距离对流动的阻碍方面，即认为距离越远阻碍越大。但是，笔者的数据却证明了两个不同的结论：更多的农民工倾向于长距离流动；越是长距离流动的越不愿意回家乡。中国区域间经济差异很大，距离越远往往经济差异也越大，因此，巨大的反差造成流动人口的定居决策。此外，这里也有一个“边际效益心理”（注：李强：《中国外出农民工及其汇款之研究》，《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4期，第64-76页。）问题，外出距离越远，付出成本越高，越希望交易带来更大的利益。
B.受教育程度。这里证明了“精英流失”现象，即越是受教育水平高的，越是精英，则越倾向于不回家乡。以往的研究也较多地证明了这个事实（注：黄平：《寻求生存：当代中国农村外出人口的社会学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5、69、107页；谭深：《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性别差异》，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国际研讨会论文，北京，1996年6月，第3页。），但对流出精英的去向并没有数据解释。表18中，受教育程度与回家乡倾向是负相关关系，即与受教育水平低的人相比，受教育水平高的更倾向于留在城市。这当然与竞争力有关系，受过较好教育的人在城市里面的机会更多；同时，也与一些城市的教育淘汰政策相一致，比如，北京就用教育指标来筛选迁入定居人口。然而，农村精英流失的结果却使农村的发展雪上加霜。
C.性别影响。上文已经证明，在流动距离方面，女性比男性流动得更远一些。表18的数据又一次证据，那些流动得较远的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留在城市。从一般印象看，女性比男性适应性更强；女性通过通婚，比男性向上流动率高。
D和e这两项测量经济因素的影响，都比较符合逻辑，即农民工家乡和家人生活水平越高的，越倾向于回家乡；在城市挣钱少的倾向于回去，挣钱多的倾向于不回去。
F和G两项，反映出适应性和成功与否的问题。来北京时间越长的人，门路越宽广，越能适应北京的环境，扎根越稳，越不倾向于回去。同样，判断自己在工作岗位或在竞争中能够得到提升的人，有较强成功感的人，也更倾向于在流入地定居。
四、结论
本文目的是将我国的城乡流动推拉模型与国际上的模型做出对比。本研究证明，虽然推拉因素在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中所起的作用在某些方面与其他国家有相似之处，但是，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却具有不同于国际上多数国家的突出特征：
第一，在流动人口研究中，推拉理论模型是应用最为广泛的理论模型。应用此理论模型分析中国的城乡人口流动，可以看到，巨大的经济驱动力是促使农民工大规模外出的主要动力。城乡之间巨大的经济差异和收入差异是人口向城市流动的最主要原因。将中国模型与国际模型做对比，虽然在农村失业人口、向城市倾斜政策以及影响流动距离的因素上有一些共同之处，但是，国际上的农村暴力现象、农村人口无控制增长、农民失去土地而流离失所等因素在中国的推拉模式中找不到相同点。
第二，与国际上相比，影响中国推拉的、最主要的不同之处是户籍因素。户籍制度是中国城乡流动的最为突出的制度障碍，其阻力不只是对一般推力与拉力发生影响，它发挥作用的方式是使得推拉失去效力，从而使流动人口不再遵循一般的推拉规律。迄今为止，我国的户籍改革虽然也推出几项重要举措，但是原有制度的惯性较强，户籍使推拉失效的现象依然如故。
第三，推力和拉力之所以失去效力，是因为劳动力的流动和劳动者的心理都发生了变形。明明是推力，譬如，城市里面的排斥力量，农民工却可以置之不理，依然涌入城市。所以，这种心理变形反过来也使推力和拉力发生变形。由此，本文提出了农民工的“生活预期”、“生活目标”、“心理定位”等概念来解释农民工的此种心理变形。
第四，上述的所有方面，总结起来是农民工形成了特殊的“生命周期”，所谓生命周期就是一个人一生中形成的生活阶段与生活模式。农民工的生命周期模式简化起来是两个阶段：年轻时候外出打工挣钱，年龄大了以后回家乡务农、务工或经商。在这里，推力和拉力本身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流动者的生命周期却发生变化，于是，产生了不同的行为结果。所谓生命周期发生变化，是指流出者的生活目标由在外打工挣钱转变为回家乡务农或经商。推力与拉力都只能在特定的生命周期阶段中才能正常发挥作用，否则就会失效。
城乡人口流动分析篇2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心理因素；社会因素
[中图分类号]D912．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2－0012－05
张笑秋（1978―），女，湖南科技大学管理学院讲师，人口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口流动。（湖南湘潭411201）
本文系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研究――以湖南省为例”（项目编号：11YBa139）、湖南科技大学博士启动基金项目“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研究――基于湖南的调查数据”(项目编号：e51103)的阶段性成果。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述评
随着20世纪80年代与20世纪90年代出生的农村劳动力陆续进入农民工队伍，新生代农民工（20世纪80年代及其以后出生的农民工）队伍不断壮大，《2009年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2009年末，在1．45亿外出农民工中，16～30岁的新生代农民工占61．6％，约为8952万。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外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军，其流动意愿选择关乎我国工业、服务业与现代农业的发展，关乎我国未来的城市与农村、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因此，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具有重要意义。
现有文献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的分类、意愿的强度及其影响因素。在影响因素研究中，既有分析不同代际流动意愿影响因素[1]的文献，也有分析不同类型流动意愿影响因素的文献，如定居城市意愿[2]、回乡创业意愿[3]、回乡再外出意愿[4]，但利用同一调查数据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内部不同流动意愿影响因素的文献较少。
文章利用“湖南省农民工流动调查”数据，运用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不同流动意愿的影响因素，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实现的对策建议。
二、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数据
流入地调查因受当地经济结构的影响，不同流入地调查结果存在较大差异，为政府决策带来困难。为克服这一不足，本文选择差异相对较小的流出地调查，以湖南省为数据采集地，调查时间为2010年11月到2011年2月。农民工来源分散，笔者在来源地同样分散的大学生中挑选调查员，以尽量保证样本抽取的随机性，提高样本数据对总体的代表性。共计发放问卷950份，回收850份，剔除填写错误、填写不完整、外出时间未超过半年的问卷后，有效问卷808份，回收率89％，有效回收率85％，在有效问卷中，新生代农民工问卷483份，出生于1980年前的上一代农民工325份。以下数据除标明出处外，均来自本次调查。
（二）变量
1．因变量。因变量为F1（流动意愿），包括以下四种类型：保持流动、回乡创业、回乡务农与定居城市。
2．自变量。根据多维视角的人类行为理论[5](p35)与迁移心理学[6]，本文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的因素分为心理因素与社会因素。心理因素包括从众心理、风险偏好、动机、态度、相对剥夺感与公平感六大变量共计29个指标。社会因素包括微观的个人因素与家庭因素、中观的社区因素与宏观的制度因素，个人因素包括个人的人口学特征、家庭特征与外出经历三大变量共计23个指标；因新生代农民工与农业联系松散，社区因素仅选择“社区内有无需要雇人的企业”这一指标；根据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的需求，制度因素选择涉及新生代农民工权益的“是否签订劳动合同”与“是否参与社会保险”两个指标，心理因素与个人因素由于涉及变量较多，通过因子分析浓缩变量。
心理因素与个人因素由于涉及变量较多，通过因子分析浓缩变量。心理因素因子分析时，Kmo为0．783，Bartlett球形检验概率p值为0．000，可运用因子分析缩减变量。第一次因子分析结果表明：损失偏好（H6）与“打工时做得多，得到少”（H111）不具备收敛效度，删除后进行第二次因子分析。
因变量与纳入最终分析的自变量及其说明见表1。
（三）方法
因变量为四分类变量，自变量既有定距变量，也有转换为虚拟变量的定类变量，故采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
三、结果分析
本文运用“湖南省农民工流动调查”数据，借助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如下：
（一）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分布
调查显示：在新生代农民工中，选择定居城市的比例为49．3％，31．9％选择回乡，其中，回乡创业的比例为25．3％，回乡务农的比例为6．6％，18．8％选择保持流动。由此可见：在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中，定居城市意愿占据首要位置，其后依次为回乡创业、保持流动与回乡务农，明确的非农化意愿（即定居城市与回乡创业）共占74．6％。在上一代农民工中，选择比例由多到少依次为保持流动（35．1％）、回乡务农（24．3％）、回乡创业（20．9％）与定居城市（19．7％）。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非农化意愿高于上一代农民工，农业化意愿与钟摆式的流动意愿均低于上一代农民工。
（二）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结果
1．模型检验与参数估计
（1）整体模型显著性检验
模型适配信息表显示：加入自变量后，－2倍的对数似然函数值由截距模型的1090．441下降到937．343；似然比卡方检验的概率p值为0．000，表明回归方程中解释变量全体与因变量中不同流动意愿发生比的对数值的线性关系显著，可采用线性模型拟合。
（2）整体模型拟合优度检验
该模型的nagelkerkeR2系数为0．316，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度达到31．6％，同时，通过似然比卡方检验，表明该模型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3）整体模型自变量显著性检验
（4）参数估计结果
2．不同流动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参数估计结果显示了每种流动意愿与参照组相比，显著影响该意愿与参照组发生比比值的因素。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中，某一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是在固定其他自变量影响时的影响，以下分析均遵守该规则。
(1)定居城市意愿的影响因素
影响定居城市意愿与保持流动意愿发生比比值的因素包括婚姻、教育、家庭收入因子、时间收入因子、非经济动机因子与非制度性态度因子。
婚姻对定居城市意愿的影响表现为：已婚与未婚相比，选择定居城市的可能性更低。因为结婚可能加重家庭负担，且配偶可能留居农村，选择定居城市的发生比降低。悦中山等（2009）的研究结果亦表明：结婚后配偶在家乡将降低留城发展可能性[1]。
定居城市作为一种非农倾向选择，受到教育的显著影响，教育程度每提高一个等级，定居城市的发生比为保持流动意愿发生比的2．223倍。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主要形式，对人们的决策行为产生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影响人们的生育、就业等决策，人口流动决策也毫无例外地受到该因素的影响。不管是一般的农民工流动研究[7]，还是农民工的回流研究[8]、流动人口与留守人口的对比研究[10]、留城与回乡影响因素的研究[10]、流动人口流动地区决策研究[11]，均显示：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是显著影响流动决策的变量。受教育程度较高者更倾向于选择定居城市的非农化流动，一是源于受教育程度更高者，其心理预期更高；二是受教育程度更高者，其人力资本存量更高，更易获取更高收入和更稳定的工作，从而为定居城市提供物质保障。因此，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农民工选择定居城市的发生比增加。本次调查数据显示：在选择定居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中，62．6％受教育程度在高中及其以上，在选择保持流动意愿的新生代农民工中，该比例仅为31．9％。
家庭收入越高，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的可能性越高。定居城市需要较高成本，如果家庭收入水平越高，为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提供的支持力度相应增加，定居城市发生比增加。
定居城市不仅受到家庭收入的影响，还受到打工累积时间与务工月收入的影响，打工累积时间越长，务工月收入越高，定居城市的可能性增加。家庭收入因子与时间收入因子对定居城市意愿与保持流动意愿发生比的影响不同，前者的发生比为1．380，后者的发生比为1．449，故时间收入因子的影响力更强。家庭的支持更多源于购房等一次性支付，日常支出多由个人承担，月收入越高，承担日常支出的能力越高，定居城市发生比增加。
非经济动机越强，定居城市意愿的发生比越高，因为定居城市意愿可较好地实现市民权利与城市化的生活方式等非经济动机。因此，非经济动机趋强时，农民工更倾向于选择定居城市。
非制度性态度与定居城市意愿发生比呈反向变化，即非制度性态度越积极，定居城市的发生比越低。在定居城市与保持流动之间，如果流动者更倾向于认同务工，更有可能采取保持流动的行为，定居城市的发生比降低。
（2）回乡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
以保持流动意愿为参照，回乡创业意愿显著受到年龄、年龄的平方、教育、时间收入因子、非经济动机因子与非制度性态度因子的影响。
随着年龄的增加，农民工回乡创业的发生比增加，但越过拐点后，随着年龄的增加，回乡创业的发生比降低，表明回乡创业对年龄存在选择性。外出务工是回乡创业的前提，通过外出务工积累资金、技术、管理经验与社会资本，随着年龄的增加，创业条件日趋成熟，农民工回乡创业发生比增加；但回乡创业对人力资本提出较高要求，超过一定年龄后，创业激情与创业能力降低，变为倾向于流动，回乡创业发生比降低。农民工回乡创业问题研究课题组调查显示：回乡创业者的平均年龄为39岁，30岁以下与50岁以上均占较低比例[12]，亦表明回乡创业意愿与年龄呈倒“U”型关系。
回乡创业作为一种非农化流动意愿，同样受到教育程度的影响，受教育程度更高者，其积累资金、技术与管理经验的速度更快，规模更大，更易满足创业对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提出的要求。因此，受教育程度每提高一个等级，农民工回乡创业的发生比是保持流动发生比的1．622倍，即受教育程度越高，选择回乡创业的可能性越大。
在回乡创业意愿中，时间收入因子越高，农民工回乡创业发生的可能性越大。打工累积时间越长，可能积累越多资金，目前，回乡创业的最大困难为资金短缺，如果个人收入越高，个人可用于创业的资金越充足，回乡创业的可能性将增加，此时，回乡创业发生的可能性高于保持流动发生的可能性。
非经济动机每增加一个等级，农民工回乡创业意愿的发生比高于保持流动意愿，为后者的1．372倍，即非经济动机越强，回乡创业意愿的发生比越高。回乡创业可实现人的最高需求：属于非经济动机的自我实现。因此，非经济动机越强烈，回乡创业发生比越高。
非制度性态度每提升一个等级，回乡创业意愿的发生比低于保持流动意愿，仅为后者的0．700倍，即非制度性态度越积极，回乡创业的发生比越低。非制度性态度主要包括对打工、城市与农村的评价，当新生代农民工对打工与城市赋予较高评价时，倾向于采取务工行为，回乡创业可能性降低。
（3）回乡务农意愿的影响因素
工作时间因子、家庭人口因子与签订劳动合同对回乡务农意愿影响显著。
工作时间每增加一个等级，回乡务农意愿的发生比较保持流动意愿低，仅为后者的0．596倍。工作时间每增加一个等级，表明农民工对工作时间更满意，工作时间更合理，新生代农民工对流动的认同度更高，回乡务农的可能性更低。
家庭人口因子显著影响回乡务农与保持流动发生比比值，随着家庭劳动力人口与打工人数的减少，农民工回乡务农发生比增加。外出务工是家庭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方式，打工者一般处于劳动适龄阶段，打工人数的减少亦表明家庭劳动力人口的减少，当家庭劳动力人口减少时，为耕种土地、照顾家庭，流动者回乡务农的可能性增加。
签订劳动合同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回乡务农与保持流动之间，更倾向于选择回乡务农。当前背景下，签订劳动合同与社会保障水平并不必然一致，即并不必然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保障。以是否发生工资拖欠为例，在选择回乡务农意愿的新生代农民工中，签订劳动合同者未发生过拖欠工资的比例仅为22．22％，低于未签订劳动合同者50％的水平。由于劳动合同执行的随意性与形式化，造成签订劳动合同但又未享受相应权益的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对劳动合同形成负面评价，甚至签订劳动合同与未签订劳动合同相比，回乡务农的发生比增加。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对流动意愿的影响，实质是社会权益与劳动权益的影响，如果未享受到相应权益，且还低于一般劳动者享受的权益水平，缺乏保障，农民工回乡务农发生比增加。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调查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要流动意愿为定居城市意愿，紧随其后分别为回乡创业、保持流动与回乡务农，表现出明显的非农化倾向。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不同流动意愿，影响因素构成不同，以保持流动意愿为参照，定居城市意愿作为主导意愿，受到个人特征、家庭因素、务工经历与心理因素的共同制约；回乡创业意愿主要受到个人特征中的年龄与教育、流动中的务工收入、流动中非经济动机与非制度性态度的影响；显著影响农民工回乡务农意愿的因素包括家庭因素、务工经历与部分制度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分布与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政府在实现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的政策中，应同时关注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的社会因素与心理因素，以定居城市意愿与回乡创业意愿为主，兼顾所有意愿，采取农村与城市、农业与非农业共同发展的策略，通过完善相关制度的制定与执行、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素质与增加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收入实现其心理需要。具体而言，我们可从以下几方面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意愿：
第一，建立与个人劳动贡献匹配的权益分配制度。通过劳动分工，分配各种权益，不仅不会造成社会的肢解崩溃，反而使社会各个部分联系在一起，倾向于形成一种自我调节机制与平衡[13](p193)，从而建立与其劳动贡献一致的社会保障制度。通过条件准入，将新生代农民工纳入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受益对象，降低公共教育、公共卫生等的门槛，或者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给予补贴的形式，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子女享受公共服务体系。
第二，严格监管企业相关政策制度的执行。政府可将企业在农民工社会保障、工资管理、劳动时间、工作条件等方面的执行情况与企业税收[14]、贷款等联系起来，增加企业执行相关政策制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通过监管企业政策制度执行情况，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与企业发展联系起来，达到新生代农民工、企业与政府三方共赢的目的。
第三，加大农业与农村投入，发展现代农业与建设新农村。户籍制度的完善与企业政策制度执行的监管，对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与保持流动意愿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而发展农村与农业则有利于农民工回乡创业与回乡务农意愿的实现。加大投入，发展现代农业，完善农业基础设施，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改变村容村貌，缩小农业与非农业收入差距，缩小城镇与乡村的差距，可增加农业与农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吸引力。
第四，切实提高农村教育质量，优化培训方式，增加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政府可通过平衡城乡教育资源，发动多种力量参与农村教育，提高农村教育质量。政府扮演出资者、管理者与考核者的身份，将不同部门的培训资金整合起来，走市场化道路，根据考核结果支付培训资金，增强培训效果，可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技能。通过农村教育质量的改善与农民工培训方式的优化，可共同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竞争力。
[参考文献]
[1]悦中山，李树茁，费尔德曼，杜海峰．徘徊在“三岔路口”?押两代农民工发展意愿的比较研究[J]．人口与经济，2009，(6)．
[2]续田曾．农民工定居性迁移的意愿分析――基于北京地区的实证研究[J]．经济科学，2010，(5)．
[3]朱红根，康兰媛，翁贞林，刘小春．劳动力输出大省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江西省1145个返乡农民工的调查数据[J]．中国农村观察，2010，(5)．
[4]黄四海．基于Logit模型返乡农民工外出务工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以陕西地区为例[J]．广东农业科学，2011，(2)．
[5](美)乔斯・B．阿什福德，克雷格・温斯顿，雷克劳尔，凯西・L．洛蒂．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生物学、心理学与社会学视角（第2版）[m]．王宏亮，李艳红，林虹，译．北京?押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6]James．t．Fawcett．migrationpsychology?押newBe-havioralmodels．populationandenvironment，Vol．8，num-ber1＆2，Spring／Summer，1985．
[7]段平忠．我国流动人口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
[8]刘俊威，刘纯彬．农民工创业性回流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安徽省庐江县调研数据[J]．经济体制改革，2009，(6)．
[9]宋健．中国流动人口的就业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与留守人口的比较研究[J]．人口研究，2010，(6)．
[10]李强，龙文进．农民工留城与返乡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9，（2）．
[11]段成荣．省际人口迁移迁入地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J]．人口研究，2001，(1)．
[12]农民工回乡创业问题研究课题组．农民工回乡创业现状的调查与政策建议[eB／oL]．人民网，http?押／／nc．people．com．cn／GB／8751401．html．2009－02－05．
城乡人口流动分析篇3
关键词：福建省城乡人口投入产出实证分析人口转换系数人口结构系数完全人口系数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12-157-02
城镇化是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黄金结合点，对地方经济有着巨大的推动力。福建省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了50%，但在城镇化的推进过程中仍存在许多问题。利用人口投入产出技术对福建省的城乡人口问题进行实证分析，把握其变化规律和特点，这在福建尚属首次尝试。基于福建省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相关数据，编制福建省“六普”城乡投入产出表，将人口问题的流量与存量进行结合，多角度对福建省城乡人口的投入产出关系进行研究。
一、福建省“六普”城乡人口投入产出表的编制
人口投入产出分解表式是按照一定的分组标志将人口统计总体进行分类后编制的人口投入产出表。本文将福建省的人口分为城镇和乡村两种状态，编制人口投入产出表来考察福建省城乡人口结构、城乡人口特征以及由城乡人口的变化对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
二、福建省城乡人口投入产出分析
用t代表年份、i和j代表人口状态，用Sij（t）表示第t年期末、第t+1年期初的人口存量。S（t+1）表示第t+1年期末、第t+2年期初的人口存量。Bt表示本年度出生的人口，Bs表示本期迁入系统的人口。Dk表示本年度死亡的人口，Dw表示本期迁出系统的人口。p表示期内人口总量：从横行看，p代表期内人口总产出量，从纵列看，p代表期内人口总投入量。
（一）人口投入产出系数的计算与分析
1.人口转换系数C（t）。
人口转换系数指第t年第i种状态的人口生存下来转为下一年第j种状态人口流入量的比率，反映了第t+1年的人口中间投入对第t年人口产出的依存度。其公式为：
2010年福建省人口转换系数为：
C（t）=0.96850.00550.02530.8726
2010年福建省城镇人口总产出中，2011年仍为城镇人口的比例为96.85%，2011年变为农村人口的占0.55%；2010年农村人口总产出中，变为2011年城镇人口的比例为2.53%，仍然为2011年农村人口的占87.26%。
2.人口结构系数G（t）。
人口结构系数指的是在第t+1年第j种状态的人口中，由第t年的第i种状态的人口所转换的比例。其公式为：
2010年福建省人口结构系数为：
G（t）=0.82540.00680.02060.9147
2010年的城镇人口总投入中，由2009年的城镇人口转来的占82.54%，由农村人口产出转来的占0.68%；2010年的农村人口总投入中，由2009年的城镇人口产出转来的占2.06%，由农村人口产出转来的占91.47%。
（二）最终流量构成
根据表2数据计算可得：
城镇人口最终产出构成=2.60%，农村人口最终产出构成=10.21%
2010年福建省死亡和迁出的城镇人口占城镇人口总产出的2.60%，死亡和迁出的农村人口占农村人口总产出的10.21%。
城镇人口最初投入构成=16.90%，农村人口最初投入构成=6.00%
2010年福建省出生和迁入的城镇人口占城镇人口总投入的16.90%，出生和迁入的农村人口占农村人口总投入的6.00%。
（三）完全人口转换系数（i-C）-1的经济含义
三、结论与建议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知道：
1.福建省的城镇人口大大超过了农村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3.65%。若人口转换系数不变，则每年将有2.52%的人口由农村人口状态变为城镇人口，这无疑将继续加大城市化的脚步。在“农民进城”的同时，城镇人口同样转移到农村去，并且以每年0.55%的速度转换。
2.农村死亡和迁出的人口比例大于城镇，而出生和迁入的农村人口比例却小于城镇的出生和迁入人口比例，农村人口“少增多减”和城镇人口的“多增少减”形成了城乡人口的增减不协调现象，进一步加剧了人口对城镇的负担。
3.福建省的人口基数将会持续增大，未来农村人口将主要由新增的城镇人口转入。由2010年的新增（出生和迁入）人口转为以后各年的城镇人口总和为114410100人，其中由新增城镇人口转入的占98.68%，由新增农村人口转入的占1.32%。转为2011年以后各年的农村人口的总和为30353647人，其中由新增城镇人口转入的占78.16%，由新增农村人口转入的占21.84%。
针对以上问题，我们可以发现，福建省的城乡关系正在不断转化中，形成城乡人口的双向转换：现阶段主要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形成人口城镇化，但是新增城镇人口会不断向农村转换，并且成为农村人口的主要来源，出现“人口农村化”，进而实现“农村城镇化”。未来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的交流将使农村人口和城镇人口不再有明显的界限。在这种情况下，本文对福建省的城乡人口发展提出以下建议以供参考：
1.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使城乡更平等。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登记制度，使得不论人口在城镇还是农村落户，都能够享受到平等的权益和社会服务。
2.加大城乡互动发展，以实行“城”、“乡”发展双赢为目的发展格局。摈弃过去那种重城市、轻农村，“城乡分治”的观念和做法，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削弱并逐步清除城乡之间的樊篱，在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确定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研究重大经济政策的时候，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放在优先位置，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
3.财政投入要向农村倾斜，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加强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关键是要增加投入。要进一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对农业的投入，逐步形成国家支农资金稳定增长的机制。
4.健全完善以政府适当投入为引导、用人单位投入为主体、社会各方出资为补充的多元化投入机制，加大引进人才，鼓励高等教育人才到小城镇、农村去就业。树立城乡人才一视同仁的科学观，统筹城乡人才开发。
参考文献：
[1]陈锡康，杨翠红.投入产出技术[m].科学出版社，2011（4）：262-271
[2]蒋萍.人口投入产出及应用分析[J].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11）
[3]靳玉凤.人口投入产出模型[J].数学的实践与认识，1991（3）：17-28
[4]王庆石.人口核算与投入产出分析[J].统计研究，1987（2）：39-43
[5]祖晨阳，郭环洲.“城乡融合”理论视阈下我国的城乡统筹发展[J].学术交流，2012（06）
[6]高秉雄.农村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研究的际化视野[J].社会主义研究，2012（03）
城乡人口流动分析篇4
【关键词】外来市民；外来农民；城乡分割；户籍制度；工资收入
一、引言
农民工问题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一直是学者们所关注的重点。这一问题的起因是由于1978年以前中国社会的城乡分割模式造成了中国的城市与农村被制度性的隔离开。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民与市民的生活是被完全分开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粮食以及日常生活用品都是按配额分配，没有城市户籍，农民即使来到城市也是无法生存的。这种城乡分割的模式一直持续到1978年改革开放。在此后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农民以农民工的身份走出农村进入城市，随着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沟壑日益变浅，农民工开始越来越多地涌向城市，其身份地位以及收入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变化过程。
二、文献综述
在早期的农民工研究中，研究者们建立了城乡二元分割模式这一理论框架，并在这一框架的基础上对农民工和城市居民进行对比研究。上世纪90年代，甚至直到现在，城乡二元分割模式依然是经典的研究框架。杨云彦等的《城市就业与劳动力市场转型》一书就是典型的使用城乡二元分割作为分析框架的研究。杨云彦认为，与农村劳动力相比，城市劳动力有两个相对优势，一是收入水平较高同时生活条件比较优越，二是受教育程度较高从而具有更高的劳动技能。随着这两个条件越来越显著，城市劳动力越来越倾向从事相对舒适和对人力资本需求高的职业和岗位，而农村劳动力相应的只能从事一些体力劳动。这样就形成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化。作者基本认同这种二元分割是由劳动者的户籍身份所致，之所以城市劳动力与农村劳动力在就业市场中形成分化，是由于他们的城乡差别所引起。杨云彦等还在书中提出了基于户口的劳动力市场多重分割，认为户口制度的划分、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划分、劳动、人事制度划分、单位和地区切块划分都是以户口制度为基础的，户口给农业户籍的人口打下了身份上永远的烙印。李强在其《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一书中提出了中国的三元社会结构，即在传统的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之外将农民工划分为第三群体。李强认为农民工既不同于城市市民也不同于农村居民，他们人数众多，因此应当被单独划分出来。但同时李强也指出，三元结构首先是以二元结构为历史前提的，即是由二元结构演变而来的。其实李强提出的三元社会结构并没有从本质上与二元结构区别开来，农民工是否被单独划分为一个群体对于实际并没有任何影响。即使在传统的城乡二元分割框架下，农民工也是被重点研究的对象，只不过在名称上有所不同，其实质依旧是站在城乡户籍分割的基础上，而城乡户籍分割依旧是二元的。此外，陈映芳也在《“农民工”：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一文中指出，对既有户籍制度的政府需要是户籍制度及“农民工”制度长期被维持的基本背景。这些研究都是基于城乡户籍的二元分割来分析农民工和中国劳动力市场的。
然而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一系列的农民工新政开始陆续出台，先前诸多限制农民工的不合理规定逐步被废止，针对农民工的政策调整在2006年达到高潮。2008年《劳动合同法》正式生效后，农民工的劳动权益被进一步明确，相比过去而言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已经悄然发生改变，进入一个新时期。与之前的城乡二元分割相比，新时期中国劳动力市场持续了几十年的二元分割体制正在逐步被弱化，趋于多元化发展。尽管多元化发展仍旧以“分割”为显著特征，但整体上已经从纯粹的二元分割转变为多重分割，多重分割从户籍身份出发，既包括城乡户籍身份的分割，也同时包括“本地——外来”模式的区域分割。因此由区域分割为主导，城乡分割遗产为辅助的多元化分割构成了新时期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主要特征。近年来，一些研究已经注意到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洗礼后，新的社会背景下，外来人口收入差距的问题已经悄然发生改变，这一改变的背后或许需要对理论框架的细致分化。张展新在《从城乡分割到区域分割》中已经采用四分法将户籍身份分为本市市民、本市农民、外来市民和外来农民，并认为，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户籍分割的重心已经逐渐从城乡户籍身份分割转变为“本地—外来”分割。该文章指出与人口和劳动力的城乡分割一样，“本地—外来”分割也主要是以户籍身份为基础的。不同的是，城乡分割基于城镇户口与农业户口的划分，而本/外分割需要按照户口登记地，划分本地（户籍）人口和非本地（户籍）人口。可以在不同的行政区划层次上，界定一个省、一座城市、直至一个社区（行政村）的本地人口和非本地人口/外来人口。这样划分人口身份，并赋予本地人口以排他性的经济社会权利，这就是“本地—外来”分割。原新、韩靓的《多重分割视角下外来人口就业与收入歧视分析》一文分析了农民工、外来市民和本地市民三个群体就业岗位获得和工资差异，并对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引起的歧视程度进行了判断。得出结论是：与本地市民和外来市民相比，农民工在就业岗位获得和工资决定上均受到歧视；与本地市民相比，外来市民就业岗位获得受到歧视，工资决定并没有受到歧视。杨菊华在《城乡差分与内外之别：流动人口经济融入水平研究》中得出三点结论，其一，城-城流动人口的绝对和相对水平均大大超过乡-城流动人口，却与本地市民相似，表明在经济融入方面，城乡差分大于内外之别；其二，经济发展与融入程度的关系因指标而异：流动人口的绝对经济状况随流入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升，但相对融入程度却与之呈负关联，突显出内外之别。该模式折射出绝对的水涨船高与相对的水涨船不高效应，同时也体现了本地人和外来人在获得和享有公共资源方面的不公。这些研究有的采用三分法，在传统的城乡户籍分割框架下加入了外来市民，有的采用四分法，进一步加入本地农民，其共同点是都考虑了“本地—外来”分割这种区域分割的模式。
三、本文的研究框架及方法
基于现有文献，文章的研究问题为：新时期的城乡户籍身份是否已经不再是影响收入的主要原因？劳动者的个体因素和劳动力市场的因素是否已经成为影响收入分配的主要力量？为了考察这一问题，文章将通过对调查数据的描述性分析探究对外来人口收入产生影响的因素。在描述性分析中，围绕外来人口的收入，以外来人口城乡户籍身份的不同为突破口挖掘外来市民与外来农民的相同和不同点。文章将通过2008年底所做的北京市流动人口调查对生活在北京的外来市民和外来农民的收入做出对比分析，以寻求新时期户籍身份给流动人口收入带来多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否依然显著。
四、针对外来人口的收入分析
（一）外来人口收入总体分析
近年来，在北京工作的外来人口规模日益增大，除了人们最了解的农民工群体外，外来城市人口也逐渐形成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一般都具有较高的学历和较低的年龄，但当前的研究表明，这部分外来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北京的生活质量十分低下，成为了继农民工后大城市中又一弱势群体，也因此获得了“北漂”、“蚁族”等特有的称呼。外来城市人口这一群体拥有与农民工不同的户籍身份，但在北京却与农民工同属于社会的弱势群体，这表明两者之间正在趋同化，户籍身份带来的权益不平等正在逐步缩小。那么，外来市民与外来农民在北京的具体收入状况是怎样的？这两个群体在收入上有多大差距？形成差距的原因又是什么？这些问题需要我们用实际调查数据来做出回答。根据2008年12月在北京对1000多名流动人口所做的调查分析，北京的外来城市人口与外来农村人口具体收入状况如表1所示。
表1外来市民与外来农民收入状况（单位：元）
人均收入收入众数收入中位数收入最大值收入最小值
受雇佣劳动者
外来市民2265.622000200010000600
外来农民1678.431000140030000200
从事个人经营的劳动者
外来市民6654.553000500036000400
外来农民3023.462000200030000300
从事家庭经营的劳动者（除人均收入外其他项为家庭收入额）
外来市民1445.6525001000100001000
外来农民1469.8920003000400000
从表1来看，北京外来人口收入状况呈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受雇佣的外来市民收入水平较外来农民仍然有一定优势。收入差距最直观的表现是外来市民在人均工资收入上高出外来农民587.19元。由收入的众数可以看出两群体工资收入的层次还是很明显的，外来市民的收入主要集中在2000元的层级上，而相应的外来农民的收入则主要集中在1000元的层级上。此外，收入的层次从收入中位数上也可以得到体现，但就收入的最大最小值而言，很难从中发现外来市民的优势所在，两群体收入区间都很大。因此从整体来看，受雇佣的外来市民相较外来农民收入上还是有一定优势，表面来看这两群体唯一的差别即是户籍身份，但是同为外来人口，造成两群体收入差距的原因是否就是户籍身份还有待分析。第二，从事个人经营的外来市民收入大幅高于外来农民。表中显示的外来市民与外来农民两群体在自营收入上人均分别为6654.55元和3023.36元，相差一倍多。如果以千元为一个大的收入层级的话，自营劳动者收入的众数差距也达到了一个层级，由于从事个人经营的样本不是很多，在收入中位数上两群体差距更是相差了三个层级。因此，尽管两群体在收入区间上差距依旧不明显，但数据足以证明在自营劳动的外来人口中，外来市民的收入优势相当大。第三，从事家庭经营的外来市民与外来农民收入相当。从事家庭经营的外来市民与外来农民收入基本持平，平均家庭收入外来市民较外来农民多出240.46元，但家庭人均收入略低于外来农民24.24元，从家庭收入的中位数和众数来看，两群体在家庭经营上的整体收入水平也是相当的。第四，月收入1000-2000元的外来人口的比例最高，市民农民差异不大。在受雇佣的外来人口中，60.5%的外来市民和66.9%的外来农民月工资收入在1000-2000元之间；从事个人经营的外来人口中，这一收入层级的外来市民占27.3%，外来农民占44.5%；从事家庭经营的外来人口中，47.9%的外来市民与51.5%的外来农民人均收入在此区间内。从整体上看，受雇佣的外来市民占外来市民总数的77.9%，从事个人经营和家庭经营的分别占10.6%和11.5%；受雇佣的外来农民占外来农民总数的63.9%，从事个人经营和家庭经营的分别占11.5%和24.6%。通过加权计算，外来人口中55.5%的外来市民和60.5%的外来农民月收入在1000-2000元之间。因此，从收入来看，无论是外来市民还是外来农民，在1000-2000元收入层级的比例都是最高的，尽管从平均收入来看外来市民略高一些，但双方的总体收入水平还是相当的，并没有拉开很大差距。
（二）外来人口的性别工资差异
表2外来人口性别工资差异（单位：元）
平均工资男性工资女性工资工资差男女工资比（女性为100）
外来市民2265.622587.911852.54735.37139.7
外来农民1678.431921.411337.99583.42143.6
从表2不难发现，在北京的外来人口中，不同性别的外来人口工资仍然存在差异，并且有相当大差距。这一差距在外来市民和外来农民之间是类似的，外来市民男性工资超过女性39.70%，外来农民男性工资超过女性43.60%，因此对于外来人口的性别工资差异，外来市民与农民之间并没有太大差别，男女之间的工资差异可能与其从事的行业等有很大关系。
（三）外来人口的工作时间与工资率
工作时间是与工作收入相互关联的一项重要指标，通过对工作时间的度量，使用工资率可以更加准确的衡量劳动者的收入。例如：a和B两个人从事不同工作可能月工资是相同的，但a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10小时，而B每周工作5天每天工作8小时，那么虽然a、B两人的月工资相同，但他们的小时工资却相差很多，按一个月4周计算，a一个月实际工作240小时，B一个月实际工作160小时，则a和B小时工资的比例达到了2：3，因此对工作时间的调查，可以进一步分析劳动者在就业行业中的具体境况。表3中是我们对北京市流动人口工作时间情况做出的调查结果。
表3外来人口的工资率
外来市民外来农民
人数%人数%
150小时以下167.9355.3
150-200小时7235.611818.0
200-250小时6632.722033.6
250-300小时2914.414422.0
300-350小时31.5324.9
350-400小时105.08112.4
400小时以上63.0253.8
根据表3，外来农民月工作时间在150-200小时之间的人数比例较少，较外来市民比例低17.6%，月工作时间在250-300小时和350-400小时之间的比例略多，分别超出外来市民7.6%和7.4%。统计后，外来市民的月平均工作时间为222.54小时，外来农民的月平均工作时间为256.51小时。再结合前文对外来人口收入的调查统计，外来市民的工资率为10.18元，外来农民的工资率为6.54元，外来农民的工资率是外来市民的64.2%。由于工资率是综合了就业中多种因素得出的数据，其本身与月收入、工作时间直接关联，与就业行业、工作职位、技术职称以及接受培训的时间等都有间接关联，根据前出的调查结果，外来市民在各个方面都略胜于外来农民，因此综合得出的这一结果，我们认为是比较可信的。
五、结语
通过对外来市民与外来农民的工资收入、性别工资差异、工作时间与工资率进行的分析，可以看出外来市民虽然仍具有户籍优势，但这种优势在收入方面的影响已经不甚显著，外来市民与外来农民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小，因此，我们基本可以认为新时期的城乡户籍身份已经不再是影响收入的主要原因。目前，外来市民较外来农民的收入优势更多地体现在高学历以及高人力资本方面，尽管这种优势的根本来源可能依旧是城乡二元分割体制的结果，但不可否认的是，劳动者的个体因素和劳动力市场的因素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比重正逐渐增大，单纯地以二元分割模式看待新时期的劳动力市场已经难以解释更多的问题，在未来的调查和研究中，我们希望能就理论框架做出深层次的细化，做出更细致的对比和研究。
参考文献
[1]陈映芳.“农民工”：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J].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3期.
[2]李强.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3]杨菊华.城乡差分与内外之别：流动人口经济融入水平研究[J].江苏社会科学，2010（3）.
[4]杨云彦等.城市就业与劳动力市场转型[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
[5]原新，韩靓.多重分割视角下外来人口就业与收入歧视分析[J].人口研究，2009（1）.
城乡人口流动分析篇5
abstract:thisarticleanalyzedtheselectionprincipleandrangeofurbanlandgradingfactorsandtheproblemsinthesystemofurbanlandgradingfactors,andpointedoutthattheapplicationofurbanlandgradingfactorssysteminurbanlandgradinghadtheproblemsabouttheoverabundantandinsignificancegradingfactors,andcometoadecisionthattheselectionofurbanlandgradingfactorsshouldaccordwiththeactuality.
关键词：城镇土地定级；定级因素；因素因子体系
Keywords:urbanlandclassification；urbanlandgradingfactors；factorssystem
中图分类号：tU9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11-0077-02
0引言
城镇土地定级是根据城镇土地的经济、自然两方面属性及其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地位、作用，对城镇土地使用价值进行综合分析，揭示城镇内部土地质量的地域差异，评定城镇土地级的过程。相比城镇土地分等的作用对象――揭示城镇之间土地质量的地域差异，定级的评定单元划分的更加精确、有针对性。城镇土地分等定级的目的是为全面掌握城镇土地质量及利用状况，科学管理和合理利用城镇土地，提高土地使用效率，为国家和各级政府制定各项土地政策和调控措施、为土地估价、土地税费征收和城镇土地利用规划、计划制定提供科学依据。在城镇土地定级过程中，对定级因素的选取以及求取所有影响土地级别的因素分值是定级过程的核心步骤，定级因素的选取直接影响到土地级别的划分，因此，有必要对如何选取定级因素进行相关的分析探讨。
1城镇土地定级因素选择原则
城镇土地定级因素、因子，根据城镇的实际情况、影响城镇土地质量、土地利用和效益的因素，以及这些因素的影响方式和程度等，选取其中影响性较大的那部分因素、因子作为定级参评因素、因子。
1.1综合分析原则城镇土地级别受到城镇经济、社会、自然和生态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定级除分析经济因素外，还应对城镇社会、自然和生态环境因素进行分析；除分析单个因素对城镇土地效益的影响作用外，还应分析经济、社会、自然和生态环境等因素对城镇土地效益的综合影响作用。
1.2主导因素原则土地因素及其影响作用和效益，往往存在一定的重叠性和相关性。与综合分析原则相辅相成，主导因素原则要求，定级应根据影响城镇内部土地优劣的各种因素及其作用的差异，重点选择对土地级别起控制和主导作用的因素作为定级的参评因素，并突出这些因素对土地效益主要方面的影响。
1.3地域分异原则土地构成因素特性、优劣状况、对土地效益的影响作用方式和强度，在城镇范围内一般存在一定的空间差异。定级应掌握土地因素特性、优劣状况、影响作用方式和强度的空间分布与组合规律，分析其地域差异，从而更为科学准确地选取定级参评因素、量化其影响作用。
1.4土地收益差异原则土地级别反映了城镇土地条件的优劣状况，而对土地条件具有一定敏感性的企业利润所包含的土地收益在不同级别土地上应有明显差异，因此应选择有关行业企业进行土地差收益地价测算，并将测算值作为确定土地级别数目和了解行业级差收益的重要参考依据。
2城镇土地级别的影响因素
城镇是一个复杂的人工系统，其内各种设施众多，是人们生活和各种经济活动最为集中的场所。在不同城镇之间以及同一城镇内部不同区域之间，城镇土地构成要素、土地利用与效益、土地质量与价值均存在很大差异，影响城镇土地级别的因素复杂多样，但主要包括繁华程度、道路交通条件、城市设施条件、环境条件和人口状况等。
2.1繁华程度根据区位论、城市地理学理论和地租地价理论，城镇中某些对人口流动和物质能量交换具有聚集作用的特殊地段形成城镇结节点，这些大大小小的城镇结节点通过频繁的人口流动，物质、能量、信息的不断交换成为城镇不同层次和等级的繁华中心。繁华程度可以通过多种指标衡量，如人口密度、商业繁华程度等。其中商业服务业的繁华程度较为直观，也相对易测，是衡量繁华程度的重要指标。商业服务业有其自身的行业运行发展规律，在运用商业服务业繁华指标时，可以用商服规模近似代替繁华中心规模；以服务吸引半径代表繁华影响范围；以商服业吸引力随距离的衰减值即商服繁华影响度代表土地繁华程度。因此，土地繁华程度也可以通过商服繁华影响度表示。
2.2道路交通条件城市道路交通条件，是某特定地块土地与外界（包括定级城镇内部其它地域和定级城镇之外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人员、信息交流的方便程度、快捷程度。它的好坏状况，一方面影响人流、物流的移动成本；另一方面还影响土地所处区域与其他有关区域相接触进行社会经济和技术交流的频率、机会、便利程度和潜力。根据道路交通设施在所促进物质、能量、人员、信息交流的空间性和主要对象方面的差异，可将道路交通条件进一步细分为对外交通便利度、道路通达度、公交便捷度和路网密度等因素。其中，对外交通便利度反映城镇土地与定级城镇之外环境物质、能量、人员、信息交流的方便和快捷程度；道路通达度、公交便捷度和路网密度，反映评价地域与定级城镇内部其它地域物质、能量、人员、信息交流的方便和快捷程度。因此，城镇土地定级中，道路交通条件可通过采用外交通便利度、道路通达度、公交便捷度和路网密度等因素表达。
2.3城市设施条件根据地租地价理论和区位论等理论，城市土地之所以远高于农用地的价值，是因为城市土地经过人类不断的改造和加工，资金、技术和劳动投入，而凝结了大量人类物化劳动和活劳动，从而产生大量的土地级差收益和级差地租地价。根据设施在城市生产和居民生活的功能作用，城市设施条件可分为生活设施完善度、公共设施完备度和文体设施影响度等3个因素。其中，生活设施包括给水、排水、供电、电讯、热力、煤气等与生活或生产基本条件有关的设施；公共设施包括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中小学、诊所、医院、菜场、邮电所、银行储蓄所等；文体设施包括影剧院、俱乐部、体育馆场、游乐园等文化、体育设施。
2.4环境状况城市环境状况包括环境质量优劣度、城市绿地覆盖率、自然条件优劣度等因素。随着社会进步和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这些因素对城市生产经济活动和居民生活正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因此是影响城镇土地级别的重要因素。
2.5人口状况城市是随着人们生产经济活动、交流集聚，人口达到一定规模后形成的。人口一直是城市系统中最活跃的因素，对城市生产经济活动、土地利用、土地区位条件等都会产生重大影响。人口状况，包括人口数量（人口总量、人口密度等）、人口结构（性别结构、年龄结构、民族结构等）人口素质（受教育程度、职称、技能水平等）等各个方面。在城镇土地定级中主要考虑人口密度因素。
3我国现行的城镇土地定级参评因素因子体系
经过多年实践和完善，目前我国城镇土地定级大多根据定级城镇的本身特点，参照国家《城镇土地定级规程》选取确定定级的参评因素因子体系。国家《城镇土地定级规程》定级因素因子见表1~4。
4城镇土地定级参评因素因子体系存在的问题
城镇土地定级参评因素因子体系存在的问题，在乡镇土地定级过程中有着突出的表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①该指标体系虽然对哪些因素可选、可不选做了备注，但对各地乡镇土地定级工作指导性不强；同时由于评估人员的水平低，对选择的因素把握不准，通常采取全部都选的作法。这就给定级过程带来一定的复杂性，使最后的结果产生很大的误差。②部分因素的因子层所列因子适应性不强。如在“公用设施完备度”因子层中，体育馆、文化馆、影剧院等因子只适用于经济较发达的东南沿海乡镇，全国其它乡镇目前无此类公用设施。此外，受近几年电信业快速发展的影响，不少乡镇邮局正逐步被电信局、电信营业厅所取代，后两者对土地质量的影响日益增强。③大部分乡镇在土地定级时应舍弃“公交便捷度”因素。由于当前无论是从建设规模还是从居民需求的角度，公交站点的布设与公交线路的开通意义不大，很多乡镇没有公交车。④“对外交通便利度”因素有2个因子，即火车站和汽车站。乡镇有火车站的很少，有汽车站的较多，但乡镇客运和货运业务多以个体运输业为主，其吸纳人口的能力和对外辐射的作用较弱，对土地质量的影响小。因此在乡镇土地定级中，“对外交通便利度”因素可舍弃。⑤在乡镇土地定级中，“基础设施完善度”因素也可舍弃。主要原因是目前乡镇土地定级范围一般都在建成区范围内，面积仅2-3km2，“基础设施完善度”的大部分因子对土地质量的影响差异性较小。如在建成区，电力管线、自来水管线已铺设且保证率较好；供气、供热管线一般未铺设，不会造成定级范围内土地质量的差异。⑥指标体系缺少“乡镇规划”因素。根据《规程》，城镇土地定级主要分析现状土地质量的差异，但考虑到很多乡镇都是首次开展土地定级工作，更新速度一般比城镇慢，其定级成果通常要使用3-5年。因此，为体现未来几年内实施乡镇规划对土地质量产生的影响，应在指标体系内增加“乡镇规划”因素。
5结论与建议
城市是一个复杂的人工系统，其内各种设施众多，是人们生活和各种经济活动最为集中的场所。在不同城镇之间以及同一城镇内部不同区域之间，城镇土地构成要素、土地利用与效益、土地质量与价值均存在很大差异，影响城镇土地级别的因素复杂多样，主要包括繁华程度、道路交通条件、城市设施条件、环境条件和人口状况等。各种定级因素综合一起组成城镇土地定级参评因素因子体系，直接影响到城镇土地级别的划分结果。所以，对定级因素的选取应该按照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原则分别进行。尤其是在乡镇土地定级的过程中，应根据现行《城镇土地定级规程》拟定的城镇土地定级指标体系并结合各地乡镇地产市场特点，制定符合当地乡镇实际的土地定级因素因子体系，从而完成乡镇土地级的划定。
参考文献：
[1]GB/t18507-2001,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S].
[2]严星，林增杰.城市地产评估[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GB/t18508-2001,城镇土地评价规程[S].
[4]唐旭,祝国瑞.基于基准地价评估模型的修正体系编制方法研究[J].中国土地科学,2002.
[5]李芹芳.论我国的地价问题[J].西安工程学院学报,2002.
[6]高志云.城镇商业土地定级因素体系的权重确定.陕西建筑，2006.
[7]肖瑛.乡镇土地定级因素因子体系的探讨.资源开发与市场，2008.
[8]肖峰，蒲春玲，王华丽.城镇土地定级因素指标选取及权重确定探讨.新疆农业大学学报，2004.
城乡人口流动分析篇6
[关键词]城乡一体化；现状；制约；对策
[中图分类号]F3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13）07—0091—02
城市和农村的分离和对立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聚集效应下，生产要素和社会资本不断地向城市集聚，大部分的经济活动在城市空间内发生。同时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矛盾日益严重，进一步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城乡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城乡一体化的思想应运而生。
城乡一体化有两层不同的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在城市和农村行政区域范围内，要求统一规划，协调发展，利用城市先进的生产力带动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城市工业化要同农村工业化、城市化结合起来，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但是二者承担不同的产业活动。第二层含义是指城市和农村的对立消失，城市和农村结为一体，城市边缘区消失，城市和农村的差别仅在于主体产业和景观上的差别。这两种含义都在于缓和城乡矛盾、协调城乡关系，第一种含义侧重于实践中的指导方针，而第二种含义侧重于发展的目标。总而言之，城乡一体化是协调城市和农村的关系，在政策、经济、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方面享受平等的待遇。
城乡一体化的概念在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认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十七大强调要求要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新格局。十再次明确提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战略任务，同时提出要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加快统筹城乡发展力度，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在新的历史背景下，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是推进农村发展改革、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要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城乡一体化发展现状分析
目前我国的城乡一体化进程取得一定的成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三农”问题，但是城乡矛盾和问题仍然很突出，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城乡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
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农村和城市的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差甚远，根据2012年的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出，2011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1809.8元，而农村的家庭人均纯收入为6977.3元，差距为14832.5元，比例为3.126：1，而2009年、2010年的差距分别为12021.5元、13190.4元，明显地说明了我国城乡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且呈扩大趋势。同时农村人口的生活水平相对于城市人来来说也存在较大的差距，根据2012年的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表明，2011年农村的恩格尔系数为40.4，而城市的恩格尔系数为36.3，这一数据明显表明了农村家庭收入的大部分支出用于基本生活必需品，生活水平较为低下。
（二）城乡之间社会发展水平相差甚远
在社会发展水平方面，农村在医疗、教育等社会事业，水电、交通、通信等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服务，和城市相比都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例如，根据2012年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出，2011年城市人口平均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为14.19人，而农村仅为5.50人，比例为2.58：1，说明在医疗方面城乡之间没有一体化，且差距过大。城市的教育以及其他公共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入几乎全部来自于国家，而国家对于农村的基础设施、医疗等公共事业的投入相较而言少之又少，同时农村的社会保障机制极为不健全。在国家政策的导向下良好的社会资源均向城市聚集，这是资源配置不公平的表现，会不断地拉大城乡之间社会发展水平的差距。
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制约因素
新制度经济学的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认为制度是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关键因素，其代表人物诺斯“认为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变迁，除非现行的经济组织或者制度安排是有效率的，否则经济增长不会简单发生。我们有理由相信，有效的制度建设能够推动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激发城乡经济发展的活力，为实现城乡一体化提供制度保障。然而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中存在着很多的制度因素方面的制约，进行制度机制的创新改革是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点和难题，也是有效开展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基本前提。
影响我国农村人口流动的制度十分显著。其中，以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为最。现行的户籍制度造成二元结构的分割严重，限制了人口城市化的进程，不利于农村人口要素向城市转移。虽然现在国家准许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但是大多数是以进城务工的身份进入城市，“农民工”成了他们的代号，户籍制度以“货币”为他们筑起了一道城市人的高墙，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得他们仅仅是一个“二等市民”，他们并没有享受到与城市人一样的均等的城市教育、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待遇。户籍制度的二元分割会产生公共服务、教育、社会保障制度等的二元化，从而为城市和农村之间划上了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严重制约城市和农村的一体化进程。而土地制度也制约了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自由流动，把农村人口限制在农村土地上。由于农民不能从土地获取财产性收入，农民进城的物质基础十分的薄弱，更多的农民选择亦农亦工的状态，往返于农村和城市之间。同时土地流转机制也不健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利用缺乏有限的制度规范，使之不能以合法的途径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在一定程度傻瓜阻碍了城镇化的进程，制约着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在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双重制约下，加大了农民城镇化的成本，农民脱离土地在城市扎根的困难，使得农民不敢贸然地离开农村离开土地。如此恶性循环，使得土地资源极大地浪费，严重制约了城乡一体化的发展。
三、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对策研究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重点在于农村的改革和发展，而改革现有的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是推进农村改革和发展的重点，推动和实现城乡一体化，促进城乡共同繁荣，首先要改革约束性的制度障碍，在此基础上推进各项措施的进行。
（一）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改革和创新户籍与土地制度
制度缺陷是推动城乡一体化的最大的障碍，破解二元结构，改革和创新户籍与土地制度，消除城乡分割的根本性制度障碍，从而推动公共服务、教育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实现城乡之间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为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创造制度条件。
首先，改革户籍管理制度。我国现有的户籍制度是在计划经济体制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对人口流动、尤其是对城市人口的流动有着严格的管理和控制，已经无法适应新形势背景下的新要求。应该改革现有的划分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标准，以居住地划分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同时附加纳税时间条件，以职业划分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实现城乡户口一体化管理。
其次，创新土地制度。推动城乡一体化，要求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改革土地制度。要明晰各类的土地的产权，构建土地流转市场，引入价格竞争机制确定土地流转的价格，并完善土地流转程序和土地征用补偿机制，提高土地资源价格，增加农村人口的经济收入，降低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成本。
（二）一体化城乡规划
我国的城乡规划不均衡、城乡二元结构分割严重。城镇各项规划政出多门，大多数规划以各自行政区位空间为规划对象进行来编制，与农村的发展相分离，不能充分体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理念。在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过程中，要统筹规划城乡的发展，将城市的发展和农村相联系，把二者看成一个总体进行发展规划，将城市和农村进行不同区位功能的划分，每个功能区承担不同的产业，是城市和农村相互衔接、相互促进发展。
（三）加大农村公共品的投入力度，完善农村的公共服务设施
加大农村公共品的投入力度，完善农村的公共服务设施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基本途径。加大农村公共品的投入力度关系到农村人口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关系到社会的长治久安。政府要加大对农村的政策性支出，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加快农村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以缩小城市和农村的公共服务差距，促进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首先要加快农村的交通设施建设，改善交通运输条件，从而打破农村的封闭落后状态，加强农村和城市之间的练习。其次，加快农村的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促进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提高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和传统观念的更新。再次，加快农村医疗卫生实施的建设，改善农村的医疗卫生条件，有利于提高农村的生活质量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最后，加快农村水电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全面改善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
（四）完善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
不断完善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将农村人口纳入社会保障网中使农村人口无后顾之忧，从而拉动农村消费结构，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为实现城乡一体化打下坚实的基础。目前我国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非常不完善，农村“养儿防老”的观念根深蒂固，从而落入一个贫困的陷阱，不同于城市人口的社会保障，社会保障基金由个人、单位和国家三方共同承担，社会保障的风险几乎全部转移到社会上，而农村人口的保障完全依赖于个人。这样的社会保障体制是有缺失的，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人口的转移，阻碍农业的发展，阻碍城市一体化的实现。
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具有很深远的意义，是一项志在必行的大工程，必须从制度改革方面着手，同时结合国家宏观投入等政策实施，在全国范围内有针对性地开展改革，从而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格局。
〔参考文献〕
〔1〕埃里克·弗鲁博顿，鲁道夫·芮切特.新制度经济学—一个交易费用分析范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张琳琳.城乡一体化构建的意义和措施分析〔J〕.世纪桥，2010，（10）.
〔3〕杨荣南.关于城乡一体化的几个问题〔J〕.城市规划，1997，（05）.
〔4〕尹成杰.加快推进中国特色一体化发展〔J〕.农业经济问题，2010，（10）.
〔5〕朱恒.我国城乡一体化问题的思考与对策研究〔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0，（05）.
〔6〕吴敬琏.农村剩余劳动转移与“三农”问题〔J〕.农业经济2000，（09）.
〔7〕冯常生.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城乡一体化路径选择〔J〕.中州学刊，2011，（02）.
城乡人口流动分析篇7
[关键词]昆明；城乡关联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动力因素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4）38-0075-05
城乡关系是指在城乡系统内部和外部环境共同作用下，通过各种资源和要素在二者间的流转和配置产生的联系。在中国城市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城乡关系突出表现为城乡二元结构及其导致的各种矛盾，例如城乡人均收入水平差距大，公共基础设施差距大，医疗教育等资源的质量及分布差距大等。针对城乡发展过程中存在矛盾和问题，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十七大要求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十提出“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国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这些都为新形势下加快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即统筹发展，缩小差距，进而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目标。而科学、客观、全面地测度一个地区城乡在发展过程中的关联程度是进一步开展城乡统筹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1城乡关联发展研究综述
城乡关联发展研究的实质，就是科学、全面地评价城乡在发展过程中的协调程度及差距，探寻促进城乡联系和融合发展的推动及阻碍因素，进而在资源相对稀缺的状态下，通过合理的方式促使有限的资源在城乡聚落间实行最有效的配置。目前关于城乡关联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乡关联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城乡关联度的测度和评价方面。
元利、孙桂平（2011）以京津冀地区为研究对象，以城乡经济关联、社会关联、空间关联作为反映城乡关联发展水平的一级指标及16个具体指标构建了城乡关联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因子分析法对该区域13个城市的城乡关联度进行定量评估并分类，得出地区城市化水平与城乡关联度不一致的结论。李君、李小建（2008）以河南省为研究对象，从物质基础、经济联系、人口联系和社会联系四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河南省各市城乡关联度进行评价。张竟竟、陈正江等人（2007）则采用层次分析法和综合评价模型，从自然基础、城镇体系、基础设施、经济联系和社会联系五个角度评价河南省18个市的城乡关联发展，认为发展经济和提高城市化水平是提高河南省城乡关联发展水平的两大因素。段娟、鲁奇等人（2005）则从自然禀赋条件、城市化与城镇体系、区位与基础设施、经济技术联系、社会文化关系与互动六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应用主成分分析法、aHp综合评价法、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对我国31个省市的城乡关联发展进行评价，三种方法的结果一致认为区位基础设施条件与经济技术联系较好的区域，其城乡关联发展水平也较高。
由上可以看出，对城乡关联发展的研究已有较长时间，研究成果也较多。但仍存在以下问题：①城乡关联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仍不成熟，缺少统一的规范和普遍认同的体系框架，研究角度和指标的选择都有较大主观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自身经验，从而导致对不同对象的城乡关联评价缺少可比性。②目前文献中选取的数据多为截面数据，通过对数个样本点同一时期的数据处理，进而比较分析每个样本点的城乡关联度。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可以横向比较不同区域的城乡关联发展水平，但忽视了以下两点：一是城乡关联发展是个动态过程，一期的数据处理结果不能反映一个区域城乡关联发展状况，也无法归纳出促进该区域城乡关联发展的推动因素；且某个样本点的相关指标值很可能在研究时期恰好受社会大事件、国家政策变化等偶然事件冲击，这样得出的结论就包含偶然因素。二是同一个指标体系不一定适用所有样本点，得出的结论对某些样本点可能失真，有所遗漏。
2研究区域简介
昆明市是云南省政治经济中心和交通枢纽，是中国面向东南亚、南亚的门户。市域地处云贵高原，地区海拔分布在1500～2800m。目前昆明市辖六区、七个郊县及一个县级市，其中五华、盘龙、官渡、西山、呈贡五区为行政区划调整后的主城区。
近十年昆明社会、经济发展较快，城市化进程加速。2003―2012年，全市全年生产总值由814.01亿元增加到3011.14亿元，常住人口由500.79万人增加到653.3万人，人口密度由237人/km2增加到311/km2，城市化率由41%提升到67.05%。昆明经济发展及城市化进程一方面导致城市对生产生活资料需求的增加，促进资源、要素在二者间的流动和配置；另一方面城市快速发展会吸引乡村劳动力，尤其是高素质劳动力向城市集聚，从而加重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为了科学、全面地衡量昆明城区和周边乡村在发展过程中的关联程度，本文基于2003―2012年的统计资料，构建昆明城乡关联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探寻昆明城乡发展规律，归纳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动力因素。
3昆明城乡关联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3.1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为了科学评价城乡关联发展进程，指标体系的构建应遵循以下原则：①客观全面性：选取的指标应能全面、客观地反映城乡关联发展的内涵和特征，不应主观上有所偏倚或遗漏；②系统性：要求选择指标时，不应把城市和乡村看作两个独立的个体，而是相互联系的整体；③相对独立性：即不同子系统中的指标应相对独立、相互配合、避免重复；④可操作性：选取的指标要概念明确，内涵清晰，在实际监测统计中数据可获得性强；⑤动态性：因为城乡相互作用与发展是个动态的过程，只有通过动态数据才能寻找到促进和抑制城乡关联发展的因素，才能真实评价二者间的关系。
3.2指标的选取
指标的选取首先依据频度统计法，即大量阅读知网、万方等数据库中与城乡关联发展、统筹发展等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相关的文献，对其中的指标进行频度统计后，选择出现频率较高的。然后，根据城乡关联发展的内涵及指标体系构建原则，对初选指标进行归类，再结合昆明城乡社会经济发展现状，最终确定从城乡社会联系、经济联系、生活联系、人口联系、生态环境联系五个方面评价城乡关联发展（见表1）。
城乡社会联系主要指交通网络和信息网络的发展程度，它们是各种要素在城乡间顺畅流动的前提，其规模和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资源和要素流动的速度、数量和质量。经济联系是城乡关联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促进城乡再发展的基本前提和重要手段，其实质是经济活动中各种经济行为及其行为者相互联系与影响的关系总和，可以通过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乡镇企业发展等反映。生活联系则侧重评价城乡公共服务体系的发展水平，城乡居民享受社会保障和福利的公平程度，城乡差距等。人口联系也是城乡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含人口向城市流动、农业人口向非农行业转移、人口素质等方面的内容。生态环境联系则反映城市如何处理其在发展过程中对周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城乡关联发展的可持续性。
4昆明城乡关联发展的测度与评价
4.1基于因子分析法的数据处理
根据2003―2012年《昆明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上述评价指标体系的相应数值，但由于各指标数据量纲不同，因子分析前使用SpSS统计软件中的z-score标准化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
然后对数据进行因子分析，操作步骤包括：①Kmo和Bartlett检验，以判断是否适合做因子分析。②兼顾特征值大于1和累计贡献率大于80%的原则，利用主成分方法抽取3个主因子（见表2）。3个主因子涵盖了原始信息的90.9%，只损失了原始信息的9.1%。
为了使各指标的载荷大小进一步分化、因子归属更加清晰，利用最大方差法旋转因子载荷矩阵，旋转在4次迭代后收敛。最终筛选出各因子绝对值大于0.6的载荷（见表3）。旋转后提取的三个主因子已能充分解释和提供原始数据要表达的意义，主因子的经济意义是由载荷矩阵中各因子对应的权数较大的几个指标的综合意义来确定。
4.2昆明城乡关联发展动力因素探讨
4.2.1第一主因子
由表3可知，影响城乡关联发展的第一主因子对地区人均GDp、第三产业产值比、公路货物周转量、乡村从业人员中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员比例、城乡年末移动电话用户数、工业产值占总产值比例、环保人均投入额、公路旅客周转量、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城镇人口比重有较大负荷系数。
其中：①人均GDp、第三产业产值比、工业产值比等指标表明昆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与城乡关联发展有较强的相关性。工业作为昆明增速最快的产业，其发展会促进城市增长极的发展壮大，对周边乡村产生辐射带动作用；而以旅游业和服务业为主体的第三产业比重的提高可发挥第三产业劳动密集型的优势，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②公路货物周转量、公路旅客周转量、城乡年末移动电话用户数、环保人均投入额等指标则说明交通网络、信息网络、环保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关联发展有促进作用，因为公共基础设施是城乡间各种要素流动的基础和载体，其发展程度决定了城乡互动的频率、速度和范围。③城镇人口比重、乡村从业人员中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员比例反映城市化和乡村城镇化的推进对城乡关联发展的促进作用；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则表示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城乡关联发展。
4.2.2第二主因子
第二主因子对每万人拥有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城乡人均消费性支出对比指数、乡镇企业年产值占总产值比例、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比指数有较大负荷系数，其中：①城乡人均消费性支出对比指数、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比指数反映城乡经济差距，数据分析表明城乡差距的缩小会促进城乡关联发展；②每万人拥有的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指标则反映社会保障水平与福利，社会保障水平和福利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改善农村居民生活条件，从而缩小与城市居民的生活差距；③乡镇企业年产值占总产值比例反映乡镇企业的发展，乡镇企业能增加农村就业机会，提高农村居民收入，促进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进而促进城乡共同发展。
4.2.3第三主因子
第三主因子则对城乡污水处理率、财政支农比例、环保投资指数有较大负荷系数，数据分析表明政府利农政策和生态环境保护都会促进城乡关联发展。
4.3昆明城乡关联度的测度与评价
城乡关联度是评价、比较城乡关联发展水平的一个综合评价值。城乡关联度越大，表明城乡联系越密切，互动交流越频繁，城乡间各种自然、社会、经济资源与要素运行越顺畅。本文以因子载荷矩阵旋转后抽取的三个主因子对方差的贡献率为权数，计算昆明市2003―2012年城乡关联发展状况的综合得分，得出昆明市近十年城乡关联度排名（见表4）。
由表4计算结果可知，除2004年昆明城乡关联度低于2003年，其他年份城乡关联度逐年提高，且在2008年之后显著改善并持续。其原因可归结如下：
（1）自2004年以来，全市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便保持在12%以上，2009年以后达到14%以上，这是促进城乡关联度增加的根本动力因素。三次产业结构也由2003年的7.3∶46.4∶46.3逐渐调至2012年的5.3∶45.8∶48.9，由二三一向三二一转变，城市化率由41%上升到67.05%，乡镇企业产值占总产值比例由4.8%增加到10.5%，以上三个因素是促进城乡关联度提高的直接动力。
（2）2009年开始城乡关联度显著提高，这得益于昆明政府在“十一五”期间的作为――除了地区经济仍保持快速增长外，对交通网络、环保设施，以及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与福利等民生工程的大量投入。
在基础设施方面，截至2012年年底，昆明共开通656条农村客运线路，3570辆客运班车参与城乡客运，乡镇通车率达100%，行政村通班车率达93.5%；绕城高速内环和外环、环湖公路、地铁、空港铁路复线等重大项目建设加速推进，新增城市道路1460.8万平方米，“四环十七射”骨干路网基本形成。环保设施建设方面，“十一五”期间主城区8个污水处理厂建设和升级改造完成，县域污水处理厂全部建成运营，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达95.1%，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80%。在社会事业方面，“十一五”期间对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工程的投入是“十五”末的3倍，全面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建设标准化农村中小学231所；完成了284个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建设，1383个村卫生室标准化配置建设，城乡各类医疗卫生机构2010年年末达2775个；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71万人，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参合率高达98.4%，此外还建立了城乡困难群众临时生活救助制度，保障水平逐步提高。“十一五”是昆明自“九五”以来经济发展最快、投资增长最快、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最大、改善民生力度最强的五年，也是近几年城乡关联发展较好的几年。
4.4昆明城乡关联发展面临的制约因素
虽然近十年城乡关联发展程度不断提升，城市与乡村间的交流互动趋势较好，但在迈向城乡一体化目标的过程中仍存在一些挑战：①虽然昆明区域经济在近十年保持平稳快速发展，但综合经济实力并不强，“十一五”期间昆明经济总量在省会城市中处中下游水平。②近几年昆明城乡差距逐渐拉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2005年的2.95∶1扩大到10年后的3.25∶1。③昆明产业结构继续优化面临挑战：农业工业化和产业化水平较低，都市型现代农业刚起步；工业中能源、资源开采和初级加工所占比重较大，40%以上的行业属于高能耗行业，高新技术产业工业增加值仅占工业增加值三成，自主研发能力和创新能力弱；第三产业仍以传统服务业为主，生产和生活业发展缓慢，无法吸引高素质劳动力和资本集聚。
5结论
综上，影响昆明城乡关联发展的动力因素的重要性各不相同，大体可归纳为：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是促进昆明城乡关联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根本动力因素；城市化，工业化，以旅游业、服务业为主体的第三产业发展是促进昆明城乡关联发展的直接拉力，而以乡镇企业发展、乡村劳动力非农化为主要内容的自下而上的城市化是直接推力；城乡差距是促使城乡关联发展的原始动力；教育投入、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和福利的提升、政府利农政策及对生态环境的保护等则是城乡关联发展可持续进行的重要保障。
在昆明城乡未来发展过程中，应侧重以下几点：①继续保持昆明市经济快速平稳的发展态势，这是促进昆明城乡发展的根本因素。同时加快二、三产业的发展，促进城市增长极继续发展壮大，增强对周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②继续完善城市和周边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指交通设施、信息网络和环保设施），其中交通设施的完善程度决定了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质量和速度，信息网络的完善能改变农村的闭塞状态，同时给农民带来更多就业和创业机会，环保设施的建设为城乡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③依托不同农村的资源或地理优势，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并努力提高企业的层次和规模，就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乡村劳动力非农化比例的提高，推进城镇化水平。④在政府政策方面，应加大对农村社会保障和福利的投入，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和精神生活水平；同时加大教育投入，这里的教育不仅指对年轻一辈的文化素质教育，还包括对农民劳动力的成人教育、职业技能培训、再就业培训、业务技术指导等。在成人教育方面，不能重形式走过场，要让农民学到实实在在的就业技能。
此外，昆明城乡关联发展过程也面临一些制约因素。比如昆明经济近十年虽然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但整体综合实力不强，在省会城市中位居中下游；城乡收入差距近十年不断扩大，削弱了农民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的基础；三类产业结构的优化受到制约，像工业多属于初始加工、高能耗、粗放式发展的行业，第三产业仍以传统服务业为主，档次较低，自主研发能力和创新能力都较弱。
在未来，昆明应准确把握促进城乡关联发展的动力因素，详细剖析制约因素，制订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适合昆明城乡发展的对策体系，促进昆明城乡一体化目标的早日实现。
参考文献：
[1]陈文胜，王文强，刘作祥.湖南省城乡一体化发展研究报告2012[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2]元利，孙桂平.京津冀地区城乡关联度评价[J].安徽农业科学，2011，39（31）.
[3]李君，李小建.河南省区域城乡关联度评价分析[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8（3）.
[4]张竟竟，陈正江，王发曾.河南省城乡关联发展综合评价[J].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37（1）.
[5]段娟，鲁奇，文余源.我国区域城乡互动与关联发展综合评价[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5，15（1）.
[6]昆明市统计局.昆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R].2003―2012.
[7]徐静珍，王富强.统筹城乡发展目标及其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原则[J].经济论坛，2004（15）.
[8]曾磊，雷军，鲁奇.我国城乡关联度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区域比较分析[J].地理研究，2002，21（6）.
[9]昆明市统计局.昆明统计年鉴2003―2012年[J].昆明：中国统计出版社.
[10]杜茂华，刘锡荣.城乡统筹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其应用――以重庆市区县统筹为例[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6（3）.
[11]昆明市人民政府.昆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R].2011.
[12]李珊，元利.京津冀城市群城乡关联的空间分析[J].上海农业学报，2012，28（2）.
[13]张竞竟.城乡关联发展动力机制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实证研究[J].广东农业科学，2011，38（14）.
[14]吴先华，王志燕，雷刚.城乡统筹发展水平评价――以山东省为例[J].经济地理，2010，30（4）.
[15]张竟竟.城乡关联发展量化研究述评[J].中国农学通报，2010，26（18）.
[16]张竟竟，陈正江，杨德刚.天山北坡经济带城乡关联发展定量评价[J].中国农学通报，2007，23（2）.
城乡人口流动分析篇8
关键词：农村剩余劳动力；两阶段假设；效用最大化；劳动力回流决策模型；理论分析
中图分类号：F323.6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12-00000-02
一、前言
（一）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要素不断解放，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该群体逐渐向城市空间聚集，形成了规模庞大的转移“民工潮”。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不仅提高了该要素边际生产力与要素收入，更形成了市场化大生产的初始要素准备，为城市的快速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国内许多学者在借鉴托达罗模型的基础上加以修正，试图沿用劳动力乡城转移模型来解释农民工群体城乡回流行为，并假定无论是乡城转移还是城乡回流均是持续性的长期理，即在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之后，即使在城市里入不敷出，只要其认为选择留城后未来一段时间内的预期净收入大于其返乡回流收入，他们便会选择继续留城。因此推出农村劳动力回流的原因是农民回流后长期预期净收入水平高于其选择继续留城预期净收入水平。
（二）行为假设
笔者通过对身边返乡农民工调查后发现，这些返乡农民回到家乡后，其净收入水平不仅没有增加，而且均有较大幅度的下降，这与前述理论解释存有较大差距。因此笔者大胆假定，乡城转移与城乡回流应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并分别对应不同的假设条件。在乡城转移之前，农民工群体往往会积极地将预期收入的时间设定为一段较长的时间，认为城市机会多，只要进入城市便不会找不到工作，即使初始阶段入不敷出，后期预期收入一定会提高，对应的行为假设是长期理。而进城之后，等待就业机会或者就业处于入不敷出时，他们会充分考虑自己的生活成本。如果认为选择在城市等待择业或继续就业得不偿失时，他们便会选择城乡回流。因此，假定完成乡城转移后的农民工在城乡回流阶段决策问题上是由短期行为所决定的，且此时迁移者作为短期理性经济人在决策时考虑增量分析而非长期性的存量分析。本文拟通过对身边返乡农民工真实返乡意愿总结的基础上，从“以人为本”的视角，通过构建劳动力回流效用最大化决策的微观机制，以此探寻劳动力回流的本质，进一步解释我国劳动力回流的真实原因并提出合理化建议。
二、回流现状分析
（一）劳动力回流现象普遍存在
经过近30年的流动变迁，我国劳动力流动呈现出多元化流向的新特征，农村劳动力回流和就地就近转移已成为一种长期的经济现象。以农村劳动力输出大省安徽省为例，通过对安徽省09-15年统计年鉴数据整理发现，随着安徽省城镇化的推进，在安徽省总人数变化不大的情况下，流向外省半年以上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数的比重从2011年的17.44%降到2013年的16.31%，流向外省半年以上人口数量占总流动人口比重由2009年的77.9%降到2013年的67.96%，相应的流向本市县及其他乡镇的比重由2009年的14.75%上升到2013年的22.74%。“双降一升”数据表明，近年来，安徽省农村劳动力回流和就地就近转移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经济现象。从劳动力回流主体结构来看，年老劳动力高于年轻劳动力回流占比，但两者的差距是不断缩小的，从这个角度也进一步佐证了除自然原因的劳动力被动回流外，年富力强的劳动力选择主动回流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中。
（二）劳动力返乡意愿原因总结
笔者对身边返乡农民工的真实返乡意愿进行调研后发现，这些回流人口的返乡原因大致可归为以下四类：一是自然返乡型，即因本人或家人婚育和年龄自然衰老等自然原因而主动选择返回农村；二是就业未竟型，即在城市没找到工作或没找到合适工作或收入较低等原因自愿失业返乡；三是生活厌倦型，即厌倦城市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以及教育、医疗福利歧视等；四是个人发展型，即觉得返回家乡有更好的发展前景。
三、模型建立
（一）现有模型不足
1.忽略了劳动力回流决策的短期行为假设
托达罗认为农村劳动力在作出迁移决定时，不仅考虑短期内的预期收入和成本，也会从长期甚至整个生命周期的角度来考虑，如果长期的收入能够弥补短期的成本，他们也会做出迁移的决定[1]。模型只是分析了劳动力向城市方向迁移的瞬时决策，并没有充分考虑这种迁移的可持续性。迁移之前劳动力更多地倾向长期行为，但迁移之后是否回流却主要由短期行为所决定的。迁移者作为经济人是理性的，等待就业机会或者就业处于入不敷出的时候，会充分考虑自己的生活成本。如果认为选择在城市等待择业或继续就业得不偿失时，他就会在迁移后重新返回农村。这就解释了现实中为什么流人城市的劳动力在城市找不着工作的话，一般都会返回农村，而不像托达罗说的那样继续在城市里等待就业机会。
2.忽略了以人为本效用最大化
因其自身吃苦耐劳特质以及众多群体产生的激烈竞争，农民工劳动力曲线并不如传统劳动力模型向后弯曲的明显。不过，农民工群体仍遵循一般劳动供给曲线中向后弯曲特点，虽在一定的收入水平内其不考虑效用的最大化，比如为了获得收入农民工可以忍受恶劣的工作环境、居住环境，忍受长期与家人的两地生活等，但如果在一段时间内入不敷出，或者感受到外出务工压力，该群体仍会选择回流，并在收入最大化与效用最大化中波动，表现出在城乡之间摆动迁移的特征。此外，劳动力外出或迁移的决策是由家庭集体决定的，由于家庭成员的异质性（其年龄、文化素质和技能存在差异），为追求福利最大化，家庭会按排一部分人外出打工挣钱，剩下的人留在家里从事农业劳动。我国当前的经济状况、土地制度和传统的文化等决定了乡城迁移的决策主体是农户家庭[2]。
3.忽略城市生活成本
托达罗模型并没有考虑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工作后的生活费用，并且一般来说，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成本要远高于其在农村地区的生活成本。这种城市生活成本既包括实在的物化成本，也包括难以物化的心理成本，如进入城市后的生活与工作适应程度、城市居民对其在工作中与生活中的态度以及农民工对务工中收入、生活的主观评价等。
（二）修正
1.增量分析
本文依据劳动力回流决策时短期行为假设，采用增量分析方法构造模型，以期对劳动力回流决策做更精确的刻画。增量分析是边际分析的变形，表示变量的大量变化，包括离散的、跳跃性的变化，也可以是非数量的变化[3]。
2.引用效用最大化模型
本文在预期收入模型的基础上，引入效用最大化模型，在比较预期净收入经济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对非经济因素进行比较，并将其纳入到劳动力回流决策模型中。
（三）回流决策模型建立
在遵循最大化理论的基础上，首先把农民工回流决策模型进行简化，为从最基本的模型出发，将先进行若干假设，随后逐步放宽假设的条件，使模型尽可能的向实际情况靠近。
假设一：短期经济人行为假设
入城后的农民工在一段时间（）内等待就业机会或者就业处于入不敷出时，他们会充分考虑自己的生活成本，若认为选择在城市等待择业或继续就业得不偿失时，他们便会选择城乡回流。
假设二：农民工在城市务工和返乡后的就业概率均为1
该假设说明农民工在城市不存在等待择业或失业压力，而且返乡回流后，一定可以就业。
假设三：农民工回流主要受收入最大化的影响
在一定的预期收入范围内不考虑效用的最大化，比如为了获得收入农民工可以忍受恶劣的工作环境、生活环境，忍受独自在外生活等。
基于上述三个假设，我们构建简化的农民工回流模型如下：
式中e表示在时刻时间内预期总净收入增量，在时刻时间内回流至农村后预期净收入增量，在时刻时间内留城预期净收入增量，表示城乡迁移动作成本。
然后，放宽假设条件二，引入就业概率变量。
式中，表示农民工在回流地时期就业的概率，农民工在城市时期就业的概率。农民工回流后即使未从事其他工作，至少还可以从事农业劳动，因此假定农民工回流后的就业概率=1；农民工在城市就业概率可以扩展为农民工在城市就业承担的相关风险，风险包括就业的可持续性和收入的保障性，故。
最后，放宽假设条件三，引入非经济因素。农民是否回流取决于两地的效用最大化情况，如下式所示：
式中，表示农民工时期选择回流地的预期总效用，表示农民工在回流地的预期收入效用，表示农民工在回流地受非经济因素等影响带来的效用。表示农民工时期选择留城的预期总效用，表示农民工留城的预期收入效用，表示农民工在回流地受非经济因素等影响带来的效用。基于效用最大化的劳动力回流决策模型如下：
（四）小结
本节在提出农民工外出务工以及城乡回流的两阶段假设的基础上，通过修改农民工短期经济理假设，从最基本的农民工回流决策模型出发，一步步放宽就业风险、非经济因素等相关假设条件，逐步完善农民工回流决策模型，为进一步探讨回流决策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提供理论基础。
四、基于短期假设的农民工劳动供给曲线分析
通过前述模型建立，本文在一般劳动者供给曲线的基础上，依据不同假设，作出基于短期假设的农民工劳动供给曲线分析。
（一）基于长期假设的农民工劳动供给曲线
农民工劳动群体因其自身吃苦耐劳特质，其劳动供给曲线弹性更弱，表现在劳动供给曲线上，其与一般劳动供给曲线相比要更坡。基于其长期假设，劳动力对长期预期收益看好，在劳动力充分供给的情况下，当工资率低于某一个阈值时，农民工劳动供给会更大，表现在劳动供给曲线上向前弯曲[4]。该曲线解释了农民工群体在乡城转移时，普遍存在预期向好，对城市机会憧憬，即使在短期入不敷出，其仍会通过增加劳动力供给来增加收入。
（二）基于短期假设的农民工劳动供给曲线
在完成向城转移之后，劳动力回流决策阶段，随着劳动力报酬净收入的减少，其劳动供给曲线会突破劳动供给时间原点，现实中会表现出农民工城市逃离，劳动力回流。此外，随着人们“以人为本”意识的增强，农民工群体会将自身难以物化的心理成本考虑进模型中，因此会表现出净工资率水平大于零的时候，仍会有很多农民工选择城乡回流。
（三）结论
基于短期假设的农民工劳动供给曲线分析，随着农民工劳动力群体自我意识和家庭意识的增强，该群体不再只考虑向城转移后净收入水平的提高，会将难以物化的心理成本考虑进决策中，如进入城市后的生活与工作适应程度、城市居民对其在工作中与生活中的态度以及农民工对务工中收入、生活的主观评价等都会影响其选择是否回流的重要因素。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符合社会向前发展的规律性，国家和企业在促进剩余劳动力进城就业时，不应单单考虑该群体净收入水平的提高，更应为其提供在城市中平等工作机会、福利报酬和劳动尊重，更有效的将该部分生产力纳入到城镇化发展中来。
参考文献：
[1]王箐.流动人口就业代际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4.
[2]王国辉.基于农户净收益最大化的宏观乡城迁移模型[J].中国人口科学，2006（2）：48-57.
[3]杨卿.浅析管理经济学在企业管理决策中合理应用的理论研究[J].管理学家，2014（8）：142-142.
城乡人口流动分析篇9
【关键词】统筹城乡城乡一体化成都市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不仅体现了经济水平的绝对增长，更体现了产业结构的变化，二三产业逐渐发展壮大，逐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但是在经济总量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凸显出了地区间、城乡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基于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和“三农”问题，城乡发展一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焦点问题，如何协调城乡共同发展便成为了重中之重。成都市作为中西部经济金融中心，在2003年全面推行统筹城乡工作，发展独特的成都模式，2007年被批准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效，本文选取成都市进行案例分析，结合具体数据分析城乡一体化对成都市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二、案例分析
（一）成都市统筹城乡的主要措施
成都市作为我国西部经济中心，区域经济发展对整个西部地区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成都市也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成都市的城乡一体化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03年―2007年，第二阶段在2007年之后。
从2003年起全面推开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工作，主要的重点在于政府主导，以外力推动为主的城乡规划、政策制度、公共服务一体化，这一阶段的主要措施归纳起来就是以“六项政策”为原则，推进“三个集中”，建设“三个重点工程”：
（1）提出“六项政策”：以县城和有条件的区域中心镇为重点、以科学规划为龙头和基础、以产业发展为支撑、以建立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机制为关键、以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为保证、以农民身份转变为出发点与落脚点。
（2）推进“三个集中”的发展模式：即“工业向园区集中”、“耕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以实现产业集聚发展效应，土地经营规模效应，并促进农村居民生活方式的转变。
（3）建设“三大重点工程”的内容和目标：“农业产业化工程”，实现传统农业的市场化和产业化；“农村扶贫开发工程”，构建多元参与的农村扶贫开发机制；“农村发展环境建设工程”，推进城乡基础建设和社会事业均等发展。
第二阶段在2007年之后，这一阶段的改革着力于农村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构建，选择以农村土地产权改革为核心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主要通过确权颁证来更好的实现土地流转，作为综合配套实验改革的突破点。2008年开始土地确权，在有效的体系建立后，从2010年起推进土地流转，增加农民的收益，同时土地规模化、现代化的经营能有效提高农业生产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有力推动城镇化进程。
总的来说，成都模式是典型的大城市带大郊区的发展模式。其主要做法是对土地确权颁证，建立农村土地产权交易市场，设立建设用地增减指标挂钩机制。以发展较好的区域作为起步点，确立优势产业，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产业集群。另外再配以农民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
（二）成都市统筹城乡效果分析
成都市根据上述原则，实施一系列有力政策措施后，使得城乡一体化进程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和显著成效，本文接下来将对城乡一体化目前的进展及效果进行分析。
（1）城镇化率显著提升，开创城乡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首先，我们通过图1反应的城镇化率的结构变化来看看成都的城市化历程，2002年的城镇化率仅有35.5%，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而在2003年全面推进城乡统筹后，城镇化率有了一个显著提升，2007年时已经迅速增长到53.56%，约是2002年的1.5倍，2007年之后进一步的土地流转政策使2012年新型城镇化率已经突破60%，达到60.2%。
从2002年到2012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由1007.4亿元增加到5731.7亿元；地方财政收入由59.4亿元增加到410.6亿元；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得到遏制，先后荣获“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国家节水型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全国文明城市”等称号，实现了又好又快的持续发展，根据城市化五阶段论，此时标志着成都将进入成熟的城市社会，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目标。
（2）优化城乡产业结构布局，资源合理配置，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城市化作为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不仅体现为城乡人口结构的变化，城镇化率的提高，它会通过促进企业和人口的集聚，形成新的市场，从而拉动工业化发展。第一，企业和人口的集聚，形成对第三产业发展的规模化需求，成为一种拉力，带动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所以城镇化过程与第一产业向二、三级产业转化的过程可以说是同步的。第二，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口数增加，居民收入增加，从而扩大消费。这种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释放了大量需求，有力推动了扩大内需方针的落实。
图3
图2反应了2002――2012年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变化，随着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深入，总体来看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上，远高于2003年之前的水平。1978年，我国整体经济水平落后，农业是经济发展的主要产业，此时成都市的农业人口占比接近80%，而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非农人口逐渐增加，但增速比较缓慢，而自2000年左右起，非农人口占比急速上升，在2011年左右，超越农业人口，其占比最终稳定在约60%的水平（见图3）。
（3）推进城乡市场体制一体化，初步建立了城乡统一的市场体制。为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始终把改革创新作为农村发展的根本动力，稳妥推进以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的农村市场化改革，促进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在城乡自由流动、优化配置。确保了耕地总量不减少、粮食生产能力不下降，形成了用市场机制鼓励引导农民保护耕地的内在动力。推动农村投融资体制改革，组建市县两级现代农业发展、小城镇建设和农业物流投资公司，成立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形成了“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渠道多元、机制健全”的投融资力量；制定农村产权抵押融资办法，引入农业担保和保险机制，增强了农业、农户抗风险能力和银行参与意愿，逐步破解了融资难题。农村市场化改革，促进了城乡统一的市场体制的形成，赋予了农民相对完整的市场主体地位，加快了土地规模化经营和农业现代化进程。
（4）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城乡公共服务体系。成都市在近年的经济发展中，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以城乡公共服务公平化为目标，努力探索实现城乡居民享受平等的公民权利，公共服务。在统筹城乡进程中，成都市政府大幅度增加公共服务的投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活环境，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一是不断完善城乡卫生服务体系，扩大卫生医疗覆盖面积，让居民享受公共卫生服务，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二是加强教育投资力度，尤其是提高农村教育水平，提升教师素质和管理水平，缩小城乡差距；三是完善城乡养老保险制度；四是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交通设施体系方便居民出行，加强绿化建设，改善环境，提高生活质量。
（5）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成都市围绕“三次产业互动、城乡经济相融”，联动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对各区（市）县产业发展进行规划定位和重新布局，实行“一区一主业”，努力构建以现代服务业和总部经济为核心、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以现代制造业和现代农业为基础的现代产业体系。在全市范围优化资源配置，统筹安排项目、资金、资源，推动产业集中集约集群发展，促进产业由主要依靠二产带动向三次产业协同发展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消耗向科技进步和管理创新转变。
三、当前存在的问题分析及建议
虽然成都市在统筹城乡进程中取得了显著成效，本文认为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质的提高落后于量的增长。在城市化进程中，城镇化率显著提高，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但市民化水平依然较为落后，由于长期存在的二元机构体制的影响难以在短期内消除，所以从观念上、社会保障制度、生活方式上来看，大量农村居民并未完全融入城市的生产生活中，依然存在城市内的二元结构。
（2）土地流转制度不完善，管理比较混乱，产权界定不明晰，缺乏有效的评估办法和监督机制，不能充分维护农民权益。同时，缺乏通畅的信息交流平台，融资困难，土地流转范围窄，规模小。
（3）城镇空间分布和规模结构不合理，超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加之城市管理服务水平不高，出现人口过多，环境破坏，空气污染，交通堵塞等“城市病”现象，严重影响居民生活质量。
（4）自然历史文化保护不力，大力推进现代化，工业化发展，城市建设缺乏地方特色。针对以上问题，本文认为统筹城乡，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接下来的重点首先将放在提高城市化质量，通过完善农村居民的医疗、养老保障体制，使其子女取得同等的受教育机会，提升市民化水平，使进程农民在城市中有尊严、有归属感的生活，才能实现经济社会稳定的可持续发展；其次，认真落实确权颁证工作，使产权得以清晰界定，建立完备而明确的土地流转办法和有效的监督机制，使农民切身利益得以维护。最后，优化空间分布结构，提高城市管理水平，避免城市过度扩张，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注意维护自然历史特色，保留城市文化。
参考文献：
[1]洪银兴，陈雯.城乡一体化的科学内涵[J].经济研究参考，2003，（5）.
[2]顾益康，绍峰.全面推进城乡一体化改革――新时期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J].中国农村经济，2003，（1）.
[3]王伟.对城乡一体化发展新趋势概念的重新解读[J].菏泽学院学报，2010.
城乡人口流动分析篇10
论文关键词流动人口犯罪对策研究
流动人口，一直都是各地高危人员的主要源头，从各地发生的治安案件和刑事案件中，有八成以上是流动人口所为，流动人口的不稳定因素和高犯罪率，使得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服务工作，变得尤为重要，一直都是公安部门的重点。下面我谨结合在公安机关工作中对于流动人口管理与服务中得出的经验总结和体会，以及近期武城县公安局开展“流动人口信息采集”活动而得出的最新数据，就新形势下的流动人口犯罪谈点自己的粗浅认识。
一、流动人口犯罪的基本特征
（一）流动人口犯罪的心理特征分析
第一，聚财贪富心理。对于绝大部分的流动人口而言，他们之所以选择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获得高于在家乡劳动所得的收入。但是对于大部分的流动人口来说，想要挣到理想满意的、符合预期目标的财富是不现实的。与此同时，与城市本地人、成功人士相比，生活条件和收入反差相对较大，在残酷的现实与美好的愿望之间形成的巨大落差，让他们开始怀疑劳动致富道路的可行性与正确性，加之一部分人受贪财求富、攀比享受心理的驱使，极易产生通过不正当的违法犯罪途径来满足理想收入的犯罪心理和犯罪念头。
第二，从众效尤心理。流动人口主要来自贫困落后的地区，有着大致相同的经济状况、社会地位、风俗习惯等，身在异乡以乡缘、地缘、血缘等情结、和互动的同化心理，多交往频繁和密切，在一些人有犯罪念头，或者因为犯罪侥幸获得非法收入的时候，极易引发其他同乡人员的争相效尤，以至拉帮结派，实施相同类型的违法犯罪活动。
第三，对社会的仇恨和敌视心理。由于流动人口都是背井离乡，大多数人只在暂住地工作较短的时间，面对暂住地一些不平等的歧视性政策和当地人无意中流露出的排外言行，极易引发流动人口中高危人员的不满和逆反、报复以及德心理，会因对某个人或某件事的怨恨，扩展转移到对整个社会的敌视与仇恨，从而导致其实施违法犯罪活动。
（二）流动人口的犯罪特点分析
一是以非法侵财型为主。一小部分流动人口在还未找到工作之前，身上的钱财用完后，为了生存而走上违法犯罪之路。还有部分比例的流动人口由于各种主客观的因素，在付出艰辛的劳动之后，却未能得到令其满意的工作薪酬，感觉仅依靠辛勤的劳动还不如通过偷盗、抢劫等犯罪活动来钱快，从而走上犯罪道路。
二是以明显的季节性犯罪为主。大部分流动人口，在农闲时进城务工赚钱，农忙时回家耕种收割，会因自身未能挣到令其满意的薪酬和工资，在虚荣心的驱使下，或者顾及其面子，怀着侥幸心理，铤而走险，实施抢劫、抢夺、偷盗等违法犯罪行为，以达到“快速求财”的目的。
三是在犯罪过程中多使用暴力手段。从形形的的各种案件分析，犯罪分子的作案动机单纯、手段原始单一，但同时又具有很残酷的暴力行为。案犯在实施犯罪过程中，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实施偷盗、扒窃等非暴力犯罪，在被发现后极易转化为抢劫等暴力犯罪行为。同时，抢劫、绑架、飞车抢夺等暴力手段犯罪也时有发生。
（三）流动人口的犯罪主体构成分析
流动人口犯罪的主体囊括了多类型的人员，有失去土地的流动人口，无业的，吸毒的、或者作案犯科的、有前科的人员，还有在高危地区聚集的未成年人等等，总的来说，这些高危人员都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以青壮年为主。从侦破的外来流动人口犯罪案件中分析，18-30岁的青壮年人群是外来流动人口犯罪的主要人员，这也与这一年龄段人群的心理特征相吻合，他们的思想意识易受到外界客观环境的影响，易冲动、偏激，甚至不计后果。今年上半年全县查处的几百名流动人口侵财犯罪嫌疑人中，年龄为18-30岁的青壮年人员。
二是乡缘性、地域性帮派结伙作案突出。外来流动人口犯罪案件，多呈现出乡缘性、地域性结伙作案的特点。他们大部分来自农村的贫困地区或案件高发的高危地区，被生活环境所迫和影响，极易产生极端德思想和扭曲的心理，认为靠劳动致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在相互认同的情况下，以拉帮、结伙的方式，连续长时间的对不固定的对象实施犯罪行为。
（四）流动人口犯罪的作案目标分析
一是犯罪区域相对而言，比较集中，形成高危人员作案的高危地区。居民区、城乡结合部、人员密集的闹市等地，由于人员复杂和密集，成为流动人口实施盗窃、抢劫、抢夺等违法犯罪活动的高发区域。
二是犯罪分子作案多为流窜作案。表现为乡缘性的同乡关系纠合，短期聚集作案突出。往往认准同性质的作案目标，例如，有的专门盗窃居民住宅，有的专门盗窃摩托车、电缆线、手机等为主，有的则专门进行飞车抢夺、抢劫等暴力犯罪。
三是选择针对的犯罪目标相对明确。犯罪分子在实施犯罪行为时，为了达到目的，选择特定范围内的人员作为侵害对象和目标。个体户、第三行业服务人员等成为最主要的受害群体。案犯选择这些人员作为侵害目标，主要原因是因为这类人群随身携带的钱财比较集中，有时甚至谋财害命。
二、流动人口犯罪的成因分析
（一）流动人口自身主观因素分析
一是内心的贪念和侥幸心理的结合，促使犯罪的发生。流动人口外出打工的目的是为了依靠正常的劳动获取钱财。然而，对于一小部分人来说，想要挣到自我满足、符合心意的薪酬是根本做不到的。外来流动人口的工作不稳定，收入相对较低，残酷的现实和理想的目标差异较大，极易产生矛盾心理。导致他们开始怀疑通过正常的劳动致富是行不通的，进而产生通过违法犯罪活动达到自我心意的犯罪心理。
二是消极的社会心理，导致其进行犯罪行为的发生。外来流动人口主要的犯罪群体是进城务工或经商的农民，他们有着特定的心理和内心世界：竞争意识比较淡薄，对贫富差距形成的鲜明对比，心理感受比较强烈，同时心理承受能力低，社会适应能力不强。现实与理想的差距、激烈的竞争、工作歧视、工作中的伤害等一系列的原因，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追求利益的欲望，贫富差距的不满心理感受更加强烈，导致部分流动人口以侵害人身、损坏财产以及其他德暴力犯罪行为来发泄内心的怨恨与不满。
三是受教育的水平相对较低，法制观念淡薄。流动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极少，大部分为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水平。由于受教育的水平较低，对法律法规知之甚少，对自己犯罪行为造成的严重后果、社会危害性，以及自己要承担的法律责任根本没有清楚的认识。今年上半年，全县查处的流动人口犯罪嫌疑人中，其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约占89%。
（二）社会客观因素分析
一是文化差异因素。城乡之间的隔离与的二元化，形成了城乡各自的文化习俗和价值观念。流动人口在进入城市后，发现自己的很多价值观念根本不适应城市的生活，在不断遭受挫折后，很多人放弃了自己的道德准则，不再顾忌行为的约束。价值观念不同导致的冲突，行为规范的失范，从而导致其走上犯罪的道路。
二是市场经济特点。市场经济与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计划经济相比，竞争空前激烈，在为每个个体提供平等的机会、相同的法律地位的同时，在不同起点的群体之间造成了严重失衡的不平等。由于流动人口大部分不具有适合市场经济和城市产业发展的工作能力、工作经验等，不能在市场经济中有效竞争和发展，导致他们只能从事高危险、高强度的体力劳动的工作，为了在城市中生存和得到预期的心理满足，有些人选择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三是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的不到位。目前对流动人口和管理和服务工作，多注重人员登记控制，只有当流动人口涉嫌违法犯罪时才对其进行干预，对其缺少日常思想观念、法制观念的宣传教育，导致他们只能处在一种与城市相对隔离的亚文化环境中，受到城市中不良文化的熏陶，少数缺乏进取心、意志薄弱者自然走下坡路，最终成为犯罪分子。
三、抑制流动人口犯罪的对策思考
一是加强法制教育，提高外来流动人口的整体素质。首先，对外来流动人口上岗前，进行特定的文化、职业技能、法律的专门培训，相对提高其文化素质，适应城市发展的劳动技能，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以达到减少外来流动人口犯罪的主观因素；其次，加大宣传力度，开展清理整顿出租房屋信息，规范对外来人口的管理和服务的宣传等活动，以进一步增强出租房屋的业主和外来流动人口遵纪守法的法律意识，共同维护好社会治安环境；再次，鼓励、引导外来流动人口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用法律手段解决纠纷和矛盾；最后，在外来流动人口聚居的区域广泛宣传国家的法律法规、政策规章，提高流动人口的道德水平和法律意识，减少其犯罪的思想根源。
二是以务实的态度，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积极主动地关注关心流动人口的现状和疾苦。公安机关在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服务中，务必真正做到坚持以人为本，以务实的态度，将服务理念真正融入到对流动人口的日常管理中去，培养流动人口对暂住地的感情，消除他们的自卑感和被歧视感，增强他们的主人翁意识，同时切实解决号流动人口实际存在的各种问题，关心流动人口的疾苦，解决好流动人口的子女上学、医疗、改善其生活条件，积极维护流动人口得合法权益。
三是进一步推进和完善社区警务化管理，强化对实有人口的管理。社区警务是公安工作接触群众的最基础、最前沿的工作。社区民警要根据本社区的具体实际情况，充分挖掘和利用社区各方面的现有治安资源和潜在的治安资源，整合优化社区的治安资源，开展周期性的入户调查，全面掌握辖区内实有人口的信息，熟悉社区人员的基本情况；通过社区警务的管理服务，捕捉社区治安动态变化信息，为打击违法犯罪提供线索。
四是提高群众的自防意识，积极预防和控制各类流动人口违法犯罪案件高发。通过实施让群众了解防范信息、大力宣传报警方法和渠道、分析流动人口犯罪人员的作案规律和特点等各种措施，增强群众的自我保护意识和防范意识，全面提升居民防偷、防抢、防骗能力，使之成为防控犯罪的积极因素和有效力量。一旦防范意识成为自觉行为，它就会发挥出巨大的社会效能，从一定程度上遏止违法犯罪的发生。
五是加强日常的治安巡逻，防范和打击流动人口的违法犯罪。针对外来流动人口犯罪的地域性特点、季节性特点，在春节前后等特殊的节日和案件高发区域、时段性的加强治安巡逻，开展集中打击的专项行动，预防和遏制犯罪行为的发生。抓住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针对流动人口中存在的严重违法犯罪现象，进行严厉的集中打击，震慑犯罪分子，以达到预防和遏制外来人员犯罪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