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经济学基本理论篇1
关键词：现代经济学；基本框架；分析研究方法
经济是创造价值、转化与实现价值的结果。经济学本身就是一门含有特殊性质的学问，同其他学科存在一定不同之处，自然科学的实质是精确性、稳定性，例如制造炮弹，必须严格控制各项数据、操作的准确状态，并且自然科学的参数都是可控制和实验的。但经济学却是不同的，一方面，经济学不仅仅要对研究的对象作出系统的分析，同时还要研究人的假设行为，所以研究现代经济学的过程是一项系统化、复杂化的工程。另一方面，经济学研究过程中还面临着许多不可预测的因素，因此，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些经济学家受到大众的批评，严重的更是指名道姓。这里存在两个原因：一是被批评的经济学家能力有限，另外一个是评估后的某些因素无法预测，即使判断准确，但由于社会大环境和经济条件的不断变化，也会影响经济学家的判断。
一、研究现代经济学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的重要性
经济学是一门具有一定特殊性质的学问，是研究人类社会经济行为、社会经济现象及人们如何进行经济上的利弊取舍的基础性学科。目前我们国家缺少资源，人类的欲望却非常大，正因为资源和欲望基本矛盾的存在，才出现了现代经济学，迫使人们作出经济利弊的取舍，通过经济学，利用有限的资源，创造出最大程度地需要来满足人们基本需求。现代经济学通过使用科学的方法手段，综合各种经济分析工具，收集数据、通过实验观察数据、形成经济学理论的步骤，全面探索人类社会经济行为的现象，因此现代经济学是一门具有特殊性质的科学，代表经济系统分析框架和科学研究方法的科学。这种全面的分析，不但分析了理论的形式，同时也为考察经济数据工作提供了工具。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明确分析并理解现代经济学的框架和其研究方法是复杂的。只有正确理解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其研究方法，才能为现代经济学的理解创新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理解现代经济学可以帮助人们正确地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研究不同时期不同环境及不同的人的经济行为、不同制度下的各类经济问题。现代经济学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其中的不同学派、不同理论本身就说明了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正是由于不同理论采用了不同假设和模型的设定，才使得它们能够解释不同的经济现象，并能在接近理论假设的经济环境下，给出合理的推断和科学的预测。
不同的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环境可以产生不同的经济框架理论，但是却是相同的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是互相联通的，不存在某一地区、某一国家特殊的经济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相反，不同环境下的不同经济问题却可以用现代经济学的某些基本原理、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却可以用来解决，同时经济学理论还可以用来研究相同时间、同一地区内的相同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就目前来看，各个地区不同时期的不同经济问题都可以使用现代经济学基本经济框架和研究方法进行比对，从而找到解决的方法，这也正是现代经济学的魅力所在。只要掌握了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同时分析不同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就可以研究不同地区、不同风俗文化下的经济问题及现象。事实证明：现代社会经济行为准确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在过去的二十几年，许多分析方法不仅仅在现代经济学中得到充分利用，同时延伸到其他学科，如人文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
二、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
现代经济学所研究的问题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复杂，解决问题的方式类似人们处理日常生活中的琐事，这就难免不与人打交道。解决现代经济学的问题，首先要了解各个国家不同的国情和民风，即了解需要进行沟通的人以及人的生活环境。在这个基础上，权衡经济利弊，决定解决问题中所需使用的相对应规则，争取达到最好的解决效果。
现代经济学是通过按照其基本分析框架来研究经济现象和人类经济行为以及人们是怎么进行经济利弊取舍的。这种经济学分析框架具有科学性和规范性。首先，提出需要解决的经济问题或经济现象，由经济学家确定研究基本方向，然后尝试通过经济学基本分析框架解决所要研究的问题。比如为什么会出现经济衰退以及不同周期现象？面对此现象政府需要实施怎样的经济政策缓解经济衰退的局面？为什么会出现贫富差距特别大的国家？市场制度是如何运转的，它有什么优点？市场会不会控制失灵？如果失去控制，会是何时，通过何种方式解决实控问题；如何只需要解决经济外部性问题，那么是产权明晰还是通过政府干预或是其他解决办法？反观中国的经济学家所面临的则是解决如何改革现有的金融体系、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等问题等经济制度转型过程中的问题。
以上的问题看起来研究的方向各不相同，但研究这些问题的基本分析框架却是相同的，都是由以下几个步骤组成：经济环境的界定、行为假设、制度安排、均衡经济结果、评估比较。可以说，只要掌握了这几个组成部分，更容易掌握现代经济学。
（一）界定经济环境
分析经济框架的主要组成部分就是界定经济环境，界定经济环境即处理经济问题时，先了解研究对象所处的周围环境或背景，从实际问题出发，对经济环境作出界定。经济环境指经济人的特征，现代经济社会制度环境及经济信息结构等组成。经济环境可以界定为两个方面：首先包括对经济环境进行客观描述；其次是对经济环境进行刻画。前者属于科学，后者属于艺术。客观的描述经济环境，得到准确经济结论；刻画经济环境，市论证简单化灵活化，运用好这两方面，就可以界定好经济环境。
描述经济环境：是指对研究对象所处的经济环境进行描述，是界定经济环境的首要步骤。一个合适的经济理论可以准确描述研究对象所处的经济环境，但由于不同地域存在经济差异，所以得到的理论一般不同，经济环境描述的越准确，得到的经济结论就越准确。
刻画经济环境：在准确描述经济环境的同时，应该精炼刻画经济环境的基本特征，抓住经济问题的本质。界定经济环境包括很多方面，把所有情况列举出来，就可以真实描述经济环境；如果简单罗列一些情况，会出现忽略经济问题重点，无法看清问题本质。
（二）设定行为假设
设定行为假设是经济学的根基，是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中的第二个基本组成成分。这个假设非常重要，指对经济人的行为方式作出假设。经济理论有没有价值，能不能让经济快速地发展，重点在于假定的个人行为是不是能够代表大多数的行为方式。
一般来说，在给定的规则下，每个人将按照自己的意愿作出取舍。面对不同类型的参与者，每个人思维以及行为方式都不同，所以采取的游戏规则也不相同。如果你面对的是做事老实、诚恳的人，你和他的相处或者说游戏规则就会比较简单，不需要设计游戏规则；但如果你面对做事狡猾、没有诚信可言的人，你和他的相处方式会做出很大改变，游戏规则会复杂很多，需要小心应付，与他相处会花费很多的心思和时间。研究人们是如何作出取舍的、确定经济人的行为方式，对经济环境的界定有很大的作用。
一个符合现实的人类行为假设是，人是自私的，追求自己的利益。利己性假设不单单适用于个人，对国家、集体、家庭、政治家等也适用。人们通常说国由国的利益，集体有集体的利益，就是这个道理。这个假设符合现实的情况，即使是错误假设，也不会造成严重的后果。相反，如果利用其它的利他性假说，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对人的行为作出正确的判断也是特别重要的。你相信一个人，但这个人却做出欺骗你的行为举止，只要一想到，把一个自私狡猾的人看作是一个单纯的人，以后和他一起做事，将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就会明白假设错误的严重性。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法律是非常有必要的，特别是一些严格的财务制度，防止有私欲的人随意挪走公家财产。
（三）给出制度安排
给出制度安排是指游戏规则，也是现代经济学中的第三个组成部分。面对不同的人，不同的生存环境，不同的实际情况，就需要采取不同的游戏规则。当实际环境或情况发生变化后，游戏规则也会作出相应调整。游戏规则的变化会对经济效益产生重要的影响，不同的游戏规则会影响个人行为方式，不同的权衡取舍也会导致不同结果的产生。
（四）选择均衡结果
选择均衡结果，即做出权衡取舍的选择，找出最佳结果，也是现代经济学中的第四个组成部分。一件事往往存在许多可行的方法，人们在选择时，往往选择最佳的方法。在给定的经济环境中，遵守游戏规则，根据自己的行为方式作出相应的反应，在许多可行的方法中权衡取舍，在具有多重选择的情况下，选定的结果的过程就叫做均衡结果。对于利己的人和利他的人来说会选择不同的均衡结果。
（五）进行评估比较
进行评估比较，即对经济制度安排和取舍后的结果进行价值判断和作出评估比较，也是现代经济学中的第五个组成部分。这种情况和中国现代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现象很像，一个人从学校走向社会实习岗位，需要一段时间总结过去学习心得体会，并将社会环境同学校生活进行比较。
三、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
任何一个经济理论都是由以上五个基本部分组成的，如何把它们有机的结合到一起，就必须按照现代经济学的研究界定及选择方法。研究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建立研究平台、构建经济参考体系、给出度量标准及分析工具并注意经济理论适应范围，区分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的重要性，弄清数学与现代经济学的关系及区别等。
（一）研究平台、参照体系和给出度量标尺
首先根据实际情况提供经济研究平台，并建立合理地经济参照体系，给出度量标尺，研究任意一项学科的基本步骤都包括提供经济研究平台和建立参照体系，不但对经济学建立发展起重要作用，对任何学科的建立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提供研究平台和建立参照系有利于简化问题思考方式，合理建立现代经济学的评估标准，抓住问题产生的本质。
研究平台：研究平台是由现代经济学中经济理论和某些原理共同组成的。是指当经济现象形成后，需要弄清楚每一个因素产生对现代经济学的影响，或假定其他因素不变，研究某种因素对经济现象的影响。
参照系或基准点：指的是理想经济状态下，参照系可看到各种理论模型或现实经济制度同理想状态之间的差距。
度量标尺：尽管存在的许多假定可能与现实不符，但它们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可以作为进一步的参照系。这些参照系的作用不在于准确的代表现实情况，而是在于建立一些理解现实的标尺，为进一步理解现实提供参照系。
（二）分析工具
对经济现象的分析，除了以上的内容还不够，还需要有分析工具，不但需要定性分析，还需要定量分析。
（三）经济理论的作用、一般性与相对性
经济理论能够解释现实中的经济现象和行为；也可以对特定的经济环境、经纪人的行为方式、经济制度等进行科学的预测，并指导现实中出现的经济问题，第二个作用比较重要。
经济理论的一般性：从以上的现代经济学基本框架可以看出，经济学每个理论都是由一组关于经济环境、行为方式，制度安排的假设并以此导出结论所组成的。所以成为好的理论就必须具有一般性，越具有一般性，解释能力就会越强，有说服力。
经济理论的相对性：当经济学理论具有一般性时，有研究过程也会注意到经济理论的局限性和适用范围。即使理论一般化，也一定具有相对性。在讨论经济现象和情况时，避免一项理论通用于各种环境，必须要考虑到它的适用范围，否则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只有记住理论使用边界，才不会轻易下结论，否则就会错用某个理论，导致错误的结果产生。
（四）经济学语言和数学语言的相互转换
学经济学是要为社会服务的，所以，就应该将技术语言转换成通俗语言，使一般人也可以理解。
四、结束语
正确掌握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才能够很好的理解现代经济学基本含义和适用范围。本文讲述了五个基本组成部分同时，在经济问题的讨论中，要注意区分现代经济学充分条件与必要条件的重要性，理解经济理论的一般性和相对性，同时，还要注意将技术语言转换为通俗语言。学习现代经济学，不但要了解其基本原理，还要学习它提出、思考及解决问题的方法。掌握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和分析框架，有利于经济学的学习与研究，帮助人们更好地处理日常事务。现代经济学基本分析框架的作用其实也就是帮助人们处理日常事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经济学一项是“庸俗”的科学。
（作者单位：陕西省宝鸡文理学院经管学院）
参考文献：
[1]高桥峰.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J].企业技术开发，2015，6（32）：27
[2]林凯；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实质――现代经济学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的扩张[J].中国商界，2010，9（02）：318～319
[3]彭鹏.关于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论述[J].品牌（下半月），2015（12）：89～92
[4]王海文.范式的演进与现代经济学的发展[J].经济评论，2006（05）：232～233
[5]田国强.科学理解现代经济学[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1（02）：1160～1165
[6]沈广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框架研究[J].今日中国论坛，2013（15）：283～285
[7]阮守武；张德元.正确认识现代经济学的逻辑体系――大学本科《微观经济学》教学的基本目的[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6（11）：112～114
[8]于金富.构建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科学范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比较研究[J].经济纵横，2008，8（09）：872～873
行为经济学基本理论篇2
关键词：连锁经营经济学基础教学实践
《经济学基础》是我国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对西方经济学的内容进行分析取舍、优化整合，在高职院校经济管理类各专业开设的必修的专业基础课，它的先行课程为经济数学，经济类各专业的许多后续课程（包括许多核心课程），都与本课程的内容和分析方法存在密切联系，在教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结合高职锁经营管理这个专业，如何上好这门课，在实践中，笔者是从以下几方面思考和践行的。
一、正确认识《经济学基础》课程性质和教学目的
它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课程，内容包括需求、供给与均衡价格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者行为理论、国民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和失业、通胀等，还包括许多相关的图形、公式、推导、模型等内容；它可以说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一方面内容涵盖范围非常广，涉及微观经济、宏观经济理论问题和相应经济规律和国家经济政策，另一方面与市场营销、消费心理与行为、工商企业生产经营管理、企业财务管理、经济贸易等学科有一定联系；因此高职低年级学生在学习这门课程的过程中觉得理论非常抽象，很难理解，存在一定的畏难情绪，这就显得很正常了。
它同时又是一门实践性、应用性极强的课程，它的很多原理来源于经济实践，同时与社会生活中许多经济现象密切相联，它的一些基本理论及分析方法和工具能够对社会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进行比较全面清楚的认识，并且从一些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的解决正确认识政府所采取的经济政策。基于此，如何正确认识本门课程教学目的就显得非常重要。
二、《经济学基础》的教学实践
（一）整合教材内容
根据教育部《高职高专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和必须够用的原则，既然是学经济基础知识，因此对高职学生要求应该是较浅层次的，所以在内容和结构上可以大胆做相应的调整改革，以满足适应经济管理类专业学生对经济基础理论的要求。因为经济学内容体系庞大、深奥，各种流派的理论观点、研究方法、政策各有不同，因此应从学生的专业特点出发对课程内容进行筛选，所以在内容调整上，结合目前多个版本的高职高专《经济学基础》教材，充分体现高职高专“理论以必需、够用为度”的思想，以“市场资源配置和利用”为核心内容贯穿始终，以均衡价格和供求理论为基础理论，把消费者行为理论，厂商行为理论和市场理论微观经济理论作为重点内容，而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作为选讲内容，根据课时安排和教学进度而定，同时把与学生和社会生活联系紧密的失业、通胀和宏观经济政策作为几个专题了解把握。结构上主要突出微观经济部分。这样安排经过笔者的教学实践效果看，高职学生对本门课程的基础知识有了较全面的把握，同时又不感到学习负担过重压力过大，并能够对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进行简单认识分析，具备初步分析能力，基本达到了本门课程的教学任务目和目的。
（二）创新教学方法
“授人与鱼，不如授人与渔”，教给学生方法比教给学生知识更重要。根据课程的特点、学生的实际，教学的具体内容，切实提高教学效果，即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能懂、有趣，会用，因此教学方法的选用非常重要。除了常用案例教学法、讨论式教学法、问题教学法外，笔者还主要采用了以下几种教学方法：
1、小组教学法
因为本课程主讲内容主要是微观经济学部分，而微观经济主体主要是公司企业这样的经济组织。
2、岗位角色情景模拟法
所谓岗位角色模拟，即通过模拟实际工作中岗位角色的不同，让学生站在不同的角度，灵活运用相关专业知识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从而得到实际工作能力的锻炼，为今后参加工作提前进入角色打下一定的基础。
3、课外实践教学法
教育部有关高职教育提出的要求是实践教学在教学中应占有较大比重；同时经济学又和社会经济联系非常紧密，再者经济学课时少，基本上周课时两节左右。在这有限的课堂教学中完成教学任务，达成较好的教学效果可想而知，因此功夫在课外。在这种情况下，合理设置课外实践教学环节，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三）加强教学考核
课程教学目标的实现最直接的方式是通过教学考核，教师教学方法运用的最终效果如何也需要对学生加强教学考核。而对学生的教学考核打破传统的对经济学课程考核方式，即常用期末考卷作为唯一的评价尺度，不注意对学生学习过程投入状况和平时学习参与表现情况的考评。多数教师考前给学生划定考试范围的现象比较普遍，导致学生考前突击一下就过了，考试结果难以真实地检验学生的学习实际状况和教师的教学效果，这样的考核方式和评价指标不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和实践能力综合素质的培养。另外还要考虑克服小组教学中能者多劳的现象，目的是让全体学生得到全面地参与锻炼，教师同时也能密切掌握学生课外实践参与表现情况。因此，教学考核采用“三结合”即形成性考核和终结性考核结合，形成性考核重点分组分项目进行，基本知识与基本原理方法的应用相结合，教师对学生考核和学生之间相互考核相结合，方式可灵活多样选用，实践证明我这样的考核更科学更合理。
三、教学建议
高职《经济学基础》课程教学要取得更好的效果，笔者认为首先在课程安排时间上建议应尽量靠后，一方面根据《经济学基础》课程特点，另一方面高职低年级的学生年龄较小，社会阅历简单，对社会实践的了解有限，这些都增加了教师教学和学生理解的难度。其次就是建议学生打好数学基础。对于学习这门课程来讲，数学是必须的，经济学正是使用了数学这个工具才使它更简捷、更易懂也更有力量。使用数学不是把经济学搞复杂了，而恰恰相反，数学提高了经济学的表述效率，使人更少的产生歧义。正是有了数学的方法，我们对经济学的理解更清晰了和更准确了。当然里面的许多数学公式、模型、图形、推理对高职学生来说不能过于强化，有些主要是强调它的经济应用分析。第三，系部教学实践基地的配合使用。如前所述，《经济学基础》内容涉及范围广，又是经济管理类各专业的基础课，因此配合经济相关专业校内外教学基地可取得更好的实践教学效果。
总之，高职《经济学基础》这门课程无论是教师教还是学生学，都不应有畏难情绪。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找对了方法用足了劲，积极实践多总结经验，相信经过努力一定会有满意的收获。
参考文献：
[1]王晶高职高专《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探讨《魅力中国》2009年第8期
[2]刘志迎程瑶案例教学法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应用的理论和实践[J]当代教育论坛20073
[3]于学军加强和完善经济学案例教学体系的初步设想[J]太原大学学报2006～06
行为经济学基本理论篇3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发展;难题;前景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5）04-0038-02
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它是指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后来经过斯大林、等一系列的社会主义者在实践中的不断创新与发展，并和资本社会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思想理论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经济理论。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最大特点就是广泛性和实践性，在内容上也具有极大的丰富性。一百多年的发展，使得社会主义得到了不断的新发展、新飞跃，但同时也遇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新情况，那种紧密依靠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经济发展时期已经不复存在，这也直接造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受到了直接的挑战。在时代变迁和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变化的今天，我们必须以新的视角去审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不断去寻找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的新途径。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后现代主义阐释
马克思经济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是我们认识、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科学。马克思经济理论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的规律，社会生产关系是依据人类物质资料生产而逐渐形成与发展的。从1970年开始，后现代主义思潮逐渐兴起，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是西方研究的重要趋势。其中有詹姆斯・奥康纳、让・鲍德里亚等学者，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问题框架、解构问题进行阐释。
在2000年，埃纳斯图・斯奎帕尼提学者提出，立足现代主义角度，马克思经济理论主要具有如下四个特点：经济理论作为“理性人”的社会科学，注重实体论、均衡论，人类主体能够普遍、积极地改造社会，是实在论、决定论的影响。立足后现代主义角度，马克思经济理论将历史阐释为目标开放过程，社会关系结构的解释，不追求经济均衡，无人本主义否定了实体主义。可以说，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两者之间互相对立。
实际上，大多数学者对于马克思经济理论，注重无序与结构变异，研究历史演化、意识形态改变等内容。在1997年，学者詹姆斯・奥康纳曾深入分析、批判了当代资本主义，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破坏了社会，然而并没有在社会经济转型、资本积累理论中，纳入生态破坏内容。所以，需联系历史唯物主义、生态学，注重自然界的地位。在唯物主义中，不断融入自然维度、文化维度，促使其不断内延、外扩。同时，随着文化实践、工艺水平不断发展，阶级力量由多种元素决定。在同一生产力水平条件下，人与人的生产关系也存在差异。另外，自然生产是对任一阶级结构、社会形态的发展。总之，生产关系、生产力构成了社会劳动，而社会劳动与自然界、生态学与语言之间，除具有调节关系，还有反调节关系。立足后现代主义角度，实现历史唯物主义重构。
而鲍德里亚曾提出，后现代性和现代性是一种断裂关系。随着消费社会产生，消费内涵出现根本转变，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物品之间关系日益突出，与历史、文化层面相互渗透。所以，我们必须放弃现实经济学批判，提倡超现实经济理论。鲍德里亚认为，在交换价值上，马克思经济理论注重“使用价值”的解放，但并未超越物质思维、资本逻辑。处于当代社会，媒介生产逐渐取代了物质生产，符号标志维度逐渐取代了物体实用维度，个体社会地位日益凸显。因此，资本主义社会更加注重支配、控制，使消费者积极参与到消费社会，按消费无意识，认同社会体系、消费体系。鲍德里亚的符号经济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批判，然而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却背道而驰。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面临的挑战和难题分析
（一）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来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自产生以来，就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定义和论述，同时马克思主义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其会向两极方向发展，那就是资产阶级财富的不断积累和无产阶级的不断贫困和被剥削，因此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必然灭亡的。从当前资本主义的发展现状来看，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得到不断进步，相关的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也在不断完善，人们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也都在呈向上的发展趋势，并没有呈现出过多的灭亡的迹象，因此这和马克思主义相关的经济理论是相悖的，所以当代如何更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来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当前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
（二）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来指导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
纵观当前的社会主义国家，总共有五个，但是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是直接按照马克思与恩格斯理论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而来的，比如我国是在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及军阀统治之后建立的，并不是在资本主义灭亡之后建立起来的。另外，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刚开始时学习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但是计划经济模式并不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直至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建立了基本的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体系等等，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而实行改革开放也被实践证明为符合我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道路。但是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指导下的社会主义道路，而如何实现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等社会主义方面的基本问题还没有充分的解决好。
（三）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来完善市场经济理论
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长时间实践发展，不仅对资本主义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在指导着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步与发展，并随着我国的基本国情的变化而不断地与时俱进，不断完善。面对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复杂形势，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也在为适应新的环境而不断地与时俱进，比如为了更好地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进行创新与完善;为了更好地提高对外贸易能力和更好地发展经济，促进区域增长等相关的市场经济的理论问题。这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都需要紧密依靠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进行指导和解决。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的前景与新途径
（一）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方法、基本理论和基本原理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基本理论和基本原理是新时期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基础，也是正确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关键。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内容来看，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以及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的同时也是体现马克思主义鲜明特色的理论，因此二者是相互联系的。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内容的前提下，可以引申出更多的经济性理论，比如从劳动价值论这一基础理论上，可以引申出价值量、价值实体等相关的理论，进而更好地指导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二）批判性地学习西方经济学，积极借鉴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成果
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理论源泉来看，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充当了重要的角色，所以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也应该重视西方经济学的重要作用。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也有很多的可以借鉴和可取之处，因此要对西方经济学进行批判性学习，进而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提供更加广阔前景。但是从二者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代表的阶级利益等方面来看，二者有着很大的差异，作为彻底的一元论者，我们要彻底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但是，也要承认西方经济学从不同的角度对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论证，提出了许多很有见地的观点，也是值得学习的。另外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还要善于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成果。
（三）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社会实践相结合
把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的重要基础。一方面是把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状况相结合，形成新时期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另一方面则是把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当代社会主义的经济状况相结合，形成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此外，还应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基本理论为基础，联系新时期市场经济发展的新特征，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全面发展。在以上基础上，批判地学习西方经济学，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构建起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全新框架体系。
四、结束语
尽管当前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由于综合形势的影响而受到了挑战，但是这绝不是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而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是科学的、发展的，它具有很好的发展应用前景。在新时期、新的发展条件下，我们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性，在此基础上对于新产生的一系列经济社会现象和经济问题等进行不断的研究和探讨，以此来不断完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内容，保证其强大的发展生命力。之所以会遇到如此多的挑战，主要源于极大的经济社会变化，因为挑战的存在，才可以促进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不断完善和发展，而我们也应该在经济社会不断变化的过程中，积极寻找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的新途径。
参考文献：
[1]刘国靖.改革开放以来党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丰富与发展[J].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09（3）：17-21.
[2]谭华芳.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的难题与前景[J].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2010（6）：71-75.
[3]干靖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历史发展[D].郑州：河南大学，2012.
[4]刘国光.在改革的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J].中国社会科学，1987（5）：3-16.
行为经济学基本理论篇4
「关键词经济法、基本原则、确立标准、确立方法
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确立，是经济法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难题（人们对于基本原则重要性的认识正在日益深化，例如，有的学者认为，在经济法理论中，基本原则问题与调整对象问题同等重要；此外，概括基本原则需要具备诸多条件，实非易事，因而是一个“重要的难题”）。[1]（p201）近几年来，学界对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定义、确立标准及其存在的问题等，已作出了日益深入的研究，共识也在不断增加，从而构筑了学术交流的重要基础。但由于研究者在原则的确立标准和确立方法上各有偏好和侧重，在基本观点上见仁见智，良莠不齐，且已影响到经济法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有关经济法原则或基本原则的著述已有很多，但由于诸多原因，相关成果之间的差距也是显见的。由于基本原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重要地位，如果概括失当，就会对理论和实践产生负面影响，因此，确实需要慎重对待。），因而多加深究实属必要。
为此，下面将围绕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确立这一问题，着重探讨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确立标准和确立方法。鉴于在确立标准上共识与歧见并存，本文对确立标准拟再作简略概括：此外，由于有关确立方法的研究相对较少，而方法对原则的确立恰恰至为重要，因而有必要对确立方法稍做详释。在明确标准和方法的基础上，本文将提炼出经济法的三项基本原则，并略做分析和说明。
一、确立标准问题
要确立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必须先明确基本原则应符合的标准。因为没有一定的标准或要求，基本原则的确立就可能比较混乱和随意，就会失去其应有的基础性、本原性和准则性，从而会失去其应有的指导力和准据力。由于确立标准事关基本原则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因而已有若干著述予以研讨，且已形成一定的共识。在此基础上，需要补充和强调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经济法基本原则既然是“法律原则”，就应当有自己的“高度”。从定位上说，它同样应是法律规则和价值观念的汇合点（从一定意义上说，法律原则的重要功用，就是说明详细的规则和具体制度的基本目的。对此，麦考密克、魏因贝格尔在其著作《制度法论》一书中曾做过较为全面的论证。）[2]（p89－90），或者说是衍生其他规则的规则。[3]（p46－47）这样的定位表明：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既要体现经济法的宗旨，又要高于（或称统领）经济法的具体规则，并且，各类具体规则作为其衍生物，不应与经济法的基本原则相抵触。因此，依据适当的“高度”来定位，应当是确立经济法基本原则的一个标准。
其次，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既然是“基本原则”，就应当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就应当能够贯穿经济法各项制度的始终，就应当在立法、执法等法制建设的各个环节中得到普遍遵行。因此，仅在经济法的某些部门法中适用的原则，不具有普遍意义的原则，如货币发行原则、税收公平原则、复式预算原则等，就不能作为整个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这种对普遍性或普适性的要求，也应当是确立基本原则的一个标准。
再次，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既然是“经济法”基本原则，就应当是经济法所特有的，而不应是各类部门法所通用的一般法律原则，即要体现经济法的特色和特殊需要（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原则就一定与其他原则毫无共通之处）。据此，凡是与经济法无关的原则，或者非经济法的乃至非法律的原则，如自由放任、等价有偿、罪刑法定、保障稳定等其他领域的、不同层面的原则，无论是纯粹的经济原则、社会原则还是其他部门法上的原则，都不应列入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之中。因此，强调“经济法特色”，也应是确立经济法基本原则的一个标准。
确立基本原则需要有基本的标准。上述三个方面，实际上提出了确立经济法基本原则的三个
基本标准，即“高度标准”、“普遍标准”和“特色标准”。高度标准强调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定位必须有其应有的“高度”，从而既可避免把经济法的宗旨或价值理念等同于基本原则，也可防止把具体规则高估为基本原则：普遍标准强调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普适性”，以免把具体的部门法原则上升为普遍适用的基本原则：特色原则强调经济法本身的“特色”，以免把相关的经济原则、社会原则、其他部门法的原则或整个法律共有的原则等同于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对于上述三个基本标准，虽然学者的表述各不相同，但在实质上存在着共通性。（例如，对原则确定的标准问题，漆多俊、史际春、邓峰、鲁篱等学者在其著作或论文中的表述实质上并无实质分歧，这说明人们对标准问题的共识正在增加，从而为原则的确定奠定了很好的认识基础。）[4]（p164－168），[5]（p161－164）、[6]这就有助于在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具体确立上进一步达成共识。
二、确立方法问题
要确立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不仅要确定相应的衡量标准，而且还要提出具体的确立方法。从理论上说，确立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可以从多种角度、运用多种方法来确定。本文主要运用的是两种方法，即系统－网络分析方法以及结构－行为一绩效分析方法，现分述之。
（一）系统－网络分析方法
系统－网络分析方法，实际上是把相通的“系统分析方法”和“网络分析方法”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分析方法。对于系统分析方法，人们并不陌生，且对其重要性都有深刻的认识。（系统分析方法在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例如，著名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著名政治学家伊斯顿等都曾经在这方面有重要研究和突出贡献。）[7]、[8]、[9]系统分析方法，包括整体分析方法、动态观察方法、级次分解方法和结构功能方法等，作为具有“广普性”的方法，对于研究经济法理论同样有重要价值。[l0]由于经济法理论本身就是一个系统，因此，经济法理论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就应当有内在联系，通过研究经济法理论中的其他具体理论，应当有助于确定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此外，随着经济社会学的发展，网络分析方法也越来越重要。这种方法其实与系统分析方法有内在关联或称同一性。在网络分析方法中，关于“嵌入性”的研究很值得注意。所谓嵌入性，实际上是强调事物之间的内在关联，强调一个事物要融入（或称嵌入）其他更大的背景之中。[11]（p7、19、34）据此，应把经济法基本原则作为整个经济法理论网络中的一个“结”，探讨其与其他相关理论所构成的大背景之间的关系。
综合运用上述的系统－网络分析方法，在研究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时，就应当把整个经济法理论作为一个整体，对其中的基本原则与其他相关理论之间的关系进行动态观察，并对各个问题进行级次分解研究，这样，就可以把基本原则问题放到（嵌入）整个经济法各个理论问题所构成的网络中来进行研究，从而找到其在网络中的地位以及与其他相关理论之间的关联。
事实上，作为经济法理论系统的构成要素，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理论，与调整对象、特征、宗旨、体系、主体等理论，都应是“一体化”的。因为一个成熟的、系统化的理论，应是内在和谐统一、相通互证的，而不应是各不相干或相互抵触的，这对经济法理论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也同样适用。应当看到，经济法理论中的各个部分，只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来阐释经济法理论，它们不仅都应归属于经济法理论的总体，而且应当存在内在的有机联系、“互赖且互动”，应该可以互相推导、解释和说明。因此，在应然层面上，可以透过其他经济法理论，来确立和说明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例如，调整对象理论通常被认为是经济法理论的逻辑起点和研究入口。尽管有关调整对象的观点歧见依存，但人们已有一定共识，即经济法调整的社会关系主要应包括宏观调控关系和市场规制关系（两者可简称为调制关系）[12]，为此，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确立，也必然要体现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必然要与调控和规制有关：它应适用于对各类调制关系的调整，适用于对调制行为的规范。
从经济法的特征来看，经济法既具有不同于其他部门法的经济性和规制性，又具有不同于传统部门法的现代性[13]，因而其基本原则的确立也要体现这些特征。从经济性的角度说，经济法基本原则应当适用于对具有经济性的经济调制行为的规范：从规制性的角度说，由于广义的规制就是调制，因而经济法基本原则应当体现出积极的鼓励促进与消极的限制禁止这两个方面的调制：从现代性的角度说，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不仅应体现民主和法治的基本精神，而且还应体现现代社会对效益和程序的追求，这些方面，都会影响到对基本原则的概括。
在经济法的宗旨方面，经济法所要解决的基本矛盾或调整的基础性目标，是要通过调控和规制，来协调个体营利性和社会公益性的矛盾，兼顾效率与公平，这在基本原则上也要有所“体现”。但是，依据前面谈到的确立标准，“体现”不应是重复和等同。要看到基本原则与宗旨之间的十分密切的联系，但也要看到其间的区别，这样既有助于把宗旨或目标融入基本原则之中，又能够保持基本原则的独立地位和独特性。
就经济法的体系而言，经济法体系应当包括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至少把它们作为经济法体系中最基本的部分是殆无异议的，因而关于基本原则的概括，应当可以涵盖这两大部分，同时，从两大组成部分所包含的具体部门法中，应可以概括和提炼出共同性的原则作为基本原则。由于经济法的体系可以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和特征等理论中推导出来，因此在各类理论之间仍能保持一致性。
就主体及其行为而论，经济法主体的行为可以分为两类，即调制主体的调制行为，以及调制受体的的对策行为。由于这两类行为存在着互动的关系，且调制行为至少在形式上更为主动，因此，经济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是规范调制行为的法，其基本原则当然应适用于对各类调制行为的规范，同时，也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对调制受体的对策行为的调整。
基于上述经济法理论中各个主要部分的核心要点及其对基本原则的影响，可以认为，经济法理论中的各个部分，都离不开有关调控和规制的内容，“调制”或“调制行为”，作为十分重要的概念或称范畴，是贯穿于整个经济法理论和制度的一条重要线索，而经济法基本原则则与对调制行为的规范密切相关。有鉴于此，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确立，也应围绕调制或调制行为来进行，使有关基本原则的理论能够真正“嵌入”或融入其他各类理论所形成的网络之中，并与各类理论形成良性互动，共同构成较为合理的经济法理论系统。
（二）结构－行为－绩效方法
结构－行为－绩效方法，作为较为重要的分析方法或理论范式，实际上在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都有不同程度的应用。（作为此类范式具体化的结构分析、行为分析、绩效分析等方法，实际上在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早有应用。此外，也有学者进一步加以扩展，建立其他的新范式，如爱伦？斯密德就创立了状态一结构一绩效（SSp）范式等。）
[14]受经济学理论的影响，在经济法的部门法，特别是在反垄断法的研究中，该方法已被用于相关问题的分析：（如著名经济学家威廉姆森认为，结构－行为－绩效方法，作为导源于贝恩的一种“哈佛传统”，是对交易费用方法的重要补充。）
[15]（p196）即使在总体上的经济法理论中，该方法也同样有其适用价值。同其他任何一种方法一样，该方法也会有其局限性（例如，在市场规制法领域的一些具体问题上，“芝加哥学派”已经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但由于对结构、行为、绩效及其内在关联的分析，在经济法理论研究中具有普遍的意义，因此，基于对基本原则确立标准的考虑，该方法可以成为研究经济法原则的重要方法。
结构－行为－绩效分析方法，可以具体分解为结构分析、行为分析、绩效分析以及关联分析的方法。这些方法提供了值得重视的分析视角和路径，在许多领域都可以有其应用，但在各个领域中对于相关概念的具体理解可能是不同的。例如，对于结构分析方法中的“结构”，在不同研究领域中的理解就不尽相同，而不同的理解又会直接影响到对行为、绩效的分析，影响到对三者关联关系的认识，因此，需要对“结构”等问题做具体的分析。
通常，在经济法理论中所研究的“结构”，可以理解为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及其所影响的法律结构。例如，在经济结构上存在的公共经济和私人经济的二元结构，决定了政府和市场的分立和分工，也决定了政府调控和规制的等级结构，这种等级结构会影响到法律结构，并形成经济法中的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的二元结构，以及经济法的主体结构和权利结构等。
另外，现时的社会结构，虽然有了“第三部门”的迅速发展，但是，由于从总体上说，由于第三部门有时可能具有政府的属性（如在提供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方面），而有些时候又可能具有市场主体的属性（如当其从事经营性活动的时候）[16][17]，因此，可能会与其“非政府、非营利性的组织”的单纯定性不完全一致。在其整体上未能完全独立，发育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在社会的主体构成上，政府与市场主体仍然是主要的单元。在第三部门无法全面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下，国家不仅是国家利益的主体，而且也被假定为社会公益的代表。这种社会结构，自然会影响到相关主体的法益保护，从而也会影响到经济法上的主体结构和权利结构。
上述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及其所影响的法律结构，会直接影响到主体的行为。例如经济法规范的二元结构直接对应于主体的调控行为和规制行为：经济法的主体结构和权利结构，则会直接影响到经济调制行为与市场对策行为的对立。[12]
而上述各种行为，无论是哪类主体作出的，都具有突出的经济性，因而都要强调经济绩效：同时，虽然有时也基于社会政策而强调社会效益，但实际上也是对绩效的一种考虑。对绩效的追求，对效益的强调，其实正是经济法的现代性特征的重要体现。因此，结构、行为、绩效，都是经济法研究需要考虑的重要内容。并且，由于这些内容贯穿于经济法的具体规则，因而可以成为抽象或确立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几个具体角度。
例如，从结构的角度说，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会对经济法的规范结构（包括主体结构、权利结构等）产生重要影响，而规范的形成，特别是公法性质的经济法的规范结构，与公共物品的提供，与市场主体的利益都密切相关，涉及到国民基本权利的保护，因而“国民的同意”对于经济法规范的形成是十分重要的。为此，依法规范调制行为，实行“议会保留原则”或“法律保留原则”是很必要的，由此必须确立和贯彻“调制法定原则”。
此外，从行为的角度说，在国家的调制行为和市场主体的对策行为中，国家的调制行为更为重要，更具有主导地位：市场主体针对国家调制行为作出的对策行为，毕竟要以国家的调制行为为前提。因此，从整个经济法来讲，如何规范国家的调制行为，始终是一个重要问题，并且，确保国家的调制行为适度，是其中的核心问题。由此就应确立和坚持“调制适度原则”。
最后，从绩效的角度来说，经济法不同于其他部门法的经济性和规制性，不同于传统部门法的现代性，以及一定程度上的社会性，都要求经济法的调整要实现一定的绩效，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以及其他的关联效益。这本身也是经济法宗旨的要求。因此，在经济法上也应当确立“调制绩效原则”。
综合上述两类确立方法，不难发现，从系统－网络方法的角度来看，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确立，应围绕“调制”这一中心范畴，主要强调“调制”的内容（这也是经济法的一个“特色”）：从结构－行为－绩效的方法来看，则应强调法定、适度、效益的精神，即强调调制的法定性、适度性和绩效性。由此可以确立经济法的三项基本原则，即调制法定原则、调制适度原则和调制绩效原则。
三、对三项基本原则的简要解析
上述三项基本原则，与前述的三项确立标准是相合的。从高度标准来看，这三项基本原则既能体现经济法的宗旨，但又不是其简单重复：既是来源于具体的规则，又超越于各类具体规则之上。从普遍标准来看，它们并非仅适用于经济法的一个或几个部门法的原则，而是可以通用于经济法的各个部门法。从特色标准来看，它们既不是简单地照搬其他部门法的原则，也不是直接借用非法律的原则（如经济原则），而是结合经济法自身的经济性、规制性和现代性的特征，作出的进一步概括。由于未发现关于上述三项原则的综合概括，故有必要对其略做解析如下：
（一）调制法定原则
依据调制法定原则，调制的实体内容和程序规范都要由法律来加以规定，只是在法律明确授权的特殊情况下，才能由行政法规来加以规定。这一原则在形式上是“议会保留”或“法律保留”原则的体现，是议会与政府在调制权分配上的一种均衡，但在实质上，其主要目标则是力图保障调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保障市场主体或第三部门的财产权等重要权利，保障法律的被遵从和实效。作为一项基本原则，调制法定原则可以覆盖整个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领域。
在宏观调控法领域，调制法定原则尤其要求“调控权法定”。因为法律通过调控权的界定，就可以明确调控主体、调控手段、调控力度等一系列问题。（在研析宏观调控权的过程中，我曾提出过调控权法定原则，并认为在宏观调控法的部门法中，应分别针对预算、税收、货币、计划等各类法律化的经济手段，相应确定一系列“法定原则”。）[18]为此，在宏观调控法领域已经或应当确立预算法定原则、税收法定原则、国债法定原则、货币法定原则、计划法定原则等。由于宏观调控领域所涉及的事项，都与国计民生直接相关，因而国家权力机关在总体上行使专属立法权是很必要的。
例如，国家计划和中央预算，都由国家立法机关来审批决定，这本身就是在贯彻“议会保留”原则，是“法定原则”的具体体现：又如，一国货币的法律地位、主要的货币政策或金融制度等，都应由法律加以规定，或由权力机关予以批准，这也是法定原则的体现：至于“税收法定”，则在学界和实务界已几成共识[19]，并体现在《立法法》等法律文本中。
在市场规制法领域，调制法定原则主要体现为规制权、竞争权、消费者权的“法定”。如同调控权一样，对于规制权的内容、形式、行使主体等也需要作出明确界定，这对于确保有效规制十分重要。此外，从不同主体的权利保护来看，对竞争权中的垄断权与正当竞争权，以及与竞争权相对应的消费者权的规定，都需要坚持“法定原则”。例如，在反垄断法方面，对垄断的标准要在法律上作出界定，以明确哪些垄断为法律所不容，哪些主体可以享有垄断权：在反不正当竞争方面，有关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类型、适用除外、执法机构等，也都需要“法定”。由此使“法定原则”得以贯穿于整个经济法制度，并成为一项基本原则。事实上，“法定原则”在一定意义上也促进了经济法的专门立法的发展。
（二）调制适度原则
调制适度原则的基本要求是，调制行为必须符合规律，符合客观实际，要兼顾调控和规制的需要与可能，保障各类主体的基本权利。调制适度原则体现了经济法的经济性和规制性的特征，它与调制法定原则密切相关（德国学者里特勒认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体现在《魏玛宪法》第151条，即人类生活秩序必须符合旨在保障人类尊严生存的正义原则。其实，该学者所说的“正义原则‘，，需要具体体现为经济法上的调制法定原则和调制适度原则，并且，这两项原则存在着内在的关联。）[20]（p24），包括调控适度和规制适度两个方面。
调控适度，要求调控权的行使、调控手段的选择、调控性规范的周期变易等，都要适度。适度就是要“合规律”，就是要把对国民财产权的“合法侵害”降至最低，就是要充分考虑到市场主体的对策行为，等等。调制适度强调，无论对于鼓励促进抑或限制禁止，都要“适中”，不过分，尽量“止于至善”或力争“最优”：而其中的“度”，则需要通过“法定”来体现，它与人类或立法者的认识水平直接相关。
规制适度，更强调对市场主体的权利保护以及各类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例如，对于垄断的规制，涉及到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利益平衡：对于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制，既涉及正当竞争者权利的有效保护，也涉及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利益的均衡保护。这些方面，都要求在总体上进行适度规制，否则可能会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总体福利。（例如，美国“微软公司案”在处理上的变化，就是规制适度原则的重要佐证和体现。在综合权衡各方利益的情况下，微软公司虽被认为构成“反竞争行为”，但却可以免遭被“肢解”的厄运。而这种“均衡状态”的形成，则既有规范竞争秩序，保护竞争者利益的考虑，也有保护消费者利益的考虑。）
要实现调制适度，就必须注意总体上的平衡。衡量调制是否适度，要看是否有利于实现平衡，包括经济指标的平衡、社会分配的公平，特别是法律对各类主体法益保护的均衡，等等。要实现平衡或均衡，就要注意协调，尤其是各类调制手段之间的协调，或相关调制制度之间的协调。因此，适度是与平衡协调直接相关的。这样的调制，才能更好地实现经济法的宗旨。
此外，调制适度原则也可与诚实信用原则、情势变更原则相兼容。在调制中强调诚信，实际上是更为重视实质正义，这也是调制适度原则的应有之义：同时，强调情势变更少因时而化“或”与时俱进“，正是调控应有的精神。因此，统一适用于公法和私法的诚实信用原则和情势变更原则，同样也可以渗透在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之中。
（三）调制绩效原则
兼顾效率与公平，是经济法调整的重要目标，因而追求调制的效果或称绩效，追求总量的平衡和社会总体福利的增长，在经济法领域也会成为一种普遍的价值和原则。这与调制法定原则和调制适度原则的目标也是一致的。
经济法具有经济性的特征，解决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各类问题，是其主要目标。无论是对经济性的追求，还是解决各类经济问题的直接目的，都要求考虑经济效益。此外，由于经济法具有突出的政策性，它要“嵌入”现代社会规则的网络之中，因而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社会性，甚至也有学者认为经济法就应归属于“社会法”（近几年来，一直有学者强调经济法的社会法本质或属性，但也有一些学者从部门法理论的角度反对该观点。对这些问题能否正确认识，会对经济法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产生重要影响。）[21]，经济法存在的主要价值，就在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等等。不管对上述观点是否仍有歧见，但对于经济法要考虑社会政策和社会公共利益，要强调社会效益，已经很少存疑。由于无论追求经济效益还是社会效益，都是对调制绩效的要求，并且要贯穿于经济法的宗旨、原则和各类具体规则之中，因此，调制绩效原则也可以成为一项基本原则。
在现实的世界中，非均衡和失调问题普遍存在。要实现调制的绩效，同样离不开平衡协调。而平衡协调，无论是作为一种调制手段，还是作为一种调制目标，都需要有微观基础，包括个体意义上的经济法主体的经济活动，以及相关法律的基础性调整等。平衡协调，作为建立在微观基础之上的调制，更能体现出新兴的经济法的“高级法”特点。
总之，从形式上看，在上述三项基本原则中，调制法定原则更强调内容法定和程序法定，调制适度原则更强调符合规律和公平有效，调制绩效原则更强调调整目标和平衡协调，而实质上它们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内在关联。其中，调制法定是调制适度和调制绩效的基础，能否适度，以及能否实现绩效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定”的状态，取决于法治的程度：调制适度在一定意义上是对“调制法定”的展开，它在执法层面更有意义，是调制绩效得以实现的手段：而无论是调制法定，还是调制适度，都是为了实现调制绩效的总体目标，或者说是为了实现经济法的宗旨和价值。
进而言之，从法律意义上说，调制法定原则，体现了依法规范调制行为的必要性，它力图给调制行为设定法制轨道和法制边界：调制适度原则，体现了对调制手段、措施、力度等方面的要求：而调制绩效原则，则要以上述两类原则的贯彻为前提，它是对经济法调整目标的原则体现。
四、结论
由于经济法的产生较为晚近，人们认识它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因而对其基本原则的概括，始终未尽一致，相关研究虽已有诸多成果，但问题仍然纷繁。前面提出的基本原则的三项确立标准、两种确立方法，以及由此确立的经济法的三项基本原则，还有待于进一步论证。本文只是试图在一定的确立标准和确立方法的基础上进行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提炼，并力图使其更简明，更有法律性和经济法特色，更能在经济法领域具有普遍意义，更能体现出各项原则之间的内在联系，以求有助于整个经济法理论系统的完善。
应当承认，概括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决非易事，而且随着对经济法认识的深化，特别是随着对经济法的部门法研究的深入，相关的概括也可能会有所变化：但在对经济法理论的系统理解不变的情况下，对于原则的概括就应是相对稳定的，这对于经济法理论和实践的发展都很重要。此外，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确立，不仅需要从理论的角度进行论证，而且还需要从具体制度的角度，以及制度实践的角度进行验证，这样才可能确立较为公认的经济法基本原则，并使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得到充分体现。
「注释
[1]李昌麒，经济法-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2]〔美〕麦考密克，魏因贝格尔，制度法论[m]，周叶谦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3]（美〕弗里德曼，法律制度：从社会科学角度观察[m]李琼英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4]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修订版）[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
[5]史际春、邓峰，经济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6]鲁篱。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新论[J].现代法学，2000，（5）。
[7]〔美〕塔尔科特·帕森斯等，经济与社会[m]，刘进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8]〔美〕玛格丽特·波洛玛，当代社会学理论[m]，孙立平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9]〔美〕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m]，王浦幼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10]张守文，经济法系统的系统分析[a]，杨紫烜，经济法研究：第二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11]张其仔，新经济社会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12]张守文，略论经济法上的调制行为[J]，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5）。
[13]张守文，论经济法的现代性[J]，中国法学，2000，（5）。
[14]〔美〕爱伦·斯密德，财产、权力和公共选择：对法和经济学的进一步思考[m].黄祖辉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9。
[15]〔美〕威廉姆森，反托拉斯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16]张守文，略论对“第三部门”的税法规制[J]，法学评论，2000，（6）。
[17]张守文，“内部市场”及其税法规制[J]，现代法学，2001，（1）。
[18]张守文，宏观调控权的法律解析[J]，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3）。
[19]张守文，论税收法定主义[J]，法学研究，1996，（6）。
行为经济学基本理论篇5
［关键词］高职院校；经济学基础；教学有效性
doi:10.3969/j.issn.1673-0194.2012.11.044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194（2012）11-0067-03
“经济学基础”作为经管类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在整个课程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为学生更好地掌握专业知识奠定了基础。但是，从目前高职院校的教学情况来看，该门课程的教学效果不理想。如何对经济学基础课程进行改革，改变其教学现状，提高该课程教学有效性显得尤为重要。
1经济学基础课程教学有效性的内涵
经济学基础课程是经管类专业的一门必修的专业基础课，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让学生掌握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的经济分析方法，使学生在一定程度上理解生产活动，更好地参与到社会经济实践活动中，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为学生学好其他专业课打下良好的基础。因此，提高高职院校经济学基础课程教学有效性十分重要。
教学有效性问题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初西方的教学科学化运动，它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样的教学是有效的，是高效、低效、还是无效。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在研究中提出很多影响教学有效性的因素，从最早研究单一的教师因素扩展到教学活动，再到后来提出的教学环境，这些因素都可以影响教学的有效性。可以说，教学有效性的需要通过各个影响因素的优化与合理配置而实现。因此，笔者认为经济学基础课程的教学有效性就是结合该课程的特点，根据课程的教学目标，对教学资源进行优化配置来满足学生对经济学的学习需求，激发学生对经济学的学习兴趣，使教学双方共同参与到教学过程中，从而使学生能把教师所教授的经济理论消化吸收，形成自己的经济学认知，使其能够运用正确的经济学原理、方法分析和解决社会实际经济问题。在教学中，重要的是让学生掌握经济学的学习方法，能用所学理论去分析经济现象，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由于经济学基础课程有较强的理论性，包含大量的概念、数理推导和经济模型，内容比较抽象，一些原理通常需要用大量的图形或者数理推导来进行分析，教学过程中普遍存在着教学有效性不足的问题。
2高职院校经济学基础课程教学有效性不足的原因
2．1经济学基础课程本身的原因
经济学基础课程作为理论经济学，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揭示了西方现代化大生产条件下各种经济活动的规律，是对实际经济生活的抽象与概括。在教学中，教师侧重于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经济模型的讲解和推导，授课内容理论性较强，很抽象；经济学用到的分析方法，如边际分析、均衡分析等分析方法，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数学基础和逻辑推理能力。因此，学生普遍感到经济学抽象、枯燥、难以理解，学习的积极性不高。尽管许多学生认为这门课程学习价值很高，但与趣味性强的其他专业课相比，学生缺乏学习这门课程的兴趣和热情，使这门课程的教学有效性降低。
2．2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与课程性质之间的矛盾
高职教育的本质特征是培养技术型应用人才，课程体系设置体现的是“能力本位”的思想，突出实践与技能训练，这就使人们普遍认为其培养的是技术性、应用型的人才，强调的是“会多少”。就高职经管类专业而言，学生毕业后能够从事的工作是会计、工程造价员、保险人、导游等，无论是服务岗位，还是管理岗位，其任职条件更多地倾向于岗位能力及职业资格，要求学生具备处理相关业务的能力。高职院校学制三年，一般专业都会有半年到一年的实习期，各类公共课及专业基础课的课时较少，教学时间有限，教师在有限的时间内系统地、完整地讲完授课内容很难。所以，专业基础课常被忽略，这种情况造成学生从思想意识上不重视对这门课程的学习。
2．3学生自身的原因
高职院校的学生与其他本科院校的学生相比，其基础知识相对较弱，尤其是数学知识和逻辑推理能力，而经济学基础课程本身又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抽象性，学生学习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同时，学生中存在一种片面认识：高职院校主要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只要会操作、能实践就行了，不需要掌握太多的理论知识。所以，很多学生认为基础课程是可有可无的，把大量的学习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与毕业证、职业资格证有关的外语课和专业课等课程上。
3提高经济学基础课程教学有效性的途径探讨
经济学基础课程作为经管类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教学效果不仅关系到学生对该门课程内容学习掌握的程度，还对其他专业课的教学有一定的影响。针对高职院校学生经济学基础课程学习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结合笔者多年来在高职院校的经济学教学实践，本文认为，要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就要进行相应的教学改革，优化教学条件和教学过程，提高经济学基础课程的教学有效性。
3．1对经济学基础课程的教学内容进行优化选择
经济学基础课程是对西方百年来经济理论发展的总结，要在有限的课时内讲授其全部内容是不可能完成的。因此，必须对教学内容进行一定的选择。对于高职院校来说，由于实训课占了一定的比例，所能安排的理论课时就极为有限。
目前，大多数经管类高职院校（包括本院）经济学基础课程安排用一学期讲完，安排的学时也仅在60学时左右，微观与宏观内容一起讲授，因此对教学内容的选择很重要。在进行内容选择时，一是应结合高职教育的特点进行选择，突出应用性和针对性，基础理论以“必须够用”为原则；二是要根据教学的指导思想和高职学生的特点来进行选择，教学内容应通俗易懂，淡化数理推导，使学生易于接受和理解，重在提高实际应用能力。因此，在选择教学内容时，将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进行比较，应以微观经济学为主，宏观经济学为辅。具体就微观经济学来说，它主要在于讲清如何在现有条件下，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应主要介绍价格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者理论、市场理论等。就宏观经济学来说，着重介绍一些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例如：失业与通货膨胀、宏观经济政策，其教学内容与现实经济要紧密联系，主要让学生能了解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对整体宏观经济环境有所认识。为符合高职院校本身的教学情况，多数职业院校根据教学实际情况，自编教材，对教学内容进行选择、优化，使教学内容更符合高职院校的教学目标和学生的实际情况。
3．2积极开展案例教学，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
教与学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教是学的前提，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主体，而兴趣就是学生学习的原动力。经济学基础课程的特点，让学生们普遍感到经济学理论难以理解、难以掌握，学习热情不高，而通过案例教学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教学中，教师要把理论知识与实际经济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可以用现实的经济热点问题作为教学案例，这些贴近日常生活、浅显易懂的案例和事实，让学生感到经济学就在身边，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教学实际情况来看，应注意一点，由于课时有限，案例不能过多、过于复杂，应针对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选择案例。采用案例教学有助于学生深化对理论的理解，培养学生对于经济理论的应用能力。另外，教师还可以布置一些案例，让学生在课余时间进行讨论、分析、归纳和总结，既可以节约课堂授课时间，又为学生提供独立学习的机会，充分发挥其学习的能动性。
3．3采用多媒体辅助教学，提高课堂教学的直观性和实效性
当代社会，计算机和信息技术作为现代教学手段得到了广泛应用。高职院校应积极为教师使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创造条件，鼓励教师采用多媒体教学。多媒体教学以其特有的形式将文本、图形、图像、声音、动画、视频等多种要素有机结合，吸引学生参与到教学过程中，达到最优化的教学效果。多媒体教学有效地扩大了教学容量、学生能全方位地获取大量信息，开阔其知识面。同时，多媒体教学能充分地调动起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活跃课堂气氛，有效地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在经济学基础课程教学中，使用多媒体教学能收到课本文字达不到的效果，使难以理解的抽象理论形象化、生动化，经济学中大量的图表、公式及曲线变动情况，可以用计算机动画模拟显示出来，使图形、曲线生动直观地展现在学生面前，有利于学生对理论的理解。
3．4考核方式由终结性考核向过程性考核方式转变
教学的效果要通过课程考核来衡量，考核方式单一带来的后果是教学低效率，仅凭期末的考试成绩不能对学生的整个学习过程进行评价。要突出教学过程中对学生学习状态的控制，提高教学有效性，课程考核方式的改革是有效的途径。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应采用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相结合的形式，提高平时成绩所占的比重。目前，我院学生的总评成绩由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组成，平时成绩占40％，期末成绩占60％。平时成绩由教师按照教学实际情况，采用课堂讨论或布置课程论文等方式来评定。通过学生的课堂回答和论文内容，教师可以了解学生对书本知识的理解及掌握程度，也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和独立获取知识的能力。例如：让学生用所学的微观经济学中的某个理论对身边的某个经济现象进行阐释，可以调动学生查阅资料、思考问题的积极性，让学生在寻找答案的同时，加深了对微观经济理论的理解。期末考试成绩由客观考题组成，取消概念、原理等需要死记硬背的考题，应主要考核学生对基础知识和原理的理解与应用能力。
总之，教学有效性的提高是一项系统工程。在高职院校经济学基础课程的教学中，教师应精选教学内容、突出课程特色、加强教学的针对性，通过教学方法的创新，使学生参与其中，让学生感受到在掌握职业技能的同时，学习经济学等理论的重要性，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对于授课教师来说，应不断提升自身的知识水平和教学水平，因为教师自身素质的提高是提高教学有效性的最基本保证。
主要参考文献
［1］张俊．目标与激励：西方经济学本科教学有效性分析［J］．吉林工商学院学报，2011（6）：101－104．
行为经济学基本理论篇6
信息经济学分为微观信息经济学、宏观信息经济学和信息系统经济学。微观信息经济学以乔治·斯蒂格勒和肯尼斯·阿罗为代表。微观信息经济学主要研究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下的选择。由于非对称信息的存在，任何决策都要在不确定性下进行，不确定性是经济行为的基本特征。完全理性只是理想假设，基于完全理性假设得到帕累托最优解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乔治·斯蒂格勒、詹姆斯·米尔利斯等人通过对现实制度安排和经济实践研究发现，决策者的信息是不充分、不对称的，这种情况下市场是缺乏效率的，常常出现市场失灵。囚徒困境使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在总体看来是最糟的，个人理性导致集体不理性；柠檬市场使得劣质商品驱逐优质商品。这两种现象都说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不确定性下的选择与结果也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同一选择可能有不同的结果，同一结果也可能得自不同选择。微观信息经济学以不确定性和不对称信息为基础，研究如何通过契约和制度安排来规范决策者双方的经济行为。
从广义上说，产权经济学、激励经济学和博弈论都属于微观信息经济学范畴，核心是研究信息不对称下的败德行为、逆向选择和委托—问题。信息经济学在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基础上，提出通过设计合适的制度来提高市场的运行效率，避免市场失灵。微观信息经济学作为现代经济学的前沿分支，通过对传统假定的修改，不仅解释了很多传统理论不能解释的问题，在实际中更有着广泛应用。
二、实验经济学
实验经济学之父弗农·史密斯在1962年《竞争市场行为的实验研究》，从此实验经济学诞生。他认为应该用会犯错误的有限理性人取性经济人假设，以数理统计作为工具，通过反复实验来验证市场理论和博弈理论的有效性。弗农的“口头双向拍卖市场实验”证明了市场参数完全可能影响均衡产出的收敛性。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复杂经济现象实验成为可能，20世纪70年代以后，实验研究结果使得一般均衡理论、工业组织理论、社会选择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开始转向以有限理性为假设基础，经济学主流理论体系出现重大变化。此外，实验方法也被大量运用于公共经济学、信息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等研究当中，促进了这些理论的快速发展。
实验经济学认为，由于所分析的是人的行为，行为和心理分析的方法必不可少，现实中的人也并非一直是理性的，非理性会使得人的行为不同。因此，对经济理论进行实验会使得数据结果呈现概率分布状态。实验经济学考察的是被实验者选择行为的报酬总合占最大可能报酬的比率，比率越高证明相应的理论模型更加可靠，实验经济学通过对比率的比较分析，探讨怎样把理论和理论模型加以改进。实验经济学根据对比率的比较和分析，可以对暂无现成理论的情形提出新的理论模型，并加以分析验证。以有限理性分析为前提的实验经济学，对现有理论有效性地分析和不断提出新的理论模型，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理论的发展。
西方主流经济学一直以来都是以实证方法来做研究，实验经济学的兴起标志着经济学方法论发生了重大变革。
三、新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以科斯和诺斯为代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主要包括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企业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科斯在《企业的性质》《社会的成本》中指出市场和企业都是配置资源的手段，市场机制的运行是有交易成本的，企业管理也是有费用的，决策者是通过市场还是企业配置资源取决于两者成本的比较，产权的安排会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一种制度取代另一种制度取决于能否降低交易费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也建立在行为人的基本假设上，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人的行为动机既有追求财富最大化的一面，又有集体主义行为偏好非财富最大化的一面，利他主义、意识形态、自愿负担、爱、团结等因素都对人的决策有重要影响。此外，由于环境太复杂、行业太多、分工太细、不确定性因素太多，人对环境的认知能力肯定是有限的。在信息不完全下，行为人会有机会主义倾向，不会做出最优选择，是有限理性的。
正如资本家不关心企业行为是否污染了环境，只是关心通过降低工人工资获得更多利润，资本具有盲目性，人的行为不一定理性。针对传统经济人假设，新制度经济学对经济人假设进行了修正，在弥补传统经济学缺陷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法。
新制度经济学指出，由于人的行为受制度和非理性因素影响，制度又是不断变化演进的，经济学理论不会一成不变永远适用，经济理论也要随着制度的变化作出相应调整。新制度经济学指出，产权等制度方面的合理安排能提高市场的运行效率。新制度经济学与法学、管理学等其他社会学科密不可分，新制度经济学在当今经济理论界和社会中的影响的很巨大。
四、神经元经济学
神经元经济学又叫神经经济学、脑袋经济学，它是研究大脑及大脑怎样思维的经济学。行为经济学主要研究社会科学事实及其概念强调人的有限计算能力、利他心和环境怎样影响人的经济选择行为，神经元经济学则通过对大脑活动事实的研究进一步拓展了行为经济学，神经元经济学也可以看作是新型的实验经济学。源于生物学和神经科学的神经元经济学早期研究并没有对经济人假设提出怀疑，更多地是对经济人假设提供了实证，因此得以与经济学相结合。神经元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动物行为与人类一样也有自主过程，同样具有情感，正如恐惧可以躲避危险，感激、同情可以促进合作。长期的演化把这些对生存具有重要价值的情感和行为的联系固化在神经系统当中，成为本能，在面临相似场景的选择时会再次唤起指导决策。行为决策并未完全建立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上，而是一个情感机制。威廉·詹姆斯认为，人之所以比动物更有智慧是人类的本能更加多，人类在演化过程中比一般的动物得以变得更加精致和复杂，具备了更强的计算能力和情感。
通过对人类行为的神经生物学基础的分析和研究，神经元经济学通过实验得出人类具有“趋社会性”的结论，由于人类共同情感中的同情心、责任心、羞愧、感激、公平正义等情感因素的作用，个体的选择并不仅仅出于自利，通常还要顾及他人或集体利益，传统的自利的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对人类偏好和行为的解释是有缺陷的，“趋社会性”会使人不只考虑私利，还会维护正义、道德，其对促进合作效率、维护社会稳定都有重要意义。神经元经济学不仅对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做出重大贡献，更是对理性范式提出了挑战和修改。
神经元经济学认为人的决策方式分为理性和情感两种方式，丰富和深化了传统经济学理论的经济人约束条件下最大化分析范式。神经元经济学通过对镜像神经元和神经系统自我激励工作原理的分析，正在逐步揭开偏好的本质秘密，这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对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意义重大，这也是社会科学通过实证研究不得不过的必由之路。
五、演化经济学
演化经济学以马克思为思想前驱，广义的演化经济学源自凡勃伦，狭义的演化经济学源自熊彼特和西蒙。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使得演化经济学成为一个独立学科，演化经济学把西蒙的有限理性说作为自己理论框架的基础，并借此对新古典经济学加以批判。马歇尔曾说，经济学的真正科学化应该是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力学。通过分析技术创新，演化经济学强调用动态的眼光看待经济变迁和技术变迁，在经济变迁和技术变迁过程中充满了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很多创新往往是没有目的的。演化经济学指出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主要有：众多非串谋个体选择行为的复合效应无法预测；个体决策能力与要解决的困难可能不匹配，存在能力——困难缺口等。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演化经济学认为行为人决策时目标要具有模糊性，能够在结果与预期目标不一致时加以修正，遵循意外原理。演化经济学把有限理性作为自己理论的基本假设之一，通过了解经济组织的内部结构来了解技术进步、行业变迁及技术的创新，最终解释经济如何演化。演化经济学认为经济和制度的变迁都有路径依赖的特征，是不可逆的。
演化经济学关注变化，传统经济学关注静态均衡分析。演化经济学认为，在经济演化过程中时间和历史具有重要作用，制度变迁要求经济理论不断调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重大的制度变迁，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制度方面在不断进行完善和调整，在中国研究演化经济学不仅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还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六、行为经济学
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共同研究了直觉信念心理学和选择理论，通过对西蒙有限理性说的考察，在有限理性和满意原则的理论基础上，通过研究系统性偏差他们得到了有限理性的图谱，他们发现，系统性的偏差会使人的选择不同于理性经济人的最大化行为，在此基础上他们开创了行为经济学。从理性经济人模型出发，他们做了三方面的研究：（一）不确定性条件下，行为人采取的判断偏差和启示法；（二）前景理论，用于解释如何进行风险选择和在风险选择中规避损失；（三）框架效益及其在理性经济人模型中的运用。
卡尼曼认为人的认知分为推理和直觉。推理需要经过深思熟虑，需花费精力；直觉不需要花力气去思考和计算，想法会自发在脑海中呈现。在经过系统地研究后卡尼曼指出，虽然心智会对人的精神及行为提供监控，但比较松散，大多数思维和行为都是直觉性的。研究发现，相比花费精力思考取得结论，人们更习惯满足于直觉判断的结论。
直觉的特性是能自发进入人的大脑，卡尼曼把这种自发进入大脑的心理内容称为可感知性。通过研究，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发现有些特性确实相比其他的要更容易被感知。卡尼曼把这些无需费力思考就能自发产生的特性称为自然评价，例如，尺寸、距离、响亮程度、相似度、因果倾向、惊异度、情感强弱、情绪及刺激评价都容易被感知，均是自然评价。
基于以上的心理学知识，卡尼曼和特维斯基通过对不确定性下的人的判断研究发现，在不确定性下判断的复杂任务被人们使用有限数量的启发原则简化为判断活动了。这些启示法虽然通常很有用，有的时候也会引发系统性的严重错误。
行为经济学基本理论篇7
一、制度主义的兴起及流派划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后，西方经济学在经济理论上陷入持久的危机，自19世纪70年代兴起后一直占统治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自发平衡的市场理论与经济现实严重脱节，正统经济学日益丧失解释力。造成这种脱节的主要原因来自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两大缺陷，一是孤立的个人主义假设，一是完美的市场假设。在这样的假设之下，新古典经济学运用逻辑演绎的方法对有机的经济过程加以处理，随机和偶然因素被排除在分析体系之外，使得经济理论发展为一门类似于数学、物理学的学科。凯恩斯主义革命引入了一定的不确定性思想，然而其后的新古典综合派通过形式化处理凯恩斯的宏观分析方法，综合了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思想，却丢弃了凯恩斯关于风险、不确定性与预期等革命性的思想。并且，新古典综合的这种理论范式在后来很长时间里都作为经济学的主流得以保持与巩固，使得整个经济理论的根基并未有根本性的触动。（注：参阅贝尔和克里斯托尔主编《经济理论的危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制度经济学就是在批判传统经济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创始人凡勃仑综合了达尔文进化论、德国历史学派、美国早期实用主义的分析方法，对资本主义的历史与现实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从经济学、人类学、文化学、生物学等多种视角漫谈经济和社会问题，将经济分析的核心转向制度，形成了研究经济问题的制度主义方法。20世纪初，凡勃仑的制度分析曾在美国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争论。凡勃仑所开创的制度分析学派，在康芒斯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与光大。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制度经济学成为美国经济学界的一大学派，不仅成为经济学界的主要力量，也对政府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经济思想史上这一时期发生的这一事件被称为“制度主义运动”。
20世纪40年代，由于凯恩斯主义的兴起，制度学派及其他一些非主流学派被忽视，直到60年代，制度主义重新兴起。这一时期，出现了两个“新”制度经济学，分别是以加尔布雷斯、缪 尔 达 尔 等 经 济 学 家 为 代 表 的“neo-institutionaleconomics”，及以科斯、诺斯等为代表的“new-institutionalecconomics”。为了区分这两支制度学派，国内一般将以加尔布雷斯等人为代表的制度学派称之为后制度经济学，而将以科斯等为代表的制度学派称为新制度经济学。也有学者提出新的分法，即根据其理论关联，将前者称为“新制度经济学”，而将后者称之为“新古典制度经济学”（注：参阅张林《两种新制度经济学：语义区分与理论渊源》，《经济学家》2001年第5期.）。考虑到新制度经济学的称谓已为大多数人所习惯，本文仍采用前一种分法，将这两支制度学派分别称为“后制度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
后制度经济学派较多地继承了早期制度学派传统。这一学派中的经济学家大多数都受过主流经济学的熏陶，但随着深入接触大量现实，对主流经济学的假设前提、研究方法产生不满，从而转向制度主义分析。最典型的是缪尔达尔，根据其学术信仰由新古典主义向制度主义的转变，有“老缪尔达尔”和“新缪尔达尔”之分。他们认为，正统经济学狭隘的方法论使得经济学变成了供经济学家玩乐的枯燥无味的游戏；毫不客气地批评正统经济学“缺乏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断定它是失败的，并且“在方法论的门堂的台阶上，这种失败就已经开始了”(may,sellers,1988)。
新制度经济学则属于新自由主义思想中的一支，与早期的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联系相对较少。新制度经济学同样把新古典经济学忽视的制度作为研究对象。在他们看来，最重要的且长期被新古典主义忽视的现实，就是交易成本的存在和制度的重要性，而忽视这些现实前提的经济学是没有生命力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创者科斯尖锐地指出，新古典经济学不过是一堆工具，研究的是“没有躯体的血液循环”。他更在获诺贝尔奖时所作的演讲中对新古典主义作了这样的评价：亚当•斯密以后的经济学家主要致力于把那只“看不见的手”模型化，被研究的东西是经济学家心目中的、而不是现实中的体系。科斯称之为“黑板经济学”。
早期制度经济学、后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都是作为新古典主义的对立面而出现，三种形态的制度经济学从不同的角度与层面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范式进行了批判，都是以制度为研究对象，从对制度的剖析出发，建立自己的学说，但研究制度的视角和方法又各不相同，各有理论特色，具有较强的可比性。其中，早期制度学派和后制度学派理论存在较多的理论传承性，而新制度经济学和前两者的差异较大，本文将先对早期制度经济学和后制度经济学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再比较前两者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异同。
二、早期制度经济学和后制度经济学的比较
后制度经济学派与早期制度经济学具有一定的理论传承关系，理论上共同的特征较为突出。可以将两者共同的特征归纳为以下六个方面。
(1)文化与整体的观点。早期制度经济学将经济视为文化整体中的一部分，从整体上考察经济的进化。认为社会是以制度、习惯、态度和价值观组成的动态的有机复合体，因而必须以尽可能综合的方式来进行评价和调整。在制度分析中，着重考察家庭、国家、法律、文化、政治等制度安排作为一个整体的性质、演化及其对经济的影响。制度经济学发展到后制度经济学以后，其核心依然是从整体的演进的角度，通过分析制度，并将制度作为一个变量处理，从而理解和把握人类行为并据此提出政策性建议。加尔布雷斯明确地表达了其整体主义的观点：“经济学就像解剖学那样，一个整体远远不止是各个部分的总和。当各个部分相辅相成，或相互抵触，或者是由于彼此共同存在而形象有所改变时，情况就肯定是这样。”（注：加尔布雷斯《经济学和公共目标》，商务印书馆，1983，第3页.）
(2)过程与演化的观点。早期制度经济学从进化、演变的角度看待制度整体。早期制度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凡勃仑最早提出了演化经济学这一术语，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制度学派。这一思想后来又为后制度学派所继承和发展。因此，无论早期制度经济学或后制度经济学派都深受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影响，把演化看作是理解资本主义经济、技术和制度变化的基本方法，认为经济学应该抓住演化这个核心主题，而不是遵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静态和均衡的思想。在演变的制度理念中，不存在事物发展的“正常”与“非正常”状态之分，一切都被认为是自然发生的，不存在什么“干扰因素”，出现任何结果都是以往的原因次序展开的结果，并以此为基础来分析和理解制度的形成与演变。受实用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他们认为，在这样一个被技术、人口增长和社会变化所主宰的世界里，社会进步的方向不是向任何最终的或者是预先确定的社会和文化安排的方向发展。这种信念强调，虽然个人行为是有目的的，但由于不确定性和新奇事件的存在，社会经济发展不是以目的论方式展开的过程，演化过程没有必要趋于有效率的和最优的结果。
(3)更为注重权力而不是价格。在经济系统中，什么是最关键的因素？正统经济学认为是价格。早期制度主义和后制度主义者并不否定价格在经济系统中发挥的普遍而又重要的作用，但不认为价格是最重要的甚至是惟一的因素。他们认为，由制度所决定的权力结构才是决定资源配置的最基础因素。他们指出单纯寻求稳定均衡的技术条件与最优化，会模糊经济的基本权力与选择方面的特征。在现实世界，应当关注的不是如何从机会集之中进行选择，而是关注机会集是如何形成的。就是说，均衡与最优化问题只有在制度背景中才有意义，只有通过制度调整才能得到解决。
(4)实用主义取向。实用主义是早期制度经济学与后制度经济学的共同哲学基础，两者的制度理论中都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色彩，即认为人的理性可以对制度进行有目的的介入，人类可以按照自己的偏好来改变社会制度。凡勃仑将制度定义为一种流行的思维习惯，而习惯是滞后的，技术则是前向的。两者之间存在的矛盾为人的介入提供了逻辑前提。从而，尽管凡勃仑并投有直接表明对制度进行理性设计的观点，但由其二分法方法论为人类对制度的理性干预提供了逻辑基础。后制度经济学的实用主义色彩应该比早期制度经济学更为浓厚一些。后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更密切地与公共政策联系在一起，将制度安排作为可选择的变量，以解决现实问题，实现公共目标为目标。我们将在后面早期制度经济学与后制度经济学的区别中更多地述及这一问题。
(5)集体主义方法论。按照传统经济学的观念，经济学研究的是个人在稀缺资源面前如何进行选择，以最大化地满足自己的欲望。早期制度经济学和后制度经济学者并不否认个人的选择，但认为这种选择不是孤立的，而是在文化框架内进行的选择。经济学研究的就是这个文化框架。他们将经济系统看作是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经济系统的性质由它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决定。
(6)超越“效率”观点，关注人类价值。早期制度经济学和后制度经济学理论都关注超越市场价格的价值概念，对所谓全人类更高利益的社会规定进行研究。他们认为，价值是一种由个人或制度作出的判断。价值在这里回答的是规范研究中“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即应用所选定的规范或标准来确定某类行为或客观状态是否是理想的。什么样的制度变迁才是有利的？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使用的不是效率标准，而是“社会价值”理论：制度的调整要符合作为整体的社会的利益。他们还认为真正的价值判断标准是“满足人类高质量的生活”，即经济价值只是各种社会价值的一种，还应考虑除此以外的社会价值，加尔布雷思称为“文化的价值”。价值判断标准是制度经济学和正统经济学长期争论的焦点之一，由于哲学基础和方法论的本质差别，双方在这一争论中是不能指望能有什么妥协的。
后制度经济学并不只是对早期制度学派思想的重复，而是有自己的特色与发展。两者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区别，可以从三个主要方面来分析。
(1)哲学基础上的区别。早期制度经济学和后制度经济学均以实用主义为哲学基础，这是他们存在一些理论共同性的思想根源。差异在于，早期制度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皮尔士和詹姆士等人的较早期的实用主义；而后制度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同时，早期制度经济学和后制度经济学都深受进化论、历史学派以及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因此在他们的理论中可见到深刻的演进观、整体主义的特征。但是对前者，我们看到更多的还是德国、英国新历史学派、达尔文进化论、心理因素决定论。而后者已经明显地采用演进观、整体主义、集体主义、人类学等方法论，对经济行为和制度进行结构的、历史的和社会文化的分析，甚至包括阶级分析。
(2)后制度经济学具有更明显的工具理性主义取向。后制度经济学主要继承了康芒斯的思想传统。强调市场作用的不完全性、更明确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作用以及切实广泛的政策主张都是后制度经济学的特点。后制度经济学家的著作多与公共目标、公共政策相关，如加尔布雷斯的《经济学与公共目标》，丹尼尔•布罗姆利的《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等。前者强调要关心“公共目标”，并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探究了这种社会存在种种弊端的原因，建立了“二元结构”理论模式，并提出了社会改良的政策主张——建立“新社会主义”。后看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单纯以“效率”为制度批判标准的非效率性，指出所谓的“效率”只是在特定制度结构下的循环论证，制度应有助于实现更广泛的人类目标。他们的政策主张切中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脉搏”，可以说，这些政策主张是后制度经济学理论的精华部分之一。
(3)与新古典理论的不同关系。新古典理论建立在偏好、制度等参数给定的基础上，以价格机制为核心，以个人主义为方法论和以均衡分析为主要模式。早期制度经济学对这种理论范式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并建立了一套各方面都与新古典主义迥异的制度分析体系，与新古典的理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制度经济学虽然同样对新古典的理论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揭示了市场作用的不完全性，强调通过政府政策、制度变革来调节经济、实现社会目标，但后制度经济学并未完全否定新古典的分析工具。事实上，后制度经济学仍运用了新古典的部分分析工具来进行公共政策分析。后制度经济学的理论，特别是公共政策理论，客观上形成了对新古典市场理论的补充，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衔接。
三、新制度经济学与早期制度经济学、后制度经济学的比较
新制度经济学与早期制度经济学存在着一定的理论渊源。新制度经济学的某些理论灵感和基础概念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于早期制度经济学，特别是康芒斯早期研究所有权与法律的经济学。例如康芒斯提出，财产真正的本来的意义不是指物质的东西，而是指使用和处理某物的绝对权利，财产总是与占有、保留、让与、取得和不受干涉的权利相联系的；并指出“交易”是经济分析的基础。可以看出，康芒斯的观点在后来的新制度经济学中基本得以保留。由此可见，新制度经济学派无论承认与否，其与早期制度经济学特别是康芒斯体系存在某种理论联系是可以肯定的。但新制度经济学与早期制度经济学和后制度经济学对制度及经济现实的认识以及分析方法存在本质差别，属于两套不同的理论体系。
（一）两种不同的制度分析法：二分法与交易成本法
早期制度经济学与后制度经济学从文化整体的角度看待经济与制度，认为经济是一个文化过程。而文化是一个整体范畴，表现为两个方面，即制度的方面与技术的方面，反映在哲学意义上就是仪式方面与工具方面。早期制度经济学就是从制度与技术、仪式与工具的二分法来看待、解释经济的发展的。任何经济系统或经济秩序都是由两类行为构成，一方面是技术特征的行为，即工具，人类的建设性本能是推动技术进步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是仪式特征的行为，即制度。技术的特征是发展的，而仪式的特征是静态的，并且对变革产生抵触或者约束变革。凡勃仑将制度视为一种思维习惯，那么制度总是过去经验的产物，总是滞后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滞后于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技术发展的要求。二者之间构成了一对相抗衡的矛盾。社会和经济过程就始终处于两者的冲突之中。进步也就是技术行为对仪式行为的克服和替代。
任何制度都会产生一个在该制度下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因此制度是保守的。社会发展过程敢是技术不断克服制度阻力的过程，社会就是在这两股力量的冲突中向前发展。当制度结构中包含的有利于技术进步的因素更多时，社会进步也就更明显，反之则制约着经济的发展。凡勃仑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和它的经济体系就是由两种相抗衡的力量组成：一种是维护现存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主要是不直接从事物质产品生产的工业巨头、商人和金融家；另一种是代表着技术进步要求的技术工人、工程师和普通大众。既得利益者不断强化有利于他们自己的社会规范，操纵制度对技术变化的反应，这是资本主义一切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根源。
对制度运行的成本的考察可以说是新制度经济学与其他制度学派的分野所在。几乎全部新制度经济理论研究的落脚点都建立在“交易成本”这个概念之上。交易费用的提出改变了新古典经济学把企业视为生产函数、市场交易瞬间完成以及交易费用为零的状况，使经济学家重新思考企业存在的原因、不同的公司组织形式和契约形式的变化等现实问题。新制度经济学的中心论题是：只要存在交易成本，产权结构就对生产绩效产生影响。从科斯开始的产权分析的主旨，就在于从理论上解释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人们降低交易费用的努力所导致的组织规模的决定、市场与科层的选择，以及社会制度的演进与变迁的内在机理。
所以，如果说在传统制度经济学视野中的是一个演化着的制度整体的话，那么新制度经济学着重的则是在交易费用基础上的不同制度形态的绩效与选择。交易成本的存在导致了不同制度形态的存在，多种形态的制度的存在正是节约交易成本的努力所导致的结果。在交易成本存在的条件下，不同的产权结构会产生不同的效率，而对效率的追求会使得当事人选择交易成本最小的制度，从而会存在不同的制度形式。诺斯又将其更简洁地归纳为：制度是重要的。正是以交易成本为基础，形成了新的分析范式，使经济分析深入到具体的生产的制度结构，使得对制度选择、制度绩效的研究和比较成为可能。
（二）人的行为的决定：文化的视角与成本的视角
早期制度经济学、后制度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在制度分析视角上的分野，同样也反映在对人的行为的分析方面。凡勃仑对新古典主义以理性涵盖人类复杂的习惯活动的观点提出了批评。凡勃仑认为，经济系统中的个人是文化的产物，个人行为由社会环境和人的本能共同支配。人类的行动是他的遗传特性和过去经历的结果，行动不能被理解成效用与成本的计算，而应当从人的“本能”及所存在的环境重新去寻找决定行为的因素。因此，在经济行为的决定上，凡勃仑坚持从行为人所具有的遗传特征、个人环境等多方面进行分析，坚持认为正是多种因素决定了人们的经济行为。后制度经济学也基本继承了这种观点。
新制度学派也认识到新古典主义的“经济人”假设的不现实，因而力图采取与传统经济学完全理性人不同的假设。交易费用学派代表人物威廉姆斯在一系列市场和等级的研究中，所依赖的关于人的认知能力的前提则是西蒙所倡导的“有限理性”。威廉姆斯指出(1979)，人类理性受到信息传播效率和接受信息的能力等多种制约，只处于欲望的合理和有限制的条件之间，落在非合理的行为与超合理的计算行为之间的中间地带。从“无限理性”到“有限理性”，这应该说是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假设的一种改进，但其实质是将这种认知的差异归结为新的成本——信息成本，即在新古典主义预算约束的基础上，增加信息约束。这样通过运用交易成本进行新的阐述，维护了新古典理性选择的内核。
（三）对市场作用的看法：两者的根本差异所在
有关市场的作用问题一直是早期制度经济学、后制度学派经济学家与以科斯、德姆塞茨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经济学家的根本分歧所在。
康芒斯认为，市场秩序并非只是看不见的手的结果，也是集体行动实现从利益冲突中创造利益的相互关系的产物。康芒斯还认为，如果斯密认识到这一点，他一定会发现，不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个人的利己心在走向公共的福利，而是那看得见的普通法庭的手在采取当时和当地的良好习俗，使一些顽固不驯的个人必须遵守、符合休谟所谓的“公共效用”。
后制度经济学家布罗姆利在《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一书中对市场、集体行为和强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精辟的分析。通常的观点认为集体行动意味着强制，而市场中不存在强制。事实是市场和集体行动都同时限制和解放个人。市场通过预算限制个人选择，集体行动通过对个人选择集的规定限制个人选择。认为预算限制对个人选择范围的侵犯比对可接受的个体行为作出的某一集体决定对个人选择范围的侵犯为少，那是寻求不是区别的区别。例如富人拥有更多的选择，他们可以选择不向别人出卖自己的劳动，而穷人却不得不通过“非强制”的市场方式来交易自己的劳动。非强制的市场形式下隐藏着由经济制度决定的分配关系形成的预算制约，这种制约一点儿也不比集体行动的制约来得弱。所以，布罗姆利提出，市场表面的自由，或者是不存在强制，实际上通过进一步的审视，需要的条件比解决的问题还多。
新制度经济学的实质是通过交易成本概念的提出，得以将新古典的成本—收益分析方式统一到制度领域。这样，制度和商品一样，都是可在自发的市场交易中实现优化与均衡的。与新古典主义一样，在这个新的领域，市场作用仍然扮演着最核心的角色。新制度学派的理论如同新古典主义一样，只看到他们之间的一种交易或契约关系，而对其背后的强制关系视而不见。新制度经济学效率导向的制度理论未脱离“同义反复”的困境。无论是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拉坦－速水模型，还是诺斯模型，均是试图将制度解释为经济收益驱动的、对市场过程中外生不均衡的反应。它们试图通过出现增加收入所得的机会或总体经济效率的提高来解释制度环境的变迁。然而，正如布罗姆利所批评的，“这些制度创新最致命的缺陷是它们没认识到不管怎样定义，效率总是倚赖于制度结构。是制度结构赋予成本和收益以意义并决定这些成本和收益的发生率。在寻求经济效益基础上提出的制度变迁模型是循环论证。制度安排决定了什么是效率，这就是产生这种循环论证的原因所在。”（注：布罗姆利《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第40页.）由此可见，制度结构相对于市场是更根本的、更为基础的。经济学研究的也就不仅是由这些基础决定的交换过程，而且也是这些基础本身。
（四）方法论的区别：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
新制度学派同另外两个制度学派的不同还可以从方法论的角度讨论。对人类行为的分析有两种基本的方法论，即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一般而论，个人主义方法论是通过对个体现象和过程的研究来认识一般，方法论的集体主义则是通过对群体现象或过程的研究来认识世界。直接源于斯密、马歇尔的个人主义方法论贯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其特征是强调个体的独立存在意义和利益特征，承认利己主义，主张通过个人之间的安排来解决问题，强调个体面对外部约束条件作出反应，忽视人和制度的相互关联和影响机制。早期制度主义和后制度主义的一个鲜明特征是以集体主义方法论为基础。他们认为，处于孤立状态的个人是根本不存在的。相反，恰恰是“社会”使个人行为得以形成，人是一种社会存在，他所作出的选择，不仅以内在的效用函数为基础，更重要的还要受下列因素的影响：社会经验、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演进的学习过程等。理性决策的个人并不能独立于独特的文化整体而存在，这决不是说个人没有理性，而是要承认文化对个人的影响以及个人作为文化整体的一部分。并且，个人行为之和不等于集体行为。他们认为，社会不是、也不应理解成为个人行为的简单之和，尤其是其目标的形成与变化（hodgson,1988;miller,1989；张宇燕，1994）。制度和社会作为一个文化整体有自身的运动特点，不能分解为个人行为之和。所以说，通过对制度的考察和描述，才能最好地理解个人的经济行为以及个人如此行为的信念。
新制度学派也意识到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局限性，从而也具有某些集体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尤其见于新经济史理论中，特别是诺斯对意识形态的分析带有集体主义的色彩。但是，归根结底，无论是新经济史学、产权理论、交易费用理论或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其他理论，个人作为原子式的财富最大化主体，始终是分析的基础。新制度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相对于新古典经济学，并没有太大的创新，仍是个人主义的。
四、各自的影响与局限
早期制度经济学、后制度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都是在批判新古典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早期制度经济学揭示了传统经济学的静态、狭隘与脱离现实的特征，具有深刻的批判性，并从整体、系统的视角进行制度分析，抓住了制度“演化”的本质，取得了丰富的思想与理论成果。在方法论上，早期制度主义者坚持集体主义方法论，指出新古典主义仅对经济个体的行为作分析并进行简单加总，而完全没有考虑制度等方面的作用，这一方法论是脱离现实的。所以，早期制度学派所提出的集体主义方法论的意义是不容忽视的。然而早期制度主义所蕴涵的作为整体的制度演化思想难以数量化，更难以建立模型，使得该学派的理论一直停留在主流的分析视野之外。
后制度经济学继承了早期制度经济学的主要思想，将经济学看作是一种服务于人类的功能性科学，并将制度研究与政府政策密切联系起来，体现了更为明显的工具理性主义色彩。后制度学派提出，制度安排和其他政策一样，可作为实现社会目标的选择变量来考虑。可以说后制度经济学比早期制度经济学更旗帜鲜明地坚持规范分析，坚持自己的价值观点。这一观点在后制度经济学家布罗姆利的一段话中得到清晰的表达：“一种经济体制不能简单地被看作为一台生产物品和服务的机器，因为如果这是千真万确的话，那么另一种具有更崇高的目标的经济体制将会把它抛弃。在这个后意识形态时代，唯一重要的任务是设计一种有序的关系，它构成了运行的经济体制。”（注：布罗姆利《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中译本序，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第4页.）同时，后制度经济学也对流行的“效率”观进行了有力的驳斥，指出所谓的“效率”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同义反复和循环论证。这一观点也是极具启发性的。总体来说，后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代表了一种与主流经济学包括新制度经济学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形成了与主流经济学的鲜明对照。
新制度经济学在原来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成本这一种约束条件的基础上，引入了另一种约束条件－交易成本。依托于交易成本概念，新制度经济学将主流经济学的“成本－收益”框架延续到制度领域，既具有制度主义的一定批判性，也为主流经济学所接纳，从而得到迅速发展并引人瞩目。在方法论上，新制度经济学基本上延续了个人主义方法论，它依旧承认经济行为人的个人特征，只不过，个体面临的环境约束发生了变化，即在原来收入约束的基础上增加了交易成本的约束，表现为从个体“无限理性”向“有限理性”的修正，增强了现实感。原有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在新制度经济学也得到了一般化的应用。例如，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模型仍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研究范式，即将当事人面对的复杂环境通过一些约束和假定来简化，井通过逻辑演绎来导出理论结论，这在契约经济学体现得尤为明显。不同的是新制度经济学在假设中引入了交易成本并将分析的范围拓展到了制度。不过，制度的形成与演变是一个复杂过程，这种符合“科学”的标准但却简单化的研究方法并不能有效地揭示经济活动复杂系统的本质，也难以深刻描述制度的动态演化。不少新制度经济学家，特别是新经济史学派意识到文化、观念、意识形态认识能力等非经济因素对制度形成和演变的影响，并在理论中给予了较多关注，但只是在新古典主义的构建了一些无法纳入新古典体系的概念范畴，没有将这些概念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完全整合统一起来。相反地，早期制度经济学和后制度经济学在这些方面却很有说服力，能够对技术进步、文化和制度演进提供一致的理论说明。
由于这些缺陷的存在，新制度经济学虽然引人瞩目，但仍远不是一种成熟的经济理论。而早期制度经济学和后制度学派尽管远离主流化，但却提供了并一直提供着现代制度分析的思想与灵感，并且由他们引发的演进思想在近年不断发展，已为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所接受。
早期制度经济学、后制度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分别代表了三种制度观和三种研究思路与方法论。这几种制度观与方法论，各有其真理性与局限性，不能相互涵盖。制度是一个复杂系统，并不能用单单一种分析方法或是仅仅通过某一种视角了。也许，这正是几种不同的制度经济学共同存在的原因。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往往热衷于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与介绍，而对于早期制度经济学和后制度经济学，国内的研究却甚为冷清。事实上只有了解制度学派的全貌，并对它们进行比较和鉴别，才能更为深入地理解这门学科，才有可能形成较为客观的认识与判断。
【参考文献】
[1] 凡勃仑.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中译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2] 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中译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3] 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中译本）[m].上海：上诲三联书店；1994.
[4] 布罗姆利.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5] 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译本）[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行为经济学基本理论篇8
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家立足于中国现实，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对中国经济的许多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成果。但是，这些成果至今还未被系统地引入中国高校的教学中，目前国高校经济学院系开设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又有中高级之分）、制度经济学、甚至发展经济学等等还都是舶来品，并且中国经济学（本文所讲的中国经济学，主要指高校开设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或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等课程）在高校教学中的地位还具有下降的趋势，有些高校的经济学院系甚至取消了这方面的教学。一些多年从事《资本论》和社会主义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教师也纷纷改行，从事西方经济学或应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教学与研究。甚至有人认为，中国已加入wto，标志着中国经济要真正走向世界，同国际接轨，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了。因此，作为研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西方经济学是无国界的，对中国也是通用的，没有必要创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和在中国高校开设中国经济学。笔者对此深为忧虑。我认为，适应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开放的需要，不仅要引来舶来品、加强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而且也要坚持和加强中国经济学的教学。
与自然科学不同，任何一种经济理论或经济学都是对特定的、具体的、历史的社会经济实践活动的概括和总结，并为特定的具体的社会经济服务。西方经济学是在西方社会经济制度与历史文化背景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的概括和总结，并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服务的。中国现实的经济制度、基本国情、文化传统等都是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并且中国经济将来无论发展到何种程度、何种阶段，都不可能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完全一样。这就决定了中国经济学家必须对中国社会经济活动的实践进行研究和总结，尤其是要对中国现阶段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进行概括和总结，创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以指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实践。不可否认，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不论从历史发展的纵向看，还是从不同国家的横向看，都有其内在的联系和共同的规律。因此，西方经济学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及其分析问题的方法，都可以为我所用。正因为如此，中国高校要开设西方经济学。但西方经济学要真正为我所用，必须结合我们的实际进行消化和吸收，融入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换句话说，外来理论只能当作肥料，中国经济学惟有礼根于中国土壤，才能茁壮成长。因为如上所述，中国现实的经济制度、基本国情、文化传统等都是与西方经济理论假定的前提严重错位的，脱离文化、历史、制度、国民心理等背景的理论移接，必然会出现“水土不服”。实际上，即使是资本主义社会，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及其同一阶段的不同国家，也有不同的经济理论。从斯密的《国富论》、凯恩斯主义、一直到当代的萨缪尔森、斯蒂格利茨等种种理论，都是为不同阶段的资本主义服务的。现实“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奇迹‘和问题已给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分析提出了一系列难解之''''谜’，对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提出了新的呼唤”（注：谷书堂，刘占军：《面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之重建》，《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于光远、董辅réng＠①主编），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绝好的历史机遇和肥沃的土壤”，“中国经济学必将成为现代经济学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注：黄泰岩：《中国经济学与经济学中国化》，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
一谈到中国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有人总是以传统的经济学严重脱离实际、学而无用、不成体系为由否定它，这也是不符合实际的。20年来，由于实践的推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和许多经济理论工作者的艰苦探索，中国经济学的内容和体系在不断地改革和完善，尤其是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和创新。现在我国高校编写的中国经济学教材，如谷书堂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蒋学模主编的《高级政治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编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系列教材》等等，都吸收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理论研究的新成果，无论在内容上还是体系上，都有很大的创新，已根本不同于前苏联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科书（只是这些教材还没有被高校普遍采用，因为高校还没有统一的这方面的教学要求和大纲）。当然，中国经济学还面临着较大的改革任务，尤其是要创建出科学的完善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决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我们决不能因此而取消这方面的教学，等到统一的完善的体系建立之后再开设这门课。中国目前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实践一时一刻也离不开中国经济学的指导，中国目前应用经济学的改革和发展也急需中国理论经济学的指导，学生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及分析和研究社会问题的水平、鉴别是非曲直的能力等方面的培养更需要中国经济学。因此，在我国高校必须重视中国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始终坚持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并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吸收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改进和完善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及其内容体系，以不断加强中国经济学的地位。
二、加强中国经济学基础学科地位之断想
1.理顺中国经济学与其他相关课程的关系
首先要理顺中国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关系。在我国，长期以来一直把中国经济学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受苏联教科书的影响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部分。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及西方经济学的引入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其他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基础地位在日益弱化，为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经济学地位，有人一直在尝试打通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重构政治经济学教学内容体系，使“两张皮”能融合起来，但结果成效甚微，不仅很难实现两者逻辑体系的一致性，而且又使《资本论》的逻辑体系支离破碎。我认为作为《资本论》压缩本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同西方经济学一样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体系，应独立出来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开设；以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为主要内容，重构中国经济学内容体系。这样，中国高校的理论经济学主要可并列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等。这有利于加强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和理论经济学的地位。
在目前高校的教学实践中，有些经济学院系取消了中国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教学，用邓小平理论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甚至用时髦的应用经济学或管理学取而代之。我认为这是不妥的。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我国高校“两课”教学中，必须开设邓小平理论，但不能用邓小平理论取代中国经济学。邓小平理论是涵盖经济、政治、科学、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等多方面的科学体系，对多种学科和专业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它与中国经济学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即使是邓小平经济理论也只能是中国经济学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它不能等同或涵盖中国经济学的全部内容。中国经济学应该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实践中不断提出的新问题进行创新性研究，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也不能取代中国经济学。从目前已经出版的一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教材看，都是以分析市场经济运行为主的，而中国经济学不仅要分析经济运行，还要分析经济制度、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等。并且中国经济学作为理论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分析，也不同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它们之间是一般和个别、抽象和具体的关系。
其他应用经济学更不能取代中国经济学。中国经济学作为一门理论经济学，其主要功能并不是直接用来解释具体经济问题，而是为各种应用经济学提供理论和方法论基础。
2.拓宽中国经济学的对象
有人针对传统经济学教学内容枯燥无味，严重脱离实际等状况提出，要彻底改变中国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的传统观念，要把生产力、人与物的关系作为中国经济学的对象。我认为，传统经济学的教学内容之所以出现枯燥无味、脱离实际等状况，其深层原因并不是研究生产关系的问题，而恰恰是对生产关系研究不够。这表现在：第一，马克思认为，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关系是具体的、历史的，经济学应当从现实的、实际的社会关系出发来研究社会经济现实，包括自身的概念。而传统的经济学不是研究现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而是脱离国情、教条主义地宣传和论证马克思所设想的建立在高度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优越性。第二，现实的社会生产关系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的系统，从横向看，它寓于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体现于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和方面；从纵向看，它是多层次的，既包括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本质关系，又包括生产关系具体实现形式的经济体制等。而传统的经济学只是孤立地抽象地强调生产关系的本质，忽视了对现实生动的生产关系及其具体形式和经济运行的分析和研究。第三，传统的经济学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状况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把“一大二公三纯”作为衡量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标准，从而导致在实践中大搞所有制升级和穷过渡，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我认为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形式，必须有专门的学科来研究，尤其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更需要一门从总体上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这个任务只能由中国经济学来承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证明，不研究和不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发展变化的规律，不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就会犯“左”和右的错误，就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顺利发展。当然，研究生产关系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并且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密不可分，因此，中国经济学也要研究生产力。但对生产力的研究要围绕着或服从于对生产关系的研究，对生产力的系统专门研究可以另设新学科，如生产力经济学等。
综上所述，我认为中国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要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重点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围绕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的研究，要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以全面地深入系统地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体系（包括本质关系和具体实现形式）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服务。
3.加厚中国经济学理论基础
中国所处的特殊阶段和中国经济学的对象决定了中国经济学的理论源泉应该是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主动汲取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成果。
中国经济学是要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因而中国经济学要扎根于中国现实经济的土壤，吸收、继承和发展中国古今一切优秀的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运用中国文化对中国现实经济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中国经济学如果脱离中国独特的经济环境、人文背景、理念习俗、历史路径等，也就失去了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和邓小平理论应当成为中国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基础。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不论对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还是对分析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这里且不说马克思所揭示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和规律，即使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范畴和规律，在当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应该是中国理论经济学分析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方法，中国理论经济学要以中国最广大劳动人民的经济利益为己任，以历史的辨证的逻辑来考察今天中国的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立场、观点和方法，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逐步创立和发展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理所当然应当成为中国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奠定了中国经济学的出发点和立论基础；社会主义本质论，构成中国经济学的主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及公有制实现形式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经济发展战略理论、科教兴国理论、对外开放理论等，构成中国经济学的基石。
西方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它既经过了实践的检验，又对发达的市场经济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并为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研究提供了广泛的思维逻辑空间和方法论空间，这无疑对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认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内容和体系，必须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中对我们有用的成分，尤其是方法论上的长处，更值得吸收和借鉴。
这里的关键和难点问题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有机结合起来，并融入中国经济学教学内容体系。对此我认为要处理好两个关系。第一，引进和创新的关系。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主要依附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引经据典的考据式研究，脱离中国国情，结果是交了许多“学费”，也没有完全搞懂。改革开放以来，对西方经济学学习也存在“生吞活剥、食洋不化”现象，我国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造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不能说与简单移植西方现代企业制度无关。因此，无论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要打破教条主义，要消化吸收，结合中国现实有所创新和发展。第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在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实践中，我们越来越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虽然是两个不同的理论体系，存在很多矛盾，但在很多方面又是互补的、统一的。以前者为主要基础，吸收后者的有用成分，可以较好地解决两者的矛盾，实现两者的互补性，从而有利于解决和分析中国现实经济问题。如研究社会主义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问题，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如果以西方经济学中三要素论为基础，承认物化劳动或生产资料也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也就完全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抽掉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因此，不能以西方经济学为基础。但西方经济学侧重于价格方面的研究，其均衡价格论、边际效用论等在对现实的说明和解释方面，有其合理成分，可以借鉴。再比如，对我国现阶段收入差距和两极分化问题的研究，以马克思的有关理论和方法为基础进行分析，可以揭示两极分化的实质和深层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制度措施；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如基尼系数），可以从量上给予证明。
4.初步构建中国经济学教学内容体系
适合目前高校教学实践的迫切需要，可初步把中国经济学的体系结构分为经济制度、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部分。经济制度部分主要分析和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包括所有制结构及产权制度和分配制度等）和经济体制（主要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为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时期，作为以生产关系为主要对象的中国经济学必须首先专门研究这些问题，不可能像西方经济学那样，以完善成熟的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为既定前提，直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该部分要以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方法为指导，以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两个主体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等为基本内容，吸收和借鉴西方有关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
经济运行部分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为前提和背景，分析微观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运行。微观经济运行主要分析和研究企业制度、企业经营机制和企业行为，农户的经营机制和经济行为，居民的经济行为等。宏观经济运行主要分析和研究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对总需求膨胀和不足的调节及其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及产业政策等。这部分要吸收中国经济学家20年来运用现代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中国经济运行分析所取得的一系列有价值的成果。
经济发展部分以马克思和邓小平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理论为指导，借鉴和吸收西方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有用理论，分析和研究当前中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及特征和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系列因素（包括农业发展和农村城镇化、工业化和城市化、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资本积累、技术进步、教育、知识经济、自然资源、环境、对外开放、一国两制等等），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规律，说明中国应当走怎样的发展道路、重视哪些因素、实施怎样的发展战略和对策等。
【参考文献】
［1］于光远，董辅réng＠①。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
［2］谷书堂。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行为经济学基本理论篇9
1.以史为据回溯了我国对市场经济关系的思考与探索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1992年正式诞生,而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选择商品、市场、经济体制等经济关系的探索早就开始。回顾历史,于光远谈到:世界社会主义国家最初均无一例外地选择计划经济体制;从理解和使用上的差异来看,广义计划经济指有计划发展的经济,狭义计划经济指社会资源主要由计划来调节,而不是由市场来调节的一种经济制度;市场经济一家独存局面早就存在,十月革命后才形成狭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格局。很明显,此处未区分市场手段与市场经济、经济体制与经济制度。吴易风在分析社会主义国家最初都选择计划经济的理论与实践背景基础上,阐述了我国领导人对市场经济关系的探索。在科学社会主义史上,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未来社会,“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那么商品生产将被消除”。列宁最初也坚持马恩设想,但在实践中发现排除商品经济关系在生产力水平整体不高的基础上,反而局限生产力的进步,通过引入和利用商品、货币、市场的新经济政策,解决了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过渡时期的难题。对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斯大林继列宁之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地进行了进一步探索,初步解决了这一历史性难题。20世纪50年代,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以及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我国得到重视和传播,在20世纪50年代末潜心研读这两部影响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着作,结合国内外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研究,科学说明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根本区别在于商品生产为谁服务,科学社会主义史上这是对相关问题获得的第一次明确答案,回应实践提出的商品生产及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条件、范围、积极和消极作用、计划和价格的关系等疑问;陈云进一步深入研究了社会主义社会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邓小平深入思考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问题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理论是他多次论述这些问题的积淀。有学者归纳我国认识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经历,第一个阶段是从“限制论”转变为“补充论”,即从认为市场与计划经济互相排斥,因而应限制市场,转变到认为市场可以作为计划经济的补充;第二个阶段是从“补充论”转变为“结合论”,即从认为市场只是计划经济的补充转变到“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第三个阶段是从“结合论”转变为“基础论”即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转变到要使市场在国家的宏观控制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2.按中共中央基本精神梳理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任务、性质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学术界以邓小平经济改革思想和中共中央经济体制改革相关决定决议为基本依据,梳理了改革内容是改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环节;改革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性质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刘国光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坚持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我们要全面地坚持邓小平南方谈话这一精神,它关系到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前途和十几亿人民的命运,我们应该把这个精神讲清楚,这个问题太重要了。李慎明强调,促进和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
3.通过比较分析提炼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征
定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种视角是相对传统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两个参照系而言:我国要建立的是公有制资料基础上,有一定的计划指导和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第二种是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特定的阶段,是市场经济制度的一个具体形态(吴敬琏,1993);第三种是突出经济体制与经济制度的结合,1992年十四大提出的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权威的定义。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异同,有从社会制度层面区分;也有从所有制结构不同、收入分配依据不同两方面区别;还有学者从三方面区别: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使得市场活动中的规则、规范和市场竞争产生的后果都有别于资本主义社会;二是计划和协调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更大;三是两者的群众基础不同。学者们都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应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性特征,还必须有社会主义的制度特性。但在这一问题的对比分析上,有的对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配置资源具体环节分析,也有的对照俄罗斯的市场经济路径阐述。高校思政课教科书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特性作出了官方背景的也是权威的归结:一是在所有制结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公有制企业与其他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平等竞争、共同发展,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二是在分配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运用包括市场在内的各种调节手段,既鼓励先进,促进效率,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防止两极分化,注重社会公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三是在宏观调控以实现最广大劳动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社会主义国家能够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更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使社会主义的优势与市场经济的优势都能够得到充分发挥。
4.探索性地归纳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包含的内容
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出发,吴易风归纳这一理论的要点:(1)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经济手段。(2)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3)社会主义经济可以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4)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5)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的相同点是方法,不同点是所有制。(6)要避免市场经济滑向资本主义,必须确保所有制上占主体地位的是公有制经济,社会财富分配始终坚持共同富裕、避免两极分化。从现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着作看,都涉及的内容有:我国经济体制历史沿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实与我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间的逻辑关系、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内涵与基本框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和政府职能转变。但在强调市场经济服务于社会主义制度、学科落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重大问题等具体内容方面,不同的着作差异明显。
5.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取向上进行了激烈交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理论上,一方面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已经十分明确,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另一方面,毫无疑问,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备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科学性与阶级性有机统一的双重指导价值,是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基础。但是,毋庸讳言,现实与理论有不小的差距。程恩富提出重建中国经济学,超越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认为应该“马学”为体,“西学”为用,重建中国主流经济学范式,他剖析了理论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若干问题,评述了近年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若干重大理论创新,指出了中国经济学理论模式的缺陷,构想了对此全面重建思路。他指出中国理论经济学在具体演进中,创新、改革的同时存在若干不良倾向:改革前模仿苏联经济学,改革后模仿西方经济学。我国要重建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必须注意世界经济和人类经济的发展历史大背景,对照多类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以中外多种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经济事物变动的基本现象实证描述为重点,科学凝练符合经济事物本质规律性的范畴和原理。他还强调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专门理论和应用经济学研究者要面对中国现实问题发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凸显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危机,几位经济学教授就“经济学理论多元化与中国经济学构建”问题的谈话从侧面反映了理论交锋。孟捷提到诺奖得主克鲁格曼2009年尖锐地指出:“过去30年,宏观经济学即以卢卡斯经济自由主义理论为代表的宏观经济学,说得好听点是没用的,说得难听点是有害的”。贾樟良强调,要警惕和防止发达国家和金融垄断资本对中国发动“经济学战争”,而新自由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是他们的战略工具。“经济学战争”四个方面的主要表现是:第一,高校讲授的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实际上都基于发达国家利益,这些理论对发展中国家利益有损害。其间的诸多理论假设如要素价格均等化、自由贸易等都不现实,通过这些理论,垄断资本打开了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实现了金融自由化。第二,“模型误国”。中国经济学研究把西方主流经济学当精神鸦片,在国外刊物,特别是发表数学化论文成为经济学学术研究标准,数学形式主义使中国经济学“殖民地化”,其结果是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实现了支配中国的经济学教育,国际垄断资本面前的中国变得麻木不仁。第三,当代多种范式只要不符合新古典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教条均遭攻击和打压,这里既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包括当代一些其他经济学的范式。第四,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研究的停滞。经济学说史上,丑化促进英国、德国和美国崛起的重商主义经济学、德国历史学派、美国学派等。
二、国外学者的有关研究多定性与对比性分析
国外有不少评价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性质、模式等方面的观点。
1.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性质多正面评价而不乏微词
俄罗斯学者杰柳辛较早指出中国改革坚持社会主义,摆脱了僵死的教条主义的框框,且能灵活地推行各种政策。他强调,邓小平很清楚,要坚持作为社会主义理想和改革目标,必须进行彻底改革,坚决放弃那些过时和不符合现代要求及中国民族特点的原则。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也认为:“虽然中国发生了各种变化,但据此断定中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是天真幼稚的。中国领导人仍是共产党人,不是资本家。广泛进行经济改革的目标不是改革中国本色,而是为了引进那些能应用于中国的东西,使中国强盛,而又不改变它。邓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他不愿中国成为资本主义或民主主义国家。”美国学者指出,党和国家还强调和致力于集体主义,也就是“社会主义”;企业的更多自和市场更多的自主,大大地刺激了生产力。虽然邓小平准备对意识形态进行改革,但他从来不是“走资派”,他不会改变对马克思描绘的社会哲学信仰。日本首任驻华大使认为,邓小平决不是一边倒的人,他脑子里改革开放观念和坚持社会主义两种观念是同时存在的,他的发言中“有时强调改革开放,有时强调坚持社会主义,有时是两者一起谈”。1997年2月20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在邓小平逝世特辑指出:“邓小平虽然强调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要把经济建设当成第一等要事来抓,但这有一个前提,即决不可动摇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决不可偏离社会主义路线,这是要和中国打交道的世界各国所必须注意到的信息。”海外也有偏颇之词。《时代》周刊1979年第一期序言谈到,“邓和他的支持者们开创了一条崭新的道路,这在有人看来,可能会是一条‘资本主义道路’。”1986年第一期序言又谈到,邓的改革“对西方世界和马克思主义世界怀疑论者来说,这几乎就是把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相结合的一种尝试。”在《中国社会主义的转型:国家社会主义的遗产和市场改革》一书中,美国学者索林格称邓小平倡导的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他认为,中国企业兼并或破产、股票和股票市场等,是“有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措施”。
2.较多中俄比较分析褒扬中国
国外学者研究中国改革的一个视角是进行中国与其他国家改革的比较研究。基于中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相似经历,中印都在地域和人口环境等方面具有可比性,所以较多比较中俄、中印市场取向的经济轨迹。苏联解体前,日本学者从引进市场机制等整体看,认为中国经济改革要比苏联进展顺利。苏联解体后,美国学者分析了中俄两国改革战略和实际成效。俄罗斯有学者对比了2000年中国的GDp相当于1989年的293%,同一时期俄罗斯只达到57.3%,指出无论社会的实际经济表现还是经济发展模式的生存能力,中国都遥遥领先于俄罗斯,中国市场转轨的理论模式,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有选择地并以俄罗斯自己的方式用于俄罗斯。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一书对比中国强劲的发展态势和西方体系面临的问题,给出中国将统治世界的判断。“中国模式”是国外学者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路径的总结,也是一个集成性评价,这类文献较多,形成一类专门研究。中国学者指出,国外学者对中国经济改革研究主要有肯定近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成功应对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正式加入wto、提出科学发展的理论,中国以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成就,对世界经济产生愈来愈大的影响。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和经济改革发展中提出的各种理论和实践问题,也成为愈来愈多国外学者研究的重点。
三、理论成就、问题、发展趋势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发展至今,由“摸着石头过河”向有的放矢的方向完善。
1.总体成就
历经20余年的潜心专业性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究取得丰厚的成就。第一,就研究层次而言,学界已经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基础性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和充分的研究,大量研究成果奠定了学科基础。现有研究已经回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基础性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涉及理论整体性的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什么我国会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对计划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满足怎样的目标、我国的体制转轨面临哪些约束条件和采取怎样的路径等。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存在的焦点问题,如各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时怎样践行两个“毫不动摇”原则,应对全球关注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效率与公平矛盾的原则与策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取向等,学术讨论上进行了激烈的交锋。迄今为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已经思想性、学术性、科学性、系统性、实用性兼具,也成为一个集经济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公共管理学等学科知识于一体的重要交叉学科,现有的大量研究成果奠定了学科基础。第二,现有研究在诸多关键理论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性共识,有利于理论发展既不断开拓,又通过共识和整合丰厚有效地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社会科学以探索社会运行规律为基本任务,与自然科学探索的对象相比,社会运行更具多变性、复杂性,往往社会运行的实际过程发生在先,对其的理论精细化探索在后,这使社会科学一定意义地呈现滞后于实践的特点。但这恰恰符合科学的求真、求实精神,因为社会实践没有现成的可以完全复制抄搬的现成教条,抄搬必然失败已经被无数次社会实践所证明。社会科学大家庭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同样不可能例外,现有研究在形成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过程中,有一个先发散的百花齐放过程,理论探索是“摸石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是“过河”。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在理论没有充足的准备,从而难以供给足够的体系式智慧条件下现行一步,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然而,的具体化和落到操作层面,诸多问题的处理通常是多方案的。对此,这场旷世大转型中,最理想的只能是把握住关键问题,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达到把握住全局与根本的目的。事实证明,这种理论发展路径与模式,总体地、基本上胜任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其间当然也借助了强大的意识形态力量,广大劳动群众整体上较为平静地接受转型带来的一些冲击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人们认同了改革性质、目标模式、标准、根本目的、基本成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点等诸多关键问题的政策设计,这对20余年来社会在整体的稳定中获得发展至关重要。理论界也在改革性质、目标模式、任务、标准、根本目的、基本成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点等诸多关键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性共识,政府、学界、民众的共识,有利于有效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方向。
2.问题
作为重要却又新兴的理论,20余年的发展还不可能达到非常完善与成熟,目前的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第一,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缺乏足够鲜明的理论自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应该是既旗帜鲜明、又极具学科基础性和前沿性的问题,但现有理论对此问题回应不足,且无足够鲜明的共识,仅刘国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家,十分重视和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程恩富以建构中国经济学为主题进行了系统性研究。其中的原因既深刻也较为复杂,市场经济是中国的新生事物,需要学习、借鉴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和理论,在模仿、习作市场经济工具的过程中,淡化了工具的服务对象必须是社会主义制度,新自由主义等社会思潮还不遗余力地有意诱导去社会主义制度、去马克思主义,“向钱看、要效率”在很大程度上使西方经济理论事实上成为我国市场化取向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这种现象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索初期不易避免的,也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育还需更加成熟,使之建立在牢固科学的理论基础之上。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还需要明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究竟应该包括哪些基本理论版块,目前没有定论,凝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内容对于理论的完善成熟十分必要,现行一些读物鱼目混珠或各说各话的现象比较普遍。与此同时,明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体系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方向有重要影响。目前,这些问题的研究不足以回答实践的考问。第三,罕见大众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认知认同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卷入的是全民,大众无论从生活、还是从社会生产活动实践,无论从交往方式、还是从思维方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都在近20年发生质的变化。从实证的角度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大众化程度是最广泛最深刻,但是。大众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了解和认同的理论研究基本还没有开始,这一现状显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大众的巨大影响不相称。
行为经济学基本理论篇10
琼•罗宾逊指出，要使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理论具有“微观经济学基础”，就应研究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者和从货币主义中发展起来的理性预期学派，以及后来从理性预期学派中更生出来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都断言凯恩斯经济学缺乏微观经济学基础，违反了微观经济学关于经济人是理性的假定。罗伯特•卢卡斯认为，宏观经济现象不过是许多个人经济活动的总和，在一定意义上说，每个市场都通过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人的竞争达到了均衡状态，宏观经济才能处于均衡，所以解释产出波动、失业和通货膨胀等宏观经济现象的模型应该是考虑多部门均衡的一般均衡模型。
综上所述，新剑桥学派提出的在价值理论上建立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在所有经济学流派中是独树一帜的。其他学派基本上都在统一“理性人”假设及其逻辑推理下，试图保持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一致性和相容性。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做法的实质是试图从理性的个人出发来证实亚当•斯密描述的理想世界：所有人追求自己的利益最终却促进了整个社会福利。虽然经过了瓦尔拉斯、帕累托等一批经济学家运用数学方法严格推理，但这个理想世界却始终没在现实世界出现过。我们看到的却是新古典经济学描述的一个暴力竞争的世界：在市场竞争机制下，拥有最适应市场和环境变化的“常规”的厂商将生存下来并得到发展，而其他厂商则被淘汰。行动者所面临的市场只有两种选择：适应或者死亡。在这种市场规则或“看不见的手”的指挥下，如果社会是由每个成员组成的话，那么个人的自私自利最终不可能导致整个社会的福利提升。这是高深和精巧的数学推导都无法解决的。因而当今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分析的微观化，则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倒退到斯密的私人利益与社会“一致论”和个量总和与宏观总量“相等论”，“从而用微观经济学取代了宏观经济学”。
这不仅没有解决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逻辑矛盾，相反造成了二者研究方法上的难以沟通和在意识形态上的进一步分歧和对立。实质上，西方主流经济学把个人作为经济分析的根据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特意微观化或建立一个微观的经济学，而是为了把商品价值的讨论引入一个主观效用判断上来，消除劳动价值论的“危险”倾向。边际效用学派着重于从物质方面考察经济，重视使用价值关系的研究，提出了较完整的使用价值理论，但却片面地把交换价值仅仅理解为使用价值的表现形式，片面地认为价值决定于需求，从而否定了生产方面的决定性影响，否定了劳动创造价值、决定价格的基本关系。琼•罗宾逊和约翰•伊特韦尔指出了效用概念是“用效用来解释效用”的形而上学本质。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集大成者马歇尔无法完全否认劳动对价值的决定作用，所以他要调和古典学派的生产成本理论上和新的效用概念，于是他说，“价格决定于供求两方面，就象一张纸用剪刀的两面刀片剪裁一样”。在这样做时，他粗暴地歪曲了古典学派的剩余产品概念。“真实的生产成本是由人们的努力和牺牲所构成的话，唯一的剩余产品是地租，这是‘自然的免费赠品’。”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化其根本目的不是在于恢复个人的经济作用，而在于通过模糊的效用概念及其理论混淆阶级利益冲突，掩盖了剩余价值的来源。“劳动价值学说和剥削概念系来自生产条件的探讨。新古典学派则把注意力转向交换，并把效用概念作为商品相对价格理论的基础。于是收入的阶级根源被丢弃到一边，而把市场相遇的各个个人作为经济分析的根据。”从方法论的缺陷上来看，从“理性”个人出发来求和社会总量，最容易被人们所忽视的就是“个人互动成本”。即使在“完全竞争市场”中“完全理性经济人”之间也是存在互动成本的“，因为在一个个人最大化的世界中有很高的测量和实施成本，这类成本是不对称信息所造成的普遍道德风险的结果”。
由此可以推论，如果一个社会都是以“一盘散沙”似的个人组成的，那么这个社会的交易成本就太大了。科斯（RonaldCoase）就是顺着这样的思路，发现了企业与市场的不同之处：企业更能节省交易成本。个人作为社会的最基本单位，他们之间的互动会造成相关浪费，如果每个人也都经验地意识到这一点就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组织———家庭、家族、部落（或种族，它们不一定完全基于血亲，从家庭到部落，血亲关系逐渐淡化），这些组织的出现可能就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和争论。
在关于个人互动成本的合理假定之下，我们可以推断，在一系列的市场中，竞争均衡将逐渐变化为一种不完全竞争的形式。即使竞争均衡是帕累托最优的，大多数社会也不会选择竞争均衡。原因是，经济学并不是为了“大多数人的最大福利”这一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原则，而是个人追求自我最大化的利益。我们的社会不是一个单个个体组成的“一盘散沙”式社会，而是利益组织的社会。马克思主义者把它称之为“阶级”，现代经济学家把它称之为“利益集团”。竞争均衡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理想假设，是经济学处于一个成长阶段的理论。现代社会不同于当年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了。新古典经济学家在讨论“完全竞争均衡”时，总是注意到或总是伴随着讨论了另一个主题：追求自我利益的个人持续不断地试图破坏“看不见的手”。因而，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有两个基本的主题：一方面，“看不见的手”指导人们从事有益于社会的活动；另一方面，追求自我利益的个人持续不断地试图破坏“看不见的手”。因而，斯密的“人人利己最终带来了社会整体福利的增加”的假设也随之破灭了，完全竞争也不能作为经济学的范式了。随之而来的将是一个新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出现。
在西方学者眼里，由于缺乏理性的假设和推导，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没有微观基础。在他们看来，所谓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就是要把宏观经济学建立在微观经济学关于经济人是理性的假定基础上，否则，就不能保持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一致性和相容性。这种流行的观点对社会主义经济学形成了一定的冲击。一些经济学家主张从“理性”出发来构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认为经济学关于“理性人”的假设具有极强的鲁棒性，以它为出发点，可以更深入地探索我们所观察到的社会经济现象。事实果真如此吗？
我们可以以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例来检验这个命题。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以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为样版而编写的一部教科书。它的出台，大致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样，是斯大林进行政治斗争的产物，也是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作为政治经济学它能否成立，首先取决于对斯大林体制的规范判断、价值评价。前南斯拉夫学者勃朗科•霍尔瓦特甚至认为苏联政治经济学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一种官僚经济学，实质上是一种效用主义的经济学：“两种伦理学不是完全相同———在资产阶级的世界里，个人与社会相对抗；而在官僚的世界里，集体与个人相并列———但是它们产生了相同的思维框架：盲目地因袭了效用积累的最大化观点（物质产品和权力杠杆）。效用主义通常被认为是个人主义的，这与它的历史起源有关；但是，效用主义也恰恰可以很自然地被加以集体主义的解释。所有需要做的就是，把个人选择的原则应用于社会，这正是官僚在所有的时间里做的事情。”
从逻辑理路来看，苏联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行为假设不是从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出发，不是对生活在特定物质生产条件下的社会成员必然行为方式进行科学抽象，而是先验地来自理论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的规定，从社会主义公有制推出了一系列的基本行为假定。从学理上看，这些基本行为假定与新古典理论的行为假设具有完全相同的逻辑理路。
（1）新古典理论对经济人作了“完全理性”的假设。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公有制前提下，对个人进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完全理性假设。
（2）新古典理论认为，理性人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追求效用最大化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福利的提高。而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完全理性”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个人行为假设的结果，就是认为它必然带来社会产量的最大化。
（3）新古典理论假设市场环境是完全竞争的，而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完全中央计划的。
（4）新古典理论假设市场是均衡的，而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计划经济的生产和消费两大部类是按比例协调的。苏联政治经济学的这些假设构成了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分析前提，它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一样在学理上都归属于效用主义，都遵循严格的最大化假设，它与新古典理论的行为假设在逻辑理路上具有完全共性，只不过是在内容上却截然相反。或者说，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形式和内容上“逢西必反”，但在逻辑理路上却是与新古典理论不知不觉地“接轨”了。无论是从理论上看还是从实际上看，对个人、集体和国家行为的完全理性假设必然会导致“最大化”的经济结果：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这种假设也必然会导致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生，而计划经济必然是要求生产资料的不断地公有化，公有制与完全理性假设内在统一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中。在这种逻辑理路影响下自然就产生了一个论调：从个人私有制变为集体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变为国有所有制是低级所有制向高级所有制的“升级”。这个论调一度甚至被人们认为是马克思社会进化论所揭示的一个真理。但在马克思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动态矛盾中，所有制只有适应和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的区别，根本不可能有什么“高低”之分。迄今为止的历史经验证明，无论是私有制还是公有制，在适合各自的领域里都能发挥出它们的优势。恩格斯说：“只有在生产资料或交通手段真正发展到不适于由股份公司来管理，因而国有化在经济上已成为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国有化———即使是由目前的国家实行的———才意味着经济上的进步，才意味着达到了一个新的为社会本身占有一切生产力作准备的阶段。”
可见，恩格斯特意强调的这个观点还是被人们忽略了。“真理”不是逻辑和修辞学上所断定的事情，而是凭借广泛的证据证明了的事情。苏联的解体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意味着苏联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崩溃，因而认为以理性人为出发点可以更深入地探索我们所观察到的社会经济现象的结论的错误是不言自明的。它除了说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日益受到新古典的个人主义方法论的渗透和侵蚀之外，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没有任何本质上的贡献。实质上，马克思早已指出理性主义分析不是一个科学的、实践的态度。马克思认为这种态度在方法论上就是错误的，“人类理性最不纯洁，因为它只具有不完备的见解，每走一步都要遇到新的待解决的任务”。
理性方法绝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认识工具，只有理性范畴的发展适应于不断变化的情况，才使理性方法具有现实的意义。因此观察人类经济活动的理论分析前提不应是理性泛化了的“抽象的人”，而应是“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行动的个人”、“现实的人”。“经济人”假设的错误就在于它把应当加以论证的东西当作理所当然的东西。苏联政治经济学毕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现实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它的不成熟和错误也就在所难免。但苏联政治经济学最大的失误就是没有根据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来发展和创新劳动价值理论，因而基本上不知道如何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剩余产品（或价值），只好在现实中把工人对剩余产品的支配权完全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长制”和严厉的劳动纪律。主要原因在于，一是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社会主义经典作家们看来，“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商品经济的”。因而，“资本主义商品社会的末日也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告终”。
因而，社会主义没有政治经济学，也就不用讨论劳动价值问题了。这个看法维持了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二是后来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可以直接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并直接构成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所以没有必要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只有实施的义务。似乎这样做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途径。但在现实中如何实施和贯彻劳动价值论及其精神实质呢？大多数经济学文献基本上都是把劳动价值论当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所当然的理论前提。就像新古典理论把“理性人”看成经济学不变的逻辑起点一样，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及其学说也被一些社会主义者看成是不变的理论前提。这种观念及其态度，实质上是忽视了政治经济学的时代意义和劳动价值论的历史意义。
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人们一直在不断地反思和总结苏联社会主义的经验和教训，形成大量的有价值的文献资料。今天，当我对这些文献进行梳理和研究时发现，人们一般集中讨论社会主义条件下“什么样的劳动创造价值”的问题，但很少对劳动价值论在社会主义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的作用的规律性进行研究。也就是说，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实际上并没有将劳动价值理论作为概念框架的基础，即没有发挥着功能性和结构性概念的作用，以及理论体系的一以贯之的逻辑重心。劳动价值论是一个历史概念，它将随着经济实践的变化而变化、发展而发展。劳动价值理论作为一个分析工具，揭示了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的秘密，那么它将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什么样的经济规律呢？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是否以劳动价值为理论出发点？剩余价值生产规律是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一个规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劳动性收入将如何体现以及得到保障？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劳动价值论，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出现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例如，在改革开放走完增量改革而转向利益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越来越低、劳动者的幸福指数随着经济增长而降低、特殊利益集团与民争利、社会和谐指数随着两极分化逐渐降低，等等，说明国民经济的分配性矛盾已经超出了生产性矛盾。这些经济政治问题，都需要继续深入研究劳动价值问题，而不是直接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拿来作为辩护的工具。为了辩护的目的而不是为了发展的目的，劳动价值理论则很容易遭到歪曲、篡改，这种做法本身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从历史经验和文献来看，不同时期、不同阶级有着不同的价值理论。劳动价值理论在不同的时期也表现为不同的形式。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经济学说也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之上的，在当时也被人们认为是对当时经济事务进行了较好的科学解释的理论。但当马克思发现了劳动二重性并运用它来改造劳动价值理论的时候，古典政治经济学就被终结了。劳动价值论就成为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关键是因为马克思发现了劳动二重性从而创造性地改造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但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并没有把劳动价值当作适用于所有社会形态的普遍价值，也没有把劳动价值论当作适用于所有社会形态的普遍理论，而是将劳动价值论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结合起来从而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并以剩余价值规律为微观基础来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实事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不仅仅是一个学说，也是一个分析工具。
马克思运用这个分析工具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了研究，得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就是剩余价值生产规律的科学结论。剩余价值论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而价值公式是贯穿马克思经济学宏微观层面的中心枢纽。价值公式是马克思关于商品价值的一个表述公式，它既是单位商品价值的表述形式，也是社会总量价值的表述形式。这应该是无可争议的。至于如何用劳动价值理论来分析未来的社会形态的经济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未作过多的详细的论述，因为他们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