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主要问题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6 03:53:16

经济学的主要问题篇1

 

一、微观经济学课程的特点

 

1890年,马歇尔(1842—1924)发表《经济学原理》,初步建立20世纪微观经济学。这是对19世纪边际效用论及其以前的庸俗经济理论进行综合的结晶。该理论率先采用“经济学”以代替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一词,以完全竞争和充分就业为基本假定、运用边际分析和局部均衡分析方法系统阐述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创立了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框架,构成20世纪微观经济学的主体,后经过20世纪中期的扩展,微观经济学不仅研究内容有所扩展,如增加了一般均衡理论、建立了福利经济学,而且研究方法得到创新,如引入数理经济分析法、博弈论等,还关注经济理论的实践应用。

 

微观经济学研究资源稀缺性条件下社会经济主体的决策与选择问题。属于“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下的“西方经济学”二级学科,是经济管理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在高等教育中,微观经济学不仅已经成为所有经济类课程和经济管理类课程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也成为大多数非经济管理专业学生的素质教育课程。微观经济学作为一门基础性、思维性、理论性和实用性并重的课程,在经济管理类专业教学课程体系中具有平台性和不可替代的基础性意义

 

学习该课程要具备一定的《微积分》知识。要学好《微观经济学》,需要具备《微积分》的知识。这要求学生要把微积分课程学好,这对学习好《微观经济学》课程有很大帮助。而学习好《微积分》课程本身又具有一定的难度,加上经管类的学生是文理兼收,特别是对于文科生,学好《微积分》非常困难。《微积分》学不好,对于理解《微观经济学》课程的相关内容造成了一定的障碍。比如对于利用数学方法推导利润最大化的原则,理解起来比较困难。有的学生在做题时,计算方法知道,可是由于没有较好地掌握求导公式,导致计算出错误的结果。

 

二、微观经济学教学中的主要问题

 

1.该课程难度大。《微观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的组成部分,它的知识体系来源于西方。故《微观经济学》教材有国外的原版教材,还有把国外的书翻译过来的教材,还有就是国内作者所著的教材。前两种教材的思路都是西方人的,造成国内学生理解的困难。即便是国内作者所著的教材,其内容也都是西方的,其中的一些假设、案例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会让学生感觉比较生疏,造成学生理解的困难。该课程中的很多概念、理论对于学生来说都是全新的,接受起来难度大。此外,这门课的内容逻辑性强,前后章节联系比较大,所以,如果前面的内容掌握不好,要学好后面的内容,更是难上加难。还有就是这门课所涉及到的图形多,坐标的表示又与数学上所学的相反,这些都增加了这门课学习的难度。鉴于上述原因,再加上《微观经济学》作为经济管理类专业的核心课和基础课,该课程都安排在大一下学期,而此时,这些学生刚接触了一两门经济管理方面的课程,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更是刚刚接触。而对学生本身来说,因为这门课是考研课程,所以,一部分早早立志考研的学生,会下工夫去学;而对于其他学生,特别是把大量精力花在兼职上的学生,花在学习上的精力有限,就会选择知难而退,学习积极性不高而影响教学效果。

 

2.该课程内容多。《微观经济学》包含的内容很多,它包括供求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者行为理论、市场论、要素理论、一般均衡理论、福利经济学和微观经济政策等等,而这些理论本身又各自包含很多内容,如市场论又分为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市场、垄断市场。虽然这门课逻辑严密,学生们依然会觉得内容繁多,要全部掌握比较困难。该课程涉及的知识领域面非常广阔,如数学、金融学、财政学、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心理学等等,无论对老师或者学生,要求都很高,很多人望而生畏。

 

3.缺乏对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能力的培养。在大学教学活动中,老师一般都是站在讲台从上课讲到下课,学生坐在下边听边记的教学形式,学生只能理解和记忆教师所讲的内容,把主要的精力都投放到记录、整理和背诵课堂笔记上,很少有同学去主动学习和研究同课堂教学有关的经济学知识,也很少能独立进行社会调查和独立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在经济学的课堂上缺乏老师与学生的双向沟通,缺少学生与社会的双向沟通。大多数教师也缺乏所教专业的实际工作经验,因此,讲课的针对性也不强。

 

三、解决的对策

 

1.学好微观经济学应多做习题。做练习题的目的是检查学生对经济学概念、原理的理解,然后再让学生运用经济学原理解决所提出的经济问题,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2.采用启发式和对比式教学。启发式是一种教学方法的指导思想,启发式教学是以学生为主体组织实施教学活动,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高校教师在转变传统教学方法观念的时候,还应该加强对学生学习中国本土案例兴趣的教法。由于微观经济学理论性强的特点,应理论联系实际,多运用本土化的案例开展讨论、解释微观经济理论,以启发学生的思维。这样就可以调动学生学习微观经济学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让他们把学习微观经济学的潜力挖掘出来,从而能够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微观经济学》一些章节之间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教师在讲课的时候如果注意对相关内容的对比,就可以加深学生的理解,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供给理论和需求理论的比较,二者的概念、影响因素等大都一一对应。又如,消费者行为理论和生产者行为理论在结构上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消费者以效用最大化为目标、以预算收入为约束条件,而生产者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以一定的成本为约束条件;在几何图形的分析上,消费者的无差异曲线和生产者的等产量曲线、消费者的预算线与生产者的等成本线具有相似的特征,消费者消费的均衡条件与生产者生产的均衡条件具有相似的形式等等。再如,在市场理论部分,不同类型市场的含义及长短期均衡的分析都具有相同的过程,如果在讲解的过程中注意对比不同类型市场的异同,就非常便于学生的理解和掌握。

 

3.突出对图形的讲解。在《微观经济学》里,有大量的图形。学生如果对这些图形不理解,想死记硬背就太困难了,也会漏洞百出。而一旦学生理解了这些图形,会帮助他们掌握相关的理论,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这就要求老师在讲课的时候,加强对图形的讲解,讲清它的推导过程,不但要让学生掌握某个图形是什么样的,还要明白它为什么是这样的。同时,还要注重图形和理论的结合,让二者相得益彰,使学生能够作到通过图形来理解和阐述相关理论。比如在讲解需求变动和需求量变动这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时,就可以通过图示法来说明。图表可以清晰地说明了需求量变动是指由于商品本身价格变动引起的消费者购买量的变化,需求的变动是指商品价格本身不变情况下其他因素变动所引起的需求的变动。又比如,在讲解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时,把概念和画图结合起来,更便于学生的理解和掌握。再比如,在讲解斯威齐模型时,通过它的假设条件可以画出弯折的需求曲线模型图,结合图形可以很清楚的推导出寡头垄断市场的价格刚性。此外,在《微观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还有其他要注意的问题。如,《微观经济学》中的很多名词都有英文缩写,也要求学生掌握。为了让学生掌握这些缩写,需要教师把这些概念的英文表达告诉学生,从而使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掌握。又如,还可引导学生阅读课外经济读物,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可以向学生推荐一些书籍。包括经济思想史,一些经典著作,反映经济学最新研究成果的期刊如《经济学动态》等,介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研究成果的书籍,还有经济理论应用方面的书籍如茅于轼的《生活中的经济学》等等。这样即可满足学生的求知欲,增强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还可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还有,教师在讲课过程中,声音的大小、语调的抑扬顿挫、表情的丰富程度、语言的幽默诙谐、板书的工整程度等都是影响教学效果的因素。总之,《微观经济学》教学就像是一门艺术,不可能达到尽善尽美。而作为任课教师的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不断通过自身的努力和思考,经过不断地改进,让我们的教学趋向完善,进一步地提高教学效果。

 

4.穿插讲解式案例教学。穿插讲解式讲授案例侧重于讲述与解释方式呈现案例,用于说明和论证微观经济学原理与规律。教师在讲解某一章节基本原理过程中,可以使用各种案例作为理论的一部分穿插其中,使学生通过案例理解基本理论问题。这一形式主要用于理论讲解过程中对重点难点的理解。如在讲授“机会成本”的时候,可以结合学生自己选择就业还是就学来解释,机会成本的含义就是当选择了就学而放弃了就业,失去了四年就业应该获得的最大收入,这个被放弃的最大收入就是就学的机会成本;在讲效用理论和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时,学生难以理解,就以学生自己喝水的亲身体会为例,渴了喝第一杯水特别舒服、到第二杯舒服、到第三杯不舒服,甚至最后难受,以此讲解说明效用理论和边际效用的递减规律;通过邻居种花及工厂污染来讲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通过“囚徒困境”和“田忌赛马”等案例讲授简单的博弈论等等。此外,还可以引人国内外有关理解经济学原理的寓言故事、历史故事等作为案例,使学生真正在心理上“乐”起来。通过所学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学生感到了微观经济学就是身边的学问,学习的兴趣高涨,有助于他们更好地理解微观经济学理论。但这一形式的案例不能过于复杂,最好是一些对重点、难点能阐述透彻的小案例。这要求教师自己能深刻地理解和思考现实生活,组织和积累一些案例,在课堂上能信手拈来。穿插式讲授的方法主要是知识点案例,能起到加强学生理解知识点的作用。

经济学的主要问题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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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十报告[eB/oL].百度文库,[2013-11-23].

[4]朱吉玉.从“微笑曲线”理论谈安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三峡学院学报,2013(2):29-33.

经济学的主要问题篇3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价值理论收入分配

经济学家慷慨激昂,评论时政已成为转型期中国的一大特有现象。无论是对于经济学说的选择、假说定律的辨析等纯基础理论问题,还是对所有制改革、国有企业改制、宏观调控方略、收入分配差距、外资扩张利弊等实践课题,都存在着针锋相对的热烈争论。这些争论显示了“竞争性思想市场”所具有的创新特性,对于推动中国的思想解放和生产力解放起着重大作用。

然而,深入分析却可以发现有许多所谓热点理论难题实际上是伪问题,也就是说,这些问题本身并不存在,正如中世纪经院哲学对于“针尖上能够站几位天使”的争论一样,对于这样的问题的争论自然就难以达成任何有意义的结论了。正如汪丁丁曾指出,思想者为了不误入歧途,在跨出每一步时,必须反思他提出的每一个问题的“问题性”——即问题是否成为一个“问题”。反思政治经济学热烈争论的“问题”,却可以发现其中一些却是伪问题。

显然,经济学研究和讨论的应该是真正的问题,而非虚构出的伪问题。那么,界定一个问题的真伪究竟依据什么标准呢?一个最简单的判断就是所争论的问题能否被表示为“为什么”的语句。这一判断是由经济科学的首要任务所决定的。和其他科学门类一样,经济学的首要任务是解释事实,当然经济学所解释的主要是社会事实而非自然事实。任何一个流派的经济理论无论从怎样的基本范畴出发,都必须是对社会事实作出合理解释之后再提出政策设计。从解释的角度出发,真问题都可以表示为“为什么”的语句,而伪问题则无法这样表达。例如,自然科学中的真问题包括“海水为什么是蓝色的”、“苹果为什么会落地”等,经济科学中的真问题则包括“为什么地主会选择分成租佃制度”、“为什么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经济出现了快速增长”等。对于真问题的任何争论与解答都可以求助于实证的检验,因此,这样的争论最终会形成较一致的认识,从而人类的知识获得积累。相反,那些伪问题则只能被表示为“是什么”和“应不应该”和“怎么办”的问题。由于伪问题无法进行实证的检验,因此尽管争论很激烈,却永远无法达成共识。对于这些伪问题的争论不仅无助于人们对社会经济规律的认识,而且还导致大量学术资源的浪费,甚至会成为思想无序和社会动乱的口号。

依据上述判断标准,可以发现在当前热烈的政治经济学争论中存在着一些根本就无法成立的伪问题。这样的伪问题并不因争论者的众多和各方观点的差异而成立。对于一个不存在的问题而言,一切答案都是无意义的。本文所集中进行辨析的三个突出的伪问题不仅是理论界长期争论的焦点,也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伪问题之一:是什么创造了价值

将这一个中国经济学界争论了几十年的“老问题”宣布为伪问题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价值根本就不是创造出来的,当然,这一问题也无法表达为“为什么”的语句。既然价值根本就不是创造出来的,那么,无论是坚持活劳动创造价值,还是提出物化劳动创造价值、社会劳动创造价值、劳动要素共同创造价值都失去了争论的对象。即使萨伊所谓的土地、资本和劳动创造价值的论点也是不需要的。

要阐明“价值不是创造出来的”这一判断,需要追溯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论述。斯密指出价值有两种,其一是使用价值(usevalue),其二是交换价值(exchangevalue)。顾名思义,使用价值是某物品给予拥有者或享用者的最高所值,或这个人愿意付出的最高代价。交换价值是获取该物品时所需要付出的代价,而在市场上,交换价值就是该物品的市价了。尽管斯密在进一步的阐述中出现错误,由“水与钻石悖论”引致出价值决定的论点,但这两个范畴却是简单而正确的。

具体来说,斯密的价值定义是把人作为出发点的。人们对物品的主观评价就构成了使用价值,而不同的主观评价相互进行比较,则形成交换价值。离开了人,谈不上任何价值,价值只能是人们在满足需求过程中形成的主观判断。设想一下,当一座繁华的城市中的居民全部离开后,所留下的一切高楼大厦又怎么能谈得上具有价值呢?既然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都只不过是人们的主观评价,那么,争论是什么创造了价值就成为无稽之谈。因为作为主观评价的价值并不能够创造出来。

之所以提出是什么创造价值的争论,笔者认为这是将物品混同于价值的结果。说某种物品是由哪些要素创造出来显然是可以的,但物品或商品本身并不等同于价值。物品之所以具有价值,只是因为它们能够满足人的某种需求,从而给出评价,并依据各自的不同评价决定是否交换和以何种比例交换。离开了人们的主观评价,无论哪些要素参与了物品的生产也都不会形成价值。我们可以说劳动、资本和土地参与了物质财富的创造,但不能说这些要素创造了价值,因为价值与物质实体并不等同。

正是由于价值创造理论是个伪问题,政治经济学在解释事实时总是面临着新的挑战,不断修改和增加基本论断,总是徘徊在劳动创造价值和萨伊的“三位一体”之间,甚至随着第三产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又不得不提出“四元”、“五元”价值论。为了应付实践需要,一些经济学家将大量精力用于扩大劳动的内涵,辨析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区分价值创造与价值转移。这必然导致了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的混乱,削弱了其主流经济学的地位。

伪问题之二:应该按什么分配

应该按什么分配的“问题”与什么创造了价值的“问题”密切相关,也是近年来争论非常激烈的“问题”。从经济科学的角度来看,应该按什么分配的“问题”实际上在企业生产之前就已经解决了,是一个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的问题。

在合约理论提出之前,经济学将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看作是两个不同的环节。在理论分析上,资源配置与分配决定是被分割研究的。不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这样处理的,主流的西方经济学也将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放在不同的章节进行论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了企业内部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剩余分配。西方经济学则通常是在边际生产力理论的框架下论述每一个投入所有者获得的报酬等于其边际产品的价值。两大理论体系都忽视了对投入所有者怎样获得报酬和通过谁获得报酬的研究。这就形成了所谓的按照什么进行分配的“问题”。然而,随着合约理论的提出,资源配置与收入分配之间的缺口被填补上了,使这两个被分割的内容具有了内在一致性。

根据合约理论的认识,企业与市场都是合约,在这种合约下,投入所有者放弃一组明确界定的使用投入的权利以换取收入。一切生产要素在参与生产之前已经通过合约的形式确定了所应获得的收入,也就是说,收入分配问题通过合约的签订已经在产品到达市场之前解决了,而不会出现在产品销售后再评价各要素贡献进行剩余分配的问题。如果按什么分配的问题在生产之前没有解决,或者说,生产所需要的各种要素使用没有签订合约,那么生产就无法进行,也就更谈不上按什么进行分配。例如,要生产一台电脑,企业就必须首先同员工签订下工资合约、同专利所有者签订下技术转让合约、同物质资源所有者签订下购买合约等。这些合约本身就规定了各种要素所有者的投入状况和收入状况,在电脑生产开始之前,按什么分配的问题已经被解决了。在电脑生产和销售以后再来研究该按劳分配还是按要素贡献分配根本就没有必要

了。

当前关于按什么分配的争论不仅在理论上是一个伪问题,在实践中也缺乏指导意义。无论是坚持按劳分配,还是强调要按要素贡献分配,都不能改变通过合约来解决分配的现实做法。例如,在电脑生产中坚持按劳分配而拒绝与专利技术所有者签订包括分配内容的合约,那只能导致生产无法进行,无产品可分配。而当前一些学者提出的创新理论——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方式——同样也离不开事前合约的签订。按照这一观点,分配之前首先要对各种生产要素的贡献进行衡量,然而,衡量出各种生产要素贡献的大小又何其困难。在一个完成的产品中是无论如何也划分不出每种生产要素贡献的份额。而在现实中,这种贡献的界定也是通过合约的签订来解决的,各种生产要素在市场上的价格恰好反映了它的贡献所在,而这一价格正是合约的核心内容。

总之,在合约理论没有提出之前争论按照何种原则进行分配还是可以原谅的,但在今天仍然将大量精力用于争论这一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无意义的问题就是徒劳了。

伪问题之三:怎样消除社会不公

中国在转型与发展过程中出现大量新现象,这些现象不能不引起经济学家们的思考,这些思考就引出了许多经济学对社会是否公平的争论,并进一步形成了如何消除社会不公的政策建议。然而,从经济科学的解释功能来看,这些问题并不应该是经济学所争论的,或者说,这些“问题”在经济学意义上来讲是伪问题。

准确地说,经济学可以研究为什么收入差距会拉大的问题,为什么国有资产在改制中会流失的问题,但是经济学不能够研究某一事件是否导致了社会公平以及如何消除社会不公的问题。因为社会是否公平是一个规范判断的问题,站在不同立场上的人会作出不同的解答。例如,郎咸平质疑顾雏军运用“七板斧”伎俩席卷国家财富,但顾却声称自己在收购中吃了亏。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衡量是否公平,只能出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

至于国企改制和收入分配中的公平性问题,更多的是一个法律的问题和政府评判的问题,而不应该由经济学来越俎代庖(经济学家可以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因为经济科学的目的是解释和解释之上的预测,不是指导社会实践。正如张五常所分析的,中国昔日的导致民不聊生,为什么会这样,是经济学分析的问题,但民不聊生究竟是好还是坏,则是主观的判断了。经济学可以解释人类的行为,可以解释在怎样的局限条件下民众会变得饥寒交迫,但不能说这是好事或坏事。所谓“不能说”,是指经济学不能说,却并非指经济学者不能说。可见,一件事情是否公平以及如何消除不公并不是经济学说了算的,真是学术争论也好,还是利用和煽动情绪也好,显然不如平心静气的做真正对人民有用对学术有益的事情。

具体来说,经济学家应当做的事情就是去解释那些社会现象为何会出现,如为什么国企改革会出现大量资产的流失。当然,在研究这些问题时经济学家要将主观与客观分辨清楚,决不能让主观的判断影响客观的分析。要如萨缪尔森所说的“热情的心加上冷静的头脑。”因为,一旦搀杂了自己的主观价值判断,就会有意识地将事实引向自己设定的答案,从而丧失了经济分析的科学性。例如一个经济学者认为政府补贴农业是好事(主观的判断),他就会有意或无意地把分析歪曲了,以便得出自己的结论。这种现象在许多为政府决策提供建议的所谓“研究”中大量存在,当经济科学单纯为了论证某一发展战略的正确性时就不可避免地放弃了理论分析的客观性。

经济学分析不能立足于特定价值判断并不表明经济学不能对包括公平观在内的价值观进行分析。事实上,从选择的角度出发,经济学同样需要解释为什么人们选择了特定的公平观而不是别的;为什么人们会因为坚持自己的公平观而放弃其他的收益。这些都是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了。当然,即使对公平观选择的理论分析也不容许加入经济学家的价值判断。

结语:政治经济学向何处去?

从经济科学的解释功能和逻辑分析出发,还可以发现不少的类似伪问题存在于当前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实际上从经济学家的争论中也很容易发现,有些问题其实是套套逻辑;有的问题是模糊不清;有的问题则是合成谬误。对于这些伪问题并不是说不能探讨,但那是玄学家及政治家的事情,它也许能够成为宣传的口号和政策的主张,但不应该成为经济科学解释的对象。反思政治经济学中伪问题长期存在的深层原因,政治政策与学术问题混同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个。

伪问题的存在不仅浪费了大量的学术资源,对于政治经济学本身发展而言,也是具有极大的损害。近年来政治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冷遇就反映了这一点。无论是学生还是群众大都不明白伪问题争论的意义何在,也找不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对理论的解释力产生了怀疑。因此,要实现政治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振兴,实现这些理论的创新和发展,首要的是放弃对伪问题的争论,并转向对提高理论解释力的努力。

一是各学说流派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论范式来解释事实,学术思想的竞争主要是通过各种解释有效性的比较。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当代西方其他经济学流派,中国本土的过渡经济学及转型经济学,都应当在解释事实这一共同学术规范下展开竞争。各学说流派不应该将攻击和取消其他理论范式作为自己的任务,而是要对中国改革中出现的大量现象给予解释。因为这样的解释是可以进行实证检验的,无论是应用那一种理论范式,都可以增进人们的知识积累,推动政治经济学本身的发展。

二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应积极吸收借鉴最新的理论研究成果,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劳动。各学说流派之间有竞争,但同时也需要相互借鉴融合。例如,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有助于细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所有权的理论、企业组织理论等。同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虚拟资本、泡沫经济的论述也有助于主流金融理论对金融危机的分析。一个理论往往在自己的范畴内部很难发现伪问题,而通过对其他理论范式研究成果的借鉴,则可以很容易揭露研究中的谬误。

三是扩大经济学解释的范围,将制度、政党、宗教以及价值观、伦理道德、意识形态等都纳入经济学分析的对象。无疑,政治经济学应该关注比资源配置更为广泛的社会问题,这也是政治经济学这一名词的内在要求。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能因所涉及内容的广泛而加入主观价值判断,相反,即使对于利益取向和利益集团问题的研究也应坚持客观解释的立场,这是政治经济学得以创新和发展的根本出发点。

参考文献:

胡淑珍、于渝生,2000:《十四大以来经济理论热点争鸣》,中国审计出版社。

汪丁丁,1997:《我思考的经济学》,三联书店。

亚当·斯密,1974(1776):《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商务印书馆。

庄宗明、陈永志、陈琛,2004:《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热点问题探讨》,经济科学出版社。

经济学的主要问题篇4

(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不同的角度可以作出不同的回答。第一,从其阶级属性来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政治经济学,是为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的一种经济理论和经济学说。第二,从其研究对象来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产关系,即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们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上形成的并在社会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中所发生的生产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和消费关系的总和。第三,从其研究任务来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揭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又要揭示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经济发展运行的特殊规律。第四,从其创立者、继承者的认识成果来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并在之后由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上理解。从狭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有生之年创立的经济学说;从广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政治经济学说,也包括后人对它的发展,即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从广义上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地位和实用价值。作为以社会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以揭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一般规律以及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经济发展运行的特殊规律为主要研究任务的科学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人类知识体系中具有很重要的学术地位和实用价值。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地位。第一,从学科定位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分支。经济学按其研究领域和适用范围的不同,可分为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学的一般理论问题、揭示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应用经济学主要是指应用理论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研究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各个专业领域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规律性的经济学科。理论经济学具体又包括政治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比较经济学、世界经济学、经济理论史,等等。从整个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角度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属于理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第二,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恩格斯曾经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①。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就是马克思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细的证明和运用。”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证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经典的代表作《资本论》,不仅是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而且也是一部哲学著作。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不再是假设,而是被科学证明了的真理;唯物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不仅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也得到了深入的发展。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得以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理论支撑。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伟大理论贡献,才最终使社会主义置于现实的土壤之上,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了科学。恩格斯曾讲,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著作的划时代的功绩。这个问题的解决使明亮的阳光照进了经济学的各个领域,而在这些领域中,从前社会主义者也曾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这个问题的解决为起点,并以此为中心。”③第三,从经济学发展史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人类经济思想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性变革。政治经济学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发展而逐步成长起来的一门科学。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诞生之前,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已经产生并有了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在批判地吸收和继承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已有思想精华的基础上发展、创新而形成的。相对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而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无论是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方面,还是在立场观点方面,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在研究对象方面,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往往把物本身或者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一次明确提出“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④,从而在经济学史上第一次揭示了生产关系对整个经济学的重要意义。在研究方法方面,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局限于对经济现象和经济事物的表层关系的研究,往往以观念代替现实、以范畴运动代替现实运动,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唯物辩证法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强调从客观的经济事实出发,透过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揭示事物之间的本质联系,揭示经济运动的规律。在立场观点方面,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他们所提出的理论和学说主要是为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是劳动的经济学,是无产阶级的经济学,其理论、观点反映的完全是无产阶级的利益、愿望和诉求。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价值。第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对当时的国际工人运动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资本论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圣经”,这是当时欧洲工人在游行示威中喊出的口号,因为它告诉了工人阶级起来进行革命斗争、争取自身权益的正义性、合理性。对此,恩格斯曾强调,“自从世界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象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⑤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指导我们科学认识和分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质的揭示,有助于我们科学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种种新变化,揭示资本主义发展变化的内在本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商品、货币、价值规律、资本循环、资本周转、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分析,适用于一切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而且对当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仍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行动指南。

(三)如何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如何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主要涉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信仰、学习、宣传、研究、运用、捍卫、坚持和发展等一系列问题。1.应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科学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的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其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的分析,其关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关系的论述,其关于商品、货币、价值规律、资本循环、资本周转、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分析,等等,都是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科学理论,所以,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2.应明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封闭的、静止的、凝固的学说,也不是某种教条,它提供给我们的首先是研究经济现象和经济制度的科学方法。恩格斯曾明确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⑥所以,我们绝不能用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应该随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将其丰富和完善。那种凡事都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寻章摘句,试图从经典著作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直接答案的想法和做法,不仅达不到目的,而且十分有害。3.应明确与时俱进、发展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得以永葆生机和活力的源泉和动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僵化的理论,是需要不断发展和创新的理论,我们“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⑦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在实践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用不断发展和完善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我们的建设实践。曾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世界在变化,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前进,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发展,迫切要求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强调“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⑧的这一科学论述,为我们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我们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立足于新的实践,科学的认识和把握时展的规律性,不断研究新情况,回答新时代提出的新课题,不断提出一些新概念,形成新理论,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新的科学内涵。总之,在坚持中发展、在继承中创新,这应是我们始终坚持的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态度。

(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趋向。理论来源于实践。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保持持久的生命力,必须跟上时代和社会实践发展的步伐,适应时代和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逐步实现理论的时代化、现代化和中国化。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时代化。世界上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是顺应时展的需要而产生的,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不可避免地会打上它产生的那个时代的烙印。社会发展的时代不同,反映不同时展规律的社会科学理论必然不同。正如恩格斯所强调的,“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于19世纪中叶,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科学回应当时时代提出的一系列重大历史课题的基础上产生的,揭示的是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运行的一般规律。21世纪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在发展过程中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同时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矛盾和问题。面对这一全新的时展背景和全新的时代课题,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做出正确分析,提出新的论点,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跟上时展的步伐,逐步走向当今时代。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现代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问题,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内容到形式、从研究对象到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现实为依据,科学揭示了商品经济发展的一般特点及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它不仅是我们科学认识资本主义经济本质及发展规律的锐利武器,也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锐利武器。但要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理论武器始终保持“锐利”,就必须让其实现“现代化”。只有不断发展和创新的理论才是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否则,就会停留在“原始状态”,就会因为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削弱其理论的“锋芒”,甚至遭到淘汰。所以,为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机与活力,为充分显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在发展中实现现代化。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在对当今世界各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现状和问题的研究中,实现研究内容的创新,不断用新的、富有现代色彩的概念、范畴、理论丰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宝库。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根本方法的基础上,吸收和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一些科学研究方法,实现研究方法的创新。特别是应把现代西方经济学常用的数学分析方法引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因为现实的经济形式和经济过程不仅有自身质的规定性,也有自身量的规定性。很多复杂的经济运动往往是诸多经济变量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各种经济变量之间又往往具有复杂的数量关系,所以,只有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并借助计算机技术,才能比较精确地对现实经济生活中复杂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才能对现实中复杂的经济活动的运行过程及运行结果进行比较准确地预见,也才能进一步增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科学性和现实指导性。3.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而且在不同的国家也要有不同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指导。所以,要始终坚持和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指导作用,就必须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主要对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研究,主要分析的是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消费关系的特点,主要揭示的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运行的规律。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中,主要揭示的是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和特点。但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这是一个特殊的社会发展阶段,它既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社会主义,也不同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也不同于垄断资本主义,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各环节都表现出了很多特殊的特点,如生产力水平不高,而且具有多层次性;所有制结构表现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生产形式表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营组织形式表现为公司制占主导地位的多种组织形式并存;分配方式表现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等等。面对这样复杂的社会发展阶段,我们不可能简单地、机械地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某些原初理论,而必须以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中国为样本,立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现实,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勇于对中国改革和建设中遇到的前沿课题、难点和热点问题进行理论思考,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得出新结论,形成新理论,以不断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就是说,在当今中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要对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进行研究和探索,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结合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揭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运动发展的独特规律,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理论,并用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方向。总之,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化、现代化、中国化,不仅是确保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永葆生机和活力的源泉和动力,也是确保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拥有光明“前途”和“未来”的必要条件,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与创新的必然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向。

二、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科学方法

方法是推动理论研究和创新的重要手段,是有效开展学术研究活动的重要动力。要有效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方法问题至关重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它所要解决的问题,决定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要应采用阶级分析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文本研究法、问题研究法等研究方法。

(一)阶级分析法。阶级分析法是指在承认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划分为阶级并由此产生阶级斗争的前提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从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角度分析社会历史现象的方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阶级”一词有其特定的含义,即指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处于不同地位的利益集团。在阶级存在的社会里,任何社会科学都会带有阶级属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科学理论。在当今中国社会,虽然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但不同利益阶层或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依然存在,如何处理好这些矛盾和冲突,仍是当今中国社会发展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既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而且现实社会中仍然存在着不同利益阶层或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那么,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就必须要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科学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在本质和属性,才能科学回答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的问题,才能始终秉承“一切依靠人民群众,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发展理念,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指导作用。

(二)历史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又称纵向研究法,是借助于对相关事物发展过程的史料进行分析、整理,从而认识研究对象的过去和现在,继而预测其未来发展的一种研究方法。历史研究法的实质是通过对某一事物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的研究,揭示该事物产生、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列宁曾经指出,“在社会科学问题上有一种最可靠的方法,它是真正养成正确分析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致淹没在一大堆细节或大量争执意见之中所必需的,对于用科学眼光分析这个问题来说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瑏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发展也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从马克思最经典的政治经济学代表作《资本论》第一卷正式公开出版到如今已经近150年的时间了,在这漫长的历史时间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考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发展的历史进程,并对其加以历史地、客观地分析和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科学揭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而且有助于我们在总结历史发展经验的基础上预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未来的发展趋向,同时,也有助于启示我们该如何科学地以发展的眼光和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三)比较研究法。所谓比较研究法,就是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加以对照,以说明它们在某些方面的相似或差异,从而揭示不同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规定性。比较是人们认识事物最常用和最基本的方法之一。因为有比较,才有鉴别。只有通过比较,人们才能更清楚地发现事物之间的异同,才能辨清不同事物的优与劣。如果说历史的方法是从纵向的角度去揭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发展、变化的规律性,那么,比较的方法就是从横向的角度去比较和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和特征,揭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及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二者虽然同属于理论经济学,都是在研究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但是二者之间仍有着本质的区别,二者不仅代表的阶级立场不同,而且研究对象和研究视角大不相同,研究目的和研究结论也大不相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政治经济学,而现代西方经济学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产关系,意在通过对人与人之间在物质资料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环节中所形成的利益关系的考察来揭示社会经济制度的本质,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方式和手段,意在通过研究资源配置及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揭示人们如何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实现自身欲望的最大化满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侧重于研究经济制度,而现代西方经济学侧重于研究市场经济的运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在于揭示资本主义市场制度的内在矛盾和弊端,进而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历史过渡性,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在于论证资本主义市场制度是能够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制度,是完美的、永恒的制度。总之,通过与现代西方经济学进行横向比较,我们可以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内涵和本质特征的认识。同时,我们也发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论经济学,它们是从不同的角度研究经济问题、经济现象和经济运行的,所以二者之间并不存在谁应该替代谁的问题。那种企图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想法和做法是极其荒谬的,同样,那种企图完全否定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性的观点和做法也是极不明智的。我们应该理性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指导的前提下,吸收和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某些合理因素,以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高效的发展。

(四)文本研究法。所谓文本研究法,就是借助于对经典文本的解读和分析,进一步挖掘经典作家思想的内涵和理论的本质特征,进一步挖掘理论体系形成与发展的内在规律性。恩格斯曾经多次强调,研究理论必须要根据原著进行研究,强调要“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研究”瑏瑡,强调“对于那些希望真正理解它的人来说,最重要的却正好是原著本身”瑏瑢。文本是思想的载体,要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在本质和特征,要全面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内涵及其理论体系的构成,就必须回到“原点”,即回到文本,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者及其继承者们在不同历史时期所撰写、出版的相关著作作为客观的研究对象,并进行认真的分析和解读。只有通过文本研究,我们才能清楚地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本真的思想形态和思想内涵,才能了解不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有关政治经济学思想之间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内在联系,才能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问题做出科学的解释和回答。同时,也只有通过文本研究,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建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大厦的原初图纸,才能真正了解搭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大厦的“每一块砖石”、“每一条钢筋”的构造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内在凝固联系,我们才能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理论大厦的“坚实性”和“耐用性”,继而才能真正形成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态度。当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文本进行研究,不是为了研究文本而研究文本,而是为了进一步提高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科学性的认识,是为了更有效地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现实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指导作用。所以,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文本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准确把握不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初形态、时代特质、主要内容,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政治经济学思想的真谛,而且更要深入挖掘理论本身所蕴含的现代意义和时代价值,以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重要指导作用。

经济学的主要问题篇5

生产——劳动的关系及意义上看,全部经济活动的内容与过程,实质上是劳功者为谋取生活资料而与生产资料结合劳动的经济过程。对劳功经济现象的研究,在经济学中占有支柱性的地位,成为经济学家毕生着力研究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劳动经济学;经济发展;新价值

劳动关系问题是我国面临的重大经济问题之一。劳动力问题的研究,不仅正在趋向经济学研究当中,而且劳动经济科学理论已日益成为我国制定各项经济社会政策的主要依据。在当代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面临着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是国家经济正在向世界经济转化,做为一种发展趋势。都将进人世界经济活动的大竞赛、大角逐之中,二是对即将到来的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使所有国家都有一个迎接挑战、缩短距离,让自己的经济发展能够在新的起点上腾飞的严峻问题。影响这两个挑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从经济学角度看,主要是看有没有一支高科学研究、高技术开发、高生产效率的现代化高素养的劳动人才大军。国际经济的争夺看上去是市场的争夺。而实质上是劳功人才的争夺。劳动人才是最重要的资本,已经成为国际经济活动中的新价值观念。各国政府为此都加强了智力投资,积极地改善和提高劳动力素质。同时,他们越来越认识到:有一支现代高素养劳动人才大军是基础,而建立和形成一种适宜的劳动关系是条件,没有这种相宜的劳功关系,再高素养的劳动力也不会形成劳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甚至反会导致劳动力经济的萎缩。

而没有劳动的经济活力,也就没有整个经济社会的生机。可见。劳动经济问题,劳动关系的处理,涉及到人们的一生,影响着劳动者的现在与将来的活动。这就在客观上,使人们渐渐地、然而又是极深刻地发现,一个国家经济的稳定和增长,大半取决于它在处理劳动力及其劳动关系时取得成功的程度,并愈加感觉到对于社会劳动关系的建立、发展,社会劳功力资源的有效配置,劳功者收入分配,劳动经济环境、条件等一些重大劳动经济问题,必须有一套完善的、科学的方法来加以解决和改善。

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类的生产活仗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劝,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到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都有一个合理组织劳动者的劳功,通过劳功,生产出产品或是提供劳务,以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因而,在客观上,任何一种社会条件下,国家都要履行其经济职能。通过制订相应的经济、社会政策,直接或间接地分配社会劳功。比如建立什么样的劳功关系,让劳功者以怎样的方式与生产资料结合,劳功过程及其劳功协作如何组织与分工,实行何种劳功报酬分配原则,制定怎样的制度、规则、纪律来处理相应经济关系等。这一切工作都是首先通过制定各种经济的社会的政策表现出来。而这些政策制订的理论依据,则主要是来自于劳功经济研究的成果,来自于劳功经济理论科学原理。社会实践表明,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政策,尤其是关于劳动力、劳功组织方面的经济、社会政策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每一个劳功者的劳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及其发挥的程度,从而直接影响到生产劳为的经济社会效益的高低。所以,在理论上,不仅经济学家们称劳动经济学是极有价值的、实证性的政策科学,在实践上,任何一个国家也都历来十分重视劳功力问题、并把它作为制订和完善各种政策的基础和依据。

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来说,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曾经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建立的国家,称之为“劳动共和国”,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理论体系,又是建立在对劳动问题的研究基础之上的,并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社会主义国家研究劳动经济学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研究劳动经济现象,解决劳动方面的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极大的优势。我们正是通过对社会主义劳动经济科学的研究,发展和完善着社会主义的经济学说,坚持着社会主义道路,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前进。

在我国。党和政府历来十分重视劳动问题和劳动经济研究,劳动问题的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不断增长。无论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还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实施。无论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经济制度的完善,还是具体经济体制改革内容步骤的推进,劳动问题都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在历届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和报告等文献里,以及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的讲话中,都不止一次地强调解决劳动方面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和新的经济运行机侧的确立,为劳动经济的研究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与条件。一些重大的难度较高的劳动经济问题都得到了较好的处理。但是,也应看到,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及其困难仍是繁多复杂的。如由于劳动力数量多与经济发展水平低的矛盾,造成的持续的劳动就业压力问题,由于人口多,实行“低工资、多就业”,造成的劳动效率、经济效益不高的问题,由于劳动生产率低与国民收入增长速度慢,造成的平均工资水平低、保险福利难以明显改善的问题,等。劳动经济问题直接涉及到人们的切身利益,对这些问题要从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立场出发,充分利用我们研究劳动经济问题的优势与社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劳功问题的实际,积极地、逐步地加以解决。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随着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正在走向一个崭新的阶段。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每一种新的社会生产方式都是建立在特有的劳功的社会性——劳动关系基础之上的。因此,在今天,正确认识和研究劳动经济学的经济学地位与学科意义,探索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劳功经济科学,就成为非常迫切重要的课题。没有系统的、科学的劳动经济学理论知识体系,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劳功经济问题的有效处理,而劳动经济理论研究的滞后性,又往往会影响到经济体制改革,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的实质性进展。

经济学的主要问题篇6

生产——劳动的关系及意义上看,全部经济活动的内容与过程,实质上是劳功者为谋取生活资料而与生产资料结合劳动的经济过程。对劳功经济现象的研究,在经济学中占有支柱性的地位,成为经济学家毕生着力研究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劳动经济学;经济发展;新价值

劳动关系问题是我国面临的重大经济问题之一。劳动力问题的研究,不仅正在趋向经济学研究当中,而且劳动经济科学理论已日益成为我国制定各项经济社会政策的主要依据。在当代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面临着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是国家经济正在向世界经济转化,做为一种发展趋势。都将进人世界经济活动的大竞赛、大角逐之中,二是对即将到来的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使所有国家都有一个迎接挑战、缩短距离,让自己的经济发展能够在新的起点上腾飞的严峻问题。影响这两个挑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从经济学角度看,主要是看有没有一支高科学研究、高技术开发、高生产效率的现代化高素养的劳动人才大军。国际经济的争夺看上去是市场的争夺。而实质上是劳功人才的争夺。劳动人才是最重要的资本,已经成为国际经济活动中的新价值观念。各国政府为此都加强了智力投资,积极地改善和提高劳动力素质。同时,他们越来越认识到:有一支现代高素养劳动人才大军是基础,而建立和形成一种适宜的劳动关系是条件,没有这种相宜的劳功关系,再高素养的劳动力也不会形成劳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甚至反会导致劳动力经济的萎缩。

而没有劳动的经济活力,也就没有整个经济社会的生机。可见。劳动经济问题,劳动关系的处理,涉及到人们的一生,影响着劳动者的现在与将来的活动。这就在客观上,使人们渐渐地、然而又是极深刻地发现,一个国家经济的稳定和增长,大半取决于它在处理劳动力及其劳动关系时取得成功的程度,并愈加感觉到对于社会劳动关系的建立、发展,社会劳功力资源的有效配置,劳功者收入分配,劳动经济环境、条件等一些重大劳动经济问题,必须有一套完善的、科学的方法来加以解决和改善。

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类的生产活仗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劝,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到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都有一个合理组织劳动者的劳功,通过劳功,生产出产品或是提供劳务,以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因而,在客观上,任何一种社会条件下,国家都要履行其经济职能。通过制订相应的经济、社会政策,直接或间接地分配社会劳功。比如建立什么样的劳功关系,让劳功者以怎样的方式与生产资料结合,劳功过程及其劳功协作如何组织与分工,实行何种劳功报酬分配原则,制定怎样的制度、规则、纪律来处理相应经济关系等。这一切工作都是首先通过制定各种经济的社会的政策表现出来。而这些政策制订的理论依据,则主要是来自于劳功经济研究的成果,来自于劳功经济理论科学原理。社会实践表明,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政策,尤其是关于劳动力、劳功组织方面的经济、社会政策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每一个劳功者的劳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及其发挥的程度,从而直接影响到生产劳为的经济社会效益的高低。所以,在理论上,不仅经济学家们称劳动经济学是极有价值的、实证性的政策科学,在实践上,任何一个国家也都历来十分重视劳功力问题、并把它作为制订和完善各种政策的基础和依据。

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来说,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曾经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建立的国家,称之为“劳动共和国”,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理论体系,又是建立在对劳动问题的研究基础之上的,并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社会主义国家研究劳动经济学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研究劳动经济现象,解决劳动方面的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极大的优势。我们正是通过对社会主义劳动经济科学的研究,发展和完善着社会主义的经济学说,坚持着社会主义道路,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前进。

在我国。党和政府历来十分重视劳动问题和劳动经济研究,劳动问题的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不断增长。无论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还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实施。无论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经济制度的完善,还是具体经济体制改革内容步骤的推进,劳动问题都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在历届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和报告等文献里,以及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的讲话中,都不止一次地强调解决劳动方面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和新的经济运行机侧的确立,为劳动经济的研究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与条件。一些重大的难度较高的劳动经济问题都得到了较好的处理。但是,也应看到,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及其困难仍是

繁多复杂的。如由于劳动力数量多与经济发展水平低的矛盾,造成的持续的劳动就业压力问题,由于人口多,实行“低工资、多就业”,造成的劳动效率、经济效益不高的问题,由于劳动生产率低与国民收入增长速度慢,造成的平均工资水平低、保险福利难以明显改善的问题,等。劳动经济问题直接涉及到人们的切身利益,对这些问题要从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立场出发,充分利用我们研究劳动经济问题的优势与社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劳功问题的实际,积极地、逐步地加以解决。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随着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正在走向一个崭新的阶段。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每一种新的社会生产方式都是建立在特有的劳功的社会性——劳动关系基础之上的。因此,在今天,正确认识和研究劳动经济学的经济学地位与学科意义,探索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劳功经济科学,就成为非常迫切重要的课题。没有系统的、科学的劳动经济学理论知识体系,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劳功经济问题的有效处理,而劳动经济理论研究的滞后性,又往往会影响到经济体制改革,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的实质性进展。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第6卷,第234页

[2]选集,第1卷,第259页

经济学的主要问题篇7

关键词:发展经济学,起源,演进

ontheoriginandevolutionofDevelopmenteconomicsabstract:thispaperprobesintotheorigin,evolution,andnewprogressofdevelopmenteconomics.intheearlyperiodofdevelopmenteconomics,Chineseeconomistsmadeanimportantcontributiontoitsformation.Developmenteconomicshadanunevenevolutionprocessinwesterncountries.Untilthemiddleof1980s,economistsincludingsomeChinesescholarshadnotbeenstudyingnewdevelopmenteconomics.atpresent,developmenteconomicshasbeenarealcross-displineareaandascientificparadigmetodealwithcomplicantscio-economicproblemsindevelopingeconomies.

Keywords:developmenteconomics,origin,evolution

发展经济学(Developmenteconomics),作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分支学科,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数年,兴起于大战结束之后,特别是20世纪50到60年代。它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是赶上发达国家,而发达国家的一个显著标志是高度工业化和现代化,因此,发展经济学就是研究在已经存在一批发达国家的前提下,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如何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本文欲就发展经济学的起源、演进和新发展,以及未来发展问题的研究趋势,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发展经济学的起源及其在西方的兴起

(一)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起源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分支,发展经济学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特别是20世纪50和60年代;但它创立的渊源,或者说思想观点的酝酿,则可以追溯到大战结束以前的30年代末、40年代初,甚至更早一些时期。从历史上看,中国经济学家对于落后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研究,要早于西方经济学家。早在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前后,中国经济学家就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统计分析,对中国乡村经济发展和工业化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其中有不少学术见解都远比后来西方发展经济学要早得多,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有方显廷、刘大钧、张培刚等,此外,何启良、胡礼桓的大推进战略,陈炽的劳动力转移理论,王学文的二元经济结构思想,吴景超的人口控制理论与工业化理论,谷春帆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伍启元的类“两缺口模式”,张培刚的农业国工业化思想,等等。总之,到20世纪40年代中国发展经济学说已基本成熟,并初步形成了较为独特的体系。只是中国大多数发展经济学理论成果未能及时地在海外传播,因而外国学者知之甚少。西方学者的同类研究直至第二次大战期间才有所表现。较早关注农业国工业化问题的论著与东欧和东南欧地区有关。1938年威廉·吕彼克(wilhelmRopke)发表法文论文“农业国家的工业化:一个科学的问题”(《国际经济评论》7月号);1943年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n.Rosenstein-Rodan)在英国的《经济学杂志》(6-9月合刊)上发表“东欧和东南欧工业化问题”;1944年斯塔利(eugeneStaley)出版《世界经济发展》,探讨了工业化问题,并认为“工业化”所着重的不是农业及其它“初级”生产的增加,而是制造业及“次级”生产的增加;1945年曼德尔鲍姆(K.mandelbaum)出版《落后地区的工业化》,提出了人口过多而又落后的东欧和东南欧地区工业化的数量模式。此外,许多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和拉美学者,针对落后经济摆脱殖民统治后如何迅速发展,也提出了相当有见地的理论观点,这些都为发展经济学学科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发展经济学在西方的兴起二战结束以后,民族独立运动席卷全球,一大批亚非拉国家先后摆脱殖民主义的统治,赢得了政治独立。然而,这些国家也意识到它们在世界上所处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比较低下,因而只有尽快地发展经济,才能改变自己的地位,进而才能巩固政治上的独立。但是对于这些国家来说,适宜的经济发展理论仍是相当缺乏的,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也难以在这些国家形成和兴起;而在世界的另一端,发达国家迫于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需要,开始重新考虑它们与世界上较为贫穷国家之间的关系。因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发达国家的经济与贸易。在政治上,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对立,迫使西方资本主义集团和东方共产主义国家,为争取第三世界的大多数国家而进行经济上的竞争。总之,由于国家之间经济联系的增强以及出于本国自身发展的需要,发达国家、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感到有必要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进行研究。这是因为:第一,传统的西方经济学产生于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其历史传统、文化背景、经济条件完全不同于战后刚刚独立的、尚处于贫困和落后状态的新兴民族国家。用传统的经济理论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时,由于缺乏必要的社会经济条件难以直接应用,即使部分能够运用也需要修改原有的理论前提或假设条件,因此,必须建立适应发展中国家经济特征的发展经济学;第二,随着旧的殖民体系的崩溃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崛起,西方发达国家按照旧的模式控制新兴国家的经济已经难以达到目的,它们必须寻找将发展中国家纳入它们的发展逻辑体系的新途径。正是在以上历史背景下,一个以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为研究主题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呼之欲出。就是在这段时期,刚刚成立不久的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组织,也表现出对发展中国家的极大兴趣,出版了大量的世界经济统计资料;组织了包括不同应用经济学分支领域的专家,到发展中国家进行实地考察,并担任政府顾问和咨询工作;同时它们就发展问题也举办了一些专题讨论,定期和不定期地出版统计公报和各种发展文献。同样也是在这段时期,许多欧美国家的国内问题专家改弦更张,以发展经济学家的名义出现,发展经济学开始成为热点学科并进入了大学经济系的课程表。从此,各种各样的发展模式和理论观点相继被提出,发展经济学也就作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在西方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

二、发展经济学在西方的演进20世纪的50年代和60年代是发展经济学的繁荣与大发展时期。

在这一时期,许多国家的专家学者,根据现代经济学的体系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经历,构造了各种理论模式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贫困落后的原因,并筹划经济发展的战略。在这段时期影响较大的发展经济学家及理论主要有:w.阿瑟·刘易斯(w.a.Lewis)的二元经济模型、保尔·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和平衡增长理论、拉·纳克斯(R.nurkse)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w.罗斯托(w.w.Rostow)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以及以劳尔·普雷维什(R.prebisch)为代表的拉美结构主义发展理论。在这一时期,发展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以市场价格机制运作为理论核心的西方正统经济学(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并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因为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体系尚不完善,价格运作机制严重扭曲,社会经济结构缺乏弹性,人们作为生产者或消费者的经济行为均不符合“经济人”逻辑。因此,价格的变化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调节很少。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能指望市场价格机制对之进行自动调节,而需要借助于国家干预或计划,来进行经济结构的重大改进和经济关系的重大调整。这一调整的实质就是实现工业化,即从一个以农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转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而在工业化过程中,资本稀缺是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资本积累是加速发展的关键。总之,此时期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观点比较明确:(1)反对单一的新古典主义传统,倡导双元经济学并存,即经济学至少可以划分为发达国家经济学(以新古典主义或新古典综合理论为基础)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学。(2)注重结构主义分析,主张工业化、计划化和(物质)资本积累。(3)强调内向发展战略,主张采取进口替代工业化、实行贸易保护政策。(4)试图建立对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适用的宏大发展理论体系。在早期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影响下,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采行依靠计划化、国有化和奉行进口替代战略等,来加速资本积累和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其实践结果并未达到预期的经济目标,却在经济运行中遭遇着种种困难。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对外经济比较开放、注意发挥市场作用、实行出口导向政策的发展中国家(例如东南亚地区),却在经济上取得了较快的进步。面对这种情况,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尤其是70年代以后,发展经济学家大都不再像前一段时期意气风发,而是以一种平静的态度反思早期发展理论,并在许多方面作出了重大修正和转变。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包括美国的西奥多·舒尔茨(t.Schultze)、哈伯勒(G.Haberler)、哈伯格(a.C.Harberger)、迈耶(G.m.meier)、缅甸的明特(Hlamyint)、巴西的富尔塔多(t.Furtado)以及其他一些依附论学者。2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期发展经济学的主要成就和特点可以归纳如下:(1)关于经济发展目标有了更为丰富的内容。许多学者强调经济发展的目标应该是多维的,除了收入水平增长以外,还应增加消灭贫困、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和减少失业等内容。世界银行还提出了伴随增长的再分配(redistributionwithgrowth)计划,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制定了满足基本人类需要(tomeetbasichumanneeds)战略,还有不少文献强调乡村发展。(2)对农业的偏见得到纠正,开始重视农村发展。在这一时期,许多学者强调发展目标的多元化,把消除贫困作为发展目标之一,而农村则是贫困人口最集中的地方。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是消除贫困的重要途径,因此,农业与农村发展不仅能为加速工业化提供劳动和资本而具有工具价值,而且本身也是发展目标。(3)对经济计划化得失进行评估,重新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来,经济发展的实践与经济计划化的预期目标相差甚远,越来越多的发展经济学家指责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和无所不包的计划,认为计划失败和不适当的政府干预是导致资源配置无效率和经济增长缓慢的根本原因。他们相信市场机制不仅在发达国家是有效率的,而且在发展中国家也是同样有效率的。如果不发挥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而夸大价格扭曲和市场失效,则必将出现“政策引致的扭曲”和“非市场失效”。总之,这一时期开始十分重视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出现了新古典主义复兴(neo-classicalResurgence)。(4)重新强调外贸、外资在经济发展中作用,提倡外向型发展战略。

60年代后期,以哈伯勒、钱纳里(H.Chenery)和斯特劳特(a.m.Strout)等为代表的的学者,开始重视论证自由贸易和利用外资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积极主张发展中国家应采取外向型发展战略。(5)社会项目评估理论与方法的兴起。在这方面作出了贡献的发展经济学家主要是哈伯格。他根据现代福利经济学的三个基本假设,建立了经济发展中社会项目评估的理论框架,提出了如何解决度量外汇、资本和劳动的机会成本以及如何计算社会贴现率的方法等。(6)激进主义的出现和依附理论家的革命。当诸多发展经济学家将经济发展看成是“原始落后”状况的内部问题时,以巴兰(p.Baran)、弗兰克(a.G.Frank)、阿明(S.amin)等人为代表的激进主义者,则强调经济发展的主要约束来自外部因素。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受到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以及发达国家制订的各种经济政策的制约。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是一种依附和被依附的关系,既定的国际贸易格局由发达国家控制形成。现存的世界经济体系,由处于中心地位的发达国家和依附于这些中心的国家构成,中心的发展造成了的不发展,并使国依附于中心。总之,由于激进主义和依附理论的兴起,人们对发展中国家的处境以及经济发展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后,“新古典主义复兴”在发展经济学中逐渐形成主流,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几乎渗透到了所有的发展研究领域,新古典主义思想已经完全贯彻到了“正统”发展经济学之中,成为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特征。面对这一局面,发展经济学的生存受到了严重威胁,许多人对发展经济学能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产生了怀疑,并作出了发展经济学已经“衰落”、“走下坡路”、“进入收益递减阶段”,甚至即将“死亡”的悲观诊断。自80年代中期以后,尽管新古典主义思想在发展经济学领域继续发挥着重大的影响,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的加入,发展经济理论的研究一方面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另一方面不同发展学说又趋于融合。现在,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经济学学科,不仅存在,而且还相当活跃。在西方,发展研究出现了若干明显的新趋向,大致可以归纳如下:第一,在理论研究上,以结构研究为主转向以组织和政策研究为主;从一般研究转向不同类型研究。第二,重新强调非经济因素的分析,特别是关于制度因素的分析成为发展研究领域的关注热点。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科斯(R.Coase)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崛起,并开始广泛引入发展领域,这就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新制度经济学家把制度作为经济活动中一个重要的内生变量,并运用新古典主义供求分析法,探讨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制度障碍,以及克服制度障碍可供选择的各种方案和思路,从而逐渐形成了发展经济学的新制度主义理论。第三,从全球角度考虑发展问题。随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有关机构等国际性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日益增加,以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互依存关系的日益增强,发展问题实际上已超出了发展中国家自身的范围。例如,以英特网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扩张、金融风暴在地区间的扩散,等等。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要求发展经济学应成为一门研究全球性共同问题的经济学。第四,不同学派之间出现了交融发展的趋势。例如,在各种学派交融的综合发展之中,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派开始显示出强劲的解释力,于是制度分析、交易成本分析、公共选择分析、寻租分析和新古典分析相结合,从而使人们更深入地认识不发达社会经济结构呈僵化和刚性的实质和原因。再如,新增长理论骤然兴起,并表现出与发展研究相溶合的趋势。第六,对发展含义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诺贝尔奖获得者、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迪亚·森(a.Sen)在80年代初提出了一种评价发展的新方法,根据他的思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提出了人类发展(HumanDevelopment)概念,认为发展的核心问题就是人的发展,发展的进程应该为人们创造一种有益的环境,使他们能够独立地和集体地去发挥他们的全部潜力,不断扩大他们的选择范围。从1990年起,世界人类发展报告每年发行一期。由于环境问题变得日益严重,开始直接影响和制约发展中国家的长期的经济增长,故从90年代开始,西方出版的发展经济学教科书无一例外地增加了新的一章,专门论述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问题。

经济学的主要问题篇8

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关键是看什么样的经济理论能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同志曾指出:“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那么,究竟是什么理论解决了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问题呢?是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26年来,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不是西方经济学,而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纵观历史,直面现实,按照实践第一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就是:“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马学”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学”就是中国化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西学”就是西方经济学。

用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统领中国经济学

近些年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一些人眼里不时兴、不管用了,也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只是一个学派。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存在着两种误解: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仅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语言;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能解决现代资本主义和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这需要在理论上加以澄清。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科学体系,是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他们的著作是奠基之作,有着极其重要的原创价值。但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它还包括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一系列思想。马克思主义并非仅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更不能说“句句是真理”,不能搞本本主义。随着实践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会改变,但它的精髓则是必须坚持的。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灵魂,就是坚持它的根本立场、基本观点和科学方法。邓小平同志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这是最高层次的概括,也适用于中国经济学。当然,还包括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等基本原理。

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学著作的研究对象主要是19世纪的资本主义制度,但只要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不变,剩余价值理论就仍然是一把揭示资本主义奥秘的钥匙。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等后继的马克思主义者运用这些原理对其进行研究,现在还在继续研究,已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当然包含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基因,但主要是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贡献。

现在的关键是中国经济学要不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必须明确,指导思想只能一元化,要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立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科学方法论。只有保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经济学中的主导地位,才能把握经济建设和发展的正确方向,排除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之类理论的误导,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前进。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为基本内容

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而不是别国的经济问题。离开了这个主题,就不能称其为中国经济学。中国是一个大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情况非常特殊。经过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升华,形成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其内容十分丰厚。经过26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规律性的东西已经昭示得比较充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也已经形成。我国取得的辉煌成就和丰富经验,就连外国人都十分重视,我们自己为什么不加以深入研究呢?

有的学者主张用西方经济学,包括西方发展经济学来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实践证明,照搬任何模式都是不成功的。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论,任何一本西方经济学著作都没有阐述过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能够结合和怎样结合的问题。研究学问首先要研究矛盾的特殊性,仅仅借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作的办法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最本质的东西它们没有。比如,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这在西方是不可能有的,但在我们这里却运用得日臻成熟,其中就有特殊的经济规律在起作用。西方发展经济学是西方学者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理论成果,值得我们借鉴。然而,发展中国家为数众多,情况迥异,中国更具有自己的特殊性。事实证明,靠外国人研究本国的问题,很难抓住要害。因此,西方经济学、西方发展经济学不可能取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

有些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既不感兴趣,更没有进行过认真系统的研究,只是盲从地认定只有外国人那套令人费解的东西才算是真正的学问。这使我们联想起当年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创立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时候,有人说“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然而,恰恰是这个“土生土长”的理论,使中国革命最终取得了胜利。在改革开放之初,不是也有人说邓小平同志的论述不是理论,没什么学头吗?然而,正是邓小平理论把中国引向了富强。邓小平同志的话很精彩:“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经济学是一门科学,旨在揭示经济发展规律,并非用玄奥的东西吓唬人。现在的问题仍在于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因此,我们更应当坚定信心,明确方向。

善于借鉴西方经济学有用的方法

经济学的主要问题篇9

微观经济学作为专门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稀缺资源有效配置的一门学科,成为各高校经济类和管理类本科生、硕士生的必修课。它是各门经济学科的基础课,其理论方法贯穿运用在各门课程中。微观经济学是最难学的课程之一。微观经济学通过抽象的模型描述具体的经济现象,很多时候用数学曲线描述变量的变化规律,学生一时难以理解其要表达的内容,而现在大多数高校都是基于传统的教学模式下教师以“讲解为主,教师为主”的教学模式,其弊端显而易见,所以微观经济学教学探索与实践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教师如何引导学生学习好《微观经济学》尤其重要。但是,《微观经济学》的讲授不能是知识的简单灌输和死记硬背,学生仅仅孤立、零碎地知道了《微观经济学》的各个理论,就可能会出现“高分低能”的现象。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的确有很多学生,被引导到一个死的知识堆中,如果问其各个部分的理论是什么,其回答得头头是道,但一旦拿一个具体的经济现象让其用所学的理论进行解释,就不知所云了。其结果是培养了许多非常努力的学生,可是他们的知识是片面的、支离破碎的,而且他们的逻辑思维越来越倾向于僵化。因而,教师如何引导学生真正掌握《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至关重要,而要使学生“真正掌握”,首先应让学生清楚《微观经济学》本身不是教条,而是一种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其结论性的基本原理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原理的形成思路和过程,也就是其思想方法、思维过程,这也是经济学原理形成的科学路径。作为教师,应该引导学生还原这个过程,将自己“模拟”成经济学家,重新走一遍这个科学路径,这实质上也就是教育理论中的探究式教学和学习方法。

二、微观经济学课堂教学方法

根据《微观经济学》这门课程的特点,结合自身多年的教学实践,总结出适合微观经济学课堂教学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一)案例引入式教学。案例引入式教学是指教师在讲授某种理论时,可以先在讲授理论前,引入一个适当的案例,通过案例的分析和讲解,推导出理论。

《微观经济学》这门课程采用案例引入式教学方式是非常适合的,因为微观经济学原理的形成思路,实际上是一种思想方法和思维过程,在《微观经济学》的教学中,教师不应该总是直接地给出或简单地讲解现成的结论要求学生机械地记忆,而应该按照启发式课堂教学的要求,结合案例,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启发学生思考,引导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断地解决问题,发现规律。显然,这对帮助学生学会思考,培养逻辑思维技巧将大有帮助。

(二)探究式教学。所谓探究式教学,就是以探究为主的教学,具体说它是指教学过程是在教师的启发诱导下,以学生独立自主学习和合作讨论为前提,以现行教材为基本探究内容,以学生周围世界和生活实际为参照对象,为学生提供充分自由表达、质疑、探究讨论问题的机会,让学生通过个人、小组、集体等多种解难释疑尝试活动,将自己所学知识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一种教学形式。探究式教学也是微观经济学课程非常适合的一种方法。

探究式教学方法可以从以下几个环节来安排教学:首先,让学生分析与即将要讲的理论相关的经济现象,找出这些现象共同的经济特征;其次,让学生分析这些经济现象呈现共同特征的原因;然后,在分析的过程中,使同学们确定自己所要研究问题的目标;再次,有了目标后,就建立分析的基础,给出一定的目标成立的假设条件,依据假设条件,逻辑推理,检验推理的结果,通过即正确,否定返回重新给条件,重新推导;最后总结和讨论。

(三)讨论式教学。讨论式教学是培养学生学习主动性,增强课堂互动性非常好的方法。运用此方法,首先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以各种方式分成小组,然后围绕某一问题各抒己见、相互启发并进行争议、质疑,最后得出一致同意的结论。在微观经济学课程授课中期,学生对所学知识有了一定的理解,已经具备了运用理论分析问题的基本技能,在章节转换之际,找出学生普遍存在的、重要的、感兴趣的疑难问题,不失时机地穿插、组织一次讨论是很必要的。让每个学生发表自己的看法,提出自己的疑问,引导学生带着问题进行思考、辨析,有助于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微观经济学》这门课程运用讨论式教学法需注重以下问题:一是问题的设置。课堂讨论的内容一般是通过教师命题来引发的,教师论题出得好,才能激发学生研究问题的兴趣,达到举一反三的效果;二是教师的角色定位问题。为了充分发挥讨论学习的作用,教师必须当好讨论的引导者。讨论结束后,教师要做必要的归纳、总结、评价,使问题的结论更加明确,更有条理,还可以结合学生的讨论,对所讨论的问题做必要的扩展和延伸,以加深学生对问题的理解。

三、微观经济学课堂教学手段

《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内容很丰富,但也很抽象、深奥、难懂,学生难于消化,特别是要用高等数学的知识证明和推导经济理论,使很多学生普遍感到经济学难学。因此,在《微观经济学》的教学中要充分运用各种教学手段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强化教学内容,使经济学原理“印”在学生的脑海中。

(一)多媒体教学手段。多媒体教学有良好的交互性,可以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兴趣,活跃课堂气氛。《微观经济学》的教学内容中有大量的图、表,引入多媒体教学手段后,可以节约出大量的课堂时间,也可以将图、表最关键的地方用不同的颜色强调,根据作图软件可以将曲线的变化趋势、曲线之间的关系通过绘图的过程强调,有利于强化学生的印象,加深学生对所学内容的理解。

(二)师生互动手段。师生互动并不忽视教师的主导地位;相反,教师应该更充分地发挥指导作用,在关键处点拨,为学生的练习扫除障碍。在《微观经济学》课程教学过程中,由老师引导,调动学生互动,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从被动的知识探寻者,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也可以让老师发现学生的能力和兴趣,及时给予不同学生未来发展方向的指导。

(三)习题练习手段。习题可以加深学生对课程内容的理解,并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理论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习题练习可以使学生熟悉生疏的概念、原理,纠正学习中的错误,巩固所掌握的知识。我们可以在每章结束后,进行一次习题讲解课,要求学生分成小组进行答辩演讲,表达自己的观点,回答其他同学提出的问题。其目的是培养学生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经济学的主要问题篇10

一、宏观经济学源于何时

“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这个术语,最早是挪威经济学家弗里希于1933年在《动态经济学中的传播问题与推动问题》一文(伦敦,1933)中提出的;作为与“微观经济学”相对称的术语在教科书中被首先使用,则是在美国肯尼斯·博尔丁的《经济分析》一书中(纽约,1948)。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创立以1936年凯恩斯的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的出版为标志,这一点在西方经济学界是没有争议的,但对宏观经济学到底源于何时却有不同的看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看法认为,重商主义者最早研究了宏观经济问题,因为他们在经济学说史上第一次考察了国民财富问题,并认为流通领域是国民财富产生和增加的源泉。第二种看法认为,宏观经济学最早产生于重农学派,理由是法国重农经济学家魁奈分析了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把国民财富产生和增加的源泉从流通领域中转移到了生产领域中。第三种看法认为,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是宏观经济学的最早研究者,因为他们不仅从普遍的物质生产领域考察国民财富的产生和增加,而且还从国民收入核算的角度考察了宏观经济的运行。

这三种观点中,厉以宁教授(1986)认为,第一种观点是不恰当的。尽管重商主义学说作为最早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确实考察了国民财富问题,但由于其研究对象仅停留在流通领域内,停留在对交换对象的观察上,因而它建立的不是一种以整个国民经济作为考察对象的体系,并没有使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因而也就谈不上是宏观经济学的源头。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一书中认为,第二种和第三种看法都是有道理的。这是因为,如果从社会资本再生产的角度看,法国重农主义者在宏观经济学说史中的贡献不可忽视;如果从国民收入核算和国民财富增长的角度来看,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成就同样不可抹杀。因此,可以认为法国重农主义者和英国古典经济学家都是宏观经济学的开创者和先驱,他们的宏观经济理论是互相补充的,共同构成了宏观经济学的源头。

就代表人物而言,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被认为是宏观经济问题的最早研究者,他在1662年出版的《赋税论》一书被看作是西方经济学中第一部以宏观经济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著作。从时间顺序上看,早期宏观经济学则经历了一个从威廉·配第到魁奈、再到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产生和过程。除这些人物之外,西施蒙第等也在宏观经济学说史中有过重要贡献。

二、宏观经济学发展的主线

宏观经济学是以整个国民经济作为研究对象的西方经济学说,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看,宏观经济学大体上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从17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是早期宏观经济学阶段,或称为古典宏观经济学阶段;第二阶段: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30年代,即从早期宏观经济学到凯恩斯宏观经济学产生这一时期;第三阶段:以1936年凯恩斯《通论》出版为起点,到20世纪60年代,这是现代宏观经济学产生和发展时期;第四阶段:20世纪70年代以后,是现代宏观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演变的时期。

在第一阶段即早期宏观经济学阶段,古典学派和重农学派虽然已经把整个国民经济活动作为研究对象了,并且已经运用了总量概念,但是与19世纪晚期以后的各种宏观经济学相比,在理论上和方法上仍有一些重要区别:(1)在古典学派和重农学派那里,宏观经济研究和微观经济研究的划分是不明确的,还谈不上有什么分工;(2)其总量分析方法还没有建立在边际概念基础之上;(3)其理论基础仍然是劳动价值论,而不是后来的以边际效用论为依据的价值论;(4)后来广泛采用的均衡理论在当时还没有产生和运用。

在第二阶段,即从19世纪晚期开始,随着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经济危机的频繁出现,宏观经济学主要集中于对经济周期波动的解释上,形成了许多种宏观经济学说,如瑞典经济学家的动态均衡理论,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英美经济学家的货币数量理论,美国经济学家密契尔等人对国民收入和经济周期的研究等,使宏观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下面着重介绍现代宏观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轨迹。

在第三阶段,随着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的出现,以1936年凯恩斯《通论》的出版为标志,现代宏观经济学才真正产生了,宏观经济学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现代宏观经济学与以前的宏观经济学相比,其显著的区别在于:它研究的是国民收入的变动及其与经济周期波动、失业、通货膨胀等的关系,因此被称作收入分析。它通过收入分析得出的论断是资本主义经济不可能自动调节以实现充分就业均衡,并且在通常情况下出现的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而20世纪最初30年的宏观经济学,则或者只限于对货币数量和利息率水平的分析,而不涉及国民收入水平的决定问题;或者维持着资本主义经济和谐的传统观点,把经济周期中阶段的更替看成是经济中自发力量调整的结果。对于30年代大危机,以往的经济学无能为力,以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为代表的现代宏观经济学便应运而生,并给予了较为合理的解释。

凯恩斯认为,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时的总需求量决定总就业量,由于边际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流动偏好等心理因素的作用,通常情况下总需求价格是小于总供给价格的,这样就出现了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即出现了萧条和大规模失业现象。市场机制是没有力量自动使之均衡的,必须依靠国家干预才能实现充分就业,使资本主义经济恢复正常运行。需要注意的是,凯恩斯的分析是假定供给不变、社会上存在足够的资源为前提,而进行的短期的、比较静态的总量分析,因而只是为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

在凯恩斯的追随者看来,这种短期的、比较静态的总量分析是远远不够的,从20世纪30年代末起,他们从三个不同方面补充和发展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

(1)把凯恩斯的短期比较静态分析发展为长期动态分析,发展了投资函数理论,出现了各种经济增长模型。其中汉森和萨缪尔森等人的对乘数和加速系数交织作用的分析,被认为是投资函数理论早期发展中的最重要贡献;哈罗德和多马,斯旺、索洛、米德等分别提出了他们的经济增长模型,使投资函数理论得到进一步延伸。

(2)发展了消费函数理论,引入了个人可支配收入、持久收入(预期收入)和相对收入的概念,而不象凯恩斯那样仅停留于国民收入、绝对收入的分析,同时发展了市场预测理论。在这方面,最大的是杜生贝的相对收入假定和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假定。

(3)从封闭经济模型发展为开放经济模型,打破了凯恩斯假想的封闭经济模型,引入了国外部门因素的影响。在这方面,马柯洛普、琼·罗宾逊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凯恩斯的追随者们的这些论点不仅发展和丰富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而且符合了当时西方各国经济增长和对外投资的需要,成为制定政策的重要依据。

在第四阶段,即20世纪60年代后期起,现代宏观经济学在争论中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和演变。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出现以后,成为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新正统派,在二战后大约保持了20年的极盛时期。60年代后期起,由于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滞胀”,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难以做出解释,未能提出有效的经济政策。于是,宏观经济学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

(1)非凯恩斯派宏观经济学开始复兴。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货币数量理论的复兴—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逐渐成为凯恩斯经济学的有力挑战者。其次,以林德伯克为代表的新一代瑞典经济学家的宏观经济学也开始复兴。他们在总量分析的基础上对国民经济进行了结构分析,提出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和“混合经济模型”是非凯恩斯派宏观经济学的又一个新动向。另外,长周期理论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如熊彼特以创新为中心的周期理论、康德拉捷夫的55年长周期理论以及库兹涅茨的20年长周期观点等。

(2)凯恩斯派宏观经济理论也不断改进和完善。例如把凯恩斯理论动态化、长期化时,不仅从总需求方面作了补充,而且还重视分析了总供给的变化;不仅继续采用实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而且也强调采用规范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后一方面,琼·罗宾逊、詹姆斯·拓宾、阿瑟·奥肯等人在经济分析中对价值判断、伦理标准的强调,都是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中规范经济学色彩强化的具体表现。

(3)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和非凯恩斯宏观经济学互相渗透。两派虽然都采用总量分析方法,但由于各自的理论基础和政策主张不同,因而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论战非常激烈。不过,经过较长时期的争论,两派开始互相吸收对方的合理部分,互相影响和渗透。,在货币因素的重要性、失业问题的顽固性、国家长期规划的作用、浮动汇率问题等方面取得了比较接近的看法。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两派的分歧消失了,事实上,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主义思潮和货币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的鸿沟是难以逾越的,二者的论战还将继续下去。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经济学在宏观经济领域又获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主要表现在:

(1)由于理性预期学说的兴起及其影响的扩大,出现了新凯恩斯主义。他们以粘性工资和粘性价格假说为出发点,对非自愿失业问题和生产过剩问题作了新的解释,同时还致力于为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寻求一个新的微观经济学基础,这就是信息的不完整性、不对称性和滞后性。

(2)非均衡理论有了较大的发展,经过贝纳西等人的努力,形成了一个非均衡经济学体系。

(3)对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视野显著地扩大了,引入了人力资本、非技术因素等,特别是重视了制度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诸如产权问题、交易成本问题的分析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宏观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的结合,使宏观经济研究出现了新的格局。

(4)政府失灵问题引起了较大的研究兴趣,出现了从政策角度或从公共选择理论角度进行的新的理论解释,这些研究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单纯的宏观经济学范围。三、宏观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关系

经济学是经济行为和经济运行的的学问。经济活动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经济学本来没有宏观和微观的划分。这从经济学说史的轨迹可以看得很清楚。例如,在古典学派和重农学派那里,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不仅研究了国民收入、国民财富、货币流通总量等,而且也研究了微观经济学领域的价值和分配问题,即使是魁奈,也对微观经济学领域内的“纯产品”问题进行过细致的讨论。只是到了后来,随着分工的发展,为了研究的方便和深入,才出现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划分。对此,正如我国经济学家樊纲(1997)指出的,“经济学发展史的最初阶段上,是十分综合的,但也正因如此,最初阶段的经济学是较为幼稚的;经济学分支的发展,是一种进步;正是这种分工为理论的深入和这深入之后更高级的综合,提供了新的基础。”

微观的是“micro”,原意是“小”。微观经济学是以单个经济单位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和相应的经济变量单项数值的决定来说明价格机制如何解决的资源配置问题。宏观的英文是“macro”,原意是“大”。所谓宏观经济学则是以整个国民经济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经济总量的决定及其变化,来说明社会资源的充分利用问题。

二者的区别是明显的,主要表现在:

(1)研究对象不同。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单个经济单位,如家庭、厂商等。正如美国经济学家J·亨德逊(J·Henderson)所说“居民户和厂商这种单个单位的最优化行为奠定了微观经济学的基础”。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则是整个经济,研究整个经济的运行方式与规律,从总量上经济问题。正如萨缪尔逊所说,宏观经济学是“根据产量、收入、价格水平和失业来分析整个经济行为。”美国经济学家e·夏皮罗(e·Shapiro)则强调了“宏观经济学考察国民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的功能。”

(2)解决的问题不同。微观经济学要解决的是资源配置问题,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的问题,以实现个体效益的最大化。宏观经济学则把资源配置作为既定的前提,研究社会范围内的资源利用问题,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3)研究不同。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个量分析,即研究经济变量的单项数值如何决定。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则是总量分析,即对能够反映整个经济运行情况的经济变量的决定、变动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分析。这些总量包括两类,一类是个量的总和,另一类是平均量。因此,宏观经济学又称为“总量经济学”。

(4)基本假设不同。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市场出清、完全理性、充分信息,认为“看不见的手”能自由调节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宏观经济学则假定市场机制是不完善的,政府有能力调节经济,通过“看得见的手”纠正市场机制的缺陷。

(5)中心理论和基本当然也不同。微观经济学的中心理论是价格理论,还包括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理论、分配理论、一般均衡理论、市场理论、产权理论、福利经济学、管理理论等。宏观经济学的中心理论则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还包括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经济周期与经济增长理论、开放经济理论等。

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虽然有明显的区别,但作为经济学的不同分支,共同点也是明显的:只是从不同角度对经济现象进行的分析,采用的都是实证分析方法,即都把社会经济制度作为既定的,不涉及制度因素对经济的,从而与制度经济学区分开来。另一方面,微观经济学先于宏观经济学产生,发展得比较成熟,因而是宏观经济学的基础;两者互相补充,互相渗透,共同组成了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关于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问题,一直是激烈争论的问题,这里有必要多说一些。宏观经济理论,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货币主义,都把微观经济理论所探讨和得出的某些原理当作既定的前提加以接受,诸如价值形成问题、收入分配的依据问题等并不包括在他们的理论之中。也就是说,宏观经济学一直缺乏自己的微观经济学基础。寻找微观基础一直是宏观经济理论研究者孜孜以求的工作。

(1)对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问题,主要有两种看法:萨缪尔逊早就提出,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理论,即边际效用价值论和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作为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因而被称为“新古典综合派”;另外以卡尔多、琼·罗宾逊为首的凯恩斯主义者则认为,要从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中去寻找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要承认价值本身有客观的、物质的基础,承认分配问题不能脱离特定条件和所有权因素来考察。凯恩斯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问题,实际上是凯恩斯主义中两大分支—新古典综合派与新剑桥学派—之争,这个争论还在继续进行。

(2)货币主义宏观经济理论的微观经济学基础问题,货币主义者们、尤其是所谓第二代通货膨胀研究者们进行了补充和发展。他们认为,人们的预期的形成与市场信息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而市场信息的获得不仅需要成本,而且难以充分。因此,只分析宏观经济学领域中货币流通总量和利息率水平,不分析微观经济学领域中的人们对工资和价格的预期、市场信息的传递方式,是显然不够的。

(3)希克斯在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结合问题上走了一条独特的道路,既不同于凯恩斯主义,也不同于货币主义。早在30年代,他在《价值与资本》一书中就着手于二者结合的尝试,在他的理论中,微观理论和宏观理论是一致的。

宏观经济学是研究经济的总体行为、考察经济的总体趋势的学问,而经济的总体趋势是经济中数以百万计的单个经济个体的行为加总的结果,因此,宏观经济理论必须与构成经济的数以百万计的家庭和的微观基本行为相一致。为此,宏观经济学采取三个基本步骤:首先,试图从理论水平上理解单个家庭和企业的决策过程。他们假定经济中存在一个典型的或平均的家庭或企业,然后利用微观经济学的工具研究它们在各种不同的经济环境中怎样以及将要怎样行为。其次,宏观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加总经济中个别家庭和企业的所有决定,来解释经济的整体行为。他们将典型家庭或企业的行为以某种适当的方法加以“复合”(multiplied),把经济中的关键变量如价格、产量、消费量等等加总,然后推导出整体数据间的各种不同关系,以图解释关键经济变量间的联系。最后,通过收集并分析实际宏观经济数据以赋予理论经验内容,验证理论的有效性。宏观经济学就是这样运用微观经济学理论来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的。四、宏观学在的

宏观经济学普遍地引入中国已有近20多年的时间,其中经历了批判、部分吸收、全盘吸收、借鉴等曲折的过程。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有用性以及如何运用等尚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期间的原因主要有: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学一直以马克思经济学为唯一的基础,西方经济学作为“后来者”要被整个经济学界接受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尤其是要被老一代经济学家接受难度很大,主要是中青年一代掌握得较好。其次,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计划经济,与西方经济学赖以产生和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有巨大的体制差异,改革以来虽然正在实现转轨,但这种体制变迁尚未完成,这样,西方经济学要在中国开花结果,还需要伴随体制“土壤”的转变和培植。另外,中国长期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体制,主要依靠行政命令管理经济,西方的经济自由主义因子的生长需要一个过程;即使是强调政府作用的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其干预的“度”的把握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因此,只有在对西方经济学整体掌握和精髓吸纳的前提下,才能谈到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全面发展。

关于西方经济学包括宏观经济学在中国是否有用,已没有什么可争论的。中国经济学要与国际范式接轨是大势所趋。至于有人提出建立所谓的经济学的中国流派,我认为大可不必。因为,西方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面对的是人类一般的经济活动,且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没有国界之分,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对不同国家来说,只是的问题不同,运用的经济理论和研究范式可以相同,西方经济学作为有用的工具,完全可以拿来运用,没有必要另起炉灶。当然,直接运用不等于完全照搬,一定的修改和完善还是必要的。当前重要的不是要不要重建中国经济学流派的问题,而是要平心静气地和消化西方经济学理论精髓和学术传统的问题,重点实现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的转换。

目前在我国,对宏观经济学的认识和运用中存在一定的误区,值得引起高度的重视。主要表现在:

(1)把宏观经济学当成是“宏大的、包罗万象”的学问。这是一种误解。其实,正如樊纲教授所指出的,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并不大,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它是很小的、很“窄”的,只是经济学宏大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能说明许多问题,而只能说明经济生活中特定的一类或一组问题;更严格地说,它只是对复杂的、立体的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从一个特定的侧面、特定的角度进行研究和解析。

(2)把一些微观经济学的问题“宏观化”了。例如效率问题、产业结构问题等本来都属于微观领域的问题,但在我国,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的事、结构的事都由中央政府管,因此似乎是“宏观”的事。但从理论分工的角度看,并非如此。现代宏观经济学虽然也从家庭、企业等微观主体的行为入手宏观现象,但它实际上研究的是单个主体所面对的一类特定问题,如消费和储蓄行为、投资行为、就业行为等动态效率问题,而不是“成本最小化”的企业自身问题,或“结构瓶颈”之类的产业结构问题。

(3)把一些本属于增长理论、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长期问题”扯进了宏观经济学的范围。增长理论属于一种“长期理论”,它研究的是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问题和何种长期增长率最优的问题。而宏观经济学是一种“短期理论”,它研究的是“短期波动”问题,而不是“长期增长”问题。与此相关的是“发展问题”。所谓发展问题其实是增长问题在发展中国家的特例,它比一般的增长问题更加具体、也更加综合,一般运用发展经济学进行解释。所谓发展经济学,就是在经济学各种基础理论的基础上具体应用于发展中国家的一套理论,不仅仅涉及到宏观经济学。

(4)把一些制度经济学的问题与宏观经济学混淆了。我们知道,经济制度或经济体制在整个经济运行过程中具有最基础的地位,它决定着人们的经济行为,决定着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决定着经济的长期发展和稳定。但是长期以来,经济学包括宏观经济学在内的研究,一般都把“制度”假定为既定的。制度经济学则不同,它是把“制度”因素本身作为研究对象而发展起来的现代经济学分支学科,它专门研究经济制度对人们经济行为的决定性作用(如科斯的产权理论)以及制度本身发展变迁的(如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当前进行的“经济改革”问题,很显然属于制度经济学的范围,但常常被当作宏观经济学问题来谈论。把体制转轨、制度变迁之类的“长期的、动态的”问题当作只能解决“短期的波动”问题的宏观经济学问题,显然超出了宏观经济学之所能,是不恰当的。

总之,宏观经济学是在给定的经济制度条件下,在经济长期增长的背景下,研究某一较短时期内的由各经济主体的行为所决定的经济总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如何缩小经济波动、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其实是很窄的、很有限的,不过是研究如何解释经济波动和如何通过宏观政策来熨平经济波动的“窄”问题。这是我国经济理论界在吸收、借鉴和运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时已经出现并必须注意纠正的倾向。

杰弗里·萨克斯、费利普·拉雷恩,1997:《全球视角的宏观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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