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意识的意义篇1
【关键词】意识形态安全挑战核心价值体系政治文明建设
当今中国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的关键时期，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维护社会主义文化安全特别是意识形态安全在新的时期任务艰巨，而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目前我国学界对意识形态安全定义一直没有一个比较统一的看法，笔者相对赞同戚水贞的观点，即“意识形态安全是指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政治意识形态不受侵害，使其稳定存在和健康发展。”①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是其整个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国家文化安全和政治安全的重中之重。然而，在经济和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却不容乐观，甚至已经成为一个需要立即解决的重要课题。
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各种挑战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对我国进行不断渗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截然对立的思想体系在意识形态领域始终存在并长期激烈争夺。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等西方国家就想方设法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新中国进行恶意的攻击，在国际场合对中国进行打压，美国中央情报局为此还专门制定了对付中国的十条戒令。资本主义国家梦寐以求的就是用和平演变的方式逐渐摧毁社会主义堤坝，幻想着不发一枪一炮就打垮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近些年，西方敌对势力一方面打着学术交流的幌子，堂而皇之地宣传他们的价值理念，如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终结论等；另一方面他们又通过各种手段加强文化渗透和文化输出，利用其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中的双重优势地位，歪曲报道事实，损害我国民族情感和民族精神，不遗余力地进行着他们价值观念的宣传渗透，例如，通过影视资料等文化产品腐蚀毒害中国的观众和读者，向社会主义国家宣传那些腐朽落后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伦理观。由此看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从未放弃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渗透，尤其当今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使美国等西方国家感受到潜在的威胁，他们转换斗争方式，由原来的裸的纯硬性对抗转变为软性制约，而这种制约的主要方式就是通过文化渗透、文化较量侵蚀我国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
国内社会转型期中的矛盾和分化对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目前，中国社会正在进行着一次历史上不曾经历的转型，这种转型是整个社会由传统结构向现代结构的逐渐变迁，这种变迁既包括经济结构、政治制度结构也包括文化结构，其效应是现代功能应用于传统体制，并获取更多现代元素，然后逐步从一种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状态。
实践证明，这必将是一个艰难的进程，而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中国经济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市场经济不断完善、民主法制日益健全、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社会民众分化为不同的利益阶层和群体。同时，上层建筑随经济基础的变更而变更，国家的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也必将受到深刻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原有并已经认同的社会意识形态的理解必然发生变化甚至完全消解，人们重新审视和评价原来的人生价值观念、道德衡量准则和政治制度文明。前所未有的挑战冲击着主导思想、意识领域，问题突出表现为价值取向的多元化、逐利性，在利益至高无上的游戏规则中，尊严的恪守、品行的维护、诚信的建立、信仰的追求都变得异常困难。而且，一定时间内人们之间的经济差距会越来越大，新的利益格局形成导致新的社会矛盾问题。对于个人而言，这种变化必然对人的思想意识造成巨大冲击；在国家层面，文化传统面临威胁，文化价值观念和社会意识形态受到不断的挑战。
网络新媒体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新挑战。信息是任何国家的意识形态存在和传播的主要载体。网络新媒体时代，简单的传统媒介传播方式被打破，当前，网络信息载体基本上覆盖了全球范围，通过网络，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都可以与其他国家、其他地方的公民进行直接沟通。信息传播的畅通无阻使网络新媒体理所当然地成为全球各国意识形态竞逐、宣传的新阵地。
首先，互联网上西方国家利用其宣传优势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目前，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占有着世界“信息强势”的地位，世界上收入最高的1/5国家拥有因特网用户的93%，全球大型数据库70%都设在美国，从语言优势地位而言，90%由英文信息占据，而中国仅享有世界上互联网信息量0.05%的信息输出量。西方各国利用网络新媒体传播资本主义的价值观、道德观和人生观；向中国青少年灌输暴力色情腐朽文化思想；雇佣网络水军捏造事实，宣传反动言论，诋毁社会主义制度，弱化中国共产党思想意识形态工作的影响力，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产生强烈的冲击。
其次，国内一些别有用心的不法分子利用互联网的不可控性宣传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信息，这些因素都必然使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新的挑战。
维护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新途径
当今中国意识形态安全领域面临国外资本主义的恶意渗透、国内社会转型期中的矛盾分化和网络新媒体时代的各种挑战，我们必须积极探索各种有效维护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新途径。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我国意识形态建设。党的十七大郑重提出：“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当今中国社会思想意识领域多元化、选择多样性，但最终必然要由一种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并整合。意识形态具有明确的价值导向功能，在长期的革命和实践中，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逐渐形成一套价值体系，这其中拥有核心地位、占据主流作用的我们称之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维护中国的团结统一、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她真正地反映了中国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本质，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的旗帜，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所以，我国社会意识形态安全的维护，首先必须加强意识形态建设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作用，还要同步积极吸纳其他意识形态合理科学的成分为我所用，在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同时并控制意识形态安全领域的主动权。
大力发展经济，提供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物质基础。在整个国家的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安全是其核心部分，它离不开经济基础的支撑，并最终由经济基础决定。塞缪尔・亨廷顿说过“软权力只有建立在硬权力的基础上才成其为权力”②。通俗的理解就是物质上的成功最终决定着一个社会的文化力量和意识形态选择。人类生存活动的根本前提是物质资料的生产，经济基础也通常是人们进行各种政治、文化活动的直接动因。从中国内部来看，共同的经济因素是意识形态凝聚力的最基本动因，实现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物质保障绝对是国家的经济基础。从国际因素考虑，国家的政治、文化安全的基础和支撑也依赖其经济硬实力。目前世界上各个国家评判其国际影响力的主要考虑因素仍然为经济拥有总量和其增长速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把大力发展经济和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最基本的任务，这其实也正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维护自身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内在要求。
推进政治文明建设，提供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政治保障。意识形态在国家层面而言一直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政治资源。既然被看做资源，那些明智的国家或政党都会抓住机会充分利用。任何国家的执政党都不能轻易放弃对国家意识形态的控制主导权，否则就极易失去对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识别能力和领导地位，甚至会患上意识形态的“失语症”，所以，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维护，首先要加强中国共产党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作用，党是否享有对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关系到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甚至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只有共产党掌握主动权，才能从全局上做好统筹，凝聚全社会力量形成思想共识，坚持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一元主导地位；同时，要推进民主法制进程，为意识形态安全提供制度保障；最后，完善基本政治制度，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在意识范畴有其个性与特点，要在思想上形成统一，保证各民族稳定统一，增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认同感。总之，我们要通过各种方式推进政治文明建设，为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提供政治制度保障。
（作者单位：沈阳工业大学思政部；本文系辽宁省经济社会发展立项课题“新时期大力推进辽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3lslktziglx―31）
注释
①戚水贞：“加入wto与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世纪桥》，2003年第2期。
安全意识的意义篇2
关键词：意识形态安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建设
中图分类号：a849.1；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1)02-0016-05
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我国学界对意识形态安全的研究起步较晚。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深入发展，中西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逐渐凸显。近年来，学术界加强了对该问题的研究并取得明显进展，现将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一、意识形态安全的科学内涵
对于如何解释和界定意识形态安全，学者们尚未达成一致认识。代表性的见解主要有如下几种：
第一，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是一种状态或能力。有学者指出，意识形态安全是指一个国家主体意识形态地位不受任何威胁的相对稳定的状态。有学者更具体地指出，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意识形态安全”主要是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受来自外部或内部因素的威胁、侵蚀以至同化，并能保持稳定存在和健康发展。我们强调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并不是要求全体民众在政治认识上高度一致，在行为方式上整齐划一，而是要求思想上、政治上、价值观念上的个性和分歧从属于共同的社会信仰、政治理想和主导价值。也有学者指出，所谓安全的意识形态，从理想的角度来看，指的是一个群体或集团所接受的思想体系，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能够给行为者带来稳妥的物质生活水平、稳定的人身安全以及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和睦相处及互通有无。
第二，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有层次性。有学者指出，意识形态安全有四个层次：第一个层面也是核心的层面，即意识形态与社会客观规律的契合程度。第二个层面，意识形态对人们生产生活及社会良性互动需求的满足程度。第三个层面，意识形态与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的协调程度。第四个层面，意识形态与精神世界其他领域的兼容程度。这四个层面通常是相互关联的。大致可以认为，前两个层面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多是由于意识形态内生的原因导致的，是因为意识形态本身存在根本性问题，而后两个层面则可能是外生的或先在的原因导致的，如外来文化、传统文化、制度所带来的压力等。
第三，从意识形态安全的具体内容来解释和界定其内涵。有学者指出，意识形态的安全主要是指社会指导思想的安全、社会政治信仰的安全、社会道德秩序的安全、民族精神的安全。陈金龙在《湖湘论坛》2010年第4期上撰文指出，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具体包括道德安全、舆论安全、理论安全、政治信仰安全等。也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的安全包括道德的安全、政治信仰的安全和的安全。
二、意识形态安全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地位及与其他安全类型的关系
(一) 意识形态安全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地位
学者们普遍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关系着国家利益的实现，但在具体理解和表述上又有所差异。如：意识形态安全是维护民族利益、保证国家安全的一道重要防线；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政治和文化安全的核心内容；在一定的意义上说，社会意识形态安全，则社会安全、国家安全，反之，则国家遭祸、社会遭殃、人民遭罪；经济安全特别是金融安全、社会安全特别是就业与分配问题、周边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四大安全问题”，在“四个安全问题”中，最重要的是意识形态亦即理论安全，坚持和创新了正确的理论，经济、社会和周边安全就有了可靠的前提与保证；文化与意识形态安全是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战后以来，美国之所以能长期维持霸权地位和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将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战略渗透于它的国家整体战略和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的具体战略之中。
(二) 意识形态安全与其他安全类型的关系
关于意识形态安全与政治安全的关系。一种观点认为政治安全包括意识形态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是政治安全的灵魂。意识形态安全作为更深层次的安全范畴，其对于政治安全的影响是长期的和潜移默化的，其对于维系政治安全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表现出来的。另一种观点认为，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治安全在国家安全体系中是并列关系。国家安全大致可包括社会安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国防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外交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等。
关于意识形态安全与文化安全的关系。多数学者认为文化安全包括意识形态安全。有学者指出，文化安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但是，不论是从广义上还是狭义上来讲，意识形态安全显然都是文化安全的重要内容。作为文化安全核心的意识形态安全状况则是衡量文化安全程度的一个主要尺度。有学者指出，当前国家体系中的文化安全主要包括政治文化安全、语言和信息安全、国民教育体系安全三个方面。从狭义上讲，政治文化安全也就是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安全。也有学者指出，文化安全集中地表现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还有学者指出，国家文化安全是价值观整合的重要尺度。意识形态安全和民族文化的保护是国家文化安全的主要目标。意识形态与民族文化又是现代价值观整合的核心。此外，也有一些论者在论及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时，将两者并列表述。有论者指出，我们将长期面对西方在经济、科技和文化传播方面占优势的压力，意识形态领域渗透和反渗透的斗争仍然十分尖锐复杂，维护我国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面临新的挑战。
关于意识形态安全与舆论安全的关系。有学者指出，长期以来，舆论安全被混同于政治安全、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等其他安全类型。由于意识形态安全与舆论安全的关系更为紧密，最容易被混为一谈，实际上它们存在着明显的区别。首先，安全客体不同。舆论安全的客体是国家舆论，意识形态安全的客体是国家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舆论安全的任务是要维护国家舆论的传播、引导和自我更新能力，意识形态安全是要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在国家中的主导地位。其次，安全威胁不同。舆论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于舆论传播领域，这一点与其他安全类型迥异。再次，安全目标不同。舆论安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确保国家舆论的基本功能得以正常发挥。这样的安全目标具有鲜明的个性，与意识形态安全等安全类型的目标完全不同。
三、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有学者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意识形态面临着严峻挑战。一方面，适应世界现代化的潮流而必然实行的市场化改革以及在经济等方面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传统意识形态的地位及其话语方式都难免被弱化；另一方面，在当代西方强势文化的包围中，缺乏有力的意识形态守护的国家，其独立自主和本国特色就无从谈起。从现实看，当代中国思想界很容易走两个极端：要么抓住前一方面淡化意识形态，要么抓住后一方面重新意识形态化。然而事实上，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某些弱化是必然的、合理的，但有些方面则不仅不应弱化、反而应当强化。如何把握当代意识形态弱化与强化的态势，避免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重大失误，这是当代中国面临的一大课题。
(一) 国外因素的挑战
李慎明在《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年第5期上撰文指出，在社会意识形态上，以个别大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首先攻击的对象是马克思主义。也可以说，他们的最低纲领是打倒马克思主义。他们的最高纲领是摧毁爱国主义思想，也就是用所谓“全人类价值观”取代爱国主义。有学者指出，意识形态渗透战略的历史逻辑表明，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从来没有停止过，目标始终如一，那就是同化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颠覆社会主义政权。变化的只是具体的政策和策略。
当前，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手段，呈现“多管齐下”的态势。
有学者指出，西方国家一是从政治上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二是利用经济交往进行“和平演变”，三是利用学术交流和文化产品进行“文化侵略”。关于文化交流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挑战，陈金龙在《湖湘论坛》2010年第4期上撰文指出，当代中国的文化交流主要是中西文化的交流。文化交流容易导致文化崇洋心理、文化冲突和文化同质化，进而造成对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疏离、冲击和意识形态主动权的丧失，其消极影响不可小视。
有学者指出，他们总是拿自由、民主、人权、民族、宗教这些话题大肆炒作，对我国进行造谣攻击；他们的惯用手法是把个别问题扩大化、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把一般问题政治化，最终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利用媒体特别是互联网等现代媒体对我国进行丑化、妖魔化。
有学者指出，西方敌对势力凭借其在当代世界中的经济、政治主导地位，通过精神、道德诉求，向我国推销其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妄图消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利用我国在“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重叠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突发事件，插手我国国内问题，利用所谓民族、宗教、人权等问题，与国内敌对分子一起进行破坏和颠覆活动。
有学者指出，境外宗教渗透势力已经把触角伸向我国社会的各个领域，特别是文化界、学术、教育、出版等领域；渗透范围由沿海、边疆向内地扩展，由城市向农村蔓延，渗透态势愈演愈烈，渗透的范围更加广泛，形式更加隐蔽，手段更加多样化，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了极大威胁。
(二) 国内因素的挑战
有学者指出，新形势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面临着新问题、新情况尤其是非物质利益矛盾的挑战。这种挑战集中表现为：一元化指导思想与思想多元化矛盾的挑战，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与实用主义价值观矛盾的挑战，党风不正引发的党群、干群矛盾的挑战，荣辱观不同导致荣与耻矛盾的挑战，互联网兴起引发诸多矛盾的挑战等。
有学者指出，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西方社会思潮及等各种思潮冲击的严峻考验，面临着国外敌对势力“文化入侵”和“意识形态分化”战略的挑战，面临着社会转型期国民信仰危机的挑战，中国共产党面临着维护和加强执政合法性的挑战。有观点认为，在当代中国，没有一种意识形态安全比党的干部腐败所构成的意识形态安全更为严重了，因为它构成了对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信仰在人们心目中的倾覆。
李慎明在《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年第5期上撰文指出，由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空想沦”、“失败论”和马克思主义就是“违反人性”的“左祸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正在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已经不存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趋同论”，马克思主义“只是一个学派”，“没有谁指导谁的问题”，必须废除马克思主义这一“国家意识形态”的“废除论”等仍有很大市场。也有学者指出，全球化语境下，影响并冲击我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有新自由主义论、中国、意识形态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等西方错误思潮和理论。《人民论坛》杂志社的最新网络问卷调查显示，对新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文化保守主义、道德相对主义、新左派、、功利主义和伪科学等思潮，网友关注度较高。
有学者指出，目前，我们对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的培育是不够的。主流文化作品往往“门可罗雀”，而广有受众的大众文化产品则可能对主流意识形态构成“消解”。如何使两者有机地融合起来，成为文化领导部门的一大难题。近年来情况虽有改观，但深层次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有学者指出，大众消费文化在丰富着人们精神生活的同时，也导致了政治文化和高雅文化的失落。徐海波在《湖湘论坛》2010年第4期上撰文指出，大众文化在文化价值上的贫乏和对精神价值的消解等，不仅加深了人的异化，也威胁着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从而在内容方面形成了意识形态安全危机。大众文化还导致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和侵入。还有学者指出，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实利因素和消费文化影响意识形态的比重愈来愈大，客观上驱逐了主流意识形态，使之与人们日常生活渐行渐远。更为严重的是，当今的技术崇拜加剧了这种状况。
有学者指出，市场本身的缺陷造成了经济与道德、整体与个体价值的冲突，使得一些资产阶级思想滋生蔓延。尤其是部分产业工人的政治地位和马克思主义信仰趋于弱化，这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了极大的挑战。
有学者指出，当前，在一些人的思想意识上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马克思主义信仰缺失。第二，对社会主义信心不足。第三，思想理论学习兴趣不高。第四，价值观念呈现多元化和功利化倾向。
(三) 主流意识形态自身建设存在的问题
韩源在《邓小平理论研究》2004年第4期上撰文指出，我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境况是：其一，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有所下降。其二，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仍然是一个远未完全解决的问题。其三，主流意识形态的创新存在盲点。意识形态的创新主要集中在与执政者政策相关的领域。其四，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模式亟待转变。也有学者指出，当前思想宣传工作同社会开放程度的加大对其提出的新的更高要求相比，总体上依然呈现滞后性和被动性，表现出一系列的不适应：其一，意识形态工作的某些理念和功能没有完全适应“执政党”角色的转化。其二，思想宣传的内容与群众的现实需求不适应。其三，思想宣传工作的形象乃至话语系统与现实生活的变化不适应。其四，思想宣传的计划体制与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的竞争体制不适应。其五，思想宣传的舆论引导与大众认同的不适应。
四、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路径
有学者提出了构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体系的基本思路：第一，加强意识形态政治性与社会性的有机结合，实现主体意识形态的内在化。第二，增强意识形态安全意识，正确发挥意识形态的功能。第三，主动参与文化全球化的过程，提高与多元意识形态长期相处共存的能力。第四，在国际交往中既要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又要充分警惕西方的西化、分化。第五，在各种文化的交流碰撞中，主动维护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第六，发挥中国文化的辐射，让世界了解中国，扩大我国意识形态的影响力。
有学者指出，确保并维护社会意识形态安全，要不断提高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整合能力，善于科学处理三个关系：一是多样化的社会与一元化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二是解放思想与统一思想的关系。三是社会和谐与思想斗争的关系。
有学者指出，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一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切实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文化基础。二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打牢意识形态安全的经济基础。三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夯实意识形态安全的阶级基础。四要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构建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坚强领导核心。五要增强国际传播能力，营造意识形态安全的国际文化环境。
有学者指出，建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机制应该以提升软实力为着力点，在战略机制上，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以增强国家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在对话机制上，倡导多元宽容精神，以培育国家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在文化机制上，立足于民族文化自觉，以提升国家意识形态的亲和力。也有学者指出，通过追求文化认同，依托文化本体，扩大文化宣传，加强文化建设，进而提升文化软实力，是确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文化路径。还有学者提出了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具体思路和措施：一是加大投入，积极扶持文化软实力建设。二是强化“文化走出去”战略，争取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三是建立健全批判和反对“文化侵袭”的长效机制，开展积极的国际意识形态斗争。四是提高现代传媒体系的质量和水平，抢占意识形态斗争的制高点。五是在多样思想文化并存中，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
有学者指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选择是：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思潮，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坚持以人为本，促进党的意识形态的“目的因”向公民精神的“动力因”渗透；重构与和谐社会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转换，袁三标在《求实》2008年第8期上撰文指出，面对挑战，我们必须转换思维视角，重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威，开拓新的主流意识形态要素资源，推动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文化相融合，使之切入发展实际，表征新的时代精神。也有学者指出，作为当代弱势话语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毫无疑问要顺势应变，但其变革既不能完全脱离西方主导的“流行话语”，又必须坚持自身的独特话语。否则，其结果都是自我解体。因此，话语转换的实质，就不是“宽容”和认同普世价值，也不仅是“与国际接轨”、建构对话的平台，而是适应意识形态冲突新形势，坚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话语。我们今天讲意识形态的变革和话语转换，其实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回答新形势下中国的实践新课题，是在确定的前提下讨论新话题、说新话。
有学者立足网络信息化潮流的新实际，提出了我国在信息化条件下的意识形态安全策略：第一，更新观念，确立网络无疆界意识、网络信息安全意识和网络危机意识。第二，构建全国统一开放的意识形态安全宣传网络。第三，加强对信息网络的监控和管理。第四，大力发展自主的网络安全高科技。第五，培养一支既懂意识形态工作艺术又具备网络素质的新型政工队伍。
参考文献：
[1]莫岳云抵御境外宗教渗透与构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战略[J]湖湘论坛，2010，(4).
[2]袁三标.从软实力看当代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
[3]王水雄.论制度变迁中的意识形态安全[J].江海学刊，2007，(1).
安全意识的意义篇3
关键词：意识形态；高校；策略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
一、高校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严峻挑战
1.西方社会思潮对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的冲击
由于高校意识形态受到了西方社会思潮的冲击，高校个别教职工和大学生价值观发生改变，崇尚享乐，金钱至上，极度追求个性，乃至理想信念单薄，尽管这只是个别人或是少部分人群，但仍存在严重隐患。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企图渗透一些文明冲突、可以淡化意识形态等的思想到高校，诱导中国大学生偏离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因此，这些西方社会思潮冲击性不可小觑。
2.多元化挑战主流意识形态权威
我国实行了两类的社会转型；一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二是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转变。这些转变不仅体现在经济方面，还体现在政治生活、文化生活方面。
随着这两种转变的发展，一方面推动了我国的生产力的发展，也实现了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另一方面，也使很多消极的思想乘虚而入，给人们的道德观念、行为规范、价值取向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3.全球化信息化使高校意识形态复杂化
当前，世界范围内的思想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经济技术、信息技术，加强了对我们的思想文化渗透，使部分人思想“西化”。一些人通过互联网、影视文化等形式，大力宣扬美化西方文化以及生活方式，试图将西方的价值观变成“普世价值”。高校处于全球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最前沿，难以独善其身。经济全球化产生的多元化价值观，对大学生的价值观、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与挑战。
4.宗教渗透与组织的破坏对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的威胁
高校一直以来都是西方国家意识形态侵蚀的主要对象。从改革开放以来，宗教组织以信仰自由为挡箭牌，来到高校恶意宣扬唯心主义，一些敌对势力更是利用宗教渠道向我国高校师生传播西方意识形态，行为猖獗的同时，更具隐蔽性，方法更多样化，对我国高校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了威胁。
5.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观念淡化
现在高校大学生多是“90后”“00后”，本身就是张扬个性的一代人，加上社会上的一些浮躁诱惑很多，导致年轻大学生中存在一部分人政治意识淡薄，只关注自身发展，且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也使大学生的市场意识较为浓厚，对自身择业、就业较为在意，对专业课学习比较热衷，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学习兴趣不足。此外，有些高校没有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缺乏对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观念的教育，也是造成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观念淡化的因素之一。
二、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策略
1.始K保持清醒和警惕性
在意识形态安全领域，高校是敌我双方争夺的焦点，高校各级党组织及学生工作者都应该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加强意识形态安全建设，致力培养高校大学生的政治素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应清醒地认识到大学生意识形态培养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紧密结合，深入了解大学生思想动态，与大学生谈心交流，及时发现问题所在，有重点地加以教育，引导大学生形成政治价值观，提高大学生整体的政治价值观。
2.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
在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中，加强党对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工作的领导，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高校教职员工和在校大学生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的引导。充分运用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高校平台，将马克思主义深深植根于大学生的头脑中，努力构建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和环境，让大学生在健康的环境里成长为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使大学生走向社会后成为巩固马克思主义的中坚力量。
3.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不放松
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是高校开展意识形态建设强有力的阵地，高校从事党的思想理论研究的学者应充分认识到党的思想理论建设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要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地位不动摇，并通过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不断巩固。同时，做好高校党的建设，加强党的领导班子建设，提高党员队伍和干部队伍政治素养和品质，加强大学生党员队伍的教育和培养工作。培养广大优秀大学生成为党的先进分子，逐步将其培养成发展对象，最终发展为共产党员，并充分发挥学生党员的先进性作用，影响和带动身边同学。培养大学生党支部书记，做好学生党支部的建设工作，将党员之家建立好，使广大学生党员有归属感，扎实做好大学生党员思想建设工作。
4.以人为本，创新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工作理念
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坚持“以人为本”原则，就是要求高校各级领导干部和思想政治工作者在意识形态建设工作实践中，心系广大教职工和学生，在高校意识形态的建设过程中，考虑教师和学生的利益，发挥教师和学生主人翁意识，切实参与到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工作中来，将自身发展与学校发展、社会进步结合起来，将意识形态教育与实际工作结合起来，想师生之所想，解师生之所难，走进师生心里，把握师生思想脉搏，以人为本地抓好高校意识形态建设。
5.塑造高校文化的兼容并蓄，和而不同
在全球化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高校已经成为汇聚各种思想、各种文化、各种理想信念、各种民族习惯的“大熔炉”。大学生在这样的思想熔炉中求学、生活，要坚定理想信念和民族精神，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地吸纳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以清醒的辨识力兼容并蓄，理智对待优秀文化资源，并加以利用其发展本民族文化。以发展的眼光审视本民族文化的长远潜力和存在优势，结合新时代社会发展的新情况，积极、创新塑造与时俱进的新型文化模式，让中国民族文化持续发扬光大。
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还将长期存在，从本质上看，在高校意识形态领域，我国与国外敌对势力的斗争归根到底还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博弈。所以，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工作的根本任务。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武装广大师生头脑，增强师生的社会主义信念，让高校成为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的重要阵地，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战略地位。在做好高校意识形态安全自身建设的同时，努力为社会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献计献策。
参考文献：
[1]莫岳云，李娜.境外宗教渗透与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的几个问题[J].湖湘论坛，2014（3）.
安全意识的意义篇4
关键词：全球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安全
中图分类号：D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12-0078-02
1全球化背景下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提出
意识形态安全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指保持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政治意识形态意相对稳定、完整。意识形态安全作为国家安全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就我国而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安全：第一是社会指导思想的安全。第二是社会政治信仰的安全。第三是社会道德秩序的安全。最后，意识形态安全还包括民族精神的安全。因此，当前维护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主要就是要做到维护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全社会指导思想的地位不动摇，确保共产主义信仰是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政治信仰并愿意为此而努力，维护和建设社会主义道德秩序，安定社会生活，弘扬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把中华儿女团结起来，朝着共同目标奋斗。当前，在经济、科技、政治发展的冲击之下，时代正处于一个极为深刻的变革过程中，全球化的浪潮正在席卷世界。全球化带来了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相互交融和激荡，它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的生产方式、利益格局和全部经济秩序，而且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整个价值体系。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融入世界发展的潮流会给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机遇，也是必然的选择。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当今世界的全球化是不对等的，西方国家利用其经济和科技优势以及对全球各种传媒和网络垄断性经营，以更加强烈与更隐蔽的方式向我国强制推行西方大国制定的游戏规则，推行其强权政治、价值观念和谋取利益，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和意识形态渗透，影响、干扰甚至破坏国家的、政府的权威和政局的稳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相互交融和激荡，它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的生产方式、利益格局和全部经济秩序，而且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整个价值体系。
2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
（1）从互联网角度看。随着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在网上对别国进行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政治制度、生活方式的宣传变得简便易行。西方国家一直注重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文化的渗透，企图通过文化渗透达到影响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从而实现其“和平演变”的最终目的。西方国家在互联网上占有绝对优势，他们会尽可能地利用互联网对我国进行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渗透。从现实情况看，目前互联网上所充斥的大量信息是经过意识形态过滤的，带有浓烈的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色彩，甚至西方一些颓废、有害的观念和思想会通过互联网这条渠道影响我国的群众，使我国群众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产生变化，从而造成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较大冲击和挑战。
（2）从我国对外开放角度看。借着我国改革开放之风涌进来的西方文化中的可借鉴和应抵制的因素，所有这些都混杂、交织在一起，影响着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特别是我国加入了wto，扩大了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使西方的各种不同观点、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甚至消极、不健康和反动的思想观点大量涌入，这无疑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且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了诸如道德滑坡、腐败和个人至上思潮等一些消极因素，也削弱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力量，对此我们决不能熟视无睹。
（3）新自由主义思想对人们思想观念乃至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侵蚀。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兴起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美国，它主张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对市场的自由放任，反对一切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主张个人活动和发展的完全自由等等。西方国家，为了实现他们的险恶目的，向我国大肆贩卖新自由主义。这种思潮在本质上就是要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否定马克思主义，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4）从国际上看，在当代世界，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虽然呈现出多种复杂情况，但突出表现在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思想体系的根本对立。双方争斗的主要形式是以意识形态作武器进行“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因为，从十月革命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一直不遗余力地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动各种攻势，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进行意识形态渗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主义势力积极与流亡在外的所谓“民运分子”、和我国境内的敌对分子相勾结，企图联手行动。他们不断利用所谓人权、民主、自由、民族、宗教问题等作为政治思想武器，对社会主义国家开展心理战和宣传战。他们还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诱压结合、区别对待、各个击破的政策，以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现在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西方敌对势力加紧以各种手段和方式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的政治战略，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5）从全球化角度看，无论是从全球化形成的历史来看，还是从今日全球化的事实来看，全球化的意识形态性是十分明显的。表明全球化不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它存在着意识形态陷阱。西方国家会凭借自己主导的全球化过程，乘着我国加入wto、扩大对外开放之机，加紧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活动。但自从冷战结束，特别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改变了策略，总是试图掩盖其意识形态目的以迷惑世界。我国坚持的是建设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同时又仍属于不发达国家，“免疫力”差，而对加速进行的全球化浪潮及其过程中西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渗透，应保持清醒的认识，尤其是对依托于前沿技术的文化侵略与生活方式颠覆，应有有效的应对策略。
3新时期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方法与途径
（1）坚持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任何一个社会的思想领域，总是由那个社会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任何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其政治统治，都要竭力维护和发展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都表明，一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除了要靠坚强的政治领导、雄厚的经济基础、完备的制度和法治，社会成员思想上的统一和稳定也是非常重要的。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核心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思想。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保证。在当代中国，提高党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能力，必须坚持和巩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当前最根本的就是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文化建设，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2）构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维护社会主义道德秩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道德建设的体系结构是多层次的。其最高层次是共产主义道德，其次是社会主义道德，再次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实生活中出现的一般道德。共产主义道德是应有道德。社会主义道德总的来说是实有道德，但也有一定的应有道德成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下社会生活的一般实有道德比较复杂，其中不可避免地会有封建道德（如男尊女卑）和资本主义道德（如个人主义）的影响，但这两种道德只能是残余，而且主要以其影响导致类似道德现实的出现，且已不占主体地位。总的来讲，倡导理想道德，巩固实有道德，抵制封建道德和资本主义道德的侵蚀，是维护社会主义道德秩序的重要任务。因此，构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必须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核心，以集体主义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原则，以诚信教育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构建家庭、学校、单位、社会一体化的道德教育网络，营造浓郁的舆论和教育氛围，加强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全面提高国民的道德素质
（3）弘扬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民族精神基本上属于观念形态，民族凝聚力则是通过民族精神的作用而表现出来的整个民族特有的亲和力和向心力。全球化造成一定程度的民族自我认同危机，而增进民族认同是民族精神的最基本功能，因此，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核心是增强民族的凝聚力。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爱国主义教育是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关键，我们要通过爱国主义教育，一方面能够强化民族忧患意识，在风云变幻的世界复杂局面下始终掌握主动，把全球化的压力变为民族振兴的动力；另一方面能够增强人们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激发人们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进而提高抗御西方文化攻势的抵抗力，能够弘扬民族自强意识，勇于面对全球化的大竞争、大压力，昂扬向上，艰苦奋斗，开拓进取。
（4）加强网络管理，构建网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主阵地。要把我们强大的思想政治优势嫁接到互联网中，大力加强网上的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宣传，充分展示本国、本民族文化的优秀文化遗产，以拓展社会主义国家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增强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的文化归属感和凝聚力。一方面，积极扶植和鼓励我们更多的新闻媒体、报纸、宣传和文化机构进入网络，创办和统筹规划新闻、对外宣传、理论、文化等网站和页面，办好我们自己的网站，扩充、丰富网络宣传内容，并提高网络宣传艺术，增加功能，集中力量重点扶持，加快建设一批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名牌网站，保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主流意识形态在中文网络占据主导地位。另一方面，通过依法治网，以德治网，净化网上风气，规范和保护传媒网站，使网上主流意识形态的声音能够畅达和尽可能少地受到歪曲，特别是利用技术手段加强对网上信息的鉴别、控制、审查和筛选，及时发现、过滤和剔除有害信息的侵入和干扰，包括含有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党的领导、破坏政治稳定、民族团结的信息，和封建迷信、色情等不健康的信息，削弱网上的非法行为以及西方发达国家网上的意识形态渗透，塑造一个健康的政治文化氛围。
参考文献
［1］张骥.网络时代中国文化安全面临的冲击与对策［J］.社会主义研究，2001，（4）.
安全意识的意义篇5
[关键词]意识形态安全；文化软实力；内在关联
[作者简介]王玉鹏：法学博士，江苏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流动站博士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当今世界，各主要大国间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文化软实力成为大国博弈的更大倚重。面对这一新形势，党和国家把文化软实力建设作为国家文化发展战略来抓，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国家文化软实力不断增强”。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n].人民日报，20151103（1）.然而，伴随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思想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了广泛交流、激烈交锋和深度交融，文化霸权、思想渗透、价值侵蚀等问题也日益显现，维护本国意识形态安全仍然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由是，文化软实力建设与意识形态安全共同关涉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推进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一文化软实力与意识形态安全的内在关联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国间的交流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文化领域，各国间的竞争也从传统的经济、军事竞争转移到以文化价值观为核心的软实力竞争上。“软实力”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他认为，“一国的软实力主要依赖于三种基本资源：它的文化（在对他人有吸引力的地方发挥作用）、它的政治价值观（当它在国内外遵循这些价值观时发挥作用）以及它的对外政策（在他人认为这些政策合法且具有道德权威时发挥作用）。”
约瑟夫·奈.权力大未来[m].王吉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120.可见，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的价值体系、文化形态、社会制度、国民素质、发展模式等所表现出来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影响力。约瑟夫·奈将文化作为软实力的核心内容之一，实际上也是将文化建设作为了软实力建设的关键。他还认为，软实力通过吸引他國，求得他国的认同和支持来达到想要达到的结果，这种吸引力是“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力量”，文化和意识形态是软实力中最核心、最根本的因素。中国学界从1993年以来开始关注软实力问题研究。
张国祚.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论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35.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要求，“文化软实力”这个概念正式确定下来。
孙业礼.关于文化软实力建设一些相关问题的思考[J].文化软实力.2016（3）：16.党的十八大明确将“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充分彰显了我们党对文化软实力重要性的深刻认识和对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坚强决心。
长期以来，“意识形态”（ideology）一直都是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共同的“问题域”。然而，由于学科属性和时代背景的差异，“意识形态”又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各学科对其定义不尽相同。追根溯源，“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开始于拿破仑时代的法国思想家托亚西，而马克思却首次把“意识形态”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加以使用并探索其本质。马克思曾指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50.因此，从本质上来说，意识形态就是反映一定阶级或集团经济政治利益的系统化思想观念体系，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当今世界，主要存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两种主要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安全，是指一国的意识形态不受侵害和威胁的状态。具体来说，意识形态安全是指一国占主导地位的指导思想、政治价值观、政治信仰等不受威胁和侵害的状态。在全球化时代，由于各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显著增强，影响意识形态安全的因素日益增多，特别是因历史原因而掌握国际话语权的西方国家借交流合作之机，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推销、甚至强行灌输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企图使其他意识形态国家的人民接受资本主义的政治思想、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各国之间的正面冲突减少，对抗与竞争也变得越来越隐形化。从传统的政治、经济与军事领域的硬实力对抗向以文化为核心的软实力竞争演进。文化软实力在各国国家战略中的地位日益凸显。意识形态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着一国的文化安全，进而关系着一国的国家安全。马克思曾对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做过重要论述，他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70.
可见，意识形态作为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因素，其是否安全对于一个国家和政党的生存与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
整体而言，文化软实力与意识形态安全紧密相关、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一方面，意识形态安全是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前提和关键，安全的意识形态能产生强大的文化软实力；另一方面，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又能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竞争力，更好地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二意识形态建设是国家
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核心和灵魂
意识形态在一国文化中居主导地位。意识形态决定一国的政治信仰、政治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观念。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这种阶级性决定着一国文化的发展方向，也决定着文化软实力的发展方向，是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和灵魂。因此，各国在进行文化软实力建设实践中，均注重加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而维护本国意识形态安全是其首要任务。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灵魂是马克思主义。因而，建设文化软实力、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首要的就是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一）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决定着文化软实力的发展方向
意识形态具有强烈的阶级性，阶级性是意识形态的本质属性。具体来说，任何作为意识形态的观念体系，均是为特定阶级、特定利益集团服务的。任何意识形态都是占统治地位的利益集团或阶级的思想体系，也正因为如此，统治阶级往往为了自身利益，努力培养出本阶级的代言人和意识形态灌输者，控制意识形态的人才队伍、传播工具和思想阵地，大力将自己的价值体系灌输给所有社会成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者唯恐失去的那种教育，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把人训练成机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8.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对民众的意识形态灌输教育是不遗余力的。不仅如此，占统治地位的利益集团，总是假借意识形态的宣传与灌输，把自身利益合法化和合理化，把与统治阶级利益相结合的生产关系合理化，把他们的利益说成是普遍的、大众的利益，使统治阶级的利益和诉求“全民化”。可见，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只是披着“全民化”外衣混淆视听，具有很大的虚伪性与欺骗性。意识形态不仅是“上层建筑”，而且还是资产阶级国家的“软国家机器”，对社会成员进行着精神统治。意识形态的“软国家机器”属性是意识形态阶级性的必然延伸。资产阶级的统治不仅要靠国家的力量，靠军队、官僚和法庭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2.
，而且还要靠意识形态的精神统治。意识形态的“软国家机器”属性发挥着为统治阶级服务、对社会成员进行宣传教化的阶级统治功能。
意识形态不仅是统治阶级的阶级意识，而且还是阶级社会中的主流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意识形态具有超越其他意识形态的深刻性和科学性，因为它是在继承人类文明思想成就和科学发展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对此，列宁曾指出：“马克思主义同‘宗派主义’毫无相似之处，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恰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是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极伟大的代表人物的学说的直接继续。”
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09.因而，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意识形态。那么对于错误的、虚伪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正确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无产阶级该如何选择？正如列宁指出的：“由于存在着两个阶级，所以也就创造出两种意识：资产阶级意识和社会主义意识。社会主义意识是适合于无产阶级地位的。”
列宁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389.科学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无产阶级的指导思想，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因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应成为中国社会实践的主导思想。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坚决批判和抵制各种错误和反动的思想意识，使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占指导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信仰。从本质上来看，中国共产党确立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仅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也是建立和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选择。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思想领域的指导地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在此背景下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新面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和自然科学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在国际上的文化影响力不断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也得以不断提升。建党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并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是我们意识形态工作的旗帜，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丢弃。”
陈建波，庄前生.论牢牢把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1）：114.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决定了其作为主导意识形态在中国文化软实力中的重要地位。
（二）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是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首要任务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下，各国均不可避免地要保持相当的开放性。也因此，在不掌握话语权的后发国家中，意识形态作为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和灵魂的地位更加突出，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也就成为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首要任务。
在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中，意识形态建设是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主体和灵魂。首先，意识形态属于“观念上层建筑”，必须与实体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相适应。恩格斯指出：“工人阶级一旦取得统治权，就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10.，“首先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的国家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85.
。除实体性的政治上层建筑外，无产阶级的政权必然还包括与政治上层建筑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其次，意识形态建设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就是发展以先进文化为核心的文化综合实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先进文化就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文化，具有显著的民族性、科学性和大众性，体现了鲜明的阶级性和意识形态性，其实质就是意识形态建设。第三，意识形态建设是党的理论建设的灵魂，也是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基础。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并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为树立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社会意识形态中的指導地位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化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和组织保障，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反过来维护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因此，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是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首要任务。
（三）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是全球化背景下应对多元文化冲击的现实需要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和科技的迅猛发展，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交流日益紧密和便捷，多元文化共存、交融和发展成为时代的基本特征之一。而这种共存与交融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推动不同国家和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与融合，促进了各国思想文化的创新与发展，给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注入生机与活力，促进全人类思想文化领域的共同繁荣与进步。另一方面，它还会消解各个不同文化的独特性，一定程度上会导致不同文化的趋同性发展。一些强势的文化会通过强行介入的方式蚕食弱势文化的发展空间，世界文化多样性发展受到严重威胁。更加值得警惕的是，意识形态的渗透往往伴随着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而同时进行，意识形态安全成为文化交流与交锋中不得不直面的严峻挑战。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全球化发展与多元文化共存的今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假文化交流之名，行意识形态渗透之实，以期达致“和平演变”之目的。在全球化程度日益紧密的今天，中国文化已经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长期侵蚀，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受到明显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紧迫性日益显现。中国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就是要以意识形态安全为前提和基础，围绕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促进各方面思想文化的创新、繁荣与发展，推动社会主义中国实现繁荣与复兴的“中国梦”。
三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有助于增强社会
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文化软实力建设就是吸引力、凝聚力和影响力的建设。意识形态在一国文化中处于最核心的主导地位，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文化安全的核心，是吸引力、凝聚力和影响力的源泉所在。因而，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可以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有效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竞争力，从而更好地维护中国意识形态安全。
（一）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可以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不断推进的全球化进程使各国文化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和深入，各国纷纷加强了对软实力建设的重视程度，意识形态也面临着各种非安全因素的威脅。进入21世纪以后，资本主义国家加快步伐，采用文化等软手段对他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价值观念的输出，西方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等资本主义社会思潮涌入社会主义国家，对当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产生了一定的冲击。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194.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主流意识形态面临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围攻的严峻挑战。从根本上看，“西强我弱”的舆论格局还没有根本改变，西方敌对势力从未放弃对中国意识形态的渗透。新形势下，文化软实力建设必然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动摇，确保中国文化发展的主导方向不偏离，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体地位不放松。因此，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根本，也是有效抵制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中国思想文化领域侵蚀的关键。
在全球化时代，各国的软实力建设既面临着机遇，更面临着挑战。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和对国际舆论的主导权，形成了强势文化，在与其他各国交流与合作中，利用网络传播等新方式，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植入，在全球范围内实施文化渗透。面对西方文化霸权，中国必须尽快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重点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指出：“要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不断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朝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不断前进。”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n].人民日报，20140101（1）.在这里，想强调的就是通过文化建设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维护中国文化安全，从而通过文化建设和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来维护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当前，中国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最根本的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n].人民日报，20140101（1）.，进而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的理想信念和精神支柱。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大力推进，可以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更加深刻的认同，提高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将自我价值的实现融入到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社会主义“中国梦”的追求当中，从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从根本上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
（二）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可以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
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的过程，就是推动意识形态与先进文化相融合的过程。从根本上来说，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最基本目标就是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对主流文化、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接受和遵循。“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是指在一定的社会中，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即对该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政治法律思想、道德、宗教、文学艺术等意识形式的认可、赞同、拥护和支持。”
聂立清.我国当代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22.在文化多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应着重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并努力在全社会形成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信念，从根本上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周围，齐心协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n].人民日报，20140101（1）.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1014（1）.在这里，强调通过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再同时代精神相结合，以促进文化创新的方式来提升文化软实力。同时，通过继承和创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来提升中华民族的内部凝聚力，通过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对外传播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竞争力，推动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与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相结合、相适应，从而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吸引力和竞争力。只有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之适应中国社会发展要求和人民群眾实际需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才能经得起历史与实践的检验，使人们更加乐于认同、接受和遵循。这就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及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等更加认可、赞同、拥护和支持。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程度直接影响着其国家政权的合法性，进而影响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因而，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主要任务就是有效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吸引力和竞争力，只有这些能力得到不断的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才能始终掌握主流话语权。
（三）文化软实力建设可以有效地应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
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指出，意识形态风险是我国面临的重大风险之一，对各种可能的风险及其原因都要心中有数、对症下药、综合施策，出手及时有力，力争把风险化解在源头。
.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J].求是，2016（1）.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网络时代已然到来，人们的实践方式与思维方式日益网络化，网络空间成为人们思想文化的新交汇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达到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目的，当然不会放过利用网络途径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机会，他们利用对信息技术的先发优势，通过网络向中国大肆输出“普世价值观”。国内的一些被蛊惑或者别有用心的文化人、代言人则里应外合，在网络上打着揭秘历史、还原历史的幌子“夸大我们党在历史上的失误，丑化我们党的领袖，目的是否定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以迎合西方某种政治势力对我实施‘西化、分化’战略”
张国祚.怎样看待意识形态问题[J].红旗文稿，2015（8）：8.，使得中国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加大。如何有效防范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成为当前中国面临的严峻问题。基于此，加强网络空间文化软实力建设也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加强网络空间文化软实力建设，首先要加强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阵地建设。要“运用网络传播规律，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握好网上舆论引导的时、度、效，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
.总体布局统筹各方创新发展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n].人民日报，20140227（1）.，不断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主导权、主动权和话语权。同时，还要加大网络空间管控力度，“抓紧制定立法规划，完善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等法律法规，依法治理网络空间”
.总体布局统筹各方创新发展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n].人民日报，20140227（1）.。
文化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起，就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忠实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以发展中国先进文化为己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加快文化改革发展，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n].人民日报，20151103（1）.
安全意识的意义篇6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发展迅速，尤其是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给一些西方国家带来巨大压力，从近年来在西方世界普遍流行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崛起”等词汇便可见一斑。在经济等硬实力飞速发展的同时，我国对于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却缺少相应的重视，面对这种情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文化渗透的步伐愈演愈烈，企图通过“和平演变”的温和手段来建立其“文化帝国主义”，妄图在全世界推行其所谓的“普世价值”，实现其世界霸权。西方国家将文化渗透作为一本文由收集整理种强有力的、且阻力最小的手段与工具来实现其西化与分化的目的，这已经对我国主流的意识形态领域产生重要影响，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严重威胁。
意识形态安全的内涵
意识形态的界定。意识形态一词起源于法国，从最初直接讨论意识形态的先驱弗朗西斯·培根和托马斯·霍布斯到直接将其作为术语的创造者安东尼·德斯图·德·特拉西，意识形态一词一直是一个复杂并难以界定的概念。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在制度安排中若要进行规则变动与制度变迁，完全可以由个人来完成，个人认为新的制度安排对自身有利便会接受，并且积极促成这种制度变迁。西方国家正是利用了意识形态刚性原则，通过宣扬其民主、自由、平等的普世价值，企图在我国社会制造各种矛盾，营造不公正的社会氛围，并且给人们一种只有改变现有制度才能获得真正民主、自由、平等的错觉。“成功的反意识形态就是要让人们相信现行的制度是不公正的，缺乏正义和公平。并且，要人们确信只有改变现行制度才会得到一个公正的体制”①。西方国家通过文化渗透使我国民众逐渐接受以西方价值观念来作为评判是非、善恶的道德标准与价值向度，致使我国社会发生意识形态的转轨与制度变迁，借此达到转变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与社会体制，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深层目的。
意识形态安全的含义与内容。“意识形态安全是指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政治意识形态不受侵害，使其稳定存在和健康发展。”②意识形态安全主要包括社会指导思想、理论基础、价值观念、宗教信仰、道德伦理等多个方面，对于国家安全来说至关重要，应给予高度重视。
西方文化渗透的主要方式与手段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将每一个国家都置于全球性空间之中，在全球化过程中，不仅是经济全球化，随之而来的信息全球化、传媒全球化，甚至在政治、文化领域的趋同趋势更加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伴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西方国家更加热衷于文化渗透这一温和手段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侵略与迫害。“文化渗透在本质上是一个没有终结的过程，它只是不断地在形式上有所变化，在程度上有所加深，在范围上有所拓展”③。
鼓吹“普世价值”来实现其“西化”与“分化”的目的。近些年来，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凭借其强势的话语霸权不断向社会主义国家鼓吹、兜售“普世价值”。西方国家所宣扬的普世价值带有明显的西方文化烙印，主要包括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公正、博爱等西方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打着践行“普世价值”的幌子，堂而皇之地干涉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与外交，主张实现“普遍”意义上的真正民主，即多党执政与全民参与；抨击中国的民主制度，渲染社会不公，宣传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的旋风席卷了我国政治界、学术界以及民众社会等各个领域，营造出一种全世界共同进步、自由发展的氛围；而这种“普世价值”带有鲜明的西方意识形态倾向，以分化为手段，西化为目的，将中国纳入到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政治、文化体系中，企图以“润物细无声”的温和方式来改变社会主义国家主流意识形态，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与社会制度。
以经济交往为载体进行隐性文化渗透。政治、经济、文化领域总是结构性的相互影响。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在经济发展领域的优势主导地位，借助经济全球化、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等一系列契机加强与中国的经济交往与合作，以经济活动为载体来进行隐性的文化渗透。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中国进一步参与到世界经济发展中，与世界其他各国的联系更加紧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西方国家一方面将先进的科技与经济发展模式输入到我国，通过技术合作、建立外资企业来实现双赢，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与广阔市场；另一方面，力图将中国置于西方主导的世界市场之中，迫使中国按照“全球规范”进行经济活动，制定不公平的、不利于我国优势产业发展的贸易条例，打压我国经济迅猛发展的势头。任何经济活动、科学技术都会暗含一定的价值观念与文化要素，西方国家利用中国对其发达技术的依赖来进行价值观念渗透，植入西方意识形态。
利用现代媒介手段进行文化渗透。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网络应用的广泛普及，大众传媒的影响日渐深远。西方国家以互联网为主要工具，同时广泛利用电视、广播等媒介来宣传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以此来动摇我国传统文化根基、冲击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民众信仰缺失甚至产生信仰危机。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广播电台—“美国之音”，它是美国政府直接控制的对外广播机构，目前，“美国之音”用53种语言在世界各地进行广播，主要有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汉语、阿拉伯语
为主要播音语言，每周播音达1300多小时，在全世界估计有1.2亿听众之多④。从这些数字可以明显地看出美国对外进行文化传播与渗透的广度和深度。
近年来，美国利用其在互联网方面的优势，使其成为了文化渗透的主要平台与工具。通过互联网各种新闻、信息向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宣扬其自由、民主价值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其文化产品（如电影、电视剧、书籍、广告等）的输出对社会主义国家公开的或者隐蔽的推销其政治制度、价值理念、意识形态、生活方式等。“美国对全球电影、电视、录像业的控制甚至超过了它对飞机制造业的控制。”⑤发展中国家的民众、尤其是青年一代受其影响颇深，许多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向度等在悄然发生变化，原有的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受到了冲击，严重影响了民众的民族认同感。欧美大片充斥着各国的各大影院，并且受到了强烈的追捧，好莱坞、迪斯尼、梦工厂的各大影片吸引着人们的眼球，在给人们带来视听享受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将西方的价值理念、意识形态、生活方式渗透给国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消费主义等各种价值理念在广大民众之中传播开来，这种文化渗透影响到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注重对精英群体的文化渗透。精英群体作为社会中较有影响力的一部分群体，成为西方国家进行文化渗透的主要目标。精英文化领域中的文化渗透，是指文化强势国家在国际间文化交流的过程中，通过学术讲座、国际会议、学术赞助、教育文化交流等途径，把自己的政治理论、意识形态输入到对象国，影响该国的知识分子，使这些国家的知识精英接受和传播西方的文化精神，改变对象国的知识传统，最终实现文化渗透和文化冲击的目的⑥。
精英群体较多存在于各个行业与领域中的管理与领导阶层，甚至在政府机关之中，因此，美国从很早就“重视”对这部分人进行文化渗透，以求实现其文化霸权、建立文化帝国主义的目的。这一点从东欧颜色革命中就可见一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颜色革命，企图动摇其社会主义制度。东欧剧变虽然发生于各个国家内部的革命与瓦解，但大多数都是领导阶层内部的斗争，而这些反对继续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党派多数有西方国家的支持，受西方所谓自由主义、民主制度的影响，而这些群体正是社会中的精英阶层。
另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由一些理论体系、思想潮流来影响社会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群体，如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终结论、新制度经济学等理论，进一步实现对各国精英群体的文化渗透，并借由精英群体自身的特质来将西方的意识形态、价值理念渗透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
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领域现状
转型时期我国民众出现信仰危机。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轨时期，面对政治、经济等领域出现的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与关注，但对文化层面、意识形态领域等软实力方面仍缺乏重视。虽然我国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指导性地位，但仍有部分人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持质疑态度。自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确立为指导思想以来，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被奉为圭臬，成为人们坚定不移的信仰。但在改革开放之后，一部分人将马克思主义进行魔化，使一部分人在意识形态领域产生迷茫甚至缺失。而且，伴随改革开放而来的各种西方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充斥于社会各个领域之中，甚至侵蚀人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认同感，致使民众产生信仰危机。
社会思想意识多样性与冲突性。伴随西方文化渗透而来
的各种价值理念，如个人英雄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拜金主义等观念深入社会，尤其是青年一代的生活之中。然而西方社会所提倡的各种意识形态、价值理念与我国传统文化、民族精神中所提倡的核心价值观具有明显的冲突与对立，当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相碰撞；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相冲突；享乐主义与勤俭节约的美德相背离时，大众在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了迷茫与空虚，无所适从。甚至还有一部分人全盘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念，盲目崇洋，这将会对意识形态安全、甚至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因为在这种情势下西方国家很容易趁虚而入，来达到其“西化”“分化”的目的。
广大民众对于意识形态安全缺乏认知与重视。我国社会的主体是农民，其文化素质相对较低，对于政治安全、国防安全可能较为熟识，但对于意识形态这一名词可能大多数农民都未曾听闻，因此，较易受到影响。尤其是近年来农村的“宗教热”有卷土重来、愈演愈烈之势，而这些宗教多数都是外来宗教、甚至是一些异教与邪教，西方国家较易利用这一途径来对农民群众进行思想教化，实现其对意识形态领域控制的目的。
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从出生就受到西方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影响，在年青一代中有一部分人盲目崇洋、甚至全盘接受西方文化，认为只要是西方的就是先进的。他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受西方文化影响较大、较深，向往西方世界的生活。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缺少应有的认同与归属感，对于意识形态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重要地位缺少认知与重视。
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解决路径
以美国马首是瞻的西方国家对我国通过形式多样的文化渗透手段来实现其“和平演变”目的，以实现其世界霸权的“雄才伟略”。这对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已经构成严重威胁，甚至关乎国家主权的安危、领土的完整。因此，面对西方国家文化渗透的猛烈攻势，进行必要的还击，提出可行的“反渗透”策略与路径刻不容缓。
坚定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性地位。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立党立国之本，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灵魂与旗帜。要始终坚定不移的将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使其成为民众的信仰对象。在坚定其指导地位的同时，要与时俱进，将马克思主义与具体世情、国情、民情相结合，结合全球一体化的契机，吸收其他国家文化中的精华为我所用，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
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于维护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安全有重要作用，是我国应对西方文化渗透、全球一体化的有利选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之中既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建设发展中的指导性地位，同时提倡树立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及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等内容，有利于帮助民众树立正确的价值理念、人生观与世界观，促进社会民众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接受与认同，使其内化成为自身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的过程中，可广泛利用大众传媒，特别是互联网的传播作用，在社会中营造主流的社会意识形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植入、内化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
安全意识的意义篇7
关键词：内部矛盾；意识形态安全；启示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500（2013）03-0041-01
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与多元意识形态的兴起，意识形态方面的矛盾冲突趋于尖锐。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文所反映出的理念与精神，放到我国当今的意识形态情境下重新进行审视，可以为解决问题提供很多有价值的参考。
一、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领域面临的问题
（一）意识形态多元化问题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发生着广泛而深刻，人们的思想活动具有了更多的独立性、多变性和差异性。社会意识形态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也使社会民众有了更多接触其他意识形态的机会。如此，不仅西方得以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国内一些非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获得了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我国正处在社会改革的关键时期，各个各领域都存在着矛盾，一些矛盾甚至已经十分尖锐亟待解决。在此前提下，民众不可避免地要对多元意识形态进行选择。一些价值观并不牢固，或者自己身为社会矛盾受害者的群众就十分容易受到其他不良意识形态的蛊惑，对党和政府产生不满，扭曲自身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诱发更加严重的问题。
（二）安全意识淡漠问题
现如今，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与经济水平的飞速提升，民众乃至政府都更倾向于将注意力放在经济发展与提升消费水平上，变得愈发物质与现实，对意识形态的关注变得淡漠，对意识形态安全更是漠不关心。
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意识淡漠往往反映为以下两点：首先，民众极易形成重物质轻精神的观念，同时，当他们面对意识形态冲突时会缺乏必要的辨识能力与抵御能力。在此前提下，民众在对意识形态进行选择时就会非常容易扭曲。他们对涉及生存和发展等方面的问题较为敏感，却不能正确分析矛盾，在政治上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疑惑、淡薄或冷漠。
其次，在最需要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党员干部群体中，却过度重视实用科学而放松了意识形态教育工作，忽视了提高党员干部理论素养的基本目标。而在此基础上，党员干部教育工作过程中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以及主观主义倾向就变得更加突出。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往往被裁剪成一些抽象的、片面的，形式化的标语口号，难以有效内化为党员干部精神动力和行为约束力。
二、对原著的反思以及对工作的建议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思想，在辨证升华之后对维护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可以发挥积极的指导作用。
（一）“团结―批评―团结”公式的新时代意义
强调“团结―批评―团结”公式对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性，也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个公式对于如今意识形态安全领域矛盾冲突的解决依然具有积极意义：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冲突，不能采取一味强制打压的方式，而是应当本着团结人民，引导人民回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流意识形态的愿望，采取多种措施，改良教育方法，积极稳妥地解决问题，从而达到新的团结。
具体说来，应注意多种教育方法的结合，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首先强化预防教育，从思想源头上遏制不良思想的产生，重点预防西方对被教育者的侵蚀。针对被教育者的新特点，以暗示教育和启示教育为主要工作手段，有针对性地工作开展。其次强化群众的爱国意识，使他们意识到西方意识形态不利于我国的和平稳定发展，从而尽可能消除意识形态渗透对他们的不良影响。
（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与升华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论断对于今天的意识形态安全依然重要。对于民众接触其他意识形态应当持宽容态度，不应强制他们远离一切非主流意识形态。广大教育者需要做的是积极对其他意识形态展开论战，让人民群众认识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是最适合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其他意识形态应当成为矛盾的次要方面，它们的作用是以其精华成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合理补充。
（三）解决“少数人闹事”方法的新意义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到处理少数人闹事的办法，一方面坚决克服，将“闹事”向好的方向引导，另一方面也严惩蓄意闹事，破坏社会安全稳定的坏分子。这对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也有着积极的指导价值。
首先，必须克服各级宣传教育部门在开展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工作中的，督促他们务实地辩证地开展工作，对功利化、片面化、浮躁化等问题坚决予以批评教育，其次，对于群众中间存在的不满情绪和一些过激行为，应当认清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引导群众思考人生的目的、意义、价值，为社会确立正确的人文价值观导向。最后，应当把那些重要的、基本的道德规范尽量地纳入到法律中，对严重违背道德的行为和现象，制定出相应的惩罚措施，这对于促使社会成员养成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有着积极的意义
三、结束语
意识形态安全如今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我们应当正视它给我们带来的巨大影响。要建设强大坚固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维护其安全，就必须发扬其优势，理论联系实际，积极开展工作。如此才可以使广大人民坚定拥护党的领导，万众一心，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事业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陈锡喜.当前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矛盾和加强意识形态工作思路的探索[J].邓小平理论研究.2005，（05）：67-70.
[2]全哲洙.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J].理论前沿.2004，（01）：13-14.
安全意识的意义篇8
〔关键词〕意识形态文化；意识形态；文化安全；话语权；核心价值观；思想阵地
〔中图分类号〕D6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5）04-0102-08
在信息时代里，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和领导权成为执政党的第一领导权，意识形态文化安全是整个国家安全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确保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有着重要意义。在当前全球化浪潮和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文化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面对的意识形态文化安全问题必然更加突出。在研究意识形态文化安全时，存在着两个明显不足，一是意识形态文化自身谈意识形态文化安全之不足。意识形态文化毕竟是第二性的，它受制于经济。因此，意识形态文化安全不能简单就意识形态文化自身来研究安全的策略，还要深入到决定意识形态文化的经济基础。影响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文化安全的根本原因还是在经济领域，如经济的不可持续发展和分配的严重不公平等制约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二是我们对国内的日常世俗文化观念和哲学文化关注不够，我们对文化系统中存在着的传统的官本位和市场经济所滋生的负面观念如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和拜金主义等泛滥缺乏足够的警醒。哲学文化是文化层次中居高位的信念性、信仰性的文化，对文化的其它要素起统率作用，而在研究意识形态文化安全时，我们对我国公民的哲学文化状态即世界观和方法论方面的反思和反省不够，例如，泛道德化批判思维已经对我国文化安全构成了新的严重威胁，而对此，我们并没有引起应有的警觉。
一、我国意识形态文化虽然总体安全但不安全感仍存在
意识形态文化安全最终取决于经济社会安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展现出空前良好的发展态势，全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充满自信。这为意识形态文化自我认同和安全提供了根本保障。调查数据也一再证明了这一点。
1.超过五成的人认为我国文化是安全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侯惠勤教授负责并由笔者参与的我国文化安全蓝皮书①的调研数据显示，选择“非常安全”和“比较安全”的分别为5.56%和46.36%，认为我国文化安全的人超过五成；选择“不安全”和“形势非常严重”的分别为22.57%和16.45%，即有四成的人认为我国文化不安全，说明我国文化虽然总体上是安全的，但人们的文化不安全感在增加，这一方面说明我国公民对自己的民族文化还缺乏足够的自信力，同时也说明我国公民的文化自觉意识和忧患意识增强。
2.有近七成的人信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四成以上的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文化安全蓝皮书》显示，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有69.07%的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仅有11.77%不认同此观点；在历史观上，赞成人民创造历史观点的为58.73%；赞成人性创造历史观点的为20.74%；赞成资本创造历史和英雄创造历史的人分别为13.35%，6.95%。这反映人民创造历史的观点在社会上得到了多数人的赞同。持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观点的为69.60%，认为今天应该告别革命的为12.97%，9.78%的人认为革命扭曲了人性，6.77%的人认为革命妨碍了建设。绝大多数人更加赞同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这一说法。
另外一个调查数据显示，41.7%的大学生声称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远高于对其它对象的信仰，有近九成的大学生能够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作出正确的选择，七成的大学生思考问题时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面。有七成的大学生认为信仰重要，但近六成的大学生认为自己没有信仰或说不清自己信仰什么。②
《文化安全蓝皮书》显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人数最多，占比41.01%；认为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为27.64%；选择权贵资本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较少，分别为12.19%和11.7%；仅有7.3%的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被访者中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选项持认同观点的人数达到58.09%，仅有17.84%的人不认同。
面对西方敌对势力叫嚣的“中国崩溃论”，《信仰调研》显示，仅有6%的人“相信”这一论调，57.4%的人“不相信”，36.6%的人“说不清”。说明当代大学生大多数人有自己独立的判断，他们并不相信这一论调，他们对中国的未来前途是有信心的。不过，不容忽视的是，也有1/3以上的大学生态度游移，表明其信心不足。
3.对我国道德现状和人际关系现状满意率高于不满意率，但未过半数，特别是对政府官员道德现状普遍不满意。超过七成的被调查者认为生活幸福。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王燕文同志主持的、由笔者参与的国家重大招标课题“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③的调查显示，在对我国社会的道德状况的总体评价方面，2.1%的被调查者非常满意，33.6%的被调查者比较满意，41.5%的被调查者觉得一般，19.0%的被调查者比较不满意，3.8%的被调查者非常不满意。在对当前我国社会的人际关系的总体满意程度方面，认为非常满意的占2.3%，比较满意的占35.1%，一般的占45.0%，比较不满意的占15.5%，非常不满意的占2.1%。55%的被调查者认同中国社会中绝大多数人是值得信任的。人们对道德现状和人际关系现状的满意度远高于不满意度。
《信仰调研》显示，在回答“您如何看待道德”时，大学生选择“非常重视道德”的占72.8%，选择“有用就讲道德”的占24.1%，选择“不看重道德”的占3.1%。这表明，绝大多数大学生重视道德。
①调研时间为2013年9月，有效样本4316个。地点为全国各地，该书正在修改出版过程中，以下简称《文化安全蓝皮书》。
②《我国90后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状况研究》（《河海大学学报》哲社版）2014年1期，以下简称《信仰调研》。
③依托中国综合社会状况调查，就《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状况调查》于2013年在全国28个省级行政单位进行了调查，共获得5666份有效样本，调研报告已经形成，但还未发表，以下简称《公民道德报告》。
《公民道德报告》显示，13.4%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生活非常幸福，58.4%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生活比较幸福，19.3%的被调查者认为说不上是幸福还是不幸福，7.4%的被调查者认为比较不幸福，1.5%的被调查者认为非常不幸福。总体上有超过七成的被调查者认为生活幸福。
《公民道德报告》还显示，民众对政府官员的伦理道德最不满意，接近一半的被调查者不满意政府官员的伦理道德，这充分说明我国政府官员在人民心目中的伦理道德形象亟待提升；民众对商人的伦理道德不满意居其次，有三成的被调查者不满意商人的伦理道德；民众对演艺娱乐界明星的伦理道德的不满意度占第三位，超过四分之一的被调查者不满意他们的伦理道德。
4.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性有较高的认知。《信仰调研》显示，在回答“您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性”时，大学生表示“非常重要”的占28.7%，“比较重要”的占41.8%，“说不清”的占25.6%，“不重要”的占3.1%，“非常不重要”的占0.8%。从数量上看，大学生肯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重要性的占总数的三分之二。
《文化安全蓝皮书》调研显示，当被问及其本人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括什么的时候，其中公平正义、爱国主义、自由民主、平等博爱这四个选项所提及的人数较多，分别为62.74%、60.24%、60.24%、50.30%；而选择共同富裕、仁义诚信、人民至上、集体主义、劳动优先的各占39.83%、39.48%、38.53%、36.96%、27.55%。人们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主要的是公平正义、爱国主义、自由民主、平等博爱，2013年的这一调研与同年稍晚些时候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很高的重合度。
二、我国意识形态文化安全面临的主要挑战与问题
1.对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持肯定态度的人多于持否定态度的人。《文化安全蓝皮书》显示，当问到普世价值是人类的发展方向问题时，有36.33%认同此观点，29.63%的人不认同，持不清楚观点的为33.71%；在回答西方是否是当前政治改革的方向问题时，仅有21.39%的人认同，不认同此观点的占45.09%；对于新自由主义是市场经济的理论依据这个观点，有40.22%认同，22.94%不认同；在民主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问题上，49.33%的人是认同此观点的，但也有17.05%的人持否定态度，33.20%的人对此问题说不清楚；当被访者被问及公民社会是否是未来中国的社会治理模式时有49.91%的人比较肯定此观点，而13.69%得人持否定态度，也有35.98%的人对此观点表示说不清楚。
《信仰调研》显示，对“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持“赞同”、“反对”和“说不清”态度的分别为52.8%、2.3%和44.9%。表明大学生群体中大多数人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缺乏正确的认识。大学生对“人性自私”观点持“非常赞成”和“比较赞成”的分别占16.2%、52.8%，“说不清”的占20.4%，“不赞成”的占8.4%，“非常不赞成”的占2.2%。该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大学生肯定人性是自私的。上述数据充分显示出大学生对人性的认知缺乏科学的方法论，存在着严重的认知偏差。关于“您如何看待利己主义”，5.9%的大学生选择“非常认同”，30.4%选择“比较认同”，35.7%选择“说不清”，23.0%选择“不认同”，5.0%选择“非常不认同”。结果显示，大学生对利己主义态度同样是模糊的和存在着较大偏差的。
2.意识形态文化安全面临“外患”与“内忧”的严峻形势。首先，信息网络化的传播方式严峻挑战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正面临来自信息网络化的愈益严峻的挑战。一种信息的传播方式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传播途径，掌握一种信息传播方式就拥有了传播某种意识形态的权力和影响力。与传统的文化传播方式不同，网络传播具有自由性、快捷性、交互性、开放性、海量性、无国界性等特点。信息网络化的传播方式削弱了政府对信息的控制力。互联网的发展打破了传统媒体的地域性，使舆论导向出现一定程度的失控。网络传播的海量性所造成的信息选择的多样性和价值取向的多元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力和导向力，弱化了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权威认同。
网络化的传播方式具有强大的渗透功能，这就为网络强国的西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渗透提供了条件。网络意识形态具有非对称性和强大的渗透性，西方发达的网络技术手段和强势的文化输出对我国意识形态的传播和防御能力构成很大挑战。由于我国的网络技术相对落后，对信息的传播和防御能力相对有限，因此，在网络化境遇下国际意识形态的斗争中难以取得优势地位。借助信息优势，发达国家成为信息强国、网络强国。美国拥有信息传播的特权和霸权，文化的双向交流也变成了单向的输出，在美国发起并由其主导的因特网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向全世界推销自己意识形态的平台。发达国家利用网络优势对发展中国家的优秀文化进行贬低、丑化，使发展中国家的意识形态受到严重的动摇。对于“信息弱国”来说，其信息资源、信息产业、信息传播、信息安全将被控制在“信息强国”手中，它们原有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面临着被“信息强国”加以改造的危险。
总之，网络文化的活跃与意识形态话语权在网络世界的缺位，已经形成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极大反差。从某种意义上说，失去网络世界，就失去未来的意识形态影响力和话语权。因此，必须抓住当今中国社会信息化过程中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机遇，采取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凝聚力，提高主流意识形态对网络文化的控制力和引导力，才能确保我国意识形态文化安全。
其次，西方敌对势力的文化B透威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虽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良好的势头，出现了“西弱东强”的趋势，然而，在文化领域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域“西强东弱”的形势仍然未能改变，我国意识形态面临守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全球范围内推行文化霸权主义，进行文化扩张和侵略，导致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母语在流失，文化在贬值，价值观在改型。美国文化霸权主义的本质是文化帝国主义，企图通过文化渗透，彻底消灭西方文化可能存在的竞争压力，以保持其在世界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霸主地位，进而达到主宰和掌控全球意识形态的目的。
西方敌对势力的文化渗透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利用一切手段进行全方位的文化宣传。最典型、最常用的是广播电台和电视的覆盖式宣传。美国的CBS、Cnn等媒体的信息量，是世界其他国家的总信息量的100倍。第二种是以文化商品为载体，利用经济手段进行文化“植入”，向社会大众渗透西方的各种价值观。第三种是以教育和学术交流为掩饰，积极进行人才争夺，向高层学者、知识分子等社会精英进行价值观B透。
《文化安全蓝皮书》显示，受访者对影响当前国家文化安全的主要因素的选择，选择外来文化的滥输滥用的为56.63%；选择领导层缺乏文化安全观念的为48.98%；选择文化体制改革的过度产业化倾向的为41.64%；选择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价值观渗透的为38.42%；选择封建文化沉渣泛起的为34.38%，选择信息储存和流动被美国操纵的为27.11%。数据表明，民众认为外来文化的滥输滥用、领导层缺乏文化安全观念、文化体制改革的过度产业化倾向等这三项是影响国家文化安全的最主要因素。在被问到美国等国家利用网络对我国进行政治渗透和文化渗透的现象的感受时，认为“这种现象有一些，但不必过度关注”的为49.65%；认为“这种现象非常多，且情况非常危险”的为40.89%；认为“美国不至于，不会这样做”和认为“美国希望中国越来越好”的分别只有6.33%和2.69%。大多数受访者认为美国等国家会利用网络对我国进行政治渗透和文化渗透，其中，认为不必过多关注的人数占多数，认为情况非常危险的占四成，这表明，国人对西方敌对势力的文化渗透有了一定程度的觉醒，但多数人对其危害认识不足。
再次，多元化增加了文化共识和认同的困难。我国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带来了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社会思想意识日益活跃，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社会思想的多元、多样、多变特征更加明显。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主流价值观的主导作用，使主流意识形态遭遇_击和淡化。
《文化安全蓝皮书》显示，被访者中认为拜金主义对当代我国文化冲击较大的人数最多，占总体人数的47.66%；选择功利主义、奢靡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分别占总体人数的35.57%、34.29%、32.90%和24.49%。分析可以看出，人们在对当代中国文化冲击较大的几项因素中选择最多的是拜金主义。《公民道德报告》显示，被调查者认为对当前我国伦理关系和道德风尚造成最大负面影响的因素是传统文化的崩坏，然后是市场经济导致的个人主义盛行，继而是外来文化的冲击。
3.大学生群体信仰迷惑现象较为普遍。大学生是文化传承的主体，他们的文化态度决定性地制约着我国文化特别是意识形态文化的安全。《信仰调研》表明，大部分大学生能够认识到信仰的重要性，有31.8%的大学生认为信仰“非常重要”，37.5%的大学生认为信仰“比较重要”。值得注意的是，24.1%的大学生认为说不清楚信仰的重要性，这反映出在当今价值多元化的时代里，为数不少的大学生在信仰问题上存在着一定的迷茫与困惑。41%的大学生认为自己“有信仰”，23.6%的学生认为自己“没有信仰”，亦有35.4%的大学生选择了“说不清楚”。“说不清楚”意味着大学生的信仰对象模糊不清，这和“没有信仰”的比例加起来高达59%。数据说明，没有信仰或者信仰不明确已经成为当前大学生信仰现在的一个突出问题。1/4左右的大学生既认识不到信仰的意义，也没有明确的信仰目标，这表明了大学生信仰危机是普遍存在的，同时也更说明我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非常缺乏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专题教育。大学生表示信仰宗教的占12.9%，信仰西方的自由平等民主的占16.7%，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占41.7%，信仰其它的占28.6%。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比例显然远高于其它的信仰，这说明当前大学生信仰的主流是健康积极的，但同时也显现出大学生信仰状态显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
《信仰调研》显示，37.1%的大学生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作用很大”，51.9%的大学生认为它“作用不大”，认为“没有作用”和“有消极作用”的分别为9.5%和1.6%。这表明，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用总体上评价较低，虽然了解马克思主义相关基本理论，但是对其在工作和生活中的作用认识不足。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持“非常赞成”和“比较赞成”观点的分别为6.2%和15.0%，持“说不清”观点的占44.0%，持“不赞成”和“非常不赞成”观点的分别占“29.1%和5.7%。
4.理论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要性认识严重缺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在各种座谈会、学术交流会和大学课堂上，学者和意识形态领导者们虽然已意识到了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重要性，但许多人对24字核心价值观却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冷淡甚至拒斥的态度。认同度和信服度不高，这成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巨大阻力。这种态度的形成主要基于三种理由：其一，他们认为中央本身并不十分坚信24字就是已经定型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根据是，从中央文件的重要程度看，中央文件分为“决定”、“决议”和“意见”等不同层次，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一方面它还只是《意见》而非《决定》或《决议》，另一方面它仅是以中共中央办公厅而非中共中央名义的，这充分表明24字只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未最终定型态。换言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现在还只是“正在进行时”而非“完成时”。其二，认为24字没有体现出核心价值观应有的简洁性。核心价值观之为核心，就是因为它是众价值观的灵魂和统领，因此，应当少而精，否则就是没有核心的核心价值观。其三，认为24字把资本主义社会甚至是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包含其中，未能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和优越性。
如果否定了以上24字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那么，就意味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没有概括出来，这时，又如何要求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上三点质疑是巨大的困惑，也是影响文化安全的巨大挑战，必须从顶层设计上提高其政治地位，同时理论研究要给予其所以然的有说服力的深度阐发。
5.高等学校对主流意识形态“形式上重视、实质上轻视”现象较为严重。高等教育是文化精神生成的摇篮，是先进文化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培育的主要阵地，能否确保我国意识形态文化安全直接地取决于我国高等教育是否真正重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教育。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存在着威胁意识形态文化安全的诸多问题，如教育理念重知识技能、轻人文精神培育，重经济等可量化的指标、轻精神等不可量化的指标，重经济效益、轻社会效益和精神效益等。
高校教育办学理念的功利化甚至是金钱崇拜破坏了先进文化的生成环境。高校是文化的摇篮和先进教育的主阵地，高校教师是大学生先进文化养成的主力军，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里，大学生成为先进文化的主要承载者和示范引领者。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文化是否安全，直接地取决于这个国家的高等教育理念是否正确和健康。我国的高等教育理念和具体政策的偏差不仅构成了我国意识形态文化安全潜在威胁，甚至已直接而深刻地影响到我国文化安全。具体表现在，其一，办学理念上金钱崇拜现象严重，工具理性主义恶性膨胀。如，办学目标经济标准化，经济标准成为任何高校领导都难以抗拒的办学好坏的主导标准，一些高校正在蜕变为经营公司，重经济效益、轻人文精神效益和社会效益；急功近利，重眼前利益、轻大学精神培育。其结果是人才培养畸形化，师生关系功利化，师生眼界不宽、境界不高，缺乏超越自我利益的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担当。其二，在处理学术与行政、教师与管理者的关系方面，行政化色彩浓厚，对学术研究和教师利益重视不够，行政权力型学术倾向明显，导致学术行政化、行政特权化。同时学科之间、领导与教师之间、教师之间、师生之间严重不平等，甚至形成严重的盘剥关系。其三，在处理科研与教学关系时，教师课堂教学的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特别是教学评奖官本位现象严重，导致一线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教学缺少热情、创造性和成就感，以致产生被污辱感和怨恨情绪，进而误人子弟。其四，直接从事意识形态教育的教师受到普遍性的专业歧视。高校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不重视主要不是表现在形式上或现象上，更多地是表现在学校的政策制度等实质性问题上，即形式重视实质不重视。一方面，工具理性已深入到当今中国高校办学理念的骨髓，经济指标成为根本性指标，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思想政治专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被边缘化。但是，由于毕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高校，于是，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在表面上和形式上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做表面文章，形式上热热闹闹、轰轰烈烈，所谓的实际效果大都是在办公室里“做”出来的。事实上，思想政治课老师们工作条件之恶劣、劳动成果之被贬低和学生思想政治素质教育之被忽视等现象越来越严重。在这种氛围下，其它专业的教师们自然会在课堂或其它场合直接或间接、自觉或不自觉地表达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和学科的歧视与蔑视，以致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最密切相关的学科都在事实上疏远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如学界所悄悄流传的那样，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沦陷区、法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灾区，以致有些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们宣称，自己的论文从不引用马克思观点，不然会遭到同行的耻笑。总之，歧视性的评价机制和其它专业广大教师的藐视性态度构成了对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的教师们和广大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强大的压力氛围和斥力场。
尤其令人担忧的是，我国高校科研奖励政策和人才引进政策上普遍存在着不分学科差异一切向西方看齐的崇洋现象。自然科学研究不存在意识形态的差异性，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则有其鲜明的意识形态性，可是，在引进人才时，高校却并不关注其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人文社会科学的科研奖励政策更是奉行SSCi崇拜论，这对缺乏意识形态辨别力的青年教师产生了严重的意识形态误导，因此，我们不得不担忧：怎么能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创造的财富去供养和培养主义和反人民的专家学者？
三、维护我国意识形态文化安全的思路与举措
总体上对维护我国意识形态文化安全要充满信心，应避免悲观情绪，但同时要充分迎战困难的准备，避免盲目乐观。维护我国意识形态文化安全既要有长远战略，也要重视当前问题的策略对应。
《文化安全蓝皮书》调研显示，为当前保障国家文化安全，树立理想信念，通过中国梦凝聚共识被选择的最多，提及率为72.75%；其次是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把思想领导权放在首位提及率较高，提及率为47.22%；再次，选项对西方文化渗透保持清醒认识，提高国家文化安全意识和加强网络文化安全的技术建设、培养熟悉新时期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人才三个建议提及率相似，分别是43.86%、43.47%和42.26%；加强对当前信息舆论工作的重视，唱响网络主旋律和建立文化产品引进的评估机制两个选项提及率较低，分别是40.76%和37.28%。分析表明，保障国家意识形态文化安全的首要工作是，树立理想信念，通过中国梦凝聚共识；其次是对西方文化渗透保持清醒认识，提高国家文化安全意识和加强网络文化安全的技术建设、培养熟悉新时期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人才三个方面。综合来讲，提高意识层面的文化安全比技术层面更重要，笔者以为，以下六个方面对维护我国意识形态文化安全特别重要。
1.对意识形态热点问题不回避，要善于在与错误思潮交锋中揭示其实质并彰显自身的魅力。在以上的调研中发现，有1/3的人对一些意识形态重大热点问题态度暧昧，或者处于无知状态，甚至还出现对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认同率高于不认同率等情况，这表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已事实上占据了他们的思想，这必须引起高度的警惕。对那些具有热点性质的似是而非的社会思潮不应当简单以论断的方式来否定或抛弃，而要善于说理，对这些问题给予学理上的深度剖析；同时也不能将对这些问题的结论性认知停留在专业、专家或宣传部门，要能够大众化的语言在一切可利用的现代传媒上进行广而告之。
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意识形态教育的主渠道，教材应当真正能够有效地回应当代大学生思想认识上的困惑，要勇于揭示各种错误思潮的实质和谬误之处。关于普世价值争论、所谓民主、新自由主义、公民社会、新闻舆论自由、人性自私论、革命错误论、共产主义渺茫论，等等，应当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材以及主流舆论和新兴媒体上从学理的角度、用大众化的语言予以深度解析。
2.在经济生活中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增加群众获得感，增进广大劳动者的福利。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制度实践在精神层面上的展现，意识形态的生命力取决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实践兑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特别强调其实践性，社会主义优越性在经济上的表现就是生产力比资本主义有更快的发展，分配更加公平，劳动者共享自己的劳动成果，实现共同富裕。但如果现实生活普遍存在着因财富分配和残酷的剥削导致两极分化，人们也许会暂时地满足于理论和理想层面的社会主义好，如果理论与现实的巨大把关长期得不到解决，甚至现实成为对理论的否证，那么，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文化便被虚化，进而就失去了安全的经济基础。我国的两极分化甚至超过了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如果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福利比中国做得还好，社会保障更健全合理，那么，在这些事实面前，受众无法接受意识形态教育宣传者关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的结论的。如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都不认同或没有信心，那么，又何以能够认同其意识形态文化？
3.全社会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普及，克服泛道德化批判思维误区。我们不难发现主流舆论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自信自满的评价与民间消极怀疑的评价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民间评价普遍地陷入泛道德化批判思维误区。泛道德化批判是将非伦理现象伦理化后再用理想主义化、甚至是双重化的标准进行道德评判的一种批判方式。泛道德化批判思维的后果是容易滋生个人生活的消极主义和碌碌无为，社会生活的怀疑主义和悲观厌世；削弱社会凝聚力、瓦解社会稳定的精神基础；滞缓制度建设，不利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它为西方敌对意识形态“妖魔化”中国提供口舌，对我国意识形态的安全构成威胁。泛道德化批判放大道德阴暗面，矮化甚至丑化人心人性，带来社会道德恐慌、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摧毁意识形态文化的道德基础。
历史唯物主义信仰的缺乏是泛道德化批判思维的方法论根源；儒家德性论和德治论传统是泛道德化批判思维的历史文化基因；网媒时代社会意识网媒化、网媒意识矮化和丑化社会现实是泛道德批判的主要土壤。为了避免陷入泛道德化批判的误区，在处理理性与感性的二维关系中，努力培育将科学批判与道德批判有机结合的科学批判观；在甄别“客观存在的事实”与“个别性的事例”、“现实”与“现存”等基础上养成唯物辩证的思维理念；在直面道德矛盾冲突中，提升道德审美能力，培养勇于道德担当的责任意识。
理想信念是意识形态文化的灵魂，而理想信念淡化的理论根源同样是唯物史观的缺乏，例如，那些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人，他们大多是只考察事物的结果，而没有深入分析其原因，或者静止而非历史地比较。那些坚信近现代中国错误论特别是认为中国不具备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主要是陷入庸俗生产力论而不是真正坚持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那些认为共产主义不可能实现的人，一方面对共产主义作了窄化理解，另一方面也未能运用唯物史观来分析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而是用抽象人性论（即异化了的、人性自私论）来评判共产主义的未来。
新兴媒体原本是为思想文化的发展创造了重要的新平台，但人们在这个虚拟世界里似乎一下子丧失了在现实生活中的说话能力，毫无根据的谣言、捕风捉影的传言等无一不透露出言说者哲学理性的缺乏。因此，应当在全国尤其是大学生中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通识教育。
4.推进官德建设制度化，以增强文化安全的政治基础。政府官员是文化的引领者和宣传者，他们的素质特别是道德素质状况影响到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影响到党的执政合法性和社会主义制度安全。如果上述调研数据所显示的有五成的人对政府官员道德不满意这一状况不能彻底改善，就意味着政治文化安全失去了政治根基，政府官员倘若成了道德的反面典型，它对政治文化的损害便是釜底抽薪式的。客观地说，积极领导干部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由于我们的制度建设滞后，未能有效地保护他们，借鉴国外经验和我们的教训，首先，对公务员职业道德进行立法。将公务员职业道德分解为更加详细而可操作性的规范，并将其制度化。其次，建立和完善对违反公务员职业道德行为的惩处机制。这其中主要包括惩处和监督机构的设立、功能和权限的规范与完善等。再次，不同系统和具体部门要将本系统内的公务员道德要求规章制度化，形成完善合理的可操作的奖惩体系。公务员道德法制化的外部保障条件是重要的支撑，它主要包括：第一，真正落实公务员选拔任用的民主集中制度，把道德素质和民心民意两个因素作为核心的考量指标，尽量减少上级领导的干预，彻底杜绝任人唯亲现象。第二，为公务员提供基本和有尊严的物质生活保障。第三，将公务员道德细化，落实到具体的工作细节中去。
5.加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现全民的价值认同。首先，提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战略意义的思想认识。要从国家安危和民族兴亡的战略全局高度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意义。如果认识不到位，践行就不力。在经济全球化和经济文化化的时代里，就国际而言，国际政治制度的矛盾与斗争越来越来通过意识形态来展开，而意识形态又集中在核心价值观之角力上――近年来关于普世价值之喧嚣便是西方借助于意识形态特别是核心价值观进行和平演变之证明。虽然我国经济社会取得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难以企及的成就，出现了“西弱东强”的态势，然而，在意识形态领域“西强东弱”的局面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和平演变依然是西方敌对势力对付社会主义中国的最主要手段，因此，中国共产党能否牢牢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便成为其政治领导权乃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否得到巩固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前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和核心价值观的概括是对全球化时代意识形态“西强东弱”现状的积极应对。
就国内而言，社会主义之中国，人们的精神世界将更加自由发展，利益多元和思想价值观念多样是合乎历史发展的必然，在当前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势下，特别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以及封建落后的官本位等各种错误价值观粉墨登场，造成了人们精神世界的巨大困惑与混乱，因此，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系到我国公民个人精神世界健康发展进而实现人生幸福的大事，关系到凝心聚力、形成共同理想，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一战略任务之大局。
其次，应当努力克服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教方面重论断轻论证之不足，要从对24字核心价值观的质疑入手，深入分析它与其它社会形态特别是资本主义核心价值的辩证关系，揭示其超越于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安全意识的意义篇9
意识形态安全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指保持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政治意识形态意相对稳定、完整。意识形态安全作为国家安全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就我国而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安全:第一是社会指导思想的安全。第二是社会政治信仰的安全。第三是社会道德秩序的安全。最后,意识形态安全还包括民族精神的安全。因此,当前维护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主要就是要做到维护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全社会指导思想的地位不动摇,确保共产主义信仰是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政治信仰并愿意为此而努力,维护和建设社会主义道德秩序,安定社会生活,弘扬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把中华儿女团结起来,朝着共同目标奋斗。当前,在经济、科技、政治发展的冲击之下,时代正处于一个极为深刻的变革过程中,全球化的浪潮正在席卷世界。全球化带来了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相互交融和激荡,它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的生产方式、利益格局和全部经济秩序,而且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整个价值体系。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融入世界发展的潮流会给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机遇,也是必然的选择。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当今世界的全球化是不对等的,西方国家利用其经济和科技优势以及对全球各种传媒和网络垄断性经营,以更加强烈与更隐蔽的方式向我国强制推行西方大国制定的游戏规则,推行其强权政治、价值观念和谋取利益,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和意识形态渗透,影响、干扰甚至破坏国家的主权、政府的权威和政局的稳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相互交融和激荡,它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的生产方式、利益格局和全部经济秩序,而且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整个价值体系。
2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
(1)从互联网角度看。随着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在网上对别国进行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政治制度、生活方式的宣传变得简便易行。西方国家一直注重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文化的渗透,企图通过文化渗透达到影响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从而实现其“和平演变”的最终目的。西方国家在互联网上占有绝对优势,他们会尽可能地利用互联网对我国进行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渗透。从现实情况看,目前互联网上所充斥的大量信息是经过意识形态过滤的,带有浓烈的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色彩,甚至西方一些颓废、有害的观念和思想会通过互联网这条渠道影响我国的群众,使我国群众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产生变化,从而造成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较大冲击和挑战。
(2)从我国对外开放角度看。借着我国改革开放之风涌进来的西方文化中的可借鉴和应抵制的因素,所有这些都混杂、交织在一起,影响着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特别是我国加入了wto,扩大了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使西方的各种不同观点、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甚至消极、不健康和反动的思想观点大量涌入,这无疑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且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了诸如道德滑坡、腐败和个人至上思潮等一些消极因素,也削弱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力量,对此我们决不能熟视无睹。
(3)新自由主义思想对人们思想观念乃至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侵蚀。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兴起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美国,它主张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对市场的自由放任,反对一切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主张个人活动和发展的完全自由等等。西方国家,为了实现他们的险恶目的,向我国大肆贩卖新自由主义。这种思潮在本质上就是要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否定马克思主义,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4)从国际上看,在当代世界,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虽然呈现出多种复杂情况,但突出表现在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思想体系的根本对立。双方争斗的主要形式是以意识形态作武器进行“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因为,从十月革命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一直不遗余力地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动各种攻势,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进行意识形态渗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积极与流亡在外的所谓“民运分子”、邪教法轮功和我国境内的敌对分子相勾结,企图联手行动。他们不断利用所谓人权、民主、自由、民族、宗教问题等作为政治思想武器,对社会主义国家开展心理战和宣传战。他们还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诱压结合、区别对待、各个击破的政策,以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现在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西方敌对势力加紧以各种手段和方式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的政治战略,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5)从全球化角度看,无论是从全球化形成的历史来看,还是从今日全球化的事实来看,全球化的意识形态性是十分明显的。表明全球化不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它存在着意识形态陷阱。西方国家会凭借自己主导的全球化过程,乘着我国加入wto、扩大对外开放之机,加紧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活动。但自从冷战结束,特别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改变了策略,总是试图掩盖其意识形态目的以迷惑世界。我国坚持的是建设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同时又仍属于不发达国家,“免疫力”差,而对加速进行的全球化浪潮及其过程中西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渗透,应保持清醒的认识,尤其是对依托于前沿技术的文化侵略与生活方式颠覆,应有有效的应对策略。
3新时期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方法与途径
(1)坚持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任何一个社会的思想领域,总是由那个社会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任何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其政治统治,都要竭力维护和发展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都表明,一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除了要靠坚强的政治领导、雄厚的经济基础、完备的制度和法治,社会成员思想上的统一和稳定也是非常重要的。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核心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思想。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保证。在当代中国,提高党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能力,必须坚持和巩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当前最根本的就是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文化建设,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2)构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维护社会主义道德秩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道德建设的体系结构是多层次的。其最高层次是共产主义道德,其次是社会主义道德,再次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实生活中出现的一般道德。共产主义道德是应有道德。社会主义道德总的来说是实有道德,但也有一定的应有道德成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下社会生活的一般实有道德比较复杂,其中不可避免地会有封建道德(如男尊女卑)和资本主义道德(如个人主义)的影响,但这两种道德只能是残余,而且主要以其影响导致类似道德现实的出现,且已不占主体地位。总的来讲,倡导理想道德,巩固实有道德,抵制封建道德和资本主义道德的侵蚀,是维护社会主义道德秩序的重要任务。因此,构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必须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核心,以集体主义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原则,以诚信教育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构建家庭、学校、单位、社会一体化的道德教育网络,营造浓郁的舆论和教育氛围,加强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全面提高国民的道德素质
安全意识的意义篇10
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三大发明预告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到来。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每一次科技的进步，都带动着不同国家的意识形态建设的发展。[1]21世纪，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并不单单代表一个纯粹的技术统治，而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价值观在内的全方位的历史进程。一方面，大数据不仅带来了各个国家文化的相互碰撞和激荡，深刻地改变着世界的分配格局和政治秩序；另一方面，信息时代影响着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人们的价值判断和社会发展的选择。正如列宁所说：“思想一经群众所掌握，就会变为力量。”现在，我们有7亿网民，互联网给人们提供了获取信息和交流工作的新渠道和新空间，但也使面临意识形态安全领域的严峻挑战。因此，我们必须研究探索大数据时代下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路径，拓宽其传播途径和宣传方式，积极有效抵制西方反华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
一、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安全
1842年，马克思担任《莱茵报》的主编，他观察到经济因素和社会关系二者的辨证关系，批判了普鲁士书报检查令和虚伪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本质，确立了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在1844年的《德法年鉴》中，从宗教批判转向了对德国的现实制度和反动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政治批判转向了对经济批判，并通过《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大体上建立了科学的意识形态理论体系，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第一卷）著作中对这一体系进行了检验和再系统化，在经典著作《哥达纲领批判》和《反杜林论》及恩格斯晚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中，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意识形态理论体系，而且揭示出了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原理和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意识形态建设的过渡性问题。这些理论都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学说。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两部著作中集中论述了意识形态的概念。1846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指出，社会意识是一定阶级或集团的思想价值体系。它是指在一定的阶级社会中，建立在一定的法律、哲学、道德、艺术、宗教基础之上的观念的上层建筑。1858年，马克思在《序言》一书中，批判了商品拜物教，揭露了资产阶级的剥削本质和与其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理论体系。因此，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必须掌握意识形态安全领域客观存在的规律，在此基础上，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长期以来学者们普遍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一个国家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国家形象不受任何外来异质威胁的相对稳定的状态。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特指中国共产党执政下，采取各种方式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国家思想体系和思想路线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挥了重要的智力支持和精神支柱作用。
21世纪，在思想多元化的意识形态兴起的背景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改革开放深化的过程中和社会的转型中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对此，我们应根据现实趋势和时代变化，主动更新观念，及时调整策略，重视并积极探索信息技术。在一个以大数据倒逼的时代下，占领网络阵地的至高点，是坚定“三个自信”，把握“四个全面”，落实“五大理念”，实现“中国梦”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严峻而紧迫的政治任务和思想任务。
二、大数据时代意识形态安全的新特点
2012年以来，大数据（bigdata）一词被人们越来越多地提及，大数据是由网络科技和各种科学设备等多种数据源生成的大规模数据集。21世纪，大数据通过Volume（大量）、Velocity（高速）、Variety（多样）、Value（价值）四个特点，全面渗透到人们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给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思维方式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在网络和新媒体的推动下，各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传播力也越来越广，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大数据的预测、分析功能不仅给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构建提供了巨大的契机，也为其带来了严峻的挑战。由此，意识形态安全已成为我国当前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迎接挑战，深入研究，抓住机遇，开创意识形态建设的新局面。在大数据时代，意识形态安全呈现出三个新特点：
（一）意识形态安全的“多维性”
信息技术的兴起和迅速发展，使意识形态安全研究的内涵和外延涉及的范围和层面已经超越了国家和军事层面，其安全的着眼点由“维护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单一性为主的安全价值基点，横向延伸直至全球、纵向承载体拓展深入国内直至公民个体。在网络的虚拟空间下，意识形态安全的“复合”范围拓展到了经济、政治、文化、信仰、价值观安全等领域的多维度安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不仅关涉主权国家，更是需要全世界共同关心的问题。对此，我们需要树立新的意识形态安全观，建构意识形态安全机制，并为其他安全提供理论引导、精神引领和价值支撑。
（二）意识形态安全的“外源性”
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着先进的技术优势，转移作战方式和作战空间，全方位发展网络的“移动化”的软实力渗透传播；扩张新媒体主导的意识形态霸权和文化霸权；开发研制突破中国的网络监控技术，通过网络传播方式和传播途径，着力推行西方的“分化”和“西化”策略，妄图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即西方一些反华势力妄图通过网络传播所谓的“普世价值”、历史虚无主义等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消解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甚至不惜编造谎言，加强对中国的丑化和妖魔化宣传。因此，排斥其他意识形态的干扰，刻不容缓。
2.创新网络话语体系增强宣传实效。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历史和实践表明，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理论创新更是其他一切创新的前提和先导。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发展的理论，就需要将我国的国情和其自身不断融合，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继承中创新自身特色的意识形态，不断增强其吸引力和说服力。其一，要创新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方式，将理性政治和感性表达相结合，运用数字、图画等艺术表现形式，拉近与大众的心理距离。把握宣传的广度，拿捏宣传的力度，注重宣传实效。其二，要积极吸收借鉴人类世界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借助传统文化和道德的力量充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道德力量和体系。其三，要了解现代传媒的传播规律，对传统优秀文化中的资源进行创新性转化，传播、强化、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中国思想和中国风格。
3.培养一支专业的网络人才队伍。我们要积极主动地适应网络发展的新形势，加强战略阵地建设，努力培养一批具有一定理论专业水平的思想政治队伍建设者，主动掌握信息网络通信的发展趋势，加强网络红色阵地的社会主义方针、理论、政策的宣传，在信息领域思想政治工作中，一方面，使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影响范围，体现国家意志；另一方面，传播到西方社会的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也可以削弱互联网的负面影响，保障了主流思想的贯彻和落实。使互联网成为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渠道，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深入人心，使更多干部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科学性的认识，并转化为改造实践的物质力量。
（二）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胡锦涛在十四届六中全会上讲话指出：“意识形态领域是敌对势力同我们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如果这个阵地出了问题，就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甚至丧失政权。敌对势力要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总是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缺口，先从搞乱人们的意识下手。”历史经验表明，意识形态的主阵地，如果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各种反动思潮就必然会去占领。目前，互联网的信息传播的交互性已然成为各种舆论的阵地。正如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在《权力的转移》一书中所指出的：“世界已经离开了暴力与金钱控制的时代，而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拥有信息强权的人的手里，他们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权，利用英语这种强大的文化语言优势，达到暴力、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8]因此，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也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和传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引领整合各种思潮增强主流意识话语权。网络等新媒体中各种思潮的滋长蔓延，其目的都是与马克思主义争夺思想的主导权。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攻坚期，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渗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需要不断增强体系话语权。同志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如何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社会思潮的关系，这就要弄清楚各种社会思潮背后的历史背景，利益诉求，目的趋向。一方面，要尊重差异，引领整合兼容各种思想意识；另一方面，要旗帜鲜明地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亮出底线，强调划界批驳，凝聚共识，齐心协力。
2.将“利益诉求”与“感性表达”相结合。人的信仰总是与需要、利益、诉求相关联的，“关怀”到什么程度，就会“唤起了”多少“热情”。“思想”一旦离开“利益”，[9]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一种意识形态，如果它不符合人们的利益和经验，就决不会成为这些人的意识形态。”[10]因此，大数据时代下，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不能仅停留在政治层面，我们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分析日常生活中群众的心理期待和利益诉求，处理好网络政治主义生态和政治逻辑语言，给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关注民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才能从根本上形成广泛的道德文化感染力和认同力。
3.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为了实现我国两个“一百年”的目标，我们要学会通过网络网上网下走群众路线，要形成社会大家庭的同心圆，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和“整合”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兴国之魂，安国之器，回答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用什么样的精神旗帜带领全体人民开拓前进。我们必须坚持用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来鼓舞人民的斗志，巩固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思想基础的，网络文化控制力和引导力，牢牢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和创造性，共同在网络信息时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继续前进。
（三）从被动接受到积极自觉
通过网络渠道获得信息，面对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行为和思维方式以及价值体系，而且对国家、社会、工作也产生新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更多的是呈现出了自发性和非理性的特点。但经过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历史进程，人们逐渐由原先不自觉的“自在”状态转变为今天有意识的“自为”状态。
1.主动增强网络宣传工作的渗透力。当下，我们在网络虚拟空间下不仅要巩固和发展党报杂志在内的传统媒体，而且要积极抢占包括互联网和移动设备在内的各大新兴媒体，加快建立一批特色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宣传的网络红色主流网站，并积极鼓励国内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工作者创建个人主页，主动宣传国家重大思想并建立统一的网络舆情监控和反馈机制，及时了解并跟踪不同社会群体的思想状态及其价值取向，做好引导工作，防止“信息暴动”式消极思想蔓延。
2.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引导民众认同。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华夏文明，悠久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对维护我国的安定团结有着重大意义。但凡出现违背传统文化的事件，无论是普通的网民，还是官方的媒体都要一致对外，积极维护国家的尊严和民族的气节。因此，我们要借助传播媒介，唱响传统文化主旋律，用更符合民众易于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协调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让人们感受、理解传统文化的实践性和生动性，努力建设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
3.积极发挥大数据应用和分析专家的作用。信息化时代大数据在意识形态舆情监测方面发挥了重大的实践作用。大数据应用和分析专家的技术监控和数据分析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弘扬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智库”专家们往往起着“领头羊”的作用。专家们通过海量的数据预测和分析解读国家的大政方针，使党的决策被人民理解和接受，明确了意识形态安全是“为什么人”，增强了认同感和合法性，弘扬了民主和科学的精神。
（四）从网络立法到净化网络空间
2016年4月19日，在京召开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加快网络立法，完善网络监管，化解网络中存在的风险。立法是净化网络空间的必经之路，网络世界也要受法律约束。如何在尊重各种多元意识形态传播的规律下，化解网络风险，成为当下面临的重要课题。许多不法分子利用网络监管缺失和民众法律意识淡泊，盗窃或出售对一些涉及国家重大安全和有关的数据，实施一些违反党纪国法的网络犯罪和网络诈骗行为，对执法部门的传统执法方式和执法思路都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依法加大对互联网的数据管理，加强对互联网的监管力度，提升网上执法力，构建网络空间意识形态的新秩序就显得更为急迫。
1.加强科技的投入，提高网络技术。面对网络时代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态势，我们要采取硬件和软件双管齐下的战略。优化网络的数据化的方向、宽带化的方向和智能化的方向，研制高端核心技术，研发各种抵制反动、有害信息的技术软件，努力提高集思想性与娱乐性为一体的中文信息软件比率，打破西方网络文化垄断网络世界的神话。
2.加强互联网领域的立法，规范网络行为。网络的舆情监管需要法律法规，由于信息技术刚兴起时，没有与之相关的法律法规，使得消极的意识形态传播泛滥。近年来，我国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规范了网络信息传播机制，构建了网络信息管理的基本架构，健全了网络审查制度及网络管理的法律体系，净化了网络空间。在网络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和网民自由言论的基础上，为控制意识形态的传播提供了法律依据，强化了网络法制宣传教育，提升了民众自觉自愿遵守信息网络法律意识，真正做到了信息网络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